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亚东,卢朵宝
出版社：清华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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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发机遇——中国企业在非洲试读：
不到非洲不知道中国人已经走了多远
新华社非洲总分社社长 李生江在离北京约两万里的非洲大陆，随处可以看到中国人的身影，听到中国人的声音。他们可能是游客，可能是生意人，可能是孔子学院的老师，也可能是维和部队或援非医疗队成员，更有可能是数量庞大的中资企业的员工。
有人把这群人戏称为“非漂”。而恰恰是他们，才是中国“走出去”和对非“真实亲诚”战略的践行者。也是他们，代表着13亿中国人走进了非洲，走向世界各个角落，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
在内罗毕举行的联合国第三届环境大会上，联合国环保最高荣誉——“地球卫士奖”6个获奖单位或个人中，有3个是中国环保从业者，新闻发布会几乎成了中国人的主场。无奈之下，环境署新闻司负责人只好点名让其余3位获奖者简短做了自我介绍。
在内罗毕一家因猴子经常出没而被叫作“猴子市场”的农贸集市里，当地不少商贩居然操着流利的汉语跟前来采购的中国人讨价还价。
在西非之角塞内加尔，“中国造”塞内加尔竞技摔跤场，也是非洲首座现代化摔跤场让塞体育部长马塔尔·巴发出感慨：“塞内加尔人民的摔跤梦、体育梦从此有了扎根土地。”
在莫桑比克首都马普托，和平方舟医院船7天诊疗服务接诊人次和单日门诊人次均创下历次“和谐使命”任务最高纪录，把和平方舟医院船变成了当地民众心中的“希望之船”。坦桑尼亚总统马古富力在登上和平方舟慰问送行时说：“医院船医护人员和官兵在短短一周里，为6400多名坦桑尼亚人提供无私帮助，提供免费治疗和药品食物，我非常感动。这是真正的兄弟情谊，我无法用言语表达感激之情。”
在南苏丹，在马里，在刚果（金），“中国蓝盔”已经成为最受欢迎的人，因为他们在完成联合国维和任务之余，无不尽己所能为当地民众排忧解难。在任务区，常有人主动向中国军人问候：“中国，好！”“团结就是力量，团结就是力量，这力量是铁，这力量是钢……”在中国私营制鞋厂华坚集团在埃塞俄比亚的工厂内，6000多人在非洲大地齐声唱起《团结就是力量》，这场面令人感到震撼。
华坚是中国企业参与非洲工业化的一个缩影。从东非到西非，再到南部非洲，中国的工业园及类似工业园的自贸区等发展模式，在非洲许多国家落地生根，不仅促进了当地工业化进程，同时也为大量非洲年轻人提供就业岗位。得益于工业园带动的工业化发展，埃塞俄比亚在2008年至2017年10年间，国内生产总值（GDP）基本保持在10%左右的增长速度，在非洲大陆创造了经济发展奇迹。
我们必须提到蒙内铁路。这是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和中非合作论坛约翰内斯堡峰会“十大合作计划”的重要早期收获。这条完全采用中国标准的铁路，因“物美价廉”而受到当地人的喜爱。火车极大地便利了沿线居民出行，许多人坐到列车上像过节一样的感觉，喜气洋洋。
参加过通车仪式报道的一位当地摄像记者埃里克说：“我是在见证历史！我以后要告诉我的孙子，爷爷当年就在蒙内铁路开通的现场报道新闻！”自豪之情，溢于言表。
在第29届非盟峰会上，联合国常务副秘书长阿明娜·穆罕默德在致辞时专门向非洲各国领导人谈到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称这是当今世界范围内最为宏大的基础设施建设倡议。她呼吁非洲国家把握好这一历史机遇，并以此带动非洲大陆的一体化进程。
国际咨询机构麦肯锡公司2017年发表研究报告说，中国在非洲的发展投入要比之前预估的大，涉及领域也很广阔，为非洲的发展做出巨大贡献。
报告说，中国企业给非洲带来了投资、管理经验以及创新活力，从而促进了非洲经济的发展。在贸易、投资、基础设施、融资和援助等方面，中国都是非洲的前五大合作伙伴。报告认为，“中国在非洲的这种参与程度没有哪个国家能与之匹敌”。
在非洲，中国参与的基础设施项目遍地开花，中国商品与服务也已走进人们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近年来非洲最重大的基建项目背后，几乎都有中国建设者的身影。
尼日利亚中国问题研究中心主任查尔斯表示，中国已经深度进入非洲，改变了非洲的基础设施面貌，带来了新的就业机会，随之而来的是新社区的出现，新市场和产业链的诞生。“非洲只有改善基础设施，才能实现农业和工业现代化，实现经济多元化，而这些离不开中国的参与。”
非洲经济研究联盟负责人莱马·森贝特认为，中非伙伴关系建立在互相尊重以及追求共同梦想之上，非洲国家在实现经济多元化、区域一体化以及政治体系建设方面，应该积极把目光转向中国。
几十年来，中非合作经历了由单一向多元化的转变。从官方主导到民间自发，从援助合作到互利共赢，从大宗商品到日常百货，中国在非洲的路越走越宽，中国在非洲的影响越来越大。
李亚东曾在新华社非洲总分社实习，卢朵宝在新华社非洲总分社工作两年有余。两位作者基于记者视角的细致观察，描绘了一个后发机遇中的非洲，以及中国企业在其中的角色。希望这本书能成为，引导更多中国企业走进非洲、扎根非洲、抓住非洲的后发机遇，与这片最具潜力的大陆一起腾飞。
2019年3月5日于内罗毕
作者序一
李亚东2017年3月，东非第一大港口蒙巴萨，印度洋的码头旁，一名中国工人在烈日下挥起铁锤，为蒙内铁路补上一根路基。
蒙内铁路连接蒙巴萨和肯尼亚首都内罗毕，由中国路桥承建。拍下这张照片时，铁路刚刚完工，正在等待通车验收。望着来自中国的铁轨在东非土地上延伸开来，我写下一句话：
在蒙巴萨敲一下铁轨，在内罗毕已经可以听到声音。
离开蒙巴萨，我乘坐汽车，驶上了返回内罗毕的公路。车开得并不快，货运卡车在两车道的公路上排成两队，像一个个繁忙的血液细胞，游走在东非最粗壮的动脉血管中。车窗一侧，几座崭新的调度站一闪而过，连接起即将通车的标准轨蒙内铁路；而向另一侧望去，则是两根已近废弃的铁轨，这是英国修建的米轨铁路。
一百年前，蒙巴萨曾是英国殖民统治东非的首府，为了控制以维多利亚湖为中心的东非地区，当年英国花费500万英镑打造了这条米轨铁路。一百年后的今天，东非各国均已独立，“日不落”帝国的统治不再，一家中国公司在遥远的非洲土地上，完成了这一伟大的工程。新旧两条铁路并排而行，一百年前的英国和一百年后的中国在东非的土地上相遇。
其实，中国人了解蒙巴萨不比英国人晚。早在一千多年前，《新唐书》便有记载：“自拂菻西南度碛二千里，有国曰磨邻，曰老勃萨。”清朝徐继畬在其编写的《瀛寰志略》中认为，《新唐书》中的“老勃萨”即为蒙巴萨。而在明朝的《郑和航海图》中，蒙巴萨则被标作“慢八撒”，近年也在蒙巴萨周边地区发掘出大量郑和时期的中国瓷器。
一千多年后，中国人循着前人留下的足迹，再一次来到蒙巴萨，在东非第一大港口和东非最大城市间开辟了一条崭新的铁路。而蒙内铁路仅仅是东非铁路网的第一段，项目全称是SGR标准轨铁路项目（Standard Gauge Railway Project），在未来将连接肯尼亚、坦桑尼亚、乌干达、卢旺达、布隆迪和南苏丹在内的整个东非。
中国驻肯尼亚大使刘显法在接受《环球时报》采访时表示：铁路只是一个开始，中肯正在规划铁路沿线经济走廊，除了在蒙巴萨建设自贸区，也要在内罗毕建设工业园区。有了铁路后，铁路、港口和开发区会连接起来，与城镇化一起给沿线带来更多投资机会。
以蒙巴萨为起点，放眼望去，中国的投资早已遍布整个非洲。摩洛哥的旅行社、尼日利亚的中国城、埃塞俄比亚的华坚鞋业、乌干达的中国农场、风靡整个非洲的TECNO手机、飞速增长的电商Kilimall、建造东非第一高楼的中航国际、为非洲提供电视转播的Startimes（四达时代），等等，无数中国企业已在非洲耕耘多年，并在这片土地扎根成长。
但是，当无数中国企业在非洲拓展业务的同时，很多人对中国企业在非洲的投资并不了解，甚至存有偏见。例如，当我在新华社非洲总分社做实习记者的时候，一个BBC的同行见到我的第一个问题便是：“中国在殖民非洲吗？”
面对这个“来者不善”的问题，我一方面觉得生气，另一方面也觉得可笑，只能回答她：“英国曾经殖民了很多国家，每一次殖民都是通过军事行动或军事威胁达成，但中国从未对非洲国家施加过任何形式的军事威胁。”
当我回国后，一些国内朋友的问题则是：“非洲是不是很热”“你有没有淘到钻石”，这些问题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一些媒体报道的影响。前几年，很多电视台和摄影展都喜欢展示一片干涸开裂的非洲土地，而一些网络媒体也经常以一种猎奇心理描写中国人去刚果丛林寻找钻石的故事。每当遇到这些问题，我总是想，一家又一家的中国企业在非洲迈步前行，能不能把这些故事展示给国内的读者。
这便是本书写作的初衷：记录中国企业在非洲创业最为真实的故事。
如果从历史的角度来梳理中非间的交流，根据对几位20世纪80年代以前进入非洲的中国人的访谈，中国企业在非洲发展的脉络大概可分为四个阶段：80年代以前，只有很少的中国人取道香港来到非洲；80年代后，国企开始探索非洲业务；90年代后期，已有大量的中国商人从事中非间的商品贸易；2000年后，有投资能力的大型企业开始进入非洲。
由此可以看出，近代以来中非间的交流是从商品贸易开始的。直到现在，商品贸易仍然是中非经贸合作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在近几年中非间的商品贸易中，手机成为非洲最为热销的中国商品，因此，本书第一章选取手机贸易为代表，讲述中国人在非洲从事商品贸易的故事。
由于中国商品在非洲的热销，中非贸易飞速发展，很多非洲国家逐渐产生了集中销售中国商品的商城，如专门销售假发的假发一条街、专门销售手机的电子产品商城等。与此同时，为了保护本国商人，很多非洲国家政府开始出台法规限制中国商品的进入，而这些中国商品集中销售的区域则成为重点关注的地方。本书第二章便是尼日利亚中国商城和当地政府间博弈的故事，1999年，老知青孙国平创建尼日利亚中国商城，虽繁荣一时，但终究没逃过尼政府的纺织品贸易禁令。
第三章主要讲述两个旅行社在非洲传承发展的故事。两位旅行社的创始人作为最早进入非洲的那一批中国人，他们的儿女很多从小在非洲长大。在非洲的第二代中国人受到中非两种不同文化的影响，他们对父辈的事业有着不一样的看法。
进入2000年后，中国一些大型企业开始以成熟投资者的身份进入非洲，以华坚鞋业在埃塞俄比亚投资鞋厂为代表的制造业项目，以五征集团在乌干达投资农场为代表的农业项目，以中航国际投资东非第一高楼为代表的国企工程项目，在第四、五、六、七章展开，分别关注中国企业在非洲的关税政策优势、土地产权法律风险和企业形象建设经验。
近年来，一些有互联网背景的创新型企业也进入非洲，如以类似京东的电商模式进入非洲的Kilimall、从事数字电视转播业务的Startimes，第八章讲述的便是这两个项目的故事。
当我在非洲进行这些故事的采访时，一直在思考人们经常讨论的那个问题，也是在非投资的中国企业最关心的问题：非洲现在这么穷，未来到底能不能发展起来？
很多人对非洲的未来持悲观态度，而当在非洲完成近两年的采访后，我对这个问题逐渐有了一些新的认识。
新华社记者桂涛在他《是非洲》一书中写道：2010年2月28日到2012年2月28日的两年里，有34个非洲国家刚刚“年满”50周岁。
在此之前，大部分非洲国家都是以殖民地的形态出现，而在殖民地之前，大部分非洲地区还是相互隔绝的部落。也就是说，大部分非洲人民建立“国家”这一概念只有短短的50年；而现在世界上经济发展较为成熟的国家，大多都已有百年，甚至上千年的建国历史。因此，非洲人民需要更多的时间，来尝试摸索出一条适合自己的经济发展道路。
2017年年初，华坚鞋业在埃塞俄比亚投资的第二个鞋厂开始运营。鞋厂副总经理尹新军讲述了他的故事：1996年华坚在东莞创业的时候，东莞的鞋业是台湾人和香港人的天下，而他最开始的身份便是一家台湾鞋厂的工人，后来做到中层的管理者，他便带着学到的技术和管理经验加入华坚的创业团队，而同时期在港台制鞋企业工作的大陆人纷纷开始创立自己的鞋业企业。
尹新军在埃塞俄比亚管理鞋厂工人的时候，经常想起东莞工人在台湾鞋厂工作的场景。东莞曾以其劳动力成本的优势吸引了大量的轻工业投资，而现在，随着制鞋这一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非洲，东莞的鞋厂便开始在非洲投资建厂，如同一个故事的轮回。
一些学者认为，现代社会一个新兴国家追赶发达国家所需的时间已被大大缩短，就像30年前，没有人能想象，中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便实现了工业的腾飞和互联网产业的繁荣。
现在的非洲，人口已超过12亿，拥有着全世界最年轻的人口结构，其社会基础并不弱于30年前的中国。这片广袤、多难、矛盾而又奋然前行的土地将孕育出怎样的文明，我们拭目以待。
作者序二
卢朵宝在内罗毕待了两年多，一件让我惊讶的事情是——在饮食上，我没有“乡愁”！
并不是肯尼亚的饮食对我胃口。玉米面蒸的乌咖喱，很“硬”的烤羊肉（不只是“硬菜”的“硬”，也是硬得费牙口的硬），甚至扎克伯格曾经光顾过的“网红”烤鱼，都不曾打动我。只有兰州牛肉拉面、武汉热干面、陕西油泼面，又或者湖南小炒肉、江西瓦罐汤、四川沸腾鱼才可以抚慰我的“中国胃”。而这一切，肯尼亚都有，有些还非常正宗！
从肯尼亚拥有这么多家中国风味餐馆可以推测，中国人在此地规模不小，也侧面说明中国在非洲的存在之深、之广。
中国人不是现在才走进非洲的。20世纪50年代开始，我国陆续与数十个非洲国家开展医疗、农业和技术等援助合作，帮助非洲国家独立自主发展。马季的相声《友谊颂》，说的就是这一时期的标志性项目——坦赞铁路。
进入21世纪，一个里程碑事件是2000年中非合作论坛的举办。此后，中非贸易额迅速上涨，中国为非洲各国提供的各类发展援助资金和大量基建融资，为新世纪非洲经济的起飞插上了翅膀。
写到这里，突然想起一个小插曲：2000年，著名的《经济学人》杂志曾出了一期黑色底色的封面，一名扛枪的青年在非洲版图上，配的文字是“无望的大陆”（Hopeless Continent）；2011年，这家杂志又出了一期以非洲为主题的封面，一个小孩在放风筝，色彩鲜艳的风筝是非洲大陆的形状，封面上赫然印着“非洲崛起”（Africa Rising）字样。《经济学人》对非洲前景判断的变化，与中非合作轨迹有着某种暗合的联系。近年来，中国在非洲大陆参与的基础设施项目遍地开花，中国商品与服务也已走进人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中非合作经历了从单一化到多元化的转变，从官方主导到民间自发，从援助合作到互利共赢，合作面越来越广，合作程度越来越深。“要致富，先修路”。中国发展过程中的这一简单而重要经验，正在得到越来越多非洲人的认同。近年来，非洲最重大的基建项目背后，几乎都有着中国建设者的身影。肯尼亚的蒙内铁路、科特迪瓦的苏布雷水电站、尼日利亚的莱基深水港、莫桑比克马普托跨海大桥……这里列举的，仅是2017年开工或完工的中非重大工程合作项目名单中的一小部分。
路修好了，电接通了，工业园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以林毅夫为代表的一批学者认为，非洲经济问题的解决，要靠工业化特别是发展制造业来解决。非洲大陆人口平均年龄为18～20岁，劳动力资源非常丰富，优先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将比较优势变成竞争优势，或是非洲崛起的良方。
非盟于2013年提出了“2063愿景”，许多非洲国家也根据“2063愿景”制定了相应的发展战略，比如肯尼亚的“2030愿景”，纳米比亚的“团结繁荣计划”等。这些战略规划，无一不把基础设施建设和工业化作为发展战略的重中之重。
这恰好可与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国际产能合作无缝对接。对于劳动力日益昂贵的中国来说，非洲是过剩产能较为理想的承接地；从非洲的角度来说，工业化既可消化年轻的就业人口，又可替代进口为国内市场提供工业制品，实现内生型发展从而摆脱对大宗商品出口过度依赖，是为双赢。
当前，除了体量巨大的国企以外，因市场机遇自发前来非洲投资的私营企业也呈逐年上升趋势，成为中非合作中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与早期中国商人在非洲各国经营进出口贸易和批发零售不同，一批具有资金和技术实力的中国私营企业已开始在非洲投资建厂，实现本土化经营。
大大小小的中资机构和私营企业，成为非洲大陆上一股强劲力量。它们给非洲带来了投资、管理经验以及创新活力，从而促进了非洲经济的发展。著名咨询公司麦肯锡在2017年发布报告《龙狮共舞》中说，在贸易、投资、基础设施、融资和援助等方面，中国都是非洲的前五大合作伙伴。报告称，“中国在非洲的这种参与程度没有哪个国家能与之匹敌”。
中国在非洲热火朝天的经济活动也引起西方关注。西方的政府、媒体等致力于建构的关于中国在非活动的两大“迷思”：一是中国在非多雇中国人，不为当地创造就业；二是中国通过贷款或投资掠夺非洲的自然资源。这两大“迷思”流传甚广，不仅西方人信，部分非洲人信，甚至部分国人也信以为真。
既称之为“迷思”，自是和现实不符。
第一，中国企业在非洲多雇用本地人，已经被多项国外的研究证明。比如，麦肯锡报告《龙狮共舞》显示，中国在非企业员工85%以上为当地人，中国企业雇用非洲员工总规模已在百万级别。这从逻辑上也完全说得过去。中国国内劳动力价格昂贵，且中国企业在非洲多从事劳动密集型的基建或制造业，雇用当地人比从国内带劳工过来划算得多。在中国在非工地，也许存在因为薪资或工作条件谈不拢产生的矛盾，但不雇用当地人的确是无稽之谈。
第二，中国并没有通过资金手段掠夺非洲的自然资源，这也是被美国智库研究所证实的。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中非研究中心的研究显示，自2000年至2015年，中国对非贷款流向的前五大领域为：交通（30.1%）、电力（22.8%）、采矿（9.2%）、通信（6.8%）、房建（4.3%）。采矿业才占到9.2%，何来通过贷款控制非洲自然资源之说？美国布鲁金斯学会2016年报告《中国在非洲的参与：从自然资源到人力资源》也认为，中国在非洲大陆的自然资源投资规模比大多数人想象得要小，而且随着中国经济转型，其对非洲自然资源的需求更将进一步降低。
那么非洲人是怎么看待中国在非洲的经济活动的呢？官方自不待言，多个非洲国家领导人在公开场合对中国为非洲发展作出的贡献表示感谢。民间方面，2016年，“非洲晴雨表”一份涵盖36个非洲国家的大型民调显示，大部分非洲人认为，中国在非的经济和政治活动为各自国家的发展作出了贡献，中国在数个非洲国家的影响力位居第一。
在非洲待了一年之后，我回到北京过2018年春节。朋友为我接风，选了一家以麻辣风味著称的连锁餐厅。打开推荐餐单，这家招牌菜“麻辣小龙虾”的介绍页赫然印着：本餐厅所选小龙虾，来自东非的纳瓦沙湖畔……
非洲人不吃的小龙虾，竟然不远万里来到了中国老饕的餐桌上。中国和非洲，又一次通过餐厅连结起来。而且我相信，这种连结在未来会越来越强。第一章去非洲，卖手机一、你有手机卖吗
我和非洲的所有故事，是从认识刘文开始的。
2016年6月，这是北京一年中比较热的季节，也是2016年国内那波创业热潮最后的高潮。对于当时国内创业的情况，我记得有这样一个数字，那天在36氪平台上展示和申请融资的创业公司已经超过了6万家。
我坐在虎嗅网在望京的办公室，审核着公司网站上堆积无数的创业项目。突然，从繁杂的信息中蹦出两个词——“非洲”“手机”，这激起了我审核几百个创业项目后仅有的好奇，于是，我从后台找到这个项目负责人的联系方式，并拨打过去。
接电话的便是刘文，简单聊了两句，我们便约一周后在北京当面采访。那时候，和很多人一样，我对非洲的了解还仅仅是战乱和贫穷，和这片陌生的大陆没有任何连接，但这次偶然的采访机会引起了我的兴趣，而后来的故事则彻底地改变了我对这片大陆的看法。
现在回看中非交流的历史，从明朝时期的“郑和下西洋”到20世纪90年代末的中国商人出海创业，是“贸易”二字将两个大洲连接了起来。而今，中非间的贸易已经形成了成熟的贸易体系，如若选择一种产品来梳理这个贸易体系，每年从深圳华强北卖到非洲的千万部手机便成了最好的选择。
那次采访持续了3个多小时，刘文讲述着这个有着11亿人口的巨大市场以及非洲各地的趣事，串联这一切的，便是一个中国人辞职去非洲卖手机的故事。从大学的高等数学教师到阿里巴巴再到1号店（电子商务型网站），38岁的刘文算得上是履历丰富。2013年，当时还在1号店工作的刘文去非洲访友，出发之前，非洲朋友一再嘱咐刘文带几部手机过去。恰逢1号店对内部员工举行扫尾货的活动，刘文也没多想，就将30部比较低端的1号店尾货手机带去了非洲国家马拉维。
于是发生了令人惊奇的一幕，到了马拉维湖，当地人看到刘文一副中国面孔，一群人立马涌上来问：“你有手机卖吗？”
马拉维，这个人口只有北京市1/3的国家，2013年人均GDP是223美元，被认为是全球最穷国家之一。由于靠近马拉维湖，马拉维的很多人都是渔民，靠水吃水在这里得到尽现。“你一到当地人家中，发现他们家里什么东西都没有，有些人家甚至直接睡在沙子上。但是基本每家墙上都有一个一闪一闪的、一点点红的手机充电器，这成为他们家里唯一的家用电器。”刘文说。
在真实故事的分享平台“中国三明治”中，刘文曾讲过这样一个故事：“我曾经把一部功能机卖给当地的一个小伙，他把手机送给他的女朋友。女朋友非常兴奋，手机用了三天三夜，一直没有关。他们一直缺乏一种接触到外界文化的渠道，但是手机却可以让他们连上Facebook、Twitter、Whatsapp等世界信息交流平台。”“很多人甚至愿意把超过一半的月薪花费在购买手机服务上，有些甚至会提醒我们，在走之前一定要把手机卖给他们。”刘文说，“你可以很明显地感觉到他们对手机的热爱。”
就这样，刘文试着带去卖的30部手机很快被抢购一空。而非洲大陆对于手机的饥渴，冲击着一个中年男人的焦虑感，让刘文思考着自己新的事业。
回国后，他和两位合伙人便从1号店、阿里巴巴出走，开始了他们在非洲卖手机的项目。但创业总是曲折，刘文第一次闯非的经历失败了。作为手机经销行业的新人，他们进了一批质量不过关的货，“手机卖完了，但再也没有回头客，而且不断有返修的手机”。
刘文开始寻找更好的货源，而这时他遇到了G'Five（基伍）。
这是一个一拍即合的生意。G'Five是一家活跃于印度、东南亚等海外市场的国产手机厂商，和TECNO一样，他们在中国和欧美以外的市场“闷声发大财”。但近年来G'Five的日子过得没有之前那么好了，因为在印度本土，他们遇到了虽然晚来却强劲的竞争对手——小米和华为。
于是刘文代理G'Five手机开始闯进新的大陆——非洲，而这个故事，就要顺利多了。刘文和当地员工
2014年4月，刘文派出第一个中国员工到马拉维。
2014年7月，刘文的团队开始把市场拓展到赞比亚。
不到一年的时间，他们团队Big-Five帮G'Five在非洲东南部国家马拉维做到了当地第一品牌。
2015年，在非洲卖手机的第二个年头，刘文的团队拓展到第三个国家乌干达。
而在这个过程中，刘文对背后非洲人消费习惯的问题有了更深的思考：“说起非洲人的手机使用习惯，由于网速慢，他们不会去下载很多的APP，所以他们也不了解、不在乎双核和四核有什么用。他们最喜欢的就是自拍，所以我们最关键的就是要提高摄像头的像素。”“目前很多国产手机厂商都将国内开发的机型直接拿到非洲去卖，小米、华为也是，但这样的效果并不好。”“在宣传方面，我们到非洲后就做广告，进行涂墙宣传，很管用，而且不会消失。”
刘文讲述着自己这些年的经历与思考，也谈到了自己的梦想——创立一个伟大的公司。他认为实现梦想的前提是要有一个伟大的市场，而非洲就是这样的市场。
事实上，那次听完刘文的故事，我眼前全是这片陌生土地的各种画面，以至于晚上躺在床上后我根本合不上眼——我对非洲的好奇几乎超过了当地人对手机的好奇。
于是我和刘文约了第二次见面，这次见面和采访无关。
在刘文住宿的宾馆楼下，我们讨论了非洲大陆上众多中国援建项目外的创业企业：华为的布局、TECNO的垄断；徐工的发掘、宇通的扎根；Hi2想做非洲的淘宝、FreshGo只做生鲜电商。分别的时候，我随口说了一句：“但愿下次的见面是在非洲。”肯尼亚西南小城Kisii一家商场前的广告牌徐工集团在内罗毕机场路旁的广告牌乌干达坎帕拉城的公交车二、刘文和非洲司机的故事
与刘文分别后一个月，我便到了非洲。
当时，我一直想了解中国商人如何管理非洲雇员这一话题，于是随刘文到手机零售店跑了几趟，但所获甚少。后来，我加入了刘文和几个朋友在东非三国（肯尼亚、乌干达、卢旺达）的旅行，旅行中发生的一个故事满足了我的好奇心。
那天已经是零点了，我们刚刚结束一天的行程，回到位于卢旺达基加利的旅馆，这是我们在卢旺达的最后一天。
在旅馆前台大厅，非洲司机Wilson沉着脸向我走来。“Adam，要一起去喝一杯啤酒吗？”“不，现在太晚了。”我指了指墙上的钟。“我付钱？”Wilson满脸期待地看着我。
我有些惊讶，很少有非洲人会付钱请他的中国雇主喝酒。但一想到毕竟是在非洲，这么晚可能不安全，我于是说：“我太累了，需要休息。”
Wilson低下头想了一会儿，然后突然抬头看着我，“Adam，你是我的朋友。我给很多中国人开车，但这么多年只有你愿意和一个非洲司机住在一个旅馆房间”。他顿了顿，“明天早上我就要送另外几位中国人回乌干达了，走吧，今晚陪我去喝一杯”。
我没有再拒绝。
在酒吧，Wilson开始吐槽起来：“今天晚上，你们中国人在一起吃饭时，把我一个人留在车里整整等了3个小时，而当我饿着肚子送你们回到旅馆，刘文只给了那么一点加班费，你们有想过我的感受吗？”“前几天从乌干达到卢旺达过边境的时候，保险公司的人告诉我卢旺达的车险是50美金，可刘文却认为我在骗他，他拒绝交保险费，自己又去找了保险公司的人。你们从来不信任我！”他接着说。
……
第二天早上，Wilson没有像往常一样早起，直到刘文来喊他起床。
刘文好像不大高兴。
他慢悠悠地穿着衣服，我用手机放一些音乐。
他收拾好后坐在床边发呆，突然问我：“这是什么歌，真好听。”“这首歌叫《小幸运》，是一首关于爱情的中文歌。”“我喜欢这首歌，你用Whats App发给我吧！”“非洲人不是都喜欢摇滚和有节奏的音乐吗，你喜欢这种抒情的歌？”“我是一个特别的非洲人。”“Wilson，你知道我是一名记者，我觉得你很特别，我想把你的故事写下来。”
他很开心，“那太好了，这样我在中国就是名人了，你可以写关于我的一切。”
他背起背包走到门口，然后突然又返了回来，“你写我的故事是不是需要一些好的照片？”我说是的。于是，我在卢旺达宾馆的早上，又帮他拍了一张离开时的照片。Wilson在使用手机钱包转账
Wilson做了我们9天司机，一路上，他和我讲了很多关于他的生活。
他高中毕业后就开始做司机，因为他要赚钱供他弟弟读书。
他曾给乌干达一位部长开车，所以他对自己的驾驶技术很自信。
他在乌干达有一个妻子和一个孩子，在肯尼亚和卢旺达各有一个女朋友。
在旅行中，他一拿到钱便会通过手机钱包转给他的妻子。
他喜欢成龙和中国功夫。
后来回国后，当我再次和刘文提起Wilson时，刘文便皱起了眉头，“那个非洲司机以后不能再用了。从卢旺达开到乌干达的那天傍晚，他说他开累了，我知道他是想再要一些小费，我没有给，让我们乌干达的同事接我们回去了”。
我又问刘文关于Wilson和那50美元保险的事情，刘文告诉我，保险公司确实开价50美元，但他后来去找保险公司理论，用20美元解决了问题。“我没有不信任他，只是觉得他从来没有为他的雇主着想，人家要多少他就准备给多少。”刘文说。
还在乌干达的时候，有一天开车比较久，于是那次刘文请Wilson和我们一起吃饭。“我们请他吃一次，他便认为我们请他吃饭是正常的，后来在卢旺达时没有请，他就有怨念。”刘文顿了顿：“因文化的差异，有时候对他好却是害了他，或许当时就不应该请他吃饭，这样后面就不会有那么多事情了。”三、老孟和CUBOT手机
在东非旅行时，同行的人中有一位叫老孟的，他从事手机相关行业已经有16年。
我和老孟第一次见面，是在乌干达坎帕拉的机场，那时他正拖着一个巨大的黄色行李箱走出航站楼。蓝色的Polo衫，棕色的皮鞋，身材有些发福，下巴上一撮胡子。
出了机场，老孟到一个营业厅办理乌干达的手机卡，营业厅的小哥需要用老孟的手机激活SIM卡。老孟从包里翻了翻，先是拿出一部iPhone，然后又翻出另一部手机，背后是几个字母——CUBOT。“这便是我们专门为非洲市场打造的最新款手机，这款手机最大的特色是音质。”老孟一边说一边打开了手机的音乐播放器：
我曾经问个不休
你何时跟我走
可你却总是笑我
一无所有
崔健的《一无所有》一下子便让坎帕拉机场旁的这个小营业厅热闹起来，正在给老孟办理业务的非洲小哥眼睛放光地盯着这款有着巨大音箱的手机，一会儿才抬起头看着老孟：“How much is this？”
从机场出来到后来的行程期间，我和老孟、刘文聊了很多，也对这个行业逐渐有了更清晰的认识。
关于非洲的手机市场，刘文和老孟来得都不算早。早在2000年，一位叫伍国才的商人就带着他在深圳研发的G-TIDE（极泰）手机来到了非洲。从那时起，有无数来自深圳的手机品牌进入非洲，但却没有哪个品牌是常青树。作为一种非耐用型消费品，手机总是以极快的速度更新换代，因此新的机型和品牌总是可以俘获某一特定的消费群体。
恰恰是在2000年，老孟刚刚进入一个国际手机品牌的市场部工作，并在不久后升任该品牌手机华东区市场经理。在此之前，他先后放弃了某大型国企的铁饭碗和高利润的酒水批发生意。
从2000年开始，老孟在手机这个行当里已经做了16年，用他自己的话说，算是一位手机界的“老炮儿”。在老孟最开始接触手机的时候，当时国内市场上还是号码以9开头的模拟机，后来到了数字机时代，才变为号码以13开头的手机。“数字机刚出来的时候，国家对模转数（模拟网络转数字网络）有一些补贴，那时卖手机的柜台前总是人山人海，新出的数字机经常脱销，诺基亚的帝国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建立的。”老孟说：“在2002年的时候，有一批国产品牌势头很猛，像波导、夏新还有熊猫，但后来就不行了。”“为什么就突然不行了呢？”我问。“品质控制粗放，管理落后。”老孟顿了顿，“可惜了。”
当谈起那个国产品牌的黄金年代时，老孟一阵惋惜，就像中国的土壤本可以培育出一批手机大厂，但却因为一些小坎栽了跟头。后来，中国的手机厂商在品质控制和管理方面都有了很大的进步。但是，当时的一些手机厂家却用优质的生产能力做了一件大家听起来毫不陌生的事情——山寨。“2004年在山寨手机最疯狂的时候，我就觉得他们走下坡路是必然的。因为他们只是想赚一笔快钱，而不是做一个手机品牌。”老孟说，“过去倒闭的无数手机厂商都证明了一个道理，想赚快钱的人不太适合做手机这个生意。”
后来，国产手机山寨的路子越走越窄，在诺基亚和三星的垄断下，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都很难说有真正的国产手机大厂站出来。
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2007年，苹果以及后来的安卓系统改变了手机这种商品的定位，让一款通信工具变为延伸人类感官系统的媒介，此后才有新一批国产厂商的发力。
2012年，老孟从之前的手机公司辞职，开始创建自己的手机品牌。从那时开始，有两个关键的合作决定了老孟手机品牌的发展方向。
2013年，老孟和eBay达成合作协议，开始了欧洲的线上手机销售。
2016年，老孟和非洲电商平台Kilimall达成合作协议，开始非洲的线上手机销售。
由于面向国际市场，到目前为止，老孟的手机还从未在国内销售过，因此老孟常笑称自己是“跨境手机电商第一人”。
熟悉跨境电商的人都知道，这种非集中入关的销售方式在关税方面有独特的优势，而老孟从0到1的创业过程恰好把握并发挥了这种优势——从线上小规模进入一个市场，然后在线上销售的基础上拓展线下渠道。
其实相比于国内手机市场的一片血海，已经有很多国产手机在海外打下一片天地，比如G‘Five在印度、CSL在马来西亚、TECNO在非洲。后来在Bwind森林中的一个晚上，我曾问老孟，这些品牌在海外市场的成功有什么共性，老孟总结了这样9个字：重品牌、重售后、重合作。
然后老孟用TECNO在非洲的成功解释了前6个字：
其一，和很多赚短钱、快钱的中国手机厂商不同，TECNO做了长远的品牌规划，而且品牌创立之初就把主要市场定位在非洲，因此被很多人认为是非洲的本土品牌；
其二，TECNO是第一个在非洲本地建立售后服务网络的外国手机企业（在坎帕拉城最繁华的商业街，TECNO有一家巨大的售后服务中心），售后服务对于一个品牌的消费者口碑建立尤为重要，也是区别一个品牌是想捞钱就走还是深耕市场的重要因素。
而关于“重合作”，他只告诉我TECNO创始人竺兆江名片后的一句话“Together, we can”。然后说：“做生意，要懂利益链，钱不能自己都赚，更不能没有朋友。”
到了卢旺达最后一天晚饭的时候，团里有人提议讲一讲自己印象最为深刻的旅行，轮到老孟时，他讲的是这样一个故事：“我从2006年开始做海外的手机市场，跑遍了东南亚、欧洲和非洲，但让我印象最深的还是年轻时和妻子去杭州的一次旅行。
那时我们还很穷，最后一天买了回南京的火车票后，兜里只剩下6块钱，在火车站买了两碗面吃。我妻子怕我吃不饱，4块钱给我买了一碗牛肉面，她自己花两块钱买了一碗没有牛肉的面。”
老孟讲这个故事时很平静。四、TECNO和非洲手机市场的未来
2016年7月，《南方日报》一篇《“手机出口王”的非洲传奇》让主打非洲手机市场的TECNO进入国内大众的视野，如果你对这家位于深圳的手机厂商还不太了解，可以看这样一组数据：
TECNO由原波导公司国际业务部总经理竺兆江创立，2008年开始在非洲市场启动自主品牌销售；
2015年，TECNO全年出货量5000万部，均为出口（同年小米出货8000万部，主要为国内市场）；TECNO在非洲的广告牌
根据非洲商业观察2015年对TECNO乌干达总代理阮文兵的采访记录，TECNO品牌系列当时在乌干达手机市场占有率达到50%，在卢旺达的市场占有率达到80%；
2016年，TECNO上半年出口量为3286万部（同时期华为＋荣耀出口量为2537万部），位居上半年国内手机出口榜首。
除此之外，还有一点不得不提，那就是TECNO在非洲独特的营销方式——涂墙。
从内罗毕的机场道路到坎帕拉的贫民窟，从肯尼亚的边境小城Kisii到卢旺达的旅游城市Rubevu，只要有墙的地方，就少不了TECNO的涂墙广告。一位长居非洲的朋友曾半开玩笑地告诉我：“由于TECNO的涂墙运动，油漆生产成为当下非洲最热门的行业。”
基于以上信息，我曾向多名在非洲的中国企业家寻找TECNO在非洲成功的原因。有人认为TECNO在非洲占据了市场先机，有人认为其初期的双卡功能打开了市场，也有人认为是因为针对黑色皮肤的美化功能等满足了非洲用户的核心需求。这些说法都有道理，但并不能让人满意。在刘文和老孟的介绍下，我认识了另外一个手机品牌的区域经理老严，面对我的问题他这样回答：“TECNO很重合作，创始人竺兆江的名片后有一句话叫‘Together, we can’，你知道吗？”“很多企业都标榜合作精神，这很常见。”我说。“错！这个重合作有讲究呢，你知道非洲手机市场最为重要的一环是什么吗？代理商！TECNO最重要的做法就是紧紧地绑住了非洲的手机代理商。”
本质上讲，任何行业都需要代理商。工厂生产出产品后，如果自己去市场上销售，那么在销售周期内的商品就不会变为现金，工厂也就无法迅速开展下一轮生产。对于手机这样一个更新换代极快的商品来讲，过长的供应链和回款周期就意味着死亡。因此，在手机行业中，代理商承担着加速手机生产循环的重要角色。
除此之外，非洲的代理商还有着另一个极为重要的作用——分散风险。在非洲做生意，有两个不得不考虑的风险，政治的不稳定和汇率的波动。持有的当地货币可能会在一天内缩水1/3，持有的美元可能会在一秒内被当地警察抢劫，这是每一个在非洲商人无法言说的痛，于是非洲手机行业内有一句传言——在把美元存入银行账户之前一切都是浮云。
在这样的情况下，化整为零的各级代理商更为灵活，更适应在非洲大陆的销售工作，作为对风险的补偿，手机厂商往往也要向代理商让出大量的利润。
老严接着又向我介绍了TECNO和代理商独特的合作关系：其一，两者的代理协议是有排他性的，也就是说，TECNO的代理商不能代理其他品牌；其二，代理商需要向TECNO交一定的押金，用于制约排他性；其三，TECNO在各个国家大规模地涂墙营销让代理商产生了对手机品牌市场建设的依赖，之前很少有手机厂商如此大规模地做这种广告。
可以看出，是这种代理规则让TECNO在非洲得以迅速扩张。根据后来其他途径了解到的诸如利润分配等做法，我知道TECNO“绑住代理商”此名非虚。
和老严聊天的最后，我问了一个和主题不太相关的问题：“你觉得诺基亚为什么会衰落？”“别的原因我不知道，但我知道在后期当诺基亚成为人手一台的街机时，因为同一地区代理的相互竞争，导致诺基亚的代理商普遍没有利润。代理没有利润，诺基亚便失去了作为一个手机厂商最重要的合作伙伴。”“那TECNO有同样的问题吗？”我接着问。
老严笑了，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但对于这个问题，其实我已经有了一些答案。
前不久，在坎帕拉发生了一场针对TECNO的手机厂商罢市活动。这场罢市活动的起源是TECNO联合乌干达警方打击代理商销售假TECNO手机。
那么问题就简单了，虽然一次罢市对于庞大的TECNO不会有任何影响，但代理商卖假手机，足以说明卖真TECNO手机的利润已经不比从前。
其实，手机厂商和代理商之间是一种非常微妙的关系。在品牌建立初期，两者的核心目标都是品牌建设和出货量，是作为一个利益共同体而存在的。但就像诺基亚和代理商的例子，二者同患难，却不能同享福。到了后期的品牌强势阶段，手机厂商不仅掌握着手机品牌，而且积累了强大的资金规模；而此时，作为分散在各个销售地区的代理商，却发现自己已无牌可打。
不久前也发生了另一件事，三星通过种种“理由”，解除了和赞比亚代理商的合作关系，开始放弃代理以品牌自营的形式在赞比亚销售手机。
再说回TECNO，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和另一位多个手机品牌的代理商闲聊，我问：“你在非洲代理了这么多品牌，为什么不代理TECNO？”“其实我们也考虑过代理Infinix（TECNO的品牌之一），但当找他们谈判时，代理协议中有关于手机零售价格限制的条款，这样的代理实在没有利润可言。”他接着说，“TECNO近年从印度开始进入东南亚市场，没过多久，又占领巴基斯坦市场。TECNO太强势了，如果长期这样下去，我们代理商肯定会更加被动。”
两年前，电信调研机构Pyramid Research曾发布过一个预测报告，报告认为非洲和中东地区的智能手机年销量将以15%的复合年增长率增长，并在2020年达到2.38亿部，这一数字将超过同年北美地区的2.04亿部和拉丁美洲地区的2.01亿部。
但中国的手机商人却有着自己的判断。
在我第一次采访刘文的时候，他便提到作为手机代理商的一道跨不过去的坎儿——压货，手机的库存压货问题使得代理商很难铺开更大的市场。
后来，东非三国旅行刚开始的时候，刘文便已经开始清理尾货，准备放弃手机生意。在旅行中途的一个晚上，他讲了这样三个理由。
其一，从目前的市场占有情况来看，三星、华为和TECNO垄断了大部分品牌市场，这种品牌优势建立在品牌营销、售后服务和销售渠道等多年深耕的基础上，新的品牌很难在短时间内有所突破。
关于这个问题有一个很现实的例子，前几年，深圳基伍手机在印度市场势头很猛，赶着机会大赚了一笔，于是准备开拓非洲市场。当时基伍通过前期大量的投入和让利挖走了TECNO在加纳和尼日利亚的几个代理商，对于非洲市场而言，挖走了代理商就意味着占领了渠道。但合作没过多久，这些代理商却因为利润等种种原因纷纷离开了基伍。
另一方面，在这样的市场占有情况下，很多人会想到不走品牌，通过价格优势来吸引消费者。但实际上，比起深圳的小品牌手机厂商，白牌手机往往有着更大的价格优势，而且深圳白牌手机在非洲已经有了完整的销售链条。之前在乌干达首都坎帕拉发生过一起TECNO联合当地警方查收“假TECNO手机”的事件，很明显，除了直接低价销售，很多代理商还会将白牌手机套牌销售。
由此看来，小品牌手机在非洲手机市场是一种很尴尬的地位，上没有品牌口碑，下没有价格优势，而且这样的局面在短期内也很难改变。
其二，很多人看到了在非洲销售手机的巨大利润，却没有看到这其中的隐形成本。
如果你在非洲的手机市场转一圈，会惊讶于非洲同类手机超过国内两倍的零售价。但实际上，一部手机从深圳的手机工厂到非洲的市场，中间的中转成本非常高昂。
首要的成本便是关税。近年来，主要的非洲国家税收监管越来越紧。一位乌干达华为手机相关人士告诉记者，目前华为手机在乌干达进关均为真实关税，这也从侧面证明，品牌做大后，由于受到税务部门的重点关注，只能老老实实交税。
除了关税的成本外，手机的仓储安全便又是一大成本来源，手机的仓储和运输往往需要专业的保安公司。由于非洲政治和治安的不稳定性，非洲手机的代理商往往会高出国内很多的代理利润；再加上国内管理人员在非洲的成本，这些因素都会大幅推高手机成本。
其三，便是未来可能发生的专利战。例如，在当今的手机行业，既有一些靠专利诉讼盈利的专利流氓，也有通过专利诉讼打压竞争对手的手机大厂。三星和苹果的专利大战，小米在印度遭遇爱立信的起诉，这些专利事件虽然目前在非洲还很少发生，但谁都无法保证在将来不会发生。随着非洲手机市场的规模越来越大，很可能会爆发一场非洲版的大规模专利战，说不定明天华为就会将TECNO告上专利法庭。
我非常不理解刘文的选择，但他却很坚定。他没有听从老孟的建议代理CUBOT手机，也没有像市场中大多数人一边代理TECNO，一边观望市场，他坚定而决绝地离开了从事三年的非洲市场手机行业。在当时的情况下，没有人可以预见这一选择是壮士断腕还是半途而废。
那次旅行结束后，我去内罗毕采访四达时代时，老孟说我可以先住在CUBOT肯尼亚的分公司。在内罗毕，我接触了CUBOT手机的广告营销、售后服务和代理商网络。内罗毕是东非经济最有活力的城市，所以CUBOT手机的出货量还算乐观。不过，CUBOT肯尼亚分公司的负责人静宇表达了他的担忧：“我们把每个月营业额的10%～20%作为当月的营销费用，除此以外便没有更多的营销预算。对于大公司来说，是先有营销，后有销量；而对于我们来说，却是有了销量后才会有营销的预算。这是一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但现在整个非洲手机市场竞争如此激烈，这样下去，我们终将会输给大品牌。”华为手机在非洲的刷墙广告
又过了半年后，时间到了2017年，我在内罗毕的市场遇到刘文公司之前的一位同事，看着肯尼亚市场的每一根栏杆上都贴满了密密麻麻的手机广告，他说：“你看现在手机市场的竞争，小品牌根本没有生存空间。我们不会再做手机了。”“那你们做什么？”我问。“旅游。”他说。
我有些吃惊，这是两个没有任何关联的领域。不过想想也合理，除了刘文讲的三个因素，2016年，国际油价屡屡下跌，对于很多外汇储备极度依赖石油的非洲国家来说，油价下跌意味着曾经的消费能力不在，市场的缩小加剧了手机品牌间的竞争，这种情况下，营销预算有限的小手机品牌便举步维艰。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也是从2016年开始，在众多小手机品牌在非洲遭遇滑铁卢之际，国内的媒体开始了对在非中国手机企业大加渲染地报道，类似《传音手机你没听过吧？它在非洲是一个传奇！》《非洲卖的最火的中国手机，不是华为小米，居然是它！》这样的文章开始在网络流传，这些报道凭借着极为丰富的想象力将非洲塑造成一个充满机会的手机销售市场。殊不知，在2016年年末，TECNO以外的众多小手机品牌都被迫离开了非洲市场。“不景气”“竞争激烈”成为整个中非“货物贸易”这一领域在2016年最真实的情况，中非间的“货物贸易”似乎在经历着一个重要的洗牌阶段。2017年年初，我跟随麦肯锡的调研团队来到尼日利亚，作为非洲人口最多的国家，这里曾吸引了无数慕名而来的中国贸易淘金者，而今，这里却成了不少中国贸易商的伤心地。第二章商机险中求一、孙老大和他的尼日利亚中国商城
西非的尼日利亚是非洲人口最多的国家，港口城市拉各斯被认为是尼日利亚的上海。
在拉各斯，有一个西非现存时间最久的中国商城，红色凹凸的外墙仿造中国长城的样式，像一个红色的堡垒，将这4万平方米的土地严严实实地围了起来。城门口两面墙上是中英文书写的两行大字，左面是“中尼友谊万古长青”，右面是“新年快乐”。尼日利亚中国商城门外
商城门口，城墙外侧的墙壁上刻着几行斑驳的文字，上面记录着：
在上帝的荣耀下
为了人类的利益
拉各斯OJOTA中国商城在2005年3月10日被官方批准成立
批准商城成立的尼方代表是尼日利亚第一夫人Stella Obasanjo商城前碑文
几乎每个拉各斯人都知道中国商城（China Town）的位置，加之第一夫人出席了商城的成立仪式，这个商城似乎成了中国在尼日利亚最具标识性的建筑。然而，查阅2005年新华社关于尼日利亚中国商城的文章，在商城成立的2005年，发现的却是这样一篇报道：
2005年12月23日凌晨，尼日利亚海关拉各斯A区总部数十名海关缉私行动队队员突然闯入地处奥角塔的中国商城大门，声称奉尼日利亚海关总署的命令，以搜查走私纺织品、鞋类等违禁物品为由，查封中国商城。商城内240多家华人商户无一幸免，10名中国商人遭到逮捕。
由于这次查封事件发生在圣诞节前，给商城和商户都带来了难以估量的损失。而前一年4月，尼日利亚总统奥巴桑乔刚刚访华，此后双方高层也访问频繁。在这样的背景下，当时的查封行为实在令人费解。
而那次事件被逮捕的10个人中，除了在商城做生意的贸易商人，还包括商城的创始人孙国平，他在尼日利亚的另一个名字是——龙城孙老大。
2017年我到中国商城的时候，拉各斯的信风季节空气混浊而闷热，300多家林林总总的商铺并列而建，营业的却不到30家，几个售货员靠在椅子上吹着电风扇，偌大的商城几乎看不到顾客的身影，院子里的几部货车沾满了灰尘，似乎在诉说着这个商贸帝国昔日的繁荣，感慨于今日的落寞。商城内部大院
孙国平当时正在监督商城一个工程项目，他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粉色Polo衫，西裤上沾满了泥巴，脚上没穿袜子，以穿拖鞋的方式拖着一双正装皮鞋。“我是1989年来的尼日利亚，那个时候中国刚刚开放，大家都在讲‘走出去’，我也想出去闯一闯，停薪留职，就出来了。”孙国平那时的身份是浙江舟山一家工业公司的副总经理。“我们舟山临海嘛，有人工晒盐，舟山晒的盐是贡盐，给皇帝吃的，当时就想着把我们晒盐的项目带到尼日利亚。然后我就走遍了整个尼日利亚的沿海县，把尼日利亚海水带到我们舟山去化验。化验的结果是它的咸度要比我们舟山咸两度，更容易晒，产量也够。”“1993年晒盐的项目就定下来了，我们和一个尼日利亚人合作，他叫博拉·蒂努布，当时是美孚石油公司的财务总裁，他出土地，我们出设备和技术。”
当孙国平和博拉·蒂努布签订晒盐工业的合作协议时，他并没有意识到，在尼日利亚做生意，“比舟山咸两度的尼日利亚海水”对于商业的成功可能没有任何意义，而一个在当地“有实力”的合伙人也并不意味着是一个合适的商业合作伙伴。
由于作为约鲁巴民族代表参与民选，孙国平的合伙人蒂努布被新的军政府冻结了银行账户，在入狱保释后流亡印度，孙国平的晒盐项目也因蒂努布的离开而流产。
就这样，孙国平从1989年开始筹备了4年的晒盐项目戛然而止。他们走遍了尼日利亚所有的沿海县，花费了大量时间测出这里的海水比舟山咸两度，甚至还考虑到来自撒哈拉沙尘暴的影响，计划着“沙尘暴来的时候做工业盐，沙尘暴过了晒食用盐”，但仅仅是因为尼日利亚政坛打了一个喷嚏，一个企业4年来所有的准备和努力便付诸东流。
但孙国平却并没有因此回国，“我们的工程技术人员都回去了，只有我留在这里开始流浪”。他开始在尼日利亚从事各种行业，从朝鲜饭店到货物贸易，从赌场到建筑房产，孙国平似乎在等待着新的机遇。
但那时他早已隐隐感到，在非洲做生意，传统意义上的生意好坏仅仅是一方面。在非洲投资最大的风险在于政治风险，而这个因素，恰恰又是一个外国投资者没有能力改变的。
1999年，尼日利亚终于迎来了第四共和。同一年，在尼日利亚打拼已近10年的孙国平在拉各斯租了一幢大楼，再出租给商户，展示、销售来自中国的商品，取名“龙城”。孙国平曾经的合作伙伴蒂努布也回到尼日利亚，在新政府中担任拉各斯州州长。
按照孙国平的构想，“龙城”本来打算叫“中国商城”，但去大使馆注册的时候，因为“中国商城”是“中字头”，大使馆认为民营企业不能叫这个名字。“不能开中国商城，但我要销售中国商品，我是属龙的，所以我便开了一个‘龙城’。”他说。
龙城开业后，用孙国平的话来说是“生意好得不得了，店铺根本不够”。从开始的38家增加到80多家，店铺仍然供不应求，“龙城孙老大”便是那时传出来的。但由于往来的货车和顾客太多，经常出现严重的交通堵塞，再加上晚上卸货的噪声很大，引起了周围居民的抗议，孙国平便开始筹划商城新的地址。
2005年，位于拉各斯奥角塔的新商城建成，取名“中国商城”（China Town）。孙国平对这个名字的说法是：“当时我就叫中国商城。不管你支持也好不支持也好，我就叫中国商城。我背得起‘中国商城’这个牌子，因为我是为我们中国商人服务的，是对他们负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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