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单士元
出版社：中华书局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故宫营造(纯文字版)试读：
我的父亲单士元
单嘉玖
我父亲单士元是老北京人，也是一个“老故宫人”。
他生于清光绪三十三年（一九〇七），民国十三年（一九二四）参加“清室善后委员会”。其后，从一九二五年成立“故宫博物院”，到一九九八年去世，共在故宫工作过七十四个年头。
父亲刚到故宫时，才满十七岁，是“善后委员会”的基层工作人员，在参与的清宫物品点查中，承担贴号和记录工作。故宫博物院成立后，从事明清历史、明清档案和古代建筑的保护与研究，历任编辑、编纂、研究员、建筑研究室主任、古建部主任、副院长、顾问等职。
此书是父亲所写建筑类文章的选编。
父亲在世时，就曾与中华书局合作过。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吴晗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小丛书》，由中华书局策划出版。其中由我父亲编写的《故宫史话》，刊行于六十年代初，并多次再版。
五十年后的今天，责任编辑朱玲女士重辑篇目、再编《故宫营造》，除了为读者提供更多的参考信息，我想，还与作者曾在故宫工作七十余年、主持过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宫殿修缮及保护有关。
前清时期，宫廷中曾有“行走”一职，值守于乾清门的称“乾清门行走”；值守于上书房的称“上书房行走”；值守于南书房的称“南书房行走”；服务于皇帝左右的称“御前行走”。这些人，尽管身份显赫、地位特殊，并没有遍行禁城的条件和可能。
作为故宫建筑保护和修缮的负责人，父亲生前不仅走遍故宫的每个角落，而且每天都要前往“一线”。也是这个原因，使他养成了一个无法改变的习惯，只要没出差或被其他事情占住，都会在故宫走一走、看一看。退居二线后，依然如此，直至晚年——尽管随着年事的增高，行走的距离实际已经比以前大大缩短，但内心的那份执着却从未因此消减……“壮心仍未已，伏枥到黄泉”是父亲晚年的自抒心迹，也是一个老故宫人的生前写照。
故以为序。
2014年12月1日
元宫毁于何时
元大都新城和皇宫是元世祖忽必烈从元至元三年（一二六六年）起在金亡后的中都营建的。至元八年（一二七一年）十一月，忽必烈正式建国号为元。至元九年，新皇宫落成。
元大都新城建于金中都城的东北郊外，是一座新建的都城。宫殿共修建了三组，以琼华岛团城为中心。琼华岛东太液池（今北海及中南海）东岸的一组宫殿叫大内，即宫城，规模最大，建有正朝大明殿、文思殿、宝云殿等宫殿，在今紫禁城址略偏北；琼华岛西太液池西岸，偏南修了隆福宫，偏北修了兴圣宫，供皇子、太后、后妃和其他皇室人员居住。三组宫殿，形成鼎立的布局。这三组宫殿和御苑用红墙围起，成为皇城。皇城之外另修京城。
这座京城为长方形，方六十里，从至元四年（一二六七年）起到二十二年（一二八五年）止，共修了十八年。京城南城墙位于今北京长安街一线，北城墙即今安定门外北郊的土城，这就是举世闻名的元大都，也即今天北京城的前身（图一）。原来金中都城区被称作“旧城”，逐渐荒废。
记述元代皇宫的中国著述不多。元代陶宗仪的《南村辍耕录》中有零散记述，主要是根据元《经世大典》所抄录。记载了元代中叶宫室制度。另有明初萧洵写的《故宫遗录》。萧洵是明洪武朝的工部郎中，亲自到过元故宫。因此，《故宫遗录》是关于元故宫最完整的著述。
从《故宫遗录》的描述可以看出：元代宫殿豪华壮丽。宫城（大内）“东西四百八十步，南北六百十五步，高三十五尺”（按：元制每里二百四十步）。城为砖砌。宫城四角有十字角楼。宫城内南为大明殿，北为延春阁。宫城午门内有大明门，而大明殿建在十尺高的殿基之上。“绕置龙凤白石栏，栏下每楯压以鳌头。”御苑在宫城之北，太液池之东。兴圣宫和隆福宫分布在太液池西岸。这几处宫殿围绕在太液池中的琼华岛周围。琼华岛又称万岁山，山南小岛上另建有仪天殿（即今团城，图二）。记载中说：这些建筑，“虽天上之清都，海上之蓬瀛，犹不足以喻其境也”。说明元代皇宫除了极尽豪华之外，也吸收了汉族神话传说中的意境来设计。比如太液池中的琼岛，就是按照“蓬莱仙岛”的传说，设计出一处处的仙境，到琼岛顶端，则是广寒殿，说明这个仙境已经和月宫相联，人们游到这里，已经遗世而登仙境了。元世祖忽必烈虽然营建了豪华的皇宫，但他经常居住的地方却是琼华岛广寒殿。当时他有两件心爱的宝物：一件是镶嵌珍宝的床，安放在广寒殿的里面；一件是盛酒用的玉瓮——渎山大玉海——至今仍存放在团城（图三）。这座广寒殿一直到明代万历朝初年仍存，后来因失修而倒塌，从屋脊中发现铸有“至元”年号的金钱，这说明广寒殿是元代初年忽必烈朝所建，事在万历七年。据《日下旧闻》引《太岳集》载：“皇城北苑中有广寒殿，瓦壁已坏，榱桷犹存，相传以为辽萧后梳妆楼。成祖定鼎燕京，命勿毁，以垂鉴戒。至万历七年五月，忽自倾圮，其梁上有金钱百二十文，盖镇物也。上以四文赐余，其文曰‘至元通宝’。按至元乃元世祖纪年，则殿创于元世祖时，非辽时物矣。”
至元十二年（一二七五年）夏，意大利商人、大旅行家马可·波罗来到大都，见到忽必烈，后来又到过中国许多地方，回国后写了一本游记《马可波罗行纪》，对当时的“汗八里”（即元大都）和中国一些地方作过具体描述，把元代皇宫的豪华壮丽描写得如同人间天堂；汗八里都城的雄伟和富庶被形容得举世无双，因此成为西方航海家和商人向往东方的吸引力之一。
元大都皇宫的情况，在《马可波罗行纪》中这样描述说：“大殿宽广，足容六千人聚食而有余。房屋之多，可谓奇观。此宫壮丽富赡，世人布置之良，诚无逾于此者。顶上之瓦，皆红黄绿蓝及其他诸色，上涂以釉，光泽灿烂，犹如水晶，致使远处亦见此宫光辉。……宫顶甚高，宫墙及房壁满涂金银，并绘龙、兽、鸟、骑士形象及其他数物于其上。屋顶之天花板，亦除金银及绘画外无他物。”他还提到另一处宫殿：“大汗为其将来承袭帝位之子建一别宫，形式大小完全与皇宫无异，俾大汗死后内廷一切礼仪习惯可以延存。”
上面两段，根据后来的记载核对，他所记的乃是元大内的大明宫和太液池西部的隆福宫。此外，马可·波罗还描绘了“绿山”——即琼华岛，说是“世界最美之树皆聚于此”，说忽必烈“命人以琉璃矿石满盖此山”。还提及山顶有一座大殿——即传说中的广寒宫（殿）。
马可·波罗是唯一最早记录元大都和皇宫的欧洲人。他的《马可波罗行纪》是他回到欧洲，经他口述由别人记录的。当时引起欧洲读者的强烈反响。教会却认为他是捏造，当他垂死时，神父让他忏悔，要他承认这本游记全是谎话。马可·波罗含泪答道：“上帝知道！我所说的连我看到的一半还不到哩！”
马可·波罗在中国停留了二十四年，于一二九五年回到意大利威尼斯市。他这本书，当然不免有夸大、含混和失实之处，但他所提供的各种资料却是极有价值的，从十五世纪及以后，即陆续受到欧洲航海家、探险家及学术界的重视，陆续出版了百余种各种文字的译本。
元代建成大都豪华的皇宫后，只享用了九十多年，明太祖朱元璋即在元至正二十八年（一三六八年）正月在应天府（今南京）登帝位，国号明，年号洪武，跟着派大将军徐达率领骑兵和步兵沿运河北上，从通州抵达元大都的齐化门。元顺帝连夜从健德门逃走，出居庸关北走元上都开平。当年（洪武元年）八月初二日，徐达率将士从齐化门填壕登城而入，占大都，元亡。
此后，在一些记载中，便说是明朝建国初已把元宫殿拆毁，流传的说法也如此。这种记载及说法的根据，是明初萧洵所写《故宫遗录》中的两篇序跋。一为吴伯节序，说萧洵“奉命随大臣至北平，毁元旧都”。二为赵琦美跋，说：“洪武元年灭元，命大臣毁元氏宫殿。”如果仔细分析并参阅其他记载，便可以发现这些说法有不少地方值得怀疑，是没有根据的。
一、《故宫遗录》是一篇关于元故宫比较完整的记录。萧洵看到元大都大内宫殿，是在洪武元年（一三六八年）八月初二日徐达攻克大都之后，当时他任工部郎中。从全文体例看，很像一篇游记，全文中丝毫没有提及拆毁元宫的事，没有著作年代，也没有自叙和题跋之类的附文。那两篇序是后来别人所写的，两位作者与萧洵都没有直接关系。
二、《故宫遗录》第一篇序的作者吴伯节，是在洪武二十九年（一三九六年）从朋友高叔权处看到萧洵的原稿后写的，序中只说萧洵“革命之初……奉命随大臣至北平，毁元旧都”，并没有说毁元故宫。第二篇赵跋是明万历四十四年（一六一六年）所作，和洪武元年（一三六八年）已相隔二百四十八年，不但元大内早已无存，明皇宫也已营建完备了。他跋中说的“洪武元年……毁元氏宫殿，庐陵工部萧洵实从事焉”，只是根据二百年前的传说。以后，就有人据此说洪武元年元宫殿已拆毁了。
三、拆毁宫殿是件大事，不会没有记录。例如元初建上都大安阁而拆毁开封熙春阁的事，就有稽可查。在明初的《太祖实录》以及其他记载中，却没有提到拆毁元故宫的文字，只有洪武元年八月，“大将军徐达命指挥华云龙经理元故都，新筑城垣，南北取径直，一千八百九十丈”的记载。所谓经理，是将元大都重新规划一下，缩小范围，拆掉元旧城北土墙（遗址在今安定门外约五里），而在往南五里处筑新城北墙，即今德胜门到安定门一线地方。元大都城西城墙和义门则被压在新城西直门箭楼下（图四）。南面城墙则未动，因此，吴伯节序中说的“毁元旧都”，所指的应是拆元城等情况。永乐十七年（一四一九年），全面营建北京都城和皇宫时，南城墙（在现今长安街）向南移到现在前三门一带，把北京南城向南拓出三千七百余丈。这样，才出现了明皇城前的千步廊，使皇城大门承天门（即天安门）坐落在长安街正北，而把皇宫从元大内的位置南移。
四、《故宫遗录》中所说的琼华岛、兴圣宫和隆福宫，在整个洪武、建文朝（共三十五年）仍然存在。朱棣被封为燕王以后，就以隆福宫作燕王府。明刻本《祖训录·营缮门》中特别申述：“凡诸王宫室，并依已定规格起造，不许犯分。燕府因元旧有，若子孙繁盛，小院宫室任从起造。”到建文元年（一三九九年），朱允炆指责朱棣所住的地方“越分”，朱棣上书辩解说：“谓臣府僭侈，过于各府，此皇考所赐，自臣之国以来二十余年，并不曾一毫增损，所以不同各王府者，盖《祖训录》营缮条云，明言燕因元旧，非臣敢僭越也。”也就是说，元隆福宫直到建文元年仍然完好，没有经过改建。至于琼华岛部分，更有许多记载证明它没有拆毁。琼华岛上的广寒殿，原是元世祖忽必烈居住的地方，于万历七年（一五七九年）倒塌。当时首辅张居正记：“皇城北苑中有广寒殿，瓦壁已坏，榱桷犹存，相传以为辽萧后梳妆楼。成祖定鼎燕京，命勿毁，以垂鉴戒。至万历七年五月，忽自倾圮，其梁上有金钱百二十文，盖镇物也。上以四文赐余，其文曰‘至元通宝’。按至元乃元世祖纪年，则殿创于元世祖时，非辽时物矣。”由此可见，万历七年以前，琼华岛上的重要建筑仍未毁掉，是在洪武元年以后二百多年才倒塌。
五、洪武二年（一三六九年），朱元璋召集群臣，讨论建都地点问题，有人提议建都北平，理由是：“元之宫室完备，就之可省民力。”说明当时元故宫仍然“完备”，朱元璋并没有拆毁它的意思，只是说改建起来并不省力，由此反证，元故宫如果真像赵琦美跋中所说，在洪武元年已拆，则洪武二年就不会再有人说“元之宫室完备”这样的话了。
六、在《故宫遗录》的结尾，萧洵提道：“……我师奄至，爱猷识理达腊仅以身免。二后、爱猷识理达腊妻、子及三宫妃嫔、扈卫诸军将帅、从官悉俘以还，元氏遂灭。”爱猷识理达腊是元顺帝的儿子。元顺帝于洪武元年明军攻到通州时，逃离大都去元上都开平，第二年六月再逃亡漠北。顺帝死后，爱猷识理达腊仅即位五天就被赶跑，连后妃、太子和文武官员都被俘虏。这是洪武二年的事。萧洵写《故宫遗录》当在此之后，他既未写到当时元故宫已拆毁，那么至少在洪武二年以前，元故宫仍存在。
七、从有关资料看，元大内宫殿在洪武二年之后，宫殿还存，只是荒芜了。有个宋讷，在北平做过官。他在洪武五年（一三七二年）写的《西隐文稿》中，有《过元故宫》一诗，曰：“郁葱佳气散无踪，宫外行人认九重。一曲歌残羽衣舞，五更妆罢景阳宫。”这首诗说明，在宫外还能辨认九重，回忆旧状，可见元大内当时尚未成为废墟。再有一个叫刘崧的，在北平做过按察使品级的官，时间是洪武三年至洪武十三年（一三八〇年），他也写过咏元宫的诗，说：“宫楼粉暗女垣欹，禁苑尘飞辇路移。”这个景象是说，元宫宫殿上的彩画已经黑暗了，宫城上的女儿墙也歪斜了。这也说明在洪武初年并未拆毁。
总之，元故宫的琼华岛、兴圣宫、隆福宫在洪武朝仍然保存了下来，隆福宫在朱棣称帝后被改建为西宫。剩下的只是一个元大内宫殿大明宫的问题。
元大内宫殿建在琼华岛东，位于大都的中轴线上，是元代的正朝，在徐达攻占大都时并没有被破坏，据上述种种原因，足证洪武元年拆毁元故宫的说法是不确切的。元故宫大明宫等的拆除时间范围大体可以假定为是在洪武六年到十四年之间，很大可能是在永乐四年后修建明紫禁城时，元大内宫殿才被彻底拆毁的。
明代营建北京的四个时期
明朝的第一个皇帝明太祖朱元璋，是贫苦农民出身，当过穷和尚。洪武元年正月，朱元璋在应天府（今南京）称帝，建国号为明，年号为洪武。这时，他开始考虑明朝在哪里建都的问题。
很多谋臣建议，建都于中原。朱元璋自己的第一个念头是建都于北宋的汴梁（即今开封）。当年五月，率明军征元的大将军徐达攻入河南，占汴梁后，朱元璋就亲自去汴梁看了看，同时明确表示：“急至汴梁，意在建都，以安天下。”他回到南京后，正式宣布：“应天曰南京，开封曰北京。”在大都被攻占后，朱元璋第二次又去开封，可见他对开封的重视。
但是，开封始终未成为明代的首都，既未进行都城营建，也未建立行宫。原因是朱元璋经过实地考察，看到那里“民生凋敝，水陆转运艰辛”，因而放弃了在开封建都的念头。
攻下元大都城后，明廷又议建都地址。有人讲西安险固，为金城天府之国；有人说洛阳居天之中；有人讲汴梁宋之旧京，漕运方便；还有人说北平府宫室完备，可省民力。意见很多，朱元璋认为都不合适，长安、洛阳、汴梁是周、秦、汉、唐、宋以来建都之地，明朝初建，民生未息，若建于彼，则重劳民力。北平元旧都，也须更作，且元人势力仍潜留北方，现在就继承其旧，尚不适宜，因而推说这些地方都有问题，或花钱太多，而未采纳群臣之见。此后，朱元璋衣锦还乡的念头越来越浓，最后决定在他的祖籍安徽临濠（即凤阳）大兴土木，兴建宫殿，号称中都。从洪武二年建到洪武八年（一三七五年），用了六年之久。不意凤阳宫殿行将完工之际，朱元璋又下令停工，放弃建都凤阳。“诏建南京大内”，“罢北京（即汴梁开封），以南京为京师”，而以凤阳作为陪都，仍称中都。
朱元璋定都南京后，把临濠中都部分宫殿拆了，移建龙兴寺，用来纪念凤阳这个龙兴之地，也借以表达衣锦还乡的意图。随即于洪武十一年（一三七八年）起，开始按凤阳中都宫殿的设计方案扩建南京宫殿。
凤阳中都的宫殿设计方案，不是凭空臆想的。在营建之前，朱元璋曾派专门官员到长安、洛阳、开封等地，对唐、宋以来的宫殿都城建设作考察，以资参考。因此凤阳及其后扩建的南京宫殿，无论在布局、坛庙规格、宫门坐落、殿堂结构，以及前朝、大内、宫苑的名称、制度，都有汉唐以来的依据可寻，在规划设计上更是依法《周礼·考工记》的。可以说：中都宫殿规划布局，体现了几千年来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中帝王宫殿的传统，也充分反映了明代封建王朝高度集中的宫殿布局，而比以前王朝宫殿安排的更紧凑。如中都省、大都督府在午门前左右，前有千步廊，阙门左右太庙、社稷坛，即宫门前为左祖右社，这在过去是极为少见的（图五）。现在凤阳中都宫殿虽仅存遗址、土丘河流，但原中都范围内原来的建筑仍清晰可辨（图六）。有关临濠中都兴建的情况，也有文献可查，即柳瑛于明弘治元年（一四八八年）纂，隆庆三年（一五六九年）刊行的《中都志》卷三《城郭》中写道：
中都新城，我国启运建都筑城于旧城西。土墙无濠，周五十里另四百四十步，开十有二门：曰洪武、朝阳、玄武、涂山、父道、子顺、长春、长秋、南左甲第、北左甲第、前右甲第、后右甲第。洪武十年，迁府治于此。
又写道：
皇城在新城门内万岁山前，有四门：曰午门、玄武、东、西两华。洪武三年，建宫殿，立宗庙大社于城内，并置中都省、大都督府、御史台于午门东西。今惟城垣。
国都中都，洪武三年，筑新城，营宫室，立为中都。
宫殿，洪武三年建，今遗址存。
朱元璋废中都，又明令以南京为京师后，他在北方建都的念头并未完全放下。洪武二十四年，在他晚年时，他曾特派皇太子朱标巡抚陕西，经管“建都关中”事宜。转年朱标死了，此事便没有再进行下去。而最后决定以北京为都城，营建皇宫紫禁城的是朱元璋的第四子明成祖朱棣。
从朱棣于永乐四年（一四〇六年）诏建并开始营建北京皇宫后，直到明末，营建工程可以说一直在陆续不断地进行。除去一般维修外，以工程量计，大体上可以分为四个时期。一 永乐开创时期
这个时期，结合营建都城，将元故大都的南城墙南拓，并完成了北京城墙的修建，确定了整个皇宫的规模和坐落。皇城的范围就是这一时期所规划并完成它的布局的。
整个工程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是备料，营建西宫；后一阶段是正式营建北京皇城和紫禁城，工程量最为浩大。北京紫禁城是在取得营建凤阳中都、南京两处宫殿的经验之后施工的，因而在规模和气派上，工艺精湛上虽逊于中都，但要比南京宏敞，而在布局上比中都、南京则更为完整。
紫禁城宫殿南北分为前朝和大内，东西分为三路纵列，中宫和东西六宫，形成众星拱月的布局，体现了封建统治阶级的最高营建法式。现存紫禁城故宫，基本上是永乐时期奠定的基础。
东西部御苑部分，既承袭了元代琼华岛部分，又营建了西宫（元隆福宫旧址，今中南海部分）和景山，改变了元朝三宫鼎立的格局。形成以紫禁城为中心，四周环绕西宫、南内、景山三处御苑，并圈于皇城内。同时在皇城兴建了各监、局、作、库等一整套供应皇家需要的机构。中国历代都城的建筑非常繁复，至少分为都城和宫城两重。到元代以后，禁区扩大，都城和皇宫之间，围以红墙，叫做“红门拦马墙”。明代吸收了元代规制，把红门拦马墙向东南方面扩展，形成后来的皇城。御用机构分布于各御苑与紫禁城之间，这样的双重宫禁，布局之工整，机构之繁多，充分体现了亿万之家供养皇帝一身的建筑主题（图七）。
永乐时期的建都和营造宫殿，是明代开国后继南京、凤阳后最大的一次全国性工程。四五十年内连续进行三次大规模营建，所耗用的财力、人力、物力可想而知。值得一提的是，皇宫中最大的建筑——金銮宝殿，在永乐十九年、即建成后仅仅五个月，竟然被一次雷火烧毁。这件事引起整个朝廷的震惊，当时再也无力进行重建了。朱棣只好下诏求“直言”。一位大官员邹缉上书，直指这次营建对民间的影响：
陛下肇建北京……凡二十年，工大费繁，调度甚广，冗员蚕食，耗费国储。工作之夫，动以为万，终岁供役，不得躬耕田亩以事力作，犹且征求无已，至伐桑枣以供薪，剥桑皮以为楮。加之官吏横征，日甚一日。如前岁买办颜料，本非土产，动科千百。民相率敛钞购之他所，大青一斤，价至万六千贯。及进纳又多留难，往复辗转当须二万贯钞，而不足供一柱之用。其后既遣官采之产地，而买办犹未止。盖缘工匠多派牟利，而不顾民艰至此。
这是一篇很有价值的言谏，把当时的皇家向民间横征暴敛记载得多么具体！不但如此，其中还提到强拆民房事宜：“自营建以来，工匠小人假托威势，驱迫移徙。号令方施，庐舍已坏。孤儿寡妇哭泣叫号，仓皇暴露，莫知所适。迁移甫定，又复驱令他徙，至有三四迁徙不得息者。及其既去，而所空之地，经月逾时，工犹未及，此陛下所不知，而人民疾怨者也。”谏言中也提到官吏贪污之情景：“贪官污吏遍及内外，剥削及于骨髓。朝廷每遣一人，即是其人养活之计。虐取苦求，初无限量。有司承奉，唯恐不及。间有廉强自守，不事干媚者，辄肆谗毁，动得罪谴，无以自明。是以使者所在，有司公行货赂，剥下媚上有同交易，夫小民所积若何？而内外上下诛求如此。”在皇家大兴土木之际，民间疾苦又如何？“今山东、河南、山西、陕西水旱相仍，民至剥树皮掘草根以食。老幼流移，颠踣道路。卖妻鬻子，以求苟活。而京师聚集僧道万余人，日耗廪米万余石，此夺民食而养无用也。”
这篇直言可以说是皇家营建的记述，也是当时社会政治、经济的一个缩影。但就是这样显然缩小了事实并大加修饰的奏语，也仍然被朱棣罪为“多斥时政”，而下令严禁。那些奉诏“直言”的大臣都下了狱。二 正统完成时期
这个时期包括正统、景泰、天顺三朝。天顺是正统的复辟，都是朱祁镇作皇帝。景泰的七年是他弟弟朱祁钰当政。这一时期是明代开国后初步稳定和兴盛时期，国家的财力、物力较前有所丰裕。北京城建中如各城门的瓮城，天、地、日、月等坛是这个时期最后完成，皇宫也进行了大规模的兴建。史书记载说：（明北京都城和皇宫）始建于永乐年，实于正统朝完成。
三殿的重建，两宫的修缮，是这一时期的主要工程。朱祁镇一登极，第一件大政就是这件事。自正统元年（一四三六年）起到正统十年，一共花了十年时间。
值得提出的是，金銮宝殿重新建成后，它的典章制度第一次遭到了破坏，按照明代制度，“三殿”地区，无论上朝或宴会都有严格的封建等级的限制，宦官是无资格参加廷宴，至多只能以家奴身份执事而已。但正统皇帝把大权交给了宦官王振，一些官吏都望风伏地而拜！这次事件成为明朝宦官专权的起始，也是明朝转向衰落的重要原因之一。
这一时期由于聚敛较多，朱祁镇把营建重点放在御苑方面。前期修建了玉熙宫，大光明殿，后期则重建了南内（包括今南河沿、南池子一带），而南内在嘉靖、万历两朝拆建、改建工程频繁。
朱祁镇营建南内是有政治原因的。正统十四年，他在宦官王振操纵下，仿效他曾祖父朱棣的样子，亲自北征瓦剌部族，出动五十多万军队和扈从，以压倒优势，与只有两万多人马的瓦剌交战。但由于王振的极端腐败无能，在土木堡一战竟使明军全军溃败，连皇帝朱祁镇也被瓦剌首领也先所俘虏。当时全国一片震惊，为避也先提出的亡国条件，明政府只好另立郕王朱祁钰作了皇帝，因而使朱祁镇失去了政治价值。瓦剌也先勒索不成，在敲诈一大笔赎金后，把朱祁镇送还北京。从此，正统皇帝作为“大兄太上皇”被幽禁在南内翔凤殿。到景泰七年，乘朱祁钰患病之机，朱祁镇依靠一批心腹爪牙复辟，夺东华门进宫，重新作了皇帝。从此他便重新营建幽禁时住过的南内。据记载，这座南内离宫非常幽静华丽，亭台殿阁，林木繁茂。在重建时，又把通惠河（即南河沿这个河道）圈到红墙之内，筑有一座雕刻精致的飞虹桥。明、清笔记中说：石栏上雕刻水族形象极为生动，这座南内宫苑到明代下半叶一部分殿阁改为庙宇，清代的“马哈嘎拉庙”即是其中一座殿宇，以后渐至荒废，现仅存皇史宬石室（明嘉靖所建）和织女桥这一地名了。三 嘉靖扩建时期
嘉靖朝是盛明时期，是明代皇帝坐朝长的朝代之一。这一时期商业资本主义有所发展，现北京前三门外已形成繁盛的商业区，京都居民越来越稠密。由于治安上的需要，嘉靖二十三年加筑了外罗城。由于工程浩大，只筑成“包京城南面，转抱东、西角楼”，周围二十八里，共七门（即永定门、左安门、右安门、广渠门、广宁门——清代改为广安门，以及东便门、西便门），并在景山西建了一座大高玄殿（图八）。
这一时期的重点工程仍然是三大殿。这一朝的火灾最多，最大的一次是嘉靖三十六年（一五五七年）的三殿火灾，一直延烧到午门和左、右廊，“三殿十五门俱灾”。整个前朝化为瓦砾灰烬。从此陆续重建，到一五六二年才重新建成。第二次大火灾是西宫万寿宫，即永乐时期最早建成的西宫。起火原因是嘉靖皇帝喝醉了酒，与他宠幸的宫姬在寝室的貂帐里放焰火，结果把西宫烧光。当时他的大臣建议他回到大内乾清宫居住，但嘉靖皇帝执意不肯，临时迁到玉熙宫（今北京图书馆址），却催促火急重建万寿宫，要在几个月内抢在三殿之前完工。三殿工程只好停了下来。西宫重建之后，更加豪华壮丽，成了一座自成一体的宫殿建筑群。正殿是万寿宫，后寝为寿源宫，东边四宫是万春、万和、万华、万宁，西边四宫为仙禧、仙乐、仙安、仙明，依然是三路纵列，地点大致在现在中海西侧一带。
嘉靖朝所建造的坛庙最多。这位皇帝极为迷信道教。嘉靖的父亲兴献王、封地在湖北钟祥县，信道教，著有《含春堂稿》，讲太极阴阳五行。北京的道教庙宇大都是在嘉靖朝所修建或重建。但其中最大的道庙如大高玄殿、大光明殿、太素殿都遭受过火灾。这真是绝妙的讽刺！三清、天尊之流原来也是自身难保！嘉靖皇帝却一味迷信道士，为了供养一个陶道士，刻期修庙，大兴土木。明人陈继儒《宝颜堂秘笈》记述明中叶嘉靖重建三殿时说：“今日三殿二楼十五门俱灾，其木石砖瓦，皆二十年搬运进皇城之物……当时起造宫殿王长寿等十万几千人，佐工者何止百万。”看来每一次工程，劳动力都要百万以上，其中包括班军在内。按规定是军三民七之例（见《闲述》），技术工匠有轮班匠，由各省抽调，三年一役，一役三月，常住北京的工人叫住坐匠，一个月服役一旬（见《明史·职官志》），不赴班者每月罚银六钱（《明史·食货志》）。还有民夫，由全国分派，按田地出夫（见《明太祖实录》）。洪武二十六年，开凿一次河道调民夫六十余万（见《国朝列卿记·严震直传》），此外还有违犯封建法律制度的囚犯供役之法。据《明会典》，囚犯死了还要囚犯家人补役。据《严震直传》：由于役徒死了四万，要原户出人补足。明英宗正统二年，有放遣休息的三千七百余人，令刻期使自来赴工，结果有三千人不赴工，以示反抗。明中叶嘉靖朝大兴土木，又由于班军避役，不按时到班，要输银一两二钱，雇人代替，称为包工，因而官书里又有输班之名。明代雇工之例自此始（《明世宗实录》）。这是明代末年到清代初年出现包工、官木厂之先声，也是资本主义商业在建筑行领域里的滥觞。
嘉靖皇帝大约有二十多年不住紫禁城大内，执意住在西宫，并大肆修造御苑，这是有政治背景的。嘉靖二十一年（一五四二年）紫禁城发生了一次重要的宫廷事件。当时宫女们不堪忍受嘉靖皇帝的昏庸暴虐，杨金英等数位宫婢乘嘉靖在乾清宫酒醉昏睡的时候，决心将他勒死。由于宫女气力薄弱，系的绳子又不是死扣，嘉靖竟没有死，被皇后赶来把他救活了。嘉靖大为震怒，在宫内开始了狂虐的屠杀，含冤致死者一百多人。据《万历野获编》载，嘉靖从此整日担惊害怕，不敢住大内，只好住在西宫，乞灵于道教，“斋醮无虚日”。四 明末衰落时期
从万历朝至明亡，经“嘉（靖）、隆（庆）、万（历）”的“盛世”，衰亡迹象越加明显。官僚集团的腐朽，宦官外戚的干政，东北满族的兴起，各地农民起义蜂起不断……这些都造成明帝国岌岌可危的局势。明政府仍然进行无穷尽的横征暴敛，却已无力再进行大规模的兴建了。万历二十五年（一五九七年），三殿又发生了一次火灾。万历四十三年（一六一五年）才开始兴建，直到天启七年（一六二七年）才完成。万历、天启重建的三大殿，体量较永乐初建时似有偏低，与三台高度有不协调之感。从现存的明初旧构太庙殿与台明比例，一望可知。或是万历、天启时人力物力所致，巨大木材已不易得，是其关键。再一个可能是清代康熙初年兴建太和殿时营建成现在体量。从此更是每况愈下，只能进行小规模的维修了。像主要建筑琼华岛上的广寒殿，在万历七年（一五七九年）倒塌之后，再也无力重建了（现在的白塔是清顺治朝所建）。嘉靖所建的西宫也已荒芜，有的殿堂倒塌后只余房基。又如西宫的大光明殿和南内的延禧宫烧毁后也再没有重建，甚至南内飞虹桥石栏已坏，虽经补刻，也终不及原来的精巧了。
腐败的营建制度——明代政治缩影
一 从一本鸣冤录谈起在明代万历二十四年（一五九六年）重建乾清、坤宁两宫的工程中，主持的官员中有一名营缮司郎中贺盛瑞，由于在工程中节余九十万两白银，既没有给掌权太监行贿送礼，也没有和工部官员私分，其结果是被加上一个“冒销”（虚报）工料的罪名而罢官。他写了一个《辩冤疏》向皇帝申诉，说明他确实没有贪污，而是想方设法为皇家效劳。但万历皇帝不理政事，有二十多年没坐朝。这位官员便忧郁而终。他的儿子贺仲轼根据父亲的笔记及生前口述，写了《两宫鼎建记》一书，详述他父亲主持施工的经过，并把那《辩冤疏》附在后面。这本《两宫鼎建记》并不是关于营建技术的著述，文字水平也不高，实际是一部表功状和喊冤录。从这本著作中也反映出明代晚期营建皇宫极端腐朽的内幕。贪污勒索、侵吞盗窃——无所不用其极，成为当时社会政治的一个缩影。
贪污受贿——已经成为公然进行的事情。
明朝中叶以后在营建方面采取了买办收购方式，因而出现了一批供应皇家建筑材料的商人。这是资本主义萌芽的一种反映，但是对宦官、官僚有极大的依附性。两宫初兴，钻刺请托蚁聚蜂囤；广挟金钱，依托势要。宦官和工部官员靠受贿发财，商人靠宦官和工部官员营利，上下勾结，形成一个吸血网络。
从《两宫鼎建记》的序言可以看出当时的风气。这个序是作者贺仲轼的朋友邱兆麟所写，公然写到“朝廷建大工，莫大于乾清、坤宁两宫，所费金钱有原例可援，乃先生省九十万。夫此九十万何以省也？是力争中珰（太监）垂涎之余，同事染指之际者也。割中珰之膻，而形同事之涅，不善调停人情而谐合物论莫甚于此”。从这段序言可以看出明代政治的概况。在官僚集团的心目中，省这九十万两白银反而会招祸，是不善调停人情。他儿子说他父之被谪也宜也。虽然有所愤慨，却也反映出明代官僚贪污的程度。
营建皇宫实际的大权操于宦官之手，主持者为内官监，再上则为东厂司礼监秉笔太监（皇帝的秘书）及其爪牙。这批太监贪污受贿，干没（侵吞）、冒报、盗窃已属公开之事。其中还有一项是利用财政上兑换的差价进行剥削：如每一两铸钱六百九十文。市上每四百五十文换银一两。给予夫匠工食则以五百五十文做银一两，收利一百四十文……则发银万两可积银二千五百余两矣。由此可知只在兑换差价这一项，剥削工匠就可达到四分之一以上。营建皇宫所耗银两前后何止千万两，那就是说至少有数百万两被太监、官僚侵吞。这是不露形迹的剥削和贪污。
至于冒报人夫数字也有一段记载：两宫开工，公（指贺盛瑞）命止出夫百名。是日同科道管工者同至工所（工地）报五百名。公曰工兴才始，不遵令者谁也，询之者乃内监……虚报出工数字竟然多出四倍。从这本鸣冤录中也可以看到宦官和工部官员之间的矛盾。太监主持工程和监工，工部官员主管施工。其中提到太监命人往外抬剩料和渣土时，工部官员要进行检查，太监非常尴尬，央求官员放过。官员为了拿太监一把，于是放行了。一般说来各层太监的贪污和侵吞要甚于工部官员。因为太监不仅掌握实权，更为贪婪凶狠。二 明代营建皇宫的买办制度
明嘉靖朝以前，一般都是由官员直接往产地派民工伐木、烧砖以及采购各种建材并派出大批随员、军士、锦衣卫督工。《明会典》记，正德九年重建乾清、坤宁二宫，起用军校力士十万，差工部侍郎一员、郎中等官四员，奉敕会同各该镇巡官督属采木烧砖。这种由皇家直接经营的备料，不仅动用大批人力，而且财政支出浩大。更重要的是由于侵扰百姓造成逃亡，甚至激起暴乱。嘉靖以后开始施行收购买办制度，以银二万两发江南而鹰平（木）至，以银二万两发苏州而金砖至，以银二万两发徐州而花斑石至，未尝添注一官。后来又改在北京附近许可商人开窑烧制砖瓦，并许可商人运木到北京，由政府收购收税。这是明中叶以后政府财政匮乏而采取的措施。但也反映了商业资本主义的兴起。
商人对封建统治阶级的依附性表现为：商人对太监行贿得找靠山，同时因必须向工部领取执照，又受工部官员挟持。有一次两宫营建需用铜料二十一万斤，显然是冒报。官员明知丁字库铜积如山，可是不向太监行贿就无法领料，于是想出一个办法。向商人限期限价勒令采购二火黄铜二十一万斤。铜商估计去南方采购不仅会赔钱，而且时间也来不及，只好向工部哀求。官员就叫铜商向管丁字库的太监行贿，太监提出要二百两银子的干礼，铜商估计要比采购所赔的钱少，只好忍痛行贿。太监这才给工部官员铜料。从这件事也可以看出太监、官僚、商人的勾结和矛盾。一般商人处在被敲诈地位，但领取执照的商人有太监为靠山，以皇商名义不仅夹带私货，偷税漏税，而且假借皇木勾结地方官勒派百姓拉纤运输进行侵扰。尽管他们之间有矛盾，但在牟取私利这一点上却是一致的。
在《万历野获编》中，有这样一段记载可以旁证：天家营建比民间加数百倍。曾闻乾清宫窗隔一扇稍损欲修，估价至五千金。而内珰犹未满志也。盖内府之侵削，部吏之扣除，与夫匠头之冒报（虚报冒领），及至实充经费所余亦无多矣。余幼时曾游城外一花园，壮丽轩敞侔于勋戚。管园苍头及司洒扫者至数十人。问之乃车头洪仁别业（墅）也。（洪）本推挽长夫（工头），不十年即至此。又一日于郊外遇一人坐四人围轿，前驱呵叱甚厉。窥其帏中一少年，戴忠靖冠披斗牛衣，旁观者指曰：此洪仁长子新人赀为监生，以拜司工内珰为父，故妆饰如此。三 工部官员盗窃皇宫建材营建私第
嘉靖三十六年工部尚书赵文华主持营建皇宫，大量利用木材砖瓦等建筑材料，营造他自己的私宅。嘉靖皇帝见正阳门工程缓慢，不大痛快。一次登高望到远处一片楼阁亭台非常壮丽。问是谁的宅子，左右说是赵文华的新居，又说赵文华把工部的大木弄去一半为自己建府。皇帝便问首辅严嵩，严嵩替赵文华开脱。皇帝派太监去打听，果然是盗窃皇木。这个赵文华从此得罪（《国榷》卷六十二）。
赵文华是明代著名奸臣严嵩的心腹，严嵩是嘉靖的首辅。他勾结宦官、广植爪牙、排除异己、贪污受贿无恶不作。甚至伊王在洛阳要扩建王府也要向他行贿（伊王请求十万两，到手后给严嵩二万两——《明史·胡松传》）。当赵文华被嘉靖皇帝罢官流放后，严嵩又乘机吞没了赵文华的家私巨万，派人运送到严嵩自己的家乡，公然让沿途官员私役民夫护送。
如前所述，嘉靖朝营建最为频繁，这一朝严嵩当权最久，他不仅大量贪污营建费用，即连边防、民政、水利……举凡财政支出无不从中侵吞，以至售官卖爵，视官爵高低定贿赂等级。他儿子严世蕃也当上工部侍郎，大量中饱侵吞营建费用。严氏父子朋比为奸，从当时御史弹劾他们的奏章可以看出：
嵩……如吏、兵二部每选，请属二十人，人索贿数百金，任自择善地。
往岁遭人论劾，潜输家资南返，辇载珍宝，不可数计。金银人物，多高二三尺者。下至溺器，亦金银为之。……广布良田，遍于江西数郡。又于府第之后积石为大坎，实以金银珍玩，为子孙百世计。而国计民瘼，一不措怀。……畜家奴五百余人，往来京邸，所至骚扰驿传，虐害居民……（《明史·王宗茂传》）
至于严世蕃的情况和他老子差不多：
工部侍郎严世蕃凭借父权，专利无厌。私擅爵赏，广致赂遗。……刑部主事项治元以万三千金转吏部，举人潘鸿业以二千二百金得知州。……为之居间者不下百十余人，而其子锦衣严鹄、中书严鸿、家人严年、幕客中书罗龙文为甚。（严）年尤桀黠（狡猾），士大夫无耻者至呼为鹤山先生。遇嵩生日，年辄献万金为寿。……嵩父子故籍袁州，乃广置良田美宅于南京、扬州，无虑数十所，以豪仆严冬主之。抑勒侵夺，民怨入骨。（《明史·邹应龙传》）
这样的贪官权奸，嘉靖皇帝长期倚之为左右手。到晚期由于御史连续弹劾，严嵩终于败露，嘉靖四十四年即皇帝死前一年，抄了严嵩的家，从他江西老家所抄出的财产为：
黄金三万二千九百六十九两，银二百二万七千九十两有余，玉杯盘等八百五十七件，玉带二百余束。金银玳瑁等百二十余束。金银珠玉香环等三十余束。金银壶盘杯箸等二千六百八十余件。龙卵壶五，珍珠冠六十三。甲第六千六百余楹（间）。别宅五十七区，田塘二万七千三百余亩。余玩不可胜纪……又寄贷银十八万八千余（两）。（《国榷》卷六十四“巡抚江西御史成守节上严氏籍产”）
至于严世蕃的家产，只提“追赃二百万两”。这些家产加起来，竟然超过了国家岁收和国库所存。可是当时的百姓却是骨肉相食，边卒冻馁。四 太监的贪污
明代从永乐起就开始重用太监。朱棣派遣郑和去南洋就是一例。而营建北京也是由太监阮安主持。其后有好几代皇帝重用官僚，而像严嵩那种专权的首辅大臣不多。正统朝的王振，成化朝的汪直、谷大用、曹吉祥，正德朝的刘瑾，到天启时的魏忠贤，太监的权势到了极点。营建皇宫自不必说，正德朝把太素殿油饰一下（见新），就花掉二十万两白银。
明时物价变动得很厉害，米每石三四百文（按纹银一两易钱五百文上下）、麦七八十文、豆百文，称为奇昂。天启四年因催粮，米价始腾至每石一两二钱。又载：按明时折粮，四石可折一两。丰年一两易八九石。荒年一石至贵不过一两。崇祯时山东米价石二十四两，俱见《明史》（《骨董琐记》引“顾亭林与蓟门当事书”）。按照这个记载，明代贫农五口之家一年的生活代价大体可定为五两至十两白银（赤贫农民的生活简直无法想象，真的是吃猪狗食）。那么二十万两白银可以够几万户贫苦农民一年的口粮。
至于太监贪污受贿的程度就更厉害了。根据正德朝提督东厂、司礼秉笔太监刘瑾被抄家时的财产粗略计算一下为：
黄金二十四万锭，又五万七千八百两。元宝五百万锭。银八百万锭，又百五十八万三千八百两。宝石二斗，金甲二，金钩三千。金银汤鼎五百。衮服四。蟒服四百七十袭。牙牌二柜，甲龙甲三十，玉印一，玉琴一，狮蛮带一，玉带四千一百六十。又得金五万九千两。银十万九千五百两。甲千余，弓弩五百……（见《国榷》卷四十八武宗正德五年）
当正德皇帝看到这份财产清单的时候，并不介意，只是见到弓甲才发怒，认为刘瑾要造反，他把刘瑾财产没收之后，不交国库却贮藏在他的秘室豹房作为皇帝个人挥霍的私财。由于他荒淫无度，在祭祀天坛跪拜时呕血不止，回宫后很快就死了。五 动用官军营造私宅
明代营建皇宫和北京城，除募集工匠外，官军是一支主要力量。与工部和兵部有密切关系。太监和工部官员可以公然借营建贪污受贿，而掌管军队调动的官员或者和兵部有关系的官员，在捞不到营建肥缺的情况下，要从军工身上捞一把。有的官僚公然动用大批军士营建私宅。在成化朝，太监汪直当权，手底下有两名兵部官员陈钺（兵部侍郎）、王越，还有一个平卫左所的武官朱永，这些人动用了两千军工为自己营建私宅。这件事不见于官史，但通过一件戏剧性的资料表现出来了。当时宫廷有一次宴会当中穿插了一个滑稽节目（这是中国宋金以来杂剧的形式），一个叫阿丑的宫廷御用演员，假扮成穿军服的太监，挟双斧，踉跄而前。人问之，曰：我汪太监也。已，左右顾其手，曰：吾惟仗此两钺耳（陈钺、王越）……朱永时役兵治私第。阿丑复装为楚歌者曰：吾张子房，能一歌而散楚兵六千人。曰：（似为相声中之捧哏者）吾闻之楚兵八千人，何以六千？曰：其二千在保国府作役耳！上笑，永惧而罢役（《国榷》卷三十九）。
这个叫阿丑的演员很善于插科打诨，通过这段戏剧性的表演，可以看出当时太监官僚动用军士为自己盖私第，竟达两千人之多。那么用民工和为皇宫准备的木料砖瓦以营私，则可想而知。当时一些御史所不敢弹劾的事，却用一个服贱役的演员阿丑把它公之于宫廷宴会之上，可见明代政治腐败到何等地步！
明代北京皇城
在唐宋时期，都城内的皇城指皇宫的墙垣。但皇城里面仍有外朝、大内之分。所谓大内，就是皇帝居住的宫殿。这种规制到了元代有所发展。元大都的皇宫本是三宫（即大内、隆福宫、兴圣宫）鼎立的布置。在三宫和太液池外再加筑一道红墙围绕起来，这就是皇城。从此，皇城和宫城就有所区别。皇城城墙也称为萧城，俗称红门拦马墙，顾名思义，宫禁之内严禁骑马。实际上是把皇宫禁区扩大，多增加了一层防卫圈。元皇城把三宫组成一个整体，因为大内的大明宫处在中轴线上，它便成了整个皇城的主体，又称紫禁城。
明代吸收了元代的规制，又有进一步的发展。随着北京南城城墙的南移，皇城和紫禁城也向南伸延了一里左右，并使皇城又向东、北两方向外开拓，改变了元皇城偏西的局面而使重心东移，不仅扩大了皇城的范围，也突出了紫禁城居中的地位。明初还在皇城北部兴建了万岁山，因为明中都宫殿之后有万岁山而沿袭到北京。而后又在皇城东南兴建了重华宫（即南内，在今南池子一带）。这样，西宫、西苑、南内、景山，犹如众星拱月一般，把紫禁城拱卫突出来（图九）。
皇城城墙系砖砌，抹以朱泥，上覆黄琉璃瓦。北京故老赞美北京风貌爱用“红墙绿树，金砖琉璃瓦”之称，这红墙即指皇城城墙。皇城城墙在明清两代都是两重，所谓外皇城和内皇城（图十）。
外皇城有四个门：南为承天门（清代称天安门）（图十一），东为东安门（在今东华门大街和南河沿交口处）（图十二），西为西安门（在今西安门大街中段，一九五〇年毁于大火）（图十三），北为北安门（清代称地安门）（图十四）。承天门在明初建时大致应与北安、东安、西安门相似，不及今日之天安门高大雄伟。天安门有四个华表，北面两个华表，紧靠城门，是扩建天安门时所形成，其北为端门、紫禁城午门，相距较近，故不能突出承天门。估计改建成今日之状，可能是明代宪宗朝成化元年三月（见《宪宗实录》）。北安、东安、西安门都是单檐。红墙即以这四个门为中心而伸展，唯缺西南一角。
内皇城在筒子河外围，一方面在紫禁城和各离宫间起隔离作用，另一方面又使紫禁城和皇城之间增加一道防线。内皇城南起太庙和社稷坛墙，东、西、北三面各辟三门，即北上门、北上东门、北上西门，东上门、东上北门、东上南门，西上门、西上北门、西上南门（图十五）。除此以外，在内外皇城的相对城门之间，再增筑一个城门。如东上门和东安门之间，有一个东中门（图十六），西安门和西上门之间有一个西中门。由于北安门和北上门之间相隔一个景山，所以北中门设在景山之后，在今地安门大街南端的丁字路口处。
皇城以内属于禁区，除各宫苑外，还分布数十个御用机构，分属内府十二监（即司礼监、御用监、内官监、御马监、司设监、尚宝监、神宫监、尚膳监、尚衣监、印绶监、直殿监、都知监）、四司（即惜薪司、宝钞司、钟鼓司、混堂司）、八局（即兵仗局、巾帽局、计工局、内织染局、酒醋面局、司苑局、浣衣局、银作局）。此外还有库（如西什库，即皇城西北之十座库）、房（如御酒房、甜食房、更鼓房、绦作房……）以及由内库各监所属的作坊（如大石作、盔头作……）。举凡皇宫所需，从衣食住行到生老病死，全都包括在内。为此，皇城设立了极其森严的警卫。外皇城周围有“红铺”七十二座，即禁军的岗哨据点；内皇城外又设“红铺”三十六座。每座红铺由十名军士组成。入夜，这些军士递次巡更，手持铜铃，“一一摇振，环城巡警”。皇城地区，不仅严禁百姓入内，就连宫内太监也不准“犯夜”。层层城墙和道道城门，与其说是为了表示皇家的尊严，勿宁说是为了防御和警戒，这也是封建社会阶级矛盾尖锐的一种反映。
皇城的防御性，突出表现在南北两端，这就是前面的宫廷广场——千步廊和景山后面内皇城构成的封闭区——雁翅楼。
千步廊是皇宫“御路”旁的廊房建筑。《唐两京城坊考》中记载，唐代东西两京的长安、洛阳宫城都有千步廊。长安皇宫中的千步廊有两个，一东皇城西北隅有东西廊，东北隅有南北廊，参照《古长安复原图》可以发现，皇宫靠北城墙，西北隅的东西千步廊为横向，是通往北城墙各门的通道；而东北隅则靠近北部的大明宫，因而廊房为纵向。如此看来，廊房是为了交通、警卫以及仪仗而设。元大都则把千步廊设于紫禁城大门之外，位于“国门”通道。这是一个发展。从丽正门（在今长安街）到崇天门（皇城正门，今之太和殿址）大约有七百步，这样长的一条大道，用两列廊房夹束起来，既免于空旷之感，又增加了森严气氛。
明代千步廊又比元代有所发展，把千步廊南移到正阳门到承天门（今天安门）之间，长达一里多地。它既是国门前的御路，又是宫廷前的广场（图十七）。为了突出皇宫的尊严，用两道红墙把五府、六部隔在墙外，南端筑一道皇城的外门——大明门（图十八），红墙之内分筑两列廊房，各一百一十间。到长安街南侧再随红墙分向东西方向延伸，两旁又各有朝北的廊房三十四间，东西尽头是东、西长安门。于是在皇城大门之前，形成一个T字形的禁区。到明正统朝，在东、西长安门外再各筑一道南向的大门，称东、西公生门，是五府、六部通往皇宫的便门。清代乾隆朝，又在东、西长安门外加筑东、西三座门（东至今南池子南口，西至今南长街南口）。这样就把T形广场的两翼延伸得更远一些，使禁区范围更加扩大了。长安街本来是北京内城唯一直通东西城的纬线，而它的中段却被禁区阻断，因此，辛亥革命前，北京东城和西城间的交通非常不便，必须往南绕行前三门，或往北绕行地安门外。明清两代一直如此。
这一T形凸字广场，是皇城前的警卫地带，也是禁军排列仪仗的地区。这条森严而狭长的石路到承天门前，突然向左右展开，在金水河上五座玉石栏杆的金水桥和两座华表、石狮的衬托下，更显得承天门的雄伟、壮丽。这在建筑上是一种“蓄势”手法。这样长的御道不可能使用屏障，又不能感到空旷或造成曲折，于是用夹峙的廊房造成深邃悠远之感，然后豁然开朗，使主体脱颖而出。宫廷建筑的“九重宫禁”的气势就是这样形成的。在一条平直深远的大道上，通过重重宫门和两旁建筑物的开阖伸缩、起伏跌宕，以烘托气势，形成一个又一个的“高潮”，使主体建筑更显得气魄雄伟、端庄。这些手法最后归结为一个目的，就是突出“皇权至上”这一主题。
明清两代的宫廷广场，都为封建皇朝发挥了具体的统治作用。凡皇帝发布的重要文告，要由承天门上用彩凤形状的饰物衔下，由各部官员在下承接（图十九）。西长安门内千步廊拐角处（图二十），每年霜降节举行“朝审”仪式。由吏部、刑部、都察院联合判决“重囚”的死刑。经过判决的死囚押出西长安门赴刑场，因而西长安门在民间被称作“虎门”（图二十一）。东长安门内千步廊拐角处，是礼部复查会试（科举考试最高一级）试卷的地方。举子经殿试以后公布的“黄榜”就是悬挂在承天门前的。考中的进士从这里集结看榜后，走出东长安门（图二十二）。因此，东长安门又称为“龙门”或“生门”。考中会试被称作“登龙门”，即来源于此。从千步廊举行这两种仪式看，分明是封建王朝的统治手段，从此也可看出，作为建筑的“法式”，是有鲜明的政治内容的。
景山是从明代永乐十五年以后出现的，俗称煤山。其实下边并没有煤。明代记载中只说它是“土渣堆筑而成”。一九六三年钻探证明，景山下埋的全是瓦砾和渣土。这是明永乐朝建紫禁城拆除元大内时所堆积的建筑垃圾。一说上面覆盖的土层是开挖紫禁城护城河的土，在上面建筑亭阁。现在景山的五个亭子，为乾隆初年所建（图二十三），《乾隆京城全图》上尚不见此五亭，图绘于乾隆十四五年间。
这个人工土山高达十一点六丈，面积有二十二万五千多平方米，恰在北京内城中心。明代称它为“镇山”。从整体宫殿群空间组合的艺术看，实际上是宫廷之屏障。
从建筑效果看，景山的建立，使北京中心增加了立体感，它像一座绿色的屏风，矗立在紫禁城后面，形成“后靠”，而使整个皇宫处在背风向阳的前方；同时也屏障住皇城背后喧嚣的闹市，使这一带形成异常清幽的环境。景山上下遍植松柏槐树木。明代称槐为“国槐”。由于树木繁盛，加之景山南面临筒子河水面，所以这一带的小气候比之城内其他地方为好。明代的景山顶上，并无亭台（现在山顶上五座对称形式的亭台乃清代乾隆时所建，但乾隆十四五年间绘的《乾隆京城全图》上尚不见此五亭），估计明代是错落有致地把楼台殿阁分建于景山前后，朱栏玉砌掩映于林木之间：“山上树木葱郁，鹤鹿成群，呦呦之鸣与在阴之和互相响答。”主要建筑有寿皇殿（明代皇帝死后停放灵柩的地方，清代为收藏帝后影像和节日奠祭的殿宇）、毓秀馆、育芳亭、永禧阁、永寿殿、观花殿、集芳亭（花圃）。可以说，景山是一座带有山林气息的宫廷御苑（图二十四）。
景山和紫禁城之间，本来有一道内皇城隔开（北上门在一九五三年前后拆除），但这道内皇城城墙在景山两旁又向北加筑了一个凸字形，到景山背后再顺中轴线往北伸展，直达地安门，依然是一个T字形广场。这两列红墙中部，开辟了东西皇华门（东皇华门现名黄化门，现尚有遗址可寻）。这两座门迤南，沿红墙筑有两列楼房式建筑，称作“雁翅楼”。门迤北还有两座对峙楼房（其中路西一座仍保存，现为人民银行）。这个地带，在雁翅楼夹峙下，中轴线再向北部延伸，越过地安门，直通鼓楼前的“后市”，最后越过钟、鼓二楼之间的广场，消失在万家民舍之中。景山是这条中轴线上最后一个“高峰”，但并未挡住这条中轴线的气势，只有在穿过地安门后，才一变宫廷殿堂的豪华和庄严之气而回到“人间”。就在这“天上人间”交界处，仍然有一道森严的雁翅楼禁锢地带，在这个不长的地带上，却有五重门禁（景山后门、北中门、地安门、东皇华门、西皇华门）。
明代皇城前后，处处戒备森严，警卫严密，以保证紫禁城皇帝居所的绝对安全。到了清代，这些门名已不再保持明代之旧了。
故宫史话
殿阁巍峨 帝后盘踞在我国首都北京城区的中心，密密层层地结集着一群非常壮丽的古代建筑，看去是金碧辉煌，殿阁沉沉，这就是有名的故宫，是我国历史上明清时代封建皇帝的宫殿。这个区域，在当时称为紫禁城，又名大内。当时这里警卫森严，即使是贵到极品的将相大臣，没有皇帝的特许也不能进去；一般老百姓是连走近城下望望宫墙殿角也是犯禁的。
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以后，成立共和政体的中华民国，清朝皇帝退位，却还盘踞着这座宫殿。只有外朝前面的三个大殿开始开放，设立古物陈列所，陈列着由热河行宫里移来的一些珍贵古物，公开展览。到了一九二四年，那个退位的皇帝才带着家属全部退出内廷宫殿，一九二五年成立故宫博物院。不久，古物陈列所和故宫博物院两部合并，统称故宫博物院，从此故宫才全部统一开放了。但起初门票定价昂贵，也不是一般群众都能买票进门的。
故宫是一座古城，占地大约七十二万多平方米，围成一个方形。朝南正门是午门。门上有高楼，非常壮丽，这就是五凤楼。午门之外是旧皇城，皇城的向南正门就是天安门。故宫的北门叫神武门，向北正对着巍峨秀丽的景山。故宫的东门是东华门，西门是西华门。进得午门，一直向北走，先到三大殿——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次经乾清宫、交泰殿、坤宁宫；直通御花园，园的正中有钦安殿；再往北就到神武门。这一条从午门到神武门贯通南北的直线上，前后并立着许多宫殿，正是故宫的骨干建筑，构成了全部宫殿的中轴。这个中轴恰恰又安坐在北京全城的中轴线上。在这中轴的两边，三大殿左右有文华殿、武英殿；乾清宫、交泰殿、坤宁宫的左右更是重重殿宇，层层楼阁，万户千门，目迷五色。这样的建筑结构，这样的宫殿布局，真个是宏伟壮丽，气象万千（图二十五）。
这座宫殿是明朝初年造成的。当初朱元璋建立明朝，定都金陵（南京），就是明太祖。朱元璋封儿子朱棣为燕王，镇守北平府。明太祖死了，皇孙朱允炆即位，称为建文帝。后来燕王赶走了侄儿建文帝，夺得了帝位，这就是明成祖。他在即位的第一年，即永乐元年，就把北平府改称北京，随后又在北京建筑了一座新皇宫，规模十分宏伟。永乐十八年就正式迁都到北京来了。以后历代皇帝继续增修改建，自然更是雄壮华丽了。这座宫殿，一直保存到今天，就是我们人人可以去游览的故宫。
公元一四〇七年（明成祖永乐五年），明朝皇帝集中了全国著名的工匠，并且征调了二三十万农民和一部分卫军做壮工，在北京大兴土木，开始建造皇宫，到一四二〇年（永乐十八年）才完成。以后历朝还继续修建。这些工匠和壮工流血汗，绞脑汁，辛勤劳动，修成了这座规模宏伟的宫殿，却没有能够在明清两代的史册上留下他们的名字。
这些前前后后为修建这座皇宫出力的工人，在某些文献上也还可以零星地查到几位，如明朝：
杨青，瓦工，永乐朝在京师营造宫殿；
蒯福，木工，永乐朝营建北京宫殿；
蒯祥，木工，永乐正统两朝营建北京宫殿；
蔡信，工艺，永乐朝营造北京宫殿；
蒯义，木工，永乐朝营造宫殿；
蒯纲，木工，永乐朝营造宫殿；
陆祥，石工，宣德朝营建宫殿；
徐杲，木工，嘉靖朝营建三殿；
郭文英，木工；
赵德秀，木工；
冯巧，木工；
清朝的梁九，木工。
但是除了这寥寥几个人之外，其余都无姓名可考了。
修建这座宫殿的木料，都是由四川、贵州、广西、湖南、云南等省的大山上采伐来的。当时运输条件很差，据说大树砍倒以后，要等待雨季利用山洪从山上冲下来，然后由江河水路运到北京。一根作栋梁用的大材，不知要流尽多少人的血汗才能运到工地。还有石料，更是笨重，大都是从北京附近的房山、盘山等山上开采来的，运输就更困难了。工人和农民们，冬季严寒时节，在通往北京的道路上泼上水，铺成一条冰道；夏季酷热时节，在路面上铺上滚木，造成一条轮道：这样来运石料。运一块大石头，往往要用好几百个人。据说当日为了供应运料冰道用水，就在沿路大道边上每隔一里左右凿一口井。由此可见，我国古代劳动人民为了修筑这座宫殿，付出了多么巨大的劳动。可是宫殿盖成以后，却成了封建王朝统治和压迫劳动人民的政治中心，封建皇帝恣意享乐的地方，劳动人民就不能向它走近一步了。
故宫里最大的建筑是三大殿：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这三个大殿结成一组，基石都用汉白玉石砌成，高达七米。那太和殿高达二十八米，宽十一间，进深五间，是一座五十五间房子组成的大殿堂（图二十六）。殿内正中有一个大约两米高的地平台，上面设着金漆雕龙宝座，两旁有蟠龙金柱，座顶正中的金龙藻井倒垂着圆球轩辕镜，金碧辉煌，庄严富丽。这座殿堂就是过去封建皇帝坐朝的金銮殿。每年在元旦节、冬至节、万寿节要在这里举行庆祝典礼。遇到其他的大庆典或大事件，像新皇帝“登极”、颁发诏书、公布进士黄榜以及派大将出征等，也要在这里举行隆重的仪式。在举行这些大典时，太和殿门前，从露台上起，陈设着仪仗旗帜，连续不断，南出午门，一直排到天安门。大殿廊下摆着乐器，一边是金钟，一边是玉磬，还有笙、箫、琴、笛，总称为中和韶乐。在封建皇帝登上宝座时，金钟响，玉磬鸣，琤琤琮琮，铿铿锵锵，十分和谐地奏起乐来。殿前陈设的炉、鼎、仙鹤，都吐出袅袅香烟，缭绕宫廷。露台上下跪满了文武大臣。在这种排场之下，皇帝真像是个什么“真龙天子”，威势逼人。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