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回千年的盛世华章——唐(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图说中国历史系列》编委会

出版社：吉林出版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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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回千年的盛世华章——唐试读：

第一章　从贞观之治到开元盛世

唐朝从太宗李世民到玄宗李隆基，在百余年的时间里，开创了“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两个流光溢彩的时代。当是时，君臣一体，励精图治；社会稳定，民丰物阜；文治武功，睥睨当世，超越前代。文学、宗教、艺术从太宗发端，长盛不衰，在各个领域都产生了光照千古的巨人。璀璨夺目的盛唐文明，即使在千余年后的今天，仍然让人们仰慕、激动不已。

太宗与贞观之治

太宗李世民从贞观元年（627）君临天下，至二十三年（649）去世，是为贞观时期。李世民亲身经历了隋末的社会大动乱，目睹了隋炀帝国破身亡的惨剧，也接受了隋末农民大起义的历史教训。他励精图治，实行一系列的开明政策和利国利民的措施，使唐朝政权得以巩固，社会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从而形成了一个比较安定祥和的社会环境。史载当时“海内升平，路不拾遗，外户不闭，商旅野宿焉”，“民康物阜”，“斗米不过四五钱”，“民物蕃息”，“号称太平”。这个时期是封建社会少有的治世，后世誉为“贞观之治”。◆太宗李世民像

■安民抚农◆筒车（模型）筒车发明于唐代，是一种用竹或木制成的轮型提水农用机械。竹筒或木筒注满水后，随轮转到上部时水自动泻入承水槽，输入田里。

太宗即位以后，面对的是一个经过战乱洗劫的局面，史称“自伊、洛之东，暨乎海、岱，莽巨泽，茫茫千里，人烟断绝，鸡犬不闻，道路萧条。”他的首要任务就是吸取历史教训，与民休息，劝课农桑。

太宗及其辅臣从历史和实践经验中认识到“君，舟也；民，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为了缓和阶级矛盾，防止农民起义，太宗从自己做起，“去奢省费，轻徭薄赋，选用廉吏，使民衣食有余”。太宗厉行节约，提倡俭朴，终其一生不封禅。太宗即位之初，立即“纵禁苑所养鹰犬，并停诸方所进珍异”，并告诫自己的大臣说：“宫中美女珍玩，无院不满。炀帝意犹不足，征求无已……百姓不堪，遂致灭亡。”他少修或不修宫殿，修复洛阳宫殿的工程一再推迟，其他建造也较少，尽量少使力役。此外太宗还尽量避免和减少不必要的战争，以紧缩军费开支。直到贞观十八年（644）发兵征高丽以前，基本上没有发动过不必要的战争。这一政策对于农民专心从事农业生产起到了很好的作用。◆陶双牛车车厢上为卷棚，前开门，后面象征性地刻画出窗子。两头戴笼头的牛昂首并立在车前，仿佛正在奋力拉车。整件陶俑为灰白色，造型逼真，有很强的写实性。

为了使百姓“衣食有余”，太宗特别重视农业生产。唐朝初年制订“庸”法，也就是农民交纳一定量的绢、布，便可代替徭役，使他们有更多的时间从事农业生产。太宗特别注意不夺农时，即不误农事。他说：“凡事皆须务本。国以人为本，人以衣食为本，凡营衣食，以不失时为本。”当太子的加冠典礼和农时发生冲突时，太宗“恐妨农时”，将冠礼“改用十月”农闲季节。太宗还用法律手段来落实不违农时的原则。对在农忙时节擅自征发徭役、耽误农时的官员依法论处。

另一方面，太宗十分重视救灾，以保护农民的利益。贞观元年至三年（627～629），关中、关东发生水、旱、蝗、霜等自然灾害，他当即“诏所在赈恤，无出今年租赋”。◆玄武门之变武德九年（626），秦王李世民在长安城的北门——玄武门发动政变，杀兄太子李建成和弟齐王李元吉，并诛戮两家亲眷僚属多人，史称“玄武门之变”。事后高祖李渊让位于李世民，李世民即位，即唐太宗。

由于太宗为恢复农业生产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再加上此后连年风调雨顺，遂出现了清平世界的景象。史书记载，当时“频致丰稔，米斗三四钱”，过往商人从京师到岭南，从山东至于沧海，皆不用自带粮食，取给于路。可谓是夜不闭户、路不拾遗。

■任人唯贤

太宗认识到，治理国家靠自己一人是不行的，应当“广任贤良”，所谓“治安之本，惟在得人”。他要求臣下推荐人才，自己也留心观察、发现和提拔有用之才，推行“任人唯贤”的路线。太宗选拔人才，基本上做到不以个人恩怨好恶为标准，也不以新旧亲疏为转移。他说：“吾为官择人，惟才是与。苟或不才，虽亲不用……如其有才，虽仇不弃。”如魏徵，原是其兄太子李建成的部下，曾劝李建成除掉李世民；玄武门之变后，李世民不计前嫌，加以重用。魏徵后来官至宰相，成为“贞观之治”的重要推动者。◆彩绘贴金文、武官俑两俑出土于陕西礼泉郑仁泰墓，文官俑高69厘米，武官俑高72厘米，胎质均洁白坚硬，釉上绘彩并贴金。文官俑头戴高冠，目视前方，双手拱于胸前，身穿宽袖外衣，领、袖及下襟均饰花边，面容斯文，神态雍容，显示了唐初文官的风度。武官俑浓眉大眼，黑须朱唇，头戴盔，身穿甲，腰束宽带，足穿黑靴，神态肃穆。右臂前屈，拳心留有持物小孔，左臂下垂，向前稍弯。

太宗认为，所用之才不可求全责备，他说“使人如器”，即根据人才的情况来区别任使。太宗要求大臣封德彝举贤，封德彝回答说，未见奇才异能。太宗明确指出：“前代明王使人如器，皆取士于当时，不借才于异代。且何代无贤，但患遗而不知耳！”太宗用人，也不以门第为限，他任用的宰相，张亮“素寒贱”，马周“孤贫”，戴胄出身“门下录事”。太宗用人还不以华“夷”为隔，他任用的将领，如那史那社尔、执失思力、契何力等，都是少数民族。同时，太宗也能做到用人不疑。他指出，君臣应“义均一体，宜协力同心，事有不妥，可极言无隐。倘君臣相疑，不能各尽肝膈，实为国之大害也”。魏徵任秘书监时，有人告他谋反。太宗相信魏徵不会谋反，对于诬告者未经审理，直接以诬告反坐的罪名处以死刑。

太宗还具有知人之明，对自己臣下的性格、能力了如指掌，因此他能做到人尽其材。太宗曾经对魏徵说：“为官择人，不可造次。用一君子，则君子皆至；用一小人，则小人竞进矣。”正是由于太宗知人善任、任人唯贤，使得贞观年间涌现出了一批具有治国才能的杰出人才。太宗靠这批人才尽心竭力的辅佐，使唐王朝出现了“贞观之治”的盛世局面。贞观十七年（643），太宗命人画开国的24位功臣相貌于凌烟阁，长孙无忌、李孝恭、杜如晦、魏徵、房玄龄、高士廉等都在其列。士庶景仰，传为美谈。◆彩绘云龙纹镜镜为八出葵花形，圆钮，镜中一条丰腴的龙飞腾在云纹之中，作回首张口状。

■从谏如流◆魏徵直谏唐太宗魏徵常在朝堂上“批龙鳞，逆圣听”，成为一代谏臣。

太宗善于纳谏，他对侍臣说：“朕冀凭直言鲠议，致天下太平。”太宗对于臣下的谏书，相当重视。他说：“比有上书奏事，条数甚多，朕总粘之屋壁，出入观省。所以孜孜不倦者，欲尽臣下之情。每一思政理，或三更方寝。”魏徵和太宗的关系是贞观朝进谏和纳谏的典范。魏徵先事李密，后又事太子李建成。太宗不计恩怨，任命魏徵为谏议大夫。魏徵说：“君之所以明者，兼听也；其所以暗者，偏信也。”魏徵怀着“耻君不及尧、舜”的忠诚，在贞观年间，无论是国家政事，还是太宗的个人行为，只要他认为不妥的，便直言进谏，即使冒犯“龙颜”，也在所不惜。而太宗则认为，魏徵“每犯颜切谏，不许我为非，我所以重之也”，对于魏徵的谏议多予采纳。魏徵进谏，太宗纳谏，成为封建社会君明臣贤的美谈。太宗被誉为“从谏如流”的明君，是与魏徵不断直谏密切相关的。经过贞观君臣的共同努力，很快就形成了“臣以进言为忠，君以听言为急”的协调和谐局面。魏徵去世时，太宗十分难过，他说：“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朕常保此三镜，以防己过。今魏徵殂逝，遂亡一镜矣。”并为魏徵亲笔撰写碑文。◆昭陵昭陵在今陕西礼泉县东北方的九山上，以山峰作为陵丘，在山南坡掘凿地宫。九山山势突兀，孤耸回绝，气势雄大。太宗选定此山建陵寝，显出了他胸襟气魄的伟大之处。历代文人常将昭陵引为唐代中国统一强盛、政治英明的象征。

在太宗的倡导下，进谏蔚然成风，不仅大臣进谏，连宫中的长孙皇后、徐贤妃也能进谏。而太宗纳谏的程度，远远超出了以“豁达大度，从谏如流”而著称的汉高祖。太宗对能直言进谏的官员，不仅不加责备，反而还常给予奖励。如给事中张玄素谏修洛阳宫殿，赏绢200匹；孙伏伽谏刑赏不当，赏以价值百万钱的兰陵公主园；魏徵谏用人不当，赏绢500匹。这不仅表彰了进谏的臣下，而且也起到了鼓励进谏的作用。

为了集思广益，太宗把各种行之有效的政策制度化。他规定，三品以上官员入阁议事，要有谏官随同，有失便谏。贞观元年，太宗下诏“宰相入内平章国计，必使谏官随入，预闻政事”，参与讨论。太宗还规定，五品以上京官，要轮流到宫中值宿，以便皇帝召见，询问外间事务，了解民间疾苦，以及政事得失，使下情得以上达。另外，太宗还建立了五花判事制度。所谓五花判事，就是对于军国大事，中书舍人可以各执所见，杂署其名。唐朝制度，经过朝廷议决的政策，交给中书舍人草诏，舍人五员各执所见，各书一诏，署名后交给中书省长官选择。因此出来的诏令，少有错误。

任人唯贤、从谏如流是太宗政治上取得成功的两个重要的主观原因。太宗之所以能成为封建帝王的典范，可以说，与他能够知人善任、兼听纳谏关系极大。◆魏徵古诗魏徵精书法，太宗曾出御府金帛购天下古本，命魏徵、虞世南、褚遂良定真伪。

玄宗与开元盛世

太宗去世以后，高宗继位。高宗多病，政事经常由皇后武则天处理，她逐渐掌握大权，终于称帝。武则天继续推行太宗发展生产的政策，还破格提拔许多有才能的人。后来的名臣姚崇、宋，就是她提拔的。史称她的统治有贞观遗风。郭沫若称赞她的统治说：“政启开元，治宏贞观。”武则天之后，中宗和睿宗统治时间短暂，政局动荡多变，但李唐王朝的统治危而不坠，随即迎来了玄宗的开元盛世。

■刺配功臣◆釉陶乐舞群俑5名各执乐器的乐女席地而坐，中央的两个舞女则轻拂衣袖，翩翩起舞。从面容和身形看，这几个乐舞少女年纪尚小，都只有十几岁。

玄宗李隆基，是睿宗李旦的第三子。史称李隆基善骑射，通音律，晓历象之学，善写八分书，是一位多才多艺的封建帝王。武则天之后，中宗继位，但是大权旁落，最后自己亦被妻子（韦后）和女儿（安乐公主）毒死。李隆基就是在这种特殊环境下登上历史舞台的。他迅速平定了韦后之乱，并诛灭韦后、安乐公主，结束了混乱的政治局面。玄宗登基之后，即致力于政局的稳定。他经历过复杂的政治斗争，有处理危难政局的经验。他深知安定升平的政局得来不易，所以用人处事熟虑深思，恐伤国脉。为玄宗建立功勋的大臣，大多善于谋划，皆为出世奇才，而且是“不用其奇则厌然不满，诚不可与共治平哉！”

他认为这类人“时与履危，不可得志”，于是以种种借口，将他们诛戮贬逐。最先被罢官的是郭元振。开元元年（713）冬季，玄宗驾幸骊山温泉宫，当时的兵部尚书郭元振正在此地连营50余里，操练20余万大军。玄宗检阅操练现场，以军容不整、督操忤旨之罪拘郭元振于军前，宣令处斩；经左右百官求情，才将他罢职，远谪新州（今广东新兴）。太子少保刘幽求、詹事钟绍京、侍郎王琚等人都被玄宗贬为外州刺史，有的人甚至放归田里，永不录用。◆白陶舞马马通体洁白，如象牙雕刻而成，体形高大强健，膘肥臀圆，鬃毛卷曲呈波浪形，两耳直削，弯头张口，目光注视着高高抬起的前蹄。

玄宗外刺功臣的政策，行于开元初年。当他的权力日益稳固以后，他又对昔日被贬官的功臣表示了怀念之情，予以优容款待。

■救时宰相

玄宗深知，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开拓局面，必须有一名既有治国才能又十分可靠的宰相来辅佐自己。因此，他在处理往日功臣的同时还积极选择良臣，辅己治国。玄宗挑中了姚崇。玄宗在骊山检阅军队之后，又狩猎于渭川。这时，姚崇赶到，受到玄宗接见。玄宗让他担任宰相，姚崇说：“臣有十大安邦之策，陛下如不允行，臣就不能受命。”玄宗要他陈述内容，他条陈十策，一是宽刑仁恕，免除严刑峻法；二是数十年内不求边功，免除征战之劳；三是法行自近，亲近犯罪亦应绳之以法；四是宦官不得参与朝政；五是禁绝租赋之外的一切税收；六是皇属不得担任朝廷要职；七是尊重大臣人格，以礼相待；八是准许群臣直言犯忌相谏；九是不再增建佛道寺观；十是外戚不得干预朝政。玄宗答应照办，第二天正式授姚崇为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晋封梁国公。朝野上下欢呼雀跃，称誉玄宗选相得人。姚崇之后，玄宗又任用宋、张嘉贞等担任宰相，他们为推行开元新政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唐代胄甲唐代胄甲，用于实战的主要是铁甲和皮甲。这些铠甲大都比较精巧。甲片与甲片之间通常用皮条穿组，也有用铆钉连缀的。

■限制手足

宫廷政变，是李唐王朝建立后帝王更迭的主要原因。为此，玄宗对李唐宗室管制甚严。即使是他的同胞兄弟，也只以恩礼相待，而不授予要职，免其掌握实权，从而削弱皇室内部发动宫廷政变的政治基础。李隆基原与诸兄弟住在长安的隆庆坊。他立为太子之后，改隆庆坊为兴庆坊，仍与众兄弟们住在一起，食则同桌，寝则同眠，和睦相处。玄宗即位后，众兄弟仍然掌管禁军，宋王成器为闲厩使、左卫大将军；申王成义为右卫大将军；岐王、薛王也分典左右羽林军；同时，宋王是睿宗的嫡长子，王守礼是高宗的长孙。他们在皇室中的特殊地位很容易被阴谋家所利用。因此，玄宗于开元二年（714）接受了宰相姚崇的建议，解除了诸王的兵权，分别将宋王出为岐州刺史，申王出为豳州刺史，王出为虢州刺史，薛王出为同州刺使。玄宗还“令（诸王）到官但领大纲，自余州务，皆委上佐主之”。“上佐”指州长史、司马。诸王虽为一方牧守，但并不掌军政大权，从而减少了起兵造反的可能性。同时，为了减少京官与诸王、诸王之间的接触机会，玄宗还规定“宗王以下每季两人入朝，周而复始”，使诸王不能同时留居京城。兄弟之中惟岐王隆范曾参与诛灭太平公主之事，恃功骄恣，不受约束，常与朝臣张说、驸马都尉裴虚己宴游。玄宗先后将张说、裴虚己二人流放外地，以儆效尤，而与岐王隆范兄弟之情一如往昔，且告诫左右道：“兄弟天性，怎可失欢？不过有奸猾之徒，攀附邀宠，无碍兄弟之谊。”玄宗旧邸兴庆坊升格为兴庆宫之后，玄宗环绕兴庆宫为诸兄弟筑第。玄宗常常登楼与诸王欢娱作乐，对榻坐谈。诸王每日纵饮、聚赌、击球、斗鸡、郊猎，玄宗都不加禁止，但严禁他们与朝臣、外戚交游。◆华清池华清池位于骊山西北麓。太宗贞观十八年（644）在此建造了“汤泉宫”，玄宗将它扩建为一个以温泉为中心的“陪都”，改名为“华清宫”。因宫殿建在温泉之上，又称华清池。玄宗每年旧历十月偕同杨贵妃来此越冬，在这里处理朝政，接见朝臣，第二年春天才返回长安。

■开元盛世◆霍泉三七分流亭唐代名将郭子仪，利用三七分流之法，引霍山泉水灌溉农田。历经千年，分流亭在今山西临汾霍泉灌溉区仍发挥着作用。

政局的安定，为社会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条件。玄宗注重兴修水利，发展农业生产。例如，开元二年（714）他命戴谦开掘并州文水（今山西文水东）东北50里的甘泉渠、25里处的荡河渠、20里处的灵长渠及千亩渠，均引文谷水灌溉田亩千余顷。

这些农田水利的兴修，对抵抗旱灾、增加粮食产量大有裨益。此外，玄宗还下令招募社会流民耕种荒田，免征5年赋税，刺激农业生产的发展。由于玄宗采取了这些发展农业生产的措施，使全国出现了“高山绝壑，耒耜亦满”的局面。为了解决谷贱伤农的问题并抵御天灾，玄宗又极力主张恢复常平仓、义仓制度。常平仓的设置，主要在于平抑粮价，防止年丰谷贱伤农和荒年谷贵伤农。而义仓的设置，主要在于荒年救灾和青黄不接时向农民免息贷种。◆舞马衔杯纹银壶银壶仿皮囊形状，上有一马，衔杯而舞，造型和文饰都独具匠心。据《明皇杂录》记载，玄宗曾命人训练了400匹舞马。每逢他的生日，这些用金银珠玉装饰好的舞马就会在勤政楼前踏着音乐跳跃起舞。曲终后，众马衔杯跪伏在地，向玄宗“祝寿”。这件银壶的出土验证了相关文献记载的真实性。

手工业方面，陶瓷、纺织、印染、造纸、印刷等各行各业较前代也有较大的发展和进步。随着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商业也迅速发展。“东至宋（今河南商丘南）、汴（今河南开封），西至岐州（今陕西凤翔），夹路列店肆待客，酒馔丰溢，每店皆有驴赁客乘，倏忽数十里，谓之驿驴。南诣荆、襄（今湖北江陵、襄樊），北至太原、范阳（今北京），西至蜀川（今四川）、凉府（即凉州，今甘肃武威），皆有店肆，以供商旅。”富商大贾空前活跃，“客行野田间，比屋皆闭户。借问屋中人，尽去做商贾。”社会财富的增加，使国力也空前强盛。高宗以后，吐蕃强大，成为唐朝西方边境的严重威胁。武后时期，东突厥复兴于漠北，契丹崛起于东北，又造成帝国北方形势的紧张。许多在贞观、永徽年间（627～655）归属唐朝的地区重又脱离控制。玄宗加强邻接地区军队管理，开垦屯田，大大充实了防务；又从东北到西北和南方设立了平卢、范阳、河东、朔方、陇右、河西、安西四镇、伊西北庭、剑南等9个节度使和1个岭南五府经略使，以统一指挥战守军事。在开元五年（717），唐军收复陷于契丹21年的辽西12州，于柳城（今辽宁朝阳）重置营州都督府；漠北的同罗、拔也古等都重新归顺唐朝；西突厥与唐之间的战争也逐渐停止而代之以友好往来；唐在西域设置的安西四镇节度经略使，阻止了吐蕃势力的北上；在陇右、河西之西设置的军镇，则巩固了河西走廊的安定，保证了中国和中亚、西亚的交通顺畅。当时唐朝的声威远达西亚，各国使者和商人往来不绝。◆开元盛世玄宗统治的开元年间，政局稳定，经济繁荣，文化昌盛，国力富强，是唐代最繁荣的时期，被后世史学家赞称为“开元盛世”。◆蛇骨塔蛇骨塔大约建于南诏时期。从塔的风格看，跟中原地区的密檐式塔的风格非常接近，说明当时南诏与中原地区文化已密不可分。

社会经济的繁荣，也推动了文化事业的发展。玄宗本人就是一位多才多艺的帝王，对当时文化艺术氛围的形成不无影响。玄宗特别擅长音乐，使得当时的音乐舞蹈取得了长足的发展。盛唐诗歌最为后世称道，对中国文学的影响极为深远。盛唐时期的著名诗人如高适、岑参、王维、孟浩然、李白和杜甫等，都是光耀千古的诗坛泰斗。他们在诗中歌繁华、吟出塞，全面深刻地反映了这一时代；其他如书法、绘画、雕塑、陶瓷等艺术也无不有显著成就。

第二章　各族“和同为一家”

唐代生活于中国境内的民族，除了汉族外，主要还有突厥、回鹘、吐蕃、南诏等少数民族。汉族和各少数民族相杂而居，在经济、文化等众多领域广泛交流，彼此影响。各民族之间虽然也有兵戈相见的时候，但大部分时期则是以和平友好为主。从阶级到社会各个阶层不以华“夷”为限，甚至崇“胡”成风。胡风华影，交织一色，反映出这一时代特有的博大、开放的社会风貌。

开明的民族政策

唐代统治者胸怀开阔，气魄博大。无论是皇帝还是一般的大臣，都没有前朝后世人的狭隘民族观念。太宗李世民说：“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他的大臣温彦博说：“孔子曰：‘有教无类’，若救其死亡，授以生业，救之礼义，数年之后，悉为吾民。”所以他们实行了“偃武修文，布德施惠，中国既安，远人自服”的政策。《资治通鉴》载，贞观四年（630）三月，“四夷君长诣阙请上为天可汗。上曰：‘我为大唐天子，又下行可汗事乎？’群臣及四夷皆称万岁。”以后，太宗赐西域、北方各民族君长玺书，都自称“天可汗”。◆张义潮统军出行图·乐舞仪仗大中五年（851）正月，吐蕃统治下的沙州人张义潮率军归唐。张淮深为纪念其叔父的功绩而开窟绘制。张义潮统军出行图是敦煌最早的“出行图”。

唐人有这种思想是和当时的历史环境分不开的。唐代以前长达数百年的时间里，匈奴、鲜卑、羯、氐、羌等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各民族互相影响，互相融合，思想观念空前多元化，大民族观念逐渐淡薄，意识形态不再以狭隘的汉族观念为界限。唐代统治者深受这种观念的影响，毫无华夷之防。例如，高祖李渊的母亲与妻子、太宗的妻子都是鲜卑族。更有一些学者认为李氏的祖先就是出于胡族。即使从现存的文字、图片资料来看，李氏后裔也有胡人状貌，如李世民赤须虬髯。可能这也是唐朝历代统治者实行开放政策的一个原因。

太宗以后，武后、玄宗基本上继承太宗的大政方针，实行开明的民族政策。这些民族政策可以大致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1.对边远地区的少数民族，不因其社会发展程度较低，有某些特殊甚至落后的习俗而歧视、轻贱他们。◆白瓷胡人头胡俑发髻高大，以软巾覆罩，高鼻梁，双目圆睁，虬须满腮。塑作手法熟练而粗犷。

2.大量任用少数民族各级权贵人物到朝中为官。唐代许多文武官员都出身少数民族，如于志宁、高士廉是鲜卑人，尉迟敬德是吐谷浑人……

3.推行“和亲”政策。当时的铁勒、吐蕃、吐谷浑、鲜卑、突厥、契丹等少数民族都曾与唐“和亲”。

4.加强各民族之间的交流。少数民族独具特色的产品，如西域和其他各族的白叠布、良种马、葡萄酒等，文化艺术中的乐舞、雕塑、绘画以及医药学都随着内迁的人输入中原，成为各族人的共同财富。

5.创立羁縻府、州制度。将统一进来的，主要是边疆地区的少数民族划分为都督府、州、县。朝廷册封当地各族首领人物为都督、刺史、县令，实行世袭制。这些地区的贡赋、版籍一般不纳入中央户部进项，只是受封的少数民族首领要按年节向皇朝进贡，还要执行朝廷命令，派兵应朝廷征调出征，承办朝廷下达的“公务”。唐代全国有800多个羁縻州、府，有的上面还有都督府的设置。有少数羁縻州下还设了县。各羁縻州、府皆可按本族习俗执政。◆文成公主入藏青海塔尔寺的喇嘛们用酥油花再现出文成公主入藏时的情景。

有唐一代，生活在境内的少数民族主要有突厥、回鹘、吐蕃、南诏、等。汉族和各少数民族人民之间的关系日益密切、不可分割，民族融合进一步加强。

唐与突厥的战和

唐代对全局产生过重要影响的民族，首推突厥族。突厥发祥地在准噶尔盆地以北，后迁到高昌（今新疆吐鲁番）的北山（今博格多山）。隋开皇三年（583）突厥正式分裂为东、西两部，东突厥领有漠南广大地区，西突厥则领有今天的新疆和中亚的大部分地区。隋末中原动乱，不少人向北方避乱，逃往东突厥。东突厥成为雄踞于蒙古高原的强大势力。

唐政权建立起来之后，在处理与东突厥的关系上是十分慎重的。突厥的骨咄禄出使长安，高祖李渊甚至“引升御座以宠之”。唐送往突厥的“前后饷遗，不可胜纪”。

武德三年（620）东突厥处罗可汗死后，其弟颉利可汗即位。颉利可汗自恃强大，几乎年年南侵唐土。武德五年（622），颉利可汗侵扰定、并、汾、潞四州（即今河北定县一带、山西汾水中游和长治附近的地区），掠去男女5000口以上。此后，中原地区的北部不断有被突厥掳掠去的人口。到武德八年（625），突厥和吐谷浑（活动于今青海一带的少数民族）与唐又正式建立互市关系。史书记载“先是中国丧乱，民乏耕牛，至是资于戎狄，杂畜被野”，对唐初农业生产的恢复起到了重要作用。《资治通鉴》中有关唐军攻灭突厥的记载。◆渭水之盟太宗和颉利可汗在便桥上，杀白马，订立盟约。唐给突厥金帛，突厥军队撤离唐境。这就是有名的“渭水之盟”。

武德九年（626），突厥的颉利、突利两位可汗发兵40万大举南下，直逼唐都城附近的渭水桥北。刚刚即位的太宗李世民率高士廉、房玄龄等6骑亲到渭水与颉利可汗隔水对话，责备突厥负约。突厥疑心唐朝早有准备，没敢攻战和劫掠，与太宗在渭水的便桥上结盟后，就退兵北返了。贞观三年（629），太宗乘东突厥内外交困，连年灾荒，派兵一举灭亡其国，并于次年生擒颉利可汗。东突厥亡后，其部众或北附薛延陀，或西奔西域，还有近10万人归附于唐朝治下为民。太宗为安置降附的突厥，在幽州（今北京）至灵州（今宁夏灵武）设了顺、佑、化、长四州都督府，任用突厥贵族为都督，统治原有的部众，并让他们仍旧保持原有的生产和生活习惯。当时突厥首领在长安被任为五品以上将军、中郎将的官员有100多人，“殆与朝士相半。”

高宗永淳元年（682）到玄宗天宝三年（744），东突厥复兴，颉利可汗的族人阿史那骨咄禄等收复东突厥故地，建立了后突厥汗国。天宝四年（745），受玄宗册封的回纥怀仁可汗攻杀了后突厥的白眉可汗，后突厥灭亡。其部众或依附回纥，或南迁降唐，或西迁中亚。

贞观二十二年（648），原西突厥的叶户（突厥一等大臣或别部大首领）阿史那贺鲁被乙毗射匮可汗逼逐，率众内附。第二年，阿史那贺鲁因为讨伐龟兹有功，被太宗提升为瑶池府都督，率领他的部众居住在庭州莫贺城（今新疆吉木萨尔西）。阿史那贺鲁从此秘密召集离散的部众，势力日盛。高宗永徽二年（651），阿史那贺鲁率兵击破了乙毗射匮可汗。阿史那贺鲁自称沙钵罗可汗，逐渐统一了西突厥十姓部落，同时还胁迫许多西域诸国归属他。此时，沙钵罗可汗已拥兵数十万，羽翼十分丰满了。于是，他便公开叛唐，不断侵扰唐西部边境，杀掠边民。

从永徽三年（652）起，朝廷屡次派兵征讨西突厥的沙钵罗可汗。唐朝著名的“安西四镇”即龟兹、疏勒、于阗和碎叶，就是在与西突厥的斗争中建立起来的。高宗显庆四年（659），终于彻底击灭了西突厥，在其故地设置了昆陵和池两个都护府。

唐与突厥和平相处，对双方都有极大好处，玄宗曾在致突厥的玺书中说道：“突厥和好之时……甲兵休息，互市交通，国家买突厥马羊，突厥得国家彩帛，彼此丰足，皆有便宜。”

回鹘衣装回鹘马

突厥衰微后，回纥在漠北兴起。回纥原受突厥的统治，贞观三年（629）向唐朝贡，贞观二十年（646）归附唐朝。唐政府在其住地设置瀚海都督府，封其首领吐迷度为“怀化大将军、瀚海都督”，下辖6府7州。后突厥政权建立后，也曾统治过他们。8世纪中期，回纥灭后突厥，并且建立起强大的回纥汗国。天宝三年（744）唐册封回纥的骨力裴罗为怀仁可汗。安史之乱时，回纥多次派兵支援，助唐平叛。由于回纥军直指范阳（今北京西南），使叛军不得不将与唐军作战的正面战场兵力撤回。后来朝廷取得的收复两京的重大胜利，也与回纥军的配合作战有直接的关系。肃宗下诏书称颂回纥：“功济艰难，义存邦国，万里绝域，一德同心。”应回纥之请，肃宗于乾元元年（758）将幼女宁国公主嫁给葛勒可汗，并册封他为“英武威远毗伽可汗”。肃宗在册文中说：“北土不宁，有唐封而固之；中原多难，可汗义而赴之。”在平定安史之乱的后期作战中，回纥牟羽可汗率军助战，消灭了史朝义的势力，平息了持续8年之久的动乱。

安史之乱后，回纥势力强大，与中央政权的摩擦时有发生。永泰元年（765）回纥兵至泾阳（今陕西泾阳），唐军统帅郭子仪审慎从容，在剑拔弩张的军阵之前，抛枪、免胄、释甲，独自步入回纥军营，与回纥大帅药葛罗握手致意，回纥将士深为感动，以礼相待。郭子仪率先“执酒为誓”，“药葛罗亦酹酒于地曰：‘如令公誓’”。此次“泾阳之盟”避免了关中的一次战乱。建中元年（780），唐振武留守张光晟杀死了归途中胡作非为的以可汗的叔父突董为首的回纥使臣、官员及商人约800余人。这引起了民族对立情绪的激化，不少回纥人主张杀唐驻回纥的使者。但是武义成功可汗深明大义，竭力维护双方的和平友谊。他向唐使表示：“突董等已亡，今又杀尔，犹以血濯血，徒益污。吾以水濯血，不亦善乎？”一场厮杀就这样被避免了。

贞元三年（787），武义可汗向唐求亲，德宗决定将第八女咸安公主远嫁回纥。第二年回纥以庞大使团隆重地前来迎娶，可汗向德宗致书表示：“今婿，半子也。陛下若患西戎，子请以兵除之。”并要求把汉字“回纥”改为“回鹘”，得到朝廷同意。为显示优宠有加，朝廷再封武义可汗为“汩咄禄长寿天亲毗伽可汗”，并封咸安公主为“智惠端正长寿孝顺可敦”。9世纪30年代以后，回鹘天灾人祸并作，开成五年（840）亡于黠戛斯的进攻。

回纥汗国的历史前后历96年，13位可汗中有12位接受了唐的册封，向唐朝进贡前后达65次，其军队奉朝廷调遣去拓疆和平乱多次。唐有4位公主远嫁回纥，其中宁国公主嫁英武可汗，这是皇帝亲生女儿第一次嫁给边疆少数民族领袖，反映出唐统治集团非常重视与回纥之间的关系。

唐朝时，回纥与内地联系非常紧密，许多回纥商人用马匹和皮毛换取汉族的丝织品、茶叶和粮食。当时的长安、洛阳等地的汉人受回纥风影响，喜欢穿回纥服装，出现了“回鹘衣装回鹘马”的景象。◆回鹘贵妇礼佛图回鹘女装的基本特点略似男子的长袍，翻领，袖子窄小而衣身宽大，下长曳地。颜色以暖色调为主，尤喜用红色。材料大多用质地厚实的织锦，领、袖均镶有较宽阔的织金锦花边。穿着这种服装，通常都将头发挽成椎状的“回鹘髻”。髻上戴一顶缀满珠玉的桃形金冠，上缀凤鸟。两鬓一般还插有簪钗，耳边及颈项各佩许多精美的首饰。

文成公主入藏

吐蕃是现在藏族的祖先，很早的时候就生活在今天的青藏高原一带。7世纪上半叶，吐蕃在其杰出的赞普松赞干布领导下统一了青藏高原，定都逻些（今拉萨）。松赞干布还制定了法律，建立起自己的官制、兵制，创造了本民族的文字；同时，吐蕃在发展经济上也取得重大成就，成为拥有40多万兵员的强大政权。◆文成公主入藏壁画西藏大昭寺内墙壁上的这幅文成公主入藏壁画表现了文成公主及其随从人员进藏途中的场面。

吐蕃与唐的关系有和有战，但以和好为主。松赞干布仰慕中原文明，几次遣使向唐求婚。贞观十五年（641），太宗将宗室女封为文成公主嫁给松赞干布。文成公主带去了许多书籍、谷物和蔬菜种子，还带去了大批的能工巧匠，极大地促进了吐蕃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从此，唐蕃结为甥舅之好。文成公主于调露二年（680）去世，在吐蕃生活了近40年，一直倍受礼遇，并深得吐蕃人民的爱戴。中宗时，金城公主入藏，进一步促进了唐和吐蕃的经济、文化交流。唐的丝织品和生产技术更广泛地传入吐蕃。在金城公主的请求下，中原文化典籍《毛诗》、《礼记》等传入吐蕃。文成公主和金城公主的动人事迹至今仍在藏族地区广为流传。出于对唐文化的向往和敬慕，吐蕃曾派使者入长安学习。史书记载，吐蕃使者在唐的朝堂应对明敏得体，表现出较好的中原文化素养。长庆年间，唐使入蕃受到隆重款待，“馔味酒器，略与汉同。乐工奏秦王破阵乐、凉州、绿腰、胡渭州、百戏等，皆中国人也。”景龙元年到长庆年间，唐蕃会盟有8次。今存于拉萨的唐蕃会盟碑建于长庆三年（823），记录的是第八次会盟的盟文，其中重申了“和同为一家”的甥舅情谊，决心此后“社稷如一”，各守本境互不侵扰，“烟尘不扬”，“乡土俱安”。◆唐蕃会盟碑碑高1丈4尺5寸，正面用汉、藏两种文字刻写盟约，背面用藏文记述了吐蕃起源，唐蕃会盟、和亲的经过和立碑的年、月等。此碑现仍立于西藏拉萨大昭寺门前，成为汉、藏两族友好关系的史证。

唐蕃之间也有时断时续的战争。8世纪中期，唐军在中亚与大食军队作战，吐蕃乘机进攻唐军，致使唐军腹背受敌，全线败退。唐军从中亚退回后，在西北方面陷于被动。特别是安史之乱发生以后，朝廷从边防调兵入内地平叛，河陇、朔方尽被吐蕃据有，吐蕃不仅占领了包括今西藏、青海、新疆的一部分地区，而且进占了今甘肃、宁夏以及四川、云南等地。◆松赞干布松赞干布是藏族历史上的英雄。他统一了藏区，建立了吐蕃王朝。◆吐蕃赞普礼佛图吐蕃人原信仰苯教，后引入佛教，并发展了辉煌的佛教文化、艺术。此图为敦煌莫高窟159窟的吐蕃赞普礼佛壁画。

唐蕃关系对唐王朝的整个政局都有重大影响。大诗人白居易曾在诗篇中感叹西北边防的破败：“自从天宝兵戈起，犬戎日夜吞西鄙。凉州陷来四十年，河陇侵将七千里。平时安西万里疆，今日边防在凤翔。”指出了唐蕃关系紧张造成唐边防危机的严重情况。《册府元龟》中总结边地少数民族对唐政局的影响：“自唐武德后至五代，侵犯边境役属诸蕃者，惟突厥、吐蕃等数族尔，自余蛮夷皆不能为边患，悉朝贡不绝。”由此可见唐蕃关系的重要地位。◆文成公主和她的侍女先进发达的汉族经济、文化，以文成公主入藏为契机，陆续传入吐蕃，大大推动了吐蕃经济、文化的发展。

诗书本一家

东北地区的渤海国，当时被称为“海东盛国”。这是由靺鞨的大祚荣在牡丹江流域建立的地方政权。他们臣服于唐朝，与中原有密切的经济、文化往来。渤海国在位的15位国王先后朝贡唐朝132次。双方关系正如诗人温庭筠所歌颂的：“疆理虽重海，诗书本一家。”

除渤海政权外，在东北地区活动的少数民族还有奚族和契丹族。奚族原依附于突厥，后随突厥归附中原。唐初在奚族住地设府、州等地方政府机构。朝廷极力笼络奚族上层，致力于和平友好交往，并几次与奚族结亲。开元十年（722）迁奚人于幽州（今北京地区）附近，这些人没有再北返而是同化于当地人了。

契丹活动在奚族人东边，原与奚族一样属“东部鲜卑”，实力比奚族强大，有强兵4万，在太宗时归附于唐朝。贞观二十二年（648），因其举部内属，首领窟哥被任命为在该地新设置的松漠州都督府的都督，又以其别帅达稽等部为峭落等九州，以其酋长为刺史。后来，窟哥的孙子李尽忠为松漠都督时曾起兵反唐，发兵数万攻崇州（今吉林敦化的东北边）。武则天发兵讨伐，遭连续失败，契丹方面损失也不小。双方的主要战场在今天的辽宁东南部和河北的北部。开元初年，契丹又归附朝廷，玄宗下诏复置松漠州都督府，还与契丹族的首领“和亲”。然而冲突仍不时发生。

开元二十二年（734），唐幽州节度使张守大破契丹，斩其王。玄宗因为张守的战功，曾有将他破格提为宰相的想法，可见契丹问题在执政者心中的位置。

天宝初年，节度使安禄山“欲以边功市宠”，往往欺凌少数民族，制造事端。甚至还设骗局，以酒会为名毒杀少数民族酋长，带着他们的首级到朝中邀功。天宝十年（751），安禄山以6万兵讨契丹，被契丹和奚族“杀伤殆尽”。“射禄山，中鞍，折冠簪，失履，独与麾下二十骑走。”从此唐在东北方面已经无力经营，只能被动地应付局面了。

唐与南诏

隋初，在今天的云南、贵州等地区就存在着当地贵族大姓建立的割据政权。唐朝建立后，那里虽有形式上的地方政府，中央政府也委任过诸如“南宁州都督”之类的官员，却未能建立起中央实际管辖的地方机构，而是建有以乌蛮族为主体的6个“诏”。诏是王或首领的意思，六诏就是6个政权。各诏之间互不统属，对唐都是臣属地位。开元二十六年（738），唐封六诏之一的南诏首领皮逻阁为云南王，并帮助他统一了其他5个诏。

天宝年间，由于宰相杨国忠把持朝政，朝廷决策失误，导致了历时数年的唐与南诏间的战争。其导火线是唐的云南郡太守张虔陀侮辱当时的南诏统治者阁罗凤的妻女，因而被杀。唐军统帅鲜于仲通不理睬阁罗凤的谢罪请和，而企图以大军一举全歼南诏之兵力，并得到杨国忠的首肯。阁罗凤被迫投靠吐蕃，交战中唐兵全军覆没，从此西南战线全面溃退，南诏割据局面正式形成。

连年的征战，使百姓流离失所。诗人白居易在其《新丰折臂翁》中控诉了兵役给人民带来的深重苦难：“……无何天宝大征兵，户有三丁点一丁。点得驱往何处去？五月万里云南行……应作云南望乡鬼，万人冢上哭呦呦……”德宗时，唐诏关系一度重新和好，后又破裂。◆千寻塔中出土的三层小塔

南诏人民对中原文明十分向往，先后曾有上千名青年学者到四川成都学习。南诏的城邑建造也都仿汉族形式，保存至今的云南大理崇圣寺千寻塔就是由汉族工匠设计修建的。南诏流传至今的《南诏德化碑》、《崇圣寺钟铭》都是用汉字书写的。南诏诗人的许多诗作还被收入到《全唐诗》中。

第三章　对外开放与交流

唐代社会经济的繁荣及政治上的开放政策促进了对外交往的发展。唐代对外贸易海、陆并举，陆路以长安为中心，海路以广州为中心。便利的交通、频繁的交往直接造就了长安、广州两个国际性大都市。唐代统治者胸襟开阔，气魄宏大，思想开放，对国内外的各种思想、文化艺术兼收并蓄。各种文化的激荡、交流，促进了政治的开明、经济的繁荣和文化的昌盛，使唐王朝成为当时世界的一个中心。

四通八达的海陆交通

唐朝开放性极强，其经济、文化、人民生活无不烙上外来文明的印记，而大唐文化也给周边国家以极其深远的影响。要理解这个过程，就必须清楚唐代的对外交通路线。

唐代的对外交通，包括陆路与海路两个方面。陆路方面，东、北、西、南形成了四条主干路线。向东从营州出发，渡过辽水到安东都护府，再渡鸭绿江、清川江、大同江，可以到达平壤。向北从西受降城（今内蒙古杭锦后旗乌加河北岸、狼山南口）直入碛北，可以到达回鹘、黠戛斯等国。向西出河西走廊，经历史上著名的“丝绸之路”，可以到达地中海、波斯湾、印度洋一带。向南则可以通往天竺、骠国（今缅甸）等南亚、东南亚国家。在这4条主干路线中，西路和南路最为重要。◆三彩骑马男胡俑马伸颈昂首，双耳耸立，双目注视前方，膘肥劲健，四腿挺拔有力。鞍上坐一位胡人，头戴小帽，深目高鼻，鬓须浓重，双手牵马，双足紧踏马蹬，身穿绿色大衣，白色翻领，足穿靴。他双目凝视远方，神态威武。

西路是中国古代“丝绸之路”的延展，到这一时期，这条著名的通道已发展为北、中、南三条。北道从敦煌西北出玉门关，沿天山北麓，西经北庭都护府（今新疆吉木萨尔县附近），过轮台、弓月城（今吐鲁番于孜乡东北部）、热海以及安西四镇之一的碎叶镇，至怛罗斯（今哈萨克斯坦东部江布尔城），然后再向西行，到达拂国（东罗马帝国）的首府君士坦丁堡。中道出玉门关后沿天山南麓，由焉耆西南行，过安西都护府（今新疆库车附近），经疏勒，越葱岭，到达缚达城（今巴格达）和地中海沿岸。南道从敦煌西南出阳关，沿昆仑山北麓西行，经鄯善、于阗等地，西越葱岭至大月氏，再往西行，最终也可达东罗马帝国。“丝绸之路”是古代东西方最长的国际交通路线，它的发展和延伸，使当时世界上最强盛的两大帝国—唐帝国和东罗马帝国的经济、文化交流成为可能，丰富、活跃了沿线各国的物质文化生活，也促进了唐王朝经济、文化的繁荣。◆双童嬉戏图画面已残损，绘两儿童在草地上追逐嬉玩，均穿红背带晕裥花条长裤，足登红靴。一童手抱卷毛小狗，此种狗出产于古代西亚地中海滨拂国，故称拂狗，为珍贵的玩赏犬。◆花卉纹蓝色琉璃盘盘折沿，圆折平底，盘心凸出。盘内阴刻复瓣花卉纹。此盘产地应在伊朗或地中海沿岸。◆宁波船唐代造船业发达，极大地推进了海内外交流的发展。图为唐代的宁波船。

南路是沟通唐王朝和天竺（今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及东南亚各国经济、文化联系的重要通道。北面，从敦煌沿塔里木盆地北缘出葱岭，经撒马尔罕（今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附近），南越铁门，进入吐火罗（今阿富汗北境），顺喀布尔河，可以到达北天竺；由敦煌沿塔里木盆地南缘出葱岭，经昆都士，也可以到达北天竺。东面，从长安经青海，进入吐蕃、尼婆罗（今尼泊尔），可以到达中天竺。南面，以成都为起点，经今西昌至云南大理一带，再往西南到达骠国伊洛瓦底江上游，越过亲敦江和那加山脉，经阿萨姆，沿布拉马普特拉河谷，可以到达天竺平原。另外，从安南都护府溯红河而上，至今云南，西渡怒江，也可以进入骠国，到达天竺。南路的开通，极大丰富了中国西南边疆及沿路各国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

海路方面，从山东半岛北部的登州起航，渡渤海海峡，沿辽东半岛南岸和朝鲜半岛的西海岸航行，可以到达新罗的唐恩浦口（今仁川一带），再经济州海峡、对马海峡则可到达日本。从扬州出发，横渡中国东海，经今冲绳群岛，也可以到达日本。从南方的广州出发，西南经林邑（今越南中南部）、真腊沿海地区，至今新加坡海峡，向东航行，可以到达诃陵（今爪哇岛）；向西航行，经室利佛逝（今苏门答腊）、伽芝洲（今尼科巴群岛）可以到达狮子国（今斯里兰卡）。再沿着印度半岛的西岸，阿拉伯海的南岸经波斯湾，至幼发拉底河登陆，即可通往缚达城。◆彩绘木容器该器纹饰以联珠纹和十字星纹、叶纹为主，具有西域纹饰风格，并有仿金属器具乳钉的特征。唐代木器历千年保存至今，实属不易。此外，它的纹饰深具西域文化特征，说明唐代西域文化的繁荣及其深远影响，有较高的文化价值。

中外经济、文化的全面交流

唐代中国在世界上享有很高的声誉，周边各国的商人、使节、贵族、学者、僧侣、艺术家不断来到中国。由鸿胪寺负责接待；设立商馆、市监、市舶司管理对外贸易。太学中有众多留学生，政府中也有外国人任职。长安、洛阳、扬州、广州都是当时重要外贸城市。各种外域的宗教艺术在中土广泛流播，如在天竺已经衰落的佛教，源于东罗马的景教，波斯人创立的摩尼教和祆教。这些思想在中国的传播，丰富了当时人的社会思想，激荡着人们的头脑。来自四面八方的文化艺术在中国大地传播、生根，发展壮大，影响着人们的生活，人们不以为异，而是崇“胡”成风，形成了丰富多彩的社会面貌。◆平定百济塔塔上刻有唐平定百济的事迹。显庆五年（660）三月，新罗因百济联合高丽多次侵扰而向唐政府求援，唐派大将苏定方率水陆大军10万大败百济。龙朔元年（661），百济僧人道琛和旧将福信将故王子扶余平从倭国迎回立为百济王，进围唐守兵。唐政府派刘仁轨与新罗兵出击扶余平等部，大败百济军和倭兵，百济尽平。

■与东南亚、南亚各国的经济、文化交流

朝鲜半岛有高丽、百济、新罗三国，都与唐有往来。唐曾攻灭高丽，辖有三国全境，后新罗统一朝鲜。新罗商人来唐，在今山东、江苏一带都留下了他们的足迹。楚州（今江苏怀安）有新罗馆，山东的赤山（今山东石岛）、莱州等地有新罗坊。新罗常派大批留学生到长安，据记载，开成五年（840）一次回国者即有百人，一些人参加唐朝科举考试，并留下做官。著名的如崔致远，12岁入唐求学，18岁中进士，曾在唐政府任侍御使、内供奉等职，著有《桂苑笔耕集》20卷。唐文化对新罗影响十分巨大，新罗使用唐朝年号，采用唐历，在学校和社会上广泛使用汉字、汉文。唐代大诗人白居易的诗歌在那里也受到广泛欢迎。新罗效仿唐朝政治制度，中央设执事省，相当于唐的尚书省，地方也分别设置州、郡、县、乡各级行政机构。他们还学习唐朝的科举制选官。此外，新罗还积极学习唐朝的医药、天文、历法、雕板印刷术、种茶术等。◆日本正仓院正仓院是日本著名的皇家文物馆，原系奈良东大寺专门存放宝物的地方。正仓院现藏有大量珍贵的唐朝文物。

东北面今俄国东边海岸地区的库页岛、堪察加半岛一带有流鬼国，亦臣属于唐，年年朝贡。

唐朝与日本的关系非常密切，广泛地影响了日本的政代的文化制度随之传播到日本。贞观十九年（645），日本留学生高向玄理，学问僧僧等人回国后，日本依照唐制进行大化革新，在各个方面向中国学习。他们仿效唐朝的均田制和租庸调制，对土地实行班田收授法；仿效唐制建立中央和地方的行政制度。他们还设治、文化、建筑等各个方面。两国之间的交流非常频繁，据日本史书所载，前后任命“遣唐使”共有19次之多。日本的遣唐使不同于一般单纯基于政治目的的遣使，而是有意识地前来观摩、学习唐朝的文化。初次来长安的遣唐使为200人。中宗到玄宗时代的几次多达500人左右。日本遣唐使归国后，多位列公卿，参与国政，唐立大学，进行科举。有的遣唐使在中国居住长达几十年，如阿倍仲麻吕。他的汉名叫晁衡，擅长诗文，在朝廷任高官。晁衡在长安期间，与许多中国士人有交往。天宝年间归国时，王维、赵骅、包佶给他送行。王维送诗说：“乡树扶桑外，主人孤岛中。别离方异域，音信若为通。”◆鉴真坐像此像是鉴真弟子忍基等人按其真容制作，现供奉在日本奈良唐招提寺开山堂内，被视为日本的国宝。◆李白吟诗图日本遣唐使阿倍仲麻吕在回国途中遇险，漂流到越南。诗人李白以为他在海上遇难，写《哭晁卿衡》：“日本晁卿辞帝都，片帆一片绕蓬壶。明月不归沉碧海，白云愁色满苍梧。”◆鉴真第六次东渡图（局部）鉴真大师五次东渡失败后，于天宝十二年（753）十一月十日，从扬州登船第六次东渡日本。图为日本《东征绘传》中描写鉴真和尚准备登船的情景。

中国的宗教对日本也有很大影响，每次遣唐使，都有求法僧或学问僧同来。留中国时间久者，往往有20余年，甚至达40年。遣唐使人员入京，需经唐朝许可，同来僧人并非全入长安，但据日本现存史籍所载，确实到达长安或留住长安的知名日本僧人，至少有40余人。其中影响较大者，如高宗时智通、智达，从玄奘学法相，归国后为日本法相宗创始人。道慈于武则天时来长安学三论、法相，后为日本三论宗创始人。

荣、普照在开元时来中国，先后在洛阳、长安学法。荣和普照对日本的佛学影响虽然不大，但他们邀请扬州高僧鉴真去日本，对中日文化交流做出了重大贡献。鉴真在天宝十三年（754）到达日本。他带去大批经典和佛像，在日本首都奈良东大寺设立戒坛，传授经律。日本天平宝字三年（759）开始建立唐招提寺。中国的建筑、雕塑艺术、文学和药物学，都随着鉴真东行，在日本广泛传播开来。◆欢迎鉴真图鉴真第六次东渡成功，至日本讲律授戒，是佛教界的一大盛事。图为鉴真到达日本后受到盛大欢迎的情景。◆国清寺位于天台山五峰山麓，规模宏伟，是中国佛教天台宗的发源地。

空海在宪宗时来到长安，在青龙寺从惠果和尚学密宗。归国时带回大批中国新译经和梵字经疏，创立了日本真言宗。在日本显扬天台宗的大师最澄，与空海约同时来唐，在天台山学法后，把天台宗传到日本，成为日本莲宗的前身。唐朝末年来中国求法的日本僧侣中，最著名的是最澄的弟子圆仁。圆仁随遣唐使来中国后，先住扬州，后游佛教圣地五台山，在大华严寺、竹林寺从名僧志远等学习天台宗教义。到长安后，从元政、义真学密宗，从宗颖习天台止观，前后历时10年。圆仁在中国游历诸地，写成《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一书，是一部珍贵的历史记录。他回国后在比睿山设灌顶台，建立寺院，弘传密宗和天台宗教义。

唐曾直辖今越南中部、北部，诗人王勃的父亲曾被朝廷任命为交令。王勃千里探亲，溺死南海。越南南部叫林邑（后叫环王国），唐朝的典章制度与佛教传入林邑。林邑也以诗文取士，擅长诗赋的越南人姜公辅还在德宗时，做过唐的翰林学士，所作《白云照春海赋》被编入《全唐文》。

在今柬埔寨一带有强大的扶南王国，被其藩属真腊推翻，建立了高棉王国，中国史籍称之为真腊。真腊国王经常遣使来唐，高宗永徽年间（650～655），仅珍贵的白象就送来32头，都会跪拜舞蹈。其王子来唐，玄宗封为果毅都尉。◆玄奘取经高僧玄奘西游天竺取经，是中印文化交流史上最杰出的使者。

缅甸当时称骠国。德宗贞元十八年（802），骠国国王遣子舒难陀率庞大的乐团来唐献乐。他们携带乐器19种32件，大都与中国乐器不同。骠国乐团共演奏了12首乐曲，深受德宗喜爱。白居易《骠国乐》诗中写道：“德宗立仗御紫庭，纩不塞为尔听，玉螺一吹椎髻耸，铜鼓一击文身踊。”生动凝练地再现了当时的情景。

在今印尼苏门答腊立国的有室利佛逝、堕婆登，在爪哇立国的称阁婆。室利佛逝多次遣使至长安，唐王朝曾在曲江设宴招待他们，封其王为右金吾卫大将军宾义王。堕婆登、阁婆也常遣使来唐。

尼泊尔在唐时称尼婆罗。唐僧玄奘于贞观九年（635）到尼泊尔求佛学，参谒过释迦牟尼诞生之地，访问加德满都。从尼婆罗传到中国来的有波棱（波菜）、浑提葱和酢菜。中国的造纸术也传入尼婆罗。◆大食人俑唐朝时，许多大食（今阿拉伯）商人从陆路和海路来到中国，定居于广州、扬州、长安。在广州，大食人建立了伊斯兰教礼拜寺。他们的信仰受到唐政府的尊重。这两件唐墓出土的大食人俑就是中唐与大食往来密切的历史见证。

印度、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唐时统称天竺。中天竺戒日王征服五天竺，遣使通好，太宗派王玄策等出使。太宗派人到中天竺学习熬糖法，命令在扬州用甘蔗熬糖。中国敦煌、云冈、麦积山及洛阳龙门的石窟雕塑都保留天竺北部的艺术风格，天竺的天文、历法、医学、音韵、乐舞、绘画等也传入中国。玄奘去天竺游学取经，主要在灵鹫山那烂陀寺师从戒贤学习。戒日王组织佛学大会，18国国王和7000僧侣参加，玄奘主讲，获得很高声誉。而天竺高僧也有多人来唐。

斯里兰卡唐代时称狮子国。狮子国也曾遣使来朝，送来大珠、钿金、宝璎、象牙等物。唐李肇的《国史补》中说，广州的外国船，以狮子国的为最大。

■和中亚、西北、北非各国的交流◆倭马亚王朝金币1964年陕西西安唐墓出土，这是中国第一次发现的中古阿拉伯白衣大食（倭马亚王朝）的金币，并且是中国境内发现的最早的伊斯兰国家的铸币。

中亚诸国、天山南北诸国在汉唐时代本来就属于中国管辖，葱岭以西，巴尔喀什湖以南、以东地区在近代以前也属中国管辖之境。唐代在其地设有碎叶镇，政府派有驻军。而印度、巴基斯坦之间的克尔米尔在唐为大、小勃律，唐亦派兵驻守。唐时，在今中亚锡尔河以南至阿姆河流域，有“昭武九姓国”，其祖先是月氏人，原居地在祁连山北昭武城（甘肃高台县），为匈奴所迫，迁居于此，它们是康、安、石、曹、米、何、史、火寻、戊地9国。唐平西突厥后，他们内附于唐，九姓国商人在唐最多。近年来，在西安、洛阳出土了许多九姓国人的墓志。

吐火罗即今阿富汗，自西汉以来就与中国关系密切，唐时往来频繁。

唐时伊朗叫波斯（又称安息），东罗马叫拂。波斯萨珊王朝从北魏到隋唐一直与中国关系密切。7世纪波斯为大食所灭，其王卑路斯及子泥涅斯先后定居长安，其部众与唐保持亲密关系。许多波斯人也流亡到中国，落户于此。波斯商人遍布中国各大城市，经营宝石、珊瑚、玛瑙等物品。拂于贞观年间遣使来唐，献赤玻璃、石绿、金精等物，太宗回书答礼，回赠绫、绮等物。拂地多次发现了东罗马的金币。◆牛首玛瑙杯唐代与四邻各国交往频繁，从这只杯的造型来看，应是仿照地中海地区的特殊饮酒具制作的酒杯，也是显示中西文化互动的物证。

阿拉伯，唐时称为大食。伊斯兰教经典《古兰经》说：“你要得到知识，就应该到中国去。”说明其国民对中国文化的羡慕。大食派遣到唐朝的使者计有36次之多。大食商人来中国的很多，大食商人后裔李彦升在长安考中进士。天宝十年（751），唐高仙芝在怛罗斯败于大食，被俘虏的唐兵中有造纸工匠，因而中国造纸术传的皇帝、贵族妇女都喜用中国丝织品。在今西安、咸阳等到了撒马尔罕。著名史学家杜佑的族侄杜环在怛罗斯战败流落中亚，后从海路回到中国。他写有《经行记》一书，记大食都城亚俱罗，“绫绢机杼、金银匠、画匠、汉匠起作画者，京兆人樊淑、刘，织络者，河南人乐隈、吕礼。”9世纪时到过中国的阿拉伯商人苏莱曼著《印度·中国游记》，记载了中国到北非的路程，描写阿拉伯人在广州的居住情况，伊斯兰教传入中国，中国的茶叶、瓷器以及行政措施等。◆广州怀圣寺光塔相传为唐朝时创建，是中国伊斯兰教最古老的遗迹。塔为圆柱形，砖砌。中为实心塔柱，有梯级自内部盘旋而上。塔顶上有一平台，周围绕以圆形护栏，是呼唤教徒前来集合做礼拜之处。平台上又竖立小圆柱一根，上冠以圆形尖顶。整个塔的造型特异，为古塔中独特的形式。

在北非的福斯特（开罗古城）遗址中，曾发掘出唐朝的青瓷器，而非洲的驼鸟被贡到中国，叫作朱雀。非洲的黑人，有一些也来到中国，中国称他们为昆仑奴、黑奴，唐三彩俑中就有不少非洲人俑。

海路对外贸易

造船业和航海技术的发展，促进了唐代的远洋航行，航线已由印度半岛延长到了波斯湾，全长1万多公里。中国和亚、非各国的商船在这条航线上不断加强的贸易往来，是推动唐代经济繁荣的一个重要原因。◆海船模型唐、宋时期造船和航海技术都进入一个新阶段。除船型增多外，采用水密分舱技术比西方要早10个世纪，大大提高了海上航行的安全性。

唐代，从海路到中国从事贸易的商人（主要为波斯人）主要集中在广州和泉州。除经商外，唐代还任用一些波斯人为官。唐代中期的名将李元谅是波斯人的后裔，自小从军，后升为上将军，《唐书》还为他立传。波斯大酋长阿罗喊于显庆三年（658）出使中国，后留在唐朝任职，高宗李治还派他出使东罗马等国，因有功，册封他为将军并授予爵位。据阿拉伯人记载，公元9世纪70年代，广州的大食人、波斯人、犹太人以及信奉天主教的外国人有12万。唐朝还专门任命了伊斯兰教教长，依照伊斯兰教风俗管理居住在此地的阿拉伯商人。

中日两国除了文化上的交流以外，经济交往也有很大发展。日本多次派遣唐使来中国，两国间的贸易往来是遣唐使的主要目的之一，遣唐使团人员所带贸易物品主要为玛瑙、银、棉、布、丝、漆器、硫磺等；换回的物品有陶器、文具、图书、丝织品等，其中大部分物品是通过市场交易进行的。孟加拉、印度南部东西海岸各港口和锡兰岛，都是中国商船经常往来的地区。与波斯商人通过海上进行贸易起源于唐代。中国商船通过海路直达波斯湾，波斯湾的海船也可直达中国广州港。◆三彩三花马中国的陶瓷，尤其是唐三彩在对外贸易中备受青睐。这匹三彩三花马体形健壮，是典型的唐马。马鞍上披挂有墨绿色绒毯状障泥，胸前、股后络有绿色革带，上面装饰有黄花和金铃。

唐代海上贸易的大发展，促进了广州等港口城市的繁荣。唐代与我国有贸易往来的20多个南海国家，都是经南海在广州登陆的。由于从广州入境的外国人增多，唐政府专门规定，“由海路朝者，广州择首领一人、左右二人入朝”，同来的其他使节只能留居在广州，不准同时到京城长安。中外商人船舶常往来于广州至波斯湾之间。在幼发拉底河上的西拉和奥波拉的港口曾停泊过载有四五百名水手的中国大型商船，可见当时贸易规模之大。到广州的外国商船更是壮观，如大历五年（770），进入广州的商船达4000余艘。鉴真东渡日本路过广州，曾记载了其所见所闻：“江中（今珠江）有婆罗门、波斯、昆仑等船，不知其数，并载香药珍宝，积货如山。其舶深六七丈，狮子国（今斯里兰卡）、大食国（今阿拉伯）等往来居住，种类极多。”随着海外商船的不断往来，每年竟有80万人在广州登陆，住下来的也有10万余人。为适应对外贸易的发展，唐王朝专门在广州设立了市舶使，管理进出口船舶，征收出入口税收，收购珍贵物品。唐代的广州，已成为中外商船停泊和商品的集散之地，正如苏莱曼在其游记中所说的，唐代的广州不仅是当时中国的一大港，也是世界上的著名港口。◆镏金双狮纹银碗◆日本遣唐使船（局部）中国自古以来就与域外民族进行广泛的经济、文化交流。除陆路交往之外，海路也是相当重要的交通途径。图为日本遣唐使船航行于中国东海之上的情景。

第四章　昂扬进取的社会风貌

民族融合和国家统一，给唐代社会带来了清新的气息；而国家之间和民族之间文化的交流，对唐人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这些都使大唐王朝呈现出独特的社会风貌。那就是昂扬进取的民族精神、宽松自由的文化氛围、积极向上的人文心态和博大宏放的社会心态。唐代社会因为这些特点而充满魅力，光耀千古。

画眉深浅入时无

唐代男子以幞头、圆领衣为常服，变化不大；但是妇女的服饰、妆容却呈现出奇特华美、繁盛开放的景象，反映了唐代社会文化的繁荣气息。妇女服饰追求装饰性、多样性和流行性，表现出雍容华贵、体态丰腴的风格特征，形成了具有明显时代特点的装饰风格。◆唐代妇女发髻唐代妇女发髻变化多端，花样百出。下面几个女立俑的发髻从左到右依次为双环髻、惊鸿髻、云髻和双垂髻。

唐代妇女重视发型、首饰、面部的化妆、服装辅件饰品等多方位的装饰。头部是人的视觉审美中心，唐代妇女对头部装饰尤为重视。以发型来说，唐代沿袭汉魏、六朝以来的高髻，式样有所翻新，名目更加繁多，加以金、银、花钿、珠翠首饰，形成了一种富丽华贵的装饰风格。仅唐代有关文献中记载的发髻名称就有云髻、螺髻、反绾髻、半翻髻、三角髻、双环望仙髻、回鹘髻、乌蛮髻等，不下百种。◆闹娥金钗

唐代妇女的面部化妆，大大丰富而又发展了面部装饰的传统。当时贵妇的面部化妆，有额黄、眉黛、朱粉、口脂、花钿、妆靥等名目。比较常见的是“梅花妆”，即用朱、丹青或鸦黄色，在额头或面颊上涂圆点或画出梅花瓣、弯月形、方胜（钱孔形）等花样。同时还时兴用金箔剪刻成花朵或变形的凤、蝶等花型，贴在额头或两颊，叫做“靥钿”。用丹青画的花叫“花黛”，用鸦黄绘或贴的花叫“花黄”或“鸦黄”，这种面部装饰，统称“花面”。这种特殊风味的化妆，在当时是一种审美时尚，唐代诗人多有写诗赞美的，如：“学画鸦黄半未成”；“脸上金霞细，眉间翠钿深”。到了元和年间，更发展到妇女的嘴唇涂黑色油膏，脸涂褐黄粉彩，眉毛拔光，另画细眉，作八字低颦。唐代妇女画眉，天宝年间尚细长，《长恨歌》中写唐玄宗思念杨贵妃，有“芙蓉如面柳如眉”之句。然而到了德宗贞元年间，却流行阔眉了，元稹有“莫画长眉画短眉”之句。这种近似病态的打扮，成为流行一时的风尚。◆菱花形瑞兽银镜背八瓣菱花形，银背镏金。蟾蜍形钮，钮周围饰鸟兽及缠枝花纹，以细密点纹为底。◆唐代贵妇像画家笔下的这位贵妇体态丰满，阔眉凤眼，纱衣长裙，发髻上簪大牡丹，是典型的唐代盛妆。

在服饰上，唐人更重视对人体的美化功能，注重利用服装来衬托体态的美或掩盖体型的缺陷。唐初上层妇女外出多着幂，全身障蔽。自永徽之后，皆用帷帽，帽裙至颈，渐为浅露。武则天时，帷帽全盛。中宗时，幂已经绝迹。开元初，袒胸女装盛行，靓妆露面，无复遮蔽。不久，又流行胡帽乘马，露髻驰骋；或着男子衣服靴衫，招摇过市。到天宝初年，“贵族及士民好为胡服、胡帽，妇人则簪步摇钗，衿袖窄小”，并出现了“长留白雪占胸前”的开放服式。中唐之后，窄袖服装逐渐过时，代之而起的是宽袖衣衫，妇女服装愈来愈肥。除了宽大飘逸的大袖衣、半臂，还流行长巾子。用印花或金银粉绘花的薄纱罗制作，一端固定在“半臂”胸带上，再披搭肩上，旋绕手臂，名曰“披帛”。因为随着唐代社会经济的繁荣，贵族妇女肴馔精美，补养兼施，体型日趋肥胖。为了弥补圆胖脸型之缺陷，上衣领口开得越来越低，到盛唐时，索性袒露胸部，追求所谓“粉胸半掩凝暗雪”的装饰效果，并把裙腰提至腋下，裙身宽松多裥，腰部系上纱罗锦带，长长下垂，打着合欢结。这种装饰手法，掩盖了贵族妇女那隆起的腹部、粗壮的腰肢、宽阔的臀围和粗壮的大腿，从视觉上给人以修长、轻盈的美感。为了进一步美化体态，使其更显秀美和端庄，一般要在短衣的外面再加上绚丽多彩的半臂和披帛，衬托轻盈素淡的多裥长裙，就更加显得飘逸、庄重、华贵。◆彩绘胡服女立俑盛唐时期，胡服流行。这个女俑高30.6厘米，头戴软角幞头，身穿圆领窄袖长袍，腰系黑带。双手抱拳于胸，作见面寒暄行礼状。◆变体宝相花纹云头锦鞋

唐代服饰流行非常快，流行的样式往往首先从宫中和京都流传开来，形成竞相模仿的效应。真可谓是“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广眉，四方且半额。城中好大袖，四方全匹帛。”白居易的《时世妆》也生动地反映了这一状况：“时世妆，时世妆，出自城中转四方。时世流行无远近，腮不施朱面无粉。乌膏注唇唇似泥，双眉画作八字低。妍媸黑白失本态，妆成尽似含悲啼。”最突出的例子，首推中宗的爱女安乐公主，她极尽奢华，“使尚方合百鸟毛织二裙，正视为一色，傍视为一色，日中为一色，影中为一色”。达官贵妇、富商巨贾家的妇女竞相仿制，因而南方珍禽异兽几乎被猎杀殆尽，代宗不得不为此颁诏禁止。◆中晚唐女服这是中晚唐之际的贵族礼服，主要分为宽袖对襟衫、长裙、披帛三个部分。一般多在重要场合穿着，如朝参、礼见及出嫁等。穿着这种礼服，发上还簪有金翠花钿，所以又称“钿钗礼衣”。

烹牛宰羊且为乐

唐代饮食比前代更加丰富多样，主食以麦、粟、稻为主，间以多种杂粮。面食是当时最主要的食品，无论贵贱皆食之，以饼类形样最多，有汤饼、胡饼、蒸饼、煎饼、凡当饼、红绫馅饼、赍字五色饼等。唐人已会制作馒头，称为钉坐或曼头，多为祭祀所设。主食中还有烧饼、寒具（即馓子）、馄饨等。胡饼又名“麻饼”、“炉饼”。饼中杂有葱、豆汁和羊肉馅，在炉中烧烤，与今天的馅饼大致相仿。安史之乱中，玄宗仓皇出京，至咸阳集贤宫时尚未得食，杨国忠即买胡饼供其充饥，可见胡饼当时已普及到乡村了。◆三彩酒卮胎呈棕红色，形状像鸳鸯，其背部有椭圆形开口，供盛物用。鸳鸯头部饰白釉，冠部施绿釉，颈和腹部施棕红色釉，两翼及尾部用红、黄、绿和白色釉装饰，形态逼真，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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