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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05-18 19:5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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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周作人

出版社: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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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自编集

周作人自编集试读:

艺术与生活

》止庵《艺术与生活》一九三一年二月由上海群益书社初版印行,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中华书局列为“现代文学丛刊”之一重新出版。一九三〇年十月三十日作者所作《自序二》(此篇中华版《艺术与生活》删去,另编入《苦雨斋序跋文》中)有云:“这是四年前所编。”查一九二六年周作人日记,二月十日云:“下午整理拟给群益之旧稿。”二月二十二日云:“下午整理旧稿。”二十三日云:“上午寄群益函,又稿一部分。”即此书是也。所收计一九一八年五篇,一九一九年五篇,一九二〇年五篇,一九二一年一篇,一九二二年一篇,一九二三年一篇,一九二四年以后三篇(《中国戏剧的三条路》、《国语文学谈》和译作《论左拉》)。《自序》称,《艺术与生活》“是我唯一的长篇的论文集”,以文体论,则如作者所说“文章比较地长,态度也比较地正经”。与其别种著作,包括同为文艺批评的《自己的园地》和《谈龙集》都不相同。而“态度也比较地正经”,正是论文与随笔的根本区别所在。

如书名所示,这本书着眼于“艺术”与“生活”;而“艺术”又包括内容和形式,后一方面,如《勃来克的诗》之强调象征,《日本的诗歌》等之介绍小诗,于中国新文学的发展都是极具建设性的意见。至于前一方面,其实说的也是“生活”,——与五四其他代表人物一样,周作人当时也将文学视为影响改变社会与人生的手段。这里最要紧的一篇是《人的文学》,其他文章都可视为对它的补充发挥。关于《人的文学》,胡适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导言中说:“这是当时关于改革文学内容的一篇最重要的宣言。……周先生把我们那个时代所要提倡的种种文学内容,都包括在一个中心观念里,这个观念他叫做‘人的文学’。”这一“中心观念”除了通过“艺术”诉诸“生活”之外,本身的意义可能更为重要:周氏基于“人的灵肉二重的生活”的认识,构筑了一个完整的人道主义思想体系。而他一开始就将“人道主义”解释为“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确认“人间”与“个人”的相互联系,不偏居其中任何一极,最终所关心的是“人间”每一“个人”,乃是这一思想体系的关键所在。有关“生活”是这本书的另一重要部分,作者从上述人道主义思想出发,直接关注社会,所着力宣传的是日本的新村运动。

周作人是五四新文学运动代表人物之一,《艺术与生活》所反映的主要还是那一时期他作为思想家和文学理论家的面貌。如同《自序》所提示的,一九二四年以后周氏思想发生很大变化,“梦想家与传道者的气味渐渐地有点淡薄下去了。”晚年写《知堂回想录》,更对此多所反思:“在这个时期,我凭了那时浪漫的文艺思想,在做文学活动,这所谓浪漫的思想第一表现在我给《每周评论》所写而后来发表在《新青年》上的一篇《人的文学》里边。”(《文学与宗教》)又说:“那时登在《新潮》九月号的《访日本新村记》,是一篇极其幼稚的文章,处处现出宗教的兴奋来,……大概到了一九二四年的春天,发表了那篇《教训的无效》之后,才从这种迷妄里觉醒过来吧。”(《小河与新村下》)《艺术与生活》的部分内容,与其后来的“定论”已经不无距离。说来对人的本质认识是一回事,对这一认识得以变为现实所抱定的信心又是一回事,所谓《访日本新村记》的“幼稚”,《人的文学》的“浪漫”,都仅仅指后一方面而言,而现在他将二者区别开来了。周氏从此更接近于一个纯粹的思想家,对新村运动的热情固然早已冷却,关于人道主义的文学也不复宣扬,人道主义亦即“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却仍然是其思想核心所在。不仅《人的文学》的基本原则不曾放弃,《艺术与生活》一书由这一原则出发所涉及的一系列问题,包括妇女问题与儿童问题等,此后在许多文章中都有更为广泛深入的探讨。从这个意义上讲,《艺术与生活》奠定了周作人一生全部作品的思想基础。

此次据中华书局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初版本整理出版。原书自序四页,目录三页,正文四百八十六页。原目录中“自序”未列出。自序

这一本书是我近十年来的论文集,自一九一七至一九二六年间所作,共二十篇,文章比较地长,态度也比较地正经,我对于文艺与人生的意见大抵在这里边了,所以就题名曰“艺术与生活”。

这里边的文章与思想都是没有成熟的,似乎没有重印出来给人家看的价值,但是我看这也不妨。因为我们印书的目的并不在宣传,去教训说服人,只是想把自己的意思说给人听,无论偏激也好浅薄也好,人家看了知道这大略是怎么一个人,那就够了。至于成熟那自然是好事,不过不可强求,也似乎不是很可羡慕的东西,——成熟就是止境,至少也离止境不远。我如有一点对于人生之爱好,那即是她的永远的流转;到得一个人官能迟钝,希望“打住”的时候,大悲的“死”就来救他脱离此苦,这又是我所有对于死的一点好感。

这集里所表示的,可以说是我今日之前的对于艺术与生活的意见之一部分,至于后来怎样,我可不能知道。但是,总该有点不同罢。其实这在过去也已经可以看出一点来了,如集中一九二四年以后所写的三篇,与以前的论文便略有不同,照我自己想起来,即梦想家与传道者的气味渐渐地有点淡薄下去了。

一个人在某一时期大抵要成为理想派,对于文艺与人生抱着一种什么主义。我以前是梦想过乌托邦的,对于新村有极大的憧憬,在文学上也就有些相当的主张。我至今还是尊敬日本新村的朋友,但觉得这种生活在满足自己的趣味之外恐怕没有多大的觉世的效力,人道主义的文学也正是如此,虽然满足自己的趣味,这便已尽有意思,足为经营这些生活或艺术的理由。以前我所爱好的艺术与生活之某种相,现在我大抵仍是爱好,不过目的稍有转移,以前我似乎多喜欢那边所隐现的主义,现在所爱的乃是在那艺术与生活自身罢了。

此外我也还写些小文章,内容也多是关系这些事情的,只是都是小篇,可以算是别一部类,——在现今这种心情之下,长篇大约是不想写了,所以说这本书是我唯一的长篇的论文集亦未始不可。我以后想只作随笔了。集中有三篇是翻译,但我相信翻译是半创作,也能表示译者的个性,因为真的翻译之制作动机应当完全由于译者与作者之共鸣,所以我就把译文也收入集中,不别列为附录了。

一九二六年八月十日,于北京城西北隅,听着城外的炮声记。平民的文学

平民文学这四个字,字面上极易误会,所以我们先得解说一回,然后再行介绍。

平民的文学正与贵族的文学相反。但这两样名词,也不可十分拘泥。我们说贵族的平民的,并非说这种文学是专做给贵族或平民看,专讲贵族或平民的生活,或是贵族或平民自己做的,不过说文学的精神的区别,指他普遍与否,真挚与否的区别。

中国现在成了民国,大家都是公民。从前头上顶了一个皇帝,那时“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大家便同是奴隶,向来没有贵族平民这名称阶级。虽然大奴隶对于小奴隶,上等社会对于下等社会,大有高下,但根本上原是一样的东西。除却当时的境遇不同以外,思想趣味,毫无不同,所以在人物一方面上,分不出什么区别。

就形式上说,古文多是贵族的文学,白话多是平民的文学。但这也不尽如此。古文的著作,大抵偏于部分的,修饰的,享乐的,或游戏的,所以确有贵族文学的性质。至于白话,这几种现象,似乎可以没有了。但文学上原有两种分类,白话固然适宜于“人生艺术派”的文学,也未尝不可做“纯艺术派”的文学。纯艺术派以造成纯粹艺术品为艺术唯一之目的,古文的雕章琢句,自然是最相近;但白话也未尝不可雕琢,造成一种部分的修饰的享乐的游戏的文学,那便是虽用白话,也仍然是贵族的文学。譬如古铜铸的钟鼎,现在久已不适实用,只能尊重他是古物,收藏起来;我们日用的器具,要用磁的盘碗了。但铜器现在固不适用,磁的也只是作成盘碗的适用。倘如将可以做碗的磁,烧成了二三尺高的五彩花瓶,或做了一座纯白的观世音,那时我们也只能将他同钟鼎一样珍重收藏,却不能同盘碗一样适用。因为他虽然是一个艺术品,但是一个纯艺术品,不是我们所要求的人生的艺术品。

照此看来,文字的形式上,是不能定出区别,现在再从内容上说。内容的区别,又是如何?上文说过贵族文学形式上的缺点,是偏于部分的,修饰的,享乐的,或游戏的;这内容上的缺点,也正如此。所以平民文学应该着重,与贵族文学相反的地方,是内容充实,就是普遍与真挚两件事。第一,平民文学应以普通的文体,写普遍的思想与事实。我们不必记英雄豪杰的事业,才子佳人的幸福,只应记载世间普通男女的悲欢成败。因为英雄豪杰才子佳人,是世上不常见的人;普通的男女是大多数,我们也便是其中的一人,所以其事更为普遍,也更为切己。我们不必讲偏重一面的畸形道德,只应讲说人间交互的实行道德。因为真的道德,一定普遍,决不偏枯。天下决无只有在甲应守,在乙不必守的奇怪道德。所以愚忠愚孝,自不消说,即使世间男人多数最喜说的殉节守贞,也不合理,不应提倡。世上既然只有一律平等的人类,自然也有一种一律平等的人的道德。第二,平民文学应以真挚的文体,记真挚的思想与事实。既不坐在上面,自命为才子佳人,又不立在下风,颂扬英雄豪杰,只自认是人类中的一个单体,浑在人类中间,人类的事,便也是我的事。我们说及切己的事,那时心急口忙,只想表出我的真意实感,自然不暇顾及那些雕章琢句了。譬如对众表白意见,虽可略加努力,说得美妙动人,却总不至于诌成一支小曲,唱的十分好听,或编成一个笑话,说得哄堂大笑,却把演说的本意没却了。但既是文学作品,自然应有艺术的美。只须以真为主,美即在其中,这便是人生的艺术派的主张,与以美为主的纯艺术派,所以有别。

平民文学的意义,照上文所说,大略已可明白。还有我所最怕被人误会的两件事,非加说明不可,——

第一,平民文学决不单是通俗文学。白话的平民文学比古文原是更为通俗,但并非单以通俗为唯一之目的。因为平民文学,不是专做给平民看的,乃是研究平民生活——人的生活——的文学。他的目的,并非想将人类的思想趣味,竭力按下,同平民一样,乃是想将平民的生活提高,得到适当的一个地位。凡是先知或引路的人的话,本非全数的人尽能懂得,所以平民的文学,现在也不必个个“田夫野老”都可领会。近来有许多人反对白话,说这总非田夫野老所能了解,不如仍用古文。现在请问,田夫野老大半不懂植物学的,倘说因为他们不能懂,便不如抛了高宾球三氏的植物学,去看《本草纲目》,能说是正当办法么?正因为他们不懂,所以要费心力,去启发他。正同植物学应用在农业药物上一样,文学也须应用在人生上。倘若怕与他们现状不合,一味想迁就,那时植物学者只好照《本草纲目》讲点玉蜀黍性寒,何首乌性温,给他们听,文人也只好编几部“封鬼传”“八侠十义”给他们看,还讲什么“我的”科学观文学观呢?

第二,平民文学决不是慈善主义的文学。在现在平民时代,所有的人都只应守着自立与互助两种道德,没有什么叫慈善。慈善这句话,乃是富贵人对贫贱人所说,正同皇帝的行仁政一样,是一种极侮辱人类的话。平民文学所说,是在研究全体的人的生活,如何能够改进,到正当的方向,决不是说施粥施棉衣的事。平民的文学者,见了一个乞丐,决不是单给他一个铜子,便安心走过;捉住了一个贼,也决不是单给他一元钞票放了,便安心睡下。他照常未必给一个铜子或一元钞票,但他有他心里的苦闷,来酬付他受苦或为非的同类的人。他所注意的,不单是这一人缺一个铜子或一元钞票的事,乃是对于他自己的,与共同的人类的运命。他们用一个铜子或用一元钞票,赎得心的苦闷的人,已经错了。他们用一个铜子或一元钞票,买得心的快乐的人,更是不足道了。伪善的慈善主义,根本里全藏着傲慢与私利,与平民文学的精神,绝对不能相容,所以也非排除不可。

在中国文学中,想得上文所说理想的平民文学,原极为难。因为中国所谓文学的东西,无一不是古文。被挤在文学外的章回小说几十种,虽是白话,却都含着游戏的夸张的分子,也够不上这资格。只有《红楼梦》要算最好,这书虽然被一班无聊文人学坏成了《玉梨魂》派的范本,但本来仍然是好。因为他能写出中国家庭中的喜剧悲剧,到了现在,情形依旧不改,所以耐人研究。在近时著作中,举不出什么东西,还只是希望将来的努力,能翻译或造作出几种有价值有生命的文学作品。一九一八年十二月二十日。人的文学

我们现在应该提倡的新文学,简单的说一句,是“人的文学”。应该排斥的,便是反对的非人的文学。

新旧这名称,本来很不妥当,其实“太阳底下何尝有新的东西”?思想道理,只有是非,并无新旧。要说是新,也单是新发见的新,不是新发明的新。新大陆是在十五世纪中,被哥仑布发见,但这地面是古来早已存在。电是在十八世纪中,被弗阑克林发见,但这物事也是古来早已存在。无非以前的人,不能知道,遇见哥仑布与弗阑克林才把他看出罢了。真理的发见,也是如此。真理永远存在,并无时间的限制,只因我们自己愚昧,闻道太迟,离发见的时候尚近,所以称他新。其实他原是极古的东西,正如新大陆同电一般,早在这宇宙之内,倘若将他当作新鲜果子,时式衣裳一样看待,那便大错了。譬如现在说“人的文学”,这一句话,岂不也像时髦。却不知世上生了人,便同时生了人道。无奈世人无知,偏不肯体人类的意志,走这正路,却迷入兽道鬼道里去,旁皇了多年,才得出来。正如人在白昼时候,闭着眼乱闯,末后睁开眼睛,才晓得世上有这样好阳光;其实太阳照临,早已如此,已有了许多年代了。

欧洲关于这“人”的真理的发见,第一次是在十五世纪,于是出了宗教改革与文艺复兴两个结果。第二次成了法国大革命,第三次大约便是欧战以后将来的未知事件了。女人与小儿的发见,却迟至十九世纪,才有萌芽。古来女人的位置,不过是男子的器具与奴隶。中古时代,教会里还曾讨论女子有无灵魂,算不算得一个人呢。小儿也只是父母的所有品,又不认他是一个未长成的人,却当他作具体而微的成人,因此又不知演了多少家庭的与教育的悲剧。自从茀罗培尔(Froebel)与戈特文(Godwin)夫人以后,才有光明出现。到了现在,造成儿童学与女子问题这两个大研究,可望长出极好的结果来。中国讲到这类问题,却须从头做起,人的问题,从来未经解决,女人小儿更不必说了。如今第一步先从人说起,生了四千余年,现在却还讲人的意义,从新要发见“人”,去“辟人荒”,也是可笑的事。但老了再学,总比不学该胜一筹罢。我们希望从文学上起首,提倡一点人道主义思想,便是这个意思。

我们要说人的文学,须得先将这个人字,略加说明。我们所说的人,不是世间所谓“天地之性最贵”,或“圆颅方趾”的人。乃是说,“从动物进化的人类”。其中有两个要点,(一)“从动物”进化的,(二)从动物“进化”的。

我们承认人是一种生物。他的生活现象,与别的动物并无不同。所以我们相信人的一切生活本能,都是美的善的,应得完全满足。凡有违反人性不自然的习惯制度,都应该排斥改正。

但我们又承认人是一种从动物进化的生物。他的内面生活,比别的动物更为复杂高深,而且逐渐向上,有能够改造生活的力量。所以我们相信人类以动物的生活为生存的基础,而其内面生活,却渐与动物相远,终能达到高上和平的境地。凡兽性的余留,与古代礼法可以阻碍人性向上的发展者,也都应该排斥改正。

这两个要点,换一句话说,便是人的灵肉二重的生活。古人的思想,以为人性有灵肉二元,同时并存,永相冲突。肉的一面,是兽性的遗传;灵的一面,是神性的发端。人生的目的,便偏重在发展这神性;其手段,便在灭了体质以救灵魂。所以古来宗教,大都厉行禁欲主义,有种种苦行,抵制人类的本能。一方面却别有不顾灵魂的快乐派,只愿“死便埋我”。其实两者都是趋于极端,不能说是人的正当生活。到了近世,才有人看出这灵肉本是一物的两面,并非对抗的二元。兽性与神性,合起来便只是人性。英国十八世纪诗人勃莱克(Blake)在《天国与地狱的结婚》一篇中,说得最好。(一)人并无与灵魂分离的身体。因这所谓身体者,原止是五官所能见的一部分的灵魂。(二)力是唯一的生命,是从身体发生的。理就是力的外面的界。(三)力是永久的悦乐。

他这话虽然略含神秘的气味,但很能说出灵肉一致的要义。我们所信的人类正当生活,便是这灵肉一致的生活。所谓从动物进化的人,也便是指这灵肉一致的人,无非用别一说法罢了。

这样“人”的理想生活,应该怎样呢?首先便是改良人类的关系。彼此都是人类,却又各是人类的一个。所以须营一种利己而又利他,利他即是利己的生活。第一,关于物质的生活,应该各尽人力所及,取人事所需。换一句话,便是各人以心力的劳作,换得适当的衣食住与医药,能保持健康的生存。第二,关于道德的生活,应该以爱智信勇四事为基本道德,革除一切人道以下或人力以上的因袭的礼法,使人人能享自由真实的幸福生活。这种“人的”理想生活,实行起来,实于世上的人无一不利。富贵的人虽然觉得不免失了他的所谓尊严,但他们因此得从非人的生活里救出,成为完全的人,岂不是绝大的幸福么?这真可说是二十世纪的新福音了。只可惜知道的人还少,不能立地实行。所以我们要在文学上略略提倡,也稍尽我们爱人类的意思。

但现在还须说明,我所说的人道主义,并非世间所谓“悲天悯人”或“博施济众”的慈善主义,乃是一种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这理由是,第一,人在人类中,正如森林中的一株树木。森林盛了,各树也都茂盛。但要森林盛,却仍非靠各树各自茂盛不可。第二,个人爱人类,就只为人类中有了我,与我相关的缘故。墨子说,“爱人不外己,己在所爱之中”,便是最透澈的话。上文所谓利己而又利他,利他即是利己,正是这个意思。所以我说的人道主义,是从个人做起。要讲人道,爱人类,便须先使自己有人的资格,占得人的位置。耶稣说,“爱邻如己。”如不先知自爱,怎能“如己”的爱别人呢?至于无我的爱,纯粹的利他,我以为是不可能的。人为了所爱的人,或所信的主义,能够有献身的行为。若是割肉饲鹰,投身给饿虎吃,那是超人间的道德,不是人所能为的了。

用这人道主义为本,对于人生诸问题,加以记录研究的文字,便谓之人的文学。其中又可以分作两项,(一)是正面的,写这理想生活,或人间上达的可能性;(二)是侧面的,写人的平常生活,或非人的生活,都很可以供研究之用。这类著作,分量最多,也最重要。因为我们可以因此明白人生实在的情状,与理想生活比较出差异与改善的方法。这一类中写非人的生活的文学,世间每每误会,与非人的文学相溷,其实却大有分别。譬如法国莫泊三(Maupassant)的小说《一生》(Une Vie),是写人间兽欲的人的文学;中国的《肉蒲团》却是非人的文学。俄国库普林(Kuprin)的小说《坑》(Yama),是写娼妓生活的人的文学;中国的《九尾龟》却是非人的文学。这区别就只在著作的态度不同。一个严肃,一个游戏。一个希望人的生活,所以对于非人的生活,怀着悲哀或愤怒;一个安于非人的生活,所以对于非人的生活,感着满足,又多带些玩弄与挑拨的形迹。简明说一句,人的文学与非人的文学的区别,便在著作的态度,是以人的生活为是呢,非人的生活为是呢这一点上。材料方法,别无关系。即如提倡女人殉葬——即殉节——的文章,表面上岂不说是“维持风教”;但强迫人自杀,正是非人的道德,所以也是非人的文学。中国文学中,人的文学本来极少。从儒教道教出来的文章,几乎都不合格。现在我们单从纯文学上举例如:(一)色情狂的淫书类(二)迷信的鬼神书类《封神传》《西游记》等(三)神仙书类《绿野仙踪》等(四)妖怪书类《聊斋志异》《子不语》等(五)奴隶书类甲种主题是皇帝状元宰相 乙种主题是神圣的父与夫(六)强盗书类《水浒》《七侠五义》《施公案》等(七)才子佳人书类《三笑姻缘》等(八)下等谐谑书类《笑林广记》等(九)黑幕类(十)以上各种思想和合结晶的旧戏

这几类全是妨碍人性的生长,破坏人类的平和的东西,统应该排斥。这宗著作,在民族心理研究上,原都极有价值。在文艺批评上,也有几种可以容许。但在主义上,一切都该排斥。倘若懂得道理,识力已定的人,自然不妨去看。如能研究批评,便于世间更为有益,我们也极欢迎。

人的文学,当以人的道德为本,这道德问题方面很广,一时不能细说。现在只就文学关系上,略举几项。譬如两性的爱,我们对于这事,有两个主张。(一)是男女两本位的平等,(二)是恋爱的结婚。世间著作,有发挥这意思的,便是绝好的人的文学。如诺威伊孛然(Ibsen)的戏剧《娜拉》(Et Dukkehjem)《海女》(Fruen fra Havet),俄国托尔斯泰(Tolstoj)的小说Anna Karenina,英国哈兑(Hardy)的小说《台斯》(Tess)等就是。恋爱起原,据芬阑学者威思德马克(Westermarck)说,由于“人的对于与我快乐者的爱好”。却又如奥国卢闿(Lucke)说,因多年心的进化,渐变了高上的感情。所以真实的爱与两性的生活,也须有灵肉二重的一致。但因为现世社会境势所迫,以致偏于一面的,不免极多。这便须根据人道主义的思想,加以记录研究。却又不可将这样生活,当作幸福或神圣,赞美提倡。中国的色情狂的淫书,不必说了。旧基督教的禁欲主义的思想,我也不能承认他为是。又如俄国陀思妥也夫斯奇(Dostojevskij)是伟大的人道主义的作家。但他在一部小说中,说一男人爱一女子,后来女子爱了别人,他却竭力斡旋,使他们能够配合。陀思妥也夫斯奇自己,虽然言行竟是一致,但我们总不能承认这种种行为,是在人情以内,人力以内,所以不愿提倡。又如印度诗人泰戈尔(Tagore)做的小说,时时颂扬东方思想。有一篇记一寡妇的生活,描写他的“心的撒提(Suttee)”撒提是印度古语指寡妇与他丈夫的尸体一同焚化的习俗,又一篇说一男人弃了他的妻子,在英国别娶,他的妻子,还典卖了金珠宝玉,永远的接济他。一个人如有身心的自由,以自由别择,与人结了爱,遇着生死的别离,发生自己牺牲的行为,这原是可以称道的事。但须全然出于自由意志,与被专制的因袭礼法逼成的动作,不能并为一谈。印度人身的撒提,世间都知道是一种非人道的习俗,近来已被英国禁止。至于人心的撒提,便只是一种变相。一是死刑,一是终身监禁。照中国说,一是殉节,一是守节,原来撒提这字,据说在梵文,便正是节妇的意思。印度女子被“撒提”了几千年,便养成了这一种畸形的贞顺之德。讲东方化的,以为是国粹,其实只是不自然的制度习惯的恶果。譬如中国人磕头惯了,见了人便无端的要请安拱手作揖,大有非跪不可之意,这能说是他的谦和美德么?我们见了这种畸形的所谓道德,正如见了塞在坛子里养大的,身子像萝卜形状的人,只感着恐怖嫌恶悲哀愤怒种种感情,决不该将他提倡,拿他赏赞。

其次如亲子的爱。古人说,父母子女的爱情,是“本于天性”,这话说得最好。因他本来是天性的爱,所以用不着那些人为的束缚,妨害他的生长。假如有人说,父母生子,全由私欲,世间或要说他不道。今将他改作由于天性,便极适当。照生物现象看来,父母生子,正是自然的意志。有了性的生活,自然有生命的延续,与哺乳的努力,这是动物无不如此。到了人类,对于恋爱的融合,自我的延长,更有意识,所以亲子的关系,尤为深厚。近时识者所说儿童的权利,与父母的义务,便即据这天然的道理推演而出,并非时新的东西。至于世间无知的父母,将子女当作所有品,牛马一般养育,以为养大以后,可以随便吃他骑他,那便是退化的谬误思想。英国教育家戈思德(Gorst)称他们为“猿类之不肖子”,正不为过。日本津田左右吉著《文学上国民思想的研究》卷一说,“不以亲子的爱情为本的孝行观念,又与祖先为子孙而生存的生物学的普遍事实,人为将来而努力的人间社会的实际状态,俱相违反,却认作子孙为祖先而生存,如此道德中,显然含有不自然的分子。”祖先为子孙而生存,所以父母理应爱重子女,子女也就应该爱敬父母。这是自然的事实,也便是天性。文学上说这亲子的爱的,希腊诃美罗斯(Homeros)史诗《伊理亚斯》(Ilias)与欧里毕兑斯(Euripides)悲剧《德罗夜兑斯》(Trōades)中,说赫克多尔(Hektor)夫妇与儿子的死别两节,在古文学中,最为美妙。近来诺威伊孛然的《群鬼》(Gengangere),德国士兑曼(Sudermann)的戏剧《故乡》(Heimat),俄国都介涅夫(Turgenjev)的小说《父子》(Ottsy i djeti)等,都很可以供我们的研究。至于郭巨埋儿,丁兰刻木那一类残忍迷信的行为,当然不应再行赞扬提倡。割股一事,尚是魔术与食人风俗的遗留,自然算不得道德,不必再叫他溷入文学里,更不消说了。

照上文所说,我们应该提倡与排斥的文学,大致可以明白了。但关于古今中外这一件事上,还须追加一句说明,才可免了误会。我们对于主义相反的文学,并非如胡致堂或乾隆做史论,单依自己的成见,将古今人物排头骂倒。我们立论,应抱定“时代”这一个观念,又将批评与主张,分作两事。批评古人的著作,便认定他们的时代,给他一个正直的评价,相应的位置。至于宣传我们的主张,也认定我们的时代,不能与相反的意见通融让步,唯有排斥的一条方法。譬如原始时代,本来只有原始思想,行魔术食人肉,原是分所当然。所以关于这宗风俗的歌谣故事,我们还要拿来研究,增点见识。但如近代社会中,竟还有想实行魔术食人的人,那便只得将他捉住,送进精神病院去了。其次,对于中外这个问题,我们也只须抱定时代这一个观念,不必再划出什么别的界限。地理上历史上,原有种种不同,但世界交通便了,空气流通也快了,人类可望逐渐接近,同一时代的人,便可相并存在。单位是个我,总数是个人。不必自以为与众不同,道德第一,划出许多畛域。因为人总与人类相关,彼此一样,所以张三李四受苦,与彼得约翰受苦,要说与我无关,便一样无关;说与我相关,也一样相关。仔细说,便只为我与张三李四或彼得约翰虽姓名不同,籍贯不同,但同是人类之一,同具感觉性情。他以为苦的,在我也必以为苦。这苦会降在他身上,也未必不能降在我的身上。因为人类的运命是同一的,所以我要顾虑我的运命,便同时须顾虑人类共同的运命。所以我们只能说时代,不能分中外。我们偶有创作,自然偏于见闻较确的中国一方面,其余大多数都还须绍介译述外国的著作,扩大读者的精神,眼里看见了世界的人类,养成人的道德,实现人的生活。一九一八年十二月七日。新文学的要求一九二〇年一月六日在北平少年学会讲演

今日承贵会招我讲演,实在是我的光荣。现在想将我对于新文学的要求,略说几句。从来对于艺术的主张,大概可以分作两派:一是艺术派,一是人生派。艺术派的主张,是说艺术有独立的价值,不必与实用有关,可以超越一切功利而存在。艺术家的全心只在制作纯粹的艺术品上,不必顾及人世的种种问题:譬如做景泰蓝或雕玉的工人,能够做出最美丽精巧的美术品,他的职务便已尽了,于别人有什么用处,他可以不问了。这“为什么而什么”的态度,固然是许多学问进步的大原因;但在文艺上,重技工而轻情思,妨碍自己表现的目的,甚至于以人生为艺术而存在,所以觉得不甚妥当。人生派说艺术要与人生相关,不承认有与人生脱离关系的艺术。这派的流弊,是容易讲到功利里边去,以文艺为伦理的工具,变成一种坛上的说教。正当的解说,是仍以文艺为究极的目的;但这文艺应当通过了著者的情思,与人生有接触。换一句话说,便是著者应当用艺术的方法,表现他对于人生的情思,使读者能得艺术的享乐与人生的解释。这样说来,我们所要求的当然是人生的艺术派的文学。在研究文艺思想变迁的人,对于各时代各派别的文学,原应该平等看待,各各还他一个本来的位置;但在我们心想创作文艺,或从文艺上得到精神的粮食的人,却不能不决定趋向,免得无所适从,所以我们从这两派中,就取了人生的艺术派。但世间并无绝对的真理,这两派的主张都各自有他的环境与气质的原因;我们现在的取舍,也正逃不脱这两个原因的作用,这也是我们应该承认的。如欧洲文学在十九世纪中经过了传奇主义与写实主义两次的大变动,俄国文学总是一种理想的写实主义,这便因俄国人的环境与气质的关系,不能撇开了社会的问题,趋于主观与客观的两极端。我们称述人生的文学,自己也以为是从学理上立论,但事实也许还有下意识的作用;背着过去的历史,生在现今的境地,自然与唯美及快乐主义不能多有同情。这感情上的原因,能使理性的批判更为坚实,所以我相信人生的文学实在是现今中国唯一的需要。

人生的文学是怎么样的呢?据我的意见,可以分作两项说明:

一,这文学是人生的;不是兽性的,也不是神性的。

二,这文学是人类的,也是个人的;却不是种族的,国家的,乡土及家族的。

关于第一项,我曾做了一篇《人的文学》略略说过了。大旨从生物学的观察上,认定人类是进化的动物;所以人的文学也应该是人间本位主义的。因为原来是动物,故所有共通的生活本能,都是正当的,美的善的;凡是人情以外人力以上的,神的属性,不是我们的要求。但又因为是进化的,故所有已经淘汰,或不适于人的生活的,兽的属性,也不愿他复活或保留,妨害人类向上的路程。总之是要还他一个适如其分的人间性,也不要多,也不要少就是了。

我们从这文学的主位的人的本性上,定了第一项的要求,又从文学的本质上,定了这第二项的要求。人间的自觉,还是近来的事,所以人性的文学也是百年内才见发达,到了现代可算是兴盛了。文学上人类的倾向,却原是历史上的事实;中间经过了几多变迁,从各种阶级的文艺又回到平民的全体的上面来,但又加了一重个人的色彩,这是文艺进化上的自然的结果,与原始的文学不同的地方,也就在这里了。

关于文学的意义,虽然诸家的议论各各有点出入;但就文艺起源上论他的本质,我想可以说是作者的感情的表现。《诗序》里有一节话,虽是专说诗的起源的,却可以移来作上文的说明:“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

我们考察希腊古代的颂歌(Hymn)史诗(Epic)戏曲(Drama)发达的历史,觉得都是这样情形。上古时代生活很简单,人的感情思想也就大体一致,不出保存生活这一个范围;那时个人又消纳在族类里面,没有独立表现的机会,所以原始的文学都是表现一团体的感情的作品。譬如戏曲的起源是由于一种祭赛,仿佛中国从前的迎春。这时候大家的感情,都会集在期望春天的再生这一点上,这期望的原因,就在对于生活资料缺乏的忧虑。这忧虑与期待的“情”实在迫切了,自然而然的发为言动,在仪式上是一种希求的具体的表现,也是实质的祈祷,在文学上便是歌与舞的最初的意义了。后来的人将歌舞当作娱乐的游戏的东西,却不知道他原来是人类的关系生命问题的一种宗教的表示。我们原不能说事物的原始的意义,定是正当的界说,想叫化学回到黄白术去;但我相信在文艺上这意义还是一贯,不但并不渐走渐远,而且反有复原的趋势,所以我们于这文学史上的回顾,也不能不相当的注意。但是几千年的时间,夹在中间,使这两样相似的趋势,生了多少变化;正如现代的共产生活已经不是古代的井田制度了。古代的人类的文学,变为阶级的文学;后来阶级的范围逐渐脱去,于是归结到个人的文学,也就是现代的人类的文学了。要明白这意思,墨子说的“己在所爱之中”这一句话,最注解得好。浅一点说,我是人类之一;我要幸福,须得先使人类幸福了,才有我的分;若更进一层,那就是说我即是人类。所以这个人与人类的两重的特色,不特不相冲突,而且反是相成的。古代的个人消纳在族类的里面,个人的简单的欲求都是同类所共具的,所以便将族类代表了个人。现代的个人虽然原也是族类的一个,但他的进步的欲求,常常超越族类之先,所以便由他代表了族类了。譬如怕死这一种心理,本是人类共通的本性;写这种心情的歌诗,无论出于群众,出于个人,都可互相了解,互相代表,可以称为人类的文学了。但如爱自由,求幸福,这虽然也是人类所共具的,但因为没有十分迫切,在群众每每忍耐过去了;先觉的人却叫了出来,在他自己虽然是发表个人的感情,个人的欲求,但他实在也替代了他以外的人类发表了他们自己暂时还未觉到,或没有才力能够明白说出的感情与欲求了。还有一层与古代不同的地方,便是古代的文学纯以感情为主,现代却加上了多少理性的调剂。许多重大问题,经了近代的科学的大洗礼,理论上都能得到了解决。如种族国家这些区别,从前当作天经地义的,现在知道都不过是一种偶像。所以现代觉醒的新人的主见,大抵是如此:“我只承认大的方面有人类,小的方面有我,是真实的。”人类里边有皮色不同,习俗不同的支派,正与国家地方家族里有生理,心理上不同的分子一样,不是可以认为异类的铁证。我想这各种界限的起因,是由于利害的关系,与神秘的生命上的连络的感情。从前的人以为非损人不能利己,所以连合关系密切的人,组织一个攻守同盟;现在知道了人类原是利害相共的,并不限定一族一国,而且利己利人,原只是一件事情,这个攻守同盟便变了人类对自然的问题了。从前的人从部落时代的“图腾”思想,引伸到近代的民族观念,这中间都含有血脉的关系;现在又推上去,认定大家都是从“人”(Anthropos)这一个图腾出来的,虽然后来住在各处,异言异服,觉得有点隔膜,其实原是同宗。这样的大人类主义,正是感情与理性的调和的出产物,也就是我们所要求的人道主义的文学的基调。

这人道主义的文学,我们前面称他为人生的文学,又有人称为理想主义的文学;名称尽有异同,实质终是一样,就是个人以人类之一的资格,用艺术的方法表现个人的感情,代表人类的意志,有影响于人间生活幸福的文学。所谓人类的意志这一句话,似乎稍涉理想,但我相信与近代科学的研究也还没有什么冲突;至于他的内容,我们已经在上文分两项说过,此刻也不再说了。这新时代的文学家,是“偶像破坏者”。但他还有他的新宗教,——人道主义的理想是他的信仰,人类的意志便是他的神。儿童的文学一九二〇年十月二十六日在北平孔德学校讲演

今天所讲儿童的文学,换一句话便是“小学校里的文学”。美国的斯喀特尔(H.E.Scudder)麦克林托克(P.L.Maclintock)诸人都有这样名称的书,说明文学在小学教育上的价值,他们以为儿童应该读文学的作品,不可单读那些商人杜撰的读本。读了读本,虽然说是识字了,却不能读书,因为没有读书的趣味。这话原是不错,我也想用同一的标题,但是怕要误会,以为是主张叫小学儿童读高深的文学作品,所以改作今称,表明这所谓文学,是单指“儿童的”文学。

以前的人对于儿童多不能正当理解,不是将他当作缩小的成人,拿“圣经贤传”尽量的灌下去,便将他看作不完全的小人,说小孩懂得甚么,一笔抹杀,不去理他。近来才知道儿童在生理心理上,虽然和大人有点不同,但他仍是完全的个人,有他自己的内外两面的生活。儿童期的二十几年的生活,一面固然是成人生活的预备,但一面也自有独立的意义与价值;因为全生活只是一个生长,我们不能指定那一截的时期,是真正的生活。我以为顺应自然生活各期,——生长,成熟,老死,都是真正的生活。所以我们对于误认儿童为缩小的成人的教法,固然完全反对,就是那不承认儿童的独立生活的意见,我们也不以为然。那全然蔑视的不必说了,在诗歌里鼓吹合群,在故事里提倡爱国,专为将来设想,不顾现在儿童生活的需要的办法,也不免浪费了儿童的时间,缺损了儿童的生活。我想儿童教育,是应当依了他内外两面的生活的需要,适如其分的供给他,使他生活满足丰富,至于因了这供给的材料与方法而发生的效果,那是当然有的副产物,不必是供给时的唯一目的物。换一句话说,因为儿童生活上有文学的需要,我们供给他,便利用这机会去得一种效果,——于儿童将来生活上有益的一种思想或习性,当作副产物,并不因为要得这效果,便不管儿童的需要如何,供给一种食料,强迫他吞下去。所以小学校里的文学的教材与教授,第一须注意于“儿童的”这一点,其次才是效果,如读书的趣味,智情与想像的修养等。

儿童生活上何以有文学的需要?这个问题,只要看文学的起源的情形,便可以明白。儿童那里有自己的文学?这个问题,只要看原始社会的文学的情形,便可以明白。照进化说讲来,人类的个体发生原来和系统发生的程序相同:胚胎时代经过生物进化的历程,儿童时代又经过文明发达的历程;所以儿童学(Paidologie)上的许多事项,可以借了人类学(Anthropologie)上的事项来作说明。文学的起源,本由于原人的对于自然的畏惧与好奇,凭了想像,构成一种感情思想,借了言语行动表现出来,总称是歌舞,分起来是歌,赋与戏曲小说。儿童的精神生活本与原人相似,他的文学是儿歌童话,内容形式不但多与原人的文学相同,而且有许多还是原始社会的遗物,常含有野蛮或荒唐的思想。儿童与原人的比较,儿童的文学与原始的文学的比较,现在已有定论,可以不必多说;我们所要注意的,只是在于怎么样能够适当的将“儿童的”文学供给与儿童。

近来有许多人对于儿童的文学,不免怀疑,因为他们觉得儿歌童话里多有荒唐乖谬的思想,恐于儿童有害。这个疑惧本也不为无理,但我们有这两种根据,可以解释他。

第一,我们承认儿童有独立的生活,就是说他们内面的生活与大人不同,我们应当客观地理解他们,并加以相当的尊重。婴儿不会吃饭,只能给他乳吃;不会走路,只好抱他,这是大家都知道的。精神上的情形,也正同这个一样。儿童没有一个不是拜物教的,他相信草木能思想,猫狗能说话,正是当然的事;我们要纠正他,说草木是植物猫狗是动物,不会思想或说话,这事不但没有什么益处,反是有害的,因为这样使他们的生活受了伤了。即使不说儿童的权利那些话,但不自然的阻遏了儿童的想像力,也就所失很大了。

第二,我们又知道儿童的生活,是转变的生长的。因为这一层,所以我们可以放胆供给儿童需要的歌谣故事,不必愁他有什么坏的影响,但因此我们又更须细心斟酌,不要使他停滞,脱了正当的轨道。譬如婴儿生了牙齿可以吃饭,脚力强了可以走路了,却还是哺乳提抱,便将使他的胃肠与脚的筋肉反变衰弱了。儿童相信猫狗能说话的时候,我们便同他们讲猫狗说话的故事,不但要使得他们喜悦,也因为知道这过程是跳不过的——然而又自然的会推移过去的,所以相当的对付了,等到儿童要知道猫狗是什么东西的时候到来,我们再可以将生物学的知识供给他们。倘若不问儿童生活的转变如何,只是始终同他们讲猫狗说话的事,那时这些荒唐乖谬的弊害才真要出来了。

据麦克林托克说,儿童的想像如被迫压,他将失了一切的兴味,变成枯燥的唯物的人;但如被放纵,又将变成梦想家,他的心力都不中用了。所以小学校里的正当的文学教育,有这样三种作用:(1)顺应满足儿童之本能的兴趣与趣味,(2)培养并指导那些趣味,(3)唤起以前没有的新的兴趣与趣味。这(1)便是我们所说的供给儿童文学的本意,(2)与(3)是利用这机会去得一种效果。但怎样才能恰当的办到呢?依据儿童心理发达的程序与文学批评的标准,于教材选择与教授方法上,加以注意,当然可以得到若干效果。教授方法的话可以不必多说了,现在只就教材选择上,略略说明以备参考。

儿童学上的分期,大约分作四期,一婴儿期(一至三岁),二幼儿期(三至十),三少年期(十至十五),四青年期(十五至二十)。我们现在所说的是学校里一年至六年的儿童,便是幼儿期及少年期的前半,至于七年以上所谓中学程度的儿童,这回不暇说及,当俟另外有机会再讲了。

幼儿期普通又分作前后两期,三至六岁为前期,又称幼稚园时期,六至十为后期,又称初等小学时期。前期的儿童,心理的发达上最旺盛的是感觉作用,其他感情意志的发动也多以感觉为本,带着冲动的性质。这时期的想像,也只是所动的,就是联想的及模仿的两种,对于现实与虚幻,差不多没有什么区别。到了后期,观察与记忆作用逐渐发达,得了各种现实的经验,想像作用也就受了限制,须与现实不相冲突,才能容纳;若表现上面,也变了主动的,就是所谓构成的想像了。少年期的前半大抵也是这样,不过自我意识更为发达,关于社会道德等的观念,也渐明白了。

约略根据了这个程序,我们将各期的儿童的文学分配起来,大略如下:——

幼儿前期(1)诗歌 这时期的诗歌,第一要注意的是声调。最好是用现有的儿歌,如北平的“水牛儿”“小耗子”都可以用,就是那趁韵而成的如“忽听门外人咬狗”,咒语一般的决择歌如“铁脚斑斑”,只要音节有趣,也是一样可用的。因为幼儿唱歌只为好听,内容意义不甚紧要,但是粗俗的歌词也应该排斥,所以选择诗歌不必积极的罗致名著,只须消极加以别择便好了。古今诗里有适宜的,当然可用;但特别新做的儿歌,我反不大赞成,因为这是极难的,难得成功的。(2)寓言 寓言实在只是童话的一种,不过略为简短,又多含着教训的意思,普通就称作寓言。在幼儿教育上,他的价值单在故事的内容,教训实是可有可无;倘这意义是自明的,儿童自己能够理会,原也很好,如借此去教修身的大道理,便不免谬了。这不但因为在这时期教了不能了解,且恐要养成曲解的癖,于将来颇有弊病。象征的著作须得在少年期的后期(第六七学年)去读,才有益处。(3)童话 童话也最好利用原有的材料,但现在的尚未有人收集,古书里的须待修订,没有恰好的童话集可用。翻译别国的东西,也是一法,只须稍加审择便好。本来在童话里,保存着原始的野蛮的思想制度,比别处更多。虽然我们说过儿童是小野蛮,喜欢荒唐乖谬的故事,本是当然,但有几种也不能不注意,就是凡过于悲哀,苦痛,残酷的,不宜采用。神怪的事只要不过恐怖的限度,总还无妨;因为将来理智发达,儿童自然会不再相信这些,若是过于悲哀或痛苦,便永远在脑里留下一个印象,不会消灭,于后来思想上很有影响;至于残酷的害,更不用说了。

幼儿后期(1)诗歌 这期间的诗歌不只是形式重要,内容也很重要了;读了固然要好听,还要有意思,有趣味。儿歌也可应用,前期读过还可以重读,前回听他的音,现在认他的文字与意义,别有一种兴趣。文学的作品倘有可采用的,极为适宜,但恐不很多。如选取新诗,须择叶韵而声调和谐的;但有词调小曲调的不取,抽象描写或讲道理的也不取。儿童是最能创造而又最是保守的;他们所喜欢的诗歌,恐怕还是五七言以前的声调,所以普通的诗难得受他们的赏鉴;将来的新诗人能够超越时代,重新寻到自然的音节,那时真正的新的儿歌才能出现了。(2)童话 小学的初年还可以用普通的童话,但是以后儿童辨别力渐强,对于现实与虚幻已经分出界限,所以童话里的想像也不可太与现实分离;丹麦安兑尔然(Hans C.Andersen)作的童话集里,有许多适用的材料。传说也可以应用,但应当注意,不可过量的鼓动崇拜英雄的心思,或助长粗暴残酷的行为。中国小说里的《西游记》讲神怪的事,却与《封神传》不同,也算纯朴率真,有几节可以当童话用。《今古奇观》等书里边,也有可取的地方,不过须加以修订才能适用罢了。(3)天然故事 这是寓言的一个变相;以前读寓言是为他的故事,现在却是为他所讲的动物生活。儿童在这时期,好奇心很是旺盛,又对于牧畜及园艺极热心,所以给他读这些故事,随后引到记述天然的著作,便很容易了。但中国这类著作非常缺少,不得不取材于译书,如《万物一览》等书了。

少年期(1)诗歌 浅近的文言可以应用,如唐代的乐府及古诗里多有好的材料;中国缺少叙事的民歌(Ballad),只有《孔雀东南飞》等几篇可以算得佳作,《木兰行》便不大适用。这时期的儿童对于普通的儿歌,大抵已经没有什么趣味了。(2)传说 传说与童话相似,只是所记的是有名英雄,虽然也含有空想的分子,比较的近于现实。在自我意识团体精神渐渐发达的时期,这类故事,颇为合宜;但容易引起不适当的英雄崇拜与爱国心,极须注意,最好采用各国的材料,使儿童知道人性里共通的地方,可以免去许多偏见。奇异而有趣味的,或真切而合于人情的,都可采用;但讲明太祖那颇仑等的故事,还以不用为宜。(3)写实的故事 这与现代的写实小说不同,单指多含现实分子的故事,如欧洲的《鲁滨孙》(Robinson Crusoe)或《吉诃德先生》(Don Quixote)而言。中国的所谓社会小说里,也有可取的地方,如《儒林外史》及《老残游记》之类,纪事叙景都可,只不要有玩世的口气,也不可有夸张或感伤的“杂剧的”气味。《官场现形记》与《广陵潮》没有什么可取,便因为这个缘故。(4)寓言 这时期的教寓言,可以注意在意义,助成儿童理智的发达。希腊及此外欧洲寓言作家的作品,都可选用;中国古文及佛经里也有许多很好的譬喻。但寓言的教训,多是从经验出来,不是凭理论的,所以尽有顽固或背谬的话,用时应当注意;又篇末大抵附有训语,可以删去,让儿童自己去想,指定了反妨害他们的活动了。滑稽故事此时也可以用,童话里本有这一部类,不过用在此刻也偏重意义罢了。古书如《韩非子》等的里边,颇有可用的材料,大都是属于理智的滑稽,就是所谓机智,感情的滑稽实例很少;世俗大多数的滑稽都是感觉的,没有文学的价值了。(5)戏曲 儿童的游戏中本含有戏曲的原质,现在不过伸张综合了,适应他们的需要。在这里边,他们能够发扬模仿的及构成的想像作用,得到团体游戏的快乐,这虽然是指实演而言,但诵读也别有兴趣,不过这类著作,中国一点都没有,还须等人去研究创作;能将所读的传说去戏剧化,原是最好,却又极难,所以也只好先从翻译入手了。

以上约略就儿童的各期,分配应用的文学种类,还只是理论上的空谈,须经过实验,才能确实的编成一个详表。以前所说多偏重“儿童的”,但关于“文学的”这一层,也不可将他看轻;因为儿童所需要的是文学,并不是商人杜撰的各种文章,所以选用的时候还应当注意文学的价值。所谓文学的,却也并非要引了文学批评的条例,细细的推敲,只是说须有文学趣味罢了。文章单纯,明了,匀整;思想真实,普遍:这条件便已完备了。麦克林托克说,小学校里的文学有两种重要的作用,(1)表现具体的影象,(2)造成组织的全体。文学之所以能培养指导及唤起儿童的新的兴趣与趣味,大抵由于这个作用。所以这两条件,差不多就可以用作儿童文学的艺术上的标准了。

中国向来对于儿童,没有正当的理解,又因为偏重文学,所以在文学中可以供儿童之用的,实在绝无仅有;但是民间口头流传的也不少,古书中也有可用的材料,不过没有人采集或修订了,拿来应用,坊间有几种唱歌和童话,却多是不合条件,不适于用。我希望有热心的人,结合一个小团体,起手研究,逐渐收集各地歌谣故事,修订古书里的材料,翻译外国的著作,编成几部书,供家庭学校的用,一面又编成儿童用的小册,用了优美的装帧,刊印出去,于儿童教育当有许多的功效。我以前因为汉字困难,怕这事不大容易成功,现在有了注音字母,可以不必多愁了。但插画一事,仍是为难。现今中国画报上的插画,几乎没有一张过得去的,要寻能够为儿童书作插画的,自然更不易得了,这真是一件可惜的事。圣书与中国文学

我对于宗教从来没有什么研究,现在要讲这个题目,觉得实在不大适当。但我的意思只偏重在文学的一方面,不是教义上的批评,如改换一个更为明了的标题,可以说是古代希伯来文学的精神及形式与中国新文学的关系。新旧约的内容,正和中国的四书五经相似,在教义上是经典,一面也是国民的文学;中国现在虽然还没有将经书作文学研究的专书,圣书之文学的研究在欧洲却很普通,英国“万人丛书”(Everyman's Library)里的一部《旧约》,便题作“古代希伯来文学”。我现在便想在这方面,将我的意见略略说明。

我们说《旧约》是希伯来的文学,但我们一面也承认希伯来人是宗教的国民,他的文学里多含宗教的气味,这是当然的事实。我想文学与宗教的关系本来很是密切,不过希伯来思想里宗教分子比别国更多一点罢了。我们知道艺术起源大半从宗教的仪式出来,如希腊的诗(Melê=Songs)赋(Epê=Epics)戏曲都可以证明这个变化,就是雕刻绘画上也可以看出许多踪迹。一切艺术都是表现各人或一团体的感情的东西;《诗序》里说,“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这所说虽然止于歌舞,引申起来,也可以作雕刻绘画的起源的说明。原始社会的人,唱歌,跳舞,雕刻绘画,都为什么呢?他们因为情动于中,不能自已,所以用了种种形式将他表现出来,仿佛也是一种生理上的满足。最初的时候,表现感情并不就此完事;他是怀着一种期望,想因了言动将他传达于超自然的或物,能够得到满足:这不但是歌舞的目的如此,便是别的艺术也是一样,与祠墓祭祀相关的美术可以不必说了,即如野蛮人刀柄上的大鹿与杖头上的女人象征,也是一种符咒作用的,他的希求的具体的表现。后来这祈祷的意义逐渐淡薄,作者一样的表现感情,但是并不期望有什么感应,这便变了艺术,与仪式分离了。又凡举行仪式的时候,全部落全宗派的人都加在里边,专心赞助,没有赏鉴的余暇;后来有旁观的人用了赏鉴的态度来看他,并不夹在仪式中间去发表同一的期望,只是看看接受仪式的印象,分享举行仪式者的感情;于是仪式也便转为艺术了。从表面上看来变成艺术之后便与仪式完全不同,但是根本上有一个共通点,永久没有改变的,这是神人合一,物我无间的体验。原始仪式里的入神(Enthousiasmos)忘我(Ekstasis),就是这个境地;此外如希腊的新柏拉图派,印度的婆罗门教,波斯的“毛衣外道”(Sufi)等的求神者,目的也在于此;基督教的福音书内便说的明白,“使他们合而为一;正如你父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约翰福音》第十八章二十七节)这可以说是文学与宗教的共通点的所在。托尔斯泰著的《什么是艺术》,专说明这个道理,虽然也有不免稍偏的地方,经克鲁泡特金加以修正(见《克鲁泡特金的思想》内第二章文学观),但根本上很是正确。他说艺术家的目的,是将他见了自然或人生的时候所经验的感情,传给别人,因这传染的力量的薄厚合这感情的好坏,可以判断这艺术的高下。人类所有最高的感情便是宗教的感情;所以艺术必须是宗教的,才是最高上的艺术。“基督教思想的精义在于各人的神子的资格,与神人的合一及人们相互的合一,如福音书上所说。因此基督教艺术的内容便是使人与神合一及人们互相合一的感情。……但基督教的所谓人们的合一,并非只是几个人的部分的独占的合一,乃是包括一切,没有例外。一切的艺术都有这个特性,——使人们合一。各种的艺术都使感染着艺术家的感情的人,精神上与艺术家合一,又与感受着同一印象的人合一。非基督教的艺术虽然一面联合了几个人,但这联合却成了合一的人们与别人中间的分离的原因;这不但是分离,而且还是对于别人的敌视的原因。”(《什么是艺术》第十六章)同样的话,在近代文学家里面也可以寻到不少。俄国安特来夫(Leonid Andrejev)说,“我们的不幸,便是在大家对于别人的心灵,生命,苦痛,习惯,意向,愿望,都很少理解,而且几于全无。我是治文学的,我之所以觉得文学的可尊,便因其最高上的事业,是在拭去一切的界限与距离。”英国康剌特(Joseph Conrad本波兰人)说,“对于同类的存在的强固的认知,自然的具备了想像的形质,比事实更要明了,这便是小说。”福勒忒解说道,“小说的比事实更要明了的美,是他的艺术价值;但有更重要的地方,人道主义派所据以判断他的价值的,却是他的能使人认知同类的存在的那种力量。总之,艺术之所以可贵,因为他是一切骄傲偏见憎恨的否定,因为他是社会化的。”这几节话都可以说明宗教与文学的共通的所在,圣书与文学的第一层的关系,差不多也可以明了了。宗教上的圣书即使不当作文学看待,但与真正的文学里的宗教的感情,根本上有一致的地方,这就是所谓第一层的关系。

以上单就文学与宗教的普通的关系略略一说,现在想在圣书与中国文学的特别的关系上,再略加说明。我们所注意的原在新的一方面,便是说圣书的精神与形式,在中国新文学的研究及创造上,可以有如何的影响;但旧的一方面,现今欧洲的圣书之文学的考据的研究,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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