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读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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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历史（下）试读：
简介
中国近代史从第一次鸦片战争（1840）到新中国成立（1949）为止。一部中国近代史，就是一部中国人民的革命史，就是一部中华民族抵抗侵略的抗争史，就是一部中华民族打倒帝国主义以实现民族解放、打倒封建主义以实现人民富强的斗争史。在这部历史中，发生了怎样的故事，有有多少不为人知的秘密呢？
第一章 走进历史
四平血腥攻坚战，林彪为何“败”走麦城？
夏季攻势第二阶段，我军集中力量进行四平攻坚战。
四平守敌为国民党71军的87、88师，第13军54师，第53军的榴炮营以及71军直属特种分队，还有辽宁保安1团、辽北保安司令部2团、东北保安52团、第12保安区17团、步兵独立4团、装甲车第60团等，总兵力为3.5万人，由第71军军长陈明仁统一指挥。
陈明仁，湖南醴陵人，曾是黄埔一期生。他以作战勇敢和敢打硬仗而受蒋介石的赏识。陈明仁也自以为是蒋介石的嫡系，对蒋忠心耿耿。但由于他性格刚烈，不好驾驭，蒋介石对他并不太重用。
然而，陈明仁在71军还是很有威望的，由于该军的团以上军官大都是他一手提拔起来的，加上他资格比较老，又敢作敢为，他的下属还是很愿意为他效力的。
自从1946年5月国民党占领四平后，为巩固这一战略要地，陈明仁在市内各交通路口用钢筋水泥构筑了大量坚固防御工事，在市郊构筑了数10个钢筋水泥结构的鱼鳞式纵深地堡群，有纵横交错的交通壕连通，还有无数个独立的大小支撑点、暗堡火力点穿插其间。四平城墙外设有一丈深的水沟、铁丝网、鹿砦区、陷坑区等多层障碍。
陈明仁将四平城区划为5个守备区。
第1守备区由87师守备，指挥员为该师师长熊新民；
第2守备区由13军54师守备，指挥员为该师副师长宋邦纬；
第3守备区由保安17团守备，指挥员为该团团长刘其昌；
第4守备区由88师、保安1团等守备，指挥员为88师师长彭锷；
中心守备区由71军军部、军特务团等部守备，指挥员为特务团团长陈明信。
陈明仁的城防指挥部设在中心守备区，控制3个团的兵力作为预备队。
国民党军的指挥官对固守四平信心十足，认为“共军低劣，一无飞机，二无大炮，对铜墙铁壁的四平，必将是一筹莫展”。
战前，我军对四平防御力量估计不足，据所得情报判断四平守敌兵力约2万人。根据这一判断，东总决定调集第1纵队，辽吉纵队（即西满邓华纵队），第6纵队1个师，及炮兵司令部第1团（欠1个营）、第2团（欠1个营）、第4团4个连，在第1纵队司令员李天佑统一指挥下攻击四平。
但林彪在战术上还是很注意的。6月10日，林彪、罗荣桓致电攻击部队首长：
四平战斗是一大攻坚战，应注意事项如下：
一、这种战斗须充分准备后才可开始，以期必胜，不可仓促从事。
二、主攻点须便于发挥炸药与炮兵的作用。
三、接受德惠战斗教训，切忌平分兵力，集中优势兵力、火力于重点，准备在纵深内进行激烈战斗。
四、防止敌人的反冲锋，一面进展，一面建立巩固的立脚点。
五、发扬死打硬拼精神，动作越迟缓犹豫，伤亡就越大。
六、力求迅速解决战斗，同时也要有几天才能解决战斗的准备，并决心付出较大的伤亡。
6月11日，各部开始四平外围战。12日晚，辽吉纵队一部攻克了四平飞机场，全歼第71军运输营和保安团1个营。13日晚，第1纵队扫清了四平外围据点，并俘敌500余人。
14日20时，我对四平城区发起攻击。但在向市区攻击时，受到守敌的顽强反击。
关于开始3天的作战情况，1纵队司令员李天佑于17日向林彪、罗荣桓作了报告：
我们于13日开始肃清主攻方向之敌外围据点，14日黄昏在强大优势步兵下实行突破。经3昼夜巷战与打垮敌人反冲锋，我1、2师各付出1，500人以上之伤亡，但进占地区仍是狭小，俘虏不足千人。
基本教训如下：
一、西南主攻方向突破后支持3日激烈战斗，而西北之主攻及东北之助攻均未起到应有作用（突破）。因此敌人得以集中兵力、火器、飞机，打击我之一点突破口。总之敌人对我突破口及占领之地区，是采取猛烈炮击、大量燃烧及以飞机轰炸与反冲锋，企图驱出我突入部队，恢复阵地。
二、我攻入城内如果兵力过少，则不但难于扩大战果，且更无兵力打击敌人的连续反冲锋；如果兵力过多，则形成兵多地少，每炮均可伤人。
三、日长夜短，24小时内只有8小时之夜晚。如果白天不进攻，黄昏调集部队，则打一下天就亮了；但白天虽不能作战，其伤亡之大，超过晚上作战伤亡数目。越不能迅速发展扩大地区，越便于敌人飞机、炮兵集中轰击我狭小地区，伤亡就必越大。
四、敌人采取火攻战术，我占领之地区，大部燃烧起火。凡我向前发展一步，又燃烧一步，迫我毫无用武之地。
五、每晨5时到12时为空军活动时间，其出动飞机少为数架，多至18架，轮番轰炸扫射，整日不停。发现一人一马亦打，妨害我运动，杀伤人马，摧毁房屋工事，打击精神，影响作战极大。
以上也足见战斗之惨烈程度。
经过8天的激战，我军攻占了四平的西半城。但双方都有很大伤亡。1纵1师和6纵17师都已经打得筋疲力尽。这时敌我都处于骑虎难下的地步，只有再坚持下去。
6月12日，林彪下了死命令：“四平战斗自总攻开始后，已激战8昼夜。敌顽强抵抗，逐屋争夺，目前我已占领半个城市，上午伤亡已逾8，000余人，决付出15，000人的伤亡，再以一个礼拜的时间，将此仗打到底，达到完全歼灭敌人和打垮敌之守城信心。目前敌南北增援部队已出动，我军决待敌进至昌图、郭家店附近后开始大反击。我各部皆应振奋精神，准备苦战，以不惜付出15，000人的伤亡，血战数昼夜，采取战场上的各个击破方法，求得大量歼灭敌人。”
6月21日，毛泽东复电：“你们21日来电悉。8天作战占领四平一半，你们决心再以一星期时间歼灭四平之敌，占领此战略枢纽，极为正确。四平占领不仅对我军建立攻坚信心关系甚大，而且对全国正在斗争的广大群众是一大鼓励。”
6月21日我军开始攻击四平铁路以东地区。我军原以为四平守军剩余的兵力已经不多，再使把劲儿就可以打下来了。但是，敌人的韧劲很足。
原来，陈明仁得到了国民党军的全力支援。沈阳方面一直用空军向四平空投弹药。从6月1日到9日，出动飞机44架，向四平空投弹药88吨。6月17日到29日出动运输机136架，空投各种枪弹300多万发，迫击炮弹3万发，山炮弹6，200发，榴弹炮弹1，300发，手榴弹11万枚。尽管敌人的大炮数量比我军少，但他们弹药充足，可以随便打。而我军却常常在紧要关头弹药供应不上。
蒋介石也向杜聿明下达命令，限其在6月30日以前解四平之围，并调第53军开赴东北增援。
这时，东总查清四平守敌兵力并非如战前估计的那样少。24日，东总决定以第6纵队16、17师接替伤亡重大的第1纵队第1、2师，由第6纵队继续攻城。
6月下旬，我军在四平作战中，争夺71军军部大楼的硬拼战，达到了四平市街战的最高潮。曾在城子街歼灭战中荣获“顽强冲杀”称号的第3连，经过连续激战后，又立刻整顿队伍，迂回到军部大楼西北角。军部设在过去日本小学校的水泥建筑物中，从屋顶到地下室，都被武装成为全市的最强固的中心工事。爆炸手常友同志冲过路口时，敌人从正面的楼房和地堡交叉火网同时向他射击，把他的腿骨打断，重伤的英雄并未因此气馁，继续爬行，终于完成了最艰巨的第一个爆破任务。他的炸药掀开了洋灰地堡前的层层铁篱，一群爆破手马上投进浓烟里，相继进行连续爆破，炸开地堡和大楼的墙角。3排排长隋祥福纵身跳进地堡的地沟，刚到地沟，迎面摸过来一个敌人，正好吃他一刺刀。他领着一个班冲进暖气管的地道，在黑暗中反复刺杀，他一口气拼倒3个敌人以后挂彩了。指导员刘梅村立刻拿盒子枪换了通信员的步枪和手榴弹，带领突击班进入大楼缺口，这时他才发现这层楼房用一个营的兵力也控制不了，而缺口完全被楼房的“鳖窝”用火力堵死了。手榴弹从两侧洞窗打进来，前面每间楼房的墙角也埋伏着直通底下的“鳖窝”，墙壁挡不住子弹，天花板上同样有冲锋枪向下射击，原来守敌是陈明仁的精锐保卫部队特务团。子弹溅起墙壁的砖粉、灰屑，玻璃碎片崩裂在黑烟里，没有地方可隐蔽身体。勇士们只知向前冲杀，和敌人隔窗拼着手榴弹。一直打到身边只剩两个人，刘指导员仍如四平保卫战时那样顽强地坚持着。那时他两次被炮轰埋在土里，爬出来仍然不离开阵地。全连34个守过四平的战士，现在成了“顽强阻击”连的战斗骨干……（华山：《光荣属于勇士》，载1947年7月15日《东北日报》）
陈明仁为解四平之危，急切要求东北保安司令部派兵增援，他在无线电话中称：“四平工事大部被摧毁，市内已发生紊乱，速派援兵，否则有危险。”
杜聿明遂决定调集正规军10个师，分由沈阳和长春两个方向增援四平。
东总得悉敌人援兵已经出动，遂决定改取停攻四平，吸引援敌，求得在运动中歼敌的方针。指示攻城部队每晚都组织有力的佯攻，以吸引国民党军增援。同时，准备集中第3纵队，第1、4纵队各两个师及由四平调出的辽吉纵队、第6纵队16师共19个师的兵力，进至昌图及叶赫站地区，担任打援任务。
但这时，敌人增援兵力进展很快，已迫近四平，对我造成强大威胁；攻入四平铁路西区的我军与路东敌71军等部形成对峙，我军已消耗很大，很难继续作战。据此，东总于是致电各纵师首长：“我军准备放弃四平”，“各部须利用敌前进中，求得歼敌一部”。
7月1日，我军夏季攻势结束。
本日，林彪、罗荣桓电报毛泽东：“四平战斗，自14日总攻开始，至26日经13日激战，我军俘毙伤敌3万余人，我伤亡13，000人。由于敌逐屋逐堡顽抗，后数日敌进行地洞战，在我军进攻时，敌从地洞中逃跑，故战斗后，我伤亡大，而甚难俘获敌人。敌现以9个师向四平增援。我攻城部队已于前晚离开四平。我外围部队昨日已开始打援，但对于敌人具体位置与番号不明，我作战部队员额不充实，而又有轻敌情绪，昨今两日战斗成绩均甚少，但战斗尚在进行中。拟经此战后，即休整补充部队。”
在50多天的夏季攻势中，东北民主联军共歼敌8.2万余人，缴获榴弹炮13门，山炮41门，战防炮40门，迫击炮493门，火箭炮128门，掷弹筒32具，长短枪3.4万余支，轻机枪2，055挺，重机枪428挺，高射机枪3挺，战防枪13支，各种枪弹1，136万余发，炮弹25万余发，手榴弹1.3万枚，电台64部，汽车198辆，马1.2万余匹，收复县城36座，扩大解放区16万平方公里，使东、西、南、北满和冀察热辽解放区连成一片。
但是，夏季攻势中，我军也有损失和教训，特别是四平攻坚战，历时15天，我军付出伤亡1.3万余人的代价，仅歼1.7万余人，未能攻克四平城。
7月2日，林、罗、刘在给各兵团的电报中总结了这次作战的教训：“四平战斗及此次威远堡以北以东的作战均未打好。有的系因能否胜利的具体条件，缺乏冷静的估计，轻浮急躁攻击，表现有信心有精神的冲动性，而缺乏老练的思想和实事求是的精神。有的系因战斗组织的浮躁潦草，未等待兵力集结，未注意迂回切断，致形成击溃战缴获不多。有的系因分散兵力同时进攻几处敌人，以致对欲攻击之目标，不能形成绝对的优势兵力，因而也就不能对该目标形成包围迂回和充分的重点突破，结果打成得不偿失的击溃战，或成为相持不决消耗力量的不利的战斗。这些未打好的战斗除总部应进行检讨与吸取教训外，我前线的战场指挥机关，也应深刻接受此次教训，进行思想上的理解与转变。只有这样，才能避免将主力兵团的力量虚耗与下降。”
四平攻坚战结束后，东总还专门召开了主力纵队主官首长、参谋长座谈会，仔细探讨四平攻坚战的经验教训。
会议开得很沉闷，谁也不愿多讲话，每个人心里都憋着一股气。
参谋长刘亚楼望着林彪，林彪脸上没有表情。
见此情景，刘亚楼首先发表了自己的意见：“夏季攻势形势很好，连续歼敌，节节胜利，最后进攻四平，敌情就不甚了解，甚至连一张四平城市地图也没有。工事怎么样，到底有多少敌人，71军的主力到底被歼了多少，各说不一。老实说，我们当时心里也没有底，就发动了进攻，结果碰了大钉子，打了大莽撞仗。这是一个严重的教训。宋江三打祝家庄，前两次损兵折将，第三次把敌情、道路都弄清楚了，并和内部取得了联系，很快就打下来了。这个故事很值得我们借鉴。”
罗荣桓接着也承担了责任。他说：“我们部队过去比较擅长游击战、运动战，打阵地战没有优势。这回打攻坚战我们更缺乏经验，一些部队以大部队投入，整营整团地密集攻击，队形展不开，火力不易互相支援，结果在敌人密集火网中造成了伤亡严重，这是我们今后要严重注意的大问题。”
各纵队司令员们见总部领导敢于承担责任，也都作了发言。有的检讨自己，有的批评别人，有的语气平和，有的也不乏尖刻。
林彪静静地听着，一言不发。
等大家都发泄得差不多了，林彪终于站起身来，慢条斯理地说：“不要你们负责，四平没打下来，责任完全在我……”
不管林彪说的是不是心里话，四平攻坚战没有达到预期目的，林彪作为直接决策者，当然不能推脱责任。
据一些战役亲历者的回忆，在四平攻坚战的兵力部署上，当时第7纵队司令员邓华曾提出过建议，他认为，我军只以两个纵队攻四平，与敌兵力对比优势不大，因而把握不大；如能用3个纵队拿下四平是有把握的。他还根据侦察的情报，详细分析了四平守敌兵力、火力、工事构成等情况。指出四平守敌兵力并非总部判断的只有71军的88师的1.8万人，45师已退守四平，并有保安部队共约2万余人。
刘亚楼认为邓华的看法很有价值，迅速找到林彪商量。
林彪在昏黄的灯光下看着邓华的建议电报，沉默了半天，却语气低沉地说：“我看没有必要再增加一个纵队。”
林彪说完，闭上眼睛在炕上养神。在战略战术决策方面，林彪总是有自己的主见。
后来的事实证明，林彪没有能采用这个建议，确是个很大的失误。
四平攻坚战开始时，林彪被夏季攻势第一阶段的胜利鼓舞着，情绪一直不错。当四平已经大半在我军手里时，谁也不再怀疑胜利者是东北民主联军。
新华社关于四平攻坚战的捷报传向各战略区。华东野战军的陈毅得到这个消息，把贺电都发来了。
但是，林彪忽略了一个事实，在四平守敌中指挥作战的是同林彪同毕业于黄埔军校的陈明仁，这个人熟悉兵法，深懂韬略。他不仅对守城有经验，对巷战也有高招。当民主联军向铁路天桥发起猛烈的进攻做攻四平的最后一搏时，陈明仁让他的部队趴在过街天桥上，往街道上撒黄豆，使冲过来的解放军官兵纷纷滑倒，陈明仁的部队则在街道两旁的楼房里伸出黑洞洞的枪口猛烈射击，使我军伤亡很大。
双方打成胶着僵局。
也许胜利就在再坚持一下的毅力之中。“再坚持一两天，战局就会朝我方有利的方向转化。”刘亚楼这样说。
林彪反问：“如果一两天内拿不下四平呢？”
刘亚楼说：“敌人虽然有援兵，但他们都被我军围城打援搞怕了，行动肯定迟疑。我军完全有足够的时间给四平守敌最后一击。”“拿不下四平，全军就将陷于被动，趁敌人未合围前，快撤！”
一向处事慎重小心的林彪这次又是走为上策。
这一撤，再次救了陈明仁的命。
蒋介石得知四平解放军撤退的消息十分高兴，先后授予陈明仁、周福成、廖耀湘等高级将领及有功官兵青天白日勋章和云麾勋章，并特电陈明仁：
明仁将军吾兄：此番四平之战，为党国主义，忠勇壮烈，激战十八昼夜，发扬黄埔精神，不惜牺牲到底，碧血丹心，足以唳鬼神而动天地。
四平再走麦城，林彪得到这样的经验：“凡能胜利的仗，则须很艺术地组织，坚决地打；凡不能胜的仗，则断然不打，不装好汉。如不能胜的仗也打，或能胜的仗如不很好地讲究战术，则必然把部队越搞越垮，对革命是损失。”（林彪于1947年7月17日写给李天佑的信）
多年后，曾亲自在四平担任指挥的国民党高级将领郑洞国也帮助解放军对这次打四平的教训作了分析，他说：“今天回顾起来，解放军在那次夏季攻势中，也曾出现过一些失误。例如，解放军5月19日在大黑林子地区歼灭第71军88师之后，倘乘胜向四平街攻击，当时国民党军队在混乱的情况下，不仅四平街守不住，就是第71军也有全部被歼的可能。由于解放军忙于分兵掠地，攻取东丰、西丰、昌图、开原等地，使陈明仁将军得到将近一个月的准备时间，整顿部队，安定人心，加强防御工事。解放军因而失去了一个重大胜利机会。此后在四平街攻坚战中，解放军又犯了轻敌急躁、战术运用失当的错误，致使久无功，兵员也受到较大损失，最后不得不实行战略退却。”
顾顺章叛变中央遭大搜捕 胆小王明躲到苏联
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王明长期成为搞“左”的路线和照搬洋教条的典型。如果从职位来看，这个原名陈绍禹的人似乎从来没有当过最高领袖，然而过去的党史书却认为他代表的路线在党内统治了四年之久，即从1931年1月六届四中全会至1935年初遵义会议为止。当然，为了照顾某些领导人的名声，过去讲到许多“左”倾错误都记到“王明路线”的账上，不过王明本身不论是理论还是人品确实也极为糟糕。延安整风中此人便被当成批判教条主义的靶子，全国解放后他索性以养病为名长期住到苏联，成了一心只为外国服务的工具，自然受到全党唾弃。
不择手段获取留苏机会
开党内残酷斗争之先河“王明”这一名字，其实是写文章的笔名，其人本名陈绍禹，是安徽六安金寨县人，1904年出生于一个破败的小商人家庭。据说他自幼聪颖，5岁启蒙识字，6岁入塾就读，1920年以优异成绩考入六安省立第三甲种农业学校。
1924年秋，王明考入武昌商科大学预科，翌年6月参加了五卅运动，因表现积极被推选为武昌学生联合会干事，10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共创建和大革命时期，王明属于晚辈，没有进行过多少基层实际斗争，党内很少有人知道他。
1925年秋，中共武汉党组织要挑选一批人留学苏联，王明得知后争着要去，起初遭到拒绝。据当年湖北党组织的负责人吴德峰回忆，当时不过21岁的王明竟耍起了流氓无赖手段，向组织扬言，若不同意他去，就打电话到警察局告密，让谁也走不成。组织上为避免麻烦，于11月勉强同意送他去培养中国革命干部的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
据当年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过的老一辈人回忆，王明在校内非常活跃，年纪轻轻便学会了不少政客手腕。对用得着的人他起劲吹捧，拉帮结伙；而对不满的人总是向校方打小报告、告密，甚至捏造一些“托派”、“国民党特务”之类的罪名加以陷害。多数同学认为王明人品很坏，可是学校领导却欣赏此人。
在中山大学期间，王明的观点又“左”得出奇。1929年夏，校内党员大会上对中国革命问题因有不同看法出现争论，作为少数派的王明跳出来，声称持他们这一派观点的人是所谓“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因有一个人宣布“一半同意”他的观点）。王明还攻击瞿秋白为首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并给反对他们的同学戴政治帽子，使苏方对其采取开除党籍、学籍和做苦工等处分，开创了中共党内残酷斗争的恶劣先例。
落入敌手泄露我党机密
进政治局推行左倾路线
在中山大学的四年间，王明精熟了俄语，因很会讲书本理论，被共产国际东方部长兼管中山大学的米夫看中。1927年5月中共在武汉召开五大时，米夫作为共产国际代表，与会时曾带王明作为翻译短期到中国，让他认识了当时的中共上层领导人。
1928年6月，中共在莫斯科召开六大，王明再度从中山大学被调到会场，为斯大林、布哈林当翻译，从此被他们认识并得到称赞。在六大选举中央委员时，米夫便动员中共代表投王明的票。当时中共参加六大的同志几乎都不认识这个没什么国内斗争业绩的年轻人，因而拒绝选他。不过据中山大学的一些人回忆，王明从六大会场回来便轻蔑地说六大中央选出的领导大都不懂马列，摆出一副准备取而代之的架势。
1929年秋王明回国，因资格浅被分配到上海沪东区委任宣传干事，后调任《红旗报》编辑。一次他被特务抓住，为求脱身竟说出秘密机关住址，让敌特前往取款。幸亏那个贪小利的家伙拿到钱后放了他，未造成组织破坏，中央得知后给王明以严重处分。1930年，李立三以极“左”狂热筹划全国暴动时，王明写了一系列文章表示反对，实际上反映了莫斯科的态度。1931年1月，共产国际代表米夫到上海秘密主持召开中共六届四中全会，支持王明当选为政治局委员，使他由普通党员一举跃为中央最高领导，成为外国人干涉中共党内事务的极不正常现象。
六届四中全会后，向忠发名义上还是总书记，遭到批判的周恩来仍主持日常工作，跃升为政治局委员的王明则以国际支持代言人自居，实际掌握了中央实权。他把自己所写的《两条路线》（后改称《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的小册子作为纲领，并派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志同道合者来“改造”各地党组织，推行更“左”的路线。
害怕危险避居苏联
以此借口推卸责任
1931年1月中共在上海秘密召开的六届四中全会是由共产国际代表米夫主持的，说明斯大林等人已对向忠发等“工人领袖”失望，想以莫斯科中山大学这批学生来取而代之。
1931年4月，顾顺章叛变后中央受到大搜捕，王明吓得躲进一个尼姑庵内，偶尔出门也要四名特科人员保卫。接着，他又花了大量党的经费包下疗养院一层，但他仍然感到不安全。9月间，他借口需要到苏联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离开了上海。临行前，他提出要找一个顾顺章不认识的人当领导，于是让自己年轻的同学博古代理了中央负责人。
躲到莫斯科的王明，被斯大林等人看成是最得力干部，同毛泽东、张国焘、周恩来一同成为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的四名中共委员。在米夫失势后，他负责了共产国际东方部的领导，主管亚洲各国的共产党。他不顾各国实际，把苏联模式当成唯一正确的道路推行于各国，对国内的指令也都服从莫斯科的需要。
后来在延安清算“左”的路线造成南方革命根据地的失败时，王明便声称自己当时在苏联，根本没有去过苏区，对此不能负责。不过许多人认为，他本人虽到了苏联，但国内那种极“左”的理论还是由他提出的，组织人事安排也是他留下的，仍然有思想路线、组织路线上的责任，因此称为“王明路线”。
传达斯大林指示
摆钦差大臣派头
1937年11月，王明乘苏联飞机在延安降落，摆出一副共产国际“钦差大臣”的派头，传达了斯大林的指示。他要求全党工作要“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实际上是服从国民党。随后他到武汉担任中共长江局书记，同延安俨然形成对立，甚至狂妄地要求留延的毛泽东、张闻天不能再以中央自居。
无情的事实很快证明王明的方针是错误的，蒋介石对他根本看不起，轻蔑地拒绝其各种建议。王明主持的长江局只侧重于抓抗战宣传，失去了掌握和发展武装的机会。而毛泽东直接领导的八路军则在华北有了大发展。由于任弼时前往莫斯科反映了王明的错误，斯大林也不得不尊重中国的实际。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向准备回国的王稼祥说明，要求全党承认毛泽东的领袖地位，并告诉王明不要再争了。
1938年10月中共中央召开了六届六中全会，王稼祥传达了共产国际指示，全党无疑义拥戴了毛泽东的领袖地位，王明也不得不说“大家应像众星捧月般地团结在毛的周围”。此后，王明留在延安任中央统战部部长、中国女子大学校长等职，又拿出擅长吹拍的手法，在1940年提出要大力“学习毛泽东”。
1941年1月，蒋介石下令实行了消灭新四军军部的皖南事变，这一惨痛教训证明了“一切通过统一战线”的主张是何等不切实际！广大干部深刻认识到毛泽东提出的“独立自主”的重要。同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提出了党内整风的要求，在回顾党史时不可避免地要总结王明的“左”的错误，这个自吹的“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便在整风中成了批判对象。
讲演喜欢搬书陪衬
唬住不少工农学生
提到王明，当年在延安生活过的老一辈共产党员大都印象深刻。他刚从莫斯科回国时愿意出头露面，曾在延安被称为口才超群的讲演家。此人身高不过1.5米，在中央领导人中个子最矮，体形却稍胖。可能出于长期在苏联吃洋面包，没有经历过战争和农村斗争，他的皮肤保养得极好，更有一双深闺女子般的嫩手，使与他握手的工农干部往往都感到吃惊。
王明在延安作大会讲演时，手里总习惯捧着一大摞书，身后的警卫员也抱着一堆书，到讲台前就往身边的桌子上一放，立即堆积起一座书本的小山。虽然带许多书来，王明讲话时却又不拿稿子。在那个年代，照本宣读被认为是低能的表现。他滔滔不绝地讲到某个问题时，总要说：“正如列宁同志所说的……”“正如斯大林同志所说……”然后顺手拿起旁边桌上的一本俄文原版的列宁或斯大林著作，迅速地翻到他要引用的一页，流利地念出一段语录来。扔下一本，一会儿又抄起另外一本，动作极为熟练。王明这种表演，对于没有多少文化的工农干部和一些刚刚参加革命的青年学生来说，真有唬人的功效，一时对他钦佩不已。可是，急于寻找中国革命战争具体方法的人听了王明的话，却感觉里面全是空洞的口号，解决不了任何实际问题。不久展开延安整风时，王明照搬洋教条的错误受到批判，毛泽东说：“人屎可以喂狗，狗屎可以肥田，你们的教条比狗屎还没有用！”
后来出于党内团结的需要，在编辑《毛泽东选集》第三卷时删去了这些话。不过在党内，王明本人确实从此臭得如同狗屎一般。
坚持不肯做检查
称病赴苏不复返
延安整风开始后，王明照搬苏联模式的教条主义、搞小圈子的宗派主义、搞党八股的文风都成了整顿目标。出于精神受打击和身体不适，1941年10月王明躺倒住院，又以此拒绝参加会议，不过仍对中央点名批评他错误历史问题的决议表示“完全同意和拥护”，事后证明这是为了过关的敷衍之辞。
毛泽东出于团结全党的目的，在中共七大上仍提出要把他选为中央委员。七大在延安开幕那天，毛泽东亲自带着两个担架员到王明的窑洞内相请，用担架把他抬到会场。
七大结束后，中央让身体转好的王明担任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法制问题研究委员会主任。1950年6月，中共中央七届三中全会要王明交出检讨稿，他又接受不了，提出想去苏联治病。1950年10月，王明携全家赴苏，三年后因病情好转回京，可是回国仅四个月又生病住院，此后再未工作，1955年，他经中央同意又一次赴苏，从此再不回国。中共召开八大时王明请假，毛泽东仍动员代表选他为中央委员，不过列在最后一名。
王明依仗着与苏联关系特殊，向中国驻苏使馆声言，在苏费用由苏共负责，中共中央仍按月将他夫妻的工资折算成卢布寄去，直至1966年“文革”爆发才停止。
1963年中苏公开论战，王明化名马马维奇、波波维奇等撰写了不少文章书籍，以歇斯底里的笔法攻击毛泽东，歪曲中共历史，甚至编造延安时期给他下毒等谣言。中共中央虽在一些文章中批判他，却没有宣布开除他的党籍，不过他长年不交党费也意味着自动脱党。1974年3月27日，王明病逝于莫斯科。
起草《八一宣言》
口授婚姻法初稿
1935年夏，共产国际突出反法西斯的任务时，王明按此精神主持起草了《八一宣言》，并以中共中央名义发表，提出在国内停止内战，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后来毛泽东在王明回国时致欢迎词，曾高度评价了《八一宣言》的作用，不少批判王明的人也承认这是他一生中干得少有的一件好事。
40年代后期，王明领导制定了陕甘宁边区宪法草案、全国性的宪法草案，还算做了些有益工作。新中国建立后，王明主持制定了第一部婚姻法。据当事者回忆，婚姻法初稿由王明口述，秘书记录，有一天他一口气口述了17个小时，形成了2.3万字的初稿，显示出此人的确有些才气。
补白
只知紧抱他人粗腿
丧失党员基本原则
王明去世时，苏共中央对他的评价是“国际主义战士”，他的妻子孟庆树也称其一生热爱的是苏联。不过王明称为至善至美的苏联在1991年瓦解，此后俄罗斯已没有什么人记得他，此人一直鼓吹的那套理论经过实践检验也已被人们抛弃。
中共党内的老一辈人讲起王明，基本上也都是嗤之以鼻，在改革开放后的拨乱反正中也无人提出为他翻案。除了他在历史上干的有益之事不多、错误不少，更重要的是他丧失了一个中国共产党员、中国公民的基本准则。
当年的共产党员是讲国际主义的，不过同时也要讲爱国主义，要把本民族的利益放在第一位。王明最大的错误，恰恰是把他国的利益放在本国之上，为实现个人野心而抱别国人的粗腿。这样的“国际主义战士”，只能成为人家的代言人，最终被本国的人民所唾弃。
四大家族中陈立夫的晚年：养鸡破产后卖皮蛋
1925年他刚从美国回来，绝不想到黄埔会闹出那么大动静。陈立夫也就是一个校长秘书，一个英文好的书生。他绝不会想到操场上练操的那些学生，很快叱咤风云，成为国共两党的军界领袖，更不会想到，自己追随的蒋校长，不过两三年，俨然成为国家元首。
黄埔以一个军事学校创造的时间奇迹，后世不可复制。水涨船高，陈立夫的个人事业也随着辉煌，远非一名普通工程师所能达到。黄埔是个金矿，他很快盆满钵满。
二十九岁，陈立夫成为中央党部的秘书长，这是国民党历史上最年轻的秘书长。两年后，又成为最年轻的中央组织部部长。蒋家天下陈家党，他成为著名的党棍，中统的大特务头子，收拾共产党很有一套，为蒋介石的一党天下鞠躬尽瘁。政治总是有点肮脏，他出过歪点子，夹带了不少私货，也得罪了很多人。
根据陈立夫自己的回忆，蒋介石动辄喜欢娘希匹，当年跟着蒋干的时候，曾要求他不许骂人，蒋还真的就没骂过陈。对这一说法，我不太相信，打亲骂爱，也不是什么人都能轮得上骂。事实上谁都知道，蒋后来很不喜欢二陈，兵败台湾后，对他们兄弟相当冷淡，将国民党的失败怪罪于党务，二陈成了替罪羊。
1951年，失意的陈立夫去了美国，他五十一岁，早年学的专业丢了，想来想去，只能靠养鸡过活，在新泽西当陶渊明。大陆人能记住的，还是追随蒋介石的那段从政历史，其实这只是他人生的四分之一。
养鸡事业并不成功，不至于穷困潦倒，基本上也就一个在美国苟活的普通老百姓。养了十年鸡，没赚到钱，最后还是破产。为糊口还做过食品生意，松花蛋湖州粽子年糕虾仁蛋炒饭，什么好卖就做什么，有一段时间，“陈立夫牌”的皮蛋和辣酱，在华人圈子里还有小名气。相对于玩政治的糟糕，经济上的拮据，勉强自给自足，反倒洗干净贪污嫌疑，很多人都相信他藏匿了巨款。
1969年，陈立夫又一次回到台湾，安心养老。他在美国的遭遇，很像“文革”中下放的大陆老干部。白云苍狗，撇开意识形态的冲突不谈，健康比什么都重要。上世纪风云人物，不管你腕多大，在官场上沉浮，唯有活着才能笑到最后。
杜月笙担任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 救护军民260万
在人们的印象中，杜月笙是民国年间上海滩的黑社会老大，而中国红十字会则是一个全球性慈善机构。既然如此，杜月笙怎么会担任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并将“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发扬光大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还应该从他的身世说起。杜月笙自幼父母双亡，少年时代就流落社会，当了学徒。因为无人管教，他经常与流氓地痞为伍，并拜在青帮的小头目陈世昌门下。由于机灵敏捷，善解人意，再加上陈世昌的引荐，他很快受到上海滩头号“大亨”黄金荣的赏识。不久，杜月笙成为黄在法租界开设的三大赌场之一“公兴俱乐部”负责人。后来，杜月笙又成立“三鑫公司”，垄断了上海法租界的鸦片买卖，与黄金荣、张啸林并称为“上海三大亨”。
有人说，在“上海三大亨”中，“黄金荣贪财，张啸林善打，杜月笙会做人。”正因为如此，杜月笙经常把开赌场、贩鸦片得到的不义之财用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与社会上层人士交往，从政治要人、商界巨子、文人墨客到帮会骨干，几乎面面俱到。比如下台总统黎元洪、著名学者章太炎、帝制推手杨度、著名律师秦联奎等等，都成了他的座上客。为此，他得到一个“当代春申君”的雅号。黎元洪的秘书长饶汉祥还用一副对联表达对他的敬意：“春申门下三千客，小杜城南五尺天”。另一方面，他特别注意对社会底层的救助。多年来，杜月笙总是买下大量预防传染病的药品，送到浦东老家免费发放。遇到天灾人祸，他要组织赈济救助；遇到劳资纠纷，他会维护工人利益。
上世纪30年代，杜月笙认为单纯依靠“开香堂”收徒弟的传统方式已经不能适应青帮发展的需要，同时也限制了各路英雄投奔他的门下。为此，他以“进德修业，崇道尚义，互信互助，服务社会”为宗旨创办恒社。恒社是一个民间社团，它最初成立时只有130人，后来发展到500多人。这些人分布在政治、经济、文化、新闻、电影等领域。不久，他还担任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中国通商银行董事长等职务。
1937年8月日本侵略者进攻上海，中国守军奋起抗战。杜月笙以红十字会副会长的名义，联合各团体组成上海市救护委员会，共救出受伤军民4.5万人左右。随后，他把募集到的150万元捐款和毛巾、罐头、香烟等大量劳军物资送到前线。此外，他还应潘汉年的要求，从国外进口了1000套防毒面具，送给八路军使用。没想到新中国成立以后，杜月笙逃到香港，潘汉年则以汉奸的罪名被投入监狱。
南京沦陷后，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撤到汉口。杜月笙在汉口成立临时救护委员会，将3000多名专业人员组成100多支医疗队奔赴前线。据统计，至抗战结束，中国红十字会救护的军民总数达到260万人。这一成绩固然与红十字会广大工作人员的努力分不开，但杜月笙的领导作用不容忽视。
后来，杜月笙随中国红十字会迁移香港，继续从事战时人道主义工作。当时海外侨胞为抗战捐助的物资，都由杜月笙接收运往汉口或重庆。与此同时，杜月笙还与戴笠合作，搜集沦陷区的情报，布置锄奸策反活动。据说上海另一帮会头目张啸林投敌后被暗杀，就与杜月笙有关。另外，轰动中外的高宗武、陶希圣脱离汪伪集团并公布“汪伪密约”事件，也是杜月笙和戴笠共同策划。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占领香港，杜月笙撤回重庆，继续主持中国红十字会工作。抗日战争胜利后，他返回上海，高票当选为上海市参议会议长。据说因没有得到国民党支持，他很快辞去这一职务。1949年5月，杜月笙携全家逃到香港，并于1951年在当地病逝，终年63岁。
纵观杜月笙的一生，至少给人以下启示：
第一，就个人而言，幼年的生活环境对一个人的成长影响很大。假如杜月笙生活在一个美满幸福的家庭，从小接受良好的教育，他就不会过早地浪迹江湖，流落社会，去干那些开赌场、卖鸦片的勾当。即便如此，他也有仗义疏财、扶危济困、崇尚儒雅、维护治安、报效社会的良好愿望。由此可见，绝不能用京剧脸谱的模式来评价历史人物。
第二，从社会来看，好的制度可以让坏人变好，坏的制度可以让好人变坏。中国历史奉行所谓“小政府、大社会”的制度模式，县级以下的管理完全依靠社会力量。在这方面，地方乡绅、民间社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即便是在租界林立的上海也不例外。杜月笙与青帮、恒社以及中国红十字会的关系，都充分说明民间社团在和平时期有维护社会稳定的功能；到了战争时代，则有募集钱物、团结民众和一致对外的作用。
第三，回顾历史，是为了面向未来。但所谓历史，必须真实、可信，绝不能虚构、伪造。杜月笙的经历告诉我们，只要是人，包括由人组成的一切机构，都不可能完美无缺、不犯错误。犯错误不可怕，可怕的是把自己打扮成人间圣人、绝对正确。
第四，杜月笙认为：“沦陷时上海无正义，（抗战）胜利后上海无公道。”他还说：“人活在世上要靠两样东西，胆识和智慧。”因此，为了社会的正义和公道，每一个人都应该扪心自问：“面对这样一个时代，我有没有胆识和智慧？”
国共两党皆欲诛之：骑墙式汉奸周佛海
对不祥的命运，周佛海也早有预感。在《往矣集》中，他袒露纠缠自己多年的无奈与虚无：“我一生的遭遇，总觉得都是命运的支配。我现在能够有这样地位，负这样的责任，决不是我的聪敏才智说得到的结果，完全是侥幸。侥幸，就是命运。”“只要把从古到今的历史，翻阅一遍，任何人都会感觉世事无常、人生靡定，而有盛衰兴亡之感。”“自从国民革命以后，虽然只有十九年，却亲自经历过许多突起突灭、时分时合、忽盛忽衰的悲剧和喜剧，令人啼笑皆非，悲喜莫是。在这样起落不定的澎湃潮流中沉浮了十几年，焉得不令人感觉得个人的事，无一不是空的，而发生消极之思呢？成固不足喜，败亦何必忧。得固不足乐，失又何必悲。荣华富贵，权位利禄，转眼皆空，何必劳形苦心于这些身外之物追求和争夺呢！”个人立场转换仿佛和政治风云变幻一般无足轻重，宿命虚无之思在现实中便落脚为及时享乐的托辞，文人之笔固然高蹈，但联结的却是征名逐利的“文人无行”，未免令人失笑。
三大汉奸中，汪精卫13岁丧母，14岁丧父；陈公博20岁丧父；周佛海也是父亲早故，由寡母抚养长大。周佛海和陈公博都以孝子著称。军统头子戴笠对周佛海的争取，也是从软禁和善待其母亲着手。“心伤慈母线，泪染旧征衣。回首风尘里，中原血正飞。”这是“孝子”周佛海早年离乡求学时写下的诗句。“忠奸不两立，生死莫相违；知否渝中母，倚闾望子归？”这是军统特务以其母亲名义写给周佛海的“策反”书信中的诗句。怎奈母虽“倚闾”，子却“骑墙”，欲求“忠奸两全”、“忠孝两全”而不得，甚至“奸孝两全”也不得。他留给我们的，似乎只是一个背道者虚幻追求自我心理弥合的残缺样本。
周佛海是不折不扣的大汉奸，同时又是个颇有文人气息的汉奸。早年是小有名气的共产主义理论家，后来又成为三民主义理论家，再后又是汪伪“和平运动”的理论家和实践者，一贯善于文墨、勤于写作，写的内容却经常见风使舵、变化多端。
与蒋介石一样，他有写日记的习惯，从1937年出任江苏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厅长起开始，一日一页，一年一本。家中遭遇火灾，老婆首先抢救珠宝首饰，他则马上去抢救其日记，可见他对自己日记的重视。在回忆录方面，他陆陆续续写过一些文章，刊载在《古今》等杂志上，1943年由杂志的古今出版社结集出版为《往矣集》。《往矣集》内收《汪精卫先生行实录序》、《苦学记》、《扶桑影溯当年》、《盛衰阅尽话沧桑》、《走火记》、《自反录》等篇。《苦》篇所记，主要是家世和幼年从学经历。《扶》篇所记，主要是他在日本的留学经历，包括他发起组织共产党的经历。《盛》篇记述回国后到抗战爆发的从政历程。串联来看，可以周佛海的半生自传视之。这一点和陈公博的《苦笑录》差堪相似，都是“半截子工程”，都只记述成为汉奸之前的从政生涯，从题目“往矣”、“苦笑”来看，也都别有怀抱、充满悲情。《古今》杂志主编朱朴所作序言中称，《往矣集》乃是《古今》杂志所推出的《古今丛书》的第一种，收入者多是周佛海为杂志所撰特稿，并称：“在过去十数期的《古今》中，虽名作如林，无篇不精，但是读者所最欢迎各方所最注意的，当推周佛海先生之作为第一。”
朱朴称：“他的文字之所以能博得大众之热烈欢迎，依我个人的分析，全在于一个‘真’字。一般人读了《三国志》及《水浒传》两部小说，没有不对于张飞李逵二人引起无上的敬爱者，无他，因为张飞李逵二人完完全全是一个‘真’字的表现而已。”“在我生平所交的朋友中，秉性之忠厚，情感之热烈，待人之真诚，行为之侠义，没有一个比得上周先生的。”虽是阿谀之辞，但周佛海在“气焰正盛”时的文字，除了以奉承汪精卫的《汪精卫先生行实录序》作为开篇之外，的确没有太多“官场气”。这也是此书可堪一读的原因。
野心与革命
周佛海早年丧父，由寡母抚养长大，由于聪慧好学，成绩超拔，也素来“醉心”政治。家乡沅陵县城内有一座文昌阁，周佛海在《往矣集》中的《苦学记》一文中记述：“袁氏（袁世凯）死后，内阁常常更动，一下子某甲入阁，一下子某乙入阁，在看报之余，居然也想将来要入阁了。我们学校扩充，把附近的文昌阁，并入学校做宿舍。我因为常常想将来一定要入阁，替国家做事，所以和同学说到文昌阁去，便说‘入阁’……主观上虽然有这种气概，客观上上进发展的机会，可以说是绝对没有。真是前途黑暗，四顾茫茫！”这无疑是一个穷学子信心百倍渴望出人头地的真实写照。
机缘巧合，在老师和同学资助之下，他得以到日本留学。留学期间，还写了不少分析国际政治、推介新思潮的文章到国内杂志投稿。他的政治开篇，是回国省亲期间，结识陈独秀等，遂参与发起组织中国共产党并作为留学生代表参加“一大”，成为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地位仅在陈独秀之下。
回忆自己参与发起共产党，周佛海坦言自己的目标是想成为“中国的列宁”。“我为什么赞成组织共产党，而且率先参加？第一，两年来看到共产主义和俄国革命的书籍很多。对于共产主义的理性，不觉信仰起来；同时，对于中国当时军阀官僚的政治，非常不满，而又为俄国革命所刺激，以为非消灭这些支配阶级，建设革命政府，不足以救中国，这是公的。第二，就是个人的动机。明人不做暗事，诚人不说假话，我决不隐瞒当时有个人的动机；我决不说假话，说当时的动机，完全是为国为民。不过个人的动机，不是升官，不是发财，不是享乐……当时所谓个人的动机，就是政治的野心，就是Political Ambition。在一高（日本第一高等学校）的时候，正是巴黎和会的前后，各国外交家都大出风头。所以当时对于凡尔赛，非常神往，抱负着一种野心，将来想做一个折冲樽俎，驰骋于国际舞台，为国家争光荣的大外交家。后来研究俄国革命史，又抱着一种野心，想做领导广大民众，推翻支配阶级，树立革命政权的革命领导者。列宁、特路茨基（即托洛茨基）等人物的印象，时萦脑际，辗转反侧，夙兴夜寐，都想成为这样的人物。虽然现在年将半百，一事无成，但是当时意气之豪，实可以上冲云霄！怀着这样野心的青年，又值中国政治腐败，世界革命怒潮高涨的时候，那得不本着创造的精神，去组织一个新兴的革命党！这便是我参加发起‘中国共产党’的原因”。“一大”期间，周佛海和上海小姐杨淑慧的婚外恋被报纸曝光，他也受到党内批评。会后，由于总书记陈独秀不在上海（后又被捕），周佛海代理了总书记的职务，主持中央局的工作。他还参与发动了上海劳工运动等活动。陈独秀出狱后，他携杨淑慧返回日本。1922年，周佛海在完成了第七高等学校的学习之后，可在东京帝国大学和京都帝国大学中选择其一读书。“究竟进东京帝大或京都帝大，费了不少的考虑。当时有名的马克思主义的权威者河上肇先生任京大教授，我因为要进一步研究马克思主义，所以便入了京大。”
曾经以《经济学大纲》风靡国内学界的河上肇，后来成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但其思想当时仍未发展成熟，也有反对“早熟的社会革命”的论点。周佛海的“研究马克思主义”后来走上“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道路，与陈公博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研究颇为异曲同工，但陈是对共产党不满在先，论证马克思主义“并非真理”在后；周却是在研究中得出“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的结论，并以此为后来脱党的理由。与此成为对比的是同样留日的周恩来。一篇研究论文指出：“周恩来与周佛海均留学日本，学习河上肇的马克思主义学说。但由于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目的和态度差异很大，加上河上肇学说中混合着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的因素，他们进行了不同的取舍，思想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周恩来坚定了共产主义理想并为之奋斗终生，周佛海则从信仰共产主义、参与中国共产党建党到抛弃共产主义运动，两人的不同人生道路留给后人许多思考。”
另一方面，当时日本政府虽不禁止对于社会主义的研究与宣传，但却严禁共产党的一切活动，特别是中国留学生中的共产党组织及活动，周佛海参加中共“一大”及其后的活动，当时在日本鹿儿岛的其他中国留学生都不知道，但日本警方却完全掌握，并对周警告“敲打”。周佛海为学业和生活所迫，也只好“夹起尾巴”不敢擅动。虽与共产党活动渐行渐远，但也促进了他的专心学业。留学期间，周翻译了《互助论》、《家庭、私有财产及国家之起源》等社会主义名著，也翻译了波格达诺夫的《经济科学概论》、翁特曼的《马克斯经济学原理》和野村兼太郎等的《各国经济史》等经济学著作，成果丰硕，他也成为“国内排得上号的老资格马列专家”，特别是“对社会主义理论思潮框架内的政治经济学有着独到的理解”。
1924年春，周佛海京都帝国大学毕业之时，正为找工作操心，理想是当北京大学教授或商务印书馆编辑，月薪有150大洋便“心满意足”。“到政府机关去运动一官半职，既然不是我的志愿，也不是一个共产党员所应为。”不料恰逢国共合作，机会从天外飞来，时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的戴季陶以每月200大洋的高薪，邀请周佛海出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秘书。广东大学校长邹鲁又以每月240大洋的高薪聘他兼任广东大学教授。面对高薪厚禄，周佛海轻而易举地改变了志向，欣然投向政坛。面对其后国共对立局面的不断显现，他又继续为戴季陶、邹鲁所笼络，投向国民党右派，与共产党在思想理论上的分歧越来越大，离心倾向日益加重，拒不参加共产党的组织活动。周恩来亲自上门做周佛海的思想工作，但他一意孤行，还给中共广州执委写了一封长信，声明退出共产党。
脱党之后，周佛海与广东大学几名教授一起创办了《社会评论》杂志。创刊伊始，周佛海便发表《中山先生思想概观》一文，提出在中国实行社会主义革命，无论是物的条件和人的条件，都不具备，因而“事实上是不可能的”。同年8月，周佛海将此文印成小册子，戴季陶特地写了《再版序言》，说：“我常说‘从社会进化史的见地，研究两先生（指马克思和孙中山——笔者）的思想，可以说，中山先生的民生史观，是第一原则，马克思的经济史观，是第二原则。用马克思的经济史观可以更证明中山先生民生史观的真确，而不能减少中山先生思想的价值’。佛海先生在这一点，和我所见，大概相同。他能看到中山先生的民生史观，较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更深刻博大，这是特异于一般盲信马克思者的地方。”周佛海还发表《反共产与反革命》、《再论反共产与反革命并答中国青年》等系列文章，辨析他的“反共产”观点与“反革命”的不同，意在证明自己的“革命”。他对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说：“共产党的任务是国民革命，中国现在所需要的是国民革命，而不是社会革命。因为中国现在要以整个民众的力量，打倒封建军阀，要以整个民族的力量，抵抗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现在，并不需要农民对于地主，和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所以共产党应该放弃阶级斗争的工作，以全力来参加国民党的国民革命。”这一观点，应该说是相当部分国民党员的主流看法（陈公博回忆他与鲍罗廷的论战，也大同小异），也说明周佛海已经完全脱离了共产党员的立场。
在《往矣集》中，他也以一副忏悔的姿态说：当时我们对于这个党，是怀着满腔希望，而且举全副精力去奋斗的。哪知道以后参加了恶劣的分子，越变越坏，竟变成杀人放火、屠城洗寨的流匪，和张献忠、李自成一样的残忍。所以第一次全国代表的人物，大部分都先后宣告脱党……我们发起共产党的时候，做梦也没有想到会恶化到变成流匪。作俑的人，实在罪孽深重！
国共皆欲诛之
1927年，国共矛盾激化之际，周佛海正担任黄埔军校秘书长兼政治部主任。校长是蒋介石，邓演达是代理校长，张治中为教育长，后两人各有兼职，“学校的事，大半由我主持。当时最痛苦是，就是应对国共的摩擦。我已于十三年冬在广州脱离了共产党，所以共产党对我，自然是对立的。同时国民党的右派，却认我仍然带有红色，时加以监视和牵制。”事实上，经由“伯乐”戴季陶的指引，他已决意靠拢有“枪杆子”大权的蒋介石。国民政府迁到武汉之后，邓演达派恽代英担任总政治教官，实际上执行政治部主任职务。周常称病不到学校，并密谋逃走。正值夏斗寅进攻武汉，学生军匆匆出战，恽代英以代理政治部主任名义，随军出发，周佛海在校留守。他利用岳父与船务公司的关系，带着以看戏洗澡为名离开武昌的妻儿，在汉口上了外国轮船，前往上海。
共产党发现他逃走之后，即电九江军警截留，但此船并未在九江靠岸，未能截住周佛海。“谁知跳出了天罗，却跌入了地网！”周佛海格外小心，船抵南京并未上岸，打算到上海后先电蒋介石及张治中等人，然后再到南京。谁知他在船上便被国民党人发现，在南京向上级报告，南京政府便派人跟踪，并电上海方面逮捕周佛海。他上岸后即被巡捕房逮捕。好在被捕当天是星期六晚，他一关便是四天，没有被立即引渡到国民党的特务处。妻子杨淑慧后上岸，也未被捕，当时上海传说共产党捉到就杀，发现丈夫不见后着急寻找，得以向各方奔走。“如果早一两天引渡过去，那真是吾命休矣。因为那时杀个把人那里算一回事。”“南京上海主张杀我的人都很多”，上海方面也不敢放他，关了两个星期后才移送南京，经电话请示在徐州前线的蒋介石，才予以开释。
周佛海在回忆文章中用大块篇幅追述这段往事。“这是我生死关头，所以这一段特别写得详细”。后怕之情，溢于言表。当时审理他的上海“清党”委员会主任委员陈群，后来也成为汪伪政权高官，周佛海对他大加拉拢，但私下对儿子谈起来却“旧嫌未消”，称陈群恨不得杀了他，但因杨淑慧的营救而没有成功。这段“国共皆欲诛之”的经历对周佛海的影响，一方面是了解到投靠“实力派”的重要性，一方面也知道“得罪谁都不行”，这也许是他最后成为“日、伪、中皆曰可用”的“骑墙式汉奸”的思想根源之一。
日、伪、中皆曰可用
蒋介石回南京后，周佛海又被任为新黄埔军校的政治总教官。惊魂初定，他又开始撰写《三民主义的理论体系》，打算奠定自己“三民主义理论家”的身份，向国民党表明自己的忠心。
周佛海作为蒋介石的“文胆”之一，与邵力子、陈布雷、陈立夫等一起参与机要，起草公文，过“半军人半文人的生活”，颇得蒋的信任。蒋介石建立“中统”，周佛海与陈果夫、陈立夫同为领导核心；蒋建立“复兴社”（后改为军统），周又被指名为该组织最高级干部之一。与一众幕僚同事，也交情颇深，抗战后周作为汉奸被逮捕之后，陈布雷、陈立夫以及蒋介石的机要秘书陈方都出力为之求情。但作为“半路出家”的幕僚，他虽时有升迁，但地位仍“半红不黑”，较有实权的职位不过江苏省府的教育厅长，与野心相比，自然感觉“很不得意”。据其子周之友在《我所知道的汉奸周佛海》中回忆，他对儿子说过：“我在重庆很不得意。自从脱离共产党后，我当过国民党政训处处长，也当过江苏省教育厅厅长，现在当国民党宣传副部长，和国民党中统关系也深，但始终没有什么作为。因此，我决心同汪先生一道出来，从另外一条道来解决中国的问题。”可以说，周佛海的卖国，首先是追求自己政治上的野心。
周佛海留日多年，颇有日本情结，面对日本侵略日甚一日的局势，他成为“主和派”的一员，与胡适、陶希圣、梅思平等组织“低调俱乐部”，鼓吹“战必败，和未必大乱”。据他对周之友的说法，“低调俱乐部”主要有三个论点：第一，中国的问题必须攘外先安内，假使不把内部问题搞好，和日本人打仗是打不过的，不仅如此，还会给共产党以可乘之机，共产党可借抗战扩大自己的势力，到头来倒霉的还是国民党；第二，国民党现在还没有力量，首先必须充实自己，然后才可以和日本人办交涉，日本人对中国是有侵略的，但这事不能用简单的方法来解决；第三，中国问题的解决，是和整个世界问题的解决联系在一起的，当时国际形势仍然不宜抗战。周佛海的“妙论”是“中国没有一件能与日本比拟，如果战争扩大并延长下去，日本自然也感到困难，可是日本感觉到痒的时候，中国已痛不可忍了”！这些观点，和对抗战前途悲观失望的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颇为“同调”，原被视为CC派的周佛海也逐渐从汪精卫“改组派”的政敌变成汪精卫的亲信。
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出任蒋介石侍从室副主任兼第五组组长，国民党中央宣传副部长、代理部长等职，可算委以重任。但他却主动派出高宗武、陶希圣等人与日本人暗中谈判，百般劝说汪精卫接受日本的诱降条件，积极开展“和平运动”，成为汪记“和平运动”的总参谋长。他和汪精卫夫人陈璧君，成为汪精卫“下水”的两个最重要推手，而周更可以说是“始作俑者”。他对汪做了大量的动员、劝驾工作，在日记里怪“汪之性格，咸认为无一定主张”、“无担当，无果断”。但他也摸透了汪的特点，“断定虽有反复，结果必仍如原计划”。
更有一种说法，周佛海之所以敢瞒着蒋介石和日方谈判，是因为周佛海“研究”断定蒋介石的真正态度是“主和”，“由于举国上下高唱全面持久抗战，蒋先生不能不附和，而且比别人的调子更高，以便压服反对他的人，争取舆论的支持，蒋先生是被逼迫着走上他不愿意走的路”。周佛海决定“以自己的胆识，把蒋先生的做法反过来加以灵活运用，等决心和平后，再向蒋先生报告”。事实上，蒋介石在知道高宗武等私下谈判时，也并非对之进行处罚。出逃之前，汪精卫和周佛海都各留下长信给蒋介石，强调自己是“曲线救国”，“从敌人手下去拯救人民”，“不惜牺牲个人名节去为沦陷区人民做点工作”。1945年元旦，周佛海致信蒋介石，称：“五年以来，职临深履薄，无日不焉如捣，凡奉钧谕，辄竭驽骀……处身虎穴，一切策应反攻之工作，万绪千头，迟恐准备不及，急则泄露堪虞……职以待罪之身，誓必效命前驱，俟最后胜利之来临，甘愿受钧座之严惩，斧钺所加，死且瞑目。”据说蒋介石阅信后为之感动流泪。
1938年12月，周佛海跟随汪精卫出逃。1939年12月30日，周佛海作为汪的代表，与日本的影佐祯昭在上海签订了卖国密约。抗战后周佛海被捕后受审，被法官责问：“为何不惜出卖国家民族的利益，甘心附逆？”他回答道：“当时我认为中日两国，实力悬殊。卢沟桥事件发生后，仅2年多时间，我国就连续失陷北平、天津、上海、南京、武汉、广州诸通都大邑。长沙一地，日本军队未到，被自己烧得精光。我认为抗战必败，所谓胜利，前途渺茫，所以赞成汪精卫的‘和平运动’。近卫文提出‘中日亲善’三原则，我认为是媾和的大好时机，所以从重庆经昆明出走河内，转道香港返沦陷区。”
1940年3月30日，伪国民中央政府在南京粉墨登场，周佛海被任为伪财政部长、伪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央政治委员秘书长等要职，后又任伪行政院副院长、伪中央储备银行总裁、伪警政部长、伪清乡委员会副委员长、伪物资统制审议委员会委员长、伪上海特别市市长等职务，掌握伪府的外交、财政、警察、特工与军事等各项权力，是傀儡政权中最具实力的显赫人物。周佛海受到如此“重用”，与他“懂日语、通日情”是分不开的。有学者曾对汉奸伪政权高级官员情况作过简略统计发现：“留日比例较高，在被统计的144人中，有留日经历者54人，占被统计人数的38%，占接受过近代教育人员的49%。”这里，既有情感上“亲日”的因素，也有日本人刻意利用的因素。
伪中央政权成立时，伪政府中的各院、部、会的汉奸要员，都是在周佛海笔下提名炮制产生的，周佛海对此十分得意。他在日记中说：“国民政府还都，青天白日满地红旗重飘扬于石头城畔，完全系余一人所发起，以后运动亦以余为中心。”人生有此一段，亦不枉生一世也！
周佛海的荒淫和腐败也是汉奸中有名的，闹出不少醋海翻波之事。日记中披露，周先后以耐劳、慎独、宁远、百忍等20多个化名在上海数家银行存款近3000万元（约合当时黄金7500市两），周佛海估算“为数虽不多，今日之蓄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亦应自足矣”。
私人日记中的沾沾自喜，到了对外的文章中，就变成精心炮制的“悲天悯人”、“苦心孤诣”。在《往矣集》中，周佛海以“孤臣孽子”自命，大赞汪精卫有“‘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慈悲而勇毅的精神”，又为自己诡辩道：“尤其是我们现在所处的环境，正是周公恐惧流言、王莽谦恭下士的时候，是非未定，功罪难分。如果半途而废，虽存周公之心，终成王莽之果，上何以对祖先，下何以对子孙！后世的批评，我们可以不必去管，流芳百世也好，遗臭万年也好，无声无臭，与草木同朽更好，‘身后是非谁管得，满村争唱蔡中郎’，但是个人的是非，固然不必计较，国家的利害，却不能不加考虑。自古孤臣孽子的用心，不在求谅于当时及后世，乃在使个人的苦心、努力和牺牲，实际有益于君父。所以现在距我们企求的目的，虽然道路崎岖，关山险阻，但是救倾扶危的目的一日不达到，就是我们的责任一日未解除。一息尚存，此志不容稍懈，哪里能够因为人事沧桑之感，而改变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决心呢！”
周佛海甘当汉奸，但绝对没有“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成立伪政权后，他在日本人默许下，做诱降重庆政权，谋取“全面和平”的联络工作，同时不忘瞒着日本人和汪精卫，向重庆时时表明自己的“苦心为国”的合作意愿。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周预感到日本必败，更是频频向陈立夫、戴笠、顾祝同等人示好，如出面保释被捕的国民党要员、搞物资交换、在自己家中设立与重庆的直接联络电台、允许国民党特工在自己身边公开或秘密活动等。因其所处地位重要，国民党也对其积极争取，戴笠利用周对母亲的孝顺之情，将其母关押在息烽监狱进行要挟；陈立夫要周“暗中布置，以备将来去汪（汪精卫）”，蒋介石也给周写“知名不具”的亲笔信，要他“暂留敌营，戴罪立功”。共产党在上海的地下组织和情报机构也对其进行过劝导、策反。日本宣布投降后，周佛海第一时间向蒋介石拍了急电，表示他愿以“完整的上海奉给中央”，并乘机向蒋表忠心说：“职与其死在共产党之后，宁愿死在主席之前。”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奉蒋介石之命，任命周佛海为军事委员会上海行动总队总指挥，令其负责维护上海、杭州一带治安，在阻止新四军武装收复沪杭地区上发挥了不小作用。经此种种，周佛海自以为高明，俨然以抗战的“有功之臣”自居。在重庆被关押期间，他与沈醉争辩“汉奸卖国贼”的称号：“说我们是去当汉奸，我们承认，有时也感到这两个字的可耻。但说我们是卖国贼，杀了我我也不承认。因为我们无国可卖，只是替被敌人占领了的国土上的老百姓做点事。这些国土是敌人交给我们，怎么反而说是我们卖掉的？”在法院审批时，面对法院对他“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的起诉，他强词夺理地称自己最初是“通谋敌国，图谋挽救本国”，后来是“通谋本国，图谋反抗敌国”。
1946年4月，国民党当局先后开始了对汉奸的公开审判。陈公博、梅思平、褚民谊、林柏生、陈璧君、缪斌等首要汉奸一一受审，不少被判死刑。但罪行更大的周佛海却逍遥法外，引起社会各界的强烈不满，质问当局“独头等汉奸周佛海不知其何以久无消息”？迫于压力，国民党当局于1946年10月公审周佛海，并判处死刑。经其妻子多方奔走运动，甚至以公开蒋介石的亲笔信相威胁，加上不少国民党要员为其开脱，或许还有考虑周佛海还算对自己“忠心耿耿”的因素，1947年3月，蒋介石发布特赦令，将周的死刑减为无期徒刑。在国民党逮捕和判刑的2万多名汉奸中，周佛海成为唯一得到特赦的汉奸要犯。但周长期恐惧，重病缠身，已是时日无多，不到一年即病死监房。
对不祥的命运，周佛海也早有预感。在《往矣集》中，他袒露纠缠自己多年的无奈与虚无：“我一生的遭遇，总觉得都是命运的支配。我现在能够有这样地位，负这样的责任，决不是我的聪敏才智说得到的结果，完全是侥幸。侥幸，就是命运。”“只要把从古到今的历史，翻阅一遍，任何人都会感觉世事无常、人生靡定，而有盛衰兴亡之感。”“自从国民革命以后，虽然只有十九年，却亲自经历过许多突起突灭、时分时合、忽盛忽衰的悲剧和喜剧，令人啼笑皆非，悲喜莫是。在这样起落不定的澎湃潮流中沉浮了十几年，焉得不令人感觉得个人的事，无一不是空的，而发生消极之思呢？成固不足喜，败亦何必忧。得固不足乐，失又何必悲。荣华富贵，权位利禄，转眼皆空，何必劳形苦心于这些身外之物追求和争夺呢！”个人立场转换仿佛和政治风云变幻一般无足轻重，宿命虚无之思在现实中便落脚为及时享乐的托辞，文人之笔固然高蹈，但联结的却是征名逐利的“文人无行”，未免令人失笑。
三大汉奸中，汪精卫13岁丧母，14岁丧父；陈公博20岁丧父；周佛海也是父亲早故，由寡母抚养长大。周佛海和陈公博都以孝子著称。军统头子戴笠对周佛海的争取，也是从软禁和善待其母亲着手。“心伤慈母线，泪染旧征衣。回首风尘里，中原血正飞。”这是“孝子”周佛海早年离乡求学时写下的诗句。“忠奸不两立，生死莫相违；知否渝中母，倚闾望子归？”这是军统特务以其母亲名义写给周佛海的“策反”书信中的诗句。怎奈母虽“倚闾”，子却“骑墙”，欲求“忠奸两全”、“忠孝两全”而不得，甚至“奸孝两全”也不得。他留给我们的，似乎只是一个背道者虚幻追求自我心理弥合的残缺样本。
第二章 女侠秋瑾
秋瑾墓穴为何数次迁移 文革中险遭彻底平毁？
“秋风秋雨”烈士蒿葬卧龙山1907年7月15日，清光绪三十三年农历六月初六凌晨。
在江南古城绍兴，鉴湖女侠秋瑾身穿白色汗衫，外套玄色生纱衫裤，脚穿皮鞋，双手背绑，拖着铁镣，缓步走出了山阴县大狱。在一群如狼似虎荷枪实弹的清兵前拉后推下，她强忍昨夜酷刑留下的阵阵伤痛，挺起精神，大义凛然，走向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不归之路。
站立轩亭口刑场，秋瑾举目四望，在这个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刻，留下了深情的一瞥。“痛同胞之醉梦犹昏，悲祖国之陆沉谁挽？”仰天长叹一声后，她安详地闭上了双眼。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她关心的依然是灾难深重的祖国。
刽子手扬起的屠刀落处，中国历史上一位女杰为开创民国的理想喷洒了一腔热血。从此，秋瑾之死的创痛，永远留在了中华民族的记忆深处。
3年前，为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30岁的秋瑾东渡日本求学，先后结识了宋教仁、陶成章、蔡元培、徐锡麟、黄兴、孙中山等革命志士。经蔡元培和徐锡麟介绍，她加入了光复会，又由冯自由介绍，以“山阴秋竞雄”之名宣誓登记加入同盟会，不久被推为同盟会浙江分会长、主盟人。
当时，徐锡麟、陶成章等光复会领导人创办绍兴大通师范学堂，作为培训革命骨干队伍的基地。后来徐锡麟花钱捐了个道员，并由表叔、原湖南巡抚俞廉三推荐给安徽巡抚恩铭。徐锡麟在赴安徽任职前，力邀正在上海筹办《中国女报》的秋瑾来绍兴主持大通学堂。
1907年2月，秋瑾正式接任大通学堂督办。她以大通学堂为中枢，往来沪杭浙东，运动军学两界，迅速组织起四五万人之众的光复军，遥推徐锡麟为首领，秋瑾自任协领，编部下为3个军，并与徐锡麟“浙皖相约，克期大举”。
由于革命党人内部有人叛变，泄漏消息，使清政府掌握了“安徽军警高层已混入革命党重要人物”的情报，并开始追查。在安徽省府安庆任巡警学堂堂长的徐锡麟迫于形势严峻，决定提前动手。7月6日，徐锡麟借巡警学堂毕业典礼之机会，枪杀安徽巡抚恩铭，仓促起义。由于准备工作不充分，起义失败，年仅35岁的徐锡麟受伤被俘，被剖腹挖心，惨遭杀害。
安庆起义天下惊，清政府万分震恐，在各地大肆搜捕革命党人，对徐锡麟的老家绍兴查办更严。由于各地光复军接连出事和叛徒出卖及绍兴劣绅告密，清政府觉察到大通学堂是浙江各地革命力量的中枢，迅速把魔爪伸向绍兴大通。
安庆起义几天后，秋瑾从报上看到“逆党徐锡麟在安徽刺伤巡抚恩铭，徐逆当场被擒”的消息，她拒绝了有的同志要她暂避上海租界的劝告，立即召集各地党人举行应变紧急会议，决定7月19日（农历六月初十）在绍兴集合浙东会党志士，举行徐锡麟烈士殉难追悼会，并乘机发难，实行武装起义，一举拿下绍兴城，然后渡江直取杭州。
7月13日（农历六月初四）下午，绍兴知府贵福、山阴县令李钟岳、会稽县令李瑞年，会同从杭州赶来的浙江新军第一标第一营管带徐方诏，带兵300余人包围了大通学堂，秋瑾及在校的其他6名师生全部被捕，押人山阴县监狱。当妇深夜，绍兴知府贵福电禀浙扛巡抚张曾扬称：“现讯秋瑾，坚不吐实……若匪一到，恐有他变”，“恳请将秋瑾先行正法。”贵福既怕革命党人攻城劫狱，又怕秋瑾一案牵连到自己身上，故决心要尽快除掉秋瑾，以免后患。
7月14日（农历六月初五）白天，贵福命山阴知县审讯秋瑾，秋瑾在刑堂上只写下了“秋雨秋风愁煞人”7个大字，作为自己交给清政府的唯一的“笔供”。贵福见山阴知县不肯用刑，当晚改派师爷余某对秋瑾酷刑逼供，仍是一无所获。当日深夜，贵福得到浙江巡抚同意将“秋瑾即行正法”的复电后，马上召见山阴知县李钟岳，命令他立即执行，监斩秋瑾。良心未泯的李钟岳惊讶地问：“供证两无，安可杀人？”然而上命难违，李钟岳只得到监狱抓人，将秋瑾绑赴刑场。
秋瑾殉难之时，她的家人都已躲身在外地，慑于清政府的淫威，留在绍兴城内的族人也无人敢出面承领这位亲属的尸体。挨过3个时辰，直到巳时（上午10时左右）时分，才由几个当地仗义的士绅出面，先雇了一个鞋匠缝合了秋瑾身首异处的尸体，又通过同善堂把烈土遗骸殓进一口白木棺材，雇了小工抬到郊外卧龙山（俗称府山）西北麓张神殿背后的山脚下面，停厝在一堆荒冢乱坟旁边。
挚友践约女侠初葬西子湖
秋瑾就义后，一时舆论大哗，留学日本和欧洲的许多学生团体纷纷发表通电，强烈谴责清政府的暴行，继而上海和各地的报刊也言词激烈地斥责当局滥杀。
这里必须一提秋瑾一生中的两位挚友：一是比秋瑾大7岁的吴芝瑛，一是比秋瑾大两岁的徐自华，正是她俩不顾个人安危，不遗余力，秋瑾才得实现“埋骨西泠”的夙愿。
吴芝瑛，安徽桐城人，诗文俱佳，尤其擅长书法。她曾制小万柳堂法帖，流入东瀛，甚得日本皇后的青睐，据说慈禧太后也很赏识她的墨宝。她的丈夫廉惠卿，江苏无锡人，年轻时参加“公车上书”，思想倾向维新，1902年和日本人中岛裁之联合在北京创办东文学社，还在北京顺治门外刀：了一家文明书局，故在北京小有声望。后来廉惠卿捐官户部郎中，与秋瑾丈夫王子芳同朝为官，两家住处又是近邻，秋瑾与吴之瑛得以相识。两人才气相敌，时相过从，正式换帖结为盟友。吴芝瑛的叔父吴汝纶是曾国藩的四大弟子之一，仟京师大学堂总教习。经吴芝瑛介绍，秋瑾和京师大学堂日籍教员服部宇之吉之妻服部繁子相识。秋瑾第一次赴日本就是与服部繁子相伴同行的。
徐自华，浙江石门县（今桐乡市崇福镇）人，出生官宦世家，写得一手好诗词。21岁嫁到湖州府南浔梅家，婚后7年，不幸丈夫病故。1906年春，南浔乡绅创办浔溪女校，34岁的徐自华被聘为校长。适逢秋瑾从日本归国，经人介绍也来浔溪女校执教。两位才女一见如故，同事两月，结为莫逆之交。徐自华的妹妹徐小淑正在浔溪女校就读，师事秋瑾，成为秋瑾最得意的女弟子。徐氏姐妹后来经秋瑾介绍加入了同盟会。徐自华与秋瑾交往时间只有一年半，形影不离的日子加起来只有3个多月，同志加姐妹的情谊却非常深厚，坚不可摧。
秋瑾牺牲后，她的两位挚友、女界精英吴芝瑛和徐自华不约而同，挺身而出。吴芝瑛先后写下了《秋女士传》、《纪秋女士轶事》、《挽秋女士联语》等诗文；徐自华先后写了《哭鉴湖女侠》、《秋女士历史》、《秋瑾轶事》、《祭秋女土文》等诗文，相继在上海《时报》、《神州日报》、《小说林》等报章杂志上发表。她俩互相呼应，矛头直指当局。
清政府为杀秋瑾事陷于极度不安之中，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下，两个月后，绍兴知府贵福辞请离职调皖，遭到安徽人民的竭力对抗不敢到任；浙江巡抚张曾扬奉调山西巡抚，同样被晋民峻拒，不久便抑郁而死。
自贵福调离绍兴，避难在外的秋氏亲族陆续回到了绍兴城里。当时，秋瑾的生父母都已过世，秋瑾的大哥秋誉章，字徕绩，又号秋莱子，是个附生、候补训导，比秋瑾大两岁；妹妹秋理比秋瑾小两岁，嫁与寓湘的钱塘籍人氏王守廉为妻，居住在长沙；还有一个异母弟秋章祥（后改名为宗章），当时才12岁。
秋誉章请知情人引路，来到卧龙山麓，找到了露天停放的秋瑾灵柩。他想：我秋家世代为官，祖父秋嘉禾历任知县、知州，父亲秋寿南官至湖南桂阳州知州，在绍兴也算是有面有脸的人家，当请风水先生卜穴，选一个黄道吉日，把秋瑾的灵柩葬于祖坟之侧。于是，秋誉章以重金雇夫役数人，把秋瑾的灵柩偷偷移到常禧门（即偏门）外严家潭丙舍，想先在那里暂时存放一段时间。不料这丙舍舍主闻说是被砍了头的革命党人棺木，无论如何不肯收留。秋誉章无奈只得在大校场近旁的乱坟堆中；择地暂放秋瑾的灵柩。灵柩上仅覆盖数片草苫，以避风雨。
秋瑾遇难3个月后，徐自华与吴芝瑛这两位从未谋面的女士建立了联系，两人商定：按照秋瑾遗愿，合力营葬鉴湖女侠于杭州西湖；先购得墓地，再图营葬。地如姐得，营葬妹任之；地如妹得，营葬姐任之。
农历十一月下旬的一天，漫天风雪，寒风刺骨，一叶扁舟载着徐自华和她的义女濮亚华渡过钱塘江，来到绍兴城里。徐自华寻到和畅堂秋家，告诉秋家人她已与吴芝瑛购地西泠桥畔，要为秋瑾营葬。秋家人闻说，深受感动。当夜，徐自华由秋誉章等人陪同，持火把去荒冢探寻秋瑾的灵柩。徐自华看到三尺桐棺凄凉野栖的景象，顿时失声痛哭。她祭告英灵：知道英魂不灭，神魄难安，一定实现烈士“埋骨西泠”的夙愿。徐自华在秋家逗留3天，和秋誉章商定了秘密运送秋瑾灵柩去杭州的计划。
徐自华回石门后马上寄书吴芝瑛：“妹已在西湖苏堤春晓处购得葬地，今请姐从初议，地为妹得，姐任营葬。望速派人来杭料理造墓事，运柩一节亦已议妥，待墓造成，由同善堂运送来杭，省得现在来杭又须另觅安厝地。”
吴芝瑛接信后与丈夫廉惠卿商议，立即派人前往杭州造墓。半个月后，已时近岁末，徐自华派人到绍兴，和秋誉章一起护送秋瑾的灵柩来杭，先乘夜航班到西兴，再渡钱塘江到杭州江干上岸，悄悄地把灵柩运到西泠桥西侧的临湖草地上。徐自华和廉惠卿等人早已在那里等候。吴芝瑛因病未能亲临墓地，墓碑的文字吴芝瑛已写好，总共10个字：呜呼！山阴女子秋瑾之墓。
在凛冽的寒风中，秋瑾的灵柩缓缓放入青砖砌成的墓穴中。计划周密，营葬顺利，没有惊动新闻界，没有惊动官府，秋瑾烈士已安葬在这青山绿水环绕的西湖边。鉴湖女侠“埋骨西泠”的遗愿得以实现。
新年一过，徐自华在《时报》上刊登《会祭鉴湖公函》。函曰：“鉴湖之柩一日不葬，余与芝瑛女士一日不安。幸得地西泠，已于去腊廿三草草人土。因值岁暮，且又风雨，芝君清恙未痊，余复喉痛，故未公布同人。今择月之廿四日至坟前公祭，凡我男女同胞如痛鉴湖之冤者，届时务请降临。”
到了农历正月二十四日那一天，有各界人士400余人前来参加秋瑾追悼会并谒墓致祭。经与会者提议，墓碑文字改为“呜呼！鉴湖女侠秋瑾之墓”。会后，陈去病、褚辅成等人相约秘密成立秋社，推选徐自华为社长，决定每年秋瑾殉难日举行纪念活动。
徐自华践约西泠后，如释重负，写下了一首诗：“湖云山树总悲凉，春晓苏堤柳未长。添个鉴湖秋侠墓，游人凭吊泣斜阳。”
平墓迁柩一杯黄土劫余灰
秋瑾墓建成不久，不想一下起了风波。原来御史常徽来杭州，巡游西湖时发现了秋墓，回京后立即呈上《奏请平秋墓片》：“秋瑾正法后，乃有吴芝瑛、徐自华为之收葬，几与岳武穆、于忠肃并峙。似此目无法纪，请饬浙抚将秋墓平毁，严拿吴、徐惩办。”清廷立即下旨，命浙江巡抚增韫严行查办。
消息见报，天下交哄，不亚于杀秋瑾时的舆论鼎沸。在北京手握大权的张之洞看到这般情况，也不愿拂逆舆情，致书增韫，教其10个字：“墓可平，碑可铲，人不必拿。”
老奸其滑的增韫刚到任不久，他鉴于张曾扬、贵福都因秋瑾一案不安其位的教训，行事十分谨慎，既想把这件事办得不激怒于浙人，又不能违背朝廷的旨意，要刀切豆腐两面光。他和几个师爷反复商量，终于拿出了一个办法。增韫悄悄派人找到时任黑龙扛提法使的秋瑾的堂叔秋桐豫，让其劝说躲在他家的秋誉章速回杭州，主动提出将秋坟迁葬。
秋誉章弄清了浙江巡抚的意图后，匆匆赶回杭州，上了一个禀文：“窃职员已嫁妹罩秋氏，自去岁犯案被逮正法，迄今已及年。其夫家籍隶湖南，生有子女各一，现俱幼龄。职父寿南，曾任湖南桂阳州，光绪二十七年在任病殁。职员扶榇归葬后，即赴汴游幕，仅有妇女及弱息在家。当时，职妹被刑，无人承领尸身，且此案起仓卒，及职员在外闻知确信，已经事过数旬。非不知本朝宽大，罚仅及身，唯以奔走谋食之躯，实不遑回籍料理。嗣后，阅报载，知有吴、徐两女士出为营葬，埋骨西湖。初以为情属善举，在职家窃有未安。再四思维，现拟迁至绍兴埋葬，俟其夫家来人及伊子女长成，如愿迁回，再行办理。唯刻下均不在杭，无从知照。倘临时或有旁观阻挠，以及误传失实，均不能不先事顾虑。为此禀陈下情，恳乞大公祖大人察核，恩准立案，并饬仁、钱两县，派差弹压。”
浙江巡抚增韫装模作样一番后，立即批准，云：“职员秋誉章，禀请领伊妹尸棺，迁葬由，批；‘据禀请，将职员胞妹王秋氏即秋瑾尸棺自行迁至绍兴埋葬。’自应准其承领，经饬该管县知照，此批。”
秋誉章有批文壮胆，就雇了几个夫役挖开秋坟，起出秋瑾灵柩，当日启程，将灵柩运回绍兴严家潭暂厝。
待秋瑾灵柩一迁走，浙江巡抚督同府县及差役地保人等，至西泠桥畔将秋墓全部毁平。平墓后，立即向朝廷奏报了平墓经过。
徐自华和吴芝瑛辛辛苦苦冒险犯难建起的秋墓，不足一年就这样被平毁了，所幸秋瑾灵柩却完好无损保存了下来。迫于舆论压力，清政府未敢整治吴芝瑛和徐自华。
平墓的次年，秋瑾丈夫31岁的王子芳突然病故。王家号称湘潭首富，免不了要大操办一场。王子芳的祖父王宝田世居湖南湘乡荷叶塘神冲老铺子，曾随曾国茎“打开南京发横财”，在镇压太平天国时发迹，除了在神冲置田几百亩外，还在湘潭、株洲、汉口等地开有钱庄和当铺。王宝田死后，王子芳的父亲王黼臣三兄弟分家，得到一份可观的财产，王黼臣经商得法，很快富甲一郡。王子芳从小锦衣玉食娇生惯养，早年就读长沙岳麓书院，18岁那年由曾国藩的孙子曾重伯为媒，娶比他大4岁的秋瑾为妻。秋瑾成了王黼臣的第三房儿媳妇，公婆给她的见面礼就是湘潭城内的一家钱庄。王家有的是钱，王黼臣就托人给儿子们联系捐官。王子芳21岁进京，先后当上了工部主事和户部郎中。秋瑾随夫人京，由此得大开眼界。
办完王子芳的丧事，王氏家族就以年仅13岁的秋瑾之子王沅德的名义，派了两个佣人来到绍兴秋家，提出要把秋瑾的灵柩迎还湖南，与王子芳合葬。当时秋誉章刚刚病故于天津，秋家人也无话可说。
经过近一个月的长途跋涉，这年11月，秋瑾灵柩运到了湘潭昭山。不知何故，秋瑾之柩一直未葬，停厝在昭山附近十里处石坝子（今属株洲市）荒郊野外，只是在灵柩上结个茅亭，藉避风雨。
至此，秋女侠遇难还未满3年，其灵柩从蒿葬卧龙山算起，二迁严家潭，三迁杭州西湖，四迁回绍兴，运到湘潭昭山已历经五迁。
湘浙争灵满携缣素返西泠
辛亥光复后，同盟会会员徐自华召集秋社同人商量重营秋墓，上书浙江省议会，提议“迎还秋瑾遗骸，还葬西湖”。此提议得到省议会赞成，并划拨经费委托秋社直接办理此事。
浙江省议会议决：在原墓址建造风雨亭，亭西边重建秋墓，没收建在附近镇压太平天国时的湘军将领刘典的祠堂，祠产拨归秋社，改建为鉴湖女侠祠。秋社社员褚辅成已是浙江军政府的要员，主持浙江民政。他致电湖南都督谭延阊：“敝省议会议决恭迎鉴湖女侠秋瑾柩归葬西湖，并建专祠奉祠。即日派人到湘接洽，乞转湘潭十八总义源当秋侠之子王沅德为盼。”
几天后，湖南传来复电：“秋侠灵柩将留湘上，并由其子委托湫彦璜君赉遗像、衫裙还浙，于西泠故址建筑衣冠冢。”原来，浙江的提议遭到王氏家族的反对，只同意把秋瑾的衣衫、遗像还浙建衣冠冢。湖南籍一些同盟会员提出要把秋瑾葬在岳麓山，为湘水楚山增色。秋社派往湖南迎灵的秋瑾之妹秋理孤掌难鸣，一筹莫展。
自此，浙、湘两省电文交驰，争论不休，双方相持不下，一时陷入僵局。
秋瑾殉国5周年纪念日，浙江、湖南两省都举行了各有1000多人参加的隆重悼念活动。新闻媒体作了大量报道，湘、浙两省争灵，引起各界关注。
王沅德上书湘督，提出不能勉从浙论的4条理由，认为“若骨尚留浙，则迁葬西湖，湘不得议。骨既归湘，则迁葬岳麓，浙不得争。”湖南长沙人郑泽更是迫不及待在报上发表《为秋瑾女士改葬麓山公启》，宜布“爱拟令辰，迁之岳麓”。
在湘、浙两省的激烈争论中，秋瑾灵柩开始了第六迁，从湘潭昭山迁移到了湖南长沙岳麓山。
徐自华闻讯忙召秋社社员吴江的陈去病商议，陈去病是南社发起人之一，与湖南方面文化界人士比较熟悉，徐自华请他速去湖南，会同秋理再行交涉。
陈去病到湘后，和秋理一起多方游说，湖南与秋瑾熟悉的一些同盟会员王时泽等人也帮助劝说，王沅德终于同意将其母遗骸归葬西湖。
湖南都督谭延闿为此专门下了批文：“秋女烈士为国致命，薄海同钦，安葬西湖，极为允当。该氏因骨肉至亲，移葬家山，于情理亦属相合；今以秋侠为革命巨子、世界公人，不敢一家私有，已许秋社同人迁葬，深明公理，良堪嘉尚。仰即将秋烈土遗榇交出，以便护送到浙。”
9月29日，陈去病、秋理和湖南特派的专员李经舆一起从湖南启程，护送秋瑾灵柩过洞庭，经汉，口，搭招商局轮船沿江而下。陈去病站立船头，面对滚滚东逝的万里长江，感慨万千赋诗寄意：“湘江水碧楚山青，一棹冲风下洞庭。最是别情无限好，满携缣素返西泠。”
10月24日，秋瑾灵柩运抵上海港。驻沪福字营官兵及学界排队到码头迎灵，先由官兵鸣枪致敬，接着徐小淑领着36名女学生扶棺登岸，军队前导，中间有“鉴湖女侠之灵榇”七字大旗一面，又有秋瑾遗像彩亭一座，后面紧跟着数百名身穿白衣的男女学生随柩，沿途人山人海万人瞻仰，恭送灵柩至绍兴会馆暂厝。
隔了一天后，上海各界人士召开隆重追悼大会。下午1时，恭送秋瑾灵柩至沪杭车站，特开专车运杭。灵车途经枫泾、嘉善、嘉兴，各界人士纷纷到车站迎灵致祭。
10月27日中午，灵车从嘉兴启程，到杭州城站时，军乐齐鸣，杭州各界人士代表列队恭迎致敬。灵柩迎出牢站至城站广场，团体联合会、国民党、民政司、财政司、教育司、提法司分别设祭。国民党由褚辅成主祭，团体联合会由杭辛斋主祭，祭毕，摄影，各执事依次赴程。浙江都督朱瑞也在五军司令部门前设祭。沿途报馆、万国改良会、商会等均设茶座。迎灵队伍浩浩荡荡出钱塘门，抵达秋社已是下午3点多。
西湖秋社内高悬秋瑾大幅遗像，冥幡招展，挽轴高挂。显要位置有吴芝瑛撰写的挽联：“今夕何夕？共诸君几许头颅，来此一堂痛饮；万方多难，与四海同胞手足，竞雄廿纪新元。”下署“追挽革命流血烈士之灵，并告慰璿卿吾妹凌云一笑”。桐乡人张长的挽联也颇引人注目，挽联只有八个字：“六月六日，秋雨秋风。”著字不多，包罗无限。
秋瑾灵柩暂时存放在西湖秋社，等待择日安葬。
不久，黄兴、陈英士、孙中山和各界知名人士相继前来西湖秋社，祭奠女侠英灵。孙中山先生亲笔题写了“巾帼英雄”匾额，还亲拟一副挽联：“江户矢丹忱，感君首赞同盟会；轩亭洒碧血，愧我今招侠女魂。”后来由胡汉民书写后，一并挂在秋社内。
这时，中国的政治形势正在发生急剧的变化。宋教仁在上海被暗杀，孙中山看清了袁世凯的野心，“二次革命”即将爆发。原是革命党人的浙江都督朱瑞投靠袁世凯，受封为兴武将军。他屈从北洋政府的旨意，擅自改变秋墓营造方案，使新建秋墓比原方案压低5尺，取消其中的秋瑾石像，原拟用柳亚子书写的碑文和墓志铭，弃而不用，改用朱瑞自己撰写的碑文。
又一个农历六月初六，秋瑾牺牲6周年纪念日。秋瑾、灵柩登穴人土，第二次安葬在西湖西泠桥畔。墓式为六角方塔，工制精绝，柱础均镌联对，四面皆通，中为墓穴。
徐自华祭拜秋瑾新墓后，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她想总算不负夙约，女侠从此可以永远在这里安息了。谁知历史玄机重重，她怎么会知道秋墓在50多年后还有一劫。
千古不朽魂归西湖照汗青
风雨年年秋侠墓，后人和泪读遗碑。第二次营造的秋瑾之墓在西湖边存在了50年。
这50年来，不知有多少知名人士前来设奠致祭，不知有多少文人墨客勾起万千诗绪，也不知有多少游客行人瞻仰凭吊，更不知教育激励了多少青年后生。
1916年8月，孙中山再次凭吊秋墓，他感于时事动情地说：“今秋女士不再生，而‘秋雨秋风愁煞人’之句则传诵不忘。今日又风雨凄其，得勿犹有令人愁煞者。”
1939年3月，周恩来回绍兴扫墓，曾为表妹题词：“勿忘鉴湖女侠之遗风，望为我越东女儿争光。”周恩来评价秋瑾：“在反帝反封建的口号还没有喊出来之前，她敢于仗剑而起和黑暗势力战斗，真不愧为一个先驱者。”
1958年9月，郭沫若写道：“秋瑾烈士是中华民族觉醒初期的一位前驱人物，她是一位先觉者，并把自己的生命奉献了反封建主义和争取民族解放的崇高事业，她在生前和死后都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历史恍如烟云，转眼已是“文革”前夕的1965年，中国政坛“山雨欲来风满楼”，意识形态领域波诡云谲，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的历史功绩得不到应有的尊重，已于1956年11月明文公布列为一级文物保护单位的秋瑾墓难逃劫运，又一次被毁了。
秋瑾的遗骨被装入一个坛内，也未标明姓名，迁葬到杭州鸡笼山麓，单独埋在徐锡麟等烈士的骨坛附近。幸亏有心人在墓地植了一棵树，作为记认。
后来，周恩来总理过问了这件事，指示要恢复墓地以教育后人。于是有关方面决定把秋瑾和徐锡麟等6位烈士一起葬于南天竺。6位烈士的骨坛上各有姓名容易归位，而秋瑾的骨坛虽根据植树标记知道埋葬的大致位置，但如何确认呢？幸亏原先平墓的杭州市园林工人是有心人，迁葬时特为在秋瑾的骨坛内放入女高跟鞋一只作为标记，就凭这个标记秋瑾的遗骨才得以确认。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拨乱反正，极左思潮开始得到应有的清算。辛亥革命70年前夕，浙江省人民政府决定重建秋墓。经办人员立即去挖掘秋瑾烈士的遗骨，可是碰到了难题，原来，南天竺秋瑾埋骨处已被圈入一个备战的仓库基地内，原墓地上的树木早被砍光，地面浇成了一片水泥地。经办人员找到了原来的仓库管理员询问，幸亏这位仓库管理员也是个有心人，当初浇混凝土地面时他曾作过一个标记。根据管理员提供的位置，总算准确无误地发掘到秋瑾的骨坛。为了慎重起见，除高跟鞋这个标记外，又将坛内骸骨作了一番排列，经鉴定确是一副30岁的女性骸骨。这副完整的秋侠遗骨重新葬到西湖边新建的秋墓中。
新建的秋墓外貌、规模都远胜旧墓，只是前两次旧墓在西泠桥西侧，现在新墓建造到了西泠桥东边。新墓墓基高2米，上端汉白玉石雕秋瑾烈士像高2.7米。墓座正面嵌有孙中山先生当年挽烈士题字“巾帼英雄”的手迹，墓座背面嵌有初葬秋瑾时徐自华撰文吴芝瑛书丹胡掬邻刻石的“西泠十字碑”。1981年9月，浙江省人民政府把秋瑾墓列为浙江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遗骸九迁，至此始安，为中华民族壮烈牺牲的女革命家和女英雄秋瑾终与岳武穆、于忠肃、张煌言并峙湖山，名垂青史，供后人凭吊。
秋瑾：女侠的柔软梦想
侠客，在现实世界中已经离我们久远。整日里为柴米油盐忧心劳碌的我们，只能捧着金庸的武侠小说，想象降龙十八掌的刚猛，体味黯然销魂掌的落寞伤感；或是透过《武林外传》里“关东大侠”与“芙蓉女侠”的搞怪搞笑，看到武功稀松的也能行侠仗义的一个另类江湖。在这个用看小说和看电视消磨时间的时代，侠客，已经走远。
照片中的她，发髻高挽，手持利刃，面孔清秀，目光凛凛。她自称鉴湖女侠。一百多年后，常人对她的印象变为几个符号：“不惜千金买宝刀，貂裘换酒也堪豪”的诗句，绍兴古轩亭口洒下的热血，还有她的名字——秋瑾。人们不会过多地探寻诗句的由来，也不会想到女侠本名闺瑾，留学日本时才改名瑾。
1900年以后中国赴日留学生逐渐增加，1903年超过千人，其中不乏女子。他们中的很多人把留学与挽救祖国危亡相联系，时人评论说：“留学生居东京，多生无穷之感情，多受外界之刺激，故苟非凉血类之动物，殆无不有国家二字浮于脑海者。”
1904年，秋瑾抛家离子，“束轻便之行装，出幽密之闺房，乘快乐之汽船，吸自由之空气”东渡日本留学。以我手头的资料看，秋女侠在日本留学的一年多时间内，“喜欢结纳革命志士，交游甚广”，一身武功虽无机会施展，文采和社会活动能力却是显露无疑。
秋瑾初到东京，就参加了爱国妇女团体“共爱会”，还组织了演说练习会。1905年9月，在东京神乐阪黄兴寓所，以“山阴秋竞雄”之名加入中国同盟会。
秋瑾天赋演说才能，“每际大会……则抠衣登坛，多所陈说，其词淋漓悲壮，荡人心魂。与闻之者，鲜不感动愧赧而继之以泣也”，留日学生每次集会，均以秋瑾莅临为慰。《白话》杂志是演说练习会的刊物，所刊秋瑾的《敬告中国二万万女同胞》、《警告我同胞》等文向腐朽势力宣战，提倡男女平权，文章富有激情。
尽管社会活动繁忙，但秋瑾的学习并未松懈。在实践女校，秋瑾不仅要学好全部普通师范教育的课程，还要学习工艺师范课程。此前，秋瑾在国内家塾所学皆是文史，因而这些课程多为陌生。留日学生王时泽的母亲与秋瑾同一寝室，王时泽在《回忆秋瑾》中记述：“我母亲多次谈到，秋瑾在校顽强苦学，毅力惊人，每晚做完功课，人家都已熄灯，她仍阅读，写作到深夜，每每写到沉痛处，捶胸痛哭，愤不欲生，待我母亲再三劝导，才停笔上床。”
此种埋头苦读的行为与我想象中的侠客颇有些出入，待读到秋瑾动员国内女子赴日留学的启事时，方有些明白。“毕业以后委身教育，或任教师，或任保姆，灿祖国文明之花……”，豪气干云的侠客，心中原来也藏着一个如此柔软的梦想。如若身处的不是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女侠，会不会放下刀剑。
这是一个自我拯救的年代
秋瑾：社会的浮躁，给年轻人带来了很多不利影响。一些所谓的“成功人士”，很多不是靠自身实力而是靠吹嘘、欺骗等见不得光的手段“练成”的。然而，社会对这部分伪成功的人异常包容，并且总是给予超高待遇。
学校教育也对年轻人有较大影响。北大以产了多少富豪自豪，清华以出了多少政要为荣，中国两所顶尖大学不以学术短长为校，却以现实媚世惊座。这让中国教育希望无存，社会核心价值观崩溃。大学之殇作为社会良心最后底线的失守，意味着中国社会已进入“一切向钱看、向权看”时代。
此外，受家庭影响，年轻人的价值观也有所改变。理想的毁灭，价值观的短见，和父辈的影响有相当大的关系。他们生活在父辈的惶恐当中，对于物质匮乏的惶恐，对于精神世界空虚的惶恐，对于激烈竞争的惶恐，对于攀比落败的惶恐……这些对当代年轻人的成长影响特别大，进而形成扭曲的价值观。
理想缺失，楷模缺位，中国现在不是盛行“无神论”，而是“神”太多了，不仅各路神仙都信，就算人造的神仙放在那里，也会有人顶礼膜拜，比如道士李一。要么什么都不信，只信钱，要么遇到什么信什么，把妖魔鬼怪都当救命稻草，这就是中国人的信仰现状。
房价一路飙升，生活成本不断加大，也使得年轻人疲于奔命，就算曾经满怀理想，如今也无处安放。并且，当权力和财富集中在少数人的手里，社会阶层板结化，纵有满身抱负，也难以找到实践之路。
这只能是一个“自救”的年代，心灵自救有很多方式，譬如通过阅读。阅读是一个实现“心灵拯救”的很好的途径，读一些哲学书、读一些思想类的书，包括一些当代知识分子的著作，通过阅读你会形成一个比较立体的思想体系，去发现人真正存在意义是什么，在阅读的过程中，你可以建立自己的信仰，这个信仰是你在阅读的过程中去发现、总结的，而不是外来的，因此你会坚信自己的发现才是真实的。
不要把信仰看得过于高深，也不要把信仰过于工具化。更重要的是要发现自己。比如学会如何看待自己的优缺点，人的痛苦很多是在于接受不了自己的缺点，当某一天你突然找到了一种对付这种痛苦的办法，我认为这也是找到信仰的一种方式。
人生在世 当匡济艰危以吐抱负
秋瑾：不惜千金买宝刀，貂裘换酒也堪豪。在那个乱象纷纭的时代里，人人都为理想而奔走呼号。这种激情，能让他们“粪土当年万户侯”，能让他们为了实现理想不惜抛头颅洒热血。
当时，维新变法运动以北京力中心在全国迅猛展开，《时务报》、《国闻报》、《湘学报》上尽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生物进化论，以及“君主立宪”的政治观点，这些使我茅塞顿开，顿觉国家有望，不禁为之欢欣鼓舞。
一个国家，不能缺少灵魂领袖与精神楷模。“戊戌六君子”之一的谭嗣同在临刑前曾说：“不有生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酬圣主。”“各国的变法成功，都有献出生命的；中国变法的失败，就缺少敢于牺牲的人，要有，就从我谭嗣同开始。”
有人把谭嗣同就义时从容不迫的样子描述给我听，客人走后，我立刻找来谭嗣同写的变法文章，边读边抹眼泪，潜藏在内心深处的那一份侠烈性情立刻膨湃起来。
1904年，我抛家离子，长发束髻，改穿男装，“乘快乐之汽船，吸自由之空气”东渡日本留学。当时居东京的留学生，多受外界刺激，时时刻刻将学业与挽救祖国存亡相联系。强烈的使命感，让我也发出强烈感慨，“人生在世，当匡济艰危，以吐抱负，宁能米盐琐屑终其身乎？”
人活一世，草木一秋，若无理想，人和动物有何分别？更何况，理想为人生带来的无限激情，远远胜过逃避现实和安逸现状。
现如今虽国泰民安，但百姓遭遇不公的事例依然时有发生。城管横行霸道，房屋被强行拆迁，抢匪光天化日打人掠物，若年轻人对这一切都袖手旁观，爱莫能助，你那一方小天地也只会朝不保夕。
我为社会变革献出一己性命，临刑前泰然自若，因为我知道自己死得其所，心中并无悔恨。处文明之世，吸文明之空气，当不甘为人之奴隶也。
当今的青年人如果生活在那个时代会怎么样？
秋瑾：时代造英雄，这其中，固然有大环境的影响，可是和自身追求也密不可分。
我本在20岁的时候奉父命嫁入富豪之家，丈夫王廷钧一不好读，二不务正业，整日养尊处优。正值中日战争结束，清政府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遭到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他却说：“朝廷只能割地赔款，委曲求全，我们这些匹夫能有什么办法。”
我若受他影响，也天天趋跑于权贵之门，酬应于歌楼酒榭，那就不会有后来轰轰烈烈的女权运动。我弃家留学，投身革命，因为这并不是我个人的事，是为天下女子，我要让男子屈服。我要做男人也做不到的事情。
我创立过“天足会”，认为小脚女人形同残废，行动为艰，为了和男子并驾齐驱，女子必须放脚。又主张过振兴女学，认为女子一定要有学问，要能自立，不应事事仰仗男人。
谁曾想到，现如今社会开明，女人轻轻松松可获得教育和就业的机会，却为了吃喝无忧、灯红酒绿的生活，而竞相傍大款、当二奶。学生不专心念书，跑去夜总会兼职，白领不专注工作，忙着参加富豪相亲会。这样的青年人，当遇到风云突变，民族安危垂于一线的时候，便只能沦为可悲的落难者。
疾风中的白露
“这并不是我个人的事，是为天下女子，我要让男子屈服。我要做男人也做不到的事情。”她此后的言行代表了全中国女性的觉醒，“处文明之世，吸文明之空气，当不甘为人之奴隶也。”1907年7月15日破晓，绍兴城翳云蔽天，阴风刺骨，就在通衢大道上的古轩亭口，秋瑾以谋反罪被斩首。
红颜喋血，以身殉国，在晚清女性解放和社会革命的大背景下，犹如疾风中的白露，在社会上卷起了一股巨大的风潮。学者夏晓虹指出：“从民间团体的抗争到统治阵营的离析，从质询法律依据到实行革命暗杀，晚清社会变动的诸般征兆，在此案例中已有充足的表现。”（夏晓虹：《晚清女性与近代中国》）
后来的评论者们，认为秋瑾以先觉者的姿态，为中国的女性创立了一个新纪元，用自己的生命回答了娜拉出走后究竟往哪里去的答案。然而，秋瑾短暂的一生，却是其他女性所无法拷贝的人生。她姓秋，在汉语里，这个词有强烈的象征意义。这个词频繁出现在她的早年诗歌中，即便在留学归国后，她亦有“昨夜风风雨雨秋，秋霜秋露尽含愁”那样的悲凉之句。肃杀的悲剧情怀一直是她内心深处的底色。她的文章和诗词里，一直有一种燃烧性的自我期许和欣快。
但秋瑾对国家命运的强烈感情，则毫无疑义。这种感情与她所处之时代环境有特别的关联，在其背后亦有社会经济的背景，自然也与她的个性密切相关。这些条件把秋瑾塑造成一位传统中国情怀滋养下的近代女性，而非欧洲式的人物，一如她的偶像、法国大革命女英雄罗兰夫人那样。
弃家·留学
1903年10月5日，正是传统的中秋佳节，秋瑾从北京的家出走。这可视作她在个人层面上对自己女性身份的抛弃。此时，她已是两个子女的母亲。从此，她只身留学日本，仅探视过一次子女，其主要目的还是为了向公公索款办学。朋友问起她的家庭，她说“如隔世矣”。天伦情淡，母性转薄，这不等同于一般意义上的缺乏情义。无论从理性上还是事实上，她此后的言行代表了全中国女性的觉醒，“处文明之世，吸文明之空气，当不甘为人之奴隶也。”
秋瑾的出走，不仅属于个人，也属于她所生活的时代。她20岁奉父命嫁到湖南的富豪之家，却“琴瑟异趣，伉俪不甚相得”。丈夫王廷钧虽为翩翩佳公子，却是地道的纨绔子弟，到1903年，两人已是北辙南辕。如果她是旧式的才女，面临这样的人生悲剧，慑于伦常约束，大概只能郁郁而终。庆幸的是，这已是20世纪初年。从19世纪末开始，中国的改良家、革命者和外国传教士将女性缺乏教育和裹脚这两点提出来，作出传统中国落后的象征。1890年代，这些批评家更认为开展女子教育、反对女子缠足，作为中华民族走向强盛的一个先决条件。1898年中国女学堂（后更名“中国女学会书塾”）在上海创立。女子社会化教育兴起，传统三从四德被冲开了一道缺口，而且愈来愈大。
正是在北京生活的这段时期，秋瑾结识了书法家吴芝瑛。吴发起了“上层妇女谈话会”和“妇人不缠足会”，两位才女成为金兰之契。离家出走后，秋瑾便住在吴家，阅读了大量新书报。幼弟秋宗章在《六六私乘》里回忆，秋瑾当时阅读新书报，目睹国家危亡，“思以改革为己任”。这样一个眼界渐开的女性，当丈夫出去吃“花酒”，她便女扮男装，带上仆人出去看京戏，遭到丈夫暴力相向后，终至夫妻反目。
秋瑾生于江南的知识官僚家庭。后来出于宣讲女权的目的，她说中国女子“沉沦在十八层地狱”，成为“一世的囚徒，半生的牛马”。我们在今天可以质疑：过去的女子都是祥林嫂吗？在国族危机之下，受害女性成了中华民族本身的象征。女性被赋予了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最终演变成了一种无可置疑的历史真理。陈东原写《中国古代妇女生活史》，其前提便是：“我们妇女生活的历史，只是一部被摧残的女性底历史！”事实上，在秋瑾所生活的江南地区，明清以来，一直有一个拥有文学和传统教育的闺秀群体。秋宗章曾忆及父女之间的温情场面，父亲公余或饭后，为秋瑾讲授旧籍。那正是数个世纪以来江南家庭传统场景。
在女性没有法律人格和独立的社会身份的时代，这样的教育里，蕴含着饱满个性的可能性。17岁，她便写下“红颜谁说不封侯”这样的诗句。这样的野心，终于发展为一种强烈的使命感：“人生在世，当匡济艰危，以吐抱负，宁能米盐琐屑终其身乎？”
她的方式，就是她对日本人服部繁子所言，“这并不是我个人的事，是为天下女子，我要让男子屈服。我要做男人也做不到的事情。”从1903年2月23日起，秋瑾正式改穿男装，曾令初次见面的服部繁子不辨雄雌。“高高的个头，蓬松的黑发梳成西洋式发型，蓝色的鸭舌帽盖住了半只耳朵，蓝色的旧西服穿在身上很不合体，袖头长得几乎全部盖住了她那白嫩的手”。（服部繁子：《回忆秋瑾女士》）1904年至1905年，秋瑾至少参加了天地会、三合会、光复会、同盟会等六个会党、革命组织，其热情和精力，为大部分男子所不及。
赴死·拷问
1907年1月，就在秋瑾死难前半年，她在上海创办了《中国女报》。秋瑾集总务、印刷、发行、编辑、撰稿于一身，在北京、杭州、绍兴设立了特约代销处，每期售价洋二角。这份只出了两期的报纸（第三期未印刷），志向非凡，在发刊词里，秋瑾比喻《中国女报》为“脱身黑暗世界，放大光明”的“一盏神灯”。她对好友吴芝瑛剖白自己的想法：“女子当有学问，求自立，不当事事仰给男子。今新少年动曰‘革命，革命’，吾谓革命当自家庭始，所谓男女平权事也。”
但日渐扩散的暴力氛围，个人建功立业的野心，又让秋瑾选择了暴力的革命行动。她和表兄徐锡麟成为光复会领导浙江起义的合适人选。秋瑾往来于杭州和上海，“运动军学两界，复以军学界之名义，歆动会党”。（陶成章：《秋瑾传》）
秋瑾人生的最后一幕，是在绍兴大通学堂。1907年7月6日，徐锡麟刺杀安徽巡抚恩铭身亡，一周后，官府包围了大通学堂。严刑拷问，毫无结果，秋瑾两日后被处决。
秋瑾的死给当地人留下了难以湮灭的印象。多年后，有位种菜老人回忆说，当年他十二三岁，行刑队伍就打他家门前经过，他亲眼看见临刑前的秋瑾，神态自若；那时候，人们对革命党普遍觉得神秘，而且是一个女犯，但见到秋瑾的英雄气概，都为之感动。（姚瑾：《访秋瑾遗迹》）
公众舆论则不断抨击浙省官员对秋案的处理。在此过程中，各界人士不拘是出于开脱、同情或怜惜，秋瑾的女性身份被有意无意凸显、放大。一心一意要像男人一样参与社会变革，甚至做得比男人还要好，若地下有知，鉴湖女侠不晓得会作何感想？
秋瑾甫被捕，媒体迅疾把对徐锡麟一案的关注转移到秋案上，前因后果，细枝末节，追踪报道，秋瑾之死很快扩散到社会上。就在清廷刚刚宣布预备立宪之后，以如此残酷的方式杀死一位新学界的女性，这最为当时社会舆论所诟病。据范文澜回忆，当时他所接触的大都是守旧派，不同情革命，可是他们也不同情清政府的凶暴行为。他们议论纷纷，大致是：秋瑾没有口供，按律例不应该杀没有口供的人；轩亭口是杀强盗的地方，秋瑾不是强盗，不应该到那里去杀；妇女只有剐刑和绞刑，对秋瑾不应该用斩刑……留日浙江学生等民间社团，《申报》等媒体，都以1905年光绪帝的上谕据理力争。“嗣后凡死罪至斩决而止，凌迟及枭首、戮尸三项，著即永远删除”。地方官吏如此杀害一位学界中人，堪称横行不法。
而在媒体的连续报道中，秋瑾被描述成一位弱质女流，面对官府的残暴无能为力，更激发了人们同情弱者的心理。“仅一弱女子，藏一手枪，遂足以扰一郡之治安，岂真如吾国社会所崇拜之九天玄女、骊山老母，有撒豆成兵之神术耶？”（《时报》，1907年7月27日）
浙江巡抚张曾敭和绍兴知府贵福不得不尽快搜获证据，刊出安民告示。此后秋瑾的革命诗文、军队编制均被披露，她的革命党身份确证无疑，但舆论仍以为，在预备立宪时期，依照法律办案最为重要。
这一切超出了张曾敭的料想，不过杀一乱党而已，哪想到竟有赔上仕途性命之虞！吴芝瑛在《祭秋女士瑾文》里，公开表达对张的嘲讽：“反常移性者欲也，触情纵欲者禽兽也。以浙帅之贤，岂嗜欲之流、禽兽之类与？”（《申报》，1907年8月11日）
如此压力之下，张曾敭无奈托病请假二十天。8月5日，他被调补江苏巡抚。江苏士绅立即集体行动，由写《孽海花》的曾朴领衔，致电都察院，拒绝接受这位民愤极大的“父母官”。已经宣布要开启新政治的清廷不得不对民意让步，调补张曾敭为山西巡抚，次年月初即以病免职。
绍兴知府贵福，也为之付出巨大代价。他和张曾敭一样，调任安徽被当地士民所拒，无奈蹉跎余生，进入民国后，不得不改易姓名，苟活于世。
而此案的具体执行者、山阴县令李钟岳，则一开始便承受着良心的拷问。据秋宗章在《六六私乘》里回忆，李钟岳对秋瑾家人颇为回护，查抄其家时，也亲自监督，保证没有损失，并屡屡安慰秋家人。对秋瑾一案，他消极办案，多方维护，最终仍不得不听命于贵福，把秋瑾送上刑场。8月份他因在秋案中和上司意见不合，被撤职。10月29日，饱受内心折磨的李钟岳第三次自杀成功，自缢身亡。
藉着为秋瑾鸣冤、平反，江浙的民间力量迅速增长，联合行动，30年后，秋宗章回首当日，慨叹“民权之膨胀，亦有以肇其端矣”。
说到底，一个女子被斩首这个事实，才真正激发了人们的义愤。而秋瑾的慷慨赴死，又增加了悲壮的底子。她的死，成为革命正当性的思想来源和激进女性们参与革命绵延不断的动力源泉。
营葬·洗羞
女性，鲜血，这些在任何时代均是传奇的基因。秋瑾死时年仅31岁。如果以成败论，这是一个短暂不幸而无所成就的生涯，然而，这样一个以身殉国的女性榜样，却鼓动了天下之气。她的生前好友吴芝瑛和徐自华，不顾自身安危，决心为好友下葬。慷慨悲壮，舍生取义，无不可为，此种肝胆相照的侠风激扬，遂成就一部留名青史的传奇。
据秋宗章回忆，秋瑾处决当日，里保即来通知秋家收尸。秋家人事先已经到乡间避难，听闻秋瑾死难事后，害怕被株连，逃到深山。无人领尸，遗骸便由善堂施棺，暂时存放在卧龙山上。两个月后，风声渐缓，方由秋瑾之兄雇人移梓在严家潭丙舍。
秋瑾罹难半月，便有一位“慕秋”女士致信吴芝瑛，认为秋瑾之死，“此可为吾女界第一最惨之记念也”，吴芝瑛义心侠骨，应发起开会追悼秋瑾。（《时报》，1907年8月4日）11月10日，徐自华写信给吴芝瑛，约吴联名登报，以葬秋瑾。吴芝瑛见多识广，认为如登报，可能会引起政府的干涉，反而于事无补。两人相约分任购买墓地和营葬之事。《时报》刊登了吴芝瑛将赴山阴为秋瑾营葬的消息，在社会上引发极大的震撼。在上海的绍兴人越凡投书《时报》，赞赏吴芝瑛“义肠侠骨”，愿共成义举。浙江象山的一位林放卿先生也来信说，“浙中之须眉男子汗颜无地”，愿助一臂之力。
秋瑾曾与徐自华相约“埋骨西泠”。徐的幼女不幸患病身亡，她无法亲往西湖觅地。此时，出现了一位神秘的尼姑慧珠。这位自称西湖大悲庵主的女尼，投书吴芝瑛，言及当年秋天，听闻山阴道友说到秋瑾冤狱，乃在城中搜购报纸，方晓得事情的始末。于是，更为关注秋瑾下葬一事，对吴芝瑛极为激赏，“我佛慈悲，侠士肝胆，唯夫人兼而有之”，因此，愿以庵堂余地奉献，安葬秋女士，“且愿终吾之身，躬奉祭扫”。（《时报》，1908年2月6日）于是，吴芝瑛致函徐自华，告知已有墓地，但她已有身孕，而且病体缠绵，只得请徐亲自前往山阴移柩。
徐自华上路之际，已是江南深冬。12月29日，满江风雪，孤舟渡江，抵达山阴秋家。当时，秋瑾的小弟宗章只有12岁，多年之后他忆及这段往事，仍历历在目：“一主一婢，间关西度，勾留三日，一舸赴杭”。徐自华义气深重，那是一种氤氲于江南文化下的女性传统，她们纯净，高雅，富有激情和自我牺牲精神。
徐自华与秋家人和绍兴同人商议，回报吴芝瑛，同人决议，秋瑾为人一贯独立不肯依附于人，因此反对合葬。她和同道数次到西湖相地，在西湖的中心点，得了一块地，旁有苏小小墓、郑节妇墓。仍服膺旧礼教的徐自华因此大为欣慰，“美人，节妇，侠女，三坟鼎足，真令千古西湖生色”。同时，徐自华遍访西湖，却未找到大悲庵，也没有一位慧珠比丘尼。日后，吴芝瑛偕同丈夫访慧珠，还在《时报》刊登广告，约来相会，终不见其人。
一切准备妥当，1908年1月25日，秋瑾正式落葬西泠。吴芝瑛虽生病未能前来，亲笔题写墓碑“呜乎山阴女子秋瑾之墓”。徐自华还在《时报》上刊登《公祭鉴湖公函》。2月25日，数百人在杭州凤林寺，举行秋瑾追悼会。与会者还发起秋社，募得管理墓地经费361元。
吴芝瑛则一直非常持重。她深知，秋瑾仍是清朝的重犯，在西子湖畔为一个“女匪”筑墓，还举行祭奠活动，不啻于对官府的示威。4月3日，在写给徐自华的信中，她提议善后事宜，由两人徐徐为之，尽量避免他人过问。对于成立秋社，她亦不很赞同。当然，她并非胆小怕事，她曾说过：“一息尚存，必将此狱平反，方为不负死友。”不出吴芝瑛所料，她们的大胆为自己招来了灾祸。当年10月，御史常徽路经杭州，大为震惊，奏请平秋坟，严惩吴芝瑛和徐自华。秋墓在12月11日被毁，棺柩由秋誉章迁运回绍兴。
此时，两位女士的义举经报章、诗词传播，早已海内皆知，人人感佩。吴芝瑛发电给两江总督端方，全力担当营葬秋墓一事，“愿一身当之”“勿再牵涉学界一人”“勿将秋氏遗骸暴露于野”。
上海、江苏等地的士绅亦上书两江总督，为吴芝瑛鸣冤。北京协和女书院监院、美国女教士麦美德还把吴芝瑛的故事投送欧美报纸，也形成一种强大的压力，最终在浙江巡抚增韫和端方的斡旋下，吴徐二人被免予置议。
在给端方的电文中，吴芝瑛谈及她和秋瑾的不同，“芝瑛守家学，而秋瑾好为高论”。吴芝瑛是桐城派后人，在服部繁子的印象中，她谦恭贞淑，很有学问。而秋瑾却秉性质直，胸无宿物。所以吴芝瑛总觉得秋瑾锋芒太露，经常劝诫她慎言。时代风雷激荡，个人性格往往成就命运河流的推桨。
1905年在日本留学时，日本文部省应驻日公使杨枢的请求，公布《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浙江同学会集会讨论，轮到秋瑾发言，力主回国，词意激昂。她随手从靴筒里取出倭刀，插在讲台上说：“如有人回到祖国，投降满虏，卖友求荣，欺压汉人，吃我一刀。”一时震动会场。（徐双韵：《记秋瑾》，《辛亥革命回忆录》）
秋瑾死后，浙江等地的光复军余部，纷纷举事为她复仇。1910年8月15日，秋瑾被害三年后，涉嫌告密的绍兴士绅胡道南被刺杀。胡道南的老友蔡元培颇为之打抱不平。
秋瑾去世之后，几乎所有的文学体裁，皆出现了取材于秋瑾的作品，影响力之大，令那位常御史痛诋“目无法纪，败坏人心，殊堪痛恨”。（《常徽奏请平墓之谬妄》，《申报》，1908年10月17日）
在被捕前两日，秋瑾自知不保，作《致徐小淑绝命词》，悲叹：“日暮穷途，徒下新亭之泪；残山剩水，谁招志士之魂？”秋瑾绝笔词“秋雨秋风愁煞人”早已为人所知。秋瑾最后的几天，是在伤感中挣扎过去的。这也许是她挣扎、奋斗，壮志未酬一生的一个缩影，无意中为我们提供了被革命话语过滤后的丰富人性。晚清民初，女性要面对和男性一样的社会问题，此外，还有诸多必须独自面对的难题。
一百多年之后，我来到绍兴，站在古轩亭口，看着汽车和人力车簇挤着疾驰而过。这里和中国其他城市的道路一样繁忙芜杂。秋瑾纪念牌正对西边的古轩亭口牌楼，它的东后侧，是一尊汉白玉雕像，背后是孙文的题字“巾帼英雄”。我碰到的每一个绍兴人似乎都知晓这位“秋先烈”，对她在城里的踪迹了如指掌。仰赖他们的指点，我顺利地走访了城南的秋家故居和畅堂，她教学和被捕的大通学堂。正值劳动节前夕，纪念馆里参观者寥寥，与同城熙攘的鲁迅纪念馆相比，明显冷清许多。秋瑾所开启的女性独立自主的历程，还远未结束。
1907：秋风秋雨愁煞人
司马迁花了六千多字，为一群亡命之徒立传，尤其细致地描写了矢志刺杀秦王的荆轲的生平和性格。为了阻止秦王嬴政吞并其他国家的军事行动，荆轲决定接受燕国太子的邀请，前去刺秦。他花了很长时间为暗杀行动做准备，仔细设计接近秦王的方式，但始终不能稳操胜券。众所周知，刺客面前是一条不归之路。荆轲动身赴秦的时候，燕人在易水边为他送行。他的音乐家朋友高渐离击筑，荆轲唱道：
风萧萧兮易水寒，
壮士一去兮不复还
满座衣冠似雪。太史公说，送行者听了荆轲的歌声，“士皆瞋目，发尽上指冠”——多年后，岳飞提笔写下悲壮的《满江红》时，“怒发冲冠”这个著名的开篇，正是从这个典故中来的。
不管易水之别是历史上真正发生过的事情，还是出于司马迁的想象，都无疑是一座文学的丰碑。与曹沫、专诸、豫让、聂政和高渐离等著名刺客一样，荆轲只是个大时代里的小人物，是最终未能逆转形势的失败者。荆轲的故事充满了不幸。政治刺客的下场总是很悲惨——他们刺杀的都是位高权重的人物，所以必定横死。但历史的讽刺却在于，借助司马迁的不朽史笔，小人物和失败者获得了不朽。2000多年过去了，伟大的帝国一次次在同一片土地上形成又溃散，曾经像神话一样的帝王业绩都已经灰飞烟灭，几名刺客的故事却进入了中国文化的基因。“暗杀时代”与“改革时代”
仅从人性的角度看待暗杀，充斥在20世纪第一个10年里的暗杀行动，和《史记》记载的暗杀故事没有什么分别。但对20世纪的革命理论家来说，“暗杀时代”的暴力活动，和之前历史上一切因争夺权力而发生的流血事件，有根本上的不同。
孙中山为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写的发刊词中，总结了不惜诉诸暴力的三个目标——后人总结为“三民主义”。民族主义之排满，民生主义之平均地权，民主主义之自由平等，哪一样不需要流血牺牲？有人统计过，《民报》鼓吹暗杀的图画文字，占全部图文的20%以上。
自从接受了民族主义的信条，吴樾觉得，值得自己关心的只有排满。“排满之道有二：一曰暗杀，一曰革命”，他写道，“暗杀为因，革命为果……今日之时代，非革命之时代，实暗杀之时代也。”
他们不惜赴死，是为了——用孙中山的话说——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暗杀时代”其实也是“改革时代”。1905年，侥幸逃过吴樾炸弹袭击的五大臣游历欧美十余国，回国后向朝廷提交了一份观察报告——其实是流亡日本的梁启超起草的。报告的结论是，必须实行君主立宪，进行政治改革。
对改革的目标，当然有不同看法。富国强兵是其一。端方告诉慈禧太后，立宪还能保证“皇上可世袭罔替”——天下还是爱新觉罗家的。在端方这样的掌权派、康梁这样的改良派和各地的立宪派士绅看来，保中国和保大清并不矛盾，两者是一体的：只有改革才能保国，只有国家保住了，才能保住大清的统治；反过来，大清政权的延续，有利于社会稳定，降低改革的成本。
但孙中山、黄兴这样的革命家并不作此想。革命党人觉得，中国亡国灭种的最大危险，不是别的，正是清朝的统治。中国的富强和清朝的统治不能两全。革命党人的首要任务，是将保中国和保大清切割开来——所有有利于清朝统治延续下去的措施，哪怕是进步的、符合时代潮流的改革措施，都必须无条件地反对。
孙中山并不是生来就激进的。1894年，孙中山怀着满腔报效国家（当然也是报效大清）的热情，通过同乡唐绍仪的关系得到了盛宣怀的书信推荐，专门到天津，向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李鸿章献折子。折子里洋洋洒洒上万言，都是富国强兵的建议。可惜，李鸿章当时忙着应付朝鲜危机，无暇顾及这个寂寂无名的小人物。孙中山一肚子保国（也是保大清）的计划，就这样流产了，由此对朝廷的办事效率和个人的上升机会产生了怀疑，开始有了以暴力改变现状的念头。
但暴力革命即便在甲午之战惨败后也不是主流。戊戌变法时，举国士气受到新气象的提振，读书人几乎都是改良派，改革共识前所未有地强大、坚定——可惜，等待人们的只是六君子的一腔热血。接着义和团之乱，八国联军攻进北京。由于朝廷仓皇西奔，爱新觉罗家族统治的合法性，已经所剩无几。这越发坚定了激进的看法——清朝的腐败是中国富强最大障碍；改变现状的第一步，不是立宪，而是改朝换代。暗杀时代由此发端，并且逐步升级，愈演愈烈。
细节决定成败
长江向东南流至九江，在鄱阳湖区拐了一个深深的U形大弯，由此流向东北。安庆只是个小城，但因为坐落在九江和南京之间，地理位置重要。天平天国时期，安庆是太平军拱卫南京的防线上最重要的据点。1860年，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所部湘军在距离安庆不远的太湖和怀宁两县各设一座大营，围攻安庆。双方血战数月，湘军最终打败了太平军。这是战事的重要转折点。曾国荃夺取安庆之后，由这里顺江而下，进击南京，就可以与江苏的李鸿章和浙江的左宗棠互成掎角之势。4年后，曾氏兄弟终于攻进了南京。
比起吴樾的炸弹袭击来，徐锡麟的计划要复杂庞大得多。刺杀恩铭只是一个开头。杀掉恩铭后，他将策动会党起义，夺取安庆，并由此南下。作为呼应，秋瑾会同时在浙江起事，夺取杭州，然后溯江而上；按照计划安排，徐锡麟和秋瑾将在南京会师，革命党将掌握整个中国最富庶的长江中下游地区——这个雄心勃勃的安排似乎是曾国藩战略的一个翻版，可惜省略了无数细节，也忽视了计划实施中可能出现的种种不测，最终根本没能展开。
但徐锡麟的行动仍然轰动了全国。在“暗杀时代”发生的所有暗杀事件中，徐锡麟刺杀恩铭无疑最有代表性：不但因为行动取得了成功，也因为整个计划功亏一篑。这次行动完美地验证了吴樾的理论：暗杀只是因，革命才是果。但是，要将暗杀的成果通过革命巩固下来，显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今天的研究者对徐锡麟的成功啧啧称奇。虽然同志们传说他“枪法入神”，但此事有颇多可疑之处，因为他的视力很不好。其实，他之所以能够成功地杀死恩铭，并不是因为枪法好，而是长期策划的结果。
徐锡麟出生在绍兴。绍兴是一座古城，战国时期就是越国的首都。这里上演过著名的卧薪尝胆的故事。到魏晋时期，绍兴得到了高度开发，变得非常繁荣，并成功地将这种繁荣保持了一千多年。只是到了近代，由于夹在通商口岸宁波和省会杭州之间，绍兴的地位才急剧下降，变成了一个不太重要的城市。
和吴樾的家乡桐城一样，绍兴的文风鼎盛，出过很多著名的文人。近代浙江是激进思想的摇篮。一些著名的浙江文人同时也是革命家——比如著名的章太炎（他是余杭人），而绍兴人蔡元培考中进士之后，本来在北京的翰林院里担任编修，却做出了一个极其离经背道的举动：辞官回乡，组织会党，醉心于试制炸弹和组织暗杀团体。
浙江文人大胆的议论和出格的举止，吸引了很多年轻人仿效。吴樾就是章太炎的粉丝，遗书中对章太炎的担忧和期许，远胜过他对妻子的关切。徐锡麟生前的名气当然比不上这些名动全国的乡贤，但也并非默默无闻。有很多关于他的轶事流传。徐锡麟的家境比吴樾好，但也不是什么大富之家——他的朋友中的确有些富家子弟，一直默默无闻地在背后赞助他的革命事业。徐锡麟很早就和会党有往来，加入了蔡元培组织的光复会。光复会的名称是章太炎定的，意思当然是要驱除满人，光复汉族的统治。
光复会、华兴会、兴中会，分别以浙江人、湖南人和广东人为主，1905年在日本共同成立了同盟会。同盟会是一个松散的统一组织，但老会党的资源没有得到有效整合，实际上各行其是的成分更多。兴中会的发展重点在两广，华兴会深耕两湖，光复会的人脉和动作，就主要集中在江浙，尤其集中在绍兴。
绍兴在浙江的重要性不及杭州和宁波，但正因为如此，政府对民间的控制也要弱得多，蔡元培、章太炎都希望能够在绍兴建立一个反满的基地，作为联络会党、策动反政府暴动的中心。具体的工作就落到了徐锡麟身上，地点就在徐锡麟创办的绍兴大通师范学堂里。
大通学堂创建于1905年，是一间训练兵操的民办学校。筹备时缺乏经费，蔡元培的弟弟蔡元康和徐锡麟准备抢劫钱庄，因为陶成章的反对而作罢，最终出钱的是徐锡麟一位有钱的朋友。为大通学堂去省城办手续的是陶成章。章太炎忽悠省城官员说，学校的目标是培养团练的骨干，他们回乡后既能组织民团，一旦政府需要编练新军，还可以提供兵源，于是顺利拿到了各种许可。大通学堂学制半年，一开始招收不到学生，于是绍兴、金华、处州各地的会党纷纷前来充数。所以这所学校的纪律，向来是颇受绍兴人非议的。
徐锡麟办学时间不长。他有一个更大的计划，准备通过捐官的办法，混入官场，掌握一支军事力量。这个思路也很常见；辛亥革命前，同盟会对新军的渗透很厉害——大家都知道枪杆子里出政权的道理。徐锡麟的第一步是到日本学习军事。
1905年冬天，徐锡麟带着家眷和一批学生抵达日本横滨，浙江籍的留日学生纷纷前去迎接，孰料他已经在神户上了岸。鲁迅把这段故事写进了《范爱农》一文。范爱农是徐锡麟的学生，负责为老师保管行李，过海关的时候，日本海关官员从行李中检出一双绣花鞋——鲁迅不知道这是徐锡麟太太的衣物，以为范爱农有怪癖，心里很是不满。
徐锡麟由神户乘车到东京，秋瑾在东京等候他们。秋瑾留给后世的形象是英风爽烈的“女侠”形象，却对徐锡麟夫妇却关怀备至，亲自安排他们在日本的生活起居，就像在异国他乡重逢的邻家小妹。
徐锡麟在日本投考军事学校，但没有被录取，原因很可能是因为近视。他进过几所短期学校，先是学习日语，后来学习警察知识，但时间都不长，中间还因事回国一趟，在日本前后待了不到半年时间——这段镀金的经历至关重要。回国后，徐锡麟用朋友资助的钱捐了个道台。时任湖南巡抚的俞廉三是徐家的亲戚，把徐锡麟推荐给自己的学生、安徽巡抚恩铭。徐锡麟随即被任命为安徽巡警处会办和巡警学堂的监督。
1906年，秋瑾步徐锡麟后尘回到国内，1907年初，徐锡麟带着两名学生赴安徽上任，走前将大通学堂托付给秋瑾，请她整顿学校的秩序。此后，安庆和绍兴之间的书信往来不断，商议于当年夏天（农历五月），由徐锡麟刺杀恩铭，然后浙江和安徽两地的会党同时起事。
计划漏洞百出。浙江各地的会党根本无法协调行动。预定日期未到，好几个地方的会党蠢蠢欲动，引起了地方政府的高度警觉，两江总督端方随即查办此事，拿到的名单上不但有浙江党人，连打入安徽内部的党人姓名也在其中——其中就有徐锡麟本人，只不过用的是假名。
恩铭死于不慎，也死于对部下的信任——他居然把这份名单又交给了徐锡麟，让他主持查办。事已至此，徐锡麟来不及与秋瑾商议，仓促发动了暗杀。1907年农历五月二十六日，恩铭前往巡警学堂参加毕业典礼，徐锡麟发表演讲后，和两名随从掏出枪，对着恩铭一番攒射。
重伤恩铭后，徐锡麟按计划带领学生前去占领军械库，但到了军械库，发现枪炮都不能使用。清军将他们包围起来，徐锡麟抵抗一阵后被俘。负责处理此案的是两江总督端方。徐锡麟在口供中说，他想杀的满人有恩铭、端方、铁良和良弼——都是满族中主张新政的当权派和改革派。徐锡麟的暗杀名单和吴樾的暗杀名单很近似。和吴樾一样，徐锡麟要杀这些改革派，不是他们不开明，不是因为他们的存在对国家不利，而恰恰是因为他们开明，是朝廷依赖的重臣，势必延长满族人的统治。和吴樾一样，徐锡麟是个民族主义者——说汉族主义者当然更准确一些。
徐锡麟在安庆被捕，旋即被杀，恩铭的卫兵和侍妾残忍地分食了他的心和肝。在遥远的绍兴，秋瑾没能成功地发动暴动。徐锡麟的死讯传到绍兴之后，秋瑾的同志们劝她赶快离开，几次为她安排了出走的路线，但秋瑾不为所动。她默默坐在大通学堂里，一动不动，坐等官兵破门而入，将她捕获。第二天，秋瑾被杀于绍兴轩亭口——如果人死后灵魂不灭的话，她一定有很多话要和徐锡麟讲。
第三章 历史云烟
被遗忘的女权：辛亥革命为何过河拆桥？
当秋瑾们为之抛头颅、洒热血的民国终于诞生之后，女革命者们惊愕地发现，新政权完全放弃了保障男女平等的承诺。“男女平等”不仅在新宪法《临时约法》中毫无体现，甚至被变相从革命党的原章程中删除。她们在愤怒于被男权社会出卖的同时仍没有意识到：社会革命与女权革命根本就是两回事儿。
1912年3月，距武昌起义仅短短5个月，在南京的临时参议院就成功地推出了具有宪法效力的《临时约法》。这部法律在有关人权的章节中明确提出：“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别的方面都考虑到了，唯独对“性别”一项不置一词。那么民国以后男女究竟是否平等呢？妇女能不能与男子一样参政呢？显然，制定约法的参议员们（全部为男性）打起了太极拳，不肯明确表态。
过河拆桥的革命？
执政者的态度立刻激起了女革命者的强烈不满。《临时约法》出台约一星期后，妇女界代表唐群英、沈佩贞等人便在3月19日、20日、21日连续3天到临时参议院去讨说法。
第一天，门卫不肯放她们进去，女界代表后来是以旁听的名义进了议事厅，进去之后与参议员们说不上几句话就吵了起来。议员们宣布妇女参政问题等国会正式成立以后再议；第二天女界代表再到参议院，遭到卫兵的坚决阻拦。这些亲历过革命枪林弹雨的女侠们怒火中烧，动起手来，把卫兵踢倒在地，把参议院的门窗玻璃砸得稀烂，最后强行闯进了议事厅。但这一天的争辩仍无结果；第三天她们又去参议院，无奈那里已是重兵把守。女界代表于是转去了总统府，要求孙大总统亲自干预。
这一连串事件史称“女界大闹参议院”。事情在社会上引起一定反响，以至于鲁迅后来在他的杂文《关于妇女解放》里也提了一笔：“辛亥革命后，为了参政权，有名的沈佩贞女士曾经一脚踢倒过议院门口的守卫。不过我很疑心那是他自己跌倒的，假使我们男人去踢罢，他一定会还踢你几脚。这是做女子便宜的地方。”
在外界看来如同闹剧一般的举动，在当时参与其事的妇女代表们看来则属于忍无可忍、不得不为。《约法》制定期间，女界代表一再要求把男女平等的内容包括到《约法》当中，要求宪法保证女人和男人具有相同的参政权利。孙中山对妇女代表们也表示过口头支持。怎料到了最后，男女平等这一条还是被剔除到宪法之外。在辛亥女杰们看来，当初革命时，女人和男人同样地出生入死、流血流汗，革命党也把男女平等内容写进了党纲，现在革命成功了，手握大权的男性革命者居然玩起了过河拆桥的把戏。
以血争权
其实早在洋务运动与维新运动之前，妇女已经在太平天国掀起的浪潮中显示过自己的力量。但太平天国的妇女多来自底层，难以摆脱被利用的命运。到了清末，闻风而起的多为知识女性，在争取女权方面就主动多了。安徽才女吕碧城，起先是拿笔做刀枪，在《大公报》上发表文章抨击时政、提倡女子教育。她继而受到翻译大家严复的栽培、直隶总督袁世凯的赏识，年纪轻轻就做上了北洋女子师范学堂的监督（相当于校长）；居住在杭州的满族女子惠兴，自己动手筹款兴办女子学堂，当看到办学的钱远远不够，就自杀明志，以自己的生命推动妇女教育。
兴办女学，需要女教师。对女教师的巨大需求刺激了女生留学事业的发展。当时去欧美留学殊为不易，一大批人就近去了日本。清末的留日学生当中，女生占了1%。她们大部分是自费，很多是跟着父亲和兄弟一起去的日本，也有极少数是官派。别小看这区区的1%，她们当中充满了“不安分”的人物。在留学高峰的那几年，她们先后发起了6个组织，创办了7份出版刊物，讨论妇女问题，批判旧观念、旧习俗，提倡天足、女学、婚姻自主等。
虽说当时留日的女生基本上都是抱着学成后回国教书的目的去学习，但日本后来渐渐成了反清革命党的大本营，很多女留学生非但不回避革命，反而应声而起，表现出不让须眉的风采。1903年留日学生中掀起拒俄运动，组织“拒俄义勇队”，就有12名女生加入。1905年孙中山与黄兴携手组建了同盟会，吸引了将近20名女性加入，包括秋瑾、唐群英、张汉英、何香凝、吴木兰等人。革命，成了比教书更值得奋斗的事业。
敢于参加革命的女性，其激烈程度绝不亚于男子。1905年，日本政府在清政府的压力下颁布了《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留日学生大哗，陈天华在激愤之下蹈海自尽。自费留学的秋瑾就属于激进派。在陈天华追悼会上，她甚至拔出佩刀，对不肯回国的鲁迅、许寿裳等人呵斥道：“投降满虏，卖友求荣。欺压汉人，吃我一刀。”
1907年7月秋瑾在绍兴的大通学堂主持浙江地区起义，打算与远在安徽的徐锡麟遥相呼应，却因为机密泄露而被捕。被捕后两天，秋瑾在绍兴轩亭口引颈就义。
秋瑾之死在社会上引起了极为强烈的震撼。上海的《申报》、《时报》、《神州日报》，天津的《大公报》等都做了连续报道，并刊载多篇同情秋瑾的文章。她那文采飞扬的诗文和独树一帜的男装照片也频频见报，激发起人们的无穷遐想。到后来，不仅是新闻报道，连有关秋瑾的小说、戏曲也纷纷出台，舆论的浪潮越掀越高，站在秋瑾对立面的清廷大员们的公众形象一败涂地。
通俗历史总不免把典型人物加以放大，以至于让秋瑾的耀眼光芒遮掩了当年与她并肩战斗的同志们。另一位辛亥女杰唐群英，名声不及秋瑾响亮，豪气丝毫不逊，并具有更为成熟的政治素养。唐群英是湖南人，当秋瑾在湖南做媳妇时两人相识，结为至交。正是受到秋瑾的影响，唐群英也去了日本留学，并加入同盟会。她曾参与策划过花石起义，武昌起义之后又与张汉英一起组织过女子北伐队，亲身上过战场。辛亥革命成功后唐群英获得了二等嘉禾勋章。
辛亥革命期间，妇女界组织了多支军事组织，除了上面提到的北伐队之外，还有女子军、女子军事团、女子光复军、女子尚武会、女子决死队、女子暗杀队等等。上海一带由于妇女新式教育起步较早，女子革命队伍尤较北方活跃。不过，组织武装更多的是一种姿态，到底有多少队伍真的上过战场并无确切统计。但那时的革命女性已经很自然地发挥起女性的优势，在医疗、后勤、侦探情报等方面担起责任。
女权变女拳
在孙中山漫长的革命生涯中，一位名叫陈粹芬的女士曾在他身边陪伴多年。在那最艰苦的流亡岁月里，伴随孙中山左右的女人不是后来被视为“国母”的宋庆龄，也不是他的元配夫人卢慕贞，而是这位鲜为人知的陈粹芬。不过在辛亥革命胜利前后，陈粹芬淡出了孙中山的生活。由于她的地位实在是微不足道，以至于现在的史家还在考证她究竟是什么时候、因什么原因与孙中山分手。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就是陈粹芬对离开孙中山从无怨言，革命胜利后也从不居功自傲，而是安安静静地在南洋隐居。孙中山的家人则把陈粹芬视为他的“侧室”——这好歹是一个身份。
如果所有为辛亥革命出过力的女性都能向陈粹芬这样“识大体顾大局”，那就皆大欢喜，就不会闹出后面的许多纠纷了。但是显然，唐群英、林宗素这些人不仅仅是女革命者（碰巧性别为女的革命者），更是地地道道的女权革命者。男性革命者们争的是人权，在女性革命者看来，这个人权自然而然地包括妇女的人权。男人可以参政，女人也同样可以参政。男人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女人也应该有。她们不但抱定这样的信念，而且一早就行动起来。1911年12月20日，民国尚未正式建立，福建女杰林宗素就带头发起了“女子参政同志会”，对女性进行参政培训。1912年元旦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女杰们满怀憧憬，积极准备迎接新纪元。
孙中山、黄兴等革命领袖向来在理论上支持妇女参政，并做过这样的承诺。1912年1月5日，国会尚在筹建，林宗素代表女界谒见孙大总统，要求他当面承诺允许女子参政，孙中山当即答应了下来。谁知道这条消息一经见报，立刻引来非议。无论是老革命章太炎、手握军权的江苏都督程德全、还是状元公张謇，都表示不满。以章太炎为首的中华民国联合会写信给孙中山说：“某女子以一语要求，大总统即片言许可，足未明定法令”，这么说也就罢了，后面紧接着又批评妇女们是无理取闹：“而当浮议嚣张之日，一得赞成，愈形恣肆。”字里行间对女人的蔑视表露无遗。当时正处于南北议和的艰苦时期，孙中山绝不会因为女子参政之事节外生枝，于是赶紧解释说，他那天跟林宗素不过是“个人闲谈”。
接下来，袁世凯同意敦促清帝退位，孙中山则同意辞职，让袁世凯当大总统。为了确保袁世凯领导下的新政府是一个民主政府，南京的临时参议院加紧制定具有宪法效力的《临时约法》。这期间，唐群英、张昭汉、张汉英、王昌国、吴芝瑛、张群英、沈佩贞等女界代表不断上书，要求在《约法》中写进保障妇女参政权的条款，结果等3月11日《约法》出台后，女界代表气愤地发现里面对此不置一词。一个星期后，便发生了“大闹参议院”事件。这些参加过革命的女杰对事态显得缺乏耐心，在议事厅上“咆哮抗激，几至不能开议”。她们最终动起手来，可是卫兵踢倒了，窗玻璃也砸了，有关女子参政的提案还是没通过。大多数参议员认为：连欧美诸国尚未开始女子参政，在中国这事也先放一放，以后再说。
那时袁世凯已经正式成为民国第二任总统。到了4月，政府迁都北京。女界代表不肯放弃自己的诉求，5个妇女团体在南京联合组建了“中华民国女子参政同盟会”，并决定派代表到北京。
北京的形势更糟糕。北京的参议院当时正在讨论一项与妇女参政密切相关的问题：国会选举法。该法草案一开始就把妇女剔除在外，规定国会议员的选举人和被选举人都必须是年满25岁以上的男子。唐群英、沈佩贞等“女子参政同盟会”的代表赶到北京，起先是向参议院上书，要求修改法律。可是这个上书连被讨论的资格都没有，交上去后就被闲置了。女界代表与参议院对峙多时，参议院绝无让步之意，矛盾越来越激化。女界认为：“当民军起义时代，女子充任秘密侦探，组织炸弹队，种种危险，女子等牺牲生命财产，与男子同功，何以革命成功，竟弃女子于不顾？”因此女界代表早就声言，如果达不到目的，势必诉诸武力。可是，她们的武力并不是枪炮炸弹，充其量只是她们自己的拳脚。1912年8月10日，《参议院议员选举法》、《众议院议员选举法》正式公布，没有女人什么戏唱。那天唐群英、沈佩贞等60多名女界代表强行闯入参议院，在痛斥之余只好说狠话，声称如果袁大总统不赞成妇女参政，妇女“亦必不承认袁者为大总统”。
参议院毕竟是由社会各界贤达组成，有很多不是革命党，反对妇女参政尚属意料之中。而来自革命阵营内部的背叛对女子参政的打击尤其沉重。出于党派斗争的需要，同盟会在这年8月改组国民党时广泛团结各方，以便能够在未来的国会选举中成为第一大政党，这样就能实际控制国会，与袁世凯政府对抗。为了团结不同的政治势力，总归要做出一些牺牲，妇女参政权就属于被牺牲的内容之一。在女会员不在场的情况下，宋教仁领导的国民党把同盟会纲领中的“男女平等”条款删除了。
此举激起了女会员的强烈抗议。8月25日国民党召开成立大会。在这个本该喜气洋洋的场合，却发生了“掌掴宋教仁”事件。据称动手打人的有唐群英、王昌国、沈佩贞等十余人。她们冲到宋教仁面前“举手抓其额，扭其胡”，“以纤手乱批宋颊，清脆之声震于屋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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