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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05-20 10:1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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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美)约翰·威廉斯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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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通纳

斯通纳试读:

版权信息

书名:斯通纳

作者:(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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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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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BN: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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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由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授权北京当当科文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制作与发行。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谨将此书献给我在密苏里大学英文系的朋友和早年的同事。他们立刻会发现这是一本虚构的小说,即其中所描绘的人物没有以任何真人为本,无论在世的还是已故的;另外,其中没有任何事件映射我所熟悉的密苏里大学的真实事件。同样他们还会发觉,我冒昧窜用了密苏里大学的名称,还有其外在形态及历史沿革,所以,事实上,在小说当中它同样是一个虚构的地方。1

威廉·斯通纳是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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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进的密苏里大学,那年他十九岁。求学八个春秋后,正当第一次世界大战拼杀犹酣的时候,他获得了哲学博士学位,拿到母校的助教职位,此后就在这所大学教书,直到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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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死去。他的职称始终没有升到助理教授以上的级别。修完他的课后记忆犹新的学生寥寥无几。他死后,几位同事向学校图书馆捐赠了一部中世纪的文献手稿,权当对他的纪念。这部书稿也许还能从珍稀古籍典藏库里找到,书上写了段题记:“敬赠密苏里大学图书馆,以缅怀英文系的威廉·斯通纳。诸位同仁谨记。”

如果偶尔有学生碰巧看到这个名字,也许会纳闷威廉·斯通纳是谁,但促使他探究的好奇心顶多止于提个漫不经心的问题。斯通纳活着的时候同事对他并不怎么尊崇,现在几乎绝口不提了。对年纪稍长的同事来说,他的名字意味着让人想起等待大家的那个最后结局;在年纪更轻的听来,这个名字不过是勾起毫无意义的过去的某种声音而已,而且没有什么共性可以跟他们本人或者自己的职业联系起来。

他于1891年出生在密苏里中部布恩维尔村附近的一家小农场,距离大学所在地哥伦比亚约有四十英里。虽然他出生的时候父母都还很年轻——父亲二十五岁,母亲勉强二十岁——可是,即便还是个小男孩的时候,斯通纳都觉得他们老了。父亲三十岁的时候显得像四十岁,因为常年劳作,腰身已经佝偻,经常绝望地盯着年复一年支撑着全家生活的那块贫瘠的土地。母亲对自己的生活还能够耐心对待,好像那不过是她必须要忍受的一段稍微漫长的瞬间。她双眼透着苍白的淡色,模模糊糊,眼睛周围的皱纹,在贴着头顶梳起、后面挽了个髻的稀薄灰发的衬托下,显得更加耀眼。

从自己最早能记得的时候开始,威廉·斯通纳就有很多活儿必须要做。六岁的时候,他就得从那几头瘦骨嶙峋的母牛身上挤奶,把几只猪赶进离屋子不远的圈里,还要到一窝母鸡那里去收鸡蛋。甚至从去距离农场八里路的乡村学校读书开始,从黎明前到天黑后,他的这段时间都要被一两种活儿所占据。十七岁的时候,在农活的重压下,他已经开始驼背。

这是一个孤单的家庭,家里只有他一个孩子,全家被逃不掉的辛劳紧紧地束缚在一块儿。黄昏的时候,一家三口坐在那间小厨房里,亮着唯一的那盏油灯,凝视着昏黄的灯焰。经常在这个时候或者晚饭和上床睡觉之间的工夫,唯一能听到的声音就是靠背椅里某个身躯单调的活动声,以及在那幢年迈的老房子下面某个木器发出的微弱而柔和的吱呀声。

这幢房子建在一片荒芜的四方形平地上,走廊和门扉附近那些不曾漆刷的木椽已经塌陷。由于长年累月的侵蚀,房子已经带上那片干燥土地的颜色——灰色和褐黄色,中间还夹杂着白色条纹。房子的另外一侧是一条长长的走廊,稀稀落落地点缀着几把靠背椅和若干砍削过的桌子,还有一个厨房,全家有限的相聚时间大部分就是在那里打发的。另一侧是两间卧室,每间里面都摆放着铁制的床架,涂成白色,外加一把靠背椅,一张桌子,上面有一盏灯和一只洗脸盆。地板是没有涂过漆的木块砌成,分布很不均匀,由于老化,有些还开裂了,顺着裂缝,灰尘不断地渗透出来,斯通纳的母亲每天都要清扫。

在学校,他每天都要做功课,差不多也像家务活儿,只是没有农场的那些活儿让人精疲力竭。1910年春天,他读完了高中,心想可以接手多干点田里的活儿;在他看来,父亲好像变得越来越迟钝,那几个月过去后又变得更加疲惫。

可是,那年晚春的一个黄昏,这两个男人给庄稼除了整整一天草,晚饭的碗碟收拾好了后,父亲在厨房跟他交谈起来。“上星期县里来了个办事的。”

斯通纳从平整地铺在那张圆形餐桌上的红白格子图案的油布上抬起头来,望着父亲。他没说什么。“那人说他们在哥伦比亚的大学里新设了个学院。他们叫农学院。那人还说你应该去那里。得要四年。”“四年,”斯通纳说,“要花好多钱吧?”“你可以自己干活顶住宿和伙食费,”父亲说,“你妈妈的大表哥在哥伦比亚城外不远有个地方。需要买些书和东西。我每月会给你寄上两三美元。”

斯通纳的双手平摊在桌布上,在灯盏亮光的照耀下,桌布闪烁着暗淡的光。他去的最远的地方没有超出过布恩维尔,顶多十五英里远。他尽量抑制着让自己的声音保持平稳。“你想过,这地方,完全靠你自己能应付下来吗?”斯通纳问道。“你妈和我应该能应付下来。我会在北二十亩那里改种小麦,那会砍掉手工活儿。”

斯通纳望着母亲。“妈呢?”他问道。

母亲用平淡无奇的语调说:“照你爸说的去做吧。”“你们真的想让我去吗?”他问道,似乎半是希望得到否定的答复。“你们真的想让我去吗?”

父亲在椅子里挪了挪身子。他看着自己粗壮、长满老茧的手指,泥土钻进那些干裂的缝隙,深邃得都不可能洗掉了。他把手指锁在一起,从桌上举起来,那态度几乎像个祷告者。“说来我从来没有上过什么学,”他说,望着自己的手,“读完六年级后就开始在一家农场干活了。年轻的时候不用上学也能支持。可是现在我就不知道了。就像这土地,一年比一年干枯,干活一年比一年辛苦;不像我还是小孩子时那样肥沃了。县里的人说,他们想到了很多新点子,有很多干活儿的办法,会在大学教给你。他说的可能没错。有时我在地里干活的时候也会琢磨。”他打住不说了,手指紧紧攥在一起,紧握着的手放在桌上。“我开始琢磨——”他愁眉苦脸地看着自己的手,又摇了摇头,“秋天了你就去上大学吧。你妈妈和我能应付得了。”

这是斯通纳平生听到的父亲说的最长的一次话。那年秋天,他去了哥伦比亚,到大学报到,注册成为农学院的一名新生。

他去哥伦比亚的时候穿着一套崭新的黑色绒面呢正装,是花了妈妈的鸡蛋钱从希尔斯-罗布克公司的产品目录上订的,还带了件父亲的旧大衣,穿了条蓝色的毛哔叽裤子,这条裤子他每月穿一次上布恩维尔的卫理公会教堂,又带了两件衬衣,两件换洗的工作服,二十五美元现金,那是他父亲用秋收的麦子作抵押借来的。他从布恩维尔步行出发,父亲和母亲老早驾着农场那辆驴拉的平板车送过来的。

那是一个燥热的秋日,从布恩维尔到哥伦比亚的路上尘土飞扬;他走了将近一个小时,才有一辆运货马车出现在身旁,司机问他要不要搭一段。他点了点头,然后坐到马车的座位上。他的毛哔叽裤子到膝盖那里都被尘土染成了红色。他那被太阳和风蹂躏成褐色的脸庞,沾满了厚厚的灰尘,路上的尘土和汗水交融在一起。在漫长的车程中,他一个劲儿地用那双笨拙的手拍打着裤子,不断用手指捋着高耸的浅褐色直发,他的头发就是不肯服服帖帖地贴在脑袋上。

下午晚些时候,他们到了哥伦比亚。司机让斯通纳在城郊下了车,指着一群掩映在高高的榆树中的建筑,“你要上的大学到了,”他说,“你要读书的地方就在那里。”

司机驾着马车离开后有那么几分钟,斯通纳站着没动,盯着那片建筑群。他还从来没有见过如此壮观的东西。红色的砖墙建筑从一片宽阔的绿色田地向上延伸过去,这片田地不时被石头小径和小块的花园隔断。敬畏之下,他忽然有种从未出现过的安全和静谧感。虽然时间已经不早了,他还是在校园的边角走了很长时间,只是观望着,好像自己无权进去。

天色快黑时他才向一个过路的打听去亚什兰·格雷维尔的方向怎么走,这条路将把他带到吉姆·弗特——母亲的大表哥的农场,他要给这个亲戚干活;天完全黑了他才来到那幢木结构的两层的白房子,他就要在这里住下了。他以前没有见过弗特两口子,这么晚了来见他们,他感觉怪怪的。

两口子只是点了个头算是欢迎他,然后仔细地审视着。过了会儿,斯通纳站在门口过道已经很尴尬的时候,弗特才带他走进一个暗淡的小客厅,里面挤满了裹得严严实实的家具,几张颜色暗淡的桌上放着些小摆设。他都没有坐下来。“吃晚饭了吗?”弗特问。“没有,先生。”斯通纳答道。

弗特太太弯着食指朝他勾了勾,然后悄然离开。斯通纳跟着她穿过几个房间,来到厨房。弗特太太示意让他挨着桌边坐下。她端来一壶牛奶,拿来几块方形的冷玉米面包,放在他面前。他喝了口牛奶,可是因为太兴奋,嘴巴很干燥,吃不下面包。

弗特走进房间,站在老婆身旁。他个头挺矮,还不到五英尺三寸,脸很瘦削,鼻子特尖。他老婆比他高四英寸,而且很肥胖;无框眼镜遮住了她的眼睛,薄薄的嘴唇紧闭着。斯通纳喝牛奶的时候,两口子怒气冲冲地看着。“早上给牲口喂吃的喂水喝,让猪出来休息休息。”弗特吩咐道,语速很快。

斯通纳茫然地看着他。“什么?”“这就是要你早上干的活儿,”弗特说,“上学之前干完。然后,晚上再喂食,放猪,收鸡蛋,挤奶。有工夫了再劈柴火。周末的时候,我干啥你就帮着干。”“好的,先生。”斯通纳回答道。

弗特仔细端详了他片刻说,“大学。”然后摇了摇头。

就这样,为了九个月的食宿,他要给牲口喂水,喂食,放猪,收鸡蛋,挤奶,劈柴。还要耕田犁地,挖残根(冬季的时候还要破开三英寸深的冻土),要给弗特太太搅拌黄油,木棍在奶水中上下翻腾的时候,她飞快地摆动着脑袋,面带严厉的首肯表情看着斯通纳。

斯通纳住在楼上一间当过储藏室的房子里,唯一的家具是张黑色铁制床架,边框都塌软了,支撑着一张单薄的席子,还有一张桌子,上面放着一盏油灯,还有一把靠背椅,胡乱放在地板上,还有一只他当书桌用的大箱子。冬天,他唯一能够获得的热量就是从楼下房间里透上来的热气;他用分给自己的破被子和毯子裹住身子,然后在手上哈着气,这样翻书时不至于割到手。

他在大学做功课完全就像在农场干农活——全心全意,兢兢业业,既谈不上愉快也没有多大的痛苦。第一学年结束的时候,他的分数平均在B略微偏下。他很高兴,不是很低,也不在乎不是特别高。他感觉自己学到很多以前从不知道的东西,可是这对他来说只是意味着到了第二学年,他可以做的跟头年一样。

大学一年级结束后的那年夏天,他回到父亲的农场帮着种庄稼。有一回,父亲问他是不是喜欢学校,他回答说挺好。父亲点点头就不再提这事儿了。

直到第二学年回校的时候,威廉·斯通纳才明白自己为什么来上大学。

到大学二年级的时候,他已经是校园里大家都熟悉的身影了。他一年四季都穿着那套不变的黑色平绒套装,白衬衣,系着领结,手腕从外套的袖口里伸出来,裤子在腿上难看地飘荡着,好像那套制服以前是别人穿过的。

随着雇主越来越懒惰,他干活的时间不断增加,而且晚上还要在自己的房间花很长时间做布置的作业;他已经着手又一轮学习内容了,这将让他获得农学院的理学士学位。第二学年的第一个学期,他要学两门基础科学,一门农学院的土壤化学课程,一门差不多要求所有大学生都要修的课程——一个学期的英国文学概论。

最初的几个星期过后,理工课程没有碰到多大的困难;有太多的事情要做,太多的东西需要记忆。土壤化学课总体上他还很感兴趣;他从来没有想到过,那些黄褐色的土块,他有生以来大部分时间都在打交道的土块,看上去远不是那么回事,他开始隐隐约约发现,自己不断增长的土壤知识,等回到父亲的农场后或许会有用。可是,必修的英国文学概论却空前地让他有些烦恼和不安生。

老师是个中年男人,四十出头,名叫阿切尔·斯隆,他对自己的教学任务态度好像带点嘲弄和蔑视的味道,似乎感觉在自己的知识和能言说的东西之间有道如此深的壕沟,他不愿努力去接近它。大多数学生都既害怕又讨厌他,而他的反应则是一种超然、冷嘲热讽式的好玩。他中等个头,长着副线条深刻的长脸,刮得干干净净;他总是摆出一副不耐烦的姿态:手指不断插进一团蜷曲的灰色乱发里。他说话时语调平板单调,声音勉强从活动的双唇透出来,不用刻意表现或者抑扬顿挫,好像要给那些单词赋予某种自己的声音没有的形状。

离开教室开始做农场的杂活儿或者在那间没有窗户的阁楼房间里学习,对着暗淡的灯光眨眼的时候,斯通纳总感觉到这个人在自己内心的眼前升起来。他很难勾画别的任何老师的脸庞或者回想起自己上过的其他任何课上发生的细节;可是在自己意识的门槛,却经常等待着这位阿切尔·斯隆的身影,还有他那单调的声音,以及从《贝奥武甫》的某些段落轻蔑地信手拈来的词语或者乔叟作品的对句。

他发现像别的课程一样,自己对付不了文学概论。虽然他记住了作者以及他们的作品、年代和影响,第一次考试还是差点没通过,而且,第二次考试也乏善可陈。他读了又读布置的文学作品,占用的时间多得连其他功课都开始受影响了;然而,他读到的纸页上的那些词依然故我,看不出自己所做的这一切有何用处。

他反复思考阿切尔·斯隆在课上讲的那些词,仿佛从这些词语乏味、单调的意义背后,可能会发现一条线索,带他到自己想去的地方;他躬身前倾趴在一把椅子的座板上,由于面板太小很难舒服地容纳他,只好紧紧抓着桌面的边缘,紧得手指关节在褐黄坚硬的皮肤上都挤出白色印迹来;他专心致志地皱着眉头,咬着下嘴唇。可是当斯通纳和同学的注意力变得更令人绝望时,阿切尔·斯隆的嘲讽劲儿也随之更加引人入胜。有一次那种嘲讽劲儿突然化作愤怒,而且只冲着威廉·斯通纳发来。

那门课读了两部莎士比亚的戏剧,最后以学习十四行诗结束了那周的课程。学生们既紧张又迷茫,而且对他们和这位从斜面讲桌后注视着大家的无精打采的人物之间日益紧张的氛围有些害怕。斯隆向他们大声朗读了第七十三首诗;他的眼睛在教室里游移着,嘴唇紧闭,带着一丝毫无幽默感的微笑。“这首诗是什么意思?”他忽然发问,然后稍事停顿,眼睛带着某种无情而且几乎是快乐的绝望感扫视着教室。“威尔伯先生?”没有听到回答。“施密特先生?”有人咳嗽了声。斯隆把那双黑亮的眼睛转向斯通纳。“斯通纳先生,这首十四行诗讲的什么意思?”

斯通纳咕哝了声,试图张开嘴巴。“这是一首商籁体诗歌,斯通纳先生。”斯隆干巴巴地说,“一首由十四行句子构成的诗歌,具有确定的格式,我相信你已经背过了。是用英语写成,我想,英语你已经讲了好多年了。作者是威廉·莎士比亚,一位早就死了的诗人,但这位诗人在若干人的心中占据着某种重要地位。”他又多盯了斯通纳片刻,这时那双眼睛熟视无睹地掠过全班时变得茫然起来。他没有看自己的书本,又讲起这首诗来;他的声音变得更加低沉、柔和,好像吐出的词语、声音和节奏顷刻间变成了他本人:在我身上你或许会看见每年的这个季节,黄叶或尽脱,或只剩三三两两,挂在冷得瑟瑟抖颤的枯枝上,荒废的歌坛,甜美的鸟儿曾在那里欢唱。在我身上你或许会看见这种时日的暮光,日落后渐渐消失在西方;黑夜,死的化身,慢慢把它赶开,在安息中笼住万物。在我身上你或许会看见那火光的闪耀,在他青春的灰烬中奄奄一息,在惨淡灵床上早晚要断魂,被滋养过它的烈焰销毁。目睹这些,你的爱会更加坚定,因为他转瞬要辞你溘然长往。

趁着沉默的片刻,有人清了清喉咙。斯隆又重读了那两行,声音变得平板起来,又恢复了自己本来的音质。目睹这些,你的爱会更加坚定,因为他转瞬要辞你溘然长往。

斯隆的眼睛又回到威廉·斯通纳身上,他干巴巴地说,“莎士比亚先生穿越三百年在跟你讲话,斯通纳先生,你听到了吗?”

有那么几个时刻,威廉·斯通纳意识到自己在使劲屏住呼吸。他把气息轻轻地舒吐出来,刹那间发觉自己的呼吸从肺里排放出来时,衣服随着身体在起伏。他把目光从斯隆身上移开,打量着教室。阳光从窗户里斜照进来,落在同学们的脸上,所以感觉光明好像是从他们自身散发出来,迎着一片黑暗释放出去;一个同学眨巴着眼睛,一道浅浅的暗影落在面颊的一侧,上面的毫毛被阳光照得清清楚楚。斯通纳开始感觉放在桌上紧紧攥住的手指松开了。他在自己的凝视下掉转过手来,很惊奇它们都是黄褐色,很惊奇指甲已妥帖地嵌进粗壮的指端那种复杂的结构;他想,自己肯定能感觉到血液在无形地穿过纤细的血管和动脉流淌着,从指尖到整个身体微弱又随意地颤动着。

斯隆又开始说话了。“他对你说了些什么,斯通纳先生?他的这首十四行诗是什么意思?”

斯通纳的眼睛缓慢又不情愿地抬起来。“意思是。”他说,双手微微动了下朝空中举起;当他看到阿切尔·斯隆的身躯时感觉双眼上了层釉光。“意思是。”他又说,可就是讲不完已经开了头的话。

斯隆饶有兴致地盯着他。接着他忽然点点头说:“下课。”没有看任何人就转身走出教室。

威廉·斯通纳几乎感觉不到身边有同学存在,他们从座位上站起来咕咕哝哝地抱怨着,然后慢慢腾腾地走出教室。大家离去后,斯通纳一动不动地坐了几分钟,眼睛盯着前面那道窄窄的地板木条,这块地板早已被他从未见过或者认识的学生们不安分的双脚磨掉了漆,蹭得光光的了。他自己的脚在地板上滑着,听到自己的脚底从木头上踩过时粗糙的刮擦声,感觉到透过皮革的粗硬质地。接着,他也站起来,慢慢走出教室。

晚秋时节细细的寒冷刺进他的衣服。他看了看四周,打量着树木光秃秃、疙疙瘩瘩的枝条,全都蜷曲着、扭扭歪歪地冲着苍白的天空。学生们匆匆穿过校园向各自的课堂走去,不时碰擦下他;斯通纳听着他们的咕哝声和鞋跟踩在石头路上发出的磕碰声,看着他们的脸蛋,都被冷气冻得红扑扑的,弯着身子抵御着一股微风。他好奇地看着他们,好像以前没见过这些同学,好像自己离他们很远又很近。当他匆匆赶上下节课时,始终保持着这种感觉,保持到他的土壤化学教授把那堂课上完,背景音却是背诵写在笔记本上的东西时发出的嗡嗡声,那些东西他曾历经辛苦记住,现在自己都感到陌生了。

那一学年的第二学期,威廉·斯通纳放弃了几门基础科学课,中断了农学院的课程;他选修了几门哲学和古代史的导论课,以及两门英国文学课。夏季的时候,他又回到父母的农场,帮父亲经营庄稼,对自己在大学的学习只字不提。

年纪更大些的时候,回首自己本科最后两年,斯通纳仿佛感觉那段时光虚幻不实,压根就属于别人,那段早已逝去的时光,好像不是他习惯的那样正常流逝,而是断断续续地流逝着。一个片段跟另一个片段互相重叠着,但又从中分离出来,他还感觉自己从时间中被移了出来,旁观着时间在自己面前流逝,像个宏大、并不均匀地翻转着的立体景观。

他的自我意识开始苏醒,他还从未以这种方式感知过自己。有时他在一面镜子里盯着自己,看着那张覆盖着茅草般干枯褐发的长脸,摸摸尖削的颧骨;他看着从外套袖口里伸出好几寸的细细的手腕;他纳闷,自己在别人眼中是不是像独自一人时表现的那样显得滑稽可笑。

他对未来还没有什么规划,而且对谁都没有说起过自己的这种不确定。为了食宿他继续在弗特家干活儿,不过,已不再像大学前两年那样干很长时间了。每天下午有三个小时,加上周末的半天工夫,他任由弗特和塞雷娜随意使用自己,余下的时间他要求完全由自己支配。

有部分时间他在弗特家那个阁楼小屋里度过;但是,上完课,而且把弗特家的活儿干完后,他尽可能经常回大学去。有时,晚上,他喜欢在那个长长的露天的四边形场子里散步,行走在一起漫步和窃窃私语的夫妇中间;虽然一个人都不认识,虽然也从不跟他们说话,他还是感觉跟他们有种亲近感。有时他站在场子的中心,看着杰西楼前面的那五根粗大的柱子,它们从凉爽的草地上直插夜空;他知道,这些柱子是大学最初的主楼残留下来的,那幢主楼多年以前毁于大火。这些柱子在月光下呈银灰色,光亮又干净,在他看来,似乎象征着自己曾经拥抱过的生活方式,像一座代表某个神灵的庙宇。

在大学图书馆,他游历过排排书架,置身于几千册图书中,呼吸着皮革、衣服、干燥的书页释放出的发霉的气息,闻着就像某种来自异国的香气。有时他会暂时停住脚步,从架子上拿下一卷书,在自己的大手中捧住片刻,书脊和厚纸封面以及诱人的书页尚不熟悉的感觉会在手中产生某种刺痛感。然后他会翻阅起书来,这里那里随便读上一段,僵硬的手指在翻动书页时尽可能小心翼翼,好像因为笨拙的手指可能会撕坏和损毁它们忍着巨大痛苦想发现的东西。

他没有什么朋友,平生第一次开始有了孤独感。有时,晚上在自己的阁楼房间,他正看书时会抬起头来,盯着房间那些黑乎乎的角落,在暗影的衬托下,灯光闪烁不定。如果盯的时间很长又太专注了,那片黑暗就会凝聚成一团亮光,它带着自己阅读的东西的那种无形的样式。他又会觉得自己走出时间之外,就像那天阿切尔·斯隆在课上跟他讲话的感觉。过去从它停留的那片黑暗中出来聚集在一起,死者自动站起来在他眼前复活了;过去和死者流进当下,走进活人中间,所以,在紧张的刹那间,他有种密实的幻觉,好像自己被压缩了,很难从中逃出,也不想逃出。特里斯坦和大美人伊索尔德走到他跟前;保罗和弗朗西斯卡在灼热的黑暗中旋转着;海伦和阳光的帕里斯,他们的脸蛋因为最终那个结局而痛苦不堪,两人从那片昏暗中浮现出来。他跟这些人相处,方式绝对不会像跟他的那些从这堂课去赶另一堂课的同学一样,他们会在密苏里的哥伦比亚某个规模巨大的大学找到一个本地的栖身之地,他们会以中西部的某种派头毫不在意地行走散步。

只用了一年的时间,他就学会了希腊文和拉丁文,好得足以阅读简单的文献;他的眼睛因为紧张和缺少睡眠总是红红的,灼热疼痛。有时,他回想自己几年前的样子,被那个陌生人物的记忆搞得惊诧不已,那个人像土地般发黄,逆来顺受,而那个人就是从土地中冒出的。他还会想起父母,他们差不多跟自己养的这个孩子一样陌生了;感觉对他们有种复杂的同情和遥远的爱意。

快到大学第四年的中期,一天下课后,阿切尔·斯隆拦住他,请他顺便去趟自己的办公室聊聊。

适逢冬季,一股低沉、阴湿的中西部的薄雾飘浮在校园上空。即便在上午十点左右,山茱萸树纤细的枝条上因为结着白霜而闪闪发光,蜿蜒爬上杰西楼前那些巨大柱子的黑色藤蔓边缘满是彩虹色的晶体,在一片灰色的映衬下闪烁着。斯通纳穿的大衣简直破旧不堪,他决定不穿着大衣去见斯隆,虽然天气已经结冰了。当他匆匆忙忙走到那条人行道上,踏上通向杰西楼宽阔的石阶时,浑身瑟瑟发抖。

寒冷过后,楼里的热气很强。外面的灰色慢慢渗进窗户和大楼两侧的玻璃门,所以黄色瓷砖地面上闪耀的光要比照在上面的灰色的光线还要明亮,那些巨大的栎木柱子和被刮擦过的墙壁在黑暗中闪着微光。慢腾腾的脚步在地板上嘶嘶作响,轻轻的咕哝声被大楼宽阔的空间消弥掉了;暗淡的人物在缓缓移动,时聚时离;令人压抑的空气里积聚着油漆过的墙壁上的气味,以及羊绒衣服的湿气。斯通纳爬上光滑的大理石楼梯,朝阿切尔·斯隆位于二楼的办公室走去。他敲了敲关闭的门,听到回应声,然后就走了进去。

办公室又长又窄,全靠遥远尽头独立的一扇窗户照明。架子上挤满了书,都高耸到快挨着天花板了。靠近窗户嵌了张桌子,阿切尔·斯隆坐在桌子前面,半转过身子,在光线的映衬下轮廓显得很暗淡。“斯通纳先生。”斯隆干巴巴地说,欠了欠身子,指了指自己对面的一把皮椅示意他坐下。斯通纳坐了下去。“我仔细查了下你的记录,”斯隆顿了顿,从桌上拿起一份文件夹,端着那种超然的讽刺味儿看着。“我希望你不要介意我如此好奇。”

斯通纳舔了舔嘴唇,在椅子上拧了拧身子。他试图把自己的那双大手合着交叉起来,这样双手就可以隐藏起来了。“不会的,先生。”他声音嘶哑地说。

斯隆点点头。“那就好。我发现你最初修这儿的课程时是个农学院的学生,大学二年级期间突然转修文学。说得对吗?”“没错,先生。”斯通纳说。

斯隆朝自己坐的椅子背后靠过去,盯着从那扇高高的小窗户里透进的光块。他的几根手指同时叩了叩桌子,转身背对僵坐在自己前面的这位年轻人。“这次商量的正式目的是通知你,你得正式改变学习专业,宣布有意放弃自己原来的学业方向,正式确定一个最终的专业。这件事在教务主任办公室里只用五分钟左右就能办妥。你当回事儿行吗?”“好的,先生。”斯通纳说。“不过,你也许猜到了,我请你过来坐坐不是因为这个。你介意我问问你将来的打算吗?”“不介意,先生。”斯通纳说。他望着自己的手,那双手紧紧地绞在一起。

斯隆拿起扔在桌上的文件夹。“我查到你刚进大学的时候年龄比普通学生稍大些。差不多二十岁了,我说得对吗?”“对,先生。”斯通纳说。“而且,那时你的计划是研修农学院提供的课程吧?”“是的,先生。”

斯隆在椅子里往后靠过去,看着阴暗的高高的天花板。他忽然问,“你现在有何打算?”

斯通纳沉默不语。有些东西他压根儿就没想过,也不愿去想。最后他带着几分怨气说,“我不知道。我还没有认真想过这个问题。”

斯隆说,“从这些与世隔绝的大墙中走进人们所谓的大千世界,你憧憬过这一天吗?”

斯通纳尴尬地咧嘴笑了。“没有,先生。”

斯隆敲了敲桌上的文件夹。“我从这些档案记录中得知,你是从农业区来的。我判断你父母是农民吧?”

斯通纳点点头。“你从这里拿到学位后想回农场吗?”“不想,先生。”斯通纳说,声音中透出的果决让他都吃惊。他想,还带着自己忽然做出那个决定的奇妙感觉。

斯隆点了点头。“我想象,一个严肃的学文学的学生可能会发现自己的技能并不完全适合土地的召唤。”“我不想回去,”斯通纳说,好像斯隆没有讲话。“我不知道自己究竟要干什么。”他望着自己的手,冲着手说,“我真没有意识到,我这么快就要毕业了,今年底就要离开大学了。”

斯隆漫不经心地说,“当然了,对你来说,也没有绝对的离开的必要。我想你没有独立的谋生手段吧?”

斯通纳摇了摇头。“你的本科成绩相当出色。除了你的——”他挑起眉毛笑了——“除了你的大二英国文学概论,你的英文课全都是A;其他没有低于B的。如果毕业后你还能坚持上一年多,我相信,你就能成功拿到文学硕士学位;然后,你也许就可以边教学,边攻读博士学位。前提是你得发自内心喜欢这种事儿。”

斯通纳向后挪了挪。“您的意思是?”他问道,听到自己的声音中有那么点类似怯怕的成分。

斯隆朝前倾过来,脸挨得很近后才不再往前倾;斯通纳看到这张长长的瘦脸上的线条变得柔和起来,听到那干巴、嘲弄的声音变得温柔和放开了。“可是你知道吗,斯通纳先生?”斯隆问道。“你现在还不了解自己?你想当个老师。”

忽然,斯隆仿佛显得极其遥远,办公室的墙消失了。斯通纳感觉自己悬浮在辽阔的露天,听到自己的声音在问,“你确定吗?”“我敢肯定。”斯隆轻柔地说。“你怎么看出来的,你怎么这样确定?”“是因为爱,斯通纳先生,”斯隆兴奋地说,“你置身于爱中。事情就这么简单。”

事情就这么简单。他感觉自己冲斯隆点了点头,然后又说了些无关紧要的话。接着他走出办公室。他激动得双唇颤抖,指尖都麻木了;他像梦游般走着,但仍然能够强烈地意识到周围存在的东西。

他蹭着走廊里光滑的木板墙,他想自己能感觉到木板的温暖和衰老;他慢慢走下楼梯,不解地看着遍布细纹的冰冷的大理石,在自己的脚下似乎有些滑。大楼里,学生们的声音变得格外清晰,低低的咕哝声个个都很分明,他们的脸蛋既亲切又陌生又熟悉。他走出杰西楼,走进早晨的空气中,灰色好像不再压迫着校园;灰色引导着他的眼睛向外向上看到天空,他望去的天空似乎通向一种自己还无法名状的可能性。191

4

年1月的第一个星期,威廉·斯通纳跟另外六十个年轻男子和若干风华正茂的女孩,拿到密苏里大学的文学学士学位。

为了参加毕业典礼,他的父母——乘着一辆用他们的那头暗褐色的母驴拉着的借来的四轮轻便马车——提前一天就出发了,从农场出发一夜间驾驶了四十多里路,所以,天亮后不久,他们就到了弗特夫妇家,由于途中彻夜未眠,人都僵了。斯通纳从楼上下来到院子里去迎他们。他们并肩站在清新的晨光中,等着他走近。

斯通纳和父亲握了握手,只用了一种单一的快速摇晃的动作,都没有看着对方。“你好。”父亲说。

母亲点点头。“你爸和我过来想看看你的毕业典礼。”

他一时无言。过了会儿才说,“你们快进来吃点早餐吧。”

只有他们在厨房里;因为斯通纳到农场后,弗特两口子已经养成了晚起的习惯。但是,无论当时还是之后,父母吃完早餐,他都没有主动给他们讲自己改变了打算,不想回农场了。接着他看着从父母崭新的衣服里光秃秃地伸出的那张褐黄色的脸,想到他们旅途漫漫,想到他们等了好几年希望他回去,有那么一两次,他差点想说出来。他跟父母呆呆地坐着,直到最后喝完他们的咖啡,直到弗特两口子自己惊醒走进厨房。然后,他告诉他们,他得早点儿去大学了,等下午活动开始的时候再来接他们。

他在校园里溜达着,拿着租来的黑色长袍和帽子;这些东西挺沉重而且很麻烦,可他又找不到地方放置。他想到本应告诉父母的话,第一次意识到自己的决定已是最终,几乎希望自己能想起来。他觉得自己不适合这个仓促中选择的目标,感觉自己放弃的这个世界充满吸引力。他为自己的损失感到悲伤,也因此为父母的损失感到难过,他在悲伤中甚至感觉自己在与他们拉开距离。

在整个毕业活动中,他都带着这种失落感;他听到在念自己的名字后就穿过平台从一个男人手里接过证书,这个男人的脸几乎全都被柔软灰白的胡须覆盖住了,他几乎对自己肉身的存在难以置信,手中的那卷羊皮纸文凭毫无意义。他只想到父母在那片巨大的人群中枯坐着。

各种仪式结束后,他送父母回到弗特夫妇家,在那里住了一晚上,第二天黎明他们又启程回家。

他们在弗特家的走廊上坐到很晚。吉姆和塞雷娜陪他们坐着待了会儿。吉姆和斯通纳的母亲互相谈到一个亲戚的名字,接着又陷入沉默。他父亲坐在一把靠背椅里,双腿伸开,微微前倾,宽大的双手抓着膝盖。最后,弗特夫妇互相看了对方一眼,打了个呵欠,声称时候不早了。他们回到自己的卧室,另外三个人孤单地待在那里。

又是一阵沉默。他父母在自己身体投下的暗影中直勾勾地盯着前方,不时向旁边瞥一眼儿子,好像在他的新住处不愿打搅孩子。

几分钟后,斯通纳向前倾过身开始说话了,他的声音要比自己本来表达的更响亮更有力。“我应该早点告诉你。我应该去年夏天或者今天早上告诉你们。”

父母的脸在灯光里显得麻木不仁,面无表情。“我想说的是,我不跟你们回农场了。”

谁都没有动一下。父亲说:“你这儿还有些事情要完成,我们可以明天早上回去,你过几天再回家。”

斯通纳伸开手掌搓了下脸。“这个——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想跟你们说,我根本就不想回农场了。”

父亲的手在膝盖上紧紧抓着,然后朝椅背仰过去。他说:“你碰到什么麻烦了吗?”

斯通纳笑了。“不是这么回事。我想要再上一年学,说不定两年或者三年。”

父亲摇了摇头。“我看着你今天下午什么都通过了。县里那个工作人员说农学院只要上四年。”

斯通纳想给父亲解释他打算干什么来,试图在他心中唤起自己的重要感和目标感。他听着自己的语词落下来,好像都发自别人之嘴。他望着父亲的脸,这张脸接受着这些词语,就像一块石头接受着一只拳头的反复击打。他讲完后,坐在那里双手扣在膝盖之间,低垂着脑袋。他听着屋子里的沉默。

父亲终于在椅子里动弹了。斯通纳抬头看着。父母的脸正冲着他。斯通纳几乎要对着他们哭喊了。“我不明白,”父亲说,他声音沙哑疲惫,“我没想到,事情会变成这样。我想我对你尽了最大的能耐了,送你到这儿来。你妈和我已经为你尽了我们最大的力量。”“我知道,”斯通纳说,他已经没法多看他们会儿了,“你们都还好吧?今年夏天我会回去一段时间,帮点儿工。我会——”“如果你觉得应该待在这里,读你的书,那你就应该这样做。你妈和我能对付。”

母亲的脸正对着他,可是并没有看他。母亲的眼睛挤着闭着;她重重地喘着气,脸庞好像因为痛苦而扭曲着,她紧攥的拳头压在脸颊上。斯通纳惊奇地发觉母亲在哭泣,深情又默默地哭着,带着不怎么哭泣的人嫌丢脸和不好意思的表情。他又看了眼母亲,然后缓慢地站起身,走出客厅。他顺着老路踏上通向自己阁楼房间的那条狭窄的楼梯;他在床上躺了很长时间,睁大眼睛望着头顶的黑暗。2

斯通纳拿到文学学士学位后两个星期,弗朗茨·斐迪南大公在萨拉热窝遭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暗杀;秋天未到,战争席卷整个欧洲。战争成为老学生中持续不断的热门话题,他们好奇美国最终将发挥什么作用,大家又很开心,自己未来的命运暂不确定。

可是摆在斯通纳面前的未来既光明又确定,而且不会改变。他眼中的未来,不是事件、变化和潜在可能的涌流,而是犹如前方的一块领地,等着他去探索。他把未来看作那座宏伟的大学图书馆,可能还会新建侧翼建筑,还会添加新的图书,然后又清退掉旧书,但是其本性仍然基本不会改变。他能看到在这所机构中的未来,他将置身其中,而自己对这个机构还不完全理解;他想象自己在那个未来中还会有变化,可是他把未来本身看作改变的工具而不是它的目标。

那年夏天快结束的时候,秋季学期即将开始之际,他去看了父母。他本想帮着收夏天的庄稼,可发现父亲雇了个黑人田间帮手,干起活来不吭声,卖力,劲头很足,一天干完的活儿差不多顶斯通纳和父亲过去在同样时间里干的活儿。父母见到他后很开心,他们好像并不怨恨他的决定,但他发现自己跟父母无话可说;而且,他意识到,他和父母已经逐渐形同陌生人。他感觉自己的爱因为损失反而更强烈了。他比原来计划的提前一个多星期返回哥伦比亚。

他开始讨厌在弗特家农场干活儿花的时间。很晚才回来开始学习,他感觉有种强烈的学习冲动。有时,沉浸在自己的书本中,他会想到还有那么多东西不知道,还有那么多东西没有读过。他辛苦追求的宁静,当意识到自己生活中的时间那么少,而要读的东西那么多,要知道的事情那么多,这份宁静开始破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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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年春天,他修完文学硕士的课程,花了整个夏天的时间完成论文,是对乔叟的《坎特伯雷故事》中的一篇进行诗法研究。夏天将尽,弗特夫妇告诉他,农场用不着他了。

他早就料到自己会被解雇,在某种意义上他倒乐意如此;但是,这事真的到来后,他却有种恐慌的刺痛感。好像自己和原来生活之间最后的那条纽带被割断了。他在父亲的农场度过了夏天的最后几周,对论文进行最后的收尾润色。这时,阿切尔·斯隆已经替他安排好给即将入学的新生教两个班的基础英文课,同时他开始着手攻读博士学位。这份工作让他每年收入400美元。他把自己的东西从弗特家那间狭小的阁楼房间里搬出来,他在那里住了五年,然后在大学附近找了个甚至更小的房间。

虽然他只给一群未经挑选的新生教基础语法和作文,内心还是对自己的工作充满热烈的期待,而且胸怀强烈的崇高感。秋季学期开始前的那个星期,他已经开始备课了,斟酌考虑着各种可能性,一个人为某个活动的内容和主题努力拼搏时才会考虑各种可能性;他体会着语法的逻辑,他想自己能够感觉到它如何从自身生发蔓延出来,渗透进语言,支撑着人类的思想。在他布置给学生的简单的作文练习中,他看到了散文的各种潜力和美,他渴望用自己感觉到的东西的感觉来激发学生的活力。

可是,在他上的第一节课上,当例行的点名和学习计划这些开场白结束后,当他开始向自己的听众和学生自我介绍时,他发现自己内心仍然深藏着某种惊奇感。有时,他对学生讲话时,仿佛是站在自我之外,观察着一个陌生人在给一群并不情愿地聚集在一块儿的人发表讲话;他听着自己平板的声音在背诵着准备过的材料,从背诵中体会不到丝毫属于自己的兴奋。

他在这些课上寻找自己的解脱和满足,在这样的课上,他自己就是一个学生。他能够从中再次捡回自己第一天体会到的那种发现感,那时阿切尔·斯隆曾在课上对他说,他刹那间就变成另一个人,不再是过去的那个自己。当他的脑子本身在忙着自己的课题,当它与自己学习且试图理解其本质的文学的力量搏斗时,他意识到自己内心某种东西在不断变化;当他意识到这点后就开始从自我向外转移,走进包容着他的这个世界,所以,他知道了,他读过的弥尔顿的诗歌或者培根的随笔,乃至本·琼森的戏剧改变着这个世界,而这个世界就是文学的主题,能够改变世界是因为文学依赖它。他在课堂上很少讲话,他写的论文鲜有让自己满意的。正如他讲给这些年轻学生听的,从不泄露自己体会最深刻的东西。

他开始跟为数不多的几个同学熟络起来,他们也在系里担任代课教师。他跟其中两个即戴夫·马斯特思和戈登·费奇成了好朋友。

马斯特思是个肤色略微浅黑的年轻人,舌头犀利,眼睛温顺。跟斯通纳一样,他也刚刚启动博士学位课程,但比斯通纳年轻一岁左右。在教师和研究生中,马斯特思以狂妄自大和莽撞著称,大家普遍认为,他最终拿到学位会有些困难。斯通纳想,他可能是自己见过的最优秀的人,而且对他俯首听命,毫无嫉妒和怨言。

戈登·费奇体魄高大,满头金发,二十三岁的时候就开始直奔肥胖。他本科毕业于圣路易斯的一所商学院,在密苏里大学又尝试修习经济学系、历史系、工程系的各种高级学位。他开始攻读文学学位,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拖到最后可能会在英文系弄份不起眼的教导工作。他很快就让大家看出自己是系里差不多最满不在乎的学生。可是他在新生中颇受欢迎,而且跟年纪稍大些的教员处得相当融洽,跟管理部门的职员也处得不错。

他们三个人——斯通纳、马斯特思和费奇——逐渐形成一个惯例,星期五总是在哥伦比亚的下城区聚会,喝着大瓶啤酒,海阔天空闲聊到深夜。虽然发现那是那些晚上自己所能知道的唯一社交乐趣,斯通纳还是经常对他们的关系感到纳闷。虽然大家处得相当不错,可并没有成为亲密朋友;他们并不吐露心声,也很少在每周的聚会之外见到对方。

他们谁都没有提起过那种关系的话题。斯通纳知道,这事戈登·费奇没想过,但他怀疑戴夫·马斯特思可能想过。有一次,夜已很深,他们坐在黑暗的沙龙里一张后排桌边,斯通纳和马斯特思谈着各自的教学和学习,用那种拙劣的诙谐口吻谈论着极端严肃的事情。马斯特思从店里提供的免费餐里高高举起一只煮得有些过老的鸡蛋,好像举着一只晶体球,他说:“诸位先生可曾考虑过这所大学的真正本质吗?斯通纳先生?费奇先生?”

他们笑着摇摇头。“我敢说你们没有。我想象,斯通纳把大学当作一幢巨大的仓库,像座图书馆或者货栈,人们可以随心所欲地进出挑选能够成全自己的东西,大家在里面共同工作,犹如一间公共蜂巢里的小蜜蜂。代表着真、善、美。人们总是想绕过角落,去下一条走廊;他们就想看到下一本书,你没有读过的书,或者走到下一排书架旁边,你还不曾到过的书架。但有一天你终究会抵达。等你到了——等你到了——”他又看了看那只鸡蛋,然后大大地咬了一口,又转向斯通纳,下颏在动着咀嚼着,漆黑的眼睛闪闪发亮。

斯通纳别扭地微笑着,费奇纵声大笑,不断拍打着桌子。“他听懂你的意思了,比尔。他非常懂你的意思。”

马斯特思又嚼了会儿,然后吞咽下去,接着又转过来盯着费奇。“还有你,费奇。你有什么想法?”他举起自己的手。“你会声称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可你想过。在直率和热诚的外表背后,活跃着一颗单纯的心。对你来说,大学就是善的工具——当然,总体上对这个世界而言,而且顺便对你自己而言是如此。你把它当作一种精神的硫黄和糖蜜,每年秋天你都给他们服用,让那些小浑蛋度过下一个冬季。你是个仁慈的老医生,善意地拍拍他们的脑袋,把他们的钱装进自己的口袋。”

费奇又是一阵放声大笑,不停地摇头。“我发誓,戴夫,等你准备——”

马斯特思把剩下的鸡蛋放进嘴里,津津有味地嚼了会儿,又美美地喝了口啤酒。“可是你们两个都错了,”他说,“大学就像一个庇护所或者——他们现在怎么称呼来着?——是给那些体弱、年迈、不满以及失去竞争力的人提供的休养所。看看我们三个——我们就是这个大学。陌生人不知道,我们有这么多共同点,可是我们明白,不是吗?我们非常清楚。”

费奇仍然笑个不停。“是什么,戴夫?”

看到别人对自己要讲的很感兴趣,马斯特思就专注地从桌子对面倾过身来。“先说你吧,费奇。我尽量说好点,我想说你是低能儿。你自己也知道,其实你并不很聪明——虽然这不影响任何东西。”“接着说。”费奇还在笑着。“可是你也够聪明——但只是够聪明——意识到在这个世界上自己会怎么样。你因为失败而与世隔绝,你知道这个。虽然你有能力当个混账家伙,可是你不够无情到坚持不懈地当下去。虽然你不完全是我认识的最诚实的人,你也没有那种异常的不真诚。一方面,你有工作能力,可是你又太懒,工作不够勤勉,达不到这个世界要你达到的程度。另一方面,你又并不那么懒惰,你又给世人一种印象,一种你很重要的感觉。你并不走运——真的不走运。从你的身上看不到升起的光环,你总是带着副迷茫的表情。在这个世界上,你总是处于成功的边缘,你会被自己的缺点毁掉。所以,你被选中,被挑出来;天意,它的幽默感经常让我觉得很有意思,老天已经把你从这个世界的大嘴里抓出来,安全地放在这儿,放在你的兄弟中间。”

他仍然面带微笑,带着恶毒的冷嘲热讽的表情,转向斯通纳。“你也别想逃掉,我的朋友。真的别想。你是什么样的人?一个单纯的土地的孩子,像你对自己假装的那样?噢,不是。你也在弱者之列——你是个梦想家,一个更疯狂世界的疯子,我们中西部本土的堂吉诃德,但没有自己的桑乔,在蓝天下欢跳。你足够聪明——只是比我们共同的朋友聪明一点。但是你有这个瑕疵,那个顽疾。你觉得这里有某种东西,有某种东西值得去寻找。其实,在这个世界上,你很快就会明白。你同样因为失败而与世隔绝;你不会跟这个世界拼搏。你会任由这个世界吃掉你,再把你吐出来,你还躺在这里纳闷,到底做错了什么。因为你总是对这个世界有所期待,而它没有那个东西,它也不希望如此。棉花里的象虫,豆荚里的蠕虫,玉米里的穿孔虫。你无法面对它们,你又不会与它们搏斗;因为你太弱了,你又太固执了。你在这个世界没有安身之地。”“你呢?”费奇问道。“你自己是什么样的人呢?”“噢,”马斯特思说着往后靠过去,“我是你们中的一员。事实上,还要更糟。对这个世界而言,我太聪明了,我总是无法闭上嘴不去评论这个世界,这是一种疾病,无药可治。所以我只好被封存起来,在那里我能够不负责任又很安全,我可以不伤害任何东西。”他又向前倾过来,对着他们微笑。“我们都是可怜的汤姆,而且是冰冷的汤姆。”“李尔王。”斯通纳严肃地说。“第三场,第四幕,”马斯特思说,“所以,上天,或者社会,或者命运,或者不管什么你想给它取的名字,给我们创造了这间小茅屋,这样我们就可以从暴风雨中走进去。这所大学就是为我们而存在,为这个世界的弃儿而存在;不是为那些学生而存在,也不是为了无私地追求知识而存在,不是为你听到的任何理由而存在。我们释放出各种理由,我们让个别普通人进来,那些将在这个世界上有所作为的人;但那不过是保护色。就像那座中世纪的教堂,它才不在乎俗众,甚至上帝呢,为了活下去,我们有自己的理由。我们应该活下去——因为我们不得不活下去。”

费奇钦佩地摇着脑袋。“你真是搞得我们听上去很不堪,戴夫。”“我可能是这样,”马斯特思说,“可即便像我们这样不堪,也比外面那些人强,满身污秽,比那些外面世界的浑蛋强。我们不做坏事,我们心口一致,我们为此得到报偿,这是一种天然美德的胜利,或者快他妈的接近了吧。”

马斯特思从桌边往后靠过去,无动于衷,不再关心自己说的话了。

戈登·费奇清了清喉咙。“那好吧,”他热情地说,“你说的也许有些道理,戴夫。可是我觉得你走得太远。我真这么认为。”

斯通纳和马斯特思冲着对方笑了笑,晚上的那个话题,他们没有再多说。但是几年后,在某些离奇的时刻,斯通纳经常想起马斯特思的话;虽然那些话并没有让他对自己置身其中的大学产生幻想,那些话还是向他揭示了自己跟那两个人关系的某种东西,而且让他有机会瞥一眼青春那有害却不曾被破坏的苦涩。

1915年5月7日,一艘德国潜艇击沉了英国的卢西塔尼亚号豪华轮船,船上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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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名美国乘客;1916年底,德国发起的潜艇战毫无节制地蔓延开来,美国和德国的关系日趋糟糕。1917年2月,威尔逊总统断绝了两国的外交关系。4月6日,国会宣布,德国和美国之间处于战争状态。

由于那个宣言的发布,全国各地数千名青年,好像获得了解脱,那种不确定的紧张感终于打破,把几个星期前匆匆建起的征兵站围得应接不暇。几百名青年简直等不及美国出面干预,而且早在1915年就跟加拿大皇家军队签了义务书,或者为欧洲某个盟军当救护车司机。大学里一些年纪大点的学生早就这样做了;虽然威廉·斯通纳对这些人毫不了解,随着几个月,几个星期过去,渐渐逼近那个时刻,他们的传奇性大名越来越如雷贯耳,而大家都知道,那一时刻终将到来。

宣布作战是在一个星期五,虽然下周的课程早就排好了,但没几个学生或者教授寻找借口去上这些课。大家或者在大楼里乱转,或者大规模聚集在一块儿,细声细气地窃窃私语。偶尔,那种紧张的沉默忽然爆发演变成近乎暴力行为;出现过两次反德国的总抗议,学生们在抗议中语无伦次地高声喊叫,挥舞着美国国旗。有一次还出现了一场转瞬即逝、反对某个教授的抗议,那是一个留着小胡子、教德语的老教师,他在慕尼黑出生,年轻时上过柏林大学。可是,当这位教授面对一小群愤怒和激动得脸色涨红的学生,迷惑不解地眨着眼睛,而且向他们伸出纤细、颤抖的双手时,学生们又在闷闷不乐的混乱中解散了。

宣战后不久的那几天,斯通纳忍受着某种迷茫的折磨,但是这种痛苦完全有别于袭扰校内其他大多数人的痛苦。虽然他以前经常跟一些老生和老师谈论这场发生在欧洲的战争,但心里从不真的相信。现在它已经落在自己身上,落在他们所有人身上,他发现自己内心还有一片巨大、冷漠的保留地。他憎恨战争对大学强行制造的撕裂;可是他又发现自己内心并没有特别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感,而且也无法促使自己去恨德国人。

但是,德国人是应该痛恨的。有一次,斯通纳正好碰到戈登·费奇在跟一群稍微年长的教员们聊天;费奇的脸都扭曲了,他正在说着“德国佬”,好像还朝地板上啐了唾沫。后来,当费奇在那间有半打年轻老师共用的大办公室里朝斯通纳走来时,他的情绪已经变了;他带着兴奋的愉悦感,拍了拍斯通纳的肩膀。“可不能让他们那样走了,比尔。”他飞快地说。一层汗水的薄膜像油一般在他圆乎乎的脸上闪着亮光,他细细的金发像细长的辫子般贴在头顶。“不行,先生。我打算去参军。我已经跟老斯隆说过了,他说去吧。我明天就去圣路易斯,去报名。”刹那间,他设法把自己的表情调整成严肃的样子。“我们要全力以赴尽自己的义务。”接着他咧开嘴笑了,又拍了下斯通纳的肩膀。“你最好也跟我一块儿去。”“我?”斯通纳问道,然后又难以置信地说了一遍,“我?”

费奇大笑起来。“当然。人人都在报名。我刚才跟戴夫聊了——他也打算跟我一起去。”

斯通纳摇了摇头,好像很迷茫。“戴夫·马斯特思?”“当然了。老戴夫有时说话挺好玩,可在关键时刻,他跟别人没什么区别;他会去尽自己的义务,就像你也会尽自己的义务,比尔。”费奇戳了下他的胳臂。“就像你也会尽自己的义务。”

斯通纳沉默了片刻。“这个我还没想过,”他说,“一切好像都来得太突然了。我得去跟斯隆商量下。我会告诉你。”“好吧,”费奇说,“你会尽你的义务的,”他的声音意味深长地变得更加浑厚,“我们现在全都为这个团结在一起,比尔;我们都为了它团结在一起。”

斯通纳随后离开费奇,但他并没有去见阿切尔·斯隆,而是在校园里四处看了看,寻找戴夫·马斯特思。他在图书馆的一间研习室找到戴夫,只有他一个人,抽着一根烟卷,盯着一排书架。

斯通纳挨着研习室的那张桌子在他对面坐下。当他询问决定参军的决定时,马斯特思说:“没错,干吗不去呢?”

斯通纳问他为什么时,马斯特思说:“你是很了解我的,比尔。我才不在乎德国人呢。这事儿临头时,我其实也不在乎美国人,我想。”他把烟灰磕到地板上,然后又用脚踩开。“我想,自己去参军是因为我参不参都无关紧要。也许等我回来,走向等待我们大家的与世隔绝的慢性灭绝之前,到这个世界上再走一遭可能会很有趣。”

虽然不理解,斯通纳还是点点头,表示接受马斯特思对自己说的这些。他说:“戈登要我跟你们一起去应征。”

马斯特思笑了。“戈登总是能感觉到自己曾经被允许感觉的那种美德的第一力量;所以他自然想把世界上其他一切都纳入其中,这样他就可以继续保持信仰。真的。干吗不去呢?跟我们一起去吧。也许看看世界是什么样子,对你有好处。”他稍顿片刻,直勾勾地盯着斯通纳。“不过,你要是想去的话,看在基督的分上,别是为了上帝、国家以及亲爱的老美人民而去。要为自己而去。”

斯通纳等了会儿,接着说:“我去跟斯隆说说,然后再告诉你。”

他不知道希望阿切尔·斯隆会有什么反应;但斯通纳在那间窄窄的排满了书的办公室面对斯隆,告诉他自己还没有完全做好的决定时,他很吃惊。

对斯通纳总是摆着副超然、威严的嘲讽姿态的斯隆大发脾气。他长长的瘦脸变得通红,嘴角两边的皱纹因为生气而变得更深,他从椅子里趋起身子朝斯通纳倾过去,紧紧攥着拳头。接着他又坐了回去,刻意松开拳头,把双手摊在桌子上;他的手指颤抖着,但声音镇定而又沙哑。“请原谅我的意外举动。可是,最近这几天,我已经失去了系里将近三分之一的人员,我看不出替换他们的希望。我不是冲着你发火,而是——”他转身别过斯通纳,望着办公室远远的尽头那扇高耸的窗户。阳光强劲地打在他的脸上,更加突出了皱纹,加深了眼睛底下的青影,所以,一瞬间,他显得很苍老,而且有些病恹恹的。“我是1860年出生的,就在那场叛乱战争的前夕。当然,我记不得那场战争,我还很小。我也记不得父亲了,他在战争的第一年就被杀死了,是在夏洛伊战役中。”他迅速看了眼斯通纳。“但是我看到了后来发生的一切。一场战争不仅仅屠杀掉几千或者几万年轻人。它还屠戮掉一个民族心中的某种东西,这种东西永远不会失而复得。如果一个民族经历了太多的战争,很快,剩下的就全都是残暴者了,动物,那些我们——你和我以及其他像我们这样的人——在这种污秽中培养出的动物。”他停顿了好长时间,接着又微微笑了笑。“不能请求学者去毁灭他拿出生命去建构的东西。”

斯通纳清了清嗓子,怯怯地说:“一切好像都来得这么突然。我从来没考虑过这事,直到跟费奇和马斯特思聊了后才开始去想。似乎直到现在这一切都很不真实。”“当然不真实了,”斯隆说,接着他烦躁地移过身子,背对斯通纳,“我不想告诉你该怎么去做。我只想说:这是你自己要做的选择。会有强制征兵;但你可以免征,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并不害怕去参军,对吗?”“不,先生,”斯通纳说,“我想不是这样。”“那你就有一个选择,得亲自做出选择。不用说,情况会是这样,如果你决定参军,一旦回来,仍然恢复现状。如果你决定不参军,可以继续留在这里,但是当然你也不会有什么特别的益处;而且可能还会有某种不利,要么现在,要么将来。”“我明白。”斯通纳说。

沉默了好长一阵,斯通纳终于明白,斯隆跟他要讲的已经说完了。可是正当他起身离开办公室时,斯隆又说话了。

他慢条斯理地说,“你必须记着自己是什么人,你选择要成为什么人,记住你正在从事的东西的重要意义。有很多人类的战争、失败和胜利,很多并非军事之争,历史著作中也没有记载。要记住这个,当你试图决定要做什么的时候。”

斯通纳有两天没去上他的课,也没有跟认识的任何人说过话。他待在自己的小屋里,在苦苦地与自己的决定纠缠着;几乎意识不到屋子外面世界的存在。包围着他的是自己的书和小房间的宁静,偶尔听到吵叫的学生远远的嘟囔声,砖路上四轮马车迅速行驶的咔嗒声,以及城里六七辆汽车中的某一辆发动时沉闷的咔嚓声。他始终没有养成过沉思反省的习惯,他发现探寻自己的动机是个棘手又多少让人不快的苦差事;他感觉没有多少东西可以提供给自己,而且内心也没有多少东西可供自己寻找发现。

最终做出自己的决定的时候,他好像感觉自己也连带明白了该怎么办。星期五,他找到马斯特思和费奇,告诉他们,他不跟他们一块去打德国人了。

戈登·费奇仍然因为自己崇德向善而端着劲儿,他模样僵硬,换上一副责备的悲哀表情。“你真让我们沮丧,比尔,”他沉重地说,“你真让我们大家沮丧。”“冷静。”马斯特思说。他热烈地看着斯通纳。“我想到你可能决定不去。你总是带着那副憔悴、献身的表情。当然,这没什么;不过,是什么让你最终做出这个决定的?”

斯通纳一时无话可说,他想到最近两天,想到似乎没有尽头和毫无意义的默默的挣扎;他想到以前的那些岁月,在农场跟父母度过的遥远的岁月,想到自己奇迹般从中复苏过来的死气沉闷。“我不知道,”他终于说,“原因多了,我想。没法说。”“可能会很不容易,”马斯特思说,“如果继续待在这里。”“我知道。”斯通纳说。“可是值吗,你觉得?”

斯通纳点点头。

马斯特思笑着说,依然带着冷嘲热讽的老口吻,“你长着副憔悴、饥饿的表情,真的。你注定要遭受灭顶之灾。”

费奇悲哀的责备已经变成一种试探性的蔑视。“你一辈子都会为此后悔的,比尔。”他声音嘶哑地说,他的声音在威胁和怜悯之间犹豫不定。

斯通纳点了点头。“也许吧。”他说。

然后他跟这两位告别过,转身走了。他们第二天就要去圣路易斯应征入伍了,斯通纳还要准备下星期的课。

他对自己的决定毫无内疚感,当强制征兵普遍展开时,他向系里提出申请,没有任何特别的悔恨感;但是他已经意识到自己那些年长同事投来的眼神,意识到学生通过对他彬彬有礼的举止所显示出的不尊的细微棱角。他甚至怀疑,曾经表示热情赞同他继续留在大学的决定的阿切尔·斯隆都变得冷淡和更加疏远,随着参战的那几个月慢慢过去。

1918年春天,他完成了博士学位的各种要求,于当年6月获得学位。就在拿到学位的前一个月,他收到戈登·费奇的一封信,他已经读完军官训练学校,分到纽约城近郊的一个训练营。他从信上得知,费奇获得准许,在空闲时间可以去读哥伦比亚大学,在那里还可以设法完成博士学位必须的要求,今年夏天他将获得那里的师范学院授予的学位。信上还告诉他,戴夫·马斯特思被派往法国,差不多在入伍一年后,跟第一批美国士兵一道去执行任务,已经战死在蒂耶里堡。3

在斯通纳即将获得博士学位的典礼日前一个星期,阿切尔·斯隆给了他一个全职大学讲师的工作职位。斯隆解释说,大学的政策是不雇本校的毕业生,可是由于战时训练有素和有经验的大学教师缺乏,他才有可能说服行政管理部门开个例外。

斯通纳曾有些不情愿地给本地区一些大学和学院写了几封求职信,冒昧地详细列举了自己的若干资格;没有得到任何回音时,他奇怪地有种解脱感。他对自己的这种释然还一知半解;在哥伦比亚的这所大学,他已经熟悉了那种安全和温暖,这种东西小时在家就本应该感觉到过,但却未能感觉到,而且对自己能在别处找到这些东西的能力并无把握。他感激不尽地接受了斯隆提供的机会。

接受这份工作后,他忽然意识到,斯隆在美国参战的这一年骤然老了许多。他五十好几,显得要多老十岁;那桀骜不驯的铁灰色的鬈发,曾经在头顶蓬蓬松松,现在已经变白,在贫瘠的头骨上平平地贴着,已经了无生命力。他的那双黑眼睛已经迟钝无神,好像蒙了层潮湿的薄膜;那张遍布皱纹的长脸,曾经坚硬如薄薄的皮革,现在松脆得像年代久远、干燥的纸张;他那平板、冷嘲热讽的声音开始透出一丝颤音。看着他,斯通纳心想:他快要死了——一年或者两年内,甚至十年内,他就会死去。一种不成熟的失落感牢牢地控制住他,于是他转身而去。

1918年的那个夏天,他的大量心思都用在琢磨死亡上。马斯特思的死对他的震撼比自己想象的要强烈得多。第一批美国军人在欧洲的伤亡名单开始陆续公布。以前,他想到死亡,无非把死亡当作一个文学事件或者时间对不完美的肉体施加的缓慢、默默的耗损。他没有想过死亡就是发生在某个战场上的暴力爆炸,没有想过死亡就是割裂的喉咙里血流如喷。他对这两种死亡方式的不同感到不解,也不明白这种区别意味着什么;他发觉自己内心慢慢酝酿出某种痛苦,他从自己的朋友戴夫·马斯特思那鲜活的心中曾经瞥到的痛苦。

他的论文题目是《古典传统对中世纪抒情诗的影响》。夏天的大部分时间他都用来重读经典和中世纪拉丁诗人的作品,特别是有关死亡的诗。他又一次惊异于那些罗马抒情诗人接受死亡时坦然、优雅的态度,好像他们面对的那个虚无不过是自己曾经享受过的绚丽岁月的一种应有属性;拉丁传统的后期基督徒诗人看待死亡时表现出的痛苦、恐惧以及勉强掩饰的憎恶令他惊奇,死亡承诺,无论多么模糊,会有一种华丽、愉悦的永恒人生,好像死亡和承诺不过是一种嘲弄,会让他们活着的光阴发馊。每当想起马斯特思,斯通纳就把他想象成卡图卢斯或者更温柔和抒情的尤维纳利斯,一个自己故国的流放者,想到他的死亡不过是又一次流放,只是要比他以前熟悉的流亡更加陌生和长久。

1918年秋季开学的时候,对每个人来说形势已经明朗,欧洲的这场战争不会持续多久了。持久、猛烈的德国反攻在巴黎遇阻,福煦元帅下令展开一场全面的联合反击,迅速把德国人推到他们的原始防线之后。英国开始进攻北部,美国人穿过阿尔贡,付出了一场代价,这个代价在到处弥漫的洋洋得意中被普遍忽视了。报纸在预测圣诞节前德国人会发生一场崩溃。

所以,新学期是在一种紧张的友善欢快和健康舒服的氛围中开始的。师生们发现在楼里彼此都笑脸相迎,有力地点头示意。教职员工和行政部门对学生中发生的过激表现和不起眼的暴力冲突都视而不见;一个身份不明的学生,很快就成为当地的某种民间英雄,他爬到杰西楼前的一根大柱子上,在柱顶上吊了一只用稻草填充的凯泽像。

大学里唯一对这种四处弥漫的欢欣鼓舞似乎无动于衷的人就是阿切尔·斯隆。自从美国宣布介入战争的那天开始,他就自我逃避,这种逃避随着战争接近尾声变得更加明显。他不跟同事说话,除非系里的事务迫使他不得不说,有风言风语称,他上课时举止十分怪异,听课的学生都相当排斥;他枯燥、机械地照读讲义,从不看看学生的目光;他盯着讲义时经常说着说着就没声音了,而且有时一两分钟,有时甚至长达五分钟沉默不语,其间既不动弹,也不回应课堂上提的尴尬问题。

当阿切尔·斯隆把那一学年的教学安排交给他的时候,威廉·斯通纳目睹了学生时代就认识的这位聪明睿智、喜欢冷嘲热讽的人的最后遗迹。斯隆给了斯通纳两组新生作文教学任务,加一门中世纪英语文学的高年级概论;他接着说,依旧闪烁着一丝冷嘲热讽的色彩:“你,还有我的许多同事,以及为数不少的我们的学生,听了会很高兴,我要放弃很多课了。

其中一门就是不怎么受欢迎但我自己最喜欢的大二英国文学概论。你还能想得起这门课吗?”

斯通纳点点头,笑而不语。“没错,”斯隆继续说,“我深信你会记着。我想请你替我教这门课。这算不上什么了不起的赐赠;但是,我想也许你会觉得好玩,从此你将从自己当学生时开始学习的地方正式开启自己的教师职业生涯。”斯隆看了看他,眼睛明亮、专注,就像战前那样。接着那层冰冷的薄膜又落在眼睛上,他转身离开斯通纳,收拾起桌上的纸张来。

就这样斯通纳从自己最初开始的地方启程了,一个高大、瘦削、驼背的男子站在同一间教室,当年同样高大、瘦削、驼背的男孩坐在这里听着最终把他带到这里来的那些话语。他后来从未进过这间教室,没见过自己当年占据的那个座位。他总是有些惊讶地发现,自己不在那里。

那年11月11日,开学两个月后,停战协议签署。有一天上课的时候,消息传来,课堂立刻解散了;学生们漫无目标地在校园里奔跑,开始集会,小范围游行,四散开来后又聚拢在一起,弯弯曲曲地穿过教学楼、教室、办公室。斯通纳有些不情愿地加入了穿过杰西楼的一支游行队伍,穿过走廊,爬上楼梯,然后又穿过走廊。他随着一小群学生和老师,被裹挟着经过阿切尔·斯隆办公室打开的门;他瞥了眼,斯隆坐在书桌前面的椅子里,他的脸没有被挡住,扭曲着,在痛苦地哭泣,泪水如激流般沿着皮肤深深的皱纹淌下来。

有那么片刻,仿佛受到了震惊,斯通纳任由自己被人群席卷着往前走去。后来,他脱了队回到校园附近自己的那间小屋。他在小屋的阴暗中坐着,听着外面欢乐和发泄的大喊大叫声,想起阿切尔·斯隆面对只有他看得清或者认为看得清的失败发出的哭泣;他知道斯隆已经崩溃,永远不会再回到从前。

11月底,许多前往参战的人开始回到哥伦比亚,大学校园到处点缀着军装的橄榄黄。这些延期休学又归来的人中就有戈登·费奇。在离开大学的这一年半中,他的体重增加了,开阔、爽朗的脸,曾经温顺地沉默寡言,现在换上一副友好但自命不凡的矜持表情;他戴着陆军上尉军阶条带,说话时经常带着“我的人”兄长般的爱抚口吻。他对威廉·斯通纳的态度既疏远又友好,对系里的老职工刻意表现出不同,显得过度关心。秋季学期已经过去不少,给他安排任何课都太晚了。所以,那一学年剩下的时间,他被安排了一个可以理解的临时差使,文理学院院长的行政助理。他敏锐地注意到这个新职位的模棱两可性,同时又十分精明地看出了它的多种可能性;他与同事的关系都处得小心翼翼,而且客客气气地不明确表态。

院长乔赛亚·克莱蒙特是个上了年纪、留着小胡子的矮个男人,已经过了强制退休的年限若干年;上个世纪70年代早期,大学从一个师范学院转成一所综合性大学的时候,他就在学校里了,父亲早年还做过一任校长。他的根扎得很深,又是大学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本就没人有勇气坚持让他退休,虽然他处理事务的能力越来越不行了。他的记忆力快没了;有时还会在杰西楼的过道里迷路,他的办公室就在那里,只好像个孩子般让人领着坐到办公桌前。

他对大学的事务已经糊涂不清,乃至办公室发出一个通知说,为了欢迎复员老职工重返教工队伍和行政机构,家里要举办一场欢迎会,收到请柬的大多数人都感觉这是在开一个瞎编的玩笑,或者就是犯了一个错误。可这并非玩笑,也不是错误。戈登·费奇确认了这些邀请;大家普遍暗示,是他怂恿举办的这场招待会,又是他落实了各种计划。

乔赛亚·克莱蒙特多年前就已丧妻,一个人过着,有三个黑人仆佣,差不多跟他本人一样年迈了,生活在一个内战前的大家庭中,这个家庭曾经在哥伦比亚一带人人皆知,但是在那种独立的小农和房地产商进来之前就已经开始迅速分崩离析了。那地方的建筑很舒适但没有显明的特色;虽然它的整体形态和宽阔上体现着“南方味儿”,但又没有弗吉尼亚民居新古典式的僵硬。木板都涂成白色,绿色装饰框住窗户和小阳台的栏杆,这些扶手从高一层时不时地伸出来。场院延伸进一片围住这块地方的林子。高高的杨树,在十二月的午后已经没有了叶子,整齐地沿着车道和人行道排列着。这是威廉·斯通纳靠近过的最宏大的房子了;那个星期五下午,他怀着几分担忧走到车行道上,然后加入一群自己不认识的员工中,他们在等着开大门让进去。

戈登·费奇还穿着他的那套军装前来开门让大家进去;这群人走进一个小小的正方形的门厅,尽头有一条陡直的楼梯,栎木栏杆朝上通向二楼。一张小幅的法国花毯,挂在楼梯的墙上,就在人们进去时正对面,蓝色和金色都已经相当淡了,在几只小小的灯泡发出的昏黄的灯光中,差不多连上面的图案都看不清了。斯通纳趁跟他一块儿进来的人在那个小门厅里溜达的工夫凝望着挂毯。“把你的外套给我,比尔。”这声音近在耳边,让他吓了一跳。斯通纳转过来。费奇正微笑着,伸出手接斯通纳还没有脱下的外套。“你以前没来过这儿,对吗?”费奇几乎是用耳语问道。斯通纳摇摇头。

费奇又转向其他人,同样没有抬高声调,忙着招呼大家。“各位先生先进主客室吧。”他指着门厅右边的一扇门。“大家都在那里。”

他的注意力又回到斯通纳身上。“这幢老房子真漂亮,”他说,把斯通纳的外套挂在楼梯下面一个挺大的壁橱里,“这可是附近名副其实的一幢装饰完美的房子。”“是啊,”斯通纳说,“我听人说过。”“克莱蒙特是个挺不错的老人。他请我今天晚上招呼些事儿。”

斯通纳点点头。

费奇抓住胳臂带着他向刚才指过的那扇门走去。“今天晚上,我们可以一起聊会儿。你先进去。我还要在这里再待会儿。还有几个人要我迎一下。”

斯通纳刚要说话,费奇已经转身去迎接到大门口的另一拨人了。斯通纳深深地吸了口气,打开主客厅的门。

当他从寒冷的休息室走进客厅时,温暖向他扑过来,好像要把他朝后推回去;里面人们慢慢吞吞的轻语声,因为他打开门后释放出来,刹那间,由于耳朵还不适应,低语声如波涛汹涌。

客厅里可能有六七个人在晃悠,斯通纳一时一个都认不出来;他看着男人严肃的黑色、灰色和褐色的正装,以及军装的橄榄黄色,不时出现几缕女装秀气的粉红色或者蓝色点缀其间。人们在那团温暖中缓慢地活动着,他也跟着这些人动起来,感觉在那些坐着的人中间,自己的瘦高个儿非常显眼,他不断地向现在开始认出的脸点着头。

在遥远的末端,又一道门通向一间休息厅,跟那间狭长的餐厅挨着。餐厅的双排门大开着,露出一张巨大的栗色餐桌,上面盖着黄色的锦缎,摆满了闪着银光的洁白的碟子和盆碗。已经有几个人围着桌子坐下了,顶头有一个年轻女子,高挑、苗条、漂亮,穿着蓝色的带波纹的丝绸长袍,站着往金边的瓷杯里倒茶。斯通纳在过道里停留了片刻,被这位年轻女子的样子吸引住了。她修长、五官柔美的脸冲着自己旁边的人微笑着。她纤细、几乎碰了会碎的手指熟练地侍弄着水壶和杯子。斯通纳注视她时,深感自己何其粗笨,这样的念头油然袭来。

有那么片刻,他都在门道里挪不动了;他听着这女孩柔和、细声细气的声音高过她侍候的围坐的客人的细语声。她抬起头,刹那间他碰到了女孩的眼睛;那双眼睛苍白又大,似乎从里面闪烁着某种光。在轻微的慌乱中,他从门道退了回去,转身进了那间休息室;他在墙边一个地方找了把空椅子,坐下来望着脚底的地毯。他始终没有朝餐厅那个方向看一眼,但不时能感觉到那个年轻女子凝视的目光温暖地刷过他的脸庞。

客人们在他身边走来走去,当发现新的聊天伙伴时互相交换着座位,变化着不同的语调。斯通纳透过一层薄雾看着他们,好像自己倒是个观众。过了会儿,戈登·费奇走进房间,斯通纳从椅子里站起来,穿过房间向他走去。他几乎粗鲁地打断了费奇跟一个上些年纪的人的谈话。斯通纳把他拉到一旁,但并不压低声音,请求他介绍认识下倒茶的那个年轻女子。

费奇盯着他看了一会儿,烦恼的蹙眉动作在额头弄出好几条皱纹,等睁大眼睛后皱纹又舒展开了。“你说什么?”费奇问道。虽然他要比斯通纳矮一些,但好像在居高临下地看着。“我想让你介绍我。”斯通纳说。他感觉自己的脸在发烧。“你认识她吗?”“当然认识。”费奇说。他的嘴角开始拽过一丝坏笑。“她好像是院长的远亲,是从圣路易斯过来的,来看姨妈。”咧嘴而笑的幅度更大了。“老比尔。真有你的。没问题,我来介绍你。过来。”

她的名字叫伊迪丝·伊莱恩·博斯特威克,跟父母住在圣路易斯,去年春天,在那里的一所私立女子书院读完了两年的研究课程。她是来看在哥伦比亚的母亲的姐姐,住上几星期,今年春天她们打算去欧洲来个盛大游——既然战争已结束,这次活动又有可能成行了。她父亲是圣路易斯一家小银行的行长,是个迁移过来的新英格兰人;70年代的时候,他来到西部,跟密苏里中部一个望族中最大的女儿结了婚。伊迪丝从出生起就住在圣路易斯;几年前去过东部,跟父母去波士顿消暑;她在纽约看过歌剧,参观过几家博物馆。那时她二十岁,会弹钢琴,有些艺术爱好,母亲很支持她。

后来,威廉·斯通纳想不起在乔赛亚·克莱蒙特家的第一个下午和黄昏是怎么了解到这些情况的,因为他们见面的时间已经模模糊糊,而且又很正式,就像休息室附近楼梯墙上那个带图案的挂毯。他想起对伊迪丝说过,她可能盯着他看过,总在他身边,听她回答他的问题,仓促地反问时温柔、细声细气的声音,让他很舒服。

客人开始陆续离开。各种声音在道别,门砰地关上,房间空了。大多数客人都走了,斯通纳仍然滞留不走,伊迪丝的马车过来后,他跟着她走进门厅,拿着她的外套。到了外面,就在伊迪丝要启程时,他问伊迪丝能否明天晚上再来看她。

她好像没有听见斯通纳的话,打开车门,一动不动地站了一会儿:寒风从门道里扫出来,碰触到斯通纳发烫的脸。伊迪丝回头望着他,眨了几下眼睛;她淡白色的眼眸若有所思,而且几乎可以说很大胆了。她终于点了下头说,“好的。你来吧。”她没有微笑。

于是在一个极为寒冷的中西部的冬夜,他去拜访了,步行穿过城区前往她姨妈家。头顶没有云;半圆形的月亮的光照在一片浅浅的雪地上,下午早些时候就开始下雪了。大街上冷冷清清,沉闷的寂静被他行走时踩在脚下的干雪发出的咔嚓声打断了。他在自己要进去的那幢大宅外面站了很长时间,倾听着这片寂静。寒冷已经麻木了他的双脚,但他还是没有动一动。从那些挂着窗帘的窗户中透出的一线暗淡的光落在蓝莹莹的白雪上,仿佛一道黄色的污迹;他想自己看到里面的动静了,但又不能肯定。他好像在命令自己在做什么事,刻意地向前迈出步子,走到通向走廊的那条小路,在大门上敲了敲。

伊迪丝的姨妈(她的名字,斯通纳要知道得更早些,叫艾玛·达利,而且寡居多年了)来门口接迎,请他进去。这是个矮胖的女人,满头漂亮的白发在脸上飘荡,黑色的眼睛闪着湿漉漉的光,她讲话温柔,上气不接下气,好像要告诉他许多秘密。斯通纳跟着她走进客厅,面对她在一张长长的栗色沙发上坐下,座位和靠背上覆盖着厚厚的蓝色绒布。他的鞋上还沾着雪;他看着雪融化了,在脚下厚厚的花地毯上留下湿湿的斑块。“伊迪丝跟我说你在大学教书,斯通纳先生。”达利太太说。“是的,姨妈。”他说,然后清了清嗓子。“有幸在这儿又跟一位年轻教授说话真是太好了,”达利太太开心地说,“我死去的丈夫,达利先生曾经担任大学的校董好多年——不过我猜你知道这个。”“没有听说过,姨妈。”斯通纳说。“噢,”达利太太说,“嗯,下午我们经常请些年轻点的教授过来喝茶。不过那是好多年前的事了,是在战前。你参战过吗,斯通纳教授?”“没有,姨妈,”斯通纳说,“我待在大学里。”“哦。”达利太太说。她愉快地点点头。“你是教——?”“英文,”斯通纳说,“我不是教授。我只是一个讲师。”他知道自己的声音有些沙哑;可就是控制不住。他试图笑一笑。“噢,这样,”她说,“莎士比亚……勃朗宁……”

两人沉默了片刻。斯通纳双手交错在一起,望着门口。

达利太太说:“我去看看伊迪丝准备好了没有。你不介意吧?”

斯通纳点点头,等她出去时又站了起来。他听到后面的一间屋子里传出响亮的私语声。他站了几分钟。

忽然,伊迪丝已经站在宽敞的门口过道,脸色苍白,并没有微笑。他们凝视着对方,谁都没有招呼。伊迪丝往后退了一步,然后又朝前走来,她的嘴唇细薄,绷得紧紧的。他们庄重地握了握手,然后挨着在沙发上坐下。两人谁都没有说话。

她甚至比斯通纳记忆中的样子还要高些,嘴唇始终紧抿在倔强的牙齿上。她的皮肤有些透亮,能够呈现任何刺激引起的颜色和热度变化的痕迹。她的头发是浅浅的红褐色,在头上扎起厚厚的发辫。不过,那双眼睛还是吸引着他,抓着他,跟昨天见到的一样。这双眼睛很大,恐怕是他能想象得出来的最淡的蓝眼睛。他看着这双眼睛的时候,似乎从自己的躯体脱身而出,进入一种无法理解的神秘状态。他想伊迪丝是自己见过的最美的女人了,他冲动地说,“我——我很想了解你。”她稍微往后躲了下。斯通纳急匆匆地说:“我是说——昨天,在招待会上,我们其实没有机会说话。我想跟你聊一聊,可是那么多人在场。人们有时还要麻烦你。”“招待会办得相当好,”伊迪丝轻声说,“我觉得大家都挺好。”“噢,是的,当然,”斯通纳说,“我的意思是……”他没有再说下去。伊迪丝沉默不语。

他说:“我听说,你和姨妈即将去欧洲待一段时间。”“是的。”她说。“欧洲……”他摇了摇头。“你一定很激动。”

她勉强点点头。“你们打算去哪儿?我的意思——都去什么地方?”“英格兰,”她说,“法国,意大利。”“你们就要动身——这个春天?”“四月。”她说。“还有五个月,”他说,“时间不是很长。我希望在这期间我们能——”“我在这儿只待三个多星期,”她迅速说,“然后就回圣路易斯。回去过圣诞节。”“时间挺短。”他笑了笑,尴尬地说,“那我会尽量多来看你,这样我们彼此就可以更熟悉些。”

她几乎是恐惧地看着斯通纳。“我不是那个意思,”她说,“拜托……”

斯通纳一时无语。“真不好意思,我——不过我还会再来看你,在你允许的条件下尽量多来。可以吗?”“哦,”她说,“好吧。”她纤细的手指相扣着放在膝头,指关节白白的皮肤很舒展,手背上有几粒非常淡的雀斑。

斯通纳说:“这样挺莽撞吧?你可一定要谅解我。我从未认识过像你这样的人,我说话笨嘴拙舌的。如果我让你难堪了,你可一定要原谅我。”“噢,没有。”伊迪丝说。她转过来面对着斯通纳,嘴唇那么一扯,他想那一定是微笑了。“一点儿都没有。我很开心。真的。”

斯通纳不知该说什么。他又提到外面的天气,很歉疚在地毯上踩出雪迹;伊迪丝含含糊糊地说了些什么。他谈到自己在大学里教的课,伊迪丝点点头,表情茫然。最后,他们又坐着不说话了。斯通纳站起身;他慢慢地沉重地挪动着,好像挺疲惫。伊迪丝毫无表情地望着他。“好吧。”他说,清了清喉咙。“天已经很晚了,我——瞧。对不起。我过几天能再来看你吗?也许……”

这话好像不是对伊迪丝讲的。他点点头说:“晚安。”然后就转身走了。

伊迪丝用一种毫无色彩的高声尖音说:“我大约还是个六岁小姑娘的时候就会弹钢琴,喜欢画画,很害羞,所以妈妈就打发我去了圣路易斯的桑代克女子学校。我是那儿最小的一个学生,不过一切都挺好,因为爸爸是董事会成员,他把一切都安排好了。我开始很不喜欢那里,最后又很热爱那里。女孩们都挺好,条件不错,我在那里认识了一些终生往来的朋友,而且——”

她开始说话时,斯通纳又转过身来,好奇地看着她,但脸上并没有流露出来。她的眼睛定定地看着前方。脸上毫无表情,只是双唇在活动着,好像不用理解,只是在读着一本看不见的书。斯通纳慢慢地走过房间,在她身边坐下。伊迪丝好像没有注意到他,眼睛仍然直勾勾地看着前面,继续讲着自己的事,仿佛是斯通纳请她讲的。他想让伊迪丝打住,想安慰她,想抚摸她。他既没有动一动,也没有说什么。

伊迪丝继续讲着,过了会儿,斯通纳开始听她在讲什么。若干年后,他忽然想起,在他们第一次长时间一起相处的那个十二月的夜晚度过的一个半小时里,她告诉的事儿要比后来说的多得多。说完后,他感觉,在某种意义上,他们都是陌生人,以前没想过这个,而且他明白,自己爱上这个女孩了。

伊迪丝·伊莱恩·博斯特威克也许没有意识到,那天晚上她对威廉·斯通纳说了些什么,即便意识到了,恐怕也想不到那些话的意义。但斯通纳知道她说了什么,他将永远不会忘记;他听到的好像是一种忏悔,他想,据自己理解,那是在发出帮助的请求。

随着对伊迪丝的了解得更深入,斯通纳对她的童年也更加熟悉了;他开始觉得,这在她那个时期和条件的大多数女孩是很典型的。她是在这样的前提下接受的教育:在自己的道路上会受到保护,免遭生活可能投向她的粗俗事件,而且除了气质优雅顺从地附属于这种保护,她没有别的应尽义务,因为她属于这样一种社会和经济阶层,对这个阶层而言,保护几乎是一种神圣的义务。她读过好几所私人女子学校,学习阅读和写作,做些简单的算术;闲暇的时候,还会被鼓励做些针线活儿,弹弹钢琴,画画油画,讨论些比较温馨的文学作品。她还接受些着装、举止仪态、淑女用语、道德修养方面的指点。

她的品德训练,无论在学校还是家庭,本质上都是保守的,要抑制欲念,而且抑制的几乎全跟性有关。而且,情欲都是间接的,不被认可的;因此性遍布她所受教育的其余每个部分,并从那个隐蔽、未可言及的道德力量中吸收着它的大部分养分。她知道,应该对自己的丈夫和家庭尽各种义务,并且必须要履行。

她的童年时代非常规矩,甚至在最寻常的家庭生活的某些时刻都是如此。父母彼此相敬如宾;伊迪丝从未看到过他们之间表达那种无论是生气,还是怜爱的自然流露的温馨。生气就是好几天客客气气不说话,怜爱就是一句彬彬有礼的倾心话。她是独生女,孤单就是人生最初的状态。

所以,她是怀着某种脆弱、偏女性化的艺术天赋长大的,日复一日,不曾有过任何生活必需的知识。她的针头很秀气,却不实用。她画些雾蒙蒙、轻薄的水彩;用弱不禁风但相当准确的手弹弹钢琴;可是她忽视了自己的身体功能,生活中没有一天曾经独处过,稍微关心下那个自我。她从来没有想过可能要对别人的幸福生活负责。她的生活没有任何变化,就像低沉不变的嗡嗡声;母亲监管很严,伊迪丝还是个女孩的时候,就会在旁边坐上好几个小时看着她画画或者弹钢琴,好像两个人都没有别的正事可干。

十三岁的时候,伊迪丝完成了例行的性生理的转变,同时也完成了更不寻常的生理变化。在几个月的空当里,她差不多长高了一尺,身高快接近一个成年男子。她始终没有从身体的笨拙和令人尴尬、崭新的性态之间的关联中恢复过来。这些变化更加强化了某种天生的羞怯——在学校她总是跟同学保持着某种疏远的距离,在家里又没有人可倾诉,于是她越来越转向内在的自我。

现在,威廉·斯通纳闯进这块心灵的隐私之地。内心某种毋庸置疑、发自本能的东西,迫使她在斯通纳要出门时又喊回来,弄得她说话时又快又冲动,好像以前从来没说过话,而且今后也不会再说了。

随后的两个星期,斯通纳几乎每天晚上去看她。他们还听过大学新成立的音乐系举办的音乐会,晚上不是太冷的时候就缓慢、庄重地穿过哥伦比亚的街巷去散步;但更多时候,他们总是坐在达利太太的客厅里。有时他们会说说话,伊迪丝给他弹钢琴,他边听着边望着那双手柔弱地在琴键上活动着。从那天晚上第一次相处以后,他们的谈话奇怪地没有了人情色彩;他无法把她从保守中拉出来,当发现这样的努力让她难堪时,他就停止了尝试。不过,他们之间仍然有种舒心感,他想象他们有种心领神会的缘分。离她回圣路易斯不到一个星期的时候,斯通纳正式向她表白了自己的爱,并求了婚。

虽然不知道伊迪丝对自己的表白和求婚如何对待,斯通纳还是对她的镇定感到惊讶。他讲完后,伊迪丝长长地看了他一眼,凝视中带着刻意和好奇的勇敢;这让他想起第一次下午的情景,在征得拜访她的请求同意后,当她从门口那儿望着他的时候,一阵冷风打到他们身上。接着她垂下凝望的目光;从她脸上掠过的惊讶,斯通纳都感觉好像不是真的。伊迪丝说她从来没有从这方面想过他,也从来没有想象过,她不知道。“你一定知道我爱你,”他说,“我都不知道如何掩饰。”

她带着几许兴奋说:“我不知道。我对这种事一窍不通。”“那我必须再跟你讲一遍,”他温柔地说,“你一定会习惯的。我爱你,我无法想象没有你的生活。”

她摇了摇头,好像不知所措。“我去欧洲的行程,”她轻声说,“艾玛姨妈……”

他感觉一阵笑意要从喉咙中涌上来,然后开心又自信地说:“我会带你去欧洲。有一天,我们一起去看欧洲。”

她扭过身去,把指尖搭在额头上。“你得给我些时间,让我想想。我得跟爸爸妈妈说一说,在我考虑之前……”

她无法再进一步自作主张了。在离开这儿去圣路易斯之前的这几天,她不想再见斯通纳,等跟父母谈了,自己把一些事情想清楚了,她会从家里给他写信过来。那天晚上离开时,他俯身想吻伊迪丝,她别过头,他的嘴唇刷到她的脸颊上。她轻轻地捏了下他的手,然后让他从正门出去,并且再没有看他。

十天后,他收到了伊迪丝的信。是个正式得奇怪的便条,上面对他们之间发生的事只字未提;只是说,她很乐意他来见自己的父母,如果他来圣路易斯,他们也很想见见他。如果可能的话,下个星期就行。

伊迪丝的父母见了他,用一种他早就料到的冷冷的正经态度,他们试图顷刻间摧毁他可能会有的轻松感。博斯特威克太太每提一个问题,对他的回答总是用一种极端怀疑的口吻说“是吗”,同时好奇地打量着他,好像他的脸上有污迹或者鼻子在流血。她比伊迪丝还要高,还要瘦,起初,斯通纳对这种始料不及的相像很惊讶;但是,博斯特威克太太的脸有些呆滞和病态,没有一点刚劲或者雅致,上面还留着肯定是某种习惯性不满导致的深深痕迹。

霍勒斯·博斯特威克的个头同样很高,但给人某种奇怪的并不结实的粗重感,几乎可以说是肥胖了;一缕火色的发边在别致的光脑袋上弯弯绕绕的,在他的下巴颏周围,皮肤的褶皱松弛地垂了好几层。他跟斯通纳说话的时候,眼睛径直越过头顶,好像在看着身后的什么东西,斯通纳回答的时候,他就用粗壮的手指在背心中间的滚边上敲击着。

伊迪丝迎接的态度好像他不过是个偶尔来访的客人,然后就毫不在乎地飘走了,去忙自己那些无关紧要的活儿了。斯通纳的目光追随着她,但却无法让她看看自己。

这是一幢斯通纳平生进去过的最大最优美的房子。每个房间都很高,又很暗,挤满了各种大小和形状的花瓶,在大理石桌面、五斗橱和箱子上放满了隐隐约约闪着光泽的银器,还有覆盖着华丽的挂毯、有着精致纹路的家具。他们迅速穿过几个屋子来到一间大客厅,博斯特威克太太在这里悄声说着什么,她和丈夫都习惯坐着跟朋友们非正式地聊聊天。斯通纳坐在一把松脆的椅子里,他都害怕在上面挪动;他感觉椅子在身躯底下活动着。

伊迪丝消失不见了,斯通纳环顾四周,几乎疯狂地寻找着。可是将近两个小时,她始终没有回客厅一趟,直到斯通纳和她的父母结束了他们的“谈话”。“谈话”并不坦率,躲躲闪闪,而且进展缓慢,经常被长久的沉默打断。霍勒斯·博斯特威克在几次简短的演讲中谈了些自己的情况,几番演讲直接对着斯通纳脑袋上方几英寸的高度发表。斯通纳得知博斯特威克是波士顿人,他的父亲在晚年时由于做了一系列导致银行关闭的不明智投资,把银行生意搞砸了,也毁了儿子在新英格兰的未来。(“被出卖了,”博斯特威克冲着天花板宣称,“被不地道的朋友们出卖了。”)因此,内战结束不久便到了密苏里,想搬到西部来;可是他从来没有去过比堪萨斯城更远的地方,那里他也是偶尔出差去过。考虑到父亲的失败或者出卖,他先在圣路易斯的一家小银行找到第一份工作待下来。三十八九岁时,牢牢地占据了一个微不足道的副总位置后,他跟当地还不错的一家人的女儿结了婚。这场婚姻他只得了一个孩子;他想要个儿子,再要个女儿,而这是他又一个几乎懒得掩饰的失望。像很多觉得自己虽成功却留有遗憾的男人一样,他非常虚荣,并且斤斤计较着自己的重要感。每隔十或者十五分钟,他就从背心口袋里拿出一块大金表,凝视会儿,然后独自点点头。

博斯特威克太太不太爱讲话,也不怎么直接谈论自己,但斯通纳很快就对她形成了一种看法。她属于某种类型的南方女人。属于某个古老而且气数悄然已尽的家庭,她是怀着这种信念长大的,这个家庭存在所必需的环境条件与它的品质并不相称。她接受的教导是追求那种状况的改善,但是这种改善从来都没有精确地指出来过。她跟霍勒斯·博斯特威克走进婚姻,满怀着内心根深蒂固的不满,即婚姻是她个人的一种职责;随着岁月流逝,这种不满和痛苦与日俱增,变得如此寻常和无所不在,已经没有特定的药物可以缓解了。她的声音单薄又高亢,始终带着某种绝望的调子,这赋予她说的每个词某种特殊的价值。

直到那天下午的晚些时候,两个人才提到让他们走到一起的那些事。

他们告诉斯通纳,两人是何等溺爱伊迪丝,对她未来的幸福是何等关心,还说了她的不少优点。斯通纳坐在那里,因为尴尬而痛苦之极,努力做出种种他希望是得体的反应。“是个非常特别的女孩,”博斯特威克太太说,口气中带着依旧不变的痛苦,“没有男人——没有人能够完全理解那种优雅——”“是的。”霍勒斯·博斯特威克直截了当地说。他开始查究起他所谓的斯通纳的“前程”来。斯通纳尽其所能答得漂亮些,他以前还从没考虑过自己的“前程”呢,他很惊讶那些前程听上去多么单薄。

博斯特威克说:“你没有——什么路子吧——除了自己的职业?”“没有,先生。”斯通纳说。

博斯特威克先生不高兴地摇了摇头。“伊迪丝有——不少优势——你知道。有一个完美的家庭,有好多仆人,上过最好的学校。我不知道——我觉得有些担心,以最低标准,而且这个就你的——哦,条件——都是不可缺少的……”他的声音渐渐消失了。

斯通纳感觉厌恶从心底油然而起,同时还夹杂着某种愤怒。他稍等片刻才做了回答,尽量把声音调整得客观单调,不带感情色彩。“我得告诉您,先生,我从未考虑过这些物质上的事。当然,伊迪丝的幸福就是我的——如果你认为伊迪丝会不幸福,那我必须……”他顿了下,搜索着词语。他想告诉伊迪丝的父亲自己对他女儿的爱,对两人在一起能够幸福生活很有把握,知道他们将会过什么样的生活。但他没有继续往下说。他从霍勒斯·博斯特威克的脸上看到了类似关切、沮丧的表情,以及诸如害怕的东西,让他惊吓得沉默不语。“没有。”霍勒斯·博斯特威克不耐烦地说,他的表情逐渐明朗起来。“你误会我了。我只是想在你面前摆出某些——困难——这些东西或许将来会出现。我相信你们年轻人已经深谈过这些事情了,我相信你是了解自己想法的。我尊重你的判断和……”

这事总算消停了。随后又说了些话,博斯特威克太太大声质疑,伊迪丝在哪儿,居然躲了这么久。她用那高亢、尖细的声音叫着伊迪丝的名字,没过多会儿,伊迪丝就走进他们一直等候的那个房间。她也不看斯通纳。

霍勒斯·博斯特威克对她说,他和她的“年轻人”好好地谈了谈,还说他们祝福他。伊迪丝点点头。“哦,”她母亲说,“我们得定些计划。春天举办婚礼。六月也行。”“不行。”伊迪丝说。“怎么了,亲爱的?”母亲和气地问。“如果这样的话,”伊迪丝说,“我希望快点办完。”“年轻人总是没耐心,”博斯特威克先生说,然后清了清喉咙,“不过,也许你妈妈说得对,亲爱的。得定定计划,还是需要些时间的。”“不行。”伊迪丝说,她的语气中隐含着毅然决然的劲儿,弄得大家都看着她。“必须尽快。”

一阵沉默。接着父亲用令人意外的柔和口气说:“很好,亲爱的。按你说的来。你们年轻人自己定计划。”

伊迪丝点点头,咕哝着说自己还有个事儿得去做,然后又溜出屋子。斯通纳直到晚上吃饭的时候才再次见到她。晚饭由霍勒斯·博斯特威克在帝王般肃穆的氛围中主持进行。晚饭后,伊迪丝给大家弹钢琴,但弹得僵硬又糟糕,失误连连。她宣称感觉不舒服,然后就回自己的房间了。

那天晚上,威廉·斯通纳在客房里难以入眠。他仰望着那片黑暗,想着这种降临在自己生活中的陌生感,而且第一次开始质疑自己以后要做什么的智慧。他想到了伊迪丝,这才感觉有些踏实。他认为,所有的男人都会跟他一样忽然变得没有把握,会有同样的疑虑。

第二天早晨,他得搭一趟早班火车回哥伦比亚,这样吃过早饭后还有些微空余时间。他要先搭一辆有轨电车去车站,但博斯特威克先生坚持要让一个仆人驾着活顶四轮马车送他去。伊迪丝过几天会写信告诉他有关婚礼的安排。他谢过博斯特威克夫妇,跟他们道过别;他们陪着他和伊迪丝走到大门口。他差不多快要到大门口时,听到后面传来奔跑的脚步声。他转过身。是伊迪丝。她僵硬地站在那里,显得很高挑。她脸色苍白,直直地望着他。“我会努力做个你的好妻子,威廉,”她说,“我会尽力。”

他想,这是到这儿后第一次有人喊他的名字。4

由于种种原因,伊迪丝没有解释,她不想在圣路易斯举行婚礼,所以婚礼最后在哥伦比亚艾玛·达利的一间巨大的客厅里举办,他们就是在那个房间度过初次见面的几个小时的。那是二月的第一个星期,因为学期休假刚好取消了几节课之后。博斯特威克夫妇乘火车从圣路易斯赶来,威廉的父母还没见过伊迪丝,也从农场乘车,在星期六就是婚礼前一天下午到达。

斯通纳想把父母安排在一家旅馆,但是他们宁愿住在弗特夫妇家,虽然这两口子自从威廉脱离雇佣后态度已经变得冷淡和疏远。“不知道在旅馆里该怎么办,”他父亲一本正经地说,“再说弗特两口子还能忍受我们住一个晚上。”

那天晚上,斯通纳租了辆两轮轻便马车把父母送到城里艾玛·达利的家里,这样他们就可以见见伊迪丝。

达利太太在门口迎到他们,她迅速又尴尬地瞥了眼威廉的父母,然后请到客厅里。斯通纳的父亲和母亲都小心翼翼地坐着,好像害怕穿着僵硬的新衣服活动似的。“我不知道伊迪丝在忙什么,”过了会儿达利太太嘟嘟囔囔地说,“失陪了。”她走出房间去找外甥女。

过了很长时间伊迪丝才出来,她慢慢腾腾、很不情愿地走出客厅,带着点吓人的蔑视劲儿。

他们全站起来,片刻间四个人都难堪地站在那里,不知道说什么好。接着伊迪丝僵硬地走上前来,先向斯通纳的母亲,然后又向他的父亲伸出手。“你好。”威廉的父亲一本正经地说,然后松开她的手,好像那双手会断了。

伊迪丝看了眼,试图笑一笑,接着又往回退开了。“坐吧,”她说,“请坐吧。”

两人又坐下了。斯通纳说了句什么话。他的声音听着好像在极力克制着。

在一阵沉默中,安静又奇妙地,仿佛是大声表达自己的想法,威廉的母亲说话了:“天哪,她可真是个漂亮东西,对吧?”

斯通纳大笑了下,接着轻声说:“没错,妈妈,她是挺漂亮。”

这时大家才能稍微轻松地说起话来,虽然彼此飞快地瞥几眼,接着又把目光移到房间更远的地方。伊迪丝轻声细语地说,很高兴见到他们,很抱歉没有早点见个面。“等我们安顿下来——”她又打住不说了,斯通纳不知道她会不会接着往下说。“等我们安顿下来了,你们可一定要来看我们。”“谢谢你的好意。”斯通纳的母亲说。

谈话继续进行着,但总是被长长的沉默打断。伊迪丝越来越紧张,越来越明显,有一两次都没有回应什么人问她的问题。斯通纳站起来,母亲紧张地打量着四周,也站了起来。但是父亲没有动。他直勾勾地凝视着伊迪丝,目光在她身上停留了很长时间。

他终于开口了:“斯通纳一直都是个好孩子。我很高兴他娶到一个好女人。男人本来就需要女人,帮他做些事,给他些安慰。看来你对威廉挺好的。他应该有个能对他好的人。”

伊迪丝的头有点像惊愕的条件反射般收了回去;她的眼睛睁得老大,斯通纳刹那间以为她生气了。其实她并没有生气。他父亲和伊迪丝互相对看了很长时间,他们的眼睛都没有退缩。“我会尽力,斯通纳先生,”伊迪丝说,“我会尽力。”

这时他父亲才站起来,笨拙地鞠了个躬说:“天不早了。我们最好回去。”他跟妻子向门口走去,撇下伊迪丝和儿子在一块儿,妻子在他身旁显得毫无形状,黑乎乎的,小小的。

伊迪丝没有跟斯通纳说什么,可是等他转过身道晚安时,才看见她眼睛里泪水涌流。他俯身去吻伊迪丝,感觉她搭在自己胳臂上的纤细的手指有种脆生生的坚硬劲儿。

二月的午后,清冷的阳光斜穿过达利家门前的窗户,不时被在那间大客厅里活动的人影打碎。斯通纳的父母小心地独自站在房间的一个角落里。博斯特威克夫妇乘那次早班火车刚到一个小时,挨着他们站着,也不看他们。戈登·费奇庄重又焦急地走来走去,他好像负责管着点事儿;人不多,有些伊迪丝或者父母的朋友,斯通纳也不认识。他招呼着自己周围的人,感觉唇间带着笑意,听到各种声音传到自己这里,好像被厚厚的几层衣服消了音。

戈登·费奇就在他旁边,脸上汗渍渍的,那张脸在深色衣服上方闪闪发亮。他神经质地咧嘴笑着。“准备好了吗,比尔?”

斯通纳感觉他的头点了点。

费奇说:“这位万劫不复的男人还有什么最后的请求吗?”

斯通纳笑了笑,摇摇头。

费奇在他肩膀上拍了拍。“你紧跟着我就是了;我说什么你就做什么。一切都在控制中。伊迪丝再过几分钟就下楼了。”

他不知道等这事儿过了后还能不能记住此刻的情景;一切好像都是一团模糊,他似乎在透过一层薄雾看东西。他听到自己在问费奇:“那位牧师——我还没见着他呢。在吗?”

费奇笑着摇摇头,然后又说了点什么。这时一阵细语传到屋子这边来。伊迪丝正从楼梯上款款下来。

她身穿白色礼服,就像一道冰冷的光进了房间。斯通纳就要不由自主地朝她走去,感觉费奇的手放在他胳臂上,抑制住他别动。伊迪丝脸色苍白,但仍然对他微微一笑。接着她就站在斯通纳旁边,两个人一起走着。一个穿着圆领衣的陌生人站在他们面前;这个人又矮又胖,脸庞模模糊糊。他嘴里念念有词,看着手里的一本白色封皮书。斯通纳听到自己沉默以对。他感觉伊迪丝在身旁颤抖着。

接下来是一阵长时间的沉默,然后又是一阵咕哝声,大笑声。有人说:“亲新娘!”他感觉自己转过身;费奇冲他笑着。他俯身冲伊迪丝笑着,她的脸在他面前飘忽不定,他吻了伊迪丝,她的嘴唇跟自己的一样干燥。

斯通纳感觉自己的手被操纵得上下摆动着;人们在他脊背上拍着,笑着;屋子里人潮涌动。不断有新来的人走进门来。一只大雕花玻璃碗盛的潘趣酒似乎出现在客厅某个尽头的一张长桌子上。还有一盘蛋糕。有人把他和伊迪丝的手拉到一块儿;有一把刀子,他明白是要让他提着伊迪丝的手切蛋糕用的。

后来他跟伊迪丝分开了,在这堆人群中看不见她。斯通纳不停地说着话,微笑着,点着头,环顾屋子,看能不能找到伊迪丝。他看见父母亲站在原来那个角落,没有动地方。母亲笑着,父亲笨拙地把手搭在她的肩上。他开始朝他们走过去,但很难摆脱打招呼的人。

后来他终于看见伊迪丝了。她跟自己的父母亲和姨妈在一起,她父亲脸上有一点点不悦,正在扫视着整个屋子,好像对此很不耐烦;她母亲在啜泣着,眼睛红红的,厚重的颧骨上方肿得高高的,嘴巴像孩子般向下撅着。达利太太和伊迪丝在她身旁搂着;达利太太正急切地跟她说着话,好像在试图解释什么。可是即便在屋子对面,斯通纳仍然能看到伊迪丝沉默不语。她的脸庞像副面具,毫无表情,颜色雪白。过了会儿,他们领着博斯特威克从屋子里出来,斯通纳再没见过伊迪丝,直到宴会结束,直到戈登·费奇凑近耳朵给他悄声说了句什么,把他带到通往一个小花园的侧门,把他推了出去。伊迪丝在那里等候着,裹着衣服迎着冷气,她的衣领高得挡住了脸,所以他看不见。戈登·费奇大笑着说了几句话,斯通纳没听明白,然后推搡着他们来到一条通向大街的小路,一辆带顶篷的轻便马车等着要带上他们去火车站。直到上了带他们去圣路易斯度一个星期蜜月的火车时,威廉·斯通纳才意识到婚礼结束了,他有了一个妻子。

他们开始步入婚姻的纯真状态,不过是方式完全不同的纯真。两人都是处子,都意识到谁也没有经验,但是,一直在农场长大的斯通纳把生活的自然过程视为没什么大惊小怪的,而这些过程对伊迪丝来说却完全神秘和出乎意料。她对这些一无所知,内心有种东西不希望知道这些。

所以,像其他许多人那样,他们的蜜月很失败;但他们心里并不承认这点,直到很久以后才认识到这种失败的意味。

他们是星期天的深夜到圣路易斯的。在火车上,在好奇又赞赏地看着他们的陌生人的包围中,伊迪丝兴致勃勃,甚至很开心。他们经常爽朗地大笑,手握着手,谈论着即将到来的日子。有一次在城里,当斯通纳找了辆马车带他们去旅馆时,伊迪丝的开心都变成了隐隐约约的歇斯底里。

他几乎抱着她,大笑着,穿过使节旅馆的入口,这是一幢宏大气派的褐色石砌建筑。大堂里几乎没有什么人,漆黑、压抑得像个洞穴。他们进去后,穿过宽阔的地板向台桌走去时,伊迪丝忽然安静下来,心神不定地在他旁边晃着。他们住进自己的房间时,她几乎快要生病了,浑身发抖,好像发烧感冒了,在粉笔般皮肤的对比下,嘴唇简直变成了蓝色。威廉想给她找个医生,可伊迪丝坚持说只是太累了,需要休息,他们严肃地说起白天多辛苦,伊迪丝暗示性地提到反反复复困扰她的某些棘手隐情。她轻声细语地说着,但并不看斯通纳,而且语调也平淡无奇,说她希望他们第一次在一块儿的几个小时能完美无瑕。

斯通纳说:“会的——一定会的。你一定要好好休息。我们的婚姻将从明天开始。”

他像从别人那里听来的新婚丈夫那样,而且以牺牲他们自己的利益为代价,有那么一两次还开些玩笑,他在新婚之夜与妻子分开过的,长长的身躯僵硬地蜷曲着,在一张小沙发上彻夜未眠,两眼大睁着,望着夜晚渐渐流逝。

他老早就醒来了。他们的套房在第十层——是伊迪丝的父母安排并且付的钱,权当赠送的一件新婚礼物——从上面可以俯瞰全城风景。他轻轻地叫醒伊迪丝,几分钟后,她从卧室出来,系着睡裙的腰带,昏昏欲睡地打着哈欠,面带一丝微笑。斯通纳感觉对她的爱意紧紧卡在喉咙上。他伸手搂住她,两人在起居室的窗前站着,向下望去。汽车、行人、马车在下面狭窄的大街上爬行着,他们好像完全沉浸在自我中,超然地从人类狗苟蝇营的追逐中超脱出来。从这个距离望过去,可以看见那些红砖和石头的建筑,密西西比河在早晨的太阳中蜿蜒而过,河流呈蓝褐色。河船和驳船像玩具,僵硬的绑结上下溜着,可是上面的烟道放出大量灰蒙蒙的烟雾,排向冬天的空气中。镇定感从心中油然而生,他用胳臂搂着妻子,紧紧抓着她,两人同时俯视着一个似乎充满前程又有相当风险的世界。

他们老早就吃了早点。伊迪丝看上去焕然一新,已经完全从昨晚的不适中恢复过来;她差不多又欢乐开心了。她用一种亲密、温馨的眼神望着斯通纳,他觉得这种态度是因为感激和爱。他们没有说昨晚的事;伊迪丝时不时看眼崭新的戒指,偶尔在手指上调整一下。

他们全身裹得紧紧地迎着寒冷,走在圣路易斯的街上,这会儿人流刚刚开始拥挤起来;他们看着橱窗里的商品,谈论着未来,严肃地想着如何打发未来的日子。威廉开始重新恢复了最初跟这个女人求婚时找到的那种轻松和舒畅,如今这个女子已经成了他的妻子。伊迪丝挽着他的胳臂,好像要去干什么他说的而她以前从未做过的事情。他们在一家温暖的小店里喝了杯上午咖啡,看着行人匆匆穿过寒冷。他们找了辆马车,驶到美术馆。他们挽着胳臂,穿过那些高高的陈列室,穿过从那些画作上反射出来的绚丽的光彩。在寂静中,在温暖中,在这些古老的画作和雕塑中散发出来的没有时间概念的氛围中,斯通纳对这个高挑、优雅地走在自己身边的女孩爱意涌流,感觉一种无声的激情从内心升起,温暖又充满形式上的愉悦感,就像从四周的墙上散发出的缤纷色彩。

下午晚些时候,他们离开那里时,天空乌云密布,开始落下淅淅沥沥的雨。但是,斯通纳内心仍然保存着他在美术馆里积聚的那种温暖。日落后他们就很快回到旅馆,伊迪丝回卧室休息了,威廉朝楼下喊着让送一份夜餐到他们的房间。他忽然灵感一闪,亲自下楼到酒吧要了瓶加冰的香槟,要求一个小时内送上来。值班经理闷闷不乐地点点头,告诉他香槟不是太好。到7月1日,禁令将在全国执行,酿造或者提纯酒精已经是非法,旅馆地窖里任何种类的香槟都不超过五十瓶。他交的罚款会远比香槟的价值高。斯通纳笑着说,没关系。

虽然在父母的家里,在某些特殊的庆祝场合,伊迪丝喝过点葡萄酒,但从未品尝过香槟。吃晚饭的时候,菜就放在起居室的一张小方桌上,她紧张地看了眼放着冰块的那个奇怪的瓶子。两根白蜡在暗淡的铜托里,在黑暗的映衬中均匀地散发着光芒;斯通纳把其他灯光都熄灭了。他们说话的时候,两根蜡烛在两人中间闪烁摇曳着,光焰映照出那只光滑的黑瓶子,亮光照在围着瓶子的冰上。两个人都很开心,但又透着紧张和谨慎。

斯通纳并不熟练地拔出香槟瓶的塞子,伊迪丝听到响亮的嘭声后吓了一跳。白色泡沫从瓶颈里喷出来,弄湿了他的手。两人都因他的笨拙大笑起来。他们喝了杯葡萄酒,伊迪丝假装有些微醉。他们又喝了杯。斯通纳心想,他看出伊迪丝已经有一丝倦怠,某种沉静的表情浮现在脸上,一丝忧虑暗淡了她的眼睛。斯通纳站起来,走到她身后,站在小桌边她坐的地方。他把双手放在她的肩膀上,很惊讶自己的手指放在她细嫩的皮肉和骨头上时,感觉自己的手指那么厚实和沉重。在他的触摸下,伊迪丝浑身变得僵硬,他让双手轻轻地滑向她纤细的脖颈两侧,任由它们擦过漂亮的红头发。她的脖颈很僵硬,由于紧张筋骨颤动不已。他双手拉住伊迪丝的胳臂,轻轻地拎起来,这样她也跟着从椅子里站起。她把脸转向斯通纳。她的眼睛大大的,透着淡白色,在烛光中差不多像是透明的,茫然地看着斯通纳。他对伊迪丝有种远远的亲近感,对她的无助有些同情。欲望在他的喉咙中已经积聚得越来越厚,他都没法开口说话了。他轻轻地把伊迪丝朝卧室方向拉了下,感觉她的身体中迅速出现了某种强烈的抵抗倾向,同时又感觉到拿掉这种抵抗的企图。

斯通纳离开通向那间没有开灯的卧室敞开着的门,黑暗中烛光微弱地闪烁着。他轻声咕哝着,好像要安慰她,让她放心,但他的那些话语都被闷着,自己都听不清在说什么。他把双手放在她身上,摸索着将向自己亮出她肉体的纽扣。伊迪丝冷淡地推开他。在黑暗中,她闭着双眼,嘴唇紧紧抿着。她转身躲过斯通纳,动作迅速地松下礼服,全都堆在她的脚上。她的胳臂和肩膀都裸露出来。她全身颤栗不已,好像得了伤风感冒,然后平淡地说:“去别的房间吧。我一会儿就准备好了。”斯通纳抚摸着她的胳臂,把嘴唇按到她的肩膀上,但伊迪丝并没有转过来向着他。

在起居室里,斯通纳盯着那两根蜡烛,它们在他们吃过的残羹剩菜上方闪着微光,中间放着装香槟的瓶子,里面还剩一半多。他往杯子里倒了一小份儿葡萄酒,尝了口,酒已经变温、变甜了。

他再次回去时,伊迪丝已经坐在床上,把被单拉在下巴跟前,脸朝上仰起,眼睛闭着,额头上皱出一条纤细、暗示不悦的皱纹。她好像睡着了,斯通纳悄无声息地脱了衣服,钻到床上,挨在她的身边。躺下的那阵子,他欲火难挨,欲望现在已经变成某种没有感情色彩的东西,只属于他自己。他跟伊迪丝说着话,好像要为自己感觉到的某种东西寻找一个避风港。她并不应答。斯通纳把手放在她的手上,隔着薄薄的睡裙的布料抚摸着渴望已久的肉体。他的手在她身上游动着,她纹丝不动,眉头皱得更深了。斯通纳说话了,冲着寂静叫着她的名字,接着他把身子挪到伊迪丝身上,拙笨中又有温柔。当他抚摸她柔软的大腿时,她猛然别过头,抬起胳臂挡住自己的眼睛。她没有发出任何声音。

过后,斯通纳躺在她身边,怀着全身心的爱意跟她说着话。这时伊迪丝的眼睛睁开了,看着他出现在阴影中,她的脸上毫无表情。忽然,她扔掉身上的被子,迅速穿过屋子朝卫生间走去。斯通纳看见灯亮了,听到她在大声又痛苦地干呕着。他叫着伊迪丝的名字,从房间走过去,卫生间的门锁着。斯通纳又叫着她的名字,没有应答。他又回到床上,等着伊迪丝。沉默几分钟后,卫生间的灯灭了,门打开了。伊迪丝走出来,僵硬地朝床铺走来。“都是香槟弄的,”她说,“我不该再喝第二杯。”

伊迪丝把被子拉过来,转身背对着他,没多久,她的呼吸开始正常,酣然入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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