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斯维辛的摄影师:威廉·布拉塞的生活纪实(奥斯维辛集中营幸存者的真实经历,一位被迫为党卫队拍照的波兰摄影师,一个在邪恶之地为人性而战的人)(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发布时间:2020-05-18 16:3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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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德)莱纳·恩格尔曼

出版社:新星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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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维辛的摄影师:威廉·布拉塞的生活纪实(奥斯维辛集中营幸存者的真实经历,一位被迫为党卫队拍照的波兰摄影师,一个在邪恶之地为人性而战的人)

奥斯维辛的摄影师:威廉·布拉塞的生活纪实(奥斯维辛集中营幸存者的真实经历,一位被迫为党卫队拍照的波兰摄影师,一个在邪恶之地为人性而战的人)试读:

前言

里说明了他的写作目的。他要让年轻人知道历史灾难的见证对后代具有怎样的价值。在战后德国,大屠杀幸存者的命运甚少受到关注。在战后头几年乃至数十年中,很少有人相信他们的经历,他们需要鼓起巨大的勇气,才能在公开场合说出自己的非人遭遇。能够讲述那个时期的人已经越来越少了,布拉塞活着的时候就一直在为历史灾难做见证。他的遭遇和后来的有力见证使他有资格成为一本传记的传主,对年轻一代特别有历史和道德的教育意义。

布拉塞的故事和他拍摄的那些照片如今已经成为德国青少年不可多得的珍贵历史教育材料,让他们能够具体、形象、生动地了解和认识纳粹统治时期的那一段黑暗历史,帮助他们形成自己对历史的记忆。青年一代的记忆是德国人共同记忆的一部分,但是,究其记忆性质而言,青年一代的记忆不同于他们祖辈或父辈的记忆,是一种与二战时期亲历者隔着不止一代人的“后代记忆”或“后记忆”(post-memory)。后记忆问题在德国受到社会和知识界的广泛关注。德国作家本哈德·施林克(Bernhard Schlink)的小说《朗读者》(1995)曾一度成为讨论这个问题的焦点,这本书现在已是德国高中的常选读物。这种对青少年的历史教育和对他们后记忆的关注是非常值得我们参考和借鉴的。

隔代的记忆是无法直接传承的,记忆是通过“说故事”来传递或传承的。就算是在同代人之间,除非有共同的经历或经验,记忆的分享也需要通过说故事来进行。至于隔代记忆,祖父的经历再丰富,事情记得再清楚,都无法把自己的记忆直接传给他的孙辈。孙辈必须通过祖父讲述的故事,才能分享祖父的记忆。然而,这样的记忆分享经常是零碎的,在内容和意义理解上都是欠缺的。这是单纯语言型后记忆的特点,图像和实物可以使它不断地充实和丰富。讲述记忆故事可以借助多种辅助手段,如展示老照片、老图像、老物件,访问见证人、访问故地或遗址等。这些起辅助作用的物或人都是在某种意义上的故事叙述者,一起参与了对历史故事的讲述。二、老照片是怎么讲故事的

老照片是一种特别有效的说故事辅助,俗话说,一画胜千言(A picture is worth a thousand words),指的是一张静态的图片就可表达一个复杂的概念,或者细致地描绘一个人物、地方或场面。老照片能辅助说故事,但本身并不会说故事。图像有说明和描绘的功能,但没有叙述功能。让图像说故事的最普遍手段就是提供文字说明,博物馆或展览会都运用这个手段,为了言简意赅,所有的图像说明词都是经过仔细推敲的。

说明词是让图像说故事的重要手段,但并不是唯一的手段。让图像说故事还可以借助图像的展示情境,叫作情境示意(contextualization),起这种作用的情境可以是博物馆、展览会、纪录片、有插图的书籍或报刊文章等等。布拉塞为波兰少女切斯拉娃·瓦佳(Czesława Kwoka)拍摄的集中营档案照(一联三张)是他最经常被引用的照片(见本书第82页)。设想一下,你是在另外一个完全不同的情境下第一次看到这三张照片。倘若谁在自家客厅里对你展示这些照片,你一定不可能知道这三张照片要说的是什么,或者能说些什么,也不可能知道这些照片与纳粹集中营有什么关系。你甚至会以为这位女子穿的也许是什么病房里的衣服。

要让这一组著名的照片说故事,就必须结合文字的说明。例如,为什么是三张一组呢?左边那张头像脑后顶着的是什么东西呢?中间那张照片中,女孩脸上的伤痕又是怎么回事呢?有没有与摄影者有关的特殊意义呢?右边的那张又告诉我们什么呢?这些都是需要用文字语言来说明的。

有了文字的说明,我们就能理解为什么这些照片会引起人们如此多的关注。这个年轻女孩的照片捕捉到奥斯威辛囚犯不幸的本质。照片上是一个可爱的年轻女孩,只有14岁,但头两张照片显得她年纪偏大,憔悴,头发凌乱,贴着头皮,她的嘴唇紧闭。在第三张照片中,摄影师拍摄了她的青春与美丽,头上戴着一条闪亮的围巾,向上仰望。这个姿势让她人性化了。在左边的那张照片里,我们看到,她的头部压在一个装置上,这是为了与相机保持正确的距离,这样摄影师就不必为每个新犯人重新调整相机的焦距。这些照片的质量非常好,这表明摄影师使用了良好的人像镜头,而且摄影师知道如何专业地处理黑白照片,这种黑白照片现在已成为失落的艺术品。几年前,巴西年轻艺术家玛丽娜·阿马拉尔(Marina Amaral)给这三张照片着了色。她认为,黑白照片没有温度,有了颜色后的眼睛更加摄人心魂,经过她的艺术处理,切斯拉娃脸上的瘀青更明显了。

布拉塞为囚犯们拍摄的档案照片都是同一个模式:三张一套,第一张戴着帽子,第二张正面免冠,第三张侧面像。纳粹管理人员要求犯人在照片上显得整洁,脸上不能被人看出有被打过的痕迹,不能有青紫斑块或者青紫的眼眶,也不能有化脓的伤口。凡是有这些伤痕特征的犯人,必须被遣回,先把伤养好。可是布拉塞后来发现,这些犯人是不会再次来拍照的,他们在“养伤”期间就已经被处决了。从此以后,布拉塞就对囚犯脸上的伤痕睁只眼,闭只眼了。切斯拉娃脸上显然有伤痕,她因为不会说官方的德语,被一名女卡波打伤。当她拍摄肖像照时,还可以看到嘴唇上的伤口。布拉塞没有向纳粹汇报她脸的伤痕。当苏联军队越来越逼近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时候,纳粹命令布拉塞销毁档案照片的底片,但他并没有执行这个命令,而是与另一位囚犯一起,把底片藏了起来,就这样才把四五万张底片保留下来。这是他对反纳粹历史记忆做出的贡献。

世界记住了布拉塞的贡献,他于2012年10月23日去世,许多国家的媒体都报道了他去世的消息,包括著名的《纽约时报》和德国的《明镜周刊》。这两家报刊的报道都用切斯拉娃的那三张照片来做插图。然而,即便是放在报道里,这些照片的细节对绝大多数读者来说,仍然是隐而不见的,而这些正是最能打动读者的细节。恩格尔曼用专门一章(第19章)来介绍这三张照片。《纽约时报》和德国的《明镜周刊》用切斯拉娃的这三张照片做插图,图像与文字的结合可以产生一加一大于二的阅读效果。“文革”结束四十周年时,我参加了一个研讨会。一位报告人在发言前,把一位中年女性的照片投影到大屏幕上,这是一张我们都熟悉的工作证、身份证或者什么登记表格上的那种两寸头像。开始,偌大的会场上还有嘈杂声,报告人指着屏幕上的照片说,她叫卞仲耘,是“文革”中在北京第一个被自己的学生打死的中学校长。顿时,整个会场鸦雀无声、一片静寂。所有人的目光都投向这个影像,不再是看,而是注视,这就是影像加文字所产生的巨大冲击力量。卞仲耘的这张照片在“文革”研讨会的特殊情境中,传递的是一种特别的灾难记忆。一张普通的工作证照片况且如此,更何况是布拉塞在纳粹集中营里拍摄的那些集中营囚犯身份登记照片呢。三、青少年需要的幸存者故事

布拉塞拍摄的那些集中营照片是对一个邪恶时代的重要记忆载体。正如英国记者和作家费格尔·凯恩(FergalKeane)所说:“布拉塞给我们留下了强有力的图像遗产,因为这些图像,我们看大屠杀的受害者,不再是统计数据,而是人类……这些照片的摄影者是一个在不可想象的邪恶之地为捍卫人性而战的人。”

无论是在博物馆、展览会,还是在书籍或报刊文字里出现,这些老照片所承载和传递的都是特殊的纳粹极权统治下的灾难记忆。因为这些老照片,人们对布拉塞这个摄影者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出版社邀请恩格尔曼写布拉塞的传记,恩格尔曼愿意做这件事,是因为他意识到这些老照片的重要意义:它们能让今天的人们从新的视角来见证二战和纳粹的反人类罪行。

除了这个认识之外,恩格尔曼写这部布拉塞的传记还有另一层他自己的用意,那就是,他要介绍一个活生生的大屠杀幸存者,以此来为德国青少年提供关于纳粹极权灾难的历史教育。恩格尔曼出生于1952年,他的专业是社会教育学。他长期从事与学校教育有关问题的研究和写作,包括学校暴力、少年犯罪、儿童与人权、阅读推广等。在他的著作中,《奥斯威辛摄影师:威廉·布拉塞的生活纪实》(Der Fotograf von Auschwitz: Das Leben des Wilhelm Brasse)和《我们在集中营幸存下来:当代证人报告》(Wir haben dasKZ überlebt: Zeitzeugen berichten)直接与学校的历史记忆教育有关。这种教育不仅要告诉学生们过去发生了什么,而且要让他们学会辨别是非、正邪、对错。对历史的事件和人物是如此,对当今的事件和人物也是如此。这是保持历史记忆、激活年轻一代的后记忆的根本理由所在。记录布拉塞的经历,这是恩格尔曼为青少年教育所做的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为此他获得了应该得到的,来自一个自由民主的文明社会的重视和荣誉。2015年《奥斯威辛摄影师:威廉·布拉塞的生活纪实》一书被授予青年传媒的“红布奖(Das Rote Tuch)”。作者获得2016年的“宽容、尊重、人性文学奖(Literaturpreis 2016 für Toleranz, Respeklt und Humanität)”,表彰他的“抵抗遗忘”。

在恩格尔曼的叙述里,布拉塞只是故事的主角,不是英雄。布拉塞自己说过,他担任死亡集中营的摄影师,伙食和卫生条件都比普通囚犯要好。他干这份活,是为了求生。他不仅为囚犯们拍摄档案照,而且也为管理集中营的德国纳粹分子拍摄肖像照,并得到他们的夸奖。那时候,摄影不像今天拿着手机照相,不只是按快门,而且更需要熟悉暗室工作流程,掌握了修片、洗印和放大等技术,是一门相当专业的技术工作。布拉塞不仅有这些本事,而且还擅长于在摄影棚里让面对摄影机紧张呆板的囚犯和纳粹狱警放松下来,露出自然的神情。他努力干好纳粹交给他的工作,并不是什么英雄。

在绝望的处境里活下来,活着是第一义的,与当英雄无关。这样的幸存故事只是活下来的故事而已。而且,活下来是后来才成为故事的,活着的时候就是为了活着,不是为了讲故事。故事是活着的副产品。照片讲故事也是一样,故事是照片的副产品,照片在不同的情境下会讲不同的故事,讲成什么故事是偶然的,不是必然的,照片故事是一种受制于历史偶然性的故事。

恩格尔曼有机会在布拉塞去世前不久采访了他,写下他的生活纪实。这个采访为恩格尔曼所叙述的故事增添了真实性。除了当事人自己写的自传之外,由直接采访者写成的传主故事是最有可信度的了。布拉塞自己没有写过自传,所以恩格尔曼的叙述是我们可以得到的最接近真相的故事了。那么,一般而言,灾难幸存者的生活纪实是否必须要有直接采访才能讲述呢?这是一个记忆和记忆叙述研究值得思考的问题。

例如,我们可以问,倘若恩格尔曼没有这样一个直接采访布拉塞的机会,那么他是否还可以真实地叙述布拉塞的故事呢?我认为是可以的。世界上绝大多数传记故事都是由传主不认识或没有直接接触过的写作者撰写的。当然,有的传主因为不喜欢传记的某些内容,所以会认为,你又不认识我,有什么资格讲我的个人故事?这主要发生在传主还活着的时候,当然,传主去世后,他的直接后人也还是可以发出这样的质问。傅国涌的《金庸传》出版后,因为传主不高兴,产生了一些争论。傅国涌在书的“后记”里针对这个问题写道:“我写的是传记,不是报道,不一定要采访过传主。传主是公共人物,有大量的作品问世,有关他的记录、回忆、报道不难收集。只要我采用的材料是可信的,我下笔是客观的,持平的,就无须理会传主的感受……我写这本传记,最大的用意不是要为传主树碑立传,而是想通过一个人的命运,呈现他所栖身的时代,从一个具体个案窥见20世纪中国曲曲弯弯的历史脉络。”

我们也可以用同样的方式来看待恩格尔曼所写的布拉塞人生纪实,在他采访布拉塞几个月后,布拉塞就去世了。恩格尔曼的书完稿于2014年,出版于2015年,布拉塞本人肯定没有机会读到这个关于他的故事。但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恩格尔曼最大的心愿不是要为布拉塞树碑立传,也不是要为青少年树立一个学习仿效的英雄榜样。而是想通过布拉塞的个人命运,呈现他所栖身的时代,以及所有无辜受害者在纳粹时代遭受的不幸和祸害。马克斯·曼海默在本书的“导言”里说,但愿恩格尔曼的这本书能够拥有许多的读者,“能够引起长时间的、详细的讨论,也祝愿布拉塞以他的贡献遗赠给世人的话永远保持下去:永远不再有独裁!集中营的历史永远不再重演!”这本书今天能够翻译成中文出版,可以说是部分实现了这样的心愿。导言

马克斯·曼海默(Max Mannheimer)

谈论奥斯维辛并非易事。

奥斯维辛——这个地方代表并定格了纳粹独裁时期数百万次违反人性的罪行。

最初,对于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只有一片缄默。幸存者、返乡者都不知所措。

他们经历了什么?

人们对他们做了什么?

是何人所为?

是人所为吗?是接受过文明开化的人吗?

他们还有良知吗?

他们也是那盛产诗人、哲人的文化圈的一分子?也来自歌德和席勒的故乡?

他们难道不能够违抗命令吗?

是谁下的命令?

当一切过去,这些罪人在哪里继续生活下去?

一切都过去了吗?真的过去了吗?

他们还身处这个社会中吗?就在我们中间吗?

人们会碰见他们吗?会认出他们吗?

或者他们全都被证据确凿地指控上庭了吗?他们被审判了吗?

为了不可言说但又的的确确发生的事,他们被判了什么罪刑?

这些问题总是一而再再而三地被提起。这些问题,最初都没有答案。

并不是因为幸存者们无话可说,而是因为对于他们所经历的、对于能让他们侥幸存活下来的一切,他们根本找不到语言来描述。他们要找到怎样的词语才能形容他们所受到的侮辱、他们的痛苦和经常面对死亡的恐惧?又有什么词语才能表达他们的喜悦?或者根本只是巧合,才没有在强制劳动时被党卫队用铁锹柄打死,也没被他们随意开枪射杀,没有死在“医学试验”中或者没有被送往毒气室毒杀。能用什么言语来描述亲眼看着自己的朋友在绞刑架上被处死的心情?任何基本价值观都失效了,取而代之的是工业化人种灭绝的不断完善。

另外,在战后德国,大屠杀幸存者的命运也甚少受到关注。在战后头几年乃至数十年中,有谁相信过他们的话?他们要鼓起多大的勇气,才能在公开场合说出他们非人的遭遇,不是让人不忍卒闻就是让人因为难以想象而根本被忽略了?

今天,能够讲述那个时期的人已经不多了。威廉·布拉塞是他们中的一员,直到2012年10月23日,他离世前的几个月,他都还作为时代见证人、对话者和孜孜不倦的警告者,为世人,特别是为年轻人们讲述那段历史。

正因为如此,更重要的是这本书不仅追忆了他的生活,也反映了纳粹统治时期的恐怖和非人道。

我祝愿这本记录威廉·布拉塞在奥斯维辛集中营生活的书拥有很多读者,能够引起长时间的、详细的讨论,也祝愿布拉塞以他的贡献遗赠给世人的话永远保持下去:永远不再有独裁!集中营的历史永远不再重演!2014年10月前言

20世纪90年代后期,一位来自汉堡的电影制片人在制作关于约瑟夫·门格勒医生在奥斯维辛集中营惨无人道的试验的片子。在得知以色列有一位门格勒侏儒症试验的幸存者之后,她就动身前往以色列,和幸存者佩拉·奥维茨会面。

当听完佩拉讲述那段历史后,这位电影制片人问道:“谁在奥斯维辛拍照?”佩拉答道:“那是一位波兰摄影师,他被迫为党卫队工作。”

电影制片人直接从以色列驱车前往奥斯维辛,在奥斯维辛纪念馆里打听到那位摄影师的下落,得知摄影师身体硬朗后就坐下一班火车到了日维茨。

电影制片人和这位摄影师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由此制作成一部电影,并在波兰电视台播出。尘封将近六十年之后,这位奥斯维辛的摄影师——威廉·布拉塞第一次讲述了他在奥斯维辛的经历。威廉·布拉塞,他面前摆放的照片都是他在奥斯维辛集中营鉴定科中作为摄影师拍摄的©视觉中国

在威廉·布拉塞离世前数月,我对他进行了多次采访。此书以我的采访为基础,再现了他的生活。另外,我在奥斯维辛集中营主营,在布拉塞曾经住过的房舍和在他工作过的摄影棚进行的实地调查研究,也为此书奠定了基础。莱纳·恩格尔曼(Reiner Engelmann)2014年10月01 1940年8月31日

傍晚,火车不知何时停了下来。开了多久?三个小时,还是四个小时?对于威廉·布拉塞来说,时间没法测算。路上的时间长到令人无法忍受。他和车上的任何一个人都不是自愿登上这列火车的。被他们挤满的,是那些运送牲畜的闷罐车厢。牲畜车厢?通常这样的运送,就像这个下午一样,都是用运送牲畜的车厢。

每节车厢都满满当当地挤了八十多个男人,八十多个不同年龄的男人。

这是炎热的夏末的一天。过分拥挤且紧闭的车厢里空气污浊不堪,到处弥漫着汗臭,还散发着尿液和粪便的恶臭,因为车厢里没有供人方便之处。他们被挤得动弹不得,连稍稍离开自己的位置都是根本不可能的。有些人筋疲力尽地蜷在膝盖上,但又不得不很快振作起来或是被周围的人架住,以防止被压死或被踩死。没有一个人可以活动,哪怕是换下位置。

比饥饿更难挨的是口渴,在忍受了数月监狱的粗陋伙食之后,他们早已知晓如何忍受饥饿。但口渴折磨着他们,使他们疲惫不堪,导致很多人在路上昏厥。他们盼着能得到点儿水。火车慢了下来。他们在路上走了多久?在如此拥挤和闷热的环境中已经足够久了,久到脑子里仅存着喝点儿水的念想。

那些站在外围的人,试图透过车厢的缝隙辨认出他们现在身处何地。有些人认为可能是在克拉科夫火车站,但没人可以确定这到底是哪儿。从缝隙中看到的零星半点建筑,也只是徒增些许拼凑的猜测。

但是火车停下了。他们重燃希望,攒起所有的力气,敲打着车皮大声喊叫,用他们干枯的喉咙里能发出的最大声音喊着要水。总该有人听见他们。外面怎么也该有人能感到他们的急迫!

可是火车只是短暂的停留,他们的叫喊、他们的乞求全被狗叫声和看守的吼叫声盖住了,看守正把其他的犯人往火车上赶,让他们也挤进一节车厢。

伴随着炎热和越来越难以忍受的饥渴而来的是恐惧。他们将被送往何处?他们身上将发生什么?是要把他们转移到一个更大的监狱去?毕竟他们都是犯人,之前的数周乃至数月都被关在塔尔努夫或是萨诺克的监狱里。一共有四百多人:政治犯、犹太人还有神职人员。年长的、年幼的、父亲们、儿子们。想活下去并寄望未来的男人们!可是现在,在这拥挤得几乎无法呼吸的火车里,他们的生命就只存在于当下。

刚满23岁的威廉·布拉塞也是他们中的一员。他接受过摄影师培训,曾很快乐地在卡托维兹他叔叔开的照相馆里当摄影师。业余时间,他和朋友聚会,邀请年轻的姑娘们跳舞或者去电影院。他享受着生活,但是也看见第一片乌云笼罩上天空。那时是1939年夏天。

现在他将会怎样?

把他告上法庭?这种可能他绝对可以排除。在过去的数月中,他经常看到犯人被任意带出牢房然后被枪毙。威廉·布拉塞回忆起那些写满了恐惧的面孔。但是现在,他不想在这种情况下,在这一片未知中想起那些。

把他们送往某个营地?犯人们听说过这种营地,可没人知道确切情况。或是没人愿意相信他们听说的,因为传言中的那些简直不堪设想,根本不可能是真的。

威廉·布拉塞有种感觉,火车是在往西边开。不知何时,他在一个火车站看到了写着“奥斯维辛(Auschwitz)”的站牌。

火车驶向了一条支线。车厢的门被扒开了。布拉塞看到左边有两座高大的建筑,其中一座被有刺的铁丝网围着,角上矗立着监视塔。每个监视塔上都站着两名配有机关枪的党卫队士兵,后面是奥斯维辛烟草垄断集团的建筑。这些第一眼看到的图像牢牢刻在威廉·布拉塞心里。

火车在这里结束了行驶。百米开外就是集中营,奥斯维辛集中营。

布拉塞听出了看守们在说德语,讲德语的卡波(Kapo)*。在这里,他第一次见到他们,穿着囚服的人。但是他们的举止却不像那些前几个月和他蹲在一个牢房的囚犯。从这些人的举止里,他完全看不到丝毫人的特征。在他刚被赶下车厢的那一刻,他就发现了这一点。“走,快点儿,你们这些肮脏的猪”或“赶紧走,你们这些波兰猪!快!快!快”。卡波用这样或类似的命令把犯人们赶下车厢,同时用木棒敲打着他们。棒子肆意地落在犯人的头上、背上和腿上。“为什么?”

由这个词开始,布拉塞展开了自抵达奥斯维辛后的几乎所有问题。“为什么人们在这里遭受如此侮辱?”“为什么他们要被打?”“为什么没有人插手管管?”“为什么我们在这里成了受害者?”“为什么这些施暴者忘记了他们自己也是人?可是他们还算是人吗?人会做出这些举动?”

威廉·布拉塞没法理解自己和他眼前其他犯人遭遇的一切。这就是那些传言中令人难以置信而且没人愿意承认的事?很显然的是,在这里传言成了现实,而他,威廉·布拉塞,身在其中。

他们像牲口一样被赶着穿过马路,赶向附近的营房,每走一步都伴随着吼叫和殴打。经过他们必须穿过的集中营大门时,威廉·布拉塞第一次看到了那行字——“劳动使人自由(Arbeit macht frei)”。

还未加固的营地马路把他们引到了第26号营区。这里是淋浴房,所有新到的犯人必须把他们身上所有的东西通通交出,如便服、被单、证件等。只允许留下一块手帕或是一条裤带。这些收缴的东西被送往财物间*,犯人们不会领到任何凭证。威廉·布拉塞在他被关押期间才得知这一区被叫作“加拿大”*。

像1940年8月31日被运来的其他犯人一样,他除了身上穿着的衣服之外,别无他物。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大门,每天早晨犯人们穿过此大门去各自的工作地。出口处右边有营地交响乐团演奏进行曲,犯人们必须齐步前进©the Archive of the Auschwitz-Birkenau State Museum in Oswiecim

淋浴后他领到了营服:一套囚衣、内衣、一顶帽子、一双他必须先习惯穿着走路的木拖鞋。和其他人一样,他得到了一个号码,他的营中编号。“我不再是布拉塞了”,是他领到编号后脑袋里闪过的第一个念头,“我只不过是犯人编号3444”。他必须记住这编号。02 被拒绝的签名和一次失败的逃亡

虽然他是波兰公民,可他的名字,威廉·布拉塞,听上去一点儿都不像波兰名字。这名字要追溯到他的祖父卡洛·布拉塞。卡洛·布拉塞生于阿尔萨斯,后来加入了奥地利国籍,他是一名受过培训的园艺师,职业生涯驱使他搬到了日维茨,波兰西南面的一座城市,在那里为哈布斯堡家族工作。

日维茨这座城市在哈布斯堡家族的影响下,也被称作塞布什。城中让人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城堡及其巨大的、具有英式景观风格的花园。卡洛·布拉塞就在这座花园中工作,他不仅要打理花园,还要不断培育花圃来为花园锦上添花。

卡洛·布拉塞和他的家庭在日维茨安顿下来,威廉的父亲布鲁诺·布拉塞在这座城市出生。在一张照片中,刚成年的他穿着一身奥地利军装。

1916年,布鲁诺·布拉塞,这名受过培训的精密机械师娶了波兰姑娘、裁缝海伦娜为妻。

1917年12月3日,威廉·布拉塞出生了。

在家中大家只说威廉母亲的母语即波兰语。威廉从父亲和祖父卡洛那儿学会了德语。

母亲操持家务,维系着整个家,照顾威廉和他的三个弟弟。她让几兄弟团结互助,不仅用她自身的品质如勤劳、虔诚给孩子们做出榜样,还会在必要时训诫他们。在有关儿子们的人生道路问题上,几乎所有重要的决定都是母亲海伦娜做出的。正是她决定了威廉在国民小学毕业后去日维茨的高级文理中学上学。

作为一名精密机械师行业的专家,父亲保证全家过着美满的生活。在家时,无论晚上还是短暂的周末,他都喜欢弹奏乐器。他会拉小提琴和吹笛子。直到威廉·布拉塞的晚年,父亲演奏的音乐还时常回响在耳畔。

世界经济危机期间,父亲失业了。家庭财政困难使得作为家中长子的威廉不得不开始了学徒生涯。他在日维茨接受摄影师职业培训。

1935年他通过了学徒满师考试。紧接着,在母亲的期许和穿针引线下,他去了卡托维茨。威廉的叔叔在卡托维茨的玛雅三号大街36号经营着一家照相馆。威廉在那里工作,成了一名人像摄影师。他学会了暗房和实验室中的工作流程,掌握了修片、洗印和放大等技术。

他不仅喜爱自己的工作,也喜爱在卡托维茨的生活,喜爱在这儿的青年时代。他的收入相当不错,能负担不错的生活。在这里他还遇到了他的初恋:玛戈。他喜欢回想她。每当他想到她,脑子总会蹦出“俊俏的玛戈”的字眼。

在卡托维茨的几年中,威廉·布拉塞结识了不少新朋友。那时城里将近一半的人都是德国人,因为他会德语,所以有了结识说德语的同龄女性的机会。他邀请年轻的姑娘们去这家或是那家咖啡馆,带她们去跳舞,或是一起去看电影和看戏。

一些和他较为亲近的德国女孩,出于信任向他展示了自己项链上的小装饰盒。他认识这种圆形小装饰盒,掀开盒盖就能看见里面的神像。可这些德国女孩的小装饰盒里不是神像,而是阿道夫·希特勒的袖珍像。这些女孩狂热的态度让威廉·布拉塞注意到了纳粹主义在卡托维茨乃至整个西里西亚的迅速传播。

1939年9月1日,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之前,威廉·布拉塞回到了故乡日维茨。他预计自己会被征召入伍,因为他被列入适合入伍的名单并被定为空军。在很短的时间内,他的故乡以及整个西里西亚地区就被德军占领,并于1939年10月8日按元首法令被划入德意志帝国。

之后进行了一场全民公投来确定德国居民和波兰居民的比例各是多少。虽然居民有选举权,但是没有选择加入德国国籍的人,不得不承受之后的种种不利:只有很少的食物配给,人身自由也受到限制,经常处于德国人的监视之下。

不管是逃到法国的波兰流亡政府,还是一些担心波兰人会遭灭绝的主教如何建议,大多数波兰民众还是选择加入德国国籍。

威廉·布拉塞却做了不一样的决定。他的母亲是波兰人,只说波兰语。他虽然会德语,但是波兰语是他的母语,而且他的思维方式也是波兰式的,他觉得自己是波兰化的,是个波兰人。那些询问他、看到他的资料的德国官员,当面指出他的祖父是奥地利人,所以他理所当然是德国人,依照出身他的父亲也是德国人。而且他虽然只是半个德国人,但是德语说得极好,应该就此承认自己是德国人。

威廉·布拉塞回绝了这一提议。尽管起初德国官员拒绝让他承认自己是波兰人,但他仍旧忠于自己的选择,选择做一个波兰人。官员极力劝说他,说倘若他换了国籍日子肯定会好过很多,甚至说他注定就是德国人,因为实在没有几个人能如此完美地符合比如掌握德语这些要求。

不顾一切劝说和说服,威廉·布拉塞依然忠于他的决定。

从此困难接踵而来。食物和衣物券是配给的。让威廉·布拉塞气愤不已的是,凭他的食品券每月才能领两公斤肉,而德国人可以领到四公斤。“我的胃和德国人的胃根本没区别!”他经常抗议道。他感到受到了歧视,他那么年轻,他肚子饿,他想吃东西。

饥饿的人总是只想到吃!

波兰人受到的自由限制——所有的波兰人按规定必须上交无线电收音机,但这并没有影响到威廉·布拉塞,他用计骗过了德国人。布拉塞家里有两台收音机,一台原始的晶体收音机,还有一台新式的飞利浦牌收音机。布拉塞家上交了老式的那台。威廉·布拉塞用那台新式的现代化收音机偷偷收听被严令禁止收听的欧洲其他国家的电台。通过法国的一家电台,他得知了招募符合入伍条件的年轻波兰男性,用以组织在法国的波兰人抵抗德国人的运动的消息。

威廉·布拉塞有选择性地和一些朋友谈到了这个电台报道。他们讨论良久,分析加入抵抗运动的机会和风险,最终认为这是他们为祖国尽责的唯一机会。于是他们决定奔赴法国投身抵抗运动。他们一行四人于1940年3月的最后一周上路,穿越当时位于波兰匈牙利边境上的贝斯基德山脉。布拉塞的一位阿姨,他母亲的妹妹,住在匈牙利。他们准备先去那儿,再转道法国。

可是他们的逃亡终结在了离边境约十公里的地方。那天是1940年3月31日。布拉塞和他的同伴们被边境的武装士兵逮住并被关进了北面百公里开外的萨诺克监狱。

当时管理监狱的是德国人,威廉·布拉塞在狱中度过了四个月。

二十四名犯人挤在一间牢房里,其中大多数是像他一样试图逃亡的男人。1940年7月15日这一天深深地埋在他的记忆中。这天早晨有十二名犯人被带出了牢房,正如他所见的一样:任意的十二个人,未经任何审判程序就在野地里,或是在监狱的院子里被枪决了。他们中的一人是神父,因为他帮助过逃亡者,所以被逮捕并处死。这十二个人并不是那天萨诺克监狱唯一被处死的一批人。之后,在1940年7月31日运送犯人去塔尔努夫的途中,当犯人们被从各个牢房赶到火车上能互相说上话的时候,威廉·布拉塞得知,7月15日那天共有一百一十五名男人被枪决。

从1940年8月1日到31日,他又在塔尔努夫的一所相对大得多的监狱中度过了四周。8月的最后一天,监狱开始大规模运送犯人,各种各样的消息传到牢房里。但是没人知道犯人们将被送往何处。

在犯人们被运走之前,威廉·布拉塞和另一名他只知道是姓阿德勒的犯人,被带出了牢房,带到一名德国军官面前。短暂的审问之后,两名犯人被建议在一份文件上签字,承认自己加入德国籍。只要他们一签字就会被立刻释放。当然他们会被征召进德意志国防军,站在德方和敌人战斗。

威廉·布拉塞和阿德勒没有在文件上签字。当日,四百六十名犯人被从塔尔努夫送往西边。03 奥斯维辛的欢迎词

1940年9月1日黎明时分,前一天刚到的犯人们在拂晓前就被叫醒了。他们被带到公共厕所,一间屋子里便池紧挨着,没有隔墙,没有门,有一个卡波盯着。在很短的时间内,大概两分钟内,他们就得解决大小号。然后是早餐,一碗深色的汤水,没人能说出这到底是咖啡还是茶,或者根本就是一碗不知用什么染了色的温水。配汤的是一些粗面包。

随后他们必须集合参加早点名。他们现在能期待些什么?没人知道会怎么样,只预料到估计每个人会被分派去干个什么活儿。

在他们列队集合之后,卡尔·弗里奇**,党卫队一级突击中队长,同时也是集中营首脑,在他们面前立正并做了简短的、只有寥寥几句的“欢迎词”,威廉·布拉塞把它称作“欢迎词”,一段他永远无法忘记的话。“这里不是什么疗养院,”弗里奇对着犯人们吼道,“这里是德国集中营!在这里,一个犹太人能活两周,一个牧师能活三周,一个普通犯人被允许活三个月!”弗里奇停顿了一下,环顾下面的人,大概是想检验一下他的话的效果。然后他又补充了一句:“唯一离开集中营的可能就只有烟囱!”恐惧侵袭了威廉·布拉塞和其他犯人,他们不想相信或者没法理解他们听到的这些。他们知道集合点名的人大概有多少。他们在刚到集中营的短短时间里也看到了营中其他犯人,人数很多,具体多少人他们没法估计。他们所有人都要死?简直不可思议!还有,“从烟囱出去”是什么意思?是句成语,还是只是随口一说?

这名党卫队一级突击中队长弗里奇可不是个允许别人对他的话产生怀疑的人。他讲话的语气斩钉截铁。

在包括威廉·布拉塞在内的不少犯人还正在琢磨刚才听到的话到底什么意思的时候,弗里奇已经咆哮着下令让犹太人出列。

之后发生的事,布拉塞几乎不能相信。很明显,党卫队一级突击中队长要让他的话付诸行动,耀武扬威一番。

全程都在场看守犯人们列队的德国卡波,拿着沉重的木棒冲向那些犹太犯人,猛揍他们。犯人们叫喊着,尽可能用手和胳膊护住自己,试图躲开木棒。鲜血从他们的头上、身上溅出来,而卡波们对这番无助的景象视而不见,更加使劲地揍他们。

这一幕很短,也许只有几分钟,当威廉·布拉塞发觉结束的时候,他看见六个男人躺在地上,死去了。

在随后的五天中,很多犹太犯人被杀死了。威廉·布拉塞认出了其中的几个人,听人说了他们是怎么被卡波打死的。后来,他看见了他们的尸体。04 第一批劳动小分队

1940年9月1日是威廉·布拉塞集中营生活的开始。他和其他的犯人们被分成了劳动小分队(Arbeitskommando)*,被强制劳动。

威廉·布拉塞所在的劳动小分队被称作“铺路小分队”,他们的任务是铺设从火车站通往焚尸场的路。使用的劳动工具是一把铲子、一柄锄头和一个独轮手推车,这让他这个曾经的摄影师很不习惯。但对于他和其他犯人来说,比使用工具糟糕得多的是面对监视他们的一名叫弗朗茨·特里希亚克的卡波。他戴着一个绿色的三角臂章*,代表他在营中的正式身份是“职业惯犯”。这名出生于德累斯顿的卡波之前待在萨克森豪森(Sachsenhausen)集中营,大概是1940年8月27日被转到奥斯维辛,只比布拉塞早了几天。特里希亚克不间断地叫喊并殴打犯人们。“快点,快走!你们这群懒狗!你们这帮残废!人渣!干活儿,快干活儿!”犯人们一整天都得听着这些脏话,这类辱骂。

第一天劳动结束时,这名卡波用一把铲子柄打死了六名犯人。

威廉·布拉塞还注意到,和他一起被运到奥斯维辛的牧师们被分派去平整点名场地的路面。好几次他看见他们拉着沉重的压路机在干活。战前这活儿是四匹马干的,现在则由二十名牧师拉着滚柱的车杠,在点名场上压来压去。卡波恩斯特·克兰克曼(威廉·布拉塞庆幸不是在他的小分队中干活儿)经常走到他们身边,用马鞭抽他们。一名牧师体力不支倒地,就被滚轮碾了过去。这名叫克兰克曼的卡波是德国人,也是1940年8月底从萨克森豪森集中营转到奥斯维辛的,他参与了和党卫队一起杀害波兰犯人的行动。根据记录,之后他和一批被定为安乐死*的犯人一起被送往了位于皮尔玛的索能施泰因“死亡之家”。

犯人们的一天始于清晨四点,冬天会略晚一些。他们被敲锣声叫醒后,赶紧跑去人满为患的盥洗室和公共厕所。卡波始终监视着他们,一大清早就冲着他们吼叫,还拿木棒抽打他们。他们上厕所的时间大概只有两分钟,而且还被监视着。匆忙用冷水洗洗脸后,他们就得快速跑回寝室。床铺必须整理好,因为哪怕一丁点儿的凌乱都会被重罚,甚至被处死。在剩余的紧张时间里,犯人们喝点儿咖啡状汤水或者其他的派发的汤水。再一次敲锣声响起就是早点名的信号。

犯人们必须按照自己所住的区号站成五人或十人一排,然后开始数人头点名。生病的,甚至连夜里死去的犯人也必须被带到点名*,他们先被点过,算半数,然后死者才被拖去焚尸场。“劳动小分队列队”的命令一下,他们就得以最快速度奔向各自小分队的集合场地。

晚上七点,在挨过一天的重体力活和卡波们的虐待之后,伴随着饥饿开始晚点名。人头数必须和早点名的相一致。

不仅是使用劳动工具,还有沉重的体力劳动再加上卡波们的喊叫和殴打,这些都让威廉·布拉塞几乎禁受不住。他感到自己无法长久坚持下去。看来集中营首脑弗里奇的“欢迎词”得到了证实。除此之外他总感到饿。集中营里的伙食远远不够让人熬得住重体力劳动。

集中营的伙食是什么样的?每天四百克粗面包,二十克人造黄油,黄油还得交出点儿给寝室室长*,一周两次少许香肠或者硬奶酪,一周一次一点儿热的带皮土豆。这些简直就是大餐了。午餐是一升汤,里面有非常多的水。一日的食物配给总是在晚上的晚点名之后才分发。“饥饿的人总是只想到吃!”这句话他牢记在心,驱使他,特别是在营中伙食不足的情况下,不断地寻找能吃的东西。头几天都寻找未果,但是这句话刻在心里,纠缠着他,挥之不去。

威廉·布拉塞知道依靠一己之力离开劳动小分队有多危险。少了一个犯人,很快就会被发现。卡波们在本子或单子里记录着他们小分队犯人的号码。如果其中一人没出现,全营搜寻,一旦找到就被重罚,在罚站囚室中连站几天或是在拷打台*上被棒揍,或者是既要被罚站也要被拷打。

但是有时,特别是在集中营主营刚建成的几个月,一切监管系统还没有完善的时候,单个的囚犯靠着点儿运气还是有机会能在不被察觉的情况下离开劳动小分队。

威廉·布拉塞铤而走险。到铺路小分队不到两周后,他开始独立找寻新的劳动地点。他想找一处稍微安静点儿,不会随意棒打犯人的地方。也许他能找到一个有额外伙食配给的活儿。

威廉·布拉塞很幸运,他能毫不引人注意地换了劳动地点。他在犯人中间打听哪儿的卡波吼叫得少,殴打犯人得少,然后在一次清晨早点名之后,就扛着把锄头去找寻新的劳动地点。他合计扛着锄头就不易让人察觉。就这样他先来到了拆除小分队。集中营里有不少空房子,是早年间波兰人的住所。从这些房子拆下来的砖石,在清除石灰粉浆之后,就被用来盖党卫队士兵的新房。

威廉·布拉塞清理了两天的砖头,直到他听到消息,另一支小分队的文书在找人干一项简单又轻松的活儿,而且还有额外的伙食!

饥饿的人总是只想到吃!

没细问这项新工作到底是做什么的,威廉·布拉塞就报名了。多分到一碗汤的指望驱使他到了新的小分队。在这里,他成了尸体搬运工。他必须得干这活儿。

营中马路右边的最后一栋房子,第28号营区,是当时的犯人医院。这所犯人医院是专给那些因虐待、工伤或因虚脱和痨病不能承受集中营生活的病人住的。在集中营里它也被叫作“焚尸场的前院”,之后也被叫作“毒气室的等候大厅”,因为这里绝大多数的犯人都没法活着离开医院。党卫队定期在医院里选择犯人,特别是犹太人去处死。后来用毒气来杀死犯人。在毒气室投入使用之前,在一定时间内没有自然死亡的犯人,就会被注射苯酚,致使其心跳骤停。

医院的配备和其他的犯人营区并无二致。除了止痛剂和治疗腹泻的药用炭片之外,既没有医疗设备也没有任何与医院相关的东西。犯人们只能从犯人医生*和犯人看护*那里得到些许医疗帮助,这些医生和看护有时能够通过加拿大小分队*的犯人弄到点儿药品或辅助医材。装有苯酚的注射针管,用于杀死犯人医院里的犯人©Christoph Goedan/Laif/东方IC

病人们在被送到犯人医院时会被脱去衣服。榻上的床褥是些装了木棉的纸袋,上面大多还沾抹了之前病人的粪便、血和脓。病人就被搁在这上面。被子很脏,满是虱子。

犯人们也被党卫队医生用作各式各样的“医学试验”。他们被注入病原体用于测试新药。

很多人被用作约翰·克雷默医生**的“饥饿研究”,长时间被剥夺食物。这些人不仅会体重减轻,他们的器官也会缩小。还有药品公司也表露出他们的兴趣:他们“购买”犯人用于药品测试。通常这些试验都是以死亡而告终的。如果犯人没有在试验过程中死亡的话,试验结束后等待他们的就是苯酚注射和人体解剖。不仅是他们的器官,甚至连他们的骨架都会成为完善科研机构解剖陈列室的一部分。

在犯人医院的文书室里,文书们日夜不停地忙着把死者登记到死亡名册中。可是真实的死亡原因是不允许标注的,必须从他们手头的表单中列出的死亡原因任选一个填写。表单上列出的都是些“自然”死因。死亡日期也分散开登记,以便避免引起外界产生任何关于集体屠杀的怀疑。

威廉·布拉塞对自己将要面对什么一无所知,仅仅是指望多一份食物配给就使他成了尸体搬运工。停尸房位于犯人医院的地下室。那里的一些尸体到底放了多久,它们的外观和尸臭才会变成那样?一辆手推车和一块毯子供他使用:把尸体从停尸房搬到手推车上,根据死者的身高和体重一辆手推车能放八到十具尸体,盖上毯子,然后穿过集中营送到焚尸场。这些就是他得从早干到晚的活儿。只有这样,到了晚上他才能分到之前承诺的那份额外的汤。

威廉·布拉塞有太多理由,导致十天之后他就离开了搬运尸体小分队。他没法承受夜以继日地把数百具尸体从犯人医院运到焚尸场。几乎瘦成骨架的死者,还有被注射死亡的人,针剂缩短了他们在这里无穷无尽的痛苦。而且还有一些是他在集中营里见过的、和他一起被运送过来的人。这一切不过换来多点儿食物。“这汤我再也吃不下去了。”有天晚上他对一个狱友说道。

接下来的一天,他开始找寻新的劳动小分队。最后他来到了整地小分队,这个小分队约有一百三十名犯人,任务是为盖新楼整地和铺设地基。他们的卡波是个戴着黑色三角臂章的德国人,营中官方身份是“对社会有害的人”。他是第一个既不吼叫也不殴打犯人的卡波。他很平静也很客观地向犯人解释他们要干的活儿。根据他从营房办公室拿来的图纸,犯人们为建造牛棚马厩以及车库做准备工作。虽然这不是轻松的活计,但是对威廉·布拉塞和整个小分队来说舒服不少,因为他们不会整天被训斥或是挨打。

布拉塞在小分队劳动的第二天,卡波问犯人们他们中间谁会说德语。“卡波先生,”布拉塞报告道,“我会说德语。”“那你从今天起就是我的翻译!”布拉塞得到了回答。

从这天起布拉塞无须再干重体力活儿。至少在一段时间内不需要。

在之后的几周中,布拉塞和卡波之间建立起一种私人关系。

布拉塞得知卡波名叫马尔库斯,汉诺威人,1936年被关押在萨克森豪森集中营之前,曾经在法国的外籍雇佣军团里干了十年。1936年回到德国时,就立刻被逮捕了。

布拉塞在看守马尔库斯面前只讲了自己故事的其中一部分。尽管两人很有共鸣,但是布拉塞还是想小心为上。

11月中旬的某日,卡波马尔库斯消失了,再也没有出现在劳动小分队。取代他的是一名戴着绿色三角臂章的卡波,整日吼叫和毒打犯人。威廉·布拉塞不再是翻译,他又得继续干重体力活儿。

几天后,布拉塞再也忍受不了了。他又一次铤而走险离开了劳动小分队。像上次一样,布拉塞又幸运地以一己之力更换了劳动小分队。两天之后,他在点名场上遇到了卡波马尔库斯。布拉塞走向他,摘下帽子,还没等他开口,卡波先发话了。“啊,你是来自卡托维茨的摄影师。”“是的,卡波先生,”布拉塞回答道,“我可以问一下您现在管哪个劳动小分队吗?”

布拉塞得知卡波马尔库斯在管理削土豆小分队,当他询问能否去那儿工作时,卡波说道:“你是一个安分守己的、安静的犯人。你明天来削土豆小分队,在我那儿干活。”

那天是1940年11月18日。

第二天,威廉·布拉塞走进了削土豆小分队所在的房子。外面很冷,但是室内有一个大炉子,很暖和。“你太年轻了,不适合削土豆,这活儿让别人干。”

布拉塞环顾四周。周围大多是些年长的犯人,来自各个国家。随着时间一天天过去,他慢慢知道了这儿的犯人以前的职业形形色色,其中甚至还有教授和老师。“你和另一个犯人把削好的土豆抬到蔬菜间去。”为此他们必须穿过整座房子,经过厨房。饥饿的人总是只想到吃!*1

布拉塞又一次很走运。厨房的头儿,党卫队三级小队副埃克斯多尔夫虽然在犯人不好好干活儿时会大嗓门训人,但是并无恶意。布拉塞很快就发现了这一点,当埃克斯多尔夫在让人对他发怒训人信以为真之后,他朝布拉塞眨眨眼。尽管有严格规定,但是他经常给犯人们额外的食物。

鉴于这一切情况,威廉·布拉塞对他的处境感到满意。和外面那些必须得干重体力活儿的犯人相比,他简直身处天堂一般。他有一份轻松的工作,在削土豆小分队里既不被吼也不被打。他和其他的犯人还可以得到额外的食物,通常他都把食物分给和他住在一起的犯人。寒冬里,他工作的地方可以取暖。“我到了天堂小分队。”他经常这么想。

有时候他从窗户向外看去,看到和他住在一起的犯人冒着严寒在冰天雪地里干活。他注意到有些犯人被冻死了,还有犯人被卡波活活打死了。

12月初的某天,外面寒风凛冽,布拉塞看到惩罚营*的人,集中营里干最重的活的一批犯人在厨房侧面的空地立正站着。所有人都没穿衣服。陆续有人倒下冻死了。布拉塞认识其中站着的一个人,他是布拉塞在日维茨的中学同学。布拉塞无法帮他,也不可以帮他,帮他就等于给自己也判了死刑。他只能旁观,看着他的同学终有一刻倒下死去。

布拉塞的处境暂时不会有任何改变。几乎整个冬天他都在削土豆小分队干活,直到1942年2月15日。

可是在这之前不久的圣诞节,是他在集中营中的第一个圣诞节。他再次成为另一件难忘的可怕事件的目击者。与事件相关的是和他同住一室的圣经研究者。05 圣经研究者

与威廉·布拉塞同住一室的有两个佩戴紫色三角臂章的男人。佩戴这种三角臂章的是耶和华见证人和圣经研究者*。

一个晚上,营区主管,党卫队一级小队长盖尔哈特·帕利奇**走了进来。帕利奇到哪儿,哪儿很快就会爆发恐慌。他是集中营里人人害怕的凶残的杀人魔。“圣经研究者,出来!”他开始咆哮。

两个佩戴紫色三角臂章的其中一人向前迈了一小步。

帕利奇冲着他大喊大叫,让他立即当着所有犯人大声说:“上帝不存在。”

圣经研究者什么都没说,他只是平静地站在那里看着帕利奇。

帕利奇恼火了。“我要听到这句话!你明白吗?上——帝——不——存——在!说!我要听到这个,大声地清楚地说出来!要其他人都能听到!”

圣经研究者没有反应。让他说的那句话他只字未吐。他就那么平静地站着,直视帕利奇的双眼。

帕利奇大发雷霆,冲向圣经研究者,拽住他的头往墙上撞,一次又一次,一次比一次重。还不断地吼叫着要他把那句话说出来:“上帝不存在!上帝不存在!”

他一直拽着圣经研究者的头往墙上撞,直到他死去。帕利奇转身离开了囚室,没再开口说一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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