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明与莫斯科(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戴茂林

出版社：辽宁人民出版社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王明与莫斯科试读：

王明，生于1904年5月23日，逝于1974年3月27日，人生历程70年。

王明，在1945年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被称为“左倾教条主义分子”；在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被称为“左倾冒险主义领导”；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最新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中，被称为犯有“左倾教条主义错误”。

由此可见，无论在革命年代还是在改革开放以后乃至今天，王明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都是以“左倾教条主义”而闻名。

以“左倾教条主义”而闻名的王明，尊奉的是哪些教条呢？

答案并不复杂，他经常引用的是马列的本本和共产国际的决议，实质上近似于狂热地崇拜的是苏联共产党的路线。

为什么王明会如此信奉苏联共产党的路线呢？

答案也很简单，因为他认为苏联共产党的伟大可以用“四个最”来概括：最先进、最有经验、最有权威、最强有力。

对此，王明在他撰写的《中共五十年》中有明确的论述：

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是科学共产主义的生动体现，是行动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

苏联共产党是最先进、最有经验、最有权威和最强有力的共产党，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工人的先锋队，而且它在社会主义大家庭中具有最丰富的经验、最伟大的成就、最强大的威力和最崇高的威望。

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是各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动派，争取和平、民主、民族独立，争取社会进步和社会主义的最牢固的支柱；而在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中，苏联共产党和苏联人民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最可靠的同志和战友。

在王明看来，既然“四个最”的“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是各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动派，争取和平、民主、民族独立，争取社会进步和社会主义的最牢固的支柱”，当然应该奉为神明了。

笔者在这里要提醒大家，王明对苏联共产党的上述评价，并非是中国共产党尚在成长阶段对苏联老大哥的盲目崇拜，而是他在1971年时对苏联共产党和苏联国家的认识。

此时，王明早已经度过了知天命之年。

而且，王明的这种信念，在他即将走完人生历程之际，也没有改变。

1973年7月29日，来日无多的王明在诗中写道：

我，

为中苏友好，

为世界和平，

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为世界社会主义阵营，

为反帝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

为民主进步和社会主义事业，

一定，

用尽一切力量，

挤出我的一点一滴血汗，

吐出我一丝一毫的肝心，

直到我一息尚存！

为什么一个土生土长的中国共产党人，曾经在长达四年的时间里控制着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权力的中共领袖，却有着如此深厚甚至可以称之为顽固的异国情结呢？

原因固然很多，但存在决定意识肯定是其基本因素。

当我们打开王明的人生画卷时，一个奇特的现象立刻呈现在我们的面前：这位有着49年党龄的中共党员，住在异国他乡莫斯科的时间竟然有31年。

也就是说，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的王明，有近三分之二的时间是在苏联。

为什么一位中国共产党的重要领导人，要在异国他乡待如此之长的时间？

31年的莫斯科经历，与“左倾教条主义代表”的称谓，有无必然的联系？

让我们运用新的档案资料，通过解析王明的人生轨迹，来回答这些历史谜团吧。一土生土长的大别山少年

万事皆有源。

虽然王明与莫斯科结缘是在他1925年10月去莫斯科中山大学之后的事情，但为了让读者们更全面地了解王明，还是让我们回到上个世纪初，看看这位来自大别山区的贫苦少年，是怎样伴随着中国革命运动的兴起与发展，一步步成长为中国共产党党员的。1．出身贫民

1904年5月23日，王明诞生于当时的安徽省六安县六区金家寨镇下码头村。

据考古学家考证，王明家乡金家寨早在新石器时代就有了人类的足迹。相传金家寨街区兴建于唐朝末年，古名“金钗镇”。至明末清初之时“，金钗镇”被通称为“金家寨”。

金家寨位于安徽河南交界之地，街西首墙上立有六安、商城、固始三县界碑，故有“鸡鸣听两省，狗咬闻三县”之称。这个皖西边陲的小镇，周围山高岭峻，依山傍水，关寨环列，历史上曾是兵家必争的战略要地。金寨县有六支主要山脉，两条主要河流。小有名气的史河、淠河即发源于此，贯穿全境。

金家寨盛产竹、杉、炭等山货，史河下游的商家经常带着粮、盐等日用品来收买山货。

1918年，14岁的王明曾作七律一首，描述金家寨当时的货运情景。诗曰：

金家寨立史河边，

住户商家人数千。

悬剑张弓峰对峙，

狮头猫洞岭相连。

毛牌月月来盐米，

山货年年出竹杉。

鸡犬声闻三县乐，

谁分皖省与河南。

王明祖籍是安徽省径县云岭村。这个后来以新四军总部所在地而闻名的云岭村比金家寨富饶，山清水秀，土地肥沃，盛产稻米。可是，至今也使人们难以抵御的自然灾害在清代更有着无边的神威。清朝的某一年，这里洪水泛滥，乡村受灾，王明高祖父陈世学和高祖母吕老太无法生计，遂投奔到金家寨的哥哥家来。吕老太的哥哥当时开个小染坊，生活还过得去，他们便在哥哥的帮助下，暂时在金家寨安顿下来。

今天的人们还留恋着“低矮的草房，苦涩的井水”的故乡，当年的陈世学就更是故土难离了。他在金家寨住了一年多，听说云岭村灾情过后生产恢复，便不顾病体，要领着家人返回故里。可是，生活的奔波使陈世学在返途中一病不起。吕老太埋葬了陈世学后，只得又带着孩子们返回了金家寨。从此，王明家系就在金家寨繁衍生息起来。

王明的曾祖父陈应义，生有两个儿子。小儿子陈亨锡，就是王明的祖父。

陈亨锡，号毓亭，是一位私塾先生。他擅长书法，精于裱糊，也算是一位乡村才子。但他没有田产，仅以教书为生，仍然无法满足家人的生活。所以，陈亨锡曾与五家亲友合伙开过一个小香铺，以此来补充生活的不足。

王明祖母曾氏，是河坪丁家堡人。她生有五男三女，其中老大陈聘之，就是王明的父亲。

王明的父亲陈嘉渭，字炳森，号聘之，1877年阴历八月十九日生。他小时候读过三年私塾，但由于生活艰难，身为长子，陈亨锡只好让15岁的陈聘之辍学，并让他到离家25里地的胡家店子当学徒。陈聘之在“陈庆号”学满三年后，又回到金家寨下码头帮助父亲开香铺。

1897年，20岁的陈聘之娶喻幼华为妻。

喻幼华，号淑连，1880年生于金家寨的张家畈村。她个子虽小，眼睛也有些近视，但却是一位善良、能干、贤惠的乡村妇女。在“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年代，喻幼华小时很想读书识字，可由于生就女儿身而无法遂愿。不过，自己不太识字的喻幼华结婚后却积极培养子女读书识字。1924年，她还建议陈聘之办了个女子学校，专门招收那些无门读书的女子。

陈聘之为人淳朴，主持公道，热心助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鄂豫皖地区燃起的革命烽火，也把陈聘之卷入到革命洪流之中。1929年5月，陈聘之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金寨地区立夏节起义，并被任命为六安六区赤色互经会主任。1932年，他先后被调到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瞿山县任专用公司经理、瞿丘县运输公司经理等职。红军离开鄂豫皖根据地后，他又回到家乡，开过一段“糕饼店”，以后又以教书为生，当了几年乡村教师，并且继续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事业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陈聘之和喻幼华生有二男三女，王明为长子，在兄妹中排行第二。王明姐姐陈先民，比他大4岁，20岁时即因病早逝。大妹妹陈觉民，二妹妹陈映民，弟弟陈绍炜，先后在父亲及大哥的影响下参加了革命斗争，为革命事业作出了重要的贡献。王明大妹陈觉民生于1905年，开明的父亲和母亲使她能够幸运地陈聘之进入私塾读书。1924年陈聘之和喻幼华开办女子学校以后，她到女子学校当了教员。1929年中国革命呈燎原之势时，陈觉民也参加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工作，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她先在商城一区模范小学教书，后调到县妇委工作。据《金寨县革命历史大事记》记载：“1931年3月底，商城县妇女委员会9人组成，书记汪泽荣，秘书陈觉民（脱产）。”

陈觉民1933年与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列宁小学任校长的汪惠生结婚，有一女叫汪向荣。

王明二妹陈映民又名王营，1908年生。陈映民没有姐姐陈觉民那样幸运，在她出生仅7天时，由于家境贫寒，父母忍痛将她抱给了金家寨上吕家湾的贫农吕能江家，给吕家做了童养媳，15岁时与吕绍文完婚。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开辟以后，陈映民也随同吕绍文参加了革命斗争。她于1930年加入共青团，任六安六区五乡团支部书记。1931年又参加了红军，并转为中共正式党员，在红四方面军第四军第12师政治部做妇女工作。1932年，陈映民和丈夫跟随红四方面军进入川陕革命根据地，并担任了川陕省委妇女部副部长。1936年10月，陈映民随同红四方面军第五、九、三十军及总部机关和直属团队共2万多人，奉命组成西路军，渡过黄河，执行打通国际路线和在河西创建根据地的战略任务，陈映民任妇女团二营五连政治指导员。由于孤军深入，敌众我寡，西路军将士虽然浴血奋战，但损失惨重，陈映民也在战斗中被俘，被押解到敌人开办的被服厂做苦工。

虽然在敌人的魔窟中受尽苦难，但陈映民还是在一名汽车司机的帮助下逃离了虎口，于1938年4月来到了延安。由于此时正是张国焘叛逃至武汉并发表声明脱离中共之时，延安正在掀起声讨和揭批张国焘的高潮，陈映民为避免受到不必要的牵连，于是根据其已改名叫王明的大哥之姓，改名叫王营，继续为党工作。解放战争时期，陈映民一直在后方负责保管财产。1949年秋，她随军南下到重庆，后到重庆水产公司工作，1983年离休。

陈绍炜又名甘宁，是王明唯一的弟弟，也是兄妹中最小的一个。他生于1911年，小时读过私塾和小学，后又到六安县读完初中，毕业后回到金家寨教书。他也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参加了革命工作，先后在商城县一区一乡模范小学、七区列宁小学教学，后又调到六安县七区四乡苏维埃文化委员会任宣传员，以后也主要从事教书等文化教育工作。抗日战争时期去了延安。

王明一家大都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只有半文盲的母亲在家操持家务。但王明母亲喻幼华的娘家也可以称为革命家庭，王明的两位舅舅都为革命事业献出了生命。王明大舅喻幼堂，共产党员，曾任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六安六区十三乡苏维埃政府主席。二舅喻百方，共产党员，是六安六区游击队副队长。他俩于1930年五六月间分别被国民党反动派抓去，受尽酷刑，英勇不屈，壮烈牺牲。

王明的母亲喻幼华1930年病逝。不久，陈聘之娶生于贫苦人家的黄莲舫为妻。王明直到1938年在武汉才与继母黄莲舫见面。

长期以来，我们国家比较注重阶级成分，强调对一个人家庭出身的考察。虽然党历来的政策是讲成分，不唯成分，但如果以主观的阶级标准代替客观的事实分析，就会使本来不会改变的家庭出身产生戏剧性的变化。按照人们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思维方式，像王明这样的人，犯了路线错误，成了“机会主义的头子”，自然应是地主家庭出身。因此，在《中国共产党十次路线斗争学习资料》等书刊中，都宣称“王明家庭出身地主”，有的甚至说“他出身大地主家庭”。“文化大革命”以后，我国出版的有关书刊，其中包括台湾的一些书刊，有的称王明家庭出身是“破落小地主”，有的称“富裕农民家庭”，有的认为是“小商人家庭”。

王明家庭是城镇居民，从未从事过农业生产，更无一寸土地，根本不会是什么“地主家庭”。王明家庭也谈不上是什么“富裕农民家庭”。王明自己曾说：“我家贫无立锥土”。他们家无房无地无财产，凡知情者都异口同声说“他们家很穷”，甚至穷到揭不开锅，借米，借钱，靠别人接济而生活的程度。王明的同乡同学桂尊秋证实说：“他们家有时穷得没米吃。我记得曾向我家借过米。陈绍禹在‘三农’（安徽省立第三甲种农业学校——作者注）时曾没钱交学费。”乡亲朱少轩也证实说：“陈家穷得难以维持生活，就靠齐寡妇接济。”王明家境贫寒，陈聘之常忙碌一年，到头来却负债累累，愁得过不了年，经常在年关前几天，离家躲账，只得由王明与姐姐、妹妹替父亲“挡账”。

王明父亲陈聘之一生没有固定职业，当过革命干部和乡村教师，做过小生意，有时也失业在家，但他主要职业是当乡村教师，前后有一二十年以教书为生。他虽然做过几次小生意，但多是与人合伙开的，自己无多少资本，并且都是以劳动为主。因此，土地改革时，王明的家庭成分未定为“小商人”，而是定为贫民。

由于土改定成分的档案资料，县和村均没有保留下来，所以土改时担任王明家乡村长的刘世香的回忆，就成了确定王明家庭出身的重要材料。

刘世香回忆说：“金家寨只有一条街，分为上码头和下码头。陈绍禹家住下码头。土改时，我们是金寨一区城关老成街，还有一条新街。我是村长，他家定为贫民。”

把王明家定为贫民成分，符合王明家的实际情况，也反映了当时王明家乡乡亲们的看法。王明家乡的知情者桂仙武回忆说：“他家那时不是农业人口，在街上做小生意，但没有资本，靠拿佣金生活，只能算一个贫民。”朱少轩也说，他家是“贫民一类”。2． 旧学根底

王明，原名陈绍禹，字露清，乳名禹子。

王明家境贫寒，小时候长得又小又瘦，但人却聪明、机灵。1909年，5岁的王明就由当过私塾先生的父亲启蒙，教习识字。到7岁时，他已经学完了《百家姓》和《三字经》。

陈聘之见其聪颖过人，便在他7岁时，克服家庭经济困难，咬紧牙关送他去念私塾。

王明先进了叔外祖父喻南森办的私塾馆。在上第一堂课时，喻老先生为测验王明认字的程度，就让他上台读书，结果他把《百家姓》读得一字不差，深得老先生的赞赏。

有一次喻先生讲《论语》，当讲到“宰予昼寝”，被孔子批评为“朽木不可雕也”时，王明和几位同学听后颇不赞同。于是，时年9岁的王明便写了一首打油诗质问孔夫子：

先生非朽木，学生岂粪土？！

这大热天气，谁不打中午？！

打中午是金寨一带的土话，意思就是睡午觉。王明这首打油诗在同学中传看时被喻先生发现，他拿去看后大笑说：“我禹写得好！这大热天气，不打中午还了得？! ”

王明这首诗歌中的处女作，后来被夫人孟庆树收录为《王明诗歌选集》中的第一首。

王明也遇到过一位粗暴的私塾先生，此人姓杨，绰号杨扒皮。他动辄惩处学生，常常用竹板子打学生的手、头和屁股，甚至把讲台桌上的铜尺、刀子、剪子等扔到学生座位上。为发泄对他的不满，1914年，10岁的王明写了一首题为《杨扒皮》的讽刺诗：

先生是牢头，学生是罪囚；

这样蛮打骂，一定要复仇！

不巧，这首诗在同学间传看时恰好被这位好动武的杨先生发现，他立刻将王明痛打一顿，并按着王明在地上磕了三个响头，后来还把讲桌上铁压尺扔去打王明的头，结果打在小腹上。这种严酷的师教使王明无法忍受，他大哭大闹跑回家，20多天不去上学。杨扒皮的蛮横早有公愤，借王明罢课之机，学生和家长纷纷表示不满。大家声言，如果再如此对待学生将都不送孩子们来上学。杨扒皮也怕丢了饭碗，于是，到陈家认了错，算是结束了这场风波。

以后，王明又跟毛树棠、漆陶庵等先生读私塾。旧时的私塾，主要是学习四书五经。《大学》、《中庸》、《论语》、《孟子》、《易》、《尚书》、《诗》、《礼》、《春秋》，这些儒家经典，必须能背、能写、能解。这对于勤奋好学、记忆力甚强的王明并不很困难。教私塾的喻南森、毛树棠、漆陶庵等先生旧学根底深厚，对于学生要求严格，也使王明获益匪浅。王明读书用功，加之记忆过人，四书五经背得滚瓜烂熟，常常受到先生的表扬。孟庆树据王明妹妹王营回忆：

从九岁起，每逢过年前腊月二十三日左右，他就要忙着给别人写春联，一直写到大年卅日。请他写春联的人很多，我们住的那条街的人，几乎全部是找他写。因为他字写得又好又快，许多老夫子写的都不如他写的好看。那时他的个子比桌子高不了多少，写春联时只能跪在凳子上，另外一个人在旁边牵着纸张，磨着墨。他肯帮助别人，对求者从不拒绝。加上人小有才能，街坊邻居都很喜欢他。一到过年就要给绍禹买点小礼物或送几文压岁钱。3．小学新风

1911年爆发的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帝制的统治，在文化教育界也刮起了兴办新式学堂的新风。大约在1919年夏，王明来到当时属于河南省固始县远东南区的志诚小学学习。

据王明家乡的几位知情者回忆，王明上小学学习，是一位叫做晁三的地主接济的。由于王明小时聪明伶俐，小有才气，很招人喜欢，得到了这位晁三老爷的喜爱，便认王明为干儿子。当时上小学学习，也需要一笔较大的费用，这对于生活艰辛的陈聘之家而言也是一笔不小的负担。富裕的晁三见陈家无力供王明入小学读书，他又很喜爱王明，便以干老子的身份资助王明上学。这在当时倒不愧是开明之举。

志诚小学位于现在的金寨县，当时是一所有300多名师生的规模较大的公立学校，在这一带比较著名。志诚小学校长李少樵，是位开明人士。他聘请了一些比较知名的教师来校执教，詹谷堂就是其中著名的一个。

詹谷堂，学名生堡，1883年生于金寨县（当时属河南商城县）南溪葛腾下獐子岩一个贫穷的私塾先生家庭。由于家境困难，詹谷堂14岁才启蒙，但他天资聪颖，学习用功，学识增长很快。21岁中秀才，22岁便在家乡开乡馆执教。

詹谷堂学识渊博，思想激进，敢于冲破封建的禁锢。他破例吸收女生入学，免费让穷家子弟上学，教学内容也不拘经典八股的束缚。这些开明措施，深得民众欢迎，四乡后生纷纷慕名而来，乡绅富户争相聘请。

1914年秋，詹谷堂受聘来到志诚小学，担任国文教师，对在此就读的王明产生了一定影响。王明在私塾时打下了较深厚的古文功底，到志诚小学后跟随詹谷堂学习白话文，文化水平又有了进一步提高。王明后来白话文写得通畅，与詹谷堂这位国文教师的教学有一定影响。

1921年秋，詹谷堂在志诚小学成立了进步的“马克思主义读书会”。1923年6月初，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4年2月又担任了金寨县第一个党支部的支部书记，成为金寨县党组织的主要创始人。虽然这时王明已离开了志诚小学，但王明在志诚小学的一年间，清新的校园环境和詹谷堂等进步教师的教育影响，对他后来走上革命道路有一定的影响。二踏上以俄为师之路

王明虽然年少时聪颖好学，但如果没有俄国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列主义，使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先驱者们找到了以俄为师的革命方向，这位土生土长的大别山少年即使能够走出大山，也恐怕很难从一名普通的学生成长为大名鼎鼎的中共领导人。1．在“三农”觉醒

1920年夏，王明考入安徽省立第三甲种农业学校，简称“三农”。“三农”是1919年3月由安徽省教育界进步人士朱蕴山等人创办的一所新型学校。校址设在六安县，是当时安徽省著名的中等专业学校。“三农”是一所四年学制的中等专业学校，招收高小毕业生和同等学历的私塾生。第一年是预科，第二年开始分农、蚕、林等科。由于“三农”是省立学校，实行公费就读，所以，王明等家庭困难的学生都很愿意报考“三农”。“三农”校长沈子修、学监桂月峰和文读朱蕴山都是老同盟会会员、激进的民主派、安徽省著名的教育人士。他们在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影响下，决心冲破封建思想的禁锢，按照科学与民主的精神办学，邀请了一大批有识之士出任教员，使“三农”开办后就在安徽省教育界刮起了一阵新风。当时，来校任教的名师有：国文教师钱杏邨（阿英）、英文教员苏章之、数学教员晏荣伯、经济学教员李晴峰、体育教员沈硕亭、农林业管理教员江伯良、村政建设教员乐天字等等。由于学生踊跃投考，教师认真执教，短短几年，“三农”就成了安徽省的著名新型学校。王明由高小步入“三农”，开始并不了解“三农”的培养目标和学习农业专业的意义，但进步的校园环境很快使王明受到熏陶。入学不久，王明写了一首白话诗，题为《进三农》：（一）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钱杏邨子曰：吾不如老圃。樊迟走出去，

孔子骂他是个小糊涂。（二）

我今进三农，学农又学圃，

可是我家贫无立锥土。

试问英雄何地可用武？

纵然学了圃和农，

也只像无米难炊之巧妇。（三）

祖母娘家穷务农，

母亲娘家只有小块圃。

从小到今亲眼见，

两家生活何其苦！

吃不饱来穿不暖，

房子破了没钱补。（四）

有人说：发展农业能救国，

有人说：发展商业才不落伍。

有人说：发展科学教育与实业，

我国再不受人侮。

倘真农业能救国，

我愿为农又为圃。

五四运动以后，“三农”也成立了各种进步社团，传播新文化和新思想。在朱蕴山、桂月峰等指导下，“三农”成立了学生自治会、读书会，办起了平民夜校，还深入社会，组织了六安农会，号召农民争取实现“永佃权”和“耕者有其田”。1920年秋天，学校组织了爱国剧社，在六安县公演了话剧（当地群众称之为“文明戏”）《朝鲜亡国惨史》、《不平鸣》、《新家庭》等。这些剧目都由“三农”师生们自导自演，在六安县开创了上演现代戏之先例，引起了群众的极大兴趣，纷纷前来观看。

王明看后写了一首题为《前覆后戒》的五言律诗：

印度遭英灭，朝鲜被日吞。

人民作犬马，财富任牺牲。

祖国睡狮弱，帝强饿虎狰。

同胞快觉醒，奋战以图存！

王明在“三农”时是一个专心读书、成绩优异的学生。“三农”的国文课不同于私塾中的旧式八股文，这里既要求学生会写文言文，又要求学生能作白话文。钱杏邨老师在国文课教学中，反对尊孔读经，积极倡导白话文。王明由于在志诚小学期间，在詹谷堂教育下学过写白话文，所以在“三农”期间的国文课成绩很优异。

据同班同学王逸常回忆：“我与陈绍禹都是班上学习较好的同学。当时老师批改的作文本，每次都按写作的好坏次序发放，最好的放第一本。每次发放的第一本不是我的，就是陈绍禹的。凡写文言文时，往往我是第一本，凡写白话文时，陈绍禹往往是第一本。他的白话文写得很生动。”“三农”作为新式学校，开设了英文课和理科、农科等私塾中没有的学科。这对王明而言虽然学来有些吃力，但他以极大的兴趣去攻读这些学科，特别是英文。王明学外语的自然条件并不算好，但他肯读、肯背，所以进步很快。

王逸常回忆说：“陈绍禹舌苔突突的，学习外语自然条件不好，可是他肯读，常常反复地练，所以，英文也学得不错。”

王明后来到苏联后，俄语学习得快，这与他在“三农”的英语基础及其学外语肯花力气是分不开的。

两千多年前的孟子曾经总结过一条人才成长的规律：“天之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王明虽然后来给中国革命事业造成了巨大损失，但作为对历史发展产生过重要影响的人物，学习是刻苦用功的。假期是学生的天堂，大自然的美景和家乡亲人的呼唤，使学生走出校园，似乎迎来了一次短暂的“解放”。但寒暑假对于王明，倒像是改换学习地点的学期延长。在“三农”期间，王明的假期也主要是在学习中度过的。

据他的妹妹王营回忆：“上中学及大学后，由于科目多，学习就更忙了。每年放寒署假后，他要带一些同学到家里来，父母就专门为他准备一间房子，让他和同学一起学习。他们经常十几人一起，上午看书，下午讨论学习中的疑难问题。由于学习努力，绍禹的成绩一直是很好的。即使有时某门功课差些，他也会认真去找原因，花更多时间去学习，直到学好。他还注意劳逸结合，在学习之余，总爱约几个同学一起到城外去钓鱼，轻松一下。”“三农”的新潮思想和民主空气，对王明的思想发展也产生了影响。在校园内王明还只是一个认真学习的普通的学生，回到家中，王明也可以算是一位激进的反封建斗士了。“当时受封建礼教的约束，妇女都要缠脚。绍禹在六安读书回家时，就不准我们缠脚。他每天起得早，只要看见谁缠了脚布，不管脏不脏，一概要扯掉。开始大家有点想不通，所以扯掉又包上。绍禹就多次给妈妈及姐妹做工作，说明缠脚的害处，大家觉得对。以后姑姑和我们姐妹几个就没有再缠脚了。绍禹还反对我们扎耳朵、吊耳环，总是把姐妹耳环的线剪断。”2．到“商大”入党

1924年夏，王明由安徽省立第三甲种农业学校毕业后，考入国立武昌商科大学，简称“商大”。

商大创办于1920年，位于武昌三道街，是在原武昌商业专门学校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它是武汉大学的前身，武汉大学就是由商科大学、中华大学和高师等校联合而成立的。

商大是国立大学，实行公费制，设有财经系、商业系、会计系、经济学系等专业。它除开设许多财经方面的专业课外，还开设英、日、法等外语课。学校学制五年，其中预科一年，本科四年。

王明考入商大后，先进预科学习，住在商大学生宿舍一栋寝室。和他同班的有远房弟弟陈一新（陈绍隧）、老乡程兆溟，以及梁仲民、詹禹生、陈楫生、胡佩禹等人。曾在商大学习过的杨魁清（杨献珍）、许鸿（许凌青）、张琦等人，都先于王明入学。

王明之所以报考商大，由“农”转“商”，也可能受其父亲做过小生意的影响。不过，商大是国立学校，实行公费就读，这恐怕是吸引家境贫穷的王明前来就读的主要原因。

入学前，虽然父母亲都支持王明到武汉上大学，但怎奈家境贫寒，无力为其凑足路费和上学的经费，只得向别人借钱。王明不仅在金家寨向亲朋好友借，还跑到15里外的袁家岭向友人借。他东借西凑，仍是不足，最后还是母亲喻幼华把半生零星积攒的七块大洋全部拿出来，才勉强凑够。

王明为此曾挥泪写下了题为《七块大洋》的诗篇，抒发了对慈母的感激之情：

枕边摸索七元洋，慈母交儿泪两行；

知道此钱升学少，半生辛苦积私房。

又据王明妹妹王营回忆说：“在六安县高中快毕业时，父母问他毕业后的打算，他说他还要去考大学。当时读大学非常困难，对穷家孩子尤其如此。后来考大学时，绍禹的成绩在六安县又居第一，被武汉大学录取。上大学后，家里的负担减轻些，因为他考得好，学校给了奖学金，享受公费待遇，家里就不用寄伙食费了。”

从闭塞的皖西山区小镇走出来的王明，来到繁华的武汉，一切都感到陌生和新奇。闻名华夏的黄鹤楼吸引着他，到武汉后不久，他就急不可待地前往参观，并赋七绝诗一首，题为《风雨登黄鹤楼》：

乘鹤去乎余鹤楼？今人疑也昔人愁。

三城暗而两山隐，风雨歌兮江汉流。

王明在学习之余，在武汉籍同学带领下，还游览了武汉三镇的市容。11月，他去参观了大智门火车站，这是他第一次见到火车，兴奋之余，写了一首题为《偕友访大智门车站述同感》的七律诗：

工人开动火车头，地动天惊震九州。

南北东西成一体，农工商学尽同仇。

推翻军阀为民主，打倒帝强好自由。

我辈青年无量勇，献生革命变全球。

商大成立时的校长是湖北省议会议长屈培兰，这位说话结结巴巴的校长是军阀政府的代言人。但由于商大在湖北省的名望，一批进步教师，如李汉俊、危浩生等还是来到商大任教。他们在传播现代科学知识的同时也宣传马列主义理论，对学生们产生了很大影响。

王明虽然在商大只学习了一年左右，但这一年却是王明思想转变的重要阶段，使他由一位专心读书的年轻学生成长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

王明的思想转变，可从他在商大期间发表的文章中窥见。

1925年5月，王明在商大撰写和发表了四篇文章。这四篇文章在王明一生发表的200多篇文章中，除了《皖光》上的三篇外，可以称得上是他最早公开发表政治见解的论著。

1925年4月29日晚10时，王明在商大学生宿舍里抱病写完了《革新运动中所得之经验》一文，接着又写出了《三种不同的面目》与《革新运动后之最近简单希望》两文。这三篇文章均于1925年5月10日刊登在《商大周刊》第3卷第5期上。同年5月27日，王明又在寝室里写完了《社会、社会学、社会科学、社会问题、社会主义底浅释》一文，并于1925年12月发表在“商大”的《社会科学研究》第一集上。

这四篇文章中的前三篇，主要谈“商大”革新运动问题，后一篇讲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几个界限，反映了王明对“商大”革新运动的基本态度和他对社会主义的初步认识。

所谓“商大”革新运动，主要是驱逐军阀政府代言人屈培兰事件。

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支持与帮助下，在广州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大会通过了有共产党员参加起草、以反帝反封建为主要内容的宣言，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建立了国共合作的革命统一战线。有共产党员参加的这次国民党“一大”成了反帝反封建的大革命高潮的起点。接着，广东革命政府和黄埔军校成立，工人运动和学生运动蓬勃发展。革命形势的发展也使一些军阀集团的政治态度发生转变。1924年10月，冯玉祥这位善变的“布衣将军”发动了北京政变，推翻了曹锟、吴佩孚的直系军阀政府，并邀请孙中山北上，全国也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促进国民会议运动。

当时革命势力的大本营是广州，武汉仍在军阀吴佩孚的控制之下。商大校长屈培兰位居湖北省议会议长，自然成为军阀在商大的代言人。他在商大实行一系列倒行逆施的政策，也必然遭到广大师生的反对，从而在商大掀起了一场以驱逐屈培兰为主要内容的革新运动。

王明的三篇文章，谈的就是这个事件。

王明首先明确表示支持革新运动，称赞驱屈之举。他说：“屈氏长校，学校非之”; “惟往昔同学多迷信议长万能，以为一动摇屈氏位置，校款将随之无着，以致屈氏尸位数年。年来虽屡发见屈氏不但无增加校款之能力，且有吞没校款之黑幕”；所以，全校“驱屈之心，为之益熟”，革新运动应任而起。

革新运动爆发后，全校召开大会，会上“宣布屈氏罪状”，决定“驱屈出校”。屈培兰不甘心失败，以议长声势与金钱引诱，在校收买一部分人，“到处造谣，函厅电部”,“在省署则运动停发补助费”，进行破坏。但商大师生坚决斗争，并派出北上代表赴京。坚持斗争两个月，“北京解决电来，开全体大会”，屈氏被驱，革新运动取得成功。

王明庆祝革新运动的成功，并描述了革新运动爆发、停顿、成功时的三种不同面目。他高兴地说：王明在商大革新运动结束后，总结出革新运动成功的三条经验：“现在在校里只看见一幅喜笑可爱的面目，是多么好的现象！”（1）勿畏难；（2）勿中止；（3）有公理。

他说：“吾辈青年能于作事时，认清公理为立足点；以不畏难勿中止之精神进行之，则无往而不自得矣。”

王明在文章中还提出了对革新运动的具体希望，说：“革新运动自‘校款’、‘校长’两问题解决后，目前可算告一结束，但吾辈革新运动之目的，决非仅解决此两项问题即满足”。“故先提出个人对于本校革新运动后之最近简单希望”。这就是：（1）扩充校址；（2）严定校规；（3）去留职教员；（4）添置图书；（5）早购课书；（6）注意卫生；（7）扩充刊物；（8）实地调查；（9）经济公开；（10）监督承校。

从王明关于商大革新运动的论述中可以看出，此时的王明已经成了学生运动的激进分子。他在驱逐校长屈培兰时态度坚决，言辞激烈，对于商大的革新运动充满了希望和信心。虽然他关于革新运动三条经验的总结还停留在政治斗争的表面，但王明在《社会、社会学、社会科学、社会问题、社会主义底浅释》这篇文章中，理论水平和思想觉悟较之前三篇文章又有了进一步的提高。

王明于1925年5月27日在商大写的《社会、社会学、社会科学、社会问题、社会主义底浅释》一文，是在他已经离开商大，赴莫斯科中山大学以后，于1925年12月发表在商大《社会科学研究》第一集中。

在这篇理论阐释文章中，王明首先说明了这篇文章的写作“旨趣”。他说：

虽然人类毕生生活在“社会”中，可是一般人并不了解“社会”、“社会学”、“社会科学”、“社会问题”、“社会主义”的区别。“最可笑的是，一般人多以为社会主义是‘共妻’、‘共产’的勾当，听见他便要发生恐惧。因为他们根本不明白社会主义是什么，所以更发生出许多可笑的误点来”。凡是“沾到‘社会’两个字，他们便当做是他们最怕的社会主义”。“因此，我不惜麻烦，把社会的意义、本质、起源、变迁，以及一切以社会为研究对象的纵、横、广、狭的科学，简单明了的把他们各个真正的面目揭露出来，使我们不要捕风捉影的把社会主义当做洪水猛兽”。

在阐明写作的目的在于批驳把社会主义视为“洪水猛兽”的错误认识之后，王明对社会、社会学、社会科学、社会问题、社会主义作了初步区分。

王明认为：“社会是生存和幸福上必需的团体，是求食和御敌的机关。因求食、御敌、生殖三者底必需而发生，起源于家庭；变迁于人类生产力；随人类生存上必需资料的供给需要的范围而扩大；由家庭而递变为部落，由部落而都市而国家；今日世界即社会。”

关于社会学，王明认为：“社会学是以研究社会底起源，发达，组织，活动，及理想为目的的科学”。

社会学代替不了社会科学。王明又说：

社会科学是“研究组织社会这团体的人类在各方面的活动及其原则的科学”, “社会科学内包裹包括的人为科学的科目”, “如伦理学、政治学、历史学、法学、人类学、比较宗教学”。

王明关于社会、社会学、社会科学的论述，还只是解释一般概念。他在文中所讲的“社会问题”，实际上说的是“社会问题学”。

他说：“社会问题就是社会病理学”, “是以研究病态社会为主要目的的科学”。

在解释完社会、社会学、社会科学、社会问题这些基本概念之后，王明开始谈论他对于社会主义的理解。

他认为：“社会主义是病态社会的根本救济法”。由于“现在社会的病态”, “生产方法有两大缺点：（一）是资本私有，（二）是生产过剩”。“社会主义采用的生产方法：资本归公，人人都有工作生产的机会，生产机关共有，谁也不能藉私有生产机关收取利益；可以救济现代生产方法的第一大缺点；一切生产品底产额及交换，都是公共机关统计调节；私人不得投机营业，避免形成生产过剩的恐慌，可以救济现代生产方法的第二大缺点”。

最后，王明又对这几者的关系作了总结：“社会是社会学、社会科学、社会问题、社会主义等共同研究底对象，不过各研究底范围有纵、横、广、狭的不同罢了”。

通过《社会、社会学、社会科学、社会问题、社会主义底浅释》这篇文章，可以看出王明开始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虽然在这篇文章中也暴露出王明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还很肤浅，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还刚刚开始，还只是把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救济方法”，还没有把科学社会主义与无政府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工团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等区别开来，只是认为科学社会主义是这五派社会主义之一种。但他对于把社会主义视为“洪水猛兽”的批驳，认为现代社会“病根，实为经济”, “主张将现在社会组成根本破坏”, “社会主义是改造社会的唯一方法”等观点，还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因此，也可以把这篇文章看成王明向马克思主义者开始转变的标志。

正是由于信仰马克思主义，愿意为共产主义奋斗，1925年夏，积极投身于武汉声援“五卅”运动的王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党史学界曾流行过一种说法，认为王明是1926年在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入党的，事实并非如此。

王明曾明确说：“1924年在武昌商科大学求学，由于同共青团员和共产党员往还，使我更自觉地参加革命活动和成为共青团员与共产党员”。

王明入党介绍人许鸿（许凌青）曾叙述过他介绍王明入党的经过：“我在商大不久，认识陈绍禹。我是1920年8月考入商大，他是后几班，可能是1923年入学。陈是安徽人，表现还不错，1924年夏（暑假期间），我才介绍他入党。我一个人介绍的。还有一个安徽人，商大同学张浩然和王明一起入党。他当时叫陈绍禹。”3．组建“豫皖青年学会”“商大”的新天地开阔了王明的眼界，国共合作的大革命浪潮也使王明成长起来。面对激荡的革命形势，王明不再是随波逐流地跟在别人后头。

1924年9月，王明和同班同学詹禹生在商大发起成立了“豫皖青年学会”，吸收该校安徽籍和河南籍的同学参加，探讨和研究救国之途和学习之路。王明被推选为该会事务部主任。

同年10月，他仿《苏武牧羊》调，谱写了《豫皖青年学会会歌》。歌词是：

哀我中华大国民，

内乱苦纷争，

外患迭相乘；

危国计，

害民生，

贫弱震寰瀛。

守门天锁钥，

卫国少干城；

主权丧失尽，

贻笑东西邻。

五千余年，

文明古国，

实之剩虚名。

志士具热忱，

青年学会成；

结团体，

聚精神，

唤醒四万万人。

喑鸣推山岳，

咤叱变风云，

军阀要除尽，

帝强要除根；

创建新华，

改造社会，

大责共担承。

商大安徽籍的学生还组织了“安徽同学会”，出版会刊《皖光》，王明任会刊编辑。1925年5月1日，《皖光》第一卷第一期正式出版。王明以陈绍禹的名字在这一期发表了3篇文章：《安徽的学生》、《反对和免除贵族专利的现代学校教育》、《恋爱真谛》。首次发表的作品叫“处女作”王明最早发表的这些文章，虽然谈的是学生问题和教育问题，却表露出他反对旧教育制度和反对帝国主义、军阀统治的认识。

1924年冬，王明趁商大放寒假之机，回到家乡，在金家寨一带又组织成立了“豫皖青年学会”。

这个“豫皖青年学会”以金家寨为中心，吸收豫皖两省在外地读书的学生和本地学生为会员。学会的主要活动，是通过讨论学术问题，宣传反帝反封建革命思想，组织学生运动。学会一般利用寒暑假期活动，一年召开两次会员会议。在金寨县笔架山农校、六安“三农”、志诚小学等学校读书的学生，大多数都参加了“豫皖青年学会”。

当年曾参加过“豫皖青年学会”的袁大明回忆说：“1924年夏天，陈绍禹在金家寨组织了豫皖青年会。金家寨地区在外地学校的学生，绝大部分都参加了青年学会。入会手续，同学之间相互介绍，后发给会员证。到1925年已发展会员一百余人。青年学会活动，利用寒暑假学生回家的机会，一年召开两次会员会议。在外表上讲学术问题，实际上宣传马列主义，组织学生运动。1926年，我和很多同学参加了青年学会组织，进行初期革命活动。”

王明弟弟甘宁也回忆说：“1924年我们成立了革命组织，叫豫皖青年学会。我、王明及其同学，共有几百人，都参加了这个组织。五卅运动时，我们到街上募捐，演文明戏，提出反帝反封建主张。”“豫皖青年学会”，是王明会同一些志同道合的青年组织起来的。王明经常从武汉捎回学习材料交给会员阅读。到1925年夏，学会会员发展到100多人。“豫皖青年学会”是进步的群众组织，它主要是把假期返乡的同学们组织起来开展一些进步活动。参加学会的会员一方面通过学习、讨论、交流使自身得到提高，另一方面还组织起来，到群众当中，特别是到农民中进行一些宣传活动。

1924年寒假回家期间，王明就率先到农民中访问，并写了一首诗《访农家》：

茅屋三间聊御寒，布衣百补赛僧衫。

年年种稻愁无稻，代代耕田盼有田。

雨水下多愁地涝，阳光晒久怕天干。

穷人总有出头日，家家户户盼变天。

在“穷人总有出头日，家家户户盼变天”的革命思想指导下，“豫皖青年学会”做了一些进步工作，金寨地区农民运动也逐步开展起来，后来成立了农民协会，在大革命的浪潮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1925年6月2日，武汉青年学生为支援五卅运动，实行了罢课，举行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这一革命行动吓坏了湖北督军萧耀南，他们下令要逮捕武汉和商大学生运动领导人许鸿。许鸿得知消息后，逃回江西老家。反动军阀萧耀南借口“防止事态扩大”，竟然下令武汉各校提前放暑假。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王明回到家乡金家寨。他利用回家的机会，在大王庙召集“豫皖青年学会”第二次会员大会，发动大家支援上海的五卅运动。会议期间还举行了募捐、游行示威、开追悼会等活动。在追悼五卅惨案和沪、汉、青（岛）、沙（面）死难同胞的大会上，来了许多农民代表。到会的60多名会员都亲自送来挽联。王明送的挽联写着：“四百兆同胞放声大哭，五千年历史特写奇冤”。对帝国主义屠杀同胞表示了极大的愤怒。

王明这次回家的主要目的就是发动“豫皖青年学会”募捐，支援上海的五卅运动。会员们四处活动，募捐了一批款子，寄往上海。当时有人散布说，陈绍禹募捐是为自己念书缺钱来骗钱，引起一些不知情人的误解。后来，王明把《申报》刊登的上海方面收到各地募款的数目如实给大家看，把事实真相告诉大家，才驳斥了谣言，解除了大家的误会。

王明为募捐支援五卅运动，组织豫皖青年学会的会员在大王庙内演文明戏（话剧）。当时，农村常演的是黄梅戏，话剧很不普及，金寨人很多都是第一次看到这种文明戏。平生第一次看到话剧的刘世香，在50多年后还清晰地记得当年的热闹场面。他很肯定地证实说：“我们开始演文明戏的那天，陈绍禹走的，自从这次走后，再也没有回来过。”

是的，王明自1925年夏离开家乡后，再也没有回过金家寨。这次他回到武汉商大后，听到莫斯科中山大学招生的消息，就趁这个机遇踏上了留苏的征途。三曲折执着的赴苏之旅

机遇，是人生成长的重要节点，但前提是必须抓住。

虽然王明在商大读书时已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走上了革命道路，但如果没有国共合作的大潮催生了莫斯科中山大学的诞生，王明又没有使出吃奶的劲抓住了这次机遇，那么，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将不会出现这位大名鼎鼎的“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1．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创办

莫斯科中山大学是一所创办于苏联、专门为当时国共合作的中国大革命培养政治理论骨干的特殊学校。

它于1925年9月在莫斯科成立，全称为“中国孙逸仙劳动大学”，有时也称为“孙逸仙大学”、“孙逸仙劳动大学”、“中山大学”、“孙文大学”、“莫斯科中山大学”等，简称为“中大”。

1928年9月，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中国部与中山大学合并，学校改名为“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

1930年2月，不满5岁的“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经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研究决定，予以撤销。

从目前见到的档案资料可知，最早提出创办“中大”的是时任苏联外交人民委员、联共（布）中央委员契切林。

契切林是苏联政府中老资格的中国问题专家，早在1918年8月，他就与中国革命的先行者孙逸仙（孙中山）有过通信联络。1925年3月19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于莫斯科召开会议。会议在研究到中国问题时，契切林在报告中提出了是否建立“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的问题。

会议讨论后认为：“扩大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中国分部或建立新的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是适宜的，并责成布罗伊多和维经斯基同志就此问题拟定一份报告交政治局。”

会议中提到的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简称东方大学或东大）1921年就已经成立，最初属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教育人民委员部领导，后转由俄共（布）中央直接领导。东方大学创立时的办学宗旨是“从苏俄东部各民族自治共和国、自治州、劳动公社和少数民族的劳动群众中培养政治干部”。但实际上，它从诞生之日起就是一所国际性学校。它不但招收苏联东部的劳动群众，而且招收中国、朝鲜、日本、印度、伊朗等国旅居俄国的侨民及来自这些国家的进步青年。

1922年，东方大学专为外国学生设立了外国部。到1923年初，外国部已设有中文、朝文、日文、土耳其文、法文、英文和俄文七个班。到1924年初，东方大学已经成为苏联规模最大的共产主义大学之一，在校学生达1015名，学生来自62个民族，来自国外的学生中，中国学生占有较大的比重。共产国际驻地——莫斯科高尔基大街柳克斯旅馆

布罗伊多当时就是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的校长，维经斯基曾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驻中国代表，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部负责人之一。有此二人承担的论证任务很快就有了结果。在1925年4月2日召开的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布罗伊多、维经斯基以及另一位苏联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向会议报告了关于建立中大的问题。

这次会议作出了两项决定：“①在西伯利亚专为中国学生建立500人的中山大学是适宜的。②为说明建立大学、选择地址、确定其组成人员的措施，成立由布罗伊多、拉狄克和维经斯基三同志组成的委员会。委员会会议由布罗伊多同志召集。”

这次会议关于建立中大的几点决定是值得关注的：一是否定了“扩大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中国分部”的设想，而是专为中国学生建立一所新的大学；二是校址选在了西伯利亚；三是学校的规模是500人；四是学校的名称为中山大学。

不过，由布罗伊多、拉狄克和维经斯基组成的筹备委员会，很快又就在何处建立中大问题提出了新的建议。维经斯基在1925年4月22日致加拉罕的信中说：“已决定在西伯利亚建立500人规模的孙中山大学。被责成研究这个问题的三人委员会认为，把这所大学设在莫斯科或列宁格勒是顺利实现这个想法的必要条件。”

1925年5月15日，有斯大林参加的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在研究建立中大时决定：“在莫斯科建立该大学。”莫斯科中山大学旧址（沃尔洪卡大街16号）

斯大林领导的俄共（布）中央对于成立中大是高度重视的，通过中大培养中国革命急需的政治人才的目的也是十分清晰的。在中大成立之前，1924年5月，在苏联帮助下创立的陆军军官学校在广州黄埔开办，及时为中国大革命的发展培养了一大批军事骨干。苏联军事顾问帮助训练的军队，军事素质也不断提高，为即将到来的北伐战争做了有力的军事准备。同时，随着中国革命的深入发展，对经过系统训练的政治骨干力量的要求越来越迫切，需要一大批具有一定的革命理论水平的政治骨干在中国革命中发挥作用。因此，为中国革命建立一所培养政治理论骨干力量的学校，就成为中国革命深入发展提出来的一个实际问题。

共产国际驻华代表鲍罗廷，在中国国民政府欢送学生赴中大的聚会上，曾明确阐述过建立中大的目的：“设立孙文大学的目的何在？他的组织究竟如何呢？我们今天不能以短少的时间，向诸君作详细的报告，诸君抵莫斯科以后，自然可以明白。今日不过随便述其大概。欧美各国见人家去那里留学，多表示欢迎。并且说科学是无国界的，是无党派的，科学是大家所公共的。按之事实，究竟对不对呢？这不过帝是国主义者的面皮话罢了。我们相信科学是一种工具，可以用以为善，亦可以用以为恶。在帝国主义者的手里，就用以压迫弱小的民族了。在弱小民族的手里，就用为解放自己的工具。我们相信无论如何学校是某一阶级或某一部分的宣传机关。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是银行家摩根所资助的，他们一定不容我们在那里为反对银行资本利益的宣传。芝加哥大学，是美孚火油公司资助的，他们一定不容我们在那里反对托拉斯制度的提倡。美国的许多大学，都是与资本家有关系的。至于德国的学校，何曾不如是。英国的学校，也何曾不如是。帝国主义者以学校为他们帝国主义宣传的机关，我们便要有学校为我们国民革命宣传的机关，每个学校，都是为达到某种目的的工具。孙文大学的目的是什么呢？他们要使一般学生了解中山先生的主义，去继续中山先生的工作，以完成中国的国民革命。将来在此校卒业之学生，可以代替在帝国主义的学校受过教育的留学生，担任改造中国的社会。现在许多留学生均不知道改造中国的方法，他日诸君由俄国回来，可用革命的方法，来解决中国问题。中国的问题，只有革命的方法可以解决的。所以，全靠诸君本着革命党人的精神，为革命学说与经验的研究，将来回国之后，便可用之以达我们解放中国的目的。这种大工作，一定遇着许多困难，但我们值得牺牲，以征服这种困难，因为我们所抱的目的，是最伟大的，是求中国民族的解放。诸君将来都是为中国国民革命努力的。中国的命运，是在诸君的手里。诸君是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领导者。我祝诸君成功！”

在俄共（布）政治局的直接领导下，中大的筹建工作进展顺利。1925年8月13日召开的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作出决定：“批准拉狄克同志为中国劳动者大学校长”。

会议还“责成组织局再次研究中国劳动者大学的组织形式问题。注意不宜让它公开具有国立性质（如隶属苏联教育人民委员部）”。

1925年8月27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又作出决定：“同意成立组建孙逸仙中国劳动者大学促进会。批准组建孙逸仙中国劳动者大学促进会创立人由以下人员组成：①拉狄克、②布哈林、③托姆斯基、④列普谢、⑤洛佐夫斯基、⑥越飞、⑦欣丘克、⑧帕夫洛维奇、⑨安采洛维奇、⑩萨哈罗夫、⑪卢金、⑫梁赞诺夫、⑬西比里亚科夫、⑭布罗伊多、⑮卢法罗夫、⑯斯捷潘诺夫-斯克沃尔佐夫、⑰霍多罗夫。

从教授中增补2-3名非党汉学家代表。”

领导人员确定后，经费问题也提上了日程。1925年9月17日召开的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批准该大学总额为55万卢布的预算。”2．去苏留学成为时尚

莫斯科的筹建工作进展顺利，中国国内的招生工作也紧锣密鼓。1925年10月7日，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国民政府首席政治顾问鲍罗廷，在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第26次会议上，正式宣布了中山大学成立。随后，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立即成立了以鲍罗廷为顾问，由汪精卫、谭延闿、古应芬组成的选拔委员会，决定在广州、上海、北京、天津、武汉等地通过考试选拔学生。

但是，军阀割据的时势，使实现公开招考的方法，只能在当时中国革命的中心——广州进行。中山大学第一次在广州招收的147名学生，就是国民党政治委员会从1030名考生中录取的。广州以外的省份只能由组织上秘密推荐选派，这项工作主要是由中国共产党人来完成的。

中山大学自1925年9月成立到1930年秋停办，五年时间里共招收了四期学生，总数为800多人。这些学生绝大多数来自国内，也有一少部分来自国外的华工和在法国等西欧国家中勤工俭学的中国学生。来自国内的学生，在国共合作的大革命时期招收了两期，这两期学生名义上由国民党选派，实际上是由国民党和共产党分别选派的。在共产党选派的学生中，大多数是共产党员或共青团员，而国民党在广州录取的学生中则有很大一部分是国民党员。

中山大学第一期和第二期招收的学生中，在社会出身方面没有具体规定，而且实际招收的学生中知识分子出身的占了大多数。以第一期在广州招收的147名为例：学界55人、教育界7人、报界2人、农界1人、其他7人、未详10人。

国内的招生从第三期起发生重大变化。1927年国共合作破裂后，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正式声明“取缔”中山大学，并命令各级组织严禁再向莫斯科派遣学生。所以，大革命失败以后去中山大学的学生，都由共产党在各地秘密选送。中山大学的办学宗旨，也由为国共合作的大革命培养人才，转变为为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的革命战争培养政治骨干。这样，中山大学在大革命失败以后，在办学宗旨、招生条件以及课程设置等方面都有了一些重大转变，而且明确提出要把中山大学改变成为共产主义高等学府，使其实际上成了一所为中国革命培养马克思主义理论干部的高级党校。

因此，从第三期开始，学校就提出，学生的组成，最好是从事过革命工作的共产党员不少于一半，非党群众占少数，共青团员占1/3左右。但由于招生是在蒋介石集团的白色恐怖下秘密进行，所以实际招收的学生几乎都是共产党员或共青团员。学校在学生的社会出身方面也提出了要求：产业工人不得少于一半，其余是农民、城市贫民和知识分子。从侨居海外的中国人中招生的条件也作出了规定：只招收有工龄的，而且主要是来自有文化的工人中间的党员和团员。此外，还定出一个重要补充条件：离开中国不得超过五年。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下载完整电子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