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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美)艾伦·艾伯斯坦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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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耶克传试读：

书名：哈耶克传

作者：(美)艾伦·艾伯斯坦

译者：秋风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4-04-01

ISBN：9787508644424

本书由中信出版社授权北京当当科文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制作与发行。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现在每个人都在谈论的、最终将使人类融为一个整体的、人人互相依赖的状态，只能是市场秩序的产物，而不可能通过任何其他手段实现。弗里德里希·哈耶克《法律、立法与自由》

代译序 用观念战胜观念

从思想史的角度去认识一位思想家，就如同透过思想家的理论去观察我们今天的社会一样，要比单纯沉醉于其话语体系更能给我们带来丰富的感受，在理解他们思想的力量上，也会得到更为切实的收获。看他们穿行于人类社会的变迁之中，被烙上时代的累累印记，可以形成一种有着丰沛历史感的理解。正是从这些印记中，我们才能见证思想家在不同时空场景中非同寻常的经历。

这些不同的经历中最让人感兴趣的可分为两类：一是影响力不减，但其真实性却被严重歪曲；二是在沉寂多年之后才被人发现而重新焕发光彩。这两类的事例都不胜枚举，第一类包括以赛亚·伯林曾讲述过的休谟哲学因民族文化空间的变化而发生畸变的故事。以休谟的谦和品格按说应该注定了他与民族主义激情和宗教狂热格格不入，但其怀疑主义到了有着“迷乱人生观”的德国人哈曼那儿，竟蜕变为给神秘主义浪漫派助阵的利器。另一个不为伯林所知，而我们十分熟悉的例子是，在欧美国家，达尔文的进化论多是保守主义的思想资源，到了中国却能够变成激进派救亡图存的呐喊。至于后一种思想被掩埋多年后重现价值的例子，我们可以举出伯林发掘的维柯，当然也有这里就要谈到的哈耶克。

这种思想演化的诡异过程，使我常有一种感触，读思想大师的原著固然必要，但这件事也跟吃汤圆差不多，若只吃汤圆不喝汤，是会失去很多味道的。我们要想知道那些思想是怎样成熟的，它后来的命运如何，它为何以那样的形态出现在我们面前，都得从思想史、从鲜活的历史脉络中寻找。从这样的追寻中我们常常可以发现，用一些呈现于历史中的老眼光看待“新问题”，比用各种貌似新颖的理论可能更具说服力。比如，研究当下国情的学者，如果看看拿破仑三世统治下的法国，或是俾斯麦执政时期的德意志第二帝国，那么，对今日的社会情状也许能有更深入的了解。在世界近代化的历史上，毕竟有过不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威权主义政府也是很能干的，其成就并不亚于今日的中国；由此引发的种种社会现象，当然也与今天多有相似之处。我们若是弄清楚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令马克思连连叫好的原因，也就不难理解今日一些知识分子为何对当下“道德破产”的世风怒不可遏；我们如果知道了马克思在分析波拿巴那种无所信持的市侩政治时，也不得不放弃自己建立在阶级分析上的国家学说，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何今天会有那么多人感到现成的理论模式根本不足以捕捉纷繁缭乱的社会事实。社会本身的发展逻辑经常把我们貌似完备的新学说逼入困境，让我们不得不回到几乎被人遗忘的过去寻找智慧。如果说自启蒙运动以来大写的“历史”果真取代了神的启示，那么这位新到任的神是很会跟人类开玩笑的，它有时仿佛把自己的行踪坦露于我们面前，使我们变得十分欣喜和张狂。等到问题成堆乃至无法遏制时，我们才恍然大悟：我们其实是受到了命运之神的戏弄。

但幸运的是，在某些时候，总还有那么一部分冷静的人不为所动，才使得思想史乃至历史本身，不至于完全变成一场闹剧。时代思潮

思想家本人的生平当然是这种历史的一部分，有关他们的传记文字也就成了这种历史研究中最重要的文献之一。既然这些年来有那么多人倾慕哈耶克的思想，在尚无一本详细记录哈耶克的生平传记的情况下，这本传记的出版自有它的难能可贵之处。对于欲了解哈耶克本人的社会哲学体系的人来说，不但可以从此书中获得一个详尽的阅读线索，并且可以从中获知一个伟大的思想家在20世纪的遭遇；这个世纪与思想家平淡的个人生活大不相同，充满了复杂而多变的戏剧性情节。

书中内容还是让读者自己去看好了，我在这里只想根据自己的阅读体会，谈谈哈耶克一生中两次思想上的重要转折。它们都发生在哈耶克学术生涯的早期，一次转折涉及他本人思想立场的转变，另一次转折则涉及他对观念传播的认识问题。我相信，如果没有这两次重要的转折，也就不会有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哈耶克。

弗里德曼在谈到经济政策的演变时说，一个社会的思想和行为是受着一些“潮流”左右的。社会和经济政策的重要转机“总是以思想观念风气的变化为先导”。他从过去100多年里总结出在经济领域里相继出现的三大潮流，即“自由放任的兴起”、“福利国家的兴起”和“自由市场的复苏”。有些人从这些言论中说不定能嗅出些许西方中心主义的味道，因为我们在西方以外，未必能够发现这样一条清晰的变化线索。不过在西方社会的内部，这些“时代潮流”的嬗变过程确实可以找到丰富的经验事实。在讲到“自由市场的复苏”这一潮流时，他认为，大众态度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可归功于几部发挥了巨大影响力的著作，这其中自然包括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

今天，大概无人可以否认，哈耶克的思想在20世纪最后30多年里在促使人们对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重新认识上，确实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然而，当初推动他走上这一漫长思想征程的，却是弗里德曼所说的第二个潮流，即“福利国家的兴起”。从这本《哈耶克传》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在他开始认真思考社会问题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那时，整个欧洲呈现出两大基本特点：一是社会政治环境发生的重大变化，作为这些变化之象征事件，包括1917年发生的布尔什维克革命、1918年德皇威廉二世的退位，以及同年哈布斯堡家族结束了对奥匈帝国长达700年的统治。而在哈耶克本人的故乡维也纳，这个一度繁盛无比的国际化都市，也就要变成一座自由即但将衰亡的城市了。与这些政治事件相联系的则是西欧各国逐渐推广的普选权，以及由此导致的大众政党的崛起对传统议会制提出的挑战，这使欧陆传统人士对19世纪的精英化自由主义是否还能存续产生了深刻的怀疑。

这一时期欧洲社会的第二个特点是：政治环境的变化给经济领域造成的影响，即“人们都开始认真考虑生产资料国有化的问题”。按照哈耶克的说法，当时的知识分子普遍认为“社会主义就是社会发展的下一个阶段，不管从伦理上还是从经验上说都是如此”。这种思潮在苏联十月革命的刺激下，逐渐超出书斋和报章讨论的范围，开始进入一些国家的政治操作过程，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和奥地利的政府便相继通过了国有化法案。可以说，在20世纪的前30年里，第一次世界大战、俄国革命和随后的经济大萧条这三件大事的发生，已使19世纪上半叶的传统自由主义彻底陷入休克状态，建立在契约自由上的资本主义市场理论，已经被越来越多地强调国家干预的言论取代，最积极鼓吹这种理论的当然是欧洲的左翼社会主义人士。

凡是在20世纪有着知识成长经历的人，对于社会主义学说在动员知识分子方面发挥的那种无与伦比的能力，想必都有深切体会。它在引导人们关心广泛的社会问题、激发他们在道德勇气上展示力量，大概是任何一种学说都难望其项背的。此外，由于新近出现的大众民主制度为进行大规模政治动员提供了可能性，也使无数知识分子在面对他们视为龌龊而无序的资本主义世界时，毅然走上了左翼政治活动的道路。

哈耶克也和当时的许多年轻人一样，受到了这些时代风气的影响。作为一个心智敏感的人，他强烈感受着动荡中的既有秩序所面临的严峻挑战。他和许多想为欧洲文明寻求出路的青年人一样，成为了一名“温和的社会主义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利用在意大利战场上的空闲时间阅读了一些“有着温和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学著作”，在战后进入大学期间，他甚至在神学课上也潜心阅读社会主义的小册子。

然而幸运的是，在哈耶克受到社会主义吸引的同时，适逢米塞斯发起了针对计划经济之核算问题的大论战。对这场论战的关注以及不久后与米塞斯的相识，成为促使他对当时的社会主义主流思潮进行反省的第一个契机。在对计划经济的严肃思考中，他不得不面对一个任何认真看待科学研究的人都会提出的问题：这些如此引人入胜的社会主义计划，有无实现的可能？这一思考开启了哈耶克对市场信息的研究，因此可以说，没有这个问题的提出，也就不会有哈耶克后来建立在知识论基础上的经济学体系。

不过我们不必夸大这个问题的重要作用。如果只停留在理论研究的范围内，这个问题无论有多么大的价值，也不过是个纯粹的学术问题。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也许能造就一位出色的专业经济学家，却很难说也可以成就一个扭转时代发展潮流的思想家。在一个集体主义盛行的时代，仅在经济学领域内有着对待知识问题的严肃态度，而没有一点儿历史使命感，大概尚不足以促使一个人下定决心穷毕生之力构建一种综合性的社会哲学。我们看到，事实上，从哈耶克步入经济学研究领域直到20世纪30年代末，他虽然也有很出风头的时候，譬如在专业经济学杂志上与凯恩斯的论战，就曾为他赢得了广泛的声誉，甚至一度使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SE）中几乎“所有人都变成了哈耶克的信徒”，但这种名声依然只局限于经济领域。

促使哈耶克从专业经济学家向一名社会哲学家转变的第二个契机，发生在30年代末。此时资本主义世界刚刚过去的经济危机，早已使人们不再关心哈耶克那些有关货币、价格和商业周期的理论。用凯恩斯的话说，他的经济学理论不过是一些“胡言乱语的混乱大杂烩”和“垃圾”。这使哈耶克在学术圈里再次陷入沉寂。

哈耶克并没有因为自己学术地位被边缘化而放弃自己的信念，他对那些相信国家干预的药方可以拯救西方于危难之中的人，仍然持有毫不动摇的怀疑态度。这首先是因为他相信自己的知识分工理论有着坚实的科学基础，孤寂的处境反而使他变得更加顽强，他开始深入思考一个超出了单纯经济学研究领域的现象。他所提出的那个纯粹知识论的问题，即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能否达到它为自己设定的理想目标，开始演变为一个视野更为宏大的问题：人类在思考如何改进自身的社会处境时，何以会普遍地受到一些错误观念的支配？昨天的异端会成为明天的信条

这本《哈耶克传》指出，哈耶克在1937年编著过一本《集体主义经济计划》文集（副标题为“对社会主义的可能性的批评性研究”）。这个题目似乎显示着此书没有超出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论域。但据哈耶克本人说，他之所以承担此项工作，是因为他发现“一些在欧洲大陆已经众所周知的深刻的新见解，尚没有传入英语世界”。这项旨在传播一种正确观念的工作，成为哈耶克从经济理论转向政治学说的起点，他从此才开始“搞起了政治哲学”。他认识到，必须从更宽广的角度向人们解释清楚，一些错误的观念如何导致了“天真的结论”。哈耶克思想发展中的这一重要转折的原因，我们从他同年出版的《货币民族主义与国际稳定》一书中，可以看到更清晰的表述。

他在该书中说：“我深信，正是这类学术讨论，从长远看会影响公众舆论，进而决定未来某个时代的实际政治。”因此他认为“必须有很多人在观念领域中进行艰苦的研究……从长远来看，人类的事务是受思想力量指引的。正是这种信念使我对这类思考给予高度重视，尽管这些思考对于眼前的事态所产生的影响并不大”。哈耶克在这里第一次明确地表现出了一种强烈的历史责任感，他不但看到观念传播对舆论的巨大影响力，更重要的是他坚信只要做出持之以恒的努力，“昨天的异端会成为明天的信条”。

当然，一旦认识到决定着各种经济问题之解决方案的是它们背后的一些道德和信仰因素，对于一贯秉承奥地利学派哲学化的主观主义经济学传统的哈耶克来说，从经济学转向一般社会理论的研究并不费力。这一学派的哲学方法论的一个基本特点，就是它倾向于把人们在经济活动中形成的关系作为整个社会关系中的一种来看待，因此用今天的话说，它很容易变成“经济学帝国主义”，把自身的适用性扩展到狭隘的经济学领域之外。例如，它的世界观否定社会现象中的规律具有客观意义上的真实性，而是认为这种规律的有效性完全取决于人们是否相信它们并据以采取行动。从这个角度观察到的社会行为中表现出的规律性，都不是自然科学意义上的自然规律，而是一些有关自己能够或应当做什么的信念。

从这个角度来看，哈耶克与撰写《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韦伯一样，都相信塑造“人类行为世界”的是某种信念体系，而不是他们生存于其中的既定物质条件。用哈耶克本人的话说，人们的“社会科学”知识中包含的宗教仪式或咒语，就像我们视为正确的任何自然规律一样，对社会研究者有着同样重要的意义。我们在经济学的研究中，对于正在进行实物交换的人，无法从自然科学的角度区分出他们是在交易还是在举行宗教仪式，所以若是不考虑其中的主观因素，便无从知道这种行为的真实意义。在哈耶克看来，经济学中的这种主观主义视角，是所有社会科学的共同特点。

既然观念在形成人们的“客观行为”上的作用是如此重要，对观念传播者的批判便成了至关重要的任务。在这一点上，米塞斯也对哈耶克有着突出的影响。他的《社会主义》一书是哈耶克承认对自己思想有重大影响的两部著作之一（另一部是门格尔的《国民经济学原理》）。米塞斯在这本书中认为，由于大多数人都没有能力理解复杂的命题，所以他们“总是追随我们称之为受教育的人民的领袖”。这些领袖都是知识分子，“社会主义的骨干是他们，而不是群众”。这些充满道德激情的知识分子在群众中传播危险的观念，使人们无法认识到，建立在个人产权和交换制度上的市场对于一个自由社会生死攸关的重要性。米塞斯在这本书里大声疾呼：“只有观念能够打败观念，只有资本主义和自由主义的观念能够打败社会主义的观念。”

熟悉米塞斯和哈耶克思想风格的人想必都会同意，“只有观念能够打败观念”的信念，最可用来解释这两位思想家数十年坚持不懈的思想勇气。和米塞斯一样，哈耶克从《通往奴役之路》开始，便把他的主要对手定位于那些充满伦理理想和建构主义热情的知识分子。但是他强调自己与其对手之间的分歧不在于道德目标，而在于对一个高效而自由的社会组织方式的认识间的差异。

他从西方思想史中观察到，试图以“工程师精神”（这个初现于《科学的反革命》中的概念，后来演变为更为人们熟知的“建构理性主义”）改造社会的理想，无论在什么地方，最初都不是工人阶级自身的利益所要求的，而是一些在道德信念上无可指摘的知识分子，根据某种抽象的思想原则构想出来的。他在《知识分子与社会主义》中说，民主国家的人们“认为知识分子对政治的影响微不足道。这是指知识分子用自己一时的具体想法影响决策的能力，以及当民众就某些问题进行投票，而他们所持看法不同于群众的流行观点时，他们对投票施加影响的程度，那么以上观点当然不能算是错误的。然而若是着眼于更长远的未来，他们在那些国家所发挥的影响，大概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大。他们是通过形成公众舆论发挥这种影响”。

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哈耶克从30年代末开始，便踏上了为挽救自由制度而四处征战的不归路。从“二战”时期创作《科学的反革命》和《通往奴役之路》，到朝圣山学社的成立和《自由宪章》的出版，再到他生前的最后一本著作《致命的自负》出版，哈耶克的思想在此期间不管发生了什么变化，我们看到的都不是一个安于书斋的学者，而是一个以捍卫人类自由为己任的观念斗士。用这本传记中的话说，他在追求公共利益时“充满激情和献身精神……驱使他进行研究的，乃是对公共利益的巨大关切”。一种“强烈的知识精英主义倾向”使他成为了一个“伟大的道德主义者”，无时无刻不表现出在观念世界里匡谬纠偏的热情，即使年届耄耋之年，依然未曾稍减——他的思想历程使他成了一个最有资格说“吾道一以贯之”的人。1978年，他甚至打算通过一场公开的辩论，与巴黎的左翼知识分子一较高下——他也许希望能够通过自然科学中的常规做法，即用扎实的证据和坦诚的交流，来证明对手是错误的。在提出这种设想时，他大概忘记了自己早在半个世纪以前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所做的严格区分：作为社会科学之研究对象的人类行为，因其背后都存在某种信念而不可能有真正客观的基础。既然如此，我们不难设想，在意识形态领域，要取得科学意义上的共识是何其不易。不用多说，这一计划的流产也在情理之中。莫再为了忘却而纪念

但是，尽管哈耶克的对手们不易被说服，但毋庸置疑的是他在同他们的对垒中取得了巨大的胜利。在我看来，对哈耶克这种不屈不挠的精神给予了最恰当的总结和评价的，可能出乎大多数人的意料，是他的一个对手。

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的著名学者、《新左翼评论》主编佩里·安德森，面对20世纪80年代以后自由化的滚滚洪流，在1999年总结出了导致“新自由主义”获胜的三条“教训”。

在他看来，首先，这要归功于以哈耶克和弗里德曼为首的自由主义者敢于反对某一时期占支配地位的政治潮流。他们猛烈抨击当时占支配地位的社会政策，尽管这样做完全不得人心。“他们长期坚持一种处于边缘地位的反对派态度，当时相信公认的‘理智’和‘科学’的人们就算没有认为他们是疯子，也是把他们当作怪物。他们一直坚持到历史条件发生了变化，出现了能使他们的纲领得到具体实施的历史可能性的时机。”

其次，这些自由主义者在自己的信仰上从不让步，缺乏中庸之道是他们的显著特点。“正是由于新自由主义纲领的彻底性和思想上的坚定性，才使它获得了旺盛的生命力和强大的影响。”但是它这种毫不妥协的最高纲领又是“高度可操作”的，它提供了一个激进措施的巨大宝库，可以被运用于各种情况，并可以随情况的变化做出调整。

最后，这些自由主义者不承认任何已经确定的体制是不可改变的。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资产阶级根本不敢设想在西方发达国家大量辞退员工而不会引起社会骚动，更不敢设想能够对市政工程、邮电通信、学校甚至监狱实行私有化。但是当社会力量和政治力量的对比在长期的经济衰退过程中发生变化时，这一切都被证实是可行的。

安德森由此得出结论，无论多么神圣或多么为人所熟知的体制，从原则上说都不是不可触动的：“制度的格局比人们认为的要更柔弱和可塑。”

显而易见，安德森在总结出这三条“教训”时，几乎不提自由主义的理论细节，也没有反省自己的理论有何问题，而是着力强调了意志或精神因素在导致其取胜中所起的作用，因而是不足为训的。但他确实十分真诚地认为，自由主义者的这些表现都是左翼力量需要努力学习的地方。本应坚信唯物论的马克思主义者安德森，重复着哈耶克在50年前的话——自由主义者必须从社会主义者的成功中学会“他们敢做空想家的勇气”（见《知识分子与社会主义》一文），他也变成了和哈耶克一样的唯心主义者。他欣赏后者早就悟出的道理：一种看似稳固的制度，在观念的进攻面前是多么“柔弱和可塑”。

安德森并没有说错，和商品一样，人们对制度安排的偏好也是会发生变化的，尽管这种变化的速度可能比较缓慢。既然哈耶克确曾因拉斯基和凯恩斯等人而黯然失色，他和他的战友们为何不能让这个故事再重复一遍呢？历史不是一再告诉我们：如果能够形成一种普遍的舆论，让大多数有钱人相信自己的财产是一种“剥削制度”的产物，或是必须服务于国家的更高利益，他们中间有不少人是会自愿放弃这些财产的。这从一个侧面再次提醒我们，哈耶克在70年代以后重新得到人们的重视，与其说是他提出了一种什么新理论，倒不如说这仅仅是一次旧观念的复辟，是新潮流来临之际“为了忘却的纪念”。

由此说来，尽管哈耶克是当代政治哲学家中思路最清晰的人物之一，他也不会因为这种清晰而免除再次被人误读或遗忘的危险。今天已经有不少人认为，对于俄国经济的“休克疗法”造成的混乱，那些笃信哈耶克市场理论的政策操作者难辞其咎；在中国，许多受到哈耶克影响的人，或是因为鼓吹加快市场化过程，或是因为容忍新权威主义，也开始被人指责为“背叛了民主的自由主义”，甚至是“新权贵阶层的同谋”。在一个自由主义也许只能无奈地通过权威主义这一“路径信赖”来表达自身的环境里，这些指责当然不是全无道理。

遗憾的是，哈耶克对这些事情会做出怎样的评说，我们已经无从猜测。尽管哈耶克本人认为解决民生问题的最佳途径，就是一个法治化的、权力有限的政府和公平开放的市场竞争，但是不难想见，只要民众一方不愿接受大量“潜规则”下的“市场竞争”，而掌权者一方不愿接受“有限政府”；只要自由主义是以“侵吞公产的私有化政策”或“权贵资本主义”的面目出现在人们面前，那么对哈耶克的误读或遗忘就随时有可能发生。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也许很简单，借用米塞斯的“遭到蓄意破坏的资本主义”一说，我们现在看到的并不是真正的自由主义，而是“遭到蓄意破坏的自由主义”。

对于那些希望这种遗忘发生的人，那些认为哈耶克所捍卫的自由制度所能实现的一切物质和政治成就不足挂齿的人，我们就不必多说了。凡是那些想避免它发生的人则始终应当牢记，哈耶克不但是一个“顽固的市场主义者”，还是一个休谟或柏克意义上的道德哲学家，他把专横自负的权力，无论它来自什么地方，都视为人类自由的头号敌人；他认为，没有个人责任的道德追求根本就不是真正的道德追求；他相信，“人们享有公民自由的资格，与他们对自己的禀性施以道德约束的愿望成正比，与他们把热爱正义置于个人贪婪之上成正比”。

导言

19世纪杰出的古典自由主义思想家、英国政治哲学家、经济学家约翰·斯图尔特·密尔在其不朽之作《论自由》中写道：“比起个人来，时代更难做到不出错——每个时代都有很多种看法会在随后的时代被认为是错误的，甚至是荒谬的；很多看法如今广为流行，以后却会遭到拒斥；同样，有很多看法曾经被广泛接受，如今却被抛弃。”密尔在一个半世纪之前写的话，今天依然正确。在人们心目中，20世纪在某种程度上被视为经典社会主义与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福利国家之间为创造未来社会组织而进行的一场战斗。

就创造和利用生产性资源而言，政府对经济进行集中掌控，与建立在不断波动的价格、利润和财产权基础之上的自由市场相比，是一种更有效率、更公平的方法。这种观念现在几乎已经无人信奉了。在通常所说的西方，除某些学院学者和教师之外，对经典社会主义控制多数人精神的程度，人们可能还有疑问；然而，对于20世纪苏联等十几个国家以前的经济状况及仅有的几个国家目前的经济状况，人们的看法是一致的：这些国家均奉行经典社会主义，政府占有、经营一切土地和经济生产的资本、资料。从20世纪30年代一直到80年代，弗里德里希·哈耶克都在挑战很多社会科学家所信奉的以下看法：社会主义是比资本主义更有效率、更公平的经济生产形态。

在那时的学术界，人们通常嘲笑哈耶克，因为他竟然认为，从经济角度看，竞争性市场比经典社会主义更有效率，也更有利于自由和民主制度。甚至到了198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萨缪尔森还在他畅销的教科书《经济学》中说：“与很多怀疑论者以前的想法相反，苏联经济证明了，社会主义指令性经济可以运转，甚至很有活力。”如今，哈耶克的见解已经成为新常识。

哈耶克论证了经典社会主义是行不通的，其他人也曾做过这种论证，尤其是其老师路德维希·冯·米塞斯。但没有任何人像他那样清晰、有力地阐述抵制社会主义的理由，没有人能够像他那样富有成效地拓展这些论证，使之从经济秩序领域拓展至更普遍的社会秩序领域。哈耶克是伟大的反社会主义者。

哈耶克的论述并不是从道德出发，而是基于一个根本事实：知识分散在所有人的头脑中，这些零散的知识不可能被汇集到一个人的头脑中。因而，依据以上信念建立社会——就像经典社会主义所尝试的那样——只能适得其反：由政府集中控制经济管理和企业决策会比分散的经济秩序更有效率；而这种分散的经济秩序是通过浮动价格、利润、合同、交换商品和服务创造出来的，而所有这一切又都建立在提供和利用零碎而分散的信息的基础上。

在哈耶克看来，古典自由主义或自由至上主义秩序概念的核心是浮动价格和利润。价格和利润传递着信息。它们将各种商品和服务的相对供需状况告知生产者和消费者，因而也指导着生产活动。如果没有浮动价格和利润，经济体就不可能最有效率地满足人们的欲望。市场社会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允许成年人和独立自主的人做他们喜欢的事情的社会，只要不妨碍他人即可。

哈耶克于1944年出版的经典著作《通往奴役之路》写于剑桥——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于“二战”时搬到那里。在这本书中，哈耶克将经典社会主义内在固有的经济上的无效率论点扩展到政治自由领域。他论证说，社会主义不仅仅是没有效率的，也必然是不自由的。如果个人只是政府实现其计划的工具，就不可能存在个人自由。对于政治自由和经济效率来说，私有财产也是至关重要的。

与第一任妻子离婚之后，哈耶克1950~1962年一直住在美国。这段时期，他任教于芝加哥大学社会思想委员会。他与芝加哥大学的米尔顿·弗里德曼等人多有往来，但除了某些实际公共政策问题，这些人对哈耶克的影响相当小。尽管弗里德曼和哈耶克对很多政府政策的看法一致，但他们是从不同的哲学前提出发得出自己的结论。哈耶克持德国唯心主义观念，而弗里德曼运用的则是英美经验主义的方法。

哈耶克逐渐成为一位政治哲学家，他试图界定社会性自由。他撰写的两部巨著——《自由宪章》（1960年）和《法律、立法与自由》（1973~1979年，大部分写于20世纪60年代）——将是政治哲学领域的里程碑，它们界定并阐明了法律与自由的关系及其含义。追随约翰·洛克，哈耶克在法律和政治哲学中的核心观点是：如果没有法律，就不可能有自由。

哈耶克提出了一个艰涩的概念——自生自发秩序（spontaneous order）。在自生自发秩序中，个人可以按自己的意愿彼此交换、互动，没有人集中管理个人决策，个人可以按自己的意愿行事，只要不伤害他人。

在哈耶克的自生自发秩序概念中——他认为该概念明显地存在于亚当·斯密的著作中，卡尔·门格尔的著作中也有体现——法治取代了人治，并且催生了秩序和持续的物质进步。

哈耶克深受进化论的影响，他最早是在父亲的植物学研究中了解到这一观念的，后来在自己的经济学和心理学研究中予以发展。有意思的是，达尔文、马克思、弗洛伊德、哈耶克等具有原创性的思想家的思想看起来大相径庭，但其研究全都秉持某种进化过程的基本思路。

哈耶克强调了物质和技术发展对于人类发展的重要性。他认为，物质发展几乎总是沿着不为人知的方向进行。如果个人不能自由地进入迄今尚未探索的领域，就不可能有物质进步。自由必须包括犯错误的可能性。

哈耶克并不反对政府。他强调，规则创造社会，没有强制性法律，就不可能有文明社会。他的政治哲学的实质或许可以概括为他在《法律、立法与自由》中最为充分地阐释过的一句话：自由就是法律至上。

默默地做了数十年研究后，哈耶克于1974年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到了晚年，他成为英国，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美国古典自由主义和自由至上主义思想运动的领袖人物。在他人生的最后20年，他在英国声誉卓著：20世纪80年代，撒切尔夫人公开信奉他的思想，奉他为自己最重要的哲学导师。

哈耶克的最后一本著作是《致命的自负》（1988年）。他在这本书中提出的观点是，市场是一个以经济效率决定创造性个体及其行为惯例的动态过程。他在这本书中又将这一观点予以扩展，认为整个社会也有经济效率高下之分，在不同的社会规则、法律、习俗和道德体系之间存在某种竞争。经过社会演进，经济效率最高的社会——因而也包括其最有效率的规则和道德——最终会占上风。

19世纪末，马克思——就像今天的哈耶克一样——被认为是一位重要的思想家，但绝没有被归入19世纪涌现的最重要的思想家之列。在英格利斯·帕尔格雷夫主编的权威版《政治经济学辞典》（1896年）中，马克思仅仅是一位“著名的社会主义理论家和鼓动家”。也许，哈耶克在当代最广为人知的形象，也不过是一位著名的自由主义理论家和鼓动家。

在前共产主义国家，他对地下反对力量来说是一个精神偶像和动力来源。东欧事变后出任捷克私有化部部长的托马斯·杰泽克曾说，“在全权计划体制下，如果政府要不惜一切代价查禁一些凡传播者一律处以重刑的书籍，《通往奴役之路》绝对逃不了”。

哈耶克是一位乌托邦哲学家。他最终提出了某种“普遍的和平秩序”理想。这是一个把全人类融合为一个单一社会的乌托邦。他心目中的终极社会乃是绝大多数人享有最高生活标准的社会。他拒绝人口零增长的概念，在他所追求的社会中，尽可能多的人会尽可能地走向富裕。他认为，建立一个由固定的法律而不是专断的政府维系的世界性社会的理想是可以实现的。在《法律、立法与自由》中，他写道：“只有将正当行为规则扩展至与所有人的关系中，同时消除这些规则不能被普遍适用的强制性，我们才能逼近某种普遍的和平秩序，将全人类融合成一个单一社会。”这样的社会将保障个人自由和群体秩序，也将拥有最先进的技术。

第一部 战争（1899~1931年）

第1章 家庭

1899年5月8日，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冯·哈耶克出生于维也纳，当时的维也纳纷争不已。维也纳人几乎对所有事情的前景都持不同看法。犹太复国主义政治运动的创始人西奥多·赫茨尔（Theodor Herzl）就是维也纳人，而希特勒也出生在这座城市。

维也纳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神圣罗马帝国的首都，后来成为奥地利帝国的首都。1867年，它又成为奥匈帝国的首都。维也纳是日耳曼语世界的文化中心，也是整个世界的音乐之都——贝多芬、莫扎特、海顿、舒伯特都曾在这座城市生活和作曲。

哈耶克的父亲奥古斯特（哈耶克用了他中间的名字）于1871年出生在维也纳。奥古斯特在市卫生局工作，但他其实对植物学感兴趣。在这一学科领域，他撰写了大量专著。他还在维也纳大学担任兼职植物学讲师。

哈耶克的母亲费利西塔斯·冯·尤拉舍克（Felicitas von Juraschek）于1875年出生在一个富裕、保守、拥有地产的家庭。在哈耶克出生前几年，费利西塔斯的妈妈去世，她得到了一笔相当可观的遗产，这给她和奥古斯特提供了婚后若干年的开销。哈耶克是3个孩子中的老大，海因里希比他小一岁半，埃里希比他小5岁。

谈到父亲对自己事业的影响，哈耶克说：“我想，如果没有对知识的那种尊重，我可能早就改变发展方向，去做别的事情了。我决心成为一名学者，当然受到了父亲想成为大学教授却未能实现这一愿望的影响。我们从来没有怎么谈论过此事，但我非常清楚，父亲最大的雄心就是成为大学教授。我就是在这样的想法中成长起来的：没有什么比成为大学教授更高贵了，尽管我对研究哪一学科还没有清晰的想法。”

除父亲的学术追求外，祖父和外祖父（他们很长寿，一直活到哈耶克能够记得他们的年龄）也都是学者。弗兰茨·冯·尤拉舍克（Franz von Juraschek）是奥地利杰出的经济学家，是奥地利经济学派三大鼻祖之一家欧根·冯·庞巴维克（Eugen von Böhm–Bawerk）的密友（另外两位是卡尔·门格尔和弗里德里希·冯·维塞尔，冯·尤拉舍克也认识后者）。冯·尤拉舍克是一位统计学家，后来任职于奥地利政府。由于继承了第一任妻子（费利西塔斯的母亲）的遗产，他也成为了富人。

哈耶克的祖父古斯塔夫·艾德勒·冯·哈耶克（Gustav Edler von Hayek）则在维也纳的帝国中学教了30年的自然科学。他撰写了大量有关生物学的系统性论著，有的相当出名。维也纳大学图书馆藏有他的一本专著（德文）——《1869年在英国“箭猪号”军舰上进行的深海调查》（A Deep Sea Investigation on Board the British Warship “Porcupine” 1869），此外还有《维也纳地理概要》（Compendium of the Geography of Vienna）和《制药厂动力图解》（Atlas of Medical and Pharmaceutical Plant Powers）。

19世纪、20世纪之交的日耳曼语世界在很多方面都不同于今日。哈耶克一生中经历了很多技术领域的大变革，他曾经描述过他年轻时看到的一幕场景：当时汽车还没出现，消防员骑的一匹马“站在马厩中，时刻准备被套上马车，拉任何东西；只要按两三个按钮，这匹马就可以自己完成一切”。

19世纪、20世纪之交的日耳曼语世界与20世纪、21世纪之交的日耳曼语世界的差异不仅仅表现在技术方面。1899年的日耳曼语世界的成见极深，反犹主义甚嚣尘上，维也纳尤甚。哈耶克却丝毫没有当时很多甚至大多数基督徒都具有的反犹主义思想。

对于“一战”前的维也纳，有人钟爱，也有人咒骂。在有些人看来，它是光芒四射的知识天堂，那里生活着一些最伟大的天才人物。在另外一些人眼里，它却是一座浅薄的城市，肤浅的东西压倒了实质性的东西。研究维也纳的历史学家艾伦·亚尼克（Allan Janik）和斯蒂芬·陶尔敏（Stephen Toulmin）引用维也纳学者罗贝尔特·穆西尔（Robert Musil）的话，把奥地利社会称为“卡卡尼亚”（Kakania），这个称号给人“两种完全不同的感受。表面上，它是把‘帝国——皇家’或‘帝国与皇家’两个词组中的首字母K. K.或K. u. K.拼在一起，但对于熟悉德语中幼儿语言的人来说，它则表示‘大粪’（Excrementia）给人的感受”。

穆西尔本人曾写道：“总而言之，有许多引人注目的东西都可谓这种看不见的大粪！名义上，它自称为奥匈帝国；但在平常谈话中，人们都直呼它为‘奥地利’。也就是说，大家仍然用它自己宣誓要放弃的名字来称呼这个国家。从宪法上看，它是个自由国家，但其政府体制却是教权主义的。在法律面前所有公民都是平等的，但并不是所有人都是公民。虽然设有议会，但它总是非常热衷于运用自己的自由权利，所以经常被关闭；不过，这个国家也有一个紧急状态法案，根据它的规定，皇帝可以不通过议会来治理国家，但每当所有人刚开始享受专制统治的乐趣时，皇帝又下令必须恢复议会制。”

维也纳学者希尔德·兹皮尔（Hilde Spiel）把1898年到“一战”之间这段时间称为维也纳“不可思议”的岁月。当时，“天才似乎是突然地涌现出来的，尤其是在文学和哲学领域”。在1866年的奥普战争中，奥地利战败，在随后的几十年中，奥地利基本上再没有发生过战乱和流血冲突。维也纳也逐渐繁荣起来，中产阶级迅速成长壮大。

1900年，维也纳是全世界最大的城市之一。维也纳历史上有两个时期堪称黄金时代：一个是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的音乐黄金时代，另一个就是“一战”前那几十年。

哈耶克——他母亲和大多数朋友则叫了他一辈子“弗里茨”（他并不喜欢这个名字）——小小年纪就表现出令人难以置信地对知识和学术的爱好。他在一份未出版的自传式笔记中提到，他在上学之前就能流利地阅读，并坚持读书。

他的父亲是市卫生局的卫生官，曾在不同地区服务，因此他们曾搬过四次家。在未出版的自传式笔记中，他回忆起跟弟弟们的隔阂。尽管年龄相差不多，但哈耶克总觉得和他们不是一代人，他更喜欢跟大人打交道。

1974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之后，他写了一份半自传性质的文章《两种心智类型》。他用“私下谈话”的口吻评论说：“那些最常见的科学家是记忆型的。这种心智类型使他们能够牢记曾经读过或听过的东西，通常是那些表达某种观念的个别单词。”这种心智类型属于“其所在学科领域的大师”。与之相反，哈耶克则是“不那么常见的类型中的一个极端的例子”。这类人是“困而学之者”，他们“总有很多困惑，其中只有很少一部分能通过获得某种新洞见而解决。之所以有很多困惑，是因为他们不愿意运用别人轻易得出的那些现成的表述和论证。他们的精神活动在某种程度上依赖某个不用言辞思考的过程。他们能凭直觉‘看到’某种关联，却不知道如何用语言描述它们”。

这种“外显”知识与“默会”知识的问题——或者说“知道什么”（knowing that）与“知道如何”（knowing how）之间的区别——正是他后半生致力探讨的问题，这对他形成自生自发秩序概念也是至关重要的。“其所在学科领域的大师”具有可表述的知识，而“困而学之者”是在直觉上拥有知识。知识不是，或者一开始并不是可以表述的。以为所有知识在任何一个时间点上都可用语言清晰地表述出来，是一种谬误。即使没有找到用以表述的语言，知识也能够存在。经典社会主义的失误之一就在于，它过多地依赖可表述的知识。

哈耶克说，他在维也纳大学的老师冯·维塞尔从“很多方面看都是个困而学之者”，这令我们联想起约瑟夫·熊彼特对维塞尔思想的描述，因而我们可以推想，熊彼特的说法启发了哈耶克对自己的看法。熊彼特说，那些“走进维塞尔思想世界的经济学家立刻会发现，自己置身于某种新氛围之中。他仿佛走进了一间房子，而在我们这个时代，别处绝不可能有这样的房子，它的设计和家具是那样奇异，令人一时无法完全搞明白。没有一个学者能像维塞尔那样不受其他任何一个学者的影响，我们基本上可以说，除门格尔外，他没有受惠于任何学者——结果，同时代的很多经济学家都不明白维塞尔的研究有何价值。在他的‘思想大厦’中，每一个问题都是其智慧财产，即使是别人已探讨过的问题也是如此”。

哈耶克是在日耳曼文化氛围中长大的，他曾描述过这种文化的特征。在《通往奴役之路》中，他写道（尽管对德国人和奥地利人做了区分）：“很少有人会否认，德国人总的来说是勤勉而守纪律的，他们的认真和干劲都达到了无情的程度，对于执行的所有任务，他们都尽心竭力、专心致志；他们具有强烈的秩序感，严格服从权威；他们经常表现出时刻准备牺牲个人的气概，身陷险境时也会表现出大无畏的精神。他们所欠缺的品质乍一看似乎无足轻重，实际上却非常重要，有助于自由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这些品质包括和蔼、幽默感、谦逊、尊重别人隐私及信任他人。”

哈耶克在谈及自己的远房外甥、哲学家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时的评论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了解哈耶克成长的那个社会。他回忆说：“最让我感到震惊的是他们对一切事物都‘求真’的激情（我后来才知道，这是我之前的那一代年轻的维也纳知识分子的典型特征）。这种‘求真’的激情在各个知识分子群体中几乎成为一种时尚，我也曾穿梭于这些群体中间。它并不仅仅意味着讲真话，而且意味着，你必须以真理为‘生’，而不可放纵自己或他人的任何虚伪。这种态度有时会使他们十分粗暴，当然，也令人不快。他们深入剖析每一种习俗并揭露其欺骗性。”

不仅在政治上，从性格上看，哈耶克也是一位彻头彻尾的个人主义者。他在1945年的一次演讲中说：“德国人的思想传统确实偏爱一种不为其他地方的人们所知的‘个人主义’，他们坚持理性主义，认为‘独特’个性的发展完全是个人有意识选择的产物。我还清楚地记得，当我还是一名学生，第一次与当时的英国人和美国人接触时，我是多么吃惊甚至震惊：我发现，他们的一举一动都与公共习俗保持一致，而且乐此不疲。而我曾经想当然地以为，在大多数问题上拥有独创性才是值得自豪的。”

在哈耶克的成长过程中，最吸引他的是父亲收集的植物标本。他们家不管搬到哪儿，前提条件都是要有足够的空间来安置那些晾干的植物标本及有关植物的书籍和图片。除了自己的小家之外，一家人，尤其是费利西塔斯，会带着孩子们走访娘家人。哈耶克的家人今天还记得，哈耶克的外祖父有个大家庭，大家关系很融洽。哈耶克自己也回忆说，外祖父家的聚会上总是有很多人，好几代人共聚一堂，其乐融融。

与外祖父相比，哈耶克的祖父比较谦逊。冯·哈耶克家族被封为贵族的时间要比冯·尤拉舍克家族早一代人，他们为“自己的教养和血统而自豪”；而冯·尤拉舍克家族是“严格意义上的上层资产阶级，要富裕得多”。哈耶克还记得，外祖父家的住宅“很壮观，甚至很宏伟……毫无疑问，是维也纳最美丽的住宅之一”。家里有好几位仆人。

奥地利帝国的贵族共分两级，“冯”是第二级中的第四等（最低一等），是最常见的贵族。第一级是统治日耳曼地区各公侯国长达数个世纪的皇室成员，下一级则是冯·哈耶克和冯·尤拉舍克这样的家族，他们的祖先在过去一个世纪中陆续被封为贵族。“冯”与英国的“爵士”大体相近。

哈耶克家的姓氏以“ek”结束，这是典型的捷克姓氏。哈耶克认为他的祖先是一位来自布拉格的“Hagek”，他是著名天文学家第谷·[1]布拉赫的助手。哈耶克喜欢跟人说，在有些比较古老的月球图上，有一个叫作Hagetsius的环形山，可能就是为了纪念他的祖先。他也曾提到，姓“哈耶克”或“Hagek”的家族可追溯到16世纪的波希米亚（位于现捷克共和国中西部），因而——尽管就他所了解的情况，他的家族一直说德语——“哈耶克”可能源于捷克语的“Hajek”，意思是“碎木头”。

哈耶克祖辈中也有人来自萨尔茨堡州，他的第二任妻子就来自那里。在他就任萨尔茨堡大学教授时发表的就职演讲中，他一开始就说，在“一生中，我在课前做自我介绍时总是说自己是个外国人。不过这一次，我却可以说，我是本地人。370年前，我和我妻子的一位共同的祖辈当时担任大主教法庭的书记官，他接到一道敕令”去负责一项建筑工程。源自萨尔茨堡州的哈耶克的很多祖辈都是政府官员或盐商。这个家族后来迁居维也纳。

约瑟夫·哈耶克（Josef Hayek）是一位贵族手下的行政官员，他开办了奥地利第一家纺织厂，这不仅使他发家致富，还使其于1789年被册封为贵族。他的儿子海因里希就是哈耶克的曾祖父，是维也纳的一名政府公务员。用其曾孙的话说，他“作为一位绅士，度过了漫长、尊贵而又舒适的一生”。海因里希的儿子古斯塔夫早年由私人教师教育，后来进了一家专为贵族开办的上流社会子弟学校。哈耶克记得，古斯塔夫成了一名“海军军官，事实上，倒有点儿像是海军的花花公子”。到19世纪60年代，晚年的海因里希家财散尽，古斯塔夫只好去当教师。古斯塔夫就是奥古斯特的父亲。

哈耶克曾讲过一件轶闻，是关于他如何于1918年在一个火车站结识维特根斯坦的。当时，两人都是服役于奥地利军队的军官，这件事可以帮助我们略微了解一些他的童年生活。哈耶克回忆说：“维特根斯坦绝对是个英俊、文雅的小伙子，我大概是在1910年前后认识他的。维特根斯坦家族位于新瓦尔德克郊区，我外祖父曾在那附近租过一间瑞士风格的村屋，住了一年。他们家人经常从更豪华的乡间别墅跑出来，喊我妈妈的几个小妹妹过去跟他们打网球。”哈耶克与维特根斯坦的亲戚关系并不是很近。

哈耶克与父亲一起从植物学中享受到了很多乐趣，这是他童年时代持续时间最长的业余爱好。奥古斯特收集了7.5万~10万件干燥标本，它们主要来自中欧、斯堪的纳维亚、法国、突尼斯、希腊、埃及等广阔地区。哈耶克收集了各种各样的标本，除植物外还有昆虫和矿石。奥古斯特编写了一本《外国标本》（Flora Exotica），主要是为了介绍、供应和交换罕见植物的压制标本，而哈耶克则帮他处理一些杂务。

哈耶克童年及青少年时期的兴趣颇为广泛，除植物学外，还包括摄影、骑自行车、滑雪、驾驶帆船、攀岩、登山、戏剧等。他曾描述过登山对自己的吸引力：“让我着迷的并不是需要很多攀登技巧的地方，而是在这种地方，要达到目标，就必须有向导。”而他是在没有向导的情况下攀登，从“艰险的地形”中享受乐趣，“不过也不是非常艰险——都是一些被冰雪覆盖和岩石较多的地方”。在他看来，最大的乐趣在于，在只有一条路可以通往山顶的地方，开辟一条自己的专属路线。这“从技巧角度看未必是最艰险的，但你知道，除非你找到了一条通往山顶的道路，否则你就只能在原地打转。”登山是这个家族的传统——他的外祖父冯·尤拉舍克在19世纪80年代曾与欧根·冯·庞巴维克一起登山，他们当时都任教于因斯布鲁克大学。大多数情况下，哈耶克跟弟弟一起登山，偶尔会跟父亲一起。

他谈及自己的青少年时代时说，在上大学之前，他的性格一直是“十分讲究实际的”，他想成为一个“能干的人”。一位采访过他的人引用他的话说，他“真正系统地努力追求过的”第一种兴趣是“戏剧，（他）甚至发奋写作与暴力及色情主题的悲剧——安德洛玛刻、罗莎蒙德等”。哈耶克经常去看戏剧表演，阅读了17~18世纪西班牙、法国戏剧和古希腊戏剧译本。他也阅读德国诗歌，尤其是歌德的作品。他认为，歌德对他早年文学思想的影响是最大的。当时的哈耶克身材瘦高、不修边幅，如饥似渴地阅读着各种文学作品。

尽管父母都是虔诚的罗马天主教徒，但他在成长过程中并没有得到宗教方面的熏陶。父母从来没有带他上过教堂，学校虽有一些宗教教育，但只是最低限度的。每逢春夏季的周末，他们全家会“雷打不动”地去郊游。他和弟弟们因此常常缺席学校里组织的半强制性弥撒，这使他们经常与学校管理者闹别扭。他和父亲有时还会在周末到森林中远游。

不过，哈耶克也记得，年轻时，自己也有过某种“苦闷的感觉，因为他在忏悔和领受圣餐时曾违反教规”。哈耶克回忆说，十三四岁时，他请求他认识的每位牧师向他解释“他们所说的上帝”是什么意思，但“没有一个人的解释能让他信服。（大笑）这本来就是我的目的”。“14岁那年，我确信，没有人能给出‘上帝’一词的准确解释。因此，不管是声称信仰上帝还是不信仰上帝，其实都是毫无意义的事。”他家的亲朋好友中没有几个人信奉宗教。

今天，他的家人讲起他在学校的生活，觉得他是个多少有点儿叛逆的学生。这跟他的弟弟们不同。哈耶克很聪明，但不是那种少年老成的孩子。除了生物学，他对别的课程一概提不起兴趣。14岁那年，他的拉丁语、希腊语和数学都不及格，不得不留级一年。他换了两所高中，因为他总是跟老师闹别扭。他一般是在“年终考试前突击几周，把几门课程一年的内容都大概学一遍”，除此之外，他根本就“不用功学习”。

在学校读书时，他总是把老师们激怒。他很聪明，却没有兴趣学习。尽管他在学校表现不好，但伙伴们都认为他非常聪慧。他声称自己不会画画，于是离开第一所高级中学，进了另一所专门招收穷人家男孩的学校（当时是男女分校）。他大部分必修课的成绩都是班中最差的。他对同龄人学的、老师们教的东西丝毫不感兴趣，而对自己感兴趣的东西则一头扎进去。

在家里，他却是另一副样子。他成了一位小学者，做父亲植物学研究的小助手，跟父亲一起出席维也纳动植物学会组织的学术会议。十四五岁的时候，他对生物学的分类方法越来越不满意，期望获得更多理论知识。“我父亲看出这一点后，把一本讨论进化论的重要著作交给我。这本书对我来说有点儿太艰深，我还没有准备好去梳理这样的理论性论证。如果他一年后给我这本书，我可能就会被生物学吸引。这些东西曾激起我强烈的兴趣。”在后来的学术研究中，他一直对进化现象保持浓厚的兴趣。

在达尔文著作刚发表的前10年，进化论的地位可能比“二战”结束以来更为突出。适者生存的观念与未知的、不是由任何人指挥的演进观念，一直是哈耶克思想的关键所在。

他的父母“彼此琴瑟和谐，他们的婚姻生活是宁静而幸福的（这不仅仅是我的看法）”。他的家庭生活“可能是人们理想中的生活——一日三餐都是全家人共同进餐，在阳光下无所不谈。父母总是让我们自由地闲逛、思考，甚至搞一些无伤大雅的恶作剧”。

哈耶克曾回忆说，奥古斯特是一个在德国文学领域“学问极为渊博的人”。哈耶克的家人今天还记得他对父亲做出了非常肯定的评论。哈耶克回忆说，父亲每天早上都冲冷水澡，为的是锻炼自己的身体和精神。哈耶克年轻时以及“一战”后的很多个晚上都和家人在一起，听奥古斯特朗读德国的伟大戏剧和德文版的莎士比亚戏剧。奥古斯特的记忆力极好，可以把弗里德里希·席勒的诗《钟之歌》一字不落地背下来。哈耶克将实现他父亲未能实现的学者梦想，受奥古斯特影响最大的人，就是他的长子。注释[1]第谷·布拉赫（Tycho Brahe，1546-1601），丹麦人，其观测资料为“开普勒三大定律”奠定了基础。——译者注

第2章 第一次世界大战

引发“一战”的因素有敌对的同盟关系、帝国的野心、国家间的不信任及日耳曼民族以自我为中心的心态。日耳曼的历史发展过程不同于英美，弄清这一点，对于我们理解哈耶克成长的文化环境具有重要意义。尽管罗马征服了将德国和法国隔开的莱茵河西岸地区，但它一直未能征服居住在今天德国境内的各个部落。查理曼大帝最初是法兰克王国的国王，后于公元800年创建神圣罗马帝国，成为开国皇帝。当年为他加冕的是教皇利奥三世，这位教皇是天主教领袖，他统治的区域包括原古罗马帝国西部和日耳曼地区。在其鼎盛的10世纪和11世纪，神圣罗马帝国的疆域包括今天的德国、奥地利、瑞士、比利时、荷兰、法国东部、意大利北部和中部、捷克共和国、波兰西部的全部或大部分。

几个世纪之后，皇帝的统治更多地流于形式，而不再有实际统治权，日耳曼民族各个小国的公侯才是其疆域内真正的掌权者。惨烈的30年战争结束后，位于今奥地利境内的天主教皇于1648年丧失了对位于今德国境内信奉新教的国王们的统治权。此后，神圣罗马帝国已经徒有虚名，但它一直苟延残喘至拿破仑时代，奥地利的弗朗西斯二世终于在1806年逊位。后来，希特勒将神圣罗马帝国统治的1000年称为第一帝国，俾斯麦统治时代为第二帝国（持续了不到50年），希特勒自己的统治是第三帝国，他本来也想统治1000年。

在17世纪90年代到1815年的法国入侵与拿破仑战争期间，在法国人的统治下，众多日耳曼小国反倒统一起来。在此期间，法国革命的理念——自由、平等、民主——也传播至德语民族。德国在现代历史上的第一次统一，竟然与外国人的专制统治联系在一起，因此西方及其观念在日耳曼民族中声名狼藉。

在法国入侵与拿破仑战争期间，奥地利的统治家族哈布斯堡王朝一直最坚定地反对法国。根据1815年维也纳会议达成的协议，在俄罗斯与英国之间，建立了普鲁士和奥地利帝国，作为“防波堤”以制衡法国。此后，普鲁士和奥地利为争夺日耳曼民族的控制权展开内部斗争，最后只能用一场短暂的战争来决定胜负，结果普鲁士获胜。在奥托·冯·俾斯麦首相的领导下，通过1866年的奥普战争、1870~1871年的普法战争，通过恫吓、吞并和强迫日耳曼地区的小国等方式，普鲁士主导的德意志帝国终于正式建立，时为1871年。

奥地利不同于德国的地方在于，它冒称自己是神圣罗马帝国的衣钵传人。哈布斯堡家族以此号令整个帝国，以欧洲最重要的皇室自居，与大多数皇室通婚。他们信仰罗马天主教，也以基督教信仰的捍卫者自诩。

它后来发展成为奥匈帝国，是一个跨越多个民族、拼凑而成的帝国。其疆域包括原神圣罗马帝国的南部和东部，并且一直深入到巴尔干地区。到其统治的最后几十年，人们一直用局势“令人绝望而不仅仅是严重”来形容其政治状况。“一战”的直接导火索是1914年6月28日，奥匈帝国皇帝弗朗茨·[2]约瑟夫一世的假定继承人弗朗茨·斐迪南大公在萨拉热窝遇刺身亡。弗朗茨·约瑟夫决心一劳永逸地镇压斯拉夫民族主义，在德国的怂恿下，奥匈帝国于7月28日向塞尔维亚宣战。俄罗斯为了保卫其盟国塞尔维亚而参战，德国为了支持奥匈帝国而向俄罗斯宣战，法国则是俄罗斯的盟友。德国当时的计划是在攻占俄罗斯之前，先依靠比利时打败其宿敌法国，然后在欧洲大陆建立霸权。然而，德国入侵中立的比利时却促使英国也卷入这场混战。

法国入侵和拿破仑战争之后、维也纳会议以来一直基本维持的权力结构，已被冲击得七零八落。尽管发动战争的是奥匈帝国，但战争真的打起来时它却只不过是个二流角色。德国企图在整个世界确立它认为跟本民族之伟大相称的政治地位——用当时的话说，就是获得“优势地位”。“一战”爆发初期，奥地利满怀希望。后来成为哈耶克朋友的卡尔·波普尔当时还是一个年轻小伙子，“一战”期间他在维也纳的经历无疑有助于他了解哈耶克的境遇。波普尔说：“不管从哪一方面看，战时及战后岁月都对我的思想发展具有决定作用。当然，当时很少有人知道战争到底意味着什么。整个国家都充斥着震耳欲聋的爱国主义喧嚣，甚至连那些以前跟战争贩子保持距离的人士，也加入了这个行列。有几周，在学校里战争宣传的影响下，我也受到了那些无所不在的情绪的感染。1914年秋天，我写了一首愚蠢的诗歌《庆祝和平》。在那首诗里，我设想，奥地利人和德国人已成功打退敌人的进攻（我当时还相信是我们遭到了攻击）……当时，我的所有堂兄、表兄都加入奥地利军队赶往前线去了，我的很多朋友也上了战场。”

哈耶克的家人确实都支持这场战争，哈耶克和父亲都参战了。战争爆发时，哈耶克还是个刚满15岁的孩子。由于不到服役年龄，他有时甚至觉得没穿上军服是件难堪的事。后来他观察到，维也纳的局势实际上并没有多少好转，到“一战”的最后一年甚至更糟糕了。

尽管跟大多数孩子不同，哈耶克对生物学感兴趣，但他也跟大多数孩子一样，对历史和政治事务不感兴趣。由于战争的影响，他的学术兴趣才转向社会科学，有一段时间还突然迷上了心理学。战争激发出来的政治激情及后来奥匈帝国的解体，使他的兴趣最终从自然科学转向社会科学。

他进入人文学科领域的引路标是一门哲学原理课。授课老师谈到了亚里士多德，说“亚里士多德认为，伦理学包括三部分：道德科学、政治学和经济学”。听到这番话，哈耶克的反应是，“‘这些正是我想研究的。’后来的事很好笑，我回家后就对父亲说：‘我知道我以后要研究什么了。我要研究伦理学。’他非常吃惊。（大笑）当然，我所说的伦理学根本不是我告诉父亲时他所理解的那个意思。”

1917年3月，在距离18岁生日还有两个月时，哈耶克参军了。受训7个月后，他成为一名军官，被派往意大利前线。他当时对自己充满信心：“我第一次可以真正向自己证明（我从来没有怀疑过自己的才能），只要我愿意，那么，不用费什么劲，我就能像军官学校里跟我一同受训的人一样出色。尽管我缺乏天资，甚至有点儿笨手笨脚，但在一群十七八岁的军校学员中，我总能跻身前五六名。”比起他的同学来说，他热衷于学术，也没有一点儿性经验。

他在意大利驻扎了一年多，直到1918年11月战事结束。20世纪60年代跟哈耶克共过事的埃利希·斯特雷斯雷尔回忆说，哈耶克会讲一些跟战争有关的“令人伤心或滑稽的故事”，比如，“有一个人负责运输活鳗鱼，不知怎么搞的，鳗鱼跑了出来，他在湿草地中到处抓鱼”。令人伤心的事是他儿时的好友瓦尔特·马格也参军后，他们刚在军中见过面，马格就战死了。几十年后，哈耶克看到马格的照片仍会哭出来。

哈耶克告诉他最后一任、也是任职时间最长的秘书夏洛特·丘比特，“一战”期间，有一些炮弹碎片弹起来，从他的头上削掉一块皮，当时他竟然不知道，“弹片撕开了他紧身军服和衬衫的缝口，灼伤了他的皮肤。官兵们一直拿这件事说笑，说他竟然没有注意到自己受伤了”。几周后，他父亲仔细地检查他的头部，发现他头上还被削掉了一点点骨头。

哈耶克记得他所经历的最激烈的战斗是1918年6月的无功而返的那次反攻，到了10月，奥匈帝国就崩溃了，随后有两波大撤退。从皮亚韦河撤退时，“我们先是受到意大利军队追击。我是我们团的通信官（这也就意味着我认识每一位说德语的人，他们人数不多，在当时的情况下，是唯一靠得住的人），团长命令我带一支小分队去炮兵团：开始是抵抗意大利军队的后卫部队，后来，当我们通过南斯拉夫地区时又成了先锋部队。这里活动着一些非正规的南斯拉夫军队，他们想阻止我们，夺取我们的武器。在战场上待了一年都没有打过像样的仗，而这一次，我们不得不顶着敌人的机枪扫射发动进攻。当天晚上，轮到我去面对机枪的时候，南斯拉夫军队却撤离了。不过，这实在不是一次愉快的经历。”

还有一次，他差点送了命。当时，他从一只侦察气球上跳伞，却忘了摘掉头上的耳机。炮弹爆炸的声音非常大，后来他的听力不好，很有可能与此有关（也许也没关）。在谈及战争经历时他说过：“从某种意义上说，我是无所畏惧的，当然，我是指肉体上。这不是指勇气，我只是说，我从来没有真正恐惧过。”“一战”期间，在一次飞机近距离混战中，他差点被打死。一架意大利飞机从正前向他的飞机开火，“打穿螺旋桨，他们开火的时候，我的驾驶员，一位捷克人，努力控制飞机使其盘旋下降。我解开安全带，爬到机舱横栏上。就在飞机快要坠到地面时，驾驶员成功地控制住了飞机。这可真是惊险的一幕”。

正是在意大利打仗期间，他基本上确定了研究经济学的方向。他在未出版的自传草稿中回忆说，在前线，大部分时间处于无所事事状态。先是闲极无聊，然后突然是一段紧张的时刻，感到既危险又刺激。在这里，他平生第一次系统阅读了一位战友送给他的经济学书籍。他后来说，那些书的水平实在不高，“但奇怪的是，这些书竟然没有让我对经济学失去兴致”，相反，这些书将他领进了这一学科的大门。

他仔细地阅读了当时的社会主义者或不入流的社会主义者写的小册子，从这些作品中，他形成了自己最早的经济学思想。对他产生较大影响的是瓦尔特·拉特瑙的著作，在战时的德国，这位学者是“Rohstoffdiktator”（“原材料”——素材——导演），他当时是“迷恋计划的人士。我觉得，他关于如何组织经济体的设想可能是我对经济学产生兴趣的开端。那些观念明显属于温和的社会主义性质”。

在前线服役期间，他也曾休过假。有一次，他又回到原来就读的高中，花了几天时间，拿到了战后上大学的资格证书。由于他一向对学习不怎么感兴趣，所以人们曾怀疑他能否轻松拿到这个资格证书。而在这几天里，他又因为在神学课上阅读社会主义的小册子而惹出不少麻烦。注释[2]假定继承人，指其继承权可因血统更接近被继承人之子嗣的诞生而失效。——译者注

第3章 维也纳大学

1918年11月，奥地利战败之后，19岁的哈耶克回到天翻地覆的维也纳——而就在战事快要结束时，他差点成为俘虏，而且还得过一次疟疾，不过，有一年半的时间都没有发作过。战争结束后，中欧、东欧和南欧的旧制度被摧毁。1917年，俄罗斯的罗曼诺夫家族退位，1918年家族成员被处决；1918年，随着威廉二世退位，德国的霍亨索伦王朝也成为历史；1918年，哈布斯堡家族也结束了其对奥匈帝国长达700年的统治。整幢社会秩序大厦的根基已动摇。除了内部的社会转型，外部的政治版图也经历重组：出现了8个新国家和苏联，整个东欧、中欧、南欧的国界线都被重画了一遍。

奥匈帝国当时共有1500万人口，其中有100万人葬身这场战争。整个欧洲约有1000万人遇难。奥匈帝国崩塌了。新成立的奥地利共和国只有其原来人口的1/7，其面积也只相当于古老帝国的一个角落。这个帝国曾经雄心勃勃地投入这场战争，但战争却摧毁了自己。

1918年年底，哈耶克进入维也纳大学，但他实在不知道自己要学什么，一直在心理学与经济学之间犹豫不决。他的专业是法律，因为经济学属于法律系，但他对心理学的兴趣丝毫不亚于经济学。最后，主要是出于对金钱和就业问题的考虑，他选择了经济学。

他当时计划去从事同时需要法律和经济学的职业，他觉得外交部比较合适。对于自己究竟要干哪一行，他只有一些朦胧的想法。他回忆说：“那三年，我的学习根本没有被我对自己未来职业的考虑左右，当然，我们家的传统让我觉得，当一名大学教授才是人生最高成就，才是你能期望的最棒的事。不过，即便是这种想法，对我的影响也不是很大。”他的一位朋友曾预言，他将成为政府某部门的高级官员。

跟大多数奥地利境内的日耳曼人一样，他也曾期望战争一直打下去。服役期间，他曾下定决心要进入外交界，“不过这出于一个非常特殊的理由。我们都觉得，战争会无限期地打下去，我不想再待在军队，但我又不想让别人说我是个懦夫。于是，我决心自愿加入空军，为的就是证明我不是个懦夫。在空军部队，我可以腾出时间学习，为我希望参加的外交官的录取考试做准备，而如果我在空军部队干上半年，我就有资格离开军队了”。哈耶克后来接到了进入飞行学校学习的命令，但他最后没去：“匈牙利垮了，外交职业已不存在了，我对此也没兴致了。”

战后的维也纳极其贫穷。新成立的奥地利经受着饥荒、能源匮乏、通货膨胀和流行性感冒的侵袭。经济已经崩溃。战争结束后，新兴的奥地利共和国取消了贵族封号，不允许人们的名字中再出现“von”。哈耶克也不再用这个词了。不过，他的出生证上仍有“von”，若干年后，他加入英国国籍，于是在英国，他又“突然成了冯·哈耶克。当时（1938年），我要去欧洲度假，急着续签英国护照”。

在战后的维也纳，他平生第一次看到，有一种观念和思潮汹涌而来。后来，他在《通往奴役之路》一书中说，这些观念也陆续出现在其他国家，他认为这些观念为集体主义统治奠定了基础。“共产主义革命日益临近——离维也纳只有几个小时车程的布达佩斯曾建立过一个维持了几个月的共产主义政府，一些曾活跃其中的马克思主义思想领袖人物后来跑到维也纳避难——学术界对马克思主义突然敬重有加。我们后来称之为福利国家的东西在迅速扩张，当时还是新兴的‘计划经济’概念，当然，最重要的是欧洲人从来没有见过的恶性通货膨胀，成为人们当时讨论的主要话题。”这是一个政治、经济和社会剧烈变革的时代。

从17~23岁，哈耶克是一位具有温和社会主义理想的年轻人。他“从来没有迷恋过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对于他早年的社会主义思想，他又评论说，社会主义“使我对经济学产生了兴趣。我的意思是说，这些如此诱人的社会主义计划怎样才能实现呢”？“一战”使改革的需求变得极为迫切——战争已彻底摧毁了从前的秩序，而这也意味着，经过战争的冲击，有可能建立一种社会新秩序。他想参与未来秩序的建设。他之所以对经济学产生兴趣，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弄清楚社会主义是否可行。这也是他终生关注的问题，而他最终给出的回答是“不可行”。

他形容他入学时的维也纳大学是一个“极为活跃的地方”。尽管经济条件很贫乏，政治局势很混乱，却“没有影响从战前一直延续至今的思想水平”。事实上，旧帝国各个地方的学者涌入维也纳大学，大学从中受益极大。他“沉浸”在学习和“非常活跃的社交生活”中。他白天刻苦学习，晚上就去跳舞，尽管由于煤炭匮乏，政府实行灯火管制。他曾向一位采访者描述过早年的社交生活：“‘主要是大学的舞会’，他说，‘女孩子都是教授们的亲戚。舞会相当正式。你可以请某位女孩外出，比如去看戏，但总有年长的女伴跟着’。他也曾在没有女伴的情况下跟一个女孩出去散步，这完全是因为这个女孩是他的远房表妹，后来成了他的第二任妻子。”

还在读本科的时候，他就曾参与组织过一个日耳曼人的民主党，试图在保守主义者与社会主义者之外建立一个中间团体。在他上学期间，奥地利货币体系崩溃了。1921年10月到1922年8月，物价上涨了70倍。* * *

在维也纳大学，哈耶克进入了自由主义、自由市场的经济学传统的殿堂，此后，他毕生都徜徉于这一传统。对他影响最大的人物是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创始人卡尔·门格尔。哈耶克曾讨论过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对他的影响，他说，他是“维塞尔的嫡传弟子，最初他对我影响最大。我是在拿到学位之后才知道米塞斯的。但我现在认识到（当时并不清楚），对我发挥决定性影响的是阅读门格尔的《国民经济学原理》（以下简称《原理》）。影响我的不仅仅是《原理》，还有《经济学方法论探究》”。他发现，门格尔的《原理》是“如此迷人的著作——如此令人满意”，他完全被经济学迷住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门格尔在经济学和社会思想中的地位越发重要，即便不是在所有领域，至少也是在相当多的领域，他拥有许多杰出的思想传人，包括欧根·冯·庞巴维克、弗里德里希·冯·维塞尔及路德维希·冯·米塞斯。1934年，哈耶克在论述奥地利学派经济学时说，该学派的“基本观念完完全全出自卡尔·门格尔”。1929年，米塞斯赞扬门格尔说，今天的“种种经济学思想都与门格尔及其所论证的学派联系在一起。1871年，即门格尔发表其《原理》那一年，通常被认为开启了我们这门科学的新时代”。哈耶克也说：“恐怕没有历史学家怀疑奥地利学派是否在经济科学的发展中占有独一无二的位置，这完全是因为这个人为这个学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哈耶克认为，门格尔最伟大的贡献在于其个人主义或主观主义方法。这种方法认为，一切活动的核心是个人的行动、决策、价值和知识。门格尔提出的商品“分级”概念对哈耶克的技术经济学思想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门格尔在《原理》中提出了这种思想：我们这门科学面对的最重要的任务似乎应当是弄清财货之间的因果关系。我们所吃的面包，我们制作面包的面粉，我们磨面粉的谷物，我们生产谷物的土地……所有这些都是财货。然而，仅仅了解这一点是不够的，相反，我们应当像其他经验科学中一样，致力于按照各种财货内在的性质将其归类，了解每种财货在财货的因果链条中的位置，最后发现其遵守的经济规律。除了直接满足我们需求的财货（为简明起见，此后我们将之称为“第一级财货”）之外，我们还会看到，在我们的经济中还有大量其他东西，它们与我们的需求之满足之间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但却同样具有财货的性质，且这种性质一点儿也不少于第一级财货。在我们的市场中，在面包等能直接满足人的需求的财货后面，我们可以看到面粉、燃料、盐等各种东西。这些东西确实不可能直接满足人的需求，但在人类经济生活中，这些东西也被认为是财货，跟第一级财货一样。这是因为，它们可以用来生产第一级财货，因而即使不是直接地、也是间接地满足人的需求。

哈耶克也受到门格尔《经济学方法论探究》（以下简称《探究》）一书的巨大影响，该书的思想形成于门格尔及其追随者们与当时经济学中占主导地位的德国历史学派展开的“方法论大论战”。半个世纪后，哈耶克评论说：“对今天的经济学家们来说，”《探究》一书的“主要意义在于，他在讨论社会制度的起源和性质时无意中透露出来的对社会现象的深刻洞察力”。他后来又说：“用亚当·斯密的话说，人在社会中‘常常会实现一些意料之外的目的’，这句话说明了社会科学的中心问题。”在斯密之后的100年，卡尔·门格尔又提出了这一问题：“斯密之后，没有任何学者像他那样试图解释这句话的含义，想弄清楚‘那些服务于公众福利、对公众发展至关重要的制度，是如何在不存在创造这种制度的公众意志的情况下形成的’。在他看来，这个问题‘始终是社会科学所面临的意义重大，或许是最重要的问题’。”

自生自发秩序问题是哈耶克探讨的最深刻的问题之一。一种和平而有效率的社会如何能在无人发号施令的条件下形成？哈耶克的答案是法治。正当的法律创造出——本身也是——人类繁荣昌盛的社会构架。

门格尔在《探究》中说：“有些人把一切制度归功于积极的公共意志活动，这是错误的……制度是在不经意间形成的。”他强调说：“如果我们认真观察就会发现，大自然中的有机体的每个部分，相对于整体来说，几乎都呈现出令人赞叹的功能。然而，这种功能并不是人类设计的产物，而是自然变化过程的产物。同样，从大量社会制度中我们也可以看出，这些制度对于整体发挥着非常显著的作用。而通过更深入的观察，我们就会发现，这些制度并不是有意识地追求这一目的的某种意图，即社会成员一致同意的产物，它们也是‘自然’的结果。只需想想语言、市场的起源以及共同体和国家的起源等，我们就能明白这一点。”

正当的法律并没有设计人们之间互相交往的细节，而仅仅创造了其边界。政府不应对经济体发号施令，而只应创设和执行有关财产、交换的法律，从而使个体能以最有利于创造财富的方式彼此互动。因此，自由并不是不要法律，而是法律至上，这才是对自由的正确理解。

哈耶克只见过门格尔一面，时为20世纪20年代前后。当时，门格尔已80高龄，在维也纳大学的唱诵赞美诗行列中大步走过。哈耶克后来对一位采访者说：“有一件事很搞笑，我后来写过一篇介绍门格尔生平的文章，里面只有一句话是根据我自己的经历写成的，然而，恰恰是这句话出错了。他是一位令人极为敬畏的人物，所以，我就把他描述成一个身材高大的人物。后来所有人都告诉我，其实他也就是中等身材。”门格尔去世后，人们出售他的藏书，哈耶克被邀请担任顾问，于是，他得以看到这位奥地利学派创始人的全部藏书。而在欧根·冯·庞巴维克去世后，他也全面观参观庞巴维克的书房。

奥地利学派历史上共有三位主要人物，除了门格尔之外，另外两位是庞巴维克（于1914年去世）和维塞尔，他们跟门格尔一起任教于维也纳大学，维塞尔是庞巴维克妻子的弟弟，两人是终生的挚友。庞巴维克强调资本和利息，提出“迂回生产”的重要性，这也是哈耶克和米塞斯提出商业周期理论的一个重要参考。庞巴维克后来成为奥地利重要的国务活动家，也是奥地利学派最著名的经济学家，这种名声在一定程度上源于他的政务活动。庞巴维克还有一项广为人知的活动，即他最早公开驳斥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思想，而这种思想在当时的徳语世界相当盛行，后来又在英语国家大行其道。

比起门格尔和庞巴维克来，维塞尔具有明显的社团主义色彩，他更倾向于政府干预。哈耶克回忆说，还是一名本科生时，他就已经“清楚地意识到”，在奥地利学派经济学中，“存在两个传统——庞巴维克的传统和维塞尔的传统。维塞尔多少受到了费边社会主义思想的不良影响”。哈耶克在评论他与米塞斯后期的关系时说：“米塞斯代表的就是庞巴维克的传统……我从他的学说中可能受益最大，因为我见到他时，他已经是一位训练有素的经济学家了。但我是在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另一个分支接受的训练，他逐渐把我从这个传统里拉出来，不过，他并没有把我完全拉出来。”

奥地利学派经济学思想史学家约瑟夫·熊彼特也是庞巴维克的弟子，他说，门格尔的理论是“一张灵敏的试纸，可以检验一个论点到底是本身就具有说服人的力量，还是仍需要大量论证予以支撑。门格尔经济学理论的基本观点是：人们对商品的价值进行评估，因为他们需要商品。这一简单的事实及其形成的人的需求定律，足以解释有关现代交换经济中一切复杂现象的基本事实。人的需求是经济体的驱动力”。在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看来，归根结底，经济学关注的是人的要求、需求、欲望以及最高的物质生活水平，而这需要最科学的知识。

熊彼特还说，门格尔认为：“所有具体的经济事件都可在价格形成的框架中予以透彻理解。从纯粹经济学的角度看，经济体系只不过是一个价格决定体系而已，其基本目标就是发现价格形成的规律。”门格尔在《原理》前言最后一段说，他试图“在统一的观点下，建立一种囊括一切价格现象的价格理论……由此，我们可以获得对很多其他经济行为的重要洞见”。米塞斯在反驳经典社会主义时，又探讨了价格在经济计算中的作用。哈耶克又比门格尔的其他思想继承者更深入地探讨了价格在自生自发秩序中的作用，尽管他的思想自成体系。* * *

在回忆“一战”刚结束那段时间的维也纳大学经济学系时，哈耶克说：“经济学系一度死气沉沉。系里已经没人了。维塞尔出任最后一届奥地利政府部长；庞巴维克刚刚去世；我进该系时，除了一位名叫卡尔·格龙贝尔格的信奉社会主义的经济史学家外，没有任何老师。”后来，维塞尔回来了。哈耶克形容说：“维塞尔是一位令人肃然起敬的老师，一个非常杰出的人物，我对他极为敬重。我觉得，我生平第一次迷上了一位老师，这是只有小孩才会有的感情。他是一位非常令人尊重的人物，比我大两代，是祖父型的人物。他是一个非常和善的人，他经常就像一位神灵，从他的学生头顶上飘过，而当他对某个学生产生兴趣时，他就会循循善诱，诲人不倦。很长一段时间，他都是我心目中的典范，正是在他的引导下，我才得以踏入经济学门槛。”

在维也纳大学的第一年，哈耶克最热衷的是心理学。当时他对心理学极为痴迷。他最感兴趣的心理学是哲学心理学，对他来说，主要就是研究人的精神对物理世界性质的理解。在这一领域，他受物理学家、哲学家恩斯特·马赫的影响极大。马赫在1916年去世之前，曾在维也纳大学执教若干年，在哈耶克读书期间，其哲学思想主宰着整个维也纳的学术研究界。

大学二年级时，哈耶克投入在心理学和经济学上的时间基本上是平分的。放假期间，他曾到苏黎世一位大脑解剖学家的实验室访问过几周，探究大脑中的神经纤维束。在本科三年级和研究生阶段，他的研究完全转向经济学。

在本科三年级攻读第二学位时，哈耶克开始与维塞尔有密切交往。哈耶克的第一学士学位是法律，1921年11月，他拿到了这个学位。他在回忆大学生活时说：“如果你觉得我的正式专业是法律，那么连我自己有时都会惊叹，在这3年里，我本来可以干多少事啊。在法律专业的各科考试中，我的成绩都很优异。然而，我的时间一半花在了经济学上，另一半花在了心理学上。我听的都是法律之外的课程，每晚都跑去跳舞。”名义上，他是法律专业的学生，但学习法律却是他的“副业”。在这方面，对他有重要影响的是三个学期的法律史课程。

他去参加各种各样的讲座，旁听各种各样的课程，其中也包括解剖课。“因为我弟弟就在解剖学系，所以我可以偶尔混进课堂，甚至还进过解剖室。”

1910~1925年，日耳曼国家的高等教育制度不同于当时美国或其他地方：“授课几乎完全只限于正式的讲座。除了三项主要考试，根本没有其他测验，这三项考试也基本上是在学习结束时进行的。因此，教授也就检查一下你是否缺勤，除了这种完全流于形式的要求之外，没有任何东西约束你。我们确实完全自由自在，只要能够应付口头考试，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在整个学习期间我们都没有必须完成的书面作业。法律专业会有一些实践考试，我们会讨论一些具体问题，但这也不是强制性的。特别是在法律系，大部分学生几乎从来不待在学校，而是去找私人教师，这些私人教师会辅导他们应付毕业考试。”

只有很少一部分学生真正对学术感兴趣，大部分学生想的只是混过考试。这一小群有学术兴趣的学生“当然不会只专攻一门学科。我宁愿去听生物学讲座、艺术史讲座、哲学讲座……我到处乱转。如果你属于这个群体，那么你就会经常碰到熟人。大家都在一个楼里乱跑”。

在当时的日耳曼国家的教育体系中，中学的严格要求与大学的自由放任之间形成极大的反差。你不得不“学会自主探索自己的道路，具有学术兴趣的人都学会了自己进行研究，而不指望得到老师的指导和鼓励”。哈耶克最终获得了第一个学位，他的大学生活是充实而短暂的。

哈耶克在一次访谈中回忆说，那些拔尖的学生在自己所修的专业领域里，也基本上是应付考试而已。那些自愿跑去参加其他学科讨论课的学生，大部分的兴趣不仅限于经济学，而是有更广泛的兴趣。问：那么，你如何看待细分专业的好处？你和当时最聪明的学生那么认真地学习本专业之外的知识的做法，又有什么好处呢？答：我们的做法在当时非常有益。我觉得，我们更有可能提出问题，也时刻准备提出问题，但我们的知识可能确实不如现在的学生扎实。从一定程度上说，并不是我们不重视某门学科。如果就我们本专业进行能力测试，我们可能确实不像现在的学生那样训练有素，但我们却拥有开放的心灵，我们对各种各样的事情都充满兴趣。我们确实不是训练有素的专家，但我们知道如何掌握某门学科的知识。我们发现，今天，即使是那些在本专业具有很高声望的人士，如果让他们去学习一门新专业，他们也不知道该如何入手。而对我们来说，这根本不是问题，我们本来就在不断地学习新专业。我们相信，如果你想搞一门专业，你就得掌握如何学习相关知识的技巧。

哈耶克晚年评论说，当时的维也纳是“世界重要的学术中心，没有哪个地方能像1920~1935年那样激动人心”。而使维也纳在思想学术方面举足轻重的一股重要力量是犹太人社会，他们构成了世界上最大，或许也是最有学问的知识群体，共有20万人之多，而“二战”后，却只剩下了8000人。20世纪初期，维也纳的人口约为200万。

最初，哈耶克与犹太人只能算是泛泛而交。进入大学之前，他连一个犹太朋友都没有。上大学后，在当时的奥地利天主教文化圈中，他属于自由主义或进步主义队伍，此时才开始与犹太人有往来。他与很多犹太学生、教师建立了密切的私人和学术关系。

维也纳大学的教学水平非常高。除了正规的大学教员，那里还实行“编外讲师”制度。编外讲师都具有教大学生的资格，只不过其薪水不是由大学支付，而是由学生支付，其报酬非常微薄。很多编外讲师都是犹太人，包括米塞斯和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哈耶克回忆说：“授课的大部分教师绝对是一流的。差不多每一位讲师都才华出众，或者已做出了学术贡献。他们不得不努力向上，否则就没有学生上他们的课。”

哈耶克回忆说，在维也纳独一无二的学术圈中，活跃着三种社交群体：信奉天主教的学者群体，天主教信徒和犹太人的混合群体以及纯粹的犹太人群体。哈耶克与最后一个群体几乎没有来往，也没有结交弗洛伊德，他活跃在纯粹的天主教群体和混合群体中。

谈到自己的学习习惯，哈耶克是这样说的：“我很快就放弃了做课堂笔记的努力，因为如果只顾着记笔记，就没有办法去理解。我从倾听或阅读别人的思想中得到的收获是，这些思想改变了我自己思想的色彩。我没法完整地复述听到或读到的东西，但它们改变了我的想法。有时候会出现很可笑的局面，我根本无法复述别人的思想，因为我阅读时已将其融入我自己的思想中了。我没法在读完一本书后讲清楚作者的论证。我也许可以说清楚我从这本书中学到了些什么，但对有些论证，我根本就没有任何感觉，甚至完全意识不到它们的存在。”

哈耶克是一位具有卓越创造力的学者。他一般不会吸收其他思想家的全部思想，这导致他对这些学者的看法并不是很准确。由于具备非凡的理解力，他能够对各种反事实理论给出有力的证明。和一些伟大的学者一样，哈耶克的书面表述有时要比他灵机一动的想法更准确。

第4章 纽约

哈耶克本来打算学完法律之后，能在德国的某所大学，比如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任教的慕尼黑大学待上一年。不过，韦伯于1920年去世了，而且，奥地利严重的通货膨胀使得哈耶克的父亲掏不起儿子到德国念一年书的费用。1923年，哈耶克从维也纳获得第二学位——政治科学学士学位，这时离他获得第一学位还不到一年半。随后，从1923年3月到1924年5月，哈耶克一直住在美国。他希望成为一名专业的经济学家，因而觉得很有必要熟悉一下美国，并熟练地掌握英语。

和后来的很多研究生不同，哈耶克去美国，并没有得到洛克菲勒基金会之类的机构的资助。哈耶克回忆说：“后来游学美国的人都很舒服，可以到处旅行参观，而我当时没有这种条件。我完全是自己想办法，自己冒险。事实上，我根本就没有什么钱。在整整15个月期间，我每周只有60美元。当然，假如我真的陷入困境，我也可以给父母发封电报说，‘请给我汇来返程路费’。不过，除了这种实际上派不上用场的最后保证之外，我的生活是你们所能想象的最贫穷、最悲惨的了。”

哈耶克是在纽约大学教授杰里迈亚·精琦的两次邀请下，获得到美国学习的机会的，这位教授供职于一个国际性经济学家委员会，担任德国政府进行货币改革的顾问，其中还包括约翰·梅纳德·凯恩斯。1922年，精琦访问维也纳大学，哈耶克拜访了他，并说自己“渴望到美国去一趟，以提高自己的经济学水平。他承诺说，‘我想写一本论述中欧的书，如果你去美国，到时我会让你做我的研究助手’。当时，奥地利的通货膨胀刚刚结束，要筹集到一笔够我支付学费的钱，非常困难。为了省钱，我甚至没有发电报告诉对方我快到了。结果，当我到达纽约时，我发现精琦教授正在休假，而且没有留任何联系方式”。

哈耶克到达纽约时，“兜里只剩下25美元了。当然，25美元在当时也是一大笔钱。于是，我就呈上我的第一封推荐信……但除了换来一顿午餐，什么结果也没有。午餐后，不知是谁把5美元偷偷塞进一个香烟盒然后交给我，用这些钱，我挨过了两周。我的雄心越来越小了，万般无奈之下，我只好接受一份在第六大道的一家餐馆刷盘子的工作。当时已谈好第二天早上去上班。就在这个时候，大救星终于出现了——不过，直到今天，我仍对自己没去刷盘子感到遗憾。（大笑）那天晚上，我接到一个电话，说精琦教授回来了，并且答应雇我”。

替他写信向美国经济学家推荐他的人，是约瑟夫·熊彼特。“一战”前，熊彼特曾在哈佛大学任教，并且担任维也纳一家银行的行长。熊彼特曾受到哈耶克外祖父冯·尤拉舍克经济学思想的影响。哈耶克回忆说，维塞尔曾请熊彼特“写信向他在美国的朋友们推荐我。于是我去拜访熊彼特，进了他那豪华的办公室——你越往东走，银行行长的办公室越豪华。熊彼特的办公室不像在维也纳，更像在布加勒斯特；他为我写了好几封言辞恳切的推荐信，所用纸张非常大，以至于我不得不专门拿了一个夹子装这些信，免得弄皱了。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些信确实是‘芝麻开门’的魔咒，我处处受到款待，简直让我有点儿受宠若惊的感觉”。

可能正是哈耶克的美国之行加速了他与表妹关系的中断，尽管她后来还是成了他的第二任妻子。哈耶克在伦敦和芝加哥教过的一个学生比尔·莱特温回忆说，有一次，哈耶克曾说过这样的话，在维也纳，他和他的表妹海伦妮都年轻的时候，“我太不机灵了，没有说‘咱们结婚吧’”。他在美国待了一年多，等他回到维也纳时发现，她已经跟别人在一起了。据《哈耶克文集》总编辑斯蒂芬·克莱斯吉说，哈耶克的儿子曾说过，由于“误解了哈耶克的想法”，哈耶克的表妹嫁给了别人。

哈耶克开始在美国准备其论述货币稳定的博士论文，但最后并没有完成。克莱斯吉说：“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纽约）与韦斯利·克莱尔·米歇尔的相遇影响了哈耶克后来很多研究的方向。”米歇尔任教于哥伦比亚大学，担任美国全国经济研究局（NBER）局长一职长达25年之久。与哈耶克师从的那些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不同，米歇尔强调用经验、统计和计量的方法研究经济学。在米歇尔手下做过研究的经济学家后来成名的很多，包括米尔顿·弗里德曼。

哈耶克在1926年曾写信给米歇尔说：“只是到了现在，我才真正领悟到，我（在美国的）那年确实学到了很多东西。尽管我的理论偏好并未改变，但我现在认识到，抽象的理论是弱不禁风的，得益于您的指导，我终于认识到，纯理论其实是没有用的……我希望以后能找到在正统的经济学理论与可用来解释现代经济生活过程的理论之间缺少的那一环。”哈耶克的思想体系共有两个组成部分——理论部分和经验部分。从某种程度上说，他的经验研究方向受到米歇尔和他在美国生活的那段时间的影响，他在纽约的那段时间对他确实具有重要意义。* * *

他在纽约大学最初准备研究的课题是“货币的运行与人为稳定其购买力之间能否相容？”——20世纪30年代，他在技术经济学领域关注的一直是这个问题。按照当时的说法，哈耶克从来就不是“稳定论者”（而凯恩斯则属于这类人）。稳定论者试图通过内部的、国内的货币政策来稳定国内物价。哈耶克早年青睐的则是通过某种国际金本位制实现固定的国际汇率制度。他在纽约大学准备撰写的论文则更进了一步，他相信，稳定物价会导致经济活动中的生产紊乱。

在20世纪最初几十年的经济学理论中，商业周期问题要比后来更受关注。在19世纪最后几十年和20世纪前10年，经济活动的波动似乎是不可避免的、周期性的。从米塞斯的理论出发，哈耶克提出了自己对商业周期的解释。他认为，之所以会出现商业周期，是因为利率没有反映经济中的真实储蓄，从而导致生产结构失调。

哈耶克发现，在美国，最有趣的研究是哈佛经济中心对货币政策及控制工业波动的效果的研究，以及新成立的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以下简称“美联储”）的货币政策试验。他发现，在美国，纯经济学理论的讨论根本无人关注。这次留学经历在一定程度上将他的兴趣“从纯粹的价值和价格理论转向了市场经济中的操纵过程”。他说：“从那时起，我日益明确地认识到，要想使市场的引导功能发挥其重要作用，从而使我们的辛勤劳动得到成效，就必须要求货币需求与真实需求吻合。市场所需求和供应的，与其说是总量，不如说是不同商品的相对比例。”他所形成的经济活动概念，其基础是门格尔提出的商品分级思想和庞巴维克提出的生产迂回性或周期性观念。

在美国期间，哈耶克设想的第一项重要研究计划是撰写一本论述美联储演变过程的书。这本书最后并没有完成，但相关研究却为他最初发表的两篇学术论文提供了素材，即以德文发表的《1920年危机复苏以来的美国货币政策》、《1914年改革以来的美国货币发行体系》。早年的美国之行给他带来的另一个好处是，他能熟练地使用英语了，而这一点对他于1931年获得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教职大有帮助。此行也使他熟悉了刚刚发展起来的美国统计方法，正是这一点，使他后来被任命为1927年成立于维也纳的奥地利商业周期研究所的所长。

除了纽约大学的研究之外，他还在没有办理任何正式手续的情况下，偷偷跑到哥伦比亚大学听课。他听了米歇尔的经济史课程，参加了另一位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约翰·贝茨·克拉克主持的讨论课。

哈耶克还写过一封题为“德国的金融”的读者来信，发表在1923年8月19日的《纽约时报》上。显然，这封信是他发表的第一篇英文文章，论述了德国的“贫困化现象”。日耳曼国家的经济状况是哈耶克青壮年时期一直在思考的中心经济问题。他认为，通货膨胀是经济所能遭受的最不幸的事情。他一直认为，某种金本位制是维持一种健全而平稳的世界经济秩序的最好办法。

哈耶克本来希望申请到一笔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奖学金，这样就可以在美国再待上一年。维塞尔写信向基金会推荐他，从而使他成为第一位奥地利申请者。然而遗憾的是，在获得奖学金的通知书送到他手上之前，他就已经踏上了返回维也纳的旅程。他本来还曾打算再返回美国，用这笔奖学金再留几年学，但这个计划显然不可能实现了，因为他结婚了，并担任了奥地利商业周期研究所所长，这些都使他根本无法长时间离开奥地利。在美国期间，他留起了胡子，几十年后，他开玩笑说：“我现在跟美国学生讲话时，有一个非常有用的开场白，我总是说，‘50年前，我为了抗议美国式文明，平生第一次留胡子……’”（大笑）

哈耶克的首次美国之行并不都是那么开心。他曾对比过自己在维也纳和纽约的生活：在维也纳，他可以享受丰富多彩的学术和社交活动，而在纽约，“根本就没有这样的活动。当然，在美国，我也非常贫穷，所以什么也干不了。我根本不能去参加纽约的文化生活，因为我根本没有闲钱到处乱跑”。在纽约，他也没有知心朋友。“和普通学生不一样，我常常去纽约公共图书馆，有四五个人跟我同坐一张大桌子，于是就相识了，而这就是我对美国人的全部了解了。”他遇到过几个奥地利裔家庭，但“在那一年，我跟美国人的交往实在非常贫乏。我太穷了，我亲爱的妈妈晚年常对我讲，我从美国回来时，穿了两双袜子，两双套着穿的，因为两双都破了很多洞，只能套着遮掩一下”。1924年5月，在25岁生日到来之前，哈耶克终于高高兴兴地回到了维也纳。

第5章 米塞斯

2000年，路德维希·冯·米塞斯被《自由》杂志推举为“自由至上主义的世纪人物”。米塞斯于1881年出生在当时隶属于奥匈帝国的莱

[3]姆堡。高中毕业后，米塞斯考入维也纳大学学习历史，毕业后参加过庞巴维克的讨论课。他出版的第一本重要经济学论著是《货币与信用原理》（1912年）。米塞斯十分厌恶通货膨胀，他简明扼要地提出了哈耶克后来深入发展的商业周期理论：增加货币供应的一个恶劣影响就是导致生产结构扭曲。

米塞斯也曾在“一战”时参军，战后，他任职于奥地利工业委员会，并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在1921年为哈耶克找到了第一份工作——担任一个政府机关的法律顾问。该职位主要负责起草终战条约的条款，以解决交战国之间在战前的私人债务问题。哈耶克精通法语、意大利语和英语。关于这一职务，哈耶克曾解释说：“熟练掌握三门外语，再加上法律和经济学学位，于是，我得到了这个收入相对来说很不错的工作。”

哈耶克特别喜欢讲他1921年去拜访米塞斯的过程，当时他拿着维塞尔写的一封推荐信，信中“把我说成一位前途无量的经济学家。米塞斯看着我说，‘前途无量的经济学家？我可从来没有在我的课堂上看到过你’”。“这基本上是事实。我曾去听过他的课，我发现，他极为反感我当时信奉的费边主义观点，而跟这样的人，我可不想套近乎。当然，后来的情形就变了……我们后来结成了深厚的友情。”哈耶克回忆说：“我在奥地利工作期间的前5年，他是我的顶头上司；然后，他帮我创建了（奥地利商业周期）研究所，我当所长时，他担任副理事长。”

作为领导者，米塞斯是“绝对理想的人物，他特别照顾下属，除了他自己当时正在从事的研究外，他还时刻准备与我探讨任何经济学问题……几个月后，有一项任务重、责任大，但也有很大好处的工作需要找人做，他交给了我。于是，我就必须跟银行董事长、财政部部长之类的人物平起平坐，找他们商量事情。跟我这样的年轻人打交道，他们觉得有失身份。但是，一旦米塞斯坚信我能胜任这项工作，就完全不管成规或尊卑了”。

在哈耶克的学术生涯中，米塞斯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米塞斯把哈耶克推荐给纽约大学的精琦教授。如果没有米塞斯的协助（包括给他涨工资），哈耶克恐怕去不了美国，也不可能继续待在一个与学院经济学靠得很近的经济学专业领域。而比这些实际生活中的帮助更为重要的是米塞斯对哈耶克思想上的启发。不论是与米塞斯的交流，还是参加米塞斯的“私人讲习班”，这些都对哈耶克的思想发展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哈耶克拿到法律学位后，与后来成为美联储委员的同学J·赫伯特·冯·菲尔特一起组织了一个研习组——Geistkreis（“思想”或“精神团体”，也许最恰当的译法是“精神兄弟会”）。研习组的成员大部分是犹太人，他们每月搞一次聚会并进行讨论。

研习组成员中有不少本来就是或后来成为米塞斯私人讲习班的成员，包括马克斯·明茨，他后来到了美国并成为历史学家；埃里克·沃格林，政治哲学家，执教于维也纳大学，后来也到了美国；艾尔弗雷德·许茨，社会学家、哲学家；沃尔特·弗勒利希，历史学家、律师，后来成为马奎特大学教授；费利克斯·考夫曼，哲学家、法学家，后任教于纽约社会研究新校。还有戈特弗里德·哈伯勒，他后来成为经济学家以及维也纳大学、哈佛大学教授；奥斯卡·摩根斯坦，经济学家、博弈论先驱，执教于普林斯顿大学；弗里茨·马克卢普；弗里德里希·恩格尔–雅诺西，历史学家。哈伯勒和马克卢普后来都担任过美国经济学会会长。此外，参加研习组的还有艺术史学家奥特·贝尼希和约翰尼斯·怀尔德，音乐理论家和律师伊曼纽尔·温特尼茨，心理分析学家罗伯特·韦尔德尔。

奥地利经济史学家埃阿蕾娜·克拉维尔曾比较过这个研习组与米塞斯的讲习班，她说，尽管“米塞斯的讲习班与哈耶克、菲尔特创建的研习组的成员多有重合，但后者更能满足那些具有广泛兴趣的学者们的需求”。菲尔特保存着一份讨论课题计划表，从中可以看出，研习组十来年讨论过的问题非常广泛。他们曾专门讨论过文学、文学中的人物、绘画、音乐史、通史和政治哲学。根据经济学家斯蒂芬·伯姆对比过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维也纳知识史的研究，他认为研习组的目的是“建立一个讨论群体，最重要的任务是捍卫思想自由的理想，他们（菲尔特和哈耶克）认识到，这种自由在他们参加的奥特马尔·斯潘的讨论课上经常被践踏。与米塞斯的讲习班截然不同，这个研习组特别要求提交精心阐述、准备充分的论文。这里的惯例是：发言者通常不谈论自己专业领域的话题”。

历史学家恩格尔–雅诺西在其自传中谈到过这个研习组。他说，由于哈耶克和菲尔特对维也纳大学的经济学家斯潘不满，所以才组建这个研习组，他们试图使其囊括各个学科的年轻人，而不仅仅是经济学家。

哈耶克形容研习组是个“年轻人组成的研讨群体。米塞斯跟这个小组没有任何关系”。这个小组是在私人家中举行的，“一家一家轮流做东——一般是在晚餐后。我记得我们一般只提供茶和三明治。大家围坐成一圈，有时围着一张桌子。经常来参加的人也就不到10位或11位”。由于“当时的社会传统”，这个小组成员全是男性。考夫曼同时还是维也纳逻辑实证主义圈子中的一员，这使该研习组成员也能“了解那里的动向”。而由于排斥女性，一位年轻的奥地利经济学家玛塔·斯特菲·布洛内就曾用批判的口吻谈到这个研习组。

1923年年初，哈耶克从维也纳大学获得第二学位，紧接着在3月就去了美国。他的第二学位是大学新设立的政治科学学位。他的学位论文彻底追溯财货的价值，这让维塞尔大怒。* * *

在1924年5月从美国回国之前，哈耶克在思想上并没有受到米塞斯多大的影响，但此后，他开始参加米塞斯的讲习班，受其影响较大。而从1921年10月开始在米塞斯手下工作到1923年3月去美国，哈耶克仍旧在大学学习，是维塞尔的学生。

哈耶克评论说，后来，米塞斯成为自己思想发展的“主要领路人”，其学术兴趣“受到他的很大影响：对货币和工业波动的关注，对社会主义问题的兴趣，都是在他（米塞斯）的直接影响下产生的”。米塞斯影响哈耶克的另一领域，是他强调终极知识源于内心的哲学方法论。在这方面，哈耶克也受过维塞尔的影响。维塞尔非常清晰地表达了这种看法，而哈耶克在其早年基本上都信奉这种认识论，维塞尔说：“我们只能从外部观察自然现象，但我们可以从内部观察我们自己。理论经济学家没有必要为缺乏自然科学中的精确观察工具而绝望，包括经济学理论在内的实践科学可以做得更好。经济学理论不用费劲地用一长串推导去证明一个规律。在这些学科中，我们每个人都能听到发自内心的、绝不会出错的声音所传达的规律。”米塞斯也说过：“我们对于自己和他人行为的了解，是以我们自己熟悉的行为范畴为依据的，我们除了应理解他人的行为之外，还需借助自我观察和内省。如果我们不怀疑我们所感受的事实，那就更不应怀疑这种内省的洞察力。”

米塞斯在其他一些领域也对哈耶克产生了重要影响，主要包括：研究方法我的著作（指《社会主义》）是一次科学的探索，而不是政治。我分析了最基本的问题，而且尽可能排除当今经济和政治斗争的干扰。态度与纲领大多数人确实没有能力跟上思考的艰难步伐，无论什么样的学校教育，都无助于那些连最简单的命题都无法透彻理解的人去理解复杂的命题。但恰恰因为他们不可能自己进行思考，所以群众总是追随我们称为“受教育者”的人士的领导。只要争取到这些人，我们就胜券在握了。最主要的社会主义者都是知识分子。社会主义的骨干是他们，而不是群众。哲学文明的人类将被摧毁还是避免这场大灾难，是在未来几十年将采取行动的几代人应当关注的问题，因为决定命运的正是他们行动背后的观念。只有观念能够打败观念，只有资本主义和自由主义的观念能够打败全权计划体制的观念。如果我们打败了全权计划体制的观念，如果人们终于认识到生产资料私人所有之必要性，那么，全权计划体制就不得不退出历史舞台。

米塞斯在其巨著《人的行动》（1949年）中列举了他认为错误的经济命题，之后他说：“对这些错误看法，应对之道只有一条：毫不松懈地寻求真理。”

在米塞斯的所有著作中，对哈耶克影响最大的当属1922年出版的《社会主义》。有人曾问哈耶克，哪些书对他影响最大，哈耶克回答说：“无疑有两本书，门格尔的《国民经济学原理》和米塞斯的《社会主义》。”1978年，哈耶克在为新版《社会主义》撰写的前言中写道：《社会主义》第1版出版时，其影响力可谓深远。它逐渐但又从根本上改变了很多“一战”后重返大学校园的理想主义青年的世界观。我很清楚这一点，因为我就是其中之一。我们当时觉得，生养我们的文明已经崩溃，因此决心建造一个更美好的世界。正是这种重新构造社会的愿望，使我们中很多人选择研究经济学。社会主义承诺会满足我们对一个更合理、更公正的世界的期望。就在此时，这本书问世了。我们的希望被击碎了。《社会主义》告诉我们，我们所期望的改革完全走错了方向……我看到这本书时非常惊讶，因为据我所知，他（米塞斯）根本没有空余时间从事学术研究。

遇到米塞斯后，哈耶克的世界观并没有立刻从费边社会主义立场转向自由市场立场。这是一个费时几年的转变过程，甚至到了20世纪20年代后期，哈耶克仍肯定政府干预经济的做法。

对于米塞斯对哈耶克专业经济学思想的影响，人们有所争论。哈耶克自己说过，他到米塞斯手下工作时，米塞斯就以反对通货膨胀著称。如前文所述，哈耶克曾强调指：“我见到米塞斯时，他已经是一位训练有素的经济学家了，但我是在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另一个分支接受的训练，他逐渐把我从这个传统里拉出来，不过，他并没有把我完全拉出来。”在去纽约之前，哈耶克在米塞斯手下工作了大约16个月。在这期间，哈耶克基本上还是在维塞尔的指导下撰写学位论文的。哈耶克也说过，他是在纽约研究货币政策和产业波动期间提出了自己对商业周期理论的看法：“正是在研究美国货币政策的过程中，我发展了自己的货币波动理论。”

米塞斯并没有像哈耶克那样，发展出完整的商业或经济周期理论。哈耶克在谈及奥地利学派商业周期理论的演变过程时说：“24岁那年从美国回来，当时我写了一篇论述美国货币政策的文章，提出了不断扩张的货币政策将导致资本密集产业的过度发展，并最终引发危机的观点。我起初以为自己只是在重述米塞斯的学说，而哈伯勒却对我说，‘这是需要解释解释的’。于是，我平生第一次在这篇文章中加了一个很长的脚注，最后却成了我解释产业波动的一份大纲。”在为重版早年发表的经济学文章撰写的导言中，哈耶克又说：“我自己的观念的形成过程中的一个小插曲也许值得一提。在写草稿时，我一直以为自己是在运用路德维希·冯·米塞斯的理论。然而，在我写完第一稿后，我们研习组的一位成员却对我说，我运用的理论在米塞斯已出版的著作中，找不到足够清晰的表述。”哈耶克的那条脚注是这样开头的：“过低的利率会给经济体中的私人部门带来某种好处，这种好处越大，其生产离消费阶段就越远。”他认为，人为压低利率的后果是“高级财货”——时间上更靠前的资本品——“将畸形发展”。* * *

米塞斯私人讲习班的成员都是已经从维也纳大学毕业的人士。哈耶克回忆说，从美国回奥地利之前，“显然，人们觉得我不够成熟”，还没有资格参加讲习班。这个私人讲习班完全不同于大学的那个研习组。自1924年回到奥地利，哈耶克就一直坚持参加讲习班，直到1931年离开维也纳前往伦敦。这些水平较高的人士讨论的都是经济学理论和社会科学的其他领域，这些讨论是当时维也纳最精彩的经济学和社会理论研讨活动。

顺便说一句，米塞斯身材矮小而结实。后来在回顾这些聚会时，米塞斯称其“主要学术成就”就是私人讲习班。“讲习班始于1920年，从当年10月到次年6月，这些年轻人每两周聚一次。我在商业委员会的办公室比较宽敞，足以容纳20多个人。聚会通常是晚上7点钟开始。在这些聚会上，我们不是那么很正式地讨论经济学、社会哲学、社会学、逻辑及人类行为科学的认识论等领域的所有重大问题……所有人都是自愿参加的，完全出于对知识的渴望。他们刚来时还是我的学生，几年后就都成为我的朋友。”

戈特弗里德·哈伯勒也在米塞斯手下工作，而且是哈耶克的好友。他回忆说，米塞斯“坐在他的办公桌前，其他人则围着他。讨论会一般先传阅米塞斯自己的论文或其他成员写的有关经济政策问题的论文。社会学，尤其是马克斯·韦伯及与之相关的问题，是大家喜欢讨论的主题。讨论非常热烈，一般要持续到晚上10点。每到这时，大家就漫步到附近一家意大利餐馆。在那里，大家继续讨论不那么重要的理论问题，然后再聊一些更加轻松的话题。到了11点半左右，意犹未尽的成员们回到维也纳大学对面的金兹特勒咖啡馆，当时，维也纳的经济学家特别喜欢到那个地方聚会。米塞斯属于能熬夜的人，他经常去金兹特勒咖啡馆，总是最后一个回家，一般都是在凌晨1点以后。而第二天早上9点，他仍然精神饱满地到办公室上班”。

据弗里茨·马克卢普的记录：“讨论主题都是由成员们自己选择的，尽管每年要讨论的问题的范围会事先确定。比如，这一年讨论方法论问题，下一年讨论经济和货币政策问题。在每次讨论活动中，米塞斯都会拿出一大盒巧克力糖果，所有人都兴高采烈。”马克卢普回忆说，从咖啡馆出来，讨论也不一定结束，“到凌晨1点，仍然有一些人会去散步，继续探讨整整一个晚上也没弄清楚的问题”。

恩格尔–雅诺西强调说，在米塞斯的讲习班中，除了涌现出米塞斯、哈耶克、哈伯勒、马克卢普、摩根斯坦等后来成名的经济学家外，还涌现出了一批杰出的哲学家，比如考夫曼、许茨、沃格林等。恩格尔–雅诺西称讲习班的主题为“理解人的理解活动”，在他看来，这个讲习班是“精确思考的养成所”。恩格尔–雅诺西还回忆说：“米塞斯对他的讲习班颇感自豪。”他指出，米塞斯不是一个权威主义者，他没有规定什么政治路线，“其他人也可以驳斥他的矛盾之处”。恩格尔–雅诺西补充说，米塞斯的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是“毫不妥协的”，米塞斯坚持的是在维也纳很不流行的政治和经济学观点。

哈耶克解释说，这些研讨活动并“不是某人传道授业，而是由一位年长的朋友主持的讨论会，而对他的观点，并不是人人赞成。大家经常讨论社会科学的方法论问题，偶尔也会讨论经济学理论问题（而主观价值论则是不需要讨论的）。即便是讨论经济政策问题，一般都会从不同的社会哲学对这些政策的影响的角度展开”。哈耶克说，这个私人讲习班的主题包括经济学，但讨论经常会转向一般的哲学、认识论和方法论问题，以及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

米塞斯的私人讲习班是哈耶克曾经参与过的三大研讨活动之一，另外两个分别是他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与莱昂内尔·罗宾斯（Lionel Robbins）联合主持的讨论课，以及他自己在芝加哥大学社会思想委员会主持的讨论课。谈及米塞斯，哈耶克说，尽管“声望很高，但他是个非常宽容的人。只要对知识感兴趣，任何人都可以去参加他的研讨会”。

成立奥地利商业周期研究所的想法是哈耶克在美国时想到的。研究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奥地利经济学思想史的学者保罗·西尔弗曼曾说，哈耶克在美国的那段时间“确实大大拓展了他对经济学的经验研究的了解。回到维也纳后，哈耶克向米塞斯汇报了自己的经历，请求他考虑在奥地利创办一家现代的经济研究机构。米塞斯对此有一些疑虑，因为这类研究具有排斥理论的天真的经验主义色彩，也可能鼓励在经济学研究中盲目模仿自然科学的技术，而这些，都是米塞斯非常排斥的”。不过，西尔弗曼接着写到，1926年，米塞斯“由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在美国巡回演讲好几个月，他本人也得以了解在美国逐渐发展起来的研究新技术。最后他得出结论，建立一家研究所，至少运用其中某些技术，会对奥地利经济生活起到促进作用。于是，回国之后，他就开始为建立这一研究所积极奔走”。这家研究所于1927年元旦正式成立，由哈耶克出任第一任所长。研究所广泛收集数据，在其月刊上发表统计数据，也定时出版系列丛书。

最初，哈耶克只有两位秘书帮忙，慢慢地，人手越来越多。几年后，摩根斯坦加入研究所，成为第二位专业研究人员。哈耶克回忆说，米塞斯“没有干涉”过哈耶克的管理工作。哈耶克又说，他是“完全独立自主的。不过，米塞斯帮了很大的忙。他知道如何筹集资金，如何合理使用资金。至于具体工作，他根本无暇过问”。哈耶克刚从美国回来时，米塞斯试图为他在商业委员会新设一个研究岗位。在事实证明这个想法不可行后，他们就开始构思成立研究所的计划。

1926年8月4日，哈耶克娶了第一任妻子，出嫁前名叫海伦·贝尔塔·玛丽亚·冯·弗里奇（大家都叫她“赫拉”）。她当时是内政部的秘书。哈耶克觉得她很像自己的第一位情人。哈耶克与第一任妻子育有两个孩子——1929年出生的克里斯蒂娜·玛丽亚·费利西塔斯，1934年出生的劳伦斯·约瑟夫·海因里希。20世纪30年代中期，哈耶克一直觉得自己这一辈子就要守在奥地利了。

研究所成立时，哈耶克刚结婚，研究所的创建给他带来了特别的好处。米塞斯第二任妻子玛吉·米塞斯的回忆有助于我们理解这个研究所和哈耶克与米塞斯的关系。她说：“路（米塞斯的昵称）之所以创办奥地利商业周期研究所，不仅仅是因为他觉得这对奥地利国家有益，还因为，据路的秘书说，‘他得帮帮哈耶克，让他的生活有个不错的起点’。”玛吉·米塞斯也回忆说：“哈耶克教授告诉过我，他参加路的讲习班时，路会要求他到自己家中吃午饭或晚饭。长餐桌永远那么干净整洁，路坐在一边，他坐在对面。哈耶克教授还说，冯·米塞斯夫人（米塞斯的母亲）‘从不参与我们的谈话，但我们总能感觉到她就在那里’。”

1924年从美国回到维也纳后，哈耶克着手将自己在美国的研究扩充为一本论述货币理论的专著，希望以此获得维也纳大学的任教资格。他对理论问题最感兴趣，但人们“主要欣赏的”却是他“对具体事实的了解，对统计技术的精通，这是他在美国学到的，而对当时欧洲大陆的各国来说，这些都相当新鲜”。20世纪20年代后期，有人邀请他填补马克斯·韦伯主编的《社会科学的基础》丛书中的一个空白——货币理论。哈耶克开始相信：“一本讲述货币理论与政策的教科书，要想让人满意，就需要一篇很长的导论，描述这些学科的历史发展过程。”他在维也纳的最后两三年，在研究所业务和后来讲课之余的空闲时间，都被用来“集中研究有关货币的文献。接到伦敦大学的讲座邀请时，他刚刚写完前四章，从17世纪到18世纪”。

哈耶克的父亲在1928年因肾病去世，年仅57岁，他是因为进行植物学探险时血液被感染而患上肾病的。哈耶克回忆说，父亲在世的最后几年，他的父母有一间“非常漂亮的房子”，是“维也纳上流学术界的跳舞中心”。有一篇讣告是这样形容奥古斯特的：“如果我们审视他一生献身科学所取得的成就，我们只能钦佩他那旺盛的精力、他的多才多艺、他一本接一本地出版专著的速度。如果说他的研究略显肤浅的话，这并不是因为他不仔细或不严谨，而或许是他总是匆匆忙忙的结果。”

从1929年到他在维也纳的最后一年，即1931年，哈耶克是维也纳大学经济学专业的“编外讲师”。他向往学院生活，而从不领薪的编外讲师做起，或许将来可以获得一份全职教授职位。从学生那里得到的讲课费也就刚够坐车的花销。他跟哈伯勒、摩根斯坦一起开了一门很受欢迎的生产理论讨论课。

在维也纳的最后一年，哈耶克的研究课题之一是房租控制，这使他看清了政府干预经济的消极后果，这一研究最终形成了多篇论文。他也积极参与奥地利全国经济学会的活动，旨在为来自维也纳大学和米塞斯圈子的经济学家们提供一个论坛。维也纳大学的一些年纪较大的经济学家对米塞斯有敌意，部分是因为他们具有反犹主义倾向。哈耶克是全国经济学会的秘书，米塞斯是副会长。哈耶克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挚友莱昂内尔·罗宾斯曾谈到过奥地利全国经济学会后来的发展过程。奥地利与德国合并后，继承了维塞尔在维也纳大学的教授职位的汉斯·迈尔“最能保持尊严的做法就是关闭学会，但他却没有这样做，而是把犹太会员从著名的全国经济学会中开除，这将是他永生难忘的莫大耻辱”。

哈耶克生活在奥地利文明的黄昏时代。他的青年时期处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那个不同寻常的时代。当米塞斯以92岁高龄于1973年去世时，哈耶克在讣告中评论说，米塞斯的“悲观主义常使他得出一些预言，他并不希望这些预言应验，但最后却总是一一应验”。马克卢普回忆说，早在1927年，米塞斯就“预言，自由正在奥地利衰亡。他十分肯定地说，我们所有人都将不得不背井离乡”。

在“一战”前后的几十年中，维也纳是否达到了其历史上最伟大的思想巅峰状态，这是个争论不休的问题。专门研究奥地利思想史的威廉·约翰斯顿指出，维也纳的例子“告诉我们，时间会抹去记忆而不是保存记忆”。哈耶克晚年谈到他年轻时所了解的维也纳思想的活力时说：“这一切现在都不复存在了。”他回忆说，1932年9月，他回过一趟维也纳，当时，“一大群来自各个专业领域的同人聚会，米塞斯突然问大家，这会不会是我们最后一次相聚。大家起初都觉得有点儿奇怪，米塞斯解释说，再过12个月，希特勒就会掌权。当时大家都不相信，一笑了之”。注释[3]莱姆堡即利沃夫，现在是乌克兰西南部城市。——译者注

第二部 英国（1931~1939年）

第6章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是20世纪全世界最优秀的社会科学教学、科研机构之一。《凯恩斯传》的作者罗伯特·斯基德尔斯基认为，在复兴于20世纪30年代的“反集体主义”思想运动中，涌现了5位杰出的思想家：凯恩斯、哈耶克、卡尔·波普尔、约瑟夫·熊彼特、威廉·贝弗里奇。其中，哈耶克、波普尔、贝弗里奇都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有关联。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对20世纪的民主社会主义同样具有深刻的影响。哈罗德·拉斯基、理查德·托尼、格雷厄姆·沃拉斯、克莱门特·艾德礼、休·多尔顿、悉尼·韦布等人都曾在此工作或执教。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既是古典自由主义复兴的根据地，也是“二战”后民主社会主义和福利国家理念在英国等国兴起的大本营。

20世纪20年代后期，哈耶克撰写了大量论文阐述其商业周期理论，其中，《储蓄“悖论”》引起了莱昂内尔·罗宾斯的关注。此时，罗宾斯刚被任命为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经济系主任。简单地说，哈耶克并不相信存在什么储蓄“悖论”。在这篇文章中，哈耶克提到威廉·特鲁芬特·福斯特和瓦蒂尔·卡钦斯的《节俭的两难困境》一文，该文提出了消费不足的商业波动理论——消费者购买的商品减少，经济活动就会减速。

在一年前发表的《利润》一文中，福斯特和卡钦斯悬赏让大家批评他们的理论，最出色的批评将获得5000美元的奖金。1925年的这场竞赛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至少有来自25个国家的50多所大学的竞赛者提交了435篇论文。这些作者中有40位出版过经济学专著，55位政治经济学教授，还有一些金融专家，以及“大英帝国最负盛名的若干经济学家”。

哈耶克虽未参加这场竞赛，但消费不足的商业波动理论却促使他明确阐述了自己的商业周期理论，其基础是米塞斯的思想。米塞斯的分析是，中央银行进行干预，人为压低利率，会释放出更多购买力，进而加快经济活动、尤其是资本品的生产速度。但到一定时间，这些额外增加的消费将难以为继，因为经济体中并不存在足以支撑它的真实储蓄。于是，中央银行就面临一个抉择：要么允许市场通过提高利率重新实现均衡，而这将导致经济收缩；要么继续通过压低利率、向经济注入更多资金以维持经济扩张。后一种办法的后果就是通货膨胀，到一定时期，通货膨胀将摧毁经济交易赖以进行的基础，进而摧毁整个经济。

在米塞斯这一分析的基础上，哈耶克又强调了庞巴维克的“生产周期”概念。在哈耶克看来，商业周期的根源在于资本的过度投资拉长了生产周期。而此时，该经济是不可能走完这一拉长的生产过程的，因为不存在足以完成这一过程的真实储蓄。当中央银行将利率压到比经济中的真实储蓄与资本需求的比率还低的水平时，时间上靠前的资本会出现过量现象，经济结构会因此扭曲。这种时间上靠前的资本必须在周期的后半段被清除。

20世纪20年代后期，哈耶克还在奥地利商业周期研究所时，第一次访问了英国。他回忆说，米塞斯在20年代早期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埃德温·坎南身上发现了某种“很亲近的精神”，正是从这一时期起，“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自由主义群体之间开始往来”。1929年，哈耶克开始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T·E·格雷戈里通信。

也许是因为拉斯基后来太出名了，而他又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有关，所以坎南的地位就被人忽视了。然而，在奠定该校古典自由主义传统的过程中，坎南发挥了无人可及的作用，而就像该校的社会主义势力一样，这个古典自由主义传统也产生了全球性影响。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创办于1895年，是根据英国社会主义者、费边社领导人悉尼·韦布的设想创建的。在半个多世纪中，它对英国政治和社会产生过非常重要的影响。对刚刚成立的学院影响最深远的最早一批教师包括坎南和格雷厄姆·沃拉斯，他们两位都是从学院创办起就开始执教：坎南在经济学系，沃拉斯在政治学系。

坎南深得自由主义的精髓——在追求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的功利主义道德框架内，无私而热情地探求知识和真理。1951年，哈耶克曾撰文高度赞扬坎南：在“‘一战’之后一二十年自由主义思想衰微的那段时期”，坎南与维也纳的米塞斯、芝加哥大学的弗兰克·奈特不约而同地“捍卫了自由主义的基本思想”。

在坎南于1935年去世时，他的朋友兼同事A·L·鲍利撰文指出，“在战（‘一战’）前那段时间”，坎南“就等于经济学院，他好像一直就待在师生公共休息室和委员会，仿佛这就是他的生命所系。他是学院的灵魂”。哈耶克也说，坎南“缔造了一个传统，这个传统比任何[1]东西都更深刻地塑造了学院中最重要的系的思想环境”。在当时的经济学界，正统的剑桥–马歇尔学派正在崛起，该学派强调数学的作用。坎南却更愿意做一个“异端分子”，他强调常识，强调用日常语言而不是方程进行交流。

坎南思想中与哈耶克思想一致的地方在于，他强调社会是渐进变迁的。这一点在坎南的著述中是显而易见的，他说：“政治经济学不会预先告诉我们社会将沿着哪条路线前进……所有重要的变革都是渐进的，而社会制度不是由某个受神灵启示的天才人物一时心血来潮创造出来的，而是‘自己’成长变化的，其速度常常比橡树长得还慢。”在英国学术界，他坚定地主张金本位制，他也是一位伟大的经济史学家。

坎南对政府正当职能的看法也与哈耶克相同，他说：“任何类型的文明而稳固的社会欲维持下去，都绝对需要一个政府对某一特定地域内的所有的人和事行使司法权力。如果没有这样的权威，个人就不可能有所作为。如果没有一个组织来防范作恶者，没有明确界定何为恶行的规则，个人就不可能和平地追求自己的利益，私有产权也不可能得到有效保障。”因此，规则造就了社会，规则对于社会的正常运转是必不可少的。

跟哈耶克在学术生涯中所坚持的一样，坎南也认为，国家的正当职能包括“切实保护人们免遭攻击、抢劫、欺诈，通过维护街道、水上运输线路等向民众提供旅行和交通的自由，提供排水系统等各种公共卫生设施、公园、基础教育，养活那些不能或不愿养活自己而又没有朋友或慈善机构接济的人”。他属于亚当·斯密传统的古典自由主义者，希望政府承担更多的责任。不过，坎南并不是教条主义者。他曾经自豪地说，大战期间，他曾将卡尔·门格尔的画像挂在自己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办公室的墙上。

在谈到自己是如何进入英语经济学界时，哈耶克说：“一个非常偶然的机会，我得以与坎南传统建立起密切的联系。我非常喜欢他的著作。也为其写过书评，而罗宾斯又是坎南的弟子。于是，我觉得自己置身于坚持坎南传统的学术圈中比置身于马歇尔的追随者中更自在。”艾尔弗雷德·马歇尔曾执教于剑桥大学，是凯恩斯的精神依托。在晚年的一次访谈中，哈耶克曾评论说：“坎南传统的重要性远远大于我们目前所能意识到的。”

坎南认为，自己的世界观中有一点是至关重要的，即罗宾斯所说的“国际主义”，这也是古典自由主义和如今的自由至上主义者的世界观的有机组成部分。罗宾斯在谈到坎南时说，他“从来不关心前线的事，他认为文明是一体的。有人认为，国内贸易与国际贸易是不同的，他对这种想法嗤之以鼻。因此，他坚定地拒绝谈论国际贸易，相反，他所举的例子总是地区间的贸易，而从来不提国家之间的贸易。这一点非常引人注目……如果说坎南跟别人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如果看到有人认为，这个、那个国家从贸易中得到这样或那样有限的好处是可取的，他会本能地比大多数人表现出更多的厌恶——在种种经济学理论中，他的理论最彻底地反对经济民族主义”。哈耶克也同样反对经济上的民族主义，并且也是基于同样的理由——这会阻碍整个人类实现自己的梦想。* * *

从1931年1月底到2月初，哈耶克就“物价与生产”问题发表了四次极受欢迎的演讲。熊彼特在其巨著《经济分析史》中说，哈耶克在这些演讲中阐发的商业周期理论“在英美经济学界广为流传，并获得了任何严格的理论性著作都无法媲美的巨大成功。这个理论包括了计划和政策建议，论证极为严密，他们简直挑不出毛病来。他们也知道，读者的好恶丝毫无损于它的说服力。随后倒是出现了强烈的批评性反应，但无非是想削弱它的巨大影响力罢了。而后来，经济学界干脆置之不理，转向了其他领袖人物，不讨论这方面的话题了。这种社会心理实在有趣，非常值得研究。有些人的成功看起来维持时间较长，最终似乎也很伟大，然而，它们却没有哈耶克的著作那样令人叹为观止”。马克思主义者约翰·斯特雷奇当时撰文指出，1931年哈耶克的《物价与生产》一出版，就像“冲入英美经济学家视野中的一颗新彗星”。1931年，后来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约翰·希克斯正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任教，几十年后，他回忆说，哈耶克的演讲之所以备受关注，主要是因为它来得“恰到好处——当时，世界性经济大萧条的方方面面都暴露出来了——在那个时代，人们非常渴望了解有关经济波动的新知识”。

1931年年初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发表的系列演讲，使哈耶克得以进入该学院执教。就在这次演讲之前，他也在凯恩斯主导的剑桥大学马歇尔学会发表了一次演讲。理查德·卡恩是凯恩斯的追随者，后来又成为凯恩斯的遗稿管理人，他描述了当时的情景：“有很多学生来听，系里最优秀的教员们也来听。听众们完全迷惑不解，无一例外。在马歇尔学会举行的活动中，一般演讲者讲完后会有一轮热烈而漫长的讨论和提问，而这一次，没有一个人说话。而凯恩斯当时在伦敦，我觉得有必要打破这种静寂与尴尬，于是我站起来问道：‘您是否认为，如果我明天上街买一件新外套，失业率会因此而增加？’哈耶克他指着黑板上画的三角关系示意图说：‘是的，但要解释清楚为什么，需要花费很长时间进行数学论证。’”

我们可以从哈耶克的一次访谈中分清哈耶克与凯恩斯思路的基本区别。哈耶克说：“我从来不相信、也永远不会相信，总需求与就业之间存在简单的函数关系。我的看法是，如果你把整个生产活动比作一条河流，那么，这条河的上游部分与河口部分的状况在很大程度上没有关系。有一次，我几乎让凯恩斯明白了我的这个观点，当时我拼命向他解释，在某种条件下，最终需求的增加反而会抑制投资，因为此时快速生产变得更为重要，即使成本较高；而需求降低却会迫使企业追加投资以压缩成本。因而这里的关系也许是，需求减少会刺激投资，而需求增加反而会抑制投资。当时，他对我的论证非常感兴趣，他说，‘但这与就业取决于最终需求的公理是矛盾的啊……’由于这条公理在他的生命中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他必须得坚持最终需求与总就业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因而任何与此相反的理论在他看来都是荒唐的，他都视而不见。”

哈耶克的要旨是，在短期内，消费品需求上升会引导生产活动从长期的资本品生产转向当下消费品的生产。这样一来，需要长期投资的生产部门只能得到很少的资本，而这会抑制真实投资。

哈耶克指出，人们对生产过程的错误认识与资本的性质有关。他在纯技术性经济学理论领域的根本观点是，人为压低利率会刺激短期的资本品的生产，进而扭曲生产结构。这一观点的基础是庞巴维克的资本概念，根据这一概念，随着经济的发展，生产活动会通过越来越多的“迂回”，即漫长而复杂的过程来开展。

在哈耶克看来，经济衰退的根源就在于，该经济体维持拉长了的资本生产过程的发展的能力，与其生产当下消费品的能力之间出现了失衡。在这样的失衡状态下，每购买一件消费品，都会阻碍长期的资本生产过程，从而导致浪费。他在《储蓄“悖论”》中指出：“一旦生产设施过量扩张的过程被开启，那么，除非通过一场以失业及消费需求下降为特征的危机，从而释放出起码能使已扩大的生产设施完工所需的资源，否则，这些设施建设是不可能完工的。”与此相反，凯恩斯则认为，英国的问题在于消费不足，因而所有的购买行为都是在正确方向上迈出的重要一步。针对哈耶克在1931年的演讲中提出的观点，罗伯特·斯基德尔斯基评论说，他“不同意凯恩斯的看法，凯恩斯认为，‘你每省下5先令，就会让一个人失去一天的工作’，这是再明显不过的了”。* * *

最出乎哈耶意料的是，伦敦演讲使他得到了一份教书的工作。罗宾斯在自传中写到，“我一直都记得那天的情景”，哈耶克来到我们学院，“我的门被打开，那位身材高大、健壮、矜持寡言的人物平静而坚定地过来对我说，我是‘哈耶克’”。哈耶克回忆说，他跟罗宾斯成了“非常要好的朋友……合作非常愉快”。

在发表伦敦演讲后几个月，罗宾斯让哈耶克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学报《经济学》上出尽风头。哈耶克用德文发表的《储蓄“悖论”》是罗宾斯对哈耶克产生兴趣的第一篇论文。1931年5月，罗宾斯开始接手《经济学》的编辑事务，他便将这篇文章的译文作为《经济学》的头条。哈耶克尖锐批评凯恩斯《货币论》的文章则刊登在第2期（即8月刊）第二重要的位置上，仅次于一篇回忆伦纳德·特里劳尼·霍布豪斯的短文。在1931年的11月刊上，头条的文章是凯恩斯对哈耶克发表在8月刊上的那篇批评性文章的回应，紧接着又是哈耶克的反驳。再下一期，1932年2月刊，哈耶克对凯恩斯的《通论》所写的书评的第二部分发表在第二重要位置上。差不多有一年时间，哈耶克的文章“统治”了《经济学》学报。

希特勒掌权之前的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前期，英国依然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仍然是“日不落”帝国。它的臣民囊括了居住在每个大陆上的人，占世界总人口的25%。如果加上美国，英语世界的人口可能占到世界总人口的30%，尽管英国大多数殖民地的居民并不说英语。

在“二战”前，国际政治舞台是以欧洲为中心的：几乎全部非洲、中东、南亚次大陆、东南亚都在欧洲国家的殖民控制下。民族主义是20世纪世界政治中最重要的现象。在这个世纪，独立国家的数量几乎增加了10倍。

在鼓舞人们建立世界政治新秩序的人士中，就有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政治学家、民主社会主义者哈罗德·拉斯基。拉斯基是犹太人，比哈耶克大6岁。1920年，拉斯基进入伦敦政治经济学院，1926年升任政治学教授。美国政治学家威廉·埃宾斯坦曾是拉斯基的学生，他说，拉斯基“作为一位教师的影响力，要大于任何学者或任何政治事业的积极推动者”。“二战”后，新兴独立国家的许多地区和国家的民族主义领导人都曾是拉斯基的学生。曾经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学习过的丹尼尔·帕特里克·莫伊尼汉在出任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时曾说过，在亚洲和非洲，该校被视为“最重要的高等教育机构”，拉斯基则“塑造了如此多新兴国家的未来领袖的精神”。经济学家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曾参加过哈耶克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讨论课，后来担任过美国驻印度大使，他说，印度独立后的首任总理尼赫鲁的思想“核心”就是拉斯基的观点，“印度（是）受拉斯基思想影响最大的国家”。1955年，米尔顿·弗里德曼曾在印度待过，他说，当时的印度“具有社会主义倾向，印度的思想氛围基本上被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哈罗德·拉斯基和他的费边社同人主宰”。在进入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半个多世纪后，哈耶克在最后一本著作《致命的自负》的草稿中写到，他到亚洲、非洲旅行时发现，政府中掌权的人很多都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上过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基本上都从拉斯基那里得到过启发。

西方文明的一大成就在于，它具有超越民族、超越文化的性质。与其他文明不同，西方文明不受时间、地点的局限。从某种程度上说，拉斯基对男女在道德上一律平等的伟大的西方传统做出了贡献，而且这一贡献是持久性的。西方文明并不是一个固定的地理实体，在20世纪发展壮大的所有人在道德上一律平等的观念，也许是这个世纪最伟大的政治进步。

哈耶克非常了解拉斯基，但对他深恶痛绝。1984年，哈耶克在为回应某杂志上的一篇文章而写的读者来信中这样评价拉斯基：“约翰·亨特把哈罗德·拉斯基描写为‘左’倾思想的代表人物，并说他是一个头脑清醒的人。然而，他在关键时刻的表现却让我觉得，根本不是这么回事。故事发生在1939年8月。晚饭后，拉斯基就苏联布尔什维克创造的奇迹喋喋不休地讲了一个多小时……然后他停下来，要我们听9点钟的BBC（英国广播公司）新闻广播。新闻中说，希特勒和斯大林签署了协议。结果，拉斯基恼羞成怒，不仅是因为苏联人这一背信弃义的行为，也因为他在20多分钟前还在不遗余力地赞美的那套制度遭到了普遍的唾弃……从此，我再也不可能把他视为头脑清醒的人。”

在另一个地方，哈耶克以较为温和的口吻说：“搞笑的是，我和拉斯基来往颇为频繁，因为我们都是狂热的书籍收藏家。不过，我们的交往也仅限于此。”然而，1944年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出版后，他们的友谊就“完蛋了”。拉斯基“觉得自己受到了冒犯。他坚称这本书就是专门针对他而写的”。拉斯基是1945年12月由埃莉诺·罗斯福参加的那次会议的主要发言者，他厉声斥责“自由企业的无政府状态”。他宣称：“没有什么中间道路，自由企业和市场经济就意味着战争，社会主义和计划经济则意味着和平。”美国的资本主义经济“直接通向奴役”。这跟哈耶克的意思完全相反。

拉斯基最权威的传记作者艾萨克·克拉姆尼克说：“有一段时间，拉斯基是英语世界最重要的社会主义知识分子。”1950年拉斯基去世，有一份悼词预言说：“未来的历史学家会把1920~1950年称为‘拉斯基时代’。”尽管去世后他的影响相对下降，但在其学术生涯中，他和凯恩斯一道，是当时英语世界研究社会问题最重要的著作者、思想家和教师。

哈耶克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执教时，属于左翼政治圈的重要人物还有格雷厄姆·沃拉斯、克莱门特·艾德礼、休·多尔顿、理查德·托尼、悉尼·韦布。跟坎南一样，沃拉斯一开始也是学院讲师。罗宾斯提到过，作为教师，沃拉斯的魅力“超过我见过的所有人”。在1945年撰写的一篇纪念学院成立50周年的历史文章中，哈耶克形容沃拉斯是“费边社早期成员，是1889年发表的著名的《费边社文集》的作者之一，从最开始就帮助设计这所学校。显然，他是最能胜任政治学研究的人，正是由于他们两个人（韦布和沃拉斯）的努力，政治学才加进了学院名称中，与经济学并列。”沃拉斯是一位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者，而不是科学社会主义者。他尤其寄希望于通过教育来改造社会。

克莱门特·艾德礼曾于1945~1951年担任英国首相，也是第一位担任多数党政府首脑的工党领袖，而在1912~1922年（战争时期除外），他是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讲师和导师。在学院里，休·多尔顿是个更重要的人物，后来曾担任艾德礼内阁的财政大臣。和艾德礼一样，他曾进入丘吉尔的战时联合内阁。罗宾斯回忆说，在他刚进入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学习的第一年，多尔顿就已经是个大人物了。

理查德·托尼是一位信奉社会主义的经济史学家，在20世纪20~30年代，他与拉斯基、牛津大学的G·D·H·科尔被称为英国三位有名的“红色教授”。当时是“科学社会主义者”的时代，由于大萧条，英国学术思想界有少数人真诚地相信，拥有和管理社会所有生产资料的经典社会主义政权是最公平、最有效率的社会秩序形态。托尼出版过几本很有影响力的著作，包括《贪得无厌的社会》（1920年）、《宗教与资本主义的兴起》（1926年）等。哈耶克虽然不同意托尼的观点，但很敬重他的为人。哈耶克回忆说：“有很多我非常敬重的人物，比如老托尼。他是那种社会主义圣人，或者用美国人多少带点儿嘲讽的话说，是空想的社会改良分子。而他是唯一一位真心诚意地关心社会改良的人，是我心目中的费边社会主义的典范，也是一个非常明智的人。”

悉尼·韦布与他的妻子贝特丽丝是英国社会主义的精神领路人，特别是在19世纪最后几年和20世纪最初几十年。他们追求的目标是实行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制，按照社会主义和技术官僚的路线重新构建社会。研究费边主义的权威历史学家麦肯齐夫妇指出，韦布夫妇和费边社其他人的理想，“非常类似于受某种人道宗教鼓舞、由公正无私的精英统治的实证主义的国家”。悉尼在起草工党1918年宪章时发挥了重要作用，该宪章要求实现工业国有化。1924年和1929~1931年，他曾两度进入麦克唐纳领导的工党少数派内阁。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对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影响最大的人物则是威廉·贝弗里奇爵士（后成为勋爵），他在1919~1937年担任学院院长。30年代，系里包括哈耶克在内的很多教员都跟他结下了宿怨。贝弗里奇是一位新自由主义者，1942年，他领导起草了著名的“贝弗里奇报告”——《社会保险相关服务》，提出在英国建立一套雄心勃勃的社会服务体系，而这一设想在战后基本上被采纳。和凯恩斯一样，他并不是社会主义者，尽管比起凯恩斯来说，他支持制订更多的政府计划，对经济进行更多的宏观调控。贝弗里奇撰写的《自由社会的全面就业》也是一本广为流传的书籍。

就连那些批评贝弗里奇的人也承认，他是一位融资高手。在他执掌该校时，职员、教员、项目、科系都获得大幅增加，其中，图书馆受益匪浅。最大的发展是全职教员数量大大增加。贝弗里奇曾在自传中回顾说，他就任伦敦政治经济学院院长时：“全院的全职教员只有两位教授，而且都是刚提升上来的，此外还有一位高级讲师、几位级别更低的讲师，总共就七八个人。而到我离职时，已有19位教授、15位高级讲师、21位讲师，还有21位助教和助理——总共76人——这些是全职教员，另外还有4名非全职教员。”他当院长时，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一直流传着一个笑话，说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混凝土从来没有干过”。罗宾斯尽管后来也反对贝弗里奇，但谈到他早年的作为时也说：“那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正是贝弗里奇看到哈耶克演讲获得巨大成功后，提出聘请哈耶克担任全职教职的，尽管按照哈耶克本人的说法，贝弗里奇是在罗宾斯的建议下才做出这一决定的。注释[1]“最重要的系”指的是经济系。——译者注

第7章 罗宾斯

从年龄上说，莱昂内尔·罗宾斯和哈耶克是同龄人，他能当上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经济系主任，也是机缘巧合。他的前任阿林·扬是一位美国著名的经济学家，1929年突然因肺炎去世，罗宾斯被任命接替这一职务。罗宾斯回忆说，1927年坎南退休时，大家一致认为“经济系的整个组织都需要彻底革新”，而这本来应当是扬的职责。于是，年仅30岁的罗宾斯获得了革新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经济系的大好时机。他试图创建一个世界领先的经济系，而事实证明，他在很大程度上达到了这一目标。

从哈耶克进入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起，罗宾斯就深深地为哈耶克的思想折服，并受到他的深刻影响，尽管随着时间推移，哈耶克逐渐偏离了纯技术经济学的研究。在《储蓄“悖论”》一文中，究竟是什么东西让罗宾斯如此着迷？最主要的是哈耶克对正在形成的凯恩斯理论（尽管凯恩斯本人在那篇文章中并未提及）的批评。凯恩斯认为，过度储蓄是商业周期的根源，比如，英国的问题就出在储蓄太多，从而导致消费不足。罗宾斯对《储蓄“悖论”》一文的评论是：“这正是我们反击凯恩斯所需要的东西。”

罗宾斯在自传中驳斥了人们关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与凯恩斯执教的剑桥大学的关系的说法：“这种误解很普遍。人们常常以为，两校处于尖锐对立、互不信任的状态。这完全没有根据。”不过他也承认，两校间存在“不同的气氛”；“在实际政策问题上的分歧或许可以证明我们之间存在立场冲突”；“尽管我也许不该说，现在我觉得，我的伦敦同事们的看法也有错误，但我们有充分的依据反对在剑桥获得广泛支持的政策，这也足以证明这两群人之间存在冲突”。1932年10月，凯恩斯等几位剑桥大学经济学家致信伦敦《泰晤士报》并提出，为了阻止衰退，必须增加公共投资。罗宾斯、哈耶克等几位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经济学家立刻反击，支持政府的平衡预算政策。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第一代学者就对剑桥没什么好感。坎南向来跟马歇尔不和，而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另一位经济学家赫伯特·索默斯福克斯韦尔由于未能接替马歇尔的职位，也对剑桥极为不满。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教员大多来自牛津。据经济学史专家杰拉尔德·库特的研究，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试图“把经济学理论和应用经济学改造成不同于马歇尔体系的经济学，而这套体系当时在剑桥已然根深蒂固”。

罗宾斯出任经济系主任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与剑桥之间的竞争达到了白热化。首相麦克唐纳于1930年任命了一个5人组成的“经济学家委员会”，负责评估大萧条时期的经济状况，分析其根源并提出解决方案。罗宾斯和哈耶克都是委员，而凯恩斯则是委员会主席。罗宾斯和凯恩斯在委员会中互相叫劲——当初是凯恩斯提议他出任委员的，但罗宾斯拒绝为最后的报告签字。这件事过后两年，凯恩斯拒绝就失业问题与罗宾斯进行辩论：“他太胡搅蛮缠了！而且，他标新立异的理由太与众不同了。他很难抓住真正的要点，肯定会把公众搞糊涂。”

哈耶克率先批评《货币论》的文章，然后由罗宾斯安排，发表在1931年8月的《经济学》学报上。一个月后，哈耶克就得到了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教职。这篇评论对于哈耶克确立自己未来若干年在英国学院派经济学中的地位是至关重要的；凯恩斯在接下来的一期中发表的过激回应更加巩固了哈耶克的地位，其作用可能比那篇评论性文章还大。在这篇评论中，哈耶克严厉地批评了凯恩斯。尽管在开篇的评述中他说，凯恩斯“由于其勇气和对现实的洞察力而获得了几乎无人比拟的、也是名至实归的声誉”，随后称赞“作者书中的有些段落显示了他惊人的见识、博学和对现实的了解”，但这些不过是后面严厉而全面的批评的铺垫而已：事实证明，这本书只不过是知识急速发展过程中一个转瞬即逝的插曲而已，无非是一个试验而已，对其做出过高评估是不公平的……在欧洲大陆的经济学家看来，这种研究方法可不像作者自认为的那样新颖……毫无疑问，可能是因为觉得自己提出的实际建议迫切需要得到理论上的论证，这才促使凯恩斯先生匆匆忙忙地发表了这部尚不能说已经完成的作品……他的表述是艰涩的，不够系统，也含糊其辞……不知道是否有人真能正确理解凯恩斯先生的意思……凯恩斯先生采用的方法确实比较稀奇……

哈耶克在最后一个注释中鼓励凯恩斯做出答复：“面对如此多的问题，明智的做法恐怕是，先停下来做进一步阐述，从而为下一步讨论奠定一个更坚实的基础。”

凯恩斯确实进行了阐释，并且予以还击。在这篇11页的回应文章中，凯恩斯先用2/3的篇幅为自己的立场做了一番辩护，并对哈耶克提出了批评，然后评论说：“读者会以为我偏离了主题，已经在对哈耶克博士的《价格与生产》进行评论……在我看来，这本书是我读过的最混乱不堪的东西，从第45页往后，几乎没有一句健全的命题。这个再恰当不过的例子证明了，无情的逻辑学家如果从一个错误的命题出发，最后必然以进疯人院而终结。哈耶克博士看到了一个梦境，醒来时，他给梦境中的东西取了错误的名字，让他的故事变得杂[2]乱不堪。他的“《忽必烈汗》版本”没有任何启示效果，一定不能使读者思考他头脑中那点儿还在萌芽状态的想法。”

尽管不时地抱怨凯恩斯在回应他关于《通论》的书评中是如何不公，哈耶克也是不遑多让，不管是在最初的书评中，还是在对凯恩斯的回应进行反驳时：“不幸的是，在我看来，凯恩斯先生的答复并没有澄清我提出的很多难点。他并没有努力澄清我仔细而详尽地指出的他在论述中的含混不清之处，他的答复是去挑……另一本书的刺。我无法相信，凯恩斯先生希望给人留下一种印象，似乎他想通过辱骂论敌的办法阻止读者关注跟他的论点不同的看法。”

在剑桥，人们觉得，哈耶克是在与剑桥的思想战斗中替罗宾斯和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打头阵的人。理查德·卡恩回忆说：“在剑桥，我们都有一种印象，当然这可能不对，但我们确实觉得，罗宾斯等人的意图是把哈耶克树立为一个偶像，用来与凯恩斯相抗衡。”卡恩接着说，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与剑桥的关系最后之所以决裂，“是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从维也纳来到伦敦导致的”。

在划时代的《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1936年）中，凯恩斯对罗宾斯冷嘲热讽了一番。凯恩斯首先说，“一战”后的经济学家，在其提出的比较现实的政策建议中，一般都不再自始至终地固守古典经济学理论体系。在凯恩斯看来，这是有益的。然后凯恩斯挖苦说，只有“罗宾斯教授与众不同，几乎就是他一个人继续坚持着保持思想的前后一致，他提出的实际政策建议跟他的理论属于同一个体系”。* * *

罗宾斯被认为是20世纪30年代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经济学家中的思想领袖，而由于哈耶克后来出了名，这一点时常被人忘记。亚瑟·罗森菲尔德曾就职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创办的伦敦与剑桥经济服务所，他回忆说，整个30年代，他“都注意到哈耶克在放射光芒。但他尽管在放射光芒，我当时却觉得，他不过是那时经济学家中最耀眼的星星——罗宾斯旁边一颗做陪衬的星星。第一次读到罗宾斯的《经济学的性质与意义》时，我的感受就仿佛‘观测天象的人看到一颗新行星进入自己的视野’。我当时觉得，哈耶克不是一颗能跟罗宾斯一样明亮的行星”。希克斯在1939年为其《价值与资本》一书所写的前言中评论说，这些思想“绝不仅仅属于我自己：这些思想是在罗宾斯教授的领导下，这里的人们一直努力推动的那种社会过程的产物”。几十年后，希克斯为其文集中所收的早期经济学文章撰写导论，标题就是“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与罗宾斯的圈子”。后来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罗纳德·科斯当时也是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学生和年轻教员，他回忆说，罗宾斯是那个时期经济系“最具影响力的人物”。后来长期担任伦敦经济事务研究所负责编辑业务的所长一职的阿瑟·塞尔登，当时也是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学生，他说，罗宾斯是“30年代中期的知识领袖，当时，哈耶克正忙于研究货币和工业结构问题”；“在我上本科那些年，罗宾斯是最具影响力的自由主义人物。他的讲座和著述奏响了古典自由主义反击社会主义的号角”；罗宾斯是“经济系教员们的指路明灯”。1951年，哈耶克曾说：罗宾斯成为“30年代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崛起的一批年轻经济学家的核心人物”。

在30年代进入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后来纷纷成名的经济学家中，除罗宾斯和哈耶克之外，还有约翰·希克斯、罗纳德·科斯、阿瑟·刘易斯、尼古拉斯·卡尔多、阿诺德·普朗特以及阿瑟·塞尔登。希克斯于1972年与人分享诺贝尔经济学奖，跻身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学院经济学家之列。1926~1935年，希克斯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任教。他的名声源于他的理论著作，包括《工资理论》（The Theory of Wages，1932年），尤其是《价值与资本》（1939年）。尽管他不是凯恩斯的追随者，却在凯恩斯主义的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为其提供了理论基础。

为科斯赢得盛名的是“科斯定理”。科斯断言，只要交易成本为零，法律资格或产权的最初配置并不会影响其最后的效用。也就是说，通过完全竞争性市场来配置资源，最终总会实现资源的最有效配置，资源总会流向更好的用途。在科斯的思想中，具有同样重要地位的是，确定产权及其形态是市场交易的基本前提，它们决定着市场交易的内容。与哈耶克一样，科斯的学术生涯先后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和芝加哥大学度过，他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一直待到1951年，此后则一直在芝加哥大学。

阿瑟·刘易斯于1973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是获得此奖的第一位黑人。他于1933年进入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学习，一直待到1948年，当时已成为讲师。他这样描述自己进入经济学领域的过程：“命运注定了我要成为一名经济学家。成为哪一类经济学家也早就铁定了，即应用经济学家。这当然不是说我要把经济学应用到产业或其他结构性问题上，而是说，我要从制度背景着手研究问题……阿诺德·普朗特爵士教授是我的导师，如果没有他在关键时候的教诲，我恐怕既无法获得学识，也不会得到助教职位。（这是该校第一次聘任一位黑人，却几乎没有遇到阻力）。我和他在思想上有些分歧，因为他是个信奉自由放任原则的经济学家，而我却不是，但这并没有妨碍我们的友谊。”

尼古拉斯·卡尔多是20世纪另一位具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尤其是在英国，他是很有影响力的凯恩斯主义者，尽管他最初深受罗宾斯和哈耶克的影响。他与哈耶克的关系匆匆而来，又匆匆而去。他曾将哈耶克早年的著作翻译成英文，但后来，他们的私人和学术关系却恶化了。卡尔多曾这样描述他们剧烈变化的关系，哈耶克逐渐地“极端讨厌我。最开始，他对我很严厉，但后来，我发现他缺乏理智，我就开始戏弄他，让他出洋相，在讨论课上跟他唱对台戏。我还记得，有一次我跟哈耶克争论，我说，‘哈耶克教授，这只是中学水平的经济学’。哈耶克的脸越来越红，下课后，我在休息室，哈耶克走进来（说），‘你们知道卡尔多说什么，尼基说什么？他竟然说‘哈耶克教授，这只是中学水平的经济学，你应该了解它’，我说，‘我抗议，我从来没有说过你应该了解它’。大家都大笑起来”。1927年，卡尔多进校学习，后来又任教直至1947年。这一年他到剑桥大学任教，并在那里成为皇家学会成员。剑桥是凯恩斯的老地盘，对他来说，这里的环境更合适。

阿巴·勒纳跟卡尔多一样，最初也是哈耶克的学生，但在30年代逐渐转向社会主义。但跟卡尔多不同，他一直怀有对哈耶克的感情和尊重——两人相互尊重。大萧条爆发时，勒纳成为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夜校学生。还在读本科时，他就希望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与剑桥之间加强学术交流。据30年代后期曾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读研究生的泰伯·西托夫斯基说，勒纳是个“社会主义者，却鼓吹由市场确定价格以实现配置效率。他相信私人企业，他认为，这些私人企业提供的就业岗位是个人自由的根本保障”。勒纳与奥斯卡·兰格一道创建了市场社会主义理论。

阿瑟·塞尔登的影响力并不是来自其原创性研究成果，而更多地来自作为一位编辑的工作。经他之手，数以百计才华出众且具远大抱负的古典自由主义学者和知识分子的著作得以出版并广为传播。1957~1988年，他一直担任伦敦经济事务研究所负责编辑业务的所长。在他的努力下，英国逐渐形成了一种政治气氛，正是在这种气氛中，撒切尔夫人得以在80年代进行其市场导向的改革。塞尔登在纪念哈耶克的文章中写到，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哈耶克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及其后）是我的老师，作为一位一丝不苟的奥地利人，他相当引人注目，是罗宾斯请他来讲课的”。

在30年代的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经济系，在希克斯于1935年去剑桥大学之后，阿诺德·普朗特成为系里的第三号重要人物。普朗特是罗宾斯和哈耶克的好友。科斯在谈到他的老师时说：“普朗特是坎南的学生，跟罗宾斯是同一代人，但他不像罗宾斯那样对高深理论感兴趣。普朗特是位应用经济学家，他的主要研究领域是我们今天所说的产业组织。”科斯又回忆说，1931年，他参加了普朗特的讨论课，对我来说，这“开启了一个新天地。他让我理解了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塞尔登回忆说，普朗特是他的商业学位导师，“他教给我古典经济学的真理，更教给我市场在贸易和工业中的力量，教我明白洛克和休谟洞察到的私有产权的作用”。从很多方面看，普朗特在教学上都比罗宾斯和哈耶克更成功，他的影响力更多来自言传而不是著述。

罗宾斯在自传中说过，普朗特“深刻地影响了两个系（经济系和商业系）的全面发展”，他的“课讲得非常出色，他是一位伟大的老师”。普朗特在谈到自己与哈耶克的交往时说，他“对于财产和所有权（不管是公共的还是私有的）的范围和作用具有特殊兴趣。我惊喜地发现，哈耶克对财产法的衍生影响的经济意义的估计，跟我的看法完全相同。我还记得，当我让他关注休谟在《道德原理探究》第三部分《论正义》中对这些问题进行的深入探讨时，他是多么兴奋”。在《自由宪章》中，哈耶克提到，“很多年前”，普朗特第一个提醒他注意休谟已意识到确定的、不变的规则，尤其是有关财产的规则的重要性。

除了本校这些才俊之外，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还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诸多访问学者。罗宾斯回忆说，这些访问学者包括来自维也纳的戈特弗里德·哈伯勒和弗里茨·马克卢普，来自斯堪的纳维亚的贝蒂尔·奥林和朗纳·弗里施（两人后来都获得了诺贝尔奖），来自芝加哥大学的弗兰克·奈特和雅各布·维纳。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成为新兴的古典自由主义思想的“圣城”。哈耶克曾认为，它“可能是新兴的自由主义最重要的活动中心”，20世纪30年代的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与维也纳和芝加哥大学一起，“已为古典自由主义的新发展打下了基础”。

1931年哈耶克到任时，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大约有3000名学生，其中1250名是全日制学生，其中包括200名研究生；1250名非全日制学生，另有500名跨校学生（在几个学校同时注册）。大约有一半的研究生、200名本科生来自海外。学校的专业涵盖了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经济学、政治学、人类学、社会学、历史学、哲学，一度还有社会生物学，以及更多实用专业及其他学科领域。

罗宾斯和哈耶克主持的讨论课是这一时期学院最吸引人的学术活动。罗宾斯说，讨论课是“我们思想学术活动的中心内容”。教员和高年级学生每周搞一次，探究、讨论、交流各种观点。罗宾斯接着说：“至于形式，可以这么说吧，一般都是由我或哈耶克主持，通常是我来主持，但大家一聚到一起，就没有什么等级之分了。教员和学生都成了一帮热情追寻真理的家伙，声望高低全看你表现得是否出色。有时会事先确定研讨内容，更多则是有大量话题，有个大致的次序，然后我们就随着观念的展开而逐个讨论。如果突然有了新想法，就会完全改变话题。”

哈耶克则是这样描述讨论课的：“每一年都有一个主题。我想，我这么说没有不公允之处：罗宾斯做了所有的组织工作，包括选择主题。不过一旦展开讨论，我往往会主宰整个讨论。（大笑）这是规模较大的研讨，我想大概有四五十个人参加。不过，坐在前排的人都是些已参加了两三年的成员，他们主宰着整个讨论。这里不仅有学生……（还有）助教和初级讲师。”

普朗特也回忆说：“罗宾斯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主持的经济学讨论课，成了无穷无尽地讨论哈耶克关于货币对生产结构和产业波动及其在经济、社会、政治政策等方方面面发挥影响之看法的论坛。哈耶克的出现为罗宾斯的讨论课所具有的磁铁般的吸引力又增加了一股力量。”在这里，大家也会讨论参加讨论课的其他成员的著作。

罗宾斯深情地回忆说，讨论课总是非常激动人心。我们普遍感到，在经过一段相对停滞的时期后，经济学又开始发展了，而我们正积投极入这一活动中。

或者这本身就令人欢喜，而年轻就是天堂！

哈耶克在谈到这些讨论课时说，他“当然永远都不可能再次激发出对理论经济学的技术性细节的狂热兴趣，也不可能再找到那样一群具有一流才智而又志趣相投的人士，并从与他们的讨论中受益了”。20世纪30年代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那些岁月，给他带来了极大的愉悦和收益。注释[2]《忽必烈汗》为英国浪漫主义诗人缪尔·柯勒律治于1797年创作的梦幻诗。——编者注

第8章 凯恩斯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与米尔顿·弗里德曼并称20世纪最显赫的两大经济学家。凯恩斯出生于1883年，信奉19世纪甚至18世纪的实证主义科学世界观。他于1946年去世，30年后，他的朋友、经济学家科林·克拉克是这样描述他的：“我觉得，我也很了解，凯恩斯的理想世界是在过去，是爱德华时代的自由主义世界，他向往的是富有人情味的习俗、中庸的政党纲领、充满希望的改良的世界，他是在这样的世界中长大成人的。”凯恩斯的气质是中庸的。

他欣赏资本主义文明的价值。凯恩斯在公共事务舞台初试啼声是发表《和平的经济后果》（1919年），在这里，他对“一战”后订立的《凡尔赛和约》的经济内容及该条约的制定者给予了猛烈的批评：那曾经是人类经济进步史上多么超乎寻常的一幕，然而，这个时代却在1914年8月宣告终结了。大多数人确实很辛苦，生活的舒适程度也不高，但至少从人们的表情上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他们通情达理，对这种状况已相当满意。而任何能力和资质在平均水平之上的人都有可能摆脱这种境况，爬进中上阶层，而他能以较低的成本和最少的代价获得生活上的种种便利、舒适，其丰富程度超出以前最富裕，也最有权势的王公贵族的想象。当时的伦敦人可以在床上一边喝着早茶，一边通过电话订购世界各地的产品，想订购多少就订购多少，他也可以放心地等着这些东西运到自家门口；同时，他也可以把自己的财富投资到地球任何角落的自然资源开发和新的冒险事业中……如果他愿意，他可以利用廉价和舒适的交通工具，立即动身去任何国家而不需要护照或填写各种表格；他可以派自己的仆人到附近的银行大厦，取出可以非常方便使用的贵金属，然后在世界各个地方都通行无阻……哪怕是最小的干预，也让他觉得自己受到了很大的侵害，他也会非常惊讶。而更重要的是，他觉得这种现状是正常的、确定的、永久的，只会不断地改进……军国主义与帝国主义、种族和文化敌对、垄断、贸易限制、排外主义的活动和政治，所有这些就是天堂里的魔鬼，但也无非是每天报纸上的花边新闻而已，似乎不会对正常的社会和经济生活产生任何影响，对于已经接近完成的国际化进程也不构成任何威胁。

凯恩斯明确地反对社会主义（生产资料的共同所有）和共产主义（所有财产的共同所有）。在批评马克思主义时，他曾经妙语质问：“我怎么可能信奉这样一种学说呢，它青睐烂泥巴而不是鱼，它把乡巴佬似的无产阶级置于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之上，后者尽管有这样那样的缺陷，但最起码具有生活的品位，也确实承载着人类一切进步的种子。”1935年，他写信给朋友萧伯纳说：“上周，我又骂了一通老马（马克思），我读了刚出版的马克思与恩格斯的通信，发现他们没有任何长进……我看得出来，他们发明了某种喋喋不休地诉苦的途径，一种恶劣的文风，他们的后辈把这两点都一点儿不落地继承了下来。但如果你告诉我，他们发现了破解经济之谜的线索，我却不大相信——我看到的没有别的，无非是一些过时的胡言乱语而已。”

20世纪20年代英国的经济状况不同于美国。在美国，那些年属于“兴旺的20年代”，而在英国，则是一段黯淡的岁月，失业率只有一年低于10%，其余年份都在10%之上，这一年就是1927年，失业率为9.7%。为什么会这样？凯恩斯的答案是，英国成了一头僵硬而行动迟缓的巨兽。“19世纪的力量经过自然的发展，已经耗尽了。”这就是他的解释。他坚信，英国不再是一个富有成长性、充满活力的经济体了。

哈耶克在到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演讲和教书前，于20世纪20年代后期在伦敦举行的欧洲各商业周期研究所的会议上，认识了凯恩斯。当时，凯恩斯是他心目中的一位“英雄”。哈耶克回忆说，只有凯恩斯“才有勇气抗议1919年和约中有关经济问题的条款”。哈耶克和他那一代年轻的维也纳人都称赞“这本文采斐然的书（《和平的经济后果》），因为它直言不讳，思想独立”。

继《和平的经济后果》后，凯恩斯的第二本重要著作是《货币改革论》（A Tract on Monetary Reform，1923），收录了此前3年的文章和演讲搞。用当时人们的话说，凯恩斯是个“稳定论者”，即希望实现国内价格稳定，与之对立的一批学者则相信，货币政策的首要目标是实现固定的货币交换汇率。他认为，如果按照《货币改革论》对货币进行管理，就能实现真正的突破。凯恩斯主义在理论经济学上的要旨已经初露端倪：货币供应相对偏离价格，重视制定政策时的财政环境，政府发挥重要作用，从宏观上管理全国经济，尽管不是从细节上进行指挥。《货币改革论》出版后，凯恩斯发动了一场阻止英国回到战前平价金本位制的“斗争”（“一战”期间暂时取消了金本位制），结果没有成功。凯恩斯认为，回到战前平价金本位制是发疯了。在经济正处于战后恢复的时期内，英镑的价值只及战前平价美元的10%。要弥补这么大的缺口，就需要实行通货紧缩政策，而这会进一步抑制已因严重失业而陷入困境的英国经济。

在政府恢复战前平价金本位制后，凯恩斯提出了批评，撰写了《丘吉尔先生的经济后果》，丘吉尔当时是财政大臣。1926年，凯恩斯撰写《自由放任的终结》（The End of Laissez Faire），他所说的“自由放任”指的是，政府不应在宏观管理社会广泛的经济活动状况方面发挥太大作用。

正是基于上面的背景，凯恩斯创作了《货币论》，作为对自身理论的一个总结。然而，到该书出版时，情况已发生变化：紧接着20世纪20年代的英国萧条的是30年代初更严重的大萧条。

在30年代初，货币政策已变成一种没有效果的政策工具，因为通货紧缩已将利率压到很低的个位数水平。于是，在货币政策之外，凯恩斯又提出了财政政策。给经济打气，使经济重新启动，就成了政府的责任。政府应当雇用民众，参与公共工程，实行转移支付，保持较高开支。基本上，20世纪20年代的货币主义者凯恩斯到30年代就变成了鼓吹财政政策的凯恩斯，因为随着经济状况的变化，财政政策可能比货币政策更有效。* * *

罗伯特·斯基德尔斯基在三卷本《凯恩斯传》第一卷开头这样写道：“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并不仅仅是一个权势集团的成员，他也是他所在的权势集团的精英分子之一。他几乎从来都是居高临下地看待英国和整个世界的其他人。”对于年轻的哈耶克来说，1928年到伦敦参加欧洲几个商业周期研究所举行的会议，一定是件令人兴奋的事情，凯恩斯也参加了这些会议。

凯恩斯在答复哈耶克对其《货币论》所做评论时之所以大动肝火，部分原因在于，他觉得自己以前对哈耶克很友善。比如，1927年年初，哈耶克曾请凯恩斯给他寄一本弗朗西斯·伊西·德罗·埃奇沃斯的《数学心理学》，而1929年，哈耶克赠送给凯恩斯一本他的任教资格论文——《货币理论与商业周期》。对这个礼物，凯恩斯还写信道谢，确实够友善的了，因为这是世界最著名的经济学家给一个还不到30岁的年轻人写信啊。“非常感谢你赠送这本书。我对最后一章尤其感兴趣。不过我发现，你们的德文可实在是难以搞懂！”于是，凯恩斯在《货币论》中两次提到了哈耶克，比如在最重要的一个段落中提到：“德国和奥地利正在形成一个思想流派，他们提出的银行利率与储蓄、投资间的均衡有关以及后者对信用周期具有重要意义的理论，基本上接近于本书的理论。”而这个学派的成员包括米塞斯和哈耶克。凯恩斯慷慨地在脚注中写道：“可惜，这些学者的著作到我手里时，我已写完这本书要去付印了，如果这些学者的书能在我刚开始思考这些问题时到我手里，同时，如果我精通德文，我就会更多地参考这些学者的研究。（对于德文，我只能弄明白我已经了解过的东西，因而由于语言障碍，我就无法深入了解那些新思想了。）”

凯恩斯文集的编辑唐纳德·莫格里奇曾说，凯恩斯认为，哈耶克是在1931年9月到达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任教之前，想靠在《经济学》上发表评论凯恩斯的《货币论》、靠反对凯恩斯进入英国经济学界，对此，凯恩斯“显然极不喜欢，因为他自己看过的那期《经济学》是他保存下来的看过的期刊中评注最多的一本。在哈耶克总共26页的书评文章中，有34处凯恩斯用铅笔做的记号和评论。在哈耶克那篇书评的末尾，凯恩斯概括了自己的反应，他写道：“哈耶克并没有带着‘善意’读我的书，而作者是有理由期待读者保持这种心态的。假如他确实有善意，那他起码也没看明白我的意思，或者不清楚我是否正确。显然，有一种激情驱使他挑中了我来发动攻击，但我搞不明白，这种激情到底是什么。”

哈耶克为什么如此严厉地批评凯恩斯？部分原因可能在于，他认识到，这可能是受了罗宾斯的怂恿，通过挑战凯恩斯，他可以迅速地在英国经济学学界确立自己的地位。在凯恩斯和罗宾斯于麦克唐纳首相召集的经济学家委员会上激烈争吵仅一个月后，罗宾斯请哈耶克为《经济学》撰写评论凯恩斯的《货币论》的文章。哈耶克无疑也自视甚高，因为以前发表过非常成功的演讲，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主动聘任他，接着又出版了他的《价格与生产》，其文章也在《经济学》上频频发表。

1931年11月，凯恩斯在《经济学》上对哈耶克的书评做出回应后，凯恩斯和哈耶克有过私人通信。凯恩斯试图搞清楚哈耶克的说法。从1931年12月10日凯恩斯写第一封信，到1932年1月23日哈耶克对凯恩斯提出的问题做出最后回复，他们各写了5封信。

凯恩斯对这种交流不是很满意，因为每一次都是凯恩斯先写信，哈耶克才写回信。1932年2月11日，凯恩斯给哈耶克写了第6封也是最后一封信，信中说：“你的（最后）一封信对我搞清楚你的想法有很大帮助。我觉得，你已把我信中提出的所有问题的答案告诉了我，但我仍有一种感觉，就是我在读你的东西时，几乎搞不清楚你经过简化的假设是什么，也不清楚如果去掉这些假设会对你的论证产生什么影响。回到我们这次通信的起点，我都忘了我是从哪儿开始的，我对你的说法仍表示怀疑……非常感谢您对我如此完整的回复。”

哈耶克过高估计了凯恩斯对他的专业经济学水平的评价。1932年2月1日，凯恩斯在写给他在剑桥的朋友理查德·卡恩和皮耶罗·斯拉法的信中谈到了哈耶克：“下面该是什么动作了？我觉得要打个大呵欠——就是这样。”也就是说，凯恩斯对与哈耶克书信来往感到厌烦。1932年3月29日，凯恩斯在给哈耶克的一封回信中说：“我没有那么认真地研究你发表在《经济学》上的文章（哈耶克评论《货币论》的第二部分）。”而这篇评论，他应该已经拿到手几周了，而哈耶克也曾在两个月前的一封信中提到过。

凯恩斯在哈耶克1932年写的一篇文章的打印稿上写到，“依然是胡言乱语的大杂烩”；在写于1933年的一封信中，他说，哈耶克“周末都待在这儿（剑桥）。私下我们相处得很好，但他的理论全是垃圾……我今天觉得，甚至他自己都不相信他的东西了”；在1935年的一封信中，他又说：“天知道奥地利学派说的‘生产周期’是什么意思。反正我是无话可说。”按照罗伯特·斯基德尔斯基的说法，1933年3月5日，可能是他们最后一次在书信中讨论经济学理论问题，尽管他们后来继续书信往来，“亲切地交流古董收藏方面的新发现”——哈耶克跟拉斯基、凯恩斯有一样东西是相同的，即都喜欢收藏书籍。哈耶克发表《通往奴役之路》后，凯恩斯给哈耶克写了一封后来广为人知的赞许信，但一上来凯恩斯先警告哈耶克说：“你不要指望我会完全接受你书中的那些经济学思想。”

凯恩斯看不上哈耶克的专业经济学思想，而在凯恩斯看来，哈耶克也没能领会他的立场。凯恩斯的这种心态最集中地表现在一条注解中。这条脚注附在凯恩斯编辑的剑桥《经济学学报》发表的哈耶克一篇文章后面。哈耶克这篇文章是回击皮耶罗·斯拉法对他的批评，他最后指出，“我大胆地推测，凯恩斯先生会完全同意我反驳斯拉法先生的观点……出乎意料的是，斯拉法先生对凯恩斯先生的理论的理解，甚至不如对我的理论的理解”。凯恩斯对这句话做了一条注解：“我想说的是，根据我的粗浅理解，斯拉法先生已经准确地理解了我的理论。”

1931年到1932年间哈耶克与凯恩斯的往来被视为一场“论战”。实际上，诚如经济学史家贝尔特·梯也本所说：“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哈耶克与凯恩斯之间的辩论一点儿都不像是大论战。”双方都猛烈抨击对方，但仅此而已，并没有持续的、深思熟虑的、富有成果的观念之间的交流。双方都没有能够说服对方改变看法，甚至都没有能够说服对方相信自己的立场确实具有很高的价值。

曾做过哈耶克助手的库尔特·洛伊贝和经济学家阿尔伯特·兹拉宾格尔写道，哈耶克的研究仅仅“在短时间中沾了凯恩斯的新观念的光，因而被学术界关注”。哈耶克的追随者集中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而到了20世纪30年代后期，几年前曾信奉哈耶克观念的人纷纷投奔凯恩斯门下。路德维希·拉奇曼是个具有奥地利学派倾向的经济学家，这个时期曾追随哈耶克学习。他回忆说，30年代初他到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时，“所有人都是哈耶克的信徒；而到30年代后期，只剩下两个人了：哈耶克和我”。希克斯也说，哈耶克的“听众烟消云散了”。

在1952年撰写的一篇书评中，哈耶克对凯恩斯的描写有助于了解两位学者及他们的学术思想：“人们一般都认为凯恩斯是一位经济学家，但了解他的人都不会否认，他是他那一代英国人中最杰出的一位。事实上，他作为一位经济学家的影响力之所以会那么广泛，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他总能给人以深刻的印象，由于他的兴趣无所不包，由于他的人格力量和令人信服的魅力，以及他的经济学贡献的原创性和理论的健全性。他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可以归功于他把思想的卓越和敏锐，与旁人无可匹敌的娴熟的英语语言技巧罕见地融为一体……作为一位学者，他被一种强烈的直觉引导，因而，他的特点是敏锐，而不是深刻和彻底，这使他努力从不同的角度一遍又一遍地证明同样一个观点。”

哈耶克也这样形容凯恩斯，他“能够同时做无数事情：教授经济学，组织芭蕾舞演出，从事金融投机，收藏绘画，开办投资信托公司，为剑桥学院筹集资金，他还是一家保险公司的董事，实际经营着剑桥艺术剧院，亲临剧院关心旅馆提供的食物和酒水这样的细节问题”。凯恩斯把哈耶克震住了，很多人都有这种感觉。

在20世纪30年代，哈耶克和凯恩斯的学术和私人关系并不是很密切。但在“二战”期间，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搬到剑桥，他们成为私交很好的朋友。不过，在学术上，他们的关系可一点儿都不密切。据科斯说，对哈耶克来说，30年代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失去支持，“一定是非常难过的事情”，但他“从来不表露出来”。

哈耶克在30年代从事的大量专业经济学研究都是他与凯恩斯交锋的延续。他坚信，为了反驳凯恩斯的看法，必须重新研究基本的资本理论，然后将该理论应用到货币问题上。尤其是在资本扩张主要是指资本的“拓展”还是“深化”这个问题上，他不同意凯恩斯的看法，他认为后者是最精确的概念，也最容易受利率调整的影响。

第9章 货币与商业波动

20世纪30年代哈耶克的学生们的记录，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哈耶克当时的情形。拉尔夫·阿拉奇在1931年的一封信中写道：“昨天读到一本书，是老哈耶克写的，在这里，人们称他为冯·哈耶克。今年，他将用蹩脚的英语（上帝啊，帮帮我们吧）讲20多节课，他竟然建议我们读一本荷兰语书籍！还有30多本厚书。不过，他确实是个聪明的家伙。”阿拉奇在次年的一封信中又说：“刚刚上完一节非常漫长的课回到家，在这堂课上，哈耶克搞得一塌糊涂，我们这些人是又高兴又难过。一遇到这样的情况，他就开始从牙缝里挤英语，而不是说英语，他也非常激动。我们实在听不懂他在说什么。”阿拉奇说，1932年，哈耶克到伦敦大学学院的社会主义学会发表演讲，讲了“一番非常精彩也很诚挚的话。不幸的是，听众中有一些小流氓，他们非常无礼”。

西奥多·德雷敏于1932年进入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他回忆说：“得知哈耶克要来给研究生开一门课，大家都很兴奋。我们去听他的第一堂课，他最开始说的是英语。几分钟后，我们都看出来了，没有一个人能听懂。有人建议他用德语讲。他照做了，但有些人听不懂德语，只好放弃了这门课。”奥布雷·琼斯也是哈耶克20世纪30年代初的学生。他回忆说，哈耶克“面带和善的微笑，大家相信，这并不是装出来的。但他用英语说话时声音实在是太小了，而他的想法又很纷繁，为了听懂他的话，跟上他的思路，我不得不坐到前排”。

本·希金斯在1933~1935年就读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关于该校与剑桥大学的关系，希金斯写到，有一个“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和剑桥大学合办的讨论课，我曾参加过几次。我们伦敦来的人觉得，跑到剑桥实在没有意义，而且很危险。我们都知道，那个风度翩翩、充满智慧和魅力的人（指凯恩斯）再加上他的才华，完全能够说服部分人相信他的理论。这实在是个可怕的前景。伦敦与剑桥之间不大可能有什么激烈的辩论，因为根本就没有多少交流可言。我们都深受哈耶克的影响。他是我们的神灵”。希金斯还说：“哈耶克用一张三角示意图表示他对生产结构的看法，看起来有点儿像工程领域的东西。”

P·T·汤姆斯在1934~1936年上过哈耶克的课。她回忆说：“我觉得他看起来至少有50岁了，过了很久我才知道，他才30多岁。我之所以有这种印象，部分是因为他穿的都是老款式衣服，比如薄花呢外套、马甲、高领夹克。我送给他的外号是‘波动先生’，因为他经常用这个词，而且也是那么发音的。”薇拉·赫维特是位行政管理人员，她于1936年入学。她回忆说，哈耶克“是那么宁静、深思，是一个非常安静的人”。

罗伯特·布莱斯是剑桥大学学生，他不仅是凯恩斯的“铁杆”信徒，也是“改邪归正”的信徒。他改正得非常彻底，他在1935年春天，每周有一两天跑到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去传道。“我在那儿参加哈耶克主持的讨论货币理论与周期理论的讨论课。这可是异教徒的巢穴了，我要在这里展示剑桥的理论，我鼓足勇气跑过去，告诉他们这件事。为此我写了一篇论文。哈耶克非常大度地在他的讨论课上给我几节课的时间，让我向他的学生宣读我的论文。我得说，这确实是一次令人兴奋的经历，我发现有很多人都很严肃地对待我的那篇论文。”

希克斯在谈到他本人和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同事时说：“一开始，我们有一种共同的信念，甚至是一种共同的信仰。我们信仰的是自由市场，或者说‘价格机制’，一个不受政府或垄断集团的‘一切干预’（不管是资本还是劳工）的竞争性制度，这样的制度可以很快找到某种‘均衡’。（在当时的情况下，我们对该均衡的福利特征并不是很感兴趣；就像罗宾斯说的，‘均衡就只是均衡而已’。）哈耶克加入我们的行列时，为这个学说加入了一个重要限制——为了使这个机制能够平稳地运行，（不知怎么做到的）货币必须保持‘中立’。”* * *

20世纪上半叶，学院经济学家关于经济活动的最普遍假设是：商业周期是不可避免的。在1860~1940年这80年间，西欧、美国等工业化国家经历了多次严重的经济活动之周期性收缩和扩张。当经济陷入衰退时，失业大幅增加，产出急剧萎缩。而在兴旺的繁荣期，就业和产出迅速增加，然而随之而来的总是这种周期性的收缩。经济就是这样走走停停。

哈耶克经济理论的核心命题是：经济生产活动存在不同的阶段。他相信，从本质上说，生产就是利用其生产能力相对固定的各种资本品的活动。一定量的资本只能生产特定类型的产品。如果这些资本没有达到经济中的真实需求和储蓄间的均衡，就会造成浪费。

他在《价格与生产》中利用的一个比喻，或许能够最清楚地解释其观点。他指出，人为地对货币进行刺激后的情形，就“好像孤岛上的一个民族已经建成了一台巨大的机器一部分，这台机器可以为他们提供一切生活必需品，然后他们却发现，他们已经耗尽了全部储蓄和可以利用的闲置资本，因而这台新机器根本生产不出任何产品来。他们没有别的选择，只能暂时不去琢磨怎样利用这台机器，而必须投入全部劳力在没有任何资本的情况下生产每天所需的食品”。资本是异质的，而不是同质的。如果把过多资本投入到生产过程中时间上靠前的阶段，那么，就像岛民们未完成的机器一样，这些资本就无法再利用了，除非全部建成这台机器所需的资本品也已被造出来。

哈耶克指出，现代经济的问题在于，它们的货币体系打破了经济供应与需求间的均衡。因为政府通过人为提高或降低利率对货币供应进行操纵，对利率调整——他认为是资本——敏感的部门的生产活动就不是取决于实际的需求和储蓄，而取决于货币要素。到了某个阶段，生产结构所反映的不是消费者需求和储蓄供给，而是中央银行行长的决策。最终，经济中的实然与应然之间形成的缺口导致衰退，那些无利可图的投资会被清除。投资在时间上靠前的部门中的过量资本并不会生产更多的最终产品，因为不存在足以完成生产过程的真实储蓄。时间上靠前的资本将被抛弃。

在哈耶克看来，重要的是，即使货币政策的目标是实现价格稳定，经济也可能出现失衡，因为随着经济增长，如果不想出现通货紧缩，货币供应就必然要增加：“在这种情况下，要稳定价格水平，前提就是货币量要有变化：而这种变化总会导致真实的储蓄量与投资量之间出现缺口……这样，尽管价格水平稳定了，却有可能导致偏离均衡状态。”“重要的一点是，不管人为压低利率最终是否对货币的一般价值产生反作用，其效应却总是存在的。”换句话说，即使是稳定的价格也会导致周期性衰退。

哈耶克对大萧条的经验解释存在严重错误。他在1932年6月为其《货币理论与商业周期》所写的前言中说：“当然，人们恐怕不会怀疑，目前，通货紧缩过程还在持续，这种通货紧缩如果无限期持续下去，会造成无法估量的伤害。但这却并不一定意味着，通货紧缩是困境的根源，或者通过迫使更多货币进入流通、弥补这种通货紧缩趋势，就能克服目前的困难。我们没有理由设想，这场危机是由政府刻意收缩银根的行为导致的，相反，通货紧缩本身仅仅是次要现象，是繁荣时期形成的产业失调诱发的一个过程。”

这个分析很不准确，情况远不是如他所说的，在1929~1932年，有某种“刻意进行信用扩张的政策”。美联储委员会奉行的是收缩银根的政策。哈耶克的说法是，通货紧缩是“繁荣时期形成的产业失调诱发的”，不是“相关产业无利可图的原因而是其结果”，这表明，他没有完整理解货币与价格之间的关系。这种看法已不再被人普遍接受了。

后来，在1934年4月的一篇学术论文中，他又坚持了自己的错误观点，美国货币“当局在注意到即将到来的反作用的征兆时，就立刻开始采取放松银根的政策，从而成功地把繁荣期的自然终结拖后了两年。而当危机（于1929）最终爆发时，在两年多时间中，采取了种种可以设想的手段，刻意阻止这种正常的（商业）清算过程”。目前学术界普遍接受的看法是，1930~1931年，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实行的是紧缩银根的政策。

第10章 资本

凯恩斯于1936年2月4日发表《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时，作为专业经济学家的哈耶克实际上已被人遗忘。尽管在1935年后两三年，英国各家经济学学报对他还有一定兴趣，但到20世纪30年代末，对他已没有任何兴趣了。在《经济杂志索引》上，30年代和40年代初期被引用最多的前10位货币与宏观经济学家如下表所示（被引用次数见经济学家名字后的数字）。《经济杂志索引》引用最多的经济学家

显然，到40年代初，哈耶克的经济学观点已不再是学术界讨论的重要话题了。在美国尤其明显，在1944年发表《通往奴役之路》之前，他一直都不怎么出名。

凯恩斯在《通论》中概括了他的看法：我看不出有任何理由认为，现有制度没有充分地利用可利用的生产要素。当然也存在种种预见错误，但这是任何集中决策都无法避免的。如果1000万愿意并有能力工作的人中有900万都有工作可做，那就没有理由说这900万劳工配置不对。我们抱怨现有制度，并不是说这900万人应该去干别的工作，而是指剩下的那100万人也该有活可干。现有制度不是在决定实际就业的方向，而是在决定就业的总量上出了问题。我同意下面的说法，填补古典理论中的空白的结果并不非得丢掉“曼彻[3]斯特制度”，但如果我们要实现生产的全部潜能，就必须指出经济力量自由发挥作用所需条件的性质。充分就业所需要的集中控制当然要求大幅扩张政府的传统职能。而且，现代的古典经济学理论本身也必须注意到一个事实：经济力量自由发挥作用的种种条件可能需要约束或者引导，但这里仍会为个人发挥自己的创造性和承担责任留下广阔的空间。在这一范围内，个人主义的传统优势依然可得以发挥。我们应该停下来想想这些优势到底是什么。部分是效率优势——分权的优势，自利发挥作用的优势。但最重要的是，如果能够清除其缺陷，个人主义就是个人自由的最好保障，与其他制度相比，它可以极大地拓宽个人的选择范围。

凯恩斯追求的目标并不是由国家管理商业活动，不是经典社会主义的政策，而是由国家管理人们从事商业活动的经济环境，即民主制的福利国家资本主义。诚如他在《自由放任的终结》中所说：“资本主义如果加以明智管理，就能比我们迄今所能想象的任何经济制度更有效地实现经济目标。”他希望在法西斯主义与共产主义之间找到一条中间道路。

米尔顿·弗里德曼在谈到哈耶克作为专业经济学家的表现时说：“我要强调的是，我非常欣赏哈耶克，但不是欣赏他的经济学。我觉得《价格与生产》是一本漏洞百出的书。我觉得他的资本理论著作简直无法阅读。另外，《通往奴役之路》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书籍之一。他（在政治理论方面）的著作是伟大的，我只有赞美。我确实觉得，《通往奴役之路》让他找到了自己正确的天职——恰合自己的专业。”

从20世纪20年代后期到40年代初期，哈耶克共发表了四本重要的经济学专业著作。第一本是他在维也纳大学获得教职的资格论文《货币理论与商业周期》，德文版于1929年面市，英文版于1933出版；《价格与生产》，这是他于1931年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演讲合集，第一版于1931年出版，1935年再版；《利润、利息与投资》于1939年出版，这是一本论述工业波动的论文集；关于《纯粹资本理论》，他计划写作两卷，以总结他的资本和货币理论，但1940年他放弃了这个计划，1941年只出版了第一卷。另外，他论述国际金本位制的演讲结集为《货币国家主义与国际稳定》于1937年出版。

在20世纪3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哈耶克是来自德语国家而生活在伦敦的流亡者，60年前的马克思跟他一样，主要在大英博物馆从事研究，马克思主要的经济学研究成果就是一本论述资本的书：哈耶克也在《纯粹资本理论》中多次描述他自己的概念。在前言中他说：“资本理论当然是超过一切其他问题的最重要的问题，自我们这门学科出现以来，就一直是理论家们关注的焦点问题。”在导论中他又说：“一开始，可能有人会惊慌失措地对我们说，我们要研究的问题，自经济学诞生以来，就对其进行了广泛而激烈的讨论。然而，这套理论需要几乎完全推倒重写。”而他就是那个能够重写它的人。

哈耶克一家住在伦敦郊区的汉普斯蒂德花园。经济系不少同事都住得很近，包括罗宾斯一家，“他们成了我们最要好的朋友”，还有普朗特一家。哈耶克刚到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时，年薪是1000英镑，5年后涨到1250英镑。1936年他买下了自己的第一辆小汽车。他享受的一种“奢侈品”，对他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业余爱好，就是加入位于蓓尔美尔街的改革俱乐部。这个俱乐部是他生活中罕有的始终被怀念的地方。几十年后，他称这个俱乐部是他在40年中所住过的唯一的“家”。改革俱乐部是一家典型的伦敦会所，是学者、公务员、编辑记者等人聚会、吃饭的地方。与它的名字相呼应，在历史上，它就是“自由的”而不是“保守的”，当然，其实不存在泾渭分明的界限。凡尔纳的《环游地球80天》的起点和终点都在这里，19世纪时任英国首相的威廉·格拉斯通也曾是这里的会员。

刚到伦敦那些年，哈耶克的家庭生活很平淡，“除了偶尔有同事来访热闹一下之外，几乎没有什么社交生活。我们当然一直定期找保姆来打理住宅。这些保姆一般都是奥地利籍的女孩子，其中一位跟我们相处了很长时间，差不多成了这个家庭的一员。当时大学教授的薪水能雇得起的就是这样的保姆了”。

哈耶克高兴地回忆起他与同事们的关系：“经济系很快就形成了一个非常亲密的朋友圈子。我们相处得极为融洽，不需要任何礼节性的或正式的组织。我们有密切的私下往来……就是那种不拘礼节的友谊，大家随时都可以互相拜访。比如，我们彼此不用请客吃饭那样的客套，但如果谁有客人，其他人经常就在晚饭后去拜访。这属于那种不拘礼节的持久的友谊，我觉得，罗宾斯和我关系最为密切……我有一个很大的书房，但在具体某个问题上，如果我找不到某本书，我就会到罗宾斯家，从他的书房拿起书就走。”

哈耶克的日常活动是这样安排的：上午一般在家里从事他的“科学研究”，下午和晚上一般去上课。他在家里一般待到上午11点，午饭一般是在学校、“偶尔也在俱乐部”吃。20世纪30年代他教授的课程包括“价值论”、“货币原理”、“工业波动”。到30年代后期，讲授“集体主义经济问题”。

哈耶克有缘结识了几位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第一代教师。他刚到学院那会儿，埃德温·坎南和格雷厄姆·沃拉斯偶尔会在学院露面，悉尼·韦布也是，而比特丽丝·韦布则来得更少。他跟韦布夫妇打过很多交道，对他们有不同的看法。“整个30年代，他（悉尼）是图书馆委员会主席，而我则可能是该委员会最活跃的委员了。因此，我跟悉尼混得很熟，对悉尼，我非常同情，也比较尊重。但我不得不说，我讨厌比特丽丝。她是个极度自命不凡的人，令人厌恶。我打心眼里不喜欢她，因为她太自高自大了。悉尼是个很有人情味的人，你可以跟他讨论问题。他是个具有高超技巧的政客；他那娴熟的委员会技巧让我觉得愉悦。我从他那里学到了如何管理一个委员会：如果在讨论日程上有一项容易引起争论的问题，你就把它排在最后，然后你就一个劲儿地拖延时间，等到了最后关头你说，‘先生们，马上就到用茶时间了，这儿有个很小的问题……’”

哈耶克的资本理论是从他的货币理论中推导出来的。他相信，大萧条是由20年代不恰当的资本投资引起的。在工业型经济中，利率被压低到储蓄总量决定的水平之下——因为要实现保持价格稳定的目标——由此导致工业型经济的结构与真实储蓄和需求间失去均衡。

哈耶克在20世纪资本理论中最根本的一点是，资本是异质的，而不是同质的——它不能被用于多种用途。如果关于资本异质的这一经验假设是错误的，他关于经济活动的整个理论体系就崩塌了。而且，哈耶克没有证明他提出的下述命题：在短期内，经济活动的增长主要是现有资源的重新配置，而不是利用更多未被利用或利用不足的资源，尤其是在衰退时。他也没有证明利率变化会显著地影响资本投资。

哈耶克在20世纪30年代的学生乔治·沙克尔谈到，写作《纯粹资本理论》是个“持续高强度的思考”过程，它“让作者费尽心血”，曾几易其稿，每次都遇到“意想不到的难题”。哈耶克的这一研究显示了“要构思一种理论，不仅需要智力，也需要巨大的道德勇气和毫不气馁的决心。在这本书中，哈耶克坚持不懈，要追寻逻辑所能达到的极限。”沙克尔又说：“奥地利学派的资本理论是无法用任何统计数字或实际政策运用来证明的。”

哈耶克的女儿克里斯蒂安回忆说，她成长的那段时间父亲在家时总是关在书房中搞研究。她又说，从某种意义上说，她跟他一点儿都不熟悉，一方面是由于他一头扎到研究中，另一方面也因为她父母后来离婚了。一家人在家里说德语，30年代一直到战争爆发，他们都会在暑期回奥地利。他们还曾计划搬回奥地利生活。随着英国和德国关系日益紧张，第三帝国的野蛮面目逐渐暴露，他们才放弃了对自己的日耳曼传统的忠诚，在家里不再说德语，也不再想回奥地利了。战争很快就爆发了。注释[3]在19世纪上半叶的英国，以约翰·布赖特和理查德·科布登为首的曼彻斯特学派主张实行彻底的自由放任经济。——译者注

第11章 国际金本位制

哈耶克除了跟罗宾斯共同主持一个讨论课外，还有自己的讨论课。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曾在1937年和1938年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做访问学者。他回忆说，哈耶克的讨论课“可能是经济学史上大家说话最有挑衅性的聚会。讨论课的主要内容就是全面而深入地告诉哈耶克，他为什么不对。有一次，哈耶克教授坐在他主持讨论课的那张小桌子前宣布：‘先生们，我上次已经说了，今天，我们讨论利率理论。’这时，尼古拉斯·卡尔多插话，批评利率概念本身就很‘荒唐’，并称‘这是贪婪的资本家的概念’。其他人七嘴八舌地议论。哈耶克耐心地听着，强忍着一言未发，直到下课”。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经济学家们跟其他系的教师多少有点儿隔绝。哈耶克回忆说：“从某种意义上说，经济学家们自成一体。他们一点儿都不喜欢别人插手自己的事。在教授评议会讨论中发生冲突时，罗宾斯一般是我们这边的领导者，有时会得到法律系教授们的支持，我们与学院其他系的人进行斗争……经济系确实跟整个学院不太合拍，甚至可以说相当孤立。从一开始就是这样。不过，据我所知，学院刚创办的前30年，不是别人，正是埃德温·坎南开创了一种新传统。而大约在1930年，随着罗宾斯被任命为系主任，我也受聘至此，这个传统就发扬光大，成为学院举足轻重的一部分。”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教员们与院长威廉·贝弗里奇的关系，是整个30年代大家议论的中心话题。珍妮特·梅尔长期担任贝弗里奇的秘书，后来又成为他的妻子，在贝弗里奇当院长时，她被公认为一股不受欢迎的势力。她已超出了正常退休年龄，贝弗里奇还想延长她的聘用合同。这惹恼了高级教职员工，比特丽丝·韦布在日记中写道：（1936年）7月12日，乔塞亚·斯坦普和他妻子与我们一起过周末……紧急开会的原因是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出现危机。斯坦普是董事会主席，据他说，董事会中的教授代表委员会发起了一场激烈斗争，反对贝弗里奇与梅尔的管理活动，用他们的话说，是独裁。梅尔女士今年60岁了，贝弗里奇却坚持延长她的聘用期，并威胁说，若不聘请她，他就辞职。罗宾斯和他的战友们，包括获得众多朋友支持的拉斯基等人，尽管对政治和经济学的看法各不相同，但在这件事上却团结一致，都反对延长聘用合同。他们威胁说，如果留下梅尔女士，他们就全体辞职。这还不是全部。外面掌握大权的人，大学督察员和向学院捐资的美国基金，也都反对继续聘用梅尔女士。我和悉尼尽管与贝弗里奇关系很好，也不想跟他闹翻，但我们也都觉得，这场危机必须尽快解决：梅尔女士必须走人。

梅尔和贝弗里奇最后不得不走人。

贝弗里奇身上还是有可爱的一面的。罗宾斯曾回忆说，有一次，他和妻子在维也纳，计划“晚上去见米塞斯，我们碰上了贝弗里奇。于是，三人一起去找米塞斯。米塞斯带来当天的晚报，上面刊登了纳粹在学术界搞第一次清洗的惊人新闻。米塞斯就问，有没有可能在英国为这些受害者提供一些职位。米塞斯肯定地说，这些人的遭遇只是个开端，显然，还会有更大规模的迫害。这是贝弗里奇表现得最伟大的一刻。就在当时，就在那里，他提出了一个设想，后来，这个设想就变成了著名的学术援助委员会”。

在学术机构中，不同观念之间总会发生冲突。阿瑟·刘易斯回忆说，整个20世纪30年代，伦敦政治经济学院都是一个“生机勃勃的地方。社会上的每种观点在教员中都能找到信徒，而两三个互相争雄的课程在同时介绍各自最热门的话题，那些明白正在发生的事情的人享受了一场思想盛宴。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典型的高材生是聪明伶俐的，但要跟上这么多互相冲突的观点，也要付出努力。他们也具有怀疑精神，因为他们必须不断去分辨似是而非的东西和真理”。罗纳德·福勒是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学生，后来成为教员，他说，30年代是一个“奇妙的时代”，是该学院经济学的“鼎盛时期”。

考察30年代英国经济学界的状况时，重要的是要认识到，全英国经济学家很少，地域上也很有限。用科斯的话说，经济学家当时只是个“小圈子”。整个英国当时可能只有50名全日制的学院经济学家，而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就有十来名全职教授、高级讲师、讲师，在牛津和剑桥各学院，数量相当或稍多一点。接下来可能就是曼彻斯特大学，有四五位经济学家。实际上，英国其他大学当时可能最多只有一位经济学教授和一位助教。牛津和剑桥都离伦敦不到60英里。

30年代的伦敦有几个经济学讨论班。滑稽的是，哈耶克和罗宾斯的讨论班就算是“大型讨论班”了，哈耶克经常在晚上举办自己（没有罗宾斯参加）的讨论课。休·盖茨克尔是一位社会主义经济学家，后来成为英国工党领袖，他跟哈耶克的老朋友、同样来自维也纳的保尔·罗森斯泰因–罗丹一起，在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只有一墙之隔的大学学院主持所谓的“粉红色讨论班”。伦敦经济学俱乐部也进行学术讨论，来自剑桥、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和牛津的职务较低的经济学教师也举办了一个“联合讨论班”。

埃文·杜尔宾是一位信奉社会主义的经济学讲师，后来成为议会工党委员，他的女儿伊丽莎白·杜尔宾忆及年轻经济学家们的这些聚会时说，这些年轻学者讨论理论问题的跨校论坛主要是“伦敦–剑桥–牛津联合讨论班，常来的年轻经济学家有杜尔宾、盖茨克尔、勒纳、希克斯、卡恩、斯拉法、琼·罗宾逊、哈罗德、米德；大人物们偶尔也会露上一面，包括凯恩斯、哈耶克或罗宾斯。罗森斯泰因–罗丹对一次聚会还记忆犹新，那次，他提交了一篇关于货币及其不同功能的论文，认为凯恩斯和哈耶克两人都不对，因为他们没有考虑时间因素及其对预期的影响。哈耶克做了一番冗长的答复，然后是凯恩斯，‘他站起来说，他完全同意，在下一本书中他会讨论这个问题’”。

30年代，哈耶克顽固地鼓吹实行真正纯粹的或同质的金本位制。“我是国际金本位制矢志不渝的信奉者。”《货币国家主义与国际稳定》（1937年）收录了他于30年代在米塞斯供职的日内瓦国际问题研究生院发表的演讲。在这些演讲中，哈耶克着手论证下面三个命题：一是在属于更广阔的经济体系的组成部分的一国境内单独管制货币数量，并没有合理根据；二是以为维护本国独立货币就可使一国不受外国发生的金融动荡的冲击，这种想法基本上是个幻觉；三是浮动汇率制度也会形成对国际稳定的新的、非常严重的扰乱。

经济学家马克·斯库森描述了这个“纯粹金本位的框架”：我们首先要弄清我们所说的纯粹金本位制与19世纪、20世纪西方国家所实行的形形色色的伪金本位制之间的区别。即使是1815~1914年实行的古典金本位制，也具有某种程度的信用货币因素，即黄金是基础货币，但仍然发行纸币。而真正的金本位制应具备下列特征：1. 金块是正式的货币计量单位……2. 黄金作为一般交换媒体流通……3. 纸币、铸币、活期存款及商业机构普遍接受的种种货币代用品，都必须等价于发行货币的银行所储备的金币或金块的总量。因此，真正的金本位制要实行100%的货币发行准备制度，而不能实行部分准备，也不能开出没有黄金偿付担保的凭证。4. 一国货币的币值就是由金块的重量决定的。因此，货币间的汇率就由黄金的重量决定。5. 政府在货币发行过程中的作用仅限于保证金币的重量固定，并铸造金币，根本没有必要设立中央银行。

哈耶克提出的国际基础上的金本位制理论认为，这种金本位制能实现国家之间的供需均衡。如果一国的黄金产量小于其消费量，其货币供应就会下降，黄金会流出该国。货币供应下降反过来会导致该国通货紧缩，结果，该国的贸易平衡就会随着进口商品价格攀升、国产商品价格下跌而得到改善。

哈耶克认为，与全球一体的金（或其他商品）本位制相对立的，就是货币国家主义。在这种制度下，实现各国间供需均衡的，不是黄金在各国间的流动，而是币值的变化。在货币国家主义制度下，波动的是货币的外在价值，而不是内在的货币供应量与价格。

在《货币国家主义与国际稳定》中，哈耶克展示了一个世界完全由思想塑造的理念：理论思考眼前的影响可能是微不足道的，但它对于塑造决定着目前货币政策的这些观念曾发挥过深刻影响，这一点毋庸置疑……我深深地相信，正是这类学术讨论，从长远看，会影响公共舆论，进而决定未来某个时代的实际政治……必须有很多人在观念领域进行艰苦的研究，然后我们才有望奠定稳定的国际体系的基础……我确实相信，从长远看，人类的事务是受思想力量指引的。正是这种信念使我对这类思考给予高度重视，尽管这些思考对于眼前的事态所能产生的影响不大……

他是一个坚定的思想精英论者。上面一番话再清楚不过地说明他信奉下面的看法：像他这样的人最终必然指导公共舆论和历史发展。从这一角度看，他是位伟大的道学家。他在追求公共利益时充满激情和献身精神。人们可以怀疑他早年技术经济学思想的实际后果，不管是其经验性描述，还是其规范性解释。但是，驱使他进行研究的乃是对公共利益的巨大兴趣，这一点是不容置疑的。而他身上具有强烈的知识精英主义倾向，也是无可置疑的。

第12章 社会主义计算

哈耶克从专业经济学理论转向更广泛的社会研究的关键性著作，是收进1935年出版的《集体主义经济计划》（Collectivist Economic Planning）一书的论文。社会主义计算等问题是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一向关注的问题。米塞斯的老师庞巴维克对马克思的著作进行了猛烈批判。经济学史专家亨利·施皮格尔指出，庞巴维克反对社会主义的主要论据是，“社会主义者批评资本主义，实际上是在批评人的状态，批评稀缺这一中心问题，但社会主义也不得不跟资本主义一样要面临这些问题”——这一论点在米塞斯和哈耶克那里大大地深化了。

社会主义计算论战持续了很长时间，具有重大意义。该论战始于1920年，米塞斯发表了他的原创性文章《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计划》。米塞斯提出的问题是非常深刻的：一个没有价格的经济体系，即社会主义，是否有可能存在？米塞斯写道：“有很多社会主义者根本就没有搞清楚经济学问题，他们也从来没有试图对决定人类社会性质的条件形成清晰的认识。他们充分自由地批评‘自由’社会的经济结构，却从来没有同样如此敏锐地批评备受争议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在乌托邦分子描述的光辉图景中，经济学的作用实在是太微不足道了。他们千篇一律地解释着，在他们所幻想的仙境中，烤鸭会怎样飞到同志们嘴边。他们却从来没有讲过，何以会有这种奇迹？”社会主义社会如何有效地组织？仅指出资本主义的缺陷是不够的。

米塞斯论证的要旨是，价格至关重要，必须保有私有财产的价格和竞争性市场。经济学史专家贝蒂娜·比恩·格里维斯强调指出，在米塞斯看来，“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经济计算的要害，不仅在于经济活动主体没有价格因而无法进行计算，问题还在于，由于没有私有财产，所以也不可能有价格……要出现价格和利润，私有财产是必不可少的”。社会主义计算论战的本质就是米塞斯试图指出的，由于缺乏以私有财产、竞争性市场和利润为基础的交换体系，就不存在价格之类的东西。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根本不可能做出高效的经济决策。

米塞斯举了一个例子，非常精彩地阐述了自己的要旨，说明了价格对于引导生产具有重要意义：“（社会主义的）局长想建一栋房子。那么，可以用很多办法。相对于未来建筑的效用来说，每种办法都各有优劣，从而会导致房子的寿命各不相同。而每种办法都需要（不同的）花费、建筑材料和劳动。局长该选择哪种办法呢？（由于缺乏货币这一计算单位）对于要使用的种种建筑材料和各种劳力，他没办法将其化约为一个单位进行计算。因此，他根本没有办法比较各种选择的优劣。”他在《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计划》一文中指出，“社会主义取消了理性经济”。

不少社会主义思想家都承认米塞斯的论证力量。奥斯卡·兰格说：“社会主义当然有充分的理由感激米塞斯，感激这位批评他们事业的‘魔鬼辩护者’。正是他的有力挑战迫使社会主义者认识到，恰当的经济核算体系对于引导社会主义经济的资源配置具有重要意义。米塞斯教授的雕像应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央计划委员会社会化部的大厅中占据非常尊贵的位置。”按照社会主义经济学家们的说法，价值问题之解决，不需借助以私有财产为基础的竞争性市场中自由浮动的价格，可以通过社会主义计划人员非常仔细的核算而得到解决。

经典社会主义者用以反驳米塞斯和哈耶克的论点，完全没有触及问题的要害。米塞斯和哈耶克强调的并不是在生产活动中必须对资源进行仔细核算，而是说，必须要有某种办法对不同资源实现最优生产的相对价值进行估算。资本主义依靠的是私有财产、价格、交换商品和服务的能力以及利润。* * *

社会主义计算论战分为两个阶段。在1930年的一篇评论中，哈耶克指出：“20世纪20年代，是米塞斯跟社会主义者展开这场论战。30年代我到英国后，我意识到，我几乎完全没有注意这场论战。于是，我编辑了一本文集。20年代是米塞斯出战，30年代则由我出战。”

哈耶克编辑的《集体主义经济计划》一书的副标题为“对社会主义可能性之批评性研究”，这本书对于哈耶克从经济理论研究转向政治哲学研究起了重要作用。数十年后，在被采访者问到为何转向“政治哲学问题”研究时，哈耶克回忆说，这一转向“实际上是从我编辑这本论述集体主义经济计划的书开始的。而最初之所以产生编辑这本书的想法，仅仅是由于我发现，一些在欧洲大陆已众所周知的新的深刻见解尚未传进英语世界，我不得不在这本书的导言和结语中解释欧洲大陆的这一新进展。结果非常有意思，我不仅研究起政治哲学，而且分析起经济学方法论中的错误观念。在我看来，正是这种错误观念导致了某些天真的结论，‘不管怎样，市场能做到的，我们可以想得更完善’”。他放弃了专业经济学，因为他“对半哲学性的政策问题，即经济与政治结构的互动问题，产生了非常浓厚的兴趣。”

哈耶克之所以从经济学理论转向其他研究领域，也是因为他认识到，他视为理所当然的诸多前提其实远没有得到普遍认可。他的一个主要论点是，如果一个社会的规则和法律能使个人利用他自己的知识和能力去追求自己的目的，而无须每个人统一追求某个集中权威决定的计划，则该社会从经济上说就是有效率的。哈耶克最早在1933年就任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职的致辞《经济学思想的趋势》中，部分阐述了这一思想。他在这篇致辞中说，大部分人“仍有一种错误印象：既然所有社会现象都是我们自己行为的产物，那么，依赖于他们的一切东西就都是他们可以刻意操纵的对象”；“个人在社会中的努力最后实现了协调，但这并不是刻意计划的产物。”人们也过于乐观地“相信，一个地方，若无人发号施令，必然陷入混乱，因而，如果要改进现有状况，就一定需要深思熟虑的计划。我越来越强烈地感觉到，这种想法是我们对现有制度没有充分理解的结果”。

在《集体主义经济计划》中，哈耶克批驳了我们有可能从单独一点管理一个技术发达的社会的观念。相反，哈耶克强调了自生自发秩序（尽管他当时尚未使用这一术语）的观念。政府的合理职能应当是保证个人尽可能充分地以自己觉得最合适的方式利用其知识和才能。

他相信，如果没有经济自由，就不可能有进步。企图要求社会所有成员按照一个人或某些人的指令生活，以实现人与人的一致，这种企图必将阻碍那种可实现物质和技术进步的社会秩序的生成。法律（即规则）应当高于具体某个人的命令。私有产权则是这种秩序的根本。

他反驳社会主义的论证基本上是确凿的。他认为，“可利用资源在不同用途间的分配是一个经济问题，既是个人面临的难题，也是（指令计划中的）社会所面临的大难题”。经典社会主义经济缺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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