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读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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笑谈岁月试读：
简介
中国历史太长，讲历史多离不开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的皇皇盛世，几乎一样长久的变乱年代则常被轻描淡写。但是，可以这样说，每一个大一统时代的光明，都在前一个变乱年代里孕育。新一段历史的起草往往不在盛世之初，而在乱世之末。刀枪剑战和巧言虚辞交加的春秋战国时代、多族碰撞与殷殷礼佛的两晋南北朝时代、更国换帝如走马灯的五代十国时代、脆弱的统一孱弱的军事与超级发达的文化并存的宋辽金蒙时代，都各有各的气质。乱象纷呈，变乱使一切俱废重组，乱世有一切重新开始的期待。乱世可展示最彻底的人性，乱世中有最多传奇的人与事，乱世更有故事。
第一章 盘点古今
毛泽东秘书田家英死因究竟是自杀还是他杀
田家英（1922-1966年），四川省成都市新都区人。本名曾正昌。
1937年，15岁的田家英奔赴延安。他首先入陕北公学，第二年毕业留校成为最年轻的近代史教员。他当时给《解放日报》写了许多杂文，其中千把字的《从侯方域说起》一文，毛泽东读后非常欣赏。1946年，毛岸英从苏联回国时，中文基础较差，毛泽东便让与自己长子同岁的田家英，在工作之余来当儿子的文史教员。
1948年，老秘书胡乔木推荐田家英做新秘书。从此，这位26岁的“家教”深得毛泽东信任。他除一直任主席秘书外，还兼任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中央办公厅副主任。
当时在毛泽东身边，田家英是管事最多的一人。他不仅掌管着毛泽东的个人存款、印章和亲友的往来信件，还用十多年的心血为毛泽东建立起一个图书馆，由刚进城时的十个书架发展到上万册书籍。毛泽东写文章和诗词经常引用古籍，一般都要田家英查找和核对。在难得的闲暇中，他到荣宝斋等旧店铺购买和搜集字画，往往买回来先送到毛泽东那里，两人共同欣赏切磋。
1965年末，毛泽东在谈话中提到了《海瑞罢官》的问题，田家英整理记录时，认为这是有关文艺的插话，与谈话主题无关，将这段话删去。此事被江青和陈伯达抓住，安上“篡改毛著”罪名。
1966年5月22日，田家英被通知“停职反省”；第二天，他在毛泽东藏书室内饮恨自尽，离开人世，年仅44岁。
据说，毛泽东去世前不久曾怀念起这位跟随了自己18年的秘书，叹息着说了句：“田家英其实也没有什么问题。”
1980年，中共中央为田家英举行追悼会，评价他：“是一个诚实的人，正派的人，有革命骨气的人。他言行一致，表里如一。他很少随声附和，很少讲违心话……”
田家英（右排右四）和毛泽东在中央的读书会上。田家英为人低调谦和，从不借与毛泽东的特殊关系自高。他跟随毛泽东18年，我们竟找不到一幅他与毛泽东的单独合影。他的女儿曾自说：“不是找不到，是根本就没有。”
令人惊悚不已的档案
1994年，笔者与田家英子女合作，写过一篇《永福堂内的一幕悲剧——一些老熟人对田家英最后岁月的追述》，对田家英之死有比较详细的记叙。
然而这半年来，笔者连连收到几篇标题虽不尽相同但内容几乎如出一辙的文章，列出几件所谓中共中央有关部门的档案，从田家英系开枪自杀一步步演绎为被汪东兴在得到高层授意后示意内卫枪杀，读之让人惊悚不已。
文章依据的所谓档案有“中共中央组织部（外调一九七八——七——〇〇六六一二）号档案”，“中共中央档案局〔一九八〇-四-〇〇九〇一四〕号档案”，“中办〔一九八〇-五-〇〇七九七〕号档案”三种。
且不说内文都没有依照特定的格式，也没有档案原件的图影为证，仅从杂乱无章的案卷编排，一看就让人觉得可疑，编造者如能事先请教一下档案专家，或许不致编得拙劣若此。
我们暂且先把档案的可疑放置一边不谈。就其内容而言，所谓“中共中央组织部档案”称：“田家英接到中央要来人和他作最后一次挽救性谈话的电话后，约一小时在寓所永福堂，用五四型手枪开枪自杀的。枪声惊动了警卫。汪东兴接获警卫报告后，和内卫朱国华赶到现场，证实田家英已死。”
所谓“中共中央档案局档案”声称是汪东兴的笔录。其中写道：“我接主席指示，要我到田家英寓所能否跟田谈一下，不要走到反的一方，不能自拔。五月二十三日上午十时，我和内卫到永福堂田家英寓所，向田传达了主席的关怀，问他有什么想法……当时气氛激烈，内卫朱国华失控，朝田家英开了一枪。我即招呼警卫上前一看，田家英已死，随即向主席、总理作了报告……”
所谓“中办档案”的记载最无规矩，更像是小说梗概：“华国锋就有关档案失落事件，在一九七八年七月，曾二次追问过汪东兴。汪东兴说：田家英当时从身上拔出手枪时，我暗示内卫下手的，否则我可能早已死了，今天你恐怕也不会在主席的位子上。”
三件档案，三种说法。即田家英死于用手枪自杀、内卫失控误杀、汪东兴下令射杀，惟在田家英因枪击而死这一点上都是一致的。在曾对田家英之死做过较多调查了解的笔者看来，三种说法无不与真相悖谬。
然而到网上一查，却发现相似文章正被大量转发传播，难道说“谎言不可能走得很远”在今天已经不是定律？
为此，笔者于近期再度寻访了田家英之死的知情者及到过现场的人，并针对关于田家英死于枪击的三种谬说，同他们做了更为详尽的交谈。本文的陈述，对1994年旧文做了较多补充，且对枪击之说做了一些辨析。
田家英一家
5月22日下午，三人小组来到永福堂
1966年5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进行到第10天，通过了标志着“文革”兴起的《五一六通知》：将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定为反党集团；同时作出处理彭、陆、杨、田（家英）问题的部署，分别成立了针对上述四人问题处理的中央专案小组。尽管在《五一六通知》通过次日午夜，就发生了北京市委书记邓拓服安眠药自杀事件，但会议的部署，依旧按部就班地进行着。
5月22日，是个星期天。下午3时左右，以安子文为组长，王力、戚本禹为成员的中央三人小组，突然来到中南海永福堂田家英的寓所兼办公室。行动带着几分神秘，事先没有打任何招呼。
习惯于一边散步一边谈事情的田家英，和秘书逄先知溜达到瀛台去了，只有妻子董边在家中。
约莫半小时后，田家英回来了，看到客厅在座的几个人，颇觉意外。这的确是个比较奇怪的组合：安子文，是当时中共中央组织部的部长；王力，时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此刻已是能够列席中央政治局会议的中央写作班子成员；戚本禹，曾是田家英的下属，原中央办公厅秘书室的干部，已调到《红旗》杂志近两年。
安子文没有让董边回避，对她说：你也是高级干部，坐下来一起听吧。
他随后照本宣科地说道：我们是代表中央的三人小组，现在宣布杨尚昆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田家英与杨尚昆关系不正常，要做检查；中央认为田家英思想一贯右倾，决定田家英停职反省，交出全部文件，搬出中南海；中办秘书室的工作由戚本禹负责。宣布后没做什么解释，也没容田家英说什么。
据王力的回忆，安子文对田家英说：“中央认为你的错误是严重的，不适宜担任现在的工作了，暂时由戚本禹负责。中央要你马上把有关毛主席的手稿、文件、编进毛选的原稿、印的东西清理一下，全部交出来。”戚本禹回忆说，整个谈话过程，安子文的态度是平和的，只是说田家英有错误，没有说到《海瑞罢官》的问题，也没有说要田家英搬出中南海的话。田家英当时流露出的表情是无奈和委屈。
戚本禹说他在田家英的家里用红机与汪东兴通了话，告知安子文与田家英谈话情况，要他派机要人员来协助清点文件。汪东兴遂派中办机要室机要员王妙琼到场，还指派中央警卫团政治部办公室主任张纯协助戚本禹工作。
在戚本禹记忆中，王妙琼大约是在下午四点钟左右到永福堂，文件清点到五六点左右。安子文、王力先离开了，戚本禹随后去了汪东兴的办公室。清点出文件文稿等交接时，戚本禹不在现场，是王妙琼打电话告诉他的。但后来田家英亲属向王妙琼询问情况时，她回忆说，她到永福堂清点文件是后来的事，所谓“后来”，是指田家英去世之后。
从来人以后到整个晚上，董边都在帮助田家英清点文件，包括代中央起草的各类文件稿、《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文稿、以及田家英为研究党史长年收集的中央领导同志在延安及各个时期的讲话。
据董边回忆，来人都走后，田家英和她仍在清理有关的文稿。田家英从抽屉里拿出一个纸质粗糙的小本子，内容是胡乔木在延安记录的周恩来在整风时期的讲话，建国初田家英从胡乔木那里借来笔记，并让董边誊录了一份。他对董边说：“这个交不交？交了是不是会连累你？”董边说：“交，我不怕。”田家英特意在董边眼前举了举，才放进要上交的文件堆中。
稍稍休息后，田家英打开了一个此前瞥了好几眼，却一直没有打开的精制的蓝布面盒子，里面装的是毛泽东的墨迹。
一张张一页页，都装裱得非常仔细、整整齐齐。这是他做毛泽东秘书后，一点点收集的。有的是毛泽东写给他的，有的是毛泽东当他面写下又准备弃置不要的，但他都没有丢掉而是收集了起来。因为田家英酷爱毛泽东的书法，同时他认为这些文字说不定什么时候会派上用场，例如毛泽东《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就是当年毛泽东写出后感到不满意扔掉，被田家英捡起保存下来的。没有田家英的收集，世间将不会流传下毛泽东这首气势如虹的佳作。
以往，田家英时常抚摸着精制的盒子对董边说：“这是咱们的传家宝，也是国宝。”此刻，他呆呆地盯着盒子，思绪异常复杂，是否也要把盒子交出去呢？游移之后，他把盒子放回原处。或许，他认为这不属于“文件”；或许，他太珍爱它们了，不忍交出。
田家英和女儿在中南海瀛台
5月22日午夜的电话
吃晚饭的时间过了，田家英一点食欲也没有，仍在清点着文稿。
也是在这段时间，即当晚七点左右，于杨尚昆之后成为中央办公厅负责人的汪东兴在西楼小会议室召集了一个会。与会者是中央办公厅在中南海内几个单位的科以上干部，这个级别的会参加的人并不多。
汪东兴在会上宣布了中央关于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反党集团的决定，这比李富春代表中央向各大部委领导吹风还要早半天。他同时还宣布了田家英停职检查、戚本禹接秘书室领导工作等决定，继之又讲了田家英的各种错误以及他本人同田家英的斗争。
有些文章将这个会议说成是中央办公厅对田家英的批斗会，田家英在这次会议上遭到了严词批判，因而这个会也是田家英自杀的促成因素之一，实在是想当然耳。午夜12点过后，田家英家电话铃突然响了起来，是戚本禹打来的，董边没有听清说的是些什么，却听到田家英摔下电话听筒的声音。看到董边询问的目光，田家英气愤地说：“戚本禹好神气，他算什么东西，我就是不去签字！”
对此，戚本禹几次对笔者说，他没有在当日午夜主动给田家英打过电话，而是田家英主动给他打的电话，要他到田家去。他遂叫上了王妙琼一同到了田家英家。田家英拿出了一些遗留的文件，因交接要经过秘书逄先知，他就到东厢去找逄先知。田家英趁此机会，马上跟过去悄悄问戚本禹是谁在害他。但戚本禹因几天前刚在对待田家英的问题上挨了批评，被斥为“小资产阶级温情主义”，所以当时没敢说什么话。
戚本禹对笔者说，田家英对他有恩，他不可能对田家英有不敬的言行，在他的一篇文章中，他曾评价笔者与田家英子女合作文章中关于摔电话的叙述类似“推理小说”。
笔者为此找相关人士就戚本禹的说法做了核实，几位相关人士都说不记得戚本禹当夜到过永福堂。田家英的夫人董边（生前的追忆）、田家英当时的秘书逄先知都没有当夜和戚本禹接触的记忆，王妙琼亦在田家亲属就此事询问时说，她也没有在那天夜里和戚一起去到永福堂的印象。
笔者将核实的结果当面告诉了戚本禹，但戚本禹仍坚持他自己的记忆。
5月23日上午，永福堂有过来访者
1966年5月23日凌晨，董边到田家英的卧室，见他斜倚在床上，似乎彻夜未眠，陷入难以自拔的思忖，便劝慰他说：“你的情况主席都了解，有什么事慢慢总会搞清楚的。”妻子的抚慰，使田家英的内心更添一重凄楚，他欲言又止。
几十年相濡以沫，田家英很了解自己的妻子，也很尊重她的观念和自强不息的精神。虽说她也是参加革命多年的老干部了，可长期从事的是妇女工作，自己在中央核心部门接触的许多复杂的情况，平时就没有向董边透露，一些深层次的问题也不曾同妻子探讨，此时此刻此情此背景，更难用几句话给妻子解说明白。他的工作性质，决定了他在一些问题上，无法求得最亲近的人的理解与沟通，这使他在某些特殊的情况下，内心分外痛苦，但他没有让内心说不出的苦涩和凄怆形于颜色。
董边因《中国妇女》杂志和全国妇联机关两边都有事，并没有把田家英面临的问题看得有多么严重复杂，同时感觉丈夫心境似乎比昨晚平静了一些，便匆匆上班去了。
在董边离开后，田家英是如何度过弃世前的那个上午的？
叶永烈在《毛泽东的秘书们·秘书田家英》中，曾做了如是描述：“就在这一片安静之中，田家英在‘永福堂’小院里，独自度过了人生的最后一个上午！”“安安静静，电话铃声未曾响过，也未曾有过一个来访者——他已接到被逐出中南海的命令，还有谁会给他挂电话？还有谁敢登门拜访？”可真实的情况并非如此。
有没有人给田家英挂电话，已经没人能够追忆。但在那天上午，却的的确确有人来过永福堂的田家英寓所，他就是田家英在延安时就共过事、解放后仍关系密切的老友何均。
在延安中共中央宣传部时，何均就和田家英在一起工作，并住在杨家岭上的同一排窑洞，一起帮助过毛岸英熟悉中国的国情和党内情况。几乎在田家英任毛泽东政治秘书的同时，何均担任了朱德的政治秘书。解放后，他们工作都在一个大院落里，仍保持着不时的交往。
5月23日上午8时许，何均上班路过永福堂。因前一天晚上汪东兴宣布了田家英停职反省的决定，他便急切地想去看看田家英，了解情况。何均的本意是想安慰安慰老朋友，可两人心头都被山雨欲来的浓雾所笼罩，而且又无法预料这场风暴会波及到谁，波及到怎样的程度，以往见面便滔滔不绝的他俩，竟久久相对无语；偶尔交换一两句，更添凄怆气氛。
许多年后，何均只追忆出田家英当时说的一句话：“士可杀而不可辱。”对于了解内情的人来说，何均感到此言与江青、陈伯达的加害相关。就在前不久，田家英还同何均出中南海东门，沿故宫河沿至王府井旧书店，一路谈了许多。江青、陈伯达的日趋活跃，使他们感到形势将有变化，心头有些压抑。
何均在田家英处坐了好一会儿，才起身欲走。可田家英非要他再坐会儿。但坐下后，两人依旧话语不多。过了片刻，何均又要走，田家英再度挽留，“如是者有三四次”。最后，何均见上班时间已经过了很久，还有事情必须处理，就告辞了。田家英送何均出了永福堂院子，几乎快要到他的办公室才回去。
那天上午，田家英的秘书逄先知有事外出，不在永福堂。在永福堂院内的只有田家英的专职公务员陈义国，然而他打好开水，拾掇好房间后，一般就呆在自己的耳房听候田家英有事的招呼。
平日的永福堂，只要没有客人来，一向都是很安静的。田家英的几个孩子都上学，且平时也不住在永福堂。在何均离开后，田家英又做了些什么，谁也不曾看到。
如果真如枪击说叙述的那样，这天上午的永福堂不应该这样安静，不论是自杀、误杀还是有意枪杀，这里都至少要有一声枪响。
历史上到底有没有食人族？
说到食人族，无疑是一个极其恐怖的话题。那种将人肢解、烹煮，之后分而食之的令人惊悚的行径，听起来都让人感到不寒而栗。那么，历史中到底有没有这种食人部族呢？我们先来看看历史上有关吃人的几个记载。《墨子》一书中，有这样一段话，说“楚之南，有啖人之国者。其国之长子生，则解而食之”。意思是说，这个楚南之国有个特殊的习俗，谁家生了第一个孩子，必是先杀掉分吃。而且“美则以遗其君，君喜则赏其父”。如果人肉鲜美，还要献给君王。君王吃的高兴了，就会大加赏赐。
南史》中提到一个叫做毗骞的小国家，“国法刑人，并于王前啖其肉”，将犯人处死，要当面吃掉他的肉。这还不算，还要拿他的脑袋当酒壶用，“又取其骷髅破之以饮酒”。《北史》中的流求国，也有类似的吃人记载，说“国人好相攻击，收斗死者，聚食之”。战场杀敌还要把敌人吃掉，这也可能是杀急了眼。但“人有死者，邑里共食之”，乡里死了人，乡亲们也是分而食之，就不能不说是一种习俗了。
可见，这种食人的习俗，确实在历史中存在过。不过要说最有资格背上食人族恶名的，当是十六国时期的羯胡人无疑。关于他们的行径，在《晋阳秋》一书中记述颇多，说羯胡人行军打仗从不带粮草，他们把汉人女子当作“双脚羊”来饲养，随时奸淫，随时宰杀烹食以作军粮。然而，这些记载是否真实，是否有夸张的成分，是否由于当时人们对羯胡愤恨而有所渲染，我们现在无从考证。
羯人吃人，在正史中也有相关记载。比如后赵皇帝石虎的儿子石邃，对“比丘尼有姿色者，与其交亵而杀之，合牛羊肉煮而食之”。把女尼身上的肉割下来，和牛羊肉混着煮。之后还“赐左右，欲以识其味”（《晋书》），让属下猜测是什么原料做的。将吃人肉的恐怖，演绎成一档品尝美味佳娱乐节目。
不过，这也只是一个特例，像石虎父子那样凶残而又人性泯灭的，毕竟不是很多。石邃的吃人肉，可以说是一种变态之举，有强烈的精神分裂症也未可知。他的父亲石虎，是十六国时期有名的暴君，嗜杀成瘾，也没听说有吃人的习惯。所以，石邃的吃人行为，并不能证明羯胡族所有人都有着吃人的嗜好。
在战场上吃人的，氐族也出现过。前秦王苻登让将士们“啖死人肉”（《晋书》），以人肉作军粮。这支吃人肉的虎狼之师，也是因为当时“岁旱众饥”（《晋书》），被逼的没法子了。之前的前秦军队，也并没有吃人肉的记载。也就是说，在十六国时期，刻意的吃人，或是将吃人当做一种习俗的，并没有专门的正史记载，也就不存在什么食人族了。
专门吃人的食人族虽然没有，但是人吃人的现象，在那时却并不算什么新鲜事。比如：
八王之乱时，河间王司马颙败退长安，急右将军招张方，张方“掠洛中官私奴婢万余人而西。军中乏食，杀人杂牛马肉食之”（《通鉴》）；
汉赵政权统治时期，“北地（今甘肃宁县西北）饥甚，人相食啖”（《晋书》）；
晋孝武帝太元十年（公元385年），后燕和前秦连年征战，“幽、冀大饥，人相食，邑落萧条”（《通鉴》）；
太元十二年（公元387年），“凉州大饥，米斗直钱五百，人相食，死者太半”（《通鉴》）；
后凉国的最后一年，也就是公元403年，“姑臧大饥，米斗直钱五千，人相食，饥死者十余万口”（《通鉴》）；
公元409年，北魏道武帝拓跋珪被儿子拓跋绍杀死，拓跋嗣平定内祸，“其先犯乘舆者，群臣脔食之”（《通鉴》）。对那些参与叛乱的人，全部杀了吃肉；
公元431年，大夏国北平公赫连韦攻打后秦的南安城，南安“城中大饥，人相食”（《魏书》）。
这样的例子在史书中比比皆是。这个时期之所以出现人吃人的现象，其最根本的原因，在路卫兵看来，还是因为饥荒所致。由于战乱和自然灾害，当时的生产遭到严重破坏，粮食极其匮乏，在极度饥饿的情况下，人吃人也实属无奈。当然，这其中也不乏有误传夸大的成分。比如，公元374年，前秦王苻坚执政时，有人想劝苻坚除掉慕容氏，便跑进明光殿大声嚷嚷，说“鱼羊食人，悲哉无复遗！”（《资治通鉴》），鱼羊即为鲜，是说投降前秦的前燕鲜卑人要谋反。但这话传的久了，以讹传讹，难免会演化成鲜卑人有吃人的习俗了。
台湾兵变：孙立人策动政变倒蒋真相
孙立人（1900—1990），安徽舒城人。清华大学毕业后，在美国维吉尼亚军校深造。抗战时任新三十八师师长，率部远征缅甸，战功彪炳，曾获英国皇家勋章。抗战胜利后奉调东北，因与杜聿明不和而被解职。1949年任东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兼台湾防卫司令，翌年3月升任陆军总司令兼台北卫戍总司令，1954年调任“总统府”参军长。次年5月25日，孙立人因僚属郭廷亮等七人涉嫌叛乱被捕，同年8月3日被解除一切职务。8月20日，蒋介石下令陈诚等九人组成委员会，调查孙案。10月蒋下令“由国防部随时考察以观后效”。1988年3月20日，“国防部长”郑为元亲访孙立人，宣布“国防部”对他的看管已结束。
孙立人是美国对台阴谋的牺牲品
1955年5月下旬，“国防部”保密局侦防组长谷正文奉命在台北市南昌街孙公馆旁赁屋监视孙立人这个“总统府”参军长。6月2日，谷带领宪兵到孙公馆收缴枪械，接管厨师、司机、警卫等二十多人。嗣后将孙软禁于台中，谷氏负责监护孙5年之久。现在年逾八旬的谷正文早年加入过中共，被捕后投效军统，光是从1949年8月起计算，他侦办过一千九百多名中共地下党员。他的记忆力似无问题。他于1996年10月3日在台北的记者会上证明，孙立人失去自由后，曾在孙的文件柜中搜出两份“兵谏宣言”，内容是要求改革现状，以蒋总统名义任命孙为参谋总长，而其中中文本是曾任蒋介石随从秘书和军委会少将高参的台中东海大学教授徐复观所撰。谷向当时的国家安全会议副秘书长蒋经国汇报，蒋说了一句“文人无耻”，不再深究，故徐复观进出台湾自由直至患胃癌病故。而且自案发起，蒋经国确实不相信孙立人企图兵变，力主淡化处理孙案。那么这位战绩彪炳、威震异域的名将为何要被长期软禁呢？冷战结束后陆续解密的美国国务院、国安会、中情局、麦克阿瑟私人档案，柯克上将私档，英国外交档案以及从事外交生涯五十年的顾维钧回忆录回答了上述疑问：20世纪40年代末期，美国杜鲁门政府拟订“弃蒋保台”策略后，孙立人确曾向美方表示要策动兵变除蒋，还要求美方予以支持。
20世纪40年代末期，国民党部队兵败如山倒，杜鲁门认为腐败无能的蒋政权难以抵挡共产党部队进攻台湾，希望推出一名杰出能干又反共亲美的将领取代老蒋。出身维吉尼亚军校、与当时美军参谋长马歇尔为前后期同学的孙立人便成了山姆大叔眼中的首选。
1949年5月，美国驻华大使馆武官莫成德赴台考察后，向国务卿艾奇逊与国安会提议，以孙立人主持台湾以及美国长期租赁台澎军事基地作为经援台湾的条件。从5月4日美国驻台北领事艾嘉致国务卿艾奇逊的电报可知，美方欲以四千万美元的经济援助与两千万美元的军事赠款交换美国海、空军长期租用台澎军事基地；由孙立人统率全台军队。在台的军队均由孙氏筛选，目的在将当时驻台军队的1/2至2/3遣返大陆。6月23日，美国国务院政策计划处主任乔治·肯楠向国务院和国安会提出处理台澎问题报告书，主张“联络菲、澳、印度、巴基斯坦、纽西兰等国，各派遣一些象征性的兵力，会同美军占领台湾……邀请孙立人将军加入占领军的新政权……通知蒋介石，如他愿意留在台湾，当以政治难民之身份相待……美国在接管行政时，应极力避免担任令人注目之职务，其目的在不使台湾落入共党之手”。9月，李宗仁派甘介侯赴美活动，甘对国务次卿腊斯克说，共军渡长江时，李已拟任命孙立人为台省主席，孙绝对效忠于李。于是，腊斯克派遣在二战中与孙立人一同作过战的莫里尔准将赴台，探询孙立人倒蒋的可能性。孙立人未作正面回答，只是发了一通牢骚。1990年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的《韩战起源》一书提及：1949年12月，美国前任驻台北总领事克伦兹会晤陆军副总司令孙立人，称若孙同意控制国府，则美国将坚决支持他。孙立人拒绝了。那时撤到台湾的文武百官、情治系统等多为蒋介石的亲信嫡系，孙深感无能为力。1950年1月，麦克阿瑟派其得力助手、东京盟军总部情报处处长韦洛比将军访台，劝蒋介石将权力移交吴国桢，并离开台湾；若要留台，则不应干预行政，麦帅总部愿派一位高级顾问赴台协助他。蒋对此建议，予以坚决拒绝。
1950年2月11日，麦克阿瑟派专机到台湾接孙立人赴日。据麦帅档案记录，麦克阿瑟在会谈中勉励孙立人负起保卫台湾的责任，保证尽量提供军援。孙返台后向东南军政长官陈诚报告了会谈情况。赴日前，孙曾向陈诚呈报，并在后来辩称是麦帅总部主动邀他访日，但《顾维钧回忆录》指出，是孙立人主动要求共和党参议员佛格森安排他同麦帅会晤的。孙立人访日之行更加深了蒋介石对他的猜疑，事实上任何一国的元首都不会允许手下的高级将领同外国人建立反常关系，何况戴笠麾下的情报机构早在抗战时代，就侦悉孙立人与美国战略情报局特工接触频繁，这种不正常的来往一直持续到20世纪50年代。史迪威解职回美国后，孙立人曾以中国军官的名义发动上书罗斯福总统，要求让史迪威重返中国，这些都是逾越名分、干犯大忌的行径。从1949年五六月间美驻台北领事艾嘉致国务卿的七封电报可知，孙立人对美国外交官一直埋怨陈诚故意雪藏他，以至于他有职无权，他希望军民分治，又说台湾局势已发展到人心思变的地步，还抨击陈诚、彭孟缉等人起码落后于时代五十年云云。身为军方要员，向外国官员责骂本国政府，自然是越轨之举。
美国国务院自1950年初开始，紧锣密鼓地推动台湾政变。国务院中国科于1950年2月20日拟订“台湾政变草案”，建议以孙立人为斩府攀旗的政变指挥官，推翻蒋政权，以“反共，保台，联美”为政变宗旨，对蒋的处置方式则以软禁或放逐为主。
1950年3月20日，美国中情局一份机密报告称：“近几个月的报道显示，受过美国教育、现负责台湾防务的孙立人，正计划发动政变，俾使蒋介石成为有名无实的领袖，且铲除其亲信。”4月下旬国民党部队撤离海口后，美国驻台武官巴瑞特向国务院发了一通极机密电报，引述孙立人的话说：蒋介石及其党羽已到了“混乱与绝望”的状态，孙建议采取“剧烈的行动以挽回狂澜”。巴瑞特4月27日会见孙立人时，孙主动提出“蒋介石问题”。腊斯克于5月1日见到此电，两天后的5月3日，国务院政策计划处官员尼兹在一次秘密会议中正式提出了由孙立人发动兵变以倒蒋的方案。方案说，政变目的乃是“彻底铲除国民党的所有重要官员，由孙立人掌控全部军权”——这些工作必须在四十八小时内完成。政变后的政治真空则由美国调集官员去填补——三天之后，美国派出一批最能干的官员到台湾充任当地政府的顾问，使台湾成为亚洲的橱窗，并作为对抗苏联的秘密文宣基地。5月3日腊斯克呈交艾奇逊一份演示文稿，指出美国已在台湾部署秘密行动，以武装支持岛上的台湾领袖，他建议告知蒋介石，嘱其离开台湾，将权力交给孙立人，然后由联合国决定台湾前途。一旦台湾获联合国托管，杜鲁门总统即宣布撤销1月5日不协防台湾的声明。次日，腊斯克与艾奇逊开会决定通知蒋：他唯一的出路是请求联合国托管，美国会支持这项请求，并派遣第七舰队协防台湾。腊斯克承认，第七舰队巡逻台海，固然为保护台湾免受中共攻击，但也是为了防止蒋介石偷袭大陆。
孙立人勾结美国发动政变倒蒋因韩战爆发而告吹
6月19日，美国派遣前第七舰队司令柯克上将担任密使赴台，通知孙立人这项计划。6月下旬，柯克将孙立人的密函送达腊斯克，信中说孙立人愿意领导兵变倒蒋，要求美国支持，一旦掌权他将肃清贪污，且在反共方面比蒋更具弹性。腊斯克在20世纪90年代初对传记作者熊安邦教授说，事关机密，他呈报艾奇逊上达杜鲁门总统，但杜鲁门还未作决定韩战就爆发了。
原定政变日期在1950年6月25日，正巧那天南北朝鲜战事起，美国害怕后院失火，政变计划遂告搁置。直至1953年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史蒂文生访台时，孙立人仍向史抱怨蒋氏父子。孙声音压得很低，抨击蒋氏排斥异己。孙表示国民党部队有能力反攻大陆，但领导层的老人必须清洗。这些行动自然被情治机构负责人蒋经国侦知，孙立人则蠢在缺乏警觉。
显然，所谓匪谍案和兵谏都是当局清除心怀贰志将领的借口。孙立人的罪状何止兵谏，根本就是在美方策动下谋反，何冤枉之有？
蒋介石对孙立人一直疑忌，但1949年8月仍任命孙为台湾防卫司令，次年3月升任其为陆军总司令。据麦帅档案，1950年6月中旬台湾的国民党当局驻日本军事代表何世礼向麦帅总部情报处长韦洛比转达一项信息——蒋表示愿交出权力，但绝不交给孙立人。据美国亚利桑那大学教授麦可·夏勒所著《道格拉斯·麦克阿瑟——远东将领》一书所述，麦克阿瑟颇有出任台湾最高指挥的野心，但此非他一个人所能做主。由于蒋介石的坚决拒绝，再加上杜鲁门对他的疑忌，他连统治日本的权力都没有保住。韩战爆发后，台湾转危为安，美援源源而来，蒋氏父子才陆续采取措施清洗挟美自重的高官——1953年春罢黜吴国桢，1955年整饬孙立人。蒋介石要借孙案巩固权力中心，从而向美国人显示他能全盘控制台湾局势，请美国对台湾勿存非分之想。然而他又不能同美方撕破脸，那时美方档案未曾解密，由非正当渠道所截获的情报是不能作为罪证展示的，所以蒋经国指示淡化处理此案——“不能使美国人脸上下不来”。在监察院参加五人小组调查孙案的陶百川，在《困勉强狷八十年》一书中提及，事实远较孙立人的口供严重，这从另一侧面证实孙立人的谋反罪是存在的。
孙立人是美国对台阴谋策略的牺牲品，目中无人的他处在那个年代，迟早要出事，何况他毕竟萌生过谋反念头。当时谷正文判断孙立人的部属郭廷亮等人有兵变企图，但为避免牵连孙立人受军法审判，当局使用了“匪谋自首”的罪名处理郭廷亮，这只是处理不当而已。因此，谷正文认为孙立人案并非罗织。然而，真正冤枉的是因孙案受株连的一百零七名旧部，其中三十五人判监十年以上，而被迫提前退役的部属更是数以千计。真正要平反的只是受株连者，而非孙立人本人。
设想倘若1950年6月25日孙立人兵变一举成功，他能摆平蒋介石从大陆带到台湾的数万名黄埔子弟吗？以李宗仁的资望、以白崇禧的小诸葛才干尚一筹莫展，遑论投笔从戎的土木工程学士孙立人了。如若政变成功，老蒋被放逐，黄埔子弟及外省籍文官全被清洗，则台湾早已独立而纳入美日两国保护伞；若政变失败，台湾内部派系恶斗，则中共必然挥戈东渡。无论上述哪种结局，以后五十四年的台湾历史全部都要重写。
1988年，香港《大公报》有篇报道，讲孙立人在安徽的祖坟风水极好。有老兵探亲回台，带了报纸给老上司看，孙因此特派老部下、陆军总部作战署组长潘德辉回乡打探虚实。潘氏查明孙立人祖坟早在“文革”初期就被红卫兵挖掉了。潘氏由一老者陪到一乱葬岗拜祭并摄影，回台后，孙立人当即向潘下跪致谢。从这一点看，孙立人尚颇注重旧礼教，可惜他小处清醒大事糊涂。
2001年1月8日，台湾“监察院”通过决议，称孙案乃“被阴谋设局的假案”。领公款六十万台币充作孙案专门研究经费的“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朱泫源教授，“进驻孙公馆翻遍了孙立人将军保存的所有文件，和国防部与总统府的所有机密档案文件，并未发现孙立人有任何不法行为”。台湾当局给孙立人“平反”，这是基于政治斗争的需要。事实上民进党处心积虑用张学良、孙立人这些几十年前的旧案来丑化国民党，这是历史研究为政党斗争服务的新鲜一例。
揭秘江青自杀真相为何一个月后世界才知道？
一九九一年三月十五日，江青在北京酒仙桥的住处高烧不退，因而被送进公安医院。与其它病人一样，江青要填写住院单。这次，她写的名字是：“李润青”。这再一次表明她对自己和毛泽东婚姻的怀念之情。“润”是毛泽东早年的使用的字，“李”是江青的姓，“青”则是江青的“青”。三月十八日江青高烧退了，体重减了几磅。她被转到“一套病房”接受住院治疗，病房内有卧室、卫生间和起居室。医生再次建议给她的咽喉施行手术，但她拒绝了，同时轻蔑地说：“我就不信你们敢不小心翼翼地对待一位无产阶级革命战士。”
在她日趋虚弱的时候，江青更常常想到毛泽东。她在枕边保存着毛的手迹，衣上别着毛的像章，床头柜上放着一张江青和毛泽东在中南海晨起散步的照片。每天清晨，当新的一天开始时，她都要背诵毛的诗词或阅读毛的《选集》。清明节到来的时候，她要求去天安门广场上的毛泽东纪念堂，同时要求允许李讷带一卷白纸到公安医院来，她可以给毛做一个花圈。但她的这两项要求均遭到拒绝。
江青觉得，应该抓紧时间撰写她的回忆录。每天早上，读过毛的书后，她就坐在摆有纸和笔的小桌旁。情绪高兴时，为了修正历史的记录，她还会就自己正在写作的手稿题目争求护士的意见。“《毛主席的忠诚战士》怎么样？”她问护士，或者：“《献给毛泽东思想的一生》！”她还会想到更富有挑战的题目：“《打倒修正主义，建立新世界》。”
五月十日，江青当着众人的面撕碎了她的回忆录手稿，并要求到酒仙桥她的住处去。这一举动使周围的人大吃一惊，但是没有允许她这样做。五月十二日，因为听了江青的情况，李讷和她的丈夫来到医院看望江青，但江青拒绝见她们。五月十三日，她在一张《人民日报》的头版一个位置上潦草地写着：“历史上值得纪念的一天。”二十五年前的今天，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九六六年五月十三日，政治局召开会议。这次会议制定了新的斗争路线，同时江青被任命为权力很大的文化大革命领导小组的负责人。
五月十四日凌晨一点三十分，护士离开江青的卧室。将近三点的时候，虚弱而绝望的江青从卧室爬到卫生间。她用几个手帕结成了一个绳套，套在浴盆上方在铁架上。她用被和枕头垫在下方，以便自己能够得到打结的手帕。她将头伸进绳套，接着又踢开身下的被子等物……
三点三十分，一名护士进来，发现她已吊在浴盆的上方。其他的护士和医生匆忙赶来，但已经太晚了。这位曾经集演员、政治家、文艺女皇和毛泽东妻子于一身的“白骨精”，在她七十七岁的时候死去了。她的尸体重一百零四点七磅，比三月十五日进这家医院时轻了三点一八磅。
当天下午，李讷得到了消息，来到医院签署了死亡通知书。不知是出于李讷的意思，还是因为中央办公厅官员的支持，李讷同意不举行任何形式的葬礼。三天以后的五月十八日，江青的遗体被火化了。李讷没有在场，江青或毛泽东的其他任何亲属都没有到场。李讷要求把骨灰盒送给她。这时，全中国和全世界对江青的去世是一无所知。一九九一年六月初《时代》周刊向全世界报道了这一消息。《时代》周刊报道说，据六月一日没有透露姓名的“北京方面的消息”说，江青“上吊自杀”了。消息还说，咽喉癌是她自杀的原因。几天以后，六月四日晚十一时，中国政府证实了《时代》周刊报道的主要内容，公告全文如下：“新华社北京六月四日电：本社记者获悉，‘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江青，在保外就医期间于一九九一年五月十四日凌晨，在北京她的居住地自杀身亡。江青在一九八一年一月被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一九八三年一月改判无期徒刑，一九八四年五月四日保外就医。”
公告没有概括江青的一生，没有提及她曾官居高位，也没有提到她曾是毛泽东的妻子。如果学校的孩子读到这则刊登在《人民日报》第四版角落里消息，他们不会想到，这个女人曾是毛泽东的夫人。
如果西方记者没有受到《时代》周刊这一未被证实的报道的刺激，而反复再三地向中国各官方机构提出江青命运的问题，这一消息可能永远也不会公诸于世。假如中国政府曾经决定宣布江青死亡的消息，而拖了几周才这样做，那就是既有政治方面的原因，也有实际需要方面的考虑。另一种拖的原因可能正如香港一家报纸后来引用公安部来源的消息报道的那样，需要调查江青的死亡是自杀还是有其它原因。这家报纸写到：“政府高级官员指示说，在调查结束之前，不要公诸于众。”
中国官方公布的消息称，江青自一九八四年五月四日一直是保外就医，事实上，在这个日期之后三个月，司法部一发言人还说，江青年初曾提出希望离开监狱改为监外服刑的请求被驳回，一九八八年，官方新闻媒介几次提到江青仍在狱中服刑。一九九一年一月，一份大陆报纸在报道江青的近况时还说：“她被关在一间二十平米的小屋里，房间装上特制窗户，以便透进光线，同时，警卫也可以看到她，而她是什么也看不到的。”无论江青从监狱到医院，还是到软禁，这中间是怎么来回转换的，说她自一九八四年五月四日起一直就是“保外就医”，这是不确切的。
三十年代，因为与唐纳发生纠纷，江青谈到过自杀。一九七六年被捕后，绝望使她再次产生自杀的念头。一九八四年九月，因拜谒毛泽东纪念堂的请求被拒绝，江青曾把一根筷子插进喉咙，因为发现及时，被抢救了过来。一九八六年五月，因为对处境不满，她曾用几只袜子结成一个绳套，套在了自己的脖子上，她这样做的原因可能是感到了绝望，对自己的咽喉癌，以及对自己的处境和前途，对自己与女儿的关系，等等，这种心情同时又受到负责她这一案件或看守她的人的刺激。除此之外，为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江青已经在精神上做了准备，以结束自己的生命，她认为邓小平已经放弃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绝望的心情加上她的“对毛的忠诚”等个人的政治的因素结合在一起，她认为，中国已经没有希望，她自己也已毫无前途，因而走上这条道路这并不奇怪。
哪位帝王陵墓陪葬妃嫔最多
一座陵墓，埋葬了一位皇帝，四位皇后，四十八位妃嫔和一位皇子，这样的埋葬规格在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这就是康熙皇帝的景陵。
康熙皇帝在位61年，死后葬于清东陵，既今天的河北省遵化县。清东陵内葬有顺治帝孝陵、孝庄的昭西陵、乾隆帝裕陵、咸丰帝定陵、同治帝惠陵，康熙帝的陵墓为景陵。
清圣祖康熙，名爱新觉罗·玄烨，清朝皇帝，康熙的称谓来自其年号。顺治十一年三月十八日（1654年5月4日）生于北京紫禁城景仁宫，佟妃之子。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十三日（公元1722年12月20日）卒于北京畅春园清溪书屋。终年69岁。在位61年（1661年-1722年），是中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
康熙德妃乌雅氏
从空中看，景陵整体上呈半圆形，地位高者列前居中，地位低者居后。景陵地宫内，除了葬康熙皇帝，还有孝成仁皇后、孝昭仁皇后、孝懿仁皇后、孝恭仁皇后和敬敏皇贵妃。景陵妃园寝内葬有四十八位妃嫔和康熙的皇十八子胤衸。四十八位妃嫔中，包括贵妃1人，即温僖贵妃；妃11人，即慧妃、惠妃、宜妃、荣妃、平妃、良妃、宣妃、成妃、顺懿密妃、纯裕勤妃、定妃；嫔8人，贵人10人，常在9人，答应9人。敬敏皇贵妃原本和妃嫔们葬在一起，后来移葬在景陵地宫内。景陵妃园寝正中是温僖贵妃，景陵双妃园寝葬抚育过乾隆的康熙妃嫔悫惠皇贵妃和惇怡皇贵妃。
在康熙帝之前，处于政治联姻的需要，清朝皇帝的皇后多是蒙古公主。康熙时期，政治形势发生了变化，鳌拜专横跋扈，结党营私，而索尼历经三朝，沉稳干练。在孝庄太皇太后的主持下，皇后的桂冠终于从蒙古科尔沁博尔济吉特氏家族女子的手中移到了赫舍里氏的头上，索尼的孙女变成了康熙的皇后。这也完全是一场政治婚姻。
1665年，12岁的康熙皇帝和13岁的赫舍里氏举行了隆重的结婚大典。虽然是一场政治婚姻，但皇帝和皇后年岁相仿，鳌拜把持朝政对皇帝多有不敬，压抑的环境促成了皇帝和皇后的恩爱感情。婚后不久，康熙和皇后赫舍里氏生有一子，但这个孩子只活了四岁就夭折了。
康熙铲除鳌拜，亲理朝政之后，已经不再需要皇后家族势力的扶持。政治纽带一旦宽松，皇帝和皇后的关系自然也就不会那么亲密了。康熙后宫的女人逐渐多了起来，钮祜禄氏、佟佳氏、乌雅氏……一个接一个的进宫。钮祜禄氏出身世家，聪明伶俐，喜欢读书，良好的文化素养使她在众多的妃子中脱颖而出，钮祜禄氏又善于处理人际关系，深受康熙帝的喜爱。佟佳氏是康熙的表妹，康熙帝对她百依百顺，对于自己的妻妾，康熙帝似乎都十分温存。
虽然身边的女人日益增多，但康熙对少年时候就相识相知的结发妻子还是很有感情的。吴三桂谋反后，康熙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就在这时，赫舍里氏又一次临产。上午皇后生了一个儿子，下午便去世了，喜事转瞬之间变为丧事，康熙帝悲痛欲绝，不顾前方战事吃紧，辍朝五日为大行皇后举办隆重的丧事。在赫舍里氏的梓宫停灵的25天时间里，康熙皇帝竟然有20天亲自去举哀，足见感情之深。
对于赫舍里氏以生命为代价生下来的皇子，不满2岁便被康熙皇帝册立为皇太子。后来，太子不成器，最终被康熙废掉。废太子时，康熙哭骂他“生而克母”，仍念念不忘发妻。
皇帝的感情从来就不是给一个人的，康熙也不例外。康熙陆续迎娶的后妃中，年龄最小者只十一二岁，最大者也不过十五六岁，有的在二十几岁就过早去世了。从康熙九年最早去世的赠慧妃博尔济吉特氏算起，到乾隆三十三年最后去世的醇怡皇贵妃止，康熙帝的后妃们历经了康雍乾三朝，前后延续了99年。在康熙帝的后妃中，还有四对亲姐妹。其中，孝懿仁皇后佟氏及其妹妹佟氏贵妃又是康熙帝的亲表妹，这在中国古代帝王中是很少见的。
景陵外景
景陵为康熙皇帝爱新觉罗·玄烨的陵寝，位于唐山遵化马兰峪清东陵昌瑞山脚下，清孝陵东约一公里处。景陵背靠昌瑞山，南望象山，峰峙山川，山水交映，可谓是景物天成，“上吉佳壤”的风水宝地。自建成后就引起了盗墓贼的觊觎。1945年日本投降后，清东陵附近的一些土匪掀起了继孙殿英之后的第二次盗掘清东陵文物的狂潮。同年9月，当地一个姓张的人纠集约300余人对景陵展开了大规模的盗掘，将尘封了200余年的景陵地宫打开，并把随葬珍宝全部盗走，康熙皇帝及四后一妃的骸骨散落在地宫之中，一片狼藉惨不忍睹。
康熙帝共有多少后妃，史学家没有给出统一的说法。《康熙全传》记载，康熙帝后妃中贵人以上者有49人，册封在册的后妃有67人，而那些身份低微的答应、常在等据说共有200余人。
虽然滥情，但康熙帝对他的妃子们还是有真情的。康熙外出期间，经常写信或把土特产等派人送回宫中，甚至会写信给深居宫中的嫔妃们，讲一些途中趣事，解解她们的闷气。康熙帝为他的后妃们做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在晚年为自己身后嫔妃们的生活进行了安排。他下令，有儿子的嫔妃，年老后到儿子的府邸居住，这一安排打破了皇帝驾崩后后妃独居宫中到死的定例。
康熙去世之前，他的两位皇后已经安葬在景陵地宫。康熙帝安葬之后，他的嫔妃们也就陆陆续续的安葬过来。于是，一座帝陵就安葬了如此众多的嫔妃。
揭开杨贵妃死亡悬案：她是否去了日本
杨贵妃是我国家喻户晓的一位绝代佳人，也是我国古代四大美人之一，她的名字叫杨玉环，蒲州永乐（今山西省永济）人，蜀州司户杨玄琰的女儿。杨玉环姿质丰艳，善于歌舞，通音律，有“羞花”之貌，传说杨玉环在御花园观赏牡丹时，百花失色，羞愧不及玉环美貌，遂闭上花瓣。“羞花”一词由此而来。734年（唐玄宗开元二十二年），她被纳为唐玄宗第十八子寿王李瑁的王妃，这时的杨贵妃只有16岁，李瑁也年约16岁。737年，唐玄宗宠爱的武惠妃死后，后宫数千宫娥，无一能使玄宗满意。高力士为了讨唐玄宗的欢心，向唐玄宗推荐了寿王妃杨玉环。745年，唐玄宗册封杨氏为贵妃，“父夺子妻”，成为唐朝宫闱的一大怪闻。755年，安史之乱发生后，唐玄宗仓皇逃出长安。第二年，队伍途经马嵬驿的时候，军队哗变，逼唐玄宗诛杀杨国忠和杨玉环。万般无奈之下，唐玄宗赐杨贵妃自尽，时年杨玉环只有38岁。白居易的《长恨歌》，就是叙述唐玄宗与杨贵妃的悲剧故事。
杨贵妃自杀于马嵬驿的说法，是正史的记载。如唐人李肇在其《国史补》中说：“玄宗幸蜀，至马嵬驿，命高力士缢贵妃于佛堂前梨树下，马嵬店媪收得锦靿一只，相传过客每一借玩，必须百钱，前后获利极多，媪因至富”。意思是杨贵妃死于马嵬驿的一座佛堂梨树下，在搬尸时，杨贵妃脚上的一只鞋子失落，导致一位老太婆借此大发其财。对于这一历史事件，《旧唐书》、《新唐书》的记录李肇的上述记载大同小异。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所引杨贵妃被缢的史料更为详细：当哗变的军士杀了杨国忠后，护驾的六军将士仍不肯继续前进，唐玄宗亲自下令，也无效。唐玄宗要高力士问军中主帅陈玄礼是什么缘故？陈玄礼回答说：“国忠谋反，贵妃不宜供奉，愿陛下割恩正法”。唐辫宗听后，最初不肯割爱，倚仗倾首而立。久之，京兆司录韦却前言曰‘今众怒难犯，安危在晷刻，愿陛下速决！’而唐玄宗却说：贵妃常居深宫，安知国忠反谋？这时连高力士也一反常态，对玄宗说：贵妃诚无罪，然将士已杀国忠，而贵妃在陛下左右，岂敢自安！愿陛下审视之，将士安则陛下安矣。“玄宗经高力士劝说，”乃命力士引贵妃于佛堂，缢杀之。“这样才使六军将士”始整部伍为行计（《唐记》三十四）。
不仅正史这样记载，一些诗词歌赋、稗官野史和戏剧传奇也认可和采用这种说法。如：元和元年（806年）冬，白居易任盩厔县尉，他的好友陈鸿和王质也寓居该县。一天，他们游览仙游寺，谈到唐玄宗与杨贵妃的爱情悲剧，异常感慨，王质建议白居易以此为题写诗，白居易写了脍炙人口的《长恨歌》，陈鸿写了《长恨歌传》。陈鸿是位史学家，在写杨贵妃缢于马嵬驿一节时他是这样记叙道：杨国忠处后，“左右之意未决。上问之，当时敢言者，请以贵妃塞天下怨。上知不免，而不忍见其死，仅袂掩面，使牵之而云，仓皇展转，竟就死于尺组之下”。
虽然如此，也有一些人认为，杨贵妃不是自缢而死，而是死于乱军之中。此说主要见于一些唐诗中的描述。杜甫于至德二年（公元757年）在安禄山占据的长安，作《哀江头》一首，其中有“明眸皓齿今何在，血污游魂归不得”之句，暗示杨贵妃不是被缢死于马嵬驿，因为缢死是不会见血的。李益所作七绝《过马嵬》和七律《过马嵬二首》中有“托君休洗莲花血”和“太真血染马蹄尽”等诗句，也反映了杨贵妃为乱军所杀，死于兵刃之下的情景。杜牧《华清宫三十韵》的“喧呼马嵬血，零落羽林枪”；张佑《华清宫和社舍人》的“血埋妃子艳”；温庭筠《马嵬驿》的“返魂无验表烟灭，埋血空生碧草愁”等诗句，也都认为杨贵妃血溅马嵬驿，并非被缢而死。
除此之外，也杨贵妃是吞金而死的说法。比如刘禹锡曾写过《马嵬行》一诗。他在诗中这样写道：“绿野扶风道，黄尘马嵬行，路边杨贵人，坟高三四尺。乃问里中儿，皆言幸蜀时，军家诛佞幸，天子舍妖姬。群吏伏门屏，贵人牵帝衣，低回转美目，风日为天晖。贵人饮金屑，攸忽舜英暮，平生服杏丹，颜色真如故。”从这首诗来看，杨贵妃是吞金而死的。陈寅恪先生曾对这种说法颇感稀奇，并在《元白诗笺证稿》中作了考证。然而，陈寅恪并不排除杨贵妃在被缢死之前，也有可能吞过金。
不仅如此，有些人甚至认为杨贵妃没有自杀，而是被调包计所救后逃跑了。而且，早在唐代就有这种传闻。
一些人认为，杨贵妃并未死于马嵬驿，而是流落于民间，当了女道士。这种说法，在当时就已经有了。如白居易《长恨歌》中记载：“无旋地转回龙馭，到此踌躇不能去。马嵬坡下泥土中，不见玉颜空死处。”说的是平叛后玄宗由蜀返长安，途经杨贵妃缢死处，踌躇不前，舍不得离开，但在马嵬坡的泥土中已见不到她的尸骨。后来又差方士寻找，“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白居易在这里暗示贵妃既未仙去，也未命归黄泉仍在人间。时至近代，俞平伯先生在《论诗词曲杂著》中对白居易的《长恨歌》和陈鸿的《长恨歌传》作了考证。他认为白居易的《长恨歌》、陈鸿的《长恨歌传》之本意，盖另有所长。如果以“长恨”为篇名，写至马嵬驿已足够了，何必还要在后面假设临邛道士和玉妃太真呢？俞先生认为，杨贵妃并未死于马嵬驿。当时六军哗变，贵妃被劫，钗钿委地，诗中明言唐玄宗“救不得”，所以正史所载的赐死之诏旨，当时决不会有。陈鸿的《长恨歌传》所言“使人牵之而去”，是说杨贵妃被使者牵去藏匿远地了。白居易《长恨歌》说唐玄宗回銮后要为杨贵妃改葬，结果是“马嵬坡下泥中土，不见玉颜空死处”，连尸骨都找不到，这就更证实贵妃未死于马嵬驿。值得注意的是，陈鸿作《长恨歌传》时，唯恐后人不明，特为点出：“世所知者有《玄宗本纪》在。”而“世所不闻”者，今传有《长恨歌》，这分明暗示杨贵妃并未死。
关于杨贵妃的下落，在日本也有种种说法。有一种说法是，死者是替身，杨贵妃则逃往日本的山口县大津郡油谷町久津。替身是个侍女，军中主帅陈玄礼爱怜贵妃貌美，不忍杀之，于是与高力士密谋，以侍女代替，高力士用车运来贵妃尸体，查验尸体的便是陈玄礼，因而使此计成功。而杨贵妃则由陈玄礼的亲信护送南逃，大约在今上海附近扬帆出海，到了日本油谷町久津。1963年有一位日本姑娘向电视观众展示了自己的一本家谱，说她就是杨贵妃的后人。日本著名影星山口百惠，也自称是杨贵妃的后裔。
据说，唐玄宗平定安史之乱之后，曾派方士出海寻找。在久津找到杨贵妃后，方士还将唐玄宗所赠的二尊佛像交给了她，杨贵妃则赠玉簪作为答礼。这二尊佛像现在还供奉在日本的久津院内，杨贵妃最终死于日本，葬在久津的院内。至今当地还保有相传为杨贵妃墓的一座五轮塔。五轮塔是建在杨贵妃墓上的五座石塔。杨贵妃墓前有二块木板，一块是关于五轮塔的说明，一块是关于杨贵妃的说明，上面写着：“充满谜和浪漫色彩的杨贵妃之墓——关于唐六代玄宗皇帝爱妾杨贵妃的传说。”
甚至有一种离奇的说法认为杨贵妃并没有去日本，而是远走美洲。台湾学者魏聚贤在《中国人发现美洲》一书声称，他考证出杨贵妃并未死于马嵬驿，而是被人带往遥远的美洲。
民间传说杨贵妃死而复生，这反映了人们对她的同情与怀念。然而实际上，杨贵妃极有可能死于马嵬驿。《高力士外传》认为，杨贵妃的死，是由于“一时连坐”的缘故。换言之，六军将士憎恨杨国忠，也把杨贵妃牵连进去了。这是高力土的观点。因为《外传》是根据他的口述而编写的，而且从马嵬驿事变的形势来看，杨贵妃不死，唐玄宗也是很难交待的。杨贵妃自缢之后，尸体由佛堂运至驿站，置于庭院。唐玄宗还召陈玄礼等将士进来验看。杨贵妃死在马嵬驿，旧、新《唐书》与《通鉴》等史籍记载明确，唐人笔记杂史如《高力士外传》、《唐国史补》、《明皇杂录》、《安禄山事迹》等也是如此。
应该说，杨贵妃缢杀于马嵬驿，史料是比较翔实的，且已得到公认。但是，杨贵妃出逃当女道士和亡命日本的说法，也言之成理，证之有据，不能轻易地否定。这一切都有待于新的史料发掘来为我们解开这个谜团。
明宫骇人的杀害后妃谋害皇嗣秘闻
裕妃之死，亦见《明史纪事本末》及《甲申朝事小记》，所记皆同。在此以后，又有李成妃被祸，但幸而未死。
成妃被祸，起于为慧妃乞怜。慧妃姓范，替熹宗生过一个儿子——熹宗三子皆不育，慧妃生的是皇次子慈然，慈然夭折，慧妃失宠。一夜李成妃侍寝，在枕上为慧妃讲好话。此时熹宗左右，莫非客、魏的耳目，第二天去打了“小报告”，客氏大怒，照对待裕妃的办法，矫旨革封，幽于别宫，绝其饮食。成妃有裕妃的前车之鉴，“预藏食物于檐瓦间”，经过半个月不死，客氏的淫威少杀，斥成妃为宫人，迁住大内西北的“乾西王所”。
当时宫中最骇人听闻的一事，是客、魏陷害皇后，《明史·后妃传》：
熹宗懿安皇后张氏，祥符人，父国纪，以女贵，封太康伯。天启元年四月，册为皇后。性严正，数于帝前言客氏、魏忠贤过失。尝召客氏至，欲绳以法。客、魏交恨，遂诬后非国纪女，几惑帝听。三年，后有娠，客、魏尽逐宫人异己者，而以其私人承奉，竟损元子。帝尝至后宫，后方读书，帝问何书，对曰：“《赵高传》也。”帝默然……
按：此当是张后读《史记》，仅从这一点来看，可知是个了不起的皇后，关于她的戏剧化的结局，将以别篇记之，这里只谈“诬后非国纪女”及“损元子”。
谈到客、魏所以能把熹宗包围得密不通风，为所欲为，必须先谈一谈当时帝后的住处。清朝的皇帝，自康、雍以后，很少住乾清宫，皇后则除大婚以坤宁宫东暖阁为洞房以外，平时绝不住在那里。明朝不同，依照传统规矩，帝、后分住乾、坤两宫，此两宫各有配殿，寝兴之所就在配殿内。
乾清宫的配殿，在明朝万历以前，东为弘德殿，西为雝肃殿。万历十一年改雝肃殿为弘德殿，改名的原因不详，照我的猜想，大概由于张居正曾上《雝肃殿箴》，而此时正是张居正死后“夺官”之时，神宗讨厌张居正的“箴”言，连带也就讨厌雝肃殿这个名字，把东殿“弘德”一名挪了过来，原来的弘德殿则改名为昭仁殿。
沈虽去，内阁中又来了两名阉党，一个叫顾秉谦，一个叫魏广微，其时在天启三年正月。从此时开始，魏忠贤的恶势力已很难制，所以在天启三年这一年中，客、魏做了许多坏事。
先谈第一件，《明史纪事本末·魏忠贤乱政》篇：
光宗选侍赵氏与客、魏不协，矫旨赐死，选侍尽出光宗所赐珍玩列于庭，再拜投缳而绝。
光宗的选侍早已都打入仁寿殿“养老”，在凄凉寂寞的永巷中，过着为人遗忘了的日子，何致与客、魏不协？《明史纪事本末》的这段记载不是采访不实，就是有意为熹宗讳。我现在把他的真相揭发出来。
先看《明史·后妃传》：
选侍赵氏者，光宗时未有封号。熹宗即位，忠贤、客氏恶之，矫赐自尽。选侍以光宗赐物列案上，西向礼佛，痛哭自经死。
十九、裕妃为客、魏幽禁而死《明史纪事本末》与《明史·后妃传》所记的事实相同，唯一的差异是赵氏的封号，依《后妃传》载，在“光宗时未有封号”，则“选侍”系熹宗所封，如是便又产生有两个疑问：
第一，嗣君封先帝所眷的宫人，不外三种原因，一种是普遍加恩，如明初诸帝对殉葬先帝的宫女往往追封为妃，荫其亲属；一种是虽为先帝所眷，而以某项特殊原因，先帝在日未能加封，此时仰体亲心，特予封赠；再一种是于己有恩，以封号为报答。但不论哪一种，传中一定可以看得出原因；只有熹宗封赵选侍的原因不明。
第二，《后妃传》说赵选侍有“光宗赐物”，《纪事本末》则更指明此“赐物”为“珍玩”；果如所言，则赵氏亦为光宗所宠，何以未有封号？
这两个疑问，要看杨涟在天启四年六月奏劾魏忠贤二十四款大罪的原疏才可以找到蛛丝马迹，其“大罪八”：
传闻宫中有一旧贵人，以德性贞静，荷上宠注，忠贤恐其露己骄横，托言急病，置之死地。
两相参看，可知这个“旧贵人”就是赵选侍，而“赐物”非光宗所赐，实为熹宗所赐。客氏“恶之”，当然有吃醋的成分在内。“宠注”先帝所曾幸的宫人自为失德，《明史》于此以隐笔为之讳，说“光宗时未有封号”，却又不明言为熹宗所封，更不提她因何得封，无文字处有文字；而所谓“西向礼佛，痛哭”，则是曲笔，因赵氏以先帝选侍的身份，则必居仁寿殿，其地在故宫东面，即今寿宫原址，所以“西向”者，是遥叩乾清宫帝座。礼佛固可以西向，但不必陈设御赐珍物；陈“赐物”而叩别，是谢皇恩，历朝宫嫔受雨露之恩而临死不得一见君王的，往往有此举动。但此“物”如为先帝所“赐”，谢恩为谢先帝的恩，则当北向，不当西向。
客、魏第二件坏事是杀裕妃张氏，《明史·后妃传》：
裕妃张氏，熹宗妃也，性直烈，客、魏责其异己，幽于别宫，绝其饮食。天雨，妃匍匐饮檐溜而死。
按：裕妃其时有孕在身，因为有孕，方得封为妃子，而客氏务绝皇嗣，所以裕妃一怀孕，性命就难保了。
裕妃之死，亦见《明史纪事本末》及《甲申朝事小记》，所记皆同。在此以后，又有李成妃被祸，但幸而未死。
成妃被祸，起于为慧妃乞怜。慧妃姓范，替熹宗生过一个儿子——熹宗三子皆不育，慧妃生的是皇次子慈然，慈然夭折，慧妃失宠。一夜李成妃侍寝，在枕上为慧妃讲好话。此时熹宗左右，莫非客、魏的耳目，第二天去打了“小报告”，客氏大怒，照对待裕妃的办法，矫旨革封，幽于别宫，绝其饮食。成妃有裕妃的前车之鉴，“预藏食物于檐瓦间”，经过半个月不死，客氏的淫威少杀，斥成妃为宫人，迁住大内西北的“乾西王所”。
当时宫中最骇人听闻的一事，是客、魏陷害皇后，《明史·后妃传》：
熹宗懿安皇后张氏，祥符人，父国纪，以女贵，封太康伯。天启元年四月，册为皇后。性严正，数于帝前言客氏、魏忠贤过失。尝召客氏至，欲绳以法。客、魏交恨，遂诬后非国纪女，几惑帝听。三年，后有娠，客、魏尽逐宫人异己者，而以其私人承奉，竟损元子。帝尝至后宫，后方读书，帝问何书，对曰：“《赵高传》也。”帝默然……
按：此当是张后读《史记》，仅从这一点来看，可知是个了不起的皇后，关于她的戏剧化的结局，将以别篇记之，这里只谈“诬后非国纪女”及“损元子”。
谈到客、魏所以能把熹宗包围得密不通风，为所欲为，必须先谈一谈当时帝后的住处。清朝的皇帝，自康、雍以后，很少住乾清宫，皇后则除大婚以坤宁宫东暖阁为洞房以外，平时绝不住在那里。明朝不同，依照传统规矩，帝、后分住乾、坤两宫，此两宫各有配殿，寝兴之所就在配殿内。
乾清宫的配殿，在明朝万历以前，东为弘德殿，西为雝肃殿。万历十一年改雝肃殿为弘德殿，改名的原因不详，照我的猜想，大概由于张居正曾上《雝肃殿箴》，而此时正是张居正死后“夺官”之时，神宗讨厌张居正的“箴”言，连带也就讨厌雝肃殿这个名字，把东殿“弘德”一名挪了过来，原来的弘德殿则改名为昭仁殿。
由于明朝对外朝、内廷的区分很严，同时也不像清朝那样，军机大臣、南书房翰林、上书房的师傅都是“内廷行走”的差使，三品以上的大臣更有“赐吃肉”、“赐入座听戏”的恩典，得以深入禁闼，瞻仰九重，因此所记禁宫情形，多不甚清晰，大致凡说皇帝住乾清宫东暖阁、西暖阁云云者，都是昭仁殿、弘德殿之误。
万、泰、天、崇四朝，万历、天启住弘德殿，泰昌、崇祯住昭仁殿。如万历曾召见辅臣于弘德殿；崇祯殉国前，手刃公主于昭仁殿，凡此都是信而有证的。所以会这样东、西交替着住，因为大行皇帝原住之处要停柩供灵——灵堂称为“几筵”，如是，光宗的几筵设于原住的昭仁殿，则熹宗自然只能住弘德殿了。
坤宁宫在乾清宫北面，也有两座配殿，但无专门名称，只叫做“东暖殿”、“西暖殿”。皇后随皇帝行动，熹宗既住弘德殿，则张后一定住“西暖殿”。两殿遥遥相对，往来甚便。
在乾、清两宫之间，有座“交泰殿”，渗金圆顶，规制与中和殿相同。交泰殿两翼有屋，“奉圣夫人”的“直房”就在交泰殿西庑屋内，地处弘德殿与坤宁宫西暖殿之间，正是一个最扼要的监视位置。
既有所谓“奉圣夫人直房”，则客氏日常亦有公事要办，她的公事，就是管理宫女。明朝宫内，除太监有二十四衙门以外，另有女官的编制，共分六局，每局四司，永乐以后，名存实亡，只剩下“司宝”等四史，而御宝、御玺藏交泰殿，此为客氏所以在交泰殿旁有“直房”的由来。而其“职守”，实在是无所不管，管理宫女仅其小焉者也的一端而已。
皇后怀孕生子则为嫡子，也就是所谓“元子”。历来皇朝都重嫡子，而以明朝尤甚，成祖为了夺位，甚至讳言他的外国血统，冒充马皇后所生。因此，客氏在“务绝皇嗣”的阴谋之下，张后即使与客、魏无忤，她的“元子”也是保不住的。
客氏所用的“损元子”的手法，是使张后流产。明朝宫中既有假太监，则宫女必有私生子，自有一套处理的方法。
这一套方法从史书上去研究，可以了解其大略，原则上是尽快使其流产；真的把孩子生了下来，就是哺养，亦非太难。但不论如何处置，万变不离其宗的一个原则是：团结以保密。
明朝宫女、太监在这方面的“团结互助”，我可以举明孝宗的出生为例。孝宗的父亲宪宗，年号“成化”，他受万贵妃的控制，较之客氏控制熹宗有过之无不及，所不同者，客氏与魏忠贤勾结甚密，而万贵妃比较孤立，如是始有孝宗。《明史·后妃传》：
孝穆纪太后，孝宗生母也，贺县人，本蛮土官女，成化中征蛮，俘入掖庭，授“女史”，警敏通文字，命守内藏。时万贵妃专宠而妒，后宫有娠者，皆治使堕。
按：“皆治使堕”者，无不治亦无不堕。这当然不能请教太医院，然则明宫精于此术，并视此不足为奇，都可以从此四字中想像得之。
帝偶行内藏，应对称旨，悦幸之，遂有身。万贵妃知而恚甚，令婢钩治之。婢谬报曰：“病痞。”乃谪居安乐堂。久之，生孝宗，使门监程敏溺焉。敏惊曰：“上未有子，奈何弃之？”稍哺粉饵饴蜜，藏之他室。贵妃日伺无所得，至五六岁未敢剪胎发。
按：程敏为金门人，《金门县志》有传。其后程敏泄此事于帝，孝宗得立为太子。“万贵妃日夜怨泣，曰：‘群小欺我！’”请试想，以万贵妃的势力，竟“日伺无所得”，则太监、宫女联合一致，何事不可瞒？以孝宗养至五六岁尚不为人所知，亦可想见宫中必有类似之事；如到十岁开外，则不妨冒充自外选入的小太监，就此在宫内当差。大和尚生小和尚，大太监生小太监，都未必无其事。
至于宫中堕胎，不外用药物与手术，宫中的御药房，各种稀奇古怪的药都有，要配成一副堕胎药，不必外求。张妃的“损元子”，意料中必暗进堕胎药；而堕胎的手术，则有相当明确的记载。见于《甲申朝事小记》：
客氏以乳母擅宠，不容后有子……张后有孕，暗嘱宫人于捻背时重捻腰问，孕坠。
第二章 帝王秘闻
为什么40万人都挖不动武则天墓？
如果问世界上那个皇帝的陵墓最难挖，那么毫无疑问是武则天的“万年寿域”——乾陵。她的陵墓被冷兵器时代的刀剑劈过，被热兵器时代的机枪、大炮轰过，1200多年之中，有名有姓的盗乾陵者就有17人之多，其中规模最大的一次出动人数40万之多，乾陵所在的梁山几乎被挖走了一半。然而时至今日，乾陵依然不抛弃、不放弃，像许三多一样恪尽职守地保护着主人武则天和丈夫李治的遗体。我们不禁要问，汉武帝的茂陵被搬空了，唐太宗的昭陵被扫荡了，康熙大帝连骨头都凑不齐了，为什么单单武则天的乾陵可以独善其身？
这事得从乾陵的修建说起。乾陵位于陕西省乾县城北6公里的梁山上，距古城西安76公里，修建于公元684年，历经23年时间，工程才基本完工。梁山是一座自然形成的石灰岩质的山峰，三峰耸立，北峰最高，海拔1047.3米，南二峰较低，东西对峙，当时群众称为奶头山。“从乾陵东边西望，梁山就像一位女性的躯体仰卧大地，北峰为头，南二峰为胸，人们常说它是女皇武则天的绝妙象征。唐时的堪舆家（风水先生）认为，梁山大有利于女主。所以女皇武则天便把梁山选为其夫唐高宗和自己百年后的万年寿域”。唐高宗病逝后，武则天昭令当时朝野闻名的大术士袁天罡和李淳风，要他们为皇上选址风水宝地。二人分别遍游九州，回来后交旨都说选在了好畤县（今乾县）的梁山上。武则天便便派使臣去察看，到了梁山顶，袁天罡说他在这里埋下一枚铜钱，李淳风说他在这里订下一枚铁钉。刨开土，李的铁钉正好扎在袁所埋的铜方孔中，在场的人无不拍手惊奇。于是，武则天便把陵址选在了梁山，即现在的乾陵。单从风水来说，乾陵就超过了唐朝所有帝陵。
乾陵修建的时候，正值盛唐，国力充盈，陵园规模宏大，建筑雄伟富丽，堪称历代诸皇陵之冠。“唐初，太宗李世民汲取从古至今，没有不亡之国，亦无不掘之墓的历史教训，从他与长孙皇后的昭陵起，开创了因山为陵”“的葬制，由当时著名的艺术大师阎立德、阎立本兄弟主持设计，陵墓由建筑群与雕刻群相结合，参差布置于有龙盘凤翥”“之势的山峦之上。唐高宗与武则天的乾陵，发展、完善了昭陵的形制，陵园仿唐都长安城的格局营建，分为皇城、宫城和外郭城，其南北主轴线长达4.9公里。文献记载，乾陵陵园周八十里”，原有城垣两重，内城置四门，东曰青龙门，南曰朱雀门，西曰白虎门，北曰玄武门。经考古工作者勘查得知，陵园内城约为正方形，其南北墙各长1450米，东墙长1582米，西墙长1438米，总面积约230万平方米。城内有献殿、偏房、回廊、阙楼、狄仁杰等60朝臣像祠堂、下宫等辉煌建筑群多处。至于里面的宝贝，经过多年的探测考察，一位文物工作者推算最少有五百吨！在前后通道的两侧，又各有四间石洞，洞里装满了盛唐时最值钱的宝贝。在通向金刚墙的近百米过道两旁，摆满了各种金银祭器。而最让世人感兴趣的就是那件顶尖级国宝——《兰亭序》。史书记载，《兰亭序》在李世民遗诏里说是要枕在他脑袋下边。那就是说，这件宝贝应该在昭陵，而不在乾陵。可是，五代耀州刺史温韬把昭陵盗了，但在他写的出土宝物清单上，却并没有《兰亭序》，那么十有八九《兰亭序》就藏在乾陵里面。乾陵一带的民间传闻中，早就有《兰亭序》陪葬武则天一说。
如此丰厚的宝藏使得乾陵像花粉一样吸引着职业盗墓者、封疆大吏、土匪、军阀，甚至是农民起义军，纷纷抄着铁锹、锄头前来刨上几下。从武则天躺进乾陵的一刻，梁山就没消停过。第一个光顾乾陵的是唐末造反大军领袖黄巢，历代所有的农民起义军领袖中，他的反动程度仅次于明末的张献忠。这位盐贩子率领60万大军攻进长安后，先是痛痛快快地烧杀抢掠一番，待土匪瘾过足了，他突然发现自己无事可干了（其实当时的唐朝皇帝正纠集力量准备反击呢）。这时，有人告诉了他一件事，在梁山西侧黄土地下埋藏着大量碎石。这个消息就是在暗示黄巢，唐陵中最富有的乾陵的入口很可能就在梁山的西侧，那些碎石大概就是修筑完乾陵后剩余的原料。黄巢大喜，立即调出40万士兵，跑到梁山西侧开始挖掘。这些人都是农民出身，对铁铲铁锹的运用熟练得很，不久，就把半座梁山铲平了，以此留下了40米深的黄巢沟。但是，乾陵就像是根本没有入口一样，后来，唐王朝军队集结向长安发起反攻，黄巢这才心不甘情不愿地空手而逃。这位自称是书生的黄巢愚蠢之极，他根本知道乾陵是坐北朝南的。唐朝皇帝故意将修建产生的碎石埋在离墓道口300多米远的地方。也就是说，他挖错了方向，由此可见，没文化的人千万不能成暴发户，因为钱也好，兵也好，在他们手里不是造福一方的资源，而是劳民伤财、祸害天下的毒药。
向乾陵伸出罪恶之手的第二个人是五代的耀州节度使温韬，此人似乎生下来就是给李唐王朝的皇帝陵墓找麻烦的。在乾陵之前已经挖掘了17座唐皇陵，只剩下乾陵。但他的理想在此破灭。和黄巢一样，他也兴数万人马在光天化日之下挖掘乾陵，不料三次上山均遭风雨大作，人马一撤，天气立即转晴，温韬实在想不明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但他还是没有再继续挖下去，遂此绝了念头。乾陵至此逃过第二劫。
最危险的是第三次，这次出动的不是40万大军，而是一个现代化整编师，盗墓的工具也不再是锄头、铁锹，而是开山劈石如切菜的机枪大炮。主谋就是民国时期的国民党将军孙连仲。他带领部下，学着孙殿英炸慈禧和乾隆墓的样子，在梁山上埋锅造饭安下营寨，用军事演习作幌子，黑色炸药炸开墓道三层竖立石条，正准备进入时，突然冒出一股浓烟，盘旋而上，成为龙卷风，顿时天昏地暗，走石飞沙，七个山西籍士兵首当其冲，立即吐血身亡，其他人哪里还敢再向前，发一声喊跑了出来。据说，孙将军的一个团生还者寥寥。当地人流传因武则天是山西人，他最恨老家的人来掘她的墓，所以那七个山西兵必死无疑。就这样，乾陵终于躲过最后一劫。
到了建国后，一次偶然的机会，几个农民发现了乾陵的墓道。1960年，陕西省成立了乾陵发掘委员会，并于4月3日开始发掘乾陵地宫墓道。发掘显示：乾陵地宫墓道在梁山主峰东南半山腰部，由堑壕和石洞两部分组成。堑壕深17米，全部用长1.25米，宽0.4至0.6米的石条填塞。墓道呈斜坡形，全长63.1米，南宽北窄，平均宽3.9米。石条由南往北顺坡层叠扣砌，共39层，平面裸露410块，39层约用石条8000块。石条之间用燕尾形细腰铁栓板拉固，上下之间凿洞用铁棍贯穿，以熔化锡铁汁灌注，与石条熔为一体。挖掘情况与《旧唐书·严善思传》乾陵玄阙，其门以石闭塞，其石缝隙，铸铁以固其中的记载相同。另外，考古工作者在陵山周围也没有找到盗洞和被扰乱的痕迹，从而证明乾陵是目前唯一未被盗掘的唐代帝王陵墓。
武则天是一个善于用时间打败一切的人。她14岁入宫，先是用18年时间当上了皇后，然后又用35年时间当上了皇帝，死后又用1200年时间证明了自己陵墓的坚固以及其魅力的不朽。就连郭沫若先生去世前，都还念念不忘中央批准发掘乾陵。可以说武则天是生前征服了天下，死后征服了历史。
古代的日本女人为何以献身给中国男人为荣？
日本历史上就是一个野心十足又很狂妄的民族，时常进行“人种改良”计划以图不断进取，独霸天下。据说，二战战败后，日本人就实行“人种改良”计划。
首先，由日本天皇裕仁密令军部：筛选出受过良好教育且品貌端庄的女子组成借种部队对外称“劳军”奉与美国大兵，有目的的寻找美军中的“良种”做情人。
意大利剧作家普契尼创作的歌剧《蝴蝶夫人》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女主人公乔乔桑是一位日本美丽的女子，她与美国海军军官平克尔顿结婚后却空守闺房，最后等来的却是被美国人的遗弃，乔乔桑不得不以自杀的方式来了结这段向美国人借种的尘缘。
古代的日本女人为何以献身中国男人为荣？
日本历史上就是一个野心十足又很狂妄的民族，时常进行“人种改良”计划以图不断进取，独霸天下。据说，二战战败后，日本人就实行“人种改良”计划。
首先，由日本天皇裕仁密令军部：筛选出受过良好教育且品貌端庄的女子组成借种部队对外称“劳军”奉与美国大兵，有目的的寻找美军中的“良种”做情人。
意大利剧作家普契尼创作的歌剧《蝴蝶夫人》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女主人公乔乔桑是一位日本美丽的女子，她与美国海军军官平克尔顿结婚后却空守闺房，最后等来的却是被美国人的遗弃，乔乔桑不得不以自杀的方式来了结这段向美国人借种的尘缘。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日本自认为“人种改良”计划圆满成功，但始料不及的是由于美国属于移民国家，人种复杂，这直接给“大日本帝国”计划造成致命硬伤，就是基因突变！主要体现在人性的缺失方面。最为显著的进化体现在女人的淫贱意识得到极大加强，而男子更多体现为性无能和极度扭曲的心理状态。这种极度扭曲的心理状态，就是所谓的“大日本帝国”心态。因此，联合国转基因研究部门和人口与发展部门曾对日本这一“人种改良”计划提出质疑，并警告说：如此下去，日本人将不人了！
其实，日本的“人种改良”计划并不是现在才有的，而在一千多年前就已经为人们所熟知了。当时，中国正处于北宋时期，日本就开始向中国男人借种了。但是当时不叫借种，而叫“度种”。据宋人笔下的《清波杂志》记载：“倭国（日本）一舟飘泊在（宋）境上，一行凡三、二十人。（日本）妇女悉被发，遇中州（中国）人至，择端丽者以荐寝，名‘度种’”。这段几十个字的记载，说的就是日本妇女来到宋代中国，遇到宋朝端庄美貌的男子便主动献身，目的就是生下后代，来给日本改良人种。
在当时，不仅是日本女人前来宋朝借种，而且北方回鹘的女人也来中原向宋朝男人借种。据北宋徽宗政和年间进士洪皓在《松漠纪闻》中记载：“回鹘自唐末浸微，本朝盛时，有入居秦川为熟户者。女未嫁者先与汉人通，有生数子年近三十始能配其种类。媒妁来议者，父母则曰，吾女尝与某人某人昵，以多为胜，风俗皆然。今亦有目微深而髯不虬者，盖与汉儿通而生也。”
这段历史记载大意是说在宋朝时，回鹘的年轻女子未嫁前有与宋朝汉人先“同居”的传统。回鹘人以此为自豪，在嫁女儿时回鹘的父母们会自豪的宣扬说：“我女儿曾和哪个汉人同居生活过”并以与汉人同居人越多越为光荣。这是回鹘的风俗。所以回鹘的后代有大量的混血儿，他们都是宋代汉人的后代。
那么，为什么日本和回鹘如此看好北宋时期的中国男人？为什么日本和回鹘的女人以献身中国男人为荣？这还要从当时北宋的经济发展、文明程度和国际地位说起。
北宋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强盛的、繁荣的王朝。它于公元960年由宋太祖赵匡胤建立，到公元1127年政权南迁的这段时间，被称为北宋，定都汴梁。北宋王朝的建立，结束了自唐末而形成的四分五裂的的局面，使中国又归于统一。统一的中国促进了北宋时期的社会经济的发达，以致处于中国封建王朝的顶峰。北宋社会经济生产总值达到了当时世界的百分之八十。不仅如此，当时北宋无论是经济，还是文化、科技等无不遥遥领先于世界。而北宋的都城汴梁的发展正是北宋王朝经济、文化、科技发展的一个缩影。
北宋的京都汴梁地处中原，背倚黄河，亦称为开封，开封之名源于春秋时期。当时因郑国庄公为向中原扩展，在黄河之南的朱仙镇古城附近修筑储粮仓城，名启封，取“启拓封疆”之意。后也称为儀邑，战国时期称作大梁，西代景帝时，公元前156年，为避汉景帝刘启之讳，将启封更名为开封。
自公元前364年至公元960年的北宋开国时，先后有战国时期的魏，五代的后梁、后晋、后汉、后周五个王朝在此建都，历经千年华梦。北宋开国后，开封已改称称东京汴梁，到了神宗赵顼即位，北宋王朝的国都汴梁已历经五代帝王、长达近百年的辉煌，北宋王朝的都城汴梁已非昔日可比。此时的汴梁城郭相连，绵延逶迤，护城河壕宽水深，各方城门气势磅礴，固若金汤。
人口上百万，富丽甲天下，汴京已成为了一座气势雄伟，规模宏大，富丽堂皇的繁华都城。当时在北宋朝廷的“归我华夏，遵守祖风，留遗汴梁”的思想指导下，一些诸如北辽、西夏、天竺等地的移民迁居汴梁，带来了异彩纷呈的外域风情，使汴梁这座当时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一跃成为了显赫于世的国际性的大都会。
历史上的北宋都城开封，比唐朝都城长安更加繁华，更加开放。“八荒争凑，万国咸通。”“万国舟车会，中天象魏雄。”这是当时北宋王朝开放国门的真实写照。在北宋时期前来中国的异族商人和移民，无论是种族还是数量都远远超过唐朝。唐朝的外国人大都来自亚洲西域，以及阿拉伯、朝鲜、日本等地。而到北宋时期除了这些地方还扩大到非洲、欧洲等地。北宋比唐朝无疑是更加开放的王朝，北宋时期的商业活动、商业氛围无疑比起唐朝高几个档次。
在唐朝的鼎盛时期，前来中国经商的都是以外国人为主，而北宋时期不仅是外国商人走进来，而且中国商人也要走出去。北宋时期的商人比外国商人更加活跃。《中国古代经济简史》就指出：“当时我国的船只已经航行于印度洋各地，包括锡兰、印度次大陆、波斯湾和阿拉伯半岛，甚至达到非洲的索马里。”
著名历史学家漆侠先生曾指出：“在两宋统治的三百年中，我国经济、文化的发展，居于世界的最前列，是当时最为先进、最为文明的国家。”历史教授杨渭生先生也认为：“两宋三百二十年中，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所达到的高度，在中国整个封建社会历史时期内是座顶峰，在世界古代史上亦占领先地位。”
世界著名经济史学家贡德弗兰克也认为：“十一世纪和十二世纪的宋代，中国无疑是世界上经济最先进的地区。自十一世纪和十二世纪的宋代以来，中国的经济在工业化、商业化、货币化和城市化方面远远超过世界其他地方。”
法国著名汉学家谢和耐曾感慨地说：“直至十一、十二世纪以前，中国人并未显示商业上的才干。但打那以后，经商能力便成为中国人最卓越品质之一。”“在社会生活、艺术、娱乐、制度、工艺技术诸领域，中国无疑是当时最先进的国家，它具有一切理由把世界上的其他地方仅仅看作蛮夷之邦。”
连日本宋史学家宫崎市定也认为：“宋代是中国历史上最具魅力的时代。中国文明在开始时期比西亚落后得多，但是以后这种局面逐渐被扭转到了宋代便超越西亚而居于世界最前列。然而由于宋代文明的刺激，欧洲文明向前发展了。”由此可见，两宋时期的文明，尤其是北宋时期的文明就已经深深的影响了整个世界。
因此，北宋时期的中国人每到世界各地必然受到当地人们的热烈欢迎。北宋人到高丽，“是宜高丽人迎绍之日，倾国耸观而欢呼嘉叹也！”北宋人到印尼爪哇、苏门答剌二岛，“中国贾人至者，待以宾馆，饮食丰洁。”……北宋王朝的文明程度远远高于当时世界上的任何国家。北宋王朝在当时蛮夷的异族的眼中就是天国，是伟大的国度。北宋时期的中国人在外国人眼里是最优秀的人群，也是最高贵的人群。所以日本和回鹘的女人以献身中国男人为荣也不足为奇了！
帝王后妃在圆明园的生活究竟有多奢华
皇家在圆明园的起居
中国的皇帝也就是所谓的天子，理当有最大的享乐；在帝制时期的中国，国家和人民都要“供奉一人”，只有统治者自身的意识才能抑制他的感情和欲望。从这一点来看，华丽的圆明园足以匹配大清皇朝至高无上的地位。在雍正皇帝登基之前，圆明园已经有一定的规模了；不过雍正在宜人的环境当中，添加了多座宫室和办公需用的建筑，并设下了“政从园出”的先例。其实，从雍正到咸丰五朝清帝就尽情地享受那超过500英亩（约3036亩），设有几百座殿堂和亭子的风景胜地，以及极其奢华的生活。各帝终于将圆明园作为常居之所，甚至成为他们最重要的居所，每一年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园里度过。曾经亲眼看过紫禁城和圆明园的英国人额尔金毫不迟疑地说：“清帝喜欢圆明园一点也不令人感到奇怪。”
到底皇室在圆明园里过着什么样的日子呢？神秘的面纱直到近年获得清宫档案资料才被揭开。尽管这些资料有其局限，但至少让我们得以抹去历史的尘埃，一窥清帝在圆明园内生活的片段，甚至惊鸿一瞥在壮丽奢华的宫苑高墙背后的一些活动。
在五位清帝当中，乾隆在圆明园花了最长的时间和最多的金钱。他尽可能选择在这座他最喜爱的宫苑里居住，他返回紫禁城通常是出于特定的需要，像在每一个农历新年的第一天执行祭仪和庆典，以及每逢盛夏到热河展开狩猎之旅。就以1775年来说，乾隆留在圆明园的时间共计168天，大约占一年当中43.86%的时间，其他的时间是105天在紫禁城，66天在热河的承德避暑山庄（从8月到10月），44天在孔子的故乡曲阜。此与1752年的规划没有重大的差别，这一年大约有175天留在圆明园里。
即使在离开圆明园的短暂期间里，乾隆也会有想家的念头。在他大量的诗作当中，有一首于1752年狩猎途中完成的诗，就流露出他思念圆明园的心情：
塞搜旋跸皇州，
仙苑澄辰霁景浮。
恰似看山移画帧，
忽因乐水漾棠舟。
枫留红叶宜题句，
菊艳黄花欲挽秋。
乾隆一天的作息
1756年是乾隆在位的第20年。按照惯例，乾隆会在紫禁城里度过农历新年，因为他要在那里履行重要庆典的责任。大约在一个星期之后，他就要返回圆明园。他要离开紫禁城的当天，很早就起来了，头戴本色貂皮缎台冠，身穿酱色宁绸面黑狐袍、貂皮寻常端罩、有栓扮黄线子寻常带，脖子挂上东珠数珠，并着一双白布棉袜和一双青缎羊皮里皂靴。乾隆平常穿戴的饰物和衣着的颜色，大概如此。
乾隆在侍从为他全部着衣完毕之后，就乘坐四人亮轿，经过凤彩门移驾到他日常处理政务的乾清宫。在这座宫殿里，乾隆接见了来自西藏的达赖喇嘛的使者。他在会面之后，来到西暖阁进用早膳，之后就到钦安殿的斗坛拈香磕头。乾隆在完成这些仪式之后，就离开紫禁城前往圆明园。
乾隆是乘坐八人大轿从紫禁城移驾至圆明园。在抵达之后，乾隆和他的侍从穿过二宫门，并在奉三无私殿做短暂的祈祷，之后就继续前往九州上的寝宫歇息。当天接下来的活动就是泛舟至“慈云普护”的佛寺，以表诚心，并驾临“鸿慈永祜”的安佑宫参拜。返回途中往长春仙馆探望他的母后。乾隆回到九州休息之后，就到舍卫城南的同乐园进用晚膳。他用完晚膳之后，就留在秀清村和如意馆，最后才回到“九州清晏”就寝。
到了第二天，也就是农历新年的正月初九，是玉皇大帝的诞辰。乾隆很早就起床到九州清晏去参拜玉皇大帝，那里已经准备好食物等贡品作御祭之用。在用完早膳之后，乾隆就乘坐龙船到十字亭，然后坐上四人抬的轿子，移驾至一个大蒙古包内，在那里接见正在等候的蒙古王子。会面结束之后，乾隆游览万寿山，在佛楼拜佛，然后在同乐园进用晚膳。餐后少坐之后，就前往水岸边等候他的母后驾临。这对母子在九州清晏里，结伴观赏色彩缤纷的花灯表演。节目结束之后，乾隆亲自护送他的母后到水岸边，并目送她离开，然后才回到九州清晏就寝。
到了正月初十，乾隆因为某些事务而必须返回紫禁城处理；不过，他只短暂停留了两天。乾隆在返回圆明园的当天晚上，又到同乐园去进用晚膳。用膳完毕之后，他到“山高水长”去观赏摔跤和烟火，并接待众亲王和大臣。之后，他坐着四人抬的轿子移驾至十字亭，然后泛舟至同乐园，稍进消夜之后就回到寝宫入睡。
乾隆在圆明园内的起居反映出，他常与母后在一起。乾隆的母后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孝圣皇太后（1693—1777），乾隆以事母至孝闻名，在登基之后就把母后安顿在他最喜爱的长春仙馆。他似乎不仅仅作为一个孝子，遵循儒家的道德教训，而且对他的母亲表达出真诚的亲爱和尊敬。他是他母亲唯一的儿子，所以彼此相当亲近。每当乾隆有空闲的时间，就会陪伴她游览圆明园。每当端午节来临，他很少会错过这个节庆，一定会去陪伴他的母后到仙人承露台，观赏九艘龙舟进行的竞赛。而且，他常常会跟她一起用膳，1775年1月的记载显示，乾隆和他的母后几乎每天一起在同乐园的餐厅进用晚膳。
乾隆对他母亲的爱和亲切从未消减。在1777年3月2日，他的母后在“山高水长”观赏花灯表演时，突然病倒；她被送回长春仙馆的寝宫之后不久，就去世了，享年八十五岁。乾隆悲伤不已，不仅给她极为风光的葬礼，并且盖了一座名叫恩母寺的庙宇来纪念她。寺位于“鸿慈永祜”里面，建筑式样跟雍正皇帝为去世的康熙皇帝所盖的庙宇一模一样，这座恩母寺一直到20世纪30年代，仍然屹立在圆明园的废墟之中。
皇家膳食
给皇帝和他的皇族成员准备膳食是一件大事，御膳房就是“负责御膳，处理帝皇的膳食，以及在特别时节准备盛大餐宴”。
清朝皇帝似乎每天有两次主餐，就是早膳跟晚膳，但整天下来不断有各式各样的食品供应。每一顿饭都十分铺张、谨慎和准时地由一大群御膳房的伙头来准备。这些皇家膳食不仅仅是美食，而且极其丰富和多样化。从清代著名学者兼诗人袁枚（1716—1798）所传下来的著名食谱可知，袁枚与他同时代的富人是怎样准备他们的膳食。袁枚引用儒家经典《中庸》里所说的“人莫不饮食也，鲜能知味也”来提倡饮食的乐趣。他有一次在朋友家里尝到一道很好吃的鱼之后，就立即派出他的厨师去学习如何烹调。他的食谱乃集烹饪艺术之大成，从了解材料的属性，到选用作料、掌握火候、使用合适的器皿，以及决定整个饭局的铺排等等，都详细列出，把烹饪艺术发挥得淋漓尽致。圆明园里的膳食在品位和排场上，不可能比袁枚在他随园内的膳食来得逊色，其烹饪的规模，必定是更为铺张，这是不用赘言的。
皇家筵席在儒家教条的规范之下，一顿标准的皇家食单是从120道不同的菜色当中，挑选出26道菜来组成。每一道端给皇帝的菜，事先必须由内务府派出的官员记录下负责烹饪的主厨名字，显然是为了安全起见。圆明园内皇室主餐的规模，一般是24道菜，大约比照在紫禁城里所伺候的规模。事实上，没有一个人有那么大的胃口能在一顿饭里吃掉那么多食物，因此清朝的皇帝，特别是乾隆，通常会特别点一些人的名，将几样菜送去，以示他的恩宠和赏识。另有御厨伺候皇后、太后和其他嫔妃。御膳房会对各种要求，包括大小宴会，在接获通知后马上做好准备。宫廷膳食是奢华的，所代表的不仅是浮华，更重要的是帝王的威严，真正的奢华和精致通常是中国统治者饮食习惯的一部分。餐桌上的奢华包括了陶瓷餐具和金银的器皿，由于它们的数量极为庞大，特别有专人负责处理。有人曾说，“事实上，许多清朝皇帝的饮食颇简单”，跟档案所示相反，从一系列有关皇室菜单的记录可知，皇帝膳食的气派是很大的。
有些盛大的宴会在紫禁城里举行，例如康熙曾经在这里举行过千叟宴。乾隆也于1740年召集包括满洲贵族、大学士和身处高位的汉臣等99人大宴于乾清宫。二十年之后，乾隆为了祝贺他母后的七十岁大寿，在香山举行了一场极尽奢华的盛宴。在1782年完成第一部《四库全书》时，乾隆邀请了所有参与编纂的臣工出席一场豪华的盛宴，并在宴会过后赐给他们礼物。
圆明园里的厨房也能准备盛宴。例如1727年1月19日在园里，由五品太监宫殿监督领侍刘进忠准备一连八天的盛宴，他拟定菜单、安排表演（通常是烟火和摔跤），和确认包括怡亲王、庄亲王、康亲王、果郡王和信郡王在内的宾客名单。
在1757年于同乐园举行的一场庆祝农历年之豪华宴会，宾客包括了皇室宗族、功臣和来自蒙古与西藏的特别访客。这场盛会跟其他众多的宴会一样，安排了余兴节目，像京剧表演和吟诗作对。在1790年，来自朝鲜、琉球和安南（越南）的使节跟其他人一起到北京向乾隆祝贺八十大寿。乾隆在圆明园大开宴席来款待他们，甚至向正使祝酒。之后在中午时分，乾隆为这次盛会作了一些诗，向宾客朗读。这些宾客包括几位正使和他们的副使，都能够用同样的联韵来唱和乾隆的诗。
宫廷宴会是怎样上菜的呢？一位18世纪的俄罗斯外交官在接受乾隆皇帝款待之后，把宴会的进行过程生动地描写下来：
首先拿来一张摆满各式各样水果和蜜饯的整洁小桌几，放置在所有来客的面前。看来这个国家似乎是流行先把甜点水果上桌，至少我在这里所接受的招待就是如此。就这一点而言，跟许多其他事情一样，中国人的行为跟欧洲是完全相反的。在水果之后，其他食物都是以同样的方式端上，放置在宾客前的小桌子上。这些菜色包括了鸡肉、羊肉和猪肉，全都是它们最好的品种；这些菜不是烹煮就是以酱菜一起炸炒，但没有一样是用烤的。皇帝（乾隆）从自己的桌子上给大使送去几盘菜，特别是烹煮的野鸡肉，非常可口。
18世纪末的英国访客，虽然不满意他们“很不舒适的住宿处”，但心情由于“极佳的晚餐”而转为愉快。当他们游览圆明园时，他们在其中一座宫殿里，受到“口味稍重、咸味和其他香味的菜色，配以水果和甜点、牛奶和冰水等便餐”的款待。在这个宴会上，每两个英国宾客就安排一张桌子，乔治·斯丹敦形容，“当所有席位坐满时，桌子就立即摆出来，并展示一场豪华的宴会”。每一张小桌子上像“是盘子和碗叠在一起的金字塔，包括大量的各种美味珍馐和水果”。
在圆明园工作的厨师要伺候的不只是皇帝，还有亲王和大臣们，有文件记载在圆明园里“四位老臣要求我们从二月四日到二十七日侍奉五十五桌宾客”。生活在圆明园里的皇帝、皇族和重臣肯定需要一座大型的宫苑厨房，为他们服务。
在御厨房里有大量的工人，《周礼》规范地分作很多不同的级别。他们包括了膳夫、庖人、内饔、外饔、亨人、甸师、兽人、渔人、人、腊人、食医、疾医、酒正、酒人、浆人、凌人、笾人、醢人、醯人、盐人和幕人。在皇帝的配置之下，御厨房里的伙头总数可能有2332人之多，外加206名有品位的官员监督他们。
整个清朝一直维持如此庞大的厨役队伍来服侍皇帝，没有一朝例外。尽管我们没有关于圆明园厨师的统计人数，但以皇帝长时期居住在园里来看，他们的数目不可能比紫禁城内的人数少。在圆明园厨房里工作的伙头大军维持了一百五十多年奢华与优雅的饮食习惯，应该是毫无疑问的。御厨房的每个月食料所消耗的费用，以1898年9月为例估算，大约是2780.92两白银。根据近人的评估，光是一顿御膳的规模就可以满足100家农户整年的生活所需。
从1725年夏季的记录可以发现，圆明园里有多间冰库用来保存食物，这并不令人惊奇。事实上，在很早以前，紫禁城里的清室宫廷就开始保留五座大型冰库，其中一座保存了9226块冰，而其他四座则各有5000块。28根据《周礼》记载，早在夏商周三代，宫室里就有一支94人的队伍，专门负责有关冰和冰库的处理，以保存食物。根据规定，任何清帝进用的食物都必须是最优质的“贡品”，通常是从全国送来的最好的地方名产。供圆明园消耗的谷物、谷类食品和蔬菜也是来自附近特别指定的耕作农地，而饮用的水同样也是取自附近玉泉山的新鲜泉水。
据我们所知，乾隆皇帝喜欢在圆明园内不同的地点进膳。这就说明园里每一个重要地点，都需有一座御用的厨房和厨师群。乾隆经常在九州的寝宫用晚膳之外，也常在同乐园的餐厅用膳，大概是因为附近有一个大戏台，方便他用膳后的消遣。自11世纪宋代以来，中国精英分子在晚宴后享乐，成为一种习惯。
根据圆明园资料中的《膳底档》，我们得知乾隆在1784年的农历新年正月十一日于同乐园进晚膳时，在他的餐厅里，使用了一张饰以花卉图案的漆桌。这顿讲究的晚膳菜肴包括酒炖鸭子热锅一品、肥鸡油煸白菜热锅一品、燕窝红白鸭子南鲜热锅一品、燕窝肥鸡丝一品、鸭腰口蘑锅烧鸭子一品、冬笋爆炒鸡一品、摊鸡蛋一品、蒸肥鸡鹿尾攒盘一品、百果鸭子攒盘一品、象眼小馒头一品、鸭子馅提折包子一品、鸡肉馅烫面饺子一品，以及银葵花盒小菜一品。除此之外，还有四盘用银碟盛的细切黄瓜、酱菜之类；咸肉一品；野鸡瓜一品；粳米干膳，和鸡丝燕窝汤。在这顿极其丰盛的晚膳之后，晚上还有一顿夜宵。这顿夜宵有燕窝红白鸭子三鲜汤一品、燕窝炒鸭丝一品、燕窝冬笋锅烧鸡一品、熏鸡咸肉一品、香蕈鸡一品和溜鸭腰一品。
宫廷菜单里有很多以燕窝为材料的菜肴，乃由于中国人认为燕窝是少有的珍馐。根据清代学者袁枚的说法，燕窝是非常罕有而珍贵的食品，即使富有之家也无法经常食用。烹调燕窝的最好方法，就是在烧煮之前，先用清水泡浸大约两盎司（约57克）的燕窝，然后跟金华火腿和鲜菌一起放在嫩鸡汤里煮，直到燕窝本身煮透为止。这道菜没有油脂，所以滋味既软和又清淡。皇帝经常服用这种珍馐补身，很可能基于美味。现代的学者可以确定，燕窝的胶结物富有蛋白质，并含有钙质、铁质和核黄素。
从前文提到的宫廷饮食菜单里，最引人注意的还有以鸡鸭入菜的次数，多于猪、牛、羊或海鲜。作为调味和作料，没有比酱油、油、盐、醋、玉桂、姜和胡椒使用得更多。不管这是不是所有清朝皇帝的标准菜单，或者可能只是反映乾隆个人的口味，后者似乎更接近事实。如果的确如此的话，乾隆的口味在中国烹饪手法里，很明显是比较喜欢北方菜。不过，圆明园里的御厨是完全有能力应付任何来自皇帝的需求。
在1784年农历年正月十二日的一个早上，乾隆在长春园里的淳化轩进早膳。这顿讲究的早膳跟昨天夜里的晚膳一样奢侈，菜单再一次记载了包括多道用切丝、调味、烤鸭和鸡肉来煮燕窝的菜肴，再加上鹿尾、开胃菜、小包子、白糕、肉菇馅包和盛在银盒里的冷盘。桌上另外还有四碟用银盘盛载的切细的蔬菜、咸肉、野鸡瓜、鸭子馅散旦饺子，配上白饭和稀饭，以及水果。除了这些主要菜肴之外，在餐厅里的几张小桌子上，摆放了各种以小麦制成的食品、奶，和几片冷猪肉与羊肉以满足乾隆的胃口。用过这一顿丰盛的早膳之后，乾隆就前往“山高水长”，在一个大型的蒙古包里跟一班喇嘛会面，同时有各种不同的面食伺候。虽然当天没有一顿正式的午膳，但一些简单的食物像面食、水果和茶都充分供应。到了晚上，乾隆返回同乐园用晚膳，菜单跟头一天的晚膳一模一样。
清代的统治者似乎都很节制地饮用适量的葡萄酒和谷物酒，并固定饮用小量的奶。看来布劳岱尔（Fernand Braudel，1902—1985）必须要更正所说的“中国向来刻意地不用奶酪和奶油”的论点。在所有饮料之中，中国人饮用最多的非茶莫属，那是中国的天然饮料。以茶代酒的习惯似乎最早可追溯至三国时代（220—265）。在大清朝的中国，满族与汉人都习惯把茶叶当做珍贵的结婚贺礼。事实上，在紫禁城和圆明园里的每一幢主建筑内都有一间优雅的茶室。重要的皇室成员像皇帝、皇后和皇子，每一个人都有他们自己特定的茶室。皇帝的茶室称为“御茶房”，由两名七品的官员打理，他们负责处理茶叶、茶壶和瓷、金、银的茶杯。茶叶一般会准备在茶壶或茶杯里再加入滚热的水，经常是趁热喝，不加糖或其他添加物；冰茶则是闻所未闻。在圆明园里用来泡茶的清水，只取自附近的玉泉山，那里的水质被视为是最好的。乾隆于1756年南巡的时候，就随身带着这种“纯净”的水。
当1784年的元宵节，也就是正月十五来临时，圆明园一如往昔张灯结彩、放烟火和演“连台戏”。各种不同的丰盛食品用来款待皇室成员、贵宾和一些蒙古亲王。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乾隆很早就起床到“鸿慈永祜”的安佑宫里参拜，在休息时会有甜汤圆侍候着。当日他在同乐园里进用有24道菜的早膳，这些菜肴包括了燕窝鸡丝、烤鸭、片野鸡肉、鹿茸蒸鸭、蒸鸡、烤鹿肉、碎猪肉、蒸菜包、蒸鸡肉汤圆、腊肉和各类蔬菜。有些菜肴是用特别的碗盘来盛载，例如碎猪肉就盛在一个金盘里，烤鸭放在珐琅器上，用银盘盛着腊肉。这顿元宵节的早膳另外还有一个特色，就是供应非常多的小点心和各式各样的糕点，以及多种由后宫嫔妃特别准备的菜肴。
乾隆用完这顿早膳之后，就跟平常一样，来到正大光明殿里的听政厅。与一般日子唯一不同的地方，就是在厅房里有几张桌子上摆放了面点、水果、糕点和甜汤圆；每一样菜肴都盛在白玉盘或精致的瓷碗里。乾隆在他的听政厅里已经没有胃口再吃东西，所以命身边叫做厄禄里的太监，把这些食品作为御赐之物送给亲王、嫔妃和内阁大臣享用。
元宵节的午膳极为奢华，在奉三无私殿的华丽餐厅里，有32道不同的菜肴呈现在紫檀木餐桌上，并摆好特别准备的筷子、瓷匙、玉碗和银碟，以及布和纸制成的餐巾。乾隆在亲王、嫔妃和宠臣等受邀的嘉宾聚集之后才现身，他随着音乐演奏声驾临餐厅。当乾隆就坐御座后，奉上热菜。照例每两个宾客被安排坐在一张桌子上，享用着不断提供的热菜，并配上羹汤、奶茶、美酒、冻肉、蔬菜和甜点。当菜肴一盘接一盘奉上的同时，有柔和的音乐在伴奏。午膳结束之后，乾隆赐给他的宾客一碗特别为元宵节准备的甜汤圆，以表达他的愉快心情和仁爱。
到了元宵节的下午，太监常宁给乾隆奉上一些流质的热食，像燕窝、鸡鸭或羊肉蛋汤和奶茶，此外几张桌子上还摆了葡萄酒和一些酱菜与糕点。日落之后，夜幕低垂，乾隆让他的宾客，包括来自蒙古、西藏和朝鲜等的特别访客到“山高水长”台阶上，让他们在那里观赏烟火，并享用由仆役奉上的果品和汤圆。
这场节庆盛会持续了好几天；不过，原定在一月十七日举行的烟火，因为下雪的关系而被取消，乾隆也就只好留在室内。当晚，乾隆享用了一顿极其丰盛的消夜，包括燕窝烩鸭子一品、豆腐干炒菠菜一品、羊肠羊肚汤一品、燕窝炒鸡丝一品、溜鸭腰一品，和猪骨一品。
嬉戏与娱乐
圆明园作为一个享乐的地方，提供了很多种类的娱乐。其中一个几乎是乾隆一朝最好玩的项目，那就是在园里（通常在同乐园）设立一个刻意造出来的市场，为皇帝和他的宾客娱乐之用。许多太监在市场里到处游走，并装扮成掌柜、茶楼老板，和贩卖古董、书籍、家具、丝绸、瓷器、漆器等的摊贩。为了让他们看起来就像真的北京市集商贩，以求尽兴，太监们大声地吆喝，就像商贩那样叫卖，同时努力模仿商贩，拉着客人的衣袖求售。为了呈现出一般街道的景象和那些真正街道经常发生的事，他们甚至故意互相争吵或打架，并有意等待衙役来逮捕。作为庆祝节目之一，这个有点像“迪斯尼”的市场，一般会在新年期间一连持续九天。
农历六月的第十八天是著名的“跑御马”的日子，清帝会观赏他的御前侍卫在圆明园的北墙外策马。一个侍卫在策骑的时候，领着另一匹马在旁边；在跑马的过程中，这名侍卫会鞭策旁边的那一匹马，就在这匹马因为被鞭而加速的时候，该名侍卫就会跳到那匹马的背上。侍卫如果能够从后面骑上那匹正在奔驰中的马的背上，就能得到最大的赏赐；而成功地从坐骑上跳至另一匹并行的马背上之侍卫，只能获得二奖；即使在跳上另一匹马的过程中坠地的侍卫，也能从皇帝那里得到一些赏赐。曾经住在圆明园里的五位清帝当中，只有咸丰没有亲自主持过这项活动，而由品位较高的官员替他执行。
五位清帝经常以这座让人自豪的宫苑，接待来自邻近国家，特别是朝鲜、安南和琉球的国王、亲王和其他显要。被满洲人视为亲密盟邦的蒙古，更是这里的常客。1757年农历正月初九清帝就接待了一个藩属的来使，乾隆在“山高水长”接见蒙古宾客，并设下盛宴招待，以表示对他们的重视。五天之后就是元宵节这个大日子，那是中国人最喜欢的节庆之一，各个阶层的百姓都在这天尽情地玩乐，庆祝这个节日就是要敲锣打鼓和赛马，才让这一天过得热“闹”哄哄。
在圆明园里，乾隆在元宵节的前夕会先沐浴然后才就寝。他会在元宵节当天很早起床，跟着在正大光明殿品尝一些水果之后，就会前往“鸿慈永祜”的主殿安佑宫参拜。在同乐园跟他的母后共进早膳之后，就到长春园里的佛寺祈拜。到了下午，则享用由糯米粉搓成的甜汤圆（元宵），作为节日美食，然后在他的寝宫休憩。当夜幕下垂后，他乘坐四人抬的轿子来到“山高水长”，欣赏让人兴奋的表演节目，包括摔跤、灯舞和一年中最盛大的烟火表演。来访的蒙古亲王作为贵宾，被邀请参加这场庆典。所有在旷野里的人都陶醉在灿烂烟火照亮夜空的壮观景象之中，同时不断有食物伺候和音乐演奏。法国传教士王致诚就对圆明园里盛大的“灯会”，感到雀跃并附带说了一些有趣的详情：
每年第一个月的第十五天都会庆祝，即使再穷的中国人，当天都会点起他的灯笼，而灯笼本身有不同的形状、大小和价位。在这一天，全中国都被照亮了，而最明亮的地方就在皇帝的宫殿里；尤其是那些享乐的地方，这些我都会为你们描述出来：没有一处楼阁、殿堂或门廊的天花板上没有挂上几盏灯笼。在所有溪流、河道和湖泽上，也都会放上几盏制作成小船形状的灯笼，浮在水上来回飘荡。在所有山丘、桥梁和几乎全部树上，都挂上一些灯笼，这些灯笼制作得极其漂亮，有鱼、鸟、兽、花瓶、水果、花卉和船等大小不一的各种造型。有些灯笼是用丝绸制成，有些则是利用兽角、玻璃、贝壳，以及其他上千种材料……中国人把林林总总的灯笼展示在他们的建筑物里。我佩服他们的创意之富，并且很想拥有；与之相比，我们的灯笼就显得穷酸与贫乏。
在灿烂的烟火表演结束之后，元宵节也就告一段落了。乾隆出席于同乐园举行的夜宴之前，先回到他的寝宫，享用一些应节的甜汤圆。夜宴过后，乾隆随同一支灯笼队伍，返回九州。
灯笼和烟火显然是圆明园里最大的乐事，在园里任何地方都看得到，尤其在湖边。许多曾经目睹过的人，把他们的印象写了下来，像18世纪著名的历史学家赵翼（1727—1814）就有这份荣幸，跟乾隆一起在圆明园内观赏节庆的烟火，他说：
上元夕，西厂舞灯、放火最盛。清晨先于圆明园宫门列火数十架，药线徐引燃，成界画栏杆五色。每架将完，中复烧出宝塔楼阁之类，并有笼鸽及喜鹊数十在盒中乘火飞出者。未、申之交，驾至西厂。先有八旗骗马诸戏：或一足立鞍革凳而驰者；或两足立马背而驰者；或扳马鞍步行而并马驰者；或两人对面驰来，各在马上腾身互换者；或甲腾出，乙在马上戴甲于首而驰者，曲尽马上之奇。日既夕，则楼前舞灯者三千人列队焉，口唱太平歌，各执彩灯，循环进止，各依其缀兆，一转旋则三千人排成一“太”字，再转成“平”字，以次作“万”、“岁”字，又以次合成“太平万岁”字，所谓“太平万岁字当中”也。舞罢，则烟火大发，其声如雷霆，火光烛半空，但见千万红鱼奋迅跳跃于云海内，极天下之奇观矣。
这位历史学家对烟火奇观的描述，可以从乾隆身边的朝廷官员在其中一个庆典所作的诗，得到共鸣：银汉星河不动尘，斜飞火凤入勾陈；一声雷起地中蛰，万树花开天上春。太乙高楼灯似昼，未央前殿月移轮；君王行乐新年盛，先使思光遍近臣。
18世纪末的英国使节也为圆明园里的烟火着迷。他们当中有人形容，这些燃放的烟火数量超出他曾经看过的所有烟火的总数。他注意到无论在“气势、壮观还是种类”上，在巴达维亚曾经看过的烟火要“比中国烟火低劣”。中国烟火从设计的新奇、匀称和巧思的角度上来看，都远胜于他以前看过的烟火，并且形容中国的烟火“编排成火山普遍的爆发，绽射出光芒和闪烁；在园内使用的甩炮、弹射器、鞭炮、火箭和照明弹等，大约一个小时之后，还积有大量不散的烟云”。
圆明园让人愉悦和快乐的环境，毫无疑问是最适合给皇帝庆祝自己生日的地方。按例在皇帝生日的当天早上，文武大臣都要穿上正式的服饰，集合在圆明园的正大光明殿。品位较低的官员，比方说三品以下的就集合在更远的二宫门。皇帝会盛装出席，并由侍候在侧的官员逐一宣召殿内的官员名字，让皇帝一一接受他们的道贺。乾隆于1757年九月二十五日寿辰那一天在热河狩猎，政府官员就齐集在紫禁城的午门从远方给他致贺。
乾隆的长寿让他可以在1790年庆祝八十大寿，没有一位清朝皇帝有机会庆祝如此盛大的寿辰。当时清帝国大致上仍然和平与繁荣，这位自傲的老人有多方面的理由去度过一个最盛大的寿宴。在生日的前夕，喜气洋洋和鲜艳的装饰已经呈现出来，从北京的西直门开始布置，一直沿着所有通往圆明园大门的道路，延伸出去。由一个总理钦定大臣监督整个庆祝节目的进行，包括来自全国重要官员和富商的贺礼。记载提到：来自两淮、长芦和浙江等富庶地区的富人，实际上支付了这整个盛大装饰的费用。
这场八十大寿的庆典，在1790年九月二十五日于圆明园正式开始。长长的祝寿队伍是根据以下的次序来一一觐见：皇室成员、满洲贵族、大臣、武将和文官、耆老、安南国王，和来自朝鲜、缅甸、真腊、蒙古、台湾，以及各个回族部落的代表。在宣召之后，他们就会坐到指定的位置。待他们全都入座以后，所有宾客齐呼“万寿”以示忠诚。位于圆明园南门西侧的山丘也暂时被命名为迎寿山，在山顶上竖立了一座新建成的名叫寿星亭的亭子。“万寿”成为当天最多人挂在嘴边的字眼。万寿这两个中文大字展示在开放的戏台上，另有数以百计以吉祥的句子写成的对联在圆明园内到处张贴。乐队不停地在远处奏出愉悦的颂扬乐声，大约有一千名喇嘛聚集在巨大的遮篷底下，朗诵佛经以祈求伟大的乾隆皇帝万万岁，在这座壮丽的帝王宫苑里，所有事情都要塑造出让人兴奋的景象。一整天不断送来数以千计未能亲自出席寿典的地方官员所发出的致敬贺词。八十岁高龄的乾隆仍然身体健康和精神焕发，他在高粱桥北的倚虹堂进用他的生辰晚膳。
这场盛大寿典的花费，总计为1144297.5两白银，差不多比原先预算少了573703两白银，推测是因为热情的满洲族人、大臣、地方上的税务官和地方官筹出补贴费用。许多官僚自愿从俸银中拨出一定比例的薪资，来帮忙支付这巨额的祝寿经费。
事后看来，这场盛大的寿典可能是在圆明园里的最后一场真正的大狂欢；之后，清朝帝国就开始走下坡了。乾隆之后的两位继承人嘉庆和道光都饱受内部不稳和外来威胁之苦，无可避免地为豪华而欢愉的宫苑生活蒙上一层阴影。在咸丰登基的时候，清帝国的政治和财政状况正在恶化之中。就这一点来说，咸丰一度觉得在圆明园里居住会有罪恶感，但他最终还是回到园里生活，并背上了一个逸乐君主的坏名声。
咸丰毕竟享受到了豪华的宫苑生活，圆明园虽到了衰落时期，还是维持着一个美丽而愉悦的皇家花园的风貌。其实，咸丰需要极大的享乐来消除他内心的痛苦。圆明园里的许多忠仆尝试要让他龙颜大悦，最引人注意的一次，就是为了讨皇帝的欢心而找来十二个美丽的满族少女到园里去，其中一名叶赫那拉氏的少女，赢得咸丰的特别注意，最后成为恶名昭著、大权在握的慈禧太后（1835—1908），她主宰清朝超过四十年的时间。这段圆明园里的皇家风流韵事被人写成无数的虚构故事，还包括一名西方作者，这故事的重点是：
在早春的某一天，年轻的皇帝在圆明园里的其中一个花园里，无所事事地到处闲逛，就在这个时候他听到清晰明亮的少女声音，正在唱着娇俏而通俗的歌曲。他停下来聆听并当下决定一定要看看是谁用如此诱人的声音在高唱。让他感到欣喜的是，他在避暑别墅里发现一个身穿绣花衣、身材高挑的美貌少女。
这是一个虚构的故事，但有一件事情是真的，那就是叶赫那拉氏的身材虽不算高但却苗条，后来在1856年4月于九州里的一座殿堂生下了一个儿子，也就是后来的同治皇帝。这对母子一直居住在圆明园之内，直到英法联军入侵为止。经过大劫之后，再也没有人可以回到这座宫苑享受皇家生活了。咸丰在热河驾崩之后，这对母子返回北京，唯一能看到的，仅仅是被烧毁后的圆明园。
圆明园里有很多戏台，经证实在道光登基之后，园里剧场的数量不断增长。按照规定，二品以下的官员是不能陪伴皇帝在紫禁城内观赏表演，但这条规定显然不必在圆明园里落实，咸丰皇帝特别要很多不管品位高低的人陪他看戏。至少有一个案例显示，咸丰曾经抱怨陪他看戏的人太少，结果许多住在附近、已经退休的低品官员，一一被宣召至剧场，跟他一起看戏。
大约在圆明园陷落的前一年，一个夏日夜里，咸丰正在福海一艘巡航的龙船上进晚膳，皇帝突然斥退身边的艺人，找来一个会表演腹语的恩龄。这段插曲证实咸丰喜欢诙谐的独角戏和滑稽戏。
慈禧对京剧也相当热衷，在她取得权力之后，虽然圆明园已经被烧毁了，但她把清漪园改建成颐和园的时候，不忘又多建造了几座戏台，今天游客仍然能够在颐和园里看到一座巨大的戏院。
在19世纪50年代，也就是圆明园的最后十年期间，许多清代学者流传下来无数逸闻，说是有很多来自不同民族的美貌少女，到园里取悦这位年轻却苦恼的皇帝。其中一名满洲少女，也就是未来的慈禧，无疑吸引了皇帝的注意。另有传闻说，圆明园的总管大臣文丰买来四名汉人歌女，名为杏花春、武陵春、海棠春和牡丹春。她们每一个人各住一座别馆来服侍咸丰，这四春再加上叶赫那拉氏就成为著名的“五春”。咸丰很迷恋这些女人，清代的大学者王运（1832—1916）在一首诗里就引用了上述的一些逸闻：玉女掷壶强笑歌，金杯掷酒连昏晓；四时景物爱郊居，玄冬入内望春初。袅袅四春随风辇，沉沉五夜递铜鱼；内装颇学崔家髻，讽谏频除姜后耳。
王运的史诗反映了当时圆明园内多彩的宫廷起居，依旧进行着。所侍奉的食物跟以前一样讲究，在圆明园盛况的最后几年，布置得最豪华的餐厅设于奉三无私殿里，似乎已经取代了乾隆时代的同乐园餐厅。不过，宜人的宫苑环境，似乎无法再取悦咸丰，美食、妙韵和漂亮女子都被恼人的动乱时代所糟蹋了。
在圆明园里寻欢作乐也许可以逃避残酷的现实，但有时候反而让咸丰更感痛苦。有一次他因为在圆明园里宿醉而没有出席早朝，为了顾全皇帝的颜面，皇后惩罚了那些在夜里伺候皇帝的女人。不过，咸丰自己也感到惭愧，承认自己的过错并承诺不再醉酒。咸丰勇于承认自己失当的行为，并愿意负起责任，可知他依然有道德感。事实上，他于1860年取消在圆明园庆祝他的三十岁寿典，也表现出他在艰困时刻里，有谦卑的心。这是一个不寻常的决定，因为在圆明园举行祝寿庆典是长久以来的一个传统，他的真诚可以从另一个地方反映出来，就是他也禁止任何地方官员到北京来庆祝他的生辰。但没过多久，外国军队就入侵，并且把圆明园烧毁，从此再没有任何寿庆能够在这座壮丽的宫苑里举行了。
李自成诈死九宫山金蝉脱壳隐居甘肃青城？
300多年来，李自成之死云遮雾掩，疑团重重，史学界各派激烈争辩，2005年8月，青城70多岁的退休测绘师、历史研究爱好者罗士文根据《李氏家谱》中的记载，得出全新结论——闯王李自成归隐榆中青城，并从李氏后人的传说中推断李自成埋在青城苇茨湾龙头堡子。
在李自成叔父李斌第13代玄孙李文生家中，现保存着由李斌抄写并作序的《李氏家谱》。秘藏300多年的《李氏家谱》旧蓝色布皮，抄写纸为旧时黄麻纸，繁体楷书。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栾成显曾对《李氏家谱》做出真伪鉴定“青城《李氏家谱》为康熙年间抄录原物，不存在伪造。”
家谱中关于李自成的记录有多处：李自成的爷爷与李斌之父是亲兄弟，原籍陕西龙门县（今米脂县）。李自成是独生子，起义后其父逃亡，不知下落。同时，李斌携家逃至兰州市皋兰县乡下。序中有“我侄闯国乱”和“大明江山丧天榜”，两者皆属“天命”所致等文字。在《李氏家谱》的序言中，李斌还记录下了吴三桂追杀李自成至云南口子罗公山下，李、吴两人有一段对话：“自成曰，仁兄速回，京地九龙正位，无臣无主，大业在你，杀死愚弟何以足矣。将话言讫，三贵（吴三桂）俱礼勒马急回。不知下事如何。”
青城李家还流传了许多关于闯王的秘密传说，对李自成“封口”较严，李家族人当时在家庙里立“倒李木”，木头的大头朝上，小头朝下，意思是警示后人世世代代不能再造反，而且以此保密李自成的事情，只要“倒李木”立起来，大家都知道是什么意思。
在青城镇苇茨湾黄河东岸的龙头堡子山下，有三座坟墓，至今依稀可见，前冢为主，后二冢为跟班。传说这就是“皇上爷”——李自成以及两个卫士的坟墓。这诸多的“证据”说明闯王李自成归隐榆中青城并葬于此。
2005年8月，从北京前来参加第十一届明史国际学术讨论会的中国社科院研究员、中国明史学会会长张显清等史学专家不辞辛劳，专门赴榆中青城踏访传说中的李自成归隐之地。张显清说：“谱牒是很重要的史料证据。为什么青城会有这么多的传说必然有原因，现在讲口头史学，即使对其证明不了，但对推动研究有意义，作为学术见解提出来，还要进行比较长的论证过程。讨论本身比结论更有意义，我们对此不否定，也不肯定，使其推动明史研究的进展。”（本报记者魏娟实习生薛玮华）
延伸阅读之一：记者再赴青城探秘《李氏家谱》收藏者细说“家谱”来龙去脉来源：兰州晚报
神秘的《李氏家谱》是揭开李自成“青城归隐”之谜的重要证据，它记载了这位“闯乱国事”的农民领袖“非是恶心害家庭”，对他的历史性举动进行了辩解和宽容。那么，流传于青城一带的《李氏家谱》共有几本？苇茨湾村李文生家中收藏的家谱到底有着怎样的来龙去脉？8月6日，记者再赴千年小镇榆中青城，探秘《李氏家谱》背后的故事。李文生告诉记者：“《李氏家谱》不止一本，从原始家谱到现在的抄本有三本，根据里面所记述的内容可以推断李自成肯定到青城来过。”
这本《李氏家谱》百年来首次露面
8月6日上午，记者跟随青城镇文化站站长王天恩向苇茨湾村驱车行进，他边走边给记者说：“此地由于山势像龙，过去也叫龙泉村，后来因河湾里长有苇茨，改叫苇茨湾村，村上40多户人家，80%都姓李，《李氏家谱》就在李文生家里保存着。”
我们走进了李文生的家，他给记者拿出了100多年来一直没有对外公开过的《李氏家谱》。粗蓝布皮，线装，书页泛黄，字迹工整，行间有用红笔断句勾画的圆圈，总共有21页，其后附3页空纸。《李氏家谱》序言中以诗句的方式明确记载了：“大明江山十七世，至因崇祯丧天榜；非我侄子闯国乱，魁星降在他身上……可怜侄子李自成，非是恶心害家庭……”以及李自成与吴三桂的对话内容。这本家谱从李自成的父亲李虹、叔父李斌开始记载，一直到今天李文生的父亲李贵祯，但没有记载李自成是否到过青城。李文生说：“家谱里不可能记载李自成到青城，如果记载了当时就可能会惹来抄家杀身之祸。”对于家谱中所记载的有关李自成的事情，以及李自成死后埋在了苇茨湾，他的后人们几百年来一直对外缄口不言，十分谨慎，生怕透出一点风声，只是在家族内部流传着。
共有三套版本
李文生对记者说：“第一本原始家谱是李斌写的，被一个叫‘油饼子三爷’的人给遗失了，已经说不清楚了。”对于这一情况，李文生家保存的《李氏家谱》中也有记载，写到：“油饼子三爷”不晓仁义，将祠堂家谱根基损失。李文生说：“第二本家谱是李斌的孙子李延恩在明代末年根据自己的回忆重新恢复起来的，现在也说不上哪里去了。”这一情况，《李氏家谱》中也有记载：李延恩访问数十年，杳无音信，忽遇老四房十一世孙有根基一本，随述家谱，遗于后裔，世世再无损矣。
李文生家目前保存的《李氏家谱》算是第三本李自成家族所遗留的家谱，李文生说：“这一本家谱是我的祖祖太爷所抄李延恩修订的家谱，前面的序言一字不差，一模一样，后面祖先们的排名就有些不一样了。”他还告诉记者，这套家谱一共抄了三本，还有两本在李俊全、李作圣的手里，听说李作圣的手里的家谱也遗失了。
青城镇政府寻找神秘家谱
青城镇文化站站长王天恩对记者说，他们听说在白银武川有一本《李氏家谱》比较早，就于2004年8月下旬，与榆中县政协文史办的金耀东、青城镇党委书记杨维中一起到武川专门寻找《李氏家谱》，但是由于各种原因没有找到。
王天恩站长还告诉记者，除了李自成晚年一直隐居生活在青城这一说法外，还另有一种说法，说是李自成兵败后来到青城，全家团圆，将家眷安排好后，就出家了，一直没有音信，到70多岁时，身患重病，由两个和尚用担架抬着来到青城，时间长了就死在了青城。
这本家谱能说明什么呢？
李文生对记者说：“根据我个人的看法，李自成肯定到青城来过，而且家谱完全能证明当时吴三桂没有杀李自成。”李文生还说：“李自成失败后，到处都在追杀他，他非逃跑不可，往哪里逃呢？唯一的亲属就他尕爹（叔父）李斌，而李斌就住在青城，所以他肯定到青城来。”
家谱是一个家族历史的记载。李文生家中保存的《李氏家谱》，虽然没有记录李自成是如何隐居的，但却以不少的文字记载了李自成“闯乱国事”等内容，而且为李自成做了辩解，给予宽容，以及以李斌为核心的家族是如何在青城生活的，等等。《李氏家谱》的字里行间隐隐约约地透露出李自成与青城有着不解之缘，许多记载虽然不能直接证明李自成“青城归隐”之说，但可间接地推断和支持这一说法。是真是假？还有待专家进一步考证。
延伸阅读之二：《李氏家谱》拨开迷雾李自成与青城有难解之缘来源：每日甘肃
什么才能证明李自成的确归隐青城呢？由李自成的叔叔李斌在顺治九年所写的神秘《李氏家谱》日前向外界公开，记载了李自成兵败于云南罗公山下与吴三桂的对话内容，并记述了李自成到青城后，有一个叫钱得中的接应者为他购置了宅院。而且，从《李氏家谱》分析可知，李自成与青城有着难解之缘，也由此拨开了扑朔迷离的历史迷雾。
这个观点能否得到权威人士的认可，本报将继续关注。《李氏家谱》相关记载《李氏家谱》中说：“大始祖为李建，生三子，长子叫李安，移于钱州，不知下落如何”，次子叫李正，为大明甲辰科举人，官至御史，移居湖广，不知往后如何，三子叫李斌，也就是写家谱的作者，移于甘肃兰州府皋兰县条城洛家庄子，居家落业。二始祖为李建和，生一子，叫李虹，原配徐氏，生子曰自成。分居赵家村，因他闯乱国事，合家各移逃性命，与大明江山亡矣。这证明李自盛和李自成是一个曾祖的后人。《李氏家谱》是李斌在顺治九年（1653年）写的，其中的序言摘录如下：“……不知祖上无厚德，还是大明气数亡；大明江山十七世，至因崇祯丧天榜；非我侄子闯国乱，魅星降在他身上；布衣其兵是天降，魅星下凡结成党……可怜侄子李自成；非是恶心害家庭，也非官贵害黎民。”
李斌与李自成的关系
且说吴三桂将李自成追赶到云南罗公山下，李自成单人独马，急时无力，吴三桂也如此。李自成曰：“仁兄速回京地，九龙正位无臣无主，大业在你，杀死愚弟何以足乎。”将话言讫，三桂拘礼勒马急回，不知下事如何。
写《李氏家谱》的李斌和李自成是叔侄关系，李自盛和李自成为从兄关系。自崇祯年间李自成起义以后，怕他的叔叔李斌被株连九族，于是安排叔叔李斌带三个儿子“父子阖家移于兰州府皋兰县水北门口袋巷子，丰盛永官店住身，后住于彭义太宅内。”暂时避过了明王朝的视线。李自成和李自盛可能一直互有通信。李自成兵败以后，李斌父子考虑到兰州不是久呆之地，必须再转移。“顺治三年十月间，有条城（也就是现在的青城）商人钱得中将其父子三人带到他家中，同居数月，四年二月间，自文投奔钱州（乾州），此地有从兄自成积下金银铜钱四库，望切此事……”这证明两家关系非同一般，不然他不会知道有钱放在钱州。而且，钱得中很可能就是李自成早就安排好的接应者。
843两纹银意味什么
顺治四年十月，李斌又央请钱得中商议置买洛家庄前后坐宅四处，出檐厦房两院，装板厦房两院，时值卖价纹银七百六十五两整……之后改为李家台子……又买南武当龙水地一亩三分作为菜园……时值价银每亩六十两……《李氏家谱》记载的这两笔交易共花了纹银843两！李斌父子全家总共不足10人，为什么花这么多银子购置众多房产呢？不难看出李斌已知李自成要来条城，所以为李自成作了前期准备，以便李自成来后有个落脚之地。（记者银鑫路远特约记者张胜利）
延伸阅读之三《李氏家谱》引来北京专家秘密将大白天下来源：新华网甘肃频道
闯王李自成“青城归隐”之谜备受史学界瞩目，在李氏家族内部流传了几百年的秘密将大白天下。昨日，中国明史学会会长张显清、中国明史学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张德信、中国明史学会副秘书长高寿仙等史学专家不辞辛劳，专门赴榆中青城，踏访传说中的李自成归隐之地，查阅了苇茨湾村保存的《李氏家谱》。中国明史学会会长张显清对李自成“青城归隐”一说目前既不否定，也不肯定，认为还有一个探讨的过程。
专家观看电视纪录片
8月14日上午，从北京前来兰州参加第十一届明史国际学术讨论会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中国明史学会会长张显清、中国明史学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张德信、北京行政学院副教授、中国明史学会副秘书长高寿仙兴致勃勃地来到了榆中青城。在青城镇政府会议室，专家们观看了电视纪录片《闯王李自成归隐甘肃之谜》，从纪录片中比较详细地了解李自成“青城归隐”一说的来源及民间有关的调查经过。
看完之后，中国明史学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张德信说：“李自成的归宿有通城说、通山说、夹山说等多种说法，对此有过激烈的争论，但他究竟死在哪里？没有定论，现在榆中青城提出这个问题，是件好事，是对史学界的一大贡献。”他还说：“对这一历史悬案，后人有责任、有义务去深入发掘，最后得出符合历史的结论。”
查阅物证《李氏家谱》
下午，在青城镇党委书记杨维中、镇长白贵怀、镇文化站站长王天恩的陪同下，专家们驱车来到青城苇茨湾村，走进了《李氏家谱》收藏者李文生的家中。一进院子，中国明史学会会长张显清谦虚地对李文生说：“你家有好东西，藏了这么多年的家谱文献，我是来向你请教的。”他还问李文生祖上从哪儿迁来的？李文生说是从陕西榆林迁来的。又问知道不知道是李自成的后代？李文生说：“知道。”
随后，李文生拿出了《李氏家谱》，专家们仔细查阅，边看边聊，并询问了家谱是如何传下来的。张显清会长对李文生说：“好好保存，是宝贝，是文物。”他还说：“对家谱要认真地去研究，要进行考证，而且值得研究，谱牒是很重要的史料证据。”
既不否定也不肯定
张显清会长说：“为什么青城会有这么多的传说？必然有原因，现在讲口头史学，即使对其证明不了，但对推动研究有意义，作为学术见解提出来，还要进行比较长的论证过程。”他还说：“讨论本身比结论更有意义，我们对此不否定，也不肯定，使其推动明史研究的进展。”
中国明史学会副秘书长高寿仙说：“要探求历史真相，为了真相，需要搜集各种材料，包括正史、野史，搜集起来进行分析，要实事求是，不要匆忙，要有研究考证的思路。”
镇政府积极配合调查
青城镇文化站站长王天恩对记者说：“有关李自成的传说非常早了，从1999年我就开始介入调查，而且许多人都在调查，目前至少可以说李自成与青城的李氏家族有亲属关系，因为家谱能够证明。”青城镇有关领导还说：“我们要抱着客观审慎的态度组织调查，配合有关部门调查家谱的有关情况，保护好有关史料及遗迹。”
那么，作为遗迹之一的传说中的李自成坟墓，到底能不能开挖，专家是如何看的呢？中国明史学会会长张显清说：“发掘千万要慎重，要有正规的手续批准，要有正规的发掘队来发掘，而且必须有充分证据的前提下进行发掘。”
李自成归宿的三大说法
通城说：1645年9月，李自成率领20名骑兵前往湖北通城九宫山时，为村民所困，自缢而死，或者是李自成马陷泥沼，被村民杀死。
通山说：此说认为李自成率领大军向西南转移时，计划从湖北通山到达江西，当逃至小月山牛脊岭，与山民程九百厮打在一起，程九百急呼救命，他的外甥赶来举起铲刀杀死了李自成。
石门说：此说认为李自成逃到湖南石门县夹山寺为僧，寺院中有一石塔，塔面大书“奉天玉和尚”，专家认为“奉天”为讳言，意味深长，而且这个奉天玉和尚没有说明其身份。有人认为，这个奉天玉和尚就是李自成。
延伸阅读之四甘肃青城李自成与大顺皇帝李自成不是一个人来源：华夏李氏网
2007年，甘肃青城发现《李氏家谱》有关李自成的记载，接着一些新闻媒体把李自成归隐青城炒作的沸沸扬扬，当地李氏后裔也在青城古镇苇茨湾村龙头堡子山下伫立了一座高达二点八米的“闯王李自成”墓碑，这成为全国继湖北通城县、通山县、湖南石门县夹山寺之后的第四个“闯王之墓”。2008年1月28日，中央电视台4频道《走遍中国》栏目特意制作了《李自成归隐青城》两集专题片，似乎农民领袖李自成归宿之迷再一次被破解。
青城发现《李氏家谱》是否是真正的家谱？赶到榆中青城参加“闯王之墓”立碑揭幕仪式的李自成十五代侄孙、李自成学术研究会会长李志强说，他翻阅了青城镇苇茨湾村李文生家收藏的抄修于顺治三年的《李氏家谱》后认为，这个家谱不能称为“家谱”，应该叫“阴谱”或“神谱”，因为其上的人名皆写有“讳”，显而易见是人死之后才补写上去的，而家谱是现世的。
兰州市城关区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辑柏敬堂对“李自成归隐甘肃榆中青城”之说的重要佐证——《李氏家谱》提出了异议。柏敬堂说，从家谱的叙述看，李文生家收藏的《李氏家谱》是中华民国三年（1914年）由李氏十一世孙李延恩根据李自成叔叔李斌于顺治三年写的家谱抄写的。家谱中关于李自成的记录有多处：李自成的爷爷与李斌之父是亲兄弟，原籍陕西龙门县。关于李斌父子先到兰州又迁至青城安家，记载得十分详尽。李斌带领三个后人“父子阖家移于兰州府皋兰县水北门口袋巷子丰盛永官店住身，后住于彭义太宅内”。李自成兵败后投奔叔父，逃亡至青城，死后葬于此。对于这一段家谱中的叙述，柏敬堂指出，皋兰县是乾隆三年（一七三八年）才设置，并出现在史书记载中的。而修于顺治三年的家谱是不可能出现“皋兰县”这个地名的，因此这个家谱存在很大问题，只能说是后人补修的家谱，不可能是抄录的，否则怎会出现如此误差。
中统史上最美貌艳丽女特务曾秘密暗杀杨虎城
家贼难防
初秋的一天上午，天气晴爽，清风徐拂，令人心旷神怡。杨虎城将军派驻南京、武汉的办事处长胡逸发的三姨太向影心，用过早餐，正愁无事可做，突然接到蔡孟坚老婆的电话，约她去玩牌。向影心来到蔡家，忽见牌桌上有一人很陌生，又觉得此人很有男人魅力，正要询问，蔡孟坚向她介绍说：“向小姐，这位便是大名鼎鼎的戴雨农先生！”这个牌局本是戴笠精心安排，目的是物色人选瓦解杨虎城的队伍。听到介绍，戴笠故作惊讶地转过脸。没等戴笠开口，向影心鹅蛋形的脸上堆起了笑容：“哟，您就是大名鼎鼎的戴老板，久仰久仰！”戴笠立即起身，握住向影心伸来的手。戴笠仔细一瞧，向影心虽相貌一般，但却很迷人，大有相见恨晚之感。
此后，向影心便暗地里加入了军统，戴笠给她起了一个特务暗名，叫做“裙带花”。
不久，由向影心的“穿针引线”，戴笠很轻松地就收买了杨虎城手下的宪兵营长、军需处长、办公厅主任和兵工厂长等重要人物。一支铁桶般的队伍名存实亡，杨虎城将军成了孤家寡人，一举一动都掌握在戴笠的手中了。
胆小怕事的胡逸发得知自己的姨太与心狠手黑的戴笠勾搭上后，气愤万分，可又无能为力，只能自认倒霉，在无计可施的情况下，只好找了个借口与她离了婚。从此，向影心公开加入了军统，成了一名杀伤力很强的女特务。
刺杀殷汝耕
1935年11月25日，在华北通县的一个空场地里，日伪汉奸竟然公开集会，一群流氓、地痞及所谓乡绅讲话。大汉奸殷汝耕声嘶力竭地为日本搞“华北自治”摇旗呐喊，大肆叫嚣：“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宣告成立了！”土肥原非常欣赏殷汝耕，称他是效忠皇君的能人。
殷汝耕，浙江平阳人，是蒋介石的大老乡。他在少年时留学日本，回国后，便开始在大小军阀之间进行投机活动，蒋介石与日本“调情”时，他便以国民党的驻日代表身份与日本人暗中勾搭。1932年他又参与签定了卖国条约《淞沪停战协定》、《塘沽协定》，渐渐变成了日本人走狗。他那身在曹营心在汉的作为自然遭到蒋介石的反感。
戴笠开始注意殷汝耕，这一重任必要向影心出马。一天深夜，戴笠正式向她宣布命令，要她打入殷汝耕内部，为稳妥起见，由另一个女特务周志英在外围配合。向影心知道：在殷汝耕那里做监视与情报工作是与虎谋皮，但事关自己今后在军统的前途，她咬咬嘴唇，下决心伺机而行。
戴笠见她一时沉默无语，问她：“你胆怯了吗？”向影心说：“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戴笠抓住她的手，说：“祝你成功”。
向影心与周志英来到冀东，由戴笠巧妙安排，与殷汝耕见了面。风情万种的向影心引得殷汝耕围着她团团转，并许诺接纳她为小老婆兼秘书。
向影心深得殷汝耕的信任与宠爱后，就顺理成章地做了殷府的主人。素以狡猾著称的殷汝耕，因色迷心窍，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反而认为这位姨太太很能干，是自己理想的帮手，于是放心大胆地让她去处理一些机密文件和来信，自己的所作所为也一丝不留对她倾吐。
1937年，中国全面抗战爆发了，举国上下，同仇敌忾，一个全民抗日、全国锄奸浪潮在中华大地兴起。戴笠的特务系统火速秘密展开暗杀汉奸行动。
第一个要杀的对象就是殷汝耕。戴笠根据对方的情况，给向影心下达秘令：尽快刺杀殷汝耕，要求下毒了结。向影心想到殷汝耕有一个习惯，每晚临睡前都要吃宵夜，总是一大碗面条，她决定在面内下手。
一天晚上，向影心笑吟吟地说：“汝耕，你饿了吧？今晚我要亲自下厨为你煮宵夜！”说着便上厨房去了。
向影心一到厨房，便叫仆人们退下，自己开始煮面，等面煮好了，她从胸口鸡心项链中取出戴笠给的毒药，投入碗内。
这种毒药无色无味，极难发觉。向影心双手持面碗，特为殷勤地端到殷汝耕面前：“汝耕，快趁热吃了吧！”殷汝耕接过面碗和筷子，正要吃时，恰好有人急急敲门。听到有人深夜来访，殷汝耕认为定有急事，便把手里的那碗面连同筷子一起放下，转身去客厅与来人密谈去了。
可恼的是那客人与殷汝耕竟足足聊了3个小时。
殷汝耕回到房中，坐下来伸了伸懒腰后，叫仆人给他拿面。女佣见面大吃一惊，颤巍巍地端上来说：“老爷，面已坏了，重给您做吧。”向影心见状，吃惊万分，心说：“完了！”殷汝耕瞧见碗内面条色变，断定面里有毒，霎时露出一副狰狞面目，当下令人前来检验，果然是剧毒。他冷笑几声，厉声喝道：“来人啦，把向影心给我绑了！”下人不敢怠慢，蜂拥而至把向影心绑了个严实，推到殷汝耕面前。向影心记住戴老板的话“有事不可胆小，无事不可胆大，以不变应万变”，反而沉着应战。殷汝耕咬咬牙骂道：“妈的，你这婊子，想毒我。”说着左右开弓打了向影心几个耳光：“我对你不薄，你怎么这样下起毒手来？你背后一定有人指使，快快招来，否则死路一条。”
任凭殷汝耕的拳打脚踢，向影心始终矢口否认下毒。殷汝耕无可奈何，只得命令下人先将她扣押起来再说。
第二天，殷汝耕继续审问向影心。向影心仍然矢口否认，一口咬定是他人所为。恰巧，第三天有个女佣因平时与向影心不睦，害怕给她反咬一口，竟不辞而走，向影心不由心中一亮，更加否认是她下的毒。殷汝耕心里明白毒手就是向影心，可是无凭无据，只能下令将其囚入优待室，什么时候放人再说。
向影心硬是救了自己一命，她设法与戴笠暗通消息，要他救援。戴笠安慰她说，此时暂不行动，否则会引起殷汝耕注意，不如静候，反正不会死。两个月后，戴笠探知殷汝耕防范已松懈，通过内线，将向影心偷偷救出来，回到军统。
向影心大难不死，受到戴老板重赏，军统中便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裙带花”毒杀殷汝耕的壮举了，军统中人对她钦佩之至，都称她为“裙带花美小姐”。“鱼”脱钩了
军统头子戴笠与中统头子陈立夫、陈果夫兄弟之间是不共戴天的冤家，戴笠生怕二陈在蒋介石面前取得“专宠”，除派人打入中统外，一日又把向影心找到跟前：“这桩新差使，你做好了，自有重赏。不过对方也不是庸碌之辈，你可要加倍小心。我要你做的是两位陈先生的工夫，人称‘CC’”。向影心道：“我明白了，老板让我打进中统局去，我认识他们不少人，这可是个有利条件。”戴笠道：“我不是要你打入中统，而是要你打进二陈的心中去！”
向影心笑道：“这便难了，他们都有家室，不会和我结婚的。他们两人的太太小姐，我又一个不认识。”戴笠道：“我当然会替你安排，记住啦！一定要把陈家兄弟抓在手里！然后进行下一步，能争取内中一个专宠，你的工作便完成了一半。他们还有事情可以瞒得过你吗？然后把重要消息逐日投递给我，不就成了吗？”
在戴老板的安排下，“裙带花”再次出马，她频频出现于豪门巨绅的舞会之上。这种舞会参加者尽是达官贵人，内中当然有陈立夫、陈果夫兄弟。几乎一周之内，至少开三四次这种舞会，每次都有名人主持，而且都与军统无关，二陈当然也就没有防范了。向影心步步逼近，场场不空，这实则是戴笠煞费心机、精心地安排的局。
陈立夫没用几次舞会，便钓上了这枚“香饵”，大得其乐，陈果夫也不示弱，紧急出击，也是成果辉煌。向影心本以为这一对兄弟不易上钩，想不到自己的工夫还没费一半，一钓便是两条大鱼，她喜不自胜，心想大功已成一半了。
那一日，陈立夫率领一些喽罗参加舞会，那些人当中不乏有自外埠回来的人，一位曾与向影心曾有香火缘的周其也在场。周其突见向影心勾搭二位老板，心中吃了一惊，却不声不响，故意躲避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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