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英）维多利亚·希斯洛普
出版社：南海出版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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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明信片试读：
引子
那些明信片被送来时已经磨损了，边角卷曲，字迹难辨，像是放在谁的后裤兜里，在欧洲转悠了一圈。有一两次，上面的字迹像是被雨水、葡萄酒，甚至可能是眼泪冲得有些模糊。有的时候，它们被太阳晒得发白，褪色的邮戳表明这些明信片已经在路上走了许多个星期。
十二月底，第一张明信片出现了。从那以后，明信片寄来得越来越有规律。艾丽·托马斯开始期盼这些明信片的到来。如果一两周没收到，她就会认真查两遍信件，生怕漏掉一张。她的信箱是宽敞的过道大厅里十二个信箱中的一个，里面大多是账单，或是催收账单的信，还有推销垃圾食品的广告。多数信件都是寄给以往那些已经离开这里很久的房客的。她猜想明信片上的收件人S. 伊博森，也是众多房客中的一员。
除了那些与希腊有关的色彩亮丽的图片外，她把所有找不到收件人的信件都投到了街角的邮箱里，并在信封上潦草地写上了“寄回发信人”。大概邮局会当垃圾处理吧。
这些明信片无法寄回原处。寄件者不详，署名的位置上总是简单地签着一个“A”。“A”可以代表匿名。不管这个S. 伊博森是谁，三年来寄给她（也可能是他）的就只有明信片。这三年，艾丽一直住在肯萨尔赖斯这间昏暗的公寓里。扔掉这些明信片好像挺糟蹋东西的。
她有一块软木张贴板，但除了偶尔贴张购物清单或记录保险号的小纸片之外，都没怎么用过，于是她开始用大头针往上钉明信片。一周又一周过去了，明信片组成了生动的拼贴画，主调为蓝色和白色：蓝天、大海、小船、装着蓝色百叶窗的白色建筑。甚至有些建筑物和船上飘扬的旗帜都是纯净的白色和蓝色的。
迈索尼、米斯特拉斯、莫奈姆瓦夏、纳夫帕克托斯、纳夫普利奥、奥林匹亚、斯巴达……
这些名字就像是点金之手，于是她让它们尽情施展着魔法。她渴望置身于明信片上的那些地方。它们在她脑海里萦绕，就好像外语单词一样，韵律十足，但又不明就里：卡拉马塔、卡拉夫里塔、考斯马斯，还有更多更多的名字。
这幅拼贴画照亮了这间地下室公寓，把斑斓的色彩带进她沉闷的家，那是她小窝里所有的摆设根本达不到的效果。
明信片上的字书写整洁，有点卖弄，偶尔会字迹模糊。作者提供的信息不多，但热情十足。
来自纳夫普利奥的明信片上写着：这个地方很特别。
来自卡拉马塔的明信片上写着：这里的气息别样温馨。
来自奥林匹亚的明信片上写着：这张图片只是让你略窥美景。
艾丽开始把自己想象成“S”，梦想着“A”似乎是在召唤她去往这些地方。
寄明信片的人经常会有些精辟见解，描述的是艾丽从未想象过的一种生活。
这里的人们似乎不懂得让人独处。我写这张明信片时，就有人过来打听我从哪儿来，来这儿干什么。和他们解释清楚还真不太容易。
对希腊人来说，世上最糟糕的事就是一个人待着，所以总有人过来搭讪，问点问题或说些什么。
他们邀请我到家里做客、去听赞美诗，甚至参加洗礼仪式。我从没被这么热情地招待过。我完全是个陌生人，但他们待我如同久别重逢的老友。
有时候在咖啡馆，有人会邀请我和他们同桌喝咖啡，一定会有人给我讲个故事。我认真听着，一一记录下来。你知道人会活很久的，记忆中的真相可能会有点模糊。你不用在意，我就是想和你分享这些故事。
但所有明信片都这样伤感地结束：
没有你在身边，这个地方毫无意义。真的希望你在这里。A。
结语简洁、真诚，但充满忧伤。S似乎永远都不会知道这位匿名寄信人多么希望他们能在那里一起共度美好时光。
四月的一天，同时来了三张明信片。艾丽翻出一本旧地图册，开始找寻这些地方。她把标示着那些地方的一页撕下来，钉在软木板上的明信片旁边，一一标出明信片上所有的地方，追寻着寄信人的旅途：阿尔塔、普雷韦扎、迈泰奥拉。这些地名极具魅力但又十分陌生。
这个素未谋面的国家正在变成她生活的一部分。正如写明信片的人一心想指出的那样，图片不可能传递希腊的气息和声音，只能是一个剪影、一个映像。尽管如此，她还是全然爱上了希腊。
一周又一周，随着明信片的到来，艾丽渐生渴望，想亲自去看看希腊。她向往明信片上的明亮色彩和明媚阳光。整个冬季，她天不亮就去上班，晚上七点才回家。屋里整天拉着窗帘。纵使春天来了，情形也没什么变化，屋里进不来一丝阳光。这里似乎没有多少生气，根本就不是她从卡迪夫搬来时所期盼的那样。她满心向往的伦敦灯火似乎远不够明亮。只有这些明信片能让她心情明快。来自卡兰巴卡、卡尔季察和卡泰里尼的明信片一到，她就让它们加入明信片的拼贴画中。
她的工作是售卖某份商业期刊的广告页。从第一天上班起，她就不太喜欢这份工作，但招聘中介劝她说这是进入出版界的一条路。她现在意识到这大概是条方向相反的路。她那洪亮的威尔士口音好像对客户很有感召力，所以轻而易举地完成了老板规定的销售额度。这样她每天都会有几个小时的空闲时间，可以挣点外快，或者像现在这样，在互联网上消磨时光，看看有关希腊的图文信息。在她们这一行里，很多快三十岁的年轻人都是还没什么名气的演员或歌星，一心想着去别的地方发展，而不是留在现在的公司里。对她身边这群无名小辈中的大多数人来说，人生的梦想就是登上舞台，但对艾丽来说，她的舞台比伦敦西区要远得多。
这些明信片让她痴迷，这幅拼贴画对她越来越重要。随着夏日的到来，来自希腊各个岛上的明信片也如期而至。蓝天碧海、波光粼粼的安德罗斯和伊卡利亚，图片漂亮得让人难以置信。真有这么美的地方吗？还是修图后的效果？
又过了几个星期，没有明信片寄来。整个八月，她每天清晨都检查信箱。看到没有任何明信片，她很失望沮丧。每次毫无成果的搜寻都是希望的破灭，但她还是禁不住去看一眼信箱。周末她回卡迪夫看望父母，周六晚上和老同学一起到老地方聚会。她们都结了婚，开始生儿育女。她做过伴娘的一个同学请她做孩子的教母。艾丽觉得这个请求必须得接受，但还是感觉到些许不安——自己和儿时玩伴之间有了隔膜。
威尔士一直很冷，但火车驶进帕丁顿车站时，伦敦看上去比以往更加灰暗。在回肯萨尔赖斯的地铁上，她的思绪又飘到了明信片上。会不会有一张明信片在等着她呢？一到公寓大厅，空空的信箱给了她答案。她算了一下，从那张来自伊卡利亚的明信片出现到现在，已经过去了一个多月。
回到公寓后，她发现张贴板上的明信片开始卷边，但色彩依然绚丽如初。这些明信片有点折磨着她。是不是应该去那儿看一看？去看看明信片上描述的蓝天是不是真实存在，去看看阳光是不是像明信片上一样透彻明亮。明信片是不是都会夸大事实？可是会不会也有某些真实的成分？
艾丽检查了一下护照，上一次用它是两年前到西班牙参加周末闺蜜聚会。她查到了一班飞往雅典的飞机，机票比她在卡迪夫买的一双便宜靴子还便宜。艾丽不是个爱冒险的旅行者。她只去过四次西班牙、两次葡萄牙和十几次法国（都是孩提时参加的露营）。旅游季快结束了，找个合适的住处并不难。她研究了几个地方，最后敲定了一个她熟悉的地名：纳夫普利奥。住在纳夫普利奥附近的一家海滨度假村，半包伙食，一周只要一百二十镑。至少她可以去看看A去过的一个地方。如果有时间的话，或许可以多看几处。她自然而然地做出了决定，但感觉好像几个月前就想好了。
后面的一周过得飞快。当她和一向油嘴滑舌的老板请这十天假时，他好像不怎么在意。“回来的时候和我联系。”他说道。这个模棱两可的反应让她怀疑自己是不是被解雇了。
打印机咔咔地打印着登机牌，而她想的是自己肯定不会怀念这间没有窗户的办公室，还有那一排排电话机。
她迫不及待地想要逃离英国那不凉不热，而且很快便会悄然入秋的夏天。A寄来的最后一张明信片上是个美丽的港湾，有好看的房子和船。她几乎可以听见海浪轻击岸边的声响。港湾看上去平静又安宁，最重要的是，它似乎在向她发出邀请。
来自伊卡利亚的明信片上写着：这里属于另一个时代。
的确该去看看这个国家了，去看看A说的是不是真的。那里的人们真会和陌生人聊天吗？真会邀请陌生人去一些地方吗？她在伦敦生活了三年，还从来没接到过任何同事的邀约，当然更不用说咖啡馆里陌生人的邀请了。她急于去体验这一切。
出发前夜，她激动得难以入睡，后来睡得太沉没有听见闹铃响。叫醒她的是街上几个醉汉的吵闹声。对醉汉们来说，这是快乐长夜的结束，而对艾丽来说，这是崭新一天的开始。她跳下床，没冲澡，直接套上昨天穿过的衣服，用最后一分钟检查好门锁和灯，离开了公寓。
推着行李箱走到公寓大楼的大门口时，她注意到有东西卡在信箱外面。尽管已经比预定的时间晚了一小时，但她觉得必须得把那东西拿到手。那个包裹有精装书那么大，乱七八糟地贴了十几张邮票。打印邮资的机器把收件人名字弄得模糊不清，但地址还能辨认出来。她一眼就认出了那个熟悉的笔迹，心跳得快了些。
没有时间拆包裹了，她拉开手提包，把东西塞了进去。后面的两个小时，她一心想着怎么赶上那班飞机。得走二十分钟去赶夜班公交车。公交车不紧不慢，每十分钟一趟，会把她带到去斯坦斯特德机场的长途车站。还没到上班高峰期，现在这条路上的大多数人是赶着去机场上班的。
办理登机的女人简慢无礼。“真准时啊，”她说，“你的飞机马上就关舱门了。”艾丽一把抓回登机牌，撒腿就跑，她是最后一个登机的。一屁股坐下之后，她又热又紧张，感到疲惫不堪。她后悔自己穿了件冬天的外套，那外套一直放在家里的椅子上，而且凌晨四点钟时，她根本没时间想清楚旅行要带些什么，现在后悔已经晚了。她费劲地脱下亮红色粗呢外套，卷成一团，塞到座位下面。乘务员已经开始检查乘客的安全带是否系好。飞机从停机位上滑行出来。
还没等起飞，艾丽已经睡着了。她醒来已是三小时后，感觉脖子僵硬，口干舌燥。赶飞机赶得都没时间买瓶水，她期盼着送饮料茶水的手推车马上过来。然而一瞥舷窗外，她立刻明白手推车不会来了。飞机已经到了降落的最后阶段。她看见了大海、山丘、矩形的农田、成排的绿树、鳞次栉比的高楼，还有熟悉的宜家标志。到雅典了？她正想着，飞机轮子猛地落到了跑道上。有几个人为飞机落地而鼓掌欢呼。对艾丽来说，这似乎有点大惊小怪，她向来认为机长的工作就是把乘客安全送达目的地。
舱门打开，一阵暖风吹进了机舱，带着一种她分辨不出的新味道。或许是机场污浊的空气中夹杂着百里香的味道，但她发现自己开心地深吸了一口气。
伸手去包里掏护照时，抓到的第一件东西竟是那个包裹。排队入关很慢，她有时间把牛皮纸撕开一角，眯着眼往里面瞧了一下。那是个真皮封面的蓝色笔记本，能看见页边有点泛黄。她把笔记本放回手提包。
机场大巴把她带到了希腊公营巴士的中心车站。车站很繁忙，让人摸不着东南西北。发动机隆隆响着，司机们大声喊着“开车了”。这些声音盖过了熙熙攘攘、拖箱拉包的上千名乘客的喧嚣。艾丽差一点被刺鼻的汽油味呛到。
她终于找到了去往目的地的公交车的售票窗口，递进十五欧元。还剩下一分钟，公交车就要发车了。她赶在上车前买了冷饮和几块饼干。
坐进靠窗的座位，看着外面公交车站的一片混乱，她已然明白A说对了一件事，这里的人不喜欢安静。坐在身边的妇人一句英语都不会说，但她们俩至少交流了一个小时，直聊到老太太开始打瞌睡。这一小时，艾丽知道了她的孩子们做什么工作，在哪儿住。她还吃了两块葡萄叶饭卷和一块新鲜的橘子蛋糕（第二块蛋糕裹着餐巾纸，正躺在她的双肩包上）。她瞥了一眼针织衫下的包裹。本来计划在旅途中看看那个笔记本，但温暖的阳光从车窗直射进来，公交车一直隆隆作响，令她昏昏欲睡。
差不多三小时后，车子到了纳夫普利奥。她这才注意到自己的外套还在飞机上。在太阳下等着行李从车子底部卸下来时，她对自己的恼火才渐渐消失。背上热热的，她意识到厚衣服在这儿是个累赘，而现在的感觉像蛇蜕了皮一样轻松。
公交站台旁的出租车排成一串。旅游指南上说她得乘出租车去托隆的酒店。乘车前，她急切地想粗略认识一下纳夫普利奥，便拖着小行李箱，照着指示牌向老城走去。谢天谢地，指示牌上写的是英语。
她很快来到了主广场，一下子就认出了明信片上的这个地方。已经见过了，她莞尔一笑。
她已经习惯了独处，所以很自然地走进一家咖啡馆坐下来。服务很及时，卡布奇诺马上端了上来，还有一杯冰水和两块小巧热乎的核桃饼干。还没过几个小时，她再次感受到A多次提及的希腊式好客。
她抿着咖啡，环顾四周。周五的黄昏，广场上聚集着各色人群。有推童车的，骑自行车的，还有溜旱冰的；有手挽着手闲逛的，还有上了年纪拄拐杖散步的。广场周边十几家咖啡馆都人满为患。九月中旬的夜晚的确温馨宜人。
包裹放在她面前的小桌上。她把手指探进已撕开的缝里，从顶上撕开包裹，取出笔记本，然后把包装纸塞进手提包侧兜里，翻开了笔记本。明信片某种程度上是公开的，拿起来的人都能看一眼，但笔记本行吗？是不是像在看别人的日记？会不会侵犯隐私？她紧张地翻开笔记本封面，感觉像是真的侵犯了别人的隐私。迅速翻了一下，每一页都是熟悉的用黑墨水写的字。A的字一丝不苟，但偶尔有些难以辨认。
她心不在焉地用食指在盘子里的饼干渣上画着S形，抬头向外面的广场望去。明信片的收件人从来没有机会读到这个笔记本中的内容。带着极度的好奇心和一点点负罪感，她翻开了第一页。
刚读了几个字，她就意识到回到酒店再看应该会更好，于是她把笔记本抓在胸前，起身走到出租车候车站。“托隆，”她说，口气有些犹豫，“玛利亚酒店。”
晚上，在酒店房间外小巧的阳台上，她重新开始阅读那本笔记。
那天我去卡拉马塔的小机场接你，但你没来。我等了二十四小时，生怕自己记错了，你会乘下一班飞机到达。或许你误了飞机，不然就是你联系不上我。我给自己设想了各种各样的原因。那天晚上，我睡在一堆行李车后面的一个座位上。打扫卫生的人扫着我脚边的地板，甚至给我拿来一块他妻子要扔掉的菠菜馅饼。她经营着一个售货亭，他们的儿子是检查护照的。当然了，外甥是检查行李的，堂兄在登机口检查登机牌。那个打扫卫生的人非常骄傲地告诉我：“在希腊，小机场都是由家庭经营的。”
第二天一大早，我不得不离开到达大厅。连“到达”这两个字好像也在嘲笑我。正是九月中旬，不会再有包机从英国飞来，你不可能像我幻想的那样从什么地方突然冒出来。我打电话你没接，但我知道，如果真的发生什么意外，你的朋友肯定会给我打电话。
我在机场外的条凳上坐了一会儿，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该去哪儿。过了一会儿，电话振了一下，来了条短信。我浑身颤抖，伸手去掏，结果手机掉到了地上。透过摔碎的蜘蛛网般的屏幕，我刚好能辨认出几个字：“对不起，她去不了了。”我想这是你口述，由朋友发的短信。我很难受，盯着看了几分钟，不相信这是真的。又拨了你的电话，没人接。我试了几次，结果当然都一样。“生气”“恼火”“愤怒”这些词都不能描述我当时的感受。那些只是词儿，张嘴一说而已。
再也没有其他短信了。直到那天晚些时候，我收到弟弟的一条短信，祝我“一路平安”。
我本可以直接回雅典的，但我无法面对现实，一个人沿着同一条路开车回去。来的时候我满怀期待，激动万分。而这时我已麻木，几乎没法把车钥匙插进点火器。我真不知道该去哪儿，也不在乎去哪儿。不知开了多久，到海边时我停了下来。路伸向沙滩，有个路标上写着“有空房”。这就是我该留宿的地方。
接下来的几天，我几乎什么也没做，只是坐着，盯着伊奥尼亚海看。狂浪从天际滔滔涌来，扑向沙滩，正如我此刻的心境：混沌翻腾，无法平静。我寝食难安，缄默不语。按说男人比女人坚强，但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感到如此束手无策。我想如果离海近些，海浪会把我卷走。有几天，我情愿消失在海浪的泡沫下。
我一遍又一遍地看手机，破碎的屏幕上再没有出现新消息。我忍受不了这种痛苦，把它从口袋里掏出来远远地扔进了大海。它自由了。看到溅起的浪花，我终于接受了事实：我不会，也不可能再得到来自你的任何消息。现在，我和你之间的联系切断了，我和这个世界上所有人的联系都切断了。
不知道经营迈索尼这家小店的和善夫妇会怎么看我，但每天晚上他们都给我留一盘冷饭，早上再端走。一天早上，女主人在我房间放了一束鲜花，花蔫了就来更换。他们的友善让我铭记在心，再无其他。我不觉得饿也不觉得渴，甚至感觉不到气温的变化。一天淋浴时，我一直洗到水完全冰凉，才意识到肌肤居然没有感觉。看了一下手表，才知道自己已经洗了一小时。失望让我丧失了所有感知。那些日子真的是暗无天日。我不知道是怎么熬过来的，但无论如何，时间在悄然流逝。从在机场等待的那一刻算起，我不知道过了多少天、多少个星期。有一天，我正要动身去沙滩，房东和我打招呼。“好月份，”他开心地说，“十月！新的一个月开始了！”
我在这儿已经滞留了两个星期。
我为我们俩规划的行程，现在看上去有点可笑：到伯罗奔尼撒半岛游玩，然后坐渡船去基西拉，从那里再坐渡船去克里特，然后飞回雅典，再飞回伦敦。你说你只有两周的假期，我的周密计划是为了让你及时回国。在雅典，我从一家叫佐洛塔斯的珠宝店买了颗独钻的钻戒。我就是这么自欺欺人，我计划着在西克里特的血色夕阳中向你求婚。即使是现在，有时我还在脑海里重新演练这永远不可能发生的一幕。希望有一天这些会渐渐从我的记忆中消失。
那天傍晚，在迈索尼，关上百叶窗遮住夕阳，我不得不做出决定：要么打道回伦敦，要么独自走希腊。我在雅典为期两周的研究进行得很顺利。基克拉泽斯群岛艺术博物馆馆长人很好，专门为我开放了多个档案，我有足够的资料可以开始写书了。在旅馆，我可以像在家一样自在地写书。一想到伦敦我就浑身一冷，我知道，我一定会在茫茫人海中找寻你的面孔。另外一个让我在希腊再逗留一段时间的好理由，是避开英国瑟瑟的阴郁秋天。
于是我打点行李，结账离开。我现在悠闲有余，不用急着赶路。我在乡村电话亭给弟弟打了个电话，请他每周帮我查看信件，打理账单。我不知道要离家多久。如果我精打细算，书稿合同的预支稿费可以应付我一年的开销。去综合商店买巧克力、口香糖、水和其他东西之前，我在一个锈迹斑斑的旋转木马前停下，上面杂乱地贴着几张明信片，店主人可能也不期待现在会有很多游客，所以没用心补充新货。我挑了一张威尼斯城堡（在威尼斯的日子里，我从没想到去那儿看看）的明信片。为什么要买呢？我猜你肯定不在乎我在哪儿，但我突发奇想，想和你交流。或许只是想打破我们之间的沉默，或许仅仅是想减轻自己的孤独感？我可能不是个爱玩手机的人，也不是一个看上去朋友一群、安排不断的人，但可能是忙于写明信片的人，一个需要到处找邮票的人。
这是一种可以和你说话，但又不用期待你回答的方法，是一种单向对话。这个主意让我很开心。或许你会后悔没有来希腊。
店里的那个人给明信片贴上了几张邮票，然后把我买的其他东西打了包。“旅途愉快。”“谢谢。”我回应着。这是我听得懂的几句希腊语之一。他在祝我一路平安。
我把明信片放在车顶，草草给你写了几句话，投进了附近的邮箱。
现在我完全自由，可以随心所欲，想去哪儿就去哪儿，但很奇怪，这种自由会让人如此不知所措。我在车里至少呆坐了一个小时，盯着地图傻看，然后才下定决心，发动车子启程上路。我知道我是一路向东，因为大海在我身后，但我毫无目标，不知本能或命运会带我走向何方。我只是知道我的希腊之旅开始了。
接下来的几个月，无论我走到哪里，人们都和我攀谈。大多数人热心和善，如果一开始他们不太热情的话，常常是我一试着开口说希腊语，坚冰就立刻融化。很多人给我讲故事。我认真听着并记录下来。每天都对这个国家有不可思议的了解，也对自己有新的认识。陌生人的话语填补了空虚，填补了你留下的寂静。
你能从明信片上认出故事里的一些地方。谁知道人们讲的故事是真是假呢？我猜有些的确是杜撰出来的，另一些也可能言过其实，但或许有些是真实可信的。你自己判断吧。2015年10月
我的旅程始于伯罗奔尼撒半岛，她的美没有抚平我的伤痛，反而使我更加心痛。她的丰盈与繁茂、生机勃勃和健康向上，都似乎在嘲笑我。美丽的风景与我的心情相悖。什么也无法让我从自己的憧憬中解脱出来。对于我们的未来，我曾心怀无限希望。什么也无法阻挡我回想这些。随后几个月里，我明白了一件事：越想忘怀，越会激起无数回忆。傍晚，我喝酒麻醉自己，也是帮助自己入睡，但很快我开始惧怕上床睡觉。睡眠像一口又黑又深的井，噩梦让我坠入更深处。有一天早上四点，迈索尼那家小旅馆的主人闯进我房里，因为我尖叫不断，让他们坚信有人正在谋杀我。每个梦中都有你，但都是噩梦，伤心的梦。潜意识不让我忘却你，至少现在还没有。
然而，这次踏上旅途是正确的。尽管无论我走到何处，悲伤总是跟随着我，但如果回到伦敦，情况会更糟，因为朋友们会同情地看着我，像是看那些家里有人去世的人一样。可是，不出几个星期，他们就会期待我做回原来的自己。在这里，我可以与陌生人为伍，如果我更换地方更频繁一些，人们永远也不会知道原来的我是什么样子。和那些根本不知道发生过什么事的人在一起，我可以塑造一个全新的自我。离家在外，我可以假装自己是个潇洒的男人。
人们总想指引游客去参观他们自己最喜欢的地方。迈索尼的店主夫妇坚持让我去纳夫普利奥。“纳夫普利奥是希腊最漂亮的城市，而且最浪漫。”他们告诉我。
他们在地图上指着这个地方，我挤出了一丝微笑。
不管纳夫普利奥是不是希腊最可爱的城市，它确实让我着迷。它的大广场是我见过的最辉煌的市中心广场。想象一下，一个巨大的露天舞厅，大理石地面光滑整洁，闪闪发亮。纵使在瑟瑟的秋夜，四周美丽的建筑也会为你遮挡微风，风丝毫吹不着你。这个舞厅的墙壁是希腊历史的拼贴画：十六世纪的清真寺、威尼斯风格的兵器库、优雅的新古典主义建筑，还有一些还说得过去的二十世纪建筑。纳夫普利奥是座海滨城市，有三座城堡，其历史可以追溯到古代。在一八二九年到一八三四年间，它是现代城邦国家希腊的第一个首都，是一座很重要的城市。
我在那里待了一些时日，静看人世百态。
一天傍晚，我很高兴地和别人聊了一阵天。但和我说话的夫妇禁不住评论起我独自一人旅行这件事。“你妻子……”妇人问道，“她没和你一起来？”
这个问题里可以有各种猜测，但我不想和他们解释。幸亏有她丈夫插话，他觉得妻子有些唐突。“自从发生了艾达马克斯事件，”他说，“纳夫普利奥的人看到男人独自一人坐着就会有些担心。”“艾达马克斯事件？”我问道。“我想英国的新闻不会报道吧。”他说。
当然，他是对的。英国新闻界关于希腊的报道都是有关经济的，或者当下有关难民危机的。他们不太关心别的事。“是这样的，有一个男人经常自己一个人来这里坐着。”他说。“坐了二十五年哪！”他妻子直指重点。“那是这里的大新闻……”“他不喜欢别人？”我猜测说。“当然他不待见一些人。”那位妻子神神秘秘地说。“他来自玛尼。”那位丈夫神色黯淡地说。他往前倾了倾身，好像怕别人偷听。
我从没去过玛尼，那是纳夫普利奥南面很偏远的一个地方，但我知道玛尼人过去很出名的一件事，如果他们的名誉受到伤害，就会寻仇。那天我刚看了一桩发生在十九世纪早期的奇闻，就发生在我们坐的咖啡馆附近。新邦国的第一任总统伊奥尼斯·卡普蒂斯特亚斯逮捕了玛尼一个重要家族（也是一个反叛家族）里的一些成员。为了报复，家族里两个亲戚埋伏在总统去教堂的路上。第一颗子弹没有打中他，但卡普蒂斯特亚斯挨了一刀，然后第二颗子弹击中了他的头颅。暴力滋生暴力。很快谋杀者被处以极刑。“子弹嵌进了圣斯皮里登教堂，就在那个拐角，你知道吗？”他说着指向我们前面那条街上的石台阶。“今天看到了。”我说。“所以，千万别得罪从玛尼来的人。”他说，“很多世仇一直延续到现代。”
然后他给我讲了下面的故事。结果我明白了，得听从他的建议。
穿银色西装的男孩
纳夫普利奥的巨大广场是这个城市跳动的心脏。这里人来人往，大家聊天玩乐、看风景喝咖啡。周末，咖啡馆里几乎没有空位子。
好像受地球引力的吸引似的，老老少少的情侣成双成对地从各条狭窄的威尼斯风格步行街上散步而来，如同从诺亚方舟上岸的一对对动物。五十年来的每个黄昏，有对老夫妇都依着钟表嘀嗒的节奏，绕着广场跳垫步舞。现在老先生需要拄拐杖，但他们跳舞的节奏依然如初。
离他们不远的是两位英俊的男士，一个年轻些，一个年长些。在其他城市，他们应该会自由自在地手挽手散步。一位满头银发，像只波斯猫；一位头发剪得很短，像只田鼠。他们的穿着讲究又随意。柔和的浅色羊绒衫随意搭在肩上，在胸前打个结。他们在一家新开的咖啡馆坐下。这些有钱的雅典人是来度周末的。
一位挺着沉重腹部的女士正在和丈夫沿着广场慢慢地转圈散步。她超过预产期好几天了，希望散步的节奏能刺激胎儿开始新世界探索之旅。她每走一步都很费劲，甚至连她自己都担心是否能走完这一圈。
两个男人在咖啡馆里看足球。每次当其中一个男人支持的球队接近球门，他都激动地站起来，几乎要掀翻桌子，然后再安静下来，继续和朋友聊天。另一个则没那么激动，两支球队都不是他喜欢的。
两个小男孩在踢球。球顺着广场的陡坡滚下，他们拼命地跑过去追。两只小狗追逐嬉戏，最后追着自己的尾巴转着圈汪汪叫。其中一只小狗跑去追孩子们的足球。
两个妇人香水浓重，衣着华丽，专门为今天做了新发型。她们不是双胞胎，也不是姐妹。年复一年，她们竟越来越像，同样花白的头发，脸上相似的皱纹，就连名字都一样——“迪米特拉”这个名字让她们拥有同一个圣徒纪念日。现在是十月下旬，她们在庆祝自己的命名日，广场上的朋友们都祝福她们“永远幸福”。
两个要好的四年级女孩沉浸在和洋娃娃的假想游戏中。两个人都穿着糖果色毛衣、牛仔裤，脚上的运动鞋跑起来一闪一闪的。和女孩们一个学校的两个男孩，骑着自行车一圈圈地转，两辆车的车轮几乎要碰到一起。他们开心地尖叫，变换着方向，越来越近，越来越近。突然，金属发出尖锐的刮擦声，撞车了，男孩们的腿也划破了。他们太骄傲了，不想哭出来，推着撞坏的自行车一瘸一拐地往相反方向走，各自回家去了。
在宪法广场，只有一个人在独自坐着，一杯清澈的齐普罗酒和他相伴。他从厚重的眼皮下观看着面前的景象。他手里捻着香烟，但心不在焉；他抽着烟，但已毫无乐趣。就这样捻烟、抽烟，不停重复。身前的烟灰缸里满是烟蒂，桌上撒了星星点点的烟灰。没人过来清理烟灰缸，但时不时有服务员给他再次端来一杯烈酒。
阿基斯·艾达马克斯抬头朝圣斯皮里登教堂望去，深吸一口气，把香烟的焦油深深吸进肺里。每周六下午四点到六点，他都到这家咖啡馆来，不多不少地坐上两小时。今天，时间过得很慢。
这是他严格遵守的仪式。他在脑海里重温二十五年前的那个下午，他穿着闪亮的灰色结婚礼服站在教堂外面。现在，他向上望去，看着直通圣斯皮里登教堂的台阶，回想起当年自己很年轻，有点紧张，但一切已准备就绪，他要把花送给他的新娘。
教堂和外面狭窄的街道上，站满了亲朋好友。很多人赶了很远的路，从玛尼南部来到这里。艾达马克斯家族来自玛尼，新娘家的亲戚住在纳夫普利奥城里或郊外。三百多人在聊天、逗笑，动静的确不小。有些好久不见的人也在此重聚，他们东家长西家短，互通近况，脸上泛着红光。牧师一到，大家都压低了嗓门。聚会一下子变得虔诚多了，但人们依然聊着天。家族里上了年纪的人坐在仅有的几个木头座位上，其他人多是四下溜达。
客人们都沉浸在这场将要持续到第二天凌晨的聚会中，没有人在意时间。
人人都轻松愉快，但有两个人除外，那就是新郎和他的伴郎。他们俩听到钟声响起，五点了。新娘本该四点钟就到。两个男人离开人群，往街道上走了几步，在通往广场的台阶顶端停下来。“可能出事了。”“嗯……”“我去找部电话。”
伴郎尼克斯到附近的咖啡馆打了个电话。他一边听着打往新娘家里的电话的嘟嘟声，一边盯着高悬在吧台上方墙上的电视机看，有点期望看到关于惨烈车祸的新闻片段，新娘礼服的碎片、撞散架的汽车，但电视里在上演一部由国民甜心艾力奇主演的黑白喜剧。
阿基斯试着和朋友轻松地聊聊天，但看到伴郎回来便戛然止住。人们陆续走出教堂透透气，抽抽烟，也想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尼克斯把阿基斯拉到一边。“没人接电话。”他凑到阿基斯耳边说，“我想我们应该去一趟，立马就走。”
现在大多数人来到了教堂外面，看着新郎和伴郎的身影走到街尽头，渐行渐远，消失在拐角处。消息一传开，教堂内外的人群立刻安静下来，不光新娘没有来，连新郎也走了。气氛立刻变得压抑起来。
去新娘家的路有十公里，出了纳夫普利奥往北，要走一条通往山里的狭窄崎岖的公路。尼克斯平常开车就飞快，今天更是不计后果地一路狂奔。两个人谁都没说一句话。
村子里都是水泥建筑，建成不过二十年，但墙面已经斑驳剥落。无论面包房、百货店、咖啡馆，还是学校和高大的市政建筑，一律都是灰白色。为了缓和街道粗犷的线条，刚刚种下一排树木。
新娘的家同样是灰白色的。屋外藤架上的藤蔓枯萎了，旁边的橄榄树已落尽了叶子。外面停着一辆借来的汽车，车身锃亮，是为接新娘去教堂准备的。车身是血红色的，和阿基斯手里紧紧攥着的玫瑰一样。
屋外有个六十岁模样的男人，左边站着个小伙子，右边站着个姑娘。新娘的父亲、哥哥和妹妹。他们身着正装，男人便宜的西装面料在灰蒙蒙的天色里依然闪闪发亮，新衬衫的浆领卡进了脖子，窄窄的鞋子挤得他们脚疼。两个男人精瘦。女孩胖胖的，硫酸黄的连衣裙紧紧地箍在她身上，衣服小了好几号。女孩眼里含着泪水，腋下的汗渍顺着袖子洇下来。三个人都面无人色，毫无生气。
阿基斯大步走到新娘父亲面前，两眼直视着他。他们身材相当，两人都一言不发。儿子向父亲身边挪了挪，要保护他。女儿紧紧抓住父亲的胳膊。
从屋里传来女人嘤嘤的哭声，那是新娘的母亲。
父亲在战栗，他摆摆头，轻轻指指大路，是与纳夫普利奥相反的方向。大路穿过村子通向北方。
尼克斯开了口。“她去雅典了？”他直接问道。
新娘的父亲轻轻点头默认。两个孩子又向父亲靠了靠，还是想保护父亲。纵使他们想说什么，干裂的嘴唇也没有发出声音。
感觉到尼克斯用手碰了碰他的胳膊，阿基斯往后退了一步。他们俩都猜到萨维娜不是一个人走的。上个星期尼克斯就听到了点消息，但他决定不告诉朋友。
阿基斯看到新娘的父亲眼中闪烁着恐惧。他轻蔑地看着这个年长的男人。一个父亲居然看不住自己的女儿。
他把花扔在这个永远也不会成为他岳父的男人脚下，转身离开那一家三口，平静地走开了，尼克斯陪伴在他身边。
他们钻进车里，两眼直视前方，尼克斯快速驶离村庄，两人都沉默不语。开了五分钟后，尼克斯把车停了下来。“我们得决定什么时候……”尼克斯说道。“是怎么做，不是什么时候做。”阿基斯平静地说。“阿基斯，没有怎么做，只有什么时候做。”
这两个来自玛尼的男人相互看了一眼，寻仇的意识在他们的血液中流淌。“今晚我带我兄弟回来。”尼克斯说，“至少她爸爸和哥哥……”“不。”阿基斯想了一下，说，“还有比这更厉害的报复。”“比射穿脑袋还厉害？”“是的，我要他们恐惧，担忧子弹随时找上门的恐惧。这一家人得活在恐惧中。”
阿基斯盯着窗外，目光越过山峦，看到远处的大海，思量着萨维娜走了多远，是不是穿着她珍珠白的新娘礼服，又或者她连新娘礼服都没试穿过。他挣扎着，努力抑制心中燃烧的嫉妒之火，他的女人现在竟然和别人在一起，今晚要投入另一个男人的怀抱。
他转身向着自己结交时间最久的朋友，缓慢而坚定地说：“我会让萨维娜一直等着这个电话。不管在哪儿，她都会害怕听见电话铃响。她家将永无宁日，一个也别想躲过。”“你要回教堂……去见大家，直接面对耻辱？你要把另外一面脸送给别人扇？阿基斯，你疯了吧？失去理智了？”
阿基斯没有回答，他比自己的朋友更明白复仇是怎么回事。
他们回到教堂，所有来宾都在外面的街上。
女人们挪了挪，腾出地方，新郎的朋友都聚拢到他身边。阿基斯更愿意让伴郎解释情况。
和其他人一样，新娘家的人和他们的朋友听到消息都大吃一惊，也吓得要命。他们迅速离开城里。家住在纳夫普利奥的，都赶紧回家拴上了门窗。
还围在阿基斯身边的人都劝他立刻行动。“不，”他对他们说，“还不到时候。”
今天晚上，广场上的钟停了。可能是负责上弦的人病了。分针指向差一分五点的位置就再也不动了。许多年前的这个时候，阿基斯还在期盼着，非常肯定他的新娘会来。
这时，他注意到一个八岁左右的男孩，正向着两个穿粉红色衣服的小女孩跑去。女孩们在喷泉附近玩，他在她们中间穿来穿去。她们根本不在意男孩打搅了她们的游戏，基本上忽视了他的存在。
男孩身穿一件银灰色婚礼礼服，脚上的名牌鞋子跑在大理石石板上没有什么声响。广场上只有阿基斯是独自一人，无人陪伴。
一年又一年过去，阿基斯喝的齐普罗酒越来越多，他大概已经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了。他看到的是一个幻影，是天真无邪、无忧无虑的自己。咽喉一阵哽咽，他告诉自己不要伤感。
那个穿得像个大人的男孩，看着这个大人像孩子一样哭泣。男孩躲开女孩们，蹦蹦跳跳地上了台阶。
光线暗淡下来，大钟的指针和傍晚的空气都归于寂静，像通常一样，阿基斯在铁艺桌上留下几枚硬币。他跟着男孩离开了。
在台阶顶端，男孩往左拐，朝教堂跑去。
等到阿基斯走上去，已经看不到男孩，但教堂的门突然开了。
阿基斯上一回来这里已是二十五年前的事了。他沿着有弹孔的墙走进了教堂。
大门在他身后关上。教堂里一片肃穆，墙上挂满黑乎乎的圣像。他穿过过道，站在祭坛前，仰望着头顶上的十字架。十字架放在一个金色的骷髅和两根交叉的骨头上方，那空空的眼窝像是在瞪着他看，吸引着他去注视，让他无法挪开视线。
阿基斯转过身，看到男孩站在教堂后面的阴影中。男孩直勾勾地看着他。穿银灰色礼服的男孩在挑战他。男孩又一次打开大门，外面的光线把礼服照得很亮。一转眼，他就消失不见了。
等阿基斯来到外面的街上，男孩已无影无踪。
他穿过广场，来到自己的车前，这时教堂的钟敲响了五点的报时声。钟又开始走了。
阿基斯在车里备了一把枪，已经有二十五年了。时间已到，对他们所有人来说，这是一场漫长的等待。
我问那对夫妇，那天后来发生了什么事。显然，阿基斯在当天晚上开车回到纳夫普利奥郊外的村子，枪杀了那家的父亲和儿子，但没碰母亲和女儿。他没有去追踪萨维娜，但伤心和内疚一定会让她生不如死。尽管阿基斯·艾达马克斯在谋杀当天就被捕了，但萨维娜没有回村子参加葬礼。她很可能是害怕伴郎尼克斯会来完成复仇任务。
纳夫普利奥的那对夫妇不知道我的遭遇，所以他们体会不到，给我讲这样一个被抛弃的男人的故事是多么具有讽刺意味。
我对你的所作所为非常生气，但还不至于对你动杀心。
即使生在一种复仇的文化里，我也没有气力举起枪，更别说开枪杀人了。毕竟，悲伤已压得我喘不上气来。
杀人或许会令情感得到宣泄，但我不想搞明白这一点。
失去自己的女人，或是丢了颜面，让阿基斯·艾达马克斯耗尽了二十五年的岁月，即使是这样，他也没去杀萨维娜。算得出来，今天他依然在监狱里煎熬，想知道她在哪儿，和谁在一起。我可以想象我会被同样的想法耗尽生命，直至离开这个世界。我总是猜想着你在哪儿，在和谁做爱。
那对夫妇告诉我，这里还是有很多由想联姻的两个家族半包办的婚姻，或许萨维娜与阿基斯就是这样的一对。我现在还在琢磨，新娘钻进轿车逃向雅典前在想什么。一定是难以自拔的恋情使她这么不管不顾。我不知道生活中的什么事使你不能登上来见我的那班飞机。我猜是有了新情人。我现在突然意识到，在这一个和下一个男人之间，你是不会留空档期的。你不是一个能独自生活的人，必须得找个人依靠。
几天后，我离开纳夫普利奥，去探索伯罗奔尼撒半岛的其他地方。一天，我路过一个标有“阿卡迪亚”的地方，这个地名使我联想到乌托邦。直到这时，我才意识到，我们关于人间天堂的想法来自一个真实的地方。这个地方一直被理想化了，我从来没想到会在地图上真的找到它。
突然，我就出现在那里，就在阿卡迪亚。
大约三千年前，诗人赫西俄德写过有关阿卡迪亚的生活：“那里的人犹如神，生活无忧，远离劳役，没有烦恼……离开人世，就好像是沉睡不醒。在这块土地上，他们惬意安宁，享受美好，牛羊遍野，众神偏爱。”
阿卡迪亚的牧羊人受到上天的眷顾。那天我驱车穿过那里，一下子就想到这一点。甚至当看见一个牧羊人时，我幻想他就是潘神，山峦之神。传说潘神就住在阿卡迪亚，长着山羊的角和腿，以阳刚之气和优美的笛声闻名。
一时间，我觉得自己从现实进入了神话天地，穿过现实与虚幻之界，来到最美的美景中，来到最美好的生活里。到处是蜂蜜和甜蜜的味道，鸟鸣声声，花香遍地，和谐安宁，一派田园牧歌景象。这里远离城市，这里的人纯洁而高尚。
在希腊，我还没有见到过比这里更绿意盎然的景致：绿叶丛丛，繁花满树，高山巍巍，瀑布淙淙。和煦的阳光更突出了风光的优美，不时可以看到紧贴着山边的板岩屋顶房舍。在卢浮宫悬挂着一张普桑的油画（或许，哪天我们可以去那儿看看），画中便是阿卡迪亚，牧羊人聚集在一座坟墓四周。真理在他们身上显现，纵使在天堂，死亡也永远在眼前。穿过这片田园诗般的美景时，一直萦绕在我脑海里的可能就是这个。满眼饱览美景，同时心里有一丝不安。我知道天堂不可能降临凡尘，但写这些让我意识到，我对我们之间的一切是多么满足，然而我的幸福居然一直是幻象。
穿过有几座石头房子的村庄，我在一个名叫科斯马斯的村庄停了下来。广场一片死寂。我打了个激灵，决定继续赶路。一个多小时后，我到达了特里波利。
虽然依旧沉醉于阿卡迪亚的美色美景，但我释然地发现，自己来到了一处更普通一点的宜人之所。我注意到两座废弃的厂房间的小路上还藏着一个酒吧。附近的每一面墙上都是涂鸦——大胆，富于艺术感，有时是很荒诞的绘画、口号和短语。这个地方正适合我愤怒而不安的心情。
那时大约六点，一个女孩闷闷不乐地擦着桌子。我进门时，她根本就没抬头。音乐开得很响，她可能没听见我进来。她身穿无袖T恤，胳膊和肩膀上布满文身，鼻子上穿着鼻环，两只耳朵上各钉了十二枚耳钉，半个脑袋剃光，剩下的头发染成紫色，像是新的瘀伤的颜色。左右前臂上均有十字形疤痕。
过了一会儿，她走过来拿走了我的点餐单：一瓶啤酒。我是唯一的顾客，所以我们就聊了起来。她的面庞很美，但似乎对生活不满，也讨厌脚下的土地。不管怎么说，她好像对自己的国家希腊非常不满。像很多年轻人一样，这个叫伊娃的女孩觉得自己没有得到重视。
两年前，她从大学辍学。“真没意思，”她说，“我们这一代人大多数都找不到工作，上大学干什么？学了谁都不需要的本事，然后被送入社会。真没用。”
我能察觉到伊娃深深的挫败感，从交谈中明显可以看出她是个聪明的姑娘，充满激情，也很有天赋。酒吧内墙和外墙一样画满涂鸦，那全都是她的杰作。整个画面非常漂亮。我夸奖了她。“这可不是随便乱画的，”她说，声音里有一丝挑衅，“这是个完整的故事。”
我凑近仔细看，线条勾勒出隐隐的奇怪人形，还有飘忽的黑色蛛网似的文字。她说的没错，文字和图画一起讲述了一个故事。
看完后我才明白，我并不是唯一一个在阿卡迪亚的风景中感到奇异矛盾的人，这里看似会提供理想的生活，现实却异常残酷。
对伊娃来说，这个阿卡迪亚，这个本应是人间乐园的地方，却像希腊一样笼罩在噩梦中。
我也在阿卡迪亚
安塔纳西亚（Athanasia）这个名字的含义是“永生”。她在雅典的尘埃和喧嚣中长大，热爱这个城市，没有太大兴趣去看外边的世界是什么样子。然而这个周日的早上，她的目的地是阿卡迪亚，一个比科斯马斯还远的高山上的小山村。那是她父亲的家乡，二十八年前她在那里出生。
她父亲格里戈里斯·马拉瓦斯在她两岁时过世了，她对父亲几乎一点印象也没有。从小到大很少有人提他。没有照片，没有他存在过的任何迹象，只有她自己。他唯一留下的就是她这个女儿。母亲去年去世了，她去整理母亲的寓所时，才注意到衣橱里没有什么引人伤感的东西。母亲遗留下的文件里也什么都没有。没有结婚证书，没有婚礼照片，甚至寄给她的信都没有一封加上了夫家的姓。
安塔纳西亚对那个村庄没有任何记忆。父亲四十天忌日后，母亲离开了那里，再也没回去。周年忌日、三周年忌日，她都没有回去。很多年后，母亲总说一句话“他弟弟都打点好了”。那时她才知道自己有个叔叔，但不清楚叔叔现在是否还健在。
现在她二十多岁，独立又好奇，心中的问题没有答案。事实上，大多数问题她从没问过。她想去看看阿卡迪亚，想亲眼看看人们所说所写的一切是否名副其实，想看看那里是不是世界上最美的地方。
她沿着山边公路蜿蜒向上驶去，风景似乎很美。她停下车，欣赏着下面的山谷，帕农纳山的景色一览无遗。深深地吸一口气，清冽的空气纯净无比，让她的肺充满活力。
这里的风景成就过很多美丽的油画，但没有一幅比得上她看到的延展在面前的真实的阿卡迪亚。
她在美景中沉浸了十几分钟。远处是水杉，近处是松柏，还有悬铃木。在这里，大自然爆发出勃勃生机。绿的、黄的、金色的，树木葱郁繁茂，树上缀满果实，枝头沉甸甸的，欢乐的鸟儿正在大快朵颐。
安塔纳西亚抬头仰望，只见山岩上有瀑布飞流而下，层层叠叠，直冲几百米之下的河床。她能听见隆隆的水声。脚下是晚开的野花，星星点点，娇嫩可人。她小心翼翼地落下脚步。
时间悄然而过，虽然刚过正午，但太阳已坠入山间，她不太情愿地回到车里。转了几个弯后，她猛地踩下刹车。百余只山羊挡住了她的去路，前面是一个男人。羊群在山崖一侧回返，他对着其中的一只羊又嘘又叫。后面跟着个女人，她的肩膀比男人的还宽厚。她转过身来，安塔纳西亚感觉她的双眼充满力量。
她面色严厉，像是在说：“你，等着！”
她右手拿着根木棍，驱赶着牲口，左手抓着什么东西的后腿。看上去像只兔子。安塔纳西亚摇下车窗，看到它在无力地挣扎。她明白了，那不是兔子，而是一只刚刚出生的羊羔，身上的毛还黏糊糊的。母羊蹒跚着走在前面，鲜血滴答，已经忘记了新生的孩子。大自然没有多愁善感。
安塔纳西亚耐心等待，直到一只掉队的孤零零的山羊跟上了羊群，她才继续开车前行。
走了几公里后，一个村庄映入眼帘，山顶上雪白的房子炊烟袅袅。金色阳光洒在石墙上，她想象着屋里正烧着温暖的炉火。
她在村子大广场上一棵枝叶繁茂的悬铃木下停了车。广场被巨大的教堂占据，高耸的钟楼是村子的制高点。她习惯性地朝教堂走去，不是去礼拜，而是为妈妈点燃一支蜡烛。发现教堂大门紧锁，她穿过广场走向一排咖啡馆，每家咖啡馆外面的鹅卵石路上都有近百张椅子。椅子都空着，像在期盼着能有很多人来坐，却没有一个人来。
空旷的广场、大门紧锁的教堂清清楚楚地诠释了村庄已被遗弃的事实。一小时前还让她心旷神怡的清冽空气，现在却激起一股战栗，顺着脊背而下。
只有一家咖啡馆挂着“营业中”的牌子。
她走进去，但她的出现并没有打搅两个在玩十五子棋的男人。他们谁都没抬头。铁炉的温暖弥漫全屋，她在离炉子很近的地方坐下，伸出双手烤火，打量着装饰屋子的奇怪摆设。终于听到柜台上啪嗒一声，然后是壶盖盖上的声音，接着一个男人说话了。“要点什么？”
她走了一会儿神，眼睛正盯着火堆上的栗子。它们很热，烤得爆裂开来。“请给我来杯咖啡，甜咖啡。”
他默默地为她准备甜咖啡。仅有的另一位客人离开了咖啡馆。
等咖啡时，安塔纳西亚环顾四周，咖啡馆里好像落满了灰尘。橱柜里和架子上堆着各种物品：一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收音机、一架照相机、两把猎刀、一本破损的杂志、一把有缺口的咖啡壶、一个里面有几枚德拉克马硬币的罐子、一张三个男人的黑白合影，还有一把生锈的老式左轮手枪挂在钩子上。每样东西要么当初价格不菲，要么意义不凡，但现在看上去像没用的垃圾。她不觉寻思起来，父亲是否经常光顾这家咖啡馆，有些物件是否那个时候就在这儿了。“你为什么来这里？”“你是说来阿卡迪亚？”她问道。
对话戛然而止，因为来了一个带着一对五岁大的双胞胎的男人。还没等那个男人说话，一大杯清澈的酒就递过去了。他一口喝下去，把玻璃杯往桌上重重一摔，又自己倒了一杯。老板已经把瓶子留在了柜台上。
两个男孩穿着一样的绿色尼龙运动服，在角落里逗弄笼子里的金丝雀。一个男孩拿着爸爸的车钥匙顺着笼子上下滑动，开心于自己能弄出声调来，得意地看着里面的小鸟战战兢兢。另一个男孩两条腿交替着单脚跳，有节奏地往前推着鸟笼架，架子左右摇晃起来。父亲不在意孩子们弄鸟笼的刺耳声响，只要儿子们自己玩，他就可以痛快地喝酒。
身材魁梧、留着胡子的老板把咖啡放到安塔纳西亚面前。每一杯希腊咖啡里百分之十是液体，百分之九十是细软的咖啡渣。老板在旁边放了一个玻璃杯，她把咖啡滤到杯子里。
过了一会儿，老板回来，拉出安塔纳西亚身边的椅子，跨坐在上面，好像骑着一匹马。他剥着烤好的栗子，扔到桌上几个，把碎的分拣出去。她注意到一条蠕虫爬了出来，恶心地蠕动着。在炽热火焰的烘烤下，虫子本该活不成的。“你为什么来这里？”
听起来更像是挑衅，而不像是询问。“我的家人……就是我父亲……是这儿的人。”
男人继续剥栗子，放到嘴里，对她的回答一点都不感兴趣。“他死了，所以我母亲离开了这里。”她说道，“我想去看看他的墓。”“那你家姓什么？”“马拉瓦斯。”“我也姓马拉瓦斯。扬尼斯·马拉瓦斯。我们这里很多人都姓这个姓。”
他又继续剥栗子，吃栗子。“我可不是说我们是亲戚。”他口气生硬，说话时栗子渣从嘴里溅出来。“墓地在哪儿？”“往前走，差不多半公里路，广场后面的山上。你到了就能看到，在左手边。”
他点了一支烟，两眼盯着她，看得她很不舒服。然后他起身，踱回吧台后面。“至少你知道他在那儿。”他说道，“在这个村子，一旦有人葬在这里，人们就会一直待在那儿。这里有的是地。”
她把一欧元放在桌上，走了出去。
她很高兴出来呼吸呼吸新鲜空气，远离那两个吵吵闹闹没规矩的男孩，还有那个像是故意往她脸上吹烟的老板。
村庄依旧死气沉沉，但远处的景致更加漂亮。通往墓地的道路两旁有成排的老栗树，落下的栗子在脚下嘎吱作响。她一边爬山，一边欣赏周边的景色。翠绿的山峦闪着金色的光影，天上没有云彩。
十五分钟就到了墓地。她到那里时，铁门大开，像是在欢迎她。对这么个小村庄来说，这片墓地好像太大了。所有的墓都由白色大理石砌成，很多上面竖着巨大的雕像。每块墓碑上都有照片、诗句和颂词，和雅典的第一公墓没什么两样。母亲去世前不久，一位有传奇色彩的流行歌星过世，她和母亲还去他墓前献过鲜花。她曾经被那座墓的雄伟震撼，在这个遥远的地方发现类似的雄伟的墓，以及精心制作的石雕，的确令人吃惊。
这个死人住的“村庄”，比她刚才出来的那家咖啡馆保护得好得多，这里整洁有序，杂草除尽，地面洁净。老旧些的墓像是被定期清洁过，连五十年前去世的人的墓看上去都是崭新的。每座墓前的花不是常规的褪色绢花和塑料花，而是鲜花，大多是康乃馨、玫瑰和百合。从旁边走过时，她闻到了花香。
令她震撼的是，这里的人十分重视过世的人。同样震撼的是，这里死去的人比活着的人多。
扬尼斯·马拉瓦斯是对的。这里有几十个和她同姓的墓主，还有很多人和她父亲同名，但他们的死亡日期和她所想的父亲去世的时间对不上。即使有照片她也认不出来。母亲连一张过世丈夫的照片都没保留。
她在墓园里的小径上来来回回地走着，直到黄昏降临。对于父亲，一个她根本不了解的人，她没有过多的伤感，反而是许多墓上的照片、诗句和对逝者的颂词打动了她。在墓园转了半小时后，她吃惊地发现，所有的逝者都是男人。有几个死的时候很年轻，真是悲剧；有几个是中年离世的；其他的大多是七八十岁时去世的。一排又一排，所有逝者都是男人。
光线渐暗，她知道必须得离开了。她没有找到想要找的，但心里一直有个疑问：女人们都葬在哪里了？当她走回广场安静的街道上，这个疑问更明显了。不论生死，村里的女人都消失不见了。
现在，有几家店铺开张了。她路过一家肉铺，里面有个男人一直在剁肉；一家面包店，两个男人在搬运一盘盘面包；一家小杂货店，男店主正接待一个精瘦的年轻男顾客。
等她转过街角，走进广场，已经过了七点。一辆破旧的车停在那儿。车很脏，她注意到车窗上有手写的字样“出租车”。好一会儿，她才意识到自己的玛驰车不见了，眨了眨眼。她非常肯定车就停在那棵悬铃木下，可是现在不见了。
她毫不犹豫地走回咖啡馆，想问问店主是否看见了什么。现在店里又来了几个人，大多自己占一张桌子。走进去时，她感觉到他们在盯着她。他们的年纪应该和她父亲现在的年纪相当。
站在柜台前，她焦虑不安地等着扬尼斯·马拉瓦斯出现。他好像出去了，但所有人面前都有喝的东西。
终于，他从咖啡馆后面走了出来。尽管不久前她来过这儿，但现在一点都认不出他来。“我的车不见了……”她脱口而出，期望他至少会给自己一点关心，“村里有警察局吗？”
店主点点头。“警察就在那儿。”他说。
就是她早先看到的那个带着双胞胎男孩的男人。他还在喝酒。“但他下班了。”
他一副漠然的态度，这让她目瞪口呆。
或许她得找个朋友从雅典开车过来接她？或者会有公交车带她离开这儿？她一心想着赶紧离开。“我能用用你的电话吗？”“我们有老式的付费电话，”他说着指了指角落，“但不收欧元。”
几年前就用欧元了，但他不屑用。“那，怎么……”
他耸耸肩。“帮不了你。”他说完，转过身背对着她。“出租车呢？”她问道，开始感到绝望。“这个时间已经没了。”角落里的一个人说。她没留意过那个人。
安塔纳西亚看着周围一张张冷漠的脸。这些男人显然敌意十足，空气中弥漫着烟味和一片寂静。
这就是生活在人间天堂的人们？她问自己。她回忆起今天看到的唯一一张女人的脸，意识到牧羊女不得不变成男人模样才能活下去。可能其他的女人很久以前就走了，像她妈妈一样。
安塔纳西亚知道自己别无选择，她得尽快离开此地。
月亮升上天空，她跑了起来。阿卡迪亚不是女人待的地方。
我能预见到伊娃的故事会如何发展，故事中传递的信息令人惋惜。我不知道她这代人会怎样，他们就这么一天天活着，深知自己被剥夺了许多东西。
伊娃和她的朋友们很有可能几十年后才会醒悟过来，他们已经失去了发掘自己潜能的机会，失去了半辈子应有的机遇。希腊到处充满了这种沉重的异化感。我在每个城市、每座村镇都有这种感觉。涂鸦就是这种异化感的明显体现，但一张张不抱任何幻想的脸体现了真实的人性异化。成千上万的年轻人在自己的国家看不到任何希望。他们觉得国家在和自己较劲。像安塔纳西亚一样，他们能逃就逃。如果愿意的话，伊娃或许也可以这样做。
十点钟左右，酒吧里陆陆续续来了几个二十多岁、三十多岁（也可能是四十多岁）的被剥夺了公民权的人。所有的人都受过良好教育，有自己的见解，很高兴有个练英语的机会。其中有几个人是同性恋（男女都有）。争论的话题从腐败到卡瓦菲，从资本主义到这次危机。我们讨论性别和权利，讨论希腊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男性自我。妇女在希腊很强势，但上了年纪的一代妇女还是常常屈从于丈夫。人人都赞同这个观点。每个人的妈妈都在买菜、做饭、打扫卫生，即使她们也有全职工作。
伊娃忙着为大家斟酒倒水，时不时也参与一下大家的闲聊。她讲的故事反映了她的个人经历，我能感觉到她在指出男人对这个国家造成的破坏，她要气炸了。她把气撒到腐败的男性政治家身上，他们统治希腊上百年了。鉴于到目前为止，希腊政界还没有女人担任过任何重要角色，大家都没敢表示反对。“神给了希腊人这块田园诗般的土地，”她说着把一盘子盛着烈酒的杯子往桌子上一放，“但是，看看这些男人都做了什么……”
在座的男人和女人都表示赞同。现实的确是一团糟。“干杯！干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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