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赵楠
出版社：暨南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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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策》势能论试读：
引言：《战国策》国内外研究现状综述
对于《战国策》的研究，本文拟从研究历史回顾、研究聚焦、现状分析三个方面来进行论述：一、《战国策》的研究历史回顾
刘向在整理《战国策》之时，实际上已包含着对《战国策》的价值取舍和一定的评议，此后，不同的时期对《战国策》研究、评论的方法、重点均有所变化。可将《战国策》的研究历史分为流传期、沉寂期、发展期三个时段来展开论述。
1．流传期
这个时期指从刘向将《战国策》编辑成型至新中国建立之时，研究主要是以校雠、考据、辑注的方式进行，评论则以题跋或评注的形式出现，对《战国策》的流传和保存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使其经历千年不至佚失。刘向编辑《短长》、《修书》、《事语》等书为《战国策》，高诱为之作注，经历唐宋，脱散严重，三十三卷竟只余二十卷。北宋时曾巩遍访诸大夫家，求其藏本，补足三十三卷，但已非高诱注本原貌。在此基础上，南宋时又形成两个版本，即姚宏的注本和鲍彪的注本，一般都认为姚宏注本更接近原貌，但鲍彪对全书重做调整，据国别重新分卷，又按《史记》标出世次，融入了编年体的特点，对阅读有所裨益，因而大为流行。元代时吴师道补正了鲍本，继承了姚本成果，为《战国策》版本的完备作出了贡献。明清特别是清代学者盛行考据、校雠之风，如黄丕烈《战国策札记》、金正炜《战国策补释》、顾观光《国策编年》、张琦《战国策释地》、程恩泽《国策地名考》等，成果颇多。
新文化运动以后，涌现了一大批受西方思潮影响的学者，新的研究角度因此出现，但基本还是沿着考据的思路来进行的。在“古史辨派”倡导的疑古思潮的影响下，《战国策》研究领域内也掀起了质疑传统说法的风潮。罗根泽、金德建发挥了清人牟庭相的说法，根据《史记·田儋列传》提出《战国策》的作者为蒯通，这个说法由于根据不足，遭到学界的反对。齐思和的《〈战国策〉著作时代考》较有代表性，因而罗氏观点也只备一说。之后，学界又展开对苏秦、张仪等人的历史辨伪研究。搜集逸文方面，则有诸祖耿的《〈战国策〉逸文考》，用功不浅。新时期《战国策》研究者寥寥，因而这几位就显得比较夺目。
流传期时间漫长，形成了研究《战国策》的几个基本方向，如对史实的考证、辑佚，对文字的校勘、注释，最大的功绩是使《战国策》得以保存流传。而在其他方面，由于不合儒家正统思想，《战国策》思想被斥为“离经叛道”，最突出者是它的辑注功臣曾巩和吴师道。曾巩说搜集《战国策》是为了“使当世之人皆知其说之不可从”（《〈战国策〉目录序》），吴师道也指斥其描写的战国之时“攻斗吞并，相诈相倾”（《书曾序后一则》）。总之，“道德废坏”似乎成了正统文人心目中《战国策》的代名词，只有鲍彪对其内容加以肯定：“有合于先王正道，孔孟之所不能为也”（《〈战国策注〉序》），但只是大海微澜。对其有所肯定的观点，也只是从社会功用方面着眼，刘向评策士为高才秀士，就是从“转危为安，运亡为存”（《校战国策书录》）的角度出发的，以后赞赏之处也基本从这里出发，还有评论其为“天下要物”、策士是“倾危之士”等都是如此。对《战国策》的史料价值的争论，从南宋晁公武将其归入“子部”时就开始了，但由于它是研究战国的重要资料，所以对其还是多作肯定，但对它的部类归属则时有争论，直到今日。评价最高的是它的文学成就，即使是最贬斥其内容的人，也对其文辞赞不绝口，像张一鲲评论说“肌丰而力沉，骨劲而气猛”（《刻战国策序》），朱鹤龄谓“其文之雄深峭健”（《战国策钞序》），吴曾祺更说“其文章之美，在乙部中，自《左》《史》外，鲜有能及之者”（《战国策补注叙附例言》），这似乎也形成了一个传统。这样，对其思想价值的贬斥、文学价值的褒扬，就成为流传期最主要的内容，年代久远，陈陈相因，并无新论。
新时期以后，除了继续沿着旧思路来作考据，对其精神内容、文学方面的研究有了新思想的萌芽，这是最可喜的。郑振铎在1932年《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说战国时代“是一个新的时代，旧的一切，已完全推倒，完全摧毁，所有的言论都是独创的，直截的，包含可爱的机警与雄辩的。所有的行动都是勇敢的，不守旧习惯的”，这是完全不同于前论的新观点。钱基博在《中国文学史》中提出“盖由诗教之比兴，解散辞体而为韵文，则为楚《骚》之扬厉；诗教之比兴，解散辞体而为语言，则为《国策》之纵横”，“《国语》寓偶于散以植其骨，《左传》之支流也。《国策》解偶为散以振其气，迁史之前矛也”，也颇有新意。但是这样的新论点只是星星点点，在整体研究上没有彻底的改观，直到新中国诞生。
2．沉寂期
这个时期指从1949年到1979年前后，对《战国策》的研究使用了唯物辩证法的新视角，但是由于政治因素的干扰，整个研究反而显得沉寂异常，只在“文革”之前的几部文学史中可以看到一定的成果。1957年杨公骥的《中国文学》认为《战国策》中表现了说客的智慧和性格，对现实有着形象的反映，也表现了作者和记载人物的唯物思想，但仍认为苏秦的价值观是利己和拜金的。对《战国策》的艺术表现手法，总结了比喻的手法和性格化的语言等方面，这都开启了当代人研究的新方向。在此之前，受传统文化的影响，对《战国策》艺术手法的说明一直是描述性的，并无明晰的解说和分析，虽然杨公骥的解说也较为笼统，但毕竟启示了后来者研究的新方向。随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研所的《中国文学史》、游国恩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都围绕《战国策》的思想内容、写作特色进行了阐发。
在专篇论文方面，这个时期则几乎是空白。仅有潘辰在《光明日报》上发表的《试论〈战国策〉的作者问题》、罗根泽在《光明日报》上发表的《试论〈战国策〉的作者问题商榷》、程百让在《郑州大学学报》上发表的《〈战国策〉的作者及其古、今本问题》等寥寥数篇，且仍在围绕《战国策》的作者问题作出探讨。刘忆萱的《〈战国策〉选讲》于1958年出版，序言里写道“《战国策》确是一部现实主义的历史文学”，“含有若干民主主义的思想因素”，并对其艺术特色作了较细致的分析。
1973年12月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中出土的《战国纵横家书》帛书，发现了《战国策》中所没有的十六章逸书，这对《战国策》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唐兰、杨宽、马雍等人从历史研究的角度撰写了专篇论文，新加坡的郑良树也利用《战国纵横家书》对《战国策》作了较为系统的研究，并于1975年的专著《战国策研究》中发表。
3．发展期
这个时期指1979年至今。随着政治形势的明朗化，《战国策》研究领域也呈现出勃发的生机。无论是专著、选本还是专篇论文，在数量和质量上都有了长足进步。这个时期又可分为三个时期：（1）1979—1989年。这个时期对前期的研究成果有所深化和发展，也是策士的主体精神论的形成时期。一开始周勋初和李叔毅等人仍针对罗根泽的“蒯通作说”提出反对意见，后来研究的方向有所改变。熊宪光于1980—1987年陆续发表了关于《战国策》研究的一系列文章，对其思想内容和艺术成就作出探讨。他发挥了郑振铎的观点，认为“纵横家思想解放，旗帜鲜明……敢于冲破传统思想的束缚，大胆向传统的观念挑战，公然提出在当时颇有些惊世骇俗的见解”（《论〈战国策〉的思想倾向》），其中的思想有特别重视人的特点，这是新时期重新认识战国策士及其思想内容的开始。对于《战国策》的艺术成就，熊宪光也作出较前人更细致的分析。随后的专篇论文，也基本是围绕思想和艺术展开的，如郭预衡的《谈〈战国策〉的思想和艺术》、郑凯的《试论〈战国策〉中的反秦形象》等。
专著方面也出现了不少佳作。首先是缪文远于1984年出版的《战国策考辨》，对《战国策》的辨伪和系年用功颇深，然后是诸祖耿1985年出版的《战国策集注汇考》，附录《战国策考研录》、《战国策人名索引》以及《战国策地名索引》，还附录《战国策》逸文73则，对研究者而言很有价值。台湾张正男于1984年出版的《战国策初探》则根据诸祖远和郑良树辑得的逸文，比对黄丕烈“礼居士本”，对《战国策》刘向本原貌提出若干见解。熊宪光于1988年出版的《战国策研究与选译》，再次阐发了他以前的思想，现在看来也很有价值。傅剑平博士于1989年出版的《纵横家与中国文化》对战国策士产生发展的源流与策士文化进行了阐发，并给予策士精神很高的评价，是新中国成立以来较早以专著形式对策士这个群体进行详细分析的作品。
此时的《战国策》选本有牛鸿恩、任重等人的选本，亦各有特色。（2）1990—2000年。这个时期对《战国策》的研究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论文数量也大为增加。除了仍在探讨思想和艺术之外，周边的一些问题进入了研究者的视野，如对《鬼谷子》的研究。新的方法也有所运用，专篇论文像《谈〈战国策〉言语的形式美》运用了西方理论，《试论战国策士的语用策略》和语言学结合起来进行研究，《战国策士公关语言的基本构成》则运用了公关学的理论。
这个时期对策士的伦理观、方法论、哲学观的研究明显增多，像郑杰文的《纵横家的阴阳哲学转化观》、彭永捷的《纵横家的伦理观和方法论》等文，是对《战国策》的研究深化的表现。
专著的数量也有所增长，如郑杰文在1995年出版的《中国古代纵横家论》、1998年出版的《战国策文新论》两部著作。《中国古代纵横家论》对战国策士的产生、兴盛、衰亡进行了分析和论证，对鬼谷子、苏秦、张仪等六位策士的生平进行了考证，并论述了策士的游说技巧，这是对战国策士立体的研究。《战国策文新论》结合马王堆的发现，对《战国策》各章时间加以考订，并依此将战国策文分为奠基、发展、成熟三个阶段，对记言、记事散文以及篇幅的长短作出了发展脉络的勾画，可谓是具有开拓性的成果。另外，研究战国策士的专著还有熊宪光的《纵横家研究》，揭示了纵横家的兴衰流变，熊宪光认为纵横家之祖应为子贡而非鬼谷，并对纵横之术、纵横之文进行了论述。另外，彭永捷的《中国纵横家》、张彦修的《纵横家书》也对纵横家文化作出了自己的分析。考辨方面则有缪文远的《战国制度通考》。新的《战国策》版本有缪文远的《战国策新校注》、王守谦的《战国策全译》、王延栋的《战国策全译》等，较以前更丰富。
这一时期《战国策》的专书出版明显出现了实用化的倾向，人性掌握、谋略、辩论、商场智慧、为人处世、领导艺术等方面均出现了专著，极为兴盛，这也是时代的要求，兹不赘述。（3）2001年至今。在这十几年中，《战国策》研究领域又出现了新气象。例如，语言学研究成果的大量出现，李丹葵的《〈战国策〉中联合式双音词探析》、张先坦的《〈战国策〉双宾语结构的语用分析》等皆是。另外，对《战国纵横家书》的关注有所增加，甚至还出现了对其文学性进行研究的论文，如龙建春的《〈战国纵横家书〉书牍文学性刍论》、《〈战国纵横家书〉理性美刍论》等文。
专著方面有何晋的《〈战国策〉研究》，通过运用文献学的方法对《战国策》的编著、缺逸等问题作出考察；王延栋的《〈战国策〉词典》，是具有工具书性质的对《战国策》研究和整理的硕果。其他专著还有胡如虹的《〈战国策〉研究》，对《战国策》的作者考辨、产生背景、思想和文学价值、流传与影响等问题作了较为全面的研究和论述；裴登峰的《〈战国策〉研究》，对《战国策》的形成、流传、体例、人物形象的刻画和文学价值各方面进行了研究；还有王晶雄等人的《〈战国策〉与论辩术》等。
1979年至今，考辨性质的文章时有出现，但没有像新中国成立以前那样针对《战国策》的成书问题形成较大规模论战。二、研究聚焦
通过分析《战国策》的研究现状，可以看到学界对一些问题的集中讨论。这些问题分别是作者与成书问题、部类归属问题、思想倾向问题、策士的兴起与流变问题、艺术手法问题，下面分点论述。
1．作者与成书问题
刘向在编辑《战国策》之时说：“所校中战国策书，中书余卷，错乱相糅莒。又有国别者八篇，少不足，臣向因国别者略以时次之，分别不以序者以相补，除重复，得三十三篇”（《校战国策书录》），可见刘向所见的资料是相当杂乱的，这些资料有“短长”、“修书”、“事语”等不同名称。从《战国策》的内容来看，它们繁杂且有互相抵牾之处，因而刘向所用资料应该不是出自一人之手，这是一种得到学界大多数人认同的说法。清人牟庭相根据《史记·田儋列传》和《汉书·蒯通传》，提出《战国策》的作者为蒯通，近代在疑古思潮的带动下，罗根泽、金德建等人又重提此说，在研究界引发了热烈的讨论，从20世纪30年代一直到80年代初仍余绪未止，不同的是，金德建认为《汉书·艺文志》所载的《蒯子》五篇和《主父偃》二十八篇合起来即为《战国策》三十三篇，罗根泽则认为不包含《主父偃》的篇章。他们的说法遭到众多反驳，因此《战国策》成于多人的说法至今仍占据主导地位。
从《战国策》的内容来看，它记载了战国中后期复杂的社会生活，讲述了策士权谋和游说的种种事件，其中有不少拟托和与历史不符的记载，因此除了大部分篇章是战国中后期策士言论的汇编，也有相当一部分是秦汉间人为了学习游说之术所写的模仿之作，最后在刘向之手成书。郭预衡和牛宏恩认为《战国策》出于战国末或秦汉纵横家之手，章培恒也说其“作者不明，其中所包含的资料，主要出于战国时代，包括策士的著作和史臣的记载，汇集成书，当在秦统一以后”（《中国文学史》上），郑杰文、何晋等人认为其中可能包含战国时鬼谷子等人教授门人的教材，也有弟子们揣摩学习之作，张正男也认为蒯通只是《战国策》的作者之一。1973年出土的《战国纵横家书》也进一步证明了《战国策》为多人所作的说法是正确的，其二十七章即来自不同抄录版本，有十六章是《战国策》没有的，类似刘向编辑时“错乱相糅莒”的本子之一。
2．部类归属问题
部类归属问题至少可以分为三种类型：史部、子部以及混合型。从《七略》、《汉书·艺文志》开始，《战国策》即被列入“春秋”一类的史书，后晋《旧唐书·经籍志》、北宋《崇文总目》、南宋《通志·艺文略》也将其列入“杂史”类，但从南宋晁公武开始，便将其列入子部，认为“不皆实录，难尽信，盖出于学纵横者所著”（《郡斋读书志》卷十一），两种分歧就开始了：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脱脱《宋史·艺文志》因之改列《战国策》入“纵横家类”，而高似孙《史略》、钱谦益《绛云楼书目》、纪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仍将其列入史部。因此又出现了第三种看法：《战国策》具有多种性质，即混合类型，如于鬯“介经终史始之间”（《〈战国策注〉序》）说，至于近现代，越来越多的研究者趋向于不将其简单地划类，而各有说法。
如郭预衡就认为“此书不仅是历史，也是纵横家言”（《中国散文史》），孙立等人持相同看法：“《战国策》虽是一部史书……在内容及风格上更像一部子书”（《先秦两汉文学史》），熊宪光认为“《战国策》不但是一部历史著作，而且是杰出的散文总集”（《战国策研究与选译》）。郑杰文则纯粹从文学角度来下定义，认为其形式上看是史著，但含有较多子书因素，因而给其定性为“一部以记叙文和论辩文为主的散文集”（《战国策文新论》）。
当然，持“史部说”的研究者也还有相当数量，如谭家健就指出《战国策》“是一部记录战国纵横家言行的史料集”（《先秦文学史》），而牛宏恩认为“是一部重要的历史著作”（《战国策选注》前言），也有人认为其“不是史家为存史实而写的史书，而是另一种人按照特定目的而收录的一种资料”（李叔毅《试论〈战国策〉之为书》），均很有代表性，亦各成一说。
3．思想倾向问题
这个问题是从上一个问题引申出来的，有“史”、“子”之争，也就牵涉到其主要思想的问题，尤其是将其列为子书的持论者，必然认为其有一定的思想倾向。晁公武将其列入子部“纵横家”类，本身就代表了一种看法，因此，认为《战国策》表现了纵横家思想，是有传统的观点。不过持否定看法的人认为策士是“有术无学”，难称一家，纪昀就认为“且子之为名，本以称人，……《战国策》……作者既非一人，又均不得其主名，所谓‘子’者安指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现在持此论者仍不在少数，如《纵横思想对〈战国策〉语言艺术的影响》一文认为“纵横家与其他诸子不同，仅有策谋与说辞，并无学术之说，门户之见，因而并没有多少传世的系统理论”。
认为《战国策》表现了一定思想倾向的看法可分为两种。一种认为其主导思想就是纵横家思想，这种倾向体现在它有着核心的捭阖哲学，如追求功利、进取有为，崇尚计谋、重势重时等方面。熊宪光为此种说法的代表人物，他说“纵横家的思想在全书中一以贯之，却是毋庸置疑的”（《论〈战国策〉的思想倾向》），袁行霈在《中国文学史》中也谈到“《战国策》突出表现了纵横家思想，反映了纵横家的人生观”，彭永捷则评论说“纵横家的哲学观念对于矫正主流文化之偏有一定的救弊作用”（《纵横家的理论观和方法论》）。另一种观点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才出现的，虽然未成为主流，但时有人提出，即认为《战国策》中的主导思想是民本主义，富民、安民、利民是其核心思想。这种看法在1981年贾传棠的《〈战国策〉的思想与艺术》直到1998年张彦修的《〈战国策〉民本思想的再认识》中都有所体现。
由于《鬼谷子》一书晚至隋唐才见著录，因此虽然《史记》、《法言》、《论衡》等汉代典籍都载有苏秦、张仪师从鬼谷子之事，《鬼谷子》的真伪问题却还是悬而未决，但认为《鬼谷子》即为纵横家理论纲领的也不在少数，曹家齐、尹振环等人即持此说。因此，有学者据此认为纵横家是有学术性和师承性的。
20世纪80年代以后还出现了一种趋势，即越来越推崇纵横策士的人格主体精神，这无疑是随着社会转型而出现的现象，认为策士们敢于冲破旧有思想的束缚，勇敢地追求、实现自己的价值，是人本思潮涌起的体现。张彦修就认为策士“表现出积极参与，殚精竭智的精神，均是以贵奋为精神支柱，不辞劳苦，不畏败北，甚至不择手段，在责任、使命和利益的驱动下，生命不息奋争不止”（《〈战国策〉通说》），体现了新的评价准则，可以说是同古时论调完全对立了。
还有一部分研究者认为《战国策》的思想是多元、复杂的，包括了纵横、儒、法、道、阴阳等多家思想，其中有值得肯定的地方，也有许多糟粕，因此不作统一论断，但更多的研究者则是在强调其主导思想的前提下，承认《战国策》思想的多元性的。现在，专篇研究纵横思想与道家关系的论文明显多于其他，这是因为《战国策》和《鬼谷子》都强调“尚阴”，与老子“贵柔”的思想一脉相通，且其对谋略的理解明显包含着丰富的辩证思维。
4．策士的兴起与流变问题
关于纵横策士的兴起问题，《淮南子·要略》中认为诸子之学起于救时之弊，而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就提出了“纵横家者盖出于行人之官”的论点，这是至今影响最大的一种说法。至近代，则有胡适等人力主“诸子不出于王官”说（《诸子不出于王官论》），但现在的学者对班固之说持赞同意见的为多，不过同时也认为纵横家的兴起有着更为复杂的原因。
首先要肯定的是战国之前“行人”这个官职与纵横策士的缘起是有联系的，其作用、职能、地位无疑都是策士行为的滥觞。在战国以前，“有官斯有法”、“有法斯有书”、“有书斯有学”（章学诚《校雠通义·原道》），外交需要掌握的知识只有在官府之学中才能学到，并且官府之学中外交游说的技巧与方法对策士都极有影响。一部分策士大约也是由行人而来，这是现代研究者的共识。但是对纵横策士大规模兴起产生作用的无疑还有其他因素，像傅剑平认为还有“随着春秋向战国过渡发展而逐渐产生发展并日愈兴盛活跃的游士阶层”、“春秋后期、春秋战国之际和战国时期，广招门客，重用游士，自始至终对各国社会政治起着重要作用的各诸侯国的大贵族”、“春秋末期兴起并在战国时期日益繁荣的私人讲学授徒和编撰著述的社会风气”三个因素（《纵横家源起论》），而郑杰文则认为是“古代谋略学说（太公谋略、兵家谋略、政治谋略等）的积累”、“前人论辩术和同时代人辩诘方法（政治论辩、外交说辩、学术诘辩等）的沃灌”（《战国策文新论》）等因素的作用，他们的说法基本囊括了现代研究者对纵横策士兴起的看法。
纵横家之祖一般被认为是鬼谷子，熊宪光却反驳此说，认为鬼谷子是子虚乌有的人物，并在《纵横家研究》中指出真正的纵横家之祖应为孔子的弟子子贡。对于策士在后世的流变，他认为“主要派分谋士、文士、侠士三支”，如文士就有唐之陈子昂、李白，宋之苏洵、苏轼父子等。傅剑平则对纵横家按时间线索从子贡到战国、秦汉再到现代给予详细梳理，对其在秦代的中衰、汉代的复兴，以及“纵横家出于乱世”、“儒家流于纵横”等细致的考察均具有一定的启发性。
5．艺术手法问题
针对这个问题进行讨论的人数最多。集中的焦点有：《战国策》的论辩和语言艺术、寓言艺术、写人艺术和人物形象分类、其中的小说因素等，讨论非常详细，同古代以及新中国成立以前那种描述性的、笼统的形式有了极大的不同。
对于《战国策》的论辩和语言艺术，一般都认为是铺张扬厉、雄辩滔滔的，手法有排比、对偶、比喻、引用、反问、顶真等，并多有将其和《左传》作对比者。有的研究者对论辩技巧进行了研究，如《浅谈〈战国策〉的论理技巧与语言艺术》将其分为指陈利害、好设机巧、诱敌就范、擒纵自如等方法，还有的研究者将其分为其他种种，不一而足。
寓言艺术也是一个研究的焦点。陈蒲清是当代研究寓言最力者，他在1983年出版的《中国寓言史》中指出《战国策》的寓言“缺乏统一思想体系，也没什么深奥的哲理，这是它比不上诸子寓言的地方，但它在政治外交活动中所发挥的实际效用却是巨大的、迅速的，这又是它超过诸子寓言的地方”，从而根据这个特点将《战国策》寓言与其他诸子寓言区分开来。一般认为《战国策》的寓言还具有生动、新奇、擅于自由创造与改造、有趣味等特点。《战国策》的人物形象，也为人所津津乐道。研究者们认为，《战国策》代表了从《左传》到《史记》描写重点转变的过渡形态，其中的某些篇章，已经具备了以人物为中心的写作特点，打破了《左传》编年体的限制，也比《国语》更为生动，在细节、心理描写上都有进步，还运用了铺垫、对比、虚拟、在矛盾中表现人物的个性等手法，因而产生了不少成功的篇章。此说法并非新观点，专篇论文中能出新意者有裴登峰的《〈战国策〉“以写人为主长篇叙事文”的艺术独创——从叙事方式的转变看其文学价值》，提出了《战国策》突破了《左传》“因事而现人”、《国语》“人为语现”的特点，而形成了“为人写人”特点的观点。另外，对于《战国策》中的人物形象，如策士、君王、王后、侠客、谋臣等，均有文章论及。
与此相关地就产生了对《战国策》小说因素的讨论，例如，认为它已经产生了凝结中心主题的写作方式、曲折的情节以及小说所必需的虚拟因素等。熊宪光在《战国策研究与选择》中《论〈战国策〉的文学成就》一章中还指出其中包括有“论说”、“记叙”两类文体和“赋体”、“论赞”、“戏剧”三个因素。这一观点可谓中肯，但至今研究者只对其中的论说、记叙讨论较多，其他少有人论及。三、现状分析《战国策》的研究由于过去不合于儒家的所谓正道，而被斥为坏人心术之书，因此虽然摹习者较多，却也只是从其转危为安之用、文辞磅礴等着眼，对它的研究长期处于压抑状态，仅限于校理等方面。“五四”以后逐渐出现了研究的新气象，是非常可喜的，尤其是1979年以后，整体的《战国策》研究态势都呈现出活跃蓬勃的特征，研究视野不断拓宽，采用了语言学、心理学、公关学等新的研究角度，研究思想也逐步放开，尤其是在强调策士的主体人格精神这一点上，我们可以看到研究风尚的巨变。而传统的考据、训诂等也并未荒废，反而在诸祖耿、郭人民、缪文远、郑杰文、何晋等一代代用功者身上得到了继承和发扬，这些都是非常值得肯定的。但是在这些成绩之中仍存在着许多不足，在此逐一加以分析。
1．整体研究状况仍相对沉寂
虽然较新中国成立以前有了长足进步，但《战国策》的整体研究状况还是不能令人满意，尤其是和《庄子》、《楚辞》、《左传》、《史记》等典籍的研究比较起来，《战国策》无论是研究人数还是研究成果都不能与它们相比。和《左传》研究对比，仅以中国知网上的数据来看，1980—2012年全国各期刊发表的关于《左传》的相关论文有1400多篇，而关于战国纵横文化的仅为511篇（不包括增刊、专辑等），其中还包括了对战国策士、《鬼谷子》等的相关研究论文，仅研究《战国策》本身的论文只占大半，即310篇左右。1996年以前针对《战国策》本身的研究论文每年发表的篇数都少于10篇，2007年以后增加到20篇左右，直到现在依然在这个数量上徘徊，当然若加上其他相关研究，可以达到大约30篇。专著数量也非常有限，新中国成立后比较有价值的有诸祖耿、缪文远等人的著作，不足30本，而见于记录的关于纵横家的全国性会议仅有2001年在河南省鹤壁市举行的“鬼谷子与纵横家文化研讨会”、2003年以及2012年在陕西石泉举行的“全国石泉鬼谷子文化学术研讨会”等寥寥数次。这一方面和过去研究的落后状况有关，另一方面也和对《战国策》的研究重视不足有关。像《战国策》这样有着鲜明特色的先秦典籍，理应形成研究风潮。
2．研究视域仍比较封闭，中西对话不足
虽然对《战国策》的研究无论是思想上还是艺术上都呈现出细化的趋势，但思辨与理论程度都还不足，尤其是在打开视野，与西方交流，进行抽象化、深入化研究等方面都还做得不够。现在运用西方哲学、美学、叙事学等研究手法的成果寥寥无几，中西比较的也只有《〈鬼谷子〉：中国修辞学著作的最早源头——兼与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学〉比较》等几篇，整体研究基本上还处于描述性的传统手法之中，除去语言学外，《战国策》的研究在吸取西方研究成果方面几乎是空白，这和其他先秦典籍相比较显得落后，例如，在1984年就有人将《庄子》和柏拉图的著作进行比较研究，《左传》在80年代也都有人运用语言学来进行研究了，而《战国策》则是在2000年以后。国外及中国港台地区的研究者，如日本的关修龄、横田惟孝，台湾的张正男，新加坡的郑良树等，也以使用传统解读和研究方法居多。现在，《战国策》研究界亟待缘域解蔽，化解中外之间、各学科之间的学术壁垒，以便将研究推向一个新局面。
3．热点集中，研究失衡
目前对《战国策》研究的热点主要集中在上文所讨论的几个问题上，尤其是艺术手法、人物形象、论辩技巧等，新中国成立后针对《战国策》文本本身的论文有400篇左右，论及这一类的就占到98篇，比例极大。研究热点过于集中，出现了研究失衡的状况。而真实状况也是不少文章只着眼于热点问题，不作深入研究，陈陈相因而不自知，以致有些方面的文章连篇累牍而无甚价值，有些方面却无人问津。比如，关于《战国策》哲学思想方面的文章多数联系道家进行研究，而联系其他流派进行论述的则比较少；艺术方面就其本身的人物塑造、语言特点以及对后代小说的影响论及较多，视角仍嫌狭窄。这也一定程度上说明研究和古籍断裂的情况真实存在着，许多文章甚至是脱离原本而作，因此难以从中发现新的研究点。
4．全面的研究史缺失
衡量一个领域内研究水平的高低，标准之一就是是否撰写出有见地的研究史。但至今为止，《战国策》研究领域内还没有贯穿始终的研究史出现。邓廷爵于1985年在《历史教学》上发表的《〈战国策〉研究的历史述评》是很有见解的论文，但并未论及新中国成立后的研究状况；费振刚主编的《先秦两汉文学研究》也比较中肯地论述了疑古思潮后的研究状况，所论极为精辟，但也未能追溯源流地阐发，在时间上不够完整。因此，在呼吁整体研究水平跟进的同时，对研究史的研究亦不可松懈。
5．研究低俗化、工具化倾向加重
由于《战国策》“术”的特点十分明显，因而在研究的时候谈及权术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有的研究者却只看到这些，对其中的权谋诈术津津乐道，而且有所夸大。这虽然和社会应用效能相联系，但作为《战国策》研究领域内独有的现象，则是不正常的。因此，提升研究追求和研究者自身的素质，也是应提上日程之事。
上编：势能论析
第一章《战国策》特有充沛文气之根本：势能汉成帝河平三年，刘向奉命“校中五经秘书”，由于“所校中战国策书，中书余卷，错乱相糅莒”，遂以国分别，以时相次，“分别(1)不以序者以相补，除重复，得三十三篇”，将手头的原始资料《短长》、《修书》、《事语》等编定整理成册。他认为“战国游士辅所用(2)之国，为之策谋”，因而此书“宜为《战国策》”。此书记载了“继《春秋》以后，讫楚、汉之起”的战国历史。今本所见东周、西周、秦、齐、楚、赵、魏、韩、燕、宋、卫、中山十二国策，记事上起知伯灭范中行氏，下至秦统一六国后高渐离筑击秦始皇二百四十年间的历史，正是在刘向的本子上演变而来的。《战国策》作为记载纵横家策论的集成，语言或辩丽横肆，或气势磅礴，或敏锐巧妙，或词锋凌厉，内在气势非常充沛，表现出策士的才华与沉勇，所谓“根情，苗言，华声，实义”（白居易《与元九书》）。可以说，这是一种内在的气质冲溢而出的结果。策士们言则利弊杂陈，会通适变汩汩不绝，辞采焕然成章；行则披坚执锐、折冲尊俎，思想禀性中自有一种同化、感染他人的力量。这种力量与势头，不能单纯归结为策士志得意满后的高蹈表现，其中也融合了某种重压之下的生命光彩（容后详论）。但究其根本，还是与“士”的大规模兴起有必然联系，正因为如此，策士才能够形成一种“势力”，才能具有改造局势的力量，才能在言行中饱含感染力。
战国是一个相当残酷的时代，硝烟四起而烽火难平，吞并和反吞并的战争不时上演，《淮南子·览冥训》记载“所谓兼国有地者，伏尸数十万，破车以为千百数，伤弓弩矛戟矢石之创者，扶举于路”，诸侯之间恃强凌弱，众暴寡，兵革不休，士兵罢弊。因此对于“高才秀士”，即能“度时君之所能行，出奇策异智，转危为安，运亡为存”(3)的士阶层，统治者表现出相当的热情和宽容，重用“士人”成为普遍的风气，魏文侯重用乐羊、吴起、西门豹等人，燕昭王尊郭隗而致苏秦、邹衍、乐毅、屈景从四面八方归燕，更为著名的有“战国四公子”和门客众多的吕不韦，齐国的稷下学宫也是当时声名远扬的一大景观。统治者重用士人的原因，当然是希望得到政治利益，这样的渴求同时成为士人地位提升、形成“势力”的基石。应该说，是时代给予了策士具有势能的基础。
而士阶层的出现也为满足统治者的需要提供了可能。士阶层是(4)“从武士阶级堕落下来”的，商周时代可指贵族中的最低等级，有时也指政府部门中的中下级官吏，是“一个处于分化之中的阶层，士(5)可食田，多为武士，为卿大夫家臣，或为自由职业者”。当王室衰微时，武士的地位便明显地下降，原有的官学培养的方式被迫中断后，他们便失去了周王室的政治、经济依靠，在这种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其中有文化知识、技艺修养的一部分人便依靠自己的特长重新寻找可以投靠的地方。这部分由武士蜕变而来的士人在失去固定依靠的同时，也获得了相对自由的发展空间。自春秋就有教育下移，私学大兴的情况，而武士阶层的衰落也将文化和思想启蒙带入下层，使得文化的传播更为广泛。另外一部分士人则来源于庶民甚至是皂、隶之人，这些勤学上进的庶民和皂、隶之人通过学习上升为士人，如淳于髡。这部分士人较之前者，精神上更少宗法束缚，更容易形成活跃、有生命力的新思想，将其本身具有的鲜活的行为和思维模式带入上层，他们推动着原有的观念瓦解，加速了多元化社会思维的形成。他们和贵族中的衰落者一起组成了新兴的士阶层，由于不可能像农夫那样去出卖力气，也没有特权强占农田，只有依靠自己的智慧和能力立足社会。另外，生产力的提高和发展亦提供了物质上的这种可能，原来土地只能供养少数人的情况不复存在，允许社会中除了统治者外更多的人脱离生产去从事体力劳动之外的工作。而商业的蓬勃发展，让社会中脱离家族、四处游走的风气较以前浓厚了很多，这使农业社会根深蒂固的乡土观念有所改变，这无疑也在影响、鼓励着士人们去国、远游、干禄。
时代的激荡变革促进了士阶层的壮大，在这样的背景中，士人形成了一股较以前强大得多的“势力”，这对社会和时代的改变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士阶层在心理上对自己所起的作用是非常认同的，荀子就认为“无土，则人不安居；无人，则土不守；无道法，则人不至；无君子，则道不举”，人才“得之则治，失之则乱；得之则安，失之则危；得之则存，失之则亡”（《荀子·致士》），对待士应该“知如士，不与士争知”，“无越逾不见士，见士问曰：‘无乃不察乎？’”（《荀子·尧问》），墨子也认为“归国宝，不若献贤而进士”（《墨子·亲士》），“古者圣王之为政，列德而尚闲。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夫尚贤者，政之本也”（《墨子·尚贤》），管子更是说“夫争天下者，必先争人”（《管子·霸言》），这些都体现了士阶层在产生以后对自我的认可和欣赏。而战国策士，则以实际的行为显示了他们在推动战国形势的发展过程中所起的不可低估的作用。范雎说秦王制定远交近攻和除“四贵”的策略，为秦国进一步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苏秦为了燕国对齐国使用反间计，说动齐王攻打宋国，致使齐国遭受六国攻击并被燕兵攻破，后来虽复国却一蹶不振，在客观上结束了战国中期秦与齐长期相争的局面；黄歇说秦王退兵并使秦楚结好，鲁仲连说燕将而解齐国之围等，这些都是战国发生的非常重大的事件，策士们在中间翻云覆雨，发挥了巨大的能量，对历史的进程有着重要的影响。他们甚至能够“所在国重，所去国轻”（《刘向书录》）、“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孟子·滕文公下》），可见这些策士的确非同小可。
策士作为一个群体是非常活跃的，由于地位的提升而具有较大的能量。但是，他们并不是力量的源头，而是某种能量彰显和散发出去的转换渠道。这种隐在的势能将策士变为一个枢纽，在转化之间创造、改写着历史。而策士作为一个崛起的群体，也使得这种可能成为现实。笔者认为，这种隐在力量就是时代所赋予的势能，这不仅是一个力量源，同时也是一个使其势能外化的条件提供者。因此，策士自身所具有的能量，包含了双重意义：时代的能量和被时代激发的生命能量。策士人群的生命能量是时势等势能转化的外在表现，同时，他们再对这种能量不断进行转化，塑造新的时势、人势、地势、事势，形成新势能，这个意义上，他们既是创造者，又是势能转化者，并且是《战国策》所表现的中心，这一点将在后文铺开论述。《战国策》记载了这种转化的轨迹，并在这种过程中源源不绝地涌现出思维、语言上充沛的“势能”。从总体上来说，《战国策》思想的样态相当丰富，不仅有重计崇利的纵横家思想，也有认为“举士，(6)则民务名不从本，朝贤，则耕者惰而战士懦”的法家思想，还有主张护民力、与天时的儒家思想，驳杂多样，呈现出总体倾向鲜明，但是又融合了多种观点的较为复杂的特点，这在百家争鸣、各种思想激荡撞击的战国难以避免，其他许多诸子著作也有这种特点。《战国策》相较于其他诸子著作，具有更大直接冲击力的“势能”，不仅源于其独树一帜、包容力强的内在思想，也在于其思维方式、语用习惯方面所体现出的鲜明的特点，使其特立独行而绝不类他，这即是运用发散性思维表现出充沛的“势”的感染力。策士的发散性思维表现在空间上的指点江山、任意开合不受地理限制；时间上的激进的联系、变化、延伸，即对事件发展进行快速的联想与分析，甚至可以延至相当远的将来。语言亦具有鲜明的发散特点，铺张则不吝笔墨、气贯长虹，排比则其势难扼、状如破竹，夸张则排山倒海、山雨欲来，可谓雄阔精妙、气吞江海，显示出睥睨古今的气势。章学诚评论其语言说“其辞(7)敷张而扬厉，变其本而加恢奇焉”，“行人辞命之极”，更有甚者给(8)予其“文辞之最”的最高评价，可见其言辞由于充沛的感染力而受到了众多欣赏。策士的语言铺张犀利，论辩起来或从容有度，或疾风骤雨，或迂回婉转，犹如雨后山洪，高瀑小流皆天然自成，是内在气度、气势的自然生发。
社会的变革是士阶层崛起和心理发生变化的本质原因，一个王朝衰败下去，却带来了思想文化、语言艺术繁盛的春天，形成了中国文化史上不可多得的黄金时期。纵横策士是其中相当活跃的一支力量，他们饱受非议，却有着无可否认的现实与精神层面的影响。《战国策》通过对策士独特的思维和语言的记载，表现出他们充沛的文气。在这种文气中，“势能”为其根本。下面就对“势”、“势能”作具体分析。第一节 势、势能与《战国策》中的五“势”
既然《战国策》充沛文气的根本为势能，那么何谓势能？要解释势能，必然要对“势”有一个透彻的了解。“势”在秦汉古籍中一般写作“埶”，《礼记·礼运》中曰：“如有不由此者，在埶者去”，《荀子·解蔽》：“申子蔽于埶而不知知，惠子蔽于辞而不知实”，《后汉书·马融传》：“初，融惩于邓氏，不敢复违忤埶家”，《文选·南都赋》：“尔其地埶，则武阙关其西，桐柏揭其东。”《说文解字》丮部解释说“埶，种也”，“埶”在甲骨文里即如种植草木之形，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中说：“《说文》无‘势’字，盖古用‘埶’为之。”可见“势”是借用了种植草木之形的含义，引申为力量的趋向，通过客观的形式表现出来的。“激水之疾，至于漂(9)石者，势也”，“势”的特点是具有力量，并且是在运动中产生的力量，能够对其他事物形成冲击力。继而“势”出现了更多的衍生意义，例如，“形势”是在具体局面中形成的力量趋势；“势力”指的是权势对人形成的威压；“气势”则是指人气宇轩昂，或建筑物高大威武；还有姿势、声势、势头、势不两立、势如破竹、势均力敌等词语不一而足，但是“势”的运用都具有以蕴含的、有趋向的能量来形成某种威压的含义。“势”在先秦典籍中就已经出现，说明古人对“势”的认识是比较早的。《尚书·君陈》说“无依势作威，无倚法以削”，《老子·五十(10)一章》说“道生之，德蓄之，物形之，势成之”，《荀子·议兵》：“兵之所贵者势利也，所行者变诈也”，“势”已具有了几种不同的意义。《尚书·君陈》所言之“势”为权势，也就是由于人在社会中的地位高下不同而形成的权势差别，高者无疑会给低者形成压力。这种“势”，既是封建社会中各种秩序正常运转的保证——以“势”的方向来统治社会，也是权势论者所强调的中心，以荀子和韩非为代表。荀子认为，人性恶而必须运用外在的权势方能压制，所以他说：“古者圣人以人之性恶，以为偏险而不正，悖乱而不治，故为之立君之上势以临之，明礼义以化之，起法正以治之，重刑罚以禁之”（《荀子·性恶》），对于人心的险恶，要防止争斗和悖乱，就需要有强大的、众人认可的集中权势来约束和管制，这样才能在震慑他人的同时，理顺关系、治理社会。韩非子更是不遗余力地主张“势”的作用，他将“势”与“法”、“术”互相结合，设计了一套中央集权的运行机制，加强君主的威慑力，蕴积着盘桓在所有制度之上的约束力，由此形成(11)具有凝聚力量的封建国家。“势之为道也，无不禁”（《韩非子·难势》），“君执柄以处世，故令行禁止。柄者，杀生之制也；势者，胜众之资也”（《韩非子·八经》），君主必须牢牢掌握实际的权势，运用“法”和“术”来创造和维护自己的“势”，方能不被人夺取权柄，从而处于势能作用的最顶端，保持优势地位。《形势》、《形势解》、《吕氏春秋·慎势》、《慎子》等文章典籍对此种含义的“势”都有集中阐述。强调权势，是“势”在古典文献中较多用到的意义，这和古代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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