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徐良文,于扬子
出版社：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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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英祭：恽代英烈士传试读：
不朽的精神永远的丰碑
罗志军南京雨花台，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共产党人最集中的殉难地。在这里，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和生命，铸就了不朽的精神丰碑。
信仰如山，信念如磐。在雨花台英勇就义的革命烈士有近十万人之多，其中留下姓名的就有1519位。他们当中不少人出身富裕家庭，受过良好教育，牺牲时正值青春年华。为了心中的理想和追求，他们毅然舍弃优厚的生活条件，走上充满荆棘的革命道路，虽身陷铁窗炼狱却临危不惧、顽强不屈，不惜流尽最后一滴血，献出年轻而宝贵的生命。他们的事迹展示了共产党人的崇高理想信念、高尚道德情操、为民牺牲的大无畏精神。今天，人们每每参观雨花台烈士陵园，悼念雨花台烈士群体，都感受到巨大的心灵震撼和精神洗礼。
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江苏时指出，“要注意用好用活丰富的党史资源，使之成为激励人民不断开拓前进的强大精神力量。”雨花英烈的革命人生辉煌壮丽，雨花英烈的崇高精神高山仰止。江苏省委宣传部、省作家协会组织创作的这套“雨花忠魂·雨花英烈系列纪实文学”，以文学的形式集中讲述何宝珍、邓中夏、恽代英、冷少农、罗登贤、朱克靖等多位雨花英烈的革命故事，为弘扬雨花英烈精神提供了生动教材，为广大党员干部永葆本色提供了精神之“钙”。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历史征程上，我们要大力继承和弘扬雨花英烈精神，铭记他们催人泪下的英勇事迹、永载史册的不朽功勋，自觉做到信仰、忠诚、为民、担当，开拓进取，扎实工作，加快建设经济强、百姓富、环境美、社会文明程度高的新江苏，以“两个率先”的崭新业绩告慰雨花英烈的在天之灵。
雨花英烈精神不朽，理想信念之树长青！
引子
恽代英慷慨赴死那年，只有三十六岁，这是一个充满无限想象的年龄，假设他不死，依他的学识、才华、资历和经验，在那山河破碎、乱世竞雄、百舸争流的动荡年代，谁能想象他可以演绎出多少风云激荡的历史大剧来？
然而，历史没有假设，他义无反顾地走向了刑场！
他是可以不死的，因为他有不死的本钱。
他是《中国青年》的创办者，被无数爱国青年尊为导师，在青年学子中有着广泛的影响力；他继周恩来之后，做过黄埔军校的政治总教官，深受黄埔军校学生的爱戴；他还是国民党二大的代表，在国民党二大上被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当然，更因为他参与了共产党领导的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南昌起义，他是共产党前敌委员会的四名委员之一；广州起义，他和张太雷、叶挺是三人领导核心成员。1927年中共五大上，他被选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先后担任过中央组织部秘书长和中央宣传部秘书长，共产党中央组织部可是掌握着共产党核心机密的机关！
正是他拥有的这些本钱，蒋介石愿意和他做笔交易，他可以选择自己的生或者是死。
选择生，意味着将拥有当政者的高官厚禄，金钱、美女和享不尽的荣华富贵；选择死，那就要奔赴刑场，抛妻别子，斩立决！
恽代英毫不犹豫地做出了选择：死！
他的人生信条是：有些东西是不能拿来做交易的，譬如主义和信仰！我宁愿为忠诚而被绞死，也不愿为偷生而背叛！在背叛与忠诚面前，他选择了忠于主义，忠于信仰！
于是他鲜活的生命在他三十六岁那年戛然而止，终止在国民党蒋介石的屠刀下，而他精神的生命却依然蓬勃，一直延续到今天，而且还将继续延续！
大地上回荡着一声长吟：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
恽代英属于后者！第一章分歧1
恽代英被捕是在1930年5月6日，地点是上海杨树浦。
那天，他身着短衣，一副工人打扮，带着一包传单和活动经费到杨树浦韬明路（今通北路）附近的老怡和纱厂（今上海第五毛纺织厂）门前等人接头。
早上妻子沈葆英帮他收拾东西，临行前，妻子对他说：二哥，今天你就别去工厂了，我总觉得有些不对劲。
代英回答：不去不行啊！怡和纱厂的支部刚遭到破坏，工人信心受到打击，我必须去当面交代一下！
妻子便不再阻拦，叮嘱他一定要格外注意安全。
此时，恽代英的职务是共产党沪东区行委书记。在此之前，周恩来兼任中央组织部长期间，他担任中央组织部秘书，协助周恩来工作；后来又担任中央宣传部秘书长。因为几次在党的会议上当面批评李立三左倾盲动的一些错误主张，让李立三很是不快。此时，周恩来在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工作，刚过而立之年的李立三独揽中央大权，面对恽代英的批评，李立三甚为恼火，给恽代英扣上“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调和主义”两顶帽子，并撤销其中央宣传部秘书长的职务，将他下放到基层一线，先是任沪中区行委书记，不久又调任工人密集的沪东区，任沪东区行委书记。基层一线是火线，同敌人当面鼓对面锣地抗争，又是在白色恐怖包围之中，其危险性可想而知，恽代英却坦然接受，“衣披旧短衫裤，足御破皮鞋而不着袜，往与贫民窟内”。
就是说，一个共产党的中央委员、区行委书记，穿着没有袜子的破皮鞋整天往贫民窟里钻，和浑身汗臭的工人们交友谈心，亲若兄弟。
恽代英和李立三的分歧发生在1930年三四月间。争议的焦点是：共产党当前的任务是举行城市中心暴动，还是像朱毛那样开展农村根据地的游击战争。
广州起义失败时，撤退的前一天，装备精良的国民党军队正在英美帝国军舰的炮火掩护下猛攻观音山，起义总指挥张太雷血洒疆场，红军战士们纷纷倒在血泊中。红军总指挥部内，恽代英对着黄埔学生陈同生说：“古语说，‘秀才造反，三年不成。’假如我们下决心造三十年反，决不会一事无成的。年轻人，有决心干三十年革命，你不过五十岁。接着再搞三十年建设，你不过八十岁……”恽代英说这番话时，睁着血色的眼睛，他从失败的血泊中看到的是光明。但是，此刻的他也在战友们流淌的鲜血中明白一个事实，敌强我弱之中，不能拿一个鸡蛋的家当去碰石头，要有同敌人作长期斗争的打算，“造反三十年”！
在上海的李立三却不认同：造反三十年？等胜利那天我们头发都白了！
这就是恽代英和李立三认识上的分歧。恽代英也曾一度热血沸腾，和李立三手把手、肩并肩参加了南昌起义，并且把企图阻止起义的张国焘骂了个狗血喷头；南昌起义失败后，李立三到上海，他撤退到香港，又和张太雷、叶挺等一起举行了广州起义。但在两次暴动失败后，恽代英开始冷静思考，共产党拿起枪杆子，以武装的革命对付武装的反革命，是开天辟地的壮举，问题在于拿起枪杆后何去何从？是进攻大城市，还是占领农村，建立根据地？他开始意识到国共之间的斗争是一场持久战。而李立三却仍然围着共产国际的指挥棒转，坚持城市中心暴动的速决战，恨不得革命在一夜间成功，打天下，坐江山，他等不及了。
所以，李立三在实际掌握了共产党中央的领导权时，采取了比瞿秋白的“左倾”盲动主义更为冒险的举措。他制定了一个全国中心城市武装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攻打大城市的冒险计划。提出“暴动、暴动、再暴动”，高喊着“进攻、进攻、勇敢地向中心城市进攻”，命令在上海、南京、武汉、广州、大连、青岛、天津、哈尔滨等城市举行罢工，命令弱小的红军离开赖以生存的根据地去攻打敌堡林立的大城市，他描绘了一幅成功的蓝图：“打下长沙，夺取南昌，会师武汉，饮马长江！”
他的全国总暴动计划是：
以红四军、红十二军、红三军编为红一军团，由朱德、毛泽东指挥，攻打南昌、九江，切断长江，掩护武汉的胜利；
以红五军、红八军、红十六军编为红三军团，由彭德怀、黄公略、滕代远指挥，占领大冶，切断武（汉）长（沙）铁路，进迫武汉；
以湘鄂西地区红军编成红二军团，由贺龙、周逸群指挥，帮助地方暴动，进迫武汉；
鄂豫皖地区红一军由许继慎、徐向前指挥，切断京汉铁路，进迫武汉；
广西的红七军、红八军由邓小平、张云逸指挥攻击柳州、桂林，进逼广州，然后北上合攻长沙；
各路大军的最后指向是：会师武汉，饮马长江！
如果不明了实际情况，相信看完这惊心动魄的庞大暴动计划，所有的人都会心潮激荡、热血澎湃！
可李立三似乎忘记了，他纸上的许多军团只不过是一些被蒋介石称为“土匪”的弱小的地方游击队。那时节，这些“土匪”在蒋介石眼中根本不值一提，自顾自去和他的强劲对手李宗仁、冯玉祥、阎锡山、张发奎、唐生智们一争高下、一决雌雄，这些地方诸侯才是他眼下的心腹大患。
对李立三雄心勃勃的计划，就连远在莫斯科驻共产国际的中共代表团团长瞿秋白知道后也不住地摇头叹道：“李立三简直是发疯了！”2
不过，李立三的“发疯”也有他的理由。
1928年6月4日，张作霖在皇姑屯被日本关东军炸死，张学良就任东三省保安总司令。一星期后，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服从南京国民政府。同年7月1日，张学良向国民政府发出《绝不妨碍统一电》，蒋介石从形式上获得全国统一，问鼎他权力的巅峰。
可惜好景不长，仅半年时间硝烟又起，1929年，“军阀重开战”。先是有3月的蒋桂战争，后有9月的张发奎联桂攻粤；10月，爆发蒋冯大战；12月，石友三、唐生智又同蒋介石翻脸；转年春上，阎锡山、冯玉祥再一次举起反蒋大旗，双方集结一百多万军队，磨刀霍霍，剑拔弩张，准备决战中原。
军阀争霸闹内讧，使在白色恐怖包围中的共产党绝处逢生、得以喘息，在夹缝中求生存的红军和苏维埃运动发展迅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生动局面。到1930年3月，红军已有第一军至第十三军共十三个军，六万二千七百三十人，二万八千九百八十二支枪，建立了湘赣、赣南、闽西、湘鄂赣、闽浙赣、洪湖及湘鄂西、鄂豫皖、左右江等大小十五个农村革命根据地。共产党所领导的游击战争扩展到十二个省、几百个县。后来的中国工农红军的三大主力——一方面军、二方面军和四方面军在这一时期初具雏形。
这时，隐蔽在上海的中央中央，由“胡公”掌实权。“胡公”即周恩来。周恩来是众所周知的共产党领袖，出任过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和北伐军的总政治部主任，国民党内很多人都认识他，为防止危险，周恩来就不停地变换姓名和住址，外出时间也严格控制，一般外出都是在清晨5点至7点，晚上则在7点以后，并且少走大马路，多穿小弄堂，从不搭乘电车，也不去公共场合。因周恩来外出通常都装扮成商人，留起了一把大胡子，所以，内部人称“胡公”，对外则称“伍豪”。
周恩来的观点是“目前党的总的政治路线”就是“夺取群众”，而不是在广大范围内直接从事武装发动。恽代英是周恩来观点的坚定支持者。
没想到的是，就在这一年，共产国际接连给中国共产党发来四封指示信，四封信的核心内容就是要中国共产党着重反右。刚以“左倾盲动”的名义下了瞿秋白的权，弄到莫斯科坐冷板凳，怎么又要反右？纯属不明情况、不顾事实的瞎指挥。
周恩来没能抵挡住共产国际来信的影响，在1930年2月的政治局会议上他发言说：组织政治罢工，组织地方暴动，组织兵变，集中红军攻坚，“这四大口号是我们目前的中心策略”。
李立三的头脑却开始膨胀，在这次的政治局会议上，他提出：“在某几个省的形势之下，组织一省或几省暴动，在今天就应有坚决决定，首先就是湖北问题。”
两人都谈暴动，但在意思表达和实际行动上却有区别。
周恩来在实际行动上是冷静的，不赞成不顾一切地蛮干。在参加江苏省党代表大会时，他强调：“所谓新的高潮与直接革命形势是不同的，现在已经有了新的高潮，但还不是直接革命形势。”
李立三却说得干脆：“革命高潮与直接革命形势是一个东西。”
3月初，中共中央派周恩来到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报告工作。周恩来一走，李立三一下子松开了手脚，很快就把全国武装暴动从纸上提到行动日程上来。
曾担任过陈独秀秘书，后来调中共中央组织部工作的黄玠然回忆：
1930年春，李立三同志曾主张在南京举行暴动，那时周恩来同志尚未出国，曾与立三进行争论，制止了南京暴动，周恩来同志出国后，立三的盲动主义的主张，越来越强烈，代英同志当时是宣传部的秘书，我听说代英同志首先反对立三同志的盲动主义。他从当时客观的实际情况出发，坚决反对立三同志的盲动主义观点，两人发生了严重分歧。对此，我极为关切。有次我去训练班，遇到了代英同志去讲课，我迫切地询问他与立三同志争论问题的内容。他严肃地批评立三同志对于形势的错误估计，批评他不作阶级力量的对比，批评他违反革命发展不平衡的原则，主观主义地要组织全国暴动，这是不可容许的盲动主义，这是儿戏，暴动，是极其严重的政治错误。代英说后，不胜气愤！这是我第一次看见代英同志的发怒。当时我的水平不高，还劝他同志间的争论可以通过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来解决。代英同志说，这已不是批评的问题，而是一场严重斗争的问题了。因为要上课，我们就没有再往下谈，我看到代英同志如此气愤，心中极为难受……由此可见，恽代英和李立三的矛盾在中央机关已是公开化了。3
1930年的春天。
眼见国内蒋冯阎军阀大战在即，年轻气盛的李立三按捺不住心中燃烧的激情，认为全国范围内直接革命的形势已经到来，“群众只要大干，不要小干”。现在已经具备了全国“大干”（武装起义）的条件。幻想着“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
李立三坐在上海云南路一座租来的房子里，坐镇指挥，发号施令，不断地颁发军队番号，签署委任状。某一地区有几名游击队员，他便委任一名司令；某一地区有一二百人的队伍，他就颁发一个师甚至一个军的番号；某一个同志新到国民党军队中任下级军官，他即命令他发动兵变。这个从没穿过军装打过仗的白面书生忘乎所以，纸上谈兵，使虚假的军事编制迅猛增长。
他左一个命令，右一个指示，今天指挥进攻这里，明天指挥占领那儿，自己忙得团团转，也把共产党各级领导和红军指挥员弄得晕头转向，不知所措。
为实现中心城市武装起义的计划，李立三将刚刚恢复发展起来的白区党组织、青年团、工会、少共等领导机关合并为准备武装起义的各级行动委员会。在他眼中形势一片大好，前途一片光明，他头脑里虚构的革命潮流似乎越来越高涨，他信心满满，幻想着能像苏联那样，克里姆林宫一声炮响，就能夺得全国政权。
李立三十足的狂热引起恽代英的深深忧虑，他觉得李立三这个总暴动方针无异于画饼充饥，并不靠谱。面对手握重兵的国民党反动势力，让弱小的革命武装和毫无军事训练的工人、学生在城市搞中心暴动无疑是以卵击石。那么在此之外是否还有第二条道路？他在痛苦地思考！
恰在此时，中共福建省委在厦门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恽代英以中央代表的身份出席了这次会议。这次会议成为点燃恽代英和李立三之间矛盾的导火索。虽然，大会在分析总形势时，恽代英也提出党的主要路线是要造成全省总暴动，但在制定省委具体任务时，却审时度势、留有余地。如：强调白区工作应利用合法形式开展斗争；应深入与扩大土地革命；在加强厦门、福州、漳州城市工作的同时，强调健全闽西特委，建立闽北特委；特委工作重点是发动群众，发展游击战争，在游击战争中建立和扩大红军，巩固红军中党的领导；闽西红军应向敌人力量薄弱的闽南发展，而不是向敌人力量较强的广州方向发展等。
明眼人一看便知，恽代英的这些具体做法和李立三发动城市中心暴动的计划是背道而驰的。
福建省委还在报告中提出：“为加强省委的指导力量，恳请中央把恽代英同志留在福建工作，万望中央允许，电复为盼。”
可以想见李立三在见到福建省委会议报告时的情景，他勃然大怒。他在3月11日和4月14日两次给福建省委、军委写信，指责恽代英关于白区地下工作应采取灵活的合法斗争策略是“错误的”，在“关于兵运与红军的策略上更犯了错误”，强令福建省委“防止一切保守观念”，立即行动起来，实行全省总暴动，命令新建立起来的闽西六团红军“立即集中起来，建立红军第十二军”，向广州方向发展。
一个要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一个要催促实施全省总暴动。一个要向敌人力量薄弱的闽南发展；一个要命令要进军广州。
意见相左，剑拔弩张。
李立三决不能让恽代英留在福建，让他立即返回上海！
而恽代英则在厦门开完会后，去了朱毛创建的闽西苏区。他沿着秘密交通线，穿过崇山峻岭，踏上了闽西苏区的土地。正是这次闽西之行，使恽代英心中豁然敞亮，他更加坚定地认为，福建省委的报告没有错，当务之急不是什么进军广州，举行中心城市暴动，而是去国民党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开辟革命根据地，发动群众，建立苏维埃。4
那么，恽代英在闽西看到了什么？
他看到了不同于以往的一片蓬蓬勃勃的革命景象。
请听恽代英激动的呐喊声：
列位，你们都听见过国民党张贞、刘和鼎、金汉鼎诸位大人，怎样劳师动众的去围剿闽西朱毛土共，你们都亲身领受过国民党摊派剿共公债，领受过反共军队拉夫骚扰的深仁厚泽，你们可曾知道闽西出了一件什么大了不得的事？
真的！真是一件大了不得的事，闽西农民反了……
你真以为闽西现在亦只是一种普通的革命，好比蒋介石革命便打倒了张作霖、吴佩孚，自己做起国民政府主席，好比汪精卫又要革蒋介石的命，亦想来抢一个国民政府主席做做？闽西完全不是这一回事情。闽西不是什么普通的革命，他是造反，他是要闹一个天翻地覆，把全世界翻转过来！
恽代英为革命根据地取得的成就欢欣鼓舞，他说：
你们说闽西做了一些什么事呢？让我来一件件事告诉你们。
一、赶走了国民党……
二、成立了苏维埃政府……
三、土地归农民……
四、分土地的方法……
也许是在白色恐怖中压抑太久，面对朱毛取得的前所未有的胜利，恽代英的激情也得到了从未有过的释放。白天，他与红军指战员、苏维埃政权的各级干部、贫苦农民座谈，了解情况，夜晚，就在昏暗的煤油灯下奋笔疾书：
闽西的农民把他们那里收租的地主豪绅一齐都打倒了，那些穷苦的佃户与那些田地不够养活自己的自耕农，他们都起来像发狂一样的，搜杀他们乡村的地主绅士。没有杀到手的亦被他们驱逐扫除了一个干净。他们把乡村所有的田地，都拿来重新分过，他们自己耕种便都归自己享受。
你们一定要奇怪，像这样无法无天的事，国民党官府肯答应吗？自然不答应的。但闽西的农民不但是要打倒那班收租的地主绅士，他们一样是要打倒那班坐地收捐、收税、派款、派粮的国民党官府。他搜杀国民党官府正好像搜杀那班地主绅士一样。你们不听见他们将国民党旅长大人郭凤鸣，老实不客气的杀了悬首示众吗？你们不看见他们将国民党还有好几位大人，如卢新铭、陈国辉等，打得夹起狗尾巴向漳、泉、闽北一带乱跑吗？他们真是反了！他们何曾把国民党官府看在眼上？
恽代英激情难抑，他继续写道：
你们或者奇怪，闽西农民把国民党官府赶走了，他们怎么过日子？他们像这样下去，谁还能管谁呢？他们把地主、绅士赶了分田地，那田地各有肥瘦大小，怎么会分得均平？他们这样下去，不要自己间争得打破头吗？
说也奇怪！他们完全没有这样一回事。他们现在过得非常舒舒服服，从前争田争水的事现在一概没有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有一个新的办法。
他们在一个乡村里面，许多事情都是靠着开群众大会解决。例如他们分田地，便是由群众大会自己讨论，自己定出分配的标准，自己指定调查并照料分配的人。这样分配下来，大家心满意足，没有一句话说。
其实这亦是自然的，你们晓得，从前闽西农民在地主官府下面，要交租，又要完粮，又要上捐，又要派款，他们那时候简直没有法子生活下去。有些农民一年都没有米进口，并且连红薯亦没有吃，他们只有吃红薯渣。现在造反成功，居然分了田地，而且分田地完全是他们自己作主，这正好比从地狱走上了天堂，还有什么话说呢？
而且即令他们有什么话说，有什么争端，亦是很容易办的，他们那时仍旧是开群众大会解决。群众大家怎么说，便怎样办，谁亦不能说这还不是十分公道。
他们不但一乡的事这样办，一区的事，一县的事，亦差不多是这样办的。……他们的办法，是在各乡举代表到区开会解决一区的事。各区举代表到县开会解决一县的事。同时亦由县、区以下各工厂、作坊、军队举代表参加。他们说这样的群众大会或代表大会，便是他们的政府。他们替这种政府起一个名字，便叫做苏维埃。
……
初春的夜虽然寒冷，恽代英心中却热浪滚动，他由衷地钦佩毛泽东的农村革命实践和英雄胆略；他亲眼所见的大量事实充分证明了毛泽东走出了一条有别于以往的道路，或许这才是一条符合中国实际，将中国革命引向最后成功的真正道路。5
那么，闽西这一切变化是从何时开始的？
这一切变化开始于1929年春天。那个春天，朱毛从井冈山下山了。
为什么要下山？后来在保安的窑洞里，毛泽东对斯诺是这样说的：
我们的队伍在井冈山会师以后，进行了改编，著名的红军第四军创立了，朱德任军长，我任党代表。一九二八年冬天，何键的部队发生起义和哗变以后，井冈山来了更多的军队，这样就产生了红军第五军。彭德怀任军长。除了彭德怀以外，还有长征途中在贵州遵义牺牲的邓萍；一九三一年在江西牺牲的黄公略；和滕代远。
来了这么多军队，山上的条件变得很差了。部队没有冬衣，粮食奇缺。我们有好几个月几乎只靠吃南瓜过活，战士们喊出他们自己的口号：“打倒资本主义吃南瓜！”——在他们看来资本主义就是地主和地主的南瓜。朱德留下彭德怀守井冈山，自己突破了白军的封锁，一九二九年一月，我们的第一次守山就此结束。
毛泽东和朱德率红四军三千人马从井冈山出发，向赣南、闽西进军。
采访过朱德的美国作家史沫莱特在她的书中这样描述：
在那出发作战的三千人里面，只有不到一半人携有某一类新式武器，其他的人只手持梭镖。有一些人穿得破破烂烂，倒还能看得出那衣服过去曾经是军装，其余的则穿着满是补丁的裤褂，脚下是绳鞋，头上缠着中国穷汉通常裹缠的五颜六色的头巾。
他们是消瘦饥饿的人群，许多人不过十五六岁或靠近二十岁，手掌又大又硬，脚板生满厚茧，对于他们来说，人生不过是经年劳累、穷困、缺乏安全和饱受欺凌。大部分人不识字。每一个人携带一条长得像香肠似的干粮带，斜挂在一边肩头上，另一头扎紧，斜拖到臀部。袋里装着够吃两三天的大米，过后只有靠地主的米缸，或是截获敌人运输队的大米来补充了。
他们的第二件装备是一条布制的子弹带，长的除了可以斜挂在两个肩膀上、在前胸和后背打两个交叉，还可以缠在腰部。手中有步枪的人，子弹带里还装有几发子弹；那些手持梭镖的，子弹带里却空空如也。朱德最后检阅部队的时候，便对梭镖战士们说：“你们过不了多久就会拿上枪，你们的子弹带里也会装满子弹。”
朱德没有说错，转折是从朱毛红军攻占长汀开始的。
史沫莱特继续写道：
长汀那时由过去当过土匪头子的郭凤鸣把守，他是从土匪头子摇身一变而成为大地主和国民党将领的。他的队伍大部分是从惯匪和鸦片客里收编为国民党军的。只要能把这支队伍从长汀城墙后面引出城外，就有办法击溃它；不过，它除非确信红军又小又弱，是不敢出城的。
它只能从一条路线出城，这就是长汀北面的一条狭长山谷间的小路，山谷中间还有一条又急又深的河流奔腾穿过。红军露营的地点正在可以俯瞰这条山谷的冈峦上。
红军派遣他们的农民向导进入长汀，散布“赤匪”在城外一箭之遥的地方安营扎寨的消息，说他们的武器既少，弹药又缺；然后，他们就枕着步枪睡大觉，一直到天亮。
第二天午前。敌军两个团沿着山谷间的小路以一路纵队的队形开出来。通讯员跑来报告说，敌军司令坐着四人大轿跟着队伍。朱将军笑道：“大概是郭凤鸣亲自捡便宜来了。”敌军来到朱德和毛泽东计算好的地方，红军前哨便稀稀拉拉地开了几枪，装作仓皇失措，大叫大嚷地跑上山去。朱将军猜道，“我们的前哨只要放几枪，一定会把他们引上山来。”敌军果然立刻向上赶，而且越爬越高，一边喘气，一边流汗；一路上丝毫没有遇到抵抗，胆子越来越大。红军最后终于从隐蔽地点一拥而出，敌军吓得心惊肉跳，掉头便跑下山去。红军则如泰山压顶，直扑下来。在小路上虽然也有一些战斗，但敌军到了河边绝路，完全被解除了武装。
最后阶段正打得热闹，一名卫兵跑进朱将军的指挥所高叫道：“一个穿着高级军装，带着一身贵重财物的大胖子想坐船从河上逃走，被打死了！”
事后证明，这大胖子不是别人，正是郭凤鸣，那身贵重财物包括大金表、金链和在他肥胖手指上所戴的好几个戒指。
黄昏时分，红军占领了长汀，把城内的敌军统统缴械，第二天黎明，就在城内和城外方圆五十英里的地方建立起政权。毛泽东一如往常，毫不休息就展开工作，像在土地革命开始时一样，重新建立群众组织，并且筹备人民代表会议——或称苏维埃。长汀是整个地区的中心。有一些地主被捕了，有一些潜往南面的上杭城。不久，这一地区的土地就由村委会和区委会分配了。
长汀一战，缴获了郭凤鸣两千支步枪和几十挺机关枪，正如朱德下山时所说，手持梭镖的战士都端起了步枪。
不仅如此，朱毛还夺得了郭凤鸣一个拥有日本缝纫机的被服厂，红军终于有了第一批正规的红军军装：八角帽、红五星、一副裹腿和灰蓝色的军装。红军每人领到四块钱的津贴，上街理发洗澡，清除身上的虱子，全身上下焕然一新。
这首写于1929年秋的《清平乐·蒋桂战争》足以表达毛泽东那一刻的心情：
风云突变，
军阀重开战。
洒向人间都是怨，
一枕黄粱再现。
红旗跃过汀江，
直下龙岩上杭。
收拾金瓯一片，
分田分地真忙。6
站在闽西苏区这片充满生机的土地上，我们能够想象，恽代英一定回忆起了同毛泽东交往的那些往事。
两人有太多的相似之处。
恽代英出生于1895年8月12日，毛泽东出生于1893年12月26日，恽代英比毛泽东小两岁。
两个人一个生在湖南，一个生在湖北，地缘相邻，性格相近。
毛泽东一生的最大愿望是想当教员。他在晚年斥责林彪加给他的“四个伟大”时说，什么伟大统帅，伟大舵手，伟大领袖统统不要，我只留一个导师。而恽代英在参加南昌起义之前几乎都是在学校教书，从受聘武昌中华大学附中教务主任（即校长）开始，继而宣城师范、泸县川南师范、上海大学，直到黄埔军校。
两人都是传统文化的反叛者。
当毛泽东站在湘江岸边橘子洲头，“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时，恽代英也在蛇山脚下黄鹤楼旁干着同样的激扬文字的事情。他在《东方杂志》、《新青年》、《光华学报》等刊物上发表了《论信仰》、《新无神论》、《文明与道德》、《物质实在论》、《经验与知识》等文章论著，宣传唯物论主义的思想认识，提倡科学与民主，打出反帝反封建的大旗，在中国的文化思想界的声名鹊起。
不只是“激扬文字”，两人都相约同好，组织社团。
1917年10月，恽代英和梁邵文、冼震、黄负生等人，在武昌发起并创建了一个“重自治不重他治，重利人不重利己”的进步青年团体互助社，后来林育南、刘仁静等人相继加入。毛泽东也在岳麓山下橘子洲头和萧瑜、蔡和森，同样创建了一个“集合同志，创造新环境，为共同活动”的进步青年团体——新民学会。
互助社的宗旨是：“砥砺品行、帮助学业、群策群力、自助助人。”并提倡互助友爱、不嫖不赌、洁身自爱。恽代英在“互励文”中写道：“我们不应该懒惰，不应该虚假，不应该不培养自己的人格，不应该不帮助我们的朋友，不应该忘记伺候国家、伺候社会。”而新民学会的宗旨是：“以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会员所需遵守的会规是：不虚伪，不懒惰，不浪费，不赌博，不狎妓。
思想观念的接近、行为做派的契合使两人开始有了较为频繁的书信往来。
五四运动后，毛泽东在长沙创办了《湘江评论》，创刊号一出来，他便及时地将刊物寄给武汉的恽代英，请为代售。恽代英则通过互助社兴办的书报贩卖部在武昌、汉口等地区极力宣传售卖，使毛泽东所写的《创刊宣言》和《民众的大联合》等文章得以在武汉进步青年中广为流传。
1936年六七月间，在保安，毛泽东对斯诺这样讲述：
1917年，我和其他几位朋友一道，成立新民学会。学会有七八十名会员，其中许多人后来都成了中国共产主义和中国革命史上的有名人物。参加新民学会的较为知名的共产党人有：罗迈，现任党的组织委员会书记；夏曦，现在二方面军；何叔衡，中央苏区的最高法院法官，后来被蒋介石杀害；郭亮，有名的工会组织者，1930年被何键杀害；萧子暲，作家，现在在苏联；蔡和森，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
大约就在这个时候，湖北成立了另外一个团体，叫做互助社，同新民学会性质相近。它的许多社员后来也成为了共产党人。其中有它的领袖恽代英，在反革命政变中被蒋介石杀害。现在的红军大学校长林彪也是社员（注：毛泽东把林彪的堂兄林育南误记成了林彪）。还有张浩，现在负责白军工作……
两人都是学生运动的组织者。
五四运动爆发时，恽代英正在武昌中大附中担任教务部主任（即校长），当他得知北京大学三千学生冲上街头举行游行示威的消息后，激情难抑，奋笔疾书了《四年五月七日之事》的传单，和林育南连夜赶印了六百份去运动场散发：
有血性的黄帝的子孙，你不应该忘记四年五月七日之事，现在又是五月七日了。
那在四十八分钟内，强迫我承认二十一条协约的日本人，现在又在欧洲和会里，强夺我们的青岛，强夺我们的山东，要我们四万万的中华民国，做他的奴隶牛马。
你若是个人，你还要把金钱贡献他们，把盗贼认做你的父母吗？
我亲爱的父老乡亲们，我总信你不至于无人性到这一步田地！
传单在运动场上空飞舞，如惊雷在人们心头轰响！
九日，《大汉报》刊登出了这张传单。同日武昌各校学生代表齐集中大，成立武昌学生团，声援北京学界。恽代英承命收集资料，夜以继日，写出了四千余字的《武昌学生团宣言书》，痛斥曹汝霖、章宗祥两个卖国贼，声援北京爱国学生……
六月一日，武汉学联发表《武汉学生罢课宣言》，全市中等学校以上举行罢课。
湖北督军王占元吓破了胆，派出大批军警包围武汉大、中学校，武汉街上巡逻的军警“首尾相衔，不绝于途”，学生们出不了大门，就从二三丈高的院墙翻出。学生们高擎白旗，冲开军警的封锁线，拥向大街，向阅马场、黄鹤楼、督军府前进，一时间全城沸腾，飞舞的传单，激昂的演讲，正义的声讨……一浪高过一浪，学生的洪流将全城淹没……
恽代英欣喜若狂：“今日为罢课演讲之第一日，即湖北学生与官厅宣战之第一日也。”
王占元恼羞成怒，指挥军警大开杀戒，将刺刀刺向手无寸铁的学生。制造了武汉“六一”、“六三”惨案，学生陈开泰被刺身亡，数十名学生受伤……
武汉“六一”、“六三”惨案震惊全国，恽代英满腔怒火，奋笔写下《武汉学生被官厅解散最后留言》一文，将惨案真相公诸于世，愤怒声讨王占元残酷镇压爱国运动，大肆捕杀爱国学生的滔天罪行。该文油印好后，恽代英派人连夜赴长沙交给毛泽东。毛泽东临时增刊《湘江评论》第一号（1919年7月21日）全文刊登，并附声明坚决支持武汉学生的爱国运动，强烈声讨王占元的卖国行径。
血的教训擦亮了恽代英的眼睛，他明白单靠学生孤军奋战难以成功，遂和施洋律师等发起武汉各界联合会，组织商界罢市、工界罢工，迫使王占元释放了被捕学生，并向北洋军阀政府和参加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去电，提出拒绝在和约上签字的要求……
而在湖南长沙，毛泽东也在同年9月领导了声势浩大的“驱张”（敬尧）运动。以新民学会会员为领导核心的学生界、教育界一百多人参加的“驱张代表团”，分赴北京、上海、广州、衡阳、常州、柳州等地开展驱张活动，毛泽东亲自主持赴京代表团，沿途作驱张宣传。
毛泽东一夜未眠，连夜拟定了一个驱张文电，历数张敬尧的累累罪行及北洋军阀政府的黑暗统治，表达了湖南各界人士誓死驱张的决心。驱张文电传至武汉，恽代英立即安排互助社、仁社的成员印成传单，广为散发，同时还派人即刻过江，将其“快邮代电”去汉口发邮。几天之后，“快邮代电”相继在北京、上海、天津、济南等地报纸发表，形成了对张敬尧的强大舆论压力。
恽代英还组织武汉进步青年团体在武昌召开了声援毛泽东驱张的大会，会后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活动。
据利群书社成员廖焕星回忆，毛泽东由京返回长沙时，曾在武昌停留半月。这样，毛泽东、恽代英两位神交已久的战友得以首次相见。两双年轻的手握在了一起，这一握，又握出多少惊天动地的故事来！7
毛泽东在武汉停留的十多天里，就住在利群书社里，两人时常促膝夜谈。恽代英告知毛泽东，他创办利群书社的目的就是要传播新思想、新文化，“利群助人，服务群众”。毛泽东听后，连声称好，并就利群书社如何发行进步书刊，吸引青年等与恽代英进行了深入探讨。毛泽东告诉恽代英，他回到长沙后，也办一个类似的书社，希望恽代英能给予支持。恽代英满口应允。
恽代英平日生活简朴，毛泽东在武汉的时日，他带着毛泽东去的最多的地方就是武昌青龙巷巷口的“谦记”牛肉豆丝汤小店，每次一人一碗牛肉豆丝汤，加上一大勺辣椒酱，吃得满头是汗，咂舌有声。
恽代英双手捧着汤碗，呼叫一声：“嚼得草根，可做百事。”
毛泽东咬一口辣椒：“笔扫千军，利国利群。”
两人相视大笑。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专程来到武汉，摆脱警卫，信步来到即将为建设长江大桥拆迁的黄鹤楼矶头，寻找当年的“谦记”老店，最后闻香寻味地停留在一小吃摊子跟前，还没坐下，就被一小学生认出，高呼一声：“毛主席！”无数市民闻讯赶来，高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将毛泽东团团围在人群之中。毛泽东一边挥手，一边和身边群众握手言笑。当地的领导干部却吓得要死，赶紧前来救驾。解围之后都言领袖痴，不注意安全，一人任性，劳累多少人。岂知毛泽东来这里为寻找当年的温情记忆，可惜不见故人，只留下崔颢的“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诗句吟咏。
当年，恽代英创办利群书社可是费了不少周折的。
开书社缺乏资金，恽代英找到伯父，请他捐资二十元，正巧书报贩卖部又转来三十五串钱，他便租下武昌胡林翼路十八号一个店铺，由李书渠写了个纸条贴在门上作为书社招牌，把店门打开，算是正式开张了。这天是1920年2月1日，门外下着大雪。
关于书社的开办，恽代英后来这样记述：
这时有几个钱在手里呢？最初只有书报代售部转来钱三十五串文，及代英伯父所捐有二十圆，这便是所有的资本。从这样的资本中，第一二天便付了房租二十六串，桌椅及厨房用具共约三十三串，这便剩余无几了。搬进书社的日子，正是阴历年底。本来明知没有什么生意可做，但因怕新年租不好合适房子，只好拼着多担任一点房租，只作为是大家住栈房一样。大家既然搬进来了，亦想着不管有没有生意，横竖开了门做一笔生意总可以贴补一点，于是清理了两天房屋，在一天大雪的日子，把店门便打开了。
我们为节省费用，亦自己练习勤劳。什么书报书架什物，都自己搬移。穿个长衫，背着一人长的书架子，或抬着桌子，提着几十斤重的书包，这都是大家破天荒的劳动生活。我们开始只说以新、光耀两个人住书社内面，自起伙食；代英等每日来服务，读书。第一天以新等自己烧水，半天不燃，食物半天不熟，一闹一天，别的事都几于不能做。这样，看势头不对，又约了书渠、光国、光楚进来。遂约定以新、光耀、光国、书渠、代英轮流烧火做饭及市面服务。大家都是外行，自然每次做饭耗时很多，然仍每弄得夹生或焦黑。好在炉火油盐任意的用，每次饭如看势不好，便加水与油盐，索性一煮。大家吃这种半干半稀的饭，倒亦格外快活，每顿饭吃到没有余粒为止。菜只规定有两种蔬菜，只是猪油用的多、味亦很可口。这个时候一天固然做功课很少，但大家住的非常快活。他们说：这是老天爷养成所。
还有味的，便是开始没有许多铺板。他们决定楼上便就地开铺，楼板上糊报纸一层，被褥便放在上面。四个人睡得地方都连接在一处。在那寒风冷雪的时候，大家仍然觉得很好。阴历新年的时候，他们唱歌谈话极为畅快。
……
书社开张后，周围很快集合了一批志同道合的热血青年，陈潭秋、林育南、肖楚女、李书渠、李求实、廖焕星等都是骨干，施洋也成为书社的热心读者。日新社、辅仁社、健学会等团体的会员纷纷前来参加。白天，他们身着长衫，自己动手整理店堂，卖书卖报，轮流烧火做饭；书社打烊后，他们就聚在一起学习，各自自省，并填写“自省表”，检查当日是否做了利群助人的事，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
利群书社经销《共产党宣言》、《共产主ABC》、《马克思资本论入门》、《阶级争斗》等著作和《新青年》、《共产党》等刊物，成为长江中游宣传马克思主义和新思想的重要阵地，无形中成为武汉地区进步青年的聚集地和对外联络点。它与《新青年》、《新潮》、《少年中国》等杂志社有业务往来，和北京、上海、长沙等地的进步社团保持密切联系。许多青年从这里出发，走上了革命道路。如：李求实、唐际盛、肖鸿举、廖焕星、王尚德、李书渠等。
再说毛泽东，他驱张成功回到长沙后，也在这年9月成立了长沙文化书社。毛泽东恳请恽代英作信用介绍，以便文化书社向外埠订购图书时，和利群书社一样免去押金。恽代英兑现承诺，以利群书社作抵押担保，为长沙文化书社购进了大量进步书籍刊物。毛泽东对此甚为感激。
两个书社往来密切，成为长江中上游宣传马克思主义和新思潮的并蒂莲花。恽代英和利群书社成员廖焕星应文化书社的邀请多次到长沙、衡阳一带开展宣传活动。他们在文化书社的协助下，举办各种形式的读书会、讲演会，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和新思想新文化，猛烈抨击封建黑暗专制。而文化书社成员易礼容也经常到武昌参加利群书社组织的各类活动，与利群书社成员交流思想，加强联系。同年秋，在恽代英的要求下，利群书社成员唐际盛、卢斌等人经毛泽东介绍到长沙第一师范二部学习，这些人后来在毛泽东的直接教导下，成为坚定的革命者。
后来，恽代英又和林育南、林育英（张浩）等在武昌大堤口创办了小型的利群毛巾厂。恽代英经常组织利群书社的成员到毛巾厂劳动，进行半工半读。
毛泽东的长沙文化书社也照此开办了一间织布厂，恽代英便将有织布技术的林育英派去协助办厂，帮助他们提高产品质量。
长沙文化书社社长易礼容后来回忆这段经历时写道：
在利群书社时，我见代英每顿吃饭，总是用一只粗碗，装一碗饭，加一点素菜，蹲在僻处吃完了事，从无例外吃一点好的。……我回湖南后，他和我通信，总是用明信片密密麻麻写一整面，不肯多费信纸信封……
1921年夏秋间，毛泽东同志计划在长沙创办长沙织布厂，因我在利群书社时知道黄冈团凤林育南同志家办了一个织布厂，用的是比当时农村木机子较为进步的所谓铁机子，于是决定由我去黄冈聘技师来长沙办厂。恰值代英和利群同仁集合在黄冈开会，讨论进行湖北的革命工作，我也被邀出席了。此次我聘了技师回湘，技师还带了林育英同志和另一位姓邓的两名徒工来厂织布……
我个人的感受，当年恽代英同志在湖北的地位和作用，大致相当于当年毛泽东同志在湖南的地位和作用……8
1920年秋，恽代英受陈独秀委托翻译了考茨基的《阶级斗争》，并于1921年1月由新青年社出版。此书对毛泽东由一个激进的民主主义者转变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后来，毛泽东在保安曾向斯诺谈起这段经历：
1920年冬天，我第一次在政治上把工人们组织起来了，在这项工作中我开始受到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俄国革命历史的影响和指引。在我第二次到北京期间，读了许多关于俄国情况的书，我热心地搜寻那时候能找到的为数不多的用中文写的共产主义书籍。有三本书特别深的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这三本书是：《共产党宣言》，陈望道译，这是用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书；《阶级斗争》，考茨基著；《社会主义史》，柯卡普著。到了1920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而且从此我也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同年，我和杨开慧结了婚。
……
毛泽东说这段话时盘膝而坐，背靠在两只公文箱上，点燃了一支纸烟，很享受的样子。斯诺说，他的第二任妻子贺子珍静静地坐在旁边，兴趣盎然地听着。
几乎和毛泽东同时，恽代英也开始了自己一生中的重大转变，对自己信仰过的无政府主义和新村主义开始怀疑和批判。
而这一切是从他参加少年中国学会开始的。
事情缘起于好友刘仁静的一封来信，信的内容是希望恽代英加入少年中国学会。
少年中国学会由王光祈和李大钊等发起，1919年7月1日在北京成立，学会的宗旨是：“本科学的精神，为社会的活动，以创造‘少年中国’。”刘仁静是第一批会员。
秋天的夜晚，在昏暗的煤油灯下，恽代英半倚在床头，读着刘仁静的来信。当他读到少年中国学会的信条是“奋斗、实践、坚忍、俭朴”时，按捺不住心中的激动，一激灵坐了起来，对躺在身边的内弟沈光耀说：我要去北京。
去北京？
对！去北京，见李大钊，加入少年中国学会。
他连夜给学会执行部主任王光祈写信，他在信中写道：“假如我配得上做你们的朋友，我实在诚心的愿做一个会员。”
王光祈很快回了信，恽代英如愿以偿，成为少年中国学会的一名会员。
毛泽东也是少年中国学会的会员。
毛泽东是王光祈通过李大钊的介绍认识的。1918年秋，毛泽东和李维汉、罗章龙等二十名青年从长沙来到了北京，准备去法国“勤工俭学”。他未来的岳父杨昌济介绍他认识了当时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的李大钊，李大钊便安排他到图书馆当一名助理员，每月薪水八元。
毛泽东曾这样对斯诺回忆这段经历：
我的职位低微，大家都不理我。我的工作中有一项是登记来图书馆读报的人的姓名，可是对他们大多数人来说，我这个人是不存在的。在那些来阅览的人当中，我认出了一些有名的新文化运动头面人物的名字，如傅斯年、罗家伦等等，我对他们极有兴趣。我打算去和他们攀谈政治和文化问题，可是他们都是些大忙人，没有时间听一个讲南方方言的图书管理员要说些什么。
这时，毛泽东和年龄相仿的王光祈成了朋友。
几个月后，毛泽东去上海送湖南的朋友们上了去法国的轮船，因毛泽东不想去法国，便独自回了长沙。1919年年底，毛泽东率领湖南驱逐军阀张敬尧代表团到京上访，和王光祈再次相聚。经王光祈介绍，毛泽东正式加入了少年中国学会。这是毛泽东平生加入的唯一一个由别人创办的社会团体。
就这样，恽代英和毛泽东都成为了少年中国学会的会员。
不只是恽代英和毛泽东，少年中国学会可谓精英荟萃，名士云集。鼎盛时期的一百零七名会员中，后来加入共产党的除毛泽东、恽代英外，还有李大钊、邓中夏、高君宇、刘仁静、赵世炎、张闻天，几乎将“中共一大”四分之一的代表囊括其中；国民党方面，除了先为共产党，后为国民党的周佛海，还有杨亮工（官至考试院院长）、吴保丰（官至教育部次长），沈怡（官至南京市市长）；以及后来青年党的核心成员左舜生、李璜、陈启天；更有科学、教育、文化界的名流：朱自清、宗白华、田汉、张申府、许德珩、李人、方东美、舒新城、杨钟健、康白情；甚至还有40年代成为中国“船王”的卢作孚。以至于到了40年代有人就说，当今中国已是“少年中国”的天下。
加入“少中”后，恽代英担任“少年中国学会丛书”的编辑工作，在他最初开列的二十六种书目中，马克思的学说放在重要位置。此时，“少中”主办的《少年中国》月刊行销网络通达九省，与《新青年》、《新潮》呈三足鼎立之势，一时洛阳纸贵。末代皇帝的英文老师庄士敦曾欲以《少年中国》来重塑禁于深宫中的溥仪。
然而，少年中国学会在运行两年后遭遇分裂。
分歧最初是缘于工读互助团的失败。
1919年底王光祈写了一封长信给左舜生，详细谈了自己工读互助团的具体设想，建一个“小菜园”：在距城市不太远的乡下，租个小菜园，不大不小，够十余人种即可；再在其中建十余间房子，用中式建筑，分上下两层楼，楼上作我们的书房、阅报室、办公室、会客室、藏书室、游戏室等等，楼下作我们的卧室饭厅等等。园子西南角上建筑一个厨房，东北角上建筑一个厕所，房子后面建上一个球场。园子周围挖条小溪，溪边遍种柳树，柳树旁就是竹篱，竹篱里是菜园。大家生活日程的安排：每天种菜两个钟头，读书、翻译各两个钟头，其他时间娱乐。种菜是为了从事户外劳动，于身体有益，且有收入；读书是为了寻精神上的快慰；翻译是为了介绍欧化，以革新一般人的思想；还可以办印刷局，既传播新知，又获得收入。各国出的新书，我们可以立即把它们翻译、印刷出来，“我们就是文化交通上的‘火车头’！”
王光祈设计的这个“菜园新村”集劳动、读书、娱乐为一体，构成比较完整的半工半读体系，他急切地呼吁：“我们不要再作纸上的空谈了，赶快实行我们神圣的生活！”
王光祈给他的“小菜园”设想定名为：“工读互助团”。
蔡元培、胡适、陈独秀、李大钊等鼎力支持，并给工读互助团捐款（陈独秀三十元，胡适二十元，李大钊十元）。一时间，工读互助团声名大振，不到半月工夫，捐款已达到将近一千三百元，大大超过了计划的一千元。
在王光祈、李大钊、蔡元培、陈独秀、胡适、周作人、高一涵、罗家伦等十七人发起下，北京工读互助团率先成立，有团员三十多人。按照王光祈的规划，三十多人分成三个组：第一组十三人，设在北大附近；第二组十一人，设在北京师范学校附近；第三组“全由女子组织”，设在女子高等师范附近，也有十多人。这些小组以办俭洁食堂、洗衣局、石印局、平民补习学校，乃至织毛巾、袜子，制作四川腌肉、火腿、香肠等为“勤工”的内容，工余则“按照指定的科目、时间往北大上课”。
工读互助团成立后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发展势头，1920年1月15日，蔡元培在《少年中国》上专门著文《工学互助团的大希望》，高度评价了工读互助团：“要是本着这个宗旨推行起来，不但中国青年求学问题有法解决，就是全中国最重大问题，全世界最重大问题，也不难解决，这真是大有希望的。”
北京工读互助团的模式被各地纷纷仿效。
5月，毛泽东和彭璜、张文亮几个人在上海的民厚南里租了几间房子，实验过工读互助的生活。他们共同做工，共同读书，有饭同吃，有衣同穿。毛泽东担任洗衣服和送报纸的工作。6月，旅沪的湖南学生又组织了“沪滨工读互助团”。在这一年里，武昌、南京、天津、广州、扬州也都成立了工读互助团。
但好景不长，毛泽东在尝试了互助工读一个月后，便很快察觉这种团体生活中难以克服的弊端。6月7日，他写信告诉北京的黎锦熙：“工读团殊无把握，决将发起者停止。”而此时的北京工读互助团也和他们一样陷入了经济紧张、人心涣散的窘境，最后不得不解散。
王光祈并不认输，一年后，他在与恽代英的通信中还在为这一运动和理想辩护，认为失败“完全是‘人的问题’，而非‘法的问题’”。而所谓“人的问题”，就是没有仔细选择“既能了解，又能实行”真正的工读精神的团员。
北京工读互助团的失败消息使恽代英非常惋惜，但也从中警醒。他在《怎样创造少年中国？》一文中写道：“若我们一天天走受掠夺的路，却谈什么无政府主义，这只是割肉饲虎的左道，从井救人的诬说。”在《未来之梦》中更是承认“个人主义的新村是错了”。特别是在翻译《阶级争斗》一书的过程中，恽代英开始明确：要改造中国必须进行阶级斗争，从根本上改变社会制度。
1921年7月1日，当毛泽东作为湖南代表秘密去上海参加共产党一大时，恽代英正在南京参加少年中国学会的年会。在加入共产党的时间上，恽代英比毛泽东慢了半拍。
这次年会成为恽代英信仰的转折点。
年会在南京高等师范学院梅庵召开，会上，邓中夏、高君宇、刘仁静等人和左舜生、陈启天等人之间展开了激烈的争论。邓中夏等坚决主张学会应确定社会主义的方向；左舜生们则坚决反对，主张学会成为从事“社会活动”的改良主义团体。
双方剑拔弩张，各不相让。恽代英心中赞成邓中夏的意见，但又怕学会分裂，便从中调和，以免“伤感情、生隔阂”。然而，在那样一个思想大解放的年代，处于社会变革洪流中的各色青年精英都在重新选择属于自己的道路，学会分裂不可避免。会后不久，恽代英便在给学会负责人杨钟健的信中表明了自己的态度：
我在南京曾立为学会作调和派。调和非我本意，然当会及会后均见学会有树立一定明确旗帜的必要，实无调和的余地……
我私意近来并很望学会为波歇维式的团体，这是年会后思想的大改变（波歇维式意即布尔什维克式）……
恽代英从南京返回武昌后，即和林育南等人商议，决定在利群书社的基础上，联合其他进步团体，成立一个类似于苏俄布尔什维克的组织。
7月16日，恽代英和林育南、李求实、林育英、李书渠、廖焕星、郑遵芳、冼百言、唐际盛、卢斌、沈光耀等二十四人，聚集在湖北黄冈回龙山区白羊山下的浚新小学内成立了“共存社”。长沙文化书社的易礼容也前来参加。
共存社是一个具有共产主义小组性质的革命团体。恽代英在经历过各种社会思潮包围中的挣扎之后，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的道路。正如毛泽东对斯诺所说的一样，一经选定便从没动摇过！
也就在那一个夏天，毛泽东和恽代英的另一位好友刘仁静悄悄去了大上海，他们同其他十一名共产党人一道秘密集结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宣告了一个崭新的政党——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有两位外国人，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荷兰人）和赤色职工国际代表尼克尔斯基（俄国人）见证了这一庄严的时刻。
没过多久，恽代英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9
我们可以想象，当恽代英站在闽西苏区的土地上，回忆起青春年少时的一幕幕往事，定然心潮澎湃，激情难抑。
他和毛泽东的心是相通的。
后来在上海、在广州，他又同毛泽东几度共事，更证明他们在观念上、行动上是契合的。
大革命失败后，恽代英参加了南昌、广州等中心城市的起义，毛泽东则选择了农村，领导秋收起义。
军叫工农革命，
旗号镰刀斧头。
修铜一带不停留，
要向平浏直进。
地主重重压迫，
农民个个同仇。
秋收时节暮云愁，
霹雳一声暴动。
毛泽东在1927年写的这首词《西江月·秋收起义》，描绘了他领导下的湖南秋收暴动的情景。一边打仗一边写诗，这需要何等的男儿情怀！
现在事实证明，毛泽东的路走对了。
躲在大上海的亭子间藏头缩手，整天脱离实际地空想，哪如在山谷林野放手驰骋来得痛快！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真刀实枪与敌军对垒，那是何等的畅快淋漓！难怪，中央要调毛泽东去上海工作，毛泽东却宁愿当这“山大王”而不愿离开。
看到眼前朱毛用枪杆子开创的大好局面，他又怎么能不为之大声惊呼、呐喊！
其实，在恽代英去闽西考察之前，朱毛的井冈山也曾一度出现严重危机。
外部危机是敌人的重重封锁；内部危机主要表现在两封信上，一封是毛泽东给林彪的公开信，一封是“二月来信”。
第一封信是关于“红旗到底打多久？”“红旗到底打多久？”是毛泽东在给林彪的一封复信中的主要内容，所以，史学界后来出现两种看法，一说提出这疑问的是林彪，一说不是，各抒己见。
四十年后，林彪重回井冈山，故地重游，思绪万千，一向身体虚弱的他居然能跋山涉水，登黄洋界观云，临小井龙潭听瀑，到七溪岭追忆往昔。兴致勃勃的林彪还让他人捉刀，填写《西江月·重上井冈山》一词，其中写道：
四十年前旧地，万千往事萦怀。英雄烈士启蒿莱，生死艰难度外。志壮坚信马列，岂疑星火燎原。辉煌胜利尽开颜，斗志不容稍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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