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郑吉威
出版社：天津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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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秦帝国战国风云与帝国生灭试读：
前言
FOREWORD秦朝（前221年至前207年），是由战国时代后期的秦国发展起来的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帝国。秦朝开国君主秦王政自称始皇帝，从此有了皇帝一词。国号秦，王室嬴姓，故史书上别称嬴秦，以别于其他国号为秦的政权。秦朝从统一六国到灭亡，只有15年国祚。从公元前230年到前221年秦始皇嬴政先后灭掉了关东六国，完成国家统一，后北击匈奴，南服百越。首创了皇帝制度、以三公九卿为代表的中央官制以及郡县制，彻底打破自西周以来的世卿世禄制度，维护国家的统一、强化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奠定中国大一统王朝的统治基础，故有说法“百代犹得秦政法”。但秦朝的暴政也引起了阶级矛盾与社会的动荡不安，导致大规模平民暴动和贵族起义。前206年，秦王子婴向楚王麾下刘邦投降。秦朝历时共15年。
秦朝的历史，虽只有短短的15年，但在中国历史上却有重要的地位。这是中国第一个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在民族、疆域、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等方面为中国历史发展奠定了基础。后来虽然皇朝兴废无常，集中统一与分裂割据交错出现，各政权斗争融合变动频繁，但是整个社会的基本体制始终是秦朝的那一套，或者是在秦朝基础上的增损变革，所以说，秦朝虽然短暂，但却是中国发展史上极其重要的关键时代，影响极为深远。
历史是一面镜子。当人类全球化趋势日益明显，而反对全球化的浪潮也越来越高涨的时候，秦王朝统一六国的历史重新成为人们关注和研究的文化热点，也就不足为怪了。它的衰亡，它的强盛，它的一统天下，它的迅速崩溃，无论成功和失败的每一个细节，人们都渴望解读它。
本书讲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大帝国的风云变幻。全书共分九章，分别从生于变革、合纵连横、创建新制等方面全方位解读大秦帝国的昌盛与衰亡。
知古而鉴今，读完这部秦史，可知大秦彪悍之内在本质，可解闷悟道、励志，不亦乐乎。
本书将带你走进一段愉快、绚烂的读书之旅，看叱咤风云的大秦历史人物，品高潮迭起、波澜起伏的历史大事。第1章异军突起生于变革大秦帝国，一个非常神秘的帝国，或许有人谓之暴秦、视如虎狼，但是无论如何，不管其他人是否有心情关心他的兴衰，但其总是不断地吸引着我。因为自立国到统一天下，前后连绵数百年，其间征伐无数，群雄并起。然而却是他，最终成为了历史长河新的浪头，引领时代的潮流。秦人起源之谜
公元前221年，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制的封建政权诞生，嬴姓的秦人建立了这一大帝国。相对于中原地区的华夏诸国来说，秦原是个经济、文化都落后的部族。周平王元年（公元前770年）因秦襄公护送平王东迁有功，才跻身于诸侯之列。齐桓公称霸时，仍被拒绝参预会盟。这样一个落后部族，最终却在战国诸雄中卓然成功，完成统一大业，这就使历史学家对秦人的早期情况，特别是起源问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但是，秦人早期历史的材料十分缺乏，直到秦文公十三年（公元前753年），才“初有史以纪事”。有关其起源问题，只能靠《史记》中有关资料来推测，于是就产生许多歧异。大致有秦人“东来说”和“西来说”。
人们过去普遍认为，秦是西北地区的部族成员。王国维在《秦都邑考》中指出：“秦之祖先，起于戎狄。”而戎狄一般聚居于酋北地区。蒙文通根据《史记·秦本纪》中申侯所说“昔我先骊山(今属陕西，古骊戎居此)之女，为戎胥轩妻，生中谲(秦人祖先)”之语推测，胥轩为戎，当非华族，此秦之父系应为戎；申侯之先为骊山之女，亦当为戎，则秦之母系亦为戎，父母系皆为戎，则秦人为戎族可确定无疑。此外，还可以举出一些例证：如一些先秦典籍中称秦人为“狄”或“戎狄”；春秋战国时期，华夏诸国将秦当戎狄看待；商、周时代秦人一直在西方活动，没有迹象表明此前曾有一次由东向西的民族大迁徙；湖北枝江出土的铜钟铭文写有“救秦戎”的字样，等等。总之，秦人起于戎狄，活动于西北地区。此说为较普遍的观点，有限的文献资料似已证明了这一论断。
现代有些学者提出秦人与殷人同出东方的看法。认为殷人也曾被称为“殷戎”，因而“秦戎”“狄秦”之类称呼，不足以证明秦人是戎狄。在殷商时期，秦人是从属于殷商的一个部族，殷商亡后被迁到今陕西地区，成为周人的奴隶。周成王时，秦人参加反周大叛乱，失败后再次西迁，成为后来秦国人的祖先。此说也有一些史实可以证明，如秦人与殷人均以燕为图腾，共奉“玄鸟”为祖先；都是以游牧、狩猎为主要生产方式；殷制天子墓为亚字形，诸侯墓为中字形，界限分明，而在七个秦公陵园二十二座大墓中，只有中字形墓、甲字形墓，绝无亚字形墓，说明秦的墓葬形式循殷制。秦人与殷人的祖先关系如此密切，而殷人早期活动于我国东方既已是不争之论，那么秦人的祖先也应生活在我国的东方。据此，这些学者还进一步推断秦人的发祥地在今山东境内的莱芜、泰安一带。护主巧邀功，秦始列诸侯
商朝末年，纣王荒淫无道，各地诸侯纷纷举兵造反。年轻有为的周武王姬发经牧野之战大败商纣王主力，进而攻陷国都朝歌建立周朝，天下进入一个大一统的时代。周朝经过近三百年的发展，先后经历了十几个国王，最后传到了周幽王手里。
这个周幽王是个地地道道的昏庸之辈，他当政时期整个周朝恰逢多事之秋。各地的诸侯王势力逐渐壮大，周边的游牧民族也都对中原大地虎视眈眈。但是这些周幽王都不放在心上，为了博得宠妃褒姒的开心，他竟然让人点燃了传递警讯的烽火。周边的诸侯王看到镐京城上的烽烟，纷纷带着勤王的军队急匆匆赶来救援，但是连敌人的影子都没看到，只有周幽王和褒姒看着慌乱不堪的他们大笑不已。周幽王见这招能够博得爱妃的欢心，就时不时地让四起的烽烟把各地的诸侯骗到京都来，但后来受骗的人是越来越少。
后来，犬戎的军队真的攻打镐京。周幽王再次命人点燃烽火向各地的诸侯求援，这次却没有等来勤王的军队。待援无望的周幽王仓皇出逃，在骊山脚下终被犬戎兵所杀。这一切对于处在没落时期的周王朝是一个致命的打击，却有一个人在这场动乱中看到了自己发展壮大的机会。他就是后来的秦襄公，当时人称他为嬴开。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嬴开还只是一个“大夫”，没有自己的封号和封地，只能依附于别的诸侯。
早在烽火戏诸侯的时候，嬴开就预料到周幽王被杀这一幕，并预先为此做了不少准备。他清醒地认识到周幽王已经失去了民心，对自己不会有多大的帮助。他把自己的全部筹码都压在了被废掉的太子姬宜臼身上。经过一番思谋，嬴开觉得一旦镐京危急，赶往救援虽然有必要，但是自己的实力尚不足以与犬戎军队抗衡，为此不能贸然以卵击石。如果等到犬戎撤退后，再竭尽全力辅助姬宜臼即位，则能在最大限度上争取自己在政治上的优势。
公元前771年，犬戎大举进攻镐京，镐京城头的烽烟再次冲天而起。看到镐京告急的烽烟，嬴开立即召集自己部下的所有人马，被紧急召集起来的将领，一个个摩拳擦掌准备立即奔赴镐京，秦襄公却一连几天都没有一点动静。第三天的时候大家终于按捺不住，在谋士叔由的带领下一起来见嬴开。“现在镐京危急，朝不保夕。我们的人马既然已经集结完毕，就应该抓住时机出兵勤王。可是您将我们召集来之后却没有任何举动，不知道您还有什么可犹豫的呢？”“叔由，你不妨先说说看。”面对叔由的疑问，嬴开不正面回答，又把问题抛了回去。“莫非您还在担心消息是不是可靠，毕竟我们的大王曾经跟我们开过这样的玩笑。”“这次我一点都不怀疑，在召集你们之前，我就已经完全弄清楚了。犬戎的军队确实是在攻打镐京，而且就像你说的那样，镐京朝不保夕。”嬴开微笑着否定了叔由的猜测。“那我们还有什么理由按兵不动呢？”“你先给我说说出兵的理由，就是为了我们的这个大王吗？”“叔由愚见，我们的大王并非圣明之主。谁都能看到接下来将是一个群雄并起的局面，想必您也早就有所打算。但是以我们现在的实力和地位还不足以跟那些割据一方的诸侯相抗衡，如果现在出兵勤王而能有所封赏的话，那将是您称霸一方的资本。所以我们不仅应该出兵，而且还应该比别人更早一些！如果再有迟疑，就会把机会白白让给别人！”“如果我们都不去救援，会怎么样？”嬴开始终不作正面的问答。“镐京将会陷落，大王恐遭不测。”“那么大周朝是不是会就此灭亡？”“这，尚不致此。倘若大王真遭不测，还有两个儿子可以为王。”“对，大王不是还有两个儿子吗？”“叔由明白了。主公机谋深远，叔由自叹不如。”
嬴开的一路追问使得叔由恍然大悟，转身跟同来的将领们说：“各位不必再做猜测，主公已经做好了一切打算，我们只需听命行事就行了。”
接下来的几天，嬴开还是没什么动静。不过他的部下都已经安静了很多，他们知道他们的领军的思维一刻都没有停下来过。嬴开虽没有调兵遣将，却一直在密切关注着周边的时局变化，派往各地的探马不断带回他所需要的消息。也许是周幽王前几次的玩笑开得有些过头，让各地的诸侯们对冲天的烽烟变得不再敏感；也许是各地的诸侯王都有着跟嬴开一样的打算，总之镐京城上的烽烟接连烧了几天都没能招来勤王的军队。又过了几日，再也看不见烽烟从镐京上空升起。接到周幽王出逃的消息后，嬴开除了派出一批新的探马，再没有做更多的事情。几天后传来周幽王在骊山脚下遇害的消息，那个陪着周幽王一起出逃的褒姒也做了犬戎的俘虏。此外，据探马回报，攻陷镐京、杀害幽王以后，犬戎军队大有退兵的可能。
接到消息后，正准备就寝的嬴开立即披挂上马，带上自己的全部人马，星夜出发前往镐京。嬴开部下所有的将领都只听到一句话：“火速行军，一定要看到犬戎军队的影子。”
这些天一直在养精蓄锐的军士听到命令不顾一切向前狂奔，到最后还真追上了犬戎部队走在最后面的一部分。这时犬戎的士兵已经是疲惫不堪，再加上撤退时无心恋战，嬴开的追兵占了上风。但嬴开很清楚自己的实力还不足以跟犬戎对抗，小胜之后立即掉转马头朝镐京进发。
一切都在嬴开的意料之中，此时的镐京已经是一片废墟。不过除了满城的残垣断壁，更多的是从各地赶来的为数众多的勤王部队，最重要的是那个之前被废掉的姬宜臼也在他外公——申国国王的护送下来镐京料理后事。面对凯旋的嬴开，从各地赶来勤王的诸侯都带兵出城迎接并表示祝贺。尤其是公子姬宜臼更是对嬴开一再拜谢，表示要对他的忠心和功绩加以褒奖。嬴开看到时机成熟，就建议拥立姬宜臼为王。他的这一提议立刻得到了申侯的全力配合，而鲁、许两个诸侯也极力拥戴，最终，嬴开的这一提议得以通过。但是经过战乱之后的镐京已经是破败不堪，要新君在这里登基有些不太合适，申侯便提议将新都迁至洛邑，这就需要有人将继任的新君一路护送前往洛邑。护送新君正是嬴开最想做的事情，于是他便不失时机主动请缨，率得胜之师保护新君东迁。
接下来的事情就顺理成章了。新君姬宜臼在嬴开的全力保护下平安抵达新都洛邑，并在申、许、鲁等各地诸侯的拥戴下登基为王，他就是东周的第一个君王周平王。周平王即位以后对嬴开的功劳念念不忘，很想赏赐点什么给他，但是此时周朝的君王只是个傀儡，自己能够登基尚须仰仗外公申侯和其他诸侯王的势力，还何谈封赏。不封赏又觉得有愧，思虑再三，周平王最后将嬴开封为诸侯，封号为秦。由于实在拿不出多余的土地来作为嬴开的封地，他只能把岐山以西之地赐给嬴开。这些地方虽然名义上还是周朝的领土，但是已经被戎人所占领。嬴开想要真正占有自己的封地，就必须通过不断的争战将戎人从这片土地上赶走，接下来嬴开所做的事情就是不断地为占据自己的封地而努力。
嬴开，成为秦国列为诸侯的第一代君主。他在自身的实力还不是很强的情况下，通过自己过人的智谋和长远的眼光，使得自己的部落摆脱了长期以来一直依附于别人的命运，政治上取得相对独立的地位，为后来秦国发展成为一个强大的诸侯国，进而横扫六国奠定了基础。虽然他还没有真正地拥有自己的封地，但是从此以后，秦正式成为了一个诸侯国，可以同别的诸侯国平起平坐了。有志少年求明主
商鞅出生在卫国的一个贵族家庭。按当时以国名为姓的习惯，他叫卫鞅。由于是贵族后代，他就是公孙，所以又称公孙鞅。改称商鞅是以后的事情。
商鞅出自名门望族，见多识广，加上自己勤奋好学，所以从小就显露出过人的才干。卫国地处四方交通要道，特别是它的都城濮阳（今河南濮阳西南），在当时是有名的大城市，积聚了大量的社会财富，经济繁荣，文化发达。战国初期各种思想风起云涌，各种学说、观点竞辩短长。在特定环境的熏陶、滋养下，年少的商鞅逐渐形成了他高远的志向、宏大的抱负。对当时流传的各种思想，他最青睐于法家。
商鞅对法家的学说产生兴趣，与受吴起的影响有一定的关系。早期法家的杰出人物吴起，也是卫国人。他一度做过鲁国的将军，后又西去魏国，参与李悝变法，主管河西地区（今陕西大荔县以东地区），政绩显著。公元前390年左右，因受魏武侯的大臣们的排挤，吴起由魏入楚。那时，楚悼王正力图振兴国势，就任用吴起为令尹（类似宰相的职务，为楚国最高行政长官，兼握军权），主持变法改制。吴起全力推行新政，在很短的时间里使楚国出现一派新气象。吴起又善于治军练兵，增强了楚国的武力。楚军曾挥师北上，饮马黄河。
商鞅长大以后，为了谋求发展，离开了业已衰落、且为强邻欺辱的卫国，来到为法家政治影响较大的魏国。魏国在魏惠王即位后，从争霸中原的实际需要出发，表示尊重法家的作用。法家人士公叔座被任命为魏相。商鞅入魏后，就投在公叔痤的门下。
公叔痤相当赏识来自卫国的这位后生。公叔痤病重的时候，魏惠王曾来探病，问：“万一你的病无法救治时，国家大事该如何处置？”公叔痤回答：“我门下有一个叫卫鞅的，年轻却有才能，可协助你治理国事。愿王能放心地听他的主意！”但是公叔座又向魏惠王说：“如果你不任用卫鞅为相，那就杀了他，不要让他离开魏国，以免后患！”
魏惠王回去后，并没有把公叔痤的话放在心上。他既没任用商鞅，也未派人杀掉商鞅。
商鞅在魏国一连住了几年。正在他为自己的才干和抱负得不到施展而郁郁不乐时，秦国发生了一件大事，它改变了商鞅此后的命运。
公元前361年，秦国的国君献公病死，21岁的渠梁即位，是为孝公。这位新登基的国君面临着十分严峻的形势：位居关中的秦国长期处于落后的地位，西有戎狄的骚扰，东受中原列国的欺辱。更有甚者，一些诸侯国视秦为未开化的野蛮人，不让秦参加中原各诸侯的会盟。对此，不甘落后的秦孝公感到一种刺激和挑战。他一登上王位，就决意富国强兵，推出招兵买马、赏赐有功之士等措施。其中，他颁布了一条极为重要的法令：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
秦孝公励精图治的决心打动了商鞅。他赶到秦国，求见孝公。
商鞅几次向秦孝公献策，最终以法家的改革主张取得了信任。据说，在商鞅前两次献策时，为了试探秦国统治者的意图，他介绍了其他一些学说。第一次向秦孝公说以“帝道”。这是属于道家学派的一种政治学说。秦孝公对这一套毫无兴趣，商鞅一边讲，孝公一边打起了瞌睡。第二次商鞅向孝公说以“王道”。这是儒家的学说。孝公仍感到厌烦，并十分生气地责备手下怎么找来这样一个无用之人。商鞅又第三次求见，说以“霸道”。这是法家的学说。这一次，孝公听得津津有味，对商鞅有所重视。于是，商鞅又一次与孝公晤谈，向他鼓吹“强国之术”。孝公越听越有劲儿，不知不觉竟凑到商鞅面前，如此一连数日也不厌倦。此后，商鞅就被任命为大夫，留在秦国。
商鞅的“强国之术”，简单地说，就是要进行“变法”，即，按照法家的主张对秦国旧的制度进行改革。孝公赞同商鞅的观点，却又有疑虑，因为在秦国的贵族与官员中，有相当一些人顽固地反对变法。变法前奏
依照秦国的惯例，凡国君一时不能决断的大事，可以在朝廷上展开讨论和争议。于是，孝公三年（公元前359年），在一次秦廷议事时，围绕变法问题爆发了一场激烈的辩论。
商鞅坚决主张实行变法。他指出，法令的制定是为了维护民众的利益，礼制的推行是为了国家强盛的需要，如果为了强国利民，就可以不遵循旧法、旧礼。然而，有两位大夫，一个叫甘龙，一个叫杜挚，站在保守势力一面，死命反对变法。他们说，作为“智者”不必变法，只要依照旧传统、旧制度去治理国家，就可以国泰民安，不劳而功成。又说，没有百倍的好处，就不要改变旧法令；没有十倍的功效，就不要更换旧器具。甘龙、杜挚虽讲不出什么道理，却认为“法古无过，循礼无邪”，意思是只要按旧法、旧礼办事，就绝对不会出错。
对此，商鞅驳斥道：以前各世代实行不同的政教，究竟应效法哪个呢？各帝王不用同样的礼制，究竟应遵循谁的呢？他列举黄帝、尧、舜与周文王、周武王，指出他们都是根据自己所处的具体情况而立法、制礼。他强调应该“厚今薄古”，以为反对旧事物的未必有错，依循旧礼的未必全对，主张“礼法以事而定，制令各顺其宜”，即制定政策法令必须依据现实的具体情况。
商鞅的理论和主张，既适应秦国发展的需要，也迎合了孝公图强的愿望。孝公终于下定决心，任用商鞅实行变法。
得到孝公的指示后，商鞅立即着手制定改革秦国旧制度的法令。为了使法令能够取信于民，行之有效，在法令公布之前，商鞅搞了一次“南门徙木”的试验。
一天，商鞅派人在都城栎阳（今陕西临潼栎阳镇东北）的南门竖起一根三丈长的木杆，并宣布：有能将木杆移至北门者，“赏予十金”。消息传开，来看热闹的人越围越多，大家都窃窃私议，疑惑不解，不相信照此做了真会得到奖金。隔了一个晌午，没人动手。商鞅又宣布，谁能移动木杆，“赏予五十金”。这时，终于从人丛中走出一人，抱着试试看的心理，将木杆移至北门口。商鞅果然赏给此人五十金，“以明不欺”。“南门徙木”一事，很快在秦国传开了，大家都知道商鞅出令必行，有禁必止。
有意思的是，商鞅的同乡前辈吴起，在魏国变法时也曾干过类似的事情。当时吴起在魏国国都北门放置车辕一根，并宣布：能将它搬至南门者有赏。后来有人搬了，吴起就按宣布的办法给以奖赏。
这两个记载如此类似，以至有些历史学家对它们的可靠性产生了怀疑。其实，吴起和商鞅都有可能这样做过。因为，它体现了先秦法家两个很重要的思想：“明法”和“壹刑”。“明法”，就是将法令公之于众，让人人都知道。“壹刑”就是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区分什么贵贱、等级。变法迎来转机
公元前356年，秦孝公任命商鞅为左庶长。按新拟定的秦国二十等爵制，“左庶长”系第十级爵，掌握军政大权，职位与当时列国的卿差不多。握有重权的商鞅，开始实行第一次变法。它的内容主要有：
1．颁布法律，编定户籍，制定连坐法，轻罪用重刑
商鞅将李悝的《法经》予以公布实行。李悝是早期法家的著名人物，曾在魏国推行变法。其间，他收集、整理了春秋末期以来各国的法律条文，结合魏国当时的实际情况，制定出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系统的成文法——《法经》。商鞅借用了《法经》的内容，只是把“法”改称“律”。商鞅又把全国居民按5家为一伍、10家为一什的原则编定户籍，并在此基础上形成相互告发和同罪连坐的制度。规定，告发“奸人”的可以如同斩得敌人首级一样得赏。不告发的要腰斩。谁家藏“奸”，以投敌罪处罚；而其余9家倘不检举告发，要一起治罪。旅客住宿要有官府凭证，客舍收留没有凭证的旅客住宿，主人与“奸人”同罪。
商鞅还主张对轻罪用重刑。比如，为了保护私有的耕牛和马，对盗窃牛马者判处死刑。商鞅认为这样可以迫使人民连轻罪也不敢犯，重罪当然就更唯恐避之不及，此叫“以刑去刑”。
2．奖励军功，禁止私斗
颁布新的等级制度——二十等爵制度。它的要点是，按军功赏赐爵位及相应的特权，包括占有的耕地、住宅、服劳役的“庶子”和担任一定的官职等等，爵位高的还可以获得300家以上的“税邑”。封邑内的税收归其所有。军功以在前线斩得敌人首级的多少计算，斩得敌人甲士首级一颗的赏给爵一级；要做官的，委以50石俸禄的官职。官爵的提升，与斩得敌人首级的军功相称。
私人间的争斗，要按情节轻重，处以不同的处罚。这样，在平时，有利于社会治安；在战时，则增强了战斗力。
3．废除旧有的世卿世禄制
新法规定，宗室（国君的亲属）没有军功的，不得列入宗室的簿籍，不得享受宗室的特权。必须依据对国家功劳的大小，确定他们对爵位、田宅、奴婢以及车服、器用等等的占有，不许僭越逾制。有功的就显荣，没有功劳的，虽然富有也不能尊荣。
4．重农抑商，奖励耕织，特别奖励垦荒
新法规定，凡粮食和布帛生产得多的可以免除劳役和赋税。从事商业、手工业和因游手好闲而贫穷的，将其全家变作官奴隶。鉴于秦国地广人稀，荒地比较多，商鞅又把奖励开垦荒地作为发展农业生产的重点。
5．焚烧《诗》《书》，禁止游说之士
秦国焚烧儒家典籍《诗》《书》，一般以为是自秦始皇始，其实在秦孝公时就实行过。商鞅主张法治，与儒家“法先王”的复古思想不相容，所以就禁止儒家经典，并采取焚烧的非常手段。商鞅又以为，游说之士以自己的主张动摇法治，而且只凭翻来覆去的一张嘴而获得利禄，所以也在被禁之列。
商鞅变法改制并非一帆风顺。这场巨大的改革，犹如狂风袭来，将秦国世袭贵族的特权席卷而去，令他们愤恨不平。太子嬴驷有两个老师，一为公子虔，一为公子贾，都是宗室贵戚。他们串连了上千人，藉口闹事，反对新法。商鞅毫不留情，坚决绳之以法，将两位太子的老师分别处以劓刑（劓，割鼻子）和黥刑（黥，脸上刺字）。此举使商鞅与太子驷之间产生严重的矛盾。商鞅又将议论法令的人流放到边城，触犯法令的则处以酷刑。据说，一天就在渭河畔处决了七百多个破坏变法的闹事者，鲜血染红了渭水，哭号之声响彻天地。在这坚决、有力的镇压之下，新法在秦国逐步贯彻下去。
公元前352年，秦孝公任商鞅为“大良造”。此为秦爵十六级，相当于相兼将军。两年后，秦把都城从栎阳迁至咸阳（今陕西咸阳）。同年，商鞅着手实施第二次变法，主要是进一步从经济和政治上进行改革，内容包括：
1．废井田，开阡陌，承认土地私有
商鞅下令废除西周以来盛行的土地制度——井田制，开掘井田的“封疆阡陌”。所谓“封疆”，就是指各级贵族所占有的井田界限，这些界限是用土堆、沟地、树木等连接而成的。所谓“阡陌”，就是井田中间与灌溉渠道相应的纵横道路。同时，承认地主和自耕农的土地私有，允许土地买卖，按土地多少抽税。
2．普遍推行县制，设置县一级的官僚机构
商鞅将许多乡、邑、聚（村落）合并为县，建置了41个县（据《史记·秦本纪》。而《史记·商鞅列传》作“三十一县”，《六国年表》作“三十县”），设有县令、县丞和县尉。县令是一县之长，县丞掌管民政，县尉掌管军事。他们都由国君直接任免。此举将全国的政权、兵权集中到了朝廷，建立起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
3．统一度量衡制，颁布度量衡的标准器
这是在公元前344年（秦孝公十八年）具体实施的。据研究，当时的标准尺，约合今23.05厘米，标准量器约合今0.2公升。现存世的“商鞅方升”（藏于上海博物馆），就是当时颁布的一件标准量器。
4．按户按人口征赋
此“赋”即以后俗称的“人头税”。商鞅规定按人口征赋，并严加惩罚隐瞒户口的“匿户”，这是为了限制官僚地主豢养食客的数目。商鞅又规定，一家有两个成年男子的必须分家另立户口，否则要加倍征赋。这是为了确立和鼓励一夫一妇为单位的个体小家庭经济，加快开垦荒地，扩大农业生产，提高劳动效益，并增加国家的赋税收入。从此，“田租”（土地税）和“口赋”（人头税）就成为中国古代社会两种重要的赋税制度。
5．革除残留的戎狄风俗，禁止父子兄弟同室居住
秦国的西南和西北部原是少数民族居住区，后来秦又统一了其中不少的地区，因而秦人保留较多的戎、狄族的风俗。商鞅意识到这些落后的习俗，对统一中原极为不利，便提出移风易俗，按照中原的风俗，改革秦国落后的习俗，如全家人不分男女老幼同居一室等。
商鞅的第二次变法，进一步剥夺了旧贵族的特权，损害了他们的利益。他们对商鞅恨之入骨，欲置商鞅于死地，只是碍于秦孝公，才一时无可奈何。秦孝公二十三年（公元前339年），有个叫赵良的人，代表“宗室贵戚”去见商鞅。开始赵良劝说商鞅让位，继而又劝商鞅放弃酷刑，并公开诽谤秦国变法改制取得的成就。在被商鞅驳斥后，赵良又为一些受过惩罚的旧贵族鸣冤叫屈，并警告商鞅必须立即废除新政，否则“危若朝露”，死亡之日即将来临。商鞅毫不动心，义无返顾。
在商鞅对内实施变法的同时，秦军对外也积极展开军事活动，并取得了节节胜利。尤其是公元前340年（秦孝公二十二年），秦孝公听从了商鞅的计谋，一举击溃魏国公子卬率领的精锐部队，迫使魏惠王将以前从秦国掠去的河西地区（今山西、陕西之间黄河南段以西地区）归还给秦国。遭此失利，一度趾高气扬的魏国，转向走下坡路了。秦孝公论功行赏，提升商鞅为列侯，并把於（今河南内乡县东）、商（今陕西西商县）之间的15个邑封给他作为属地。商鞅、商君之名即从此而来。作法自毙
商鞅变法，首先取消了贵族的特权，规定重新按军功大小给予爵位。贵族由此失去了无功受禄的特权，对商鞅十分不满，但商鞅有秦孝公支持。贵族虽怀恨在心，仍然毫无办法。秦国经变法以后，很快强盛起来，生产力大大提高，国库充盈，将士作战勇猛，威震六国。商鞅因变法有功，受封商地十五邑，号商君，人们从此称公孙鞅为商鞅。变法过程中，太子的老师触犯了法律，贵族和朝臣对这件事抱着幸灾乐祸的态度，看商鞅怎样解决这个棘手的难题。商鞅为了新法能得以实施，请示孝公，依法严厉地做了公正处置。子曾为老师说情，但无济于事，太子对商鞅开始恨之入骨，必欲除之而手快。孝公在位二十二年驾崩，太子嗣位，史称惠文王。
贵族们知道惠文王痛恨商鞅，便纷纷制造流言蜚语，有人甚至诬陷商鞅谋反。惠文王十分清楚商鞅没有谋反的动机，更没有谋反的可能，他只是为了出气，下令逮捕商鞅。商鞅自孝公死后，自知失去靠山，不敢久居京城，返回自己的封地。当他风闻有人诬告他谋反的消息后，情知早晚必罹杀身之祸，便只身逃出家中，打算潜往他国，躲灾避祸。天色渐渐暗了下来，寒鸦背着夕阳余晖，结队归林。商鞅急于逃离秦境，匆匆赶路，来到关下，不想被守关军士拦住，声称“商君有令，黄昏后非公事不得出城”。商鞅这才意识到必须投宿住店。他来到一家旅店，要求住宿．老板走出来说：“既是客人我们当然欢迎，请问您是谁，弄不清身份，我会被杀头的。这是商君的法令，违背不得呀。”商鞅当然不敢承认自己的身份，走出旅店，仰天长叹：“我这是作法自毙呀！”商鞅后来被车裂而死。那刑罚十分残忍，即用五辆车分别用绳索缚住受刑者的头部与四肢，然后驱赶着马，将人活活撕成五段，令人耳不忍闻。惠文王杀了商鞅，却继续执行商鞅的政策，秦国日益强盛，为政（秦始皇）统一六国奠定了经济与军事基础。
对商鞅的变法，历史已有公论：
负面的评价：由于独尊儒术的缘故，历史上对于使用暴力手段进行快速改革的商鞅的评价并不是很好，以至于千百年后的人们还蔑称秦国为虎狼之国。司马迁在《史记·商君列传》中，太史公曰：“商君，其天资刻薄人也。迹其欲干孝公以帝王术，挟持浮说，非其质矣。且所因由嬖臣，及得用，刑公子虔，欺魏将卬，不师赵良之言，亦足发明商君之少恩矣。余尝读商君开塞耕战书，与其人行事相类。卒受恶名于秦，有以也夫！”后人又说：“卫鞅入秦，景监是因。王道不用，霸术见亲。政必改革，礼岂因循。既欺魏将，亦怨秦人。如何作法，逆旅不宾！”
正面的评价：但是也有人肯定商鞅，比如王安石：“自古驱民在信诚，一言为重百金轻。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这是在肯定商鞅的治国方略。”而资治通鉴中说：“夫信者，人君之大宝也。国保于民，民保于信。非信无以使民，非民无以守国。是故古之王者不欺四海，霸者不欺四邻，善为国者不欺其民，善为家者不欺其亲。不善者反之：欺其邻国，欺其百姓，甚者欺其兄弟，欺其父子。上不信下，下不信上，上下离心，以至于败。所利不能药其所伤，所获不能补其所亡，岂不哀哉！昔齐桓公不背曹沫之盟，晋文公不贪伐原之利，魏文侯不弃虞人之期，秦孝公不废徙木之赏。此四君者，道非粹白，而商君尤称刻薄，又处战攻之世，天下趋于诈力，犹且不敢忘信以畜其民，况为四海治平之政者哉！”虽说商鞅刻薄，所谓“乱世用重典”本也无可厚非，反而说明商鞅之诚信品质。梁启超也在《中国六大政治家》中，将商鞅列为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政治家之一，与管仲、诸葛亮、李德裕、王安石和张居正同列（柏杨在《中国人史纲》中列出“中国六大丞相”为管仲、商鞅、诸葛亮、王猛、王安石、张居正。与上面的“中国六大政治家”相比，只是将李德裕换成王猛）。在现代，尽管有少数不同声音，但大多数人承认商鞅是一个敢于触动旧势力、敢于改革的英雄。第2章大秦帝国的合纵连横商鞅变法以后，秦国迈入崭新时期。此时的秦国，在战国舞台上，已屹立起不容列国小视的身影。秦惠文王上台即杀了商鞅，同时又坚定地延续商鞅之法，给秦国政治出现变局提供了想象空间，内部和外部的敌人从观望走向迫不及待。“朝秦暮楚”的缔约联盟
秦国经过商鞅变法，国势蒸蒸日上，而在东方，经过公元前341年那场著名的马陵之战，魏国因惨败而力量大大削弱，齐国则成为强国。于是，天下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出现了秦、齐两强遥相对峙的局面。
在这种背景下，一些游说之士，研究形势，奔走于各国之间。他们针对各国都试图寻找盟友以壮大或保存自己的心理，提出了“合纵”说和“连横”说。在这些纵横家的影响和鼓动下，在战国中后期的100年里，各国之间发生了外交、军事上的合纵、连横运动。
所谓“合纵”，即“合众弱以攻一强”，就是由许多弱国联合起来抵抗一个强国，以防止强国的兼并。所谓“连横”，即“事一强以攻众弱”，就是由强国拉拢一些弱国来进攻另外一些弱国，以达到兼并土地的目的。从具体情况看，合纵的国家多少不一，合纵进攻的对象有秦国，也有齐国。也有人将六国攻齐（秦也参战）称为反合纵。连横在战国中期以秦国或齐国为中心，后期以秦国为中心。能够连横的国家不如合纵的多，张仪为秦国策动的连横只有魏国或者楚国参加。
由于各国之间的矛盾复杂，形势不断发生变化，合纵、连横的缔约联盟也就很不稳定。今天和这个是朋友，明天却变成了敌人，而昔日的敌人一转眼又成了朋友，正所谓“朝秦暮楚”，变化不定。
最早发起合纵的公孙衍，与最早游说连横的张仪同为魏国人，实在是一对冤家。起初，公孙衍在秦国任大良造（秦爵十六级，相当于丞相加将军），可后来秦惠文王转而信任张仪，用张仪将公孙衍给替代了。张仪为相后，倡导连横策略，在惠文王十二年（公元前323年）约齐国和楚国的大臣相会，以图联络齐、楚向魏国进攻。公孙衍解职后返魏，被魏惠王任命为相，号为犀首。他针对张仪的举动，建议魏王广结与国，以相抗衡。
于是，就在秦和齐、楚相会的同一年，魏国约集韩、赵、燕、中山共同称王，史称“五国相王”。其实这五国中，魏、韩已先称王，此次集会只是新尊赵、燕、中山三国为王，并且五国相互承认为王。魏国用发起相王、承认一些国家称王的办法来组织联合阵线。“五国相王”是魏结盟自强的一大胜利，这引起齐国的担心。它害怕魏国凭借这个联盟的势力，对它不利，遂加以破坏。齐国借口中山国小，反对它称王。齐对赵、魏扬言：“与中山并称王，实乃莫大的耻辱。愿和大国一起讨伐，不许中山称王。”中山王十分恐惧，连忙派大臣张登带重金去见齐国的权臣田婴。田婴听了张登的一番说辞，也就许诺中山称王。张登随后又去对赵国和魏国说，齐国本来羞与中山一起称王，现在它想利用中山的军队来攻打魏国的河东地区，所以又准允中山称王了。听这么一说，赵国、魏国对齐国很是反感，更加保护和支持中山称王。
齐国一计不成，又生一计。它关闭同中山国往来的通道，并割地给燕、赵二国为条件，来换取他们一起出兵攻打中山。燕、赵意识到这是齐国故意在离间它们和中山的关系，以便将中山国置于自己的势力控制之下，就没有听齐国的话。
齐国破坏五国联盟的计谋终未得逞，可是魏惠王的合纵，却被楚国的进攻搅乱了。
就在北方发生“五国相王”的当年，南方的楚国向魏国发起军事攻击，楚将昭阳在襄陵打败魏军，夺取八个邑。眼见敌不过楚国，魏惠王转而听从张仪的主张，将公孙衍弃于一边。
张仪于公元前322年，即“五国相王”的次年，离秦入魏。这位舌辩之士向魏惠王提出联合秦、韩而攻击齐、楚的策略。魏惠王觉得有道理，就任命张仪为魏相。可谁料想，诡计多端、巧舌如簧的张仪，表面上是要魏联合秦、韩攻击齐、楚，真正的意图却是要魏事秦，并进而使诸侯都来仿效。张仪的真实目的是为秦谋利益，帮助秦进行连横，并试图先由魏与秦连横，再发展到吸收韩和别的更多的国家参加。
这可惹火了他的政敌公孙衍，公孙衍忙不迭地出来予以阻拦，并要赶走张仪。公孙衍派人到韩国通报，说秦、魏联合和魏王重用张仪，目的在于图谋韩地。他还声称，如果韩国重用他公孙衍，秦、魏的连横可以被阻止。韩国大臣公叔颇为欣赏公孙衍，就把公孙衍请去，委以重任。
与此同时，齐国和楚国也感到秦、魏连横于己不利，就出面反对张仪，支持公孙衍任魏相。魏惠王呢，原本想利用秦国的力量来抗击楚国、抵挡齐国，可时间没过多久，就发觉张仪其实是要他投降秦国，自然心生不满。见魏惠王不肯就范，秦惠文王就出兵攻打魏国。
秦国咄咄逼人的东进势头，令东方列国生畏，于是纷纷支持公孙衍的合纵之策。齐国、燕国、赵国、楚国竞相重用公孙衍，请他去参与各自国家的决策大事。魏惠王见此，就将张仪逐回秦国，让公孙衍复出，主持政事。公孙衍志满意得，“佩五国相印”，更加积极地推行合纵运动。
魏国以公孙衍代替张仪为相的第二年，即公元前318年（魏惠王十六年），魏、赵、韩、燕、楚五国联合攻秦，并推楚怀王为纵长。
然而，实际出兵和秦交战的，只有魏、赵、韩三国。当伐秦的联军进至函谷关（今河南灵宝东北），遭到秦军的迎头痛击。联军组织松散，很快败下阵来。次年，秦军又在修鱼（今河南省原阳县西）重创联军，斩杀八万将士。这次合纵攻秦的战争就此宣告失败。
从公元前323年秦与齐、楚相会引发“五国相王”，到公元前317年“五国伐秦”失败，纵横家公孙衍和张仪竭尽煽动之能事，挑起一次次事端，令天下大不安宁。时人景春说：“公孙衍、张仪，岂不诚大丈夫哉？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公孙衍、张仪难道不是真正的大丈夫吗？他们一怒，各国诸侯就会畏惧，他们安居，天下的事端就会平息。）张仪的骗局
张仪是魏国人，曾经师从于鬼谷子，学习纵横游学。张仪学业期满，回到魏国，因为家境贫寒，求事于魏惠王不得，远去楚国，投奔在楚相国昭阳门下。昭阳率兵大败魏国，楚威王大喜，把国宝“和氏之璧”奖赏给了昭阳。一日，昭阳与其百余名门客出游，饮酒作乐之余，昭阳得意地拿出“和氏之璧”给大家欣赏，传来传去，最后“和氏璧”竟不翼而飞，大家认为，张仪贫困，是他拿走了“和氏璧”。张仪原本没拿，就是不承认，昭阳严刑逼供，张仪被打得遍体鳞伤，始终不承认，昭阳怕出人命，只得放了他。张仪回到家，问妻子：“我的舌头还在吗？”，妻子告诉他还在，张仪苦笑着说“只要舌头在，我的本钱就在，我会出人头地的”。
半年后，张仪的伤口愈合，他没有回到魏国，而是进入秦国。秦惠文王即位后，继续坚持孝公时代“任人唯贤”的方针，许多别国的“士”纷纷投向秦国。公元前329年，张仪来到秦国，被秦惠文王拜为客卿，直接参予谋划讨伐诸侯的大事。这时公孙衍担任秦国的大良造。公元前328年，张仪与公子华带兵攻打魏国，一举拿下魏国的蒲阳城。张仪乘机推自己的连横政策出笼，建议秦王把蒲阳归还魏国，并且派公子繇到魏国去做人质，而他将利用护送公子繇入魏的机会与魏王接近，游说魏王投靠秦国。
入魏后，张仪对魏王说：“秦国对待魏国可是真心实意的好啊！得到城邑不说，反而又送人质来到魏国，魏国怎么说也不应对秦国失礼呀，应该想办法来报答一下吧？”“怎样报答呢？”魏王问道。“秦国只喜欢土地，魏国如果能送一些地方给秦国，秦国一定会把魏国视为兄弟之国。如果秦魏结成联盟，合兵讨伐其他诸侯国，魏国将来从别的国家取得的土地肯定会比送给秦国的土地多很多倍。”魏王被张仪说动了心，于是把上郡十五县和河西重镇少梁献给了秦国，从此秦魏和好。张仪的连横政策首战告捷。至此，黄河以西地区全部归秦所有。
张仪回到秦国，立即被秦王提拔为相，代替了公孙衍的大良造职位。公孙衍因得不到重用遂离秦奔魏。公元前326年，惠文王任命张仪为将，率兵攻取魏国的陕，并将魏人赶走，同时在上郡筑关塞。这一事件引起魏国的极大惶恐，于是在当年和下一年（前323年）接连两次与齐威王相会，企图依靠齐国对抗秦国。由于张仪从中挑拨离间，又极力为秦国拉拢齐国和楚国，齐国不仅不帮助魏国，反而与楚国共同打击魏国。由秦归魏的公孙衍趁机发动“五国相王”，使魏、韩、赵、燕、中山五国互相尊重，同时称王，结成联盟，借以增强魏国的防御力量。楚国却迎头给魏国浇了一头冷水，就在“五国相王”的当年，发兵攻魏，在襄陵大败魏军，占领了八个城邑。由于齐、楚的破坏，“五国相王”没有达到预期效果，因而魏惠王更加憎恨齐、楚二国。
张仪代表秦国却又采取了更为狡猾的手段：公元前323年，张仪约集齐、楚、魏三国执政大臣在挈桑相会，试图为魏国调停，以讨好和拉拢魏国。魏惠王在此后果然放弃公孙衍的合纵政策，而接受了张仪的联合秦、韩以对付齐、楚的政策。次年，魏太子和韩太子入秦朝见，张仪也被魏王任命为相。
为了使魏国进一步臣服于秦国，张仪于公元前322年辞掉秦国相位，前往魏国。魏王因其大名，立即用他为相。张仪当上魏相国以后，便寻机为秦国拉拢魏王。“魏国土地纵横不到千里，士兵不超过三十万。四周地势平坦，各国从四面八方都可以进攻，没有大山大河的阻隔。从新郑到大梁只有两百余里，战车驰骋，士兵奔走，不费多大力气就到了。魏国南边跟楚国接境，西边跟韩国接境，北边跟赵国接境，东边跟齐国接境，士兵驻守四面，守卫边防堡垒的不少于十万人。魏国的地势，原本就是战场。如果魏国向南亲附楚国而不亲附齐国，那么齐国就会来攻打它的东面；向东亲附齐国而不亲附赵国，那么赵国就会来攻打它的北面；不和韩国合作，那么韩国就会来攻打它的西面；不和楚国亲近，那么楚国就会攻打它的南面；这就是所谓四分五裂的地理位置。”“大王如果不事秦国，秦国出兵攻打黄河以南，占据卷地、衍地、燕地、酸枣，胁迫卫国，夺取阳晋，那么赵国不能向南支援魏国，魏国就不能向北联系赵国。魏国不能向北联系赵国，合纵联盟的通路就断了，合纵联盟的通路一断绝。那么大王的国家要不危险就不可能了。如果秦国说服韩国攻打魏国，魏国害怕秦国，秦、韩两国一致对付魏国，魏国的灭亡就可以跷起脚来等待了。这是我替大王担忧的问题。”“我替大王着想，不如归顺秦国。归顺了秦国，楚国、韩国一定不敢乱动；没有楚国、韩国的危害，大王就可以高枕无忧，国家一定没有忧患了。秦国所想要削弱的莫过于楚国，而能削弱楚国的莫过于魏国。楚国虽有富足强大的名声，但实际空虚；它的士兵虽多，但是容易败逃溃散，不能坚持战斗。如果全部出动魏国的军队，向南攻打楚国，胜利是肯定的。割裂楚国而加强魏国，亏损楚国而满足秦国，转嫁灾祸，安定国家，这是大好事呢。大王如果不听取我的意见，秦国将派精兵向东进攻，那时即使想归顺秦国，也不可能了。”
魏王思量再三，最后同意了张仪的观点。不久，魏王派太子入秦朝见，向秦表示归顺。张仪在魏国担任了四年相国，于公元前318年又回到秦国，秦惠文王仍然启用他为相。公元前316年，张仪与司马错带兵入蜀，灭蜀为郡，接着又攻灭苴国和巴国。
修鱼之战后，齐国出兵打败了赵和魏，并与楚国结成联盟。齐是东方的强国，楚则虎视于南方。因此，齐楚联盟成了秦国的心腹之患，而离间齐楚联盟，削弱齐楚力量就成为秦向东扩张过程中的关键一着。公元前313年，张仪再次辞掉秦国相位，向南去拜见楚王。到楚之后，他首先派人买通楚怀王的宠臣靳尚，利用其取得怀王信任，然后着手离间齐楚关系。他对怀王说：“我们秦王所敬重的人没有谁能超过大王您，即使我张仪愿意为臣下的也首推大王您；我们秦王所憎恶的人没有谁能比得上齐王，就是我张仪也最憎恨齐王。齐国虽然和秦国曾经是婚姻之国，然而齐国对不住秦国的地方太多了。现在我们秦国想讨伐齐国，所以我们秦王就不能侍奉大王了，我张仪也没法做大王您的臣子。如果大王能够与齐国断绝关系，臣下将请求秦王把商於六百里地方献给楚国。这样，齐国就一定会被削弱，齐国被削弱了，大王就可以使役齐国。这是向北削弱齐国、向西施德于秦而自己居有商於之地一计三利可得的事情啊。”楚王十分高兴地应允了他。大臣们都向楚王庆贺，楚国上下皆大欢喜。
张仪虽然说动楚怀王，但楚国不乏有识之士。原来在秦国用事的陈轸，张仪为相后来到楚国，对张仪的意图非常清楚。他劝怀王毋听张仪之言，以防被欺而又和齐国断绝关系。但楚怀王早被张仪的花言巧语所迷惑，又利欲熏心，根本听不进陈轸的意见，而且把楚国相印交给张仪，接着一面派人去齐宣布断交，一面派人跟随张仪去接收土地。
回秦后，张仪称病三月不上朝，楚怀王得不到土地，以为秦嫌楚与齐断绝关系不够坚决。因此特派勇士前去辱骂齐王。齐王大怒，一面与楚彻底断交，一面派人入秦与秦王商议共同伐楚。目的达到，张仪出见楚国使者，告诉他“从某至某，广袤六里”送给楚王。楚使回报怀王。怀王暴跳如雷，大骂张仪是出尔反尔的小人，气冲冲地要兴兵伐秦。陈轸此时又建议怀王联秦抗齐，怀王盛怒之下，一心只想报复张仪，又一次拒绝了陈轸的正确意见，派大将军屈丐与稗将军逢侯丑等率兵进攻秦国。
公元前312年，楚国与秦齐大战于丹阳，结果楚军大败，屈丐、逢侯丑和受封有爵位的将领共七十余人被俘，八万楚军被消灭，汉中郡也被秦夺走。战败消息传来，楚怀王简直气得发昏。在狂热的复仇情绪的支配下，他调动楚国全部军队进攻秦国。由于孤军深入，楚继败于蓝田。这次韩魏两国也乘机向南进攻楚国，一直打到邓邑。楚腹背受敌，急忙撤军，只好割了两个城邑向秦国求和。
张仪回秦之后，马上又出使其余几国，使他们纷纷由合纵抗秦转变为连横亲秦。他也因此被秦王封为武信君。秦惠文王死后，因为即位的秦武王在当太子的时候就不喜欢张仪，张仪出逃魏国，并出任魏相，两年后（前309年）病逝。
继各国先后称王以后，秦国又动起称帝的念头。秦昭王十九年（公元前288年）十月，秦相魏冉到齐国，向齐闵王致帝号，相约秦称“西帝”，齐称“东帝”。秦国此时拉拢齐国同时称帝，是出于连横的一种策略，其目的在于联合齐国及其他国家，并迫使它们一起攻打赵国。因为赵国经过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的改革之后，强大了起来，大有与秦、齐成鼎足而三的架势。秦国要东进，遇到了赵国这只拦路虎。
用至上神“帝”的称号作为国君的尊称，以此显示自己具有高于其他国家的地位，这当然为齐国所乐意接受。于是，齐、秦称帝，并约好共同伐赵，瓜分赵国。
就在这时，苏秦出来策动合纵运动。苏秦乃燕昭王的亲信，长期为燕国出谋划策，奔走效力。燕国系七国中的弱国，无意亦无力征服齐国，但是却存在被齐征服的危险。齐与秦的称帝与合作，使燕国深感不安。苏秦就想以离间计拆散齐、秦的盟约。
关于苏秦这人，司马迁在《史记》中将他的时代搞错了，说他的活动时期比张仪早。根据1973年底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可知苏秦活动的年代实为燕昭王、齐闵王时。
苏秦从燕国来到齐国，游说齐王取消帝号，攻伐宋国。苏秦打的如意算盘是：燕国、赵国在齐的北边，宋国在齐的南边，齐攻宋就将军力集中到南方，对燕构成的威胁就减少了。宋国夹在齐、楚、魏之间，楚、魏对宋都怀有非分之想，齐攻宋必然引起楚、魏的干涉，它们不和，也就有利于燕国。秦国也有意吞并宋国，齐攻宋定使秦、齐关系破裂。
苏秦对齐王说：“大王以为称帝怎样？”齐王：“称嘛，天下恨齐；不称，秦恨齐，所以还是称帝。”苏秦又说：“立两帝，天下是尊秦，还是尊齐？”齐王：“尊秦。”苏秦随即问：“如果齐去帝，天下是爱齐，还是爱秦？”齐王答：“爱齐而恨秦。”苏秦再问：“两帝相约伐赵，或伐宋，何者有利？”齐王清楚，赵强而宋弱，且赵国紧邻秦国，所以又答：“不如伐宋。”如此一问一答，一番言语之后，苏秦即使齐王晓以利害。随后，苏秦提出要齐王去掉帝号，以得到天下的同情，并使天下排斥秦国，使之被动，然后再利用这有利形势去攻伐宋国。齐王思来想去，以为苏秦的建议对齐国确实有利，可以接受，就去掉帝号仍旧称王。
齐国去帝，迫使秦国也只得去帝。秦国知道，如果不这样做，会引起天下士人的辱骂和拒斥。秦、齐称帝在公元前288年10月到12月，仅两个月的时间，犹如昙花一现。
然而苏秦的合纵活动并未结束。他还企图进一步破坏秦、齐关系，进而结成反齐联盟，形成以“弱燕敌强齐”的局面。他奔波于燕、齐、赵、魏、韩之间，积极地与奉阳君、孟尝君、韩珉、周最、韩余为等各国重臣串联，策动合纵运动。
齐国本有意于合纵攻秦，削弱秦国，以便于自己灭宋。赵国地处秦、齐之间，最害怕秦、齐联合，秦、齐一联合，赵国就要两面受敌，所以赵采取联合一个国家削弱另一个国家的办法。当时执掌赵国大权的奉阳君李兑是亲齐分子，自然赞成包括齐在内的合纵攻秦。魏、韩为秦东进的锋芒所逼，当齐、赵组织攻秦，也就表示愿意参加。至于燕国，出于其自身的目的，也同意联合抗秦。这样，就在公元前287年，韩、赵、魏、燕、齐五国派兵组成联军。各国共推赵国的李兑为主帅。
可是，五国联军在韩国的荥阳（今河南荥阳东北）、成皋（今河南成皋西北）之间驻扎了下来，而且一留再留、一拖再拖，始终没有发动对秦国的进攻。结果，这次五国联军无功而散，只有齐国趁机伐宋，夺得一部分土地。
这次五国攻秦虽然失败了，然而苏秦离间秦齐关系的目的却达到了。合纵的遗憾
从以上截取的几个历史片段，我们可以对战国时期的纵横家以及他们策划的合纵、连横运动，产生一个大致的印象。纵横家既非政派，又非学派，不过是当时奔走于各诸侯国的一些政客。他们或纵或横，有的时纵时横。这些人善于辞令和权术手腕，游说各国君主，配合着复杂激烈的兼并战争，开展纵横捭阖的政治、外交活动，从中谋取功名利禄。
纵横家中不乏风云际会、声震一时者，如公孙衍、张仪、苏秦等等。他们的主张，或适应了诸侯国图生存、求发展的需要，或利用、迎合了诸侯国之间复杂、微妙的关系，以及诸侯因此而产生的各种心理，所以颇能激起反响，甚至掀起滔天巨浪。但他们的缺陷是相当明显的，即：过于重视依靠外力，过分夸大计谋策略的作用，而不是从改革政治、经济入手来谋求富国强兵，缺乏长远的眼光而只求一时一地之功效。所以，纵横家所推销、策动的合纵、连横，不过是一些阴谋加阳谋而已。合纵抗秦之所以最终失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战国时期发生的大的合纵行动，除了上面提到的几次，还有：公元前298年齐国发动的齐、魏、韩三国攻秦；公元前284年燕将乐毅统率的燕、秦、韩、赵、魏五国攻齐；公元前257年赵、魏、楚解邯郸之围的三国抗秦；公元前247年魏国信陵君无忌率领的赵、魏、韩、楚、燕五国攻秦；公元前241年赵将庞暖指挥的赵、魏、韩、楚、燕五国攻秦。另外，只有倡议而没有组织的就更多了。这些合纵运动，除了燕将乐毅指挥的五国攻齐，掠取了齐国七十余城，导致齐国几乎亡国，其余对秦的合纵，或者归于失败，或者收效不大。从总体以及最后的结局看，合纵抗秦是失败的。
合纵的遗憾，既来自“合纵”本身的不足，也来自参与国之间的不讲信义，缺乏真诚的合作和对秦怀有侥幸心理，企图苟且偷安。以前面提到过的公元前287年的五国攻秦为例，表面上看，各国行动一致，联军很顺利地就集结起来。然而，韩、赵、魏、燕、齐五个国家其实都各有打算，所以貌合神离，以致意见分歧、犹豫不决，军队长期停滞不前，最后未与秦军有大规模的接触，就不得不散伙了。而齐军在回国的途中，乘机去占宋国的便宜，夺得了一部分土地。
合纵行动之外，山东六国的互相倾轧、苟且偷安的情况就更多了。比如宋国曾数次帮助秦国攻齐，魏国也曾与秦国联合一起讨伐韩国。又比如，燕国利用赵国壮年大多死于长平之役，而遗孤还未长大的机会，两次派兵大举攻赵。这些战争使山东各国互相掠杀，自己削弱自己，从而为秦国的东进创造了条件，提供了便利。
当然，山东各国并不是所有人都昏昏然的。公元前263年魏、秦联袂伐韩，信陵君无忌就对魏王提出：“秦国不是没有欲望的国家，韩亡之后，非攻魏不可。”后来秦国果然攻魏。这时正仕于魏的陈轸代表三晋劝说齐王出兵，他对齐王一针见血地说，能够危害山东各国的是秦国，现在山东各国却如此不断地互相攻伐、削弱，使得秦国得天下不用出力，“烹”天下不用出“薪”，山东国家多么愚笨啊！
对秦国卑躬屈膝、对东方邻国见死不救，也无疑是“助”秦扩张。以齐国为例，齐国在齐王建在位（公元前264至前221年）的几十年里，奉行“事秦谨”（谨慎地侍奉秦国）的方针，眼见东方国家受秦国攻伐处于危难而不救。如秦、赵长平之战期间，赵军被围，在最危急的关头，赵国向齐国求救，却遭齐王拒绝。有大臣劝说齐王应该紧急支援，并提醒齐王，齐国和赵国“犹齿之有唇也，唇亡则齿寒”，可齐王就是不肯。齐王建的胆小和蠢笨，惹得1000年后的宋代大文豪苏洵大发感叹：“齐国与秦结好而不帮助五国，等到五国衰败后，齐国也就不免要衰败啊！”
如果说苏洵讲齐国终将自食恶果、难逃灭亡，是属于事后诸葛亮，那么，时人子顺和苏代，就是当之无愧的预言家了。长平之战结束后，孔子六世孙子顺就说：“现在山东国家疲惫不振作，三晋对秦割地以求安，如果照此下去，不出二十年，就将是秦国的天下了。”苏代则在赵国攻打燕国时，对赵王讲了一个预言性质的寓言故事。他说，他过易水时看到一只蚌在晒太阳，一只鹬偷偷地过来咬住蚌肉，蚌则又钳住鹬的嘴。鹬说：今天不下雨、明天不下雨，你蚌就得死。蚌回答说：我今天不放、明天不放，你鹬就会死。就在鹬、蚌相争之际，渔翁来了、将鹬、蚌一起抓住。苏代对赵王说，今天赵国还要攻打燕国，“臣恐怕强秦就要做那渔翁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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