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美）杨晓山,译者文韬
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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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人领域的变形：唐宋诗歌中的园林与玩好试读：
“海外中国研究系列”总序
中国曾经遗忘过世界,但世界却并未因此而遗忘中国。令人嗟讶的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就在中国越来越闭锁的同时,世界各国的中国研究却得到了越来越富于成果的发展。而到了中国门户重开的今天,这种发展就把国内学界逼到了如此的窘境：我们不仅必须放眼海外去认识世界,还必须放眼海外来重新认识中国；不仅必须向国内读者迻译海外的西学,还必须向他们系统地介绍海外的中学。
这个系列不可避免地会加深我们150年以来一直怀有的危机感和失落感,因为单是它的学术水准也足以提醒我们,中国文明在现时代所面对的绝不再是某个粗蛮不文的、很快就将被自己同化的、马背上的战胜者,而是一个高度发展了的、必将对自己的根本价值取向大大触动的文明。可正因为这样,借别人的眼光去获得自知之明,又正是摆在我们面前的紧迫历史使命,因为只要不跳出自家的文化圈子去透过强烈的反差反观自身,中华文明就找不到进入其现代形态的入口。
当然,既是本着这样的目的,我们就不能只从各家学说中筛选那些我们可以或者乐于接受的东西,否则我们的“筛子”本身就可能使读者失去选择、挑剔和批判的广阔天地。我们的译介毕竟还只是初步的尝试,而我们所努力去做的,毕竟也只是和读者一起去反复思索这些奉献给大家的东西。刘 东
致谢
我首先要向宇文所安表达最诚挚的谢意。这些年来,他教我阅读中国古典诗歌,并给了我多方的指导和鼓励。本书写作过程中的每一个环节,我都承蒙他的指教。艾郎诺（Ronald Egan）、何瞻（James Hargett）和克罗尔（Paul Kroll）都非常认真地阅读了我的全部手稿,并提出了细致的意见和建议,使我受益匪浅。我还要感谢马瑞志（Richard Mather）和韩德琳（Joanna Handlin Smith）认真阅读了第一章的初稿,对文章的内容乃至行文都提出了宝贵的建议。
1996年在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举行的中国研究中心年度论坛上,我提出了第二章的初步想法。该论坛的主题是“中国社会的风景、文化和权利”。在1997年的亚洲研究学会西岸年会和1998年的亚洲研究学会年会上,我宣读了第三章的部分内容。第四章是我在1999年美国中西部亚洲事务会议年会和2000年亚洲研究学会年会上的发言稿基础之上写成的。我在1998年美国中西部亚洲事务会议年会上所做的发言是第五章的初稿内容。在以上的会议中,与会者都提出了很多问题和建议,在此我一并表示感谢。
第一章、第二章和第三章的部分内容曾经是我两次演讲的内容。那是2003年在哈佛大学召开的关于中国园林古典论著的会议,为期三天。我要感谢两位讨论人韩文彬（Robert Harrist）和伊维德（Wilt Idema）给我提出了宝贵的意见和建议。从这次会议的其他与会者那里,我收获颇丰。这些与会者是：Peter Bol、Michel Conan、Stanislaus Fung、Antoine Gournay、Alison Hardie、Ken Harmmond、David Knechtges、Georges Metailie、Martin Powers、David Sensabaugh、Richard Strassberg、Jan Stuart、Stephen West、Yinong Xu和 Hui Zou。
圣母大学东亚语言文学系和亚洲研究中心有很多同事,在这里无法向他们一一道谢。本书写作期间,他们在学术上对我有所启发,在精神上尽了同仁之谊。我还想借此机会,向我以前就职的美国蒙大拿州大学的同事们鸣谢,感谢他们对我工作的支持。没有哈佛大学亚洲研究中心John R. Ziemer的鼎力相助,这本书无法出版面世,我在此谨表谢意。
我还很荣幸地得到了一些机构的经济支持。为了开展本书的研究工作,美国国家人文基金会和蒋经国基金会都给我提供了科研经费。圣母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连续两年提供经费,供我暑期去外地查阅资料。为完成本书的初稿,我申请脱产三个学期做科研,圣母大学文学院院长办公室批准了我的申请。
第一章的部分内容曾经以《其道两全：白居易诗歌里的园林与生活方式》为题,发表于《哈佛亚洲研究》1996年的第一期。这次重印惠蒙编辑的应允。杨晓山
出版说明
要支撑起一个强大的现代化国家,除了经济、制度、科技、教育等力量之外,还需要先进的、强有力的文化力量。凤凰文库的出版宗旨是：忠实记载当代国内外尤其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学术、思想和理论成果,促进中西方文化的交流,为推动我国先进文化建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丰富的实践总结、珍贵的价值理念、有益的学术参考和创新的思想理论资源。
凤凰文库将致力于人类文化的高端和前沿,放眼世界,具有全球胸怀和国际视野。经济全球化的背后是不同文化的冲撞与交融,是不同思想的激荡与扬弃,是不同文明的竞争和共存。从历史进化的角度来看,交融、扬弃、共存是大趋势,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总是在坚持自我特质的同时,向其他民族、其他国家吸取异质文化的养分,从而与时俱进,发展壮大。文库将积极采撷当今世界优秀文化成果,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桥梁。
凤凰文库将致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现代化的建设,面向全国,具有时代精神和中国气派。中国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国际化的背后是国民素质的现代化,是现代文明的培育,是先进文化的发展。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进程中,中华民族必将展示新的实践,产生新的经验,形成新的学术、思想和理论成果。文库将展现中国现代化的新实践和新总结,成为中国学术界、思想界和理论界创新平台。
凤凰文库的基本特征是：围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个中心,立足传播新知识,介绍新思潮,树立新观念,建设新学科,着力出版当代国内外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科学文化的最新成果,以及文学艺术的精品力作,同时也注重推出以新的形式、新的观念呈现我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优秀作品,从而把引进吸收和自主创新结合起来,并促进传统优秀文化的现代转型。
凤凰文库努力实现知识学术传播和思想理论创新的融合,以若干主题系列的形式呈现,并且是一个开放式的结构。它将围绕马克思主义研究及其中国化、政治学、哲学、宗教、人文与社会、海外中国研究、外国现当代文学等领域设计规划主题系列,并不断在内容上加以充实；同时,文库还将围绕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科学文化领域的新问题、新动向,分批设计规划出新的主题系列,增强文库思想的活力和学术的丰富性。
从中国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型、由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这样一个大视角出发,从中国现代化在世界现代化浪潮中的独特性出发,中国已经并将更加鲜明地表现自己特有的实践、经验和路径,形成独特的学术和创新的思想、理论,这是我们出版凤凰文库的信心之所在。因此,我们相信,在全国学术界、思想界、理论界的支持和参与下,在广大读者的帮助和关心下,凤凰文库一定会成为深为社会各界欢迎的大型丛书,在中国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中,实现凤凰出版人的历史责任和使命。凤凰文库出版委员会
译者的话
杨晓山是宇文所安的高足,1994年毕业于哈佛大学比较文学系,现任教于美国圣母大学东亚语言文学系。《私人领域的变形：唐宋诗歌中的园林与玩好》一书通过精彩纷呈的园林诗歌细读,匠心独运地考察了中唐至北宋期间（大致从9世纪到11世纪）士人文化和文学传统中“私人领域”的发展和变化过程。
中唐是中国文学传统乃至文化传统发生深刻变化的历史时期,宋代及其后世的许多文化现象都是在中唐崭露头角的。换句话说,这是中国文学传统的一个新开端,它孕育着不同于以往的新的美学规范,宇文所安目之为中国的“中世纪”。以白居易为代表的中唐文人士大夫发现传统的道德、政治和审美价值取向不足为训或者说不合时宜,于是,他们一直就在努力地寻找变通与调和之道,由此带来了新的价值观念和新的表现手法,对后世影响深远。“私人领域”是一个独特的视角,它为我们打开了一个可居可游的、充满诗意的文化审美空间,同时也展示了这个精致文雅的私人空间是如何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文化结构中受到挤压并开始变形的。在《机智与私人生活》一文中（收录在宇文所安《中国“中世纪”的终结》一书中）,宇文所安曾经对这个既存在于公共世界又不受公共领域干扰的“壶中天地”进行考察,展示了广大现实世界的种种诱惑和斗争,如何以微缩的方式进入审美活动的复杂文化系统,公共性的诗歌又是如何在其中创造出“溢余的价值”,非常富有启发性。沿着老师开出的方向,杨晓山以中国园林为中心,从不同的角度考察“私人领域”与外部世界的复杂互动,从而呈现出唐宋文学传统与社会政治、道德、经济等外部因素之间的深层互动。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生活世界与想象世界、现实态度与审美态度分分合合,彼此交错,既让我们心驰神往又让我们为之叹惋。本书是论文的结集,每一个章节都是一次相对独立的、富有新意的尝试和探索。
如同章名《其道两全：白居易诗歌中的园林与生活方式》所揭示的那样,白居易的履道园和他的生活方式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一方面,作为道德评判家的白居易总是在他的新乐府里对王室贵胄占有豪奢的城市园林进行冷嘲热讽；另一方面,在表现个人生活的诗歌里,他又总是志得意满喜不自胜,因为洛阳有着一座属于自己的园林。与其说园林给了他无尽的审美享受,不如说切切实实的拥有满足了他的占有欲。更重要的是,园林为白居易的“中隐”生活提供了条件。对白居易来说,隐于朝的“大隐”生活太险恶,逃遁山野的“小隐”生活又太过荒凉,城市私家园林便成了平衡社会责任与个人道德、缓解精神高洁与物质舒适紧张的中间地带。于是,中唐时期的园林频频易主和有园无主现象都引起了他的高度重视,说别人的时候他总是振振有词,落到自己身上却不免有些紧张,因为这随时都可能瓦解他苦心经营的个人小天地。
第二章集中展示了唐宋文人如何在园林这个小小的个人空间里建造一种可居可游的诗意空间。修剪林木也好,巧妙地通过门、窗、井、池塘、镜子等中介物体截取自然并反照自然也好,收集江南玩好点缀北方园林以显示自己与众不同的审美趣味也罢,文人士大夫们精心地布置着这一方“红尘飘不到”的世外之所。一方面,雅致的园主们通过各种方式把自然引入园林；另一方面,园林又被赋予了强烈的人文气息,成为优于原生自然的所在。可以说,如果没有中国文人士大夫的创造和发挥,就不会有小中见大、移步换景、曲径通幽的独到的中国造园艺术。这点小小的个人幽趣成就了最精致、最艺术的中国人文生活。
第三章是内容最丰富,分析最细致的一章。杨晓山把目标锁定在园林玩好——奇石之上,并把石癖当成一种“物恋”的形式来看待。中唐以降,痴迷于石头的人代代有之。问题是如果全然限制在私人领域之内,收藏石头完全是一种个人爱好,追求“适意”本也无可厚非。但是,一旦成为社会风并且有权贵者加入其中时,审美性的石头癖好就不可能不与社会道德发生矛盾。因为开采石头、千里运送石头都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何况一旦身价百倍,获取奇石的途径就成为问题。作为权倾朝野的一品大员,牛僧儒和李德裕不费一文的奇石收藏不可能不给他们带来复杂的政治问题和道德问题,哪怕有欧阳修、白居易等人的百般开脱。在风雨飘摇的晚唐社会,雅好奇石最终无法避免从超越的审美境界沦落为道德堕落和政治腐败标志的命运,中唐时期树立起来的“丑”、“怪”和“无用”等审美范畴也遭到了北宋文人士大夫的贬抑。一方面是不可自拔的痴迷,一方面是历历在目的历史教训,北宋文人便在这两端之间左右摇摆,突围的努力从来就不曾停止。我们看到,那些对石癖抨击最猛烈的诗人往往就是最富激情的石头癖好者本人,欧阳修、苏轼、司马光无一免嫌。待到宋徽宗玩物败国之际,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之间的紧张居然如此戏剧化地消解了。
文人士大夫们好通过展示自己独特的审美眼光,来标榜自己的不同凡俗。这种张扬固然可以加固个人性的新价值新观念,但也容易招来爱物成癖的不速之客。风雅之至的诗歌唱和竟记下了这种种尴尬的趣闻。白居易的风雅之物——从江南带回的一双白鹤,引起了裴度的兴趣。裴度、白居易还有调解人刘禹锡,以诗代书,你来我往,风趣地争论着白居易应不应该把白鹤让给裴度,后来又讨论白居易是否该以心爱的姬妾酬换裴度的骏马。诗歌唱和与物品交换很奇特地扭结在了一起,决定各自姿态的却是诗文之外的政治地位。苏轼更是热衷于以诗换砚、以画换石,他总是强调自己的艺术行为乃是由内而外的喷洒,商品交换价值的算计却未始没有参与其间。一方面苏轼不厌其烦地强调对外物要保持超然的心态,另一方面却又从来没有克服自己对石头的痴迷。当王诜以“借”为名试图夺走苏轼心爱的仇池石时,苏轼三首赠答诗表现出来的情感变化可谓是意味无穷。
第五章由司马光和邵雍的对比构成。宋初伊始,“乐”成为一种诗情,更成为一种为人标举的人生境界。当然,“乐”的获得还有赖“闲”来提供心境。在安乐窝里从容养老的邵雍宣称自己已经达到无时不乐、无往而不乐的超越境界。同样在洛阳私家园林里安度晚年的司马光也好表现独乐园里的闲淡愉悦生活。然而,表面的相似并不能掩盖他们深层的差别。邵雍之乐乃真乐,司马光之乐便有点苦中作乐的味道了。实际上,闲暇不仅没能让司马光乐起来,反而成为他的巨大精神压力,因为被迫退居江湖的司马光并不能忘情世事。11世纪的洛阳园林成为老龄保守党的政治退隐之地,他们经常在园林里集会并组成了耆英会这样的团体,以其年龄、阅历、道德和声望与王安石革新派中的“新进少年”对抗。在这个过程中,作为私人领域的园林无疑遭到了公共政治势力的侵扰。
精彩的文本细读和诗歌分析是本书最突出的优长。和他的老师宇文所安一样,杨晓山总是能从大量的文学作品中触摸到文学内在的丰富和鲜活,并善于在文本的缝隙中发掘那些掩藏起来的情感和线索,在饶有趣味的细腻分析中层层展开其背后的错综复杂。在杨晓山的研究中,没有抽象原则,只有特殊情况。在这些充分展开的特殊性之中,每一个案例都有着更广阔的涵盖力和适用性。正是这些散布各处忽明忽暗、时近时远的群星,让我们感到了夜空的深邃和辽阔。一旦抽离它们各自的语境,简单地进行总体概说,闪烁的星光便消逝在一个没有层次的黑幕中了。最终,作者所聚焦的这些看似分散的、个人性的、可人的“居处玩好”,把我们带入一个充满诗意和灵动,却也遍布危机和焦虑的空间。你很快就会心情愉悦却又时感焦虑地读完这本奇妙的著作,如同书中的人物一样时而沉醉,时而不安。就此而言,杨晓山那稍稍有些散漫的文字,确实达到了宇文所安提倡的“散文写作”的效果——把学术研究、思想和文学结合在一起,恢复古典文学的活力,避免把讨论文学的文字变成最没有灵性、最没有张力的文字。
一些西方学者指出理论的薄弱乃是本书最大的缺憾,我却认为避开理论分析和抽象总结的诱惑,保留下的恰恰是最珍贵的丰厚与生动。以往关于文学与政治、道德、经济等因素互动关系的研究,缺少的正是《私人领域的变形：唐宋诗歌中的园林与玩好》里的这种鲜活感和纵深感。对于“私人领域”这个炙手可热的西方理论热点,我更愿意视之为一个视角、一个窗口,借助它我们得以深入那个逝去的、美丽的文学世界,也得以洞悉这方唯美的空间原是建立在错综复杂的、凡俗的日常生活之上。我们知道,“文学”只是在近代中西文化碰撞之后才在国人心目中“纯化”起来的。在此前漫长的中国历史中,文学就是生活本身,琴棋书画无一不是可居可游的诗意生活之一部分,人世的困窘与经济的拮据也无一不可以发之为诗、诉之为文。这方面的跨界研究有助于我们在想象中还原那个逝去的世界,值得我们反思,也值得我们继续提倡。而“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界限的引入,不仅让文学、政治、道德、经济等诸多异质却相关的内容得以同台竞演,也让我们洞悉文学本非脱离生活的太虚幻境,在纷扰的凡俗世界里我们确曾建立起这一方弥足珍贵的审美文化生活空间,这或许就是中国文化最最动人、最最可爱之处！
本书的内容适合以优美的语言娓娓道来。由于经验不足,翻译之初未敢在字句上做太多的文饰和发挥。意识到此书不同于一般的学术著作时,时间又不允许再踵事增华,甚为遗憾。翻译过程中得到了作者杨晓山的指点和帮助,在此谨向杨晓山先生表示感谢！杨先生一丝不苟的治学态度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文 韬2008年7月17日于北大畅春新园
导论
睹居处玩好,则才不才了然可知。[1]欧阳詹（785？—827？）中国园林作为一个学术研究课题,已经得到了多方位的考察。为数不少的专著对中国园林的结构特征,以及中国园林所体现出来的宇宙观、宗教信仰、哲学观、道德伦理和审美观都有所研讨。最近,关[2]注点又转移到园林的经济生产和经济消费功能上来了。对中国文学作品里所呈现出来的园林的研究,范围有宽有窄。有的是研究某部作[3][4]品或某个作家,有的研究一个作家群,还有的研究某一个历史时期[5]的作品。本书主要关注的是,从中唐时期到北宋时期（大致从9世纪到11世纪）,城市私家园林在诗歌中的再现与中国士人文化中私人领域的形成之间的关系。
我沿用了宇文所安的说法,把文学传统里的“私人领域”界定为“一系列物体、经验以及活动。这些物体、经验以及活动属于一个独立于社会整体的个人主体。所谓社会整体可以指国家,也可以指家庭”。这种抽象的“领域需要一个空间”,“这个空间首先就是园林”[6] 。私人领域的组成部分当然并不限于园林,其中的有些部分我将在本书中加以考察。但说到底,我对私人领域的研究,与其说是面面俱到,不如说是举一反三。说得更具体一点就是,本书重点研究欧阳詹所谓的“居处玩好”。“居处”指园林,“玩好”指生活中的审美精品。
在这里我得强调,我并不打算为作为诗歌主题的园林提供一个概览。其实本书的副标题已经表明,本书的范围并非囿于园林。但我在讨论过程中所提出来的各种问题,都直接或间接地与园林文化的方方面面相关。园林文化漂移不定的内涵是和中唐以后更大的文化变迁密切相关的。我的目标是描绘并解释在我所考察的历史时段中的一些新的价值观念和新的表达方式。这些价值观念和表达方式植根于中国文人自我修养、自我表现的过程,同时也影响了这个过程。我想让读者自己去判断,本书所涉及的问题是否具有更广阔的外延和适用性。当唐宋文人感到传统的政治、道德及审美的价值观不足为训或不合时宜的时候,他们就努力地去另辟蹊径。我所要揭示的就是这种努力和私人领域变迁之间的关系。我给自己设定的任务不过如此而已。
以时间为序,这本书的第一章和第二章集中在中唐时期。第三章和第四章跨越了中唐和北宋。第五章则集中讨论北宋时期。唐宋诗人在其作品中建构了一个私人领域,而园林则是这种领域的物理空间。从本书内容上来说,前两章就是要讨论园林的这种功能。接下来的两章考察某些文化艺术品如何在不同的个人空间里流动及置换。最后一章考察有关“乐”和“闲”的表达,这些“闲”言“乐”语在反映耆老们安居园林生活的诗歌中占主导地位。
园林成为诗歌表现的内容,与中国诗歌本身一样历史悠久。但个人愉悦性的园林要到西晋时期（265—317）才成为诗歌主题而受到广泛的重视。西晋时期,园林与城市分离而与自然接近的特点得到了突出,从而与隐逸的主题联系在了一起。中唐时期,立志要当隐士的人在城市的私家园林里发现了一个比乡间或郊区别墅更为舒适的新天地。
第一章的讨论集中在白居易（772—846）身上。本书所探讨的所有主要课题,都是由他确立或定向的。我将从白居易关于城市私家园林的讽喻诗开始。这些讽喻诗一反早期诗歌渲染王室贵胄乡村或郊区园林之奢华的文学惯例。白居易从道义上批评了堕落贵族们淫奢的生活方式。在政治层面上,白居易觉察到,那些著名园林的兴衰变迁不仅反映了园主的地位变化,而且是天下治乱很贴切的象征。在哲学层面,他举例说明了人类命运的变幻无常,指出永恒占有园林的幻想乃是一种执迷不悟的虚荣。
但是,白居易在描述个人生活的闲适诗里,却不断地流露出对在洛阳拥有一座园林的骄傲和自得。他退职以后对自己的生活深感愉悦,心满意足。这种感觉正是建立在这种占有之上的。然而,仅仅是占有一座园林还不够。白居易那个年代的人认为,真正的拥有还要求具备欣赏园林的审美能力以及充分表达这种审美感受的机会。无需实际占有就能在审美层面上拥有一座园林,这是一种观念。这种观念背后是唐代都市中比比皆是的有园无主的现象（absenteeism）。
作为个人所有的空间,城市私家园林的功能是,使得在都市里过隐居生活成为可能。这种空间为白居易所谓的“中隐”提供了活动的舞台。与这种生活方式形成对比的有两种人。一种是“大隐”,即那些位高权重而能保持精神超越的人；另一种是“小隐”,即那些为了洁身自好而逃遁郊野的人。中国遁世传统中这两种截然相反的趋向,在安身于私家园林的“中隐”身上虽然没有获得和谐,却达到了一种妥协：乡村和城市不再抵牾,精神的高洁与物质的舒适达到统一,社会责任与个人自由互相平衡。
为了把园林作为个人物质和精神的领地保留下来,必须划定边界。第二章首先讨论“前门”这个诗歌意象。和这种意象相关的是一种把城市私家园林和它周边的环境分离开来的强烈愿望。关门闭户乃是退出浊世的惯常姿态。在早期诗歌里,这种姿态也很常见。但是早期诗歌同时往往要强调,卓越超凡的主观精神境界才是隐居的最终保障。中唐诗歌则更强调作为实体的“前门”的疆界意义。入门成为一种象征性的行为,一种进入超脱、高洁之境界的精神仪式。
凡俗世界的侵扰受到强有力的抵制,自然界却在城市园林中被欣然接受,并成为被精心模仿的对象。园林虽是人工的营建,受到了空间的严重制约,但仍想和气象万千的大自然相媲美,并对此加以模拟和复制,虽然这种复制乃是以咫尺代千幅的。扩大园林景观的一个有效方法就是,选择那些在视听效果上更为恢弘的自然景观和自然声响,诸如高山和河流等。但是园林的自然化并不意味着生硬地照搬自然景观。恰恰相反,建构园林是一个严格的主观调控和主观选择的过程。经过深思熟虑之后,才能决定保留什么,去除什么。第二章将会谈到建构园林的两种主要调控方式。其一运用在园林内部的空间安排上,即修剪那些长得过于浓密的树木和植物,免得这些草木遮掩了园林之外的景观。
上面提到的第一种主观调控方式有效地扩大了园林的视觉空间。第二种方式则通过框取、限定和调整大自然的壮观,使其成为园林中的一种景观。在这方面,园林结构中的某些裂隙显得尤为重要。比如说,透过窗和墙中的缝隙,远景可以被框成一幅风景画,供诗人以闲适的心情加以观照。在诗人的凝视之中,地面的裂隙,比如井和池塘,不仅在有限的空间里框取自然,而且通过水中倒影来反照自然。在中唐诗歌里,小池塘的迷人魅力至少有一部分是源于这种框取和返照的双重中介作用。这种在视觉上将“内”和“外”混成一体的过程是相辅相成的：一方面是自然被艺术化,另一方面是园林被自然化。
丰富园林的视觉效果不仅体现在“借景”这一手法上。在第二章的最后一小节将会展示,在中唐的空间诗学里,南方（尤其是江南）常常被视为一种美景典范,北方的城市园林对此不遗余力地加以模仿。北方的园林展现了南方的景致,这是诗歌唱和中频繁的主题。这种展现不全是出于诗人们的想入非非。某些江南特有的产物一旦被运送到北方,便成了北方城市园林中的常见景观。
园林作为一种空间上的实体,是由各种独立的物体组合而成的。其中各式各样的奇石尤其令人瞩目。这些奇石既是园林装饰的一部分,也是独立的审美艺术品。在9世纪,它们吸引了众多诗人的注意。我在第三章把石癖看成是一种物恋（fetishism）和痴癖（obsession）。中唐诗歌对“丑”、“怪”和“无用”这三个范畴加以肯定,从而建立了一套有关奇石的基本意象和母题。北宋时期尽管没有形成新的审美感受,但此时的诗歌却不断地对石癖进行更高层面的道德、哲学和历史的批判。
为了清晰地界定中唐以后和石癖相关的问题,我首先对“嗜”和“癖”的用法做了一个简单的历史性的考察。在中文里,这两个词的意义与物恋和痴癖最为接近。接着我探讨的是唐以前诗歌里的石头母题,从而揭示9世纪以后石头描写中所出现的新主题和新的诗歌语言。
在有关太湖石的诗歌中,这些新的主题和新的诗歌语言逐渐定型。在此过程中,“丑”和“怪”被审美化,“无用”也获得了审美意义上的认可。太湖石从一种偶得的新奇之物,演变为一种走红吃香的收集品。我以这种演变为历史背景,探讨9世纪中期以来石头爱好者在沉溺于审美性的物恋时所感受到的尖锐的道德焦虑。这种焦虑感的一个主要来源是,在把这些体积庞大的石头从南方原产地运送到北方城市私家园林的过程中,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白居易的一篇记文提到,牛僧儒的园林里收集了大量这样的石头。白居易的记文是一个很重要的文本。石头爱好者们一方面不顾一切地追求审美满足,一方面又想保持自己的道德高洁。他们究竟如何达到这二者之间的平衡,白居易在他的记文里有所披露。
9世纪晚期,唐王朝濒临覆亡。第一代石癖者身上潜在的焦虑感发展成一种公开的道德谴责。时值天下板荡,石癖的风行被看成是统治阶级丧失良知的预示。石癖与经邦治国遂成水火冰炭。
到了北宋,历史提供了强有力的有关石癖的反面教材。北宋文人在继承唐代前辈的道德意识的同时,还接着在哲学层面深化对石癖的批判。表现之一就是使“丑”、“怪”和“无用”这三个审美范畴遭到贬抑。但是北宋时期出现了一大悖论,那就是很多振振有词谴责石癖的人本身就是对石头情有独钟的人。透过这种悖论,我来探讨那些石癖者如何在道德和哲学的层面上,道貌岸然地替自己的石癖辩护。
第三章以一系列的实例收尾。这些例子说明,奇石是如何从私人领域的审美之物演变为公共领域的一种道德堕落的象征。由于臭名昭著的花石纲,像太湖石这样显赫的物产被政体化了,在建造皇家园林艮岳的过程中扮演了显眼的角色。传统认为,艮岳的建造加快甚至导致了北宋王朝败于女真族之手。当宋徽宗（1100—1126年在位）的个人审美热情导致了民族和王朝的惨剧时,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之间的界限也就戏剧性地消解了。
太湖石能够被运往北方的城市,诸如长安和洛阳。由此我们可以看到,那些对建造园林至关重要的物品乃是流动性的。本书第四章考察这种可携带物的另一层面,出发点是士人文化点缀品的可交换性。本章将聚焦于一系列关于此类点缀品交换的趣闻轶事,从而剖析诗歌的交换和描写交换的诗歌之间错综复杂的联系。具体一点来说,本章所表述的是诗歌交换不仅对物品交换加以记录,同时也对物品交换进行解释,并积极地参与物品交换。
第四章的第一个故事讲的是裴度（765—839）如何向白居易索取一对仙鹤。裴度的理由是他的园林可以为这对鹤提供更好的生活环境。裴度的索求在他本人和白居易还有刘禹锡（772—842）之间引发了一系列颇有意思的诗歌交换。刘禹锡是这场交易的调解人。这些诗作诙谐地争论着裴、白两家的园林哪个更适合双鹤的栖息。但归根结底,还是三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决定他们在这场诗歌交换中所采取的姿态,同时也决定了这些诗歌交换的最终结果。
第二个故事的主要人物和第一个故事一样,他们所扮演的角色也如出一辙。故事的起因是这样的：白居易向裴度索要一匹马,裴度则要求白居易以他心爱的姬妾作为交换。接下来的诗歌唱和使得乐府诗里的“爱妾换马”变成了现实。这种化诗为实的基本前提是,凡是可收集的东西也是可以转移、可以交换、可以替代的。
在第四章的最后两节中,我把注意力转向了北宋。北宋时期,审美艺术品交换在中国文人的私人生活中已经变得司空见惯了。这两小节的焦点是当时的文坛泰斗苏轼（1037—1101）。苏轼的艺术创造力和那些精打细算的物品交换有着错综复杂的联系,透过这种联系,我仔细地重新审视通常为人所知的苏轼——一个擅长诗歌、绘画和书法的,灵感兴会的艺术家。我还要用一些例子来提醒读者注意,苏轼在参与物品交换的过程中,充分利用了文化消费市场对自己艺术创作的高需求。
第四章最后一节讨论的是王诜（1036？—1103？）向苏轼借两块石头的故事。苏轼不愿把两块石头拱手相让。随之而来又有三位朋友自告奋勇地充当调停者。然而这三位朋友各执一端,提出了截然相反的建议,使得当时的情形愈发复杂起来。由此产生的僵局,使人想起了白居易和裴度为了双鹤而争执不下。诗歌交换和物品交换之间的相互作用在苏轼答复王诜所作的三首长诗里披露得淋漓尽致。在这三首诗里,苏轼不断转变自己的立场,他一开始是一个石头痴迷者,对自己的两块石头信誓旦旦。然后又摇身一变,成了一个精明强干的商人,提出了一个更为实际的交换建议,即用两块石头换取王诜的一副精致古画。最后,苏轼俨然以智者自居,大谈特谈外物与自我必须两相分离的哲理。在苏轼时代的收藏风尚中,理论和实践之间虽非总是格格不入,却也是常常裂隙昭然。苏、王之间交易的不了了之以及后来发生的一些事情,凸显了这种裂隙。
最后一章的兴趣点集中在邵雍（1011—1077）和司马光（1019—1086）的诗歌中对于“乐”与“闲”的表达。在北宋前期的文学中,“乐”备受标举,成为一种诗意的情感,也是一种生活的态度。这一新动向,在一定程度上是对晚唐以来弥漫诗坛的感伤主义的陈词滥调的反弹。邵雍的观念必须结合他本人独特的道德、哲学观念和他对“乐”的三重理解：宇宙自然之乐（“观物之乐”）、人伦社会之乐（“名教之乐”）和个人生活之乐（“人世之乐”）。
邵雍在理论上标举观物之乐,但这并不妨碍他反复歌咏人世之乐。在他那里,“乐”是与老年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司马光那里也是如此）。在以前的中国诗歌里也能找到一些熟悉的相关例子。但是在11世纪的洛阳,对那些在政治、道德和诗歌领域里都意气相投的耆老们的颂扬之辞,乃是王安石（1021—1086）变法期间有关政治伦理言论的一个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这种言论里,老成持重之人和“新进少年”之间是泾渭分明的。“闲”既是“乐”的表现,也是“乐”的前提。理想化地说,“闲”是通过内部心境与外部境遇的完美结合而获得的。邵雍和司马光对待“闲”的态度之所以不同,是因为他们对变法时期的严峻现实有不同的反应。邵雍对自己的“闲”真心诚意地欣然接受,因为他深信,退而修身是一种合情合理的道德选择,不必非得入仕不可。司马光则不然,当时的政治环境使他进退维谷,让他不得不闲。从他在洛阳时或隐或显地表现出来的不得其所之感可以看出,“闲”对他来说是很成问题的。从天降大任于斯人的角度来说,“闲”给他带来了深刻的身份危机感。在当时的情形下,要想扮演儒家学者积极入仕的角色,对司马光来说已经是无能为力了。
洛阳为保守的耆老们提供了享乐的优越环境,因为洛阳有光荣的历史、优美的自然景色、优良的道德习俗,再加上又来了一批意气相投的人。这些耆老们享乐的中心乃是私家园林。耆老们充满了道德的自信,在私家园林里呈演着自己愉悦的生活。作为“乐”与“闲”在精神和物质上的空间,园林也成为了一个超越是非之地。与此同时,园林也成为旧党的活动场所,他们在此可以大发牢骚,可以互相打气,并展望着有朝一日能够东山再起。因此园林的私人空间也就遭到了公众政治力量的侵扰。【注释】[1] 该题词出自《题华十二判官汝州宅内亭》的序言,《全唐诗》,349·3907。[2] 例如韩德琳（Smith, Joanna F. Handlin）的《园林在祁彪佳社会生活中的作用：晚明时期江南的财富和价值》（ “Gardens in Ch'i Piao-chia's Social World： Wealth and Values in Late-Ming Kiangnan”）,柯律格（Clunas, craig）的《富足的所在：中国明代的园林文化》（Fruitful Sites： Garden Culture in Ming Dynasty China）。[3] 例如韦斯特布鲁克（Westbrook, Francis A. ）的《谢灵运抒情诗及〈山居赋〉中的风景描写》（Landscape Description in the Lyric Poetry and ‘Fuh on Dwelling in Mountains’ of Shieh Ling-yunn）、浦安迪（Plaks, Andrew）的《红楼梦里的原型和寓言》（Archetype and Allegory in the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杨晓山的《其道两全：白居易诗歌中的园林与生活方式》（“Having It Both Ways： Manors and Manners in Bai Juyi's Poetry”）、萧驰（Xiao, Chi）的《抒情领域中的中国园林：石头记的普通研究》（The Chinese Garden as Lyric Enclave： A Generic Study of The Story of the Stone）。[4] 如宇文所安（Owen, stephen）《唐代别业诗的形成》（“The Formation of the Tang Estate Poem”）。[5] 例如侯迺惠的《诗情与幽境：唐代文人的园林生活》和林继中的《唐诗与庄园文化》。[6] 宇文所安,《中国“中世纪”的终结》,88页。第一章 其道两全：白居易诗歌中的园林与生活方式第一节 “家”与“国”
中国文人在诗歌中对他们私家娱乐性园林的描述,可以追溯到西[1]晋时期。石崇（249—300）描绘他那著名的金谷园的诗作,是最早的例子之一。《思归引》（带有一篇长序。《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643—644页）、《思归叹》（《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644页）和[2]《金谷诗序》这些作品,混合着夸耀财富和渴望过简单隐士生活这两[3]种声音。石崇那壮观的田庄坐落在洛阳郊区的西北面,是当时像潘岳（247—300）那样杰出的文学和政治人物都喜欢的聚会之地。他[4]们经常在里面作诗、饮酒、享宴和赏乐。潘岳本人的《闲居赋》就有一大段描写了自家的园林（其中列举了种在园林里长长的一串水果[5]和蔬菜的名目）,由此也开创了赋体文中这样的一种子类群。谢灵[6]运（385—433）的《山居赋》上承潘岳的《山居赋》,下启沈约[7]（441—513）的《郊居赋》。继承这一传统的还有庾信（513—[8]581）的《小园赋》,该赋中许多意象和主题都源于潘岳的赋。在上[9]述所有的作品里,隐逸的主题都无所不在。诗歌里的例子就不胜枚[10]举了。除了以“田园诗”之祖和“隐逸诗人之宗”闻名的陶潜（365—427）之外,还必须提到的一个人就是谢朓（464—499）,我们将看到,他的作品往往是唐朝园林诗的灵感源泉。
从初唐开始,特别是在中宗再度临朝的时期里（705—710）,描绘王室贵胄园林的诗歌呈现出非常清晰的主题和风格特色。皇帝在侍从诗人的陪同下,经常往来于这些园林大宅,大量的颂赞诗篇也就应运而生。这些诗歌通常的特点是,夸大宅院的豪奢,并把造访者塑造成高洁的隐士和追求不朽的道家高人。园林成为无需拒绝公众和世俗生活便[11]可以满足田园恬静心境的处所。在又一次出游时,中宗本人带领着[12]群臣唱和,并号称陶潜就是自己的楷模。
王维（701？—761）和裴迪在740年间创作的《辋川集》,与初唐别业诗里的歌功颂德大为不同。《辋川集》开创了用一组诗歌分别[13]描绘园林各个景点的传统,这种组诗通常采用五言绝句的形式。后来模仿这种组诗形式,并运用类似风格进行创作的作品有王维的倾慕者钱起（710？—782？）写的《蓝田溪杂咏二十二首》（《全唐[14]诗》,239. 2684—87）、皇甫冉（717—770）的《山中五咏》（《全唐诗》,248. 2805—6）、韩愈（768—824）的《奉和虢州刘给事使君三堂新题二十一咏》（《全唐诗》, 343. 3847—50）、张籍（768？—830？）的《和韦开州盛山十二首》（《全唐诗》,386. 4374—84）和韦处厚（773—828）的《盛山十二诗》（《全唐诗》, 479. 5448—50）。
白居易的讽刺诗既不同于初唐的别业诗,也有别于类似《辋川集》那样的组诗。在早期描绘长安都市风光的诗歌里,诸如骆宾王（卒于684年）的《帝京篇》（《全唐诗》,77. 834—35）和卢照邻[15]（634？—684？）的《长安古意》（《全唐诗》,41. 518—19）里,我们就可以看到白居易讽刺诗的雏形。这些初唐诗人对过度奢华的不满,可以在白居易的《伤宅》一诗中找到回应。不同之处在于,骆宾王和卢照邻提供的是一幅都市生活的全景图,而白居易则把笔墨集中在园林宅第上：谁家起甲第,朱门大道边。丰屋中栉比,高墙外回环。累累六七堂,栋宇相连延。一堂费百万,郁郁起青烟。洞房温且清,寒暑不能干。高堂虚且回,坐卧见南山。绕廊紫藤架,夹砌红药栏。攀枝摘樱桃,带花移牡丹。主人此中坐,十载为大官。厨有臭败肉,库有贯朽钱。谁能将我语,问尔骨肉间。岂无穷贱者,忍不救饥寒。如何奉一身,直欲保千年。不见马家宅,今作奉诚园。（《白居易集笺校》,2·85—86）
这首诗沿袭了大量流行于中宗时期描写园林宅第的诗歌词汇,但它的写作目的却截然不同。诗人以道德批判的眼光来审视住宅的豪华。这里写到了朱门大户里的富人们和遭受“饥寒”的“贫贱者”之间的悬差,乃是杜甫（712—770）著名诗句的翻写：[16]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伤宅》一诗的基调是讽刺的,但诗中最后两句流露出了对马燧（726—795）宅院的一丝哀婉之情。马燧是一个因镇压781年至785年叛乱而留名后世的将领。马燧死后,太监诱骗他的儿子把马家的园林[17]和地产献给了皇帝。这座房产最后变成了奉诚园。正如韦利（Arthur Waley）所指出的那样,在9世纪的诗歌里,奉诚园经常被用来[18]“象征世间财富和荣耀都是昙花一现的”。
白居易的新乐府《杏为梁》也提到了马燧的园子。他告诉我们,这首乐府诗的目的是为了“刺居处奢也”：[19]杏为梁,桂为柱。何人堂室李开府。碧砌红轩色未干,去年身没今移主。高其墙,大其门,谁家第宅卢将军。素泥朱板光未灭,今岁官收别赐人。开府之堂将军宅,造未成时头已白。逆旅重居逆旅中,心是主人身是客。更有愚夫念身后,心虽甚长计非久。穷奢极丽越规模,付子传孙令保守。莫教门外过客闻,抚掌回头笑杀君。君不见,马家门,尚犹存,宅门题作奉诚园。君不见,魏家宅,属他人,诏赎赐还五代孙。俭存奢失今在目,安用高墙围大屋。（《白居易集笺校》,4·243—44）
白居易讽刺的主要对象乃是世间荣华富贵的短暂。当时一个很能说明“更有愚夫念身后”和“付子传孙令保守”的事例是李德裕[20]（787—850）。李德裕在洛阳城郊的平泉有一座别墅。进身朝廷之前,李德裕在别墅里给学生讲学。从官藩服后,他离开了平泉,并很少有[21]时间再回去。但是,他几乎没有一天不想念他的园林。李德裕现存的诗歌里有一半以上是写这座园林的。这些诗都是他离开平泉之后写的。无法回到平泉享受自己的园林,成为一种深切的遗憾,既而转变为把这座园林（甚至是其中的一树一石）永远地传之后人的强烈渴望。在《平泉山居戒子孙记》中,他警告子孙说：“后代鬻平泉者,非吾子[22]孙也。以平泉一树一石与人者,非佳子弟也”。尽管李德裕那种要把平泉庄园世代相传的渴望几近病态,但他对园林的承传不定还是十分清楚的,他估计到自己的别业也有不测之险。无奈之下,他也只能提供这样一个难以生效的应变措施：“吾百年后为权势所夺,则以先人所[23]命,泣而告之”（《全唐文》, 708·3220）。果然不出所料,李德裕的渴望并没有为他的珍藏提供足够的保护。在他死后,他园子里所有的[24]怪石和花草珍品都“各为洛阳城有力者取去”。
同样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杏为梁》还影射了魏家宅邸的故实。史书把魏徵（580—643）塑造成节俭的典范：太子太师魏徵,当朝重臣也,所居室宇卑陋。太宗欲为营第,则谦让不受。洎征寝疾,太宗将营小殿,遂辍其材为造正堂,五日而就。开元中,此堂[25]犹在。家人不谨,遗漏焚之。子孙哭临三日,朝士皆赴吊。
白居易时期,魏徵的十五代孙魏稠迫于极度的贫穷,不得不把祖上的宅子抵押出去。809年,当唐宪宗（806—821年在位）准备造访魏家宅邸时,朝廷才惊讶地发现魏家旧宅已经转了好几次手,并在数易房主的过程中被分割成了好几个部分。平卢节度使李师道（卒于819年）奏请朝廷,愿意出钱赎回魏家旧宅并把它送还给魏家。李师道这样做并非完全出于利他主义的动机。朝廷批准了李师道的请求,并指派白居易给他写批复。白居易对朝廷的决定深感不安,于是他不但未草批复,反而在奏章里提出异议：“事关激劝,合出朝廷。师道何人,辄掠此美？”白居易建议朝廷买回这所宅邸并赐给魏氏后人“以劝忠臣”。[26]这样一来,也就“事出皇恩,美归圣徳”了。唐宪宗认识到白居易的[27]建议颇有宣传效益,最后成全了此事。
在白居易的诗歌里,园林不仅反映了园林主人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也是国家治乱的象征。“家”和“邦”（或“国”）之间的象征性关系正是《凶宅》一诗的主题。在这首诗里,白居易描写了一座被恶运纠缠的大宅子。凶宅的主人中有被流放充军的将帅,还有病死在里面的公卿。不到十年,宅院的主人就换了四五回,灾难一次又一次地降临到新主人的身上。后来这座园子荒废了,被风雨所侵蚀,成为蛇鼠的栖身之地。人们慢慢地开始怀疑这座宅院闹鬼,谁也不愿意再买它了。然而,在道德家白居易看来,这些灾难与鬼神作祟是毫无关系的,原因全在园林主人行为的不正当。白居易批评那些对大宅之“凶”惊恐莫名的人,认为那是愚昧无知,他本人提出了如下的说法：因小以明大,借家可谕邦。周秦宅殽函,其宅非不同。[28]一兴八百年,一死望夷宫。[29]寄语家与国,人凶非宅凶。（《白居易集笺校》,1·9）“家”与“国”之间的象征性关系,后来成了讨论中国园林的一个基本主题。在替洛阳名园作记的跋语中,李格非（1090年健在）痛定思痛地写到：园圃之废兴,洛阳盛衰之候也。且天下之治乱,候于洛阳之盛衰。而知洛阳之盛衰,候于园圃之废兴而得。
李格非指出园林—城市—国家休戚与共以后,又提出了这样的忠告：呜呼！公卿大夫方进于朝,放乎以一己之私自为,而忘天下之治忽。欲[30]退享此乐,得乎？唐之末路是已。第二节 何为园主
白居易的讽喻诗对人类的占有欲大加针砭,但是他那些反映个人生活的闲适诗却截然相反,这些诗歌洋溢着因在洛阳履道坊拥有一座园林而自满自得的情绪。824年,白居易在三年杭州太守任满之后回到洛阳,从田氏手里购买了履道的宅院。这座宅子曾经归属白居易妻家的杨凭（788年健在）。在洛阳呆了十个月后,白居易于825年前往苏州任太守。829年,他才回到洛阳,并在那儿度过了他生命中的最后十七年。
在购买这座园林之后的十个月里,在他回到洛阳长期定居的年岁中,白居易写了大量的诗歌吟咏他的履道园。作于825年的《泛春池》在题材和风格上都很有代表性：白蘋湘渚曲,绿蓧剡溪口。各在天一涯,信美非吾有。如何此庭中,水竹交左右。霜竹百千竿,烟波六七亩。泓澄动阶砌,淡泞映户牖。蛇皮细有文,镜面清无垢。主人过桥来,双童扶一叟。恐污清冷波,尘缨先抖擞。波上一叶舟,舟中一樽酒。酒开舟不系,去去随所偶。或绕蒲浦前,或泊桃岛后。未拨落杯花,低动拂面柳。半酣迷所在,倚榜兀回首。不知此何处,复是人寰否？谁知始疏凿,几主相传受？杨家去云远,田氏将非久。天与爱水人,终焉落吾手。（《白居易集笺校》,8·461）
这首诗的开头几行是典型的白居易式对比修辞。第一联似乎是包含着对某种曾经相识的风景的怀旧之情。然而,这远方的自然风景并非是被思慕的对象,而是作为一种烘托,以显示一方园池为己所有的优越性,尽管这种池景是人造的。第四句“信美非吾有”源自王粲（177—217）的《登楼赋》。王粲先是描绘楼上所见的风光,然后又感叹不已,说如此美丽的景色不仅没能缓解他的思乡之情,反而加剧了他的故土之思：[31]虽信美而非吾土兮,曾何足以少留。
这种面对令人愉悦的自然风景却由此产生感伤情调的分裂式写法,后来成为人们表达思乡之情的陈词滥调。这样的例子可以追溯到5[32]世纪的沈约,他在《登玄畅楼诗》（《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1634页）的末尾就化用了王粲的诗句。
一般说来,后期诗人都像王粲那样,从描绘眼前所见转移到描绘心[33]中所见上来。白居易的诗歌则相反,他逆向而行,对心中所见加以否定,而对眼前所见则加以肯定。王粲把吾土和他乡做空间上和情感上的对比,白居易却从占有形式上来进行对比。白居易对“吾有”之园的心满意足,取代了王粲对“吾土”的悠悠之思。
第六句到第八句集中描写唐代园林里“水”和“竹”这两大要素。园林景色的一个显著特色就是水竹交错（第六句）。在诗句的结构上,白居易把这种交错的姿态加以具体化了。紧接在描写竹子的第七句之后的,是第八句对水的描写。第十一句和第十二句对竹子的描绘又承接第九、十句对水的描摹。竹子和水都是园林里真实的景象,但它们同时又具象征的况味。众所周知,竹子是道德高尚的象征。在白居易有关履道园的诗作里,竹子的意象常常用来暗指自己的“虚心”——一种摆脱俗物纠缠的虚静心态。相反,水则代表澄定七情六欲的能力。另一首歌咏履道园的诗里有这么两句,可以简要地归纳水和竹的这种功能：[34]水能性淡为吾友,竹解心虚即我师。
白居易在《泛春池》一诗中登场的时候,其身份首先是园林主人,然后是老者,最后才是朝臣。他承认自己身为朝官的身份和“清冷波”所象征的高洁格格不入。但是,只要他把“尘缨”轻轻地一“抖擞”,就可以化解这种格格不入。于是乎他就能大体自如地饮酒泛舟于湖上了。
白居易虽然酒至半酣,却仍然保持着非常清晰的自我意识。他转而开始思量,前度池主有几何？园池的频频易主使他清醒地意识到,在这种不断易主的过程中,自己也可能仅成为一个被他人统计的数字而已。
值得庆幸的是,该园池“始”归杨家,后来又为期短暂地再属田家,“终”为白居易所有,到此也就物尽其用了。园池成为了园主所有的永恒之物,不会再转手他人了。
我们因此可以这么说,白居易在他的园子里所获得的愉悦感,源出占有感的成分绝不会低于园林自身景致的成分。白居易诗歌里的各种对比强化了这种占有感。白诗中的第一种对比可以《泛春池》为例。这首诗把远在天边的自然美景与近在眼前而又为诗人所拥有园林加以对比。这种典型的对比修辞远在白居易定居洛阳之前就可以找到了。白居易作于817年苏州任上的《草堂前新开一池养鱼种荷日有幽趣》就是其中一例：淙淙三峡水,浩浩万顷陂。未如新塘上,微风动涟漪。小萍加汎汎,初蒲正离离。红鲤二三寸,白莲八九枝。绕水欲成径,护堤方插篱。已被山中客,呼作白家池。（《白居易集笺校》,7·386）
远和近的对比中包含着另外一种对比,即人工建造的小园池和壮而峭险的自然水流之间的对比。这种对比在下章将有详细论述。另外还有一点,也是后文将要谈到的,这就是数字（如本诗中的“二三”和“八九”）在进一步描述池塘之小时的功能。我们将会看到,这种“数字游戏”在中唐以后描绘园池的诗作中十分突出。
正如在《泛春池》中所流露的那样,白居易之所以舍远求近,是因为近边的空间乃是个人所有的空间。他把新建的池塘呼为“白家池”,也就强化了他的占有权。命名在这里当然也是一种自我表达的方式。“白家池”的名号似乎是呼应著名的“习家池”——唐诗里象征逍遥和洒脱的常见意象。在公元前1世纪的头二十五年里,习郁在襄阳的任职期间建造了这个池塘。山简（253—312）经常造访它,并常[35]和习家人一起在那儿喝得烂醉。“习家池”因此名声大振。
白居易诗歌里的第二个对比,涉及到自家园林与他人园林的大小问题。当他把自家的小园子和别人的大宅院相提并论的时候,他总是表明对自己的小园情有独钟。这并不是因为园小就说明他廉洁,而是[36]因为自家的园子自家爱。
834年,裴度在洛阳的集贤里建造了一座大宅院。园林里装点着假山和池塘、竹林和树林、亭阁和露台、用小桥连接着的凉亭和四处分散的小岛。这是洛阳最大的园林,并成为洛阳城中头面人物荟萃的中[37]心。白居易的履道园可谓相形见绌了。然而,从裴度的宅邸回来之后,白居易却显得十分愉悦,这可以从《代林园戏赠》一诗里看出：南院今秋游宴少,西坊近日往来频。假如宰相池亭好,作客何如作主人？（《白居易集笺校》,32·2190）
白居易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在两个园子里的“客”、“主”身份之别,这种差别是两园对比的前提。白居易在同一情境下,还写了另外三首诗,这三首诗也围绕着相同的内容展开对比（《白居易集笺校》,32·2191—92）。三首诗其中之一突出了白诗中司空见惯的一种对比。别人的园林虽大,但不如他和自家小园林之间的亲密关系。这首诗就是《重戏答》：小水低亭自可亲,大池高馆不关身。林园莫妒裴家好,憎故怜新岂是人？（《白居易集笺校》,32·2192）
与园林大小对比相关的是,白居易诗歌里还经常出现园林大小与占有时间长短之间的对立。白居易常常号称自己是空间不足时间补。《题西亭》就清楚地体现了这样一种补偿和平衡的主题：多见朱门富贵人,林园未毕即无身。我今幸作西亭主,已见池塘五度春。（《白居易集笺校》,28·1955）
如果享有园林长达五年之久是一桩幸事的话,那么拥有了十年的时间,就完全可以发自内心地进行庆贺了,就像白居易在《自题小园》里所说的那样：不斗门馆华,不斗林园大。但斗为主人,一坐十余载。回看甲乙第,列在都城内。素垣夹朱门,蔼蔼遥相对。主人安在哉？富贵去不回。池乃为鱼凿,林乃为禽栽。何如小园主,柱杖闲即来。亲宾有时会,琴酒连夜开。以此聊自足,不羡大池台。（《白居易集笺校》,36·2475）
价值的标准从园林的大小转移到拥有时间的长短上来,这在一定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