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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托马斯· W. 霍奇金森,休伯特·范登伯格

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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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腔指南试读：

派对主人

有一种才华，是能认出别人有才华——可能就是因为这一点，让后世会记得接下来提到的几个人，也让他们的其他方面都显得不那么重要。他们办过一些难忘的派对，邀请过不少当时最有才华的作家和艺术家。

佩吉·古根海姆

Peggy Guggenheim，1898—1979

艺术收藏家

用法：提到任何处境艰难的艺术家，你都可以评论：“他现在要等的就是一个像佩吉·古根海姆那样的人。”

有一次，别人问佩吉·古根海姆，她拥有过几个丈夫。她回答：“别人的丈夫要算进去吗？”性爱似乎是这位美国女富二代主要关心的事，艺术只落后一点点，排在第二位。有时候，这两件事成了同一∗(1)件事。她和超现实主义画家马克斯·恩斯特上过床（谁又没上过呢？），甚至两人还成了夫妻，虽然这段姻缘没有延续多久。

只不过，男人一般来说对佩吉并不好。她的第一任丈夫会打她，∗而表现主义画家杰克逊·波洛克说佩吉丑到和她做爱得先拿一块毛巾把她脑袋裹住。（唉，佩吉长了个大圆鼻子，后来做了整容手术依然不见改观。）波洛克其实从来没有把他的这个理论付诸实践，但你依然觉得他应该更心存感激一些，因为古根海姆不断把他请到自己那些有名的派对上，让他可以结识那个时代最了不起的人物。虽然家财万贯，但佩吉·古根海姆生性抠门，所以这些晚间聚会中她只提供难以入口的苏格兰威士忌和拌好盐的薯片。不过，她的确是波洛克最慷慨的资助人之一。

作为一个最典型的可怜富家女，古根海姆找到了生命的意义，就是满欧洲跑，并把自己的财富花在当时那些艺术天才的美妙作品上。∗∗∗这些人里包括了毕加索、康定斯基、克利、达利、马格利特和蒙德里安，这还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这些收藏最终永久地留在了威尼斯的一座豪宅中，后来命名为“古根海姆博物馆”（不要和纽约的“古根海姆博物馆”混淆起来，后者是她舅舅所罗门·R．古根海姆建的）。至于佩吉是真的有水准能发现艺术精品，从而建起了她质量傲人的艺术收藏，还是主要归功于她那些经验丰富的顾问，向来是有一些争议的。

葛特鲁德·斯泰因

Gertrude Stein，1874—1946

作家

用法：要是你觉得某人的花园不怎么样，但又不想驳人家的面子，就可以引用斯泰因最有名的诗句：“一朵玫瑰就是一朵玫瑰就是一朵玫瑰就是一朵玫瑰。”

伍迪·艾伦的电影《午夜巴黎》就是被这样一个想法启发的：要是能去葛特鲁德·斯泰因的派对那该多好！斯泰因是一个有钱的同性恋犹太作家，二十九岁的时候跟哥哥莱奥一起搬到了巴黎。他们很快建立起了一个让人赞叹的艺术收藏，以至于从早到晚都有人来做客，只是为了看画（如果他们是艺术家的话，也想把自己的作品卖给他们）。最后斯泰因兄妹定下规矩，只在周六晚上接待访客——于是他们闻名遐迩的“沙龙”就这样开始了，渐渐成了巴黎的一件大事。

跟哥哥闹翻之后，葛特鲁德和自己的恋人爱丽斯·托克拉斯一起∗∗延续着这个传统。客人到了之后——包括毕加索、马蒂斯、海明威、菲茨杰拉德等——就和斯泰因谈文论艺，而爱丽斯会在另一个房间招待他们的妻子和女友。斯泰因自己也是个值得重视的作家，虽然她的作品几乎没有人能看懂。她把“意识流”运用到了极致，似乎是认定了任何念头只要出现，她就一定得把它记下来。而且她喜欢依靠“重复”让别人听懂她的意思。她最有名的诗句是“一朵玫瑰就是一朵玫瑰就是一朵玫瑰就是一朵玫瑰”。（后来她得意地评述道：“一百年来，英文诗歌只在这句话里第一次让玫瑰红了。”）再给你看一个例子：“从善意中，生出红色，从无礼中，迅速生出相同的问题。”像疯话吧？可惜斯泰因始终没有明白，要是一句话没人看得懂，它是有趣不了多久的。

她卖得最好的书是一部相对更直白的散文作品《爱丽斯·托克拉斯自传》。利用了典型的现代主义写作花招，这本书讲的其实是葛特鲁德的人生，而不是爱丽斯的。斯泰因被指在二战时向纳粹卑躬屈膝，让她的名声受损。甚至她作为艺术收藏家的眼力后来也受到质疑。有一个评论者称她有“收集天才”的禀赋。但也有一些人反驳，那些真正有才华的艺术家其实是莱奥甄别出来的，自从兄妹俩分道扬镳，葛特鲁德的艺术收藏就开始走下坡路了。

斯特芳·马拉美

Stéphane Mallarmé，1842—1898

诗人

用法：如果你看了一部电影，其中画面、意象震撼人心，但逻辑上说不太通，你可以说它延续了一个伟大的传统，源头就是斯特芳·马拉美。

法国文人斯特芳·马拉美一辈子大多数时候都入不敷出。但在巴(2)黎罗马街的家里，他还是东拼西凑，每周都能找到几枚苏办一场酒会。这些沙龙的常客后来被称作“Mardistes”——取自法语中的“星期二”，因为他们都是每周二见面的——其中包括好些当时最有∗才华的作者，随便举几个例子：W．B．叶芝、安德烈·纪德和保尔·∗瓦雷里……埃德加·德加和奥古斯特·罗丹曾经也混迹其中。

如果你是个诗人，确保诗作流传后世的一个绝佳的办法就是说服伟大的作曲家为你的文字谱上音乐。人缘好到让我们瞠目结舌的马拉美就做成了这件事。他的诗《牧神的午后》由克劳德·德彪西为其作∗曲，后来也让瓦斯拉夫·尼金斯基编成了一个举世哗然的芭蕾舞。拉威尔和布列兹也都给马拉美的诗配过乐。音乐性是马拉美毕生工作的宗旨，相较于词句的意义，马拉美对它们的读音更感兴趣。实际上，他会把同音异义的字放到诗歌里，让诗歌被念出来的时候，听众吃不准到底在说什么，只能用耳朵听，并享受文字的音乐性。

马拉美重视风格大过实质，也就让他跻身于十九世纪末法国的“象征派”文学浪潮。如果说现实主义者追求尽量准确地描绘现实生活，那“象征派”在意的事情基本上正好相反。不管怎么看，马拉美的影响都是深远的，而且不仅仅是在文学领域。他启发了立体派和未来派的艺术家，还有达达主义和超现实主义。可能略显可疑的是，英国摇滚乐队“酷玩乐队”声称写《生命万岁》那首歌的时候，心里面想着的是马拉美，让人觉得分外有文化涵养。不过他们还没有到流行歌手Lady Gaga的地步，后者在设计唱片封套的时候，启用了美国最有名的一位当代艺术家……(1)　后面带星号（∗）说明书中对此人有独立的介绍。——原书注(2)　法国旧钱币。

唱片艺术家

当代艺术界让人感觉有点太阳春白雪，没有几个艺术家在年青一代中有什么号召力（说起来，对其他年龄层也没有）。如果想避免这个尴尬处境，一个办法就是让你的作品能用在流行歌手和摇滚乐队的专辑上。

杰夫·昆斯

Jeff Koons，1955—

艺术家

用法：一个评论界分歧很大的人物，提起昆斯一般来说要么嗤之以鼻，要么大肆吹捧。你要特立独行，就说你觉得他“还行”。

2013年，杰夫·昆斯替流行歌手Lady Gaga的专辑ArtPop设计了封(1)面。有些人可能会说，此事果然“gaga”。因为昆斯的作品包含了一些似乎专门就是迎合还没开口说话的婴孩的元素：闪闪发光的、嘎吱作响的、媚俗的和卡通的。他曾经用铬合金做了一只巨大的气球狗，把一只篮球悬浮于一鱼缸的水中，还制作了迈克尔·杰克逊和无敌浩克的塑像。

昆斯当过经纪人，在新的事业里带去了一些华尔街的精明世故，把自己的艺术产出变成了一项工业。他在纽约的工作室就像个工厂，雇用了大概一百个助手。他最高明的一招就是把自己一些幼稚的态度和对伟大艺术传统的指涉结合起来。于是，严肃的艺术馆也可以展出他的作品，确信这些展览的吸引力不亚于情色艺术展——而且两者之间的相像之处，还不仅仅是在吸引力上。他的“天作之合”系列（1991）是由一组露骨的性爱照片构成的，性爱的两位主角是昆斯和他的妻子——匈牙利艳星琪秋黎娜（这个词的本意是“对胖男生有吸引力的女子”）。活色生香自不待言，而且昆斯设计的画面还特意模仿了十八世纪法国艺术家布歇和弗拉戈纳尔的绘画作品。

把自己放入作品中还体现了昆斯艺术的另一个重要特质。他不仅仅对明星感兴趣，他自己本身就是个明星。如果这是一个骗局，那真是骗得太成功了。2013年，他的《气球狗（橙色）》成了在世艺术家拍卖掉的最贵的作品，它给昆斯带来了五千八百四十万美金。不管大家对昆斯还有多少别的议论，但他那种厚脸皮的商业主义精神有时候的确很好玩。

格哈德·里希特

Gerhard Richter，1932—

艺术家

用法：如果有人问你最喜欢的艺术家是谁，你或许可以回答：“我有点想说是里希特，只不过他的创作风格太多样了……”

自从卢西恩·弗洛伊德去世之后，德国艺术家格哈德·里希特经常被视作在世最伟大的画家。他是凭什么赢得了这样的赞誉？最重要的是在这个油画被很多人认为有些过时的年代，他依然对这种媒介很感兴趣。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他八九十年代的“Abstrakte Bilder”系列（这两个单词就是“抽象画”的意思）。其中一些典型的作品包括了他在一张巨大的画布上印刷照片，然后涂上厚厚的颜料，再用橡皮刷帚（就像你用来把挡风玻璃上的积雪刮掉的那种）去刮抹。这种技巧听来简单，却一举三得：既显得有创意，又很有活力，最后作品也好看。

格哈德·里希特的现实主义绘画也很有名，似乎只是为了证明这对他来说也不在话下。这些作品中很多都会出现头骨和点燃的蜡烛，风格很像乔治·德·拉·图尔。可以参见他给美国摇滚乐队“音速青春”1988年的专辑《白日梦国度》所制作的唱片封面。他之所以被认为是像毕加索一样的天才，或多或少也是因为他的风格太多样化了。他(2)的过往作品包括一些受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视幻艺术影响而产生的创作，还有科隆大教堂美轮美奂的彩色玻璃窗，里面包含无数个小方块，它们的颜色是由电脑随机选取的。

格哈德·里希特出生于德累斯顿。他的父亲是个纳粹；母亲的妹妹是个精神分裂症患者，死在纳粹对病患实行安乐死的运动中。如果见到这位艺术家，你会发现他既表现出自己过往带给他的伤痛和沉重，也有种冷冷的幽默感和一种得体的手足无措，就好像他对自己依然健在讶异至极。他说过，绘画是一件严肃的事情，是人类最基本的一项能力，就如同跳舞和唱歌一样。同时，他也对自己作品天文数字般的价格感到不屑，认为这很“蠢”。

安迪·沃霍尔

Andy Warhol，1928—1987

艺术家

用法：在今天，提到安迪·沃霍尔这个名字，最常见的是因为提到了他那个“出名十五分钟”的概念。

对有些人来说，当代艺术显得很肤浅。安迪·沃霍尔会同意你：是肤浅，但很美，不是吗？（“美”是他最喜欢用的词之一。）他对名气比对才华更有兴趣，在他那些艳丽的丝网印刷图中，主角往往是像玛丽莲·梦露和猫王这样的演员和流行歌手。“在未来，”沃霍尔那句宣告一直流传至今，“每个人都会全球闻名十五分钟。”在某种意义上，这当然只是存心引发争议，但在另一种意义上，这句话可以说成为了现实。互联网让所有人都能朝世界吆喝出自己的声音。谁知道呢？说不定你的微博就什么时候被“疯转”了。

跟很多了不起的艺术家一样，他的成就在某种程度上也要归功于他的营销手段，但的确只是在某种程度上。这件事的难度部分就在于要开拓新的疆域：对于一个视觉艺术家来说，这就意味着你要创造一种和你如此难舍难分的作品，以至于今后任何人做出类似的东西，大家都会说是他在抄袭你。沃霍尔的丝网印刷画当然做到了这一点。它们把痴迷的视线投向名人的脸孔，也投向了常见的日用商品，比如汤罐头，或者（在他给摇滚乐队“地下丝绒”的处女专辑设计的封面中的）一根香蕉。可能他制作的一些先锋电影给人留下的印象就没有这样深。这些电影都有极度直白的名字，像《睡觉》（1963）就是拍了一段他的某个朋友在睡觉。

沃霍尔相信，如果你想成为一个名人，你只需要看上去像个名人就可以了。遵循这条准则，他会佩戴银色的假发，而且时常更换，所以看上去头发一直在长。在他纽约的工作室（被他命名为“工厂”）中，有很多无足轻重的社会边缘人物被吸引在他左右，像是一些异装癖者，或者一些艺术家做派的瘾君子，这些人都被沃霍尔称为他的“超级明星”。其中一个扈从瓦莱丽·索拉纳斯后来厌倦了他，在1968年朝沃霍尔开了一枪。不过沃霍尔居然大难不死；可能他觉得被枪杀这种死法对于像他这样一个有创意的人未免太传统了。(1)　英文中，gaga主要有狂热、老年昏聩两义，但此处似指“嘎嘎”的发音像还不会说话的孩子。(2)　Op art，也译作“光效应艺术”，一种利用几何图形和色彩对比产生各种形与光色的运动以造成视错觉的艺术。

知识最性感

他们都说物以类聚，所以有名望的文化人物会和有名望的文化人物上床，就顺理成章得跟布拉德·皮特会和安吉丽娜·朱莉在一起一样。

弗里达·卡罗

Frida Kahlo，1907—1954

艺术家

用法：当需要表达一个艺术家从极端的肉体伤痛中获取灵感时，可以提起卡罗作为例证。

弗里达·卡罗的艺术一直和伤痛难解难分。她刚满十八岁的时候，就在墨西哥城遭遇了一起严重的事故：她所乘坐的巴士与一辆有轨电车相撞。她的脊柱、锁骨、肋骨、骨盆和腿脚全部受创，车辆残骸中一根断裂的铁扶手穿透了她的子宫，让她从此丧失生育能力。在休养过程中，她决心成为一个艺术家，后来创作出的个人化作品充满生命力，最终使她成为墨西哥最成功的女画家。

在她活着的时候，比这些画作更出名的是她的婚姻。她嫁给了另一个墨西哥艺术家迭戈·里维拉。说得客气点，他们的感情至少是不太稳定的。两人都出轨了。卡罗婚外情的对象中不仅有男人，还有女人。显然里维拉对妻子的女情人们并不太介意。而卡罗却认为丈夫和她的妹妹克里斯蒂娜上床突破了底线。为了报复，她和流亡在墨西哥的列夫·托洛茨基共赴云雨。在男女关系上遭到背叛之后，这样的报复手段别人的确很难企及。

卡罗的艺术中有种天真的、如梦似幻的特质，里面还加入了不少墨西哥神话中的符号，于是超现实主义画派一直把她看做是自己人。卡罗也一直被推崇为女权主义的标杆，不仅因为她在私人生活中表现出强烈的独立性，在艺术中更是如此。她的作品常与肉体和本能相关（在一幅画作中，她描绘自己从母亲的子宫中钻出）。在她众多的自画像中，除了目光锐利，她还始终不愿美化自己。虽然是个漂亮的女人，但她每回都要把自己画成一字眉并且在上嘴唇画出如胡须般的汗毛。

汉娜·阿伦特

Hannah Arendt，1906—1975

哲学家

用法：如果你读了一个关于杀人犯的深度报道，发现他们除了爱杀人之外显得和常人无异，你可以宣称：“阿伦特所谓的平庸的恶的又一例证。”

当德国哲学家汉娜·阿伦特开始和自己的大学教授马丁·海德格尔∗谈恋爱的时候，大家都觉得这两人能走到一起是非常奇怪的。阿伦特是个犹太人、反法西斯主义者，而海德格尔至少在某一段时期之中是个纳粹的支持者。（比如在他就职的大学，就是海德格尔让行希特勒的纳粹礼成为了一种惯例）。很久以后，两人早已结束了恋情，阿伦特还为自己的前情人辩护，声称他最不济也只是幼稚罢了。她的话还是有分量的，除了一度身陷集中营之外，她那时也已经是个文坛明星了，最有影响力的就是她对独裁政权的分析。

在研究纳粹的过程中，阿伦特造出了一个词叫做“平庸的恶”，想要表达的是：那些骇人听闻的恶行，实施者往往是一些看上去并非恶魔附体之人，他们也并不是出于纯粹罪恶的目的。她用这个词形容阿道夫·艾希曼，大屠杀的设计师之一。阿伦特相信艾希曼把无数犹太人推向死亡，并不因为他对犹太人深恶痛绝，也不是因为他是个施虐狂，而是出于一个平庸到悲剧的原因：艾希曼是个想要飞黄腾达的人，他知道屠杀犹太人能帮他在纳粹的政党中步步高升，于是就简简单单对其中的惨剧选择视而不见。

马丁·海德格尔

Martin Heidegger，1889—1976

哲学家

用法：下回散步的时候，宣称你散步不只是为了身体好，而且是希望借此逃脱那种海德格尔式的“被抛性”。

有一次别人问德国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人要怎么做才能让生活更美好；他回答：我们都应该“在墓地里多待一会儿”。我们听到过各种各样的建议，这一条算是其中有点病态的了，可虽然海德格尔的首要哲学精神把接受人类终有一死作为它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细看之后却积极和实用得叫人意外。

在他那本《存在与时间》（1927）中，海德格尔提出，只有直面了我们将死这个事实，我们才开始活着。或者我们可以用他的术语来说：只有拥抱了“Das Nichts（不存在）”，我们才能对付得了“Das Sein（存在）”。我们大多数人在大多数的时候过着一种“不真实”的人生：我们焦虑的是他人对我们的看法，但其实这些人并不关心我们，也不能将我们从必死的命运中拯救出来——所以我们到底是为什么要一直讨好他们？第二点，他写道，我们都是“被抛进”这个世界的。他用这个词表达我们并没有选择降生到这个世界上来，也无法选择我们出生在哪里，父母是谁，所受的教育是怎么样的。自然而然的，我们早期的体验和信念都是被“抛”在我们身上的。这种“被抛性”，就跟我们的“不真实”一样，需要被超越。如何超越呢？海德格尔推荐在乡野中长时间地散步，琢磨我们的存在是多么神奇。

如果方才的这些介绍让你觉得海德格尔听上去还挺好理解的，请不要被误导。作为二十世纪最重要也是最复杂的哲学家之一，他延续了德国哲学不可理解这一伟大传统，前辈之中包括了像伊曼努尔·康∗德这样的人。（当然也正因为这一点，谈话中提到海德格尔才更令人刮目相看。）这也就意味着，没有人能完全确定任何一句话到底符不符合海德格尔的思想。

曼·雷

Man Ray，1890—1976

艺术家、摄影师

用法：只要一张照片里包含了超现实的元素——比如一个看起来完全不应该出现在那里的东西，就可以说它或许受了一点点曼·雷的影响。

就跟很多有才华的人一样，美国艺术家曼·雷喜欢跟其他有才华的人上床。其中之一就是比利时诗人阿冬·拉克鲁瓦，她后来在1914年成了他的第一任妻子。当他们1919年分开的时候，拉克鲁瓦愤恨地告诉他：“离开了我你什么事都成不了！”他的回答很低调：“我们到时看吧。”但随着时间流逝，这句反驳一定越发显得高明。之后没过多久，雷就搬到了巴黎，开始了自己一段创作最为旺盛的阶段，而且凭借那时候的作品，他被很多人认为是二十世纪最重要的艺术家之一。“艺术并无发展，”雷曾经这样评论道，“就像做爱没有发展一样。只不过就是各人方法不同而已。”虽然这句话说得漂亮，但他的艺术生涯确凿无疑地能看出发展来。曼·雷原名伊曼纽尔·拉德尼茨基，父亲是个裁缝。他刚开始作画时风格相当传统，但后来受到马塞尔·

∗杜尚的启发，成为了超现实主义运动中的核心成员。他标志性的一件作品叫《伊齐多尔·迪卡斯之谜》，里面是一台用布裹起来的缝纫机（这也是在向他父亲的职业致意）。

只要是个人物，雷全都认识，而且他充满活力地从一种风格变向另一种风格，显得很是轻松。到了今天，他最让你记住的或许是在摄影中的实验。《安格尔的小提琴》很典型地体现了他在视觉艺术上的机智，那是一张他情人的黑白照片（情人的名字不同凡响，叫“蒙帕纳斯的吉吉”），我们从身后看到她裸露的背部，曲线让人想到小提琴。他还很有心计地给当时不少有才华的人拍照片，其中包括詹姆斯∗∗·乔伊斯、葛特鲁德·斯泰因，以及一位除了天赋还有无比美貌的学徒……

李·米勒

Lee Miller，1907—1977

摄影师、缪斯

用法：如果想让一个早熟的年轻女子对你有好感，可以试着表达你对李·米勒作品的崇拜之情。

不用费多少心思，应该就可以想到这样一个男人，他外貌出众、生活潇洒、纵横情场，偶尔创造出些了不起的艺术或文学，但相对而言，这样的女人就不多了。美国摄影师李·米勒就是其中之一。她有惊世骇俗的美貌，以Vogue杂志的时装模特出道；然后跑去巴黎，成了超现实主义摄影师曼·雷和其他人的情人和缪斯；之后又脱胎换骨，变成了一个战争摄影师，她是最早拍摄到纳粹屠杀营恐怖场面的摄影师之一。

通常来说，她拍的照片都有超现实主义派的出其不意，又结合了时髦杂志的圆融体贴。不过她更让后世记住的，恐怕还是拍她的照片（当你美得惊世骇俗时，总要承担这样的风险）。或许最不同寻常的一张影像，就是她赤身裸体坐在希特勒位于慕尼黑的浴缸里，而几天之后，元首就在柏林的地堡中自杀了。在浴缸的前方，我们可以看到米勒的靴子上留着集中营里踩来的泥巴。

再后来，她被当时目睹的可怕场景困扰，成了个酗酒者。有些评论家提到她时颇为不屑，说她只是个游戏人生的轻浮女子，或者是个自大狂，或者两者兼而有之：女人一旦依着自己的性子行事，总会让男人觉得不自在。嫁给了艺术家罗兰·彭罗斯之后（丈夫后来被授予爵位，意味着她也成了彭罗斯夫人），米勒在英国乡村的一座农场定居下来。她把全部精力又投入到超现实主义的烹饪上，比如用蓝色的意大利细面条和花椰菜做出乳房的样子。她几乎再也不提起自己的过往，但任何有疑问的人都可以查阅她曾经的照片，或者在让·谷克多∗1929年的电影《诗人之血》中寻找她的靓影。她在银幕上的优美和动人，再次印证了某位加拿大文化理论家的判断，他说电影是种“热(1)的媒介”。而这位理论家自己也喜欢时不时地在电影中出镜。(1)　这种说法后文有所解释，但此处作者大概也用了hot所包含的“性感撩人”的双关义。

大银幕

如果听到自己的名字在电影里被念出来，那么你就知道自己已经成功了；而要是能真的再露个脸，那就更好了。

马歇尔·麦克卢汉

Marshall McLuhan，1911—1980

哲学家、媒体理论家

用法：要是有人指责你胡说八道，你可以用一种很优雅的驳斥方式——转过去面对他们，低声说：“就像马歇尔·麦克卢汉曾经说的：‘你对我的思想一无所知。’”

那场戏真是太精彩了。1977年的电影《安妮·霍尔》中，排队等着电影进场时，伍迪·艾伦被身后一个自命不凡的家伙惹恼了，那个人不停地唠叨着马歇尔·麦克卢汉的理论。为了证明他在瞎说，艾伦直接找来了麦克卢汉本人，由他亲口宣布：“你对我的思想一无所知。”然后，艾伦转过来面对着镜头说：“好家伙，要是人生真像这样就好了！”但在某种意义上，这一幕戏的确有它真实的成分：“你对我的思想一无所知”就是麦克卢汉最喜欢说的话之一。这个情节是后现代的（就在于它向观众挑明了电影的虚构性），而麦克卢汉就是一个后现代的理论家。“媒介即讯息”——要概括麦克卢汉的中心思想，他的这句话很关键。马歇尔·麦克卢汉是一位加拿大学者，基本上可以认为媒体学就是他发明的。麦克卢汉认为抛开书和电影的内容，纯粹作为媒介研究它们会更有意思。我们看书、看电影，到底对我们产生了什么影响？大部分人类都不阅读这个情况得以改变，相对而言，离我们并不遥远。而照现在的情形看，可能很快也就没有人要看书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之前，大部分人都没有电视。而现在我们都在笔记本电脑上看电影。按照麦克卢汉的说法，这些在媒介上的变化（不管这些书籍和影视的内容道德与否）都对我们思考问题的方式产生重大影响，决定我们是怎么样的人。他在《谷登堡星汉璀璨：印刷文明的诞生》（1951）和《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1964）这两本书中推出的这些观点，让他成为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知识界的大明星。而且麦克卢汉似乎还在互联网出现的三十年前就预测了它的到来。

媒介是“冷”的还是“热”的，是麦克卢汉所作的一个重要区分。他自己在运用这两种说法的时候并不好懂，不过他可能会把现在的超级大片看做是“热”的媒介，因为它是朝你轰炸的，而你只需往后一靠，任由它冲击你即可。与之相对的，一本复杂的书——比如麦克卢汉自己的作品——是“冷”的。读者要花大力气才能理解它。

皮娜·鲍什

Pina Bausch，1940—2009

编舞家

用法：如果你在舞池中显得笨手笨脚，可以向你的舞伴提议：“我们蒙上双眼吧，假装是皮娜·鲍什那个‘穆勒咖啡馆’中的闭眼舞者。”

皮娜·鲍什在德国小镇索林根长大，她的父母在那里经营着一家旅店。还是小女孩的时候——皮娜是菲丽皮娜的简称——她会看着男男女女在餐厅中相恋或分手，这也让她痴迷于人与人之间的微妙关系。狂热与温存可以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她一向抗拒把自己归类，创作集中于所谓的“Tanztheater”，也就是“舞蹈剧场”；就像这个名称所暗示的那样，这种形式介于舞蹈和戏剧之间。

她的整个艺术生涯都致力于模糊边界。她自己就是个舞蹈家，是纽约著名的茱莉亚学院的科班出身，可在她编排的舞蹈中往往会混合传统与即兴表演。她本人的形象很中性化，面容线条清晰、粗犷，几乎有男子气概，而在她的几个作品中，她又会让男性舞者穿上女性的服装。她的艺术理念有些阴郁——对于某些人来说，简直阴郁得让人吃不消——往往强调冲突和寻找那注定无法找到的意义。她最著名的作品就是《穆勒咖啡馆》（直白地向她在索林根的童年致敬），它里面有很多的舞者闭着眼睛表演，撞翻不少桌椅。

她的影响力就如同她编排的舞蹈一样，穿越了不少边界。她被很多人尊敬和模仿，比如像摇滚明星大卫·鲍伊和电影导演佩德罗·阿莫多瓦，后者将她的一些技法融入到了他2001年的电影《对她说》之中。而皮娜的野心从来没有人怀疑过——比如1975年改编斯特拉文斯基的《春之祭》就很好地体现了她的艺术企图。她在舞台上铺满了泥土，舞者在谢幕时精疲力竭，满身沾满了汗水和泥土。

让·鲍德里亚

Jean Baudrillard，1929—2007

哲学家

用法：每次你看到有人买奢侈品，都可以丢出鲍德里亚这个名字：“你是真的想要这件东西吗？还是，用鲍德里亚的话来说，你是想要它所代表的社会地位？”

在那部科幻悬疑片《黑客帝国》中，观众可以看到某个角色正在看一本名叫《拟像与仿真》的书，作者正是法国哲学家让·鲍德里亚。电影中出现这本书是合适的，因为《黑客帝国》拷问现实的本质，而鲍德里亚的重要观点就是现实的图像已经比现实本身更“真实”了。比如说，我们在想到性爱的时候，脑海中充斥的是色情影视和图片，而非经历过的性爱本身。（读者可能想说：鲍德里亚，那是你自己吧，别扯上我！）或者，当我们思考爱，我们其实想到的也不是爱本身，而是像电影《泰坦尼克号》或《相见恨晚》呈现给我们的样子，甚至只是须后水、洗衣粉广告中描绘的爱。想到汽车，想到狗，想到盒装饼干，都是这样——实际上，这适用于一切事物。为了让自己的理论听上去更厉害一些，作者将这样被接受的、很有影响力的图像称为“拟像”。

鲍德里亚把自己的观点又往前推了一步，指出所有的东西都不仅仅是东西，它们都携带着一些想法和价值观。比如一部宝马车不仅仅是一辆汽车，它是你生活优渥的证据。可他又说海湾战争不存在，存在的只是电视上关于海湾战争的影像，就是在给自己找麻烦了。这样的评述的确不太得体。他的批评者说，如果你深究鲍德里亚的理论，会发现他只是在陈述一些显而易见的事情。甚至这些陈述还会夸大其词。就拿平常的一天来说，或许我们发的电子邮件的确比真正的对话要多，但这也不意味着互联网就比我们身处的世界要更真实。它只不过说明我们在使用科技而已。

有些人还暗示，鲍德里亚可能太把自己当回事了。他从来就不很情愿别人把他和《黑客帝国》联系在一起，号称导演这部电影的兄弟(1)俩其实误解了他的oeuvre。

F.R.利维斯

F. R. Leavis，1895—1978

文学评论家

用法：如果被人发现你正在读一本很严肃的小说，可以跟他解释，在文学趣味上，你正努力朝一个“利维斯门徒”靠拢。

在2001年的浪漫喜剧《BJ单身日记》中，女主角布丽吉特在一家出版社上班，她假装自己正和文学评论家F．R．利维斯打电话，结果被上司拆穿，告诉她利维斯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就死了。为什么布丽吉特选了利维斯呢？大概这是她能想到的唯一一个评论家。一般来说，评论书的人都不出名，而这位剑桥大学的文学教授是个例外。

他扬名立万的办法之一就是在臧否文学时眼光极为严苛，以至于让读者慌张到以为他知道一些普通人无法知道的事情。在利维斯眼中，∗∗T．S．艾略特、W．B．叶芝和D．H．劳伦斯都是天才。而与之相对的，他在自己那本《伟大的传统》（1948）里故意忽略了查尔斯·狄

∗∗更斯、托马斯·哈代和劳伦斯·斯特恩，不过他后来又在对狄更斯的判断上改了口。

利维斯偶尔也会弄错的。他对一个叫罗纳德·波特拉尔的作家疯狂推崇——显然后世读者并不支持他的这个评判。而他最成功的一点就是说服了懒惰的英国人对文学这件事更认真了一些。一般来说，现在我们认为他对诗歌的评论比对小说更出色；他坚持认为，一本书必须深入探究它所处时代的复杂道德问题，否则就不能算“好”书，而在评论小说的时候，他的这种倾向往往会过头。看他欣赏的那个作家名单，你会忍不住以为他更青睐那些名字里有两个首字母的人。顺便提一句，他自己名字的那两个首字母是弗兰克·雷蒙德（Frank Raymond）的缩写。

托马斯·品钦

Thomas Pynchon，1937—

小说家

用法：任何一本长得无边无际的小说，而且把高雅和低俗文化混在一起提到，就可以说是“品钦式”的小说。

托马斯·品钦的小说《性本恶》不久前改编成了电影，有传言说小说家本人在里面演了个龙套。这很难确认，因为他当

隐士

我们知道他曾在纽约的康奈尔大学读书，还听过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的课，虽然纳博科夫说他不记得品钦这个学生，而品钦也透露纳博科夫的课他一个字也听不懂，因为这个老师的俄语口音太重了。也有一些人认为品钦的书也一样难懂。它们很多都是厚重的大部头，绝对的后现代写法，到处是玩笑，随时会离题，而且混合高雅和低俗文化是他标志性的手法。有一个评论家把这种风格说成是把耶罗(2)尼米斯·博斯和华特·迪士尼搭配在了一起。其中1973年出版的《万有引力之虹》被一些人视为战后美国最伟大的小说。这部小说大致写了什么呢？如果我们模仿品钦的口吻，或许可以回答：大致写了七百五十页。

还有其他的几个特质也可以让一部小说被认为是“品钦式”的，比如迷狂的氛围，对服用致幻药物的描写和诡异的性爱场面。小说家萨尔曼·拉什迪是少数几个众所周知见过品钦的人，被问到品钦本人是什么样的，拉什迪说，他是个非常“品钦式”的人物。“隐士”这个标签让大家非常兴奋，关于他真实身份的疯狂说法层出不穷。其中之一是说他其实是一个叫旺达的女子。在躲避聚光灯这件事上，很少有人像品钦这样甘之如饴的，虽然有几个人也在努力。比如某位南非小说家，甚至在接受一些重大文学奖项时，也不愿亲自出席……(1)　法语：全部作品。(2)　耶罗尼米斯·博斯（Hieronymus Bosch，1450—1516）是一位十五至十六世纪的多产荷兰画家，被认为是二十世纪超现实主义的启发者之一。隐士

要写出一本好书不一定非得住到山洞里，可要是不爱交际可能是有助于创作的。

J.M.库切

J. M. Coetzee，1940—

小说家

用法：库切的名字到底怎么发音似乎众说纷纭。自信一点，发得越怪越好，或许你可以把“Coetzee”发成“卡赛爷”！

南非小说家库切太爱隐居，以至于两次被授予布克奖都不愿现身。不过2003年获得诺贝尔奖的时候，他屈尊出席了典礼；颁奖词里称赞他的小说考察了“局外者是如何出人意料地参与故事”，展现了“精湛的结构、深邃的对话和才情洋溢的分析力”。库切本人很温和，留着一点点胡须，说话轻柔，据说他参加宴会经常会整场一句话都不说。一个和他相识多年的同事声称只听库切笑过一次。可惜的是，能让库切忍俊不禁的究竟是怎样一个笑话没有记录留存下来。

和纳丁·戈迪默一样，库切也是一个敢于剖析祖国南非混乱政局的作家，但是他的批评既聪明，又有分寸，所以基本没有受到当局的打压。库切的作品很少随便或笨拙地指责某个群体。《耻》或许是他在国际上最知名的小说了，讲的是一个南非白人文学教授与他的一位学生发生性关系（应该说只差一步就可称之为强奸了）。被学校解职之后，他住到了女儿的农庄里。一些黑人暴徒冲进农庄，不仅强奸了他的女儿，还导致她怀孕。库切并没有在道义上将这两件事等量而观，他只是将它们并置，希望能激发读者某些更深刻的思考。

巴鲁赫·斯宾诺莎

Baruch Spinoza，1632—1677

哲学家

用法：当别人质疑你为心理分析支付的巨额费用时，告诉他：我正试图“激活我的情绪，如同斯宾诺莎所说的那样”。

葡萄牙裔犹太哲学家巴鲁赫·斯宾诺莎某天在他家附近的犹太教会堂的台阶上被攻击，对方认为他是个异教徒。在那之后，他一直保留着那件被小刀划破的斗篷，有时甚至会穿起来，提醒自己要活得更小心。斯宾诺莎生活在阿姆斯特丹，虽然他是个举止温和的人，但他的一些理念让别人非常生气。因为他提出人类的灵魂不是永恒的，向上帝祈祷没有意义，因为上帝并不干涉人类的事务。照斯宾诺莎的说法，上帝本质是宇宙间所有事物的总和；上帝就是自然。

在他死后出版的代表作《伦理学》中，斯宾诺莎相信世间没有所谓的自由意志。如果我们了解得足够多，那么我们所有的行为都是可以预测的。如果我们要获得某种接近自由意志的东西，那么其实要追求的是领悟力。我们那些发号施令的情绪如同独裁者一般，领悟它，就可以激活它，让它变得“积极”，否则它就是“消极”的。“领悟，”斯宾诺莎宣称，“就是自由。”

斯宾诺莎追求自由和领悟时的专注力是让人惊叹的。他生活极为简朴，吃得很少，禁欲，而且可以一连工作几天不出门。他唯一的缺陷据说是有时会喜欢看蜘蛛追捕苍蝇。别人给他的学术上的荣誉都被他拒绝了，反而靠制作显微镜和望远镜的镜片赚取一些微薄的收入。这些劳作中的粉尘让他的肺病恶化，四十四岁就死了；但是斯宾诺莎作为启蒙运动最伟大的先驱之一，他的那种无畏的理性精神却有难以估量的深远影响。

阿图尔·叔本华

Arthur Schopenhauer，1788—1860

哲学家

用法：在聊到退休计划的时候，你可以谈到自己有意“避世而居，如叔本华一般培养一种远离尘世争斗的心境”。

要理解哲学家的一大难处，是他们几乎都是在回应另外的哲学家，也就是说你要读懂甲哲学家，就必须对乙丙丁哲学家有些许心得。阿图尔·叔本华就是这样，他的名著《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就是∗在评述他的德国同胞伊曼努尔·康德的理论。

康德宣称我们无法穿透感官的帷幔，不能了解真实或“本体”世界。不是这样的，叔本华驳斥道。在所有的心理活动中，我们都能感受到我们的意志，他称作“生存意志”，可以理解成是一种永恒的对于求生和繁衍的追求。作为最典型的抑郁派存在主义哲学家，他的悲观可以说到了非比寻常的程度（也可以说是一种放任自流式的悲观）。对于叔本华来说，生命是“一场始终被阻止的死亡”，就像走路是“一次始终被阻止的摔倒”一样。

那个驱动我们的意志是痛苦之源。但也有好消息，就是我们可以逃离这种不幸。在对美的欣赏中我们可以获得短暂的歇息：就在我们凝神看着一幅绘画作品时，我们忘记了自我，获得了短暂的愉悦（至少是短暂的不痛苦）。更一劳永逸的办法是从日常的挣扎中抽离，像隐士一样生活；这种理念和佛教接近，而叔本华也是最早关注东方宗教的西方哲学家之一。他外表古怪，有巨大的圆脑门和狂野的如小丑般的毛发；而且他本人也非常惹人讨厌，他仇恨女性和犹太人。到了晚年，叔本华越发忠实地实践着自己的学说，不再与人来往，完全沉浸于研究之中，很少出门。他能够忍受的伴侣几乎只剩下他钟爱的几只贵宾犬；他给它们每一只都取了同样的名字——阿特玛，古印度梵文中用来指“宇宙之魂”的词。

纳撒尼尔·霍桑

Nathaniel Hawthorne，1804—1864

小说家

用法：要是你做出了什么公众可能会谴责的事情，你可以顺着挖苦自己说考虑在胸口绣上一个字母“A”，就像霍桑在《红字》中写的那样。

纳撒尼尔·霍桑的害羞接近病态；虽然被认为是最伟大的美国小说家之一，但他想到自己会成为文坛名人就觉得可怕。他不只是害怕大家的关注，还担心公众如果细加考察，会发现他的一位先辈就是臭名昭著的塞勒姆女巫审判的法官之一，让众多无辜女子死于他的判决。为了掩盖这一联系，作家在自己本名“Nathaniel Hathorne”的姓氏中加了一个“w”——他用一个字母去掩盖罪行，就像他最有名的作品中用一个字母宣告了罪行一样。《红字》（1850）讲述的是一个女子的故事，她叫赫斯特·普林，和有妇之夫生了一个孩子。她所在的社群大为震惊，逼她在胸前的衣服上绣一个字母“A”（代表“Adultery”——通奸）。相比身边那些不靠谱的男性角色，女主人公要坚强、平静得多，而那些男人中就包括那个深觉悔愧的孩子的父亲；而她始终拒绝透露这个人是谁。也正是出于这个原因——他的其他作品中也有很多强大的女性角色，比如《七个尖角阁的老宅》（1851）——霍桑被推崇为最早的女权主义者。他也和爱伦坡等人被归入黑暗浪漫主义的阵营，因为他写澎湃的激情最后常会引发一些阴暗或血腥的事情，落得苍凉的结局。

霍桑对女性的欣赏部分原因是他跟母亲很亲，而且他和妻子结婚多年，美满幸福，而妻子几乎和他一样羞涩。不过对于这样一个遁世的人来说，霍桑倒是有不少卓越的朋友。他的抬棺人中包括诗人亨利∗·沃兹沃思·朗费罗和超验主义哲学家拉尔夫·瓦尔多·爱默生。

米歇尔·德·蒙田

Michel de Montaigne，1533—1592

散文家

用法：要是你喜欢的一个报刊撰稿人写得既私人化，又放之四海皆准，既灵动，又睿智，那么你就可以说他的写作充满了蒙田的气息。(1)

蒙田三十八岁的时候，他最好的朋友艾蒂安去世了。蒙田伤心过度，把自己关在家族领地的一座圆塔中，用书籍把自己包围起来。他在那里待了十年，一个人都不见，把精力都投入于写出一部厚重的《蒙田随笔集》。这部作品领先它的时代太多了。之前从来没有人想到可以把知性的论述和个人轶事像蒙田那样结合起来，而现在这种风格正被全世界无数文人模仿。但真要说的话，从雄辩和智慧上考量，他们之中还真没有几个能赶上蒙田。

一个很接近蒙田水准的人是英国作者威廉·黑兹利特，他概括这位法国散文家为何受到古往今来所有读者的一致推崇，说蒙田之前没有人“敢于把写作者作为一个人的真实感受说出来”。蒙田没有屈从于当时的宗教主流思想或传统观念。他只是用一种简洁的文字写他个人的所思所感，而且题材范围之广，让人赞叹，而不管是考虑宗教带来的问题（比如战争）或阐释自己的教育理念，他都写得那样好，以至于五百年之后读起来依然酣畅淋漓。他说教导孩子的最佳方法就是留给他空间，让他可以自己教导自己；他说大家能记得任何事情，用的都是这个办法。

他自己所受的教育就挺古怪。蒙田的父亲坚持所有人跟蒙田说话必须用拉丁文，所以蒙田的母语应该算是拉丁文；然后他父亲又找了一位连法语都不会说的德国家庭教师。这样不按常理出牌的教育方式到头来似乎是奏效的，因为它培养出了有史以来最明理、最有趣的作∗家之一。我们说的不算。尼采说过，蒙田“提升了活在世上的喜悦”，而法国文学评论人夏尔·奥古斯丁·圣勃夫则建议我们至少要每晚都读一页蒙田。

若泽·萨拉马戈

José Saramago，1922—2010

小说家

用法：如果你什么时候因为对虔诚之人不敬而受到指摘，借用一句萨拉马戈的话，低声说：“他们应该多把心思放在祈祷上。”

任何一个不得志的作家在艰难的时候都可以从萨拉马戈身上得到慰藉，后者要到六十多岁才成名。他是地道的葡萄牙农民家庭出身（他的姓氏“Saramago”就是“萝卜”的意思），最终因为小说《修道院纪事》扬名立万。他典型的风格就是写非常长的句子，有时候一连几页没有句点。写对话的时候也很少添上引号。很多他的书都是寓言，一般都会发生异想天开的事情。比如《石筏》（1986）就写了伊比利亚半岛从欧洲脱离，在大西洋上四处漂荡的故事。在《失明症漫记》（1995）中，某国莫名其妙就遭受了瘟疫，每个人都因此失明：作者说这个故事象征着大家对右翼独裁统治的崛起视而不见，而葡萄牙就被这样的政权控制多年。

作为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者，萨拉马戈始终有办法惹人生气。对象可能是宗教的保守人士——他说过：“我尊重有信仰的人，但对他们那个组织毫无敬意。”也可能是以色列人——萨拉马戈2002年的那句话“今天在巴勒斯坦发生的事，是一种可以放在和奥斯威辛同一个层面上的犯罪”让他们愤怒不已。

他争议最大的一本书或许是《基督耶稣的福音》（1991），描述的是一个和抹大拉的马利亚同居的耶稣，正想办法让自己不用被钉上十字架。（也难怪他1998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时梵蒂冈会抗议。听闻教堂的不满，萨拉马戈只评论了一句：“他们应该多把心思放在祈祷上。”）这部小说引起的轩然大波让萨拉马戈开始觉得自己在祖国也成了个不受欢迎的人。于是他转身抛弃了葡萄牙社会，搬到了大西洋上的兰萨罗特岛。所以萨拉马戈直到生命最后，是主动选择做了一个

岛民

从《鲁滨孙漂流记》到亚历克斯·加兰的《海滩》，无数文学作品把中心舞台给了海水环绕的土石（有时还会补上椰树和欢迎你的草裙姑娘）。岛屿也给了很多作家平静的避风港，让他们安心创作。

弗兰克·克默德

Frank Kermode，1919—2010

文学评论家

用法：要是听到有人在宣扬“现在没有过去好”，你可以让他去读一读弗兰克·克默德的《终结的感觉》。这本书里说的就是人类总是愿意相信：过去更好，而且未来也马上会有改观，唯独只有当下却是糟糕得无以复加。

弗兰克·克默德生长在英格兰西海岸的马恩岛，他说自己身为岛民，在有大都市气息的文学评论圈，时常觉得像个局外人。他的写作也像个局外人——即使成了剑桥的英语文学教授，也还是远离大多数文学评论者的高深文风。他希望大街上的普通人也能喜欢自己的书。(1)克默德把自传命名为Not Entitled，当然，这并不是指自传连个书名也没有——而克默德本人，也获得了贵族头衔（他因为对文学所作的贡献被封为爵士）。他那个书名的本意其实是和读者心照不宣地开个玩笑，说自己依然是个很普通的人。

要成为一个了不起的文学评论家，有两个要点。首先你要写出好的评论，也就是说，你必须是个敏锐而细腻的读者，同时有足够的才华让读者明白为什么好东西是好的，坏东西是坏的。最好你的文笔本身也非常优雅精妙，可以当成文学作品来研读。但这还不够。除了写出关于好文学的好文学，你还需要一个“大想法”：一个高屋建瓴的文学理论，供后世读者在琢磨具体文学问题时借用。

克默德就是在他1967年出版的《终结的感觉》中提出了自己的“大想法”。这个想法是：和永恒一比，我们都会觉得自我的生命太渺小了，而难以摆脱这种苦闷。为了好受一些，我们就说服自己，曾经有一个黄金时代，一切都很美好，而虽然现在一塌糊涂，很快也会好起来的。我们都相信新的黄金时代很快就要到来——克默德认为，要是我们不能说服自己这一点，那早上就一定起不来。可惜这也只是一厢情愿。新的黄金时代根本不会来——至少我们的第一反应是……这还挺让人郁闷的。但克默德说不用灰心，幸亏我们对未来始终是如此乐观，伟大的作家才有激情去发明创造。拥抱这个谎言，而且就像温斯顿·丘吉尔说的那样，只管继续干呗。

萨福

Sappho，公元前7世纪—公元前6世纪

诗人

用法：要是你实在想夸某个创作歌手特别出色，可以把他形容为“萨福之后最伟大的抒情诗人”。“在这片黑色的大地上，有人说最美的景象是驰骋的骑兵，另一些人说是步兵行军，或船队的长桨，要我说，你爱的人，就是最美的景象。”公元前七世纪到公元前六世纪，萨福写下了以上的诗句。她还补充道，对她来说，“最美的景象”是某个叫安娜珂托李雅的人——也就是说，是另一个女子。萨福写的之所以叫“抒情诗”，就是因为那些诗词都可以用七弦竖琴伴奏，而她也表达过对男性的渴慕，所以有可能是双性恋，但因为她对其他女子的好感很明显，所以一般都把她看作是一位女同性恋诗人。

实际上，“女同性恋”（lesbian）这个词就是由她而来，因为她住的爱琴海小岛就叫莱斯博斯岛（Lesbos）。由她名字而来的形容词“萨福风格的”，也是女同性恋一种比较古旧的说法。但其实这两个词也算不上多么古旧，都是十九世纪后期维多利亚时代的人发明的，为的是给和女人上床的女人一些比较文明和优雅的指代方法。在那之前，女同性恋这个概念几乎就不存在。那么关于萨福，我们还需要知道些什么呢？也没什么了，因为关于她的讯息本就少之又少。她生平的细节大多都是从她的诗句推断的，都很朦胧，因为毕竟诗歌未必都是自传。

甚至她留下的诗歌也并不多。但我们能见到的似乎都很清澈、优美，比如这句：“天神动人，而我却依然痛苦，力不从心。”这种感觉大概我们也都有过吧，我猜。因为在她身上聚合了文学才华，和男女通吃的如火激情，萨福对于思想解放的聪明女子——特别是那些发现自己也喜欢同性的女子——一直是种鼓舞。而下一章节的几位人物就非同凡响地代表了这一类型的女性。(1)　克默德的本意应指“缺乏权利，缺乏资格”，而结合下文，本书作者还让它带上了“未命名”、“未赋予贵族头衔”的双关义。

萨福式的爱

聪明的女子常会觉得大多数男人恶心、无用，也难怪她们其中的一些会想和同性谈恋爱了。

苏珊·桑塔格

Susan Sontag，1933—2004

批评家

用法：一个人要是在脸书上晒了太多照片，可以警告他当心桑塔格式的记忆侵蚀。

虽然她也跟男人约会，但对于美国文化批评家苏珊·桑塔格来说，她最持久的一段恋情是和一位女士——摄影师安妮·莱博维茨。她们的结合也不是没有争议的；莱博维茨用照相机记录了桑塔格因为癌症去世前最后几个月间的样子，很多人觉得看了难受。

而摄影和癌症是桑塔格最有名的两本书的主题。在《论摄影》（1977）中，她认为我们太依靠照片去记忆过往的事情（看到今天那(1)些视觉主导的社交媒体，像脸书和Instagram，桑塔格的这一论述就更显得有远见了）。在《疾病的隐喻》（1978）中，她分析了我们谈论疾病的方式，特别是癌症，提出其中的语言必须直白，任何修饰都贬低了病人所遭受的痛苦。比如，我们形容一个人正在与癌症“做抗争”，是否值得商榷？

桑塔格有时确实喜欢夸大其词。比如她遭受很多非议的一种说法是把“白人”称为“人类史中的癌症”。（她对于用比喻形容疾病和用疾病作为比喻提出种种严格要求，那是后来的事情。）在“9·11”之后，她立刻加入论争，反对别人把那两架飞机认作“对文明和自由的懦弱攻击”，认为它们是对“美国某些具体盟约和行动”的回应。这种观点让大家义愤填膺。只不过通常来说，右翼评论者，通常是男性，虽然一面说她易被情绪冲昏头，但其实他们对她的厌恶有时候也是一样。有没有可能是他们觉得受到了威胁？是不是一个有魅力的女子居然敢持左翼观点的同时——这一点不可否认——还很聪明，他们就有点害怕了？

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

Mary Wollstonecraft，1759—1797

作家、女权活动家

用法：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的写作和她的生活经历都为确立一些女权主义的基本信条做出了贡献。

如果简单把女权活动家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说成是一个女同性恋者可能会造成误解，不过她的确为女性所吸引，特别是她的一个好朋友叫范妮·布拉德。而且她的确不循规蹈矩：爱上结了婚的画家亨利·福塞利之后，她提出跟他和他的妻子住到一起，组成三角家庭。福塞利不予认同，并结束了这段恋情。

在那之后，沃斯通克拉夫特很快写出了《玛丽：一部小说》，被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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