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青少年与家庭社会工作评论(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韩晓燕

出版社：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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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青少年与家庭社会工作评论试读：

陈赟　香港城市大学亚洲及国际学系哲学博十，现为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人类学研究所讲师。研究兴趣：宗教人类学。致　　谢韩晓燕　　陈　赟

本书是我们两位主编与众多教师和学生共同探索中国大陆社会工作的产物。我们在撰写和编著此书过程中获得了许多宝贵的经验和资源，也得到了许多人的热情帮助，他们的帮助远远超过我们的期望。对所有帮助过我们的人，我们在此表示衷心感谢，感谢他们与我们共同分享时间、知识和思想。

首先我们要感谢社会工作界的老前辈吴铎教授，他欣然接受我们的恳求，为本书作序。他在序言里将自己深刻的理论思考与研究生们稚嫩的学习探索有机结合起来，既提升了本书理论研究与实务经验整合的品质，又充分展现了前辈提携后辈的胸怀。

我们感谢一直以来直接推动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工作系发展的罗国振教授，他在序言里将社会工作论文特点与人才培养模式结合起来，期望社会工作能为社会问题的解决和社区治理的创新做出贡献。

感谢为社会工作教育和研究不懈努力的同事们，秋玲、赵鑫、吴同、姗姗、定红、希希、海萍、郭娟，我们社会工作系教师虽少，但大家凝心聚力，兢兢业业，忠诚专业，爱护学生。

感谢所有的研究生们，他们不但给我们这个对社会工作有强烈归属感的群体取名为Han门，更是用异常的青春智慧和热情投入来促成这个群体的正面成长。他们包括本书的作者陈刚、白娟、鹏飞、黄超、周弟、郭娟、文旻、晶晶、美玲、厚永、丹丹、亚辉、美宇、孟群、薛婷、下放，也包括刚毕业的肖庆、王蕾、振军、莎莎、刘璐、翠婷、王和、振江、杨彩、刘茜，还包括目前正在就读的卿晨、欣苗、培程、功翠、王敏、陈静、丽君、宏宇、志鹏。特别要感谢王和与卿晨为本书的出版做出的协调和努力。

感谢我们两位主编之间彼此的完全信任和价值共享，使我们有机会一起来编著这本辑刊。我们无数次地讨论这本辑刊的主旨和体例，并决心一辑一辑不断地编下去，把我们对儿童青少年与家庭社会工作的共同探索记录下来。我们期待通过每篇论文对社会工作理论和概念在具体实务情境中的运用分析，探索中国大陆本土社会福利和社会服务的实现路径。

最后，我们要感谢愿意担任本辑刊学术顾问委员会和学术编辑委员会的所有专家学者，有你们的无私付出与奉献，华人儿童青少年和家庭社会工作就有希望。

我们衷心渴望每个生命能够富有尊严和价值，像自由一样美丽！序　一中国社会工作资深教授　吴铎

这是一本社会工作硕士研究生的论文集，是几届研究生在韩晓燕老师的指导下多年辛勤耕耘的成果。这些论文以青少年和家庭为主题，展现出社会工作专业学者的一些鲜明特点。

一是注重社会调查。社会调查（田野调查）是一种通过直接观察、访谈、参与体验等方式，获取真实材料的方法。贯彻于社会调查方法之中的，是尊重客观、尊重实际的精神。现代社会工作的奠基者们，对于所研究的问题，都是以这样的精神，亲身参与社会调查，获取丰富的第一手材料，进一步分析处理，去粗取精，去伪存真，获取科学的认识，指导和推进实际工作。

欧美各国近现代著名的社会调查，如J．斯托的《伦敦调查》（1598年），J．霍华德的《英国及威尔士之监狱现状》（1777年），F．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根据亲身观察和可靠材料》（1845年），F．勒普累的《欧洲工人》（1855年），C．布思的《伦敦居民的生活和劳动》（1890—1903年）、美国的《匹茨堡调查》（1914年），《春田调查》（1920年），《美国士兵》（1949—1950年）和“科尔曼报告”等，都是有影响的社会调查的范例。

我国开始用现代方法进行的社会调查，最早的是1914—1915年北京社会实进会开展的“洋车夫生活状况调查”。对中国农村和城市中下层人民的生活情况进行的著名调查报告有：陶孟和、梁宇皋合著的《中国乡村与城镇生活》（1915年），陈达的《社会调查的尝试》（1923年），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1927年）、《寻乌调查》（1930年），李景汉的《定县社会概况调查》（1933年），陈翰笙的《中国的地主与农民》（1936年），费孝通的《江村经济》（1938年），张闻天的《米脂县杨家沟调查》（1947年）等。这些调查成果，有的对认识和推进我国社会的发展，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收进本文集的论文，基本上都是在社会调查的基础上写成的。这些论文继承了社会调查的传统，结合我国改革开放、社会转型过程中的实际问题，开展了比较深入的调查。年轻的论文作者们，是在用心做这件事。一篇题为“城市新移民的孩子——家庭社会资本视角下的初中后教育选择”的论文，开篇有这样一段陈述：我在农村出生长大，来到城市生活已经7年，对于城市我始终找不到一种归属感，然而当我回家时，我也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再也回不到以前那种农村的生活了。于是我就这样成了一个“边缘人”或者说“夹心人”。这样的体验让我一直关注着在城市里和我有类似经历的人——在研究生期间，我一直跟随导师韩晓燕和曾育彪老师做 “结构性机会和障碍对农民工子女成就动机的影响”的课题研究，我跟随老师完成了18个个案的访谈，并且严格按照学术要求完成了逐字逐句的转录工作。在不断深入接触这些孩子的过程中，我深深地体会到一个家庭所拥有的社会资本对孩子教育和职业的重大影响，尤其是当这些孩子面临初中毕业后选择——他们人生的一个重大转折点时，这一点更是凸显了出来。一篇题为“微观系统视角下城市新移民子女身份的建构”的论文说：“笔者通过长期的田野调查，走进他们自己建构的真实生活，了解他们的身份建构过程。”

这些陈述说明，注重社会调查，是社会工作专业的内在要求，应该将社会工作的出发点和过程建立在社会调查的基础上。论文作者还将自己的人生经历和所进行的社会调查融合起来，给专业的理性调查注入执着的情感推力，自然更增强了社会调查的深度和广度。

二是帮助弱者增能。社会工作的增能理念，主要是帮助服务对象提高自己的能力。其内涵包括：社会环境中存在的障碍抑制、阻滞了个人潜能的发挥；个人的无力感是由于环境的不利而产生的，社会中的弱势群体之所以会处于弱势地位，是由于他们长期缺乏参与机会，进而造成自我负向评价、形成负面经验，最终难以有效行动；经过个人、人际关系、环境等方面的有效互动，人们的能力可以不断增强；应尽可能在允许的范围内为服务对象争取更多的资源支持；从伦理价值的角度强调推动社会正义，尊重服务对象的自决和自我实现；社会工作者与服务对象之间应建立合作关系、伙伴关系等。

增能理念深深植根于社会工作之中。服务于人的各领域的社会工作，如妇女和家庭社会工作、儿童和青少年社会工作、老年社会工作、残疾人社会工作、失业者社会工作，以及其他特种人群的社会工作等，按照增能理念的要求所开展的工作，具有专业特色，成效显著。

本书中一篇题为“外地来沪随军军嫂增能的行动研究——以 ‘媛动力’家庭增能计划项目为例”的论文，相当深刻地阐明了增能理念在社会工作中的巨大作用。该文陈述道：“研究者在社工机构实习，参与了‘媛动力’项目，有幸接触到外地来沪随军军嫂这一群体，所以与这一需要社会关注的特殊群体有了直接沟通的机会，除看到军嫂们拥有的资源不足外，更亲眼看到了这群军嫂们经过‘增能’计划后所展现的不同能力。因此研究者希望通过本研究，以证据为本地展示这样一个事实：“这群受到环境限制，缺乏内心支持的外地来沪随军军嫂，若能给予她们适当的关注和支持，实际上每个人都具备无限发展的潜能……”。“上海市JP街道家庭增能项目”是一项帮助“外来媳”的增能行动计划。研究者发现，这些从外地嫁到上海的女性，与本地男性组成家庭后，既与一般的家庭有相同之处，也有很多相异之处，很多人属于“双弱势”的结合：女性来自偏远地区，文化教育程度不高；男性则年龄偏大、身体残疾或者有过不良经历。而通过增能项目的实施，对个人自我价值的肯定、不同沟通方式的探讨，以及小组工作中动力因素的推动，提升了外来媳群体的自尊自信，增强了她们的家庭归属感、幸福感。

青少年正面成长计划也渗透着增能理念。研究者发现，青少年心理问题主要是由家庭层面父母教育方式、沟通方式不当，学校层面教育压力过大、教师教育手段严厉，朋辈层面同伴压力、同伴关系处理不当造成的。而经过三年的正面成长教育即增能行动介入，学生对朋辈、教师和父母的获助感显著提升，对身边“益友”数量的评价显著增加，对教师和朋辈的情感认知也呈显著性变化。总体上初中生人际交往整体认知变化明显。正如研究者所说：“聚焦于发展青少年的能力和潜质比强调他们的问题更为有效。”

三是坚持理论探索。人们普遍对社会工作专业存在着认识上的一种误解，以为这个专业只讲实务、方法、技巧，缺乏理论。这其实是对这个专业缺乏了解造成的。社会工作理论，是一个比较复杂、多元的问题，学界的认识、解释、论述也不尽一致。社会工作是为人服务的工作，因而涉及人与社会的关系及其本质、人的社会行为、社会运行机制进行的理论阐释，如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论、结构功能主义理论；对人的行为与社会过程的某一方面进行理论阐释，如心理理论、道德理论、活动理论、标签理论；关于介入模式的理论阐释，如心理社会治疗模式、理性情绪治疗模式、任务中心模式、危机干预模式、结构式家庭治疗模式等。有学者认为，对社会工作具体技巧和操作方法的阐释，亦属于理论的范畴。可以说，社会工作理论是一个开放的、发展的体系，需要在社会工作的实践中不断探索进而得到发展。

本书体现了对社会工作理论的探索，体现了对社会工作理论与实践的辩证统一的追求。一方面，论文的作者们满怀热情地参与社会工作实务，对服务对象开展调查、访问、参与活动、提供服务，细致观察，完整记录相关材料；另一方面，他们对所获得的材料深入分析，从感性材料中提炼出理性认识，做出理论分析和解释，力求升华到理论的高度。

本书中一篇题为“初中生街头少年的社会互动研究”的论文，将社会互动理论贯穿于研究的全过程。该文强调：“本文的研究选用青少年主体性视角，更倾向于把研究者和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看作一种互动关系，互为主体，认为研究者同时也是学习者，在社会工作服务和社会学研究开展的过程当中，把孩子作为主体的一方，尊重孩子的主观体验，充分互动，和孩子共同研究，而不仅仅是研究这些孩子。”“探究街头少年这个群体的主体性表达，重视其主体意义的建构，挖掘街头少年对于他们日常活动、行为、环境和互动方式的评价、解释和理解，研究者希望通过描述、解释、理解和预言，对街头少年从学校走向街头的过程进行归纳、提炼和解释，以达到理论上的建构”。

社会工作的理论探索存在着广阔空间。对于传统、国外的理论借鉴，需要结合本土的实际，简单的移植、嫁接，会使理论变得枯黄，失去内在的活力，变成一种时髦的标签。这是我们需要力戒的一种倾向。运用传统、国外的理论，关键在于认真消化，得其要领，汲取精华。在社会学科领域，尤其是应用性较强的学科，理论的运用多有交叉、互通、相容的情形，这既是一种客观的需要，也体现了理论的兼容性。不应视社会工作理论为一个封闭的系统，凡对社会工作做出科学分析的理性思考和概括，都应视为社会工作的理论范畴。而创新性的理性思考和概括，主要源于社会工作实践。只有坚持社会工作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才能推动社会工作理论和实践的共同发展。这项任务，寄厚望于年青一代社会工作研究者和实务工作者。序　二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教授　上海市社会学学会副会长　罗国振

2012年，社会发展学院本科生毕业典礼的当天，我从学校老校区开完会赶到新校区来送别这批学生的时候，时间已是傍晚，与学生们交谈之后，我再赶着一个多小时的车程回到老校区继续工作。在十几年前，我不需要这样在城市中心和远郊奔波于两个校区之间。在这一个多小时的车程中：中心城区商业活跃，小区规划整齐，本地和外来的人们在努力扮演各自的角色，匆忙坚定的脚步与迷茫无助的眼神同时存在；而在新校区周围，这片上海远郊区正在从一个老工业区向卫星城转型，大量的工厂和农房被拆迁，本地年轻人搬到市中心工作和生活，老年人大多搬到安置房里，在市中心工作的新移民租住在租金便宜的尚未拆迁的农房里，还有一些新移民租用本地人的土地种菜卖菜。

这两个点的发展仅仅是当前中国发展的一个缩影，作为走在社会变革最前沿的上海对当今中国变化的感受尤其敏感和深刻。在社会的大变革中，我们取得了无可争议的成绩，而每一次社会的变革，总会将一部分人甩到社会的边缘，因而，将这些人带到正常的轨道上成为社会的迫切需要。与社会工作在其他国家出现的契机相同的是，中国城市化和现代化的发展呼唤社会工作，而不同和更为强烈的是中国的社会大变革当中社会问题的出现和对社会和谐稳定的需求使得社会工作成为政府和公民福利的共同需要，不同于社会工作最初的起源，社会工作在中国以其自上而下的路径应运而生。众所周知，上海走在中国社会工作发展的最前沿。

社会工作是一门应用型的学科，社会工作专业的学习不仅仅包含专业的理论、知识、技巧和伦理价值观等方面，它更需要面对具体服务对象并付诸实践。当前，在个人层面和社区层面都存在着大量需要帮助的对象，它呼唤着社会工作用个案、小组和社区等专业方法去做好干预和预防工作。社会问题的出现虽有一些共性，但是不同的环境和时间有其新的具体的形式，这就需要从不同的视角对社会工作进行探究，深入到社会工作的具体内容和层面。特别是，国际社会工作的发展为我国提供了经验，而社会工作的本土化是社会工作在中国发展必然要面对的问题。要让社会工作真正持续性、常规性地开展工作，达到专业预期目标，专业化和职业化也是发展中的重要议题。在中国、在上海发展社会工作，任重而道远。

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工作专业自2006年开始招收社会学专业社会工作方向的硕士生，2009年开始招收社会工作与管理专业硕士生，2011年开始招收社会工作专业硕士（MSW）。韩晓燕老师自社会工作专业建设的第一天起一直奋斗在专业发展的第一线，她从香港中文大学博士毕业之后，将国际社会工作的最新理念和专业发展诉求带到内地，同时，秉承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学专业社会工作的发展脉络，她也开始积极探索内地社会工作发展的特殊性。

在培养学生的过程中，韩晓燕老师创造各种机会，带领自己的研究生投入到一线服务中。在经过社会的磨炼后，韩晓燕老师经常组织读书报告会和纪录片讨论会，对各种社会现象进行深入的剖析和解读。经过几年的悉心培养，在毕业论文写作环节，韩晓燕老师引导学生从专业和兴趣上寻找自己的研究主题，既循循善诱又严格要求。如今，这十几篇论文汇集成本书，研究的主题涉及社会工作的方方面面，特别是以“教书育人”为标志的华东师范大学最为注重的青少年和家庭研究、学校社会工作等领域。本书是年轻的作者们在韩晓燕老师指导下践行和思考社会工作理念的结晶，是他们在探索中国社会工作的发展过程中将研究与实务有机结合的分享。

2013年，上海闵行区吴泾拾星者社会工作服务中心成立，我担任了理事长，韩晓燕老师担任总干事。我们希望在华东师范大学新校区周围——这片正在经历快速城市化的土地上继续追寻社会发展和社区治理的轨迹，探索社会工作服务的路径，为学生提供实务的机会，进行踏实的专业研究。通过这些探索，希望能为社会工作学科的拓展和更美丽的中国社会做出一点贡献。引　言

一直以来都坚持认为，每个人来到这个世界走一遭都是有使命的。今年恰逢我的知天命之年，对使命的探索和践行也算是对我自己的一种生命交待方式吧。

1999年，在澳门开会时的一个偶然机会，我遇到了我的恩师魏雁宾教授，这使我此生与社会工作结下了深深的缘分。

2000—2004年在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工作学系攻读社会福利博士期间，是我与社会工作相遇、相知、相依存的开始，“助人自助”“人在情境中”“整合资源”“优势视角”“全人正面成长”“公平公正”“无条件接纳”……一系列体现社会工作这个独特专业和职业所持守的理念和价值观进入我的头脑，与我对这个世界和人类的认知高度吻合。于是，我默默地下了决心，将与社会工作的这份相识相知践行到每一天的生活之中。

2006年，我有幸来到在本科生和研究生期间见证我青葱岁月的华东师范大学，更有幸的是有机会创建自己热爱的社会工作专业。这些年来，非常感激我的研究生们不离不弃地陪伴我成长，他们用无悔的青春和探究的智慧在中国大陆极度贫瘠的社会工作田地里辛勤耕耘，以硕士论文的形式结出了一份份异常珍贵的果实。

感恩于这些年来研究生们的全力付出和陪伴成长，我决心尽自己作为导师的一份微薄责任，出版这本《儿童青少年与家庭社会工作评论》（第一辑），既作为我们对社会工作价值伦理和理论知识及实务技巧的共同探索，也作为他们青春美好的见证，同时还作为我们师生缘分的记忆停泊。

我期望为这本辑刊起个副标题，为“拾星者”。“拾星者”来自我初到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工作学系时获得的一枚素雅小书签，在这枚背景静谧温暖的小书签上印着“拾星者的愿望”：

一天，一个年轻人到海边散步，正值潮退，沙滩上留下不少被冲上岸的海星。年轻人不忍海星枯死，小心地逐一把海星捡回大海。

一位过路人嘲笑他说：“留在沙滩上的海星这么多，你救得了多少呢？不如让它们自生自灭吧！”

年轻人认真地对过路人说：“虽然我不能救回所有的海星，但是对每只被放回大海的海星来说，这就是一个生存的机会。”

有生以来也拥有过很多很多小书签，陪伴着嗜书如命的我，但从未想到一枚小小的书签竟然改变了我的人生。

读了这个故事，我一直在想是否有可能成立一个“海星之家”。在我的理解里，社会犹如大海，我们每个人都是在大海里搏击的小海星，也许一个偶然，我们都有可能被冲上沙滩。在这个时刻，我梦想“海星之家”里有着这样的年轻人，给予我们捧在手心里的温暖和爱，他的协助使我们获得重归大海的机会，通过我们的共同努力再次拥有搏击的力量。

为着这个梦想，我的研究生们和我一起努力，终于在嘉宁的直接运作下于2010年5月24日注册成立了“上海海星之家社工师事务所”，其口号便是“爱＋温暖＝力量”。

在本书中，所有的论文作者都通过自己的研究对“海星之家”做出了贡献，有些论文更是“海星之家”项目运作和专业探索的直接成果。

2013年10月21日，一家直接以“拾星者”命名的新的民非机构在我们的努力下诞生了，那就是上海闵行区吴泾拾星者社会工作服务中心。这样，我和我的研究生们又多了一个全新的平台，重点探索政府职能转移和委托购买社会服务的社会创新治理模式，协助镇政府培育和孵化能够满足居民需求的各类社会组织，对注册成立的社会组织进行规范化管理和专业推动，监督和评估政府购买服务项目的质量和进程，提升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的全人素质。

当我的梦想一点一点逐步实现的时候，在我感到欣喜和激动的同时，更多的是惶恐和不安。我深深地知道，我的惶恐和不安来自目前中国大陆社会工作的现状，来自大学教育里社会工作理论和知识与社会现实之间的脱节，来自优秀社会工作者付出与获得之间的巨大失衡，来自中国文化和普通大众思维与社会工作背后逻辑的艰难磨合，来自强政府与小社会的共舞智慧，来自我内在自信和自我评价的某些不足……

在这样的惶恐和不安里，我告诫自己要学习我最尊敬的三个人：特蕾莎嬷嬷、史怀哲和弘一法师李叔同，他们都是用自己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践行人生信念的人。于是，我决定改变自己，不再活在惶恐和不安里，也要每天为了自己信念里的社会工作做点事情，而本书正是我改变自己为社会工作所做事情的产物。

本书共分四个篇章。第一个篇章辑录的7篇论文旨在探索中国大陆大规模城市化进程中内部移民家庭和孩子的命运和出路，有从家庭社会资本视角探索城市新移民孩子的初中后选择，有对城市新移民家庭策略的互动模式展开探索，也有对城市新移民的身份认同进行研究，还有对民工学校与政府的关系加以剖析。

第二个篇章辑录的是一组社会工作专业视角下的青少年重要议题，包括初中街头少年、观护青少年、网络成瘾、大学生吸烟、社区青少年等，这组论文旨在揭示青少年从“牺牲者”到“威胁者”的复杂逻辑，从而为社会福利政策的制定和社会工作服务的安排提供学理依据。

第三个篇章是我7年前获得香港理工大学石丹理教授大力支持后引进的长期项目，本项目基于两个理念：一是孩子今天没有问题并不等于为迎接明天的任务和挑战做好了足够准备；二是每个孩子都是有待我们共同开发的资源而不是需要解决的问题。这两篇论文是我们大陆青少年正面成长计划探索的最初成果，更加系统和丰富的研究将在《儿童青少年与家庭社会工作评论》第二辑里呈现。

第四个篇章聚焦家庭增能，是两个依据家庭“媛动力”计划的社区行动研究，旨在用社会工作的专业理念和实务促进外来媳家庭和军嫂家庭的正面成长。韩晓燕第一篇移民青少年Part 1： Migrant Children

随着城市流动人口[1]的家庭化迁移模式逐渐成为主流，规模不断增大的儿童青少年移民群体正越来越受到政府、学界和社会工作界的关注。

儿童青少年移民群体是本部分7篇论文的主要研究对象，学校（特别是民办学校）、家庭和社区是研究的主要场域。各研究聚焦于小学二年级至初中毕业这一阶段上海移民青少年在城市中的生存与发展现状，尤以初中阶段的移民学生为主，同时也对上海市民办学校的现状与发展进行了探究。

本部分研究从不同的视角和理论展开，包括社会资本视角、微观系统视角、家庭策略理论、需要理论、身份认同理论和资源依赖理论等，探索了移民青少年的身份认同与建构、初中后的教育选择和出路、多元需要的满足路径，以及学校与政府的关系议题等，研究主要采取的是文献剖析、深度访谈、项目行动和参与观察等质性研究方法。在注重以证据为本的研究基础上，作者们也努力尝试提出自己的研究架构与概念演绎，如“隐性抗争”与“隐性合谋”等具有启发性的一组概念诠释。

我们认为，这些研究展现了中国大陆目前特殊时期内围绕移民青少年的一系列议题，从每一篇论文详尽的个案描述与分析总结中，可以概览在上海这个包罗万象的大城市里，从国家政策到地方政策，从政府执政到社会组织，从宏观社会环境到微观学校和家庭，以及个人的方方面面是如何紧密相连、相互影响的。同时，我们也能够感受到每一位研究者将个体的感受、对社会的认知，以及对城市移民青少年的深切关怀，通过严谨的学术探究过程，进行了淋漓尽致的表达，并得出具有说服力的研究发现和结论。

这些研究通过对流动人口政策制度的梳理与反思、对移民青少年的理性选择的剖析，呈现了这个独特群体丰富的生命轨迹。随着政策的开放和调整，上海正不断努力增进对移民青少年的宽容和接纳，这是值得欣慰的。然而，在如何更好地让城市中的移民青少年正面成长、健康成才这一发展性问题的探索道路上，需要更多的力量加入进来，在这个意义上，本篇的论文也是对社会关注流动儿童青少年成长人士的真诚邀请。[1]在本书中，我们所指称的城市流动人口主要是指从外省农村来上海打工和发展的群体，因其具有从一地转移到另一地生活和发展的特征，故我们在表述中一般与城市移民、中国内部移民等通用。城市青少年移民也是个泛指概念，与儿童青少年移民、流动儿童青少年等也是通用的，在年龄上包含了儿童和青少年时期，以小学和初中阶段为主，也会拓展到学前和初中后。这些孩子有的在老家出生并成长到一定年龄来到上海就读，有的跟随父母移居到不同城市后来到上海，也有的在上海出生并成长，因此也有很多的异质性存在。城市新移民的孩子——家庭社会资本视角下的初中后教育选择白　娟[1]【摘要】　面临着国家制度性与政策性障碍和机会,本文主要以家庭社会资本这一理论框架为基本研究视角与分析工具，以上海城市新移民的孩子为例,通过对四个个案初中毕业后教育选择过程及结果的描述,揭示了这些家庭及孩子是如何运用自己的家庭社会资本做出选择的,以及这一选择的结果又是怎样的,从而试图阐释国家制度及政策何以能对不同的家庭和孩子产生不同的影响,为什么有的孩子成功地适应了富有挑战意味的环境,而另外的孩子却没能做到。同时,本文对当前的制度进行了反思，但本研究还没有能够对家庭社会资本背后的文化传统或现实结构性力量进行阐述,这是将来需要进一步研究和讨论的。【关键词】　城市新移民　家庭社会资本教育选择一、导　论（一） 问题意识与研究意义

许多学者在谈到自己的研究兴趣时，强调与他们的成长经历有着密切联系，而我也不例外。我在农村出生长大，来到城市生活已经7年，对于城市始终找不到一种归属感。然而当我回家时，我也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再难融入那里的生活。于是，我就这样成了一个“边缘人”或者说“夹心人”。这样的体验促使我一直关注着在城市里和我有着类似经历的人，他们远离家乡，跟随他们在外漂泊的孩子们无法接受良好的教育，很多孩子跟随父母不断地从一个地方搬到另一个地方，从一所学校转到另一所学校，他们有个称呼是“流动儿童”。这些孩子很多在初中以后就辍学了。他们渴望城市生活，接触的也是城市文化的教育，但是因为学历和技能的限制，很多人只能从事最底层的体力劳动。大部分低社会阶层的子女很难改变父辈留下的社会地位（张人杰，1989）。

在攻读研究生期间，我一直跟随导师韩晓燕博士和曾育彪博士做 “结构性机会和障碍对农民工子女成就动机的影响”的课题研究。我跟随老师完成了18个个案的访谈，并且严格按照学术要求完成了逐字逐句的转录工作。我深深地体会到一个家庭所拥有的社会资本对孩子教育和职业发展的重大影响，尤其是当这些孩子面临初中毕业后选择——他们人生的一个重大转折点时，这一点更是凸显了出来。于是我决定选取这样一个时间节点，动态描述他们家庭拥有的社会资本在这一选择过程中是如何运作的，而选择之后的结果又是怎样的，对他们的人生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初期以来，大量农村人口向城镇流动，其中不乏举家迁移的家庭。在如此大规模的迁徙中，大部分农民工子女正处在接受义务教育和进一步教育的年龄阶段，当他们离开原户籍所在地和受教育地后，原户籍所在地不可能再负责他们的教育，而当地政府在法律上也没有义务负责他们的教育，他们的就学波折重重。

本研究选择了这样一个截面——义务教育后这些孩子的选择，在这个特殊阶段这些家庭及孩子是如何运用他们的社会资本来进行选择的？是回去还是留下？选择后的生活又是怎样的？对个人经历和传记的研究充分表明，这些危机时刻不但影响着社会的变迁，也会重建个人的生命历程。同抽象的社会系统和结构分析相比较，本研究关注的是具体环境中的真实的家庭和个人。在面对这个危机时，这些孩子和他们的家庭是怎样应对的呢？这段移民历史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自然实验”（natural experiment）——一个研究国家政策对生命历程影响的机会。为了弄清为什么有的人成功地适应了富有挑战意味的环境，而另外的人却做不到，我们需要关于他们所拥有的资源和动机的知识，需要知道家庭和更大的环境所提供的支持，以及事件和环境本身的性质。（二） 研究方法

1.半结构式的深度访谈

本研究的重点是揭示家庭拥有的社会资本在初中后教育选择过程中的运作状况以及由此产生的结果，因此采用了质性研究方法。其中主要采用了半结构式的深度访谈方式来收集更丰富的第一手资料。在访谈过程中，首先了解基本情况，并对其中的一些细节进行追问；而当受访者的话题远离中心时，进行适度的引导将话题转回中心；同时注意改进问题，以澄清或者扩展回答；而在访谈即将结束时，对所有内容进行简单梳理后就事先确定的访谈提纲中一些没有涉及的重要因素补充提问。

2.参与式观察

在研究的最初阶段，笔者是作为老师的研究助手进入的，因而主要承担的是观察与记录的任务，每一个访谈完成之后都要写一篇访谈概要，其中包括家庭概略、家庭及学校周边环境、采访过程中父母与孩子的表达能力、一致性和真实性、对访谈对象的整体印象、意料之外的发现以及三分钟故事。在我的研究中，我在帮助他们解决一些实际性问题时也会介入到他们的生活中，例如有个孩子在寻找职业培训机会时，我会和她一起查找信息，动用自己拥有的社会资源去帮助她。二、文献综述与理论框架（一） 文献综述

1.城市新移民孩子[2]的教育研究现状

国内最早关注农民工子女教育的文章，是1995年1月21日《中国教育报》刊登的记者李建平的文章“流动的孩子哪上学——流动人口教育探讨”。随后的两三年间，有个别文字陆续刊登在《中国教育报》和《光明日报》上。学术界开始关注这一问题，大致是从1998年开始的。

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可以分为流动儿童的教育问题与留守儿童的教育问题。目前国内大多数研究主要集中在流动儿童的学校教育方面，特别是义务教育阶段，对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的研究比较缺乏。对于农民工子女在城市接受义务教育的研究，教育学、社会学、人口学和经济学等学科都给予了高度关注，研究内容包括就学现状的调查、存在问题与原因的分析以及对策探讨。农民工子女的家庭教育方面的相关研究还很不够，目前研究主要是探讨农民工子女家庭教育状况、加强家庭教育的对策思考、家庭教育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教育方式研究等。而农民工子女社会教育方面的研究则更为缺乏，主要的研究是关注农民工子女融入城市等方面的调查。

综合目前的文献研究，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作为比较新的研究课题，目前尚处于研究的起步阶段，积累基础性的资料和相关数据，是研究工作今后进一步深入的不可缺少的基础条件。但是，为使对流动人口子女教育问题的研究真正走向科学化，从而真正为相关政策的制定提供科学依据，从最初阶段开始，我们的研究工作就不能够满足于调查、统计和发表一些空泛的议论上，而应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运用多学科的视角，运用多种研究方法，致力于使研究工作系统化，使研究更加扎实深入。（二） 社会资本理论

1.社会资本概念的源起

1980年，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在《社会科学研究》杂志上发表了题为“社会资本随笔”的短文，正式提出了“社会资本”这个概念，并把它界定为“实际或者潜在资源的集合，这些资源与由相互默认或承认的关系所组成的持久网络有关，而且这些关系或多或少是制度化的”（Bourdieu，1985）。布迪厄的分析重点在于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及其符号资本的相互转化。因此，通过社会资本，行动者能够汲取经济资源，提高自己的文化资本，与制度化的机构建立密切的联系。

2.社会资本的测量

社会资本的研究引起了经济学、政治学、行为科学等不同学科的学者的重视。尽管当代对于社会资本的研究和讨论非常广泛，但是因为这些概念中都存在着自身的局限性，在这种情况下，对于社会资本在实践中的测量方面的研究非常缺乏。但无论是何种定义，我们可以发现社会资本都具备如下特征：它以关系和网络为重要内容；其本质是一种嵌入社会结构中的社会资源，并且是个体能通过行动获取和利用的。

澳大利亚家庭研究所通过大量的文献回顾，建立了社会资本测量的可操作化理论框架（Wendy Stone，2001）。本文主要根据这一理论框架来进行分析。表1明确了社会资本可以测量的维度，它把网络、信任和互惠作为三个主要维度，根据表1我们可以看出社会资本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表1　社会资本的主要维度及其特征[3]（三） 本文的理论框架

社会资本特别重要的一个作用是它在下一代人力资本产生中的作用。本文将集中分析社会资本的类型之一——家庭内部的社会资本在城市新移民的孩子们初中毕业后的选择过程中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并产生了怎样的结果。

首先我们需要确定社会资本是如何分类的。Putnam区分了正式与非正式的网络（Putnam，1998）。正式网络指自愿性组织，非正式网络包括家庭、亲属、朋友和邻居之间的关系。

表2是澳大利亚家庭研究所提出的网络的分类，它与普特南对非正式网络的分类是一致的，本文主要也是借鉴了这一分类方法，集中分析家庭内部社会资本。

社会资本的特征是信任和互惠，因此家庭内部的社会资本在目前的研究中常常容易被忽略，所以相关的研究很少。既有的研究主要是分析家庭内部的社会资本对家庭的影响，常常是关于孩子的发展的。其中Coleman（1988）、Furstenberg和Hughes（1995）、Amato（1998）的研究是最重要的。表2　网络的类型（Types of informal and formal networks）

Coleman（1988）在《人力资本创造中的社会资本》的分析中，将家庭背景分解为财务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孩子受到他们父母所拥有的人力资本的有利影响，但是，如果孩子并非父母生活的重心，如果父母的人力资本全部用于工作或者家庭以外的其他地方，则人力资本并不能对孩子的学习产生影响。他采用孩子与父母之间的关系（当家庭中包括其他成员时，也与他们之间的关系相关）定义家庭的社会资本，使孩子获得父母的社会资本依赖于两个要素：父母是否经常在家和父母对孩子的关注程度。同时他还认为有必要运用家庭中孩子的数目作为社会资本是否缺乏的一种度量进行解释。但是，运用父母和孩子的比例来测量社会资本是有问题的，因为在文中没有任何关于关系质量，诸如信任和互惠的研究。而且，孩子数目多并不一定会降低父母与孩子之间的关系，反倒是有可能增加社会资本（Coleman，1988）。

在社会资本的研究中，关于家庭内部社会资本的测量方面的研究仍是非常有限的。而家庭内部的社会关系的网络只有在实证研究中才能更好地理解，但是这方面仍然有待发掘。

基于文献回顾与此项研究中的发现，本文对于家庭社会资本的定义为父母之间的关系和父母与孩子之间的关系，具体分析主要从父母间的关系、父母期望、学业帮助、教养子女方式、亲子关系等五个方面逐一进行，在分析时集中于家庭内部社会资本是如何影响孩子初中毕业后选择的过程与结果。三、个案分析

初中毕业后回去考高中还是留下读职校、技校抑或辍学呢？回去就意味着要在重重困难中突围，在陌生环境中全方位适应；而留下也一样不轻松，留下就意味着读职校、技校或者辍学，人生未来的发展在现实社会中将可能面临诸多障碍。

本文从城市新移民的孩子们初中后教育选择与家庭社会资本两个维度对将要描述的对象进行了粗略的分类，下文是笔者从众多访谈中选取的四个典型个案，分别选择留下和回去的个案各两个，两两形成鲜明对比，其中小月和小菊均选择了回家读书，但是两个孩子的家庭社会资本差距悬殊，由此造就了两个孩子生命轨迹的不同，小月考上了家乡的高中，而小菊却辍学回到上海进入一家电子工厂做流水线工人。小琴和小玲选择留在上海，小琴因为家庭社会资本丰富取得了上海市户口，并因此进了一所毕业后包分配的职校，而小玲则因为家庭社会资本的薄弱进了一所普通职校（见图1）。图1　家庭社会资本与是否留沪的关系（一） 回去

1.小菊——“读到哪里算哪里”

小菊家共五口人，父亲、母亲、哥哥（已工作）、小菊（初二）、弟弟（9岁）。家里经济条件比较差，没有什么家具，全家人挤在两间平房里，唯一值钱的家具是一台老电视机和一台切面机。

小菊的父母闹离婚已经多年，这些年的生活对小菊就像噩梦一样。因为父母吵架，他们曾经屡次被房东赶走，搬家达20次之多。小菊在父亲来上海之前本来学习成绩很好，经常得到老师表扬，但是因为父母关系恶劣，小菊深受困扰，没有心思学习，后来患上了神经性头痛，成绩每况愈下。

从父母期望来看，父母对小菊在读书上基本没什么期望，访谈中听到最多的一句话就是“读到哪里算哪里”。这一方面是因为家里经济困难，没有能力供她，反倒是特别需要小菊挣钱贴补家用，另一方面母亲也很清楚夫妻间的关系给小菊的学习造成了很大的负面影响，母亲总是把责任归咎于自己和这个家庭，所以无法对女儿有所期望或要求。这种低期望其实是父母对小菊学业的一种放弃。

而从学业帮助上来讲，父亲从来不管小菊的学习，就连晚饭一家人唯一能聊天的时间，父亲都不让小菊谈她在学校的事情，而且一次都没有去开过家长会。只有母亲还会偶尔抽时间去学校和老师沟通一下。限于父母的文化水平（都是小学文化），而且母亲每天要卖面条，起早贪黑，没有能力也没有时间给予小菊学业上的任何帮助。

在教养方式上，Diana Baumrind曾把家长行为分为三种类型：专制型、纵容型和民主型。在三种教育风格中，民主型与高学业成绩相关，由民主型家长抚养长大的孩子具有更强的认知能力，并使孩子产生较深的学校荣辱感（鲁洁，1990）。小菊的父母可以归为纵容型，一方面是因为没有时间也没有精力来管孩子，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小菊一直很努力懂事，所以父母很少在学习上责备她。

在亲子关系方面，小菊和母亲的感情很好，非常体谅母亲，而对父亲则有一种很深的恐惧感，提到父亲会觉得很丢人，抬不起头来。

初二结束后，小菊认为只有继续读书，才能走出家庭的这种困境，于是毅然选择了独自一人回安徽老家读寄宿制初中。但是回到老家后因为基础与当地学生相差太大及父母关系问题，小菊阶段性放弃过学习，这给她后来的学习也造成了很大的困难。而且安徽与上海的教材相差甚远，难度与强度都非常大，一边要适应新环境，一边要比其他同学更加刻苦地学习。老家已经没有任何亲戚，没有人关心她、帮助她，远在上海的母亲既没有时间也没有钱给她打电话。再加上之前受家庭影响，她常常神经性头痛，在苦苦努力了半年之后，成绩仍然没有起色。彼时家里经济状况极为紧张，哥哥急需结婚但没有钱，迫切需要她挣钱补贴家用。就这样初中没有毕业，她就辍学回上海打工了。因为学历和工作经验的限制，她先后换过几份工作，但都是在工厂里做计件工人或者流水线工人，目前在一家电子工厂工作。

2.小月——“只要你喜欢我们就支持你”

小月一家有六口人，父亲、母亲、姐姐、弟弟、小月和爷爷。小月父母是做印刷生意的，家里经济条件较好。小月家住在一个工业园区内，住房和厂房是连在一起的，家里有电脑、饮水机等家电。

小月父母之间的关系非常好。两人一起出来打工，相互扶持走过了最艰难的时期，现在不管生意顺利不顺利，两人总是会相互理解和鼓励，很少有争吵。这给了小月一种非常安全温馨的家庭环境，有什么心事都愿意和父母讲，而父母不管再忙再累都会认真听孩子诉说，而且会给她很多鼓励和建议。在对孩子的期望上，小月父母因为自己文化程度不高（初中），而且在生活和做生意的过程中常常体会到因为文化水平不高给事业发展带来的限制，同时父母很认同读书可以改变命运的传统观念，所以父母对孩子们读书的期望很高。

对于孩子学业上的帮助，每次开家长会父母都会积极参加，详细和老师沟通小月的情况，还时常打电话给老师，父母和小月的班主任关系非常好。班主任因为家长的格外重视也对小月非常关心。同时，只要是孩子学习需要的父母都会尽力去满足，包括买书、请家教等，现在小月的学习状态很好，每次考试都名列前茅。

小月父母的教养方式是非常民主的。他们给孩子设置了比较清晰的目标，并希望小月遵守，鼓励小月发展她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并经常与小月平等、坦诚地交流，在交流中会为小月提供参考意见、看法和观点，恰恰是这种教育方式促成了高学业成绩，使孩子具有更强的认知能力和独立能力。

小月和父母的关系非常亲密，她能够深深地体会到父母对她的爱，而且因为小月家和工厂连在一起，她能够亲眼看到父母的辛苦，非常懂事，很体谅父母、孝顺父母。这使得她在面临初中后教育选择时有一个非常安全的心理环境，不管她做出什么样的选择，她都确信父母会尽全力去支持她，她不是一个人在面对这么困难的选择。尽管有时候会为这件事情所困扰，但是总体而言，她对未来一直都是非常乐观并且充满自信的。

在面临初中后教育选择这一重大问题时，笔者能感觉到他们一家人紧密的情感联系，父母一起为小月想办法，帮她分析。父母在这件事情上想法和意见都是一致的——尽可能先帮她在上海找机会，只要有一线希望就去努力。这也是小月明明知道自己没有机会参加中考但却从来没有放弃过努力的重要原因。

最终考虑到小月年龄还小，不适合到国外读书，父母倾向于让她回老家读书，而小月自己也很坚定、很自信，相信只要肯努力，回老家读书一样能考上大学，而且家里还有做老师的姨妈和舅舅可以照顾她，辅导她的学习。于是小月2013年年初就回老家读书了。虽然学习很辛苦，有点吃力，但是她很刻苦，很努力。父母每周都会给小月至少打一次电话，和她聊天，隔一段时间父母还会回老家去看看她。在这样的环境中，即便遇到再大的困难，小月都有着非常坚实的来自家庭社会资本的支持，加之对自己未来的目标明确，有着非常强烈的学习动机，最后小月通过自己的刻苦努力考上了当地的高中。（二） 留下

1.小玲——“我不管你，你想上就上，不想上就算了”

小玲家有四口人，父亲、母亲、弟弟和她，家住一个上海著名的高档别墅区，家里装修非常漂亮，小区依山傍水，并有班车到附近的地铁站。

第一次在学校访谈小玲时，刚刚开始才几分钟，当问到她“现在学习压力大不大”时，她突然就哭了，我们很惊讶，在随后一个小时的访谈中，小玲一直哽咽，访谈几度中断。我问她为什么哭，她说：“我爸妈从来没有像你们这样坐下来和我说过话。”

小玲父母的关系曾经很好，两个人白手起家，从一无所有到身家过亿，共同走过了很多艰难的日子。但是随着家里生意越做越大，父亲在外应酬很多，父母之间就常常吵架。小玲每次看到父母吵架都会躲到自己的房间里一个人偷偷地哭，她总是小心翼翼地想讨父母开心，可是这种努力总是徒劳。这给她带来了很多困扰和烦恼，对学习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在对小玲母亲的访谈中，可以发现母亲总是认为女儿不行，什么都干不成。对女儿的期望仅仅是“能读会写”即可。父母根据自己的奋斗经历，认为学历并不是很重要，重要的是能吃苦，善于抓住机会，因此对小玲是否读大学这件事并没有很高的期望。母亲在访谈中也提到这一点，现在他们公司里有很多大学生在打工，所以书读多少关系不大，只要能写会算就可以了。

尽管家庭非常富有，小玲父母对小玲学业上的帮助却非常有限。因为母亲没有读过书，父亲只读到小学四年级，所以无法在学业上给孩子以直接的帮助。小玲家在几年前实行蓝印户口[4]政策时就买房了，父亲的朋友说可以帮他们办蓝印户口，但因为他们没有关心过孩子将来的学习方面的政策，竟然没有要蓝印户口，白白丢掉了好机会。这一点也印证了科尔曼的观点：如果孩子并非父母生活的重心，如果父母的人力资本全部用于工作或者家庭以外的其他地方，则人力资本并不能对孩子的学习产生影响。小玲的父母一直忙于做生意，很少有时间待在家里，而且很少关心孩子的学习和心理，认为物质上能满足就足够了。

从教养方式来看，小玲父母属于专制型，母亲表面上看起来没有任何期望，但是实际上从访谈中可以看出，其实父母为小玲制订了一套严苛的标准，比如“我们两个都不认字，希望你能，最好能多学一点，对我们也有帮助”，“想我女儿多读点书，以后帮我写写字什么的，我什么都写不好”。假期父母是不允许她出门的，希望她在家里学习干家务，怕她和朋友出去混，对这一点要求非常严格。小玲的父母要求小玲高度服从但是很少去回应小玲。

从亲子关系方面来看，父母本意上是爱女儿的，但是表达方式存在诸多问题，母亲对小玲的了解仅限于生活上，当我们问及小玲有没有不开心的时候，母亲很干脆地说：“她没有什么不开心的，我看她一天到晚开心得不得了！天天放学去逛街啊，买衣服啊，哪里会有不开心！”最令人吃惊的是，小玲还有半年就要毕业了，可她的父母却不知道小玲并不能在上海考高中。通过对女儿的访谈，可以发现父母的这种看似没有给她任何压力、没有任何期望的做法恰恰对女儿造成了巨大的伤害，女儿觉得父母根本不关心她，不爱她。而小玲对父母的了解也非常少，甚至连父母是做什么行业的都不清楚，只知道父母是做生意的。因此亲子关系非常疏离。

因为父母关系紧张导致小玲学习成绩时好时坏，学习基础不好，父母也没有期望小玲一定要读大学，教养方式的不当与亲子关系的疏离，使小玲和父母基本上没有讨论过是否回老家读书的问题，而是顺其自然。最终，小玲选择留在上海读了一所普通职校。

2.小琴——“我们做家长的，哪怕有一丝机会也会为孩子争取的”

小琴家一共四口人，除了父母，还有一个妹妹，刚读幼儿园。小琴家住在一个比较旧的小区里，小区非常昏暗，道路坑坑洼洼，小琴家的房间简陋而拥挤，房顶的角落里都是灰尘结成的网。在访谈中她父亲告诉我们，因为要给爷爷看病家里已经欠债很多了。小琴的父亲是帮人办车牌照的，因此他的交际网络比较广。小琴和妹妹上学时，父亲都托人办了一个贫困证明，因此能够免除借读费、学费和饭费，但是小菊家比小琴家穷很多却没有这个证明。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小琴的父亲是一个头脑非常灵活的人，并且他是为数不多的对目前教育不公正表达强烈愤慨的家长之一，且是唯一一个曾经去教育局抗议过这项政策的人，并且还组织了一批农民工子女的家长一同前去。

小琴的父母关系很好，曾经考虑过由母亲陪小琴一起回老家读高中，但是由于一家人不愿意分开，觉得父亲一个人在上海没有人照顾，最终放弃。在小琴初中后读书问题上，夫妻二人经常一起讨论想办法。家里遇到其他困难和问题时，夫妻二人观念常常很一致，包括这次给爷爷治病借债，母亲也是毫无怨言。这样的家庭环境让小琴觉得非常安全，认为父母是值得信赖的，因此她有什么事情都愿意和父母讲。

小琴的父母对她的期望还是很高的，甚至想过为了让她能够有机会读高中，由母亲陪她回老家读书，而父亲则带着小妹妹留在上海。小琴的父母在学业上也尽可能给她更多的帮助和支持。父母均初中毕业，尽量会给孩子辅导，尤其是小学阶段。而英语方面，父母给小琴找了一位家教，补习时间长达两年。小琴的父母对她初中毕业后的出路非常担心，而且努力尝试了各种途径。

在教养方式上，父母属于民主型，经常会主动和她交流，她有什么不开心的事情也都会向父母倾诉。尤其是母亲，不管多忙，都会和小琴聊天，而且很少责骂孩子，通常都是帮着孩子一起想办法，给她一些建议。

在亲子关系方面，小琴和父母关系很好，对父母有很深的信赖感，有什么事情都愿意和父母讲，在初中后教育选择这一问题上也是如此，她经常和父母一起商量，一起想办法。

访谈结束两个多月后，令人吃惊的是小琴居然拿到了上海市户口，但是因为学习成绩不好，所以放弃了读高中，而是选择了读卫校，非常努力在备考。后来从小玲（她和小琴是好朋友）那里我们才知道，原来小琴的大伯早年在上海买了一套房子，因此拿到了上海市户口。大伯一直单身，于是小琴的父母采取了假离婚的策略，然后小琴的母亲和大伯假结婚，这样小琴和她的妹妹就都变成了上海市户口。小琴在得到考试机会之后，非常刻苦努力，最终小琴进了一所公共交通事业方面的技校，毕业之后可以直接分配到地铁部门工作，起薪较高，而且以后还会有很大的加薪空间。四、发现与讨论

四个孩子的案例讲完了，但是引发的思考却是无尽的。孩子们的彷徨与绝望、父母的无助与心痛、荒唐的“假离婚”“假结婚”，这些都让人触目惊心，但是当我们转头面向制度时，却发现这一切是多么无奈和无力。（一） 微观层面

1.家庭社会资本对青少年身心发展与成长的影响

青少年时期在生理发展上正好处于急剧的变化期，逐渐走向成熟，在心理发展上也正处于自我认同与自我概念的整合阶段，逐渐走向独立。在社会发展上也正面临着升学和就业这一未来生涯规划的关键期，其间的生活经验对他们未来的成年生活的福祉具有重要的影响。在生活环境方面，“家庭”是青少年身心发展与成长的最重要的初级社会生活场域，家庭生活经验对青少年的行为、情绪和认知发展的定型有很大的影响，而青少年生活适应的结构也可以反映出其家庭生活的品质。对于城市新移民的孩子来讲，因为缺乏其他有效的支持系统，家庭对这些孩子的发展和成长就显得更为重要。

从四个孩子的故事中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家庭社会资本，即父母间的关系、父母的期望、学业上给予的帮助、教养方式与亲子关系，深深地影响着这四个孩子的成长轨迹与性格特征。

2.家庭社会资本的动态性

家庭社会资本是动态的，它会因为其内外环境的变化而改变，它不是一种内在而固定的家庭特质。家庭社会资本的发挥受社会文化因素的影响，包括社会经济地位、家庭结构及地区文化，它也会随着家庭处于不同发展阶段而转变。家庭的不同发展阶段可以由子女成长带动，也可以因个别家庭成员（如父母）就业或生活方式的转变而有所不同。小玲家庭的变化印证了这一点。小玲后来给父母写了一封长信，郑重地把自己对家庭的感受与对自己未来的想法告诉了父母，父母突然意识到自己的孩子其实非常懂事，而且很有主见和看法，对她的态度转变非常大。父母之间现在很少吵架了，父亲还会抽出时间与家人一起吃晚饭，甚至还时不时下厨烧两道好菜。而且父亲为了她读书的事情也想了很多办法，包括曾经花钱请公司里一个上海的单身阿姨名义上收养小玲，从而让她的户口转成上海市户口，但后来因为那个阿姨的顾虑没有成功。父亲接着又找人帮忙让小玲进了一所特殊的职校，这个职校有一个高考班，共招收了50名外地学生，可以与上海市户籍的学生在两年之后一起参加高考。小玲现在学习非常紧张，但是她非常努力，经常会和我讨论学习方法，她期待着将来自己走进大学的那一天。2013年9月份笔者再见到小玲时，发现她变得开朗了很多，对未来充满信心，她觉得自己的家庭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幸福过。在不同的家庭发展阶段，家庭社会资本的需求和运用也有分别，家庭社会资本不足或者运用失调，会影响家庭功能和个人身心的发展。（二） 宏观层面

家庭社会资本的积累受社会文化环境和家庭的发展生命历程所影响，这个视角能够使我们了解宏观系统对家庭的影响。研究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社会的学者们早就认识到，国家政策既形塑着机会的结构，也形塑着社会地位的结构，对社会群体的生活机会具有决定性的影响（Whyte 和Parish，1984）。与工业化的市场社会中福利国家扮演的角色相比，中国国家政策的变化经常戏剧性地打断和改变着个体的生命历程。由此立场出发，怀默霆考察了生活机会的政治学。他发现，在不同历史阶段，国家政策的变化创造了各具特色的机会结构，而且显著影响到不同同期群的生活机会（Whyte，1985）。大规模的社会变迁不可避免地要形塑和改变个体的生命历程，并对他们后来的观念和行为产生持续的影响。特别是成年早期的生命历程事件，至关重要。正如埃尔德所观察到的，“在向成人过渡过程之中发生的变更，会给以后的历程留下持久的影响”（Elder，1985：35）。而中国关于城市新移民孩子初中毕业后教育的政策给这些孩子带来了不同的生活机会，改变了他们的生命历程。

限于篇幅，本文没有能够对家庭社会资本背后的文化传统或现实结构性力量进行阐述，而这将是我未来研究的主要方向。首先，涉及广泛的社会政策事件如何经由社会分层结构与过程产生间接的影响。大多数社会分层研究已经集中讨论了稳定的制度结构与过程。然而，在中国及其他国家社会主义社会，政治环境与国家政策多变无常，这赋予了社会分层过程与众不同的特征。移民这一历史事件在一个绝无仅有的历史情境中，戏剧性地展现了国家政策与社会分层结构之间的互动。其次，国家政策如何形塑和改变了个体生命历程的机制。对于工业化市场社会中生命历程的研究，强调了国家和社会政策在形塑个体生活中所起的作用（对此的回顾可参见Mayer和Schoepflin，1989）。将研究置于中国的情境之中，希望借此阐明由政策导致的生命事件，诸如移民的经历，如何影响到个体后来的生命历程及经济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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