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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05-18 12:58: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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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舒永久,李西源,张强

出版社: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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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哲学解析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哲学解析试读:

序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规律的反映,是党在改革开放实践中进行理论创新的产物。它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系统地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理论与实际问题,科学地阐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路线、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发展战略、依靠力量、国际战略、领导力量等重大问题,是贯通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领域,覆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国防、外交、统一战线、祖国统一、党的建设等方面的系统的科学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系列新的重大理论观点、重大战略思想,在新的实践基础上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本书的基本构想,是采用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三大有机组成部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中重大的理论问题和重要的思想观点进行解读与分析,希望找到其哲学之根基。这项工作既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又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作为长期工作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一线的教师,我们有这个责任和义务来完成这项工作。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内容丰富、博大精深,即使只对其某一个重大理论问题进行哲学解析,也将形成一个浩大的工程,短时期内势必难以完成。因此,本书写作的思路,仅筛选了10个马克思主义哲学方面的基本原理,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对相应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内容进行分析和解读。

全书共分10章。

第一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物质蕴含

,第二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实践观运用,第三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联系观彰显,第四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发展观体现,第五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矛盾论基础,第六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认识论意蕴,第七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价值原则底蕴,第八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历史观依据,第九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人本观透视,第十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群众观解析。

舒永久负责序言及1~4章的写作和全书统稿工作,李西源负责5~7章的写作,张强负责8~10章的写作。我们三人一起讨论写作题目、拟定写作提纲,分工写作,并多次讨论写作内容,提出修改意见,最终大家齐心协力共同完成了这部著作。写作期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专业硕士研究生王芮、王玲玲、毛希梅、翟庆飞、吴娜等人参与了资料的收集和整理工作,使他们的科研能力得到了一定的锻炼和提高,在此对他们付出的辛勤劳动表示谢意。写作过程中,我们也参考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方面的诸多著作和论文,在此,一并对原著述作者表示由衷的感谢。

我自认为这本著作就如一座砂矿,精华较少,不敢奢望得到读者的厚爱,只愿读者在翻阅之后,能有所启迪,有所裨益,有所共鸣,则知足矣。鉴于理解上的偏差或笔者水平限制,不妥之处尚请各位专家学者不吝赐教,给予斧正为谢。舒永久2013年春于雨城第一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物质蕴含

马克思主义认为,世界的本质是物质的,物质世界是纷繁复杂、无限多样的。物质世界从内容上看,它包括两个部分,即自然存在和人的社会存在。前者不依赖人或人类的活动而独立存在,后者形成于人的实践活动之中但又不以人的意识为转移。自然是人类社会产生和发展的基础,人类社会在发展过程中必须遵循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与自然和谐共处。

一、人地关系的认识与发展

人类对自然的态度,经历了从崇拜、畏惧自然,到凌驾、破坏自然,到尊重自然、和谐相处的过程,整个过程既是人对自然的认识过程,也是对自己的认识过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关于人地关系的认识,也经历了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一)邓小平理论中蕴含的人地关系思想

1.强调人口增长与资源环境协调

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是生态文明的核心。建设生态文明,首先必须解决好人口与资源环境的关系问题。邓小平同志在描绘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宏伟蓝图时,始终把人口与资源环境问题放到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中统筹考虑。他指出:“要使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至少有两个重要特点是必须看到的:一个是底子薄……第二条是人口多,耕地少……这种情况不是很容易改变的。这就成为中国现代化建设必须考虑的特点。”邓小平强调,“人多是中国最大的难题”。他分析说:“人多有好的一面,也有不利的一面。在生产还不够发展的条件下,吃饭、教育和就业就都成为严重的问题。”人口多还造成人均资源占有量的下降。尽管按照自然资源总量的综合排序,我国居世界第四位,但人口太多,这就使得我国主要资源的人均占有量远远低于世界水平,水资源为世界人均占有量的28%,耕地为32%,森林为14%,45种主要矿产资源大部分为世界人均占有量的50%以下,“例如煤产量,一九七八年,美国商品煤五亿九千九百多万吨,苏联原煤七亿二千四百万吨。我们去年的原煤也达到六亿三千多万吨,似乎不算少。但是,按每人平均占有量计算,我们就少多了”。数量庞大的、增长过快的人口无疑需要更多的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这就意味着要向自然界索取更多的资源,导致资源过度消耗和对生态环境承受能力的巨大压力。如果不对人口规模和增长速度加以有效控制,必然要影响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和整个现代化建设目标的实现。

因此,邓小平强调要控制人口,使人口与资源环境和经济社会协调发展。1991年,他为我国第一份探讨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建设之间关系的政策指导性学术期刊《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亲笔题写刊名,特别指出要注意解决发展中面临的人口多、资源少、生态环境破坏等问题。对于控制人口,一方面,他指出要节制生育,控制人口数量和增长速度。早在1953年,他就明确倡导节制生育的思想。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作为我党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进一步关注并推动实施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相协调,走可持续发展道路,提出:“人口增长要控制”,“应该立些法,限制人口增长”,要“把计划生育当作一个战略问题”来抓。另一方面,他主张实行优生优育和大力发展教育,以提高人口素质。他说:“我们国家,国力的强弱、经济发展后劲的大小,越来越取决于劳动者的素质、取决于知识分子的数量和质量。”

2.注意经济开发与环境保护并重

邓小平对经济建设与环境保护之间相互促进的辩证关系有深刻的认识。新中国成立初期,环境问题还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没有作为一个特殊的问题进入国家的政治生活,而当时作为西南局第一书记的邓小平就已经敏锐地认识到了农业开发与环境保护的问题。

邓小平注重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在谈到治理我国西北地区黄土高原水土流失问题时,他指出:“我们计划在那个地方先种草后种树,把黄土高原变成草原和牧区,就会给人们带来好处,人们就会富裕起来,生态环境也会发生很好的变化。”这就明确地告诉我们:自然环境是影响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保护和改善环境有利于推动经济发展,而经济的发展反过来又能够为保护和改善环境提供有力的支持。他曾明确提出:“要保护风景区。桂林那样好的山水,被一个工厂在那里严重污染,要把它关掉。”1990年12月24日,他在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说:“核电站我们还是要发展,油气田开发、铁路公路建设、自然环境保护等,都很重要。”经济发展和环境问题是人类在改造、利用自然的过程中出现的,是一件事情的两个方面。邓小平已经认识到只有把经济发展和环境问题两者协调起来,彼此结合,同步规划,才能既发展经济,又减轻和避免环境问题。同时,他强调一定要合理利用自然资源,自然资源是经济发展所必需的基本要素。正处于工业化与城市化迅速发展时期的中国,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力度不断增大,而以大量消耗能源和其他原材料为特征的旧经济增长方式还未根本转变,必然使我国主要自然资源的利用和保护面临极大的压力。邓小平强调,对那些浪费资源和原材料的企业,要坚决关一批。开发煤炭,首先应当也必须做的,是要提高洗煤比重。要搞坑口发电,搞煤的综合利用。

邓小平在长期的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创造性地提出了自己的人与自然协调发展思想,这一思想突出表现在生态农村建设当中。在中国,农业是整个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基础,因此,农业在我国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但是,农业与工业相比,经济利益差距甚大,所以大部分地区都将大力发展工业作为致富的法宝。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重视保护农业,农业就很容易在市场竞争中处于劣势。因此,在指导思想上必须重视农业。邓小平一再强调:“农业是根本,不要忘掉。”邓小平认为,要通过积极发展乡镇企业改造传统农业,繁荣农村经济,从而把农业放在国民经济的基础位置。一方面要加快农业产业化进程,增加农民收入,并获得投资于农业的资金;另一方面要让农民离土不离乡,解决农村的剩余劳动人口,让我国农民创造出乡镇企业这一形式。邓小平说:“乡镇企业很重要,要发展,要提高。”邓小平关于农村经济要和乡镇企业结合起来的思想,就内在地包含着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的意蕴,表现为发展生态农业经济的思想。生态农业的生产方式符合自然界的发展规律,能较好地协调经济建设和环境保护的矛盾,是保护环境、促进农业经济发展的重要途径。邓小平认为乡镇企业异军突起是很重要的农村经济发展的途径,但是,农村经济和乡镇企业不实行生态化转向,它们就不能持续发展。在邓小平这一思想的指引下,我国各地的生态农业试点在经济建设、环境保护方面都表现出显著的效益,已逐步被广大人民群众接受。1992年,国家把发展生态农业作为环境与发展十大对策之一,提出要增加生态农业的投入,并将“大力发展生态农业”列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规划纲要》,极大地促进了我国农业经济的发展。

3.坚持资源开发与节约使用统一

合理开发和节约使用能源资源是生态文明的重要标志。在能源资源开发利用问题上,邓小平历来主张要把合理开发与节约使用统一起来。能源资源一直是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瓶颈”,因此邓小平高度重视能源资源开发问题。他要求对土地、森林、水利、煤炭、石油、天然气、沼气、太阳能、风力和各种矿产资源进行全面研究、规划,要采取科学的方法进行开发利用,切忌过度开发和胡乱开发。谈到土地资源,邓小平认为这是进行工农业生产的基础,必须合理地开发和利用,防止过量开荒造成环境恶化。由于过度开发,我国已经出现了土地资源遭到破坏的情况,“特别在我国西北,黄土高原连草都不长,水土流失”。他曾引用水利专家的意见,提醒黑龙江等地的领导同志,世界上有些国家和地区开荒得不偿失,引起气候变化,造成了黑风暴、风沙,破坏了土地资源。因此,邓小平要求开荒必须慎之又慎,“要搞一些调查研究,科学地处理”。他举例说:开荒可以采取江苏启东一带建台田的办法,把水分保存起来。谈到水利资源,邓小平认为水利资源成本低,具有可再生性,要大力开发利用,兴建大型水电站,作为煤炭、火力发电的替代品。但他强调开发水利资源必须权衡利弊、谨慎从事,一点也不能马虎。1980年7月,邓小平视察长江,在同有关专家探讨修建三峡工程的可行性时,他重点关注的不是正面意见,而是“建了大坝以后水就变冷了,下游地区水稻和棉花都不长了,鱼也少了”这样的反对理由。谈到森林资源,他认为森林是最好的水库,洪灾的发生“涉及森林的过量采伐”,因此他强调要坚持森林开发与保护相结合,林区要边伐边育保持平衡,并且建议有些地方“可以只搞间伐,不搞皆伐,特别是大面积的皆伐”。

邓小平敏锐地注意到能源资源的高消耗对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巨大压力,因此,他特别强调要坚持能源资源的因物致用和节约使用。他说:开发煤炭,首先应当也必须做的,是要提高洗煤比重;要搞坑口发电,搞煤的综合利用。他认为“提高产品质量是最大的节约”。针对一些单位使用煤、石油不注意节约的现象,他提出要提高煤、油的价格,促使使用单位节约,这实际是保护能源的政策。他要求对那些浪费电力和原材料的企业,要坚决关一批,行动要坚决。(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蕴含的人地关系思想

1.促进人和自然的协调与和谐

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是人类持续生存和发展的前提,也是生态文明的主要标志。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与自然是统一的整体,自然是人类生存的基础,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人类只有尊重自然、爱护自然,才能与自然和谐共融,才能获得真正持续、健康的生存条件。马克思十分强调人类与自然的协调与和谐,他在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人与自然的异化、劳动异化和生态异化进行深刻的剖析和揭露时就设想,只有未来理想社会才是实现了“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因而也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的生态文明社会。

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人与自然的高度和谐是社会主义的重要特征。社会主义制度决定了社会主义不仅要创造比资本主义更高的生产力,还要克服资本主义自身不能克服的制度弊端,创造人类历史上更高的文明形态。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是为了人民,为了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与文化需要,为了人的全面发展。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保障人民有一个文明、健康、安全的生存环境,是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江泽民同志高度重视人与自然的协调与和谐,多次强调:“要促进人和自然的协调与和谐,使人们在优美的生态环境中工作和生活。”

实现人与自然的协调与和谐,必须科学地认识、合理地利用和保护自然。恩格斯在揭露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自然造成的破坏时,以美索不达米亚等的沙漠化为例警告说:“人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了报复。每一次胜利,起初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往后和再往后却发生了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最初的结果又消除了。我们每走一步都要记住:我们统治自然界,决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族人那样,决不是像站在自然界之外的人似的 ——相反地,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之中的;我们对自然界的全部统治力量,就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生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1998年江泽民同志在全国抗洪抢险总结表彰大会上的讲话中引用了恩格斯的上述那番话,指出:“恩格斯这番话讲清了人类应该如何正确处理同自然界的关系”,我们必须“自觉地去认识和正确地把握自然规律,学会按自然规律办事,以利于把我们的经济建设和其他社会事业搞得更好,实现经济建设和生态环境协调发展”。“自然灾害是件坏事,但通过同它的斗争,人们可以加深对自然规律的认识和把握,从中得出有益的结论,从而更加科学地利用自然为自己的生活和社会发展服务。这就是人与自然关系的辩证法。”在人类和自然界的关系问题上,我们曾一度认为,人是自然界的主宰,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强调人类对自然的征服和利用。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出现了对自然的过度开发和利用,导致了生态失衡和环境恶化。江泽民同志对此极为关注,他强调“要科学地利用、改造和保护自然,为人类的生产生活创造更加良好的条件”。

2.把生态环境建设提高到关系着可持续发展的高度来认识

江泽民同志对我国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意义做了深入的阐述。他说:“在现代化建设中,必须把实现可持续发展作为一个重大战略。要把控制人口、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放到重要位置,使人口增长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使经济建设与资源、环境相协调,实现良性循环。”“可持续发展,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现在已经成为世界许多国家关注的一个重大问题。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这个问题更具有紧迫性。”江泽民同志指出,在 20世纪,世界经济、科技和社会发展迅速,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但也带来了一些严重的问题。由于工业的迅速发展,由于资本主义国家在全球范围内对资源的掠夺,造成了严重的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许多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人民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这个教训值得深刻记取。“我国有十二亿多人口,资源相对不足,在发展进程中面临的人口资源环境的压力越来越大。我们绝不能走人口增长失控、过度消耗资源、破坏生态环境的发展道路,这样的发展不仅不能持久,而且最终会给我们带来很多难以解决的难题。我们既要保持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良好势头,又要抓紧解决人口资源环境工作面临的突出问题,着眼于未来,确保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江泽民同志指出:“客观事实说明,那种以盲目扩大投资规模、乱铺摊子为基础的经济增长,其增长速度越快,资源浪费就越大,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就越严重,发展的持续能力也就越低。这是不可取的……任何地方的经济发展都要注重提高质量和效益,注重优化结构,都要坚持以生态环境良性循环为基础,这样的发展才是健康的、可持续的。”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始终坚持把可持续发展作为基本国策,从1991年起,中央每年都召开专门会议,研究人口、资源、环境问题。江泽民同志说:“我们所以坚持这样做,就是因为这些工作实在太重要了,而且任务艰巨,必须抓得紧而又紧。”应该看到,由于中央的高度重视,经过坚持不懈的努力,在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同时,我国的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但也应看到,我国人口、资源、环境工作仍然面临不少亟待解决的问题,人口、资源、环境状况与经济社会发展还很不协调。因此,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必须把贯彻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始终作为一件大事来抓。“经济发展,必须与人口、环境、资源统筹考虑,不仅要安排好当前的发展,还要为子孙后代着想,为未来的发展创造更好的条件,决不能走浪费资源和先污染后治理的路子,更不能吃祖宗饭、断子孙路。”

实现可持续发展,核心的问题是实现经济社会和人口、资源、环境协调发展,走文明发展道路。江泽民同志2001年7月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和2002年3月在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都反复强调,一定要高度重视并切实解决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问题,按照可持续发展的要求,正确处理经济发展同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促进人和自然的协调与和谐,努力开创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在江泽民同志的高度重视下,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正式将“可持续发展能力不断增强,生态环境得到改善,资源利用效率显著提高,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推动整个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写入党的十六大报告,并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四大目标之一。这里实际上已经表达了生态文明建设思想。(三)科学发展观中蕴含的人地关系思想

1.在发展理念上,提出科学发展观先进思想

发展是人类永恒的主题,也是胡锦涛同志在生态环境建设中时刻关注的一个问题。“一个国家坚持什么样的发展观,对这个国家的发展会产生重大影响,不同的发展观往往会导致不同的发展结果。”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发展,视发展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但发展不能片面化,必须考虑到资源的消耗量和环境的可承受能力。然而长期以来,我们一直将发展简单地等同于经济增长,忽视了发展本身的综合性,譬如,在发展指标的衡量上,我国一直将GDP作为社会经济发展的核心和衡量标准。这种发展模式虽然有助于促进国民经济的快速起飞,但极易导致发展视野的狭隘化,给资源与环境问题的产生埋下不利诱因,导致我国环境压力逐年增大,工业“三废”无法得到有效控制,公民人均耕地占有量急剧下降。基于这一现实,胡锦涛从我国国情和当今时代特征出发,明确提出科学发展观的先进理念,通过强调以人为本,全面、协调与可持续的发展思想,为促进我国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建设的和谐共进奠定了基础。胡锦涛同志指出:“必须切实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努力实现速度和结构、质量、效益相统一,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不断保护和增强发展的可持续性。”因此,作为一个全新的理论体系,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必将有助于推进21世纪我国生态环境建设水平的不断提升。

2.在经济发展模式上,主张大力发展环保产业和循环经济

我国正处在社会转型的“十字路口”,人口、资源、环境矛盾非常尖锐,并成为制约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发展的“瓶颈”。要跨越这个生态“卡夫丁峡谷”,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必须要从根本上改变现有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胡锦涛同志提出了“实现未来经济发展目标,关键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思想,并在十七大报告中提出“循环经济形成较大规模,可再生能源比重显著上升”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胡锦涛在强调生态环境建设的过程中,一直在寻求新的发展道路。进入21世纪,随着我国科技水平的不断提升,循环经济的发展模式逐渐成为胡锦涛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内容。2004年,胡锦涛在江苏省考察时强调,各地区“在推进发展的过程中,要抓好资源的节约和综合利用,大力发展循环经济”。他的这一思想,一方面有助于促进资源节约,缓解我国能源紧张的不利局面;另一方面也为解决我国的生态环境问题,维护生态平衡提供了重要途径。在循环经济的模式中,由于将生态设计、清洁生产、资源综合利用、绿色包装、绿色营销等途径融为一体,达到了废弃物的减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因此,有助于减轻环境压力,提升生态环境水平。近年来,胡锦涛多次在各类会议上号召全社会以推进节能减排为重点和契机,大力发展循环经济,通过综合运用法律、经济、技术和必要的行政手段严格控制能源消耗和污染物排放量,实现由“资源→产品→废弃物”的单向式过程向“资源→产品→废弃物→再生资源→再生产品”的反馈式过程转变,为我国的生态环境建设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保证。

3.在社会构建上,提出资源节约型与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先进思想

除了经济领域的努力之外,对于生态环境的建设还需要树立更加宏观的视野,需要整个社会的共同努力。为此,在坚持科学发展观的前提下,胡锦涛在社会类型的构建上又进一步提出了资源节约型与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先进思想,并将其列为我国“十一五”规划的一项重要内容。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胡锦涛指出:“必须把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放在工业化、现代化发展战略的突出位置。”当前,积极促进资源节约型与环境友好型社会的构建,能够带动我国国民经济实现科学和可持续的发展,为解决我国的资源与环境问题奠定根基。胡锦涛认为:“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和中华民族生存发展,必须把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放在工业化、现代化发展战略的突出位置,落实到每个单位、每个家庭。”因此,当前全社会都要进一步加强宣传力度,努力使每个单位、每个家庭在生产、生活、消费等方面提高环保意识和节约意识,将资源节约型与环境友好型社会构建的先进理念融入到骨子里,转化为切实的行动参与,成为一种自觉自愿的行为规范,为我国生态环境建设水平的提升构筑社会基础。

4.在文明形态上,提出生态文明的理念,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经常思考的一个问题,也是胡锦涛生态环境建设思想中最具理论内涵的组成部分。胡锦涛在推进科学发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极为关注人与自然关系的协调化与和谐化。中共十七大以来,胡锦涛在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的前提下,在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处理上实现了对前人观点的深化和总结,即从文明形态的高度,前所未有地提出了生态文明的科学理念。他指出:“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方式。”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面对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必须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生态文明理念的提出,创造性地将我国的生态环境建设提升到了全党理论的高度,既丰富了人类文明的理论,也彰显了中国共产党搞好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的坚定信心和决心。当前,积极加强生态文明建设,有助于克服人民群众在社会实践中对生态环境造成的各种负面效应,使人们自觉维护生态平衡,有意识地去改造、利用和保护自然,建立起健康有序的生态运行机制和良好的生态环境,以根本扭转我国生态环境恶化的不良趋势,实现经济、社会和自然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5.在发展手段上,主张依靠科技进步和创新,改善生态环境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科学技术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突出。科学技术是改善生态环境的重要手段,只有不断提高科技创新能力和水平,走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的发展道路,才能统筹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保持生态平衡,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的良性循环。胡锦涛指出:“改善生态环境……必须依靠科技进步和创新。要通过政策引导和增加投入,大力研发和推广使用先进避孕节育药具和技术、先进能源技术、环境保护技术和资源合理开发利用技术,切实提高能源资源利用效率,改善生态环境。”“要大力加强生态、环境领域的科技进步和创新……加快治理环境污染和促进生态修复,保护生物多样性,遏制生态退化现象,发展循环经济。”

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物质蕴含

中共十三大的《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的报告,第一次系统地展开论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问题,指出这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首要问题,并以此为立论基础,论述了中国共产党在现阶段的基本路线和改革、建设的基本纲领,初步形成了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占据着重要地位。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从我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基本国情出发,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这些首要的基本理论问题,勇于创新,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结合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根在于物质技术的落后

我国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方面,我国已经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必须肯定我国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坚持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坚持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建立社会主义民主,确立了以马列主义理论为指导思想,并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另一方面,我国的社会主义还处于初级阶段,还没有从根本上摆脱贫穷落后的不发达状态。就经济的社会化、市场化、现代化的发展程度来说,我国的生产力水平远远落后于资本主义国家。我国可以逾越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阶段,并不意味着可以逾越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和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去建设社会主义。建设成熟的社会主义所必需的物质技术基础,必须经过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期的积累,而这个历史时期就是我国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为解决这个主要矛盾,“就必须大力发展商品经济,提高劳动生产率,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并且为此而改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部分”。(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物质特征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特征就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而这一阶段就是改变不发达的过程。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具有特殊性,它特指中国而非泛指任何国家进入社会主义都必须经历的原始阶段。而这一初级阶段是逐步摆脱不发达状态,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阶段;是由农业人口占很大比重、主要依靠手工劳动的农业国,逐步转变为非农业人口占多数,包含现代农业和现代服务业的工业化国家的历史阶段;是由自然经济和半自然经济占很大比重,逐步转变为经济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历史阶段;是由贫困人口占很大比重、人民生活水平比较低,逐步转变为全体人民经济文化不很平衡,通过有先有后的发展,逐步缩小差距的历史阶段;是通过改革和探索,建立和完善比较成熟的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制和其他方面体制的历史阶段;是广大人民牢固树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自强不息、锐意进取、艰苦奋斗、勤俭节约,在建设物质文明的同时努力建设精神文明的阶段;是逐步缩小同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在社会主义基础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阶段。

三、社会发展观的物质蕴含

(一)邓小平理论中蕴含的社会发展观

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邓小平科学地判断了世界形势和国际发展潮流,深入地分析总结了我国社会发展的经验与教训,全面地思考设计了我国社会发展的道路、模式、目标和战略策略,形成了内容丰富、结构严谨的社会发展观理论体系。

关于发展的根本目的,邓小平提出了人民为本的社会发展观。邓小平始终认为,搞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是不断满足人民的利益要求,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改善人民生活、实现人民权益是我们一切工作和政策的出发点及归宿。“中国共产党员的含意或任务,如果用概括的语言来说,只有两句话: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切以人民利益作为每一个党员的最高准绳。”他把“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作为评判一切是非的根本标准。他强调:“我们一定要根据现在的有利条件加速发展生产力,使人民的物质生活好一些,使人民的文化生活、精神面貌好一些。”他反复阐明:“社会主义发展生产力,成果是属于人民的。我们的目的是共同富裕。”一定要使人民得到看得见的物质利益。邓小平领导的全面改革也是为了从物质上、制度上和精神上消除对人的束缚,实现人的主体地位。他还提出了在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基础上培养“四有”新人的目标,这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基本标准,是在当代中国实现人的现代化的总目标。

关于发展的总体目标,邓小平提出了社会全面发展的思想。邓小平以强烈的忧患意识和时代责任感提出:发展是硬道理,中国解决一切问题的关键是要靠自己的发展;社会主义只有发展得更快更好,才能证明其优越于资本主义。邓小平所说的发展,首先是指经济发展,但又不单指经济发展,而是指包括经济发展、政治发展、文化发展、社会发展(包括人的发展)在内的全面发展,是一种社会整体发展模式。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多次强调:“我们要在大幅度提高社会生产力的同时……发展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和完备的社会主义法制。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要在经济上赶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政治上创造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实的民主,并且造就比这些国家更多更优秀的人才。”这些论述是邓小平对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主要任务的基本概括,也是对我国社会全面发展目标的完整表述。党的十三大则以更加准确的科学语言把这一总目标调整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并稳定下来。邓小平认为,任何方面的发展都必须从社会整体的发展去认识、去把握,而不能为了某一方面的发展牺牲其他方面的发展甚至整体的发展。

关于发展道路的选择,邓小平提出立足于国情,坚持社会主义。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明确提出了“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命题,随后他又反复强调,中国的事情一定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办,要根据自己的特点来决定自己的发展道路,要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大思路有着丰富的内涵:首先,我们搞的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的现代化,中国的发展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因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实现共同富裕、人民民主和安定团结,只有社会主义社会才能够真正实现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我们决不搞使少数人富裕而大量的人长期处于贫困状态的资本主义,中国绝不能搞两极分化。其次,中国制定发展战略要立足于自己的实际情况,量力而行,就是要“真正摸准、摸清我们的国情和经济活动中各种因素的相互关系,据以正确决定我们的长远规划的原则”。我国现实的国情是人口多、底子薄、耕地少、资源不足,社会发展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订规划”。最后,中国的发展要坚持独立自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中国的发展不能“依附”别的国家,但我们要充分利用国际条件,实行开放政策。

关于发展的战略设计,邓小平提出要突出中心和重点,走协调和可持续发展之路。中国要发展,要实现跨世纪的历史任务,需要解决大量复杂的具体发展问题,更为重要的是制定正确的发展战略,这关系到发展的大局和人民的根本利益。邓小平指出:“讲发展,第一要有一个长期的战略设想,第二每走一步都要小心谨慎。”邓小平作为杰出的政治家、战略家,十分重视和善于从战略上来思考和规划中国的发展问题。在他的战略设计中,把局部发展和整体发展结合起来,把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协调起来,把近期发展与长远发展一致起来,把人民的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统一起来,体现了战略设计的科学性、求实性和人民性。(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社会发展观

1.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

发展是人类社会永恒的主题,更是当今时代的重大主题之一。进入现代社会以来,人类在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的背景下大大加快了发展进程。面对21世纪国际范围内前所未有的激烈竞争,发展是对中国社会乃至整个中华民族至关重要、影响至深的首要任务和关键问题,它不仅决定了我国在国际经济政治中的地位和作用,而且关系着我国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这一论断是对历史经验总结的理论升华,它直接来源于邓小平的社会主义发展观。发展不仅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贯穿始终的明确思路和坚定信念,而且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增强综合国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唯一途径。邓小平理论体现的一个核心思想,就是发展。“中国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是要靠自己的发展”,“发展才是硬道理”。基于这样的认识,江泽民进一步指出:“解决中国的所有问题,关键在发展;解决人们的思想认识问题,说服那些不相信社会主义的人,坚定人们对社会主义和祖国未来前途的信念与信心,最终也要靠发展。”江泽民提出的“必须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的重要论断,充分表明发展对当代中国来说既是重大的经济问题,也是重大的政治问题。“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不仅强调了发展在当代中国的突出地位和历史意义,而且把发展和我们党执政兴国有机地联系和统一了起来,显示出党对自身执政规律和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深刻认识。我们党是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执政的目的是兴国和富民,只有把发展作为第一位的重要任务才能担此重任。江泽民指出:“党的先进性是具体的历史的,必须放到推动当代中国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发展中去考察,放到维护和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奋斗中去考察,归根到底要看党在推动历史前进中的实际作用。我们党要承担起推动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使命,必须始终紧紧抓住发展这个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把保持党的先进性和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落实到发展先进生产力、发展先进文化、维护和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上来。把握住了这一点,就从根本上把握了人民的愿望,把握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本质。”

2.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不懈地发展先进生产力

生产力的发展是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内在驱动力,也是社会主义社会客观存在和发展的基本依据,注重发展生产力是我们党的一贯思想。当今世界,以科技实力为依托的经济实力是一切竞争的基础。江泽民明确指出:“只有经济大大发展了,全国的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大大增强了,人民的生活才能不断改善,国家才能长治久安,我们的腰杆子才能更硬,我们在国际上说话才更有分量,支持我们的朋友才会更多。邓小平同志再三强调发展是硬道理,硬就硬在这里。”“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关键是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我们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整个过程中,必须始终重视物质文明的发展,牢牢把握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努力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这是实现我们民族振兴和国家富强的基础,是任何时候都不能动摇的。”

发展离不开改革,发展先进生产力必须有先进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与此相适应。因此,不断推进和深化各项改革仍然是我们实际工作的重点,要通过改革不断体现推动先进生产力发展的新要求。发展离不开创新,发展先进生产力必须积极推进体制创新、科技创新和企业的自主创新,要把重视科技进步和创新作为发展先进生产力的根本措施和有效途径,大力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切实树立和贯彻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的思想。发展离不开对外开放,21世纪头20年是“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全面提高质量和增强效益,在更高层次和更大范围进一步提高对外开放水平的重大战略机遇期,我们要紧紧抓住这一机遇,加快实现我国经济社会跨越式发展和促进我国的长远发展。(三)科学发展观蕴含的社会发展思想

1.社会和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邓小平第一次提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理论。社会主义本质理论把我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了一个新的科学水平,从而也为探索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新道路和新方法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思想,并做出了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的科学判断。这一科学判断深化了我们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本质是事物的根本性质,是一事物区别于他事物的内在规定性。本质属性是事物本质的表现。本质和本质属性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从联系上看,本质属性是事物本质的表现;从区别上看,本质属性不等于本质,本质属性是本质在一定关系中的表现和反映,本质属性既反映事物的根本性质,又反映事物的基本特征。关于社会主义的本质,邓小平已经清楚地告诉我们了,那么,什么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呢?胡锦涛同志和谐社会思想明确告诉我们,那就是和谐社会: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和谐社会集中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性质和基本特征,反映了社会主义社会与资本主义社会及其以前的社会形态的根本区别,这就使我们对社会主义有了更加全面的认识,呈现在我们面前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清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必须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2.“五位一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总体布局和目标

邓小平同志曾经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两个文明共同进步,“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在社会主义国家,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执政以后,一定要致力于发展生产力,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这就是建设物质文明。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忽视了发展生产力,所以现在我们要特别注意建设物质文明。与此同时,还要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最根本的是要使广大人民有共产主义的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江泽民同志提出要积极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实现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三位一体”的发展,制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纲领。胡锦涛同志在科学总结历史经验和汲取他国教训的基础上,明确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战略任务。这一重大任务的提出,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由过去人们所熟知的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的“三位一体”布局,发展成为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的“四位一体”布局,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更为全面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胡锦涛同志十分明确地指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同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是有机统一的。”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了更为坚实的物质条件、政治基础和精神动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又可以为社会主义的其余三个文明的建设提供更好的社会背景。四个方面的建设全面发展,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整体发展。胡锦涛同志和谐社会思想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从“三位一体”发展为“四位一体”,拓展了现代化建设的战略格局,反映了党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新认识和新发展,进一步充实和创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党的十七大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目标进一步表述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适应人民群众对良好生态环境越来越迫切的期待,党的十八大把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并列,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从“四位一体”扩展为“五位一体”,这表明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从认识到实践都达到了新的高度。这“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对应着全国老百姓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五大权益。这是总揽国内外大局、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一个新部署。面对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体现了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理念。特别是通过生态文明建设,我们党和国家将在实现当代人利益的同时,不耗费属于子孙后代的资源,给自然留下更多修复空间,给农业留下更多良田,给子孙后代留下天蓝、地绿、水净的美好家园。

四、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

世界的物质统一性原理,要求我们在实践中,必须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一)邓小平理论对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贡献“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毛泽东早在1941年所作的《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中就对“实事求是”做了精辟的论述,指出了作为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的“实事求是”的实质,集中体现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要求。正如邓小平所说:“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毛泽东同志用中国语言概括为‘实事求是’四个大字。实事求是就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就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邓小平同志对党的思想路线的贡献,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重新确立了党的思想路线;二是在实事求是前面强调了解放思想,从而丰富与发展了党的思想路线。

1.重新确立党的思想路线“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党和国家面临着百乱待理、百废待兴的局面。一方面,有人提出“两个凡是”的思想;另一方面,一些人产生了对毛泽东思想、对党的领导、对社会主义的怀疑乃至否定的情绪。面对这种复杂的历史局面,邓小平以马克思主义战略家的远见卓识敏锐地认识到,要解决面临的各种困难和问题,开创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必须首先解决思想路线问题。这是因为,“不解决思想路线问题,不解放思想,正确的政治路线就制定不出来,制定了也贯彻不下去”。对于“两个凡是”的思想,邓小平一开始就明确反对。他在1977 年5 月指出:“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应该像毛泽东同志说的那样对待这个问题。马克思、恩格斯没有说过‘凡是’,列宁、斯大林没有说过‘凡是’,毛泽东同志自己也没有说过‘凡是’。”他还说自己提出要准确地、完整地理解和掌握毛泽东思想体系,不赞成“两个凡是”的意见和主张“是经过反复考虑的”。

1978 年初,我国掀起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讨论的焦点就是判断真理的标准是什么,是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只言片语作为判断真理的标准,还是实事求是,还马克思主义以本来面目,以实践作为判断真理的唯一标准。以真理标准的讨论为契机,全国兴起了一场新的思想解放运动。它以新的历史条件为依托,以恢复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目为主要内容,以探索中国社会主义道路如何走为主要方向。在这场大讨论中,邓小平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1978 年9 月,他明确指出:“怎么样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是个大问题……什么叫高举? 怎么样高举? 大家知道,有一种议论,叫做‘两个凡是’,不是很出名吗? 凡是毛泽东同志圈阅的文件都不能动,凡是毛泽东同志做过的、说过的都不能动。这是不是叫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呢? 不是!这样搞下去,要损害毛泽东思想。”

1978 年12 月13 日,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邓小平作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系统论述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以及两者之间的辩证关系。邓小平的这次讲话成为后来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不仅恢复了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貌,也为重新确立党的思想路线奠定了坚实基础,被全党认可,使全党在如何对待毛泽东思想的问题上达成了空前共识。

2.将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并提

邓小平对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贡献还体现在他提出、论证和坚持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的辩证统一上。邓小平认为,实事求是离不开解放思想。他指出:“思想不解放,思想僵化,很多的怪现象就产生了。”因此,不打破思想僵化,不大力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就恢复不起来,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就没有希望。“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只有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顺利发展,我们党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也才能顺利发展。”邓小平还对解放思想的科学内涵做了阐释:“我们搞四个现代化,不开动脑筋,不解放思想不行。什么叫解放思想? 我们讲解放思想,是指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

邓小平认为,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是辩证统一的,二者相互依存、相互渗透。首先,解放思想是实事求是的前提。邓小平说:“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首先是解放思想。只有思想解放了,我们才能正确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解决过去遗留的问题,解决新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正确地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确定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道路、方针、方法和措施。”其次,实事求是是解放思想的根本要求。邓小平说:“解放思想必须真正解决问题。”也就是说,我们在认识和实践中,离开了实事求是,脱离实际,违背客观规律,也不是科学意义上的解放思想,只能导致主观主义,盲目蛮干。只有真正做到了实事求是,才达到了解放思想的根本要求。

邓小平对我党思想路线的内涵做了完整的新概括。他说:“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就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根据他的这一论述,在党的十二大通过的党章中明确规定:“党的思想路线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党的十四大在《中国共产党章程》总纲中,又在这条思想路线之前,加了一个总概括:“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丰富和发展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形成了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13年来,江泽民在卓有成效地推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中,把党的思想路线发展到一个新的境界。他最深刻的创新,就是在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中,提出了“与时俱进”。《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他指出“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2002年4月《在西安主持召开西部大开发工作座谈会时的讲话》中指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既要坚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又要与时俱进、开拓创新。”时隔一个月以后,他在《在四川考察工作时的讲话》中进一步强调“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必须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做到与时俱进、开拓进取。”他在“5·31”讲话中更明确表示:“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弘扬与时俱进的精神,是党在长期执政条件下保持先进性和创造力的决定性因素。”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江泽民在为党的思想路线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的同时,还对贯彻和发展党的思想路线的重要性做出了新的概括,从而更加完整地表达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江泽民同志将“与时俱进”的科学内涵概括为:“与时俱进,就是党的全部理论和工作要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能否始终做到这一点,决定着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这就表明了江泽民同志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强调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的问题,其实质是回答了主观与客观相符合的程度问题,回答了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的问题,从而为推进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提供了理论依据。由此可见,与时俱进的科学内涵就在于我们党在全部理论和工作中一定要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三)科学发展观对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贡献

1.提出了“求真务实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的核心内容”的科学论断

2004年1月12日,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六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针对当时党内存在的追求表面文章,不讲实际效果、实际效率、实际速度、实际质量、实际成本的形式主义和说空话、说大话、说假话的恶习,指出:“求真务实,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一以贯之的科学精神,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的核心内容,也是党的优良传统和共产党人应该具备的政治品格。”“认识规律、把握规律、遵循和运用规律,是坚持求真务实的根本要求。”“在全党大力弘扬求真务实精神、大兴求真务实之风,关键是要引导全党同志不断求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之真,务必坚持长期艰苦奋斗之实;求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之真,务必抓好发展这个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之实;求人民群众的历史地位和作用之真,务必发展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之实;求共产党执政规律之真,务必全面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之实。”从胡锦涛的论述来看,求真务实是对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与脚踏实地的实干精神的结合。“求真”就是从实际出发,探索和把握事物的规律、真理。“务实”就是把求真得来的规律、真理付诸实践,指导工作,取得实效,把中央的好思路好政策好措施真正落实。由此可见,求真务实是对实事求是的进一步发挥,它的贡献主要在于沟通了主观认识与客观实践的联系,使党的思想路线具有了实践属性。坚持党的思想路线不仅仅是为了“求真”,同时也包括用通过“求真”获得的正确理论来指导我们的工作。

2.提出了“解放思想是党的思想路线的本质要求”的重要思想

2007年6月25日,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央党校的讲话,深刻阐述了事关党和国家工作全局的若干重大问题,其中对解放思想的论述,对深刻理解和切实贯彻党的思想路线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胡锦涛指出,解放思想,是党的思想路线的本质要求,是我们应对前进道路上各种新情况新问题、不断开创事业新局面的一大法宝,必须坚定不移地加以坚持。把解放思想提升为党的思想路线的本质要求,是对解放思想的新定位,是对党的思想路线的新认识、新贡献。党章明确指出:“党的思想路线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贯彻党的思想路线,必须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他又进一步指出:“解放思想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大法宝。”全党同志要“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勇于变革、勇于创新,永不僵化、永不停滞”。十七大报告关于“解放思想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大法宝”的科学论断,不仅是对于解放思想的最新定位,也是对于党的思想路线的最新贡献。

第二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实践观运用

实践是人类自觉自主的一切行为,是主体能动地改造客观世界的对象性活动。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我们党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有两次历史性飞跃,第一次飞跃形成了毛泽东思想,第二次飞跃是在改革开放新的伟大实践中,逐步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以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为理论基础,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这一崭新的伟大实践,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实践观新的重大突破,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实践观,而且反过来,这个理论又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理论指导。

一、实践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形成的基础和动力

(一)实践是邓小平理论形成的基础和动力

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基础上建成的,探索中国社会主义的建设道路是一个前无古人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走了很多弯路,尤其是“文化大革命”给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带来了巨大的灾难。“文化大革命”后期,随着揭露和批判“四人帮”的深入,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左”的错误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必须彻底拨乱反正。面对一系列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邓小平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娴熟的政治智慧,首先抓住具有决定意义的环节,立足于社会实践,从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入手。

1978年12 月13日,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做了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强调指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只有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顺利进行,我们党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也才能顺利发展。他明确指出: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就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

1978年底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重新恢复和确立了党的思想路线,这是对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一个巨大突破。解放思想,指的是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在社会实践的基础之上,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提出新观点。实事求是中的“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只有首先解放思想,才能做到实事求是;只有实事求是,才能真正解放思想。同时,邓小平还认识到社会主义的建设不能照搬照抄他国的经验,我们必须解放思想,不断探索,结合自身实际,制定政策进行改革,在实践中为与中国国情相适应的社会主义建设走出了一条新路。

邓小平提出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立足于中国的具体的实际情况、是基于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主义实践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与教训得出的重要论断,同时,这一思想路线是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服务的。可以看出,邓小平提出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以社会主义实践为基础的。(二)实践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形成的基础和动力

自新中国成立起,尤其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坚持在改革开放中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找到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形成了邓小平理论;文化上提出了“精神文明”重在建设的方针,强调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一切优秀文化传统,学习和吸收一切外国优秀文化成果,不断创造和推进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制定了真正代表人民群众利益的方针政策,得到了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其结果是我国经济突飞猛进,文化空前繁荣,人民生活水平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高。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性要求对这些新发展、新成就做出新的概括,这就是江泽民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产生的实践基础。

在国内经济建设中,我们还面临着艰巨的任务,如产业结构调整、生态问题等,同时在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也存在着诸多问题。我们党内确实存在着一些腐败分子,严重影响了党的形象和声誉。就国际环境而言,虽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但是强权政治依然存在,霸权与反霸权、单极与多极化的斗争十分激烈,世界多极化的进程将会经历一个较长的发展历程,国际形势风云变幻,各种政治挑战接连不断。经济全球化的推进,生产力的发展日新月异,综合国力的竞争日益激烈,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全球化的竞争中处于不利的地位,经济发展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以信息科学和生命科学为核心的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突飞猛进,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科技实力占有显著的优势,发展中国家面临着技术跨越的机遇和巨大的压力。世界各国的优秀文化不断传播,各种思想文化相互碰撞,不同的意识形态斗争长期存在。西方敌对势力一直不停地对我国实施“西化”政策,千方百计想搞垮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在这种纷繁复杂的国际环境中灭亡了,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教训。正是基于这样的世情国情党情,2000年2月,江泽民同志在广东考察工作时提出了“三个代表”的要求。他指出:“要把中国的事情办好,关键取决于我们党,取决于党的思想、作风、组织、纪律状况和战斗力、领导水平。只要我们党始终成为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忠实代表,我们党就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永远得到全国人民的衷心拥护并带领人民不断前进。”可见,“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完全是基于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对党的要求的。(三)实践是科学发展观形成的基础和动力

当前,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长期形成的结构性矛盾和粗放型增长方式尚未根本改变,影响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依然存在,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的趋势还未根本扭转,缩小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任务艰巨,这些矛盾的凸显又使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面临了一系列严峻挑战。在这样一个关键时期,要是举措得当,就能促进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平稳进步;而要是应对失误,则可能导致经济徘徊不前和社会长期动荡。科学发展观正是在深刻分析和把握我国发展的这个阶段性特征的基础上,为适应新的发展要求而提出来的,它旨在奋力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为广阔的发展前景。

科学发展观也是在总结近三十年来改革开放实践的基础上形成的。我们要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全面地使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就必须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和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坚持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促进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坚持在开发与利用自然中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科学发展观反映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生产力的发展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只有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才能为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而与此同时,经济发展又同政治发展、文化发展紧密联系,经济发展从根本上决定政治发展和文化发展,但政治发展和文化发展也会反过来对经济发展产生反作用,并在一定条件下产生决定性作用。在经济发展中,要正确处理增长的数量和质量、速度和效益的关系,如果单纯地扩大数量、追求速度,而不重视质量和效益,不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就会出现增长失调并最终制约发展的局面。忽视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忽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忽视各项社会事业的发展,忽视资源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经济建设是难以搞上去的,即使一时搞上去了,最终也要付出沉重的代价。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蕴含的实践主体思想

(一)邓小平理论中蕴含的实践主体思想

1.在立足于实践的基础上发挥人民群众的创造性

世间万物,人最宝贵,因为人有主观能动性。邓小平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非常重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历史活动是人民群众的事业,人类社会的历史是人民群众劳动的过程。社会主义社会同先前的一切社会相比,最大的优越性就在于它能最大限度地把最广大的群众吸引到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来,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

邓小平认为,人民群众是人类历史活动和社会实践的主体,实践首先是人民群众的实践,只要人民群众认准了我们党选择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正确的,明确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发展方向,以饱满的信心、热情和历史创造者的主动性、积极性和首创精神,毫无保留地投身实践,就一定能够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推动社会的全面进步。只有坚持这样的实践观,我国社会主义的经济社会建设才会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头动力。

2.将人民群众的整体性作用与个人作用相结合

社会历史实践证明,无产阶级的解放不是几个人活动的结果,也不是没有组织、没有领导的活动,而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正在建设的由共产党领导的亿万人民参与的改革和发展中的事业。社会主义改革和建设,还需要社会各方力量的密切合作。中国共产党必须坚持群众路线,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善于发挥人民的力量,使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和自愿地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是整个中华民族、整个中国的事业,这个事业不能仅仅寄托在伟人的肩上,这需要我们共同努力。只有由领袖领导着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领导着全国人民,群策群力,共同努力,艰苦创业,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才能取得最后的成功。

邓小平实践观这一学说和理论,也不是邓小平自己一个人独创的,它首先是中国共产党人集体智慧的结晶,同时它也是人民群众实践成果的综合概括。邓小平实践观理论可以说是集所有人的想法于一身的理论成果。

3.尊重人才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要作用

邓小平紧跟世界发展进步的潮流,提出了一个鲜明的思想,这就是“尊重知识,尊重人才”。邓小平在“文化大革命”后复出时,自告奋勇,要求抓教育和科技工作。他多次说过:“搞好教育和科学工作,我看这是关键。没有人才不行,没有知识不行。”他还说:“改革经济体制,最重要的、我最关心的,是人才。改革科技体制,我最关心的,还是人才。”

在全国人民的面前,邓小平对于知识和人才做出了重要的强调,重要的是要尊重劳动者的知识和能动作用,进而成为一支能上进、打得赢的队伍。从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这支队伍不断发展壮大,并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来,经历了一个新的政治运动的“洗礼”之后,我们付出了惨痛的代价。现在的状况,这支队伍表现良好,在质量和数量上都有很大的提高和升级,对我们中华民族的复兴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一定要重视知识和人才的重要性和创新性,要有一种社会责任感和紧迫感,中华民族的复兴需要这支队伍。(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蕴含的实践主体思想

在社会实践主体问题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始终坚持了“人民群众是社会实践的主体”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江泽民同志指出:“理论创新的源泉在实践,实践的主体是人民群众。”按照人民群众是社会实践的主体的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一个政党的合法性来自于人民群众的支持,其力量取决于它所代表的人民群众的多寡。从总结当代一些世界著名政党走向衰亡的教训出发,江泽民同志明确指出了中国共产党必须“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以赢得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的重要性。他说:“(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一些执政几十年的政党先后下台,有的已经衰亡。其中的根本原因是党的内部出了问题。认真分析这些政党的兴衰,加以借鉴,对我们加强党的建设很有意义。历史和现实都表明,一个政权也好,一个政党也好,其前途与命运最终取决于人心向背,不能赢得最广大群众的支持,就必然垮台。”

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一些新的社会阶层应运而生。如民营企业中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社会阶层,都是在此之前没有过的。同时,其中不少人还在不同所有制、不同行业、不同地域之间流动,其职业和身份处于频繁的变动之中。对此,“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分析当代中国社会的实践主体的变化情况,把这些新阶层纳入社会实践主体的范围之内,充分肯定了他们的实践活动对社会的积极贡献。江泽民同志指出:“在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指引下,这些新的社会阶层中的广大人员,通过诚实劳动和工作,通过合法经营,为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和其他事业作出了贡献。他们与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干部和解放军指战员团结在一起,他们也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这一论断,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根据新时期中国社会阶级阶层变化的实际情况所做出的正确判断,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马克思主义实践主体理论的重要发展。(三)科学发展观中蕴含的实践主体思想

1.实践出发点的主体性

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科学发展实践的出发点是维护人民的利益,应该从人民的需要、利益和权益出发去谋发展、促发展。否则,发展实践就失去了意义、失去了方向。因而,就实践的基本形式而言,无论是物质生产实践、创立和改造社会关系的实践、创造精神生活的实践,还是发展和保护生态环境的实践,其出发点都是主体,都是为了满足主体物质生活、政治生活、文化生活、生态环境等方面的需要。也只有把主体作为实践的出发点,使主体“认识自身,使自己成为衡量一切生活关系的尺度,按照自己的本质去评价这些关系,根据人的本性的要求,真正依照人的方式来安排世界”的实践,才是科学发展的实践。

2.实践展开过程的主体性

人不仅是实践的出发点,而且是实践展开过程的主体力量和内在动力。人在社会实践中作为主观能动性的主体,蕴藏着无穷的潜力和智慧。对此,胡锦涛同志指出:“人民是创造历史的根本动力。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主体,是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创造者,是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推动者。”当今,一个国家经济社会的发展、综合国力的提升,依靠的主要不是物质资本而是人力资本,不是物质资源而是人力资源,即掌握先进科学技术的人才及高素质的劳动者队伍。人才资源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第一动力资源。因此,大力开发人力资源,加强人力资本投资,不断提高主体的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是推进实践展开过程主体性的发展及推动科学发展实践的根本要求。对此,胡锦涛指出:“我们必须最充分地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最大限度地集中全社会全民族的智慧和力量,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亿万群众投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

3.实践结果的主体性

2010年9月16日上午,胡锦涛在第五届亚太经合组织人力资源开发部长级会议开幕式上发表题为《深化交流合作 实现包容性增长》的致辞。胡锦涛强调,亚太区域合作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亚太经合组织各成员应该携起手来,充分运用亚太经合组织这一合作平台,深化合作,拓展合作,不断朝着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目标迈进,不断造福亚太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胡锦涛指出,实现包容性增长,根本目的是让经济全球化和经济发展成果惠及所有国家和地区、惠及所有人群,在可持续发展中实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我们应该坚持发展经济,着力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增加社会财富,不断为全体人民逐步过上富裕生活创造物质基础;坚持社会公平正义,着力促进人人平等地获得发展机会,不断消除人民参与经济发展、分享经济发展成果方面的障碍;坚持以人为本,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2012年9月10日,胡锦涛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中,庄严承诺:“使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保证人民过上更好的生活。”

科学发展实践的目的是为了提升主体素质,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而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也必须通过主体素质的提高、人的全面发展来实现。进行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主体是人民,享受“四个”文明实践成果的主体也是人民,没有人民的物质、政治、文化、生态等方面需要的不断满足,没有人的全面发展,也就没有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和进步。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蕴含的实践客体思想

(一)邓小平理论中蕴含的实践客体思想

1.生产实践的认知

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的结合概括如下:“一定要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并最终实现共同富裕。”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特点的论述,摆脱了长期以来拘泥于具体模式而忽略社会主义本质特征的错误倾向,纠正了长期以来离开生产力抽象地谈论社会主义,把许多束缚生产力发展的、并不具有社会主义本质特性的东西,当成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把许多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东西,当成资本主义复辟的错误做法。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本质的精辟论述,把人们从教条主义、经验主义和“左”的思想束缚中解放了出来,调动了人们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积极性。

邓小平把生产实践作为自己研究实践的基础,是邓小平根据前人的理论,并结合中国的具体国情提出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的生产实践理论,这也成为了邓小平实践观的研究基础。

2.处理社会关系实践的认知

阶级斗争作为历史的车轮,在人类的历史中存在了很长的岁月。当历史的车轮滚进社会主义这一大环境中后,又体现出新的特质。邓小平对社会实践中的“阶级斗争”理念做了新的阐述和总结。

中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的国家,是人民群众当家做主的人民民主专政,这也是对少数人的专政。我们一定要注重民主的作用,但也不能忽视专政的职责。邓小平曾指出,我们的社会还存在一些敌对分子和一些不和谐的因素,我们一定要实行人民民主,但不能实行专政。

邓小平的这一说法,告诫我们要防止犯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在反对“阶级斗争熄灭论”中,我们犯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提出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方针,甚至认为党内存在资产阶级,片面强调了专政,忽视了民主与法制建设,从而给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带来了巨大的损失。邓小平领导全党进行拨乱反正,克服了把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邓小平在强调人民民主专政的专政职能时,依然强调要防止再犯过去的错误。邓小平还提出,在剥削阶级被消灭以后,仍然存在着特殊形式的阶级斗争。邓小平从中国的现实出发,实事求是,既承认剥削阶级作为一个整体已被消灭,阶级斗争已不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又承认特殊形式的阶级斗争的存在。这种阶级斗争已不是阶级与阶级之间的斗争,而是在剥削阶级消灭以后,作为阶级斗争的残余而存在,它表现为广大人民同各种敌对分子的斗争。鉴于这种特殊形式的阶级斗争的存在,邓小平提出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器不能削弱,社会主义国家的存在,是社会主义民主和现代化建设的必要保证。

3.科学实践的认知

在1978年举行的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邓小平做了重要的讲话。第一个问题就是对于“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认识。随着社会的发展,“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在人民心中已经印象深刻。

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邓小平根据经济发展、国际政治的新情况和科学技术发展的新趋势,多次强调科学技术对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作用,并且强调四个现代化的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邓小平认为,马克思把科学技术定义为生产力,还不够准确,科学技术应该是第一生产力。在1992年的“南方谈话”中,他充分肯定了这一点,这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的发展。事实也是如此,当代科学技术的作用比任何时候都更加突出。科学技术不仅渗透到生产过程中,通过新材料、新设备、新工艺而极大地促进了生产的发展,并且还改变了社会生产部门的构成和结构,造就了一系列新型的生产部门,这就是人们所说的“知识密集型工业”。它只需要少量的能源和材料,通过一定数量的电子信息和科学技术,就能够制造出附加值很高的劳动产品。在21世纪,不仅是技术而且科学越来越成为直接的生产力,提高生产力和发展经济越来越依赖于科学技术的进步。据统计,在20世纪初,西方的一些发达国家,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还较少依赖于科学技术,而到了现在,对科学技术的依赖程度已经提高了许多,相比之下,我国在这方面的差距还非常大,经济发展依靠科学技术的比重还很低,从而我们就不难理解邓小平所说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说法了。(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蕴含的实践客体思想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认为实践的基本形式主要有生产实践、处理社会关系的实践和科学实践三种,在今天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材中都是这样论述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不仅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立场,而且从中也体现了对社会实践基本形式问题新的理解,对于我们发展马克思主义实践形式论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启示意义。

1.高度重视生产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将共产党始终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放在首位,足见其对生产实践的重视程度。当前我国的各类社会问题的根本解决方法就在于提高生产力水平,丰富物质产品。因此,江泽民指出:“全党同志无论在什么岗位上,都要对自己所从事的工作经常加以检查和总结,看看是不是符合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符合的就毫不动摇地坚持,不符合的就实事求是地纠正。”

2.创新性地提出“文化实践形式”

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所提出的“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的论断中,已经有把文化实践活动作为一种基本社会实践形式之义。“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有关文化问题的大量论述,是对马克思主义实践形式理论的重要发展。“文化实践”已在外延上超出了原来的“科学实践”所涵盖的范围。从广义上说,文化实践活动既包括了人们的科学实践活动,也包括了人们创造、传播和享受各类精神文化产品的活动。科学实践活动具有前沿性、探索性,对于推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起了巨大的作用。然而,一项社会实践活动要取得作为基本社会实践形式的资格,除了它对社会的存在与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以外,它还应该是大多数社会成员都能参与的社会实践活动。从事科学实践者仅仅是社会中那些受过系统科学技术训练的专业人才,这类人才在社会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是相当低的。因此,从实践主体广泛性的角度而言,此项活动要单独地作为一项人类的基本社会实践活动似乎还不太够格。况且,要使科学实践的成果为社会大众所掌握,还离不开教育工作者和科普工作者们的教育和传播。而文化实践活动的根本目的在于提高人的科技素质与人文素质。在现代社会,这类活动几乎是人人都要参与的。文化实践活动的实践主体在数量上要比科学实践的实践主体多得多。同时,科学实践活动本身也是广义的文化实践活动的一部分。因此,把科学实践与人文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与欣赏、教育等活动综合起来,构成一种文化实践活动,并作为三大社会实践的基本形式之一,比之于把科学实践单独地作为一种社会实践活动的基本形式更为合理。(三)科学发展观中蕴含的实践客体思想

科学发展就需要开发创造出全新的物质生产、社会关系生产、精神生产实践的对象。只有开发创造出新的自然客体(即新材料、新能源、新产品等)、新的社会客体(即新制度、新体制、新机制等)和新的精神客体(即新理论、新知识等),才能实现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实践手段也要创新,其中最根本的是物质生产实践手段创新。而在当今世界,物质生产实践手段创新的关键是科技创新。正如胡锦涛所指出的:“科技已成为支撑和引领经济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的主要动力。”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对实践地位的认识

(一)邓小平理论对实践地位的认识

1.将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和根本目的统一于实践之中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国各族人们逐步认识到发展的重要性,改革经济、政治、文化等体制机制的必要性,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备了与时俱进的精神,表现出了强劲的生机和活力。

邓小平在1992年初的“南方谈话”,从对社会发展的意义上来讲,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弄清楚了社会主义本质、社会主义根本任务和根本目标等重大思想问题和理论问题。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并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就是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实质上这也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根本目标。在这个过程中,对劳动群众放开权利和让其参加劳动,是社会进步的一种表现,这对于社会发展来讲意义很大。因为,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在社会主义目标的实践过程中,不同的价值观必然会对生产力的发展产生影响,发展一旦离开了实际,生产力的发展就要受到阻碍。邓小平指出,在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其主要目的就是要把生产力解放出来进而发展它。社会存在的前提就是要发展生产力,使实践在发展的过程中体现出来,同时,社会制度的建立和巩固,也是靠生产力的发展来体现的,这是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新中国成立以来,在整个社会中出现过比较深层次的矛盾,只有坚持实践才能解决这些矛盾。发展生产力对社会的发展至关重要,我们发展生产力的最终目标就是要达到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即共同富裕。邓小平认为要达到共同富裕就要坚持改革,在这个过程中一定要坚持实践第一,要大胆地闯、放开地干。不论是在农村还是在城市,不论是在大陆、港台还是在特区,改革都不能动摇。要把坚持少部分人先富的观念贯穿在整个改革发展的过程中,引导人们积极地创造财富,积累经验,在一些资源丰富、条件便利的地方,为人们创造发展的空间和领域,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能动作用,积极地实施政策引导、精神鼓励以及财政支持,这对促进国家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

2.“试验论”与“不争论”体现“实践第一”的观点

实践第一的观点是通过邓小平提出的试验论和不争论体现出来的。试验论是要求人们通过试验的方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探索和研究,这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重要哲学基础。而不争论,就是要求人们不要盲目地毫无根据地争论,要用事实说话,证明实践的正确与否。

邓小平在改革的过程中是非常积极的。他首先选择了具有代表性的大城市如深圳、珠海等作为试验区,先进行部分的试验,积累经验。实施过程中,可以根据具体情况来进行改进,证明“摸着石头过河”是正确的。也可以这么说,如果没有深圳、珠海的试验和实践,就不会有中国整个东海岸甚至整个中国的实践。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的经验足以证明,整个改革开放的设计和试验都是成功的。在一些大事上,不要光议论而不进行实践性试验。有些事情一开始就争论是没有结果的,只有进行试验才能知道是对还是错。总之,我们不能争论。邓小平是一个伟大的实践者,邓小平的不争论对社会的发展起到了良好的促进作用。不参与争论,以节省时间,将争论的时间用在实干上,这是一个讲实践的过程,是一种在更大意义上的实践。他指出:“如果不参与辩论,那并不是我的一个发明。如果是不争论,那是为了节省时间干。一争论就复杂,时间都浪费掉了,无所事事。不争论,大胆尝试,大胆打破。”邓小平的实践观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地位,在整个社会发展的过程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实践地位的认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本身是与时俱进的: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前进的方向,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其中“始终代表”、“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先进文化”、“前进方向”、“人民的最根本利益”都是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向前发展的。江泽民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指出:“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必须使全党始终保持与时俱进的精神状态,不断开拓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新境界。坚持党的思想路线,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是我们党坚持先进性和增强创造力的决定性因素。与时俱进,就是党的全部理论和工作要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能否始终做到这一点,决定着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一个政党永葆生机的源泉。”“实践没有止境,创新也没有止境。我们要突破前人,后人也必然会突破我们。这是社会前进的必然规律。”因此,“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不仅实现了党在指导思想上的与时俱进,是中国当代的马克思主义,而且要求全党、全国人民,要以发展的观点,着眼于理论创新,推动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的创新,从而推进实践不断向前发展。如果说,马克思的科学实践观揭示了人的需要推动人的实践,而人的实践又产生了人的新需要,从而形成了人的需要与人的实践活动间的良性互动、永恒发展,那么,“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则在需要与实践之间增加了“创新求先”的环节,使需要转变为理论的创新(先进的文化),由理论创新来推动实践创新(先进的生产力,促进生产力发展的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等制度、体制),再由实践创新催生新的需要、新的理论,从而形成人的需要、理论创新与实践发展三者之间高效有序的良性互动、永恒发展。(三)科学发展观对实践地位的认识

马克思主义哲学把实践的基本形式概括为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生产实践,处理人与人关系的社会关系实践和科学实践。这三项基本实践活动在不同时代以及在同一时代的不同历史时期,其地位和作用是不同的。在革命与战争时代,处理社会关系的实践,即阶级斗争,是实践的主要形式。在当今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的主题的背景下,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生产实践,即发展的实践,就成为主要形式。

基于此,科学发展观把发展实践放在非常重要的位置,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这是基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基于人民过上美好生活的深切愿望,基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基于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履行党的执政使命而做出的重要结论。胡锦涛同志深刻指出:“科学发展观,是用来指导发展的,不能离开发展这个主题,离开了发展这个主题就没有意义了。”

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标准

(一)邓小平理论中蕴含的实践标准思想

1.赋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以新的含义

粉碎“四人帮”后,中国已经到了历史的转折关头,人们的思想还处于非常混乱的状态。1977年2月7日,中央两报一刊(即《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发表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提出“两个凡是”方针,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必须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要始终不渝地遵循”。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发表了胡福明等人撰写的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这篇文章在当时引起了强烈反响,有人批评它是“荒谬”、“砍旗”,有的赞誉它是“东风第一枝”,是“一颗彻底摧毁‘四人帮’反动思想体系的重磅炸弹”。众说纷纭,争论四起。文章也引起了邓小平的重视,他后来指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光明日报》刊登了一篇文章,一下子引起那么大的反应,说是‘砍旗’,这倒进一步引起了我的兴趣和注意。”在邓小平的亲自领导下,围绕这篇文章的争论最终发展成为一场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邓小平说:“不要小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争论。这场争议的意义大了,它的实质就在于是不是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重新提出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观点,这是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在中国的土壤中新的应用和发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是马克思主义实践论中最基本的原理。但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实践领域的具体应用中,由于实践内容不同检验真理的具体实践标准也不同。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究竟应该用什么作为检验有关路线、方针、政策对错的标准呢?邓小平在理解研究前人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观点的基础之上,提出了自己新的观点和看法,既是对前人学说的继承,也是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一种新的阐释,赋予了其新的含义。

邓小平提出了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作为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来把握,从而使这一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转化为动态的方法论。但是,社会性的认识不同于自然性的认识,它不像盖房子、造机器等这样的活动,社会性认识不具有自然性认识自身所具有的精确性。实践对社会性的认识的检验不能简单地用“对”和“错”来回答,它更加强烈地表现为一种动态的过程。邓小平所提倡的“走一步看一步”,不断总结经验和教训,不断纠正错误的方法,正是实践检验的动态过程的体现。邓小平把“走一步看一步”看成社会主义现代化运动的根本的指导方针,是因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一场前无古人的实践。“走一步看一步”的方法实质上是把实践标准动态化、具体化,从而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深化到工作和实践中去了。把它作为一个重大的方法,还在于它体现出了现代实践活动中的反馈原则。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可能遇到这样那样的问题,邓小平认为解决问题是最重要的,不能议而不决,这就需要我们要有实干精神。实干有时也会犯一些错误,错了我们可以随时纠正。但如果我们只在纸上谈兵,不付出自己的心血和努力去实践,出现的问题最终也不会得到真正的解决。这也就证明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科学的、正确的。

2.立足于实践的基础上提出“三个有利于”的标准

邓小平不仅坚持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同时也提出了“三个有利于”的标准。邓小平在1992年南方谈话中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我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经验,对如何判断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各项工作是否正确,提出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的科学标准。实践的标准明确规范了内容丰富的实践,要结合人民群众的利益,以便用正确的解决方案来满足不同的标准的要求。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把生产力作为基础,从实践标准向生产力标准过渡,是认识和实践发展的要求。

邓小平的“三个有利于”,是由社会发展的本质来决定的,这体现了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本质要求,即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并最终达到共同富裕。邓小平用这句话来概括社会主义的本质,是其思想重要性的表现。与此同时,邓小平认为,加入“人民群众的创造性的一个共同特点”,坚持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正确性的基础。因此,只有着力发展生产力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以显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这是压倒一切的标准。”只要符合“三个有利于”标准,就去实践,大胆试验。不完全符合“三个有利于”标准的是不允许的,就不能去干。“三个有利于”标准是人民的利益和实践水平的评估标准,在本质上,重点是对社会主义实践的重要性的后果进行评定。从这一观点来看,“三个有利于”是一个综合的、全面的、科学的判断标准,不仅在理论上丰富和发展了唯物主义的实践观,也使我们进一步明确和坚定了改革开放的方向。

3.实践标准与价值标准的统一

邓小平尊重实践,表现在他十分关注实践的最终效果。邓小平的实践观,不仅把真理和价值统一起来,而且把真理标准和价值标准统一起来。

真理是指实践过程中主体对客观事物及其规律的认识,价值是指实践过程中客观事物对主体需要的满足。前者具有客观性,后者具有目的性。人们对真理的把握是必要的,但如果从价值论意义上说,仅仅获得真理还是不够的,我们还必须进一步把真理同主体对目的的追求联系起来,以便在实践中满足主体的需要。只有通过实践的结果,我们才能检验认识的真理性以及真理的价值性,实现真理与价值的真正统一。邓小平一直主张用实践的结果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邓小平认为,我们的社会主义理论和政策是否正确,只能用实践的结果来检验,必须拿事实来说话。他还在总结社会主义实践的基础上指出,社会主义不仅仅是一种理论,它还必须在实践中不断满足人民的物质和精神需要。这也就是说,社会主义的真理理论和社会主义的价值理论具有统一性。“社会主义”可以说是一个很好的名词,但我们不是因为“社会主义”这个名词好才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也绝不是空洞的理论,不要只喊社会主义的空洞口号,不做实事。单纯空讲社会主义不行,人民不相信。社会主义到底有没有优越性,社会主义的理论和政策对不对,归根到底要接受价值标准的检验,看生产力是否发展了、人民生活是否改善了。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实现共同富裕。这样,我们就把社会主义理论与政策同满足人民需要的价值取向真正统一起来,统一的基础就是社会主义的实践结果——发展生产力,实现共同富裕。

实践标准和价值标准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实践标准是根本,价值标准是目标,两者统一于实践之中。邓小平立足于实践探究真理,又在探究真理的过程之中实现与价值的结合,这是对马克思实践观、列宁实践观、毛泽东实践观的继承与发展。(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蕴含的实践标准思想

江泽民同志在十五大报告中提出:“在走向新世纪的新形势下,面对许多我们从来没有遇到过的艰巨课题,邓小平理论要求我们增强和提高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坚定性和自觉性,一切以……‘三个有利于’为根本判断标准,不断开拓我们事业的新局面。”这可以说集中表明了我们继往开来、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的思想路线。这也向我们提出了深入理解“三个有利于”标准是实践标准与价值标准的统一的理论要求。

在建党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与党的十六大报告中,“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成为继“三个有利于”标准之后的又一项具体的实践标准,得到全党全国人民的高度认同和广泛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把是否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是否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是否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衡量党的先进性的标准,把党领导人民进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败放到推动当代中国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发展中去考察,放到维护和实现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奋斗中去考察。(三)科学发展观中蕴含的实践标准思想

科学发展观强调以人为本,进一步把发展的本质和目的归结到人,把发展的目标和利益落实到人,让发展的成果和效益惠及全体人民。“以人为本”就是以人民为本,就是要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尊重人民群众主体地位,发挥人民群众首创精神,保障人民群众各项权益,走共同富裕道路,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为什么发展、依靠谁发展、如何评价发展是发展观的核心问题。要回答这些问题,就必须坚持“以人为本”的最高标准。因为社会发展的评价问题,说到底是一个价值问题。从价值尺度上说,发展的目的是为了人,发展必须依靠人。作为客体尺度的生产力,实质上是人们满足需要的能力,是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物化形态。生产力的发展,根本上是为了人的发展。离开人的目的,生产力的发展也就失去了意义。当然,我们也不能离开生产力发展,抽象地谈论人的发展。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就是要求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生产力,才能为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满足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需求创造出现实的基础。不然,人的发展就会成为一句空话。

第三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联系观彰显

马克思主义认为,世界是普遍联系的整体,任何事物内部各要素之间以及事物之间都存在着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和相互作用的关系。首先,联系具有客观性。联系是客观事物本身所固有的,而不是主观臆想的。不管人们是否能够认识得到,这种联系都是客观存在的。其次,联系具有普遍性。这主要表现在:第一,任何事物内部的各个部分、要素、环节都是相互联系的;第二,任何事物都与周围的其他事物相互联系着;第三,整个世界是一个相互联系的统一整体。最后,联系具有多样性。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事物普遍联系的原理,要求人们在谋划发展的时候,善于分析事物的具体联系,确立全局性、整体性、开放性思维,从动态中考察事物的普遍联系。这就要求人们正确地认识和处理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相互联系,促进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整体性和一脉相承性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整体性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规律的反映,是党在改革开放实践中进行理论创新的产物。它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系统地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科学地阐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路线、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发展战略、依靠力量、国际战略、领导力量等重大问题,是贯通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领域,覆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国防、外交、统一战线、祖国统一、党的建设等方面的系统的科学理论体系,是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

1.邓小平理论的整体性

邓小平理论从强国富民出发,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为指导,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为基础,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主线,以改革开放和四项基本原则为经纬,围绕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按照严密的逻辑依次展开。各个理论观点紧密衔接,彼此包含,相互渗透,构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科学体系;同时,这一体系并不是封闭的、凝固的,而是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完善和发展的。因此,在实际工作中,对它做形而上学的理解不行,断章取义、各取所需更不行,必须全面、准确、完整地领会和把握。比如,在坚持党的基本路线问题上,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把改革开放同四项基本原则统一起来。在两个基本点中,忽视任何一个,在实践中都会出偏差;否定其中一个,同时也就否定了另一个。而这两个基本点,又有机地统一于更好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只有这样看问题,才能排除各种干扰,更好地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又如,在处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关系上,必须把两个文明建设结合起来,坚持“两手抓”,防止和纠正“一手硬、一手软”的偏差。再如,在处理稳定和发展的关系上,也必须坚持辩证统一的观点。一方面,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离不开稳定的社会环境;另一方面,实现社会稳定的最终决定力量,又是经济与社会的发展。经济发展了,人民的生活水平和思想文化、道德水平提高了,国家实力增强了,社会主义制度才会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和凝聚力,各种社会矛盾也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邓小平理论围绕着“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主题,在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外部条件、政治保证、战略步骤、领导力量和依靠力量以及祖国统一等重大问题上形成了一系列相互联系的基本观点,这是它已成为一个科学体系的重要标志。正如江泽民同志反复强调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一个完整的科学体系,其中的各个基本观点、基本原理都不是孤立的,而是有着内在联系的。因此我们在学习和运用邓小平理论的过程中,要始终注意从总体上、相互联系上和精神实质上去全面地正确地把握,不能搞片面化,否则是学不好和用不好这一理论的。

2.“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整体性

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当代中国共产党人,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准确把握时代特征,明确我们党的历史使命,科学判断我们党所处的历史方位,围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主题,集中全党智慧,以马克思主义的巨大理论勇气和勇往直前的政治勇气进行理论创新,逐步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这一系统的科学理论。集中概括起来,就是必须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首先,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是发展先进文化,实现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基础条件。只有发展先进生产力,才能创造更多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先进文化和实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提供雄厚的物质基础;只有发展先进生产力,才能巩固社会主义制度,保证国家富强和人民安居乐业。其次,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是发展社会生产力和实现人民根本利益的重要条件。只有不断发展和繁荣先进的社会主义文化,才能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教育文化水平。一方面为发展先进社会生产力提供正确方向、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另一方面又可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丰富多彩的文化需求,实现着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最后,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则是我们党和国家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也是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和中国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基本保障。只有不断实现亿万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求,才能进一步密切党与人民群众的联系,使广大人民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投身于改革开放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事业,让整个国家充满生机和活力。

这样,“三个代表”的辩证统一,共同构成了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堪称坚持普遍联系这一唯物辩证法总特征的典范。

3.科学发展观的整体性

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总结我国发展实践,借鉴国外发展先进经验,适应新的发展要求,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科学发展观围绕中国新阶段社会主义发展面临的各种问题,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系列相互联系和有机统一的基本理论和观点,正是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世界普遍联系这一基本哲学原理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具体运用。科学发展观一方面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全面协调发展的横向联系,另一方面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可持续发展的纵向联系。科学发展观不仅在概念的形式上而且在概念的内容上,将科学与发展统一起来而且相互渗透,因此,全面掌握好其中的联系观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具有划时代的特殊意义。(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整体性和一脉相承性

任何理论都不可能凭空产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不是凭空设想的空中楼阁,而是来自中国现实的具体现象,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有不可分割的联系。

1.邓小平理论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脉相承

邓小平理论是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脉相承的统一的科学体系,并且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地发展。邓小平理论是在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同时结合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实际情况,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它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它贯通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领域,涵盖经济、政治、科技、文化、民族、军事、外交、统一战线、党的建设等方面,是比较完备的科学体系。同时邓小平理论中的各个主要论断、观点彼此之间存在着严密的逻辑联系,而不是各自孤立的甚至相互矛盾的。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2.“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与邓小平理论一脉相承“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同邓小平理论关于发展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也与科学发展观前后相继,都是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发展观。“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就是在邓小平理论基础上依据新的经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的新问题做了进一步回答,体现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认识的深化。科学发展观是我党在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导下,根据新的形势和任务,特别是2003年抗击“非典”斗争的重要实践,明确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体现了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认识的进一步升华。它们都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坚持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指导思想。同时,坚持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坚持发展本质与发展目的的统一,坚持继承与发展的统一。“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强调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第一要务,要努力使党的各项方针政策和工作都符合生产力发展规律,强调根据生产力发展的需要不断改革生产关系,不断调整所有制结构,完善基本经济制度。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统一,坚持“五个统筹”,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既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问题,又有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问题,是对唯物史观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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