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风习的百年变迁——百年中国社会风习变迁学术研讨会论文集(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九江学院社会系统学研究中心,黎强,魏贺佳

出版社：清华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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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风习的百年变迁——百年中国社会风习变迁学术研讨会论文集试读：

内容简介

本书是讨论中国社会风习百年变迁的论文集，内容涵盖社会风习的定义、社会风习的匡正模型及其作用、社会风习变迁的主线假设与历史回顾等。

本书可供高校社会学专业的师生和其他读者阅读参考。(1)

代序

作为项目研究的提出者和参与者，借此机会，我想讲三个问题：一是关于选题和研究的几点说明，二是尝试提出社会风习的匡正模型，三是探讨社会风习变迁的主线假设。一、关于选题和研究的几点说明

首先，想要说明的是，我长期从事行政管理工作，不是学者，不会做研究，但是现在的工作使我可以引导团队做一些研究。现在要讲的这几个问题，从学术的角度看，并非标准的学术，请予谅解。

关于这项研究的来源。这个项目是我们自发研究的。几年前，有感于社会风习的变化，我提出开展百年中国社会风习变迁研究，得到很多老师的响应。于是，题目是自选的；队伍也是自愿加入的，有十几位教授、博士参与这个团队。这项研究的起步是在2012年3月底，从提出问题到现在，已历时三年多。

关于“社会风习”。“社会风习”这个词，现在的人不太使用。我之前也没有特别的感觉。第一次对这个表述的重视，源于拜读陈寅恪先生的著作《元白诗笺证稿》。九江学院和陈寅恪先生有一些渊源。有学者认为，陈寅恪作为一个大史学家，从不谈论现实时事，但是他对社会现实又有着深切的关注。陈寅恪先生之所以写《元白诗笺证稿》这部著作，原因之一是他看到中国现代社会风习的恶化是从抗战中期开始的。但是，他并不直接去写当时社会风习是如何恶化的，而是撰写了《元白诗笺证稿》这部著作。他在《元白诗笺证稿》有一段话：

纵览史乘，凡士大夫阶级之转移升降，往往与道德标准及社会风习之变迁有关。当其新旧蜕嬗之间际，常呈一纷纭错综之情态，即新道德标准与旧道德标准，新社会风习与旧社会风习并存杂用。各是其(2)是，而互非其非也。

引文中的“社会风习”跟“道德标准”连用。引用这段话的目的是想说明，我们所研究的社会风习也是与某一个阶段社会道德标准相联系的。

关于“百年”。这个百年不是严格的100年，大体是指辛亥革命以来的百年。这个百年，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可以说是最纷繁复杂的百年，也是最深刻变化的百年，更是最进步发展的百年，当然，也是社会风习变迁最明显的百年。从社会形态看，它经历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从政权更迭看，经历了大清帝国、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从历史事件来看，经历了10余年军阀混战，10年土地革命战争，8年抗战，4年解放战争，社会主义改造与建设，30多年的改革开放；从社会生产力看，从农耕时代到机器工业，到电子工业和机电一体化，到计算机，到手机和微信，到今天的高铁和“互联网+”时代。当然，这种历史分期也是粗线条的，不是标准的历史学家的分期。二、社会风习变迁的模型

我尝试推出一个模型，来看看社会风习究竟是怎样变迁的。社会风习匡正模型

该模型图包括四种作用力量：第一是导向，第二是示范，第三是约束，第四是惩戒。

关于导向。导向是多种多样的，大体包括五个层面。

第一个层面，是政府的号召与倡导。政府希望这个社会出现一个什么样的风习，它就要号召，就会倡导。比如“八荣八耻”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第二个层面，是政策与制度。有了号召，或者仅仅有号召是不够的，政府有关方面的政策和制度要跟上。它们往往是“指挥棒”。

第三个层面，是传统与教育。诸如孩子们从小到大，如何成长，如何教育；长辈希望晚辈继承什么，养成和学成什么样的思想意识和本领。在说到传统和教育的时候，要引用刘梦溪先生的一段话，他在《国学与红学》中讲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他原话是这么说的：

自从1905年废除科举制度后，衍生出一个非常大的问题，为人们习而不察，就是教育与传道的问题。现代以知识教育为核心的体制，丢失了一个东西，就是“道”。我们的传统教育，历来把传道放在第一位。传什么道？儒家的经典之道。可惜现代教育制度建立以后，这(3)个道不传了。这是一个无可估量的损失！

传统社会的教育是传道、授业、解惑。传道，主要是通过私塾、书院、家庭和家族。现在私塾和书院没有了，家庭已经小型化了，家族也都很分散，传道的机制和渠道丢失了。这个“道”怎么传？废除科举制的时候，人们不可能会预见到今天会出现这个问题。所以刘梦溪先生说，为人们习而不察。那么，我们的现代教育，是以授业为主要的，而授业又是以应试为标准的。这当然是另外一个话题，是关于教育的话题。

第四个层面，是艺文与宣传媒体，就是所有文学和艺术的表现形式和各种媒体的宣传。有一段时间看电视，节目表现物质财富的内容很多，不光电视剧，连电视广告都拍得那么唯美。那唯美的内容是什么呢？有一些物欲的导向，一些网络游戏和动漫等，也是如此。

第五个层面是公德和舆论。诸如与组织、集体、民族和国家有关的道德等。

关于示范。严格来说，示范也是一种导向。之所以要把示范单独提出来，是因为示范的作用太大了。

可以把示范分为“正导向示范”和“反导向示范”两类。正导向示范是正能量的；反导向示范是负能量的。比如说，违背政府号召倡导的、违背政策制度的、违背传统教育的、违背公德和舆论的，称之为反导向示范。通过这种划分，就可以看到如下几个问题。

第一，反导向示范的作用往往大于正导向示范。它传播得更快，更容易被别人仿效。

第二，示范的主要群体是社会精英阶层，就是说，社会精英阶层的行为最容易成为大众的示范。这里面包括政府公职人员，包括知识界的高层人士、大知识分子，也包括各种明星名流、大商人、大企业家和富豪等。对某一个组织来说，组织中各级领导干部的行为最容易成为示范。

第三，可不可以提出这样一个推断：当反导向示范行为的收获大于其代价时，该示范的影响力就会成为社会风习改变的力量，选择同样行为的个体和频次，可能呈现几何级数的增加；当这种行为增加到一定规模的时候，就可能成为社会的顽疾。

在平时经常使用和经常听到的名言、成语中，有一些就是强调示范的作用，比如，“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上行下效”“上梁不正下梁歪”和“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再如管理学中的“破窗理论”等，都是强调示范的作用。

关于约束。约束也可以分为四个层面。

最高层面是法律约束，它来自国家机器。

第二个层面是制度和纪律约束。它来自组织或团体。不属于任何组织的“自由人”也有团体，家庭就是团体的一种。

第三个层面是舆论的约束。它主要来自环境，包括亲友、同事、邻居和各种媒体的监督约束。

第四个层面的约束，也是一个根本的约束，是道德约束。道德约束主要来自自身。如果我们把道德分为“公德”和“私德”，公德约束主要来自个体自身加舆论；而私德约束，主要来自个人的内心，个人的修养。

关于惩戒。毛泽东在《党委会的工作方法》中说过一句话，叫抓(4)一项工作，“抓而不紧，等于不抓”。假如我们套用这句表述，可不可以说“惩而不重，等于不惩”，“戒而不严，等于不戒”。改革开放初期的时候，老革命家王震同志在谈到解放初期严惩刘青山、张子善贪腐的时候，说过一句话：“两颗子弹管了20年。”

前不久看到一个材料，这个材料的主要观点是说，欧洲人不卖假货，不是因为欧洲人心好，而是因为欧洲罚得太重：一次售假如果被查出，视同于它开业以来一直售假。怎么罚？按店龄计罚。所以越是百年老店越不敢售假。

再比如北欧。北欧治理酒驾，很简单，酒驾“视同杀人未遂”，因为你有放任过失杀人可能性的主观故意。所以北欧人没有人敢酒驾。酒驾在我们国家曾经是顽疾。现在很高兴地看到，酒驾基本上治住了，因为惩戒手段很厉害。

以上这四个方面的作用力是一个整体。如果仔细想想的话，我们可以发现，任何一个阶段的社会风习不良，至少是其中一个方面出了问题：要不就是导向不明，自相矛盾，为时短暂，导向多变；要不就是放任示范，没人去管，然后，一范百效，最后由量变到质变；要不就是约束软弱无力，都做老好人，都不得罪人，不敢管、不愿管；要不就是惩戒失之于宽，失之于软，失之于轻，失之于松。三、社会风习变迁的主线假设

假如社会风习的变迁存在自身的逻辑主线的话，主线是什么？是否可以提出如下假设：社会风习的变迁主线＝传统＋历史事件

大体来说，当没有历史事件发生的时候，社会风习也会有变动，但是这个变动是波浪式的变动，是围绕一个主轴的上下波动。这种变动，叫做“万变不离其宗”，离不开这条主轴，因为这个主轴是传统。

但是，一旦出现重大的历史事件，这个主轴的走向就可能发生改变。这里说的历史事件是指什么呢？是指令多数社会成员，甚至全体社会成员面临命运改变的重大事件，比如说，辛亥革命、抗日战争、新中国成立、“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经济全球化，等等。

那么，为什么历史事件有如此巨大的力量能够改变社会风习变迁的主线呢？主要有四个原因：

第一，历史事件动摇了传统的价值观念和道德标准。

第二，历史事件松懈了原有的约束体系并弱化了惩戒手段。

第三，历史事件中会涌现许多令人是非难辨的各种示范。

第四，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历史事件提供了大量改变命运的机会。要想改变命运，就要抓住历史事件。这百年来重大历史事件一直不断在发生，所以可以得出这样一个推论：越是社会转型、变革等历史事件发生期，越要运用好导向、示范、约束和惩戒这四个作用力。

当然，这只是一个假设，还需要研究证明。

最后再次强调，我们这个研究不是为了想研究出多么高水平的成果，因为我们深知团队的研究能力有限，没有做过大型研究。只是想通过这一探索性的研究，把我们的初步成果展示出来，希望引起学界对社会风习这一重大问题的重视，有更多的学者一起思考、共同推动这项研究。郑　翔2015年11月21日

(1)　在百年中国社会风习变迁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

(2)　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82页。

(3)　刘梦溪：国学与红学．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1年版，第79页。

(4)　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42页。

“百年中国社会风习变迁”学术研讨会主题报告

携手推进百年中国社会风习研究

九江学院是江西省一所新型综合性地方本科院校。近年来，学校立足于地域特色，瞄准学术前沿，积极开展以庐山为地标的优秀传统文化研究和公共管理研究，在庐山文化研究、陶渊明研究、陈寅恪研究、世界名山研究、公共外交研究和高校公共危机管理研究等方面，取得了系列成果，在国内学界崭露头角。近三年来，九江学院研究团队致力于百年中国社会风习变迁研究，尝试揭示在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背景下百年中国社会风习变迁的特点、性质和规律，以期对中国当代社会治理有所启迪，这是非常有研究价值和学术前景的课题，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成立于世纪之交，刚刚度过了15岁的生日。当前，中国进入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时期，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成为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同时，全面依法治国成为改革发展的基本方略和重大任务。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牢记这一历史使命和重大责任，致力于发展公共管理学科，培养公共管理人才，开展公共管理、公共政策的基础研究和国家发展的重大战略决策研究，以服务于国家的改革发展和民族发展的伟大复兴。近年来，中央开会讨论建设新型智库，挂靠在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得到上级批准，并作为新型智库的试点单位之一。

社会风习影响了一个社会中的人们思想方式、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和行为取向，而人们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等无一不影响着公共资源的利用与配置、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公共关系的组织和协调等等。因此，社会风习研究也是公共管理研究的重要内容和体系之一。

中共中央十八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十三五”规划的建议提出了小康社会建设的新目标要求，其中特别提到的要求是国民素质和文化程度的显著提高。在具体的要求中有一条，特别提到“向上向善，诚信互助的社会风尚更加浓厚”，所以推进健康和谐的社会风尚也是深化改革、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内容。百年中国社会风习变迁研究是在九江学院党委书记郑翔同志的大力提倡和推动下开展的。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王有强教授、杨永恒教授，长期在国家公共文化研究和政策咨询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清华大学的熊澄宇教授也长期研究文化产业，并给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做过讲座。可以说，在百年中国社会风习研究课题上，双方有着高度的契合。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将与九江学院加强合作，共同推进百年中国社会风习变迁的研究，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贡献自己的力量。（作者简介：薛澜，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教授）

关于百年中国社会风习研究的若干思考

我是这样理解“风习”概念的：在某个具体的时间段和特定的空间范围内，多数人群共同的行为方式。这样解读比较好记也比较好理解。首先，它是一个时间概念，肯定是具体的时间段，有一个时间的长度。其次，是在一个特定的空间范围之内，有边界。比如说，现在圈定的是中国这个范围，那么在这里面，还圈定了解放区是一个范围，国统区也是一个范围，是一个特定的空间范围内。再次，是多数人群。所谓多数人群，即不见得社会上每个人都会去做，但是被多数人认可。最后是行为方式，即内容。有时间长度，有空间范围，有行为主体和行为内容，这样就比较完整了。

关于风习的表现形态，我认为有三个方面：即物质的、精神的、制度的。

从物质层面上看，衣食住行、婚丧嫁娶、士农工商、生产生活，风习在它们上都有表现，它们都是看得见，摸得着的。比如说服装，人们比较关注女士的服装，但实际上男装也体现了一个时代的变迁。从清朝的长袍马褂，孙中山时代提出来的中山装，“文革”时期的解放装，到后来的西装，现在领导人的经常穿的夹克衫，到最近习主席出国访问穿的新中装，实际上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可提炼为时代符号的风习。这种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就是一种物质层面上的风习。

从精神层面上看，思想、道德、审美以及价值观是精神层面的东西。现在一谈精神就很容易谈到意识形态和价值观，这些当然是精神层面的主要内容，但它们不全是，还应该包括道德以及审美的层面。比如说教育是涉及精神价值观的问题，现在的精英教育目标是不完整的。我曾在清华大学的毕业生大会上作过一个演讲。我说，你们成为了精英，母校欢迎你们；你们没有成为精英，母校也欢迎你们。我们从小都把目标定为科学家、艺术家、企业家和政治家，但是社会上能够成“家”的人毕竟是少数，多数人到了成年以后觉得自己的理想没有实现。我是在美国读的博士，我的儿子跟着我在美国读小学，我到他的课堂上看到课堂的标语是，要培养合格的公民。做一个合格公民的目标是每个人都可以达到的。经常有些专业人士，在专业上很强，但不是合格的公民。这不应该是我们的培养目标。这就涉及不同的价值和道德判断。

从制度层面上看。风习确实与制度有关系。制度也分层次，有法律的，有规章的，还有一些是节庆的、仪式的或民俗的。有些东西在一个时间段是合理的、合法的，但是，换个时间段就不合理不合法。

关于社会风习形成的原因也是多方面的。有政治的，有经济的，有科技的，有文化的，“寻脉”做了很多解读。有些东西是大家可以思考的，比如说科技代表一个时代的生产力，那么在一个特定的时间段之内，生产力就决定了这个时代的风习，比如说坐轿、骑马、坐车。在没有奥迪的时代，乘坐奥迪就不能成为中国现代官车的风习。

关于文化方面，文化包含什么？历史、地理、民俗，以及我们对传统文化的认识。儒、道、释都属于文化，这些东西都会影响到风习。我看到了课题组的研究成果，最后一章写得很好，该章谈到很多内容。但其中缺一个内容就是对传统文化的传承和积淀。像这样一个题目可以从不同角度进行研读，如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的，文、史、哲、政、经、法这六个学科都可以切入。前面是人文学科，是基础研究，后面是应用学科，是应用研究，都与这个题目有直接关系。

就这个题目而言，我个人更看重的是史学研究。因为，百年的变迁，作为寻脉，它更重要的是历史研究。而历史研究有自身的规则和方法。历史研究讲究证据，讲究史料，而且这个史料要求是第一手的。历史研究看你的创新在哪里，首先是新材料，然后才是新方法，最后新观点。如果没有第一手的史料，历史研究很难突破。史料是什么？第一是案例，第二是数据。这是做历史研究的一个出发点。当然，历史研究还谈到需要史实、史胆、史德，这也是我们需要关注的方面。

学术研究不同于宣传，我自己是搞新闻传播的，参与了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创建。新闻与传播在国家体系当中更多的是一个宣传层面的问题，当然需要在事实的基础之上进行宣传。学术研究要区别于政治宣传，不是从观点出发，更重要的是从史实出发，从细节出发，从数据出发。

从这样一个研究的角度，我非常认同郑翔同志提出来的社会风习的研究模式。这是这个研究最有创新性的成果。通常研究是从现象到抽象，然后上升到理论。现象就是去梳理案例和数据，抽象就是去分析，然后重要的是得出学术上的创新点，形成观点、形成体系。而观点与体系最重要的呈现就是模式的构建。这个题目创建出这个模式，并且能够去验证，就是成功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模式的创建，是值得我们去探究的。

这个研究的目的，首先是一个记录，对史料的记录；然后是一个认识、理解和消化，在消化的基础上，要传播传承，然后要发展、要创新。我们不是为研究而研究，研究过去是为了今天，是为了未来，所以这个研究的意义很大。

最后，就这个课题本身谈几个小的建议，供课题组去完善。我认为这个课题做得很好，首先，立意很高，填补空白；其次，做了大量的梳理，在概念上，在发展历程上，在时间段上；最后，创造了一个很好的模式，并做了一个大胆的假设，当然正在求证过程之中。需要关注的几点是：

第一，怎样区别宣传政治与学术研究之间的差异。这里面有一些章我觉得写得很好，但是，也有不足之处。第三章比较难写，写的是国民政府的这章，叫南京政府，这一章比较多的是从政治的角度来写。对国民政府这段时期风习的描述，也是需要客观、中性。我们现在对这段历史，也是在重新进行一些思考。现在很多新出的文献，包括中央出台的很多文献，对这段的表述和以前的表述也有些不一样。所以建议课题组在这个方面适当地加以考虑。比如说，这里面涉及的八年抗战，八年抗战里面国民党正面战场那种精神，牺牲的将士，特别是在几个大战役里面，这样一种精神是值得我们去关注的。包括对蒋介石本人的评价，这里面仍然把他作为完全负面的形象，恐怕事实上不完全是。建议课题组可以多参考一些历史原始材料。比如说，蒋经国在赣南的事业，是不是也可以放在风俗里面去关注？蒋经国目前在台湾的认可度很高，在大陆也有一定的认可度。所以这是我们值得关注的，然后关于苏区和红区的这一段，也是从一个层面上梳理得比较多，但是面还可以更宽一点。

第二，第一手材料和第二手材料的问题，学术研究讲究原创性、差异性和不可替代性。课题第二手材料用的比较多，第一手材料略微少一点，建议增加第一手材料的使用，尽可能地引证第一手材料。如当事人的描述，而不是别人写的史，原始材料更有说服力。再加上一些第一手统计资料数据，可能更有说服力。

第三，全书的单篇和整体之间的关系。这里面涉及控制论和系统论两个理论。每一篇实质上都是这个系统里的一个子系统。但是现在看来章节之间的逻辑性、整体性稍微缺失。作为一部著作来说，系统之间的逻辑关系可以进一步加强。所谓控制论，就是反馈、调节、再反馈、再调节。要想把每一个部分真正提炼到位，就要打磨，打磨就要反馈、调节，多听意见，多研究。

总体来说，这是个很好的研究成果，特别是以高校党委书记挂帅的这样一个形式的研究成果，不太多见。高校党委书记一般都是抓政治教育，抓人事工作，直接抓学术层面的不多。我跟郑翔书记相识较长。我一直觉得他是一个学者型官员，到学校来以后，他的学者气质更加突出了。

真正做学术研究，我比较认同四句话，与大家共勉：独立思考，批判精神，创新愿望，务实态度。做学者与做行政干部不一样，做学者与做媒体也不一样，学者有学者的社会定位，学者要承担学者这部分责任。我希望，我们这样一个研究成果能够真正成为学术的一个标杆、一面旗帜。（作者简介：熊澄宇，清华大学国家文化产业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勇于创新，再接再厉

非常高兴参加“百年中国社会风习变迁”学术研讨会。两年前，中共九江学院党委书记郑翔博士曾与我探讨这个别开生面的课题，现在研究成果已然面世，可喜可贺。借此机会，着重就有关课题的评价以及深化研究与大家相互交流。

这个课题忧国忧民！在北京大学的师生座谈会上，习近平曾引用《管子·牧民》中的“礼、义、廉、耻，国之四维”。蒋介石曾经也借(1)用过这句话，认为“四维既张，国将复兴”。但是，习近平的切入(2)点不一样，强调“四维不张，国将灭亡”。所以，社会风习研究无疑就是现实关切的突出体现。现实风习，尽管不能说世风日下，但也常常感到人心不古。社会风习研究抓住了当前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中非常重要的问题，问题意识非常突出。课题研究的创新主要体现在：

一是问题提得好。预计在这次会议后，社会风习研究可能会在学术界形成一个比较新的研究热点，甚至重点。因为这个话题是跨学科的，是以问题为聚焦的，不是通常在哪个定义或概念里面去寻找研究领域，而是从我们置身其中的社会风习当中，从大家看得见、摸得着且非常接地气的问题切入，这本身就具有开创性。

二是方法的创新。在方法上，有历史学的方法，社会风习研究首先是一个历史的梳理；有文化学的方法，从文化的视角来解读社会风习；还有社会学的方法、哲学的方法；等等。只要是以问题为聚焦，该用什么方法就用什么方法。这种研究的模式超越了现在的学科分割，立足于以问题为中心，展开多学科、多视角的研究。课题在这个方面做得非常好，具有示范作用。

三是社会风习的界定。借用了陈寅恪社会风习的概念，同时也做了一些新的界定，非常中肯。社会风习是以社会价值观为核心，外化于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中的流行性的群体行为。社会风习概念以社会价值观为切入点尤为值得肯定。亨廷顿也十分重视文化和价值观对社会的影响，强调文化的核心是价值观。社会风习涉及方方面面，但其本质确是社会价值观。诚然，这个社会价值观是广义的价值观，有道德的价值观，社会的价值观，甚至选美的价值也在里面。这个价值观决定了人们的行为模式。

从社会价值观的角度看，郑翔博士主题报告中的社会风习模式或主线假设，可谓画龙点睛。良善社会风习就是导向，就是目标。对百年中国社会风习规律的探究、脉的追寻，对于总结经验，重建良善社会风习，意义非凡。

那么，我们又将怎样进一步深化研究呢？

大体来说，建议进一步提炼有关章节。问题的提出以及有关见解的创新值得肯定，但这个章节的排列还需要打磨。比如，社会风习在晚清的时候，讲政治以及整个社会历史，不同时期标准完全不一样，概括的重点和角度也不一样，需要进一步的提炼。特别是关于社会风习演变的规律。第十章的五个动力讲得很好，规律的三个方面也很好，当然也要进一步研究，这是该课题的魂，需要再进一步地打磨。而且除了历史的分析，再有国际的比较更好，甚至包括与港澳台的比较，与东南亚的比较，但不是简单的比较。当然，国际比较不是作为主线，而是辅线。

在形式上，应该凝练成一个智库型的报告。清华大学的有关智库很有影响。我们如果有一个社会风气研究的机构和研究所，将来它会是非常值得一做的智库。浙江师范大学地处金华市，但它的非洲研究已经成为外交部重视的智库。社会风习研究做好了，在党风、政风、民风、学风、军风和家风等的研究中，将成为综合性的社会风习研究重镇，这是我们未来发展的目标。

此外，关于社会风习的研究方法。目前还局限于各种概念的罗列中，以期把握它的共性，这并不重要。比如，社会风习是有几个层面的，有精神层面，也有行为层面，但精神层面更重要，它支配人的行为。风习的失范可能会成为社会的危害。但如果是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民风，却不能用意识形态来要求它。所以，社会风习的动因、标准和研究方法需要研究。

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看，社会风习的范畴定位是什么？普列汉诺夫曾讲到社会心理问题，社会风习与社会心理关系密切又有所区别。社会心理毕竟是心理层面，社会风习是社会心理的外化，即日常生活领域。西方学者往往在文化批判中把社会心理的聚焦点放在日常生活中。实际上，社会风习也是社会心理的重要方面。社会风习研究体现当代文化批判的潮流。我们通常强调，要用中国的话语阐释中国实践，用中国理论来回答中国问题、解读中国道路。社会风习研究亦然。我们要用中国的话语、中国的分析工具，来解读当下和历史上中国的社会风习。这条道路很宽广，而且创新性也充分显现出来了，将来很可能形成一个更有影响力的咨询报告，这个作用将更大！（作者简介：郝立新，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助理，教授）

(1)　蒋介石的新生活运动（http://bbs.rednet.cn/thread-14628244-1-1.html）。

(2)　习近平：青年要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http://news.china.com/domestic/945/20140505/18482577_1.html。

谈谈社会风习研究的突破点

今年9月份我从九江学院郑翔书记处拿到了这本《百年中国社会风习寻脉》，按照郑翔书记的要求，好好学习了这个材料。首先，我想谈谈三点感受：

第一，社会风习研究的意义。现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五位一体”地全面发展，很关键的一个方面，就是社会风习怎么样才能变得更好，社会风习变得更好有利于很多社会问题的有效解决。因此，从这项研究来讲，它虽然是一项学术性的研究工作，但个人认为，它的价值影响已经超出了一项纯粹的学术性研究。

第二，关于《百年中国社会风习寻脉》研究成果。九江学院课题组的成员把这项研究的三个非常关键的内容，就是概念、假设和模型，都做了非常精辟的介绍，所以从学术研究来说也达到一个非常高的境界，体现出创新性和系统性。

第三，从研究的结果来看，前面几位嘉宾刚才都已经提出了非常好的建议，学术追求是无止境的，还可以改善。

那么，做这项研究，从学术研究、方法论两个方面看，可能有突破点的地方在哪儿？我梳理了一下相关概念，发现有讲风气、风尚、风俗的，也有讲习惯、习俗、习气的，这些概念可以从《辞海》或者一些相关的资料中查到。为了把我的思考介绍给大家，我想了一个生活中的例子。这个例子反映的问题虽小，但蕴含大道理。

关于“两个人进门”的问题。每个人在生活当中都有着这样的经历，两个人进门，例如：甲和乙两人都要经过一扇门，一次只能进一个人，每个人都可以选择先走也可以后走。那么，就有下面四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就是两个人都想先走，这个就叫做同挤，当然谁都进不去，这个门是有限的；

第二种情况，就是两个人都谦让，当然，没有人走也就没有人进去，这浪费了时间；

第三种情况，就是甲先乙后，那当然两个人都进去；

第四种情况，就是甲后乙先，两个人也都进去。

这四种情况，如果把它做一个分析，从理性来思考风习问题，第一种情况同挤，当然是很糟糕的，浪费了门，浪费了这两个人的时间，这两个人一定都不开心，这是最糟糕的一种情况；第二种情况，两个人都同时谦让，就把这个门给浪费掉了，在社会中，最稀缺的就是资源，这个门就是资源，没有人去用，就造成这个资源浪费，而且这两个人也没有过去，他们的时间也浪费了；第三、四种情况，甲先乙后或者甲后乙先，看上去是等价的，后面我给大家分析一下，其实也有差异性。

以上四种情况把大的历史背景下发生的事情最重要的因素都反映出来。下面从学术研究的角度讲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哪种情形是理想的，有一个百分之百对的标准答案吗？可能没有；第二个问题，如何评价理想情景下的结果，如果你说第三种，你讲的依据是什么？如果你是甲本人，你当然说乙先让一下，如果你是乙你就不会认为它是理想的；第三个问题更重要，实现这个理想情形的机制如何形成，如何稳定发展以及演变？我们的课题研究，在这三个问题上有很大的探讨空间，可以做出一流的成果。

我们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存在情境复杂性。它有很大的宏观背景，不是我们每个个体，或者是群体可以改变的。这个情境复杂性，通过刚才讲的两个人进门这件事，可以分类来讲。首先地点，是在学校，是在医院，还是在商场？每个人的判断标准都不一样。其次时间，是上班的时间、下班的时间，还是上学的时间？对理想的情况判断也不一样。再次，这两个人，我在这里用的是甲和乙，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很复杂，甲和乙年龄有大有小，要尊老爱幼；身体状况，如是不是有残疾、工作需要；如是不是要赶会议；等等。

从讨论两个人进门，可以看到社会现象及其情景的复杂性。探讨上面说的三个一般性问题，这就给我们研究这个课题增加了很多挑战。如要去探讨这个课题，我把它总结为10个字“学习、适应、预期、环境、合作”。我认为，不管在哪个时期去研究社会风习，这10个字都是重要的。无论我们如何定义社会风习，我觉得这里面最核心的，就是个体行为与群体行为的关系，这个关系是非常复杂的。在复杂的关系里面，这10个字是最重要的。

第一是学习。我们每个人之间，个体与个体、个体与群体之间，用一般性的专业性说法就是一种学习，不管你是精英，还是一般的老百姓，存在互相之间的学习。

第二是适应。在一个大的环境情景下，每个人首先想到的是去适应它。从演化生态学的观点来看，先学习后适应。

第三是预期。比如，过那个门的时候，一个人对另外一个人的行为都有所预期，每个人都不想撞，撞了都过不去，大家还可能会吵架。所以预期很重要，每个人在工作生活当中，对他人的行为，都会有所预期。

第四是环境。什么样的预期会产生，这与环境是非常有关系的。

第五是合作。每个人都有善的本性，我们都希望有一个合作。从学习开始，作为一个行为的起点，最后的结果会不会合作呢？我认为这几个环节是非常关键的。从学习能不能实现合作，就是非常值得研究的一个学术问题。

所以，我认为，在讨论社会风习的时候，有三个方面的内容是至关重要的：

第一，个体与集体。刚刚讲的那10个字，我认为是讨论个体与集体之间关系能够落到实处的一个逻辑脉络。

第二，规制与文化。我们每个人，很难实现学习到合作，所以规制是需要的。但是，所有的规制，都只能规制到我们能观察到的现象，而有很多现象是我们观察不到的，观察不到的地方，规制是无论如何都无法发挥作用的。那靠什么呢？靠文化。比如说，过那个门的情景非常复杂，很难想象能写出一条最理想的规制，去规制大家应该怎么样过这个门。上班时可能是一个办法，下班时可能是一个办法，医院可能是一个办法，商场可能是一个办法，碰到老人是个办法，碰到小孩是个办法，那这个规制太复杂了，没有人在过门的时候去学这个规制。但是，每个具有善良文化的人，都知道在这个时候如何去过这个门。

第三，稳定与变迁。从时间这个维度来看，稳定与变迁是永恒的，但稳定不等于没有变化，变迁不等于没有稳定。如何把稳定与变迁从一个发展的角度去处理好，也是研究社会风习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

最后，我想对进一步完善这项研究工作，提一点建议。九江学院课题组的工作已经做得很好了，研究专著即将出版。我觉得，其中有一些内容还可以提炼出来，做一些非常好的文章，在国际期刊上发表。基于我们自己的一些研究，有一些非常好的理论创新，去与其他文明进行对话，也是体现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的实践。（作者简介：王有强，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社会风习研究中应考虑的五个因素

这次来九江参加这个研讨会，是一个学习的过程。我觉得《中国百年社会风习变迁寻脉》是一个比较好的题目，它通过社会风习变迁，来策应了对当代现实问题的一种反思。

首先，我谈一下研讨会的感想。第一，我觉得题目是成立的，做学问，一个是言之有理，第二个是言之有据，郑翔同志最后的主报告，言之有据，“社会风习”四个字完全立住了；第二，这个史料的轮廓基本出来了；第三，主报告提出了一些比较有创见的思想，其中最主要地体现在模型和主线上，能够激起大家的讨论，这就是它的学术价值。

那么假如我做类似的课题，我觉得应该考虑这么五个要素。

第一个要素，概念表述的准确性。概念表述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我看了材料，我也听了介绍，我觉得社会风习讲来讲去，就是社会风尚、社会风气、社会风俗三者的结合。

第二个要素，史料安排的完整性。研究要有第一手材料。另外，还有的同志讲到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详略要得当，不能够忽视了一些很重要的东西。比方说，“文革”、民国这两章，还有8年抗战，甚至到1949年10月1日之前，这期间社会风俗习惯的一些主要的东西，应该如实地记载下来，要准确，要完整。同样，哪怕就是一些红色的时期，哪怕是一些改革开放以后的时期，一些社会风习，一些落后的地方，阴暗的地方，否定性的地方，你也应该比较完整地揭示出来，这就是我介绍的史料的完整性。

第三个要素，原因揭示的科学性。我们为什么有百年的社会风习的变迁，最深刻的原因，就是要依据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生产方式是推动一切社会变迁的最根本的原因。这个跟郑翔同志讲的重大的历史事件有点契合，但是要讲原理，它必须归结于历史唯物主义，就是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才能从事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一切活动。所以现状的一切东西，都不能从人们的脑袋中去寻找，要从现实的生活中去寻找答案，所以这里必须要解释清楚，必须要立准根基，现状的原因的分析，必须确立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包括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包括不同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之间的碰撞以及差异，要从这些方面去揭示它。

第四个要素，现状评价的深刻性。我们现在的社会风气怎么样？能否简单的一句话，世风日下道德滑坡？现状评价的准确性，恐怕不是简单的一个词，而是必须把它建立在学理之上的。比如，我是搞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我觉得必须从历史唯物主义来讲这个问题，我觉得必须立足于我们仍然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必须立足于我们中国行将实现现代化但尚未实现现代化这样一个最大的实际。我们到2049年，第二个百年才叫中国完全进入现代化，那么我们也必须立足于中国跟世界间巨大的差距，这个差距包括方方面面，用社会风习这方面来解释，就要进行中国与外国的比较，所以说现状评价应当准确。另外，还必须看到，原因和现状众多因素造成的一种历史的合力，是各种历史现象的叠加。比如，我们不能只就社会风气讲社会风气，还必须讲党风、政风还有家风。社会风气在当下，更多地受制于党风、政风，试问党风如果不根本好转，社会风气能够根本好转吗？现在，对这些风气抓得最重的就是中共，比如红包专项治理，防止四风回潮，等等。我最近仔细研读了习近平同志“十八大”五中全会上的两个讲话。你看对党风贪腐问题，习近平同志就讲，这个腐败问题对党的整个执政基础破坏力最大杀伤力最大，对社会风气的影响就不言而喻了。党风问题已经提高到了这个高度。“十八大”以来到现在为止，几个数字我都记得，一个是中管干部，查了125个，现在已经处理了108个，那么这些人的典型特征就是，政治锐变、经济贪婪、生活腐化、作风专横。一把手有306人被查处，包括县委书记、市委书记、省委书记，这充分说明的就是整个社会风气的好转有赖于党风的率先好转，党风带领政风，政风带动广普意义上的社会风气。逻辑上就是这样，所以就抓社会风气而抓社会风气，我们讲句温和一点的话，效果有限，这是我的一个观点。

第五个要素，意见和建议的有效性。我们做一个课题，最后必须要开出一个课题的药方，能够经世致用，能够对现实生活，哪怕抛出我们的小半桶子水。我觉得，就这个课题而言，要加大比重，要有一些针对性的意见建议，要敢于直面问题。既然是学术性的探讨，我们就能够直面这个问题，把问题摆在桌面上，我们作为一个学者、一个学术团队开出的药方，就是要让这些药方经得起时间的检验，经得起历史的检验。

概念表述的准确性，史料安排的完整性，原因揭示的科学性，现状评价的深刻性，意见建议的有效性，这就是我的基本观点。

对于这个课题下一步如何完善，我也提一些建议。

第一，要进一步丰富史料。我是政协的专委会副主任，我们今年出了一本书——《燃烧的红土地》，反映江西抗日战争纪事的，70万字，全是亲历的人，直接采访，很细致真实。比如，江西共有多少日军受降，江西的日军最后在都昌受降是不是5600人，当时国民党军队还给了受降的日本部队几只枪支用以维护晚间的安全和秩序，等等。包括大量这样的，当然也包括日寇在江西境内的一些屠杀，一些野蛮，残忍的行径，全部都记载下来了，这些史料是完整的、第一手的资料，带给人们很多深思。现在课题里的史料，我坦率地说，很多都是见诸报刊的资料，转载的资料，或者说文化信息的资料在种类上不够齐全，在质量上也应当提升。

第二，课题汇总材料的第一节里，我曾经看到的内容，但是后面没有发挥和阐明清楚，这就要求一定要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对于重大的历史事件、百年的历史事实，不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你很难完整、准确和全面地揭示它的整个全貌。在这一块上，恐怕还要做一些功夫。

第三，在最后章节，我们不仅要解释社会风习变迁的原因，我们还要提出意见、建议，要针对性强一些，篇幅大一些，要言之有物，既鲜明准确，又有可操作性。我们不是为总结而总结，我们要知古论今，以史为鉴，在这一块恐怕还要适当填补完善。这一点也非常重要。

我最后还有两句话。一个就是这个课题选择的视角比较好，所以今年上半年在全省社科文库竞争角逐中，郑翔同志报的这本书为我们省内的专家学者普遍看好，当时就收入了2015年江西省社科文库出版规划。第二句就是，江西师范大学去年拿了一个社会发展与治理2011协同创新中心，理论探讨上有些部分相近，以后的研究中，我们可以相互取长补短，加强交流。（作者简介：祝黄河，国务院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评议组成员，教授）

国际视域下的社会风习研究

清华大学今年成立了一个公益慈善研究院，我一方面是公管学院的教授，另一方面是公益慈善研究院院长。为推动包括公益慈善研究、公益慈善的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我们成立了这样一个新平台。

刚才孙教授发言时讲到“经济人”，这个话题其实挺有意思。我是学经济出身的，我本科学的是经济学，硕士和博士也跟经济学相关。但我却怎么也不喜欢经济学，于是我就做了一些跟经济学无关而跟社会学相关的事情。对照刚才孙教授所讲的“经济人”，对我而言，我是“社会人”而不是“经济人”。我做的不是损人利己的事情，而是怎么推动社会上的利他精神。我做的事情跟社会风习有很大的关系，所以我不算是门外汉，也算是有点关系。

现在已经是会议的最后时段了，我也不想占用大家太多时间。我想谈两点感想，然后做个小结，小结主要包括3层意思。

第一个感想，今天的主题——社会风习，我非常有兴趣。我这个学期给研究生和博士后开了一门课，讲政治学和公共管理领域中的三位经典大师和他们的三本书：一个是托克维尔与他的《论美国的民主》，一个是哈贝马斯与他的《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一个是帕特南与他的《使民主运转起来》。三位大师与他们的作品都跟社会风习有很大关系。

第一个人物是托克维尔。他主要讲的是民情，主要关注美国的民主制度是怎样建构起来的。作为一个法国人，他到美国待了9个多月，最后发现美国的民主制度背后有另外一种东西支撑着，它就是美国的民情。对此，我反复思考，民情其实就是社会风习，美国的民情也就是美国的社会风习。我让学生看两本书，然后我们反复讨论中国的民情到底是什么。我今天认为，中国的民情就是中国的社会风习。所以当王有强老师说我们的研究要跟国际接轨并把我们的研究成果翻译成英文时，我觉得这是个很好的对接概念，社会风习是可以跟民情对接起来的概念。

第二个人物是哈贝马斯。他实际上研究的是人类思想，被称为当前仍健在的最伟大的思想家。他关注的是什么呢？是资产阶级革命以后出现在英国咖啡馆里的一些故事，他用公共领域去概括它。公共领域是社会风习一个很重要的组成部分，是形成、产生以及发生作用去影响政治过程的一个机制。公共领域这个概念，国内很多学者在关注。哈贝马斯有很多书讨论这个问题，公共领域跟社会风习很有关系。

第三个人物是帕特南。他一个美国人跑到意大利，花了20年的时间研究意大利的制度绩效，这是很有意思的研究。民主意大利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在原来的两级政府之间加了一级政府，搞民主制度改革。他研究的意大利的民主绩效怎么样？跟托克维尔一样，他发现意大利的民主制度后有种叫做社会资本的东西在起作用。社会资本这个词有很多内涵，包括社会成员之间的信任和互惠网络。用社会资本也可以解释社会风习。所以我想，我们所讨论的社会风习问题，它既不是简单的一个中国历史的概念，也不是当下中国现实政治性的范畴，它是一个学理性很强又很有意思的范畴。这是我的第一点感想。

我的另外一个感想是，我在全国政协已经做了13年的政协委员，我今年提交了两个提案，这两个提案跟很多在座的有关系。一个提案是放开二胎，我连续6年呼吁放开二胎，今年终于结出重大的果实，真正放开二胎了。这是改变中国家庭结构的一件事，独生子女政策可能会导致一些社会问题，包括我前年提案做的关于失独家庭研究都有提到。我去年的提案是关于传统文化的，今年的另外一个提案是关于家庭教育的，这是个很有意思的提案。我今年3月份把提案交上去后，10月份教育部就下发了《教育部关于加强家庭教育工作的指导意见》的文件。我看了这个文件以后非常兴奋，效果这么明显。当然文件里并不只有我一个人提的内容，但文件中有很多我的观点。教育部还请我写一篇文章专门来谈家庭教育。家庭教育跟社会风习有很大关系。所以我的理解是，我们现在关注的社会风习问题一方面有深厚的学理基础，它跟西方学术界可以很好地对话；另一方面它也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

我的总结主要讲3点：一个是表示感谢，一个是谈点收获，最后说些期待和建议。

首先感谢的是课题组。我跟其他老师一样，对课题成果一开始没有仔细读，上次九江学院郑书记拿课题成果到北京给我，我也没仔细看。今天听完课题汇报之后，我觉得课题组做了大量工作，是开创性的工作。在没有经费支持，没有立项支持，也没有团队支持的情况下，课题组自筹经费，自组团队，自己推动这项研究，尤其难能可贵。关于社会风习的研究，之前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好的基础，九江学院没有，别的学校也没有。这个课题组做了很艰苦的努力，并形成了很好的报告，这是我的第一个感谢。

其次感谢的是在座的各位专家和媒体。不用我多说，参与这个会议本身就是很重要的支持。今天这个会议邀请了很多媒体界的朋友。社会风习，在哈贝马斯看来，跟媒体的关系非常密切，媒体有形成、塑造社会风习和移风易俗的作用。尤其是在这个时代，媒体是影响社会风习的非常重要的力量。感谢大家的参与和贡献了很多精彩的思想和观点。

再次感谢的是会务组。他们提供了很好的条件，包括牺牲个人周末休息的时间来做志愿者。我自己不太参与周末活动，周末我很重要的安排就是锻炼，现在我想方设法挤出时间锻炼。顺便提点建议，要多锻炼和运动。其实钓鱼也不坏，爬山也不坏，尤其是做学问的人，不少人都有颈椎问题、血压问题、血糖问题等，毛病挺多。最近这一年多，我走路走得很多，平均每天走3万步，这样走下来之后，身体状况有很大的改善。我原来血压比较高，最近这一年多，血压完全恢复正常，血压就是这样走下来的。但是走路确实很花时间，很花精力，所以我觉得周末的时间不一定要开会，我们可以牺牲其他时间开会。因此，我觉得要对包括同学志愿者和九江学院的老师在周末还能来参与会议表示感谢。

最后特别想要感谢这一选题。我刚才提到这次研讨会的主题——社会风习，它是一个有重大现实意义，有历史深度，又有很强理论价值的选题。这个选题不仅仅是九江学院的，也是在座各位老师的，没有来参加这个研讨会的很多学者也都在关注这个问题，媒体和社会各界也都在关注，甚至中央领导也会关注这个选题。这个选题的提出，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贡献，提出这个选题对接下来的相关研究和媒体报道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然后，我想说的是收获。其实不用我说，大家都有同感。这一天的时间安排非常紧密；会议形式也很有特点，不是采取主题发言的形式，而是采取评论加表达的形式，每个人的发言时间都非常有限，发言密度很大。每个人的视角不一样，对社会风习这个问题，每个人都能从不同角度发表意见。这也是一个门槛不很高的命题，因此我收获了很多的观点、很多的创意、很多的思想、很多的视角。有些视角非常有意思，例如从家书视角研究社会风习，我就觉得非常有意思。我们还收获了很多批判性的意见。我想这些收获对课题组的后续研究与课题完善会很有帮助。

3位课题组成员，包括九江学院郑书记，讲到的概念、问题、模型、假设，我都很有兴趣。首先，我觉得社会风习变迁模型非常有创意，这是一个四维模型，我觉得要做一些深究，四维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维度？各维度之间的关系是什么？之前提的更多的是公共管理的视角，那么从社会生成的视角进行研究，有什么样的变化？我讲到的民情、社会资本、公共领域，实际上更多的是机制的视角。从机制视角进行研究或许可能会产生另外一种模型，我觉得这是不同的模型。此外还有解构模型和建构模型，是不是也有不同？还有定性模型和定量模型，这两者怎么样结合？模型分析非常有意思，是非常有创意的研究视角。

社会风习问题非常复杂、多元、宏观。有一位美籍华人——王迪，他做过关于成都茶馆的研究，他的研究挺有意思。成都的小茶馆，他居然写了100年的历史，从1900年写到现在。就一个小茶馆，可以做很微观的研究。就社会风习问题做微观研究是非常有意思的，因为它既是一个很宏大的历史事件，又是一个很微观的视角。如何把宏观跟微观相结合？如何形成一个多元的模型？传统和历史事件中间可能还有东西，传统之前可能还有东西，历史事件之后可能还有东西，把这些不同的东西结合起来进行研究，这个研究是非常有意义的，尤其是就百年中国社会风习的演变来说，非常有意义。这些思考、质疑、批判，都是今天的收获，所以我感觉这一天的研讨会，无论是对于社会风习既有的课题研究，还是进一步的思考，我都收获很多东西。

第三是想提几点建议，一共讲五句话。

第一句是讲改革的话。把社会风习研究和全面深化改革结合起来研究，把社会风气研究和治理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深化改革结合起来。这里面有很多文章可做，有现实的、当下中央关注的事情可研究。我认为可以把社会风习和改革很好地结合起来进行研究。比如政治绩效，政治绩效的好和差之间有一种东西是社会风习。帕特南关注的政治绩效是一个改革的问题，但实际上这是一个社会风习的问题。这是关于改革的话。

第二句是讲未来的话，这实际上是讲社会重建问题。我前面讲的放开二胎也好，家庭教育也好，都涉及家庭重建。我讲的这个社会风习很大程度上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很多东西是通过家庭教育培养出来的。今天我去参观陈寅恪研究院时感受特别深，这是什么样的家庭？它有什么样的家风？这样的家庭培养出来的人又能够形成什么样的风习？不同家风的家庭产生的影响和结果完全不同。现在，我们开始进行家庭的重建了。像放开二胎与社会风习怎么结合起来？我们讲的社会重建，曾建平教授讲的社会溃败，怎么跟社会风习结合起来？“十八大”以后，各个方面都在推进社会重建，社会风习跟社会重建包括社会、社区、智慧城市要怎么结合起来进行研究？这是关于未来的话。

第三句是讲世界的话。社会风习研究要在国际上能够对话。我认为民情、社会资本、公共领域都能与社会风习关联起来。我们的一些好成果要拿到国际上去发表，用他们听得懂的语言，看得懂的理论模式，来说我们中国的故事。中国的故事不是完全要用中国话来讲，也可以用西方人熟悉的话语来讲。这是关于世界对话的话。

第四句是讲年轻人的话。什么意思呢？就是要让那些本科生、硕士生更多地关注社会风习的研究，参与社会风习的研究。我们有4万多名学生，我觉得很多学生会很关注这个问题。如果你只是研究历史，他们不感兴趣；但你用的是互联网的语言，用他们熟悉的话语，他们会参与进来，这是课题继续做下去一个很重要的动力。我们最近在做社会创新的研究，我们也到美国做了关于社会创新方面的考察。总体感觉，我们对中关村的创新印象非常深，中关村的创新走在世界前列。我经常讲美国华盛顿、硅谷这些地方的创新未必比得上中关村，因为中关村有年轻人聚集在这里。中关村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创新企业——36氪，这是今年福布斯榜排在首位的。这是一个互联网的平台公司，这个企业高管的平均年龄是29岁，整个团队300多人。我们去调研，进这个企业一看，一个个不到30岁，他们的活力完全是走在世界前列的，他们靠的是年轻。我觉得我们这个课题，要让年轻人参与进来，让他们有兴趣；这个课题才能做的有活力，有创新。

最后是讲学术的话。社会风习有一个可能的风险就是离意识形态比较近，所以这个研究由书记来推动比较好，但也有不好之处，就是容易政治挂帅。学术研究，还是要强调“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我觉得陈寅恪倡导的这一点非常重要。研究学术的人，讲学术话是非常重要的。

关于下一步研究的具体建议，我认为要动员更多的相关学科的，特别是在历史文化方面有一些积累的学者参与进来，这样的研究才能够引起更多的共鸣，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推动一个公共领域的形成。另外一点建议，是不是可以分层次、分主题继续研究。在社会风习下面，可不可以开展党风的研究？开展市场经济所形成的市场之风研究？或者开展我现在关注的公益对社会风气影响的研究？可以分不同主题开展深入研究，并在这个基础之上形成一种合作互助机制。我顺便介绍一下，在公益慈善研究院成立之后，我们成立了一个新的研究中心，叫公益的价值与文化研究中心。公益的价值与文化跟社会风习有很密切的关系，我们提的这个公益价值与文化的研究主要关注几个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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