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 编
出版社：中国文史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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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事见闻试读：
外交部初建阶段散忆
◎范国祥1949年初，古都北平解放后，到处热气腾腾，万象更新。青年知识分子纷纷涌到新型大学，经过短期培训，参加革命工作。通过组织关系，我从北京大学被介绍到外事学校。是年4月至9月，我先后在该校政治班和业务速成班学习。
外事学校刚从乡下搬到城里，校址在御河桥前日本兵营（后又先后成为团中央、北京卫戍区所在地），师生均过军事化生活，睡地铺、坐马扎、扭秧歌、拔河，顿顿高粱米，每周末肉包子。政治班学习社会发展史、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在理论学习会和生活检讨会上，对比新旧社会，谈中国人民的前途和知识分子改造的必要。那时乔冠华、龚澎、董越千等也在业务速成班向我们讲过国际形势，以及解放战争时期军调部和香港新华社的斗争情况。那时，他们还不到40岁，风华正茂，从他们那里我们听到了许多前所未闻的事情。
在外事学校临近结业时，组织上急需会英文打字的干部，我被派到驻于宣武门里松树胡同的中央外事组短期工作。新中国成立前，中央外事组便是解放区的“外交部”。叶剑英任组长，王炳南任副组长，成员有柯柏年、凌青等。当时，只有塔斯社英文稿，看不到西方报刊。通过邮政检查，我们得到国外寄给驻华机构的英文剪报，我们将有用的材料打字留下来，供研究整理，原件再寄走。我第一次接触到外事工作，感到很神秘、很新鲜。
进部第一课
中华人民共和国甫一成立，我被分配到外交部国际司，不久，组织上又决定我先在行政处庶务股协助工作。
开国之初，外交部设在东单外交部街，这里原是北洋政府的外交部所在地，历经沧桑，北平解放后又一度是华北人民政府的办公地点。我记得当时外交部仅有东楼和西楼两座主要办公楼，设有部长办公室、办公室、政策委员会、条约委员会、苏欧司、国际司、交际处、签证处、亚洲司、西欧司、美澳司、情报司、人事处等。我到行政处工作后曾领了一大把钥匙，逐个办公室去试门锁，将合适的钥匙留下，还负责采购办公桌椅、文具，供部属各单位使用。
庶务股交办的工作我虽然都尽力去做，但心中不快，觉得自己大材小用，比别人低一头，便向人事处干部科反映了意见，组织上讲了个人要服从革命需要的道理后，又说外交部初建需一些物质装备，你是北京人，采购物品方便，也锻炼办事能力和服务态度，不应为此有情绪。此事加深了我对个人与组织关系的 识。
一天，部党委办公室主任兼团委书记李清华在给外交部全体团员作报告时，讲了周总理对外交干部的四点要求，即站稳立场、掌握政策、熟悉业务、严守纪律。她说这四个方面都必须做到，不能含糊，应强调的是，政策、业务的掌握需要一定时间；对青年干部来说，立场坚定也有个锻炼过程，但是，严守纪律这一条，一进外交部的门，就必须做到，这是外交工作的需要。中国如此，其他国家亦然。
常务副部长李克农也向我们作过报告，他的讲话既严肃，又有幽默感。一次，在向外交部全体干部讲话时他指出，外交工作是高度机密的工作，外交队伍必须纪律严明，服从指挥。一件衣服，提着领子和袖口，便可整齐地展现出来，只抓着下摆，必然吊儿郎当。又说，对上级指示，不能总是记在本子上，要用心记在脑子里，忘了怎么办？不应忘，万一忘了，也比丢掉强。他还单刀直入地讲，纪律性不强的一个重要根源是小资产阶级好面子，不顾工作需要，总想表现自己。
外交科班
新中国成立之初，外交学院尚未成立，也没有系统学习理论、历史、法律、国际关系的条件。基层工作的实际磨炼，部各级领导把着手教，便成了外交部“科班”的课程。
联合国是国际司的主要工作对象，但刚开头，从司长到科长当时司下设科，相当于现在的处）都不懂联合国为何物，更不用说我们年轻科员了。幸亏有一科员在大学读过国际法，包括司长在内的全体同志就恭恭敬敬地听他讲联合国大会、安理会、经社理事会等机构的职能。从南京调来的国民党外交部与联合国的原始往来文件，堆成大垛。大家不知编号顺序，无从下手，很花了一番力气，才将材料排好上架。后来，在联合国秘书处工作过的龚普生（章汉夫副部长的夫人）来当副司长，国际司才有了懂行的人。
1950年，我国曾准备参加联合国，由张闻天任首席代表，李一氓、冀朝鼎、孟用潜任代表。当时集中了一大批外事骨干，还从上海调来10名大学生。在东城赵堂子胡同设“联合国代表团办事处”，紧急收集有关联合国机构和应对当时各种重大国际问题的背景材料。后因国民党集团在西方大国支持下赖在联合国里，此事未果。
1950年代初的一天，王炳南带着一份英文稿来到国际司，要我负责打出，并指示说，这是西欧司宦乡司长两小时后就要交给英国驻华代办的照会，要用最快的速度打好，不能有一点儿错。我一看，只有两页，便答应下来。谁知，心里紧张，老出错，换了几张纸，还未打好。回头一看，炳公正站在我身后等着，我出了一身汗。炳公顾不得批评，找来在政策委员会工作的柳无垢（柳亚子之女）接着打。我原以为自己英文打字不错，但关键时刻却顶不上去，这是功夫不过硬呀！这件事给我的教育颇深，几十年后我都牢牢记得，使我懂得，一个革命者光会喊革命口号不成，还得有真本事才成。
我们在部机关还经常听到形势和政策报告。张闻天作报告言简意赅，学者风度；伍修权讲话铿锵有力，干脆利落；乔冠华声情并茂，语出惊人；宦乡材料丰富，逻辑严谨；陈家康演讲幽默，令人捧腹；柯柏年开门见山，单刀直入。外交先辈们知识渊博，旁征博引，即兴发挥，淋漓尽致。他们的洞察力和鼓动力，使人受益匪浅。我们这些青年人在敬佩和折服之余，更增长了不少见识。
记得有一次苏联专家来外交部讲国际法，是毛主席之子毛岸英做译员的。当时外交部的人员，上上下下、老老少少，大都是“土包子”。为了这次听报告，办公厅副主任兼交际处长阎宝航还专门向全体干部讲解了外交礼仪、着装以及吃西餐时如何用刀叉等。而几个月后的一个夜晚，我外派驻欧、亚使馆即将赴任的外交官夫妇，已是彬彬有礼地盛装出现在部东楼礼堂，请外交部领导检查。当时，大家都觉得眼前一亮。使节们大棉袄已换成笔挺的中山服，夫人们则旗袍皮鞋，雍容华贵。彼此看着新打扮，不禁莞尔——到什么山，唱什么歌嘛！
理论学习和思想改造是建部初期的重头戏，部上下反复学习干部必读汇编本，这一基本理论学习对工作人员站稳立场、树立和巩固正确的人生观和世界观非常重要。学有成果的一个重要标志是能够结合自己的思想实际，吐故纳新，抛弃旧思想，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头脑。1951年的民主鉴定和1955年的审干，对自己触动很大。向党交代清楚自己解放前的经历和旧的社会关系，批判个人英雄主义和自由主义，不怕揭疤不怕痛，切实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犹如“脱胎换骨”，不仅理性认识，而且思想感情上也与党和人民贴在一起。从为个人奋斗转到为人民服务，思想境界升华了一大步。应当讲，思想改造与“文革”中整人根本不同，多少事实表明，没有思想修养和组织观念修养的良好基础，工作能力再强，职务再高也会出问题。
后来参加整风时，我亲耳听到周总理对外交部全体干部讲，自己活了60岁，三分之一时间在旧社会，怎能不受影响，要经常警惕，努力改造，活到老，学习到老，改造到老！在周总理的直接关怀下，“外交科班”为我们指出了又红又专的道路，为青年干部打下政治和业务坚实功底提供了很好的环境。
初生牛犊
1951年秋，中国政府文化代表团先后访问印度和缅甸，由文化部副部长丁西林任团长，李一氓任副团长，总政文化部副部长、著名作家刘白羽任秘书长。团员有郑振铎、陈翰笙、钱伟长、冯友兰、季羡林、张骏祥、周小燕、常书鸿、狄超白等众多知名人士，这是访问亚洲的第一个有分量的官方文化代表团。周总理从方针政策到财政预算都过问，并亲自审查了随团的大型展览会展品。
当代表团路经香港时，香港新华分社几位负责人已在口岸对面迎接，并带大家从九龙过海（那时尚无海底隧道），到香港后山中国银行别墅休息。1950年代初，国民党势力在香港相当猖獗，文化代表团目标很大，为防万一，全体人员均不上街，夜晚通宵有人值班保卫。那时，我国与菲律宾、泰国等尚未建交，我外交和官方人员去南亚均不乘飞机，以免因气候和机械事故在马尼拉、曼谷或台北迫降。文化代表团乘英国和印度合资的海轮从香港出发，三周后抵达加尔各答。
新加坡是必经之地，当时还是英国紧紧控制的商港和军事基地。据外交部签证处同志介绍，英殖民当局对我过往人员常常在检查护照和防疫黄皮书时进行刁难。为了维护国家尊严，应有所准备。然而，如何应对为好，尚无成熟经验。文化代表团领导决定，所有团员一律不在新加坡上岸；同英方人员的必要联系，统一交给我这个外交部的年轻干部具体处理。
我们乘坐的万吨海轮一驶近新加坡，便有英国快艇冲到船边，一些武装人员上船。按说代表团人员不上岸，即无必要查验护照。但英殖民当局要求船上所有人员排队等候查验黄皮书，同时附上护照。有一名外交部信使也在船上，我与他商定，我们是政府代表团成员，不应像一般劳工那样列队，我们俩拿着20多人的黄皮书和护照，抢到等候检查的队伍前边，将一堆证件放在英国官员桌上，要他先为中国官员办。
英国人根本不理，板着脸，头也不抬，要我们到后面排队。我要求受到应有的外交礼遇。对方表示，英、中没有外交关系，不存在什么礼遇。我和信使两人气往上撞，说我们送来证件，你不查看，不给予起码的外交礼貌，我们无法接受检查，说着拿起证件就走。英官员大叫，所有乘客必须无例外排队。我们扬长而去。船长和大副也向我们施压，训斥我们应按英方要求办，并威胁要把我们扔到大海里去。我毫不示弱地大声喊，你们敢！你们要为此承担一切后果！双方僵持许久。结果是，代表团未排队，待其他人员接受检查后，我一个人送去证件办理手续。
一个半月后，文化代表团仍乘英印轮船公司班轮回国，还是经过新加坡，还是要查黄皮书。经过短时间的国外磨炼和使馆同志的开导，我学着用些心机。上船前，便向轮船公司经理部打了招呼，希望对方合作避免不愉快的事件。公司出于商业利益，也表示愿意协助，并希望中国代表团采取合作态度。登船后，我还去看望大副，送些中国土特产，请他设想个两全办法。他讲，此事包在他身上。船到新加坡附近时，大副请中国代表团全体人员在大客厅里休息，他领着英国官员到客厅来，我统一将证件给对方查看，便算了结。
自己初次出国，初生牛犊不怕虎，但还嫩，有些冒失。真是百炼才能成钢啊！大 家 庭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进驻外交部的第一支小分队不到10人，由王炳南、王凝率领。1949年11月上旬，周总理在外交部成立大会上讲话时，面对着的不过是坐在东楼礼堂的区区70人。不过几年间，外交队伍发展到近300人。这是一支“文装解放军”，生活上实行供给制，男穿绿制服，女着列宁装，全部上下每月均领6斤小米的生活津贴。吃食堂，部长和司长吃小灶，科长吃中灶，其他人吃大灶，就是在东楼地下室摆上长桌一起聚餐，我们毕竟从外事学校蹲在地上吃，升到坐在桌旁吃饭了。月底分伙食尾子，可吃一次馅饼，年终打牙祭，大鱼大肉大碗白酒。没有扩音器，有事由人喊，我便充当“大喇叭”。除行政通知外，大都是个人生活的事情。凡有人拾到或丢失脸盆、毛巾、肥皂等，便由我喊叫一声，要人来领。当时，同志们的“家当”就那么多。
那时外交部的干部都年轻，副部长们40多岁，司长们30多岁，科长们不到30岁，科员们20岁左右，基本上是单身男女。后有几对青年结成伉俪时，一般由一位副部长出面主婚，请新娘新郎吃顿饭，所在单位也推出几人作陪，虽无父母亲友出席，却也热闹非常，一切都由组织上操办了。
节假日举行晚会，在东楼礼堂演出，但却没有舞台，仍照解放区传统， 自编、 自导、 自演各种贴近现实生活的节目，包括陕北民歌《兄妹开荒》、《夫妻识字》、《翻身道情》、《扭大秧歌》，歌剧《白毛女》选段以及苏联歌曲等。国际司10多人一个晚上演六七个节目，演员常比观众劲头大。其实，演员与观众也分不清，此呼彼应，打成一片，革命激情与表演融成一体。
那时，部里的体育设施颇为简陋，只有一个篮、排球场，但体育活动却很活跃。拔河比赛，炊事班总是高居榜首，他们的臂力和块头无人能比。伍修权、赖亚力，不少司长、专员也常与年轻人一起赛排球，还挺认真的。又高又胖的宦乡司长工间操时坚持跳绳，重视锻炼身体。清华大学体育教授马约翰来部作报告，时值寒冬，这个70多岁的老人只穿单衣，白头发，红面孔，他讲，健身方法之一是，洗冷水浴，先冲热水到浑身发烫，然后突然转成凉水，每次10分钟。50年代初，中国体训班（即国家队）女排出国前来外交部表演，部男排陪赛，女将们丝毫不顾情面，赢我部男排15比0，一时成为人们笑料。
每逢周末常在东楼礼堂举行交际舞会，没有乐队伴奏，就放唱片代替。曾涌泉、赖亚力、徐以新等老同志跳得潇洒，有些大学生也颇有风度，不少人只是尽量跟上音乐节拍移动脚步。周总理常来，喜欢跳慢步，广东音乐伴奏，女同志们排队争着同周总理跳，边跳边聊。王炳南与章逸云结婚时，刘少奇也来部参加舞会，兼向新人表示祝贺。
1950年元旦，北京市首次举行冬季体育比赛，女子篮球仅有4队参赛，外交部女篮是其中之一。最后，我部与电车公司女篮进行决赛。对方只 4人到场，不得不弃权，我方到场6人，不战而胜稳拿冠军。老实讲，当时的外交干部根本谈不上什么运动水平和成绩，主要是一种奋发向上、朝气蓬勃的精神状态。
建部初期的外交部就好像外交队伍的摇篮，我亲身经历的这一段日子将永远铭刻在我的心里。中国进入联合国◎任 欣
1971年10月25日夜晚，从纽约市中心灯火通明的联合国总部会址，传出了一片欢呼声和鼓掌声。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等23国提案，挫败了美国提案，在表决中以压倒多数获得通过。从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没有举行初次升旗仪式
1971年11月1日，清晨，纽约下起了毛毛细雨。
像玻璃房一样的联合国总部摩天大楼高耸在铅灰色的天幕中。
当地时间8点整。12名身着蓝色制服的联合国卫兵，携带131个联合国会员国的国旗，步出联合国大厦。他们从联合国会址周围按字母顺序排列的一排旗杆北端开始，依次升旗，几分钟后，走向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保留的旗杆。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22年以来，联合国总部前院那杆属于中国的旗杆上，一直挂的是台湾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旗。但这面旗子，已经自1971年10月26日清晨起，从联合国永远消失了。
时隔6天之后，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升国旗的具有历史意义的任务，落在了两位美国黑人青年身上：威拉德·博迪，24岁；乔治·鲍德温，28岁，当他们将一面长1.2米、宽1.8米的崭新鲜艳的尼龙红旗系上旗绳，被30多位新闻摄影师和记者摄入镜头时，或许并未意识到，他们已经与这个时刻一起，被庄严地载入世界的史册。
东河徐风吹拂。中国国旗抖落掉微小的雨滴，很快地上升到杆顶，耀人眼目地飘荡起来。五颗金黄色的五角星，神秘地跃动在一片火红之中。
这是第一面由联合国秘书处在美国定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它标志着联合国从此结束了被美国操纵无视中国存在的荒唐历史，标志着8亿中国人的代表堂堂正正地登上了联合国这个国际舞台。
然而，这天没有像通常那样为新参加联合国的会员国举行初次升旗仪式。联合国的官员只把这件事当作每星期一到星期六清晨例行的日常事务来办理。不同的是，联合国的警备当局作了周密的安排，要求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特别增派人员负责警卫中国国旗。
避而不搞初次升旗仪式的用心很快就被各国记者洞悉和理解：中国政府一向认为，中国作为联合国的四个发起国之一，作为一个从1949年10月 1日起开始新的历史的主权国家，理应享有会员国和常任理事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只是，这权利被长期无理地剥夺了，所以，根本不存在中国需要“重新加入”联合国的问题，应当迅速恢复中国的一切合法权利。既然联合国有些会员国在政权更迭，甚至改变国名后，都不曾影响在联大的席位，中国的代表权更迭，也应该按通常的做法行事。
于是，升旗时便没有鼓乐齐鸣，没有联合国的高级官员出场，也没有人头攒动的热烈场景。中国人其实对这一切只会表示满意——这表面的冷清告示中国政府的意志和主张得到了尊重。
在这之前，联合国的行政官员们着实烦恼了几天。10月25日夜，联大通过恢复中国合法权利的决议之后，措手不及的联合国秘书处没有准备好中国的五星红旗。他们第二天一早赶忙向美国一家制旗店定制，当天就制作好了。可是，官员们拿到旗帜后又不知挂在何处——他们不清楚，中国国旗在按字母顺序排列的国旗行列中是按代表中国的“C”，还是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个字母“P”来占据它的位置？
131根旗杆中的一根因此空了将近一周。
大家都在焦急地等待中国人的答复。
10月31日上午，联合国秘书长吴丹接到中国外交部代部长姬鹏飞的电报：我收到了你1971年10月29日的来电。我荣幸地通知你：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名字的按字母次序排列问题，请按开头的英文字母“C”排列，即CHINA， PEOPLE’S REPUBLIC OF，顺致最崇高的敬意。
于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五星红旗升上了联合国旗列自北端起的第23旗杆，飘扬在智利国旗和哥伦比亚国旗之间。在这之前，许许多多美国人，还有来自世界各地的联大代表，从来没有见过这面红旗。
又过了10天，第一个联大中国代表团迈进了总部的大门，团长：乔冠华；副团长：黄华；代表：符浩、熊向晖、陈楚；副代表：唐明照、安致远、王海容（女）、邢松鹢、张永宽。时代潮流不可阻挡
1945年正式成立的联合国，是于1943年10月30日由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反法西斯同盟国中国、苏联、美国、英国4个国家发起成立的。中国是联合国51个创始国之一。这个国际组织的主要宗旨是制止侵略，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
1949年以后，究竟谁——国民党台湾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真正代表中国的？对这个问题，联合国大会几乎每年都要进行表决，只有1964年因美国阻挠，没有讨论任何有关提案。
从1950年到1969年，多数国家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合法代表权，其真正的原因，是美国政府以各种手段维护它的“忠实盟友”蒋介石的利益，操纵了表决机器。
1960年以前，美国以时机不宜为理由，采取“拖延讨论”手法，阻挠联合国把中国代表权问题列入议程。1961年起，美国改变手法，一面表示“赞成”讨论中国代表权问题，一面又把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法代表权这样一个只需要简单多数即可通过的问题，作为需要2/3的多数才能通过的所谓“重要问题”，继续阻挠中国进入联合国。
基辛格后来在他的回忆录中承认，美国之所以有这种策略性的改变，是因为“非洲和亚洲几十个新国家加入联合国，赞成北京的国家一年比一年多了”，美国不得不“退而从程序问题上保卫台湾的地位”，美国认为，只要他们操纵表决机器在初次表决中凑足简单多数票，“在二次表决中就能以1/3加1票阻止北京进入联合国”。
可是，美国对联合国内与日俱增的中小国家愈来愈感到不安，因为“时髦的第三世界主义”也侵入了一向支持美国的“拉美集团”，就连美国北约组织的盟友，也一年比一年“难以驾驭了”。
1970年10月13日加拿大与中国正式建交，加剧了与中国没有外交关系的美国的不安。美国政府一些要员已经看到，美国在中国联大代表权问题上“最后失败的结局”将“日益明显”。美国出席联大的代表团成员的发言暗示了方针上的重大改变。10月25日，白宫发言人齐格勒说：“美国反对以牺牲中华民国来接纳北京政权进入联合国”，他明确地说出了后来形成的“双重代表提案”的实质：“反对驱逐台湾，不反对接纳北京”——这个制造“两个中国”的主意，最初源起于美国国务卿罗杰斯1970年6月19日向尼克松总统递交的一份备忘录。罗杰斯分析，美国在联合国的“情况正在迅速恶化”。
罗杰斯的担心很快就得到了证实。
1970年11月20日，二十五届联大进行了表决。美国“重要问题”决议案以66票赞成，52票反对，7票弃权获得通过。对比二十四届联大的表决结果，差额减少了9票，赞成票减少了5票，而反对票却增加了4票，弃权票增加了3票，阿尔巴尼亚提案是51票赞成，49票反对，25票弃权，虽然又因不足2/3的票数而再次被否决，但是自1950年以来，赞成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权的国家在联合国第一次赢得了多数。对比二十四届联大的表决结果，差额小了，赞成票增加3票，而反对票却减少7票，弃权票增加4票。
1970年阿尔巴尼亚提案获得多数票，证明在联合国心理上的分水岭已形成。1971年初， 日本向美国表示，美国两个提案“前景是悲观的”，他们希望同中国改善双边关系；英国和比利时预料，美国的主张将在1971年失败，英国甚至暗示他们希望同中国的关系升级，将反对美国的“双重代表权”提案。联合国秘书长吴丹则说：“北京将在1972年取得胜利。”
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已经有这样的预感：1971年美国“无论采取什么立场总归是要失败的”。他们认为，宁可采取鲜明立场（支持台湾留在联合国）而失败，也比为了要再多拖一两年而实际上是在自己制造失败要好一些。至少，这“是一种原则的立场”，“可以避免授人以法律上的借口”。
就这样，美国在自相矛盾的心绪和内外交困的境遇中进入了1971年。尼克松不肯在7月中旬前作出决定
出于对美国国家利益的考虑和缓解危机的需要，尼克松自1970年底开始寻找改善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关系的渠道，开展了被当时苏联所称的“笑脸外交”。中美关系进入了一个转折关头。
作为对美国主动采取的一系列行动的回答，毛泽东在周恩来建议下作出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的决定。1971年4月6日，中国报纸突出报道了美国队将前来访问的消息。这是中美关系史上一个举世瞩目并震惊环球的重大事件。不同制度、不同观念的各国一流政治家和外交家，都不约而同地为这个“外交杰作”而喝彩，而倾倒。
4月27日，白宫得到周恩来总理对尼克松1月5日信札的答复。在这封写于4月21日的信中，周恩来重申：“如果中美两国的关系要从根本上恢复，美国必须从台湾和台湾海峡地区撤出所有的军队。”为解决这个极其重要的问题，中国政府愿意举行两国高级负责人的会谈。为此，可在北京接待美国总统的特使或美国国务卿，甚至美国总统本人。7月9日至7月11日，基辛格作为尼克松的特使秘密出访中国，与周恩来总理进行会谈。7月16日发表的公告说，尼克松总统应邀将于1972年5月以前的适当时间访华。这条轰动世界的消息，对美国盟友心理天平的影响是可想而知的。
6月1日，尼克松在记者招待会上说，关于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美国所持的态度，他不想在7月中旬以前作出决定。显然，尼克松担心这个问题破坏北京之行的成果。
其实，就在基辛格访华之前，美国国务卿真的制定了一个双重代表权方案。但是不久就清楚了，这个方案的通过有难以克服的困难。最重要的一个现实就是：当时许多国家和美国一样，决心改善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这样，他们理所当然地会投票“驱逐台湾，接纳北京”。再说，这个方案还有一个致命的缺陷，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台湾都坚决拒绝接受它。所以，就使这个方案获得多数赞成票越来越困难了。
尼克松感到伤脑筋，早在春天，他就了解到“反对接纳北京的传统投票集团已经无可挽回地瓦解了”，以前支持美国的几个国家已经决定在二十六届联大表决时转而支持北京。但是尼克松说：“按我的个性，我从来不愿意仅仅因为事情不可避免而向它低头。”他决心继续对台湾提供军事和经济支援，以维护盟友关系。
1971年8月2日，美国国务卿罗杰斯在一篇长篇发言中公开撤回了美国对审议中国代表权的反对态度，表示他们支持“两个中国”的想法。按尼克松的说法，就是“台湾蒋介石的中华民国和共产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都具有联合国的会员资格”。
到了9月，美国迫于世界潮流的压力，又从这一立场退却，建议“安理会的中国席位属于北京”，而台湾仍保留会员席位。他们自以为找到了一个能吸引大多数国家的妥协办法。
但是，这次美国又低估了其他国家在新潮流中独立选择行动的能力，也低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第三世界中的影响。周恩来说，中国还可以再等
在7月，基辛格访华期间，他曾告诉周恩来，美国打算在联大采取什么立场。周恩来肯定地说，中国绝不会接受任何形式的双重代表权方案（只要一谈起这个问题，他总是斩钉截铁）。但是，周恩来说，中国不是联合国会员国的时间很长了，中国还可以再等。
8月5日，周恩来接见詹姆斯·赖斯顿时，曾把美国提出的联大那个妥协的建议客气地放置一旁，他笑笑，简洁地说，这个建议是自相矛盾的。接着8月6日，中国驻加拿大大使黄华又用一种非常婉转的态度拒绝了美国的这个建议。他告诉《纽约时报》的记者，中国不会照这个方案接受它在联大的席位，他说：“我们可以在联合国外面再等一年、两年，或者不管多长时间。”中国并不急于重返这个不尊重她主权的联合国。
8月17日，美国驻联合国首席代表乔治·布什根据美国国务卿罗杰斯的意见，向联合国秘书长递交一封信和一份备忘录，正式公开了美国在联合国二十六届会议上制造“两个中国”的主张。
对此，中国政府表示“绝对不能容忍”，于8月20日发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声明》。《声明》说，“世界上根本不存在 ‘两个中国’，只有一个中国，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中国的一个省。”美国制造“两个中国”，“是对中国内政的粗暴干涉，也是对联合国的极大嘲弄。”“只要在联合国里出现 ‘两个中国’、‘一中一台’、‘台湾地位未定’或其他类似情况，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就坚决不同联合国发生任何关系。”《声明》谴责“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权利之所以被剥夺，是美国政府一手造成的”，这是“利用联合国推行强权政治的蛮横做法，任何主权国家都不能不坚决反对。”
中国政府重申这一不可动摇的严正立场，使美国总统在中国代表权上玩的外交游戏又增加了风险。美国和台湾的不样预兆
二十六届联合国大会在1971年9月第三个星期的星期二如期开幕。22日，美国和日本抛出两项提案：一为“驱蒋”系“重要问题”案，需2/3多数票通过；二为“双重代表权”案，即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国并享有安理会席位，同时台湾也留在联合国内。可是，美、 日的“重要问题”提案在一片反对声中被挫败了。联合国总务委员会在议程上把阿尔巴尼亚提案摆在美国“双重代表权”案的前面。所以，阿尔巴尼亚提案只需要简单多数就可以获得通过。而这个“多数”，已经在上届联大就成为事实。所以，在“双重代表权”案还来不及表决之前，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有可能恢复在联合国的一切权利。
为挽回败局，美国和日本代表像热锅上的蚂蚁，到处奔走，施加压力，游说拉票，据当时西方报刊报道，美国总统尼克松亲自给许多国家的首脑写信：“美国在数十个外国首都进行了全力以赴的外交活动”；罗杰斯和布什在联合国内外跟100多个国家的代表谈了200多次；美国用“答应提供援助或者暗示要撤销援助”的方法进行贿赂或威胁；美国某些参议员甚至扬言：如果通过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等23国提案，美国将削减给联合国的经费。 日本也加派要员，加强代表团的拉票活动。
被称作“台湾席位保卫战”的这场战斗，很快就出现了颓势：凡是罗杰斯和布什几周前能收罗到的支持票，在陆续消失。阿根廷、厄瓜多尔和墨西哥都在10月初加入了以秘鲁、古巴和智利为首的“亲北京拉丁美洲集团”。大多数西欧国家，其中许多与中国有外交关系，一向就反对美国的决议案。亚洲人、大多数阿拉伯人和不少非洲人也是如此。于是，争取的对象就集中在还没有明确态度的拉美国家中了。
有趣的是，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每天发布两次近似战争公报的关于选票形势进展的新闻。后来，官员们又把记者召集在一起，抱怨他们撰写的关于将要背叛美国立场的那些文章“是在暗中破坏整个战略”。
这时，美国代表中的恐慌感表现出来了。他们看出了新闻的影响：当一位不受约束的代表，在《纽约时报》上看到美国已经失去这样那样多选票时，“他可能大受报纸的影响，建议他的政府见风使舵”。
接下去，截至10月 6日，巴拿马这一票丢失了，西班牙和委内瑞拉很可能步其后尘。阿尔及利亚人、罗马尼亚人和南斯拉夫人——这些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最积极的竞争者——每天都在获得新的赞成票，10月18日开始的有关中国代表权的专题辩论，使美国的颓势更加明朗化了。10月20日基辛格为代号“波罗二号”的行动再次抵达北京。无论是他还是尼克松，当时都没有很快意识到，这次行动与联大辩论恰好同时，将对美国“战略”产生什么干扰。罗杰斯对他们的提醒，没有发生效用。不发达国家击败了美国
基辛格乘坐的“空军一号”专机从北京机场起飞后，他就收到了纽约的电传稿，告诉他美国在联合国保卫台湾的那场战斗打输了。其实上飞机前，周恩来就已经得知表决结果，他心情极其愉快，轻松地用英语向他道别。周恩来后来告诉基辛格，他当时不想向他讲，以免使他难为情。
他记起驶往机场的途中，乔冠华曾问他：“博士，你看今年这届联大中国能恢复席位吗？”他不假思索地说，估计明年尼克松访华后，中国“就能进去了”。
当时，乔冠华仰起脸来，豪爽地哈哈大笑，说了一句：“我看不见得吧？”看来，乔是知道表决结果的。
富有讽刺意味的是，基辛格在访问期间并没有感到中国人期望在本届会议取胜。他指出，对中国来说，台湾的地位问题比联合国的会员资格更重要。
基辛格10月26日回到白宫时那里早已激荡不安了。美国政府内的矛盾公开化，一些人把表决结果归罪于他的北京之行。
表决是在辩论一周之后提早进行的。
在正式表决前几分钟，美国还指使某些国家出面要求推迟表决，“以便说服一些仍然动摇的国家支持美国提案”，但被大会拒绝了。接着“重要问题”案又被否决，除卢森堡、葡萄牙和希腊以外，美国所有的北约盟国都投了反对票和弃权票。有些，是故意以“上厕所”为由躲开表态的。当电子计票牌显示表决结果，表明美国的提案被击败时，大厅里立即沸腾起来，挤得满满的会议厅中发出了长时间的掌声，一直持续了两分钟之久，与中国友好的各国代表高声欢笑、歌唱、欢呼，还有一些人跳起舞来。
这时，脸色阴郁的美国代表布什又走上讲台，要求在表决阿尔巴尼亚23国提案时，删去其中关于“驱蒋”的一节。在代表的反对声中，经过大会主席马利克的裁决，布什又遭到挫败。
接着提付表决阿尔巴尼亚等23国提案，以76票赞成，35票反对，17票弃权的压倒多数获得通过。共同社驻纽约记者报道这之后的情况，先用了这样一句导语：“在联大会场上出现这样的沸腾，将成为联合国的历史。”“‘我们胜利了’、‘中国万岁’，各种语言的欢呼声在会场内四起。”“赞成中国的代表全部站起，高高举起双手向会场四周欢呼，会场充满了兴奋的龙卷风，主席的声音完全听不见了。”“中国在自己不在场的情况下，受到联大总会过半数的祝福，被赋予了挥动大手进入国际社会的权利。”
这家通讯社将赞成中国的国家统称为“中国派”，认为“中国派的魅力是非常巨大的。”他们“单纯，明快，以理取胜。对于在地理上、政治上与中国问题缘远的国家来说，阿尔巴尼亚的理是容易接受的”。
美联社记者注意到：“美国大使布什垂头丧气地坐在椅子上”，取下他的耳机，扔在桌子上”。在表决结束后，布什发表谈话，于这一表决结果“感到悲伤”。他懊丧地说，这是一个“丢脸的时刻”。但是，连他也不能不承认：“任何人都不能回避这样一个事实——虽然这可能是令人不快的：刚刚投票的结果实际上确代表着大多数联合国会员国的看法。”
同一天，美国记者问罗杰斯：“国务卿先生，在你看来为什么们输了？”他答：“票不掌握在我们手里。（笑声）”他很明白，当美国正戏剧化地与中国和解时，不随美国投票的国家就不再怕 到惩罚了。台湾：寒天饮冷水
在表决阿尔巴尼亚提案之前，眼见大势已去，台湾“外交部长”周书楷宣布退出联合国组织，随即领着手下的人沮丧地离开了会场。台湾的常驻代表刘锴脸色苍白，神情黯淡，使布什看了动感情。布什离开自己的坐席，在刘锴走出大厅之前赶上他，着他的肩，对所发生的一切表示遗憾。刘锴则谴责联合国出卖了台湾。在刘锴看来，“美国没有尽最大努力帮助台湾”。
午夜前，周书楷匆忙举行了记者招待会，说了一番怒气冲冲的话。他说，会场刚才的表现“使人想起几年前北京的红卫兵”，好像是置身马戏场内”；说安理会由于“让一名凶手坐在法官席上而为自己签署了一张死刑执行状”，说把事情搞成这个局面的人“必须对历史和后代作出的判断负责”。
事情终于结束了。周书楷自称对此感到舒了一口气。他说：“这是卸下了我们肩上的一个包袱。它是21年来一直套在我们脖子上的一块大磨石。”
周书楷这番话也许有几分是实情。香港亲蒋的《新闻天地》曾披露：“每年到此时际，台湾的代表就要展开一番追、逐、守、盯的本领，一些游移不定的友邦则施展推、拖、躲、赖的功夫。今天情况就更糟了……”
年年如此，岂不太累？！
第二天台湾各报社论愤怒地咒骂了联合国，并要求台湾居民“在逆境中保持镇静”。局势随之开始动荡。中国第一个赴联大代表团
联大表决前，外交部大多数同志只是估计中国或者美国一方以微弱多数取胜，也就是多几票少几票的问题，并未想到26日投票结果，赞成中国的票数竟超过了2/3。这不仅出乎中国意料之外，也出乎美国意料之外。就是说，没有思想准备。10月26日外交部在得到消息讨论去不去时，毛主席在电话问询中做了明确指示，大意是：马上就组团去，这是非洲黑人兄弟把我们抬进去的，不去就脱离群众了。毛主席把恢复联大席位看做是中国1971年的两大胜利之一（另一个是林彪倒台）。组团工作由周总理亲自主持，代表团人员都经毛主席亲自审定。乔冠华任团长，是毛主席点的将。中国在联大的第一篇发言稿，是乔冠华历时数夜赶写出来，送毛主席、周总理最后审定的。
10月28日，周恩来与《朝日新闻》后藤基夫会见。这是周总理在中国重返联合国席位后首次向新闻界发表的谈话。他引用了中国的一句古语——“临事而惧”，就是说，中国人要以体现信心的谦虚开始工作，慎重又慎重，不能粗心大意。
外电纷纷猜测，这就是周恩来叮嘱中国赴联合国代表团切记的工作态度和风格。
11月9日，代表团从首都机场登机离京，受到4000多人欢送。当时锣鼓喧天，花海一片，场面非常热烈。乔冠华团长一直咧着嘴笑，不断地向大家挥手，显得潇洒豪迈。最不寻常的是总理亲自到机场送行。一位国家总理来送副部级的团长，这是破格的。代表团先走了高梁等6人先遣组。9号这天又有正、副团长和代表加上翻译、秘书、司机、记者共约50人登机离京。总理非常郑重地和他们每一个人握手，握得很用劲，这也是破例的，说明总理是十分重视这次远行的。代表团每人为此都感到国家的重任在肩。后来，法新社在报道中说“今天的场面带有一种家庭的气氛”。联合国好像来了外星人
当时，外电对中国这个团一路上的行踪举动十分注意，报道得很具体。正如后来智利代表在欢迎词中说的那样，外国人想知道中国人穿什么，吃什么，想什么，做什么梦，神秘得不得了，好像中国团来自月球和火星，“是素不相识或神话般的人物”。
高梁率领先遣人员从肯尼迪机场下飞机以后，密集地拥上一大批的警察和记者，搞得他们不知所措。记者甚至注意到他们“露出不自然的笑”，后来，又一直有人追踪他们，几点几分，由谁陪着到哪儿去了，连向人询问怎么付小费，付的是什么样的钞票，都详细作了报道。他们觉得这些“和蔼的中国人”，在“资本主义”的环境中，一开始表情显得“拘谨”，以致拒绝“资产阶级报纸”的采访。
还有更有趣的，代表团途中在巴黎停留了一天。在这里与加拿大使馆来的黄华副团长会合。在奥利机场下机后，代表团换乘大型客车去旅馆，法国一些记者坐着小车跟着追，头伸出车篷，顶着寒风，抢拍照片。但他们搞不清谁是团长，谁是代表或工作人员，因为中国人穿的衣服都差不多，样式也一样。第二天报纸说“中国代表团途经巴黎”，一看照片，都哈哈大笑。原来把代表团的厨师错当成“大使”了！还有，所有的报纸都错把“中山服”说成“毛泽东服”了。可见，外国人对中国人十分陌生！
11月11日，代表团飞抵纽约肯尼迪国际机场。纽约市和机场出动150多名警察维持秩序；因为事先听说有很多华侨要来机场欢迎，美国说安全问题没办法负责。他们把华侨拦在离候机室较远的地方。经过交涉，代表团的车子在华侨旁绕行而走，就有了向他们招手的机会。令人感动的是，这里面有很多老太太、老头是自己带着干粮，早晨四五点钟就从老远赶来的，想见祖国故乡亲人的心情十分迫切。 自然，也有少数是反对共产党的。去机场的除了一些国家的代表，还有近400名记者。那天的消息，美联社报道得最详尽，连乔冠华围什么颜色的围巾都报道了。微笑着飞过大西洋
乔冠华团长在机场的简短讲话，当时国内轰动一时，在美国也反响很大。特别是美国人和华侨都注意到了两句话：“美国人民是伟大的人民，中美两国人民有着深厚的友谊。”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美国人第一次听中国人这么说。联合国中其他国家很注意中国将“在联合国里同一切爱好和平和主持正义的国家的代表一道，为维护国际和平和促进人类进步的事业而共同努力”。这本来在中国外交部和国内都是一些普通的话，但外国人不了解。他们认为这个讲话是“积极的态度”，“温和的调子”，反应比较好。
代表团住进罗斯福饭店，向管理处租下整个第14层楼，共有72个房间，下午晚些时候，几个看门人把一面美国国旗与事先定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一起挂了出去。站在对面约有100人观看。对于美国人来说，中国大陆人原本是一大块空白，所以，中国人不论走到哪条街，都有人好奇地看着，甚至问：“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牵着孩子的爸爸，叫他们签个名，“以留给儿子将来做纪念”。在代表团那层住房的电梯两旁，美籍中国人为他们摆好了十几个花篮，全是鲜花，像一垛矮矮的花墙，十分漂亮。
美国政府和美国的联合国官员的表示显得很微妙。在机场，是派纽约市的代表来接的，算是招呼了一下。由于美国没有正式承认中国政府，他们精心策划了“偶然”的见面。比如，美国代表知道中国人什么时候出发，哪条路是乔冠华和黄华的必经之道，他就坐在联合国的走廊上，装着打电话的样子，等着。乔与黄二人经过那里，礼宾官就介绍说：“这是中国代表团。”于是就握手，记者拍照，表明美国欢迎了中国。这张照片，在美国的报纸上登得很广泛。这样做，正符合尼克松的意图。美国驻联大大使布什，在恢复中国权利问题上把话说绝了，搞得很被动。他现在想补救一下，欢迎中国团，但处在他那个地位却很难办，就想了一个办法，以东道主的身份表示欢迎。他用这个办法表示，他本来是不赞成驱蒋的，但蒋走了，他们“也欢迎大陆中国”。
当时，勃列日涅夫的苏联和中国关系比较紧张。所以，机场上是派捷克代表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来欢迎的。开会时，中国就座的位子离苏联很近，他们的团长马立克过来和乔冠华握了手，这也是经过精心考虑的。苏联是与中国有外交关系的国家，不反对我们恢复联大席位。所以，他们的做法比较困难，心情想来也比较复杂。
联合国工作机构的官员对中国代表团抱有很大期望，都希望中国多发挥一些作用。对此，乔冠华在拜会联大主席马利克时说得十分坦率：“中国代表团的人员还没有齐全，联合国当前的状况也还不十分熟悉，所以也许不能立即像所期望的那样积极活动。”这正是周总理要代表团采取的“审慎立场”。一些外国记者评述说，听了“使人有点感动”。
中国人在联合国的“咖啡馆外交”曾引起“第三世界”不少中小国家的好评。有一天，黄华邀唐明照同去宽敞的北休息室饮茶，被非洲一位政治顾问看到说：“中国人一下子就抓住了这个‘第三世界’在联合国聚会的地方！”一位拉丁美洲的代表说：“这是中国人的个人外交。”他们觉得到这里来饮茶的中国人态度十分随和，平易近人，很便于交谈。不发达的中小国家对中国的期待是诚恳的，好像中国去了联合国，他们就有了依靠，拉美希望中国支持他们的领海权，非洲希望中国支持他们非殖民化，亚非拉又共同希望搞无核区，希望发展贸易。联合国每个委员会都希望中国派人去，只要去了人，坐在那里不讲话都行。这种情况，代表团离开北京之前没有想到。“中国就座属于她的席位”
新华社11月15日自联合国发回一个电文，介绍中国代表团11月15日出席联大二十六届全体会议受到热烈欢迎的情景：“当乔冠华团长、黄华副团长和代表团代表符浩、熊向晖、陈楚进入会场，在中国的席位就座时，许多友好国家的代表立即前来向他们表示祝贺和欢迎。”大会主席马利克指出：“这是具有历史意义的时刻。”原定上午结束的会，由于要求发言的代表不断增加，一直开到下午，“共有57个国家的代表致欢迎词”，“历时约6个小时”。这在联合国是不多见的情况。
那天，乔冠华团长就座的座位同国民党台湾人一样，按字母顺序在智利和哥伦比亚之间，桌子上挂着写有“中国”的牌子，乔十分专注地通过助听麦克风倾听发言。他就席前有几分钟忙于从座位上站起来回应围过来握手的各国代表和摄影记者。有一次，他在座席上潇洒豪放地大笑。新华社摄影记者钱嗣杰抢拍下这张照片，后来，在摄影展览中得了金奖。乔冠华的形象，当时代表着新中国人的整体，各国记者对他的笑颜都作了描述。《人民日报》当年刊登那天的全部发言，情绪最热烈的是23个提案国成员，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罗马尼亚、坦桑尼亚、赞比亚这些中小国家，好像就是自己国家的喜事一样。美国代表的发言措词很客气，却是上午全部发言最短的之一，只有一分半钟； 日本则更短，只有123个字。苏联也讲了一段话。大家表示了一个共同的主题，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法权利的恢复，联合国进入了现实主义的时代，具有了普遍性，增加了它缔造和平的力量。
法国当时与中国十分友好，它的代表在发言中说，中国恢复联大席位“不仅填补了一个巨大的真空”，而且为联合国组织“获得新的动力打开了道路”。中国“就座了属于她的席位”，“必将对联合国有利，也对她自己有利”。他对这件事的意义和作用说得比较恰如其分，对我们国家和人民的评价却非常之高，他说：“我们欢迎这个十分伟大的国家和这个国家十分伟大的人民，这样做是合适的。”法国的祝贺中，“既有友谊，也有希望”。
布隆迪代表称“这件事的严肃性质，似乎是国际上新的力量均衡的黎明”。今后，“对于世界舆论来说，中国突然变成了一出戏的主要演员之一”，“中国的立场和意图将引起许多估计，这些估计，不是激烈的和具有讽刺意味的，就是满怀信心的和表示赞扬的，但无论如何，决不是漠不关心的”。
赞比亚、坦桑尼亚、赤道几内亚、马里和刚果等国的代表，对美国报刊指责他们25日的欢乐表现义正词严地进行驳斥。美国记者的宣传没有使他们担忧，谁也无权限制他们表达欢乐的方式。从今以后，不论是军事大国或经济大国，都再也不能指望压服这个组织和随心所欲地施加影响。他们的发言告诉全体代表：中小国家也敢在联合国的讲坛上骂尼克松了。
中国代表团团长乔冠华在经久不息的掌声和欢呼声中登上联合国的讲坛。他沉着地取下眼镜，用中文很慢地宣读着一篇2600字的发言。会场鸦雀无声地沉静下来，所有的人都在屏气凝神地倾听。他们突然发现，这位几天来坚持“微笑路线”的中国人，并不处处“温和”，他以“国际讲台上非常少有的坦率和诚实”，表明了北京将来对联合国的政策以及对外政策的轮廓。他的直言不讳使一些人受到震惊，另一些人感到气恼。
共同社记者称乔的演说“是不折不扣地在联合国历史上最重要的演说之一”，它的反响将波及全世界。由于乔冠华用了同样长的时间来谴责美国和苏联，第二天，美国报纸上出现了一幅漫画：布什和马立克（苏联代表）愁眉苦脸地坐在办公桌前，乔冠华将一碗米饭倒在他俩头上。十几年后，布什将这个情节写进了他的自传《瞻望未来》。这本书在布什担任美国总统时译成了中文。但一些读者不大明白，布什录下这个情节究竟为的什么呢？我受命参加裁军谈判◎范国祥中国裁军政策的调整
一个国家，特别是像中国这样的大国，不能没有强大的国防。新中国成立后，我国一直受到超级大国的战争威胁。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直接影响到我国安全。因此，尽管经济建设任务很重，毛主席、周总理仍然下决心组织全国力量研制成功“两弹一星”，为维护我国的主权与领土完整，打下坚实的基础。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出于国家安全的考虑，看到冷战中国际紧张局势不断加剧，高喊裁军的两个超级大国大肆扩充军备，我们主要是揭批他们“假裁军、真备战”，与国际裁军活动保持着一定距离，以免受到约束。1963年美、苏、英签署的“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矛头针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尚未拥有原子弹的国家，更加激起我国对军控条约的警惕。
冷战时期的国际局势相当复杂，争霸世界的两个超级大国竞相发展核武器。与美国在日本投下的原子弹相比，新制造的核弹当量要大得多，精确度不断提高，陆、海、空运载工具可以打到全世界。各国人民反对扩军备战、维护世界和平的呼声不断高涨。中、小国家强烈要求裁军，联合国举行了三次特别联大，研讨裁军的具体措施。同时，美苏大力扩充军备，也影响了本国经济实力的增长，财力不支，而西欧和日本军备负担较小，经济迅速发展。核弹头和导弹数量过多，超出实际需要，还要费力维修。美苏之间一方面剑拔弩张，另一方面抓和平、裁军旗帜，作为“限制对方、掩护自身发展”的工具。裁军问题成为包括国家安全、国际安全、涉及各国重大安全利益和争取世界和平的国际政治斗争。
在邓小平同志的领导下，我们对军控和裁军在国际事务中的重要性，有了新的认识，政策上作了调整，逐步参加国际多边裁军谈判和联合国关于裁军问题的审议。我国裁军百万和停止大气层核试验，在国际上引起积极的反响。
正是在这种形势下，我于1986年被任命为中国新一任裁军事务大使。作为日内瓦裁军谈判会议的中国代表，我常驻日内瓦，并经常去纽约出席联合国的裁军会议。中国裁军提案在联大获一致通过
我担任裁军大使后不到半年，就接到一项重要任务——在第3届联合国大会上提出关于核裁军和常规裁军的两个提案，这是中国政府首次单独在联大提出重要决议草案，中心内容是要求超级大国率先裁军。
中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受到第三世界的普遍赞扬，在裁军领域，传统上有三个集团：苏联和东欧国家的社会主义集团、西方集团、不结盟和中立集团。中国不参加任何集团，又同各方保持平等和良好的关系。中国调整裁军政策的积极态度，受到普遍欢迎。因此，中国提案有可能得到相当多的支持。另一方面，裁军涉及各国的安全和政治利益，核国家之间，核国家与非核国家和核门槛（即将拥有核武器）国家之间，有着错综复杂的利害关系，世界各地关注的重点有所不同。一些国家对中国提出关于核裁军和常规裁军两个提案的意图尚有疑虑。
我们的立场很明确。对军备竞赛负有主要责任的两个超级大国应率先进行裁军，特别是核裁军。
我个人最担心的是美苏不赞成。我们在关于核裁军决议草案的序言中，肯定了美苏两国领导人1985年11月关于“核战争打不赢，也打不得”和准备裁减核武器500的联合声明。草案正文中“敦促美苏进一步履行其对核裁军负有的特别责任，并认真谈判，早日达成大幅度削减核武库的协议”。美苏由于欢迎中国对国际裁军事务从消极到积极的立场，对中国提案均表支持。
法国和英国在核裁军方面与中国立场相近，均赞成美苏带头裁减，同意中国提案不讲美苏以外核国家裁减的时间表，仅提及“双边（指美苏）与多边核裁军努力应相互补充和促进”。
美、苏和法、英还主张第三世界一些大国裁减常规军备。我们考虑到各方面的平衡，同时提出核裁军和常规裁军两个提案。
联合国绝大多数成员是不结盟国家，它们是中国的好朋友，取得它们的支持，对两个决议草案在联大通过至为重要。两草案又着重反映不结盟国家的关切。在序言里有“重申联合国宪章中表示的欲免后世再遭战祸的决心”，“确信今日最迫切紧急的任务是消弭世界大战——核战争——的威胁”，“意识到使用常规武器进行的战争和冲突对世界和平与安全造成的危险”，同时指出“核裁军和防止核战争的有效措施具有最优先的地位”。关于常规裁军的提案“敦促对于开展裁减常规军备的进程负有特别责任的拥有最庞大军事武库的国家，以及两大军事集团的成员国，通过适当的论坛就常规裁军进行认真谈判，以早日对在它们各自地区、特别是在世界上武器和军队最为集中的欧洲地区，在有效国际监督下限制和逐步均衡地裁减军队和常规武器的问题达成协议”。文字虽然啰嗦，附加语很多，但这是联合国决议的特点，法律用语应全面和确切。
少数无核武器国家或明或暗地要求中国的核裁军提案中除敦促美苏带头裁减外，应加上其他核国家也要参加核裁军进程。在中国和日本双边磋商时， 日本常驻联合国大使以相当粗暴的口吻质问：为何中国提案只要美苏裁减，而不对自己提出要求，是何道理！针对这种情况，我明确地阐述：1.多年来，美、苏疯狂进行核军备竞赛，它们拥有的核武库占全世界核武器的95%以上。在当今世界能发动核战争的，只有它们两家。这是客观事实，正因为如此，才提出美苏负上特殊责任，应率先进行核裁军。同样看待和要求所有核国家，不仅不公道，而且模糊了核战争的主要危险所在。2.对美苏应承担核军备竞赛的主要责任，国际社会已有共识，第一届裁军特别联大的“最后文件”明确指出这一点。3.美苏两国本身承认自己负有责任，双方正率先采取行动，就裁减核武器进行谈判。4.正是在美苏的核威胁下，中国发展了完全是为了自卫的少量核武器，中国在拥有核武器的第一天，就郑重声明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保证不对无核国家和无核地区使用核武器。中国从不回避自己的责任，已单方面裁军百万，将大量军工企业转为民用，集中力量进行经济建设。中国主张全面禁止、彻底销毁世界上全部核武器，将在适当时候参加核裁军进程。
听了这番理直气壮的讲话， 日本驻日内瓦裁军大使出来打圆场，说他的同事冒犯了，多有得罪，希望我接受他的邀请，共进日本式午餐。
在联大第一委员会表决时（会议厅有表决机器，绿色信号灯表示赞成、红色表示反对、黄色为弃权），出现一片绿色，我提着的心才落下来，没有红色，只有印度一家弃权。随后在联大全体会议表决时，印度为避免孤立，也改投赞成票，我国的两个裁军决议草案在联大获得一致通过。担任裁谈会主席
日内瓦裁军谈判会议是国际上唯一的多边裁军谈判机构，旨在达成对缔约国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裁军条约或公约，它每年向联合国大会作报告。它是一个独立的机构，有自己处理问题的规则和习惯。联合国会议的决议一般是表决通过，裁军谈判则需一致同意，当时，该机构由有代表性的40个国家组成。会议主席由成员国依国家名称的英文字母顺序轮流担任，每月一换。当时每年举行6个月会议，各成员国约隔7年才有机会担任一次主席，裁谈会主席一职被公认为是艰巨而又光荣的。
1987年2月，轮到中国任主席。我任裁军大使不到一年，对裁军问题的多边正式谈判知之不多，国内只有原则指示，我国外交界前辈在这方面留下的直接经验甚少，只能靠自己按照积极、慎重的方针，以开拓的精神钻研和摸索。
禁止核试验是各方均关心的问题。由于两个核大国、其他核国家、核门槛国家、无核国家间的利益不同，裁谈会长期未能就此开始谈判。许多无核国家对此情况很不满意，积极主张尽早成立具有谈判职能的特委会。苏联和东欧国家持灵活态度，法国本着一贯立场，表示不参加禁止核试验特委会，但不阻碍它成立。各方均呼吁中国主席加紧工作，我逐个征求各代表团的意见，再向各方转达，看能否取得进展。美国代表说，任何可能导致开始谈判的特委会职权均不能接受，又不愿事先拒绝考虑其他国家的积极意见，裁军界元老、诺贝尔和平奖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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