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伟 等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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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增长与结构演进：中国新时期以来的经验(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试读：
前言
经济增长与结构演进：中国新时期以来的经验前言前言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经济实现了创纪录的持续高速增长，这是不争的事实。这一持续高速增长具有什么样的规律或特征，特别是在增长的同时有无结构上的深刻变化？结构变化与数量扩张之间具有怎样的联系？结构演变和经济增长是否有效率的支持？这一系列问题均需要我们进行深入的研究。本研究的目的，是通过对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经济增长及增长过程中产业结构变化的分析，探讨经济增长中经济总量与产业结构之间的相互联系和数量关系，研究体制改革与政府宏观决策对我国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并在这些分析的基础上得出我们的研究结论，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已经保持了三十多年，党的十八大提出，要在2010年至2020年期间，实现经济总量和居民收入再翻一番，在建党100年前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意味着我国已经进入全面建成现代化国家的关键时期。但与此同时，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已经成为上中等收入国家）以及进入工业化后期，我国的产业结构正在发生转折性的变化，第三产业在比重和增长率上都超过第二产业成为国民经济的主导产业，这种产业结构的变化对中国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就业、收入分配、国际收支、区域经济发展等）将产生一系列深远影响。深刻地认识产业演进在中国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不仅对于我们探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具有理论意义，而且对于我国深化经济改革和科学地制定宏观经济政策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本研究使用的方法包括国际比较方法、统计研究方法和理论研究方法。国际比较方法主要是通过对关键指标的国际比较，分析研究中国与其他国家经济发展中的差异、共同规律并通过这种研究探索中国经济的发展道路。统计研究方法主要是通过对大量宏观经济数据尤其是国民经济核算、就业等方面的数据的研究（包括比较研究和建立数量模型），总结和归纳它们的数量特征、数量规律及相互间的联系，研究中国的经济增长和产业演进。理论研究方法则是科学地运用经济理论对所进行的各项研究进行理论概括，发展和丰富中国特色的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理论。
本研究共分为七章，分别为“经济增长水平和发展阶段的判断”，“新常态下的新变化、新失衡、新政策”，“经济增长的总量失衡与宏观调控”，“经济增长中的产业结构变化”，“产业结构变化与经济增长效率”，“产业结构失衡与初次分配扭曲”，“产业结构升级、经济结构优化与供给侧改革”。
在第一章“经济增长水平和发展阶段的判断”中，我们通过分析中国国民经济核算数据和世界银行公布的各国国民收入统计数据，在纵向上，对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经济增长所取得的成就、达到的水平以及未来的发展目标进行了长期趋势的研究；在横向上，则通过与世界各国的对比，分析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发生了哪些变化以及是如何发生这些变化的。经过改革开放以来三十多年的高速经济增长，从经济总量上看，2013年中国的GDP已经相当于改革开放初期的28倍，年均增长率为9.7%，为这一时期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经济体，GDP占世界的份额已经由1.8%提高到12.2%，从此中国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从人均国民收入水平上看，1998年中国已经由低收入国家发展成为下中等收入国家，2010年又进入了上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现在正处于向高收入国家发展的阶段（2013年中国的人均国民总收入为6560美元，而世界银行公布的高收入国家的标准为人均国民总收入达12746美元）。虽然我们在现代化进程中已经取得了很大成就，但与世界先进水平相比，经济发展上仍然存在一定的差距，而从国内改善人民生活、增强综合国力的要求看，也仍然需要一个比较长的高速或中高速增长阶段。因此，经济增长仍然是我国现阶段最重要的经济发展目标之一。而从国际比较的观点看，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以汇率法反映的人均国民总收入）的变化，主要取决于三个重要因素，即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的变化和汇率变动的影响，其中经济增长是决定性因素。通过对影响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的分析，我们认为只要能够处理好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中的各种失衡和矛盾（尤其是各种结构失衡与矛盾），中国就完全有可能在未来保持较快的经济增长，从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实现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并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的目标。
第二章“新常态下的新变化、新失衡、新政策”讨论了在中国经济增长新的起点上，如何实现可持续的增长。我国GDP总量、人均GDP、经济结构的变化表明，我国无论是在经济的数量水平上，还是在经济的质态结构上，都已进入上中等收入阶段和工业化后期加速完成阶段，这标志着我国经济站在了一个新的起点并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新的失衡则表现为通货膨胀、成本变化、国际收支、投资和消费增长乏力、收入分配等所引起的总量失衡及各种结构失衡。而纠正这些失衡需要新政策、新方法和新制度。
首先，在宏观经济政策上，重要的是协调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松紧搭配的力度。具体来说，要根据双重风险的矛盾运动变化状态调整松紧力度，包括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之间的松紧力度，也包括财政政策相互间（比如财政支出与财政收入政策之间）的松紧力度及货币政策相互间（比如货币政策的数量工具和价格工具之间）的松紧力度等，合理地确定宏观调控松紧力度的上、下限。
其次，在克服失衡所采用的方法上，根本在于缓解结构上的失衡，而要缓解结构性失衡，在宏观调控方式上必须在关注需求管理的同时，关注供给管理，因为只有供给管理才能真正直接影响企业行为进而影响结构变化。结构失衡的再平衡本身属于供给方面（生产）的变化，需求管理调节的是市场购买者的行为，供给管理则影响生产者的行为；需求管理直接调整的是总量，供给管理直接影响的是结构。产业结构升级可以提升企业创新能力、降低企业成本、提高企业效率、淘汰相对过剩的低水平产能等，这些都属于供给管理范畴。这就要求在短期运用宏观经济政策时，既要注重其需求效应，又要注重其供给效应；既需运用扩张性的财政支出政策刺激需求，又需运用扩张性的财政收入政策降低企业成本；既需运用紧缩性的货币政策抑制通胀，又需注意因此而形成的企业融资成本上升的压力；等等。在长期追求总量均衡目标时，需关注包括产业结构、区域结构、技术结构、分配结构在内的一系列结构政策目标。在处理供给管理与需求管理的关系时，应当以需求扩张作为调整供给结构的前提，努力刺激需求，为供给的有效实现创造市场条件，在需求不断被扩张的背景下，为优质产能的实现创造空间，以需求拉动供给的总量扩张和结构演变；在调整供给结构和效率时应当以创造和引领需求为主导，改善产品结构，提高供给质量，提升供给安全水平，创造新的高质量产品和服务，降低产品成本等。
最后，要有效地实现宏观政策目标和宏观调控方式的转变，根本在于制度创新。首要的是技术创新，没有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便不可能有产业结构的升级，不可能有经济增长方式从数量扩张为主向效率拉动为主的转变，不可能有企业竞争力的提高和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发展。但是，制度重于技术，制度创新尤为重要，特别是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依法治国，即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民主法治秩序。如果不能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健全，秩序不完善，那么市场机制就难以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市场会严重失灵，资源配置的决策权会集中在政府官员手中。此外，民主与法制建设严重落后于社会发展要求，政府官员的权力在制度上缺乏真正的民主基础和严格的法制约束，不仅破坏公平，而且影响效率。因此，制度创新是推动我国转变发展方式、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实现现代化宏伟目标的关键。
在第三章“经济增长的总量失衡与宏观调控”中，作者对如何通过宏观调控改善中国经济增长中的失衡进行了更加深入的分析，首先研究了中国经济增长中不同阶段失衡的特点及其演变的过程，揭示了中国的经济增长失衡和市场化改革、经济发展阶段以及经济结构的变化之间的联系，然后在此基础上，分别从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松紧搭配组合、现阶段货币政策选择面临的特殊条件及其应对、现阶段财政支出与财政收入政策间的结构特征分析及其应对三个主要方面，研究了如何改善我国的宏观调控的思路。作者通过分析指出：首先，我国现阶段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松紧搭配反方向组合的根本原因在于现阶段宏观经济失衡的特殊性，即通货膨胀的压力和经济下行的威胁同时存在。其次，我国现阶段财政与货币政策调整为松紧搭配反方向组合有自身鲜明的特点，尤其是与当代欧美国家为应对金融危机冲击而做出的宏观政策选择有所不同。最后，从财政与货币政策松紧搭配取得有效的政策效应所要求的条件来看，在存在“滞胀”威胁的条件下，财政与货币政策反方向组合的选择，在短期里应对危机冲击一般以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组合为宜，在危机后退出刺激经济的政策的过程中，以适度紧缩的财政政策和相对宽松的货币政策组合为宜。但要实现这种组合及方向的转换，在体制上要求投融资机制以有效的市场机制为基础，而不是以政府投资为主体。在现阶段“择机退出”且存在一定的“滞胀”威胁（可能性）的条件下，要实现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均衡增长，以下几方面的工作十分重要：（1）在财政与货币政策的组合上，宏观经济政策应尽可能避免长时期采取力度较大的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同时尽可能采取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而不是相反。（2）在宏观调控方式上，在强调需求管理的同时，必须重视供给管理，宏观经济政策有需求效应，同时也有供给效应，要解决我国现阶段的失衡，不结合供给管理，不提高企业效率和劳动生产率，不调整产业结构和提高创新力，不可能取得根本进展。（3）在宏观政策方向的调整上，应根据宏观经济失衡方向的变化，特别是根据国民经济正常运行的主要矛盾的转变，及时加以微调；在宏观决策方式上，应加强民主和法制化、程序化，使中央与地方、政府与企业、财政与金融、银行与企业、国有与民营等多方面的利益得到尊重和协调。（4）在体制创新上，应当坚持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尤其是加快推进土地、劳动、资本、外汇等要素的市场化进程，完善市场竞争秩序。
在第四章“经济增长中的产业结构变化”中，作者首先对我国改革开放后不同阶段产业结构变化的特点进行了研究，在此基础上，对世界主要国家产业结构的演进进行了分析，指出中国的产业结构变化（包括增加值结构和就业结构）一方面遵循着与世界各国一样的规律，即在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上将会有相应的产业结构，但另一方面又有自身的特点，这就是，中国的经济增长是在由计划体制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发生的，由于市场化进程的滞后，相较于世界其他国家的工业化进程，第三产业的发展也是相对滞后的。本章通过研究指出：（1）改革开放以来，第二产业始终是我国经济增长中的主导行业，带动了其他产业的发展，而且为改善就业尤其是农业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转移作出了重要贡献。（2）随着我国的工业化进程进入中后期并成为上中等收入国家，经济增长中的主导产业在发生改变。2013年，我国的第三产业增加值在GDP中的占比首次超过第二产业，形成第三产业占比最大、第二产业次之、第三产业占比最小的现代经济产业结构。从发展趋势看，在2015年前后，随着第二产业的就业超过第一产业，在就业结构上也会呈现这样的格局。中国正处于一个产业结构升级和转换的时期。这种转换可能使我国经济增长中的主导产业由第二产业转变为第三产业，并对我国经济增长和就业产生一系列深刻影响。（3）2010年前后，我国的制造业和第二产业的规模虽然已经超过美国位居世界第一，但仍然保持着较快的增长和对新增劳动力的较大需求。从发展趋势上看，由于需求、规模、能源环境及生产要素等方面条件的制约，第二产业的发展正在放缓，而我国第三产业仍然保持着持续的增长，具有更大的潜力。（4）由于人口自然增长率降低、人口年龄结构变化等原因，我国劳动力总供给的增长在2014年前后会明显减缓并有可能在此之后进一步发展为负增长。经济增长中的劳动力供需变化主要体现为就业结构的变化，即非农产业就业的增加和第一产业就业的减少。在6%—8%的经济增长率下，劳动力的供需之间可以达到均衡。
在第五章“产业结构变化与经济增长效率”中，作者首先通过计算中国及各个地区的产业结构高度（根据各个产业的占比对劳动生产率进行加权计算），对中国现阶段的产业结构高度进行了测度及国际比较，指出我国截至2010年的产业结构高度H值为0.666，表明按当代国际标准意义上的工业化完成水平，到2010年我国已实现了2/3以上，以现在的工业化水平和进展速度，在2020年基本实现工业化（新型）的结构升级目标是完全可能的。本章通过研究，得出以下重要结论：（1）我国经济高速增长不仅涉及GDP规模的迅速扩张，而且伴有产业结构的演进，即不是单纯的增长，而是同时实现了质态的发展。（2）在这一过程中，我国产业结构演进的速度和达到的高度相对滞后于经济增长的速度和达到的水平。（3）我国经济增长并非单纯依靠要素投入量的扩张，而是同时有产业结构演进带来的效率上升的支持，因而不同于克鲁格曼等所批评的东亚泡沫。（4）无论在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上还是在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上，我国都具有产业结构变迁效应和净技术进步效应，但在进入21世纪之前，结构变迁效应的作用力度超过净技术进步效应；进入21世纪之后由于结构变迁效应的作用逐渐减弱，净技术进步效应的作用力度相应提升，但近年又出现了交替性的波动。（5）我国产业结构存在的突出矛盾其根源在于效率水平低，包括产业内的技术进步和产业间的要素配置效率都亟待提高，否则无法克服一系列结构性矛盾，而这些深层次的结构性矛盾是导致我国宏观经济失衡（现阶段的通胀与经济“下行”并存的双重风险）的根本原因。（6）因此，转变发展方式是克服失衡、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发展方式转变主要在于结构调整，结构战略性调整首先要依靠技术创新，技术创新导致产业效率上升，其累积性效应导致产业间效率落差增大，即产业结构升级动力增强，空间扩大，推动产业结构演进，提升结构变迁效应。（7）无论是产业内的技术进步还是产业间的结构变迁，在制度上都需要构建具有公平竞争性的市场机制，尤其是要素市场的培育，都需要完善的市场竞争秩序，包括主体秩序（企业制度）、交易秩序（价格制度）等，当然，建立完善的市场秩序的关键在于协调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正因为如此，深化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的改革开放，是我国现阶段实现发展方式转变的根本。
在第六章“产业结构失衡与初次分配扭曲”中，作者从产业部门的角度，研究了三次产业部门的成本结构即初次分配结构对于我国整个国民收入分配所产生的影响，指出这种失衡不仅会影响经济增长的均衡目标，而且会影响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不仅会影响收入分配公平目标，而且会影响经济增长效率目标。本章应用国民经济核算与投入产出数据，对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增加值结构与就业结构的演进过程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增加值结构和就业结构的高度都有显著提升，但就业结构高度提升滞后于增加值结构高度演进，这种产业结构上的发展失衡所导致的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上的失衡是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差距形成的重要原因。这种初次分配上的失衡是经济发展失衡的重要体现，一般而言，产业产值比与就业比应逐渐趋于一致，因为产业间劳动生产率水平存在趋于均衡的趋势，也是产业间发展趋于均衡的重要体现。我国三次产业的产值比和就业比长期里虽然呈接近趋势，但进展缓慢。在这种结构失衡下所形成的初次分配结构决定了我国的劳动报酬分配结构以及宏观收入分配结构，并对国民经济最终需求产生了一系列影响。本章通过对三次产业的人均增加值、劳动报酬占增加值的比重以及人均劳动报酬的进一步分析，指出了我国的初次分配结构存在的“要素反效率配置”倾向：在第二产业中，资本相对挤出劳动，在第三产业中，劳动相对挤出资本，而第二产业中的劳动生产率绝对水平和增长速度均高于第三产业，同时，第三产业的资本边际报酬增速又高于第二产业，表明第三产业亟待提升资本和技术密集度（尽管资本边际报酬的绝对水平仍低于第二产业）。这种要素反效率配置结构，一方面会导致劳动生产率结构性下降，另一方面会导致资本效率提升的结构性损失。这种要素效率提升的结构性损失，不仅会深刻影响经济增长的均衡和可持续性，而且会深刻影响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及最终使用，尤其是会对劳动报酬的增长产生深刻影响和重要约束。
在第七章“产业结构升级、经济结构优化与供给侧改革”中，作者讨论了供给侧改革及供给管理与宏观调控及经济结构演变的相互关系，特别分析了供给管理的特点及其对于治理双重风险的特殊意义，强调了供给侧改革对于经济结构升级和克服结构性失衡的重要价值，剖析了供给管理和供给侧改革所需要的体制条件，特别指出了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和全面推动法制建设、建设法制中国对于供给侧改革的重要性。
本研究力图将总量分析与结构分析相结合，将长期趋势分析与静态比较分析相结合，在探索中国经济增长及产业结构演进的发展规律的基础上，对中国经济增长所取得的成就和发展过程中所存在的总量和结构失衡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深入研究，得到了一系列重要的研究结论。在此基础上，探索了如何通过深化经济改革与宏观调控来改善中国的经济增长，从而达到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本研究的特点在于通过对经济结构尤其是产业结构的深入分析来探索中国经济增长的数量特征、数量关系和数量规律，由此探索在我国现阶段经济增长进入新常态后，如何根据经济形势与经济环境的新变化，通过新政策、新方法和新制度来改善我国的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具有很大的应用价值。我国正处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最后阶段，经济增长面临新的挑战和机遇，这一研究不但有助于人们深刻认识我国目前经济发展所处的阶段、所面临的挑战以及解决矛盾的途径，而且有助于人们增强建设现代化强国的信心，因而将产生较好的社会影响和效益。第一章 经济增长水平和发展阶段的判断第一节新时期以来中国的经济总量及国际地位的变化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增长取得了巨大的成就，1978—2014年的年均经济增长率达到了9.70%。在进入21世纪后的前10年，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推进，经济增长进一步加速，2000—2010年，年均经济增长率达到了10.48%（见表1—1）。而且随着我国市场化程度和宏观调控水平的提高，中国经济在保持高增长的前提下，稳定性也大大增强了。持续快速的经济增长增强了中国的综合国力，改善了中国人民的生活，也为我们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如基础设施建设、城市建设等）、应对突发事件和解决各种发展中的矛盾提供了强大的物质基础。从现在的情况看，虽然经过改革开放以来三十多年的高速经济增长，中国已经进入了上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但是经济发展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仍然有很大差距。而从国内改善人民生活、增强综合国力的要求看，中国也仍然需要经历一个比较长的高速或中高速增长阶段。因此，经济增长仍然是我国现阶段最重要的经济发展目标之一。党的十六大提出了21世纪的前20年GDP翻两番的目标，十七大则把这一目标调整为人均GDP翻两番，而从实际进展上看，2011年的GDP总量已经达到了2000年的2.95倍，这一期间的年均经济增长率达到10.36%，也就是说，由于在前一阶段中国取得了更高的经济增长率，所以无论是党的十六大还是党的十七大提出的增长目标，我们都能够超额完成。如果十六大的经济增长目标保持不变，那么2011—2020年中国只要实现3.4%的年均GDP增长率就能完成在21世纪前20年GDP翻两番的目标。在新的起点上，党的十八大又提出，从2010年到2020年，我国要实现GDP和居民收入再翻一番，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也就是说，这一期间的GDP和居民收入的年均增长率要达到7.2%，这实际上又为我国提出了新的增长目标（居民收入的增长事实上也必须建立在GDP的增长上，但必须对原有的宏观收入分配结构进行一定的调整）。在2011年、2012年、2013年和2014年，我国的经济增长率分别为9.3%、7.7%、7.7%和7.4%，均高于预期的年均经济增长率7.2%，因此，在之后的6年里，如果要实现10年再翻一番的目标，只要GDP年均增长率达到6.5%就已经足够。随着经济增长基数的扩大和经济结构的变化，我国目前的经济增长率虽然较改革开放以来三十多年的长期增长率有所回落，但与世界各国相比，仍然较高，而且也能够支持我们实现2020年的经济增长目标。如果没有特殊的情况，那么通过深化经济改革和合理适度的宏观调控，按照现在的发展趋势，实现十八大的增长目标也是有把握的。无论从中国经济增长动力来看，还是从长期趋势来看，中国经济增长都仍然可能保持一个相对快的速度。表1—1列出了1978—2014年中国的GDP指数。（注：参见刘伟：《转变发展方式的根本在于创新》，《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1期。）表1—1 1978—2014年中国GDP指数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历年数据整理而成。
由于长期的高速经济增长，中国在世界经济总量中所占的份额在迅速提高，进入21世纪后，这一点表现得更为突出。从表1—2中可以看到，在改革开放初期的1978年，中国的GDP总量仅为1500亿美元，占世界GDP的份额仅为1.8%，排名第10位，和一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大国的地位极不相称。加之中国人口众多，人均水平就更低，属于低收入贫穷国家。在此之后的二十余年，中国经济虽然取得并保持了高速增长，但是2000年中国的GDP占世界GDP的份额仍然只有3.7%，落后于传统的发达国家如日本、德国、英国、法国等，排名为第6位，相比1978年上升了4位，但国际影响力仍然是有限的。进入21世纪后，这种情况发生了明显的改变，由于发展基数已经大为提高，再加上强劲的经济增长，中国的经济总量先后超过法国、英国、德国、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0年中国的GDP总额达到了9.4万亿美元，占世界GDP的比重为9.4%，成为对世界具有重大影响的经济大国。而到了2013年，这一比重又继续提高到12.2%。在对外贸易发展方面，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的出口在全球贸易中所占的比重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到了2000年，中国的出口占全球的份额已经提高到3.9%，在全球排名第7位；而到了2010年，中国出口在全球所占的份额已经提高到10.4%，成为全球最大的商品出口国。（注：根据世界贸易组织的统计资料分析计算所得。）可以说，进入21世纪后的10年，是历史上中国国际经济地位改善最为显著的10年，中国在其他方面的地位也由此提升了。而现在，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商品贸易总额最大的国家。表1—2 世界20个主要国家1978年、2000年、2010年的GDP及占世界GDP的份额资料来源：世界银行数据库（GDP（current US$））。
通过对2010年世界上经济总量最大的20个国家过去三十多年来按汇率法计算的GDP总量、份额和排序的比较可知，造成相互关系变化的直接影响因素有三个，即实际经济增长率、通货膨胀水平和汇率，而实际经济增长率则是最重要的影响因素。从世界长期发展的观点看，在开放经济的条件下，一个国家的通货膨胀水平和汇率之间通常存在反向变动的关系，通货膨胀水平越高，本币的贬值幅度往往也越大，反之本币的贬值幅度则越小。因此，按汇率法对开放大国的GDP的长期变化进行横向比较，是能够说明各国的世界经济地位的变化的。
从表1—2中我们可以看到在过去的三十多年中世界其他主要国家的GDP总量和份额的变化情况。先看以七国集团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份额的变化。在发达国家中，美国、日本和英国属于前二十余年所占份额提升，近十余年份额下降的国家；加拿大属于前二十余年份额下降，最近十余年份额略有提升（由2.2%上升到2.5%）的国家；而德国、法国、意大利属于份额几乎持续下降的国家。
美国和日本是两个经济总量最大的发达国家，但二者的情况有所不同。1978—2000年，美国所占的份额在已经达到27.1%的情况下，进一步提高到30.7%。新技术革命、金融和文化产业的创新以及房地产的发展，对这一时期美国和世界的经济增长作出了贡献。但2000—2010年，美国经济虽然还在增长，但所占的份额下降到了23.1%，下降了7.6个百分点。日本的GDP在世界经济总量中所占的份额，1978年为11.7%，2000年则提高到14.5%。但事实上，1973年石油危机以后，日本经济增长就已经明显放缓，所占份额的提高主要是1985年《广场协议》签订后日元大幅升值的结果。日本为这一升值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已经放缓的经济增长进一步陷入困境。最近10年其所占的份额又从14.5%下降到8.6%，下降了5.9个百分点。
从三十多年的份额变化看，七国集团中所有国家在世界经济中所占的份额都是下降的，其中美国下降了4个百分点，日本下降了3.1百分点，德国下降了3.3百分点。而中国在这一期间所占的份额提高了7.6百分点，超过了和中国经贸关系最为密切的美国、日本的份额变化之和，而这种变化主要是在最近10年发生的，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为什么中国现在受到美国及西方各国这么大的关注。
再看新兴国家份额的变化。发达国家所占份额的减少，是和新兴国家所占份额的提升相对应的。虽然除了中国之外，其他国家的份额提高的幅度都不算大，如新兴国家中份额提升幅度位居第二名的印度，其份额在过去三十多年中仅提升了1.1个百分点，但这些国家人口众多、资源丰富、经济增长的比较优势明显，近年来纷纷走上了经济增长的快车道，这就导致了最近十多年世界经济格局的迅速变化。而在这种经济格局的变化中，中国无疑占据着重要地位。从发展上看，新兴国家的发展是有利于中国经济增长的。如果说中国在经济起飞的初期，更多地依赖了相对于发达国家的后发优势的话，那么到了现在，利用相对于新兴国家尤其是新兴发展中国家的领先优势推进我国的全球化战略，将是我国实现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第二节世界各国或地区1980—2010年的实际经济增长一、以可比价格反映的经济增长
影响一个国家或地区在国际比较中份额变化的最重要的因素是经济增长。那么，1980—2010年这30年中世界各国或地区的经济增长表现出哪些特征呢？表1—3分别列出了1980—2010年和2000—2010年这两个时间段里，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的中长期实际经济增长情况（注：不包含人口在200万以下的国家和地区，也不包含缺乏连续时间序列的国家和地区。）（即不包含价格变动和汇率因素的影响），我们可以从长期（30年）和近期（10年）这两个角度来看中国内地和世界各国或地区的经济增长。表1—3 1980—2010年世界各国或地区的实际经济增长率资料来源：世界银行数据库（GDP（constant US$））。
先看中国内地的经济增长。表1—3是按照1980—2010年各个国家或地区的年均经济增长率由高到低来排序的。在1980—2010年，中国内地的经济增长率是全球最高的，年均增长率为10.06%；而在2000—2010年，中国内地的年均经济增长率仅低于缅甸，居世界第二位。但缅甸是一个后起的国家，起点低，经济规模小，2000—2010年通过设施建设等实现了高增长，中国内地则是在已经高速增长20年的基础上继续增长，难度更大。从发展阶段上看，中国内地仍然处于高速成长期，2000—2010年的年均增长率（10.48%）（注：世界银行的数据和国内数据有微小的差异，本章以世界银行数据为比较标准，下同。）还略高于1980—2010年（10.06%），这是改革开放后中国内地经济增长最快的阶段。正是这种高增长导致了中国国际地位的巨大提升。
再看世界各国或地区的经济增长。在1980—2010年，世界经济整体增长并不是很快，表1—3中列出的100个国家和地区中，只有7个国家或地区的年均增长率超过5%，10个国家在4%和5%之间，15个国家或地区在3%和4%之间，33个国家或地区在2%和3%之间，35个国家在2%以下。高速经济增长并不是这一时期世界经济增长的普遍状态，中国内地能长期保持这种超过10%的年均增长，确实是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的奇迹。在这一时期，世界各国或地区的经济增长表现出以下特点。
第一，世界经济的重心开始向亚洲偏移。从表1—3可以看出，1980—2010年增长最快的8个国家或地区全部都在亚洲，分别为中国内地、新加坡、缅甸、韩国、印度、马来西亚、泰国和印度尼西亚，其中中国内地、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的人口都过亿。年均增长率最高的是中国内地，超过10%，最低的是印度尼西亚，为5.26%。其中中国内地、印度、缅甸2000—2010年的年均经济增长率高于1980—2010年，经济增长保持上升势头。尤其是印度，2000—2010年的年均经济增长率达到了7.67%，可以说是步入了高速增长阶段，引起世人关注；印度尼西亚2000—2010年的年均经济增长率与1980—2010年的年均经济增长率基本持平，作为一个拥有2亿人口的地区大国，连续30年保持5%以上的经济增长，这也是相当不容易的；其他4个国家2000—2010年的年均经济增速相比1980—2010年有所减缓，如新加坡和韩国2000—2010年的年均经济增长率已经分别回落到5.59%和4.15%，可以说高速增长期已经过去。日本是亚洲的重要国家，但1980—2010年，日本的经济增长已经明显放缓，年均经济增长率由高增长时期的10%下降到1.96%，而2000—2010年的年均经济增长率更是下降到0.7%。这种停滞为日本解决国内问题带来了困难，同时也降低了它在亚洲和全球的经济影响力。从发展上看，中国正在成为亚洲经济增长的主导力量，而亚洲新兴国家的发展，则对促进亚洲国家之间的经济合作和整体的经济增长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第二，一些发展中国家出现了经济加速增长的势头，世界经济发展多极化的格局更加明显。从表1—3中可以看出，年均增长率居前的国家和地区中，大部分属于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如南亚国家印度、巴基斯坦、斯里兰卡等，历来属于人均收入水平较低而且增长缓慢的国家，但现在经济增长已经开始提速。非洲的很多国家（尤其是资源丰富的国家）近些年来经济也走出了停滞状态，实现了较好的发展。尤其应该注意的是，一些大的发展中国家（人口较多、领土面积较大）的经济在好转，如印度尼西亚和一些拉美国家等，它们的经济增长率可能不是很高，但已经走出了徘徊的局面，出现或重新出现了加速增长的势头，在世界经济舞台上互相合作和支持，实现共赢。这使世界经济秩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第三，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开始明显放缓。在七国集团中，虽然各国占世界经济的份额有一定的调整，但相互之间的排序关系没有变化，从高到低仍然是美国、日本、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和加拿大，日本和德国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济恢复和发展比较快的国家，也都进入了稳定发展期。七国集团中，意大利2010年的GDP相对于2000年的倍数最低，为1.03倍（年均增长率为0.26%）；日本次之，为1.07倍（年均增长0.70%）；加拿大最高，为1.20倍（年均增长1.87%）。而从2010年的GDP相对于1980年的倍数来看，意大利最低，为1.53倍（年均增长1.42%），美国最高，为2.26倍（年均增长2.75%），经济增长都较慢。美国2000—2010年的年均经济增长率为1.60%，而在1980—2000年则是3.34%（1980—2010年为2.75%），前者相比后者下降了近2个百分点。经济增长在2000—2010年明显放缓是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共同特点，不但经济增速下降的幅度大，而且实际的经济增长率相当低，如日本和德国，几乎就是零增长。这也从某种意义上为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经济的复苏迟缓和后来的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做了注解。在中国等新兴工业化国家的经济发展起来之后，发达国家的传统比较优势（如金融、技术、资金、装备等）必然会有所减弱，这就要求它们在新的领域中有所突破（如20世纪70年代的新技术革命），开创和发展新的优势，如果不这样，那么其经济增长就有可能出现停滞，而没有经济增长也就没有了解决各种发展中的矛盾的基础。
发达国家的经济放缓和中国内地的加速增长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这也是中国国际地位迅速提升的直接原因。但应该看到，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世界各国的经济增长是互相影响的。随着中国的长期经济增长和综合实力的增强，中国和发达国家之间的关系也在逐渐发生着变化，中国和发达国家之间的关系，在很多方面已经从互补关系发展成为竞争关系。中国已经发展成为新的世界制造业中心，在很多领域替代了原先的发达工业化国家（如德国、日本等）。这对中国来说当然是好事，但是，发达国家竞争力减弱所造成的经济放缓以及购买力的减弱，又反过来影响了中国对其的出口，如这次美国的金融危机和欧洲债务危机，都对中国外向型经济的发展形成了冲击。世界环境的变化、国内经济发展出现的失衡，以及可持续发展的要求，都可能影响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按照经济增长的一般规律，随着一个国家以人均GDP衡量的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其经济增长有可能逐步减缓，但这种减缓往往是在一个长期的过程中发生的，如果没有特别大的外部冲击（如世界大战），即使出现了世界性金融危机、巨大自然灾害等，其高速经济增长也不会突然中断。从目前情况看，中国的长期经济增长率在达到了21世纪前10年的新高后，可能会逐渐回落，但只要我们像过去三十多年那样，较好地处理社会和经济发展中的各种矛盾，那么即使中国的长期经济增长率下调2~3个百分点，和世界各国相比，中国也仍然会是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我们虽然在经济总量和增长率上已经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但是无论在工业发展阶段和科技发展水平上，还是在国内经济的均衡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上，都和发达国家、新兴工业化国家之间有着很大的差距，这是我们继续保持长期高速增长的潜力和动力。二、以现行价格反映的经济增长
在表1—2中，对中国和世界主要国家的经济总量及其在世界经济总量中所占的份额和排序的变化是以按汇率法计算的现价GDP反映的。因此，各国之间的横向比较就不仅和各国历年的经济增长率有关，而且和各国价格总水平、汇率的变动相关。表1—4反映的就是包括了这些因素的世界上20个主要国家进入21世纪后的前10年来以美元计价的名义经济增长率的比较。从表1—4中可以看出，在加入了价格和汇率因素后，各国国际地位的变化和表1—3有很大不同，如中国、印度、巴西、印度尼西亚、俄罗斯等国家的国际地位的提升，都明显快于其经济增长的速度。以中国为例，中国这一期间（2000—2010年）的名义年均增长率为17.22%，仅次于俄罗斯，在20个国家中位居第二位。其中，年均经济增长率为10.48%，价格总水平的年均增长率为4.09%，汇率水平的年均增长率为1.93%。一般地说，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国家，初级产品（如蔬菜）的价格相对便宜，而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国家，工业制成品相对便宜，这是一些学者及国际机构（如世界银行）利用购买力平价（Purchasing Power Parity，PPP）进行国际比较的重要理由。但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和发达国家人均发展水平的差距越小，其购买力平价与汇率之间的差别也就越小。从这个意义上看，发展中国家汇率的逐步提升，事实上也是其现代化程度提升的重要标志。但是也应该看到，发展中国家的汇率决定，应该服务其经济增长而不是其他目的，一个国家汇率的短期上升，将影响其商品在国际上的竞争力和其货币在国际上的购买力，并进而对其未来的经济增长产生重大的影响。如前面所指出的那样，日元在20世纪80年代的大幅度升值曾大大提高了其GDP在世界GDP总量中所占的份额，并且使日本的名义人均GDP有很大提升，但却由此对日本经济增长产生了负面影响，最终的结果是日本在世界经济总量中所占的份额重新降下来。表1—4 2000—2010年世界主要国家现价GDP的变化资料来源：根据世界银行数据库（GDP（current US$））的相关资料计算整理而得。第三节人均国民收入的国际比较一、人均GNI的分类与国际比较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实现了巨幅的经济增长，按汇率法计算的GDP已经居世界第二，占全球GDP总量的份额已经达到10%以上。但由于中国人口众多，从人均国民收入水平（一般使用人均GNI（注：GNI指的是国民总收入，即过去的国民生产总值，它和GDP指标之间在数值上的差别反映为“来自国外的净要素收入”。）来反映，有时也使用人均GDP，二者在具体数值上一般不会有太大差别）上看，中国和发达国家还存在较大的差距。表1—5列出了世界银行公布的一部分国家和地区的人均GNI（注：一些较小经济体的数据未列入此表中，但在排序中没有排除。），从表中可以看到，2011年中国的人均GNI为4940美元（注：这一比较结果是通过Atlas method即三年平均汇率法计算而得的，不只是考虑当年的汇率变化，而人民币这三年的汇率是小幅升值的，因此世界银行所公布的计算结果要小于我们用当年汇率直接换算得到的结果。），在列入统计的213个国家或地区中名列第114位，比2010年的排序上升了7位。（注：参见刘伟、蔡志洲：《我国人均国民收入的变化及展望》，《经济纵横》2014年第1期。《新华文摘》2014年第8期转载。）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可以说中国已经取得了相当大的进步。2003年，我国的人均GNI为1100美元，在世界上排第134位，仅比排第135位的菲律宾高20美元，而2011年菲律宾的人均GNI为2210美元，从表面上看也翻了一番，但排序变成了152位，下降了17位，而中国则跃升了20位。中国和菲律宾之间无论是在人均GNI的数值上还是在排序上的差距，都在明显扩大。这明显可以看出，高速经济增长在提升中国经济总量的同时，也使中国各指标的人均水平及在国际上的地位有了明显的提高。表1—5 2011年世界各国家或地区的人均GNI资料来源：世界银行数据库，见databank.worldbank.org/databank/download/GNIPC.pdf。
观察表1—5中的数据可以看出，世界各国或地区的人均国民收入水平的差异是巨大的。人均国民收入最高的是摩纳哥，为18万美元，而收入最低的刚果民主共和国只有190美元，前者是后者的近1000倍。在这些国家中，排名居前的国家和地区主要有三类：一是发达经济体，包括美国、西北欧国家、日本和大洋洲国家；二是资源输出型国家尤其是石油输出国，但是近些年来，这些国家由于增长缓慢，在世界上的排名开始下降；三是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包含新加坡、中国澳门、中国香港和韩国等，尤其是韩国，其经济规模远远大于四小龙中的其他经济体，但仍然能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其人均GNI现在已经达到20000美元以上，2011年位于世界第53位。排名靠后的主要是亚非拉发展中国家，亚洲有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柬埔寨等国家，这些国家人口众多，经济相对落后；拉丁美洲有海地等国家；非洲国家的贫穷国家最多。中国原先也属于贫穷国家，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内地的人均GNI不到200美元，但经过三十多年的努力，现在的人均GNI已经超过了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进入了排名居中的国家的行列（现在的排名在200多个国家和地区中正好处于居中的位置）。排名居中的主要是一些拉美国家、中南欧国家、东南亚国家和北非国家。
因此，世界银行把对人均GNI水平（注：其他分类还有地区分类，以及在不同的收入组中按地区进行分类。）的分类作为一项重要的工作，并将其作为一项最为重要的分类。这种分类和世界银行的工作内容有关，其认为收入较低的经济体在得到世界银行的经济支持时，和收入较高的经济体的待遇（包括贷款利率、贷款额度以及评审过程等）应该有所差别。在1987年以前，世界银行只是把所有的经济体分为工业化（industrial）经济体和发展中（developing）经济体，而从1987年开始，则开始使用了细化的分组并提出了相对应的标准。2011年的分类及其标准为：低收入（low income）组，人均国民收入少于1025美元；下中等收入（Lower middle income）组，人均国民收入为1026—4035美元；上中等收入（Upper middle income）组，人均国民收入为4036—12475美元；高收入（High income）组，人均国民收入高于12475美元。（注：参见世界银行网站有关说明。）2011年进入分类的经济体包括世界银行的188个成员，以及人口超过3万的其他经济体，共214个国家和地区。按照目前的标准，凡是人均收入在一定贫困标准以下（原来为每天2美元，现在已经调整到接近每天3美元）的国家或地区为低收入经济体，而超过这一标准的占世界人口1/3的国家（或地区）则被视为中等收入经济体。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共有10个国家（包括中国、埃及等）由低收入国家发展成为中等收入国家。显然，这里所使用的“中等收入”，不是算术平均数而是类似于中位数的概念。（注：参见世界银行网站的有关说明，见What are Middle-Income Countries？http://web.worldbank.org/WBSITE/EXTERNAL/EXTOED/EXTMIDINCCOUN/0，，contentMDK：21453301-menuPK：5006209-pagePK：64829573-piPK：64829550-theSitePK：4434098，00.html。）二、不同收入水平的经济体的分布情况
根据世界银行2012年7月公布的2011年的世界发展指标（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当年的低收入经济体有36个（见表1—6），下中等收入经济体有54个（见表1—7），上中等收入经济体也有54个（见表1—8），高收入经济体有70个（见表1—9）。表1—6 低收入经济体（人均国民收入少于1025美元，共36个）资料来源：世界银行数据库，见http://data.worldbank.org/about/country-classifications/country-and-lending-groups#High_income。表1—7 下中等收入经济体（人均国民收入为1026—4035美元，共54个）资料来源：同上表。表1—8 上中等收入经济体（人均国民收入为4036—12475美元，共54个）资料来源：同上表。表1—9 高收入经济体（人均国民收入达12476美元以上，共70个）资料来源：同上表。
这种分类为世界各国开展经济发展水平的研究和国际比较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基础，而国际统计标准的建立和世界各国政府统计工作的发展，为世界银行完成这项工作提供了统计数据支持。由于这种比较受各国统计工作的完善程度以及各国具体情况的影响，仍然存在各种争议，尤其很多人认为用汇率法计算的结果不能完全真实地反映各国发展水平的差别，因此，世界银行还发展出一套用购买力平价法来进行分组比较的方法并公布了相应的数据。但由于购买力平价涉及对各国货币的实际购买力之间差别的评价，很难有唯一的共同标准，比方说不同的团体按购买力平价（用国际元反映）计算中国的人均GNI，将可能出现很大的差别，而从历年研究的结果看，汇率法和购买力平价法所得出的结果虽然在数值上可能存在较大的差异，但在排序上往往没有显著的差别，因此汇率法所得到的结果能被更加广泛地接受。三、世界银行的划分标准及中国地位的变化
由于随着各国的经济增长、价格变动和汇率变化，按三年汇率法计算的世界平均收入水平是不断提高的，所以世界银行的收入分组标准也在不断调整。表1—10列出的就是1987—2013年世界银行的收入分组标准变化以及中国的人均国民收入和所处的组别的变化情况。表1—10 世界银行收入分组的变化和中国的人均国民收入及组别变化资料来源：世界银行网站，见http://data.worldbank.org/about/country-classifications/a-short-history；http://siteresources.worldbank.org/DATASTATISTICS/Resources/OGHIST.xls。
从表1—10中可以看出，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前后，中国还属于低收入国家，而经过十多年的发展，到2010年，中国跨越了下中等收入和上中等收入国家的临界值，成为了上中等收入经济体中的一个成员。进入了这个组，就标志着一个国家将开始由中等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行列迈进。从表1—10的分组标准看，早在1997年，中国就可以说不再是低收入国家，成为一个由广义中等收入经济体（即包括了下中等收入经济体和上中等收入经济体）所组成的中等收入经济体中的成员，也可以说成为一个广义的中等收入国家。这和我们提出的中国式现代化的目标及其实现的经济增长是相关的，在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指出中国式的现代化就是要实现小康社会，而经过20年左右的努力，在20世纪末，我们基本上实现了总体小康或者说初步小康。（注：国家统计局有关课题组根据国务院提出的小康社会的内涵确定了16个基本检测和临界值，按照统计方法综合评分，到2000年总体实现了确定目标的96％。）而这一时期，恰好是中国的人均GNI由低收入向下中等收入跨越的时期。党的十六大提出了在2020年实现全面小康的目标，而且指出，2000年至2010年是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10年，对2020年实现全面小康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从人均GNI的变化来看，在21世纪的这关键10年，我们确实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由下中等收入国家发展成为一个上中等收入国家，人均GNI超越了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十八大再次重申要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把这一过去的长远目标转化成了当前的现实目标，并且提出了一系列实现这一目标的方针、政策和措施。在数量指标上，提出了2020年的GDP比2010年再翻一番的目标，由于中国的人口变化已经趋于稳定，而GDP与GNI之间的差额在国际收支平衡的条件下也是稳定的，所以这实际上意味着，如果这一时期经济总量实现翻番，那么按照可比价格计算的人均GNI也会实现翻番。由于按汇率法计算的人均GNI要受到经济增长、购买力平价、通货膨胀和汇率等多重因素的影响，而从长期发展的角度看，人民币汇率还有可能进一步升值，所以在实现十八大提出的增长目标的情况下，按三年平均汇率法以现行价格计算的经济总量和人均水平将会提高得更多，经济总量将有可能接近甚至达到美国的水平，而以人均GNI反映的经济发展水平也将会实现由上中等收入向高收入的跨越。这也说明了世界银行的这种分组的合理性，它和中国各个大的历史发展阶段的经济发展水平之间表现出明显的相关关系。显然，按照低收入、下中等收入、上中等收入和高收入来对各个国家和地区进行分类，既说明了各个国家和地区处于什么样的发展阶段，又说明了它们的发展水平。
如果用一个区间能够更好地说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发展阶段的话，那么用标志性数值则能更好地说明它的发展水平。世界银行在每年发布的《世界发展报告》（World Development Report）中，在公布各国的人均GNI数据的同时，对应地公布相应的标志性数值（参见表1—11）。表1—11 世界银行公布的2003—2013年人均GNI标志性数值 （单位：美元）资料来源：根据世界银行2003年、2008年、2009年、2010年、2011年和2013年的《世界发展报告》（World Development Report）中公布的世界各国及地区人均GNI（三年平均汇率法）列表中的有关数据整理而得。
表1—11中的各个数据反映了各个收入组的平均水平。以2011年为例，当年全世界人均GNI的标志性数值为9511美元，其中，低收入经济体为569美元，中等收入经济体为4144美元（其中下中等收入经济体为1764美元，上中等收入经济体为6563美元），将低收入经济体和中等收入经济体合为一组，其人均GNI的标志性数值为3648美元，而高收入经济体为39861美元。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