作者：关军
出版社：上海文化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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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后为大试读：
自序一 是我想得太多，还是他们想得太少
七年前，我刚刚结婚，骇人之事就随之上演：除了我妈之外，居然还有那么多人关心着一个很私人的话题——关军该不该要孩子。关切者多为我的朋友，有的已经生了，于是现身说法，讲述育儿的幸福，还经常会取出照片让人受不了地流露对孩子的殷殷深情；有的每次见面都是一副封山育林、如临大敌的阵势，他们不能理解和容忍我在这么神圣的人生使命面前的迟疑；即便一些自己没想清楚的人，也催促我赶紧弄个孩子出来——知道吗，这会让我很膨胀，仿佛自己的决定对于那些犹豫中的人具有指针意义。面对他们的盛情，我总是直抒胸臆：不生。很抱歉我的决定让他们失望。其实这么说对我很不公平，毕竟，是他们首先让我失望的。绝大多数规劝我的人，其理由非但没有说服我，还让我怀疑他们的抉择是不是足够理智，足够严谨。姑且从他们的箩筐里拎出几条司空见惯的说辞吧——小孩儿多好玩啊；为什么不给父母一个交代呢？你们的美好爱情需要一个结晶哟；有了孩子才是完整的生命哎；没有后代老了怎么办哪？你那么优秀不传宗接代多可惜呀（听着最舒坦的一条）；应该承担延续后代的责任哎……错不了的，多数人不是都在生吗（简单粗暴的想法）？还有一些朋友对我进行“以其昏昏使人昭昭”的说教。他们说，本来也想不生，一不留神就怀上了，命中该有个孩子吧，而且生完也没后悔啊。他们的意思我明白：别瞻前顾后的，just do it（放胆做）。我其实极其迷恋孩童的天真烂漫，迷恋淙淙溪水般的明眸和青嫩欲滴的懵懂。但是，我必须提醒自己：你要面临的选择是要不要带一个生命到这个世界上，陪伴其十八年甚或更久，而非要不要把一件不错的玩具带回家，霸占其最初几年的“好玩”。你看，箩筐里的第一条理由在我的真诚思考面前露出了自己可笑的本质。至于其他若干理由，恕不各个击破了，这部书稿，正是投向上述劝生理由的冷眼。在朋友的诸多劝谕中，唯一一个击中我软肋的理由是：能陪伴一个新生命的成长将会多么美好。前几天还被一位网友的动人词句打动了一小下：我会欣赏大自然的精灵，从小到大，仔细欣赏，愿意买最贵的看台，满怀感激。不过仔细想想，美好还是以“我”为出发点而非孩子，况且，我不该无限放大这个理由而遮蔽那么多张反对票的存在。《孟子·离娄上》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我倒是觉得，在抽离了语境之后，“无后为大”这四个大字倒是金光闪闪，充满了真知灼见。翻译成白话文就是：不要后代是最最重要的。无论婚前还是婚后，我只是简单倾向于不要孩子，并未就此深入思考。最近几年，因为总是被置于为什么“断后”的质疑中，我不免惶惑起来，一方面觉得这些人实在奇怪，一方面又在想，是不是我该更慎重地考虑这个问题？我至少通读了三四十本与生命、成长、心理、教育、伦理、社会环境等相关的书籍，还找一些不想做父母、计划做父母、刚刚做了父母、早已成为父母的人聊天。关于繁育，看的书多了，想的事多了，就有点千军万马的气势了：几十条不该要孩子的理由与几条不妨要孩子的理由，偶尔会在我这里掐架，迄今为止，后者仍未尝胜绩。专栏作者周泽雄读了意大利作家奥莉亚娜·法拉奇《给一个未出生孩子的信》，感叹道：“一个现代女人只要在‘生还是不生’的问题上稍加凝眸，就会发现，那是一个具有核裂变规模的问题。”其实，男人也不该逃脱于这个轰然作响的课题。我亲历了这场核裂变，气流激荡，将我推向这样一些无可回避的诘问：我们如何看待自身？如何解读亲情背后的诉求？如何看待身处的家国、社会、自然界？如何处理两代人之间的关系？一位因育儿成功被众人倾慕的母亲，和我说过这么一段话：“随着年纪渐长，对生与不生的问题有所思考，开始有很多否定。简单地说，否定的终极根源是恐惧。……一个人，一旦有了一件至爱珍宝，他的内心就不得安宁了。”此外，至少有五六个做了家长的朋友，私下里向我表达了悔意：一种辛劳、不安、失去自我的复杂感受，让他们重新思考生育选择的对错。非常遗憾，此种感受只适合亲密朋友间的交流，为了不伤害孩子，没有人愿意现身说法。不过，他们的出现至少让我感到，在生育问题上的义无反顾是危险的，值得怀疑的。生还是不生，当属现代人的母题之一吧，让人费解的是，好像还真没见到哪怕一本满怀诚意探讨它的中文书。那我就当仁不让了。思考得越多，遇到劝生的人我就越愁苦——生养一个孩子，总归是比写一本书重大不知多少倍的事情吧，他们却那么生猛决绝。是我想得太多，还是他们想得太少？你是否发现，这个时代万物迅疾，唯有头脑被远远丢在身后。即便是受教育程度很高的人，许多也不愿意亲自用头脑仔细想想，生育究竟意味着什么。真是应验了美国大作家索尔·贝娄的那句话：“胆怯的智慧还在犹豫的时候，勇敢的无知已经行动了。”很抱歉，还是未能避免地评价了他人的生活选择，就此打住。在这本书里，我将尽力做到不对他人进行任何劝诫，只须专注地把自己为什么“断后”、出了什么问题说清楚。我希望看到这本书的是这样一些人：将来准备成为父母或犹豫未决的人，刚刚成为父母的人，给子女施加过生育压力的人。我尤其期盼男性读者。对于男人而言，从生物性的角度，他天然地不必对生育负有太大责任；从社会性的角度，男人需要承担更多的理性思考的任务，应该对生育与否给出负责任的可行性报告。当你拿起这本书，请首先接受我对你的勇气的赞美。为什么要生或为什么不生，本是严峻得无可躲闪的课题，因其严峻，反而逃避者众。现在，无论你选择生还是不生，都成为了深入思考的共同体之一员，就让我们为此话题一起纠结吧。自序二 更坦然地自私
遇到劝生的人，我通常希望躲着走。不过，厌弃未必是单方面的。也许这些朋友劝说我未遂，心下也在叨咕：这男人如此怕担责任？不要孩子本身就够自私了，居然还出来宣扬，简直涉嫌反人类。不知什么时候起，“自私”在我们这里成了一个坏词。依我看，它仅仅是对人之本性的描述而已，不应与道德沾边儿，市场经济与法治社会，不就是基于对人类私欲的认可与尊重吗？绝对意义的无私是不存在的，我们看到的“无私”，只是不同层次、不同特质的自我欲求的转换而已。基于这样的信念，对于“自私”一词，我从来不当做人格指控。生与不生都不是什么无私之举，区别仅仅在于，不生是绿色的、无公害的自私，生则未必。人类社会的最基本道德准则，就是你的自私不要通过损害他人的利益来实现。假如父母不确定能给孩子一份他想要的人生，我坚持认为，这样的自私就损害了他人的利益，而且是最最核心的利益。克里希那穆提是我欣赏的印度智者，他的思想超越了宗教和种族局限，在欧美一些地方亦被奉为心灵之师。“育与教”是克里希那穆提的几大母题之一，他曾在书中写道：“父母是否曾经自问，为何要生孩子？他们要孩子，是为了延续他们的姓氏，接管他们的财产吗？他们要孩子，只是为了自己高兴，为了满足自己情感上的需要吗？如果是这样的话，则孩子便成了父母的欲望和恐惧的投影而已。”不需老先生提醒，我打定主意不做父亲之时，确曾要求自己诚实地回答几个问题——不要孩子是不是很自私？当然。（我毫不犹豫地回答）你认为有没有无私地生一个孩子的可能？没有。除非……除非什么？除非我生育的唯一目的仅仅是承担人类繁衍的职责。你难道不可以承担这职责吗？目前没这个必要。我很欣慰在这次问答中保持了坦率。人活一世，骗骗别人总是在所难免，不过假如自己也成了受骗者，还是太可悲了。阅读中，我也见到了一些坦诚面对自我的作者。比如王朔，他并不否认其人性中的自私，不过这样的生存原则有一天遇到了挑战。他在《致女儿书》中写道：“你是孩子，因我出生，这不是交易，是一个单方行为，在这里，唯独在你，我的自私法则走到了尽头。”当孩子已经出生，如王朔这种敏感、焦虑又时时自省的父亲，注定要在纠结中沉浮了。我对自己的担心是，在孩子面前不能从容自私，却又高尚不起来。既然一切还来得及，干脆斩绝后患。没有孩子的牵绊，我就可以更加坦然地自私了。大体上，我认同诺贝尔奖得主、美国经济学家加里·贝克尔的理论，即生育本质上是一种投资行为。投资人期望的回报各异，也会有多种因素混杂。无论怎样，都没有理由把生育行为神圣化。随着物质充裕、个性解放带来的[1]生活方式剧变，以及生育投入产出的愈发不对等，丁克将成为越来越普遍的选择，无论你欣赏它的洒脱还是鄙夷它的冷血，都难以逆转人类发展的潮流。在我这里，再三打量自己，最终认定做父亲的风险过大，且收益不抵投入，如果贸然而为，祸害子孙、殃及无辜的可能性很大。我之自私，客观上恰是对自己和一个生命负责。“只要人活着，绝不会消失的唯一情欲是自爱。”法国思想家卢梭在《爱弥儿》中如是说。承认人是自私的，其实一点儿都不残酷，正视这个前提的、诚实的人，才可能真正像尊重自己一样尊重他人，像关注一己之利一样关注公众利益。利己主义与利他主义不是敌对关系，从心理学上分析，利他只是自我认知、自我价值的外迁而已。“利益诉求”之外，我并不否认两代人之间存在某些单纯又美好的感情，我也在个别瞬间有过柳絮一般的遐想：我的孩子，一个身上有我之血统和基因的人，会不会喜欢梅西和费德勒？会不会为酗酒而苦恼？会跟一个什么样的女孩拍拖？我们的眼神交错会像初恋一样温存吗？此刻，或许是生育的本能在召唤。只可惜，这召唤的气场太薄弱了。我最初产生不要孩子的念头，肯定是非常感性、随意和简单的，它到底来自什么，已经记不清了。我能确定的是，那一瞬间绝对没想到生育对孩子意味着什么，在意的都是自己的感受。现在我进化了一点儿，对孩子困境的设想越发增加了我的不安。中国人生育之后的剧本大体如此：更深地迷失自我，并将人生价值附着于晚辈，令后者无法真实体验活着。我们所标榜的亲情即使不算虚妄，至少难言清澈。中国文化以注重家庭伦理之名，任由家长的占有欲、支配欲对晚辈的个性进行压抑与剥夺，这种隐性伤害还在代际间不断传递。如今的孩子貌似被奉为掌上明珠，但多数时候恰恰是家长欲求的更扭曲的映现。现在，部分人的觉醒带来的是观念冲突的显性化。我经常去豆瓣网的“父母皆祸害”小组浏览，那里聚集着数以万计的家庭悲剧的受害者。除了抱怨，一些年轻人显得忧心忡忡：我将来做了父母能避免祸害孩子吗？还有个别已经初为父母的，则苦恼地发现自己身上仍残留上一代的毒素。与他们一样，我也觉得祸害的病毒具有遗传性，还可能变异，在抗体能量不够确定的情况下，拒绝繁衍是结束祸害的唯一手段。我，一个自私的人，为什么要用一本书的容量来陈述“断后”的理由？可以肯定，它不是为了给父母一个交代（相反，书中某些内容可能会让他们无法接受），也不是想给自己寻找安慰。至于动机何在，实在没必要回答。假如你不是刑侦人员，千万别做世界上最无聊的事情——追究他人的动机。多少次，我们迷失于对某一举动的动机猜想，却忽略了此举本身的价值所在。在这本书里，我的一切思考的出发点是——这可是一条人命，我们一生中没有什么抉择会比这个重大，尤其不容忽视的一点在于，老板可以炒掉，结婚证可以撕毁，连性别都能人工篡改，而生了孩子却不能要求退回，它是不可逆的。生或不生，都是值得尊重的天赋人权，重要的是，想清楚先。请尽量撇除一些似是而非的、自欺欺人的或人云亦云的理由，坦率地面对自己的欲求。兹事体大，不可造次。注释[1]丁克是英文DINK（Double/Dual Income No Kids）的音译，意思是“双收入”却主动不要孩子。西方也常用Child-Free一词，意为主动放弃生育，与生理原因无关。上篇 人生神圣
我热爱自己的小宇宙，沉迷于一呼一吸间生命的燃烧，此火为大，至于它是否微不足道，至于浩渺星汉之中发生了什么，对我又有什么所谓？我如此热爱自己的生命，因此，我也仇视对它的一切形式的漠视与戕害。在此，我愿意一千次地重复自己那看似有违常理的观点——假如你不珍视别人的生命，那不是因为你太爱自己了，只能说明你对自己的生命爱得还不够。是否能把孩子的人生从你的自爱中剥离出来，是否可以更多地真正顾及孩子的感受？这取决于你对于人的敬畏程度。让我们凝眸人之生命，它是这本书中所有思考的基石。关于生命创造的凝眸与敬畏
假如你不珍视别人的生命，那不是因为你太爱自己了，只能说明你对自己的生命爱得还不够。我曾站在北川老城残破的牌楼前，如同停驻于生命的终点站。其时大地震已过去74小时，废墟间鲜有凄厉的呼救，到处是人体的腐臭，它不同于任何一种生理上难以忍受的味道，如幽灵般停滞在空气中逼视你，让人彻底绝望又无可逃遁。进入县城的必经之路上，堆满了横七竖八的尸体，它们大多被浅蓝或浅绿的塑料袋包裹（不知道为什么袋子是透明的），因此，死者肌肤的颜色不是单纯的苍白。生者默不做声地行进，他们必须像跨过凌乱的枕木一样，在尸袋之间艰难地寻找落脚点。某些时候，鞋子不可避免地碰到僵硬的肢体，我也并无惊惧。回忆这个场景的时候，我只是平静地想，人的生命，就这么被造物主一句招呼也不打地大规模收回了，此际，无所谓尊严与否，透明塑料袋就搞定了一切。
我曾硬着头皮阅读霍金的《时间简史》，必须承认，看不大懂，但敬畏总还是有的。我感受着常人思维难以理解的、时间空间皆无意义的浩瀚。那么，人类在这一切面前又算什么？连恒河里的一颗沙粒都算不上吧。
要是把命题交给一只显微镜来解说，就更没诗意了——所谓生命，只是一些以某种序列组合的细胞而已，微不足道，注定幻灭。
是的，这就是人，它始于一枚受精卵，终于一捧灰土。
看上去，我要抒发一个毫无新意的感慨：生命太卑微了。其实不然，恰恰是生命的卑微让我生发了另一句没新意的感慨：生命太神奇了。
记得一个印度哲人说过：“生命是某种不可能的事，它不应该存在却又存在着。”又好像某位中国作家说过，大千世界，无是常态，有是奇迹，而人类出现在地球上，是奇迹中的奇迹。
我们确实见证了奇迹。人类这个物种，创造了足以让自己迷失其中的科技迷宫，创造了超越现实维度的思想与艺术，或许，它也是所有生命体中唯一可以进行自我认知的种群。人类作为整体，体现着无尽渺小与无限伟大共存的悖论。
这悖论也适用于个体。每一个人那貌似轻飘的生命都是瑰丽的，奇绝的，独一无二的。
无需借助显微镜，仅仅凭自己的意念去凝视一枚受精卵吧，这外观像一只话梅、微小到肉眼无法捕捉的单细胞，里面居然饱含着生命的全部密码和程序。先是两枚细胞融合，成为了它，然后是间隔差不多12小时的不断分裂，分裂出来的细胞带上各自的使命继续分裂。DNA也随之不断复制，然后拆分。密码一一打开，它催动心脏跃动，催动语言表达，催动情窦萌发，也催动衰老与恐惧。这就是人生，在多则百十来年里，一个人可以自成一个宇宙。
我热爱自己的小宇宙，沉迷于一呼一吸间生命的燃烧，此火为大，至于它是否微不足道，至于浩渺星汉之中发生了什么，对我又有什么所谓？我如此热爱自己的生命，因此，我也仇视一切形式的对它的漠视与戕害。在此，我愿意一千次地重复自己那看似有违常理的观点——假如你不珍视别人的生命，那不是因为你太爱自己了，只能说明你对自己的生命爱得还不够。
每个个体生命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当一个生命经由你而降临，它不该被视为你的财产，不该被视为你的作品，也不该被视为你生命的一部分；相互之间都无须感谢，你们仅仅是造物主安排的亲密伙伴。基于这样的认知，两代人之间的情感才不至于被玷污和扭曲，真正美好的代际关系才成为可能。
在我身边，经常发生这样的意外——某位朋友说自己还没想好要不要孩子，就怀上了，他们把这视为神的旨意。那意思，搞出小生命的不是一对饮食男女，而是上帝他老人家本人。我偶尔怀疑，他们所谓之意外、无心之失，也许是一种潜意识状态下的有意为之。
已故意大利传奇记者法拉奇，堪称史上最伟大的新闻人之一。她睥睨上帝、权力与世俗，在自己的事业里富有雄心与激情。法拉奇对爱情、婚姻持否定态度，但这并没有阻碍她对一个希腊男子产生短暂的好感。他们很快分开，法拉奇却颇为意外地发现，片刻的激情居然孕育了生命。“我感到我掉进了一口深井，以致一切对我来说都显得那么恐惧、那么陌生。”法拉奇这样描述得知自己怀孕的那个夜晚，“我知道，这不是对其他事物的恐惧，因为我不在乎其他事物；这不是对上帝的恐惧，因为我不相信上帝；这也不是对痛苦的恐惧，因为我不畏惧痛苦。这是对你的恐惧，对突然把你从虚无中抛出、让你附着在我身上的这样一件事情的恐惧。”
那极其艰难的几个月里，法拉奇一路摇摆着。她写了一本《给一个未出生孩子的信》，记录自己的复杂体验。她的理智拒绝成为一个母亲，但是，她又对一个已经萌芽的生命体充满敬畏，无法拒绝。
法拉奇承受着因意外而来的巨大痛苦，与她相比，我对生命的敬畏方式恰恰相反：因为敬畏，所以拒绝。
如果像三十岁时那样，又要面对一个选择的机会，我还是会残忍地向新生命关闭大门。当然，产生的罪孽感或许要十倍于十多年前。
现在，我养成云雨之际必穿“雨衣”的习惯，嗯，一定是优质的；也会严格依照安全规程操作。之所以如此，为的是不把自己推到被迫选择的困境，也不让自己在懵懂状态下抓到“命中注定”这个借口。
为什么生我
拒绝出生，一个无效的抗议，却不会因其无效而显得可笑。对于其他动物而言，无所谓什么繁衍意愿，生育只是它们的本能。人的问题就麻烦多了，按费孝通的说法，因为人可以干预交配——繁育的本能，所以生命延续必须依靠社会化的规范（生育制度）推动。比如在基督教国家，生养孩子被视作完成上帝交给的任务，而儒学国家的生育制度，是建立在孝道基础上的代际供养体系。除此之外，我想还有另一种普遍性的社会心理驱动力——人以生命的传承实现延续自身的心理安慰，对抗死亡恐惧。
我住的小区有一位女士，生养孩子的信念执著到可歌可泣的地步。她七次流产，最后那次甚为危险，据说血喷涌而出，溅到了墙上，连切盼孙辈的家人都劝她不要再生了。她不甘心，又尝试人工授精，仍未成功。这故事有着悲欣交集的续集，第八次怀孕之后，她终于遂了心愿，不久却查出自己罹患乳腺癌。医生说，与其多次流产的经历不无关系。
和这种执拗相对应的，是渐成规模的对生育权的放弃。现代社会，在东西方的许多国家，国民总体生育意愿低迷，人口甚至出现负增长，社会原有的生育制度面临失效的危险。它看似人类的自我背叛，实则是这个物种在行使对生命意义进行追问的特权。
为什么要生？不仅潜在的生育方有权提出质疑，我觉得潜在的被生育者同样有此权利。
如果将来有一个被定义为我的子女的人，指着我的鼻子问：你有什么权利把我带到这个世界上？你有什么权利决定我接受这样的教育，接触这样的人群？我料定自己不会觉得这很无礼，因为我心里早已对这一刻恐惧无数次了。
恐惧的原因，是我无法回答这样的质问。
鲁迅举过一个例子：在戏剧家易卜生的作品《群鬼》里，欧士华因为父亲的不检点，先天染了病毒，后来卧于病榻，生活得毫无尊严。他又很爱母亲阿夫人，不忍让她辛劳服侍，便藏着吗啡，想等到发作的时候由侍女瑞琴帮他吃下，了结此生。可是瑞琴走了，于是他只好托母亲了。欧士华：母亲，现在应该你帮我的忙了。阿夫人：我吗？欧士华：谁能及得上你。阿夫人：我！你的母亲！欧士华：正为那个。阿夫人：我，生你的人！欧士华：我不曾教你生我。并且给我的是一种什么日子？我不要他！你拿回去罢！
为什么生我，这样的疑问古今中外都有。在传播哲理的名著《苏菲的世界》里有这样一段：她居然不知道自己是谁，这不是太奇怪了吗？她也没有一点权利选择自己的长相，这不是太不合理了吗？这些事情都是她不得不接受的。也许她可以选择交什么朋友，但却不能选择自己要成为什么人。她甚至不曾选择要做人。
中国古人王梵志写过一首诗叫《我昔未生时》：我昔未生时，冥冥无所知。天公强生我，生我复何为？无衣使我寒，无食使我饥。还你天公我，还我未生时。
2010年夏天，我在北京约了一位“父母皆祸害”小组的成员见面。此前，她在小组里发了一篇长文，表达对自己父母的怨恨。她可不是什么“80后”，是一位“80后”青年的母亲。姑且叫她梁女士吧。
梁女士一岁多的时候，父亲被打成右派，母亲为保持自己的革命血统，与之离异。母亲有着狂热的革命工作热情，疏于照顾孩子，却没有疏于打骂。她粗暴残忍，会用火钳打破孩子的头颅。家庭成了梁女士和她哥哥的噩梦，母亲为了防止他们逃走，把户口簿和粮证都锁了起来。
如今，梁女士的儿子都已长大成人了，她却还在追问自己来到人世的意义。她五十六岁了，仍有一种被人爱抚、被人关切的渴求，那是她童年缺失的东西，恐怕再也无法得到。于是，她总想结束自己“不该获得”的生命。在小组里，她为自己起的网名是“拒绝出生”。
拒绝出生，一个无效的抗议，却不会因其无效而显得可笑。
我自己这条命，曾在生与不生之间挣扎了许久，但并非人力所能掌控。母亲的一生，如同社会底层版的林黛玉，因体弱多病而敏感焦虑。我在娘胎里就命运多舛，陪她一起吃了不少药。情况糟糕的时候，母亲想放弃我，于是服用打胎药；没想到我那么顽强，没打下来，于是赶紧服用保胎丸。听陪护的姨妈描述，生产那一刻，我父亲还在外地出差。出生后，我被推进一间抢救室，妈妈被推进另一间，紧张的抢救同步进行，两条命最终勉强保住。
也许与在娘胎里的遭际有关，我一直发育迟缓，体质柔弱，小学的前三年，还要靠同学背着通过校门前的一小段斜坡。这条小命，几年后能在足球场上跟着同学瞎跑，确实是个奇迹。遭此不幸的我，倒也从未抱怨父母把我带到这个世界上。疾病是难以预料的事情，况且孕育我的时候，恰是“文革”那种蛮荒年月，人们哪有可能深思生命的意义。我想，绝大多数人都不至于厌世到对自己的母亲说出：你拿回去吧。但是，这并不构成人们可以肆无忌惮地行使生育权的理由。
也许有人会说，我们只是生物之一种，繁衍无非本能。这样的说辞，有意无意间在遮蔽一个事实：人类具有社会性。
繁衍确为本能，但是，我没见哪种动植物与后代谈条件。一只王八不会对儿女说：小王八犊子（如果是兔子，它会说小兔崽子，以此类推），你因我而来，必须什么都听我的，将来还有义务赡养我。如你所知，人却会这么做，而且理直气壮。
哦，要生的时候你就强调人的动物性，向孩子要求顺从和回报的时候你就强调人的社会性，便宜都被你占了。
作为生命体，我知道有必要尊重它繁衍自身的规律和本能。不过我又贵为人类，有了更高级的思考和抉择的能力，这让我倾向于思考之后的结论。造物主始终缄默无语，我无从知道，今日这个自我失控的人类，是否违逆了他的本意。我愿替他做一次裁定，为生命的延续投下否决票。
此生多有迷茫
如此奔忙的意义何在，人们未必比蝼蚁知道得更多。此生最恐怖的一段经历，发生在青少年时代。不记得那是多大年纪，只记得是睡在我家唯一一间屋子的唯一一张单人床上，想必哥哥已经去读大学了，那我也该上初中了。木板床上的我与父母同处一个屋顶之下，却想着注定截然不同的事情。
恐怖的想法几乎每晚都要光临。先是想到宇宙是什么，那时候已经接触到了宇宙始于大爆炸的学说，但完全无法信服。我就想，凡事都有边界，宇宙怎么可能是没边的呢？有边也不对啊，边的外面又是什么？由宇宙进而想到了生命与死亡。死是怎么一回事儿？其实我清楚死亡，只是拒绝接受。死，意味着你拥有的一切突然就都被剥夺了，最要命的是，再也不会回来了。就如同落入某一个无边的黑夜，星月全无，不是另一段时间开始了，而是时间消失了。这样的想法，常常让我浑身战栗，无法入睡。
我相信多数人有着类似的青春期经历，都追问过生死的意义，我也相信，多数人除了害怕就是绝望，没找到什么答案。后来，这批青年虚长几岁，就活得现实甚至超现实起来。他们的逻辑是，想不明白就别想了，咱们还是苟且吧。我也跟着苟且了好多年，可还是不甘心啊——我未皈依宗教，信奉只有一世可活，难道连最最根本的问题都要放弃？
我曾站在北京最高楼宇——国贸三期的第八十层往下看，那是CBD的核心区，烈日无情烘烤着吃罢午餐的人群，无论是渺小程度、密集程度还是奔忙程度，你能想到的最恰切的喻体都是——蝼蚁。这个时候，我悲悯地认为，如此奔忙的意义何在，人们未必比蝼蚁知道得更多。
2010年世界杯期间，恰好值自己四十岁的生日，和几个伙伴在南非一家连锁海鲜馆美餐一顿，就算把生日过了。
与这个形式相比，更应该看重的是之前我送给自己的一份恢弘礼物，只不过外人很难体会它那空空如也的珍贵。
2009年秋天，我向供职的媒体辞职，如愿还给自己一个自由身，后来短期出来工作了一段，便重新开始赋闲生活。我推掉了几乎[1]所有的稿约，在家做起“大长今”，烧烧菜，上上网，发发呆，并慢慢寻找阅读的乐趣（我已将之遗失太久了）。发动机还在空转，轮子们都消停下来。
赋闲的动机起初是这样的：我觉得需要缓冲和休整，尤其作为一个以文字为生的人，我厌倦了自己程式化的、痛苦的、不真实的表达，希望通过停笔和阅读，进入一种不那么做作的写作状态。这样的初衷，按他们职场人流行的说辞，好像叫“放空”。
在家待了几个月，放空这个物理过程还没完成，不期然先起了化学变化。我发现我很享受舒缓安宁的生活。有一句话叫岁月静好，是吧，在静好岁月里发生的奇妙转变，就是我感受到了自己（这是从未有过的）。偶尔还无意识地检讨一下人性，类似心理学上所说的内观。与此同时，我自然会思考一下我的过往。
上大学的时候，同学间喜欢拿“怀疑人生”撒娇，比如张恩超跟同学借半斤饭票没人搭理他，他就会说“我开始怀疑人生了”。时光停滞在2010年某一个夏虫鸣唱在树枝的时候，我倒是真的开始怀疑自己的人生了。我难以对它的虚荣和虚妄视若无睹了。
后来看到了作家李海鹏的一篇专栏，讲他赋闲在家，早晨回去即已坐在楼下的树荫里享受秋凉，并偶尔陷入冥思。“我开始把自己生活中最主要的部分看做悲剧。我也反问自己，这是不是矫情，或者中产阶级空虚症呢？可是答案是，不是。事情发生得非常自然，夏天的时候，没什么契机，突然‘叮’的一声，我就清清楚楚地看到自己的生活是不对的。这就像一条鱼跳出鱼缸看到了自己。”真是心有戚戚焉，我也听到了那“叮”的一声。
需要想的问题一点都不复杂，我只是问自己，以往的生活是不是你真正想要的？这么一问，居然就傻眼了。多么荒谬啊，活了四十年的性命，竟禁不住一句如此简单的追问。
好在我还如此年轻，其重要标志就是知迷途其未远，对既往错谬的态度是修正而非逃避。如果“不惑”之说并非妄言，我是不是该庆幸自己在上课铃响的一瞬间跑进了新课堂？
长久静思之后，我非但没觉得自己变得暮气沉沉，反而听到了生命重新萌动、拔节生长的清脆之声。在那些比现在更老的岁月，回想自我赠送的生日大礼，希望我会感到欣慰和温暖。
总有一个更好的自己在前方，时至今日，我仍忙于赶路，未敢停歇。我将继续追问生命的意义，也许穷其一生也没得到答案，我并不会因此而感到虚无。我也不准备把这个课题托付给任何神灵的指引，生命是我的，且让我执迷下去吧。
当自己仍在迷茫与求索的长路上，我不认为有资格生养新生命。注释[1]大长今，韩国文化广播（MBC）电视台出品的长篇古装连续剧主人公，擅长烹饪。
凑合活着？那就算了
追究人这一辈子，还有什么比这个更为重要的吗——是否喜欢活着，享受活着。如前所述，我不确知活着的意义在什么地方，不过，我可以确认的是它与这些无关——官场、商场、职场上的功利心，或是由物欲攀比而满足的虚荣心，它们都来自灵魂深处的不安，与之相比，我宁愿认为那些醉生梦死的人更懂得珍惜生命。
在我周围，人们各自奔忙，在某些场合倒也会抽出宝贵时间感叹几句人生。在这类谈话中，我听到最多的就是：凑合活着呗。说这话的，有下岗职工，有公司白领，有街道大妈，也有小老板，什么阶层都有。一个人对人生满意与否，精气神儿上会泄露的，所以，我不认为他们都是以“凑合活着”瞎谦虚。
当然，把人生定调为“凑合活着”的人，也不乏小梦想小欢乐小满足。比如想由科员爬到科长的位置居然得逞了，觊觎邻家少妇欲与之偷腥最终成功了，想品尝一顿澳洲龙虾也遂了心愿。但少妇、龙虾再鲜香可口，也逆转不了他对人生总体上的颓废态度。
在社会生活的许多层面，及时行乐不幸被许多中国人奉为人生信条。我也大体信奉及时行乐，但“乐”是什么，总要仔细想想。如果仅仅满足于耳鼻喉舌的感官愉悦，我觉得和一只小狗没啥不同，作为人类，起码要比这个高级一点点啊。区别于感官体验的乐趣有很多，比如欣赏、创作，甚至发呆，大而化之，都属于智力活动的乐趣。无论如何，最高级动物与其他动物的区别，不该仅此而已：我们可以玩iPad，而它只能玩塑料骨棒。
追究人这一辈子，还有什么比这个更为重要的吗——是否喜欢活着，享受活着。一个“凑合活着”的人，是否还适合把新人类推介到此种人生之中？
如果我参与创造了一个生命，他在世间溜达了几步，然后说自己只想凑合活着，我很想和他商量一下：咱别活了，一起拎着这副皮囊去给鳄鱼当宵夜算了。
酝酿本书之际，我已辞去在媒体的职务，成为专职宅男。放弃工作并非为了写书，因此赋闲也是没有期限的。不让谋生成为生活的主题，这是我想要的人生状态。
每天的生活内容都那么平常，无非是沏茶、烧菜、读书、写字，偶尔站在阳台上目睹秋雨淋湿梧桐，感冬寒渐近，叹落英缤纷。当我忙于生计时，这些事也偶尔为之，却少了如今的从容散淡。
史蒂夫·乔布斯告诉他的传记作者：“如果你坐下来静静观察，会发现自己的心灵有多么焦躁。如果你想平静下来，那情况只会更糟，但是时间久了总会平静下来，心里就会有空间让你聆听更加微妙的东西。”他说的是在印度修行七个月的感受，当我离职在家，努力凝神于内心，一年之后也有了类似的体验。
我住的小区有一个人造草皮球场，我经常绕着球场长跑。某个秋日的下午，一队武警喊着口号在场内跑圈，我慢悠悠地在场地外跑着。
绿茸茸的草皮上树影斑驳，牵牛花几乎爬到了球网上。跑着跑着，我闻到了一股菜肴的芬芳，是土豆炖豆角。说来奇怪，味道好像被胶条固定在空气中的某个狭窄段落，我每圈要跑上三百多步，只是在其中的七八步，我能闻到飘香的烧菜的味道。每次闻到的味道都有细微差别，我甚至分辨出了豆角和土豆在铁锅中由半生到熟烂的过程。我是一个东北人，它简直勾起了我的怀乡病。
士兵们踏响钢铁般的、整齐划一的步点，并没有打乱我散漫悠闲的节奏。就那么飘飘忽忽地，我跑了十五六圈。那天生发的感慨是，对于生活，我何曾这么敏感？如果暂时忽略外部环境，生活是多么容易满足啊。我如此享受此生，以至于要提醒自己别忘乎所以，免得刺激到别人。
我觉得，只有一个人在人世间活得很舒畅、很满足，才可能突然想起一件事——何不找谁分享一下如此美妙之人生？于是搞出孩子来，然后告诉他：嘿，我在这地方活得不赖，下面看你的了！
当然，这也可能导致另一结果，就是活得不赖的那个大人太投入、太欢畅了，没心思去想分享的事。而我恰好就是这么一个人，你们庸常人类所谓的自私者。
一位学者曾撰文指出，人生的首要任务在于自我实现，把希望转到下一代其实意味着逃避。中国人通常不重视自身发展，而转向对下一代“望子成龙”，结果形成多层次、低质量的恶性循环。
我身边不乏这样的朋友，他们觉得自己的生活僵住了，成长凝滞了，于是想，是不是有个孩子就可以将自己激活了。可惜，我甚少看到真正成功的例证。他们成为父母后，表面看上去生命被重新赋予了意义，其实生命并未鲜活起来，只是绑架了一个新生命，并把自己附着其上。
也曾见到太多更消极的家长：我这辈子就这样了，只能寄望于孩子。OK，你把自己对美好人生的期待转嫁到孩子身上，有没有想过，孩子受了你的影响，长到你目前这把年纪的时候，也要生发出“我这辈子就这样了”的感慨来。
嘘，这是不能泄露的秘密
那个将成年人排斥在外的世界是什么样子的？那里是不是居住着每个孩子的守护天使？按照成人的思维逻辑，一个生命最初的那段旅程无忧无虑，惬意非常。事实真的如此吗？
我愿意试图理解一个人与生俱来的不安与压抑。一个胎儿，由原本温暖、舒适的羊水中抽离，经历挤压的惊恐与痛苦，遭遇钳子般的大手。他感受到了重力，被光芒刺痛了眼睛，他拼命寻找乳头，却未必如愿。呈现在他视野里的，是一群巨型怪物——大人们——夸张的表情。
降生的恐惧已经很糟糕了，更可怕的是，新生命抵达的环境还那么粗俗蒙昧。孩子的语言表达总是落后于意识，于是他发出“前语言”方式的沟通信号，可惜父母已丧失了绝大部分的接收能力。那些巨型怪物，通常把小孩子（尤其新生儿）看做是一张白纸、一个空瓶子、一个智商与情商几乎为零的小物件，他们喜欢说“小孩子知道什么”。殊不知，孩子有其原初的世界，有情感、有欲求，面对那个世界，成人更显无知。比如，科学研究表明，儿童并非像人们通常认为的那样没有性意识，性驱力广泛存在着。当然，它不是指那种局限于生殖器[2]的性欲。性能量（利比多）的压抑，对应的是成人后的痛苦、焦躁、心理扭曲，临床心理学的研究表明，精神病可能发源于人的婴儿期。
在胎儿刚刚通过脐带与母体连接的时候，法拉奇就向胎儿发问：“告诉我，生命从何处开始？我乞求你告诉我：你的生命是否真的已经开始了？”
小孩子有他的表达，也有奇特的感知力。精神分析学家乔治·弗兰克尔通过大量临床实践发现，婴儿能在很大程度上感觉到母亲对他的利比多态度，对母亲的爱的质量极度敏感。我们难以知晓，除了母爱的质量，又有多少成年人心底的秘密，是骗不过孩子敏锐的感知力的？
玛丽娅·蒙台梭利的《童年的秘密》是一部儿童教育的经典，作者认为，一个人的个性特征是在他童年心灵的敏感和秘密时期形成的。在成人和儿童之间往往存在着一种潜意识的冲突，一个热爱儿童但又潜意识伤害他们的成人，将会给儿童留下一种内在的悲哀，这种悲哀其实正是成人自己错误的反映。有些儿童之所以不能正常地发育和成长，主要是因为受到成年人的忽视和压抑。正因为如此，父母和教师必须努力去了解尚未被自己认识的儿童，并把他从所有的障碍物中解放出来。
可是，了解又谈何容易，关于生命，我们实在是所知太少。
我的朋友张恩超曾是个很有才气的诗人，他的敏感、细腻的情怀快被现实耗尽的时候，又被出生不久、还不会说话的女儿唤起了。在一篇写给女儿的文章中，他记录了一次奇妙的体验，我不做任何赘言，摘录如下：那个看不见的人，在我们身体的斜上方，我看不见，你看见了。你和他说话，用一种我听不懂的语言。开始我以为你在和我说话，但你的眼睛并未看我。你盯着我们的斜上方，用含糊的语言和灵巧的眼神和他说话。我确定你们在说话，每一句都不尽相同，有问有答。你露出开心的笑，下巴一扬一扬，这个表情我很熟悉，这是你对亲密的人示好的标志。我顺着你目光的方向看，透过空气只看到了墙壁。那斜上方隐藏着什么，我不知道，我感觉到神秘。你和他说着说着，就睡着了，那笑容还在嘴边残留。我想起前两天见到的朋友，我们聊孩子的话题。她说，握手，我家宝宝也是这样。我深信他看到了我们看不到的东西。也许不是看到的啊，我们被迫说看见看不见，是拘泥于自己的认知。我们有眼睛，所以能看到；我们有耳朵，所以能听到；我们有鼻子，所以能闻到；我们有嘴巴，所以能尝到。我们还有皮肤、骨骼和心灵，所以能感觉到。如果没有五官和感觉，人就将陷入一团黑暗和混沌，和其他的固体没有区别。那么，是不是除了五官和感觉外，还有能力，孩子有，而我们没有？那个将成年人排斥在外的世界是什么样子的？是存在于现存世界之内，还是游离于这个世界之外？那里是不是居住着每个孩子的守护天使？只有你的笑，在嘴边残留，像是在说，嘘，这是不能泄露的秘密。注释[2]利比多（libido），精神分析术语。指一种与性本能有联系的潜在能量。最初提出“利比多”的学者弗洛伊德把它看做人的一切心理活动和行为的动力源泉。
中篇 内心惶惑
近两年，两个以粗暴、严苛的管教培养子女“成材”的极端家长，振振有词地吸引了公众的眼球，一个谓之“虎妈”，一个谓之“狼爸”。舆论热烈争论着他们的施教方式是否得当，我则痛心于孩子们的命运。对未成年人的暴力侵犯与约束已涉嫌犯罪，应该是零容忍之事，即使它发生在家庭中。而我们的法理与人心，至今仍放纵着那个魔鬼。虎妈狼爸之所为，是家长们占有欲、控制欲的极端呈现，这两样东西，几乎每个父母都会有，存在的只是程度上的区别。我知道如何接近一个好父亲的标准，同时也知道路途的艰险与遥远，这需要自我认知的勇气、非凡的修养和忍耐力，同时要具备与人性弱点、世俗势力为敌的蛮力。你确信自己是一个做得到的超人么？至少我对此毫无把握。一 难以把握的关系
谁的孩子
生养关系中的占有欲、控制欲无可避免，我们需要做的只是直面它，而不是以“母（父）爱无私”自欺并欺人。我在网上看到一位旅居美国的学者写的长文（未署名），对东西方不同的生育观作了深入的分析。作者举了一个耐人寻味的例子，他的一位同窗好友，自幼人称“神童”，在美国读到博士后。此人四十得子，万分欣喜，他在儿子长到四个多月时曾告诉此文作者，对儿子的期望是“怎么也得弄个哈佛上上”。
四年后再见面，同学不胜焦虑：他的儿子有些语言发育障碍，只能进入为弱智、低能孩子开办的特教学校。他在万分沮丧的同时，也对一个现象百思不解：那些接送孩子的美国父母总是乐呵呵的，甚至谈笑风生，要知道他们的孩子病情要严重得多，大多数难有成为健全人的希望。
作者给老同学讲了一个更“邪乎”的真事，一对美国夫妇在胎儿测试时得知孩子患有唐氏症候群，也就是“先天愚型”，他们还是坚持要把这个孩子生下来。同学听得直摇头：“不可思议，不可理喻。”
这位旅美学者认为，在美国，人们习惯于说“A baby was born into our family”（孩子降临我们的家庭）。在那些残障儿的家长看来，上帝知道这些孩子特别需要爱，所以使这些孩子降生在他们家，而不是在别人家，就是让他们加倍地去爱这些孩子。
在《圣经》的诗篇里也有这样的教诲：“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神所给的赏赐。”
而在中国传统文化里，子女被当做私有之物，是凭借父母的恩德存在的。中国人潜意识里有一条强横的逻辑——这生命是我们创造的，而且我们付出那么多，当然得要求所有权，要求回报。
别忘了，绝大多数的哺乳动物都会极力保护自己的幼崽并养育之，这是本性，不是美德。它们也不会虐待自己的幼崽，不会向幼崽索取什么，它们只是遵从本能的召唤，完成一个繁衍程序。作为万物灵长的人类，其社会化的伟大成果之一，难道就是把孩子私有化了？就是学会了用这种本性来换取子孙的绝对服从？
现实生活中，中国的父母喜欢说孩子是他们的一切，这很容易导致一个可怕的连锁效应——孩子的一切即他们的一切。在某些方面，中国家长为子女做的牺牲不可谓不巨大，让人几乎就要相信他们是绝对无私的，但我在极端状况下总是看到真相——当孩子遭遇不测，家长撕心裂肺的哭喊中最常听到的居然是：我可怎么活！
人对自我欲求的满足具有多样性，其中不乏精神层面的欲求以及间接获取方式。从心理学上分析，那些甘愿为子女吃苦受累的家长，兑换的无非是一种精神满足，或潜意识里把子女生命等同于自身。既然如此，无论你的付出多么巨大，都不要简单赞颂为无私奉献。
我不信上帝，但也不想把孩子当私产，原因很简单：生而为人，谁愿意成为摆布在别人手里的物件呢？
我小时候最喜欢看《三国演义》了，其中的某些情节，最初读时觉得大义凛然，虚长了几岁之后再读，却感到触目惊心。比如刘备的夫人糜氏，在曹军的包围下抱着孩子跳井而亡，很符合中国人对气节的嘉许，却没有人怀疑一下：谁给了她对一个孩子生杀予夺的权力？那个叫阿斗的孩子，命运也好不到哪里去。其父刘备是一代“影帝”，为了显示爱才之心，把襁褓中的阿斗摔到地上。中国人钟情“三国”，多半是欣赏里面的权谋，没谁在乎阿斗的感受。而一个被政治家当道具的儿子，长大之后扶不起来，何足怪哉？
请问，你如何理解这个由六个汉字组成的句子：这是我的儿子。在我看来，这句话里面并不包含所有权，与“这是我的钱包”、“这是我的剃须刀”不是一个概念，它只是一种关系界定。否则，你儿子来一句“这是我的父亲”，莫非你就要变为儿子的私有财产了？
很多决定不要孩子的丁克，和我一样，并非看不到孩子的可爱与美好，只是担心自己会亵渎，索性不与他建立某种特定关系，仅仅做一个欣赏者。
著名作家纪伯伦在其《先知》中虚构了这样一个场景：一位怀抱婴儿的妇女找到纪伯伦说，请给我们讲讲孩子。纪伯伦开始了诗意的表述：你们的孩子并不是你们的孩子。他们是生命对自身的渴求的儿女。他们借你们而来，却不是因你们而来。尽管他们在你们身边，却并不属于你们。
无论如何，让一个不信仰基督的人认同“你生的孩子并不是你的孩子”，确实够挑战的。对吾国吾民而言，假使所有权也残酷地明晰起来，人们是否会重新考虑要孩子的必要性？
在那些鼓励生育的、经济发达的基督教国家，政府也在发愁人口的负增长，国民的生育意愿之低迷，连宗教都难以挽救，足见“无后为大”的价值观在现代文明社会多么受欢迎。
必须理智地承认，人类既不能退回到依靠本能繁衍的初级状态，也远没有高级到仅把生育视为责任。生养关系中的占有欲、控制欲无可避免，我们需要做的只是直面它，而不是以“母（父）爱无私”自欺并欺人。在直面的基础上，要么选择不生，要么尽最大可能压制你的私欲。
当占有欲被逼至角落，美好的亲情才会释放无限活力。我虽驻足不前，也难免心向往之。
是你还是它
我愿意把孩子看做自己生活中的过客，我的职责就是陪他一程。一个人，与带他来到世间的人究竟是什么关系？这是一直让我困扰的问题。
那被叫做父母的人，除了要担起多数哺乳动物都在承担的养育之责，是否还具有某些特殊的权利与责任？需要为孩子引路吗？需要引多远的路？子女和父母的关系，与普通人之间的关系差异何在？
在书中，我看到作家纪伯伦给为人父母者留下这样一段话：你们可以把你们的爱给予他们，却不能给予思想，因为他们有自己的思想。你们可以建造房舍荫庇他们的身体，但不是他们的心灵，因为他们的心灵栖息于明日之屋，即使在梦中，你们也无缘造访。……你们是弓，你们的孩子是被射出的生命的箭矢。那射者瞄准无限之旅上的目标，用力将你弯曲，以使他的箭迅捷远飞。
诗化的语言太感性，无法清晰地解惑，我转而求助哲学，其中《我与你》这本书对我启发更大。
该书作者是德国存在主义哲学家马丁·布伯，他以关系为世界的本质，把人与外部世界的关系简化到了极致。布伯认为，关系无非两种：我与你，我与它。
当“我”带着需求和期望（不管它看起来多么美好）去和一个对象建立关系时，建立的是“我与它”的关系。“它”没被“我”当做和自己一样的存在，只是沦为了“我”实现预期的工具。譬如，很多父母都在说着“孩子，我好爱你”，其实他们对孩子的真实存在视而不见，其与孩子的关系就处于“我与它”的层面，孩子成了表达爱的对象和工具。
在马丁·布伯眼中，“我与你”的关系又是怎样的呢？当“我”放下目的性，以全部的本真与某一个人或事物建立关系时，“我”不再是一个经验物、利用物的主体，不是为了满足自己的任何需要——哪怕是最高尚的需要（如所谓“爱的需要”）——而与其建立关系。因为，“你”便是世界，便是生命，便是神明。“我”当以自己的整个存在、本真自性来接近“你”，此即“我与你”的关系。此关系的建立有一前提——看到并尊重对方的真实存在。用书里的话说，要看到对方的“神性”存在。
我所期待的与孩子的关系，当然是一种“我与你”的关系，不过我知道那太难太难，毕竟生活让我看到的真相，绝大多数都是“我与它”。就像马丁·布伯所阐释的，“我与它”无时不在，而“我与你”只能是瞬间。
同样是“我与它”，也必有优劣之分。在著名作家弗兰茨·卡夫卡的《致父亲》中，多数时候是以第二人称指称的，但信中时时流露出对父亲的疏离、畏惧及不满，某些时候，当“他”跳出来用以指代父亲，倒显得更合乎情绪——我的父亲，那最高的权威，他几乎毫无道理地走来，半夜三更将我从床上揪起来，挟到阳台上，他视我如草芥。在那以后好几年，我一想到这，内心就受着痛苦的折磨。
做父亲做得像老卡夫卡那样遭人记恨，表现就太低劣了。要知道，即便你把“它”当做实现自我欲求的工具，也不能全然无视工具的感受。
试着与孩子做朋友，我身边一些年轻父母正为此努力，比起家庭里的暴君，他们已经算很不错的家长了。不过在我看来，假如你把做朋友当成与孩子“相处的艺术”，已经错失了最本真的朋友关系。
在我的乌托邦里，父子间要保持合适的距离和位置。我愿意把孩子看做自己生活中的过客，自己的职责就是陪他一程，家是一个驿站，大家都不把血缘关系看得那么重要。
心态放松是很紧要的，能成为朋友最好，如果不能，至少要成为让他觉得舒服的旅馆经营者，让他在此借宿的若干日夜过得自在。
当然，之所以把这种理想关系称为乌托邦，是因为我深知其实现之难难于上青天。
二 与人性弱点作战
假如他成为男用小茶壶
我相信“以爱的名义伤害”不仅确有其事，而且是最道貌岸然的、最令人齿冷的伤害。每次离开客机机舱的时候，我都对站在门口的空乘人员说句“谢谢”或“再见”（这在中国可不算常见）；即使在盘子里吃到香辣蟑螂而餐馆老板又做了缩头乌龟，我也不会对服务员颐指气使；同行的伙伴在南非的肯德基嘲笑黑人店员的愚钝时，我在一旁默不做声……对于周围人，哪怕是陌生的、最普通的劳动者，我都尽量保持平和、客气的态度，按照人类惯常的夸人模式，操行评定里足够写上“尊重他人”了。
然而，我对自己尊重他人的诚意偶有怀疑。比如，类似凤姐这样相貌平平的人出现在屏幕上，我会忍不住来一句“长成这样也出来得瑟”；在崭新的地铁四号线遇到满身灰土的民工，我可能在内心的某个角落嘀咕“丫怎么也坐地铁”……这种时刻，我就跳脱操行评语而现了原形。我试图对自己的分裂进行心理分析，发觉道理挺简单的：我并不是真的尊重他人，只不过，在技术层面作出尊重的姿态会让我暗示自己很有教养，进而满足一种“我比多数人活得高级”的虚荣。
回望自己的青少年时代，我也曾是那种欺软怕硬、追逐名利、仰慕权势的孩子，现在我重新确立自己的价值体系，并不意味着那些东西像大理石桌面上的一层灰粉一样可以轻易擦掉。我在骨子里并未真正认同“人皆生而平等”、“人皆人格独立”，而它恰恰是尊重之内核。
尊重他人，在我这里还属于应然之事，而非必然之事。
说到尊重，不能不提及我与一个江南女子世纪之初的恋情。那时候，我还处于相信爱情的阶段呢，而且对爱情的理解之一就是要帮助所爱的人排除烦忧。江南女子从来不和我具体谈及过往的人生际遇，不过从她总是忧郁的眼神和淡然感伤的文字中，看得到些许端倪。她研读佛学多年，还跑到西藏、尼泊尔的寺院里参拜，按我当时的判断，她想借助宗教获得某种解脱但又无法超脱。心爱的人陷入了烦忧，怎么办？我的选择是委婉而不厌其烦地表达一个意思：不要把痛苦交给佛陀，能拯救灵魂的只能是自己，你看我内心这么强大，就没那么多迷惑了，我就是我自己的道，我就是我自己的神……
时至今日，我仍秉持当时渗透给女友的态度。但是，要内心强大你就静悄悄地暗自强大好了，要是觉得自己可以影响甚或拯救别人，就真的欠揍了。
江南女子通常不予回应，或许她和我这样的思想暴徒实在无话可说。我自以为是、不知廉耻地干预着女友内心的自由，尤其让我羞愧的是，她从来不曾对我说：可怜的、执迷于世俗的孩子，我引你领略一下佛学的魅力吧。
回首往事，我相信“以爱的名义伤害”不仅确有其事，而且是最道貌岸然的、最令人齿冷的伤害。
一起去韩国观看世界杯后不久，女友离开了我。事后想来，我对其生活选择权的粗暴干预是分手的重要原因。当时的我没有一丁点儿反省，却可笑地认为自己受到了感情欺骗，于是在QQ上恶语相向，嘴脸之丑恶接近于混蛋。
貌似彬彬有礼，却总是在最根本的问题上冒犯自己最亲近的人，这就是相当长一段人生里我与“尊重”的故事。
当然，失恋的刺痛也让我渐渐体悟到尊重在感情生活中的分量。如今，我与妻子结婚七年有余，其间从未发生过争吵，就差举案齐眉了。我们都不干预对方的选择（比如我赋闲在家），也给对方足够的空间，意见相左的时候总是找得到妥协方案。偶尔我会旧病复发，觉得妻子不应该丢弃写作的爱好，并担心她在体制的安逸中变得迟钝，好在我学会了蜻蜓点水，不再磨磨叽叽。
有时，妻子眉飞色舞地聊起与异性朋友的交往，我发现自己心里隐隐地不大舒服。这是很让我懊恼的真相——自己仍没有从心底里学会尊重，而只是在“运用尊重”。我选择了尊重，背后其实是有生活经验教给我的利弊权衡的。套用马丁·布伯的人际关系理论，我与妻子虽然比“我与它”的关系要进化一点，但还远没达到“我与你”的境界。
老实说，我并不甘心，我渴望着纯粹意义上的尊重。我想让自己的理智与本真之心更融合，更接近，但这样的努力可能是穷其一生也难言完成的。
在《南方周末》的时候，一位男同事刚刚做了父亲，每天喜滋滋的。遇到有亲朋相问：生的男孩女孩？他形象地回答：小茶壶，妇女用品。
记者李宏宇一脸坏笑地揶揄道：那可未必，或许是男用的呢。“小茶壶”的父亲作怒目圆睁状：绝对不可以！周围人全体笑翻。
玩笑只是玩笑。但未来的事情，谁又能说得准。我在一旁不免想，要是自己有一个儿子，将来真的成了“男用小茶壶”，我会坦然接受吗？
谈及两代人的关系，郑渊洁在为《亲爱的宝贝》所作的序言中写道：在自由、平等和尊重的领域里，没有过犹不及。
事实上，尊重孩子不是恩赐，而是作出生育选择后必须履行的职责，正如著名哲学家康德所言：“未经他本人同意而将其带入这个人间，而且通过别人负有责任的自由意志把他安排在人间。这种行为加给父母一项责任——尽他们所能及之力——要满足他们子女的需要。”
据韩仁均在《儿子韩寒》一书中回忆，当高中生韩寒表示非常愿意休学，父亲的态度是：那我尊重你的选择。他又开始了对韩寒母亲漫长的劝导：“他要走自己的路，就让他走去……如果读书读到为我们而读这个地步，那真是索然无味、毫无意思了。”
如果十年前让我不负责任地表一下决心，我自信能像韩仁均那样做一个明智、通达的父亲。当我活到四十岁的时候，更清楚尊重为何物，开始对决心和信心谨慎起来，我有点忧惧于那个伤害过亲近之人的混蛋，不知他会不会什么时候借尸还魂。
不妨想一想比退学还“可怕”的例子。假如我的孩子长大成人，觉得吸毒不错，觉得出家很好（这与我的价值观严重背离），我会予以支持吗？
读者诸君明鉴，以我过往之德行，有可能真正教会孩子如何尊重吗？有可能对孩子的意志、天性、志趣给予真正的尊重吗？
本篇中几乎所有其他小节的主题，都多少与尊重有关。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因为怀疑自己尚难做到尊重，对其他相关能力的担忧也就在所难免。
提线木偶之痛
我提醒自己不使用“乖”或者“听话”，它们如此操蛋，赤裸裸地暴露成人的操控欲望。在大作家塞林格的短篇集《九故事》中，我看到一些美国式的操控儿女的细节。《逮香蕉鱼的最佳日子》用大段篇幅记述母亲如何通过昂贵的长途电话，试图监控女儿和那个战后“精神失常”的女婿，并力劝女儿离开对方；而《威格利大叔在康涅狄格州》里埃洛依斯对幼小的女儿拉蒙娜的管教也让我胆寒，她当着客人的面斥责拉蒙娜的挠痒痒、抠鼻孔，一再要求孩子“站直喽”。按我的理解，作者通过这些不那么正常的亲缘关系，描摹了战后美国人内心世界的烦躁、不安与压抑。
即使是面对“上帝的礼物”，美国父母有时也免不了手臂伸得过长。在中国，孩子既不是房客，也不是上帝的礼物，操控起来当然就更加肆无忌惮了。而越是人心浮躁的时代，子女遭殃的概率就越大。
2010年夏天，豆瓣社区的“父母皆祸害”小组聚集了两三万的成员，亦招致五花八门的“解读”。这真是一个好名字，它的刚猛引起了更多的关注和思考，至少让许多家长心虚起来。
关于父母的“祸害”，罪名很多，比如暴戾，比如冷漠，比如迂腐。而最多的，无疑是对家长们可怕的控制欲的指控。他们有的偷看子女的短信和日记，有的为子女规定交什么朋友，更普遍的情况是，迫使子女进入一条设计好的成长路径……在殷殷亲情的名义下，有些父母的管辖范围早已无远弗届。
可以肯定，面对控诉，没有几个父母会承认自己有过强的控制欲。他们把自己的努力理解为爱与关切，并对孩子的“以怨报德”备感伤心。
美国心理学家帕特里夏·埃文斯有一本很有影响的书，名为《不要用爱控制我》，其中有这么两段话——有人坚信自己真的很爱对方，但是他们的做法却给对方造成了极大的伤害，因为他们采取各种残忍的方法，来迫使对方成为他们心中想象的人。控制关系只会阻止控制者意识到，他们正在错过真正的亲密关系。
看看郎朗讲述的学琴经历，可以清晰地看到，父亲郎国任为了完成对理想中“钢琴天才”的塑造，采取了何其残忍的方法。有一次，郎朗被北京的一位钢琴老师辞退，受到刺激的郎国任命令孩子“一定得像活不过明天那样地练琴”。不久后的一天，郎朗放学回家稍晚，他发现父亲眼里闪着“没有见到过的疯狂”。郎国任粗暴地要儿子去死，要么吃下三十片“安眠药”，要么从阳台上跳下去。当郎朗猛捶墙壁要毁掉自己的双手时，郎国任又极度恐慌地抱住孩子，抽泣不止，因为那双手是他的赌注，他的一切。
世事难料，噩梦有时也会逼迫一个人成才。现在，我们看到的是那个自鸣得意的成功父亲，而且他的控制远未结束，声称要永远陪在儿子左右，他甚至在2009年的某次记者会上大谈儿子应该多大年纪结婚：“如果有儿媳，也得听我的，除了听话，其他的就顺其自然吧。”被媒体不厌其烦渲染的郎国任与郎朗这一对明星父子的所谓成功，在我看来，不就是一个手艺人与他的提线木偶的突然走红么？
某位教育研究者说得好，这是在以孩子的人格健全和一生的幸福，去赌某项单一成就。
关于家庭中的控制，冰冷的钢琴还真可以诉说无数故事呢。一次，南方某记者采访年轻的钢琴家李云迪，一个问题在坊间不胫而走：你从小苦练，是不是你妈逼的？
这个段子的笑点，在于汉语的歧义，它也以如此幽默的方式道出了实情：中国家长的“钢琴强迫症”拯救了美国钢琴业，但试问那坐在琴凳上的孩子，有几个人不是他妈逼的？
谈及钢琴，想起了又一例。一度被中国人奉为家教经典的《傅雷家书》，在我这里属于一本反面教材。傅雷承认自己“虐待”过幼小的傅聪，即使儿子出国以后，他还以关切的名义过多施加影响，想让儿子把老子的成功经验都拿了去。你不认为傅雷也是一位控制欲超常的父亲吗？
我们家的小狗瓜瓜，经过我的训练，一听到“乖”的口令，就屁股着地，抬起前爪；听到我怒声呵斥“去”，就夹紧尾巴躲在墙角。我能想象自己导演这一幕时欣慰又猥琐的嘴脸。好在，我的控制欲没那么旺盛，一条小狗就可以满足。
与亲朋的孩子玩耍的时候，我提醒自己不要使用“乖”或者“听话”，我意识到它们如此压抑天性，如此赤裸裸地暴露成人的操控欲望。
在童年，我们依靠别人的评价来了解内在的体验，控制欲的危害就尤其可怕。《不要用爱控制我》的作者举了一个生活中的小事例——一个孩童对别人说“我饿了”，假如对方质疑道“怎么可能呢，你刚吃了没多久”，孩童的体验就可能被扭曲。作者说：“如果我们总‘接受’别人对自己的定义，就会相信他们的评价更真实。通过别人的观点来认识自我，这种从外在因素认识自我的逆向方式，只能使对自我的认识更加模糊。”而一个逆向定义的人，很可能发生人格分裂。
我们不喜欢被控制，但摆脱却并非易事。生活在控制欲旺盛的社会、家庭，你会对自己缺乏信心，你会变得很在意他人的眼光。东方文明造成的社会心理特征之一，恰是过分关注外部评价。以我个人为例，尽管有意识地摆脱对外在评价的在意，它却仍如幽灵一般尾随。当我偶尔在网络上发言，会很频繁地点击评论栏并随之心生波澜，为赞美之词暗喜，为贬损之词愠怒。
而随意对他人下结论，判断对方的动机，也是我们身上的通病，它未尝不是一种控制欲的体现。他人加诸于我的，我再加诸他人，控制的潜在力量就这么层层传导着。
吴虞是巴金在成都读书时的老师，对后者的思想启蒙多有助益。其实早在北京大学读书期间，吴虞已是反抗“父权”和家长制度的楷模。他怀疑儒学中的孝道，抨击家族专制，认为那是封建专制制度的祸根。吴虞被启蒙思想家胡适称为“中国思想界的清道夫”、“四川只手打倒孔家店的老英雄”。吴虞与其父的关系剑拔弩张，水火不容。他在日记里提及父亲，一口一个“老魔”，其父死后，他写信给住宿学校的两个女儿，“告以老魔径赴阴司告状去矣！”言辞比“父母皆祸害”激烈多了。
戏剧性的一幕不久发生。待到女儿长大成人，“老英雄”也摇身一变成了“老魔”。生活中，吴虞总是想控制女儿的包括婚姻在内的诸多事宜，矛盾日渐激烈。他日记中对女儿的评价是，“不甚解事，字尤恶劣，以此程度来京留学，将来未知何如，恐徒累老人耳。”他还阐明了自己在这件事上的原则：“当自觉悟，宁我负人，毋人负我，不仅曹孟德为然，恐世上骨肉亦多不免。”
这样的人大批量地存在于当下，不过日子不那么好过了。“父母皆祸害”小组的热度证明，新生代对控制的忍耐阈值在变化，反弹的力度在加大。
时代确已不同，无论你喜欢它的自由还是诅咒它的冷血，未来社会都将不可逆转地朝人格独立、人际疏离的方向发展。它不再靠家庭情感维系，对此不做好心理准备，自己失落不说，还要牵连子女。
瓜瓜的教训
孩子比小狗重要太多了。我不会因内心酥软而冒险，绝对不会。2006年夏日的一个下午，我的心从未有过地酥软了一下。其时我在老友伊险峰家做客，我们坐在沙发上看了一会儿郭德纲的相声，打发喝酒前的时间。伊险峰养的名叫胡椒的小母狗凑到我身边，极尽温情地舔我的脖子、手背，感觉舔了一个世纪，仿佛我娇嫩的皮肤里不断有蜜糖渗出。
那是一只深灰色的雪纳瑞犬，这种狗本来就以聪明著称，胡椒具有的则是典雅又多情的聪明。胡椒蓄着长长的胡子和眉毛，像一个垂垂老者，但是舌尖所到之处的无尽柔媚，真是难以言说。我不禁对伊险峰说，如果胡椒生了小狗，一定要送我一只。总的来讲，我是怕狗的，在那次内心酥软之前从未动过养狗的心思。
转过年的一月，胡椒生下了四子一女，我兴冲冲去看它们。那些小狗不足巴掌大，毛茸茸的，争着把我的手指含在温润的嘴里。我的心再次酥软，坚定了养一只的想法。
伊险峰夫妇产生了一种很神奇的直觉，认为我不是真的很爱小狗。他们想反悔，架不住我软磨硬泡，终究不好意思让我难堪。
最后降生的“小五”体格最棒，胃口最佳，显然很好养活，于是送给了我。回家以后，我把自己满族姓氏瓜尔加的首字“赐给”小狗，为其取名“瓜瓜”。
小狗的童年太短了，几个月之后，瓜瓜已是成年狗的身材，而且比妈妈和哥哥姐姐都高大。它告别童真，我与它情感的蜜月期也就此结束。
瓜瓜性格还算温顺，只是一到户外，就有一股缺乏教养的愣头小子的疯癫。我想在它身上找到胡椒的高贵，几乎没有。瓜瓜表现出超强烈的热爱生活的一面，见到吃的就跟丢了魂儿一样，见到任何母狗都会扑到人家身上。我妻子用北京方言给它一个评语：没忖量。
写到这一段的时候，瓜瓜正闹肠胃炎，有时干呕半天，简直要把胆汁都吐出来。我会蹲下来，抚摸瓜瓜那颗被我剃成“板寸”的脑袋，顿生怜爱之情。我不需要对一只狗表演关切，可以确认这心疼是真实的，而另一些时候，我对它莫名所以的厌烦也是真实的。
在汉语中，有关狗的形容与借喻分为泾渭分明的两块儿，一边极言其忠诚乖巧，一边则痛陈其奴性。而我看着瓜瓜，更多想到的是后者，比如狗仗人势、摇尾乞怜，狗眼看人低。也许我过于神经质了，但这确是我的感受——仅就瓜瓜而言，它的过分依附于人的奴性、装可怜扮可爱的高超技巧，让我觉得别扭。我得承认，自己不适合养宠物，没有被一只宠物所依赖、讨好、追随的心理需求。
瓜瓜到来后的另一个烦恼在于，我经常把每天半小时的遛狗当做负担，尤其自己很疲惫或时间不想被挤占的时候。
我的奇特心态还不止这些。比如，看到瓜瓜与妻子过分亲近，我发现自己居然略有醋意。
在对瓜瓜的态度上，我足够变态，它过于冷淡我会不高兴，它过于热情我也会反感。看得出，我的喜怒无常让瓜瓜有点无所适从。若我是这条小生灵，一定会心生哀怨——想我小五，风流倜傥，原本有个幸福的家庭，却被无情拆散，孤筏重洋，由通县到了海淀。论讨好之能事，我不输任何同类，无奈命运多舛，遇男主人不淑……
所幸的是，我的妻子一直以母性之光温暖着瓜瓜。去年以来，我也逐渐摆脱负面心理，尽量只把它视作一只小宠物而非别的什么。对于这个已经残疾的——它在2011年春天因神经炎而致左后腿接近瘫痪——家庭伙伴，我肯定会不离不弃地陪它走完短暂的一生。它是我的选择，我必须为这个选择负责。
如今遇到天真的婴孩，或者如婴孩一般可爱的小狗，我还是会心花怒放，但是，不会生出“假如我也拥有”这样的念头。难言满意的养狗经历表明，我不是一个适合承担此类责任的人。还是让错误止于瓜瓜吧。
无论爱狗的人们如何鄙夷，我还是要说，孩子比小狗重要太多了。我不会因内心酥软而冒险，绝对不会。
三 爱的错谬
父母有恩才是过
“如果儿女因没有回报父母而感到一丝愧疚，意味着父母教育的失败。”《本草纲目·禽部》描述了一个现象：“慈乌，此鸟初生，母哺六十日，长则反哺六十日。”该现象似乎未被证实过，却被中国人与“羔羊跪乳”一起，包装成了宣扬孝道的经典。潜台词是，孩子啊，你总不能连羔羊和乌鸦还不如吧。年幼的我跪在地上，喝着这样的乳汁成长着，生发出孩子气的愤怒：林子里什么鸟都有，只讲了乌鸦一个模范，其他的肯定都是不肖子孙。
在智识增长之后我发现，乌鸦反哺这种拟人化描述极其讨厌，就算是确有反哺存在，干吗非要把道德说教付之于一种动物本能？
2004年春天，华中科技大学的一位老师给班级学生布置了假期作业——为自己的父母洗脚，它引起了很大的社会争议，另一方面也被许多教育者效仿着。
21世纪的大学里，竟上演如此一幕，太梦幻了。这根本就不是方法是否得当的问题，把滑稽像洋葱一样层层剥开，就会发觉让人心寒的内核：向晚辈灌输养育之恩，目的是将情感变成道德，再将道德变成权力。
有时教化不成功，还要恼羞成怒，动用暴力机器。中国古代法律，自唐代以降，“不孝”都列入“十恶”以内的重罪，量刑上更是从重处置。唐代京官李氏兄弟，二十多年没回过故乡，还隐瞒母亲的死讯，查证以后，皇帝对他们处以早已废止的车裂之刑。据著名学者蒋复璁晚年回忆，小时候家乡发生一起儿子打母亲的事，结果府、县官员去职，科举停考，连城墙也削去一角，以示耻辱。
孝道的荒诞，我早有察觉，到了更成熟一些，才慢慢思考到为父母者的恩德问题。
自幼熟知礼仪的孔融是较早对这个问题提出异议的中国人：“父之于子，当有何亲？论其本意，实为情欲发耳！子之于母，亦复奚为？譬如寄物瓶中，出则离矣！”
鲁迅在《我们怎样做父亲》一文中写道：“性交的结果，生出子女，对于子女当然也算不了恩。——前前后后，都向生命的长途走去，仅有先后的不同，分不出谁受谁的恩典。”他认为，捍卫伦常的“圣人之徒”的错误，在于长者本位与利己思想，而从生物进化的角度，理应提倡欧美国家以幼者为本的观念。
胡适对“父母无恩论”发言最为踊跃，他在日记里写道：“当我看到儿子高兴我就心安理得，当我看到儿子不高兴我就内疚，因为是我把他带到这个世间的，不是他要来的，如果我不带他来不就不会不高兴了嘛。所以我从来不敢以养育之恩自居。”
在《我的儿子》里，胡适呼吁：做父母的，对子女绝不可居功，绝不可示恩，千万不可把自己看做“放高利债”的债主，而要彻底解放孩子。
高利债，一个很形象的比喻，不妨顺便听听经济学家陈志武的解读——孝道不仅用于维护封建统治秩序，而且还是一种社会金融体系，“只不过，儒家的这种刚性体系过于偏重父母、兄长作为‘投资者’的权利（甚至权力），压制子女、压制年幼者的权利……特别是，在这样一种隐性金融交易安排下，‘养子防老’等于把子女当成了经济工具，家庭的建立、养子等等，都过多受利益驱使，使利益和感情无法分离。其结果只能是淡化家庭的情感功能，侵蚀亲情间的情感氛围。”
我想，孝道之兴废，某种程度上决定于生产方式和社会保障水平。古希腊、古罗马是注重孝道的，可见它也曾是西方社会伦理的一部分。今日之中国，孝道仍压迫着几乎所有晚辈，不过情况比以往复杂。一个农民强调孝道，是因为生活方式并未改变；一个打工者强调孝道，是因为社会福利未跟上工业化的进程；而一个前程无忧的公务员也强调孝道，主要还是传统思维惯性和意识形态引导所致。
英国思想家罗素在《中国问题》一书中把孝道看做孔子伦理的最大弱点之一，认为赋予长辈过多的权力会导致旧势力的肆虐。有趣的是，他还把孝道与“西方人的爱国”相提并论，认为“这两者的错误之处都是教诲人们对人类的某一部分尽特别的义务而将其他人置之度外”。罗素没有预见到的是，爱国主义与孝道也可以穿同一条裤子。
在一个正常的现代社会，父母避免过错的一条重要训诫，就是不可以恩人自居。美国著名婚姻、家庭心理专家劳拉博士说：如果儿女因没有回报父母而感到一丝愧疚，意味着父母教育的失败，他们的私心还在作怪。劳拉把向儿女索取回报的父母叫做“吸血鬼”。
在美国文化中，即便不信仰基督教，也普遍认为培养孩子是一种社会责任，而不是“自我牺牲”。其重心是朝向未来的，中国文化的重心则是向后的。
在中国也出现了不居功的父亲，某些情感丰富的男人会把孩子视为生命的礼物，满怀欣赏与感动，王朔就说“你给我的快乐早就超出我养你花的这点钱了”。我也听某些男人说起，有了孩子之后灵魂净化了，情感细腻了，心地善良了。我认为他们没必要反过来感恩孩子，大家都心态平和，才是可贵的“关系正常化”。
骗局的始作俑者
两个关于欺瞒的故事，背后一定有着我们无法尽知其详的可怕的“关爱”。北京有一个很闷骚的“老男人饭局”，我偶尔参加一下。有一次聚餐搞得像是地下党接头，我手机里的提示短信是：进某某胡同50米被墙拦住去路就右拐到了公厕左行5米再右转10米……那是一家比耳朵眼儿大不了多少的云南风格的餐吧，老板兼任伙计还偶尔下厨。她不到三十岁的样子，眉目清秀，戴着文质彬彬的眼镜，看上去与前述三个工种都不搭界，倒是很符合她母亲依然以为的那个职业——这女孩原本在福利优厚的政府部门做公务员，这成为家人骄傲的资本。女孩因无法忍受机关生活，瞒着身在外地的家人在幽深巷子里开了一家小店，过着辛苦而自由的日子，几年下来，她一直制造着仍工作于政府机关的假象，免得家人受到“巨大伤害”。
也是在那次聚餐的时候，朋友张立宪讲起另一个故事：他认识的一个女孩，奉家人的旨意去英国留学，待了一个多月就厌倦了。她逃回国内，却不敢告诉家人，于是想尽各种办法蒙骗，显得自己仍在英国，这种艰难的表演持续了很久。
这是两个关于欺瞒的故事，但背后一定有着我们无法尽知其详的可怕的“关爱”。
我的故事不如她们的有特色，但也可以归为对家人关切怀有恐惧的那一类。2002年，父母与我一起在广州生活。春节前，《南方周末》照例要搞盛大的团拜会，我就和父母一起参加了。团拜是在一个粤式海鲜酒楼，那宴席的档次，比我给父亲办70寿辰都要气派，报社同仁轮番敬酒，搞得父母受宠若惊；抽奖环节的奖品价值从八百到两万不等，领导为家属派发的利市（红包）沉甸甸的，母亲离开酒楼就迫不及待地打开了，竟然有1000元，她和父亲都有些惊讶。
自从我1998年丢下铁饭碗又离开家乡，父母就一直把我当一个流浪汉来同情着，忧虑着。真的要感谢《南方周末》，那气派又慷慨的团拜会抹去了父母心头的愁云。在我离开《南方周末》的几年里，一直瞒着父母，他们以为我仍供职于那家感人的报社。后来有一次闲聊，终于还是说漏了。我连忙补救，告诉他们现在为美国老板打工，年终奖好几万呢。事实上，我这时已赋闲在家。就这样，我卷入了一宗连环诈骗。
对父母说谎的时候，内心多少还是愧疚的，因为我深信，善意的欺骗毕竟也是欺骗，正如以爱的名义实施的控制终究也是控制。但是没办法，比起因家人为你担忧而生的愧疚，说谎的愧疚要轻上一点点。
要知道，当家长对子女太在意的时候，家长过度的牵挂、关切、纠结、心痛都会成为子女的负担。
图书编辑王晓是我的朋友，四十岁才有了孩子。他称自己是一个“极度敏感”的人，女儿几乎是他如今生命的全部意义，但他又极力掩饰不敢让女儿看出这一点，以避免形成压力——王晓在大学里是学过教育心理学的。七八岁的时候，女儿去王晓供职的出版社玩耍，游戏中遭到同事孩子的排挤，当爸爸的只是在内心里偷偷地痛了一下，他觉得没有人会看出来。回到家里，年幼的女儿却来安慰爸爸，这让王晓觉得，自己灵魂深处的秘密在女儿眼里可能洞若观火。父亲的敏感与怜爱成了女儿的压力，这反过来增加了王晓的不安。后来，女儿遇到什么烦恼，就很忌惮于告诉父亲了。
进入成年以后，与好友之间，我崇尚淡淡君子之交，在家庭关系中，我也不是一个对关怀需求旺盛的人。在我的心理需求中，理解比关切要重要得多，自由比相互慰藉更为珍贵。我很不喜欢这样的感受——当你做一个抉择的时候，觉得不仅是为自己负责，因为你能感到有人在为你操心，为你焦虑。有人谓之为温暖，我却将其视为羁绊。
看了上面几则事例，要是谁认为两代人之间的类似欺瞒无关痛痒，我只能惊叹于他的超脱。在我看来，一个家庭需要的是正常的、率真的、简单的关系，而不是靠敷衍、蒙骗来维系的不真实的温情。
是否爱
别以为做出巨大牺牲，就证明得了无私的爱，更不要以这个欺骗和要挟他人。写这本书，需要面对一个平时不肯触及、此刻又无可躲避的问题：我爱我的父母吗？
爱是什么？这本身就是让人迷惑的问题。假如你问我，人与人之间究竟有没有爱，我无法回答。“爱”这种语焉不详的话题，其实是说不清的。有一点我倒是比较肯定：那些所谓神圣的爱，全都无异于欺诈。
现在，我尽量避免使用“爱”这个词，包括对自己的妻子。此外，如果不把爱仅仅等同于宽泛的亲情，我不得不承认，我对父母的爱尚有欠缺。
与老家相隔六七百公里，我与父母的联系主要是每个周末的通话。其实电话打得如此规律，已经很能说明问题——并不是有了交流的愿望或者想家的感触，打电话更像是完成一道程序，表示一下儿子这个角色对家人的关切，也算报个平安。电话的内容同样像一道程序，通常是父亲接电话：“有事吗？”我简单地说“没事”。父亲说“那我把电话给你妈吧”，我“嗯”一声。母亲迫不及待地接过话筒，话题永远围绕“冷不冷”、“多吃点肉”、“晚上用电脑要开灯”、“没有孩子将来咋办”……当她开始唠叨电视新闻里各国各地的天灾人祸，叮嘱我最好哪儿也别去，我已渐渐失去耐心，顶撞一句“行了行了别磨叽了”，然后挂断电话。
父亲一贯缄默，母亲一贯唠叨，我和他们之间从来没什么大问题，但我真的不觉得两代人之间这样的交流状态是理所应当的。
2003年1月11日，翌日就要回美国的诗人北岛去304医院探望病重不治的父亲。“我喂完饭，用电动剃须刀帮他把脸刮净。我们都知道，最后的时刻到了。”患严重脑血栓的父亲舌头在口中用力翻卷，居然吐出“我爱你”，北岛冲动地搂住他：“爸爸，我也爱你。”北岛记忆所及，这是他们之间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这样说话。
北岛还算是幸运的。以我与父亲的性格，怕是难有如此方式的表达，即使在那样的时刻。
在中国，两代人之间的关系远比我们想象的复杂。即使因长辈的控制欲而冲突明显，多数家庭仍不失温情的一面。我不否认这种亲情，只是为它的杂音太多而感到遗憾。
我对父母爱得不够，但也绝非没有情感。2008年底，我把父母接到我位于北京北郊的新房子。那时我在写一本书，写书之余我负责我们三口人的一日三餐。我希望在他们有生之年多尽些心意，这会减轻良心的不安，而且我蛮享受那份天伦之乐。可惜好景不长，父母先后因病住院。在病床前看到他们憔悴的面容，尤其是为父亲的起搏器手术签字的刹那，我清晰地感到了自己内心的刺痛。
我们家人的共有品德，就是在家庭生活之外一直恪守着推己及人的原则，做事会考虑对方的感受。我要感谢父母，毕竟，他们给予我的某些价值观，在人生长路上不再需要修订，比如做人的善良、谦和、正直。而这些显然至关重要。
我的青春期相对平静，逆反特征也不明显，仅仅是偶尔和唠叨的母亲顶嘴。另一方面，这样的逆反又格外漫长。2010年5月回家待了几天，当母亲把两只香蕉放在我眼前并剥开一半，我的态度是坚决不吃——其实我那天恰好很想吃香蕉。我无法忍受家人像对待小孩子一样关照我而且事无巨细，而母亲永远是那句“这不是为你好吗”。
与父母的交流比重大体是1比9，奇怪的是我很难说得清与母亲的情感，对惜字如金的父亲，我却清楚地知道那份情感叫做敬重。
父亲农民出身，十六岁即参军，复员后读了医学专科学校，然后供职于国有大煤矿的职工医院。因为性格原因，我在病房里见到的父亲对病人不很热情，但工作恪尽职守，印象中他会拒绝病人的“好处”，哪怕是小的馈赠。他也不会去讨好领导，我唯一记得父亲去找官员说好话，是因为我毕业后找不到理想的工作。那一次他不知哪来的勇气，冒充老同学、贸然闯进了素不相识的市委副书记的办公室。
参加过辽沈战役、党龄六十多年的父亲，如今享受着离休待遇，算是“老革命”了，但是对于自己见证的几十年跌宕起伏的历史，他一直冷静得像一个旁观者。他喜欢看战争片，时常怀念战友，却从未对战争、对领袖有过浪漫化的描绘。对于社会，他也体现了一个内科医生式的眼光，看得到肌体内里的病症所在。其实早在十六岁那年，他就表现出了最初的价值判断：他想参军离开家乡，本来是去投奔当时代表正统的国军的，不期然看到士兵在村子里劫掠鸡狗，转而就去找四野的部队。现在回想起来，父亲有着在他那一代尤其珍贵的独立思考的禀赋，而这让我受益良多。
父亲有严厉的一面，但仅限于行为规范的强调，对于两个儿子的生活选择，从未横加干涉。父亲自幼丧母，少小离家，一直不善于把感情表达出来。
当一个人思量着应该如何做父亲，多半会想想自己的父亲。命运为我安排了这样一位父亲，我应可满足。我无法奢求更完美的父爱，比如温情脉脉、莫逆之交、无私奉献，因为这是换作我也给予不出的。
关于爱的能力，我注定是缺乏的，我不够爱父母，也不会深爱自己的孩子。在矫情当道的社会，这一定是遭人唾弃的。
其实，未必是我与其他人的情感差异巨大，只不过我们对爱的理解明显不同。那种所谓的无私的父爱，我认为几乎是不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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