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耀海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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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鞅变法研究试读：
自序
呈献给读者的这本书，是关于商鞅变法研究的初始卷。目的在于研究商鞅变法的基本架构，并从中提取变革的基本规律和相关机制。
这个目的，来自当代中国深化改革的需要。通过改革完成中国的乾坤再造，客观上要求从本国变法史中提取适合的类似经验。选择商鞅变法作为解剖体，主要在于它不仅成功，而且唯一成功。如马克思所言，已经发育的身体比刚开始生长的细胞更值得研究。相对于同时代的其他变革来说，商鞅变法典型而且完整高效。它是在最适合变法的战国中期，在最适合变法的落后秦国开展的完整型变法，体现出天道与人欲的一体化。
然而问题并不在于商鞅变法本身是否完美，而在于它所体现出的铁的必然性在当代的反映，以及由此催生的变革趋势。商鞅变法的内在逻辑向我们所展示的，只是中国的未来走向。也因为要思索这个走向，两千多年后的我们，仍要回头分析商鞅变法的逻辑价值。
在中国社会制度转型过程中，商鞅变法具有强烈的示范意义。在封建社会的长河中，更多的是对商鞅变法的不理解、误解甚至唾骂。穿透岁月，其所蕴含的变革规律和变革方法论，却因为当代中国公益度的提高而愈发显现出均衡的变革光芒。相对于商鞅变法本身的价值，当下的学术研究显得比较薄弱。
为深入挖掘其在变法史上的典型价值，本书撇开从某种细节视角研究的惯例，试图整体观照这个制度变革体。为此，本书在引入唯物史观的基础上，特别强调运用制度分析方法。任何成功的研究，都有其核心范畴和基本线索，本书的基本范畴就是变革指向。变革指向决定变革内容，并按照自己的要求塑造相应的变革模式。这是本书得出的基本结论。由此，变革指向是贯穿全书的主词和基本线索。从这个意义上说，商鞅变法是战国时代变革指向的具体落实。
本书可以被看作制度变革的案例分析。笔者试图在整体化分析框架下，重新理解商鞅变法的来龙去脉，并赋予其新的时代特色，使古老的变革命题因为当代注脚而获得更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在研究过程中，笔者深深感到，要想真正揭示商鞅变法的历史价值，必须站在唯物史观的立场上，紧紧抓住人民利益的主轴，只有这样，才能客观而冷静地分析这一重大变革到底在哪些方面对人民有利。
本书因应当下社会变革脉动而成。由于问题的难度很大，书中的基本观点和逻辑结构，虽然经过反复修改和调整，却总难以有效覆盖和揭示商鞅变法的整个历程。笔者已经下定决心，在适当时候研究《商君书》，创作《〈商君书〉思想研究》。也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揭示出商鞅变法的逻辑脉络。本书已经达到了阶段性目的。现在有机会将粗浅的研究成果公之于众，仍然令人欣慰。希望更多人参与到商鞅变法的研究中来，让大家的智慧在分析商鞅变法中绽放出改革学的光彩。
尽管秦国民众被迫跟上商鞅的步伐，但是心里已经开始不喜欢。这也注定了商鞅最后的悲剧。似乎，这个悲惨结局，是封建时代不可避免的英雄落幕。
商鞅光明磊落，尽公不顾私。研究由这一人物推动的巨大变革，也应该客观冷静。虽然笔者已经尽力这样做，却难以完全排除理性语言中的感性倾向。因此，对本书的研究及结论，请读者们保持客观态度，并运用批判思维加以对待。
特别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提供的出版资助。感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正是芮素平等编辑的积极促进，才使本书顺利出版，并且以较为优化的形式与读者见面。
是为序。王耀海2014年12月15日
导言
一 基于类似
中国正进行的改革，是一场史无前例的制度革命，目前正趋于深化。其深化路向，要求深入思索变革的逻辑。因为没有横向经验可资借鉴，事关全局的大问题一时难以解决，变革者往往选择在同根的同类事件中去寻找历史得失。在前路需要确定的情境下，回首本国制度土壤上曾有的类似改革，从中提取社会变革经验，不仅可能，而且必要。
当代中国的社会变革，在很大意义上与商鞅变法类似。同类相鉴，中国当代问题的解决，客观上就需要深入研究商鞅变法，以寻找来自遥远年代所内含的基因支持。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奠定了中国两千多年封建统治的根基，造就了非同寻常的中华基因。中国古代的商鞅变法，是秦国君臣把握当时七国争雄的形势，审时度势地锐意变革，使落后的秦国后来居上，为秦国一统天下打下牢固基础的变革。历史虽然不能重演，但社会变革的规律往往体现出很大的类似性。特别是同位相似的历史事件，具有很大的可比性。
中国几千年来的所有典型变革，只有商鞅变法是社会制度革命，而且真正成功。其他诸如王安石变法等，是在封建社会制度稳定前提下的自我调适，而不是制度革命。从革命视角观照，中国历史上只有夏禹立国、戊戌变法、孙中山建立中华民国才能与之相提并论。而相对于后世不稳固的制度革命如戊戌变法，商鞅变法无疑更加成功。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之中，与那些在王朝衰落期进行的所谓变法，如王安石变法和张居正变法等相比，商鞅变法是在一个社会制度向另外一个[1]社会制度转型过程中的唯一成功的变革案例。
从这个意义上说，商鞅变法阻力最大，难度最大，盘整最难，也最具开创性。这个变法，为后世提供了丰富的制度变革经验，成为后世变法的先验示范。前已述及，目前的改革具有革命意义。我国当代的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在一定的意义上也是社会的制度革命。因此，可以对商鞅变法同类相鉴。由此，揭示二者的类似性，成为逻辑必然。一般来说，商鞅变法与当代中国改革有几个类似方面。
第一，国家恰逢大争之世。商鞅变法时的秦国，处于各个封国争夺生存权的激烈战国时代。如果不能在较短时间内形成保障存续的制度路径，国家就会在激烈竞争中失去生存可能。与此类似，新中国成立迄今，始终处于资本主义国家的重重包围之中。作为具体表现，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剧变，已经深刻表明我国的生存难度。
第二，国家居弱图强。秦国商鞅变法，是穷弱秦国追求国富民强的制度推动。当代中国也大抵如此。近代以来，中国始终处于穷弱地位，被西方列强鄙视和侵略。但我国民众在民族先锋的带领下，追求国家独立自主，寻找国家富强的康庄大道。居弱图强，这是无数中华奋斗者所追求的核心目标，也必将是当代中国的基本目标。
第三，国家是跨越型的。秦国是当时典型的跨越型国家，即因为生存危机，由奴隶制发展中国家阶段，突然间向封建社会发达国家阶段进行跨越。由此，秦国是一个跨越型的后起国家，要对当时最先进的封建制国家进行制度追赶和国力超越。这种跨越尺度在当时来说，非常巨大。当代中国需要在资本主义制度还没有真正建立的前提下，对世界发达国家进行制度追赶，实现现代化。为了顺利实现追赶，新中国选择社会主义制度作为追赶基础，以避免在同质制度基础上被西方发达引力吸引而依附于西方国家。这也就决定了，当代中国进行的制度追赶，又远远超过秦国当时的制度跨越和国力追赶。表现为，新中国成立以来都在不间断地进行各种形式的经济大跃进，希望尽可能快地“赶英超美”。
第四，国家进行同权革命。对秦国的商鞅变法来说，确实是通过制度革命，再造出另外一个“新秦国”。其基本特征，在于保持了秦国政权的原有归属，即国家所有权仍然掌握在嬴氏部族手中。可以说，通过商鞅变法秦国实现了同权革命。与此类似，当代中国在保证执政权归属中国共产党的前提下，进行制度革命，在从封建社会制度向资本主义制度过渡的同时，又不间断地从资本主义制度向社会主义制度过渡，实现的也是同权革命。同权革命，在人类历史上并不多见，因此没有被深入研究过，却因为当代中国在世界国家体系中越来越重要，必将被人们所关注。
第五，国家需要“生存速度”。在后起国家追赶发达国家的过程中，国家需要保持一个“生存速度”，即用一定的发展速度来保证国家的存续。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对冲社会制度革命可能导致的社会反抗，使社会在稳态中得以存续和发展。秦国商鞅变法时，要对付的是国内外敌人。因此，必须进行快速变革才能有效推行变法措施，实现变法目标。当代中国更是如此，在资本主义包围密不透风的前提下，如果不能获得生存速度，国家就会在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竞争的同位比价中失去存在合理性，进而失去民众支持，所谓的社会制度变革将无从谈起。所以，我国要首先侧重于重工业，相对轻视轻工业和民众消费。正是如此，一定高位的GDP速度对我国来说，特别重要。
第六，国家要进入法治社会。社会制度革命的时代，往往暗含着对规则体系的重视，因此形成对法治社会的要求。虽然社会革命延续时期有长有短，因此对法治的需要可前可后，但对建立规则体系以保障新社会制度的基本需求，却是各种社会革命真正实现后的国家共性。秦国商鞅变法，需要建立封建主义法制体系，实现战时法治来加以巩固，进而实现秦国的可持续发展。甚至可以说，秦国实现的战时法治，是中国古代唯一的古典法治。汉朝以后的所谓法治，基本上是掺进较多人治杂质的浅度法治。当代中国进行社会制度变革，同样也要求法治。虽然在新中国前一段巩固政权时期，出现过忽视法治的现象，却也为后来重视法治奠定了基础。可以说，中国当代对法治的重视，已经达到中国有史以来的最大值。法治中国的建设，将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建设新局面。相对于秦国时期的战时法治，当代中国建设的法治，将呈现出更加深化的法治状态，甚至将因为其空前的制度建设而创造出人类历史上最辉煌的“中国法治”。
因为上述类似性，研究商鞅变法就具有了很强大的合理性和必要性。什么原因促成了这次巨型变法？当代中国的第二次商鞅变法是如何对中华基因进行再造的？经由商鞅变法所确立的“中国模式”，在当代需要适应时代，变成另外一种新模式。这一点，使得回溯历史源头显得尤为必要。对于这样一个宝贵的变法标本，必须全面而深彻地研究，才能真正发掘其中的制度逻辑，进而比对、思索中国当代的制度变革。
基于类似，研究商鞅变法具有很强烈的理论意义。研究商鞅变法，对唯物史观的完善来说，具有重大理论意义。“理”字最重要，合理的人和事最终都会获得成功。因此，研究商鞅变法的“理”，进而总结社会变革的“理”，自然成为本书的基本目的。研究的过程，实际上就是把商鞅变法当作一个典型变法案例，运用唯物史观对之进行精细思索的过程。由此，唯物史观也能得到应用，并且获得对应性增长。
深入研究商鞅变法，也是对改革学的理论补白。我国正在进行深刻改革，因此探索改革规律成为必需。“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2]展阶段。但是它能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为促进改革的顺利进行，思索改革逻辑成为目前推进改革事业的理论需要。
对商鞅变法的既有研究，往往停留在片断意义的提示上，缺乏在一体联结中对商鞅变法进行历史意义和现实价值的整体审视。对其研究来说，目前学界还没有一本全面思索的学术专著。从目前已经收集到的数据来看，即使有一些相关专著，也主要是围绕《商君书》展开的，而没有就商鞅变法本身进行深刻的全面研究。这是理论研究的不足之处，需要予以补漏。客观上需要通过相应的研究框架，探讨在什么样的制度基础上，运用什么样的思想，在什么样的国家里完成了什么样的改革，进而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由此，深入研究商鞅变法，具有较大的理论价值。
需要强调的是，商鞅变法本身也具有很大的历史价值。因为权力对意识形态的支配，任何思想意识要想成为社会显意识，都要经由国家认可才能真正被推广。法家思想内含的革命基因，要求对当权者进行规则约束，这是商鞅变法在很长时间内不受重视的基本原因。相对于要求民众服从的儒家思想，法家思想并不受统治者青睐。因而关于商鞅变法的研究未受到重视和推广。这样的研究现状对商鞅变法这个取得巨大成功的变革典型来说非常不公平。客观上也就产生了深入研究商鞅变法，提取其基本逻辑，并由此加以推广的现实必要。
由此，因为理论价值、现实需要和商鞅变法本身的研究价值，产生深厚的研究必要性。对科学研究来说，特别是对社会科学来说，宏观阐述非常必要，它能够激发出宏大视野，对相关阅读者的战略思维形成来说非常重要。但宏观阐述，也需要宏观层面上的细节论证。例如，“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相互作用的规律是人类社会历史的根本规律。如果抽象地用这种规律去解释特定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现象，[3]显然过于宽泛，甚至等于什么也没有说”。对相关问题的科学阐释，只有在细节推理和相关论证中才能获得科学意义。由此而来的宏观，才是真正有说服力的有效的宏观。对商鞅变法的研究，其任务是要研究这一抽象得几乎没有内容的变法规律在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是如何起作用的，进一步解释它是通过什么以及如何影响国家塑造的。
二 研究方法
方法与研究对象相对应。对象决定方法范围，目的选定具体方法。本书的基本目的，是探讨商鞅变法的内在逻辑，分析其历史必然性及各种原因，从中提示出改革空间的大小，以及实现变法目标的有效路径。与之相应，本书的研究方法主要有以下几个。1.历史唯物主义
统领本书的研究方法，是历史唯物主义。运用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结合商鞅变法的大时代及其基本内容，进行适应性思索，是保证本书完成的基本动力来源。马克思研究问题的方法，是探寻研究对象的内在因果规律。但是这种因果规律不是简单的线性因果关系，而是在不同条件下，产生不同结果的条件式因果关系。许多看似简单的结论，实际上需要把很多关联性的现象连接起来才能真正看清楚，并由此得出正确的相应结论。这不是细节性方法所能完成的。没有人类视角，就没有办法站在世界高度上对事关人类全局的事情进行端详。同理，没有关涉宏大的方法，就不可能解决只有宏大视角才能应对的重大问题。唯有唯物史观的大幅度宏观视角，才足以把相关问题弄清楚。
具体来说，“任何历史事物均与其他事物相互制约，各事物内部诸要素之间处在相互制约之中，没有绝对孤立的历史事物存在，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用全面、联系的，而非片面的观点考察历史，是正确认识历史的方法论原则。它要求历史学家必须在全面、详细地掌握历史材料基础上，弄清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分析历史事实背后的因果关系，在把握历史活动的全貌中确定历史发展方向，得出正确的历史任务。……它要求在历史研究中，不能用片面的、割裂的态度对待历史中的某些细节，而要把这些细节放入整个历史的宏观发展当[4]中去考察”。研究商鞅变法，也必须采用这样的整体的、联系的方法，力争做出符合客观事实的理论思索，使其因为更加客观而高效对应历史事实。
作为中国历史上的唯一变法类似体，商鞅变法对当代中国具有强大的示范效应。同位类似性，使得其变法经验具有某种亲缘推动效果。对其深入研究，无疑将推动中国改革事业的继续发展。商鞅变法，使秦国这个穷弱国家实现对富强国家的历史性赶超。这种在短期内出现的生产力扩张和国家实力的迅速发展，究竟有没有规律可循？阐释究竟哪些因素形成的制度创新引领的制度转型，使变法在什么条件下造成一个国家在短期内迅速崛起。这些问题，显然只有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才能予以解决。
本书对商鞅变法的研究，力图体现出唯物史观的基本方向。以大串小，将其放在历史大势规律中去考察，才能凸显商鞅变法的历史坐标和历史意义，而不是仅仅写成一个变法。核心在于变，紧扣“变”，从“变因”到“变中”，再到“变果”，是其逻辑展开的一体化要求。其中，对社会指向的提取，是很有作用的。商鞅变法时期，基本的社会指向是私有化改革与社会统一。对秦国的商鞅变法来说，从整个大时代来进行研究，是必要的。就是说不能从秦国一国来看秦国，因为它的变法是在整个战国结构中展开的。“社会活力—国家变革”，是本书研究的基本方向。当然，根本的问题只有一个，就是生产力的质变引起社会匹配。而统一的要求，也是生产力为实现更好发展的内在要求，表达了人们对过上好日子的群体渴望。他们之所以有这样的渴望，是因为统一有利于发展生产力，必然为他们提供更多的物质资料。2.综合分析法
对商鞅变法，绝不能进行单因素解释，而应该进行体系化审视，对其进行多因素的综合分析。宏观战略分析与微观战术分析，都是本书所需要应用的研究方法。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对于商鞅变法的分析既要采用逻辑严密的微观战术分析法，又要采用宏观战略分析法，只有这样才能从经济领域以及其他领域纷繁复杂的社会经济现象中找到那些具有趋势性和总体性的规律。在这个过程中，不确定性的辨别以及分析这种不确定性对于重大的全局性以及趋势规律的把握，往往更能发挥改革对于社会变革的指导作用。二者有效结合形成的综合分析法，是完成本书，形成宏观、微观一体化的逻辑展现的基本需要。
作为综合分析的集成，需要对商鞅变法进行体系化研究。在研究过程中，逐渐形成体系视角，进而反观已有研究，得出较为合适的研究结论。在研究过程中，往往围绕一个词，串出一条线，带出一大串，形成一个整体。内外因素前后一体，在实证中推导逻辑，用逻辑指导进一步的实证推导。应该用体系视角的大模式，而不应该用那种小课题切入的小模式，否则撑不起来本书研究的深度与宽度。与之相应，应该边述边论，阐述史实之后立即总结相关范畴、理论，最后汇总为一般理论，前面的阐述就是为后面的一般理论做铺垫与准备的。3.历史与逻辑相统一
完成本书的研究目的，需要实现历史与逻辑的统一。本书所提出的综合性理论分析框架，只是对商鞅变法这段特殊历史的尝试性解释。只要它比其他貌似科学的理论解释更加接近史实和理论，就是可取的。这样，本书的研究方法必然体现出历史主义的历史与逻辑的内在统一。
本书密切关涉历史事实，因此进行历史分析是必要的。要想研究商鞅变法，必须弄清楚其基本过程和内容。如果历史过程的来龙去脉都弄不清，即使是满篇宏论，又让人怎能判断这种宏论的可信程度呢？“在社会科学问题上有一种最可靠的方法，它是真正养成正确分析这个问题的本领而不致淹没在一大堆细节或大量争执意见之中所必需的，对于用科学眼光分析这个问题来说是最重要的，那就是不要忘记基本的历史联系，考察每个问题都要看某种现象在历史上怎样产生、在发展中经过了哪些主要阶段，并根据它的发展去考察这一事物[5]现在是怎样的。”因此，对相关历史事实，进行符合当时社会发展需要的分析，是恰当的。此外，对历史事实进行阶级分析，也是必要的，否则难以理解很多变法事实为什么会发生，如变法前的世袭贵族为什么要阻碍变法的推行，变法过程中，变革集团与保守集团之间的斗争的基本方式是什么，诸如此类，都需要进行相应程度的阶级分析才能深入理解。
强调历史经验的重要性，更加需要强调在历史的时空脉络中阐释商鞅变法的意义。要想做好相关研究，必须在史论结合上下功夫。如果仅仅有史实，就是史实的堆砌，难以体现研究的基本目标。如果史实太少，而只是在那里阐述理论，就会使其理论阐述因为缺乏史实支撑而显得无力。因此，史实与理论一定要结合起来，这也是本书所要追求的研究方法。在这个过程中，要看在什么样的史实基础上，完成了什么样的制度建构，体现出了什么样的变法规律。具体来说，前后相连、边理论边史实的步步推进，显然更加具有开阔性。“理论引出—史实对应—深度总结”，这是本书的总体研究模式。这样，会使全书显得较为深刻，体现出理论与实践的深度结合。
在论述商鞅变法的基本内容构成时，理论起到穿引作用。前面通过史实分析出来的结论，可以作为后面进行理论总结的论据，进一步总结更大的理论。理论也要一层层递增。前面总结出来的范畴和原理，后面一定要应用，否则相关研究就显得无用。前面初步引出，后面总结时深度展开。商鞅变法的基本史实，是前面浅度理论的事实表现，同时为后续的基本理论总结奠定基础。其理论线索是：浅度理论（引出）—中度理论（形成）—深度理论（深化）。史实线索是：浅度史实—深度史实（理论化的史实）。
不论理论还是史实，前后都要能相互呼应，如跨越型国家的总结，要在前面的浅度理论中有所提示，如不同国家因为其起点的路径依赖不同而形成不同的国家对应。后面要总结什么，前面就要提示什么。当然，前面的提示要顺理推导而出，不能显得突兀，不能显得不是本书逻辑所必需的，而是为了推导而推导。所以，整体来说，就是前面含着后面，后面含着前面，相互包含着，用体系化的视角和感觉来展开研究，即形成逻辑一体化的联结思维。4.制度分析法
必不可少的另外一种研究方法，就是制度分析法。应用制度分析，实际上就是进入制度细节进行设定。由此而来的分析虽然显得过于冷峻，却能使读者对相关结论的认识更加理性。对商鞅变法这个典型变法进行制度分析，不仅必要，而且必须。商鞅变法实质上就是社会制度的革命。为什么要进行这样的制度革命？进行了什么样的制度安排？为什么要按照这样的次序进行如此的制度安排？都是本书所必须一一加以解决的。而这些问题的解决，都必须借助于制度分析才能完成。商鞅变法本身，就是一个针对已经形成多年的制度僵滞进行制度创新，进而达到初步制度均衡的过程。显然，这样的一个过程，就是制度变迁逻辑的基本展现。
三 资料综述
资料的宽度与深度，都是本书所需要的。就商鞅变法来说，其研究资料还相当有限。这种有限，一是考古方面的发掘有限，二是前期研究因为不受重视而没有真正展开。因此，本书始终受制于相关资料的缺乏，而难以进行更加深入的描述和探索。
首先面临资料选择的标准。在资料的选择过程中，有一个资料位阶的问题，即资料重要度前提下的具体选择。本书的研究资料，一般是以史实重要度和理论重要度为判断标准进行选择的。重要的资料，会被优先选择。而那些看似不重要，实际上却能给人以较大启发的材料，也是本书所要着力研究的。
本书的资料主要分为古代资料和现代资料两大部分。从古代资料来看，《商君书》、《史记·秦本纪》、《史记·商君列传》、《史记·秦孝公本纪》和《战国策》等，是最为重要的资料。这些资料中，《商君书》提供了商鞅变法的指导思想。虽然《商君书》并非全部由商鞅本人所做，但据张林祥博士的研究，大致能反映出商鞅的思想，因而可以作为研究商鞅变法的资料。《史记》和《战国策》等，则更多地提供史实，为研究商鞅变法奠定史实基础。
现代材料又分为著作、学术论文。关于商鞅变法的全面研究专著目前还没有检索到。直接以商鞅变法作为研究指向的著作，有两部。一部是张林祥博士的《〈商君书〉成书及其思想研究》。张林祥在著作中，系统梳理了《商君书》的篇数、内容和可考的资料，基本上确定了《商君书》由商鞅本人著作、商鞅思想记录和后人整理材料构成。书中，对商鞅变法的背景、基本内容和相关影响，进行了初步探索，为研究《商君书》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关论点提供了可靠的资料支持。另一部是周密的《商鞅刑法思想及变法实践》。该书主要探讨了商鞅变法中的刑法思想以及刑法原则对当时秦国的影响。在研究商鞅刑法思想的过程中，周密还较为细致地探讨了商鞅变法的时代背景，特别是对法家思想的研究，为笔者深入研究商鞅变法提供了思想基础。
此外，林剑鸣的《秦史稿》、张金光的《秦制研究》等，为本书提供了扎实的资料支撑。其中，《秦史稿》为研究商鞅变法提供了很多史实资料。《秦史稿》阐述了秦国从未成国到成国、从弱国到强国、从强国到霸国以至统一天下之后的迅速灭亡的史实。可以说，该书是研究秦国来龙去脉的一部国别史，也为后来者研究秦国历史提供了极为宝贵的材料。《秦制研究》以商鞅变法前后的事实为依据，论证了商鞅变法对秦国各种制度建设的内在影响。特别是其中提出秦国自商鞅变法之后，形成了土地国有制和以此为基础的授田制、官社政治经济体制，给人深刻的启发。此外，对中华文明的论述、对军功爵制度的阐述，对小家庭本位的思索，对秦国官制的描述，都给人以较为深刻的研究激励。可以说，《秦制研究》是讨论商鞅变法不可多得的宝贵资料。
需要强调的是，孙皓辉的《中国文明正源新论》为本书研究提供了强大的“强势生存”视角。如书中提出“强势生存成为最为普遍的社会精神，求变图存成为国家政治的不二大道。变则强，不变则亡。[6]国家要强大，只有走变法大道”。孙皓辉提出：“战国变法，更接近于社会革命。春秋改制，则更接近于社会改良。正因为战国变法所具有的这一历史特质，发动与主持变法的布衣政治家们的流血牺牲，几[7]乎必然地演化为一种普遍的历史现象。”这样的论述启发了本书对战国时代社会革命方式和由此而来的“商鞅代价”的思考。而该书中对秦孝公的描述，认为他是战国“天宇中的太阳”，则激发起本书对秦孝公个体特性的关注，引出对变法型君主的思考和研究。
孙皓辉的《中国原生文明启示录》，则为本书研究提供了中华基因的视角。孙皓辉认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在它由涓涓细流汇成澎湃江河的历史中，必然有一段沉淀、凝聚、锤炼、升华、成熟并稳定化的枢纽时期。这个枢纽时期所形成的生存形态、生存法则，以及思维方式、价值理念、精神特质，等等，都具有极大的稳定性，具有极强的传承性。这些稳定的传承要素及其综合形态一旦形成，便如同生命基因对一个人的决定性影响一样，将永远地以各种各样的方[8]式，影响或决定着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生命历史的发展轨迹。”由此可以看出，每个民族国家，都有其固定的国家性格。特别是像中国这样文明迄今的国家，一定有其国家基因。基于这种思考，本书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发现和表述由商鞅变法奠定的中华基因。《中国古代经济史稿》为研究商鞅变法提供了较为丰富的经济视角。《中国经济发展史》为本书提供了较多的经济史实。其他相关著作，如《商鞅变法与王莽改制》《真商鞅》《先秦史论文集》等，也从不同角度给笔者以适度启示。
学术论文又分为学位论文和期刊论文两大种。学位论文中，博士学位论文对本书支持较大：《先秦时期县制的起源与转变》提供了县制的形成来源及其基本格局的思路；《秦思想研究》梳理了秦国统一前的思想发展历程，提出商鞅变法对秦国功利思想的继承与发展；《论春秋战国时代秦国人才引进》，对秦国的人才引进机制进行了论证，并对人才引进对秦国强大的促进机制进行了梳理。博士学位论文，为笔者提供了诸多视角和材料，帮助笔者将相关思路引向深入。
此外，质量较高的相关硕士论文也在某些方面给笔者以启发：《商鞅的“强秦之计”与秦国的政治发展》认为“抟力”思想是商鞅变法的核心思想；《商鞅的“变法理论”研究》形成商鞅变法的理论指导思想视角；《商鞅变法前秦宗法问题论稿》对秦国的宗法发展状况提出了相关思路。
学术期刊论文为笔者提供了较多的思想启发和研究支撑，其中《试论商鞅变法成功的原因》《论秦国的经济社会转型》《论秦的三次文化转型》《试论春秋时代秦的社会构成》等都给笔者较大启发。
虽然关于商鞅变法的相关研究已经较多，却仍然处于初始阶段。其表现就是一部全面研究商鞅变法的学术专著都没有。可以说，关于商鞅变法的研究，处于不断积累有待深化的阶段。法学界的相关研究尤其少，在仅有的研究中，研究者也主要是从法治视角予以观照，甚少关注社会制度变更对商鞅变法的影响，以及由此而来的变法指向。
笔者认为，既有研究有相当一部分充满情绪，要么简单推崇，要么偏狭否定，缺乏以唯物史观进行深入解析的重量级作品，也没有对商鞅变法进行深入的制度分析的研究成果。总体来说，相关研究仍然处于需要用科学方法加以整合的阶段。但是这些既有研究，确实为深入展开后续研究提供了相应的资料和聚合可能。上述研究资料，将在本书展开中予以针对性的应用。
四 研究框架
经过研究，本书形成了相关研究框架。以变法为对象的分析框架，要根据变法框架来展开。在分析过程中，可以对相关的重要问题进行细节化分析，由此得出相应的新范畴和新原理。这样的研究结果，就会形成研究的基本框架。在研究框架的形成过程中，必须认真分析变法所提供的制度框架。而变法框架本身就是对制度框架进行分析和选择的结果。由此，变法框架、制度框架和研究框架，三者本身内在相连。
对变法形成的制度框架所进行的分析，跟随变法的基本问题而形成。总体而言，本书主要回答了四个问题：为什么要进行商鞅变法？商鞅变法对哪些方面进行了变革？变革的结果如何？商鞅变法对当代改革有什么样的借鉴意义？由此，本书设定四大编：变因、变革、变果与同变。以此构建一条逻辑线，串联起全书各章。
与之相应，本书呈现出“提出问题—总结理论—现实运用”三步逻辑。在研究过程中，始终紧密结合变法的史实进行阐述。本书首先运用初步的变革理论，引出战国时代的变法积累，从中寻找到一定的规律机理。这些理论阐述，要在商鞅变法的具体阐述中加以应用并更深刻地总结，进而最后总结出理论体系。本书的研究，实际上就是结合史实不断总结出理论体系的过程。本书相对于历史学更加强调史实分析，更加强调在史实分析基础上的理论总结，并希望由此对当代中国的变法现实产生理论解释意义。
本书始终坚持以分析变革指向作为逻辑主线。这是由商鞅变法的特点所决定的。因为在当时的战国激烈时代，变革指向，将直接决定社会生产力扩张和社会进化的核心表达和需要。
我们的研究不能从既有的研究片面性结论出发，而应该从商鞅变法的史实出发，从中抽象出一般概念的中心范畴，并推演出中国变法的基本逻辑。“变革指向”正是这样一个范畴。秦国的“变革指向”造就了商鞅变法，现代的变革指向造成了今天的改革。由变革指向入手进行分析，能破译隐藏在社会制度变迁中的核心密码。希望这种研究给中国改革总的创建增加新的元素，并促使其研究起点的确立和分析框架的形成。
之所以需要研究某个时代的基本问题，主要是因为该时代的研究对象和相应的学科的基本理路，都是社会制度的基本结果。有什么样的社会制度，就会有什么样的基于社会制度的基本问题，要求人们进行思索。研究问题、研究对象和研究学科，由社会的制度问题所激发。社会制度运转及其完善需要什么，就研究什么来加以应对，形成相应的研究对象，这是非常重要的。社会制度变革本身就是对旧制度体系内所产生的制度问题进行解决所形成的制度替代。因为高位新制度对低位旧制度的替代，由此产生的新的问题又会出现。与之相应，就会形成新的研究框架和研究学科。
因此，本书必然形成制度分析的基本逻辑。它着重分析跨越型国家在进行制度跨越过程中的相关变革行为类型、变革行为的内在机理和约束条件以及如何改善社会制度的已有方向。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只能对商鞅变法做实事求是的宏观分析。在这里，并非偏好不精细的制度分析，而是商鞅变法本身就是一个约束条件太多、涉及面太广（政治、社会、经济、文化、心理、历史传统等）的比较混沌的研究对象。如果为追求理论本身的精美而舍弃重要甚至关键的变量，则不仅分析得出的结论与事实相去甚远，而且有违笔者探求相关科学真理的初衷。
本书采取的基本框架，是分总分式的研究。在分述商鞅变法的背景、内容基础上，总结变法成功的一般路径，进而应用到当代中国，探讨正在进行的第二次商鞅变法。
第一编，探讨商鞅变法的基础和大小环境。重点探讨社会变革的实现路径。本编将主要探讨商鞅变法的历史基础和秦国适域。任何变法都需要有相应的基础才可能成功。基础厚度如果不够，则变法成功的可能性就小。而本编所讲的变因，主要包括必然变因与偶然变因。历史上的诸多变法，实际上就是必然变因与偶然变因的一体结合所促成的。本编将主要探究商鞅变法的经济基础、政治基础、思想基础和社会匹配，这几个方面相互结合、共同造就了变法大势、变法空间和社会对变法的可接受度。在大势推动下，秦国必然要做出哪些回应以继续生存。就是要分析商鞅变法的秦国环境。而商鞅变法就是在这样的大环境和小环境中产生的。
第二编，主要探讨商鞅变法的具体变革，探究商鞅变法在哪些方面进行了深度变革，进而为下一编探究变果奠定前提。这一部分，必须探讨为什么在这些方面进行探讨，也是将历史必然和秦国偶然结合起来进行阐述。这样才能使阐述更有深度和真实度。
第三编，主要研究商鞅变法的变果，即取得了哪些成果。这些成果，可以说是变革部分的汇总，主要包括秦国强化、战时法治、中华基因等。在展示这些变果之后，进一步探讨商鞅变法成功的原因，并总结改革成功的一般模式。这样，就实现了有基础的三级跳，为后一编的展开提供了前提。
第四编，主要讨论商鞅变法在当代中国变革的过程中，有哪些借鉴意义。当代中国的变革与商鞅变法具有很大类似性，主要表现为，一是社会制度革命，二是同一政权，三是和平变革。从同权革命角度来看，中国目前正在进行第二次商鞅变法。其中，最后一个部分，是全书的升华部分，探究当代中国实现同权革命的现实可能及其路径，揭示中国正在上演并且将加速出现的第二次商鞅变法的可能走向。
整体来说，各编各章要环环相扣，相互连接，首尾相顾，一体化地形成立体研究架构。
五 研究得失
作为笔者庞大研究规划中的一部分，本书有很多得失需要交代给读者。从其获得角度来看，在范畴、原理和理论上都有一些突破。本书力图借助于对商鞅变法的分析，得出关于变法的一般机制，使之理论化。
从范畴视角，本书提出了一些具有新意的范畴。其中最为重要的是社会变因、变革指向、跨越型国家、同权革命等。可以说，这几个范畴，既构成商鞅变法时秦国的大致路线，也能对当代中国正在进行的第二次商鞅变法起到同位示范作用。虽然上述范畴的科学性、内涵和外延，还有待最终确定，却也可以支撑本书研究的展开。
基于上述范畴，关于改革空间的讨论也是本书的关注重点之一。改革需要往往受制于改革空间。因此，改革空间这个范畴应该引起人们的注意。作为直接承载体，制度容量这个词语也非常重要。在制度容量范围内，改革可以进行，突破制度容量后则难以开展。其中的逻辑是什么，本书初步进行了探讨。
本书以商鞅变法的史实作为分析基础，运用唯物史观对其基本逻辑进行具体分析，得出了较为切实的研究结论，总结出以新范畴为穿引的相关原理。基本结果，就是几乎每一节都有新的思维分析，如在分析秦国秦人的变法特性时，提出地理环境决定人群特性，而人群特性往往要与时代所需要的“趋势特性”相比对，契合趋势特性的族群一般会成为趋势代表族群，进而会在时势发展中占据更高地位。这样的分析在本书的阐述中还有很多。也正是这样的理论阐述，使本书具备了更多的参考价值，同时也为商鞅变法的研究开启了新的研究模式，并使其迈向深入。
在论述体例上，也有一定的突破。笔者一直希望在体例上有一些创新。如果类似于其他研究者那样，按照历史逻辑铺排材料，似乎没有什么新意。但是，推倒重来又可能逸出符合历史的逻辑。更加适合的做法，是在历史的逻辑阐述中提炼出更加恰当的研究主线，进而使之贯彻到全书写作之中。
本书实际上是对变革哲学进行的以商鞅变法为载体的研究，故带有较大的思想探索意涵。本书虽然带有变革思想探索的痕迹，却更是构建中国变革学范式所不可缺少的基础性和前提性工作。它并非随意的研究选择，而是变革理论研究进一步深入的需要。
此外，本书尚有较多不足。首先，材料嵌入不足。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史学界本来的有效材料就有限，更多的是一些侧面转述，如司马迁在《史记》中的相关论述，缺乏第一手资料以支撑研究的深度展开。也因为史料缺乏，以至于本书只能根据现有材料进行理论推导，而难以进行实践性论证。这一缺憾，可能只有在秦代诸多文物发掘之后，才能具体补足。二是本书不是史学考证之作，而是依据基本材料展开相关的规律阐述，并不需要深度的细节材料就可以总结出变法逻辑。尽管如此，依然使研究少了一些基于细节材料才可能产生的创作深度。
其次，研究本身还有不少需要进一步探究的问题。如制度容量的问题，本书并未给出深刻的解释和论证，而更多的是作为一个问题提出来供大家讨论。再如，对商鞅变法的局限性，本书强调的也比较少。因为在论述它的历史进步性的时候，过多地因为要思维全面而刻意强调其局限性，似乎也是一种矫情。但作为对商鞅变法的全面研究来说，这确实有待弥补。
本书所体现的，更多的是抽象推理。过多的抽象推理，即使正确，也会因为缺少实据支持而显得无力。作为研究者，即使研究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运用假设以求证，甚至会有某种猜测，因而有主观色彩，也更应该不断地反思求证，使自己的认识符合客观真实，因而也更加高效成立。
再次，虽然笔者努力写出层次感，却在某些方面难以前后兼顾。前半部分理论为辅、史实为主，后半部分理论为主、史实为辅。但不论怎样，都由一统化的理论逻辑所驾驭。但因为创作时间有限，没有把史实充分融合到理论阐述之中。
最后，从创新度来说，虽然笔者已经做了最大努力，力图在范畴、原理和结构方面有所创新，但从整体来看，依然没有完全出新，虽然任何研究都有其限制性而难以完全达到目的，但这毕竟是笔者的遗憾，只能把不断更新的心愿留给以后的作品。
[1] 衰世变法必然失败，这是一个基本规律。因为在衰亡的国家社会中，已经形成了结构固化的自持趋势，任何变法者都无法与组织化的反变法集团相抗衡。与此相反，升世变法则更容易成功。可惜的是，整个中国封建社会，也就商鞅变法是典型的成功变法。其他如北魏冯太后改制、孝文帝改革，更多的是从落后时代转型到封建社会时代。虽然取得适度成功，却不足以说明社会制度变革的基本意义，因此不具备典型意义。其他变法如王安石变法等，一般都是在衰世阶段进行的变革，最终都沦为失败。
[2]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第11页。
[3] 伍装：《权力经济的发展逻辑》，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5，第318页。
[4] 左玉河：《历史研究的全面整体性原则》，《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8月13日。
[5] 《列宁全集》第37卷，人民出版社，1986，第61页。
[6] 孙皓辉：《中国文明正源新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第353页。
[7] 孙皓辉：《中国文明正源新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第353页。
[8] 孙皓辉：《中国原生文明启示录》，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第1页。第一编变因本编将主要探讨商鞅变法的历史基础和秦国适域。任何变法都需要相应基础才可能成功。基础厚度如果不够，则变法成功的可能性就小。社会变革，由社会变因推动而产生。本编所讲的变因，主要包括必然变因及其国家继受。历史上的诸多变法，实际上就是必然变因与偶然变因的一体结合所促成的。变因内含具体的变革指向，这在战国时代创造出激烈的竞争，促成诸多国家的变革潮，从中分析出变革要件以及由此而成型的变法模式。第一章商鞅变法的历史必然
商鞅变法，是战国时代变法中的典型现象。没有一次现象级的变法是能策划出来的，它们更是社会趋势、变革底盘和个体能动深度结合的共同产物。任何事物的基本特性，都由环境造成。商鞅变法的社会动力，最为关键。其变法动力来自整个变革时代产生的变革动因。在战国这个变革时代，必然形成变法大势，激发出各大国的变法活动，并通过早期变法活动的积累，为集大成的商鞅变法提供可能与基础。
具体来说，应时出现的社会变因要求国家必须变，否则就会灭亡。变革指向，提示国家应该朝哪个方向变。二者结合起来，形成具体的变革背景，为研究具体的变法提供基础和先期支撑。在变革时代，国家之间竞相变法，形成不可逆转的变法大势，表现为经济、政治、军事等诸多方面的一体联动。在变法大势的推动下，产生具体的国家变法。从具体的国家变法中，可以总结出变法的基本要件，以及结合具体国家条件形成的变法模式。变革时代引起的变法大势，推动的具体变法，为商鞅变法的出现提供了纵横累积与经验支撑。第一节 变革时代
商鞅变法所处的时代，是一个深刻的变革时代。这个变革时代，继承春秋时期以来的社会裂解，实现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制度变迁。“在中国历史上，春秋战国之交，是奴隶制社会向封建制社会转变的一个伟大时代，我国各民族社会经济和文化都有了很大的发展。在这个时代，除了反映奴隶制危机的各种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外，由于社会经济的迅猛发展，各诸侯国和各民族之间的政治、经济乃至文化都出现了新的不平衡，有些过去落后被贬称蛮、夷、戎、狄的民族或国家（即诸侯国），在社会生产力不断提高和中原先进文化的影响下以及民族融合的基础上，很快赶上甚至超过中原地区较为先进和发达的民族和‘国家’。同时，中原地区各国之间也因政治、经济条件的不尽相同，呈现出有的强大起来了和有的则衰弱下去的明显差别。”[1]由此，整个国家和社会，进入了空前激烈的变革时代。
正是在空前的变革时代，经济、政治和思想上的应时变因，堆积出推动旧制度更新的变革指向，形成要求变革的时代背景。社会变因和变革指向，是国家变法的主动因素。战国时代形成的国家生存危机，则构成国家变法的胁迫促进，是逼迫变革必然发生的被动因素。本质而言，应时变因是变革的动力机制，表明社会“应该变”。变革指向是变革的导引机制，告诉大家应该“向哪里变”。而变革逼迫则构成变革的保障机制，让变革“不变不行”。三个机制内在结合，形成必然要求变革的时代。一 应时变因
任何变法，都由变因推动而发生。变法的动因是第一推动力，在社会变革中至关重要。正是因为应时变因的出现，才产生了“变革应然性”，即应该变革。变因，是变革发生的动力机制。也就是说，没有变因的出现，变革就不可能发生。商鞅变法也不例外，它是社会变因推动的结果。从一般到特殊地分析变因，是研究商鞅变法的逻辑必然。[2]
所谓变因，就是社会结构中出现的演变因素。一般来说，社会变因分为必然变因与偶然变因。必然变因，基于社会基础改变而生成。偶然变因，是社会具体因素作用于社会趋势过程而引起的量上加减的因素。必然变因，强力推动社会结构从一个质量状态转向另外一个质量状态，是非常重要的历史动能。而偶然变因又分为两种：体现必然趋势的国家变因和松散的偶然变因。本书所讲的变因，实际上是必然变因和体现必然变因的国家变因。这样，对具体变法的考察，将主要围绕变法趋势和国家应对而展开。
社会变因，根源于生产力发展引起的变化本能。生产力趋高演进，与之匹配的生产关系和其他社会行为模式，必然要求发生变化以应对新式生产能力。所以，变因一定会应时而生，即符合当时社会生产力发展要求，对人们的各种社会行为产生实质影响。在这个意义上，经济变因是整个社会中的自变量，而非因变量。作为相对，所有以经济资源作为生存源基础的衍生品，都是因变量。
根源于生产力结构的社会变因，表达政治制度上的变革需要。因为政治服务于经济，经济变因必然要求政治结构呈现最有效的服务方式，即要求政治制度发生变革，表现为政治变因。经济变因与政治变因内在一体，引起社会行为模式与之匹配，进而使变因社会化。可以看出，对社会变因来说，经济为根，政治为主，社会为表。根、主、[3]表三位一体，共同形成社会变因，推动社会发展。
变因以社会发展作为基础，才能称之为社会变因。具体来说，它要代表社会发展趋势，而且已经引起社会的初步变革，体现出不可遏制的发展动能。这样的变因，才能成为有效变因，才是考察变法时所应该纳入的。社会变因，实际上是来自社会内部的底层脉冲，必然引起上层统治者的对应关注。也只有在这种意义上，社会变因才能推动社会结构按照社会趋势要求而演变。
变因对社会结构的作用，集中在它引起变道的必要性，即改变原[4]来行为方式和发展路径的必要性，也是社会制度变革的必要性。因为变道必要，才有变法必要，变法就是变道。具体来说，社会变因为经济指出如何演变才能更加有效，政治制度如何架构才能更好地为经济服务，社会行为如何理顺才能更加有效。总而言之，社会变因，为制度变革提供变革指向。
作为同战国相始终的普遍运动，变法在各国的相继兴起有其深刻根源。变法普遍化的直接原因，是奴隶制危机。战国时代的奴隶制，陷入发展绝境。时势决定人们的行为范式。随着时势的诸多常态变化，社会行为也发生范式转移。从中华史的角度观照，奴隶社会，“它的特征是以奴隶主占有生产资料和生产者（奴隶）为基础的社会，其政治统治是赤裸裸的阶级压迫。维护其阶级统治的组织形式是分封诸侯以维系天子的天下。各诸侯既是‘王’的助手，又是‘王’的制约力量，它是阶级统治还不甚成熟的一种松散的统治形式。尽管如此，它毕竟是奴隶主阶级专政的国家体系。奴隶主利用此国家机器对广大奴隶进行残酷剥削和压迫，使奴隶对生产毫无兴趣，而且不断破坏生产工具，成批逃亡，阶级矛盾日益尖锐。这种奴隶制生产关系日益成为生产力发展的严重障碍，而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有一种适应其发展水平需要的新的生产关系来代替它，于是就出现了封建制生产关系。它在[5]春秋战国之交，逐渐形成并建立起来”。
商鞅变法的出现，是当时社会变因浓厚化的结果。从其经济变因上看，商鞅变法前，社会在经济上已经出现更新要求。集中表现为封[6]建社会的地主经济对奴隶社会的领主经济的替代，形式化为自由土地买卖替代稳定的井田制。所以如此，在于地主制内含的宽松人身关系以及由此而来的较少剥削，更有利于激发直接劳动者的劳动积极性。这个变因，在原有生产关系体制外，造就了越来越多的获利机会，激发人们从体制内自流动到体制外，或者以怠工、反抗等形式反抗旧式土地所有者。因为无法获得有效利益，改善自己的生活，人们“不安心于田亩”，就会产生怠工、反抗等内耗行为。如果不能及时解决该问题，则社会中将直接产生趋高自流动，使民众离开土地，结果就会“民伤则离散，农伤则国贫”，导致本国劳动人口不断下降，贵族滋养物越来越少，这也不符合贵族的根本利益。
已有流动会产生强大的社会示范，进而诱发更多流动，从而使趋优流动不可阻遏。与此同时，原有政治制度已经难以有效服务经济。符合周朝奴隶社会需要的封建宗法，造成政治上的垄断和呆滞，越来越难以有效服务于社会经济变动。周朝的封建宗法，“这种分封有两个主要特点：经济上的土地所有权与政治上的统治权直接相结合。周王是全国土地的最高所有者，也是全国的最高统治者。下级贵族受封以后，在封地内同样享有政治统治权。受封贵族经济上政治上都要接受国王的统治，国王是天下诸侯的共主。分封按宗法关系进行。除一部分因功受封的异性诸侯外，周王首先分封自己的亲属，特别是血缘[7]关系最近的亲属为诸侯，诸侯以下也如法炮制”。西周时期实行分封制，“分封制下的诸侯，一方面保持宗族族群的性格，另一方面也[8]势必发展地缘单位的政治性格”。分封制下的大宗与小宗之间存在着上下主从关系，周王对诸侯、诸侯对臣下都有策命礼，形成了明确的层级结构，相应的，西周时期的权力结构是层级性的。周王是天下的共主，各诸侯对周王承担着种种责任和义务，但周王并不能越过诸侯直接对各国百姓实行支配。与此同理，各诸侯国的国君又必须通过下一级封君实行统治。随着时间的推移，各诸侯国的地缘政治色彩越来越浓，独立性越来越强，形成了强烈的离心力。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的地域文化特征非常明显，政治上则逐渐摆脱了周王室的控制。
面对底层上传的服务需要，统治者要么应时改变，要么守旧漠视。守旧漠视，一定会使国家陷入绝境。据《左传》记载：昭公三年，齐国的晏婴出使晋国。在招待晏婴的国宴上，晋国的叔向于席间向贵宾询问齐国的情况。交谈中，两人一致哀叹本国“公室”即奴隶制国家政权“季世”（即末世）的降临，“政在家门，民无所依”。晏婴和叔向作为齐、晋两国的执政大夫，都是春秋时期著名的政治家。他们哀叹公室末世来临，表明旧的国家政权机关在很大程度上已丧失其职能，而新型的国家政权机关一时又未建立起来，社会陷入某种“绝境”状态：原有的统治阶级（诸侯、卿大夫）和平民大众（“国人”）都无法照旧地生活下去，必须另寻出路。晏婴和叔向的一席对话及孔子当时所一再大声疾呼的“天下无道”，正是中国奴隶社会在春秋末年濒临绝境时的某些表现。在春秋末世割去脓疮，使社会起死回生的这把利剑，则是战国时期的社会改革。
这场社会改革的兴起，同春秋末世社会陷入某种绝境联系在一起。守旧漠视的结果，就是政治国家忽略来自底层的经济信号，因而不能再有效服务于经济需求。也就是说，会导致政治权力对经济变因的错位。与变因错位，导致国力下降，统治陷入不稳定。内忧外患乃至国破家亡，直接推动各国国君先后走上改革道路。
结果，经济变因必然要求政治变革，进而产生政治变因和思想应对的要求。春秋战国是奴隶制崩溃、封建制确立的大变革阶段。在这一时期，铁制农具的使用和牛耕的逐步推广，导致奴隶主的土地国有制，逐步被封建土地私有制所代替。随着封建经济的发展，新兴地主阶级的经济和政治势力越来越大。“在此复杂的阶级斗争和生产发展的过程中，封建制度生产关系也就逐步地顺利形成。这样，有的大贵族走了下坡路，落得个‘荜门圭窦’；有的识时务成了暴发户‘不胜其富’。在奴隶主阶级之外，渐次出现了一些封建地主或半封建地主[9]人群。”
新兴地主阶级纷纷要求在政治上进行改革，发展封建经济，建立地主阶级统治。各国纷纷掀起变法运动，如魏国的李悝变法、楚国的吴起变法等。适应时代的变法，不仅关涉经济制度、政治制度，也因为战争激烈而延伸到军事制度，更会引起社会的细节制度的相应改变。这种社会变法运动体现了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发展、上层建筑必须适应经济基础变化的规律。
生产力的大幅度提高造成人们的思想开始出现新的阶级观念的萌芽，表现为诸子百家的产生推动社会的进一步变革。特别是法家思想的出现，为春秋战国时期的大变革做出了重大贡献。这个时期不断进行的国家战争，使得各文化与思想体系融合。由此而来的思想变因，响应社会结构中的经济变因和政治变因，成为社会变革的重要推动力。
基于以上社会变因，社会越来越要求进行相应的变革。制度导向的对立，使新制度要想确立并自由发展，必须破除旧制度的笼罩。随着新兴阶级力量的不断扩大，同时他们意识到奴隶制对这个时代的阻碍，致使他们开始进行不同程度的改革。而他们的社会变革要想真正有效，则要遵循社会变因堆积出来的具体的变革指向。二 变革指向
任何变法都是根据现实提供的变革指向进行变法。应时的社会变因出现，只是表明社会要求变革。具体怎么变革，则关系到社会变革的方向和能否成功。社会变因，跟随生产力的发展而日益浓厚，最终集结为社会指向。所谓社会指向，就是社会主线的基本趋势所指示出来的大致走向。它根源于社会生产力要求的生产宽度。生产宽度形成的支撑空间，使社会出现行为惯性裹挟形成的强大指向。社会指向具有不可阻逆的特性，要求一切其他附属性因素与之匹配。违背社会指向的一切制度与社会行为，都成为必须破除的存在，从而形成变革要求，并由此形成与之相适应的变革点和变革指向。
所谓的变革指向，表达社会主要矛盾所在，也提示社会主要矛盾的解决方式。问题本身暗含问题解决方式。社会情势堆溢出相应的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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