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以）顾克文,（以）丹尼尔·罗雅区,（中）王辉耀
出版社：机械工业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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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谷：科技之盾炼就创新的国度试读：
前言
以色列谷的基因与创新模式以色列是一个独特的国家。时势塑造了以色列人，他们身上保留了一股开拓精神以及不懈奋斗、抵御风暴的能力。以色列建国和腾飞的特殊背景决定了国家在经济中扮演的关键角色，而最为重要的一点，恐怕是在邻国的敌对下，国家恒久动乱的状态。为此，以色列成立了一支强大的军队，并逐渐发展出一个军事工业，尤其凭借它在民用领域发挥的影响，以色列成为尖端技术行业的世界强国。
与建国伊始相比，以色列已实现了改头换面，20世纪90年代的发展方向已得到肯定：智力正是以色列最坚实的资本。以色列自1948年建国以来，为智力的存续所做出的奋斗造就了该国的经济与企业，也成就了其经济龙头行业的特质。地区环境依然迫使以色列每年都要从国家财富中拿出一大笔资金来拨予国防行业。
以色列人懂得如何适应这些特殊的客观条件和现实中的困境。他们将所有敌对的元素化为自身所用。他们开垦沙漠、创新、出口、鼓励多元文化。以色列因此成为中东地区的技术实验室。
若不是这些重大挑战在前，以色列恐怕不会跻身全球信息技术的领先行列，也不会成为无人机、医学影像和滴灌行业的先驱之一，更不会拥有蓬勃发展的研发活动。渐渐地，一些世界顶级公司如康维斯（Comverse）、Check Point和耐特菲姆（Netafim）在以色列生根、发芽、结果。借着这股大力支持创新的春风，跨国公司————从IBM到英特尔，以及微软、思科、谷歌、强生等行业巨头也在以色列成立了研发中心。
这一切恐怕要归结为以色列的国土上拥有“研发的四大神奇元素”：（1）高度倚重科学的卓越大学（半数以色列学生选择修读理工科）。（2）在经验、能力和文化多元方面独一无二的人力资源。（3）学术界与工业界十分紧密的联系（每所大学都拥有一个对口的技术转移单位）。（4）以色列国防军是研发的催化剂。
这四大要素对以色列在研发方面取得成功起到了关键作用。这是一个孕育了未来技术的国家所具备的四大合力，因此也是许多欲在行业内位于研究前沿的技术性企业的“必备法宝”。“高科技园区”深入游览“小的就是美的。”恩斯特·弗里德里希·舒马赫在1976年这样写道。以色列地处中东这一哺育人类文明的摇篮，在这片区区22000平方公里（约为布列塔尼省大小）、人口780万的土地上，以色列成立了若干个技术创新园区，这些“群落”（推动贸易和促进增长的技术中心）是以色列经济与发展的马达。这些群落脱胎于美国西岸的发展模式，但依然具备典型的以色列特色，它们提供了一个独特的模板，并可以在某些方面实现复制。不过在展开对它们的描述之前，让我们首先踏上园区探寻之旅。
从特拉维夫向北行驶几公里前往海尔兹利亚的沿海公路上草木丛生，地中海有节奏地拍打出浪花。地中海朝向的这块盆地自古以来就承载了财富与交流，大海向懂得聆听的人们诉说着这个有着60年历史的小国最初的模样。人们也会毫不惊奇地发现，这里的木桶上印刻着犹太复国之父西奥多·赫茨尔的肖像。和世界上其他地方相仿，20世纪80年代以色列设立的第一个技术园区近似一座工业花园，布满了门牌与海报，以标注在园区内安置的企业名称与地址。
人们在这里可以看到一个繁忙运作的中心，平均年龄在20～30岁的男男女女在一起工作，他们互相认识，交流频繁。中心拥有多个小型碰头点，公园高度现代化，餐厅新颖潮流，这个汇集了律师事务所和“风险投资家”的中央地带让我们仿佛置身未来。在海尔兹利亚的技术园区，大型跨国企业和新兴公司融会在一起，诠释了美国教授迈克尔·波特描绘的“集群效应”：众多小型新兴企业像葡萄种子般堆集在一个大型跨国集团周围。
沿着道路一侧前行，继续向北方挺进，在海法附近，有一座截然不同的高科技园区：Matam。这里建造了一栋壮观的大楼，用以容纳如英特尔一样的大型公司，并接收海法市著名的以色列理工学院（相当于以色列的麻省理工学院）的学生前来实习、读博、开展研究工作和工程师项目。在园区内部，高科技、风险投资与年轻的创业者这三个世界之间形成了一条紧密的纽带。
第三座园区——魏茨曼研究所，位于特拉维夫20公里以南的雷霍沃特。魏茨曼研究所曾于2011年被《科学家》杂志评为世界十大最适宜工作的研究中心之一，它拥有临近“生科谷”的战略位置并与其保持着不断的交流。研究所的学术活动经常与新兴企业的发展兼容并存，一条无形的纽带将工业家、教授和研究所的学者们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然而，尽管研究了这些客观因素，以色列的成功和独特的魔力对于所有人来说仍然是一个难解之谜。许多学者和记者不遗余力，都试图破解这个弹丸之国的创造力和活力之谜。
因而，贯穿全书，我们致力于回答以下几个关键问题：● 以色列是为何创立、如何创立的，且在敌对的地缘政治环境中如
何保持了技术的先进性（创新与研发网络、国家政策、教育、对“青年创业企业”的支持）？● 哪些以色列文化中的固有元素孕育了如此繁荣且具有竞争力的高
科技型经济（移民政策和企业中的人力资本管理、以色列的“大
无畏”精神：拼搏与勇气的结合）？● 军事与高科技行业对于以色列的存活和发展有何影响（鼓励军用
技术向民用的转移，以色列情报基地的8200部队）？● 其他国家和企业能从以色列的经验中汲取何种有用信息（打通大
学和工业之间的壁垒，鼓励支持青年才俊、孵化器）？
我们同样试图总结出能阐述以色列高科技成功原因的模式：六芒星之盾，放眼世界的震荡中心。
以色列自建国以来，甚至从犹太复国先驱们的现代观念形成开始，他们已经懂得，国家的存活倚重于一条关键原则：科技之盾的存在与发展，这个盾牌在外界进攻时能保护和巩固国家安全。
教育、研究、创新、技术转移、军队、智力、网络和企业文化则是这其中的关键。在以色列谷的核心价值观中随处可见它们的印记：人力之盾、信息之盾、创业之盾、新型企业孵化之盾、对未来的预判之盾和以色列国防军的科技之盾。这些元素综合在一起，使得以色列形成并强化了一个盾牌，保护着国家的独立和高技术性，即科技之盾。
盾牌的形象在以色列社会的集体潜意识中无处不在，它涉及犹太民族的一些历史性时刻：烙刻在被流放和被虐待的人身上、犹太人大屠杀的事件里和那些充斥着种族歧视的历史中。盾牌是以色列国家的几大重要象征之一：它化身为大卫之星被印在以色列的国旗上；在以色列国防军（Tsva Haganah LeIsrael）的名称中，也通过盾牌明确表达出了保护的概念。这种哲学代表了以色列社会的行为特征。
一个盾牌具有防卫价值，可以防止侵犯，但也同样具有可以使人有条不紊、自我发展并毫无畏惧地向外界敞开的积极价值，同样，从心理学上来说，人类只有在位于中心、自我完善以及根基稳固的时候才能完成其社会属性。
科技之盾构成了军事和民用之间的震荡过渡地带：以色列的政治和军事领袖们纷纷投入大量精力，使得在军事领域获得的技术知识系统性地被转移运用到了民事领域。致谢
完成此书倾注了我们7年的心血，本书有着来自专家、教授、顾问和分析员的贡献，一些助手、大学学者和专业人员对本书进行了多次修改。
作者尤其感谢Benjamin Lehiany（法国综合理工大学）、Yvon Maier（海法）、Roger Cukierman、Laurent Choppe博士、Anabelle Cukierman、Maxime Perez（国防部）、Armand Dayan（ESCP欧洲商学院）、Steve Ohana（ESCP欧洲商学院）、Michael Bickart、Roxane Tran-Van、Jacques Bendelac（耶路撒冷）、Mati Ben Avraham、Oren Dahan、Celine Benhamon、Julien Bahloul、Pascale Pernet、Lise Beninca、Mahault、Xavier Gazay、Audrey Gozlan、Jeremy Dahan、Remy Leclercq、Ilan Brajzblat和Pauline Dubin。第1章 以色列谷：背景与特征以色列经济：重大事件与关键数据
在国家创立之初，以色列的经济状况苍白无力，举步维艰，主要原因是战争带来的成本和对新移民的必要安置。最初的十余年间，30亿德国马克被注入以色列经济。另外，以色列政府还获得每年高达1亿美元的私人捐赠，这些捐赠大部分来自北美。
投资者转向了农业和制造业。出于对地区经济均衡发展的考虑，对港口和国家基础设施的发展投资尤为显著。从人口居住来看，一些地区得到了政策倾斜，比如加利利或者内盖夫地区。20世纪60年代最重要的行业是纺织业和食品工业，在之后的20多年里，以色列经济经历了两位数的增长。然而自1973年，伴随着第四次中东战争，增长趋势发生逆转，此次冲突着实使得以色列的经济倒退了十年。
20世纪80年代的经济形势十分糟糕：450％的通货膨胀率。最令人心惊胆战的通货膨胀率预测达到了1000％。尽管第二次巴勒斯坦起义运动使得以色列陷入了财政深渊，但大量来自苏联的移民以及和平进程的开始还是推动了以色列的经济发展。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以色列经济表现出了惊人的韧性。的确，近5年来国家GDP以4％的平均速度增长。相比之下，OCED成员国的增长速度仅为0.7％。2014年，国家的失业率终于达到了30年来最低的5％。经济
自建国以来，以色列形成了以高度发达的高科技与服务行业著称的市场经济。在全球人类发展指数的榜单上，以色列排名第16位，被看作一个高度发达的国家。
农业占据了GDP的2.8％，因而仍然在经济生活中具有重要地位。以色列能满足95％的食品需求，在OCDE的食品进口国中排名中下。历史上，在高科技到来之前，柑橘类食品，譬如雅法的标志性橙子，是以色列出口最多的产品。
以色列主要工业行业是电子和生物医学设备、食品、通信和信息系统、化工产品以及军用设备，也是世界重要的钻石切割中心之一。
农业创造了2.8％的国内生产总值，仍然在经济活动中占据着重要位置。以色列的确进口大量粮食，但是同时也生产加工大量的其他农产品。例如，以色列生产者们种植种类繁多的柑橘类水果（如橙子、柚子、柠檬等）。
在最近发现离岸天然气以前，以色列的自然资源一直很匮乏。因此，以色列大部分的能源（例如，100％的石油消耗）消耗都需进口。2013年第一季度，以色列启动了离岸天然气的开采。据OCED，随之而来的是国家GDP的显著增长（2013年1％，几年后预计达到2％）。
跟其他发达国家一样，以色列的第三产业在经济生活中占据重要地位。在以色列市场上，繁荣发展的3500家新兴公司将以色列的创业精神体现得淋漓尽致。数据表明，以色列的新兴创业公司在全国企业总资产中所占的比例为全球第一。
最后，以色列的旅游业也是其国民经济的主要支柱，在2011年迎接了超过350万名旅游观光者。出口
以色列自1948年建国以来至2012年，出口总量从600万美元增至400亿美元，足足增长了70倍。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出口主要由柑橘类及其他新鲜农产品构成，随后得益于前所未有的研发政策支持，出口重心转向创新产业。现如今农业仅占出口的不到2％。同时我们注意到，以色列工业出口中高科技的重要性呈上升之势：2013年47％的出口工业制造品来自高科技行业（见图1-1）。图1-1 以色列1990～2013年的出口资料来源：The Central Bureau of Statistics, Israel.
信息和通信技术的确占据了出口总量的30％。
以色列国内生产总值的40％来自出口。现今，以色列不仅是军用产品出口的领军者，拥有10％的全球市场份额，而且在农业和卫生技术行业的出口方面也是佼佼者。例如，药品占据以色列出口美国总量的30％。
时至今日，以色列最重要的出口已不再是钻石或者水果，而是企业输出。2006年7月末，正值黎巴嫩真主党火箭袭击海法之际，惠普斥资45亿美元将以色列软件测试巨头Mercury公司从股市上买下。2012年，网络设备及软件领域的国际巨头以50亿美元的价格收购了以色列公司NDS。这些交易是以色列历史上高科技领域最终要的交易之一。
2013年，谷歌以9.66亿美元的价格收购了创业公司WAZE，2008年由三位以色列人创立：Uri Levine, Ehud Shabtai和Amir Shinar。WAZE是首款能实时更新交通信息的手机GPS导航软件。
此处仅仅列举了以色列高科技产业里不计其数的外国投资中的几个重要例证。1
2012年以色列的进口和出口情况，如图1-2所示。图1-2 2012年以色列的主要商业合作伙伴（单位：10亿美元）资料来源：The Central Bureau of Statistics, Israel.
亿万富翁巴菲特曾以50亿美元购买了以色列伊斯卡（Iscar）公司，此交易是他在除美国之外的地区进行的数额最大的投资。巴菲特曾说过：“若来中东寻找石油，请别在以色列停留。但若是来寻找头脑、能量和正直，以色列是你唯一的落脚处。”企业文化与研发
政府、投资者和风险资本家为新兴企业创立和发展提供配套的资金支持，这些资金流与科技创新相结合，巩固了以色列尖端技术产业的发展，并使之前景非常光明。
按绝对价值来算，以色列在风险投资过程中的种子阶段（投入公司的第一笔资金）和初创阶段（种子阶段之后的融资阶段，此时公司已能获得销售收入或已有成型的最终产品）的投资总量相当于整个欧洲风险投资总量的一半。
因此，以色列这片热土也成为新近的技术产业集群之一，正如当年的硅谷一样，迈克尔·波特如是说。所有的元素都在这里聚集，尤其是诸如迪拜的一些城市大费周折想要形成的“社会凝聚力”。
以色列的诸多研发中心也享誉全球，许多现今我们日常生活中常见的技术突破都源自于此，例如，迅驰和双核处理器、网上交易安全系统、U盘、樱桃番茄等。
2011年，以色列的研发开销高达GDP的4.25％（同年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的平均水平是2.33％），是世界上研发费用占GDP比重最大的国家（见图1-3）。图1-3 2012年国内研发花费占GDP的百分比资料来源：OCDE.
然而，以色列普通民用研发的费用绝大部分来自企业，2011年约占总开支的81％，自主独立管理的大学约占12％，政府仅占1％，且自2003年以来便呈下降趋势。信息和通信技术占据了企业研发费用的84％，包括软件和硬件。以色列前七所大学的研究总预算为3.31亿欧元，20％的预算用于竞争研究。以色列如今更在世界人均注册专利数量方面位居全球第四位。
以色列就业人口中拥有高等教育学位的达到45％（法国的此比重略低于25％）。平均每1万名公司职员中就有140名工程师和科学家（美国为85名，日本为65名且24％的就业人口拥有大学文凭），如图1-4所示。图1-4 2012年以色列每1万名公司员工中的工程师数量资料来源：The Central Bureau of Statistics, Israel.
2010年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一份报道将这一现象的原因归为以下两点：大量学生选择理工科和20世纪90年代的俄罗斯移民（数百万计的苏联大量移民中，绝大部分都拥有学位）。经济韧性
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相对于其他发达国家，以色列经济表现出傲人的坚挺之态，例如，2009年当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的GDP下降了3.5％时，以色列的GDP虽速度缓慢，却仍呈增长之势，然而以色列却几乎没有任何自然资源的优势可言。
对此我们可归因于以下两点：一方面国家借出多于借入，另一方面以色列政府，例如以色列央行，通常会制定相对保守的宏观经济政策。2004年以色列国债高达GDP的104.5％，而现今已大幅下降。2004年以后，以色列国债便已下降至GDP的78％，接近于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平均水平。
2010～2011年，以色列国债增长率约为4.8％，位于欧洲和亚洲的增长率之间，因为以色列也的确是两个大洲的十字路口（见图1-5）。图1-52006~2013年以色列与发达国家的GDP增长率资料来源：OCDE.
如今，以色列成为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成员国之一已不是一个偶然，因为它的经济增长率已是组织内很高的国家之一，因为它的失业率自建国以来已是历史最低点，因为它成功抵御度过了全球金融危机。技术上的突飞猛进已将以色列的企业武装得极具竞争力。在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发展学院（IMD）出具的一份关于竞争力的报告——《世界竞争力年度报告》（WCY）中，关于以色列的数据便足以说明问题（见图1-6）。图1-6 2011年洛桑国际管理发展学院的《世界竞争力年度报告》
这股创新的力量究竟源自哪些因素便是我们这次研究的主要目标，但在这里需要注意，一个以色列创新系统的基本特征对于国家出台在私营产业中注重研究和创新的政策起到了十分重要且持续的作用：政府已明白科研力量在国家经济成功中的重要性。矛盾的成功：风险之下的想象力
以色列面临的挑战之一是如何将不利条件转化为有利元素。
以色列这个国家一直处于非常复杂的地缘政治环境中。自1948年建国以来，尤其是1956年苏伊士危机期间，法国与以色列的关系非常密切：法国一度是以色列的主要军火供应商，以色列空军的装备基本完全由法国提供。1967年的六日战争导致了法国对以色列的强制禁运。以色列从此无法从达索飞机公司购买在多场战斗中都发挥了主要作用的幻影战斗机。以色列当局于是决定开始着手开发一款国产战斗机：先有Nesher轰炸机，后有Kfir，均受到法国幻影战斗机的启发。
这次禁运成为了以色列创业精神的真正催化剂，正是从这次禁运开始，以色列的军事工业真正腾飞了。这是个足以说明以色列人如何能够将先天劣势转化为王牌的具体例子，这种能力也是以色列经济模式中反复出现的一种特征。
正如劳伦·达索（Laurent Dassault）在参观伊斯卡公司的过程中，Lehavim公司的创始人史蒂夫·维特海默（Stef Wertheimer）略带讽刺地说：“应该放一个戴高乐的雕像在我们园区的门口。多亏了禁运，我才得以创建Lehavim公司来制造发动机，因而伊斯卡和泰芬（Tefen）园区也是多亏法国才间接得以发展。”
同理，不是因为政治状况，而是由于其地理位置，以色列需要为自己配备一套特殊的国防系统。确实，在卡萨姆（Quassam）和格雷德（Grad）火箭的持续威胁下，在来自加沙地区迫击炮的不断轰炸中，外加来自真主党的喀秋莎火箭和来自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流星（Shahab）弹道导弹，以色列设计出了史上最先进的反导弹系统之一。以色列的“铁穹”反火箭弹系统凭借雷达引导的小型导弹拦截短程火箭炮和迫击炮。同时，Hetz反导弹之盾（以“箭”式反导系统著称）是20世纪80年代开始启动的项目成果，现今已进入第三发展阶段，这一防卫系统环绕以色列边境，能拦截大于250千米射程弹道火箭，充当着盾牌角色，保卫着以色列人民（见图1-7）。图1-7 Hetz反导弹之盾
以色列航空工业公司（IAI）欧洲区前总裁和以色列奖的获得者David Harari，曾参与无人驾驶机的研发，他说：“第四次中东战争来临了。不出几天，以色列的轰炸机就被‘萨姆’—2和‘萨姆’—3防空导弹击落，成为这场战争的重大灾难性事件。这对于以色列来说是个巨大的冲击，对以色列空军来说是一场海啸。自此开始，研发一种飞行摄像机的想法开始逐步萌发，这种摄像机能够飞越潜在危险区并通知飞行员。无人驾驶机便是在这种不断地发问、逻辑推理和与操作人员的对话中最终成型的。”
以色列军队创立了一些精英部队来开发内部使用的技术工具。以军通过1994年创建的内部学校——电脑职业学院，每年培养约300名专家。
近几十年来，从军用到民用领域的技术转移一直在不断进行着。然而以色列却并没有满足于回收利用军用技术，它还在其他领域拥有众多专家，例如生物科技或者可替代能源领域。
美国、德国和英国的投资者很少因为以色列无尽的战争状态而望而却步。相反，他们深刻地懂得，这一情形会鼓励人们勇于冒险：在遇到问题时，包括在经济领域，以色列人习惯寻找那些非传统的、不是约定俗成的答案。
除此之外，在与邻国关系不稳定的大环境下，高科技是否能成为和解的跳板呢？正如在冷战时期压倒一切的现实政治，我们可以使用“现实技术”这个词。技术是一门能使所有人相互理解的通用语言。在以色列，NGT新一代技术孵化器便是最佳例证：它聚集了犹太和阿拉伯的合作伙伴以及众多学者与投资者（见第6章）。
没什么能阻止我们去想象类似的例子会再次发生：所有这些创业公司每一天都会互相交流，可能会形成一种“共同灌溉”。因为正如美国经济学家奥利弗·威廉姆森（Olivier Williamson）所说：“我们的最佳拍挡就是我们的竞争者。”
然而以色列研发的技术主要供植根于发达国家的公司使用，在这些国家，以色列公司通过许可证或OEM（原始设备制造）协约来销售它们的技术，而非直接瞄准最终消费者。在这种经济模式下，借助一个全球规模的公司将技术整合到它的品牌之下，并进行产品分销。因而，在邻国似乎很难销售以色列的技术。的确，要知道这些邻国的人均GDP是以色列的1/10，似乎很难将技术生产和阿拉伯的工业联系在一起。
然而也存在着例外：史蒂夫·维特海默与泰芬在土耳其创立了技术园区，耐特菲姆公司在埃及和印度尼西亚非常活跃，以及IDE技术公司也在近东国家拥有海水淡化方面的业务。
以色列文化和媒体一直很看重科技创新，它被视作必不可少的发动机和国家工业前途的关键。一份宣布应用材料公司被度量衡和设备检测行业的两个以色列公司买下的公报标题为：《美国人成为以色列高科技公司人才库的顾客》，这标志着这以色列科技创新质量被认可。
以色列人的行为特征还表现为愿意与外国工业家达成真正的联盟。这些外国工业家也因此成为与美国领军企业进行“技术对话”的专家，且能够丝毫不为“非我所创”症候群所困扰地去消化任何知识。以色列的工业家和创新者们对于将外国技术整合到他们的产品开发中信心十足，而且经常借助于“逆向工程”（拆卸竞争者的产品以达到理解和改善产品的目的）。
以色列创新哲学的另一方面还在于将技术监督和竞争情报系统用作管理工具。在行业竞争非常激烈的情况下，为了避免被竞争者超越，以色列人会不断地研究市场参与者的运营战略。技术监督是根本，当局也会毫不疏忽地去搜集各种性质的信息并在最短的时间内促进技术的转化。苹果公司前总裁约翰·斯卡利（John Sculley）说过：“在美国，技术转化耗时高达七年，其中有技术过时的风险。”在以色列，技术转化经常非常迅速：一年甚至几个月足矣。
雅尔·沙米尔（Yaïr Shamir），现任农业部长，1999～2003年Catalyst私募基金的管理合伙人，2013年起任以色列农业部长，是以色列航空工业公司和以色列航空（El-Al）前总裁，以及以色列空军前技术长官，在下面的采访中阐明了一切。雅尔·沙米尔畅谈以色列创新模式以色列创新模式有哪些特征？在哪些方面对其他国家比较有借鉴意义呢？我认为首先应该定义以色列是什么。有些人会说以色列是一个创业者的国家。对我来说，我觉得这里是孩子们的天堂。因为孩子们总是在试图知道他们的极限在哪里，他们不断地试探他们的父母、身边的人和老师。在以色列，没有清晰地定义任何极限。孩子们在一个可以充分自由行动和思考，并且没有任何人去烦扰他们的环境中成长进步。竞争意识也是在这个现实中形成的，它会促使同一家庭内的两兄弟相互超越、挑战权威并推动创新。在欧洲或者美国，我们都看不到这种灵活性。在以色列，一个企业的接待员可以忽然拥有更重大的职责。等级关系并不会妨碍人们的积极主动性。所有人都可以提出他们的想法，甚至在这些想法还不成熟的时候。我认为这是以色列模式的重要特征之一，还需注意，在以色列，失败在任何时候都不是不可接受的。如果一个创业公司在市场上失败了，它的创建者永远不会受到惩罚或者被负面地看待。以色列人充分地领会了这一点，也正是因为如此，他们才会勇于冒险，而且不用担心自己的形象会受到损害。这里没有偏见。我们还可以在军队看到这种弹性关系，士兵可以自由与长官对话，并向长官提出他们关于部队运营的最好办法的建议，军队原本并不是一个灵活的地方。我认为以色列公司极度开明，而且知道如何通过自由的首创精神来为创新增值。在以色列，采纳尊重这种理念的人会被人尊重。归根结底，以色列人会比其他人更爱求知吗？我的妻子和我去过很多不同寻常的地方旅行，比如南极洲或者津巴布韦。在那里我们每次都会遇见很多的以色列人，也有法国人、德国人和澳大利亚人。他们也是一些天生非常爱求知的民族，总是在学习那些不同寻常的文化。我常常在鼓励身边的人去对其他领域产生兴趣、去追寻新的学业或者换个工作、换个领域。作为企业管理者，我发现大量以色列员工在几年后都会离开他们的岗位：不是因为被解雇，而是他们心中不断有满满的、新的抱负。在任意一个欧洲国家，这种行为会被称为缺乏职业稳定性，但是在以色列却全然不同。一个新员工会毫不犹豫地去向他的老板提出令他不满意的某些事情。Chutzpah（法语的“胆识”这一词，夹杂着勇气甚至一丝放肆）是以色列文化的显著特征。结合您的亲身经历，您有发现催生了您所描述的这种以色列创新精神的其他文化因素吗？在以色列，我们经常听到这种思考：“如果你想把一个工作做好，就要把它交给一个忙碌的人。”为了使一个人发挥他最大的效益，总是需要在他身上施加更大的压力才行。一个员工只有在背水一战的时候才能超越他自己。作为前总经理，我见过大量的例子。压力会带来积极的结果，尤其是当一个企业遇到困难时。在市场生活中，一个以色列人面对的挑战不是保证生存，而是如何显得更有竞争力。您描述的是一种突击队精神……在一个以色列企业里，譬如在一个创业公司，你会看到一些前飞行员、长官或者一些精英部队的成员。这些人习惯于承受超强压力，他们的军旅生涯深深地影响着他们的工作，并不是说他们有一些特殊技能，而是有一种不同的态度。强迫一个员工超越他目前的最佳状态对一个团队来说有百利而无一害。在以色列公司里难道不会有犹太人大屠杀的负担吗？以色列是一个奇迹。建国者们深知他们必须超越自己才有继续活下去的希望。我们现在扎根在一片不稳定的土地上，需要为我们的生存和合法地位而不断斗争。这是理解我们文化的一个基点。求生精神埋藏在我们的集体潜意识中，且在我们的言行举止中不断重现，最明显的就是工作领域。以色列人总是处在毫无退路的境况下，我们没有其他的地方可以躲藏。这种既关系到我们的现在，又关系到未来的担心，它的存在给我们每个人都施加了压力。因而，我们培养出了快速行动、迅速反应和永远不迟疑等待的能力。从这一点来说，我们的环境是独一无二的。在您所描述的以色列图景中，高科技扮演了什么角色？高科技是在20世纪80年代才开始发展的，但是我认为新技术的发明和出口为以色列在世界上赢取了一席之地。我们也因此得以跟许多国家建立了与政治无关的稳固的经济联系。俄罗斯和中国目前就将这一形势看得很清楚。因为高科技强调和突出知识，因此它有助于拉近商业关系，使之变得更人性化。那么有屡试不爽的秘诀吗？答案是没有。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非洲的独立年代），很多以色列人都出征去征服非洲。他们主推出口农业技术，但是这个模式以失败告终。以色列人离开后，非洲国家并没有保存或者重新运用教给他们的东西，比如在一天的前几个钟头耕地和照顾家畜。非洲人没有这么做，曾经的农场也渐渐消失了。偶尔一些社会和文化障碍会跟人们的好意相碰撞。然而我们跟亚洲人甚至跟巴勒斯坦人都没有这种问题。有没有一个人曾经改变了您的命运？我跟随着一个难以替代的父亲长大（伊扎克·沙米尔（Yitzhak Shamir），1986～1992年任以色列总理）。他必然督促了我成为现在的自己。他很早就给予了我充分的信任，把我引向正确的方向。在我13岁的时候，他就吩咐我照顾我的母亲和姐姐，他自己经常不在家。我父亲还给了我这种着手去干、不断尝试和永不言弃的力量。15岁的我就已经知道自己的人生抱负是什么了。第2章 5世界的“集群”模式
企业集群现象近些年在世界上多个地区开始出现，尤其是在以色列。基本原则在于构建一个优秀的培训中心，一个众多小型公司围绕着一家（或多家）重要公司而转的场所，这家重要公司最好具有创新精神。
某些因素会导致一个区域相比另外一个区域更有利于形成集群，但是其他因素对于集群的形成也很关键：一流的大学，带来国际节奏的跨国公司（例如在格勒诺布尔市的惠普），代表创业公司投资者的风险投资行业，支撑经济全局、支持竞争情报研究和拥有强大关系网络的政府。
以色列集群的特征在于整合了能保证其成功的七大元素。例如，在俄罗斯，我们可以发现有优秀的大学、政府支持、扩张中的技术产业以及重要的国防产业。但是跟俄罗斯不同的是，以色列拥有成功的风险投资业，使之获得了通往国际金融市场的入口，也滋养了创业精神。最后，俄罗斯政府的风格比较隐晦不明，而以色列的公共政治却显现出更多的透明。如何创建“集群”或者“创新谷”
模式并不存在，有的只是不同的做法。我们可以通过聚集成功必不可少的几种元素来创建一个集群。
至少需要一两个领导者，周围有一些小蜜蜂以及15～20家公司，以形成连锁反应。例如，围绕着Sim卡，形成了魏茨曼研究所和一个领导者团队，以及一些小型公司，譬如Athena智能卡公司、Aurora科技公司或者Beepcard。我们发现一个“硅谷”正在自发形成，产生了沃土效应，在这片土地上小公司就如蘑菇般生长，也有可能如蘑菇般消失。这并没有统一的答案。
首要王牌就是要有卓越的大学，以及一些领军企业、大型工业集团在此发展，譬如在格勒诺布尔市的意法半导体公司，它们都有风险投资行业的陪伴支持。这是一个跟企业家精神相联系的主要元素，代表着一个“硅谷”的“软实力”。我们很快认识到敢于冒险的能力和行为方式都是至关重要的。创建一个“集群”也需要政府的积极支持。最后，还需要某种态度、精通竞争情报研究和人际关系，以及能有效通过人际网络接受信息的方式。
在一个集群里，人们齐头并进，他们之间保持着职业、社会和个人的多重关系。参与者之间相互邻近是一个重要因素：它有助于想法和知识的交流，加快了与供应商和客户的接触和对专业信息的接收。尽管有互联网和视频会议带来的便利，虚拟硅谷还是失败了。相反，相邻的位置创造了交流、施肥和授粉的效应，这是硅谷的魔力。我们在网上工作，这是建立在有血有肉的人的基础上。这并不是从花蕊到花蕊传播的花粉粒，而是信息，是未来的创新观念。
需要有一定数量的公司，如果有可能最好是互补性的，且它们足够重要，以便形成规模效应。还要找到正确的地方，那里要有民族、公司和地区的智力资本。如何积累智力资本呢？在何处可以创造这种交流价值，而且将这种交流真正量化？不同类型的集群
伦敦、都柏林、剑桥、斯德哥尔摩、赫尔辛基、以色列、台北、班加罗尔、旧金山的硅谷和其他的美国城市构成了主要集群。全世界一共约有700个科技谷，但是形态迥异。
例如，有“婴儿集群”，就像出自摩洛哥国王的意愿、受到领军企业支持的Atlas谷。
在“婴儿集群”中，每个人都在讲自己的语言，就如同法国索菲亚科技园，是一个运营得很好的硅谷，但是在大学和企业之间还是存在着大大小小的各种困难。“岛屿集群”，也就是孤立的硅谷，譬如以色列、新加坡或者中国台湾。
以色列集群的元素，如图2-1所示。图2-1 以色列集群的元素
旧金山的硅谷是一个“磁铁集群”，吸引着外国投资者们。尽管2000年经历了严重的危机，它还是在一条新的技术弧线上反弹了，而且比以前更具创新能力。
我们还可以发现“关系网集群”，譬如印度的班加罗尔跟旧金山一直有着长久的联系。集群成功的关键因素
最重要的是需要一位领导者，一个标志性人物，一个“积极的疯子”——政治家、大学学者、创业家，被创造的欲望鼓舞着，拥有具有“传染力”的能量和预见力。史蒂夫·维特海默，以色列创业家和工业家，是以色列最受敬仰的人之一，便是这种人物的生动写照。迄今为止，他创建了四个工业园区，其中就有1982年在以色列北部创立的泰芬园区，每年能产生超过10亿美元的收益。领军企业也同样重要，最好能有创业公司围绕。
在一个集群里，属于同一专业领域的小型公司是良好环境的组成部分。例如，在生物科技行业，梯瓦制药公司专注于非专利药品，在它周围围绕着数量庞大的小公司，某天其中的一个或者另一个会崛起。
之后能确保集群成功的因素，就是各个成员之间相互汲取营养，以及合作和竞争观念，体现为这种行为姿态：“我在参与一场冒险，但是我知道自己有专门的保留领域而且我是个竞争者。”
还有一种特别观念同样有助于集群的成功：接受相异性以及来自外部的创新，地理与社会上的聚居文化，能够与来自所有文化和社会的人合作。
发展人际网络并不是简单地交换名片，在不同专业领域里的交流质量是根本。人际网络管理对于知识和信息的传播是至关重要的，它是建立在信任和互利的观念，以及了解别人能力的基础上的。在换公司、地区、国家的时候，保留好第一层面的网络，好好经营并加以转化，是极其重要的。
对知识的转化是集群得以成功的另一个因素：以不同合作伙伴之间的畅通交流为特征，实实在在地投资教育。在集群最初形成时，冒险的理念对于它的发展也始终不可或缺。最后，创建一个品牌、一个强有力又积极的形象，也是具有决定性作用的。
美国硅谷的启动多亏伯克利大学和斯坦福大学以及它们的教授，创立了真正的研究中心和公司。在21世纪初期，美国硅谷差点在互联网泡沫破灭时随之消失，因为这里是互联网世界的核心。然而，事实正好相反：许多个体聚集在一起，拷问自己能联合起来共同做些什么。于是他们投资了自动化行业和其他以前并不存在的行业。美国硅谷的例子说明了只要推动交流和创新，大型谷的生命力是很持久的，而且在危机时期能呈现新的生命周期。
集群的生命力首先跟真正的大学、教授、企业、基础设施和投资者联系在一起。很多国家都意识到集群是名副其实的吸引力中心，都曾试图建谷。它们在纸面上创造了大量过剩的卓越的谷，可是实际上，却需要建设基础设施、组织交通以及合理布局，以便打造其吸引力，而且个中的人不会觉得过于被边缘化而最终只想着一件事情：离开。
那些最优秀的谷都是交流、流通之地，是新兴的黄金国，能顺利地吸引人才和梦想，并且让人有留下来的欲望。
例如，在日本，一个建谷计划问世，却是以一个简单的企业园、科技园而告终。从美学观点来看那个计划是非常棒的，可是人们之间缺乏沟通。在麻省理工学院，学生、老师和设计者喜欢待在校园和图书馆里，但是他们之间尤其注重交流。
一些非常优秀的专家懂得发表杰出的研究成果，却不明白创新和创业并不是一些“工具包”。应当有一种神奇的感觉在集群中心颤动，而它存在的先决条件是年轻人拥有表达自己观点的可能性，以及创新需要的精神空间。法国索菲亚高科技园便非常出色，可是还远不足以成为榜样，因为在那里工作的人的不满率非常高：他们把自己视为技术奴隶。一个谷应当是个令人愉悦和满意的地方。特拉维夫在2010年被《国家地理杂志》评为“全球最美的十大海滨城市”之一，把它称为地中海的“迈阿密”。
2011年，两家以色列机构被美国《科学家》杂志评为全球前十佳适合学术工作的场所。评选标准众多且多样：基础设施质量、容纳研究中心的城市的生活条件……雷霍沃特的魏茨曼研究所名列第二，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名列第五。此外魏茨曼研究所是这个最高荣誉称号的常客，因为它曾两次进入这项排名。
同时需要有真正宽松的氛围盛行，不同平台之间的沟通要便利，个体与个体之间能方便地联系彼此。在以色列，魏茨曼研究所的科学家只需要过街就能去到对面的生物科技中心。这个中心近几年才建立且仅有四五座建筑，而它的成功多亏了与工业园区和那些乐于前往的研究所学者们的不断交流。
不幸的是，在法国，一个决定转向工业实业的学者是不被他的同行看好的。在以色列，如同在新加坡或者中国一样，大家明白纯学术研究和工业家之间的交流能够丰富双方的知识，在这一点上不存在任何分歧。
譬如以色列医学奖的获得者Michel Revel教授因为他的学术工作变得更加富有：他在魏茨曼研究所申请了多发性硬化症的专利，他的公司Serono销售利比（Rebif），也就是世界知名的干扰素。他同时还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生物伦理委员会的成员，在下面的专栏中他表达了关于学术和工业世界联系的观点。Michel Revel认为的学术和工业世界的联系以色列的大学与工业紧密合作，促进了专业研究中心的发展。学术世界对于以色列人的生活影响非常大。以色列公众十分认可大学和学术世界在国家存活中的重要角色。自以色列建国以来，就对科学的重要性有了超前的认识。事实上，大学在建国以前就已经出现了。大学和工业之间的联系非常紧密而且关系灵活。魏茨曼研究所的教授可以每周与企业自由工作一天。这是一种又能为工业工作，又能花几个钟头为自己的业务工作的巨大自由。额外的一张王牌便是学术世界与国家之间的特殊联系。后者在大学周边创建工业园区，使得在大学和工业之间的移动成为可能，也更加方便。譬如在生物技术领域，以色列创建了专注于基因组学、蛋白质组学、转基因动物、转基因植物或者生物信息方面的国家级研究中心。所有这些中心都是在以色列政府的帮助下建立起来的，它们同时服务于大学和工业。工业为这些服务埋单，国家研究中心将这些可用技术归还给科学社区。以色列大学和工业之间的密切影响是以色列模式的关键特征之一。
仅仅宣布我们要将心思集中在创新上是不够的，还需要为年轻人留下发表意见的空间，便于投资与创新。2012年1月23日，Gvahim组织，一家培养来自全球顶尖大学青年才俊的社团，在以色列的特拉维夫创建了The Hive（蜂巢）孵化器。在一栋名为“Maze9”的建筑里，它帮助年轻新移民的创业公司起步，而且已经容纳了8家新创立的公司。
军事机构也同样促进了年轻人的招聘，因为多亏了军队，他们获得了具有重要意义的职业经验，并且在很小的年纪就承担了重大责任，然而那些终日说教要创新的领导却不为此付诸行动。倘若我们每年都将最佳创业者的奖项颁发给平均年龄相对较高的人群，那些在市场上碰运气的年轻创新者就没有任何发展空间了。所以需要致力于缩小面向青年的演说和现实之间的巨大差距，帮助“青少年创业家”。Unistream便是一家致力于此的组织。Unistream：培训家庭条件落后的青年Unistream是一家成立于2001年的非政府组织，向家庭条件落后的青年提供一套完整的教育服务，历时三年，由创业家志愿者们帮助他们开发一款由他们主导从设计到销售所有流程的产品。给予他们的教育可以使得来自拮据家庭且经常生活在市郊的15～18岁青年能够开发他们的创造力，同时受益于以色列创业家和专业人员的人际网络，支持他们在各自的强项发展。不管是阿拉伯年轻人还是犹太年轻人Unistream都同等对待，正如指导他们的志愿者一样，致力于为他们提供成功的模型。他们总共有450人，分散在10家以色列的Unistream中心，他们来自犹太或者穆斯林社区。他们中部分人是自己领域里的杰出商人。所有志愿者都会按时跟青年们见面，主持研讨会，以帮助他们创建自己的公司、制订商业计划和进行市场调查。Rony Zarom，Unistream的创始人和总裁，解释道，对他来说，“不管年轻人之后的选择如何，让他们与商业世界的奥秘建立联系可以大大增加他们成功的概率”。Zarom先生个人深知努力工作的同时，有杰出人物的引导对于一个人的生命轨迹的影响有多大。Unistream每年都会举办一场竞赛将不同中心的年轻人聚集在一起，这场年度大赛是对他们三年学业的认可。奖品可以让获奖者实现他们的计划，并帮助所有参与者将他们的项目延伸到现实世界中。过去几年里有创业公司买下并进一步发展了那些被选中的项目。颁发了2011年度奖项的副总理西尔万·沙洛姆（Silvan Shalom ）宣布，鉴于Unistream的成功，Neguev与加利利发展部将投资600万谢克尔（120万欧元）给部分Unistream的阿拉伯和多宗教中心，以缩小边缘地区与其他地区年轻人之间的鸿沟。“我深信年轻人需要被提拔，而且所有青年机会均等，我意识到了Unistream不遗余力所提供的教育的重要性，它使得边缘地区的年轻人能融入商业世界中，并在此获得成功。”他强调说。
开明与好奇心同样是集群取得成功的关键要素之一：某些成员通过自己的行为处事方式表示出他们的大门永远敞开，时刻准备迎接外部人员的来临并改变他们的习惯。对于所有人来说，与外部世界和集群之间保持最大限度的联系是理所当然：正是这些新的人才可以保证集群的未来。持续性与企业文化
成功的集群会经历不同的生命周期，保证它们在一定时间内的连续性。这方面的“嵌入”特征还表现为对企业文化、对知识和技能方面背景的重视。譬如，在瑞士，劳力士集团有约4000名身怀无可替代、无法转移技能的人员。这是一片古老的文化沃土，但是也可能转眼之间就被来自他国的反倾销活动摧毁或动摇。集群是个专业技能中心，需要不断进步和被保护，集群内部的社会关系也绝对是非常重要的。时间是因素之一，却不是最主要的。
在东京有一个叫作剑桥的集群，在那里，人际关系的质量和人际网络的管理确定了一种架构。这不是一个充斥着固定人员的结构，而是一个交流、社交和创业的场所。第3章 人力资本之盾
相信先进经济主力的发展可以不断带动欠发达地区的经济，是一种幻觉。现实是，这只会强化“两极经济”的形势。经验证明，一些国家可以从近乎完全毁灭的境况中走出，且迅速重建繁荣的经济，这些成功背后的特征不是技术的进口，而是全体人民的教育、组织和自律水平。——恩斯特·弗里德里希·舒马赫
如何解释在艰难的地缘政治背景下，外国投资者还是义无反顾地对以色列经济充满信心？答案中的要素之一，经常被西蒙·佩雷斯（Shimon Peres）总统引用，是与以色列人本身相关。外国人不是因为以色列的自然资源而投资，而是为了更加宝贵的人力资源。以色列人在记载了国家命运的不断冲突和危机中，锻造了自己的性格特征。抵御和对抗危机的能力、面对挑战时的反应力，以及在一个处于建设中的国家需要的开拓精神，这些资质都受到购买以色列企业的跨国公司老板的青睐。孔翰宁（Henning Kagermann），SAP公司前总裁证实了这一点：“除了公司本身，我们购买的还是一个团队、一种以色列的精神状态，这对于我们的公司在全世界的威望是至关重要的。”SAP买下的以色列公司的领头人中，就有一个名叫夏嘉曦（Shai Agassi）的，他是SAP的接班候选人和Better Place的创始人。移民与文化多样性
在19世纪末，以色列的犹太社区比较受限，主要由东正教徒组成，分布在各个圣城：耶路撒冷、提比利亚、萨法德和希伯伦。随后的一个世纪，以色列的国家历史印记是来自全世界的移民潮，每一轮移民都带来了文化多样性和丰富性。
当时最有组织的机构之一是“锡安山热爱者”协会（Hibbat Zion），19世纪80年代成立于俄罗斯，多亏了一位来自敖德萨的犹太知识分子，Moshe Lev Lilienblum，它得以在巴勒斯坦迅速立足。“锡安山热爱者”协会选择了赫茨尔所宣扬的犹太复国主义的意识形态，因为在反犹太主义的剧烈反弹之后，他们融入俄罗斯的希望在那些年沙皇对犹太人接二连三的大屠杀中破灭了。协会整合了部分同样希望回到巴勒斯坦的小型组织，专注于帮助移民，然而由于害怕俄罗斯当局指控他们分裂国家，当时协会没有支持犹太复国主义的政治理念。协会还创建了一套基金收集体系便于在巴勒斯坦进行组织结构建设。Le Bilou，“锡安山热爱者”协会当时纳入的激进派组织，帮助建设了Petah Tikva、Rosh Pina和Zikhron Ya'akov，它们在当时是非常重要的三个城市。
面对移民潮，犹太人原住民迅速组织建设了收纳机构。由于主要来自俄罗斯、波兰和也门的移民，犹太人口从19世纪末期的不足10万人，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达到了50万人。为了理想中的复国主义和宗教，无论是“锡安山热爱者”协会成员还是贝尔福宣言的移民者，是从沙皇对犹太人的屠杀迫害中逃亡的，还是在犹太人大屠杀中幸免于难的，他们从东欧（俄罗斯、波兰、匈牙利、罗马尼亚等）和西欧（德国、法国等）来到以色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和非殖民化运动之后，他们主要来自马格里布地区、马士礼格地区、非洲甚至亚洲。
除了那些祖先从来没有离开过这片土地的“以色列本地人”，以色列是个充斥着移民的国家。在这个大熔炉里，以色列犹太人在130个民族中占绝大多数。
在这个多民族融合的环境中，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移民占据着特殊地位。俄罗斯移民能力过硬，他们的到来满足了以色列20世纪90年代高科技产业发展对大量工程师的紧急需求。这数百万的移民，不仅没有拖国家经济的后腿，反而是扩张的重要马达，尤其是因为提高了科学家的人口比例。以色列经济的结构本身对于他们来说也是一片理想的沃土。
如果说俄罗斯移民在国家历史上留下了重要印记，以色列还是众多来自东欧移民浪潮的见证者。的确，以色列曾接纳了并在继续接纳着众多法国移民，正如以色列航空工业（IAI）前任David Harari的故事一样。David Harari和他的家人在第二次中东战争期间从埃及被放逐，14年之后成为了以色列国土上的新移民。他在以色列航空工业公司的经历把他带到了新的高度。以下为David Harari接受记者Mati Ben-Avraham的访问，阐述了人力资本之盾的复杂和力量。Mati Ben-Avraham采访David Harari他刚刚过完70岁生日。他是埃及本土人。他的家庭是法语区的埃及犹太人，是生活在首都中心富人区的中产阶级。世俗化的家庭，却不愿意摆脱传统西班牙系犹太人的条条框框。“我们会时不时去犹太教堂，每周五晚、节假日、成人礼的时候……”他说道。从第二次中东战争中存活下来时他还在上中学。这场战争由英国和法国人挑起，为了反击纳塞尔总统将苏伊士运河国有化的行动，而以色列政府担心南部边界的埃及虎钳被松开，派出以色列军队配合了英法参战。这场战争中，英国、法国和犹太的埃及侨民都付出了代价。Harari家族跟其他人一样，被放逐出境。David Harari：我们1957年1月离开了开罗去往法国，更确切的说是巴黎，我在那儿的卡诺中学继续读高中直至毕业。而此时，我需要做出选择。是读工程师学校还是读医学。鉴于中学读的是数学和物理，我选择了前者。所以我考过了会考，并被法国公共工程学校录取。第三年我就读信息专业，这个专业在法国刚刚设立，颁发信息处理的专业文凭，同时获得了波传导方向的物理学博士。1967年我完成了学业。MBA：从那之后，就进入了工作领域……David Harari：并不是马上。我当时是缓期应招，所以我还需要在法国参军。1969年我服兵役结束。但是那时我妻子和我自己——我们是上学期间认识，1963年结婚的——已经做出了一个重大决定，就是去以色列。MBA：第三次中东战争？David Harari：尤其是这场战争过后戴高乐将军发表的演讲让我们尤为震惊。不仅仅是说要离开法国，跟法国脱离关系，更是要回到以色列为国效力。然而离开军队后，我更希望能在法国先工作一年，以便更好地为回到以色列做准备。1970年我们实现了返乡，和我们的两个女儿一起。坚定地、动机明确地，而且准备极其充分地“登上”了以色列的国土。（还在军队的时候，David Harari就和一些朋友齐心协力创立了法国阿利亚运动，由他担任第一任主席。这个运动的目的不在于跟犹太事务局竞争，而是在于改变看待问题的方法。“那时候，我们要求犹太人回到以色列，而且一旦到了那边，由他们自己搞定一切，工作、住宿……”他回忆道。阿利亚运动的出发点在于法国不是个处于困境的国家，而这一运动颠倒了先后顺序。）David Harari：我成功说服了当时正在扩张中的以色列航空工业公司（IAI）在巴黎开设一间招聘办公室。正因如此，1969和1970年间才有300名工程师和技师来到了IAI，至少我是这么认为。当然，就业并不是我们唯一的忧虑，我们还考虑了其他的参数，比如居住环境。我们甚至还建设了一个莫沙夫，就是著名的Beit Meir，百分百的的法语社区……MBA：那么与以色列工业的第一次接触怎么样？David Harari：作为研发工程师，我加入了一支新成立的队伍，这支队伍建立在全新的观念之上，即如何引进一种方法，使得系统在研发过程中的是值得信赖的。1977年9月，IAI和国防部签署了首份合同。我当时很幸运，一生中的幸运，被任命为项目负责人。MBA：我自认为当时在以色列是有些许抵触情绪的，甚至会延缓当地的创新步伐。很奇怪，不是吗，对于一个如此年轻的国家？David Harari：对于创新总是会有一些抵触的，即便是在年轻的国家。尽管我认为在以色列开展创新要比在其他国家容易。但这并不总是简单的。在这期间，大量资金配发用于研发一种战斗机，“幼狮”战斗机，巨大的项目，而我们只是一支很小的队伍，负责研究一个玩具而已，一个很不起眼的模型，只是比正常交易中卖的稍微大一点。我们感觉就像是自娱自乐的小孩一样，但是我们还是很执拗的。我们有自己的信念。在这支队伍里，我是唯一一个从来没有研发过小机型的。其他人都是狂热份子。其中某些人，在情报部门的特种部队里时，甚至尝试过在埃以消耗战争中操纵导弹飞过苏伊士运河。MBA：主要的困难是什么？让别人接受你们的观点吗？David Harari：我不这么觉得。有命令下来，就需要好好执行。最大困难是我们一切都是从零开始。我们没任何可参考的资源。一切都需要去解释、理解、发明、想象和提议。比如当我撰写第一指令控制站的详细说明的时候，我就只是根据逻辑去写，因为没人知道该怎么操作。无人驾驶机终于诞生了，经过了无尽的发问、逻辑推理和与操作人员的沟通。因此起步非常困难，因为在其他正在研发的系统中，总有过去的技术作为基础。MBA：那么将来会是怎样的呢？David Harari：在IAI待了40多年，可以说以色列技术现在毫无疑问已经成为了世界顶尖的技术之一，而且只要创新的技术支持能保持，这种技术的发展还会继续。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大公司，大部分是美国公司，都被这里高水平学者的密集程度所吸引，进而在以色列开设研发中心。我身体力行致力于说服法国公司也往这个方向走。我的担心在于将以色列的创新创业公司迅速推向市场的趋势。1亿美元，3亿美元，10亿美元！虽然我很理解创业公司的股东们坚持要马上让自己的投资获得回报，我还是觉得很遗憾，这些孵化器一开始就不是为成立一些总部在以色列的国际公司而服务。MBA：这是您唯一的担心吗？David Harari：在我认为我很了解的航空领域，我们仍然是最杰出的代表，尤其是在无人驾驶机方面。我们不会被融资所限制。然而在航天领域，有个问题令我很苦恼。航天工业是三十年前为了满足特殊需求才起步的。而现今，政府已经不愿或者已经无力去保证同等水平的研究了。一旦涉及高度复杂的领域，就会出现一个大大的问号。我的希望是，鉴于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对我们关上了大门（美国高度保护的战略性行业），我们可以与欧洲，尤其是欧洲航天局（ESA）或者法国国家科学研究院达成一些合作协议。这是为何我们与法国人有着共同的卫星研发计划——维纳斯，这是我发起的。欧洲航天局也开始对我们感兴趣了，在考察以色列是否应该与加拿大一样，成为ESA的一员。如果因为或这或那的原因，欧洲也向我们关上了大门，那么我们就需要转向俄罗斯或者中国。这样的话，就又是另一个故事了……
因为犹太民族的历史渊源、在世界上的长久迁徙和在途中获取的财富，以及以色列文化的多样性，这个全方位的“大熔炉”（从烹饪传统到艺术表达），用一种好求知和积极活跃的方式保存了它的这些经历，丝毫不会被大多数的社会礼仪困扰，且渗透到了创业领域里。以色列航空工业公司（IAI）欧洲区前总裁David Harari，讲述了他对于新移民的第一印象：“我不能说是一种冲击，但还是一种剧烈的文化断层。有件轶事：还是在1970年9月，最初几天我穿西装、打领带去上班。人们很快让我明白了在这里只是偶尔才会穿西装，比如婚礼的时候，甚至都不是必须的……另一个震惊的时刻是我们的部门秘书拒绝执行我要求她做的事情的时候。在法国，这是不可思议的。关键词是适应，从一个文化平台换到另外一个，同时使自己的知识和才能得到充分的发挥。我大概花了一年才融入公司，让我的工作理念、才能和带来的附加值受到赏识。”
这个小故事只是我们能在以色列洞察到的文化差异之一。事实上，尽管经济发展、教育系统和政治体制源自西方公司，以色列的某些性格特征、互动方式和价值观也具有东方特征。例如我们可以看到强烈的透明的文化，甚至是置总统或总理的利益于不顾。但是这种行为在现实中更多的是出于坦率或者效率，而非无礼放肆。以色列人还表现出了强大的韧性，与一种对即时结果近乎痴狂地追求联系在一起，这种韧性应该是为数众多创业公司扎根于此的起源。
的确，以色列人随着外部环境不断迁徙而获得的反应和适应能力是非同寻常的。2001年，政治形势最紧张的时候，以色列的旅游业跌落到了谷底。尽管如此依靠旅游业生存的人们成功迅速地完成了他们的职业再定位，为自己创造了新的机会。
因而，以色列对东西两种文化的传承使得民族的集体潜意识中形成了有助于经济成功的性格特征、思维和组织方式。
在以色列，对等级制度的遵守也非常适度，这是源于在学校接受的自由教育和军队的凝聚作用。因为没有等级障碍，军官在战斗中有可能被一名普通士兵替换。
除此之外，以色列人通过逆转趋势和“漫游家”精神力量来对抗在这片弹丸之地上的孤立感，不管是在私人生活还是在职业生活中。因而，成千上万的以色列年轻人（每年三四万）在服完兵役后都会试图逃离，花几个月时间去旅行，以往是去欧洲和北美，如今主要是去南美、印度和东南亚。这种迁移的习俗也可以解释为何以色列创业者经常走出去或者至少会放眼全球。
提到家庭生活条件落后的以色列人群时，总是不可避免地要说到聚居区，它的角色非常重要，主要由两大不同分支组成：犹太人聚居区和以色列人聚居区。两者均为以色列的成功做出了贡献，只是以不同的方式。
以色列人聚居区通常是由离开国家去享誉全球的大学求学或者加入世界顶级企业的年轻人组成。他们中的许多人在美国顶尖大学或者硅谷的高科技集团相遇。但是他们从来没有忘记自己来自何方，常常为他们所属的以色列的繁荣发光发热。毫无疑问，这种人才的流失在短期内是略微令人担心的，而且引起了很多争论。但是在或远或近的将来，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人都回到了以色列，运用在国外积累的极其丰富的经验为国家效力。
至于犹太人聚居区，尽管它的成员有着不同的文化背景，却对以色列抱有一种特殊的情结。犹太人聚居区经常是国家最忠实的依靠和唯一的无条件支持者，不仅提供经济支持，同时也在精神道义和政治上提供支持。这种忠心有时会表现在政治领域的游说活动，例如，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AIPAC），或者法国犹太机构代表会议（Crif）。聚居区的犹太人还出资支持大量的社团项目并投资国民经济。与书本和知识的特殊联系
教育的重要性在这个犹太国家不仅来自需要依赖全民“知识资本”的需要，还来自犹太教的重大传统。犹太教的确给了以色列选择的余地。
阿兰·米歇尔（Alain Michel）教授，以色列犹太人大屠杀纪念馆的前教士和历史学家，解释了教育的影响：“如果尽可能地追溯到犹太教的发源时期，我们会发现教育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大量的文献将犹太人民的历史与教育联系在一起。我们还可以注意到，当时没有一个不识字的儿童。在犹太教法典里我们可以发现知识人的圈子和平民的圈子还是有所不同的，并不是贬义的不同，而是从最广泛的意义上来说：土地的人民，农民。”
由于其中心地位，书本渗透到了犹太教的每个角落。在聚居区，100％的社区居民都识字。在犹太教堂里发现的《摩西五经》的粗体文本佐证了这一点：为了每个人都能跟上弥撒的进程，文字都写得非常粗大。来自波兰的一座犹太教堂的另一个细节使我们对这一点更加深信不疑：核心祈祷的祷文就写在大厅的墙上。在更古老的时期，巴比伦的犹太教士每年组织一两次大型学习研讨会，会有500～1000人参加。犹太教士把这些场次安排在春季或者秋季的原因非常简单：这个时段农民已经结束了农活，有时间来参加学习。此外，证据显示这些学习大会在农耕人群中取得了绝对的成功。
随后，在波兰开始了允许女性接触犹太教的文化革命的初级阶段，之后出现了一本专门为女性撰写的书，宗教极端主义者们最后以接受为女性创立学校而告终。自此开始，在犹太人聚居社区的教育程度更强，使他们变得比原住民更有“学问”。
以色列教育的基本原则是公民可以在任何年龄学习知识，没有划分任何年龄界限。因而以色列希伯来大学开设了特殊课程，学生只要在智力测试中取得好成绩就能被录取，就算他们连高中都没有毕业。这样他们就可以在开始接受高等教育的同时有机会补考高考。这种课程在军队里也有，根本理念在于将教育放在核心位置。
一直以来，甚至在1948年建国之前，领导者们就非常重视教育，它是未来的关键价值。教育是弥足珍贵的遗产，这是以色列公司的基本理念。1934年，以色列理工学院、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和魏茨曼研究所就已经存在了。尽管近些年来，我们能察觉出国家在社会福利方面在某种程度上有所退出，但是还是保留了对教育项目的真正控制权。这一体制的形成是被发展国民能力的愿望驱动的。
以色列项目的先锋人员设定了四个需要实现的特定任务：①鼓励在土耳其人统治的巴勒斯坦（以色列在当时只是奥斯曼帝国微不足道的一部分）“系统建立”犹太人的农业和手工业；②以建立世界性组织为目的，“组织和统一”犹太民族，公开坦率而又不触犯法律；③增强犹太人的民族意识和感情；④采取行动以获取政府的支持。
从这个角度来说，成立于1860年、以与反犹太情绪作斗争为宗旨的世界以色列人联盟，在教育方面必然会为人所知。它发展了旨在使东方犹太人“现代化”从而获得自由的一套学校系统。
联盟现任主席马克·艾森柏格（Marc Eisenberg）声明：“联盟的价值在于将犹太文化的价值用开明、宽容、慷慨和现代的方式教授给孩子们。”机构遵循着主席说过的“突出个性是手段，而适用大众才是最终目的”。
1948年以色列建国以后，联盟在耶路撒冷、海法、提比利亚和特拉维夫开设了一些平民学校和一所聋哑人学校。1950年，这些学校和Mikve中学由以色列教育部接手负责（见图3-1），但是联盟仍然继续为这些教育机构提供经济支持。如今在以色列有50万人都是联盟的校友。图3-1 1870年的以色列Mikve中学
1906年以色列在特拉维夫北边的赫茨尔创立了第一所希伯来语中学（见图3-2），以便于所有的新移民相互交流。犹太民族重新统一采用的语言——现代希伯来语，由一位坚定的犹太复国主义者艾利泽·本–耶胡达（Eliezer Ben-Yehouda），利用间隙时间宣扬、思考、调整和传播。他来自白俄罗斯，见证了以色列国土上这场在法语、英语、德语和塞法迪希伯来语之间的语言之争。这个新的民族和国家应该配备一种能够将聚居区背井离乡的人们统一起来的语言。图3-2 赫茨尔希伯来语中学
1906年，与第一所希伯来语中学并驾齐驱的，还有Boris Schatz教授创立的Bealel研究所。他是保加利亚索菲亚皇家艺术学院的创始人之一，他的名字让人想起在《圣经》里负责建造礼拜堂的工匠，礼拜堂里有容纳着十诫的约柜。
Bezalel研究所的宗旨是“培养耶路撒冷人在艺术和手工艺方面的造诣，将犹太本族艺术整合并找到一种视觉表达，综合欧洲艺术和东欧犹太传统，并融合了以色列土地上的当地文化”。在经历真正的飞跃之前，研究所经历了起起伏伏，尤其是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不得不关门大吉。
研究所现在是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的合作伙伴。自1952年起，它就受到政府的联合资助并在1969年获得了美术与设计学院的名号。高质量的教授与教学使之成为国际标杆并吸引了很多美国学生。
1929年在第16次大会上，世界犹太复国主义者组织在英国统治下的巴勒斯坦创立了以色列犹太事务局（奥斯曼帝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溃败引起了法国和英国两个老牌强国之间的地域再分配）。
在同一时期还诞生了那些如今领先全国的大学。著名的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2011年上海排名中名列第72位，建设在耶路撒冷老城东北的斯科普斯山上）于1925年4月1日成立，一些大学的杰出人士、Yishouv犹太社区的领导人和英国的显贵人士包括贝尔福勋爵都出席了建校典礼。阿尔伯特·爱因斯坦、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和詹姆斯·罗斯柴尔德都是大学理事会的首批成员。
在建校初期，大学只有三个研究机构和140名学生，在1947年已经成为了一所知名机构，拥有1000多名学生。1948年的独立战争清空了校园，但是实施了替代措施：1953年开始在老城的东部建设吉瓦特拉姆校园。
几年之后希伯来大学与哈达萨医院合作在耶路撒冷西南边的Ein Kerem开发了生命科学校区。1981年，斯科普斯山校区重振雄风，自此之后一路扩张，不曾停止。教育体制
以色列的教育体制在1953年通过国家教育方面的法律得到了统一。
除了独立和私立学校之外，学校都由国家出资，而且针对所有5～15岁的国民实施11年义务教育。目前有一些改革试图将义务教育的时间延长到12年甚至13年，促使学生至少接受16年的教育。国家将很大一部分预算用于资助教育，约占8％，是连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内最具竞争力的国家有时也很难达到的水平。
对于特拉维夫开放大学的政治学教授Denis Charbit来说，“以色列完成了教育的两大关键功能：首先是传授知识和陪同学习（数学、写作、阅读、历史、地理等），再就是帮助确认归属感。在培养个体的时候还要通过社会化和对归属感的敏感性，以知识和能力的多面性为目的。国民教育需要由这两大使命驱动”。
教育体制同时还需要对学生给予关注，需要能够发现优秀学生，Denis Charbit说：“在特拉维夫开放大学有一个专为没有拿到高中文凭的中学生设立的特别专业：这样一个16岁的青少年也能获得一个数学学士学位。然而这个项目的负责人非常注意那些交材料的青少年自己希望做什么，避免妨碍了孩子发展，导致他们讨厌高等教育，甚至讨厌竞争。我认为国家也应当挑起在早期就识别出好苗子的责任。在这一点上，似乎国民教育通过对于优秀人才表现出某种敏感性来完成这项义务。在学校生涯的各个阶段中，孩子们都需要通过一些选拔测试。这体现了对优秀个体名副其实地关注。但是我觉得这在阿拉伯领域是不存在的。”
新一代的确拥有越来越多的学位，把25～34岁拥有A类或者B类高等教育资历的比例提高到了42％。在45～54岁的国民中这一比率达到了40％。世俗公共体制不仅以培养公民为使命，还帮助他们就业。正如希伯来耶路撒冷大学教授Resnik Julia所说的国家通过某种“课程”在教育系统中宣扬“国家主题”。教师促使孩子们关注“民族有权成立一个国家”这一主题，然后还有“民族因为宗教而聚集”，随后“国家是为了受迫害的民族”，最终“国家是为了它的全体公民”。
这些主题的主要教学媒介是学习《圣经》、历史和文学。教育部鼓励课外活动。所有这些方法都有助于年轻的孩子变成关心国家前途与受到国家和犹太教历史感染的真正公民。以色列理工学院
Laurent Zecchini在《世界报》（2011年9月）上如此说道：“以色列理工学院的校园位于面朝海法湾的山丘之上。在其中一座小山——迦密山的脚下，坐落着以色列的硅谷——海法Matam科技园，将以色列的创业公司与诸如微软、英特尔、谷歌、雅虎和IBM等美国知名大公司联系在一起。正是在这片人才济济的苗圃里，以色列理工学院找到了它的能量和学生，这是它的前途所在（见图3-3）。这个帮助以色列最古老的大学收获了声誉的秘诀却是不稳定的。”图3-3 以色列理工学院的鸟瞰图
然而事实在此：75％的以色列工程师走出了他们的学院、研究中心和实验室，正如创业公司70％的创始人和领导者一样。一些全球知名的发现，比如用于治疗帕金森的药物雷沙吉兰、用于环保发电和海水淡化的新方法、微卫星方面的公认技术等，均是这所大学的成就。以色列理工学院的学生们灌溉了所有的公司和以色列经济，尤其是在国防和信息产业，也同样在医学、纳米科技、电气和土木工程、机械、管理和建筑领域。这一清单并不仅限于此，因为1.3万名学生能在18个专业中自由选择，它们被归为五大学院：数学与信息科学、物理、化学、生物化学和生物学。从第一学年开始，学生就要选择其中的一个学院。学生教育以职业为导向。学生如果选择了信息学院航空航天专业，学成之后就能加入一支专业队伍，实际运用这一领域里最先进的技术。
技术转移方面的专家Benjamin Soffer指出了以色列理工学院成功的一大关键，他指出：“20年前以色列社会的英雄是将军，而今是那些创业家。”
成果如期而至。倘若50％的以色列出口都集中在高科技领域，是因为在以色列除了硅谷之外还有着密度最高的高科技公司，以色列理工学院为此提供了保障。还有一个政治方面的原因：除了对研究和发展给予的优先权之外，以色列在近东的孤立无援导致了与邻国之间的商贸往来十分困难，推动跨越边界线放眼其他国家，尤其是美国，以便结为合作伙伴，欧洲亦然，正如以色列理工学院法国校区的校长Muriel Touaty的见证：“理工学院不仅在法国获得了显赫的地位，还成为了与工业和政治界之间不容否认的战略合作对话者，在两者间建立了可观的人际关系网络。在水、能源、生物科技和医学领域和法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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