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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05-17 22:4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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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苏)柳·科斯莫杰米扬斯卡娅

出版社:南京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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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课标经典名著 学生版 卓娅与舒拉的故事

新课标经典名著 学生版 卓娅与舒拉的故事试读:

新课标经典名著:学生版卓娅与舒拉的故事(苏)科斯莫杰米扬斯卡娅 著南京大学出版社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卓娅与舒拉的故事/(苏)科斯莫杰米扬斯卡娅著;于李丽改写.—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1(新课标经典名著:学生版)ISBN 978-7-305-14258-1Ⅰ.①卓… Ⅱ.①科… ②于… Ⅲ.①长篇小说-苏>联 Ⅳ.①I512.45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63736号出版发行 南京大学出版社社  址 南京市汉口路22号邮  编 210093出 版 人 金鑫荣丛书名 新课标经典名著·学生版书  名 卓娅与舒拉的故事著  者 (苏)柳·科斯莫杰米扬斯卡娅改  写 于李丽责任编辑 岑 励 蔡冬青照  排 江苏南大印刷厂印  刷 北京北方印刷厂开  本 880×1230 1/32 印张 10.875 字数 192千版  次 2015年1月第1版 2015年1月第1次印刷ISBN 978-7-305-14258-1网  址:http://www.njupco.com官方微博:http://weibo.com/njupco官方微信号:njupress销售咨询热线:(025)83594756*版权所有,侵权必究*凡购买南大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所购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目录CONTENTS

主要人物简介

我小时候

教书生涯

女儿卓娅

列宁逝世

儿子舒拉

姐弟俩

西特村

冬天的西伯利亚

难忘的印象

回家

再次回家

一起去莫斯科

参加游行

教育孩子

夜晚

上学路上

新家

孩子们失去父亲

新学校

希腊神话

读书

闯祸“切留斯金”号

一起成长

加入少先队

英雄

参观地下铁道

夏令营

日记

白棒儿《牛虻》

舒拉绘画

大胆的卓娅

丹娘·索罗玛哈

第一次挣钱

蔚拉老师

车尔尼雪夫斯基

化学成绩

别样日记

斯大林

新生

小老师

新年祝词

生病

出院

盖达尔

同学

春天

舞会

6月22日

战争的日子

支援前线

演讲

炸弹

劳动战线

辞别

抽屉里的小本子

丹娘

墓地

踏上绞刑架

克拉娃的信

舒拉和他的朋友

卓娅精神

军校

彼得·里多夫

见到舒拉

书信

舒拉牺牲

名师导读主要人物简介

卓娅

懂事,疼爱弟弟。为人正直严肃,有自尊心和上进心;接受过良好的教育;战争爆发后去前线,被俘虏,后被绞死。

舒拉

小时候是个典型的调皮男孩,长大后逐渐懂事;身体健康,性格活泼,兴趣广泛;毕业后参军,战争胜利前夕牺牲。

洛维奇

卓娅和舒拉的父亲,不善表达情感,见多识广,在卓娅十岁时因病去世。

柳鲍娃·齐莫菲耶夫娜

卓娅的母亲,在孩子成长过程中,注重培养孩子独立性格、广泛兴趣爱好。

谢尔盖

卓娅的舅舅,作者的哥哥,年轻时参军,居住在莫斯科。

斯拉瓦

谢尔盖的儿子,卓娅的表哥,小时候经常跟卓娅一起玩耍,战争爆发后参军。

伊拉

卓娅在莫斯科邻居家的小孩,与卓娅是好朋友。

彼得·里多夫《真理报》记者,勇敢。我小时候

白杨村是个位于唐波夫省北部的小村庄。村里的老人们常常提起,这里曾经生长着茂密的森林,话语里面带着些许留恋。可惜我出生的时候森林早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所以我从来没有见过。

村子被纵横交错的沟壑围绕着,地面被分离得支离破碎,有些沟壑很深,冬天的时候甚至会有狼群出没,因此小时候我从来不敢在夜晚外出。然而越过这些沟壑却是广袤的平原,平原上种着燕麦、黑麦等庄稼。春天里,平原上遍地绿草,各色野花点缀其中,整个村庄弥漫着绿草的清新和鲜花的芬芳气息。

村子很大,差不多住着五千人,但是由于村里土地很少,养不活一家人,所以每家都有人外出打工挣钱,有的到附近的唐波夫,有的到稍远的平资,也有人去了遥远的莫斯科。我出生在一个和睦的大家庭里,父亲丘里科夫是村公所的文书,他虽然学历不高,但博闻多识,父亲喜欢读书,在与别人交流时经常旁征博引。

我在村里的小学读到三年级,1910年秋天的时候,父亲带着我去报考吉尔山诺夫城的一所女子中学。对于那天,我印象极为深刻,走进学校,两层楼房的校舍赫然展现在眼前,比白杨村所有的房子都宽敞高大,那也是我那时见过的最高大的房子,我跟在父亲后面,新奇地看着这里陌生的一切:宽大的门、光滑的石板地、带栏杆的楼梯,还有很多漂亮的女孩。那些女孩脸蛋白皙,长长的辫子上缠着蓝色的丝带,她们的衣服时尚漂亮,一看就知道是富裕家庭的小姐,这让来自偏僻农村的我感到自卑。我使劲躲在父亲的身后,父亲抚摸着我的头,虽然并没有说什么话,但已给了我很大的安慰。

父亲带着我去了二楼,那里有老师接待了我们,他把我和其他女孩一个个地带进了一个大房间。紧张地走进大房间后,我看见三个考官并排坐在一张桌子后面,其中一个考官问了我一些问题,在回答了几道题目后,我竟然不是特别紧张了。我还清晰地记得当时我朗诵了这样的诗句:

将来,我们一定要让傲慢的瑞典人看看

在这里,我们能建起一座雄伟的城市

……

父亲一直在楼下等我,考试结束时我迫不及待地向他冲去,他也愉快地走过来接我,脸上洋溢着幸福……

我的中学时代就这样开始了。每当回忆起那段日子,我心里总是充满感激与温暖。数学老师别洛乌索夫讲课幽默风趣。他的太太阿法谢夫娜教我们俄罗斯文学,她是个活泼并且和蔼可亲的人,每次她都是微笑着进教室,我们微笑着看着她进教室,然后在讲台后面坐下。她上课之前什么开场白都没有,直接开始朗读:

树林换掉紫色衣裳……

在她的课堂上,我们从来不感到厌倦。她给我们讲解俄罗斯文学中那些感人的人物形象,给我们讲解俄罗斯文学中蕴含的思想和情感,给我们讲解俄罗斯文学的深刻人道主义精神。她的描述是那么生动,连她自己都陶醉在所讲述的情景中。

阿法谢夫娜的文学课,让我懂了许多道理:要想成为一个好老师,需要具备活泼的性格、清晰的思维,还要有热爱学生的心。虽然我们的文学老师从未直接跟我们说“我爱你们”这种话,可是我们从她那充满爱的眼神中,从她轻拍我们肩膀的动作中便能体会到她对我们深深的爱。直到我长大成人,有了自己的孩子,我还常常想起她。在遇到困难时,我会想:如果我的文学老师在这里,她一定会安慰我并且告诉我该怎么办。

除了数学、文学老师,我还很喜欢我的美术老师波马佐夫,那时我十分爱好绘画,当然我从没奢望自己能成为一个画家,美术老师发现了我的绘画才能,便鼓励我。记得有一次在绘画课上,他跟我说:“你很有绘画天赋,一定要好好练习。”在他的课堂上,我懂得了颜色、线条、构图等知识,更明白了美术的精神,那就是热爱生活。

读书的日子过得飞快,我很想继续学习,可是我知道家里的日子过得有些艰难,我需要工作帮助父母,因此,我初中毕业之后就回到家乡了。教书生涯

我在基尔山诺夫读中学时,就已经听说了一些关于十月革命的消息。当时,我根本不知道十月革命到底是什么,只觉得似乎有个特别盛大的节日就要来了。城里到处悬挂的红旗,一些普通的士兵、工人登到高处进行激情澎湃的演说,他们的演说中有许多我之前没有听过的词语:布尔什维克、苏维埃、共产党……

我回到村里时,我哥哥谢尔盖告诉我:“柳鲍娃,你知道吗?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就要开始了,我再也不能无动于衷了,我要去当红军。”哥哥只比我大两岁,可他知道很多事情,会分析最近国家发生的这些事。我非常相信哥哥所说的话。“哥哥,那我可以做些什么呢?”

哥哥斩钉截铁地回答道:“你去教书,一定要去教书。我们的国家将来会新建很多学校,你看村里仍然只有两所学校,可是这里有五千人啊,根本不够。国家再也不会让人民当文盲了,未来所有人都可以上学。”

两天后,哥哥便去参加了红军。我也听从哥哥的建议,立刻去当地教育局报名,很快我就被派到索卡村做小学老师。

索卡村离我们村三俄里(一俄里约等于一公里),这是一个非常贫穷的小村庄,村民的房子都非常简陋,房顶是用麦秆做成的。学校的房子稍微好一些,因为房子曾经是有钱的地主家的,看起来十分坚固,有一个院子、两个房间、一个厨房。大房间被当作学生们上课的教室,带小铁窗的小房子是我的宿舍。整个学校被树环绕着,我去学校时,山楂树的叶子已经开始掉落,留在树头的火红山楂十分显眼。

到了学校后,我将随身带的课本、练习册、钢笔等摆放好,便立刻去了村里,挨家挨户地去拜访,我想把那些已经到了上学年龄的孩子都登记下来。刚开始的时候有些人对我表示怀疑,但在我的耐心解释下,他们最终还是相信了我,同意把孩子交给我来教。“哦,你是老师啊?可是上学是没有用的,这些小丫头,应该学织布、纺纱,长大了才好嫁人,读书识字有什么用?”一个很高很瘦的老婆婆特别不耐烦地跟我说。

但是我仍然努力耐心地去劝说她,我将哥哥的话说给她听,我说:“时代不一样了,现在跟过去不一样了。孩子们长大了要过一种新的生活,一种有知识、讲文明的生活,人人都需要学习。”

第二天,教室里坐满了学生,我第一天登记的那三十个孩子都来上学了,学生们分三列坐着,第一列坐着一年级的小学生,第二列是二年级的,第三列只有四个十四岁的孩子,他们是三年级的,第一列最前面的桌子坐着两个小女孩,她们都是浅色的头发、蓝色的眼睛、脸上有些雀斑,穿着一模一样的衣裳,她们俩是班里最小的学生,一个叫丽达,一个叫露霞。

上课的时候,四个三年级的孩子一起站起来,其他孩子也跟着站起来,凌乱地喊着:“您好!柳鲍娃·齐莫菲耶夫娜老师!”“你们好,同学们!请坐!”我也向他们问候。

第一次课就这样开始了,以后的日子里我们每天都这么过。由于只有我一个老师教这三个不同的班,所以非常忙碌,一年级的学生写字母,二年级的学生做数学的时候,我得给三年的学生讲日夜交替等知识。转过头来我又要去检查低年级学生的作业。

我把所有的精力都用在教书上,跟孩子们在一起让我觉得愉快。邻村有一位经验丰富的小学老师,他曾来看望过我两次,在教室里听我给孩子们上课,给了我许多宝贵的意见,但每次临别时,他总是说我教得很好,看得出来孩子很喜欢我。女儿卓娅

时间悄然流逝,一个冬天匆然而过,新学期开始时,我被从索卡村调到白杨村,我一方面舍不得索卡村的那些孩子们,另一方面我又因为能回到自己村和家人团聚而由衷地感到高兴。

在村里我遇见了儿时的好朋友洛维奇,他和我一样大,但看起来比我成熟,他曾当过一年红军,现在在白杨村管理图书馆,他说话风趣幽默,笑起来很爽朗,村里排练话剧时,我们经常一起合作,他总是能逗大家开心。不久,我就跟他结婚了,我们感情非常好,虽然他并不轻易表露他对我的感情,但在生活中对我体贴照顾。结婚后我搬到他家,跟他的母亲和弟弟一起生活。他的弟弟阿列克谢是一名红军。

当得知我怀孕时,我们都激动万分,开始猜测“一定是个儿子”!我们沉浸在给孩子起名、预测他的未来的幸福中,兴奋地想象着带着我们的孩子看星星、看小鸟、看大海的场景。

1923年9月13日,我的孩子出生了。“恭喜您,是个女儿。”为我接生的老婆婆对我说,“您听,她哭得真响亮。”我看到眼前这小个子、白脸蛋、黑头发、蓝眼睛的可爱小生命,突然觉得自己从始至终一直没期待过生儿子,我就希望生个女儿,就像我眼前的这个小人儿一模一样的女儿。我们给我们的第一个孩子起名为“卓娅”。

我觉得小卓娅每天都在发生着新的变化,她在大哭时听到大人的声音便不哭了,安静的时候她听到钟的滴答声,就会把小脑袋转过去,好奇地寻找声音传来的方向。有一天,我俯下身准备亲吻她的时候,她瞪着眼睛盯了我一会儿,然后开心地笑了,我特别激动,我觉得肯定是卓娅认识我了。虽然其他人告诉我这只是婴儿无意识的笑,可是我不这么认为,我永远记得这一天,卓娅开始认得妈妈的这一天。

几个月后卓娅个子依旧很小,乡下的人认为洗澡能使婴儿长得更快,因此我经常给她洗澡。可是我却很少抱她,因为长辈们一直叮嘱我,如果总把孩子搂在怀里,会把孩子宠坏。她躺在摇篮里时,阿列克谢叔叔经常走到摇篮边跟他说:“小卓娅,叔——叔!来,说叔——叔!”但小卓娅什么都不懂,咧着嘴笑着,嘴里胡乱地发出“啊里哇啦”的奇怪声音,惹得大家都哈哈大笑。

但过了一段时间,她竟然真的会跟着说“叔叔”“妈妈”这样的词语了,只不过不是特别清楚,每次在说完“妈妈”之后都带着“阿——波”这样的音,变成了“妈妈——阿——波”,直到有一天,这个小丫头突然前倾着身子,张开双臂说“阿——波”,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小卓娅的“阿——波”是“抱抱”的意思。列宁逝世

1924年的冬天特别冷,连老人们都说从来没有过那么冷的天,关于那个冬天,我的回忆里充满了严寒和哀伤,我们听到,我们的好友、我们的精神导师、我们的领袖——列宁去世了,整个世界都灰暗了,因为我们现在的新生活都是他领导着大家创造的。

我小时候村里只有两所学校,但现在超过十所了;过去人民穷苦贫困,经常忍饥挨饿,现在生活富裕;图书馆总是坐满了看书的人,电影院都盖起来了,我们现在享受着如此富足平等的新生活,难道我们不应该感谢列宁吗?我们实在无法接受他去世的残酷现实。

晚上大家都聚集到村里的阅览室向洛维奇诉说哀伤。“这么伟大的人去世了!伟大的列宁应该活着,至少活到一百岁,可是他才五十四岁啊!那么年轻……”村里的一位老人难过地说。

2月,《真理报》上刊登了斯大林在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上的演说词,村民们争前恐后地来到阅览室听洛维奇朗读,斯大林的每一句话都激励着人们,给人们新的希望。洛维奇读完之后,报纸又被人们互相传阅着,大家都想亲眼看看斯大林的演说词,亲手摸摸这份报纸。因为那上面印着勇敢、给人带来光明的誓词。

我把这份刊登了斯大林同志演说词的珍贵报纸保存起来。我想:等卓娅长大了,也让她看看。儿子舒拉

女儿卓娅出生不到两年,儿子舒拉便出生了。这个男孩出生时就用非常响亮的啼哭声告诉世界,他有一副好嗓门,他又胖又壮,眼睛长得跟卓娅一样,明亮纯洁。

舒拉出生后,我跟洛维奇常常跟卓娅说:“你是大姐姐了,你已经是大孩子了。”卓娅会力所能及地照顾弟弟,有时弟弟的奶嘴掉了,她就立刻帮忙捡起来,有时她会轻轻摇着摇篮哄弟弟睡觉。我也经常喊卓娅帮我一些忙,比如让她拿尿布之类的东西,或者让她收拾一下桌子,她总是兴致勃勃地去做这些事,做完之后还意犹未尽地问:“妈妈,还需要我做什么吗?”

村里的人们都对舒拉印象深刻,他们总说舒拉那个小子横竖看起来一样高,趴着和站着一样高。的确,舒拉长得又胖又敦实,在一岁半的时候,力气就比三岁多的卓娅大。但是,这毫不影响卓娅对他进行教育。卓娅刚开始会说话时发音就很标准,从来不咬舌,而舒拉三岁的时候还有些音说不标准。卓娅很在意这件事。“舒拉,你说,列……”卓娅要求弟弟跟着她学发音。“乐……”弟弟舒拉学了一遍。“不对,你说,列……”卓娅耐心地又重复一遍。“乐!”“不是‘乐’,是‘列’!你真糊涂!”

有一次,卓娅实在受不了,就轻轻打了一下弟弟的脑袋,但是两岁的学生比四岁的老师要强壮得多、而且更有力气,他愤怒地把他的“发音老师”卓娅推到一边去,狠狠地说道:“你为什么打人!一边去!”

卓娅对此有些出乎意料和委屈,不过,她并没有哭。过了一阵子我又听到卓娅的声音:“你说,列……”“列……”舒拉认真却不标准地重复着。

舒拉也许知道他是家里最小的孩子,很会利用这一点优势,为自己谋利益。他在为自己辩护的时候总是说“我是小孩子”。比如他想要个东西,但大人又不给他,他就会使劲地叫喊着:“我是小孩子!”他知道身边的家人都很爱他,他总是想让爱他的奶奶、姐姐、妈妈等这些人都听他的话、顺从他的心意。

舒拉一哭,奶奶就立刻赶到他身边安慰他:“是哪个大坏蛋欺负了我们家小舒拉了?快到奶奶这里来,乖孙子!看看奶奶给你准备了什么好玩的东西!”舒拉立刻破涕为笑,跑到奶奶怀里撒娇。

有一次,舒拉非要在吃饭以前喝粉羹(一般饭后吃),我们不给,他就大哭大叫起来,我跟洛维奇就直接走到屋子外面去,把舒拉一个人留在屋子里,开始时他还是哭叫不停,还吼着“我就要先吃粉羹”。后来这聪明的小子显然觉得这句话有些浪费口水,干脆就简略地喊:“我要,我要。”当他看到我和洛维奇都走了,哭喊着抬起头来观察了一圈,发现屋子里竟然一个人也没有了,他沉思了片刻,迅速止住眼泪拿着积木去玩了。然而当看见我们又回来时,他又立刻做出要哭的样子,洛维奇就非常严肃地说:“你要是再哭,我们就都走,继续把你一个人留在这里,直到你不哭为止!”舒拉立刻把刚扮好的哭相收起来,继续默不作声地玩弄玩具。

还有一次,他双手捂着脸,大哭了起来,但是时不时地张开指缝用一只眼睛偷偷看我们,观察我们是否因为他哭而同情他,但是我们都发现了这一点,因此装作漠不关心的样子:洛维奇继续看书,我在批改作业。这小家伙一看自己的这番折腾没有什么效果,知趣地收起嚎哭,有些委屈地走到我身边来,爬到我腿上撒娇。我轻轻拍了拍他,温和地告诉他自己到一边去玩,我则继续工作。通过这两件事,舒拉的哭闹被我们彻底治好了。即使后来我们不顺从他的意思,他也知道哭闹是起不了作用的。姐弟俩

卓娅非常疼爱舒拉。她经常装出大人的样子,学着大人的语气跟我们说话:“不要溺爱孩子,哭就哭吧,没事!”她那幼稚的脸庞表现出一副十分严肃的表情,惹人发笑。但是当她一个人照顾弟弟时,她对弟弟又非常温柔,如果舒拉哭了,她会立刻跑过去,费力地把这个比她还要壮实的小胖子弟弟抱起来。一边扯着自己的衣角给弟弟擦眼泪,一边耐心地安慰着:“不哭,不哭,你是个勇敢的孩子。对啦,勇敢的好孩子,你先拿着这个木块,让我们一起修一条铁路可以吗……这个画报,我们一起看图画,你快看这个……”

有意思的是:卓娅对自己不懂的东西总是坦然地承认,而舒拉自尊心特别强,他从来不会说“我不知道”这句话。为了避免承认自己的确不知道某件事,他会绞尽脑汁地去想办法。

我记得有一次洛维奇买了一本图画书,里面有各种各样的动植物和人,我指着图画问舒拉:“这是什么?”如果是他认识的东西,他会立刻很炫耀地说出名称来,但是如果是他不认识的东西,他就会立刻改变态度,总能想出一些鬼主意来,避免回答问题。“这是什么啊?”我指着一个火车头的图片问。“你自己说好啦!”舒拉叹着气,狡猾地说。“这个又是什么啊?”“小鸡。”“回答对了。这个是什么啊?”我指着他从未见过的骆驼问。“妈妈,我们还是来看下一页吧,这一页不好看。”舒拉狡辩道。“这个是什么啊?”我翻到河马的那页图片,他从未见过河马。“你等一下啊,我吃完再告诉你。”舒拉漫不经心地说,然后开始慢吞吞地嚼起来,似乎永远嚼不完似的。“这个小姑娘叫什么啊?”我又指着一个小女孩的画问他。“你直接问她好了啊!”舒拉笑着说。

卓娅经常带着弟弟出去玩,但我们只允许他俩在房子边的小花园里玩,因为花园的栅栏外有一些没人看管的牛马在吃草,一不小心就会伤着孩子。但如果邻居家的大孩子跟姐弟俩一起玩,卓娅就会带着舒拉去很远的菜园子或者小河边玩耍。河水很浅,很干净,在河里洗澡也不担心会淹着。

夏天的时候卓娅到外面拿着网子捕捉蝴蝶,采摘野花,一玩就是几个小时,然后再到小河去洗澡,五岁的时候她就会在河边将自己的衬衫洗干净,晒干后,穿着干净的衬衫回家。“妈妈,你看看我洗得干净吗?”她扯着衬衫骄傲地问我。

现在我还能清楚地记得她五岁时的模样:被太阳晒得红红的脸,明亮的蓝眼睛。夏天的雷阵雨刚刚过去,太阳又迅速地霸占了天空,树叶上偶尔还会滑落几滴雨水,卓娅已经光着脚丫,迫不及待地朝我跑来,让我看看她刚刚被淋湿的衣裳……

四岁的舒拉是个淘气包,特别喜欢吵闹,对什么都满不在乎。“舒拉,你口袋里是什么东西在动?”卓娅惊讶地问,“真的在动,到底是什么东西?妈妈,舒拉口袋里有东西在动啊!”

舒拉并不理会卓娅的问题。其实口袋里装满了甲壳虫,那些虫子想爬出口袋,而舒拉用手紧紧捂住口袋。哎!可怜的虫子啊!

晚上,我在舒拉的口袋里能找到各种东西,小弹弓、玻璃球、石子、火柴、小钩子等等。舒拉经常到处都是伤:额头上被撞的肿包,脚上和腿上的碰伤或者擦伤,膝盖上也会有破皮。对他来说,老老实实地坐在一个地方简直是一种惩罚,一种非常严厉的惩罚。他从早晨一睁眼一直到睡觉,都是在跑啊、跳啊。雨过天晴后,我就能看见他在院子里到处跑,用棍子去抽打积水,溅起很高的水花,把自己弄得浑身都湿了。可是他才不在乎呢,一边拼命地抽打着积水,一边兴奋地吼着“吼!哈!吼哈!嘭!”他看起来勇敢而奔放。西特村

卓娅六岁的时候,我们决定去西伯利亚生活,去见识一下外面的世界。

我们先乘马车去火车站,卓娅和舒拉第一次见到火车,我跟丈夫简直不能一一回答两个好奇小孩的问题。“这是什么?”“这是做什么用的?”“为什么啊?”通常大人在旅途中是非常疲惫、容易睡着的,孩子们却因为新鲜的东西而兴奋得忘记疲倦,在白天他们的眼睛忙着去发现新鲜事物,一刻都不会合上来睡觉。晚上,舒拉终于累了,很快就睡得很香。可是卓娅精力依旧旺盛,她不肯离开车窗,直到窗外只剩下漆黑的夜色,她惋惜地叹了口气,无可奈何地睡觉了。

旅行的第七天,我们到了康斯克市。这个小镇上的房屋都是用一层木头搭建起来的,连马路旁的人行道都铺着木头。我们把孩子安顿到旅馆,然后去教育局报到,选择了一个可以同时接收我们夫妇俩教书的学校去任教,那个学校在西特金村,于是,我们决定立刻赶往西特村。

我们在西特村的房子,建在河岸上,边上是一条很湍急的河流,离房子没几步的另一边则是一片茂密的森林,挺拔的松树、繁茂的枞树、高大的杉树,各种各样的树让孩子们完全沉醉其中。

我们到森林中去散步,跟平时散步并不一样,大家都很安静,不怎么说话,就像被大森林施了沉默的魔法。

临睡前,舒拉在窗前发呆了很久。我问他为什么还不去睡觉,舒拉回答我:“我在跟森林说‘晚安’啊!”

卓娅也爱上了森林,每天到森林里去逛一圈成了她生活中的大乐趣,每次出去,她都提着篮子,回来时篮子里就满满当当的了,或者是像蜜糖一样甜的覆盆子,或者是酸甜的野樱桃,或者是香嫩的蘑菇……

除了喜欢去森林玩,卓娅和舒拉也喜欢到河边去取水。他们用小木桶把水提上来,在岸边看看欢快奔跑的波浪,欣赏一下倒映在清澈明晰的水中的影子,然后才抬着小木桶回家。

有一次洛维奇教卓娅游泳,他拉着她游到河中央,然后突然把她放开了。卓娅沉了下去,呛了水,又挣扎着浮上来,又沉下去……

我吓坏了,虽然洛维奇在卓娅身边,我不用担心她的生命安全,但是看着她不断地呛水,又不断地沉下去,我又是紧张害怕又是心疼。我记得卓娅从始至终没喊叫,她努力地重复着生疏的游泳动作,不断地挣扎着。好一阵子后,洛维奇才托住她,把她带回了岸边。“真棒!再下水练习两次就会游了!”洛维奇很有信心地说。“刚才害怕吗?”我赶紧给她擦去身上的水,担心地问。“害怕!”卓娅坦率地承认。“下次还去不去游泳?”洛维奇笑着问她。“当然去!”卓娅直截了当地回答。冬天的西伯利亚

冬天马上就要来了,河面已经覆盖了一层冰。温度也降到零下五十多度,不过这里不经常刮风,孩子们还能扛得住这种严寒。

我依然记得在我们在西伯利亚第一次遇见下雪时的场景:孩子们非常开心,在雪地上翻滚,乐此不疲地打雪仗,还堆雪人。要想让他们按时吃饭是不可能的,我要喊他们好久他们才肯回家。每次回来时,满脸通红,神采奕奕,已经玩得非常累的孩子们来不及拍掉身上的雪花就扑向了牛奶粥和黑面包。

我给孩子们做了保暖的鹿皮靴,洛维奇又给他们做了雪橇,孩子们每天都要去滑雪很久,有时候他们轮流互相拖着对方,有时候他们一起坐在雪橇上,从山坡上滑下来,卓娅在前,舒拉在后,舒拉戴着红艳艳的大手套紧紧地搂着姐姐。

我和丈夫整天都要忙工作,早晨出门前,我就嘱咐卓娅:“面包在烤炉里,牛奶在锅里。一定要看好弟弟,不要让他捣乱。不要让他坐在桌子上,免得摔着。你们在家一定要乖乖地,不要吵架。千万记住啊!”

我们从学校回到家里时,卓娅会立刻出来迎接我们,并向我们汇报:“我们都非常乖,没有吵架。”可是,屋子里已经乱得根本没有地方走路,但是看到孩子们那兴奋得意的模样,也就不忍心责备他们了。他们把所有的椅子堆起来,搭建了一座二层楼房,箱子盒子乱放成一堆,外面盖上毯子,我向前走一步差点踩到洛维奇的镜子,转过身又差一点踩到铁罐。屋子里到处是他们的玩具:铅铸成的小士兵,只剩下一半鬃毛的马,只剩一只胳膊的洋娃娃,已经惨不忍睹的木偶,碎纸片等等。碗和盘子也混杂其中。“我们今天没打碎任何东西,也没有把任何东西搞坏。只是舒拉又把其他小朋友的脸抓破了。后来那个小朋友哭了,我给她果子酱吃,她才不哭的。妈妈,你一定要教育舒拉,让他不要跟别人打架,否则没人愿意跟他玩了。”

舒拉自知理亏,小声地嘟囔着:“以后我再也不这样了……我其实只碰了她一下,我又不是故意的。”

晚上,我们一家人围在桌子边或者炉子旁,度过那些寒冷的冬夜。每个夜晚都给我们留下了那么美好的回忆,可惜我们不能把夜晚所有的时间都用来陪孩子。特别是洛维奇,他有许多事情要做。孩子们很早就知道妈妈在哪里工作,爸爸在哪里工作,也知道“工作”的含义:工作需要专心,应该安静,不可以吵架,也不允许在旁边捣乱。有时候孩子们爬到桌子底下,玩上几个小时都不吵闹。这个时候,我总会想起当年我在索卡村的日子,窗外卷着雪花的冷风掠过干枯的树枝,带起烈烈的响声,烟囱呜呜地呼啸着,像是受了什么委屈……但当时在索卡村的时候我是一个人,而现在我有洛维奇,他正在认真地看书,卓娅和舒拉在无忧无虑地玩着。一家人在一起,即便是什么话也不说,也更加幸福,更加温馨。

很多年后,孩子们都上学了,他们还经常回想起这些美妙的夜晚,在寒冷的西伯利亚农村度过的这些夜晚。虽然,我们住在西伯利亚的时候,舒拉只有四岁多,并不能清楚地记得发生了什么事,但他记得那些日子很愉快。卓娅则对西伯利亚的这段生活记忆犹新。

有时我做完工作或者暂时放下工作,走到火炉边,属于我们家庭的夜晚真正地开始了。“妈妈,讲个故事!”孩子们央求道。“讲什么故事啊?所有的故事你们都听过了,都能自己重复说出来了。”“没关系,再讲一遍吧!”

于是我们又开始讲大公鸡、圆面包、伊凡王子与大灰狼、阿辽奴什卡和伊万奴卡姐弟的故事。这些故事中形形色色的主人公,让那些漫长的冬夜不再枯燥乏味,瓦希莉莎的故事他们百听不厌,每次讲故事都让孩子们很快乐。“很久很久以前,在一个叫基辅城的地方……”我几乎已经重复了一百遍了,可是孩子们还是像第一次听时那样认真,满含期待地等着我讲出那个完美的结局。

洛维奇不忙的时候也会参与进来,孩子们特别喜欢听他讲故事。有时候孩子在一边自己玩,他们在小角落里小声地讨论着事情。忽然洛维奇听到他们讨论的某个细节,就会推开书本,走到火炉边,让舒拉坐在自己腿上,卓娅坐在另一边,开始慢慢地讲述:“刚才你们说起的事情,让我想起了一个故事……”

孩子们幸福又期待地问:“什么故事呀?”

我还记得有这么一件事。孩子们经常听别人说春天的时候河水会泛滥,在西伯利亚这些地区,春天的河水泛滥可不是一件小事,洪水很可能冲垮房屋,冲走大树和牲口,一个大村子几天时间就变成汪洋大海。当地人跟我们这些刚来此处的外地人讲过很多类似的事情,这让我们相信洪水实在是太恐怖了。“洪水来了,我们怎么办啊?”听了这样的故事,舒拉担心地问卓娅。“我们可以乘船离开啊,或者我们跑到很高的山上去。”卓娅很有信心地回答。

两人都陷入沉默。“可是洪水来的时候把所有东西都冲走了……舒拉,你会不会害怕?”卓娅说着竟然打了个寒战。“那你害怕吗?”舒拉没有回答卓娅的问题。“我不怕!”“你不怕,那我也不害怕!”舒拉站起来,模仿着洛维奇的样子,在屋里慢慢地逛了一圈,然后很坚定地补充说,“让洪水来吧,我才不怕,我什么都不怕!”难忘的印象

有一天,卓娅突然问我:“妈妈,为什么布尔金家的房子那么高,牛羊那么多,连马也有那么多啊?为什么他一个人拥有那么多财富啊?鲁任夫家那么多孩子,还有老奶奶和老爷爷,却住在那么矮小的房子里,连一只羊都没有,更不用说牛和马了。”

这是我一次和孩子们谈起贫富差距的问题,第一次谈起关于什么是贫穷,什么是富有,什么是不公平的问题。面对一个只有六岁的孩子,我想不出合适的理由来解释这些现象。如果从根本上给她解释清楚这些事情,就不得不再解释许多她难以理解的道理。

可是生活逼着我们必须回到这个话题上来。1929年,我们所居住的区里,有个富农打死了七个农村共产党员。村里很快都知道了这个消息,当七口棺材从街上运过的时候,我正在门外站着。乐队跟在灵柩后面,奏着沉重肃穆的“你们牺牲在争取自由的斗争中了”。乐队后面赶来送殡的村民排成了看不到尽头的队伍,每个人都是那么哀伤,那么愤怒。

我无意扭头朝我们的窗户看了看,发现卓娅苍白的脸紧紧贴在玻璃上,她明显被街上的这一切吓坏了。她扭过头,迅速地跑到我身边,攥着我的手,紧紧地靠着我,呆呆地望着那一排缓缓被抬走的灵柩。“富农是什么人啊?为什么富农把他们都打死了,你是共产党吗?爸爸是不是共产党?富农会不会打你们啊?抓到凶手了吗?”

不只卓娅,就连小舒拉也是不停地问着类似的问题。死亡永远给人留下最深刻的记忆。

还有一件让我们难以忘怀的事。在村里的俱乐部经常会放映一些电影,有时候我们也带着孩子们去那里,但是我们到俱乐部的目的并不仅仅因为电影。

电影开始前,大厅里坐满了人,总会有一个响亮悠长的声音响起:“大家一起唱一段怎么样?”

很快就有一些声音很积极地响应:“好!来吧!唱一段!”

他们带着澎湃的热情和激昂的情感唱起来,通常他们都唱一些具有西伯利亚地方特色的民间小调,或者内战时期的歌。这些豪放舒畅的曲调,特别容易让人沉浸在对遥远往事的回忆中,眼前似乎又重现内战时期那动荡的社会、英勇的战士、坚强的人民……虽然是临时的合唱,但是非常和谐,其中一个很有西伯利亚特色的中年男子嗓音,非常引人注意,有时像钟声一样悠远低沉,有时像波涛一样雄壮鸣响。所有合唱的人都非常投入、充满感情,让人感动得忍不住落泪。

卓娅和舒拉也跟大家一起唱。其中有一首歌他们特别喜欢。歌曲的名字我现在已经记不清了,但是还记得曲调和最后四句歌词——“黑夜过去了,明朗的春日就要到来。在温暖的朝阳下,青年游击队员牺牲了。”中年男子用低沉的声音再次缓缓地、悲哀地重复着,“在温暖的朝阳下,青年游击队员牺牲了。”回家

又是一年过去了。春天里并没有发洪水,当孩子们得知没有洪水逼他们逃到山上或者乘船的时候,非常失落。他们心中确实盼望着洪水快点来,这样,他们就能乘船逃跑,或者跑到山上去,经历一些冒险新奇的事情。

大地再一次换上绿裙,各色鲜艳的野花从草地中挤出来。五月的时候,姐姐和哥哥从莫斯科给我发来一封信。他们在信里表达了对我们的思念,同时,希望我们能够去莫斯科工作生活。

我们也非常想念我们的家乡和亲人们,学期结束后,就立刻离了开西伯利亚,我们计划在莫斯科安定下来之前,暂时先把孩子们送到白杨村去,由外祖父和外祖母照看。

又一次回到那熟悉的乡村道路上,路边挺拔的白杨树、村边的沟壑、菜园子那棵孤零零的杨柳,屋子旁依旧茂盛的丁香都让人觉得是如此的亲切。

外祖母见到孩子们,高兴得合不拢嘴:“孩子们长这么高了啊!你们这些西伯利亚人,还记得外祖母吗?”“记得!”孩子们虽然嘴上这么回答,但是他们怯生生地藏在我后面,不肯出来。

不久,调皮的舒拉很快先熟悉了环境,他在街上和以前的小朋友们一起玩,一起跑啊跳啊,毫无生疏感。而卓娅则很长时间里都无法离开我半步,紧紧地拽着我的衣角,跟在我身后,生怕我会把她抛弃一样。

秋天的时候,我跟洛维奇要到莫斯科去。卓娅担心地问我们:“难道不带我们去吗?”话语里似乎又带着些许责备、埋怨。这是我们这个小家庭的第一次离别,大家都很难过、恋恋不舍。但是如果我们没有在莫斯科找到稳定的工作和安定的住处的话,就不能贸然地将孩子带去。因此只能暂时分离了。再次回家“孩子们!卓娅!舒拉!你们在哪里?快点来啊!你们的妈妈回来了!”我听到一个开心的声音喊着。

我的母亲紧紧地搂着我激动地说:“你不知道孩子们多么想你,尤其是卓娅,她已经长得很高了,估计你都认不出来了。她总是担心你不回来了!”“路上顺利吧?”父亲的声音,不知道是问我,还是问正在卸车的马夫。“还算顺利,就是我们都淋了点雨,呵呵,我只想把您女儿尽快送到家,一路上可是狠狠地赶牲口,你是不是该请我喝两盅啊?”

这个幽默又善良的赶车人在和父亲聊天时,已经把我的几样行李给搬下来了。邻居家的小孩跑去找卓娅和舒拉了。母亲这时已经在烧开水,围着桌子忙碌着。邻居听说我回来了,也过来聊聊天。“莫斯科现在什么样子?您身体还好吧?洛维奇怎么样了……现在大家都在集体农庄里,几乎全村人都参加了,村里已经没几家个体户了。”“你们日子过得还好吧?”“好得很,只要劳动,就会有饭吃!”

邻居们一个接一个地聊着这里的新变化,这么多巨大的变化让我想不出词语来评价。刚回到这里,我就已经听到了那么多新闻。不久以前,那些被当作奇迹的拖拉机、联合收割机,现在已经开始为村民干活了。邻居说,第一天使用这些机器时,村里的人都跑来看这些大家伙是如何工作的。

我听到他们这样说:“我们非常喜欢那些机器,因为那些机器只要一天工夫就把村里庄稼都收完了,虽然这听起来像在讲让人难以置信的故事。”“新闻多得讲不完,你们就先让舟车劳顿的人歇一会儿吧!”父亲有点嫉妒地打断了邻居们跟我的聊天。“哦,是的啊,那你先歇着,我们过几天再来找你,咱们好好地聊聊。”有些人略带尴尬地告辞了。

说实话,不管这新闻多不可思议,我都没有多少心思去仔细听。我一直在想孩子们怎么还没回来,他们去哪里玩了。

我们家在1917年的时候发生过火灾,当时大火把房子烧毁了。现在住的是大火之后新建的,在村里算是最好看的房子。屋子外墙用涂了深紫色油漆的木板包着,窗户雕着漂亮的图案。屋前的槐树和丁香树非常高大,把房子都遮盖起来了。房子两旁是杨树和桦树,宽大的叶子已经被雨水冲洗得明亮干净,翠绿的颜色惹人喜爱。

大概十三年前,我还是个小女孩的时候,我曾经给这些丁香树和槐树浇过水。现在它们已经长得高大茂密。而我也长大了,还有了俩孩子……

孩子们到底去哪里玩了呢?怎么还没回来呢?

一大群孩子从远处喧闹地跑来,卓娅跑在最前面,敦实的舒拉落在队伍最后面,他挺着胸脯,使劲地摆着胳膊,热得满脸通红,吃力地跑着。

卓娅一眼就发现了我。“妈妈!妈妈!你可回来了!”卓娅喘着粗气喊着,飞快地跑来。

我把她紧紧搂在怀里。

舒拉跑近了,却站在一棵小树下,瞪着眼睛看着我。当我们眼光接触时,他竟然抱住那棵小树用力地摇晃了起来,水珠飘洒出来落在我们身上,他又立刻松开手,跑来抱着我,把脸藏在我怀里。

一起跑过来的那群孩子都好奇地却又有些腼腆地围着我们。他们的皮肤都被太阳晒得红红的。有的脸上被溅上了泥巴,有的胳膊或腿上擦破了皮,有的衣服湿漉漉的,一看就知道是一群活泼的、热爱运动、爱游泳、会爬树的顽皮孩子。“我妈妈回来了,今天我先不玩了!你们玩吧!”卓娅高兴地跟她的小伙伴们说道。于是孩子们又一个跟着一个走了,像一群欢快飞翔的大雁。

我一手牵着一个孩子回到屋里,母亲正要喊我们吃饭。

与孩子朝夕相处时,我看不出孩子每天的变化,毕竟这种变化太微小。可是一段时间不见孩子,我竟然惊讶地发现孩子变化好大,我幸福地看着他们的一举一动,不断地发现他们的变化之处。

卓娅个子变高了,变成了个苗条的高个子。以前红红的脸蛋现在已经晒得微微发黑。舒拉还是很结实,但是个头长高了许多,这让他看起来显得瘦了。他比其他同龄的孩子力气大很多,能拎动一桶水。外祖母洗衣服的时候,他能轻松把洗衣的大木盆送到河边。“舒拉可是我们这里的大力士!”母亲自豪地说。

刚开始的几天,孩子们和我形影不离,半分钟都舍不得离开我。“这次我们跟你一起去莫斯科好不好?你会不会把我们丢下?”他们每天都重复着问我这样的问题。“你们在这里过得不是挺好的吗?”“嗯,是挺好的,可是我们还是想你呀!也非常想爸爸,你千万不要再把我们丢下了,一定要把我们带走,这次一定会带走我们,行不行?”

冬天的时候,卓娅和舒拉都得了猩红热,在差不多三个月的时间里,只有外祖母和外祖父陪着他们,他们不能跟朋友玩了。以至于孩子们说话都有外祖父、外祖母的样子,卓娅说话时像个老人在郑重地说教,让人忍俊不禁。她还学着外祖母的样子板着脸一本正经地指着邻居的孩子说:“你们小孩子不准吸烟,会烧到眉毛的,说不定还会烧坏房子。”

有一次,弟弟舒拉打碎了一个碗,可是他耍赖不承认。卓娅瞪着眼盯着他,一脸愁容严肃地说:“你怎么可以撒谎?小孩子要诚实!”八岁的小卓娅说起话来已经很严肃、有板有眼。

在那个夏天,我们三个没有分开。一起去田野,一起到河边,一起做家务,一起睡觉。

我们之间有说不完的话,讲不完的故事。“夏天过完的时候,我是不是就要上学了?是不是去莫斯科上学啊?如果我学习不好,你们可千万不要批评我呀!莫斯科的孩子肯定会笑话我说,看这农村孩子学习一点都不好,妈妈你一定告诉那些孩子去年冬天我生了三个月的病,你千万别忘了,一定要跟他们说哦!”卓娅在我旁边嘟囔着。“那我也要上学,我才不要一个人在家待着,多没意思,我要跟卓娅在一起。”舒拉一遍一遍地强调着。

在白杨村的这一年,也许因为父母不在身边,两个孩子更加亲近。本来他们就相处得很好,现在简直是亲密无间了。即使他们吵架,根本用不着大人去劝说,他们俩很快会自己解决,一会儿就和好了,而且他们一向都很为对方考虑。

卓娅的外祖母跟我说过这样一件事,在我回白杨村之前,我嫂子带着自己的孩子妮娜和瓦列利来白杨村作客,那时候白天很热,夜里也很闷,所以嫂子带着自己的孩子在干草堆上睡觉。卓娅和舒拉也跟着他们去了,大家都躺下后,睡在一边的舒拉冒出个坏主意,他想吓唬吓唬客人,他用被子把自己盖住,脑袋钻到草里。突然,静悄悄的夜里,响起了“咝咝”的恐怖声音。“妈妈,快起来,有蛇!”妮娜惊恐地说。“哪里有蛇?瞎说!”

舒拉的恶作剧有了效果,他开心地笑起来,过了一会儿,他又开始鼓捣出“咝咝”的声音,嫂子弄明白了舒拉在捣鬼,就批评他说:“舒拉,你如果再捣乱,就自己回屋去,在屋里咝咝地叫,没人管你。”

舒拉耷拉着头,默不作声地回屋去了,卓娅也跟着他走了。“卓娅,你去哪里?你就跟我们一起睡吧。”“不,我不,您把舒拉撵走了,我也走。”卓娅回答道。

一直以来,他们都这样互相支持,互相帮助。但是有时卓娅指出舒拉的错误时,舒拉还是火冒三丈。“到一边去!离我远点,我乐意这样做!”“你不听我的算了,我又不强迫你!”卓娅心平气和地说。一起去莫斯科

八月底,我带着卓娅和舒拉一起去了莫斯科。洛维奇来火车站接我们,火车还没到站,孩子们就挤到车厢的门口,车厢门一开,他们就第一个从车厢里跳出来,然后拼命地向父亲那儿跑去,但是还没跑到他身边就怯怯地止住了脚步:一年时间没见面,孩子们还是感到有些生疏。

洛维奇本来就是一个不善表露感情的人,但是他明白孩子们止住脚步的原因,就走上前去把孩子搂在怀里热情地吻了他们,轻轻地摸着他们的脑袋说:“我带你们去看看莫斯科,看看它是不是跟白杨村一样。”

我们先乘坐了电车,对孩子来说,这简直有些不可思议,电车轰隆隆作响,飞快奔驰,经过高楼大厦,超越奔跑的大汽车和匆忙赶路的人群,孩子们把脸紧紧地贴在玻璃上,生怕错过任何新奇的事物。

舒拉看到大街上人山人海,感到非常惊讶,他们来自哪里?要去哪里?住在哪里?为什么会这么多人呢?他大声地嚷嚷着,把乘客都惹笑了。相反,卓娅却一声不响,但她的表情里明明带着很多惊讶与着急,她似乎急着把这个繁华而美丽的城市彻彻底底地看一遍,看个清楚,看个透彻。

我们坐车来到莫斯科郊区的齐米列捷夫研究院,研究院附近有一处二层楼房,我们上了二楼,这是一个很小的房子,里面已经安置好了床、桌子,窗户不是很大……这就是我们在莫斯科的第一个家。

孩子们上学的那一天,我还记忆犹新,那是我一生中所记得的最美好的日子之一,我想所有孩子的母亲也都会记得自己孩子开学的那一天,那是1931年9月1日,天气晴朗,秋高气爽,齐米列捷夫的树木换上了金黄色的秋装,脚下各种树叶沙沙作响,似乎在一起谈论着什么令人振奋的消息,也许他们在说,这一刻,孩子们的生活又翻开新的一页。

我牵着孩子的手,带他们去学校,他们显得非常严肃、庄重,但也带着一点点胆怯。卓娅用一只手紧紧地攥着书包,书包里有精心准备好的课本、练习本、文具盒。舒拉特别想自己背着那漂亮的书包,可是卓娅比他大,书包就由卓娅拿着了,再过十三天,卓娅就八周岁了,而舒拉才刚刚六岁。

虽然舒拉还很小,但是我们还是把他送到学校去。他已经习惯了和卓娅在一起,卓娅去上学,他自己在家太孤独,也没有人照顾他。

我是孩子们在学校的第一任老师,那一年我正好教预备班,于是校长就把卓娅和舒拉分配在我的班里,班里总共三十个小孩,我们走进教室的时候,他们全体起立欢迎。

我让卓娅和舒拉坐在比较靠前的一排,然后,我就开始上课了……

入学几天后,有几个男孩子总喜欢纠缠卓娅,他们用一只脚在她周围跳,嘴里唱着:“卓娅!卓娅!掉进脏水坑!”他们肆无忌惮地叫喊着。卓娅默不作声,一直静静地听着,当那些男孩子累了,稍微停下来喘口气的时候,卓娅平静地对他们说:“我真没想到,你们是这么无聊的人!”

那些男孩子似乎觉得自讨没趣但又不甘心,他们把那句话又重复了两遍,但音量明显小了很多,声音里少了先前那种得意。后来他们再也没有纠缠过卓娅。

有一天,轮到卓娅值日,有个孩子将教室的一块玻璃打碎了。我当时并没有在意这件事,我觉得无论多么小心的人,这辈子总会打碎玻璃的,尤其是童年的时候,谁没有打碎过几块玻璃呢,我自己的孩子卓娅和舒拉也打碎过,所以我不想去惩罚那个孩子。但是我还是希望那个打碎玻璃的孩子能够自己承认错误,做错了事要承认这是一种诚实的品德。我一边向教室里走去,一边纠结如何引导孩子们正确认识到做错了事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做错了事不敢承认这些道理。走到教室门口时,我听到了熟悉的声音。“是谁打碎了玻璃?”卓娅问。

我朝教室偷偷瞄了一眼。卓娅踩在椅子上,孩子们站在她周围。“是谁打碎的,快点承认!”卓娅像个将军一样用命令的口气重复着,“你不说,我从你的眼睛里就能看出来!”

教室里鸦雀无声,好一会儿后,胖乎乎的小别佳——班里最淘气的孩子努着嘴说:“是我打碎的。”

别佳显然相信了卓娅刚才所说的话,他害怕卓娅从他的眼睛里发现他的秘密。所以才承认了。卓娅在说这话的时候很坚定,她似乎真的相信自己有把握做到一样。

其实,她这句话却完完全全是从外祖母那里模仿来的,每当孩子们打坏什么东西时,外祖母总是说:“这是谁干的?来,来,看着我,我从你们的眼睛里能看出来。”外祖母说这句的语气和神态被卓娅学得惟妙惟肖。

不久之后,我不得不把卓娅和舒拉调到其他班里去。事情是这个样子的:卓娅能很好地控制自己的情感,她在同学面前从不表现得和我特别亲近,她跟其他孩子一样,直接称呼我老师;我对她也像对班里其他学生一样平等、严厉。而舒拉年纪毕竟小,他的态度简直跟卓娅完全相反,在教室里,大家都非常认真地静静写作业的时候,他竟然大声地喊我:“妈妈!妈妈!”他一遍喊着我,一边故意地看着同学们的反应。参加游行

11月7日,天还没亮,孩子们就激动得睡不着了,因为洛维奇之前答应今天带他们去参加游行,他们一直盼着这一天的到来。

早晨,孩子们根本没心思吃早饭,胡乱地吃了几口便嚷着要走,洛维奇在刮胡子,孩子们没有耐心等他刮完,他们也曾试图玩点什么游戏,好让时间过得快点,但总静不下心来玩,甚至他们一直比较喜欢的,可以安静地玩的“十字拼零”游戏他们都没有耐性玩。

我们终于准备妥当来到街上,天气并不好,雨里夹杂着雪花,风刮得很大。我们出门不到十步,便听到了节日的音乐、歌声、说笑声。越往市中心走,声音越大,街上越来越热闹,空气中似乎充满了令人欢欣鼓舞的情绪。过了一阵子雨停了,可是根本没有人在意那灰蒙蒙的天空,因为红旗和其他鲜艳的花朵、横幅已经遮天蔽日了。

看到游行队伍走过来时,卓娅和舒拉高兴得手舞足蹈,直到游行结束他们还意犹未尽。他们不太流畅地念每一个遇到的标语,跟着路过的乐队跳舞,跟着歌唱团大声地唱歌。我们并没有意识往哪个方向走,任由节日的欢腾的气氛把我们卷着,我们一直向前,无法停止。

刚看见最前面的游行队伍,卓娅和舒拉就狂喜起来了。他们兴奋得满脸通红,眼睛闪着光,不断地扭头左右看着,使帽子都被挤得歪歪扭扭。他们不停地叫喊着:“妈妈!你看!快看啊!好漂亮!真好看!看星星!气球!气球飞啦!”眼前太多的景象让他们来不及用个完整的句子表达,只是这么不断叫喊着。直到游行完了,他们始终是欢喜快乐的。

但是当我们走到红场的时候,孩子们就变得安静了,他们目不转睛地看着列宁墓。“妈妈,那是谁的墓碑啊?是斯大林的吗?有伏罗希洛夫将军的吗?有没有布琼尼的?”舒拉紧紧地抓着我的手,悄悄地问我。

红场啊!这两个字牵动着多少人的情感,多少人的思想啊!在白杨村的时候我们曾无数次梦想着见到这片土地。这片世界上最伟大的地方!多少人民都向往着这里……一年前,我们刚来莫斯科时,我就来过红场。虽然我读过很多关于它的作品,听过很多关于它的传说,但当我亲眼看见红场时,才发现关于红场的一切描述在这里都黯然失色,它是那么伟大、那么朴素,那是任何语言都无法描绘出来的。在节日气氛的烘托下,它似乎是一个全新的红场。

雄伟的克里姆林宫的城墙垛口、高高矗立的钟楼、革命烈士墓前悲壮沉默的青松都呈现在我的面前。还有那镌刻在大理石上不朽的名字——列宁,每个瞻仰过这里的人都把这个名字镌刻在心里。

人流如洪水般不断地向这里涌动,人们的热情、信心、希望凝聚成一道道热浪席卷向指向未来的灯塔——红场。

队伍里有人高声地喊道:“斯大林同志万岁!”

斯大林同志微笑着向我们招手。惊天动地的“万岁”声响彻,舒拉被气氛感染得在我身边手舞足蹈。卓娅一手拉着父亲,绕着父亲蹦着、跳着,另一只手高高地举起,使劲地挥动着,似乎以为在检阅台上的人能看见她。

当我们走到沿河街的时候,太阳慢慢钻出了云层,水中倒映着克里姆林宫的钟楼和古老的教堂屋顶,那金色的教堂屋顶让水里泛着金光。路上我们碰见了卖气球的人,洛维奇买了五个气球,不同颜色的气球互相映衬,格外鲜艳,孩子们一人拿了一只。“剩下的三只气球怎么办呢?”洛维奇问。“让它飞到天空上去!”卓娅急忙喊道。

洛维奇就边走边把气球放飞,气球一个个悠悠地升到空中。“我们站一会儿,看看它们。”卓娅和舒拉一起要求道。

我们一家人驻足在这里很久,仰头目送我们的气球,它们渐渐变小,渐渐模糊,最后消失不见了。教育孩子

几年前我曾读过一封信,写信的人在自己孩子们身上倾注了很多心血,尽心地去关心照料他们。可是在孩子们成年之后,他突然觉得自己并没有给予孩子们良好的教育。他反省过去,思考自己到底错在哪里。他分析出自己的错误——没有在意孩子们之间的摩擦和矛盾,他代替孩子们做了那些孩子应该做的事情。比如分给孩子们东西的时候,通常他会说“这是给你的,那是给你的”。他事先已经给孩子们分配好了。但如果当初跟孩子们说“这是给你们两人的”,岂不是更好,能够让孩子自己去思考解决的办法,即使产生纠纷,也是为他们提供了一次独立解决问题的机会;还有一个严重的错误就是对孩子们的撒谎和欺骗没有认真严肃地去对待,没有严厉地教导他们,但有时又因为孩子们一些小的过错去惩罚他们。“在孩子们的自私和怯懦萌芽的时候,我没有关注到,

没能及时引导孩子们,这些小苗头最终慢慢长大,变成大的

罪恶。遗憾地看到孩子们长大后变得粗野、自私、懒惰,完

全不是我所希望的那个样子。”“我问自己该怎么办?难道把这些事情交给社会、集体

吗?可是如此一来,岂不是社会会耗费额外的精力来纠正个

人的错误,再者,我自己呢?我自己到底做了些什么?我所

做的事情的意义到底在哪里?”

这封信刊登在一份很有名的报纸上,我记得大概是《真理报》。

那时,我长久地揣摩着这封信里每句话,这些话里带着忧伤,值得人们去思考、去反省。幸好洛维奇是个不错的教育家,我从未听到他跟孩子们喋喋不休地说教,或者谴责他们很久。

他有自己的方法,他相信耳濡目染的影响,相信“其身正,不令则从”。他用自己对待事情的态度、用自己的言行风度去感染他们。我相信这种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教育。

我常听周围的人这样抱怨:“我整天要工作,哪里有空余时间教育孩子。”可是,教育孩子真的需要抽出时间来吗?真的需要花大把的时间在家对他们好好说教吗?洛维奇让我明白:教育蕴含在一切小事上,你的一举一动,哪怕一个眼神,都可以教育你的孩子。你怎么工作,如何安排休息,和朋友交流什么,怎样处理纠纷,你在健康时表现出什么状态,在生病时又是怎样的状态,你如何表达愉悦,如何发泄愤怒——这一切,孩子都会在无形中去模仿。如果你沉浸在自我中忘记了孩子,忘记了他通过对你的观察得到对社会的认知、对事情的认知,如果孩子跟你在一起吃得饱穿得暖却很孤独,那么无论你采用什么方法去教育他都没有作用。即使给予他无数昂贵的玩具、陪他一起娱乐散步,甚至是不厌其烦地教诲都是没有作用的。夜晚

我和洛维奇每天都忙于工作,很少有空闲时间陪孩子们玩。我除了担任小学老师,又要到师范大学参加成人学习。洛维奇在齐米列捷夫研究院工作,抽空还要去速记班学习速记技能,还在准备考工科大学,成为一名工科大学的学生一直是他的梦想。我们经常工作或者学习到很晚才能回家,到家时,孩子们早已经睡下。也许正因为我们聚在一起的时间少得可怜,所以那些我们一起度过的日子才显得那么的珍贵愉快。

每天我们一进门,孩子们便急不可耐地向我们讲述今天发生的事情,他们不甘落后,争抢着叙述。虽然听起来有些凌乱,但是他们嗓门很高,叙述的时候表情、语调都带有强烈的感情色彩。

一个声音抢着说:“彼得的小狗跑到厨房去了,把肉汤都给撞洒了。”

另一个声音紧接着说:“我今天学会了一首诗!”

又有声音提高音量说:“臭卓娅总是找麻烦!”

另一个声音立刻回应:“是啊,谁让你不做那个算数题的!”“你们看看我雕刻的东西啊,你们猜会是什么?好不好看?”舒拉着急地抢到话,“我教小狗对人伸爪子啦,那小狗差不多学会了!”

洛维奇很快弄明白了今天发生了什么事情,他先问清楚了舒拉为什么不做算术题,又听他们背诵了今天学会的诗,然后又问了那只小狗的事情,最后又耐心地对舒拉说:“舒拉,你是不是说话的时候没有讲礼貌?‘臭卓娅总是找麻烦’是多么难听啊,以后不许这么说了啊!”

做完这些,我们一起做饭、吃饭。饭后孩子们帮着收拾桌子,最后就是我们一天中最盼望的时刻……但似乎也没什么不同寻常的,一切都跟昨天一样,天天如此。洛维奇在整理他的速记笔记,我在为明天的课做准备,卓娅和舒拉在一起翻阅着图画书。

我们一家人都围着桌子坐着,电灯只能将桌子周围照亮,其他地方有些暗淡。椅子被不安稳的舒拉坐得吱呦吱呦地响着,图画书一页页地翻着,发出“沙沙”的声音,偶尔有只小飞蛾悄无声息地从眼前飞过奔向灯泡。

卓娅画了一所绿色的房子,房子很高,上面的烟囱里冒着烟。旁边是一棵苹果树,树上结了很多红苹果。有时候卓娅会在树上画上小鸟,在旁边画上鲜花,在天空上画上火红的太阳,太阳边上会有一个金黄闪闪的五角星……而舒拉则喜欢画马、狗、汽车和飞机。它们沿着不同的轨迹奔跑着,舒拉画画的时候,画笔握得很稳,画出的线条均匀而有力。我很早就发现舒拉在绘画方面有点天赋。

我们就这样围着桌子坐着,各自忙着自己的事情。直到洛维奇说:“好啦,让我们一起休息休息吧!”这就意味着我们马上要一起玩游戏了。通常情况下我们会玩一会儿扑克牌,卓娅和父亲一伙,对战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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