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涛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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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海盗（海商）的兴衰：基于全球经济发展的视角试读：
前言
经济全球化是近年来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中国的改革开放便是一个自身不断融入全球经济发展的过程，同时也是对经济全球化不断推动的过程。但是经济全球化果真如主流经济学所宣扬的那样让每一个国家和每一个人受益，造就了普遍的富裕和繁荣吗？自由贸易确实是使一个贫穷的国家摆脱贫穷、走向富裕的根本途径吗？那些当今的发达国家，又是否像它们所提出的理论那样始终坚持自由贸易呢？我们不必探寻更远的例子，只从近年我国收购外国公司尤其是欧美发达国家的例子上便可见一斑。2005年，中国海洋石油有限公司并购美国尤尼科石油公司事件在美国引起了轩然大波，最后以收购失败结束。如果这仅仅是一个个案还情有可原，可是此后发生的一连串并购失败的事件使中国的企业家、经济学家和政治家意识到中国企业“走出去”的障碍并不完全是资金和技术的问题。欧美国家虽然总将自由贸易口号喊得十分响亮，但是他们才是真正的贸易保护主义大师，对自己有利时就将自由贸易挂在口边，对自己不利时便抬出“经济爱国主义”。既然现实如此，那么历史上是否存在过真正的自由贸易？欧美国家是否依靠自由贸易取得了今天的成就呢？作为一个经济史研究者，笔者并不打算给出一个逻辑的证明，只是希望从历史的角度追寻自由贸易在历史上是否真实存在过，国家是否完全放任企业自由经营而不加以干涉。
众所周知，新航线的开辟以及新大陆的发现带来了全球贸易的迅速扩张，旧有的欧亚贸易因为美洲白银的加入而大幅度扩张，美洲则因为大量人口的涌入和出生而成为重要的原材料来源地和市场，非洲则为不断扩张的世界贸易提供了大量劳动力。伴随着贸易扩张而来的是商人群体的扩大，他们奔走于世界各地，建立了全球性的贸易网络。但是在这个贸易网络的构建中，欧洲商人显然更好地抓住了机遇，逐渐控制了海洋和贸易，而原本强大的亚洲商人不但没有扩大自己的贸易范围，而且在自家门口被排挤出了贸易行列。那么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什么呢？是西方商人经常标榜的自由贸易吗？如果熟悉历史，很快就可以回答这不是事实。欧洲商人并不是在经商技巧和效率上高于亚洲商人，而是他们有着坚船利炮。
西方商人扩张之初便是采用武装贸易的方法，一旦有可能，便采取赤裸裸的海盗手段。葡萄牙第二次亚洲之行便暴露了他们的海盗面目，肆无忌惮地在海洋上抢劫阿拉伯商船，并且以武力进攻卡利卡特。随后，在亚洲的武力扩张更成为葡萄牙的战略，通过近半个世纪对亚洲主要贸易中心的武力进攻，葡萄牙构筑了一个连接欧、亚、拉美的贸易网络。西班牙也不甘示弱，以武力摧毁了几乎整个美洲的印第安文明，占领了美洲大片的土地以及亚洲的菲律宾，同样建立了一个庞大的海陆帝国，并且授权本国商人垄断这个帝国的市场。作为后来者的英国、法国与荷兰等国，在与西班牙和葡萄牙两个先行者竞争时表现出了更高的效率，这些国家的各个阶层都卷入了海外贸易与海盗的活动当中，尤其是创立了将贵族与商人的利益紧密结合的军事贸易组织——特许公司与其他国家武力争夺市场和原料。所以伴随大航海时代而来的便是大海盗时代，袭击商船和沿海城镇、村庄以获取战利品只不过是海盗活动的表象，其背后则隐藏着对殖民地和贸易的国家间的竞争。正是这种武力竞争才使欧洲国家逐渐控制了海洋和贸易。
那么在欧洲商人武力扩张海上贸易之时，中国商人又在做什么呢？伴随着全球贸易的扩张，中国商品的海外需求也大幅度增加，随之而来的是进行海外贸易的中国商人也越来越多。但是他们不得不面临两个方面的压力：一方面是西方海商在海洋上的武力竞争，不论是最先来到中国沿海的葡萄牙还是随后而来的西班牙、荷兰、英国等国商人，都以武力排挤中国商人，希望以此获得中国海外贸易的垄断权；另一方面更大的压力则来自本国政府禁止或限制出海贸易。中国的统治者并无扩张海上贸易的野心，相反时刻都在防范海上带来的威胁，因此，对本国商民出海贸易持怀疑态度，明朝前中期更是实行了严格的海禁政策，禁止本国商民出海贸易。然而在海外贸易扩张的背景下，私人海外贸易还是广泛发展起来。尤其是在葡萄牙来到以后以及日本白银发现之后，海外贸易更进一步扩张。然而欧洲国家来到亚洲海域之后，原来存在的亚洲贸易模式受到了极大挑战。欧洲武装商船劫掠在海上见到的每一艘亚洲商船。中国商船当然也成为欧洲武装贸易的牺牲品。这使亚洲海商受到极大打击，选择只有两个，要么束手投降，在西方商船的庇护下苟延残喘，要么以武力对抗武力。从事贸易的中国商人首先选择了武力。但是中国海商一使用武力对抗西方商人，便立刻引起了本国统治者的警觉。相对于欧洲国家寥寥数艘武装商船，本国统治者强大的力量无疑成为他们最大的威胁。结果本来海商之间的对抗便成为中国海商与本国统治者的冲突。由此不难看出，这些所谓的海盗不过是武装海商。然而统治者对任何平民武装化的倾向都十分担忧，恐怕会使他们的政权有被颠覆的危险，这使统治者不遗余力地对武装海商进行打压，王直集团、郑氏集团作为堪与西方商人竞争的武装贸易集团，均因受到本国政府的打压而失败。
喧闹的海盗时代在17世纪末期已经进入了尾声，各主要海洋国家相互之间签订了条约，制止海盗的随意活动。1856年，各海洋强国甚至共同制定了《巴黎宣言》，宣布非战争期间在海洋上劫掠为非法，彻底宣告了海盗时代的终结。
如果能够从空中一直观察这段历史，一幅奇特的场景便展现在我们面前：当明朝统治者正在打压东南沿海的王直等走私贸易集团的时候，英国正在支持霍金斯与德雷克的走私与海盗活动；当清王朝以海禁这样的滑稽政策对付郑氏集团的时候，英国与荷兰都在积极发展自己的海上力量，进行三次英荷战争；当乾隆帝醉心于东南沿海太平无事的时候，英国与法国已经展开了全球范围内的海上角逐；当嘉庆帝最后以收买的办法平息了东南沿海海盗的时候，英、法、荷几个海洋大国则在巴黎签订了条约，宣布海盗为非法并给予武力打击。此时的清朝连沿海海盗都已经无法以武力平定，就更不要提几十年后更加强大的英国舰队了。打击商人不但使中国的海商衰落，也使中国的海防衰落，在与西方的对抗中变得不堪一击。
这段海洋上纷繁复杂的历史清楚地表明，西方先是利用海盗获得了海洋和贸易的垄断权力，然后确立了规则保护自己的权利，这使利润源源不断地流入西方国家，促进了西方国家逐步向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发展。而中国则相反，在海商受到镇压后，贸易利润不断缩减，以致中国产品逐渐由技术密集型向土地资源密集型退化。从全球经济发展的视角重新审视这段历史，对我们重新理解在全球化过程中中败西胜以及自由贸易理论具有十分重要的启示作用，这也是本书选择海盗（海商）作为研究对象的原因所在。
一旦明确了研究对象，与本书相关的研究便骤然丰富起来，很多学者对明清时期的海外贸易与海商都进行过深入的研究，尤其是全汉升、傅衣凌、田汝康、林仁川等老一辈学者，对此问题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使我们认识到随着全球经济联系的建立，中国海外贸易在明清时代规模越来越大，超越了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中国在晚明时期已经成为世界市场的有机组成部分，东南沿海地区的商人也积极从事海外贸易活动。这些研究虽然对海外贸易以及海商的活动做了诸多的探讨，但是他们似乎忽视了在海外贸易扩张中一个特殊的群体，即武装海商群体的出现及其兴衰。这个问题似乎交给了另外的学者研究，他们更多的是从政治学、社会学的角度探讨明清海盗（海商）的兴起，在研究中更多采用的是微观史学的研究方法，这些研究虽然为读者提供了事件的细节，但是缺乏更广阔的视角，也没有把握问题的全貌。因此，本研究希望将海外贸易与海盗（武装海商）的研究整合，借助全球史学者倡导的整体主义方法，将明清海盗（武装海商）置于全球经济发展的背景下分析，这将有助于我们深化对以下几个问题的认识。
第一，海盗在中国历史上并不鲜见，他们打家劫舍，甚至进行大规模的起义，但是他们的性质不过是沿海渔民、农民，他们无以为生，进行了一系列反抗行为。那么明清海盗在性质上是不是仍然如此，抑或与以前的海盗性质完全不同呢？
第二，明清时代不但经历了海盗活动的高潮，从全球范围来看也是海盗活动的高潮时期，海洋成为一个弱肉强食的世界。但是到19世纪初期，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大规模海盗活动衰落了。那么中国与全球的海盗活动之间是否存在某种内在的关联，以及这种关联表明了什么呢？中国与欧洲各国对待海盗的态度又有什么差别呢？
第三，歌德曾经说过海盗、战争与贸易是三位一体的，这是基于欧洲经验的总结，但是也表明了海盗活动与贸易的密切关系。中国的海盗（海商）与中国的对外贸易存在何种关系呢？尤其是中国的海盗（海商）衰落以后，对中国的海外贸易造成了何种影响呢？对中国在全球化时代来临时的竞争又产生了多大影响呢？西方的大规模海盗活动在19世纪初期同样衰落了，但是西方为何主宰了全球的海洋和贸易活动？这种贸易活动对西方成为世界的中心产生了巨大的作用。
本书关于明清海盗（海商）的资料包括三个部分，一是官方史书，包括《明实录》《清实录》《明史》《清史稿》《大明律》《大明会典》《大清会典事例》《康熙起居注》等，也有辑录明清大臣的奏折、书信，包括《明经世文编》《清经世文编》《明清史料》等。二是明清时期大量的私人笔记、小说、文集、地方志、商人文书、海道针经等，如《筹海图编》《日本一鉴》《东西洋考》《天下郡国利病书》《东南纪事》《台湾外纪》《先王实录》《圣武记》等，这些私人笔记、小说记录了很多正史当中不曾记录的资料，对了解明清海盗（海商）起到了重要的补充作用。三是西方商人与殖民者来到东方以后，对中国商人行为的记录。中文资料致命的缺陷是缺乏对海外贸易的详细记述，私人笔记也大多语焉不详，从事走私贸易的商人为了躲避官府的盘查，也没有记录航海活动的习惯，不曾留下如西方那样丰富的航海资料。西方商人与殖民者虽然并不关心中国的命运，但是出于自身的利益以及习惯，还是留下了大量的有关中国商人的资料，这些资料有些是中文资料中所完全没有的，有些则可以与中文资料相互印证。然而由于语言能力，本书很难从浩如烟海的资料中详细地搜索这些资料，只能够更多借助已经翻译成中文的葡萄牙、西班牙、荷兰与英国文献，如《荷兰人在福尔摩萨》《热兰遮城日记》《巴达维亚日记》《中华大帝国史》等。对西方海盗的研究，则主要参考各国历史著作、一些英文著作和研究论文。第一章明清海盗研究的述评
海盗是海洋贸易发展的一个产物。虽然我们今天往往将海盗一词与抢劫、谋杀和人类公敌及骷髅旗联系在一起，1958年《公海公约》也这样定义海盗：“以下任一行为构成海盗行为：‘（1）私有船舶或飞机的航员或乘客为私人目的，对下列人或物实施不法的强暴行为、扣留行为或掠夺行为：（a）公海上对另一船机，或其上之人或财产；（b）任何国家管辖范围外的船机、人员或财产。（2）明知使船舶或飞机成为海盗船或飞机的事实而自愿参加其活动者。（3）教唆或故意便利本条第一项或第二项所称的行为。’”然而这种观点不过是近代在海洋的争夺中才发展起来的概念，旧时的海盗行为并不尽是现代国际法论点下的违法行为，即使是《公海公约》也没有消除现代对海盗问题的诸多争论。鉴于对海盗的定义本身即发生过诸多变化，在此便不能不对本研究所涉及的海盗做一些说明。大航海时代的欧洲，只有在海上专门从事抢劫的私人船只才被称为海盗，而且各国政府常常只把抢劫本国船只的称为海盗（pirate）并予以惩罚，对抢劫外国船只，特别是持有政府私掠证抢劫敌国船只的则称之为privateer（私有武装船或私掠船），不但不予追究，反而予以鼓励，并掺金入股。而在明清时代的中国，统治者并不区分从事海外贸易的商人与专门从事抢劫的海盗，而把他们笼统称为海盗或者是海贼。本书中所研究的对象仅为明清史籍中所说的从事海外贸易的海盗，因此为了便于对比，本书中更多地将他们称作武装海商集团，以区别于仅仅从事抢劫的海盗集团，他们的对比对象也是欧洲的私掠船而不是抢劫本国船只的海盗。
与西方国家对海盗有极大的研究热情（单单是德雷克便有不下百种专著），其著作、论文可以用汗牛充栋来形容相比。中国因对海盗持有敌意，专门研究海盗的著作与论文就少而又少。近年来随着海洋史研究的热潮，对海盗的研究有所加强。据不完全统计，与明代倭寇相关的专著和论文就不下五百余部（篇）。虽然数量还在不断增加中，但是这样的数量显然仍然无法与西方相比，而且其中很多著作与论文只是偶尔提及海盗也便被归入其中。虽然如此，一一列举这些著作和文章也是不现实的，因此笔者试图采用分类的方法将这些研究加以归纳，并对每一类中的代表性观点加以评述。由于中国海盗受到明清政府镇压是一个事实，争论就集中在海盗爆发的原因和性质上，笔者即根据此种争论将研究划分为三种主要类别，即侵略论、生存压力论和贸易扩张论。
侵略论认为明清海盗是外国对中国的侵略，这在关于倭寇的研究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事实上，对明清海盗研究的兴趣首先起源于对倭寇的研究。20世纪30年代，在日本企图灭亡中国的大背景下，对明代倭寇问题的研究很难真实地还原历史，它的目的更多的是激起中国人民的抗日情绪，因此这个时期虽然诞生了大量的研究，但是在后学看来，其鼓动价值要大于研究价值。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处在冷战的背景下，日本仍然是资本主义阵营中的重要一员，其对我国也仍然采取敌视态度，因此倭寇是日本侵略中国的学说在这个时期仍然占有主流位置，陈鸣钟、云川、王裕群都持此态度，但是他们仅仅论述倭寇的发生过程，认为倭寇的猖獗是明王朝的腐败以及海防衰败造成的，倭寇最终被消灭也是沿海人民同仇敌忾的结果，对倭寇发生的原因以及组成成分、性质等问题都没有做更为深入的探讨，可以说意识形态因素仍然占据着此时期倭寇研究的主流位置。
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国际学术交流的增加以及新的观点提出的挑战，持侵略论者也不得不深化对此问题的研究，寻找更多的证据支持自己的观点。陈学文认为从嘉靖时期倭寇的成分上来看，虽然主要是中国人，但是中国人并没有控制权和主导权，主导这场战争的是日本大名和武士，对嘉靖时期倭患中的首领王直，因为他在日本十五年，已经变成了一个仰人鼻息的汉奸，代表了日本海商的利益。这个观点后来被张声振进一步发扬光大，他认为如果古代存在国籍法，那么在日本长时间居住的王直已经算是日本人而不再是中国人了，因此王直、徐海等发动的战争完全是日本侵略中国的战争。持这种观点的人显然没有理解商业的原则，他们的思想与明清王朝统治者的思想完全一样，认为这些侨居海外的商人完全是天朝弃民。古代从事远距离贸易，由于路程遥远的缘故，总会有一些人居住在其他国家，他们收集与销售货物，并且与当地统治者沟通，尽量创造有利于自己的贸易环境，在社会学上一般将其称为“离散社群”，无论在文化上还是利益上，他们都更多与本国保持一致而不被寄主社会同化。王直在日本建立的居留地完全属于这样的贸易“离散社群”，尽管他们与日本官方联系密切，但他们仍然不是日本人。其他持侵略论的作者在论述倭寇组成成分时，与陈学文的逻辑基本类似，都认为应该从主从关系上去探讨，而且一些作者还列举史料证明在一些具体战役中，真倭占据了主要地位，此处不再一一列举这些著作。
关于嘉靖时期倭寇的猖獗，陈学文将其归因于发生在1457～1477年的“应仁之乱”和1485～1487年的“文明之乱”，两次战争造成了大量农民破产，无以为生，同时国内工商业却因为失去了中央政权的统治不断地发展起来，国内对各种生活必需品的需求增加，而这些生活必需品都来自中国，因此各领主、大名为了对抗中央政权和其他大名，积极组织破产的武士和农民前来中国劫掠，此时又恰逢明朝处在政治腐败、海防虚弱的境地，造成倭寇大规模的爆发。以此推论，嘉靖时期御倭战争就是一场抗击外国侵略的战争，与国内资本主义萌芽没有任何关系。尽管作者针对反驳者对他的责难提出“应仁之乱”与“文明之乱”虽然在嘉靖时期倭患之前七八十年，本身需要一个演化的过程，但是这个演化的时间也未免过长，用来解释嘉靖中期突然爆发的倭乱实在是牵强。
除了论证倭患的起因与倭寇组成成分之外，关于海禁与倭患的关系也是争论的焦点之一，持侵略论者坚持认为正是倭寇的进攻引起了明朝实行更加严厉的海禁而不是相反。晓学、万明都认为明朝前期虽然实行了海禁政策，但是其执行并不严格，因此才有明朝私人海外贸易的繁荣，正是日本侵略中国，才使明朝实行了更加严格的海禁措施。在消灭了倭寇以后，明王朝认识到海禁已经不可能再维持下去了，因此放开了私人海外贸易。所以明王朝的海外贸易政策仍然是开放的，海禁的目的是抵抗外国侵略者而不是限制本国商人出海贸易，完全肃清了侵略者之后，才更有利于海外贸易的发展。显然这种观点是颠倒了海外贸易与海禁的因果关系，无论如何明王朝的统治者也没有打算放开私人海外贸易，嘉靖帝在世时，大臣虽然屡次呈请开放私人海外贸易都被嘉靖帝坚决拒绝了，而当时倭患已经基本平息，所以很难说是倭寇导致了明朝的海禁突然严格。
对清嘉庆年间海盗问题的研究中，也同样存在着侵略论的影子，这便是穆黛安对广东海盗的研究。他的观点来自魏源对此问题的论述，认为在越南西山叛乱之前，虽然广东存在数量众多的海盗，但是海盗都是零星的、小规模的活动，难以形成巨大的集团，如果没有外力的压迫和促进，就不会发生嘉庆年间大规模的海盗问题。18世纪80年代建立的西山政权，虽然一度统治了越南北部，但是因为受到了法国支持的阮氏政权的进攻，财政感到吃力，因此组织中国海盗到沿海劫掠，并给他们提供武器、训练和藏身之地。虽然穆黛安的研究是令人信服的，但是他只将越南西山叛乱作为广东海盗发生的原因而没有考虑到清朝华商经营的海外贸易的衰落，显得过于单一和简单。
一些学者则将明清时期海盗活动的爆发归因于一般人民难以生存情况下的反抗活动，笔者称之为生存压力论。国外社会史学者往往倾向于这种观点。美国学者安乐博将明清时代看作中国历史上海盗活动的黄金时期，无论在规模还是范围上，其他国家的海盗活动都无法比拟。明清时期明显兴起了三次海盗高潮，分别在明嘉靖时期、明末清初和清嘉庆时期。三次海盗高潮虽然各有不同的特点，但是海盗的爆发还是有很多共性，每次遇到饥荒、战争或者经济停滞，就会爆发大规模的海盗活动。饥荒使米价高涨，人民无以为生，纷纷下海为盗，然后由小变大，日益壮大，而此时政府往往应付内外部叛乱，如嘉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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