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记袖珍馆李鸿章传(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李营

出版社：哈尔滨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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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记袖珍馆李鸿章传试读：

在安徽省庐州府以东的肥东县磨店乡有一个地方，举目望去，农田和村舍很多，坑坑洼洼的泥巴路让行人总是有所顾忌，待他们小心翼翼地走过，会闻到空气中弥漫着稻草和牛粪的味道。在这里，有几十户人家居住，如今被称作祠堂郢村。

这里的村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一天一天地过着这种平淡而安宁的日子。往村子西头儿走去可以看见一口古井，它是由明朝后期一位熊姓地方官员带人挖掘的，因此也被人们称为“熊砖井”。由于井水甘甜，所以村民们一直饮用这里的井水。在古井附近住着一户人家，户主名叫李心庄。他家虽然贫穷，但是此人却能够勤劳做事，因而生活倒也能够自给自足。

明朝末年，李心庄的一个远方姻亲许迎溪为了躲避战乱，由江西湖口迁至安徽合肥定居，李家与许家既是姻亲又是好友，关系自然不同常人。由于李心庄没有子嗣，因此请求收养许迎溪次子许慎所为嗣，许迎溪慨然应允。从此以后许慎所便随李心庄改姓李，并且李氏家族定下了李、许两族不得通婚的族规。

到了李慎所这一代，经过繁衍生息，李家人口逐渐兴旺起来。与中国大多数传统农民家庭一样，李氏家族世代以“耕读”为业。到了清朝乾隆年间，李家的家境才逐渐好了起来，已经有了200多亩土地，而且李慎所的五代孙李椿也成为了家乡的一名小地主。由于李家没有靠山，因此会时时受到乡里的那些土豪劣绅的压榨。好在李椿善于分析问题，也懂些文墨，因此才能够保住几代人攒下的基业。

土豪劣绅的欺辱，让李椿懂得了想要光宗耀祖就必须进入官场的道理。于是，这一重任便落在了李椿的长子李殿华的身上。

李殿华在父亲李椿的期望下累年苦读，但是学业上仍旧没有多大的长进。由于体弱多病，在两次乡试落第后他心灰意懒，从此便放弃了对功名利禄的追逐，一气之下回到乡下一边耕种一边教子孙读书。他在家乡待了足足50年，没有再走出过家乡一步，因为每天所过的男耕女织的生活，让他感到很满足。但是由于李殿华为人比较大方，不拘小节，又因治病花了不少钱，因此家里分给他这个长子的田地也逐渐被变卖殆尽。因而，为了维持生计，他只得四处借债，致使最终向他讨债的人也越来越多。如此一来，李殿华不得不向亲戚朋友借钱还债，到最后弄得自己狼狈不已。以至于许多亲戚朋友见了李殿华就开始躲避，而李殿华自己也备觉悲哀。幸亏一位姓周的姑舅帮助，才让李殿华一家不至于流离失所。

年少时科举考试的失利以及如今的生活艰难，让李殿华不得不把希望放在自己的下一代上，这致使他重视对每一个孩子的培养，并在学习上严格地要求他们。李殿华的四个儿子分别为文煜、文瑜、文球、文安。李殿华家人口众多，经济上自然也有很多的困难，但是李殿华“耕读”为业的方式没有改变，他一直严格地督促儿子们认真地读书。

李文安字式和，号玉泉，于1802年出生。由于李文安少时多病，天资一般，因此李殿华让他与长兄李文煜一起读书。李文煜教授自己的小兄弟相当认真，每年从正月初三开始一直到岁末除夕要求都极其严格。在长兄的严格教授之下，李文安专心攻读，初步奠定了做学问的基础。

除了长兄之外，李文安还跟随童培山、汪子庄以及杨静闲等几位老师学习，而这也为他今后步入仕途奠定了基础。

李文安为人“事亲至孝”，对子女影响很深。1822年，李文安20岁，他一边继续刻苦攻读，一边设馆授徒，当上了私塾先生。

在李文安办私塾授徒之前，他已经结婚，并且已经有了一个儿子。对于中国人来讲，李文安已经成家立业了，不过李家依然有说不出的困难。

清道光三年正月初五，也就是1823年2月15日，当人们正沉浸在新年的喜悦之中时，一声啼哭给李文安家带来了更多的欢笑。按照传统习俗，过了大年初一，初五便是最重要的日子，因为这天是“财神爷”的生日，并且人一生的财运都是由“财神爷”决定的。而李家在这一天刚刚出生的小男孩就是后来扬名晚清的中兴名臣李鸿章，即李文安家的第二个儿子。虽然出生时并没有任何异于常人之处，但是他却和“财神爷”同一天降临人间，这给李文安心里带去了丝丝的安慰与期待，因此他对李鸿章相当看重，并且对其寄予了厚望。

李殿华并没有因为李文安已经成为人父就放松对他追求功名的要求，他依然督促李文安不懈的努力，他希望自己最小的儿子李文安能够有一天考取功名，光宗耀祖。

每当李文安参加考试，李殿华必定亲自相送。

道光五年，也就是1825年，李文安初次参加江南乡试。李殿华望子成龙心切，又亲自将李文安送往南京。但是，李文安却名落孙山。虽然后来他也屡次参加考试，不过依然是榜上无名。“年来落魄多贪酒，老去猖狂半在诗”，这是屡次落第的李文安的心情写照，也是他对屡次名落孙山的自己的一种自嘲。不过，为了不让诲人不倦的恩师还有对自己寄予厚望的老父失望，李文安咬紧牙关，一次又一次地参加考试。虽然有许多时候李文安都是痛苦万分，借酒浇愁，但是他从未放弃过对科举考试的追求。

如果李文安就这样认命了，或许李氏家族也不会被人如此津津乐道，历史上至多又留下了一个无名者而已。但背负了家族期望的李文安，他根本就没有选择的权利，身为人师，他也不能因为一时的失败就自暴自弃，心灰意冷。于是，他一边继续授徒，一边苦读诗书，因此他所掌握的知识也随之一天天地精进起来。

中国有句俗语叫做“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长期的努力，道光十四年（1834年），李文安终于靠着自己永不言弃的精神考取了举人。而这，也预示着李家辉煌时代的到来。2．文章经国，家道永昌

1834年，双鬓花白的李文安终于考中举人，4年后又成为戊戌科进士，不久朝考入选，到刑部任职。由于李文安少时曾在徐子苓等人的指导下饱读经史，打下了扎实的学问根底，因此在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又再次应试成功。

李文安是合肥李氏家族走出安徽走进京城的第一人，在有家谱记载的文字中，他是唯一的一个进士。

在封建社会，权钱一直是捆绑在一起的，所谓“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权”、“钱”皆能相互转化，因此，一向以耕读为业的合肥李氏家族，由于李文安的“以科甲奋起”，一跃而成了庐州一带的望族。

李文安自号愚荃，也就是说他认为自己天资愚钝，而事实上也的确如此——与别人相比，李文安总少了那么几分聪慧。在当时，聪明的孩子在4岁的时候就开始进行启蒙教育了，而李文安直到8岁的时候才开始读书。并且，由于李文安体弱多病，在四兄弟中年龄最小，因此读书也相当辛苦。在他13岁时，与他同龄的人有的都已经考上了秀才，而李文安才刚刚读完“毛诗”和“四书”。不过父亲李殿华却不认为李文安大脑愚钝，而是认为他不用功，这才让同样在科场上郁郁不得志的大儿子李文煜来督促李文安读书学习。大哥的严格我们从他大年初三开始要求李文安读书一直到除夕夜才结束可以窥见一二。毕竟是严师出高徒，最终李文安终于不负众望考中进士，而他的三位哥哥则都名落孙山。

成功不是那么容易就会来到的，李文安在考中进士之前已经经历了十多年的寒窗苦读，而且每一次的考试他都积极参与，父亲李殿华也亲力亲为，每次都送李文安参加考试。这其中的痛苦与磨难自不必多说。

在李文安求取功名的这数十年里，他一边当教书先生一边读书学习，自己的功课从来都没有放松过，因而终于在他快40岁的时候，考中进士。虽大器晚成，但合肥李家终于可以吐气扬眉了。

作为司法官，李文安公正严明，坚持依法办案，为人清正廉洁，能够耐心地批阅案卷。特别对于那些秋审之后需要断案的卷宗更是谨慎细心，每次都尽量做到准确量刑，不出差错。

李文安审案的原则就是不冤枉一个好人，以至当时有人称他为“包公再世”。不过李文安的独行特立、不巴结权贵的为官作风并没有得到上级的赞同，相反他还屡屡受到排挤和打压。虽然李文安做事认真负责，但是他仍旧在监狱做事，而他的一些同事早已官升几级了。中国的官场讲究“水至清则无鱼”，追求中庸之道，做事既不能不认真也不能太认真，除此之外还要善于揣摩上级的心理，而李文安无论什么事情都讲究原则，“咬定青山不放松”，由此损害了一些上层官员的“利益”，当然也就不能受到上级的欢迎了。

尽管如此，李文安的行为依然被那些正直的人记在心里，而且李文安善待囚犯的善举也被人们做诗进行颂扬。由李文安管辖的两个监狱，他每天都要亲自巡视一遍，并且严禁虐待囚犯，保证囚犯最基本的伙食供应，要求相关人员给囚犯每人一满勺的饭，而且为此在囚犯开饭之时他还会亲自去检查督促。

由于李文安为人厚道，待人真诚，虽然并没有得到上级领导的赏识而予以重用，但是他却在自己为官期间能够刚正不阿，而且每一件事情他都认真负责地去做，因此他也得到了乡里之人的尊敬和称赞。

李文安在中进士之前，和他的父亲李殿华一样，一直在家乡过着那种“耕读”的田园生活，即他既是塾师又是耕农。与妻子李氏一起，李文安育有六子二女，可谓是人丁兴旺。

在李文安中进士之后，李家也成为了名扬乡里的大族。李文安的众多儿女个个风光无限，在晚清的历史上都留下了自己的足迹。

今天再来看看李鸿章的家谱，就会发现这个家族祖先的聪慧独到之处：李鸿章的祖父李殿华50年不曾迈出家乡一步，为的就是培养自己的小儿子李文安，而最终经过不懈的努力，李文安也在一次次挫折和打击下成长起来，终于实现了李家考取功名的梦想，跻身于仕途，从而导致合肥李家，在一夜之间扬名了。

李文安是“文”字辈，他和他的后人要按“文章经国，家道永昌”的家族谱系排列，因此李文安的六个儿子名字中有五个带有“章”字。其实，它不仅仅只是李家辈分排名的依据，更是代表着一种精神，因为早在200多年前，李文安就有了“有文章即可齐家治国，家族必定昌盛；无文化难以安身立命，家族必定衰微”的思想。3．“同年”之谊，家族影响

经过十多年的寒窗苦读，李文安终于在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考中进士，他不仅“鲤鱼跃龙门”，还与今后大红大紫的曾国藩同一年考中，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独特的缘分，两人之间的这层微妙的关系也为后来李鸿章兄弟在官场如鱼得水埋下伏笔。

在古代，同一年考中进士的被称为“同年”，这是一种既微妙又相当重要的人际关系。它涉及的内容很深，在互惠互利的原则上来说，它远远地超过了同乡、同学甚至是同族、同胞的关系。对于一起考中进士的人来说，他们能够互相帮助、互相利用。这种特殊的关系让他们无形之中形成一种独特的整体，在官场上，他们往往比别人显得更亲近。

在别人眼中，虽然李文安显得固执、不知变通，性格也比较内向，但是他识人的能力还是让人刮目相看的。与李文安一起高中的“同年”中，他最看重的就是曾国藩，与他的关系也很亲密。那时候曾国藩只是个普通的小官，并未发达，平时也不过编编史书，并未有多大的作为。李文安40岁左右才考中进士，从而得以为官，但是他对自己儿子们的安排却别有一番用心，这也是今后李鸿章能够做出一番事业的根本原因之一。当李文安和曾国藩的关系更近一层时，他便早早地安排了自己的两个儿子李瀚章和李鸿章拜曾国藩为师，向其学习“经世之学”。这些为李鸿章两兄弟步入仕途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李文安为自己的家族妥善安排，由此也可以看出他的独特智慧。

李文安一生育有六个儿子，分别为李瀚章、李鸿章、李鹤章、李蕴章、李凤章和李昭庆，而李鸿章是李文安的第二个儿子。

道光元年（1821年），李瀚章出生，本名章锐，字筱泉，一作小泉，晚年自号钝叟。由于父亲李文安在京担任官职，因此作为长子的他就肩负起家庭的重担，既要侍奉祖父李殿华，也要照顾弟弟和妹妹。后来他也在朝廷任职，成为李鸿章的得力后援。

李鹤章生于道光五年（1825年），本名章谈，号季荃，在李家排行老三。自小聪慧，博通经史，不过他志大才疏，屡次参加乡试都没有考上，最终放弃学业，以另外一种方式进入清朝统治阶层。

李蕴章排行老四，本名章钧，号和荃，生于道光九年（1829年），由于眼睛有问题，所以一直留在家乡。他身体虽有残疾，但是能够留在家中照顾家人，为在外做官的兄弟们免除了对家人的忧虑，而且他善于理财，是大哥李瀚章和二哥李鸿章的好帮手。

李凤章排行老五，本名章铨，号稚荃。此人个性倔犟，资质一般，曾随同父亲李文安入京读书，但是在科场上也是屡屡不得志。他曾帮助父亲办过团练，也在江南制造总局做过事，但是后来他一心经营土地和高利贷等商业活动，最终成为李文安六个儿子中最有钱的人。

李昭庆，本名章钊，号幼荃，是李文安最小的儿子，他于道光十五年（1835年）出生，李鸿章比他整整大了12岁。李昭庆小时候就绝顶聪明，超过旁人。他在文学上多有建树，但是在科举仕途上却总是郁郁不得志，最终他只好花钱买了个员外郎头衔进入官场。后来李昭庆投靠了曾国藩，在军旅生涯中屡建奇功，为曾国藩出谋划策，讲求兵法，这才在政治上有了一席之地。

李鸿章就出生于这样一个典型的“耕读”之家，李家的经济状况、政治地位、文化素养等对李鸿章的一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并且这种生活方式在他身上烙下了深深的印记，即使他要去选择自己的生活，也逃不脱家庭的影响。虽然李鸿章家是典型的官僚地主家庭，但是由于家里人口众多，从而导致经济拮据，这让李鸿章从小就知道生活的艰辛与不易，从而也激发了他奋发向上、求取功名的勇气和愿望。还由于李家在官场上的职务比较低，并不能从实质上改变这个家族的命运，因此那股较为强烈的提高家庭政治地位、经济地位的愿望就一直鼓舞着李鸿章，而这让他也有一股强烈的参政意识。

特殊的家庭背景，势必会深深地影响李鸿章的一生，因此，自小时候起，李鸿章就按照中国儒家所提倡的那种“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封建士大夫的人生之路坚定地走下去，虽然步履维艰，但是李家的那股强烈的想要表达自己愿望的意识推动着他在成功之路上迈出一步又一步。

一个人的成功有机遇存在与否，一个家族的成功却往往不是偶然的。李鸿章家族能够在中国历史上留下自己辉煌的一页，这与他们家族成员的努力分不开，从有家谱记载的八世祖开始，他们就一直为了一个目标——进入官场而不懈努力着，最终在李鸿章的父亲——李文安身上得以实现。而李鸿章最终能够在晚清官场上叱咤风云，这与他的母亲——那个能够相夫教子、为李家任劳任怨作出巨大贡献的李氏是分不开的。4．帮夫教子识大体的贤妻良母

李鸿章的母亲李氏，温柔贤淑，不仅是丈夫李文安的得力助手，还在身后一直默默地支持他、鼓励他。在子女的教育上，她也有自己的独到之处，称得上是封建士人的贤妻良母。

李氏生有六男二女，偌大的一个家庭，上有老、下有小，经济负担相当沉重，但是李氏克服了重重困难，一直勤俭节约，以自己的方式来教育孩子们。有的时候，李家在衣食住行方面异常节俭，通常是老大穿旧了的衣服再给老二、老三穿，一针一线，李氏都会精打细算。虽然生活艰难，但是她从来都没有抱怨，而是坦然面对，以为几个儿子创造读书条件为己任，努力克服种种困难。李氏唯一的愿望就是儿子们能够“学而优则仕”，为此，她经常教导儿子们要以国家为重，学好本领努力地报效祖国。李氏的女儿也似母亲一样勤俭持家，从而被外人称赞。李鸿章兄弟们发达之后，李氏也经常告诫他们不可骄傲自满，因为“盈满则亏”；在做人上，李氏也以她的方式来教育儿子和女儿。

李文安能够娶到这样贤惠的妻子与他小时候的经历也分不开。所谓是“好人终有好报”，李文安的善良与真诚也为他带来了一桩美满的婚姻。

有一年，李文安的父亲李殿华从外面教书回家，在路上遇见了一个被人遗弃的女孩。这个女孩在路边啼哭不止，她脸上的天花让人看了感到一阵阵的恐惧。李殿华用手摸小女孩的额头，发现她额头很烫，并且嘴唇毫无血色。李殿华猜想应当是哪户穷人家无钱看病，就将这个女孩遗弃。他虽然住在乡下，但是毕竟是饱读诗书之人，也略微懂些医道，于是他便将这个病女孩抱回家收养。女孩命不该绝，在李殿华的精心调养下，女孩的天花病就慢慢治愈了，但是脸上却留下了一些稀稀疏疏的麻点子，这对于女孩来说，无疑是个不小的打击。女孩的病被治好了，但是，她却不知道可以到哪里去，于是她自然而然地成了李殿华家庭的一员，一直帮着李家干活直到长大。由于要不停地忙里忙外，因此，这个女孩就没有像别的深闺里的小姐一样裹小脚了，所以她自然地长了一双大脚，这在封建社会也成为了村民的笑料。

在封建社会，女人们以小脚为美，所谓“三寸金莲”就是对女性小脚的由衷赞美。今天我们认为以小脚为美是一种病态的审美观，但是在当时大脚板子的确是不能得到大众认可的。这个女孩不仅长有一双大脚，另外，由于小时候出天花没有好好诊治，以至于脸上长了麻点，因此想要找个好人家嫁了是很困难的。虽然她自身有许多缺陷，甚至不知道自己的亲生父母是谁，但是她的勤劳、任劳任怨早就被一双小眼睛记在心里，而这个人就是李殿华最小的儿子——李文安。

有一天，李文安读书归来，时间已经到了晚上，按理说都应该准备睡觉了。在他进入厨房时，却发现这位姑娘居然趴在灶门口睡着了。姑娘为了报答李家的救命之恩，已经为李家做了许多事情，每天起早摸黑地干，这才累倒。李文安是一个很善良的人，他看见别人受苦自己心里也会觉得难受。于是他轻轻地走到姑娘跟前，脱下自己的外套盖在姑娘身上。李文安一个小小的举动，就为自己带来了一桩美满的姻缘。李文安的父亲李殿华知道儿子对姑娘有情意之后，就让两人结为伉俪。由于不知道这个姑娘的亲生父母是谁，再加上她自小就住在李家，于是，他也便随了夫姓，被称为李氏。

世事往往难以预料，李氏的独到之处在她与李文安结婚之后才逐渐地显现出来。她有着很强的帮夫运，小时候遭人遗弃，得了天花差点就此一命呜呼，但是她在李家的照料下顽强地活了下来。因此，她不仅能够吃苦耐劳，而且在大事上有一股敢拼敢闯的干劲。

李氏善于治家，在家里独自教育儿子和女儿，前半生吃了很多苦，但是后来儿子们飞黄腾达之后，她又享尽荣华富贵。然而，即使在享福时，她也不忘告诫儿子们要谦虚谨慎的道理。

李氏对李鸿章家族贡献很大，她的丈夫李文安在家时要为科考作准备，外出时又要处理官场上的一些事务，因此家里的一切只能交给李氏来打理。李氏生了六男二女，她的大女儿嫁给了记名提督张绍棠，二女儿嫁给了江苏候补知府费日启，嫁得都是风风光光。除此之外，即使丈夫李文安或者自己的儿子李瀚章、李鸿章在官场上春风得意时，她也总是十分镇定，不露声色，相反还会经常告诫家人要注意“盈满则亏”，这些都是她的不同凡响之处。“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李氏为李家作出的巨大贡献也得到了回报。她一直活到83岁，比丈夫李文安多活了28年。晚年，她与李瀚章、李鸿章两个儿子在一起，在总督府当她的太夫人，日子过得有声有色。即使在太平天国军队的威胁下，她也不用担惊受怕，因为她的两个当总督的儿子能带给她安全的保障。李氏不仅享受了官僚家庭的荣华富贵，还屡受皇恩。为了让李鸿章兄弟为清廷尽忠尽职，皇帝还批准李鸿章一个月的假期，并且赏赐李氏八两人参作为调理。

1882年，年迈的李氏终于走完了她的人生。母凭子贵，她也得到了皇族至高无上的恩宠。在她死后还举行了隆重的葬礼，并且运回家乡与丈夫李文安葬在一起。

在李氏去世20多年以后，清政府还追封她为一品夫人，而这个时候，李氏所有的儿子也都死去了，由此可知，李氏在晚清政府历代皇帝眼中的身价之重。第二章初涉仕途——官道风云变幻，切忌摇摆不定投鼠忌器1．自幼聪颖，相貌堂堂，少年中举，前途无量

李鸿章小时候非常聪明，反应迅速，才思敏捷。

道光八年，也就是1828年，李鸿章才六岁，他开始在父亲李文安开设的私塾中读书学习。每当酷夏之时，他总会到池塘边玩耍。有一次，他正与几个小伙伴在池塘前玩得不亦乐乎，私塾先生周菊初也来到了池塘边。当时正值三伏天，十分炎热，因此，见到池塘清澈的周菊初先生就脱下衣服准备下水洗澡。他把衣服脱下挂在树枝上，随口吟出一句诗“千年古树为衣架”，李鸿章在旁边一边玩耍，一边附和道“万里长江作浴池”，李鸿章当时是触景生情、脱口而出，但是这一回答却让周菊初老先生备感欣慰。于是他就四处打听这个孩子是谁家的，心里很喜欢他，想教他读书。

最终老先生方知这个小孩是自己的好朋友李殿华的孙子，李文安家的二公子李鸿章，于是周菊初亲自到了李文安家准备收下这个学生。李文安也想要自己的儿子大有作为，而且他早就听说周菊初老先生的名声，心里也一直想要大儿子李瀚章和二儿子李鸿章跟随这位大儒学习。因此李文安就将李瀚章和李鸿章叫到书房，对他们进行“对对子”考试。李文安看到书房的账本，随口说出上联：“年用数百金，支付不易”，李鸿章听到后迅速以“花开千万朵，色彩无穷”来对下，而李瀚章却没有对出。接着，李文安又出一上联：“风吹马尾千条线”，这时李瀚章以“雨洒羊皮一片腥”相对，不过李文安却摇了摇头，说意境不美。李鸿章思考了一会儿又对出：“日照龙鳞万点金。”李文安听后心里非常高兴，他觉得李鸿章对的句子不但工整而且有一种气魄蕴藏其中。也许周菊初老先生的赏识不是没有道理的，因此李文安给李鸿章改了名字，让他和哥哥一起拜周菊初为师。

李鸿章原名叫做李章铜，李文安给他新取的名字叫“鸿章”，按照家谱“文章经国，家道永昌”之意命名，他希望李鸿章能够“宏图大展、文章经国”。后来，李鸿章真的实现了父亲李文安的愿望，不过这些是与李鸿章个人的奋斗分不开的。

李鸿章六岁之时进入家馆棣华书屋学习，合肥名士徐子苓和堂伯仿仙都是他的老师，在他们的指导下，李鸿章饱读经史，从而打下了坚实的传统文化的基础。李鸿章聪明好学，在八九岁的时候就已经念完《四书》。周菊初老先生也十分喜欢他，经常在外出时把他带在身旁。他不仅聪明、幽默，并且十分爱面子、狡猾和精明。几年之间，李鸿章就已经成长为一翩翩少年，他相貌堂堂，在学习上也是日有长进，不过少时的李鸿章还很顽皮。

有次，他和几个同学正在教室里玩叠桌子的游戏，他以宰相自居，高高地坐在上面，对下面的同学发号施令，恰好这一幕被李文安和同村的王生先生看见了。李鸿章看见自己的父亲和老师，心里有些害怕，于是坐在高高的桌子上，战栗着不敢下来。老师王先生以李鸿章对出下联就不挨罚为条件出了一个上联：“三下下到地”，李鸿章对出“一飞飞上天”。王先生听后非常高兴，他亲自将李鸿章扶了下来，并未责罚。而李文安内心更是高兴，儿子李鸿章的下联不仅工整，并且有一番气势，远远胜过他的大哥李瀚章。而男子汉的霸气和志气也在这小小的少年心中蕴藏。

李鸿章小时候的学习，注重应付科举考试。由于他天资聪明再加上他的老师教导有方，李鸿章在义理、经济之学方面进步很快，制艺技巧也还不错。尽管李鸿章的父亲李文安和他的三位老师都对“宋学”很感兴趣，但是从李鸿章早年留下的著作中并没有发现“宋学”或“汉学”之类的东西。李鸿章很会写文章，在诗歌辞赋上有很深的造诣，内容以亲情和友情为主。他的早期诗词有一种“雄健的风格”，优美华丽。

道光二十年（1840年），李鸿章年满18岁，他考中秀才。此时的李鸿章相貌堂堂，身材高大，引人注目。三年后，李鸿章在庐州府学被选为优贡，当时正在京城担任官职的父亲李文安望子成龙心切，写信给李鸿章，要他在京城住下，准备参加来年顺天府的乡试。时满21岁的李鸿章见了父亲的信内心也是阵阵激动，因为他也一直想要出人头地，准备在科场上大展拳脚。在他进京之前所作的《入都》十首能够代表他当时的心情，并且在当时广为流传。下面的就是其中的一首：

丈夫只手把吴钩，意气高于百尺楼。

一万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外欲封侯。

出山志在登鳌顶，何日身才入凤池。

倘无驷马高车日，誓不重回故里车。

即今馆阁须才日，是我文章报国年。

马是出群休恋栈，燕辞故垒更图新。

篇交海内知名士，去访京师有道人。

他日燕台南望处，天涯须报李陵书。

少年时期的李鸿章风度翩翩，学有所成，所谓“自古英雄出少年”，随着李鸿章在科场上的成功，他人生的第一次机会终于来了，冥冥之中似有天定，李鸿章注定将在晚清历史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2．有为少年入翰林，三千里外觅封侯《入都》十首表现了李鸿章对京城的期待以及他的某些期望。初来北京，李鸿章感觉这里的人物风景与其他地方大有不同。这里车水马龙、商铺林立，有一股说不出的气派，让他更感兴趣的是京城的诸多名士以及从全国各地来京参加顺天府考试的莘莘学子。

此时李鸿章的父亲李文安正在京城担任刑部郎中，经父亲的安排，李鸿章见到了李文安的“同年”曾国藩。曾国藩（1811—1872），字伯涵，号涤生，时任戊戌翰林。他在理学、考据学等领域有很深的造诣，因此在当时的士林中颇有名气。而集聚在京城的各省学子们，都以曾国藩马首是瞻，无不想与其结交。这些学子们还专门为他准备了一个诗社，由曾国藩担任社长，每隔一段时间举行一次集会。李鸿章拜见曾国藩并以其为师，从而影响了他的一生。曾国藩的为官之道和求学的态度都被李鸿章所仿效，为他今后在官场上沉浮奠定了基础。

除此之外，李鸿章还在父亲的引领下，拜访了吕贤基、王茂荫等皖籍京官，同时他还认识了很多今后同榜中第的举人、进士。李鸿章一直与这些高中的人保持密切的联系，而且这些同年也在各地担任要职。“儿行千里母担忧，母行千里儿不愁”，话虽如此，李鸿章来京后却一直没有忘记远在千里之外的母亲，他经常给母亲写信，习称为《禀母》函。京城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李鸿章皆以家书的形式寄给母亲。这些家书情真意切，真实生动，是李鸿章成长的见证。即使日后李鸿章在京城中担任要职，也从来没有放弃过给母亲写家书的习惯。

李鸿章志存高远，他的“三千里外觅封侯”的愿望也终于在道光二十四年变得现实起来。这一年，即1844年，在乡试中，李鸿章成绩优秀，考中举人，在所有参加考试的学子中位居第48位。这一年，母亲李氏要求李鸿章回家与周氏结婚，李鸿章听从母命，于1844年与周氏完婚。

1845年，李鸿章参加乙未恩科会试，此次本科会试的同考官为曾国藩。但是李鸿章却没有通过，然而他的诗文却得到了老师曾国藩的赏识。曾国藩对李鸿章的大哥李瀚章说李鸿章虽然在乙未恩科会试中失败，但是其人的才华却相当出众，将来一定大有作为。

1847年，李鸿章再次参加会试，被点为二甲第十三名进士。朝考后改翰林院庶吉士（进修）。

1850年，李鸿章庶吉士散馆（毕业），由于他的成绩优秀，改授翰林院编修。1851年，李鸿章任武英殿纂修，国史馆协修。

1846年，由于李鸿章的祖父李殿华去世，父亲李文安回家守孝，在三年之后，李文安重新返回京城做官。两人一起在京城共同生活了5年，他们一起研究学问、结识朋友。李鸿章在翰林院任职，因此他有机会读到大量的宫廷藏书，这进一步丰富了他的知识，开拓了他的思维。同时李鸿章从1850年起就开始认真地研究经史子集，他写有《通鉴》一书，里面有很多他自己独到的认识和心得。

曾国藩的眼光是独到的，李鸿章的作为也并没有令这个韬光养晦的大政治家失望。后来李鸿章历任北洋大臣、湖广总督、直隶总督等职，所谓是“封疆大吏”，位极人臣，一生纵横捭阖，是非功过也成了人们说不尽的话题。

总之，李鸿章进入翰林之后，学识和思想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的早年经历为他日后叱咤官场奠定了基础。无论怎么说，官场如战场，有高潮也有低谷，李鸿章抓住这次机遇走向了他人生的仕途之路，使他逐渐在晚清历史上崭露头角，在惊涛骇浪中朝着他的梦想而一步步走去。

但是，太平天国的猖獗，却给这个正在翰林用心读书注史的年轻人带来了巨大的冲击，这是一次危机，同时也是李鸿章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次转折。3．太平天国的崛起，受君命回乡操办团练

1851年冬，洪秀全带领“拜上帝教”会众以及广大乡民在广西金田发动起义，以有福同享、有田同分、人人生而平等的观念来建立“太平天国”。刚刚坐上皇位的咸丰皇帝在太平军的威胁下也是担惊受怕、坐立不安。

咸丰二年（1852年）6月12日，曾国藩获准回家探亲，不过是以江西乡试正考官的身份而出京的。李鸿章起得很早，亲自送老师到卢沟桥。曾国藩回家之后，不到半年时间，太平军就以摧枯拉朽之势迅速向北方进攻。湖南长沙久攻不下，因此被太平军舍弃，他们出洞庭、占岳州，顺江而东，紧接着攻打湖北武昌。

咸丰皇帝得知湖南驻军溃败、武昌将要被太平军占领时，不得不在危难中发出一份诏文：江南江北在籍官吏，各尽其能，举办团练武装，对抗“逆匪”。

李鸿章所在的翰林院表面上悠闲沉静，但是太平军一路北上的消息仍旧传入了这些翰林们的耳朵，他们再也沉不住气，编史撰文是更不可能了，而且他们一见面就会情不自禁地议论起当前的战事。李鸿章得知太平军这些日子势力越来越强大，也是忧心忡忡，而且他也会时不时地倚在窗前思考最新的战局。然而有一天，当他听到同一屋的邓文恭说到武昌已经被太平军占领、湖北巡抚常大淳被杀等消息时，更是愁眉紧蹙。

李鸿章没有想到太平军的实力会如此之大，政府军居然不能与之抗衡，他已经无法再静下心来处理公务，他的脑中一片混乱：督师大臣赛尚阿大学士因为与太平军作战失利已被革职查办；广西提督向荣所统辖的绿营官兵也不是太平军的对手。现在外面天寒地冻，洪秀全或许会在武昌停留一段时间，但是过年之后太平军就会顺江而下，不到十天安庆就会受到威胁。安庆不仅是安徽的省会城市，也是李鸿章的老家，他内心的忧愁不能用言语表达。

1853年3月，太平军已经大举进入安徽。省城安庆已经被太平军攻占，抚台蒋文庆也已经毙命。如果照这样的情形发展下去，整个安徽省即将全部沦入太平军的管辖范围之内。情急之下，李鸿章就找到了他的上司吕贤基，要求他恳求皇上派兵镇压太平军。

吕贤基，字鹤田，安徽旌德人，他也算是李鸿章的老乡。李鸿章为翰林院编修时，就时时为吕氏当下手，负责准备笔墨纸砚等。吕贤基先是任职于翰林院，以编修转御史，选任工部右侍郎，兼署刑部左侍郎。两人见面之后就确定给咸丰皇帝上奏折，第二天咸丰皇帝就要求吕贤基回到安徽，和安徽巡抚一起负责团练、防剿等事情。由于李鸿章才华出众，因此吕贤基选中李鸿章与他一起回乡操办团练。于是，一介书生的李鸿章便跟随吕贤基回到安徽，开始了他的戎马生涯。

李鸿章乃一介书生，对团练之类的武事根本提不起兴趣。然而，皇帝金口已开，李鸿章别无选择，他只能硬着头皮去做自己并不喜欢的事情。回到安徽之后，李鸿章必须得面对复杂的人际关系。安徽阶级斗争异常尖锐，既有南京的太平军步步紧逼，又有以捻军为主体的群众反抗，当时的安徽局势用“内忧外患”来形容最恰当不过。同时还有官宦之间的相互争斗，让一直在“象牙塔”之内研究学问的李鸿章有了很深的体会和教训。这些并不是最主要的，让李鸿章更苦恼的是他从来没有接触过团练和指挥战役等事情。古代有很多投笔从戎的故事，而李鸿章却没有想到自己也会成为他们中的一员。

李鸿章认为太平军迟早是要被政府军打败的，回乡办理团练“抗匪”也只是暂时的，只要国家安定下来，自己还是会回到翰林院继续编纂史书。不过，眼前的团练之事却需要认真对待，否则自己工作失职是不能返回京城的。但是，对于眼前的工作，李鸿章是一筹莫展，他不知道如何实行战略计划。面对内外交困的情形，他的心在颤抖，空有报国之志，奈何自己只是一个读书人。李鸿章手中一无权、二无兵、三无饷，对军事更是一窍不通。年轻的他第一次在现实面前困惑不已，无可奈何。

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安徽也和其他地区一样，其地主缙绅纷纷举办团练，镇压农民起义。这些团练里面比较有名的有桐城马三俊，庐江吴廷香、吴长庆父子，合肥张树声、张树珊兄弟，周盛波、周盛传兄弟，刘铭传、解光亮、李鹤章等人。他们各怀心思，根本不能团结到一起。还有些团练“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和土匪没有区别。

李鸿章回到庐州，面对家乡团练“寇至则相助，寇去则相攻”的局面，内心感到十分失望，他虽然有心杀敌，但无奈现实残酷，靠家乡的团练来抵御太平军的进攻是不可能的。

而当时安徽在政局上有三个最重要的人物，其中之一是吕贤基，另外两个则是巡抚李嘉端和帮办团练的兵部侍郎周天爵。

李鸿章高涨的政治热情在现实面前终于冷静了下来，他把自己为国家出力的焦灼的心情逐渐变为具体的行动，于是，他首先在周天爵处入幕。入幕是清朝青年学子获得进入官场高层资格的通行证，李鸿章与周天爵有着独特的关系。当时，太平军正忙于南京的外围阵地，势力并未进一步深入安徽腹地。而安徽境内的农民武装捻军却乘势而起，他们杀富济贫，来无影、去无踪，成为了安徽政府的巨大隐患。于是，在周天爵的领导下，消灭捻军成了李鸿章的主要任务。捻军原本只是在经济上与政府进行斗争，并未涉及政治，但是由于受到太平军的影响，捻军的队伍也逐渐壮大，他们也成了清政府的“眼中钉”，必须将其予以铲除。

李鸿章与周天爵一起参加了两次规模较大的消灭捻军的战役：一次是镇压定远陆遐龄起义，另一次是镇压活跃于颍州、蒙城、亳州交界处的陈学曾、纪黑壮起义。

由于镇压捻党有功，不久之后，安徽巡抚李嘉端就开始让李鸿章独立地指挥军事活动。

1853年6月，李鸿章手下已经拥有一千多名兵勇，他们都是由李鸿章在各个地方团练部队征集而来。同年8月，李鸿章的这支千余人的军队首次战胜了一小股太平军，李鸿章也因此小有名气。为了给自己脸上贴金，安徽巡抚李嘉端还专门上奏清政府给予李鸿章“六品顶戴、蓝翎”的奖励。清政府同意了这一请求。但是咸丰皇帝的奖励并未让清军的士气有所提升，在面对太平军大将石达开的进攻之下，清军的防御战线不堪一击。

李鸿章就处于这种尴尬的境地，不仅对军事一窍不通，还要勉力支撑，最终却因为石达开部的打击而让他无家可归，异常狼狈。4．遭遇事变，苦苦征战，落魄男儿始伤悲

1853年，太平军开始了北征和西征，李鸿章和李嘉端已经无法回避太平军的锋芒。对付土匪他们绰绰有余，但是对付正规军，他们就显得束手无策了。

石达开已经率部占领安庆，主持太平军的西征事宜，石达开大军所到之处，所向披靡，清军溃不成军，望风而逃。不久，石达开大军先后占领集贤关、桐城，其中吕贤基镇守的舒城也危在旦夕。李鸿章在短时间内拼凑了几百名兵勇赶去救援，但是吕贤基所属团练已经被歼殆尽，吕贤基也跳水自杀，就连随后赶来的新巡抚江忠源也被困孤城，选择了自杀。面临这些变故，李鸿章的心在悸动着，内心的自责和遗憾久久地萦绕心头，不能离去。

庐州被太平军占领，咸丰帝急忙命令福济为新任安徽巡抚，他是道光年间进士，满洲镶白旗人，字符修，同时也是李鸿章考进士时的副考官。李鸿章在石达开部攻打庐州之时，已经匆忙逃回了安徽老家。由于福济也不懂军事，所以一到安徽，他马上邀请李鸿章入幕。李鸿章得到了福济的重用，他们经常一起商量军事大计。由于太平军实力雄厚，清军根本无法与之对抗，因此福济采取“静观其变”的策略来应对太平军，他想要等到太平军弹尽粮绝、失去外援的时候再进行攻打。

李鸿章的父亲李文安也受命于国家危难之际，奉朝廷命令回到安徽，在临淮附近组织团练，两父子各自为拯救家乡在不同的地方作战。

1855年2月，李鸿章带兵向含山进发，最终消灭太平军千余人，占领含山，因此得到了清政府的赏赐。李文安也率军与儿子相互配合，再加上恩师曾国藩的湘军在湖南、湖北等地遥相呼应，因此李鸿章对太平军的几次进攻卓有成效。1855年7月，正当李鸿章和太平军在庐州打得难解难分之时，李鸿章接到了父亲李文安去世的消息。李文安为了镇压太平军，日夜操劳，积劳成疾，病逝于团练公所，享年54岁。

得知父亲去世的消息，李鸿章内心悲痛万分，对太平军更是充满了仇恨，他恨不得马上夺取巢县，并杀死石达开。但是，父亲的丧事还是最重要的，他不得不暂离军旅，急忙赶回老家为父亲奔丧。就在李鸿章回家奔丧之时，巢县的太平军对清军发动了猛烈进攻，副都统忠泰战死沙场，全军覆没，而李鸿章由于不在军中幸免于难。

李文安在临终之前，曾给李鸿章兄弟留下这样的话：“贼势猖獗，民不聊生……此贼不灭，何以家为，汝辈努力以成吾志。”父亲的死，给李鸿章带来了巨大的心灵冲击，在李鸿章的心目中，父亲是伟大的，而且我们可以从李鸿章的众多诗文中看到他对父亲的深深思念和深切的悼念。父亲的遗训一直在他心头萦绕，一刻也未曾懈怠。此时李鸿章是“身在曹营心在汉”，虽然在老家为父亲“丁忧”，但是他依旧时时关注清军与太平军对战的消息。

不久，前线失利的消息传到李鸿章耳中，福济要求李鸿章返回的命令也已传达。李鸿章站在祠堂里，面对死去的父亲，他想起父亲的遗言，最终决定要与太平军势不两立，一定要收复庐州，将太平军一网打尽。于是，他不顾舟车劳顿，日夜兼程，直奔军中，参加了收复庐州的战役。

1855年11月，李鸿章和福济一起带兵攻陷庐州。由于从战有功，李鸿章得到了嘉奖。不久之后，清军兵分两路，向太平军进攻，除了舒城取得小胜之外，其他如三河、庐江、巢县、东关等地皆是一败涂地。而李鸿章参与的东南战事，也是屡受打击，一路溃败。官场之中的互相倾轧、嫉妒成风等都让李鸿章有苦难言，而他只能借助诗来表达自己郁郁不得志的内心隐痛：

四年牛马走风尘，浩劫茫茫剩此身。

杯酒藉浇胸磊块，枕戈试放胆轮铮。

巢湖看尽又洪湖，乐土东南此一隅。

我是无家失群雁，谁能有屋稳栖乌。

咸丰六年（1856年）4月到6月，太平军席卷安徽全境之时，年轻气盛的李鸿章还想主动出击、转败为胜。于是提督郑仕魁以激将法让他立下军令状带兵出击，却没想到最后与敌人的对抗依然是一败涂地、溃不成军。从这件事中，李鸿章逐渐学会了冷静，他明白了军事绝不是好大喜功，而要从一点一滴做起持之以恒的道理。

1856年9月，太平天国领导人之间发生内讧。李鸿章也由此得到了一次升迁的机会。福济、和春等乘太平军元气大伤之时趁机打通庐州东南和西南通路。李鸿章也直接参与了巢县、和州、东关等战役，因有功而加按察使衔。

1857年2月，在太平军青年将领陈玉成和李秀成的领导下，桐城、舒城等地又被太平军攻克。李鸿章的部队不敌太平军，他只得带着母亲仓皇北逃。虽然李鸿章心中的悲愤与郁闷时时绕上心头，可是此时的他依旧无可奈何。

1857年秋，李鸿章向清政府请求其为亡父李文安守孝。由于李鸿章镇压太平军有功，因此这个请求被批准。就这样，李鸿章结束了他五年的团练生涯。

1858年8月，陈玉成再度攻克庐州，并把李鸿章家的祖坟、宅院等焚毁一空。李鸿章得知后痛苦万分，气急败坏之下只能赋诗聊以自慰。李鸿章此时既无复仇的实力，又无复仇的方法，因此他只能带着一颗落魄的心逃到江苏镇江，等待时机以报仇雪恨。此时的李鸿章无家可归，面对太平军的肆虐，他只能望洋兴叹。

李鸿章在安徽操办团练的五年时间里，既有困惑，又有探索和积累。虽然李鸿章的团练以失败而告终，但是在这五年时间里，经过摸爬滚打，他也逐渐明白了一个道理：为将之道，在于洞察先机，真正做到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李鸿章溃败的经历在他的心中留下了不小的阴影，绝不会因为朝廷的几次嘉奖而变得平静。正所谓是“好事多磨”，想要成功，有些挫折和磨砺是必不可少的。

李鸿章在家乡操办团练时，曾国藩曾多次写信给李鸿章叫他效仿湘军模式，但是此时的李鸿章年轻气盛，并未将老师的话放在心中。为父亲守制丁忧即将结束，李鸿章一直思考着新的出路。但是，官场上复杂的人际关系，让他觉得不寒而栗。几年的官场生涯，让李鸿章明白，找到真正的靠山才是最现实的，于是他想到了自己的老师——曾国藩。李鸿章立即给老师写信，表达了自己的投靠之意。当时李鸿章的大哥李瀚章也在曾国藩手下做事，于是，曾国藩写信邀请李鸿章前来。李鸿章如同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随即赶往江西南昌，于1859年1月投到曾国藩的门下做了一名幕僚，从此开始了他的新的人生历程。5．无家可归进曾府，壮志难酬心抑郁

李鸿章的老家已经被太平军占领，宅院、祖坟等都被焚烧捣毁，作为一个落魄之人，李鸿章无家可归。怀着悲凉心情，日日叹息“书剑飘零旧酒徒”的李鸿章终于投入其老师曾国藩幕下，开始了他的新的宦海生涯。

李鸿章收拾好行李就携带家人一路出逃，历经艰辛方才辗转来到江西南昌，见到了自己的母亲李氏。而后，在哥哥李瀚章的帮助下，李鸿章开始进入曾府帮助曾国藩出谋划策。

此时曾国藩的处境也并不好，太平军的实力正是最强大的时候，他正面临着三河惨败的局势。表面上看，湘军兵多将广，而实际上可以利用的人才很少，曾国藩面临太平军的犀利攻势，也是成日愁眉不展。因此，他需要一个得力的助手，一个能够在军事上独当一面的人才。在李瀚章的安排下，曾国藩见到了自己昔日的学生——李鸿章。他与李鸿章交谈，发现在军旅中生活了几年的李鸿章已经不再是京城翰林中的那个文弱的书生，无论是谈吐还是胆识，李鸿章都表现出了年轻人的那股朝气和力量。因此，在这次会面之后，曾国藩就更加坚定了将李鸿章留在身旁的决心。李鸿章就此成为曾国藩的幕僚，和自己的恩师一起征战沙场、探讨学问等，长达数十年。

1853年，曾国藩回到湖南，决定组编一支新式武装来维护清朝的统治。次年2月，曾国藩组编湘军水陆两军，在他的带领下由湘江北上与太平军直接抗衡。湘军与清朝常备军有所区别，它属于汉族地主武装。在战略上，他采取“以上制下”的方针，先镇压两湖的太平军稳固清廷的后方，然后才向江西、安徽进发。1858年，曾国藩率军与太平军的大将石达开征战，以湘军主力围困太平军。面临这种局势，陈玉成、李秀成两支主力太平军联合作战，首先解除天京北面的威胁，摧毁曾部江北大营，不久又在安徽三河全歼湘军主力六千多人，其中包括李续宾和曾国藩胞弟曾国华在内的文武官员四百余人。在安徽安庆陷入苦战的湘军见状，个个如惊弓之鸟，四处逃窜，曾国藩对太平军的安庆之围就此瓦解。这种局势让曾国藩惊恐不已，他于1858年12月奉命移师援皖。

李鸿章就是在老师曾国藩面临这种局势的情形下来到江西的。曾国藩与李鸿章亦师亦友，两人都相互看重，并且在太平军的打击下有着共同的追求。曾国藩希望在李鸿章的帮助下成就大业，李鸿章想要在曾国藩的援引下求取功名。

李鸿章刚到曾国藩幕府之时，曾国藩只是给他安排一些简单的批示公文、起草奏稿的小事情。对于李鸿章来说，这些事情自然是得心应手、一蹴而就。但是，对于李鸿章的才气和傲气曾国藩早已知晓，因此他有意让李鸿章为难，准备打击一下他的傲气，让他更加成熟内敛。曾国藩最负盛名的参折——《参翁同书片》就出于李鸿章之手。

曾国藩是一个在生活上很有规律之人，每天早上他很早就会起床查营，然后就会在黎明时分与幕僚共进早餐。一向懒散的李鸿章刚开始来曾府时根本适应不了这种富有规律的生活，因此，他深以为苦。有天早晨，李鸿章偷懒想多睡一会儿，于是告诉曾国藩自己头痛。但是精明的曾国藩知道李鸿章装病偷懒，于是几次派人去请李鸿章一起吃饭，并说李鸿章不起来，幕僚们就都不吃早餐。在这种情况下，李鸿章不得不匆忙地起床，披着衣服赶到吃早餐的地方。曾国藩吃饭时一言不发，饭后才将李鸿章狠狠地批评了一顿。大意是做人要诚实，绝不能溜须撒谎。说完之后就拂袖而去，留下李鸿章傻傻地待在原地。李鸿章的品性曾国藩很早就清楚，因此在各个方面对他都相当严格，他尽力地培养李鸿章，陶冶他的性情。李鸿章在老师曾国藩那里学到了很多实用的东西，很多年后他跟别人谈起曾国藩时还会这样说道：“在营中时，我老师总要等我辈大家同时吃饭；饭罢后，即围坐谈论，证经论史，娓娓不倦，都是于学问经济有益实用的话。吃一顿饭，胜过上一回课。”

李鸿章在曾国藩府上还没有待满一年，曾国藩就将主持编练皖北马队的任务交给他，并且要在湘军的领导下统一行事。编练马队的建议，是由左宗棠提议的。左宗棠是湖南湘阴人，字季高，开始时在湖南巡抚骆秉璋幕下做事，后来成为了湘军的首领之一。左宗棠提出的编练马队的建议，曾国藩曾与胡林翼一起协商。胡林翼在当时任湖北巡抚，他也是湘军的二号人物。在胡氏的支持下，曾国藩给朝廷呈上了一张奏折，虽然清政府同意了曾国藩编练马队的请求，但是在马匹上又有所限制。在朝廷的命令下，曾国藩只得委曲求全，先招五百进行操练，如果可行就再续招三千。李鸿章担心自己经验不足，因此不敢答应曾国藩交给他的编练马队的任务。为这件事情，李鸿章专程赶到南昌与哥哥商量。在哥哥李瀚章的赞成下，李鸿章接受了曾国藩这一命令。李鸿章派专人至淮上招募马勇。但是当时太平军和捻军协同作战，声势浩大，清军只有被动挨打的分。动荡的局势让招募马勇之人空手而归，曾国藩组建马队的计划也就此流产。

1859年6月，在抚州镇守的曾国藩，知道太平军正在猛攻景德镇，由于担心湘军张运兰部不敌，匆忙之中派曾国荃赶往救援，李鸿章也一同随往。李鸿章心高气盛很想独自带兵不愿意寄人篱下，因此心情压抑，想要离开。曾国藩知道李鸿章的心思，但是他是赏识李鸿章之才而不满其骄奢之气，因此以各种方式进行劝说挽留。李鸿章在老师的劝说下，只能跟随曾国荃一起去支援张运兰部。

正在此时，胡林翼奏请的让曾国藩派兵镇守四川的建议也被清廷批准，但是清政府只同意曾国藩援川，却没有授予他任何地方实权，胡林翼想要为曾国藩谋取川督一职也就此落空。曾国藩没有得到任何好处，自然不愿前往，因此就呈上一个折子说自己的兵力太少，景德镇之围还未解除等等。李鸿章也支持曾国藩按兵不动，并且函请督办皖南军务张芾奏留曾国藩守赣。但是清政府屡次催促，曾国藩带领李鸿章等人准备经过湖北再到四川，当曾国藩到了湖北武穴时，又接到官文关于“已奏请会剿皖贼”的通报。这些都是由于胡林翼和官文当时针对石达开军锋业已南指、“蜀中无事”而作出的决定。9月，曾国藩、李鸿章先后与胡林翼、官文见面，最终决定分四路向安徽进军，其中心目标则是安庆。曾国藩主要负责从宿松、石牌向安庆进取。11月，李鸿章在曾国藩的安排下，自湖北黄州东下援皖，在安徽宿松驻军，与在太湖、潜山屯军的太平军陈玉成部相峙。

太平天国“上下夹攻，南北合击”的战略决策让清政府头疼不已。1860年5月，李秀成、陈玉成联军一举击溃江南大营，紧接着向东进攻，挺进苏杭。咸丰帝原来的计划是让曾国藩手下的湘军出力，而功劳则归清政府所属的江南、江北大营所有。但是，在太平军的连续打击下，江南、江北大营相继覆灭，咸丰的幻想也彻底成空。于是，原本吝于给曾国藩任何实权的咸丰帝不得不于6月初给曾国藩以兵部尚书衔、署理两江总督的军政实权。同年8月，又授命曾国藩为两江总督。在这个时候，曾国藩也奏请朝廷授予李鸿章两淮盐运使的职务，然而这个奏请清政府并没有批准。李鸿章听说这件事情之后，心情郁闷，他想要出人头地的愿望无疑又落空了，他只能继续留在曾府为曾国藩做事。6．祁门事件负气出，性情中人真情露

原本想要在官场大展抱负的李鸿章，却不得不睁眼面对残酷的现实，他想出任两淮盐运使的愿望并没有实现。而在这个时候，太平军为了解除安庆之围，他们对湘军发动了更加猛烈的进攻，兵分南北两路，沿江西上，准备占领湖北后在武汉会师。太平军的这次进攻给曾国藩造成了巨大的威胁，因为当时曾国藩的湘军主力都分布在安庆，而以湖北为中心的防务却显得相当空虚。对于湘军而言，湖北武汉才是其最根本的战略要地。太平军的避实就虚的打法让曾国藩措手不及，为了与太平军进行决战，他不仅没有派兵援救湖北，相反却朝安庆猛攻。曾国藩是想以安庆为赌注，与太平军周旋。但是，太平军也不是那么容易被糊弄，南路西征太平军路经皖南时，“环绕祁门作大围包抄之势”，这样就使得坐困祁门的曾国藩时时处于提心吊胆的状况之中。

所谓是“屋漏偏逢连夜雨”，曾国藩此时除了被太平军围困祁门之外，还遇到北上“勤王”和祁门内讧两个棘手的问题。

咸丰六年（1856年），英法联军再次发动侵华战争，也就是闻名世界的第二次鸦片战争。1860年9月，天津被英法联军占领，北京城危在旦夕。咸丰皇帝在逃往热河的途中，命令曾国藩派湘军精锐鲍超部北上救援。曾国藩接到这个命令，忧心忡忡，举棋不定。臣子为了保障皇帝的安全是责无旁贷的，因此必须北上，不北上“勤王”会被骂为天下罪人。但是太平军此时与湘军也是势如水火，如果抽调湘军的精锐部队，那么对能否占据肯定会有很大的影响，并且此时祁门正是危急之时。曾国藩急得好几个晚上都辗转难眠，因此他召来幕僚一起商讨应对之法。除了李鸿章之外，其他的人都主张北上“勤王”，曾国藩还是踌躇不已。李鸿章主张按兵不动，静观其变。因为英法联军已经在北京城下，北京城破只在旦夕之间，此时调兵北上没有任何意义；并且英法联军并没有对清政府的统治造成实质的威胁，他们想要的无非就是金钱权益等，真正危及大清统治的是正在造反的太平军。

李鸿章眼光独到，后来也确实证明了他的看法。李鸿章进一步阐明自己的观点，说明湘军镇压太平军关系重大，与“天下安危”大有关系，至于北上“勤王”之事曾国藩完全可以“按兵请旨”，静观局势变化。

曾国藩是一个谨慎机敏的人，经过仔细的思考和利益权衡，他最终同意了李鸿章的建议。于是，他给清廷上疏表示愿意北上，但是由于鲍超人生地不熟，因此只能在自己和胡林翼之中任选一人北上进行护卫，这其实是曾国藩在拖延时间的一种方式。因为在那时候，往返奏报往往需要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李鸿章眼光果然独到，曾国藩不久就接到“和议”已成，不必北援的命令。经过这件事情之后，曾国藩对李鸿章更加看重了。

李鸿章与曾国藩虽然既师亦友，但是他毕竟是一个有着远大抱负的人，因此经常会为某些事情和曾国藩闹出矛盾，李鸿章有好几次都想离曾国藩而去。

1860年，曾国藩在清政府的任命下，升任为两江总督，并决定将湘军大营迁往安徽祁门。李鸿章则认为祁门没有进退余地，作为大本营将会十分危险，因此他一直要求曾国藩移师他处，但是曾国藩不以为然。在李鸿章的再三陈说下，曾国藩生气地对李鸿章等人说：“诸君如胆怯，可各散去”。结果，闹得双方很不愉快。

俗话说：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祁门移师事件还如芒在背，曾、李两人又因李元度事件而矛盾再起，而且更加激化，这也最终导致李鸿章负起，离曾国藩而去。

李元度（字次青）一直跟随曾国藩征战多年，曾国藩在靖港、九江和樟树镇败绩后的艰难岁月中，是李元度一直在支持他。曾国藩曾经说他永远也不会忘记李元度这个人的情谊。但是李元度只擅长文学而对军事一窍不通，由于曾国藩的推荐，他才得以高升，领兵驻防徽州。当太平军进攻徽州时，李元度违反曾国藩命令没有坚壁自守，导致最终与太平军一战失败，徽州落于太平军之手。李元度为此事而悔恨不已，经久不归，后来虽然回到祁门，但不久又私自离去。曾国藩悔恨交加，决定将李元度抓起来严加处置。

曾国藩命令李鸿章拟稿弹劾李元度，但是却遭到了李鸿章的反对。而且李鸿章带了另外一个幕人去为李元度求情，并对曾国藩说：“果必奏劾，门生不敢拟稿。”还将当年靖港之事提了出来，李鸿章对曾国藩说当年如果不是李元度亲手拉住曾国藩，那么曾国藩早已跳水身亡。曾国藩听了这些话，想起当年的失败，怒气瞬间涌入脑际，他生气地说：“你少说废话，你不写我写。”李鸿章也毫不示弱，他当即表示：“若此则门生亦将告辞，不能留侍矣。”曾国藩生气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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