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云锦(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发布时间:2020-05-19 17:59:42

点击下载

作者:张道一,徐飚

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南京云锦

南京云锦试读:

历史与文化

南京云锦是我国传统三大名锦之首,其华贵典丽之美犹如手工艺大树上绽开的一朵奇葩,代表着手工艺时代里的丝织技艺所取得的最高成就。更难能可贵的是,她一端粘连着我国深厚漫长的丝绸历史和文化,另一端则牵连着当代中国的工业化时代,是一个延续发展至今而未曾消失的传统。

1、远古之音

中国的文明期从夏商周开始。但是,在此之前,文明的曙光已经呈现。围绕着衣食住行的需要和审美,出现了多方面的创造,诸如陶器、玉器等。功能各异、形式多变的陶器,特别是彩陶上绘制的几何形纹样,和谐优美,说明那时候人的抽象思维能力已经很高。温润的玉器有不少用于礼仪,成为一种文化的表征。新石器时代蚕纹象牙盅,浙江余姚河姆渡出土。新石器时代晚期蚕纹陶罐,江苏吴县梅埝出土。

中国是全世界最早饲养家蚕和缫丝制绢的国家。据考古学者提出的看法,我国东南地区丝织物至晚于公元前3000年以前已经出现,属于新石器时代。考古出土发现一些器物上刻画有蚕纹,可作间接的物证,表明我国先民已经熟悉这种能够吐丝的生物,例如1976年在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发现了一个用象牙雕刻的小盅,上面雕刻着蚕纹(河姆渡文化属于新石器时代,其年代为公元前5000至前3300年);另一件是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陶罐,刻有蚕的连续图纹,出土于江苏吴县梅埝,其年代约在公元前3000年。

在我国先民创造文字的时候,养蚕已经普遍。甲骨文中的“蚕”字和“桑”字都是象形文字。蚕有节,仿佛在蠕动;桑有枝,但没有画桑叶。待到汉朝人编《说文解字》,其解释是很有趣的:

蚕,任丝虫也。

桑,蚕所食叶木。甲骨文的“蚕桑”二字(上为蚕字,下为桑字)

有人解释那个任丝的“任”字,是“妊”字的借用,像是妇女怀孕,蚕是专门孕育丝的。“任丝之虫”,到了商周时期已经成为时髦的工艺纹样。在商周时代的青铜器上,出现了排列整齐的或相互交错的蚕纹。

屈曲的蚕儿衬以云雷回文,夸张了两只小眼睛,也颇有神气。一般的器物装饰,多是将连续的蚕纹做成花边,还没有占据主体部位。1963年湖南衡东县出土了一件战国时期的青铜尊,尊的腹部主纹是由五片桑叶形纹构成的,桑叶内外饰有蠕动状的蚕纹。青铜礼器历来是国家重器,桑蚕纹作为青铜礼器上的主要装饰纹样出现,这不但反映了当时的蚕桑业在经济中的重要地位,也应肩负着强化人们认知植桑养蚕之重要性的作用。蚕桑纹战国青铜尊纹饰,湖南衡东县出土。蚕姑宫,山东潍县清代民间年画。蚕花五圣,浙江余杭清代纸马。

在商周直到汉代的墓葬中,常有各种不同材料的蚕形出土,有玉蚕、陶蚕、铜蚕以及镀金蚕等。这些蚕形做得都很逼真。最有趣的是,在山东济阳的一座西周墓内,一次出土了大小不等的玉蚕22件:有的是幼蚕,有的是大蚕,有的正在入眠,表现了蚕的发育过程。以桑蚕为主题的艺术创作与养蚕业的普及发展状况之间大体上存在着对应的关系。

丝织的基本条件既是蚕,又是桑。我国商周时期,已在黄河流域普遍种植桑树。关于栽桑一事,战国时代的青铜器上刻的采桑图便表示已有两种桑树,即高株的普通桑和矮株的“地桑”(或“鲁桑”)。后者是人工改良的结果。栽桑者将普通桑树的主干上部砍去一段,又使其他树枝只能达到一定的高度。这样一来,这种“地桑”低矮,易于采摘,并且枝叶茂盛,增加桑叶的生产量,而枝嫩叶阔,宜于饲蚕。

关于蚕桑之事,操作的手续非常复杂。不仅是植桑、养蚕,待蚕儿结茧之后,要经过缫丝、练丝等治丝的过程,最后完成的是一束束的丝线,可以作为丝织的原料,进入织造过程。战国青铜器上的采桑图(上为“地桑”,下为普通桑树)甲骨文的“丝”字

在商代的甲骨文中,“丝”字和与丝有关的文字已经很多。如“糸”字,是个象形字,画成麻花状,两端扎起,露出三根线头。这是一把丝束,但不读为“丝”字,只是表示细丝,多作为其他字的绞丝偏旁使用。《说文》也说:“糸,细丝也,像束丝之形。”而甲骨文中的“丝”字是两束丝,即两个“糸”字。从采桑养蚕到缫丝成束,虽然还没有织成丝绸锦缎,却已是丝织的原料成品了。有的农民拿到集市上出售,丝束进入了商品领域,成为一种财富。

由文字透露出来的得到了出土实物的印证。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丝织品实物,其中织锦的经纬线,每根纱由4至5根丝线组成,而每根丝线又由10至14根丝纤维组成,所以每根纱有时多达数十根丝纤维。另一出土物的木瑟上的丝弦,是由16根丝纤维拼合的丝线所组成。

据考古学者的看法,战国以后我国丝织品的生产已在各地广为盛行,有些地方已经形成具有特色的地方产品。到汉代,纺织业作为普遍的民间手工业而日益发展,特别是山东地区和以四川省为中心的一带地方。在襄邑和临淄都设置了专门织造皇室所用丝织品的大规模官营作坊(服官),招雇当地女工,付以高额工资,进行生产。

2、男耕女织

古代中国的国家经济长久以来是以农桑为本的,其广泛的经济细胞则是以男耕女织为基本模式的家庭生产方式。从一定意义上说,中国文化也是围绕着这一特点而发展的。妇女的社会地位虽然不高,但在生产和生活中所起的作用是很大的,确实支撑了“半边天”。

江苏北部的徐州,在两汉400年间经济发展较快,表现在男耕女织的生产模式上,农业使用了牛耕,纺织普及于农家。这种情况在画像石上充分表现出来。有一幅《执丝而舞》图反映了一个家庭从事丝织的情况。它没有描绘丝织的生产场面,而是表现了一对夫妇穿着华丽的服装,女的手执丝束,男的手举一卷锦帛,正要高兴地起舞,或是走向市场。在山东诸城出土的画像石中,刻在门额上的吉祥装饰纹样,有象征安详的垂幛,有变体简化的方胜和双钱(双全),有平静如水的波纹,还有两把作对称配置的丝束。在汉代,丝可能具有了一种新的寓意,代表财富和对于财富的积累,成为富裕和富贵的象征。

汉代画像石中有一类比较大量出现的图像是“纺织图”。有一方石刻,表现了当时家庭手工业的情景。画面分上中下三格:第一格是纺织图,墙壁上挂满了丝束,有人在织机上操作,有人在调丝,还有人在称丝束的分量;第二格是歌舞的场面,大概就是他们劳动之后的娱乐;第三格是一驾奔驰的马车,说明主人与外界的社会交往联系,可谓富裕的小康之家了。愉快的纺织业(汉代画像石),江苏邳州占城白山汉墓出土。

纺织图中时而可以见到织机的身影。例如铜山洪楼出土的纺织图,一边是织机,另一边是“调丝车”,旁边有一位妇女,似乎正在调丝。夏鼐等考古学者曾经根据图中所见织机样式复原了汉代纺织机结构图,并指出这是为平织物用的较简单的织机:它有卷经线的轴和卷布帛的轴;还有为开梭口运动的“分经木”和“综片”,分开经线以便投梭;织机下有脚踏板二片,用以提综片开梭口。有了脚踏板,提综的工作就可以不用手而改用脚来完成,这样就能腾出手来打筘或投梭。东汉(1—2世纪)画像石上的织机都已有脚踏板,可见至迟东汉时中国的织机上已用脚踏板,这是全世界织机上出现脚踏板最早的例子。欧洲要到6世纪才开始采用,到13世纪才广泛流行。所以许多人相信织机上的脚踏板是中国人的发明,大概是和中国另一发明提花机一起传入西方的。汉代纺织图(汉代画像石局部)

观察各地之汉代画像石所刻家庭的纺织图,大多是织平纹织物的简单织机,但出土的汉代织锦中却已见到复杂的花纹。那它是怎样织造出来的呢?有两种可能:一是在官方丝织部门或技术条件较高的家庭作坊,有了初步的提花装置;二是在普通的简单织机上使用挑花棒。对于后者,最原始的“腰机”早已这样做了,现在海南黎族妇女所织的“黎锦”,仍然如此。

以上所谈,是我国丝织业早期的一些情况。由自给自足的妇女自织发展起丝织的家庭手工业,也由此托起了皇家织造。这一切构成了南京云锦发展的基础。如果没有这样扎实而雄厚的基础,云锦便无从传承下去,更难以在技术上提升、走向成熟。徐州地区汉代纺织图江苏铜山县洪楼出土汉代织机复原图(主要根据洪楼画像石),选自夏鼐《中国文明的起源》。

蒋赞初先生说:“在以金陵为中心的长江下游地区,在三国时代以前,就有了较为发达的丝织业。东吴在此建都以后,更设置了由皇室直接控制的‘织室’,以生产高端的丝织品。织室的规模在末帝孙皓时已发展到上千人。西晋灭吴以后,东吴皇家的织室虽被撤销,但江南民间的丝织业仍然兴盛。金陵织锦最具历史意义的时期是在东晋晚期。当时的大将刘裕率军北伐,攻灭建都于长安的后秦国,迁汉魏以来集中于长安的包括织锦工匠在内的中原地区百工前来建康(今南京市),并于义熙十三年(417)在建康设置了‘锦署’。由于地处秦淮河南岸的斗场市,故史称‘斗场锦署’,这对金陵丝织业的发展起着决定性的影响……鉴于后秦是继前秦之美貌女子的沉思(汉代画像石),后的一个北方少数民族政权,而前江苏徐州睢宁县张圩出土。秦的苻坚曾经短期统一过北方中原地区,所以这批百工中的织锦工匠既承袭了两汉魏晋的传统,又融合了少数民族统治者喜爱加金织锦的技艺,这正与日后南京云锦的主要特征之一相符。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东晋晚期刘裕从长安迁来的后秦百工,乃是南京云锦业的先驱者。”

3、丝绸之路

当中国的男耕女织普遍发展,并在家家机杼之声的基础上扩展了丝织的商品生产之后,华丽的丝绸也使西方人倍加喜爱,于是打通了一条商路,直通罗马,自汉至唐,成为中西经济、文化交流的“丝绸之路”。

纺织业是西汉最发达的一种手工业,丝织的种类很多,并且生产数量巨大。除了满足皇室、官府以及一般民生的需要之外,丝绸也是皇帝赏赐大臣和官员的最常见礼物,也是一种很重要的外交礼物,如武帝时张骞出使西域时就带了大量丝绸;唐蒙通夜郎,也以缯帛(丝绸)为先锋。此外,西汉的纺织物,还以商品的性质而输出国外,中国的丝绸大量运到中亚乃至地中海沿岸一带,成为国际市场上最著名的商品。

著名的“丝绸之路”是以西汉当时的都城长安(今西安市)为起点,向西延伸,一直通到地中海东岸的安都奥克(安谷城),长达7000多公里。往来的商队要过葱岭,穿沙漠,驼铃之声延续千年之久。这条道路的开辟,主要是为了将中国的丝绸运输到罗马去。当时西方的罗马帝国和东方的大汉帝国是东西方两个遥相对应的强盛帝国。汉普“五星出东方利中国”锦护膊,新疆考古研究所藏。

夏鼐先生在《中国文明的起源》中说:“公元64年罗马帝国占领了叙利亚以后,中国丝绸很为罗马人所赏识。当时及稍后,罗马城中的多斯克斯区有专售中国丝绸的市场。那时候的罗马贵族不惜高价竞购中国丝绸。罗马作家奥利略亚尼说:‘罗马城内中国丝绸昂贵得和黄金等重同值。’另一位罗马作者培利埃该提斯(公元2—3世纪)说:‘中国人制造的珍贵的彩色丝绸,它的美丽像野地上盛开的花朵,它的纤细可和蜘蛛丝网媲美。’近代历史学家中有人以为,罗马帝国的亡灭实由于贪购中国丝绸以致金银大量外流所致。另有人以为,罗马帝国的兴衰是和‘丝绸之路’畅通与否息息相关的。这些说法虽然有点夸张,但是当时在中西方的交通和贸易中,中国丝绸确是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在这条漫长的道路上,当年运往罗马的丝绸是什么样子,已不得而知,但在沿途许多著名的中间站,历年来出土了不少实物,在我国新疆地区也发现了很多,从中不难窥见当年的辉煌。汉代的织锦技艺已经成熟,生产量很大,并且足以满是出口的需要。纹样也颇有气势,多是祥瑞动物和几何形图案,为了丰富纹样的寓意内涵,喜欢添加一些祝颂的吉祥语。如“延年益寿”、“君宜子孙”和“富贵”、“常乐”之类。用文字作装饰是我国艺术的一个传统,不仅能够发挥汉字之美,也能充分表达其意。夔纹绵,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出土。

唐代是继汉代之后的另一个繁荣强大的朝代。随着水上交通的发展,航运开始了,在陆地上也有了车马之便。唐代的对外贸易已经不限于陆上西北的“丝绸之路”,虽然这条路仍在继续,并且仍然以输出丝绸为大宗。

国际间的交流,不论是经济的还是文化的,从来都不是单向的。唐代与当时的波斯(今伊朗)往来密切,那时候彼方已经有了丝织,但仍然喜欢中国的丝织品。波斯萨珊王朝的织锦,有一种称作“联珠纹”的图案,锦的基本纹样为圆形,在圆形之外有一圈白色的圆珠;圆形之内配置对鸟、对兽,也有单一的如猪头之类,还有表现武士等人物的。一个个的圆形连缀起来,在圆形之间添加一些四面均齐的小花草,以加强连续效果,使之产生视觉的“统觉”感。这是一种很有特色的构成方法,不仅花纹明晰,眉清目秀,并且挑“花本”时简便省工,可以使单位纹反复,也便于“提花”。这种方法传到我国以后,很快便出现了圆形散点连续的“团窠纹”。

这种构图方法在云锦的图案中也有运用。云锦图案中常见四方连续的纹样,其中尤多圆形的“团花”,有小团花和大团花;在同一幅面上,大者三四个,小者十数个。

每个团花就是纹样的一个单位,云锦艺人将这种圆形的或并非圆形的单独纹样叫做“则”,在幅面中“则”越多花纹越小。七则八则的纹样,就是所谓小花锦。“贵”字锦(带有汉字的联珠纹锦),新疆吐鲁番出土。

这种“联珠纹”在古代波斯非常普遍,据说带有天体星斗的寓意,在我国北朝时期已经出现,见于敦煌等地的佛教艺术中,也用于织锦,但为数不多。到了隋唐时期,“联珠团窠纹”流行起来,成为织锦的一种格式。“胡王”锦(带有汉字的联珠纹锦),新疆吐鲁番出土。

唐宋之时我国经济中心由东向南转移,在东南沿海一带,包括现在的江苏、浙江、上海、安徽,向南可通到福建等地,因为不是行政区划,并没有严格的边界。古代文人所说的“江南繁盛地”,也是在这一范围之内,通常主要是指江浙。在整体的经济和文化上看,江南开发较晚,却是后来者居上。在这种整体氛围中,江南的蚕桑和丝织也普遍地发展起来,机杼之声响遍整个农村。由于丝织量的扩大,不仅供应人们的穿用,也通过各种渠道出口。新疆出土的小花锦清康熙五彩耕织图盘,法国吉美博物馆藏。

两宋时期,北宋的都城在北方,南宋则建都于江南的杭州。宋代重文,在文化上有较大发展。南宋时的江南,在丝织和制瓷方面都达到了极高水平,并成为国家的经济命脉。《耕织图》的出现,标志着对于丝织的重视。《耕织图》有多种版本。有石刻,有木刻,最早的是南宋楼俦的版本。楼俦,浙江奉化人,字寿玉。在他任于潜县令时,曾观察农业耕织的生产操作过程,于绍兴年间(1131—1162),作了“耕”与“织”两套组画,合称《耕织图》。其中,耕图自“浸种”至“入仓”,共21幅;织图自“浴蚕”至“剪帛”,共24幅,合计45幅。各幅皆有五言诗一首,以诗配图,对于男耕女织、安居乐业,作了形象的说明。据说楼俦的《耕织图》得到宋高宗的赏识,曾有刻石,虽现已不存,但后代有多种摹本刻印,日本也有翻刻本,受到广泛重视。到了清代,康熙南巡时曾见到此图,所以他所策划刻印的《耕织图》以其为蓝本,在内容上稍有调整,区别不大。康熙的《御制耕织图》,所绘耕图和织图各23幅,合计46幅。绘图者焦秉贞,山东济宁人,是清初受西洋绘画影响的画家之一,在《御制耕织图》中运用了透视画法,效果很好。刻版者朱圭和梅裕凤,都是当时镌刻的名手。《御制耕织图》在民间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明清时期江南成为中国蚕桑和丝织的重心,技艺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南京的丝织业于清前期进入全盛发展时期,直接与丝织业有关的男女匠人达5万左右;另外还有相关的机店、梭店、筘店、范子行、挑花行、拽花行、边线行、染坊和纸坊等,以此为生者有数十万人。江苏的另一个城市苏州也是如此。明嘉靖、万历年间,苏州东北半城已形成丝织专业区,机户数千户。到了清乾隆年间已达万家,苏州附近的一些乡镇,如吴江县的盛泽镇,明嘉靖年间,以绸绫为业者不过百家,到清乾隆年间已增至十几倍。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为了便于商业活动,各地在苏州修建的会馆多达几十处。

这就是南京云锦所处的历史环境及其发展的重要条件。

4、六朝古都

前文提到,南京丝织业的前源头可追溯到417年。从其历史进程来看,它真正获得大发展是在元明清三代。

蒙古人统一中国后,汉族以农耕为基础的文化受到很大的破坏。但由于蒙古人很喜欢“金银线的织品”,也就是豪华富丽的织金锦,而南京的丝织正是以织金著名,因此南京的织锦业反而是在元朝立国之初就得到了保存和发展。南朝陵墓墓前神兽。竹林七贤与荣启期(南朝模印砖壁画),南京西善桥出土。此壁画名为《竹林七贤与荣启期》,画高80厘米,全长240厘米,分两段砌于墓室的东西两壁,一壁为嵇康、阮籍、山涛、王戎,另一壁为向秀、刘伶、阮咸和荣启期。

元代政权建立不久,即南宋灭亡的第二年(至元十七年,1280年),便在南京设立了两座“织染局”—东织染局和西织染局,直接为皇家织造锦缎。据《至正金陵新志》记载:“东织染局,至元十七年于城东南隅宋贡院立局,有印。设局使二员,局副一员,管人匠三千六户,机一百五十四张,额造缎匹四千五百二十七段,荒丝一万一千二斤八两,隶资政院管领。西织染局,至元十七年于旧侍卫马军司立局,设官与东织染局同。”两座织染局的设置既然相同,其生产的规模也应相当。合计应有工匠六千多户,每年织造缎匹上万段。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工匠”不是指人口,而是以户计算。因为元代实行的是“匠户制”,即全家老幼都要参加生产,而且世代相继。所以,六千多户的工匠就要几倍的人口了。韩熙载夜宴图(局部),五代南唐顾闳中作(宋摹本)。韩熙载为南唐大臣,他出身豪门,入士南唐,但感到“世事日非”,便以声色自娱。从画中人物的穿戴打扮可以看出江南的富庶与文化程度之高。

意大利威尼斯人马可·波罗于1275年来中国,受到元世祖忽必烈的信任,待遇优厚,在政府机关担任官员长达17年之久。他几乎游历了整个中国,回国后把他的所见所闻整理成书,名为《马可·波罗游记》。书中“盛道东方之富庶,文物之昌明”。他曾到过南京及其周边的若干城市,当时称灭亡的南宋为“蛮子国”。有趣的是,他对不少城市大多提到丝织,谈到南京时说:“南京是蛮子的一个著名大省的名称。……当地出产生丝,并织成金银线的织品,数量很大,花色繁多。”

所谓“金银线的织品”,也就是织以金箔或银箔制品的织金锦。这种织锦豪华富丽,技术性最高,说的应该就是南京云锦。清顺治石青色地云龙纹妆花缎袷褂,故宫博物院藏。

明、清两代,以南京为中心的江南地区,在经济和文化上得到全面发展,也是南京的织金锦得到大发展的时期。这里的丝织业于明代进入盛期,并于清前期达到鼎盛。

明代我国丝织技艺已进入盛期,而南京则可说是处在制高点上,专门为皇室织造各类服饰和彩锦。朱元璋早在明代建立的前一年(1367)就在南京设立了“尚染局”(内织造局);洪武年间,又先后设立了“神帛堂”和“供应机房”,分别织造皇帝的龙衣、祭服和宫中所用的各种彩锦。另外还有一家“南京工部织染所”,不知与“后湖织造局”是否一家机构。明都城图,选自明代陈沂《金陵古今图考》。

明初洪武年间,礼部纂修《洪武京城图志》,其中“街市桥梁图”中有“织锦”三坊,陈寅恪对此曾做过考释,指出其各自的具体位置:织锦一坊在聚宝门内,旧桐树湾街;织锦二坊在镇淮桥北,旧国子监街;织锦三坊在织锦二坊北,旧关王庙巷。这一带大概都是手艺人的聚集地。三条街上所住的织锦机户,有可能是官署的,也有可能是民间的。

1644年明朝在中国历史上谢幕了,但南京和南京云锦的脚步并没有停止。明朝覆亡的第二年,清兵南下,福王朱由崧及大学士马士英等遁走,明朝官员开城出降,因而南京城没有遭受大的破坏。社会秩序也比较平稳,丝织业又恢复起来了。清朝建都北京,改南京为江宁。清王朝在开国之初,皇室朝廷所需的各式锦缎供服饰、陈设、赏赐等数量极大,江宁织造局也很快奉命开工。苏州、杭州两个织造局恢复较晚,因为早在明天启七年(1627)就奉旨停织了。明黑地红花凤串枝花缎

虽然清政府设在北方,但在经济和许多物资的供应上仍靠江南。丝织方面,除江宁之外,在苏州、杭州也都设有宫廷的织造局,并有所分工。

据《清会典》记载:“织造在京有内织染局,在外江宁、苏州、杭州有织造局,岁织内用缎匹,并制帛诰敕等件,各有定式。凡上用缎匹,内织染局及江宁局织造;赏赐缎匹,苏杭织造。”又据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一一九〇“内务府库藏”记载:“顺治初年定:御用礼服,及四时衣服,各宫及皇子公主朝服衣服,均依礼部定式,移交江宁、苏州、杭州三处织造恭进。”

清代的“江宁织造”,通常分为两个部分:一是“织造衙署”,督理织造官吏驻扎及管理织造行政事务,带有官署性质;二是“织局”,系织造生产的官局作场。

江宁织造局作为宫廷的直辖机构,其隶属关系和官员人选经常变动。从顺治二年(1645)开织,到光绪三十年(1904)裁撤,中间还夹着一个太平天国,间断了若干年。前后200年,主管织造的官员先后达数十人,惟独曹家祖孙三代四人—曹玺、曹寅、曹颙、曹頫,连任达60多年之久,影响很大。清黄地缠枝牡丹纹芙蓉妆,选自金文《南京云锦》。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下载完整电子书


相关推荐

最新文章


© 2020 txtepub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