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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05-18 22:3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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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程方勇

出版社:河北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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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宝的故事

国宝的故事试读:

引言

在中华民族浩如烟海的文化遗存中,能称为“国宝”的文物都具有无与伦比的历史价值、艺术价值、研究价值与收藏价值。比如“北京人”头盖骨、后母戊大方鼎、秦始皇陵兵马俑、《清明上河图》等,这些在本书中你都将会看到。然而国宝的真正价值,在于其深厚的文化内蕴:它见证了中国悠久的历史,记载了中华民族的古老文明,联结了历史与现实的血脉。走近国宝,我们可以更直观地看到中国古代文化的发展历程,可以更深刻了解中华民族的命运兴衰;品赏国宝,可以愉悦精神,培养爱国情操,提高人文素质。这也正是编写本书的动机。

本书讲述的26件国宝,涵盖了青铜器、金器、瓷器、画作墨迹等诸多方面,有用作演奏音乐的曾侯乙编钟,有丧葬礼服金缕玉衣,有沟通天地与人间的画卷马王堆帛画……每一件国宝身上,都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审美意识、社会制度、思想意识,反映出当时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每一件国宝的背后都讲述了一段段鲜为人知的传奇故事:后母戊大方鼎有着怎样一段险象环生的出土经历?金缕玉衣为何能尸寒千年玉犹存?《韩熙载夜宴图》的成画过程究竟隐藏了怎样的奇闻轶事……

在本书的编写过程中,编者精心选配了百余幅弥足珍贵的图片,包括挖掘现场的历史镜头、国宝的展示照片以及示意解构图,图片的说明文字不仅介绍了国宝的基本情况与珍贵价值,还对其相关的背景资料做了提示,图文契合。书中还补充了文物小知识、国宝大事记等。此外,本书融入艺术理念,稳重大方的版式设计与精美简洁的装帧设计,将历史文化与艺术完美结合。《国宝的故事》所讲述的26件国宝,对于丰富灿烂的中华文化遗存来说,只不过是沧海一粟。我们希望通过讲述这些珍贵文物的故事,使读者对中国悠久的古代文明进程,对近代中国的历史变迁有新的认识和启迪。

北京人头盖骨

20世纪初,周口店,这个位于北京西南50公里处,房山县境内(现房山区)的小山村,几乎没有任何知名度,典籍和地图都很难见到它的名字。1918年,伴随着一位外国人的到来,它开始名声鹊起,短短几年之间,便已经举世闻名。这个带来变化的外国人就是瑞典地质学家、考古学家—安特生。当年春天,他来到周口店被当地人称为龙骨山的北坡进行考察,试图寻找星星丝丝的远古人类遗迹。随着考察的深入,安特生发现了一些石器,很像是用来切割动物的工具。他有了一个强烈的预感:这里应该埋藏着宝贝,这里可能有中国祖先的遗骸。北京猿人雕像:北京周口店遗址景区。

一念及此,安特生忍不住激动起来,他发誓一定要找到证明自己设想的证据。安特生没能发现北京人化石,却将无数考古学者引到了周口店。尽管安氏离开了中国,但是,后来的考古学者,却为我们揭开了北京人的神秘面纱,为我们带来了珍贵而又神秘的国宝—北京山顶洞人头骨。执著的第一发现者“北京人”的实际考古发掘,应该是从1923年开始的。当时,奥地利古生物学家斯坦斯基找到了一颗牙齿化石。但他不久就止步了,而周口店的发掘工作从此就断断续续的,一直进行着。到了1927年,人们才在周口店发现了与斯坦斯基发现的牙齿化石十分相似的另外一颗牙齿。协和医学院解剖室主任、加拿大人布达生经过认真、仔细的鉴定,确定这是一颗人类的牙齿,并据此命名了新的人类属种—“北京中国人”。有的学者们称之为“北京中国猿人”,或“北京人”。后者成为今天大家常用的称呼。北京山顶洞人头骨(复制品):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但是,仅凭一颗牙齿就确认一个新的人类属种,难以令人信服。人类学的权威们对此抱着怀疑的态度。在布达生坚持不懈的努力下,洛克菲勒基金会同意出资2400万美元,帮助他们进行周口店的考古发掘,以求有更多的发现。翁文灏翁文灏(1889—1971年),谱名存璋,字咏霓,又字永年,号君达,又号悫士。浙江省鄞县(今属宁波)石塘人。地质学家,中国地质学的奠基人。他是中国第一位地质学博士、中国第一本《地质学》讲义的编写者、中国矿物学第一本专著《中国矿产志略》的作者、中国第一张彩色中国地质测量图的编制者、中国第一位考察地震灾害并出版专著的作者之一、中国第一部《中国矿业纪要》的创办者之一,也是中国科学社、中国工程师学会、中国地质学会等学术团体的主要负责人之一,主持过中国的矿产资源调查和周口店的猿人遗址调查。1948年曾任中华民国行政院院长,期间推出金圆券,引起金融混乱和恶性通胀,声名大坏而下台。1951年从欧洲回到中国大陆。

新的发掘工作是一项非常富有合作精神的活动,主持人由中国地质调查所所长翁文灏与布达生共同担任。他们签署了一个“国际合作”协议:在周口店采集到的一切标本都归中国所有,所有标本在不运出中国的前提下可以保存在协和医学院内,以供双方研究使用。

就是在这样的氛围下,1928年,周口店迎来了一位刚从北京大学地质系毕业的青年学生。他叫裴文中。正是他翻开了周口店历史新的一页。

裴文中本来是一个很随和,遇事无可无不可的人,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选择北京大学的理科,更不知道为什么选择地质系。上学期间,他曾做过声援五四运动的地区学生运动领袖,也曾写过深得鲁迅好评的小说。值得一提的是,经过李大钊的介绍,他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那时,他的理想是为党办新闻事业。

到了毕业的时候,裴文中并没有找到自己想要的工作。考虑到所学的专业,他毛遂自荐,找到了当时的中国地质调查所所长翁文灏。翁并不认识这位来自河北省唐山的青年,但比较赏识他的才华。于是,他幸运地被录用,并被派到山东,研究山东的寒武纪化石,但并没有取得什么研究成果。1928年春天,他又找到翁文灏,要求换换工作。这次,他被派去周口店龙骨山挖掘现场,与杨钟健和步林等共事。

龙骨山是一个低而圆的山,当地俗称化石为龙骨,山名由此而得。初到的裴文中甚至不知道什么是脊椎动物化石。一位工人领他四处观察,顺手拣起一颗牙说“这是鹿牙”,又拣起一根小骨化石说“这是鸟骨”,裴文中紧张至极,“工人都如此程度,我可怎么办?怎么管理他们?”

因为不熟悉发掘工作,杨钟健最初派给他管理工人计算账目的清闲任务。这样的工作显然不能令他满意,他希望能够参加发掘工作。他找到杨钟健,获得了参与现场发掘的许可。他谦虚好学,时时刻刻聆听着杨钟健和步林的讲解,成为他们喜欢的助手,也获得了更多的化石知识。1928年的夏天,裴文中还认识了布达生,“精神充足,知识渊博”的布给了他更多的指导。

这时,发掘工作却遭遇了巨大的困难,坚硬的石层挡住了前进的去路,参加挖掘的人大多认为不会再有北京人化石出现。1929年,一些学者陆续离开周口店,到别处寻找远古人类化石。布达生去了西北科学考察团,杨钟健和法国人德日进一起去研究华北的新生代地质。只留下年轻的裴文中主持周口店的发掘,“追求真正化石沉积的底”。但是,执著终能获得回报。成功往往就在最后那一小步的坚持。当坚硬的岩层被掘开之后,化石随处可见,有水牛头骨,有野猪头骨,还有鹿角化石。他们甚至还发现了几颗猿人的牙齿,其中的一颗犬齿,长长的牙根和尖尖的牙冠已经显示出中国猿人的某些原始人类特点。裴文中之墓:北京周口店猿人遗址博物馆科学家墓园。裴文中(1904—1982年),字明华,河北丰南人。中国近代著名考古学家,中国猿人第一个完整头盖骨的发现者。

1929年的秋天,发掘的区域在逐渐缩小,窄到不能再窄的时候,一个新洞出现了。洞口刚刚露出,不知深浅,裴文中腰系绳子,缓缓下到洞内,发现了数量众多的化石。天气渐冷,按惯例该是停工的时候,但新发现的兴奋燃起了裴文中的激情。他决定再坚持几天。

12月2日,下午4点多钟,一个历史性的时刻,“北京人”第一个完整的头盖骨在沉睡了50多万年之后,突然呈现在人们眼前。裴文中第一个发现了它。“我的运气真好”,回忆起来,他仍然掩饰不住自己的惊喜。他这样记载道:头盖骨一半埋在松土中,一半埋在硬土中。那时天色已晚,若加细工作起来,我怕到晚上也掘不出来。但是我不放心,决定用撬棍撬出。结果呢,头骨一部分被震动而破碎了。这让我悔之不及。但是这个机会,却使我知道中国猿人头骨的厚度,我们现在的人,头骨比较薄,而猿人头骨异常地厚。从这一点看来他并不像人。

第一发现者完全陶醉在喜悦中,写信,发电报,告知翁文灏、布达生,“顷得一头骨,极完整,颇似人……”

北京方面却并不太相信这个消息,整齐的头盖骨不是那么容易找到的。于是,裴文中亲自将头盖骨带回北京。他先用炭火将头盖骨烘烤两夜;然后装入行李,又裹上两床旧被,套上褥子毡子,乘长途汽车到达目的地。

裴文中的发现轰动了整个世界。头盖骨是能够证明北京猿人存在的最强有力的证据。脑量测量证明,这个头盖骨的主人已经不是猿,而是不折不扣的人!而在发现“北京人”之前,最早的化石记录是西欧的尼安德特人,距今不超过10万年。“北京人”的发现,证明在50万年前,地球上已有人类活动的足迹,将人类演化的历史记录向前推进了约40万年,所以,被称为“古人类全部历史中最有意义、最动人的发现”。此外,在“北京人”发现之前,西方学术界怀着歧视的态度,鼓吹中国无“人类发源地”。裴文中的发现,结结实实地掌了他们一嘴巴。因此,专家们说,巴掌大的北京人头盖骨,具有天大的价值。“北京人”复原像:北京人前额低平而后倾,眉嵴突起,鼻子扁平,吻部前伸,下巴很小。从外表看,北京人头部较多地保留了猿的特征,但他们的大脑远比现代的猿完善。

对“北京人”化石的发掘与发现还在继续,1936年,还是周口店,28岁的地质学家贾兰坡和工人们11天之内,连续发现了3个“北京人”头盖骨化石。从1927年到1937年的11个年头里,周口店先后出土了5个比较完整的头盖骨、9片破碎的头盖骨,还有大量的下颌骨、面骨牙齿等。这些骨头来自40个不同的男女老幼。代表着一个相当完整的古人类群体。一个不大的方圆内,竟有数量、质量如此可观的考古发现,堪称奇迹。

1966年,考古工作者在周口店北京人遗址又发现了北京人头盖骨残片中的一块额骨和一块枕骨。饶有趣味的是,1966年发掘的头盖骨残片与1934年及1936年发现的第5号头骨的两块颞骨合并成一个近乎完整的头盖骨,说明它们同属一个个体。这是一个中年男性的头骨,脑容量约为1140毫升,具有“北京人”的典型特征,但又具有比其他“北京人”更为进步的性质。“北京人”头盖骨的发现,有力地否定了几千年来占统治地位的“神创人”学说,也将裴文中、贾兰坡等考古学家永远地联在了一起。是他们的执著与辛勤,使我们能够切实地勾画人类先祖的貌容。失踪之谜“北京人”头盖骨带给世界巨大的震动与欣喜,也为世人留下一个至今不解的谜团,令无数中国人怅惘不已。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两天后,周口店发掘工作就被迫停止。工作人员撤回协和医学院,着手整理、研究出土的化石。从1941年开始,日军开始侵扰美国在华机构,协和医院也难以幸免,化石的安全受到威胁。在这种情况下,保管化石的新生代研究室必须为“北京人”化石寻找安全的保存场所。怎样保证“北京人”的安全呢?

大家议出三种方案。一是把化石运到抗战期间的大后方重庆,但是兵荒马乱,让化石长途跋涉,难以让人放心;二是在北京就地掩埋,但当时的北京,已毫无秘密与安全可言;三是送往美国暂时保存。最后,大家一致选择了第三套方案。化石运走前,先得包装。为“北京人”包装的任务落到研究室的胡承志身上。据这位尚且健在的老人回忆,化石装箱时间大约在1941年12月8日珍珠港事件爆发前的18天到21天之间。化石被装在两只没有上漆的白色大木箱里。木箱一大一小,大的长48英寸、宽22英寸、高11英寸;略小一点的长45英寸,宽和高均为22英寸。化石的包装极为考究,整整包了6层:第1层是擦显微镜用的细棉纸;第2层是稍厚的白绵纸;第3层是医用吸水棉;第4层是医用细棉纱;第5层是白色粉莲纸;第6层用厚厚的白纸和医用布紧紧裹住。包完之后将化石装入小盒,并用棉花将小盒填满。木箱内6面都垫有弹性很好的黄色瓦垄纸数层。小盒逐一放入木箱后再用木丝填满。化石全部装完,胡再封盖、加锁,并在两个木箱的外面分别标上“CASE1”和“CASE2”的字样。

半个世纪过去了,老人清晰地记得当年的每一个细节。那时,他怎么也不会想到,他竟然会成为这批国宝最后的目击者。

化石的运送是秘密进行的。1941年12月初,装有“北京人”化石的两个木箱被移交给即将离开北京撤回美国的美国海军陆战队。两箱化石标本被分别装到美军专用的标准化绿色皮箱中,和所有的退伍军人行李一起,放在行李箱中托运。当时,负责携带化石的是美军医弗利和他的助手戴维斯,但是,只有弗利一人知道化石混在行李中,戴维斯并不知情。12月5日,木箱和其他美军行李一起被装上一辆物资专列,匆匆驶到秦皇岛。美国军队原计划在秦皇岛改乘8日到港的该国轮船“哈里逊总统号”回国。不巧的是,12月8日爆发了珍珠港事件,“哈里逊总统号”轮船在从马尼拉开往秦皇岛的途中,被日本人击沉于长江口外。日本军队迅速出动,占领了北京、天津等地,这批等待装船运往美国的物资落到日本军队的手中,弗利、戴维斯也被日军俘虏。当时每人只许携带为数不多的个人用品,包括木箱在内的行李只能留在兵营里。

几天后,弗利二人被释放。大约一两个星期后,这些行李从秦皇岛返回天津,弗利取回他的大部分行李。当他打开私人行李时,发现装有北京人化石的箱子依然还在(看样子未被日军打开过),但弗利并没有打开做一番检查。此后,弗利在天津疏散了行李。据他称,这些行李分别保管在3处:瑞士人在天津开设的仓库,法租界上的巴斯德研究所,以及几个熟识可靠的中国朋友那里。就这样,化石失去了踪迹。

日本投降后不久,即将劫掠到东京的一批古人类化石,连同劫掠的发掘工具一起,移交盟军当局以便归还中国。然而,在中国政府从盟军总部接收到的日本归还物品清单中,却没有“北京人”化石的踪影。

这批人类珍贵的文化遗产在战乱后悄然出世,又在硝烟弥漫的战火中神秘的失踪了。

从此,关于头盖骨的寻找一直没有终止。“北京人”究竟下落何处?一直存在很多猜测。很多人认为日本人收藏了头盖骨,因为在当时,日本是北京与天津的实际占领者。日本人封禁和搜查了协和医院。“北京人”失踪的消息也是由日本东京大学教授长谷部言人和高井冬二发布的。日本人对“北京人”的寻找格外卖力,几乎所有参与发掘工作的人员都受到过日本人的审查。裴文中也被他们关了48天。他们似乎在传达这样的信息:日军并没有发现头骨化石。

但是,很多人并不这样想。日本投降后,裴文中立刻致力于“北京人”化石的追寻。他先后致信中央地质调查所的翁文灏等人,称“北京人”标本失踪,并指出日人长谷部言人和高井冬二曾到北京、秦皇岛、天津及各处寻找,均无结果。他怀疑标本可能被日本得到,却故作不知,所以,他请赴日调查团注意“北京人”的相关事项。中央地质调查所也曾在给经济部文稿中宣称,1945年12月的北平版《大公报》及1946年1月的北平《英文时报》路透社讯均报道,被劫持的“北京人”就在日本。因此,翁文灏也曾致信美国的马歇尔将军,请求日本归还北京人化石及周口店其他被掠文物。

结果可想而知,日本人并不承认此说。2003年12月5日,原藏于民国中央地质调查所档案的11封信件和7份剪报附件—都是裴先生与遗失事件相关人员的中英文通信—在南京展出。遗憾的是,这些信件也不能给出确切的答案。

1992年,著名人类学家周国兴与日方有关人士成立了“回归北京猿人化石委员会”。不久,线索出现了。有人称,当时驻丰台日军的一个士兵可能知道情况,但那个士兵只留下电话就被家人拉走,再也联系不上。周教授曾设法与高井冬二联系,希望他能为寻找“北京人”尽力。高井冬二委婉地拒绝了见面的要求。“北京人”在日本的线索就这样中断了。1966年北京人头盖骨发现处:北京房山周口店北京人遗址。

也有人通过整理相关材料,指出“北京人”头盖骨确实为日本人所得,但并未被带回日本本土,因为运载化石的阿波丸号被击沉了。阿波丸号是一艘万吨级货运船,经日本军队巧妙改装成非军用船只,装载大约600吨的军火及飞机零件,于1945年3月28日,从新加坡驶向日本。4月1日午夜时分,该船行至我国福建省牛山岛以东海域,被美军潜水艇“皇后鱼号”发现,遭到数枚鱼雷袭击,3分钟后迅速沉没。全船2009名乘客、船员中,只有厨师下田勘太郎一人幸免。这只沉船引起了后人极大的关注。因为它载有金锭40吨,白金12吨,未加工的宝石15万克拉,美、英及香港货币数捆,工艺品40箱,锡3000吨,钨2000吨,铝2000吨,钛800吨,橡胶2000吨。更有吸引力的是,阿波丸可能携带着北京人化石。经过初步打捞,已发现了伪“满洲国”政要郑禹(奉天市长,伪满元老郑孝胥之子)的家藏小官印(玉印)及郑孝胥安葬时分赠后人的圆砚,砚上有“郑公孝胥安葬纪念”字样(郑孝胥1938年死于长春,葬于沈阳)。这说明日本人可能将在中国北方搜罗的文物宝器运上了阿波丸。由此看来,“北京人”头盖骨极有可能就在此船上。郑孝胥郑孝胥(1860—1938年),近代政治家、书法家、诗人,福建福州人。1882年(清光绪八年)举人,曾历任广西边防大臣,安徽、广东按察使,湖南布政使等,曾参与戊戌变法、立宪运动。辛亥革命后以遗老自居,致力于溥仪的复辟。1932年任伪满州国总理兼文教部总长等。他的书法工楷、隶,尤善楷书,风格清刚、遒劲、凝炼。他还是诗坛“同光体”倡导者之一。

基于此,有关部门主持了对阿波丸的打捞,捞获锡锭2472吨,价值5000余万美元,此外还捞起橡胶等货物数千吨。打捞并未发现“北京人”。打捞人员还发现沉船有一个近似人工切割的大洞(不是爆炸所致),难道化石已经被海盗先行盗走?谜团并未揭开。

化石下落点的第二个猜测是美国。原因是:化石是由美国军医弗利负责装运的,最后又在几个美国人的手里下落不明。

1980年,弗利给贾兰坡先生写过一封信,提到他在《冬季71/72康奈尔大学医学院校友季刊》上发表的回忆文章,并随信附上该篇文章。文章称,古老的“北京人”的骨骼并不多,大约只装在一些玻璃瓶子里。贾兰坡读完文章后,觉得弗利的说法不太可信。“北京人”是很容易破碎的化石,不可能装在玻璃瓶内,更何况还要远渡重洋转运到美国。弗利所言也与当时负责装箱的胡承志的回忆事实不相符合,他所说的可能不是“北京人”化石。

不久,不知出于什么考虑,弗利托人捎口信给贾兰坡,提出来华访问,并希望得到中国总理的邀请。然而,贾兰坡感到十分为难,再三斟酌后回绝了他的请求。

此后一直到去世,弗利再也没有与贾兰坡联系。弗利永远失去了来中国寻找“北京人”的机会;而中国也永远失去了寻找“北京人”的一个关键线索。

化石究竟藏在哪里呢?第三个答案是,埋在北京的某个地方。20世纪90年代,我国古人类学者得到一条重要的线索,化石很可能埋在原美国驻北平公使馆。“北京人”化石从协和医院包装好以后,先送到美国公使馆,重新改装,然后登车运走。“北京人”最后的落脚点应该就在美国公使馆—东交民巷。对此,有人认为化石已经被运出,也有人认为根本就没有运出去。如果后一线索成立,那么,化石很可能就埋藏在那儿的某个角落。曾有日本人称,头盖骨化石埋藏在日坛公园东边一棵大树下,专家们秘密对该地进行勘察并试掘,但没有发现任何线索。

也有学者认为化石已经被毁掉了。贾兰坡院士就有这样的担心。因为日美刚宣战,野蛮的日本兵会将怒火发泄到和美军有关的一切物品上。日本宪兵开进协和医院时,就曾将仓库内保存的大批书籍和化石烧的烧、砸的砸。化石箱是封在有美军标志的箱子里的,被毁的可能性非常大。还有人认为拦截火车的日本人由于不懂化石价值而将之砸烂扔掉,但胡承志先生认为这种可能性不大。因为化石包装得极考究,但凡有点文化的人,即便不完全了解化石的真正价值,也不会轻易将之丢弃。

战争过去了,和平来临了。“北京人”,这个神秘的国器,却始终没有揭开她的面纱,但它始终牵扯着中外学子的心。当年,魏敦瑞离开中国时,最后一次来到装有化石标本的保险柜前,捧起一个“北京人”头盖骨,像捧着自己亲生孩子的脸庞,抚摸了又抚摸,亲吻了又亲吻,直到滚滚滴落的泪水打湿了化石,才小心翼翼地放回。如今,进入“周口店遗址博物馆”,你会看到3个老人的青铜塑像,这3位老人分别是裴文中、杨钟健、贾兰坡。他们把毕生精力都贡献给“北京人”的发现、保护和研究。

带着满腹的遗憾,他们三人将墓地选择在“北京人”诞生的地方。

头盖骨失落了,他们的精神却永远长存!裴文中、杨钟健、贾兰坡青铜塑像:北京周口店遗址博物馆。

后母戊大方鼎

在中国的历史上,青铜鼎是等级制度和权力的象征,夏禹曾经广聚天下之铜,熔铸九鼎以象征天下九州。从此鼎便成为中国最常见和最神秘的传国重器。汉武帝的时候,山西万荣县曾发现了铜鼎,汉武帝认为是吉祥的兆头,甚至改年号为“元鼎”。唐玄宗的时候,该地又发现铜鼎,唐玄宗于是将其所属的汾阴县改名为宝鼎县。

1000多年之后,1995年10月,美国纽约的联合国总部鼓乐齐鸣,各国政要齐聚一堂,隆重庆祝联合国成立50周年。正在美国访问的江泽民主席应邀参加了这次活动。纪念活动上,江主席向联合国赠送了一尊青铜铸就的世纪宝鼎。世纪宝鼎是仿照中国古代青铜器铸造而成的,上有中国商周时期的优美纹饰。后母戊鼎(原称司母戊鼎):是商王祖庚(或祖甲)为祭祀母亲戊而作的祭器,河南安阳出土,重832.84公斤,是世界迄今出土最重的青铜器。

如今,各国人们走进联合国总部时,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这尊来自中国的宝鼎。看见门前的这尊宝鼎,人们不由得会联想到伟大中国历史的悠久、深厚。

而在中国,说到鼎,差不多每一个人首先就会想到后母戊大方鼎。教科书上的照片和文字材料告诉我们,那是我们的国器,是中国最大的古鼎。但是,许多人可能并不知道,这尊巨大的古鼎曾经经历的曲折故事……神奇的出土经历

1939年的河南安阳,正处于日本占领时期,豫北大地民不聊生,饿殍遍野,实在过不下去的农民们只有盲无目的地在田地里挖宝以图度日。那年3月的一天上午,侯家庄武官村一个吴姓农民的庄稼地里,另一个吴姓村民正在细心地用探杆探找文物。

吴家的庄稼地距离被当地人叫做“吴家柏树坟”的地方并不远。“吴家柏树坟”是一片密集的坟地,坟地周围栽种着100多棵柏树,那里距离前此发掘的大墓也就几十米的光景。早在1934年的时候,参与殷墟考古挖掘的梁思永先生就得知,洹河北岸的侯家庄,曾有私人盗掘出土过体积硕大的青铜器。经过一番实地考察,他认为“吴家柏树坟”的下面,很有可能埋藏有商代王陵,很有挖掘价值。但是,因为该处是村里的祖坟,所以,当地人坚决拒绝了学者们的挖掘请求。不久,日本入侵,挖掘的事情也就彻底耽搁了。殷墟博物馆:即殷墟博物苑,位于河南省安阳市。因其坐落在殷墟宫殿宗庙遗址而命名。殷墟博物馆是商代辉煌历史的缩影。

村民们没有学者那么系统的知识与认识,他们凭着综合的感觉,估计到“吴家柏树坟”一带应该埋有值钱的东西。吴姓村民正是怀着这样的目的来探寻的。当探杆钻到地下十多米深的时候,他感到应该触及了硬物。他急忙将探杆取出,一看,坚硬的探头有点儿卷口,口儿捎带有点点绿色的铜锈。他意识到遇到宝物了。

根据当地的土规矩,探宝可以不分地界,但是宝物探出后,宝物所在地的主人要分得宝物价值的一半。于是,吴姓村民急忙和那个土地主人秘密协商,决定挖出宝物。

可是,该处附近就有日本的机场驻军,怎么办?他们只好利用夜间掩护,偷偷地挖掘。尽管那时的天气还比较寒冷,又是夜里作业,可是,为了保密,村民们竟然连一盏灯也没敢点着。挖掘在黑暗中进行……

花了整整大半夜的功夫,他们才在10米左右的地下,发现了宝物的一些“容貌”。挖着,挖着,大家发现宝物所占的空间实在太大了,土坑还得扩大,不然的话,宝物根本不可能完全露出来。可能是因为即将获得宝物的心理诱惑吧,村民鼓足劲儿扩大土坑。此时,天将放亮,为防别人发现,村民们又将洞口堵了起来。

第二天,第三天,村里的小伙子们整整挖了三天三夜,一直到了第三天夜里,一个前所未见的庞然大物出现在大家面前。先挖到的是宝物的柱形支撑足,接着整个宝物隐隐约约显露出“尊容”。

宝物实在太庞大了,村民们根本没有办法将它抬出地面。以前,如果发现了宝物,大家总是先挖一个土坑,再在坑口上加上一只绞水用的辘轳。井下的人将宝物放到箩里,上面的人用力一绞,宝物就升到地面了。这次不同了,宝物太大,井口也挖得太大,辘轳根本无法支架。最后,众多壮汉凭着人多力量大,硬是把这个“大家伙”用鸡蛋粗的绳子慢慢拖了起来。

大鼎出来的时候,劳累的村民这才看清了它的全貌。

他们眼前展现的是一个巨大的青铜鼎,它就是后母戊鼎。当时,村民们并不知道鼎的高贵“身份”,只是觉得它像家常见的巨型火炉,就称之为“大炉”。初露“真容”的时候,鼎口朝东北,柱足朝西南,横斜在泥土里,大得就像农民牲口棚里的大马槽。因此,又有人称之为“马槽鼎”。遗憾的是,当时只发现了一只鼎耳,另一只鼎耳则不知去向。村民们在泥土中搜索了很长时间也没找到。估计,它在埋入地下之前,已被击断失落了。此后,一直没有发现那只鼎耳的踪迹。鼎耳的失踪成了千古之迷。今天我们看到的后母戊大方鼎,有两只鼎耳,其中的一只其实是后来补铸上去的。

尽管村民并不完全清楚鼎的真实价值,但是,目睹如此巨大的青铜鼎,他们还是非常之惊诧。在场的人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那一带的村民们是听着父辈们讲述地下出土宝物的故事长大的,他们亲眼见过殷墟遗址的挖掘,也见过不少的青铜器,但是,如此巨大的青铜鼎还是第一次见到,所以,他们全都楞在了当场。

一看大家楞了神,几位领头的村民更是紧张了起来。他们首先想到的是,一定要保守秘密,发现大鼎的消息决不能让日本人知道,大鼎也决不能落入日本鬼子手中。在他们的带领下,全体在场的村民都指天发誓,决不将消息走漏出去。他们先是安排一位小伙子赶快回到村子里,去赶马车。马车到了之后,大家又急急忙忙地将这沉睡了3000多年的大鼎装车运回村里。回到村里,大家将鼎埋在土地主人家院子的粪堆下面,后来又转移到牲口棚里、柴草屋中。全村人都将它视作镇村之宝。大家都义务地保守着大鼎的秘密。

然而,正像那句老话所说的那样,没有不透风的墙。日本人终于还是得知了后母戊鼎的一些消息。他们将眼光盯准了吴姓的土地主人一家。此后六七年之间,日本人采取了各种手段,收买、敲诈、恐吓、索讨,一直想获得这尊宝鼎。藏宝主人也因为日本人的多次搜捕,不得不离乡背井,颠沛流离。

幸运的是,日本人虽经多次搜查,终于没能攫去这尊国器。后母戊鼎安安稳稳地在吴家的草房地下又睡了7年。但是国宝的厄运还没有结束。日本投降以后,到了1946年,当时的安阳县古物保存会的头头不知从哪里得知了大鼎的消息,他威胁利诱,动员村民们把国宝“献给国家”。同年6月,大鼎被重新掘出。大鼎再次出土后,先被存放在国民党安阳县政府,10月的时候,又被移到前中央博物院筹备处(解放后称南京博物院)。1948年5月29日,后母戊鼎在南京首次展出。蒋介石曾亲临现场参观,并在鼎前留影纪念。

南京快解放时,据说,蒋介石曾打算将这件“神器”带往台湾,以便佐佑“国运”。后母戊鼎也被运到机场,但是一来大鼎太重,二来那些只顾南逃的达官显贵们,根本顾不上尊贵的国宝。大鼎就这样被扔在了机场……

新中国成立后,后母戊鼎得到了保护,仍藏于南京博物院。1959年,中国历史博物馆在北京建馆,向全国征集文物藏品。经国务院决定,后母戊大方鼎入藏中国历史博物馆。从此,大鼎落户北京。现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展出的只是原鼎的复制品,真品早已作为珍贵的历史文物被严密地保护起来了。远古王朝的历史述说者

当初,侯家庄的村民们只是凭着朴素的直觉,估计大鼎应该是一件重要的宝物。为了保护这件罕见的宝物,他们付出了很多。不过,如果他们真正了解到大鼎的真实价值,即使吃多少苦,他们也会心甘情愿的。因为,他们保护了一件真正的国器。

据专家们考证,后母戊大方鼎不仅是我国目前出土青铜器中最大的一件,而且也是世界青铜器中罕见的精品,代表了当时的最高工艺水平。大鼎出自商代晚期。商鼎的造型大多为长方或者正方型,呈斗状,四足,一般都较厚重,表面图饰粗犷简洁。

后母戊大方鼎也具有这些特点。大鼎体形雄伟盖世。全鼎呈长方形,口长112厘米,宽79.2厘米,壁厚6厘米,连耳高133厘米,重达832.84公斤。鼎的两侧有两个竖立的鼎耳,鼎腹为长方形,中空,四个粗壮的柱足支撑着全鼎。

后母戊方鼎不仅外观庄重大方,而且鼎上所装饰的各种图纹也非常精美,令人骇叹。鼎上的花纹图案线条清晰、工艺精巧。鼎身饰以云雷纹,以作为地纹。鼎耳的外廓饰有一对虎纹,式样尤其奇特,两只老虎的虎头绕到耳的上部张着口互相对嘶,在相对的虎口中间,却饰一人头,那情状仿佛要被老虎一口吞噬似的。鼎耳的侧缘还饰有两尾鱼形图纹。鼎腹上、下均都使用夔纹带构成的方框,两夔相对,中间隔着短扉棱。

鼎腹的四角都装饰着扉棱,以扉棱为中心,又饰有三组兽面图纹,上端为牛首图纹,下端为饕餮图纹。鼎足铸的是蝉纹,图案清晰地表现出了蝉的形体特征,线条异常优美。

足上足下,有各种夔龙纹盘绕着,四周又装饰着众多的饕餮纹。为什么大鼎上竟有如此多的夔龙纹和饕餮纹呢?原来,夔龙与饕餮都是商周敬仰的神奇之物,商周鼎身雕刻夔龙纹与饕餮纹的现象非常普遍。夔龙是一种吉祥的瑞兽,圆柱独角,身体细长如蛇,置身鼎上一般作侧身像,有时画有脚爪,有时则没有。商周夔龙由于角形特殊,形状就像“且”字,所以,又被称为“且角龙”。据说且角龙的独特造形,与男性生殖器图腾崇拜有关,古人认为夔龙辟邪。

饕餮,也是一种神兽。传说龙生九子,其第五子就是饕餮。饕餮非常能吃。今天这个词语的意思就是指能吃、好吃、贪吃、擅吃的人。鼎本来是一种食器,饰以饕餮,正好证明它的功用。鼎身铸上饕餮,也意味着喜庆吉祥、丰年足食。

后母戊鼎周身的夔龙及饕餮纹样,都是经过高度艺术夸张变形而刻画出来的。纹样衬托出一种狰狞、神秘、威严的气氛。由于这些图案的衬托,使整个鼎的造型显得更加威武、雄厚。整个大鼎因此给人一种凝重之中又有华丽、神秘之中可见沧桑的独特感受。任何一位游客,不管他是来自地球哪个角落,只要走到它跟前,都会不由自主地屏住呼吸,深深地为它所打动,不禁默默赞叹,3000多年前的先民竟然能够造就如此精美庞大的宝器,真是奇迹啊!

奇迹不仅体现在大鼎的装饰艺术上,也体现在大鼎的铸造工艺上。殷墟展馆门前的后母戊鼎:该鼎为复制品。

铸造后母戊大方鼎,在那时候是相当困难的一件事。当时,冶炼青铜用的是陶制的坩锅,形状和后来倒放着的头盔很相似,所以,考古工作者都称之为“将军盔”。根据专门计算的结果,每个“将军盔”能熔铜12.7公斤。如果铸造中小型器物,那么,一个坩锅也就可以对付了。可是,后母戊大鼎需要1000多公斤金属原料,也就是说,如果铸造这样庞然的器物,就需要七八十个“将军盔”同时浇铸,还要求130多人同时操作。

铸造的过程非常艰苦。大鼎的铸造,采用的是组芯的造型方法。即先用土塑造泥模,再用泥模翻制陶范,最后将陶范合到一起灌注铜液。从铸造残留的痕迹来看,后母戊鼎是用20块陶范铸成的。除双耳是先铸成后再嵌入鼎范,鼎身其余部分都是一次浑铸而成的。

更令人惊奇的是,后母戊鼎竟然是合金制品。有人曾用光谱定性分析它的合金成分,并对铜、锡、铅三元素用化学分析的沉淀法进行了定量分析。结果是,大鼎的合金成分为:铜84.77%,锡11.64%,铅2.79%,这一结果与《周礼·考工记》上说的“六分其金而锡居一”的记载基本相符。通过与其他商代青铜器比较,人们还发现大鼎的成分和商代一般铜器的成分基本相同。

可见,远在商代的时候,中国的青铜器铸造技艺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而后母戊鼎就是商代青铜铸造技术的最高成就的杰出代表与标志。

后母戊鼎的得名也与它的铸造有一定的关系。器物的内壁铸有“后母戊”三字铭文。这正是大鼎得名的由来。商鼎和同时期的青铜器铭文都比较简单,它们常有“辛”、“戊”、“戌”、“丁”等天干字样。这些都是商代人的名字,商人似乎有以天干为名的传统。商王中就有名叫“太甲”、“庚丁”、“帝乙”的,那个亡国之君商纣王的名字里也有一个“辛”字。因为在商朝,鼎等祭祀或典礼器物,是家族传承的重要礼器,所以,鼎内往往铸有家族人名。铭文显示浓厚的家族或部族背景,也为后代赏识、鉴别提供了可以依循的根据。

至于“后母戊”三字的解释,各个专家持有各自不同的说法。比较普遍的一种解释是,母戊就是殷王武乙的配偶妣戊,即文丁的母亲,作器者就是文丁。大方鼎是文丁为祭祀他的母亲“戊”而铸的一个专用鼎。因为,根据甲骨卜辞的记载,文丁的配偶为妣癸,而武乙的配偶却不见记载,所以,学者认为“母戊”可能是武乙的配偶,戊应是商王文丁母亲的庙号。还有一种意见认为,“母戊”可能是指武丁的法定配偶或祖甲的法定配偶。因此作器者可能为祖庚、祖甲或廪辛、康丁。后母辛方鼎(原称司母辛方鼎):1976年河南安阳小屯五号墓出土。

河南安阳除出土了后母戊方鼎外,还出土了后母辛方鼎,器身与足饰和后母戊方鼎形式相同;重量仅次于后母戊方鼎,成鼎年代早于后母戊鼎。有意思的是,“后母戊”和“后母辛”中的“后”字用现代语言说,就是“母后戊”和“母后辛”了,也就说二者都是商王为祭祀母亲而专门铸造的,这是否意味着商代还存在母系社会的遗韵呢?或者说大鼎是母系氏族时期烹煮食器的留存呢?尽管人们还不能确切肯定,但是,青铜鼎作为礼器中最重要的器种之一,后来越来越远离它的实际效用,越来越为王侯专有,越来越脱离那些创造他的普通百姓的生活视线。

感谢历史,感谢那些曾细心保护、整理、研究的人们,因为有了他们的工作,3000年后的我们才能更加清晰了解到先民们的辉煌成就,重新进入到一个壮丽、优美的古代空间,感受先民们生动的气息。

利簋

1976年,陕西临潼县又发现了一个周代的窖藏,窖藏里出土了很多西周时期的青铜器物。

商周墓葬、窖藏出现青铜器物,并不能让考古学者们感到吃惊。那时的中国,青铜已经被广泛地用来制作生产工具、武器、车马上的青铜构件及装饰品、礼器等。

青铜是纯铜和锡,或者铅混合的合金体。外表颜色泛青,所以被称为青铜。青铜的硬度很大,铸造的性能比较好,又比较耐腐蚀,所以,比较适合制作工具、武器、日用器皿及雕塑艺术品。所以,青铜器是人类较早、较广泛使用的一种金属制品。在中国,青铜器的制作历史非常悠久。根据考古证实,大约在公元前2700年,我们就已经制作出精美的青铜器了。公元前21世纪,就是中国的青铜时代。商周时期,青铜器的使用已经相当普遍了。不过,作为贵重的金属,青铜往往只掌握在贵族的手中。那时,国家最重要的事就是战争和祭祀。所以,青铜又经常被用来铸造兵器与祭祀的礼器。

临潼西周窖藏中就发现了一些青铜礼器。青铜礼器又名彝器,是贵族们举行祭祀、宴飨、朝聘、征伐及丧葬等礼仪活动的器物,代表使用者的身份等级和权力,所以,它们是立国传家的宝器。青铜礼器种类很多,包括食器、酒器、水器、乐器等四大类。食器如鼎、鬲(lì)、甗(yǎn)、簋(guǐ)、簠(fǔ)、盨(xǔ)、敦(duì)、豆等;酒器有爵、斝(jiǎ)、觚(gū)、觯(zhì)、觥、卣(yǒu)、壶、罍(léi)、方彝等;水器包括盘、盉(hé)、匜(yí)、鉴等;乐器有铙(náo)、钟(包括甬钟、钮钟与镈)、鼓等。周宣王时青铜簋盖: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中国青铜器的大宗是青铜礼器。这是中国青铜器的又一重要特征。青铜器的发展是以夏商社会的建立为起点,在商末周初时期,青铜礼器也达到了它光辉的顶点。到战国晚期,青铜礼器基本退出历史舞台。而在此前的每一个奴隶制王朝,青铜礼器被统治阶级用来祭天祀祖,宴飨宾客,歌功颂德,死后埋葬于地下。对于国家来说,青铜礼器尤其像鼎之类的重器是社稷的象征,它的存亡就是国家的存亡,所以古书有“桀有昏德,鼎迁于商”、“商纣暴虐,鼎迁于周”的说法。很明显,青铜礼器不是一般的实用器。对于一个奴隶主贵族及其家族来说,青铜礼器又是他们身份与地位的象征。当贵族们觉得仅仅用形制与纹饰仍然难以表达他们的观念时,他们便在青铜器内刻上文字。这可能就是中国青铜器铭文很多的原因之一。周宣王时青铜簋盖腹内铭文:腹内铸有铭文151字,记述了滕国一位叫“不欺”的将领受命抗击猃狁(战国后称匈奴)入侵,取胜后受周王赏赐的过程。

各种青铜礼器之中,食器的地位似乎又更为特别。不同的食器具有不同的效用,比如鼎是用来盛肉的,盨、敦是用来盛黍、稷、稻、粱的,而簋则相当于现在的大碗,是用来盛饭的。除了实用,各种不同的食器又可以表示不同的政治等级。所有的食器中,鼎最为重要,它也是最重要的礼器。簋等则是用来与鼎相配的。西周中晚期的时候,已经形成了列鼎制度,即用形状花纹相同而大小依次递减的奇数的成组鼎来代表贵族的身份。天子使用九鼎,诸侯七鼎,卿大夫五鼎,士三鼎,所有人必须恪守法度,不能有所逾越。在他们生前须如此,死后埋葬也须如此。另外,奇数的列鼎往往与偶数的盛饭的簋配合使用,如9鼎与8簋相配、7鼎与6簋相配等等。

临潼周窖中就有一件青铜簋,名为利簋。该簋通高28厘米、口径22厘米,有着圆圆的腹部、宽大的口沿儿、圈形底足,两边则伴有两只便于提携的、耸起的执耳。簋这种食器,本是各个民族常见的器物。在中国,商代晚期的时候,它还没有盖子。当时的人们在它的腹部两侧分别加上了两个执耳,到了西周初期,有时加上四个执耳,有时,执耳下又再加上垂珥,就成为中国独有的器形了。临潼这一件簋,在圈足下面又增加了一个方座,而这正是西周早、中期的簋特有的形状。

这件簋的装饰花纹非常精美,簋的双耳被做成兽头形状。腹部和方座则装饰着饕餮纹、龙纹,圈足上也装饰有龙纹,又用云雷纹作为地纹,方座平面四角还装饰有蝉纹。这些装饰花纹与商代及西周早期的青铜器装饰花纹极为近似。商代及西周初期的青铜器,主要用饕餮纹、龙纹、夔纹、蝉纹等装饰外表。这件青铜器最吸引专家、学者们的是它的铭文。

中国青铜器的一个显著特点是铸刻有文字,这种文字,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金文。青铜器铸刻铭文是从商代中期开始的,起初往往只刻一两个字,这字一般能够起到“族徽”的作用。到了商代晚期时,青铜器的铭文开始增多,但是,最长的铭文也没超过48字。西周时期,青铜器上的铭文得到大发展,长篇巨制颇为不少,如毛公鼎铭文长达497字,是所有青铜器中最长的铭文。春秋以后,这种青铜器铭文就逐渐减少,战国时期,长篇铭文已经非常罕见了。西周利簋:1976年陕西临潼零口出土,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这些铭文,在中国书法史、文字发展史上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我们都知道,中国最早的文字是甲骨文,而中国的文字是秦始皇时期才统一的,当时,为了建立统一的新天下,秦始皇下令:车同轨,书同文。秦始皇统一的新字体被称作“小篆”。而在他一统文字字体之前,从商代的甲骨文,到秦朝的小篆,文字和书法还经历了金文、石鼓文等几种不同的字体。因此,研究金文等文字,可以找出中国文字演变及书法演变的规律。但是,金文、石鼓文存世的并不多,春秋以后,这种青铜器铭文又逐渐减少,所以,见于周朝的刻有铭文的青铜器非常珍贵。

青铜器铭文的书体或粗犷或瘦劲,或工细或秀美,本身就具有极高的书法欣赏价值。利簋的铭文属于粗犷而古朴型,字体拙中见美,生动感人。

在考古学家眼里,这件青铜器的铭文的价值还不仅在其优美的文字上,更在其文字的内容上。青铜利簋内底共有铭文4行32字:

珷(武)征商,唯甲子朝,岁鼎(贞)克闻,夙有商。辛未王在阑师,赐右史利金。用作檀公宝尊彝。

铭文的大概意思是:周武王征伐商纣王。在岁星当头的甲子日早晨,贞问上帝,得了吉卜,从而使克商成了现实。到了第八天辛未,武王在阑师(地名)论功行赏,赐给右史利许多金属,右史利用来为祖先檀公作此祭器。

看来,这是周武王的臣子“利”制作的一件礼器。“利”用周武王赐给他的金属铸造了这件器物,目的是为了祭祀自己的祖先。这件青铜簋的铭文告诉了我们,它主人的身份,也告诉我们,它得名的由来。由此,人们还可以得知,利簋铸造于西周初年,就目前的资料看,利簋是现存周代最早的一件青铜器。

利簋的铭文还蕴藏着一个巨大的秘密,那就是周武王讨伐商纣的日期,以及周商作战的大概经过。

周伐商,是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商代末年,商王纣残暴无道,宠信后妃妲己与一些奸佞小人,以致忠臣被杀,直臣见逐,国家几近分崩离析。当时,代表新生势力的西周一方,仁爱百姓,广招贤才,团结了各路诸侯,从西岐出发,逐步向东扩展,力量越来越大。周文王死后,周人在周武王的带领下,最终渡过了黄河,在一个名为“牧野”的地方,与纣的军队进行了一场空前的大决战。利簋内铭文:利簋腹内底部铸铭文4行32字,记述了甲子日清晨武王伐纣的史实,这是目前发现年代最早的西周青铜器,也是西周初年金文中叙述武王伐商的唯一珍贵史料。

然而令历史学家颇为伤脑筋的是他们还不能肯定西周灭商具体在哪一天,也不能肯定牧野之战的具体情况。因为,他们缺乏明确的具体证据。中国最古老的书籍之一—《尚书》倒是记载了周武王是在甲子这一天的早晨开始讨伐商纣的行动的。然而,《尚书》并没有写明具体的年份。另外,《尚书》明确具体地记载灭商的日期为甲子日,由于记载的太具体,研究者反而更添疑窦。还有一本书——《逸周书》也记载武王灭商是在甲子日,但是,《逸周书》被很多人认为是伪书。此外,似乎没有其他先秦时期的重要文献能够佐证这个重要的日期。因此,整个学术界对武王是否在甲子日伐商存在着意见分歧。可是,确定这一天的日期非常重要,这一天日期的确定对很多历史年代的推定有重大的影响。

为此,学者们总是希望能够给出一个确切的定论。2000多年来,中外学者根据各自对文献和西周历法的理解建立自己的学说,对武王克商的年代形成了至少44种结论,最早的定在公元前1130年,最晚的则为公元前1018年,前后相差112年。

利簋的出现帮助学者们解决了这个千年来萦绕不去的难题。利簋铭文写道:周武王征伐商纣,在甲子那天岁星当头的早晨灭亡了商。“夏商周断代工程”的专家们正是根据铭文中的岁星(木星)的记载,再加上甲子日的记载,从而断定武王灭商具体年份和日期的。他们推断武王克商的科学日期应以公元前1045年为最佳选择。因为利簋铭文记载了周武王灭纣,代商王祭祀上天的时间,所以,学者们又称它“周代天亡簋”。

2001年,科学家们公布了一个重大成果,即《夏商周年表》。有关学科权威组成的验收组认为,《夏商周年表》是我国古代历史自西周晚期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以前,最有科学依据的年表。其中,武王克商年代与武丁在位年代、夏商分界年代及夏代始年的估定等,具有重要创新意义。

争论了2000年的问题终于得到了统一,这一切,都得归功于利簋的铭文。也正因为如此,这件外形并不雄伟的青铜器成了千金难易的国家级宝物。目前,利簋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利簋还补充了一些历史资料与讯息,告诉我们西周伐商时的一些事实真相。利簋铸造的时间在西周早期,离周武王伐商较近,应该是目前人们见到的有关武王伐纣的最有说服力的第一手史料。从这则铭文看,周武王在占卜之后的第8天,就已经开始封赏从战的诸侯了。司马迁在描述“牧野之战”时曾经说过,由于纣王的军队是临时武装起来的奴隶,奴隶们恨透了纣王,他们不仅不帮助纣王打仗,而且还临阵倒戈,助周灭商,武王轻而易举地就赢得了战争的胜利。司马迁的记载是正确可信的,利簋印证了《史记》记载的准确性。

还有,商朝人举行战争时,经常会先行占卜,卜问战争是否会胜利,应该向哪位祖先祈求保佑,派遣哪位将军出战,征调多少人马,等等。通过利簋,我们发现,周人,起码是西周早期的人也比较讲究占卜,也注重事前的占卜预示。利簋谈论的是讨伐商纣的事情,伐商之前,周武王同样向上天占问了吉凶。

然而,这么大的军国之事,武王仅仅只卜问了吉凶一事,其他的事情都没有卜问,这是为什么呢?

利簋在帮助人们解决历史悬案的同时,又给人们留下了其他的迷惑。

曾侯乙编钟

1997年7月,在香港回归之日,在香港政权交接仪式的庆典音乐会上,曾侯乙编钟奏出了古朴、粗犷的乐音。风雨沧桑,从1977年到1997年,编钟出土整整20年,这20年正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二十年。经过2000多年的沉睡,编钟又发出了美妙的民族之声。那声音,似在预示着中华民族的蓬勃复兴。

沉浸在编钟演奏的音乐中的人们,可能没有想到,这发出妙音、书写人类文明史上辉煌一页的国宝,竟然差点儿毁于爆炸之中。差点被炸掉的宝藏

1977年9月底的一个上午,湖北随县(今随州市)擂鼓墩东团坡,在不时响起的爆破声中,传来劳动工地特有的那种嘈杂的人声。原来,当地的驻军——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某部因为扩建厂房,聘请了当地的民工为他们开山炸石、平整土地。

在喧闹的生产声中,来自随县城郊公社团结大队第八生产队的梁升法,带着自己的侄女也在一处埋头挖土。与他同村的很多人也参加了这项挖土工作,一切如同平常一样,没有什么特别的兆头出现。

在离地面大约二三米深的地方,梁升法的锄头好像碰着什么东西。他下意识地停了下来,用锄头缓缓地疏开略黏的泥土。慢慢地,大约20件青铜器显现在他的眼前。他并不认得这些器物,仔细看看,觉得这些器物也不陌生,有的像家用的罐子,还有盖盖儿呢;有的像烧香的香炉,带着几只脚;还有的如灯座形状,还带有箭头。用手掂掂,大的好像有几公斤重呢,小的则很轻。可能是因为挖得小心的缘故吧,也可能是因为土质较松的缘故,总之这些看似家常用器的东西出土时基本上完好无损。

梁升法也没有多想,放工后,就用自己的上衣将这些东西包成两个大包,扛在肩上,随着大家一起回家。东西很多,包又很大,重量也不轻,很是扎眼儿,果然,部队的监工注意到了梁升法。监工员将所有的东西检查了一下,发现没有部队的器物,也就放行了。

梁升法把东西背回了家,但是,他并不知道这些东西的真实“身份”。他只是告诉家人说不要轻易动它们。村子里本来就没有什么秘密,老梁挖出了奇特的宝贝儿,一时间成为当天全村的最大新闻。

左邻右舍纷至沓来,只是为了亲眼看看究竟是些什么稀罕物件儿。这一看不打紧,有些略微懂得文物的人看出了门道。他们告诉梁升法:老梁,这些都是文物,非常值钱,你可发财了!而在老梁看来,既然是文物,个人就别藏了,最好都交给国家。

就这样,他将自己挖出的这些青铜器全部交给了当地的部队机关。但是,文物的事情还没有引起部队及当地文物部门的足够重视。

与此同时,在东团坡山岗上,民工们还挖出了一片同地面颜色大相径庭的“褐土”。军队分管基建的有关领导凭直觉意识到出现如此大面积的异常土层,地下可能有古代墓葬。于是,他立即向随县县委作了汇报。

县里派来一位做文化工作的同志看了看现场,那位同志可能不太懂考古,所以,土层问题并未引起他特别的重视。部队施工仍然继续进行。

到了1978年2月,一批墓地出现在大家面前。驻地部队只是将这些墓地当作普通的墓地,开掘平整。民工们甚至开始用爆破式的方法开采墓地。

就在开挖的过程中,一些民工突然挖出了大量不规则的多边形青石板。联想到上次梁升法挖出的文物与那片非同寻常的“褐土”层,大家这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地下可能真的有重要的古墓和文物存在。

当时,分管基建的负责人立即要求暂停爆破式开采,全部启用人工开挖。再往下挖,民工们在褐土层下挖出了2米多长、1米见宽的长方形大石板。这次,管基建的负责人当即下令停工,并再次向上级主管部门汇报了情况。

这次,随县派出了一位姓王的文化馆副馆长来到现场,颇懂考古学的王副馆长初步判定当地应该有座历史古墓。馆长于是又向原襄阳地区文化馆作了汇报。当年3月,接到报告的湖北省博物馆考古队派出了专家组成勘察组到随县实地勘测。

勘察组经过认真的勘探、总结,认定那片“褐土”是一个面积达220平方米、比长沙马王堆汉墓大6倍的“超级古墓”。这时,专家们的心情非常复杂,有兴奋,更多的则是担心。根据当时的情况,他们心想:“褐土”下虽有高级别的古墓,但估计也已经被毁损了。

专家们的担心并不是没有道理,等到考古队员完成现场清理工作,决定起吊墓葬椁盖板时,人们才发现,古墓离当时要爆破的地面仅仅只有80厘米。好悬啊!曾侯乙编钟:湖北随州出土。湖北省博物馆藏。

千年墓门即将打开了,围观的群众从四面八方潮水般涌来,把现场围得水泄不通。到了开掘的时候,考古人员没有料到墓室椁盖板竟然那么难以起吊。原来,椁盖一共47块,每块盖板都由60厘米见方的梓木加工而成,最长的盖板竟然长达10.6米,重约4吨。在这些巨型盖板面前,现场的解放5吨吊车根本就无能为力。经过几番周折,厚重的盖板终于被揭开。然而,椁盖板揭开之后,并不是人们预想的充满宝物的场景,出现在人们眼前的是一幅破败的景象—3米多深的浑水,横七竖八的棺木,星零四散的器物……

工作人员开始了清理工作。先是整出浮棺,接着往外排水,排着,排着,人们的眼前浮出三段横梁和一根木柱。但是,积水太浑浊了,考古队员难以看清水面下的东西。大家对水下东西的期盼似乎已经迫不可待了。当时就有一名队员不顾初春冰冷的水温,趴在水面上方顺着横梁往下摸了起来……

一会儿,只一会儿,他惊喜地叫到:“底下是编钟!我摸到一排编钟了!”在场的考古专家们兴奋不已,根据考古经验,在这么高的位置能够发现成组的编钟,那么,下面一定还会有更大的发现。

积水渐渐排出,人们这才发现,最早出现在墓室水面上的那根木柱,并不是一件普通的木柱,它是我国首次发现的古乐器“建鼓”的支架,木柱贯穿鼓身垂直于地面,等到水落石出的时候,由于巨大的鼓身脱离了水的浮力,经受了2000年腐蚀的木柱再也无法支撑鼓身的重量,轰然折断倒在地。

值得欣慰的是,参加现场发掘摄制组的一个随州市的摄影师,无意中拍下这个极具考古价值的场景,并一直珍藏至今,让人们可以通过照片去感受编钟支柱的形状。

1978年5月22日凌晨5时,墓室积水完全被抽干了,雄伟壮观的曾侯乙编钟终于揭开了它的最后一丝面纱。编钟出土时基本保持着下葬时的状态,分两排成曲尺形立放,靠西的一面长7.48米,高2.65米,靠南的一面长3.35米,高2.73米。编钟共65件,分三层排列,其中,最上层的叫钮钟,中间及最下层的叫甬钟。各个钟里,最轻的一件重2.4公斤,最重的一件重达203.6公斤。编钟加木制横梁及钟架附件总量重达5吨。这组编钟是迄今为止中国出土最大的青铜编钟。

经过整理,考古学家基本认定墓主为曾侯乙,是战国早期的诸侯,约葬于楚惠王五十六年(公元前433年)。因此,随墓出土的这套编钟就被命名为曾侯乙编钟。随墓出土的还有青铜、金、玉、漆、木、竹等器7000多件,各种铭文万余字。

在曾侯乙墓的发掘过程中,还有一个让考古专家们为之忧虑不已的疑问。疑问的根源是曾侯乙墓椁盖板上的一个盗洞。这个在曾侯乙墓中室上方的椁盖板上出现的80厘米见方的盗洞,曾造成一根椁木塌陷和一些泥土涌入。根据现场遗留的一些盗墓工具,专家们分析指出,盗洞应该是战国晚期至秦汉时期留下的。为此,专家们的疑问集中在墓中的文物是否完整、墓室积水是否因盗洞造成这两个问题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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