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艺术：悦读《孙子兵法》(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邹世猛,徐立恒

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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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艺术：悦读《孙子兵法》试读：

“中华经典悦读丛书”序

这是一套献给社会公众、海外读者，也是献给青少年朋友的关于中国古代哲学经典的丛书。

博大久远的中国，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在过往的5000余年历史长河中，创造了缤纷灿烂的中华文明；饱经沧桑的中国，遍受误解的中华文明，在20世纪和21世纪之交，创造了影响世界的中国速度、中国奇迹。与此同时，中国的经验、中国的道路、中国的制度，也备受关注。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所有前行力量的来源，离不开对自身文明传统的再发现和再认识。支撑中国道路选择的、影响中国人的精神世界的，决定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审美情怀、平凡生活的，是中国古典知识系统中的思想和理念，而承载和表达中国古代思想理念的，是我们必须尊敬和了解的中国古代哲学经典。

所谓经典，是先哲创造的，给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生存和生活方向的思想智慧、时代精神的精华，它系统演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生存样态、制度安排、价值选择、日常规范、生活程序、情感气质、文化创造。对于当下的人群而言，则呈现为“当代记述较多而常要翻阅”（章太炎语）的一些古代思想和文化著作。

所谓经典，它承载着先哲清澈的智慧、广博的经验，并经历了历史的洗炼和时间的考验，对当下和未来有广泛的阐释理解和指导意义，同时也为人类文明多样性和人类思想文化遗产提供典范。

中国哲学经典，是影响中华文明进程的各种思想形态的结晶，是人类文明天空中不灭的星辰，是中华文明弦歌不辍的主旋，也是中国先贤圣哲在颠沛造次、兴灭继绝的历史进程中的时代担当和心灵自传。

有鉴于此，我们将2014年出版的《中国古代哲学经典》进行了扩充，仍然以中国古代哲学经典为基点，以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历程为纵向线索，以中国古代哲学经典的作者行谊、主要关切、主体内容、历史贡献、文化影响、当代价值等为横向线索，将《中国古代哲学经典》中对中国文化和历史产生深远影响的每部经典的概括性介绍扩展为更为详细具体和充分的著作，以便读者能够进行更为全面和深入的了解。

需要说明的的是，我们选取的这些著作远不是中国古代哲学经典的全部，也不一定达到中国古代哲学经典的代表性，只是猜想这些作品能够以点带面，以作品和作者为中心，折射中国古代哲学和中国文化精神的整体风貌。尤其是《颜氏家训》，虽不一定达到“哲学经典”的严格要求，但我们还是从中国家庭观念、血缘亲情这个角度，介绍这部影响中国家庭生活哲学的作品。

在全球化的时代，当我们被物质主义、消费主义、感官文化、同质化平面化的生活裹挟时，东方中国先哲对于世道人心的关切，对于人间温情的呼唤，对于平治天下的预设，对于民胞物与的愿景，或许是解救现代社会和人生种种问题和焦虑的精神资粮和“支援意识”。同时，现今又是各种信息大量充斥、知识碎片化、阅读碎片化的时代，快节奏高效率已成为生活的常态，人们疲惫的心灵渴望得到先贤智慧的浸润而又力不从心，甚至浮躁的心灵瞥见那些充满智慧但却生涩的文字即会望而生畏。繁忙的生活、紧张的节奏、沉重的压力、快餐式的知识浏览，已经使人们的心灵与经典的距离渐行渐远。

以此之故，我们结合现代人的实际，试图倡导一种经典的“悦读”方式。所谓“悦读”，旨在通过轻松的阅读使读者在不知不觉中亲近经典，在润物无声的快乐享受中了解经典的内容，进而领会和体验经典的博大智慧。所以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套丛书，力求避免过于学术化的艰涩表述，尽量通过通俗易懂浅显活泼的语言和表述方式轻松传达经典的思想和精神，真正做到读中有“悦”，因“悦”而读。

古老的中华文化在历尽沧桑之后又迎来复兴的春天，在价值与文化多元并存的今天，古老的中华文化也再次为世界所瞩目，当我们希冀中华文明继续贡献于人类社会，并寻求与全球文化平等对话和交流交融时，中国《周易》“变”的思维、《论语》的“仁者爱人”、《老子》的“道法自然”、《孙子兵法》的“知己知彼”、《墨子》的“兼相爱交相利”如此等等，足可以让我们抖擞文化自觉和自信，足可以让我们成为人类文明的传灯者，足可以让中国哲学经典的烛光回向这个繁华与迷乱的世界。王月清 暴庆刚

一 孙武其人

如今在市面上关于《孙子兵法》的书很多，如《孙子兵法与人生智慧》《商战孙子兵法》《职场孙子兵法》等等，《孙子兵法》俨然成为一本励志读书、商战用书、人际关系用书。但大家要知道，孙子兵法首先是兵法，是用兵之法。《孙子兵法》是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的奠基之作，是集大成之作，是经典中的经典，代表了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的最高成就，在军事思想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孙子兵法》具有很高的声望。我们从中外一些名家的论述中就可见一斑。比如，唐太宗李世民就说：“观诸兵书，无出孙武。”北宋的王安石则说：只要孙子一二句便可以成就功名。看来王安石是把《孙子兵法》当成励志类书籍的第一人。明朝的茅元仪给了《孙子兵法》一个客观的评价：“前孙子者，孙子不能遗，后孙子者，不能遗孙子。”意思是比孙子早的兵书，《孙子兵法》没有遗漏它们里面的精华，历代兵书中有的，《孙子兵法》里面都包含了。孙子以后两千多年来出的一些兵书，都没有超越孙子所定的基本范畴。可见，茅元仪对《孙子兵法》的评价之高。

孙子兵法不仅在中国有很高的声誉，流传至国外，也受到极高的推崇。美国的约翰·柯林斯说：“孙子是古代第一个形成战略思想的伟大人物”,“孙子十三篇可与历代名著包括两千二百年后的克劳塞维茨的著作媲美”。日本的平间洋一也说：“如果日本的军政领导人肯应用孙子说的‘兵者国之大事’这句话，他们就会三思而后行，而不会盯着德国的胜利来行事。如果日本领导人遵守孙子说的‘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日本明知道德军在斯大林格勒惨遭败绩，就不会袭击珍珠港了。他们既不知敌，又不知己。”英国的利德尔·哈特论述得更为深刻：“《孙子兵法》是世界上最早的军事名作，其内容之博大，论述之精深，后世无出其右者。……《孙子兵法》是研究战争的最佳入门捷径，又是深入全面地研究战争问题时经常要参考的宝贵的材料。”

我们从中外名家对《孙子兵法》的评价可以看出，《孙子兵法》得到国内外各界人士的推崇。那么它是怎么产生的呢？是什么样的时代背景催生了这部经久不衰的名著？我们还是从孙武的家史说起吧。

（一）贵族后裔

孙武，字长卿，后人尊称其为孙子、孙武子。他出生于公元前535年左右的齐国乐安（今山东惠民）。孙武的祖先叫妫满，被周朝天子册封为陈国国君（陈国在今河南东部和安徽的一部分，建都宛丘，今河南淮阳），后来由于陈国内部发生政变，孙武的直系远祖妫完便携家带口，逃到齐国，投奔春秋霸主齐桓公。

齐桓公早就了解陈公子完年轻有为，于是任命他为负责管理百工之事的工正。完在齐国定居以后，大概出于提高身份的考虑，决定改姓妫为姓田，田与“天”同音，故他又被称为田完。

一百多年后，田氏家族成为齐国国内后兴的一大家族，地位越来越显赫，在齐国的领地也越来越大。田完的五世孙田书，做了齐国的大夫，很有军事才干，因为领兵伐莒（今山东日照莒县）有功，齐景公在乐安（山东滨州惠民县）封给他一块采地（诸侯封赐给所属卿、大夫作为世禄的田地，叫做采地，又称采邑或食邑），并赐姓孙氏。因此，田书又被称为孙书。孙书的儿子孙凭，做了齐国的卿，成为齐国君主之下最高一级官员。孙凭就是孙武的父亲。可见，孙武出生于齐国一个声名显赫、将星辈出、家学深厚的军事世家。“将门出虎子”，由于贵族家庭给孙武提供了优越的学习环境，孙武很小就开始阅读古代军事典籍《军政》和《军志》，了解黄帝战胜四帝的作战经验以及伊尹、姜尚、管仲的用兵史实，加上当时战乱频繁、兼并激烈，他的祖父、父亲也都是善于带兵作战的军事将领，他从小耳闻目睹了一些战争，这对少年孙武在军事能力方面的培养是非常重要的。

但孙武的成长道路并不顺畅。齐景公初年（前547），左相庆封灭了右相崔杼。接着田、鲍、栾、高四大家族又联合起来，赶走了庆封，后来，内乱日甚一日，齐国公室同四大家族之间、四大家族相互之间争权夺利愈演愈烈，孙武的家族开始失势。孙武遂萌生了远走他乡、另谋出路的念头，他发现唯有南方的吴国比较安静，权力倾轧没有那么厉害，而且当时吴国自寿梦称王以来，联晋伐楚，国势强盛，有发展潜力，有新兴气象，孙武认定吴国是他成就理想的地方。大约在齐景公三十一年（前517）左右，孙武正值18岁的青春年华，毅然离开乐安，告别齐国，长途跋涉，投奔吴国。孙武一生的事业就此展开，死后亦葬在吴国，因此《吴越春秋·阖闾内传》把孙武称为“吴人”。

孙武及其家人选择了避世于吴国，在吴国的都城姑苏（今江苏省苏州市）过起了隐居生活。他开始潜心研究兵法，隐居著书。也在这一时期，他结识了从楚国逃亡来的伍子胥。伍子胥（？—前484），本为楚国人，名员，字子胥。封于申地，故又称申胥。子胥性刚强，青少年时，即好文习武，勇而多谋。他的父亲叫伍奢，是楚国太子的老师。到楚庄王的孙子楚平王即位之后，楚国渐渐衰落。公元前522年，楚平王要把原来的太子建废掉，又怕伍奢不同意，就先把伍奢叫来，诬说太子建谋反。伍奢说什么也不承认，立刻被关进了监狱。

楚平王一面派人去刺杀太子建，一面又逼伍奢写信给他的两个儿子伍尚和伍子胥，叫他们回来，以便一起除掉。大儿子伍尚回到郢都，就跟父亲伍奢一起被楚平王杀害。太子建事先得到风声，带着儿子公子胜逃到宋国去了。伍子胥

伍子胥也从楚国逃了出来，他赶到宋国，找到了太子建。不巧宋国发生内乱，伍子胥又带着太子建、公子胜逃到郑国，想请郑国帮他们报仇，却遭到拒绝。太子建报仇心切，想勾结郑国的一些大臣夺取郑国君权，结果被杀了。伍子胥只好带着公子胜逃出郑国，投奔吴国（都城在今江苏苏州）。他们白天躲藏，晚上赶路，历尽千辛万苦，终于逃到吴国避难。

孙子与伍子胥两人相识以后，十分投机，结为了密友。这时吴国的局势也处在动荡不安之中，两人便避隐深居，待机而发。伍子胥首先投奔吴国公子光。公子光野心很大，一直想自立为王。公元前515年，吴国伐楚，国内空虚。伍子胥利用这个机会，帮公子光出谋划策，以专诸为刺客，刺杀了吴王僚。然后公子光自立为王，称阖闾。伍子胥也因此获得了吴王的信任和重用，吴王阖闾即位之后，便封伍子胥为大夫，帮助他处理国家大事。

阖闾礼贤下士，任用伍子胥等一批贤臣，他又体恤民情，不贪美味，不听淫乐，不恋女色，注意发展生产，积蓄粮食，建筑城垣，训练军队，因而大得民心，吴国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同时又注重搜求各种人才，立志要使吴国更加强盛，继而向长江中游发展，灭楚称雄。此时孙武隐居在吴都郊外，一边灌园耕种，一边写作兵法，终于写成了13篇兵法。吴王阖闾

（二）吴宫教战

阖闾即位二年（前512），吴国国内稳定，仓廪充足，军队精悍，向西进兵征伐楚国的准备工作已经基本就绪。伍子胥向阖闾提出，这样的长途远征，一定要有一位深通韬略的军事家筹划指挥，方能取胜。他向吴王推荐了正在隐居的孙武，向吴王介绍了孙武的家世、人品和才干，称赞孙武是个文能安邦、武能定国的盖世奇才。他说：“孙武精通韬略，有鬼神不测之机，天地包藏之妙，自著兵法十三篇，世人莫知其能。诚得此人为将，虽天下莫敌，何论楚哉！”可是，孙武自从来到吴国后一直隐居著书，吴王连孙武这个名字都不曾听说，认为一介农夫不会有大本事。伍子胥反复推荐，仅一个早上就推荐了七次，吴王这才答应接见孙武。

孙子晋见吴王之后，呈上所著兵书13篇。吴王看后，赞不绝口。吴王说：“先生所著的兵法实在是精妙，不知道是不是可以现在操练一下，让寡人开开眼界？”孙武说：“兵法当然是用来操练的，无论男女老少都可以。”阖闾以为他说大话，就说：“既然如此，那就请先生用宫里的女子们来试演一下，如何？”孙子答应了。吴王选了一百多名宫女。孙武把这些宫女分为两队，让吴王最宠爱的两个妃子分别担任两队的队长。在操练时，妃子们只是觉得好玩，嘻嘻哈哈，闹个不停，根本不听号令。在孙武出示了斧钺等刑具后，仍然不能停止嬉闹。于是孙武就要把吴王的两位爱妃给斩杀了，吴王一直在观看孙武操演女兵，现在看到孙武要斩杀他的爱妃，马上派人过来传令说：“将军训练部队的本事我们都看到了，可是寡人就喜欢这两个妃子，你要把她们杀了，那我吃饭也吃不香了，请你放过她们吧。”孙武回答说：“军中无戏言，之前已经申明过一次，现在士兵犯了军规，处理这个事务的权力在掌管军令的将军这里，不在大王那里。只有严明了军纪，部队才能指哪打哪，拥有战斗力。”于是不容分说，还是将那两个宠妃斩杀了，其余的宫女看到孙武的将令如此严格，都规规矩矩地操练起来。吴王虽然对孙武斩杀了他的爱妃十分不满，但是由于他胸怀大志，同时认识到孙武的非凡价值，于是采纳伍子胥的建议拜孙武为将军，封为军师。这就是《史记》所记载的孙子“吴宫教战斩美姬”的故事。从此，孙子与伍子胥共同辅佐吴王，安邦治国，发展军力。

孙武看到吴王不拘小节，果然能采取他的计谋，是一位想干大事的君王，于是就留下来专心辅佐吴国。在孙武的严格训练下，吴军的军事素质有了明显的提高。就在公元前512年，阖闾、伍子胥和孙武指挥吴军攻克了楚的属国钟吾国（今江苏宿迁东北）、舒国（今安徽庐江县西），这时阖闾头脑发热，想要长驱直入攻克楚都郢（今湖北江陵县纪南城）。孙武认为这样做不妥，便进言道：“楚军是一支劲旅，非舒国和钟吾国可比。我军已连灭二国，人疲马乏，军资消耗，不如暂且收兵，蓄精养锐，再等良机。”吴王听从了孙武的劝告，下令班师。伍子胥也完全同意孙武的主张，并向吴王献策说：“人马疲劳，不宜远征。不过，我们也可以设法使楚人疲困。”于是伍子胥和孙武共同商订了一套扰楚、疲楚的计策，即组成三支劲旅，轮番袭扰楚国。当吴国的第一支部队袭击楚境的时候，楚国见来势不小，便全力以赴，派兵迎击。待楚军出动，吴军便往回撤。而楚军返回驻地时，吴国的第二支部队又攻入了楚境，如此轮番袭击，弄得楚国连年应付吴军，人力物力都被大量耗费，国内十分空虚，属国纷纷叛离，吴国却从轮番进攻中抢掠不少，在与楚国的对峙中完全占据了上风。

（三）破楚威越

公元前506年，楚国攻打已经归附吴国的一个小国蔡国，给了吴军伐楚的借口。阖闾和伍子胥、孙武指挥训练有素的三万精兵，乘坐战船，溯淮而上，直趋蔡国，与楚国交战。楚军见吴军来势凶猛，不得不放弃对蔡国的围困，收缩部队，调集主力，以汉水为界，加紧设防，抗击吴军的进攻。不料孙武突然改变了沿淮河进军的路线，放弃战船，改从陆路进攻，直插楚国纵深。伍子胥问孙武：“吴军习于水性，善于水战，为何改从陆路进军呢？”孙武告诉他说：“用兵作战，最贵神速。应当走别人料想不到的路，以便打他个措手不及。逆水行舟，速度迟缓，楚军必然乘机加强防备，那就很难破敌了。”说得伍子胥点头称是。就这样，孙武在三万精兵中选择了强壮敏捷的3500人为前阵，身穿坚甲，手执利器，连连大败楚军。11月28日攻入楚国的国都郢。那时，楚平王已经死去，他的儿子楚昭王带着妹妹仓皇出逃。伍子胥恨透了楚平王，刨了他的坟，还把平王的尸首挖出来狠狠鞭打了一顿。孙武以三万军队攻打楚国的20万大军，大获全胜，这就是有名的柏举之战。

柏举之战，孙武首创了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战绩。楚国从此元气大伤，渐渐走向衰落，吴国则声威大震，成为春秋五霸之一。吴国不仅成为南方的强国，而且北方的齐、晋等大国也畏惧吴国。对于孙武的历史功绩，司马迁在《史记·孙子吴起列传》中写道：“西破强楚，入郢，北威齐晋，显名诸侯，孙子与有力焉。”

吴军占领楚都郢，楚国人申包胥逃到秦国，向秦国求救。秦哀公没同意出兵。申包胥在秦国宫门外赖着不走，日日夜夜痛哭，竟哭了七天七夜。秦哀公终于被感动了，说：“楚国虽然暴虐无道，但是有这样好的臣子，怎能眼看他们亡国！”于是，秦哀公派兵救楚国，击败了吴军，吴王阖闾不得不引兵返吴。此后，吴又继续伐楚，楚为免亡国，将国都由郢迁到陈（今湖北宜城县东南）。孙武在帮助阖闾西破强楚的同时，计划征服越国。公元前496年，阖闾听说越王允常去世，新即位的越王勾践年轻稚弱，越国国内不大稳定，认为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便不听孙武等人的劝告，不等准备工作全部就绪，就仓促出兵，想要击败越国。不料，勾践整顿队伍，主动迎战，两军相遇于吴越边境的檇李（今浙江嘉兴县西南）。勾践施展巧计，他派死刑犯首先出阵，成三行，把剑放在脖子上，走到吴军阵前大喊：“我们犯了军法不敢逃避，愿自杀谢罪！”然后一齐自刭于阵前。吴国士兵不知他们是罪犯，居然看得忘了神、傻了眼，越军乘机发动冲锋，吴军仓皇败退，阖闾也伤重身亡。阖闾去世后，由太子夫差继承王位，孙武和伍子胥整顿军备，以辅佐夫差。越王勾践

公元前494年春天，勾践调集军队从水上向吴国进发，夫差率10万精兵迎战于夫椒（今江苏吴县西南太湖边），在孙武、伍子胥的策划下，吴军在夜间布置了许多诈兵，分为两翼，高举火把，只见在黑暗的夜幕中火光连成一片，迅速向越军阵地移动，杀声震天。越军惊恐万状，军心动摇。吴军乘势总攻，大败越军。勾践在吴军的追击下带着5000名甲士逃到会稽山（今浙江绍兴市东南）上的一个小城中凭险抵抗，由于吴军团团包围，勾践只得向吴屈辱求和。夫差不听伍子胥劝阻，同意了勾践的求和要求。吴国的争霸活动在南方地区取得胜利后，便向北方中原地区进逼。公元前485年，夫差联合鲁国，大败齐军。公元前482年，夫差又率领着数万精兵，由水路北上，到达黄池（今河南封丘县南），与晋、鲁等诸侯国君会盟。吴王夫差在这次盟会上，以强大的军事力量为后盾，争得了霸主地位。孙武虽没有直接参加攻齐取胜、与晋争霸两事，但在此前孙武精心训练军队和制定军事谋略，对夫差建立霸业有不可抹煞的巨大贡献。

随着吴国霸业的蒸蒸日上，夫差渐渐自以为是起来，不纳忠言。伍子胥认为，勾践被迫求和，一定还会想办法报复，故必须彻底灭掉越国，绝不能姑息养奸，留下后患。但夫差听了伯嚭的挑拨，不仅不理睬伍子胥的苦谏，反而制造借口，逼其自尽，甚至命人将伍子胥的尸体装在一只皮袋里，扔到江中，不给安葬。

孙武深知“飞鸟绝，良弓藏；狐兔尽，走狗烹”的道理，对伍子胥的死更觉心寒，便悄然归隐，息影深山，修订其兵法13篇，使之更臻完善。事情不出伍子胥所料，越王勾践屈辱求和后，卧薪尝胆，立志复仇。他十年生聚，使越国富足，越军精悍。公元前482年，越军乘吴军主力聚集黄池与中原诸侯盟会、吴国国内兵力空虚之际，发兵袭击吴国，攻入吴国国都。吴国遭此劫难，便开始一蹶不振，由盛转衰，直到公元前473年，被越国灭亡。夫差愧恨交加，自刎而死。

二 “兵者，国之大事”：关于始计

（一）兵者，国之大事

孙子认为，战争是关系国家存亡、人民死生的大事，必须高度重视、慎重对待、认真研究。所以，本篇开宗明义指出：

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孙子告诫人们，要重视战争，研究战争。他反对草率用兵，强调研究战争和谋划战争的重要性。孙子对于战争的态度是非常慎重、认真、严肃的。这一认识，比“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左传》成公十三年）前进了一步。此句中“死生之地，存亡之道”相对为文，“地”与“道”互文见义，均指手段、方法。这就使我们明确地看出，战争之所以是国家的大事，就在于它既是军队生死搏斗的手段，也是国家存亡攸关的途径。《火攻篇》中强调：“战胜攻取，而不修其攻者凶。”所以，他主张“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告诫君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帅不可以“愠而致战”,“故明君慎之，良将警之”，要认真考虑研究，不可轻率用兵。所以，孙子主张，在用兵之先，要探讨决定战争胜负的基本条件。这种重战、慎战的思想是可贵的，是先秦进步军事思想的共同特点之一，对后世的影响很大。

春秋时期，中原诸国的北部有一个国家——卫国，国家不大，它的第十六代君主卫懿公有一个特殊的爱好，就是喜欢养仙鹤。古代官宦喜欢饲养宠物和现代一样，不足为奇，也不足为患。但作为君主来讲，它的一言一行直接影响着国民。尤其卫懿公痴迷很深，他不仅给宠爱的仙鹤分封了官职，还经常载着仙鹤乘坐战车，出入卫国的国门。这样就使卫国的将士们受到莫大的侮辱，因为战车是他们执干戈以卫社稷时所乘的装备。可想而知，卫国的武备和军事训练是相当松弛的。终于有一天，卫国北面的游牧部落北狄入侵卫国。这时卫懿公表现出了英雄气概的一面，他亲率士兵迎战，但“士不教是为害之”，卫军惨败，卫懿公也阵亡于那场战争中。

可见，如果不重视战争、研究战争、准备战争，国家和民族都将面临失败、灭亡的命运。

一个世纪以来，中华民族在振兴和复兴的征程中，之所以能够披荆斩棘、拼搏进取，是因为面对那些要征服中国的强敌，这个善良的民族激发了英雄气概，具有了“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的牺牲精神，具有了“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的战斗勇气。近代中国，面对西方的武装侵略，如果没有尚武精神，就不可能摆脱“生存危机”；当代中国，面对世界强权的军事包围、军事遏制和战争威胁，如果没有尚武精神，就难以摆脱“崛起困境”。民族复兴大业，呼唤中华尚武精神。尚武精神，在不同的历史时代具有不同的含义和表现形式。21世纪，在成功崛起和伟大复兴进程中的中国尚武精神，是一种为了民族生存而“敢于拼命”的精神，是一种为了国家伟大复兴而“敢于强军”的精神，是一种为了和平与发展而“敢于战争”的精神。没有这种精神，中华民族既不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更不能在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潮流中，成为全球之先。秦皇一统、汉唐雄风，不仅为当代建功勋，而且为千秋留基业。中国历史上的盛世，都是用枪杆子打出来的，都是建立在尚武善战和军事强大的基础上的。秦始皇统一中国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傲视群雄、“扫平六合”的气概，汉武帝出击匈奴所表现出来的那种以攻为守、万里远征的魄力，唐太宗那种气壮山河、武功立国的磅礴胸怀，体现了中华民族宝贵的战斗性格。中华民族尚武精神的基因，在毛泽东的以正义战争救国、以正义战争卫国、以正义战争强国的战斗精神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事实说明，尚武精神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大厦的柱石，没有“武化”的“文化”，没有尚武精神的文化，只是一堆文化脂肪。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要复兴尚武精神，重振汉唐雄风。宋以后的中国是“文弱的中国”，中华民族尚武精神弱化，宋朝是个拐点。宋朝采取了重文轻武的基本国策。宋朝开国与汉朝、唐朝不同。赵匡胤因陈桥兵变而黄袍加身。他汲取五代时期军人拥立皇帝的教训，为了控制军权，防止军人政变，采取了重文轻武的国策，实行“文人管兵”的原则，政府尊重优待文官，轻视抑制武官。南宋时刘克庄有诗曰：“先皇立国用文儒，奇士多为笔墨拘。”从而，形成“强唐”和“弱宋”的鲜明对比。虽然宋朝人口过亿，G D P总量世界第一，也不得不对拥有强大军队的西夏和北辽纳绢称臣。竹简《孙子兵法》《孙膑兵法》, 1972年4月10日发现于银雀山汉墓。

孙子说，战争是国家的大事，关系到军民的生死、国家的存亡，是不可不仔细研究的。孙子从重视战争、慎重对待战争的观点出发，要求对军事问题，特别是军事预测问题，进行认真的分析和研究。《左传》中有一句话，“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战争始终是人们社会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就是因为它的胜负关系到军民的生死、国家的存亡。

（二）经之五事

在军事学术史上，孙子是中国也是世界上第一个全面系统地提出战争预测理论的军事学家。孙子提出：

故经之以五事，校之以计，而索其情：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

他认为，道、天、地、将、法这五个要素是决定战争胜负的基本条件，要从以上五个方面来进行分析，比较敌我双方的情况，以探索战争中的敌我形势。

所谓道，是使民众与国君的意愿相一致，这样，民众在战争中就可以为国君出生入死而不存二心。孙子认为战争要合乎道义，这样才能得到人民的支持，为最终取胜创造条件。现代战争获得道义上的主动权很重要。2003年，美英联军对伊拉克发动战争的借口就是萨达姆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结果证明伊拉克并没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随着美军士兵在伊拉克的伤亡越来越大，国内反战声愈来愈强。2010年美国总统奥巴马不得不宣布美军撤出伊拉克，这就是失去道义的结果。孙子所说的“道”是站在国家高度来论述战争预测问题，是君臣在庙堂之上对即将发生的战争进行庙算。公元前512年，吴国君臣商讨吴楚战争的决策问题。当时吴王阖闾企图大举伐楚，孙子就指出“民劳，未可，待之”。现在老百姓和军队没有得到休整，不能打，还要等一等。认为伐楚的条件不成熟，难以取胜，从而劝阻了吴王。六年之后的公元前506年，基本条件具备之后，孙子又以必须在外交上争取唐、蔡这两个国家为前提，做出了可以获得战争胜利的预测。

天指的是昼夜、晴雨、寒暑、四季更替。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说，天候还应包括天旱、水涝、蝗灾、冰雹等等。地指的是地理形势，即道路的远近、地势的险易、地形是否有利于攻守和进退、战场的广狭是否有利于军队的部署等。孙子关于天的认识具有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当时的战争受天候条件的制约相当大，所谓“冬夏不兴师”。因为秋季出师才便于因粮于敌。而且春秋末期以前的战争大多是在白天进行的，很少夜战。因为战争持续时间短，几个小时，最多一天即结束战斗。像公元前575年晋楚*陵（今河南*陵西南）之战，“旦而战，见星未已”（《左传》成公十六年），从早晨打到星光出现，在春秋中期已属罕见的史例。《军争》中说：“夜战多火鼓”，则是对春秋末期战例的总结。当然，天候对战争的影响是从具体的作战对象所处的特殊地理位置说的。

孙子对将的要求，提出五条标准：智、信、仁、勇、严。孙子对这五德的排列顺序别有深意，值得注意。《孙子兵法》中，智和知是相通的，智的问题是素质问题，而其核心是知识问题，是才能问题。智的重要性自然是不能忽视的。信就是诚信，言而有信，说到做到。《司马法·仁本》里说，成列而鼓，是以明其信也。孙子为什么如此重视信的地位和作用呢？这跟孙子所处的时代环境有密切的关系。春秋时代，新兴地主阶级在反对奴隶制的斗争中，一方面与广大军民有着相当广泛的一致性，能够一定程度地做到上下同欲。另一方面，新兴地主阶级为了培养自己的军官队伍，增强军队的战斗力，信赏必罚就成了打击奴隶制世卿世禄制度的有力武器。将领在军队中的威信怎么样，这是一个重要的标志。比如抗金名将岳飞精忠报国，他的名言是：文臣不爱钱，武臣不惜死，冻死不拆屋，饿死不掳掠。他善于用兵，军纪严明，爱兵、爱民，因此在军队中有着崇高的威信，也得到了广大民众的拥戴。仁，就是仁爱，爱卒、善俘，这是团结内部、统一意志的一个重要因索。勇，一般解释为勇敢，但是作为将帅，责任在于运筹决胜，不能错下决心，丧失战机，因此，勇既有勇敢的意思，更有果敢的意思。对于将帅来说，勇应该指勇略、果断，指挥员要多谋，要善断，更要果断。严，就是严格，严格训练，严格要求，严明赏罚。古人讲顺命为上、有功次之。服从命令是第一的，争取战功是次要的。军队是一种特殊的社会团休，执行的是特殊的任务，将帅带兵，严字当头，以身作则，军队才有战斗力。严和仁是一对矛盾，仁是基础，严是要求，仁严统一，就能够出战斗力。

法是指军队的法纪和组织编制，将帅的权能和职责区分、军用物资的供应和管理制度等等。

对这五个方面的情况作了充分的了解，还必须对敌我双方进行七种情况的具体比较：

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众孰强？士卒孰练？赏罚孰明？

通过比较，哪一方有利的条件多，哪一方获胜的可能性就大。哪一国的君主比较贤明？哪一方的将帅比较才能出众？哪一方占据比较有利的天时、地利条件？哪一方的法令能贯彻执行？哪一方的军队实力最强？哪一方军队训练有素？哪一方的赏罚严明？对上述情况进行综合判断，就可以知道谁具备了胜利的条件，判明谁胜谁负了。当然，用现代的观点分析，上述条件显然是不足的。然而在2000年前，孙子能发现这些战争胜负的基本因素，是难能可贵的。

（三）选将、造势、诡道

实现胜利的基本条件，就是选拔将帅、营造有利于我的态势，“因利制权”，善用“诡道”，发挥指挥官的主观能动性。

一是选将。在“五事”中，孙子对将领提出了“五德”的为将标准。这就是“智”，多谋善断；“信”，赏罚有信；“仁”，爱护士卒；“勇”，勇敢坚定；“严”；明法审令。这是对统兵将帅的基本要求，同时也是孙子对挑选出能够执行“庙算”大计的将帅。选用将帅是否得当，关系到国家的安危、战争的胜败问题，历来为统治者所重视。贤能的将帅，孙子不仅把他们看作是关系战争胜负的重要因素，而且还说：

知兵之将，生民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也。（《作战篇》）

夫将者，国之辅也，辅周则国必强，辅隙则国必弱。（《谋攻篇》）

可以说，在13篇中无一不显露出孙子对将帅地位的竭力宣扬，对将帅条件的严格要求。固然，这里反映了孙子唯心主义的英雄史观，但是，必须看到，孙子强调将领的地位和作用，提出选将的条件和要求，又是与当时战争急剧发展的客观情况紧密联系的。在春秋战国时期，将帅的选择也是相互的，即国君可以选择将帅，将帅也可以选择国君。

将听吾计，用之必胜，留之；将不听吾计，用之必败，去之。

孙子是反对将帅的人身依附关系的，提倡军事人才在合适的时机和地点发挥自己的作用。正是基于这点考虑，国君在任命将帅时，必须要给予将帅充分自主的决策权，而不要横加干涉。

二是造势。就是要设法造成战场上的有利态势，以辅助作战的进行。孙子对战争胜负的分析并没有停留在仅仅对“五事”的比较上，而是紧接着提出了一个重要的命题：

计利以听，乃为之势，以佐其外。势者，因利而制权也。

即是说，计算客观利害，意见得到采纳，这只是指挥战争的常法，还要凭藉常法之外的变法才能把胜利的可能性变为现实性。这个变法就是“因利而制权”的“势”。所谓“势”，就是根据情况是否有利而采取相应的措施，造成于己有利的战场态势。什么是“权”？“权”的本义是秤锤，引申为权变。《荀子·议兵》说：

权不可豫设，变不可先图，与时迁移，随物变化。

可见，“权”就是因敌制胜，灵活用兵，是达到夺取有利态势的手段。历来的注家们，把孙子这一发挥主观能动作用而造成的有利态势，称之为“造势”。势是一个比较抽象的概念，我们将它与具体的事物联系起来，它才会有许多特定的内容，比如兵法中常说的形势、态势、权势、火势、地势、气势等。孙子说，所谓的“势”就是根据自己有利的情况，掌握战争的主动权。孙膑说：

兵利甲坚者胜乎，则胜易知矣，……以决胜败安危者，道也。

这段话给我们的启示是，如果预测胜负，仅仅是凭借谁的船坚炮利，而不注重考察战争的性质，不注重人心的向背，那是一定要犯错误的。孙子在这里论述了一个预测的辅助问题，就是告诫国君和将帅，“五事七计”只是静态分析，它只提供胜利的可能性，要把可能性变为现实性，还必须经过主观的努力，经过能动的创造。

三是运用诡道。孙子特别指出：“兵者，诡道也”，这就是说，从战争的军事对抗角度看，战争本质上是一种智力角逐，这种对抗的实质，是不同于常规认识的诡道逻辑。毛泽东更明确地指出：战争就是两军指挥员以军力财力等项物质条件作基础，互争优势和主动的主观能力的竞赛。因此，对战争虽然要注重道德和政治的关怀，却不能在作战中采取宋襄公式的“仁义道德”，对敌人要善于隐真示假，设计用谋，调动敌人，以造成敌人的过失，剥夺敌人的优势和主动。毛泽东出神入化的战争指导艺术，创造了许许多多以弱胜强、以小胜多的战争奇观。孙子是中国军事学术史上，也是世界军事学术史上第一个提出兵者诡道、兵以诈立这一著名论断的人。三百年后韩非子把它发展为“战阵之间，不厌诈伪”，于是“兵不厌诈”便成为战争中一条重要的原则。诡道就是以诡诈为原则，以各种军事欺骗为内容的战争当中必须遵循的一种特殊的规律。孙子把它归纳为十二法，而其核心是“示形”二字，示形既包含示形，也包含隐形，既包含佯动，也包含调动。它虽然只说能而示之不能，但是也隐含了不能而示之能。战场是你死我活的地方，是不能讲仁义道德的。用兵要使用一些诡诈，虚虚实实，真真假假，让对手捉摸不透，从而攻其不备，出其不意，击败对方。

（四）多算胜，少算不胜

孙武认为，战前能预计胜负，关键在于两点：第一是胜利的条件是否充分；第二是筹划是否周密。筹划周密和条件充分就能取胜，反之，就会失败。因此，在战前必须创造取胜的条件和周密的筹划，决不能盲目从事，不能“无算”。庙堂之上预测胜负表现为得到算筹的多少，得分率越高，胜利的把握就越大，计算得越详细、客观，预测就会越准确，胜败，就看得越清楚，胜负的端倪就显现出来了。在中国军事史上，著名的战争预测的例子很多，有三次战争预测是大家熟悉的，也是很著名的。一个是姜太公的渭水对，一个是韩信的汉中对，后来还有诸葛亮的隆中对，他们都是在对战略全局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做出卓越判断的。

汉高祖刘邦在平息了梁土彭越的叛乱和杀死韩信后不久，曾为汉朝天下的建立作出重大贡献的淮南王英布兴兵反汉，汝阳侯夏侯婴向刘邦推荐了自己的门客薛公。汉高祖问薛公：“英布曾是项羽手下大将，能征善战，我想亲率大军去平叛，你看胜败会如何？”薛公答道：“陛下必胜无疑。”汉高祖道：“何以见得？”薛公道：“英布兴兵反叛后，料到陛下肯定会去征讨他，当然不会坐以待毙，所以有三种情况可供他选择。”汉高祖道：“先生请讲。”薛公道：“第一种情况，英布东取吴，西取楚，北并齐鲁，将燕赵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然后固守自己的封地以待陛下。这样，陛下也奈何不了他，这是上策。”汉高祖问：“第二种情况会怎么样？”薛公答：“东取吴，西取楚，夺取韩、魏，保住敖仓的粮食，以重兵守卫成皋，断绝入关之路。如果是这样，谁胜谁负，只有天知道。这是第二种情况，乃为中策。”汉高祖说：“先生既认为朕能获胜，英布自然不会用此二策，那么，下策该是怎样？”薛公说：“东取吴，西取下蔡，将重兵置于淮南。我料英布必用此策，陛下长驱直入，定能大获全胜。”汉高祖面现悦色，道：“先生如何知道英布必用此下策呢？”薛公道：“英布本是骊山的一个刑徒，虽有万夫不当之勇，但目光短浅，只知道为一时的利害谋划，所以我料他必出此下策！”汉高祖连连赞道：“好！好！英布的为人，联也并非不知，先生的话可谓一语中的！”汉高祖封薛公为千户侯，又赏赐给薛公许多财物，然后亲率十二万大军征讨英布。双方的军队在蓟西（今安徽宿县境内）相遇后，汉高祖见英布的军队气势很盛，于是采取了坚守不战的策略，待英布的军队疲惫之后，金鼓齐鸣，挥师急进，杀得英布落荒而逃。英布逃到江南后，被长沙王吴芮的儿子设计杀死，英布的叛乱就这样以失败而告终。

薛公指点汉高祖未战先算，算出英布可以使用的“上策”、“中策”和“下策”，又算出英布必使“下策”。将敌人分析得如此透彻，怎么能不取得胜利呢？由于未战而“算”在先，汉高祖才胸有成竹地打败了英布，平息了叛乱。薛公与刘邦的一席话，周密地分析了刘邦和英布各自的优劣长短，以及天下形势，计算他们的得失胜负，做出了正确的战略决策，可谓卓越的庙算。

这都是“多算胜，少算不胜”的范例。

三 “兵贵胜，不贵久”：关于作战

本篇的作战指的是战争准备，而不是具体的攻防。孙子在《计篇》之后，继以《作战篇》，其用意在于，在庙算大计已定后，后需要完车马、利器械、动粮草、约费用，以加强战争准备，否则，如果财力不足，贸然动众，纵然有完善的作战计划，也是不能取得战争胜利的。孙子认为“不尽知用兵之害者，则不能尽知用兵之利”。他关于作战准备问题的所有论述，都是从这一特殊的视角出发，然后逐层地推论出来的。他指出一系列的用兵之害，也就是准备方面的不利因素。

（一）举师十万，日费千金

孙子在《作战篇》一开始就指出：

凡用兵之法，驰车千驷，革车千乘，带甲十万，千里馈粮；则内外之费，宾客之用，胶漆之材，车甲之奉，日费千金，然后十万之师举矣。

阐明了战争对经济的依赖性，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战争和经济的关系。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孙子首先从计算战争的费用、粮食、器械、车马、用具、人手等进行战争的基本条件入手论述战争，这是他认识战争问题的可贵之处。

在《作战篇》中，孙子提出战争带来的害处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是消耗巨大。孙子开篇明义，用兵作战要动用战车千辆、辎重车千辆，然后集合十万军队，越境千里，远途运输粮食，那么前方后方的费用、招待国宾使节的用度、维修军械的物资、车辆盔甲的保养，每天就要耗费千金，然后才能出动十万军队。孙子估算，出兵十万，千里征战，就要日费千金。二是财殚力竭。由于远程投送、物价飞涨，必然造成民贫国虚、百姓财竭、国用不足。管子说：“故一期之师，十年之蓄积殚；一战之费，累代之功尽。”意思是说，一年的军费就要消耗十年的积蓄；一次战争的费用，就要耗去几代人的储备。对于运粮问题，一千多年之后，《梦溪笔谈》的作者沈括也不无感叹地说：“运粮不但多费，而势难行远。”他对此也有一个概算，如果兴兵10万，辎重兵占去3万，征调保障供给的民夫30万，尚且难以深入敌国腹地。可见千年之后，军队后勤问题仍未得到大的改观，因此沈括也赞同孙子的观点，“凡师行，因粮于敌，最为急务”。三是钝兵挫锐。如果战争久拖不决，就容易造成军队士气低落、战斗力下降。四是后方不稳。“则诸侯乘其弊而起，虽有智者不能善其后矣。”意思就是说，如果军队长期在外作战，诸侯列国就会乘此危机发起进攻，到那个时候即使有智谋高超的人，也无法挽回危局。由此，孙子提出“故不尽知用兵之害者，则不能尽知用兵之利也”。不完全了解用兵的有害方面，就不能完全了解用兵的有利方面。

公元前202年，楚汉战争结束之后，汉高祖刘邦论功行赏，奖励群臣。群臣争功，经过长达一年多的争论也定不下，最后，还是刘邦一锤定音，认为丞相萧何功劳最大，因而给予厚赏。功臣们对于刘邦的决定议论纷纷，问这是为什么？刘邦说，打猎，追逐野兽的是猎狗，而掌控狗绳，指示猎物的是猎人，大家的功劳就像猎狗，萧何的功劳就像猎人。刘邦这段话是说萧何有战略指挥之功，功臣们自然无话可说。封赏之后还要分出名次，群臣都推举曹参，认为他身披七十创，攻城掠地，功最多，应该排到第一，但是刘邦还是想把萧何列在首位。这时关内侯鄂千秋进言说，群臣的议论都不对，曹参虽然有野战夺地之功，但那只是一时的功劳；而在长达五年的战争当中，萧何不断从关中征调兵员补充缺额，通过水陆运输粮食，军食供应从不缺乏，这是万世不朽之功，应该名列第一。刘邦当即同意，确定萧何为首功，曹参居次。

刘邦的这一决定完全是从战略高度来评价作战中后勤供应的重要性，也从另一个侧面表明了用兵消耗巨大，“不尽知用兵之害”，就不能随意发动战争。

两方交战，不仅是计谋之争，还是经济实力的较量，孙子在《作战篇》中一开始就提出这一观点。无论兵员素质、后勤保障还是作战装备的供给，最终要依赖于国家的经济实力。古时打仗，讲究“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在现代战争中，对于经济的依赖更大。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人均日消耗物资19公斤。20世纪50年代美军在朝鲜战争中人均日消耗物资29公斤，比40年代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增加近50%; 60年代的越南战争，美军人均日消耗物资117公斤，为朝鲜战争的4倍；70年代的第四次中东战争，以军人均日消耗弹药达250公斤，为60年代美军在越南的2倍多；80年代的中英马岛海战，英军仅油料人均日消耗达270公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13.5倍；90年代的海湾战争，美军地面作战部队人均日消耗为200公斤左右，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10多倍，海军航母编队人均日消耗达1100～1380公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55～69倍。美军在半年的海湾危机和海湾战争中，50余万人共约消耗各类物资3000余万吨，相当于前苏军1000多万军队在四年之久的卫国战争中消耗物资的一半左右。

（二）因粮于敌，三军足食

既然战争有很多害处，尤其在战争物资消耗上损失巨大。为了避免远程运输带来的劳民伤财等一系列问题，孙子提出因粮于敌、以战养战的主张。提出明智的将帅，务求取食于敌国，消耗敌国粮食一钟，相当于从本国运输二十钟；动用敌国的草料一石，相当于从本国运送二十石。因粮于敌的办法，一是征集；二是抢掠，所谓“掠于饶野，三军足食”；第三就是缴获。

左宗棠收复新疆的战争，是一个颇具代表性的战例。鉴于新疆粮食缺乏，又远离内地，交通不便，左宗棠提出了一个战略方针：“粮运两事，为西北用兵之要著，事之利钝迟速，机括全系乎此。”在作战时机的选择上，左宗棠也明确指出要等到新谷遍野，有粮可因，把后勤问题列为重要的战略问题。在此次战争中，粮运问题果然成为胜负的制约因素，因粮于敌也成了清军的解困之计。1877年10月，刘锦棠在库尔勒作战的时候，由于敌军劫掠秋粮过后，向西逃窜，致使清军的粮食匾乏。当时除了急令后方迅速运粮接济之外，还发现了敌人的粮窖，一下子缴获了敌人十多万斤粮食，从而保障了战斗的顺利进行。在这次战争中，清军在后勤上，既高度重视粮食的筹备和运输，又重视有粮可因的时机和条件，从而使之成为中国军事后勤史上一大著名的战例。因粮于敌是变敌之利为我之利，变我之利为敌之害。削弱敌人就是增强自己。

（三）取敌之利，胜敌益强

为了减轻战争的经济负担，孙子主张“因粮于敌”,“取敌之利”，通过多种措施，降低作战的消耗。比如要注重在敌国就地解决，通过缴获敌人的器材；利用俘虏来补充自己的兵源，这样就能战胜敌人而使自己更加强大。这一思想的根本目的在于争取民心，利用战俘补充自己。这对于争取作战的胜利有着重要的意义。

德国是二战的发起国之一。作为侵略国，德国很早就做好战争计划并开始扩军备战，将国家的组织体制和生产体制逐步纳入战争轨道。欧战初期，德国在取得对欧国家的胜利之后，更是通过领土的扩张、人口的增加，对被占领国的原料、战略物资、武器装备、运输器材等各种物质上的掠夺，来发展壮大自己的实力。德军控制欧陆大片土地后，仅缴获的武器装备就可武装100多个师。其余还有数百万辆各式交通工具，15亿美元以上的黄金外汇，大量的工业制成品。德国的原料和燃料也主要通过对占领区的大量掠夺来补充，仅铁矿石一项，1942年德国就从被它占领的洛林和卢森堡等地掠夺了1730万吨。在农产品方面，仅粮食就解决了德国战时需要的1/ 7～1/ 5。德国新老垄断集团通过没收、征用或贱价收买股票等办法，把占领区2/ 3以上的大企业据为己有。德国占领当局还以维持占领军所需款项为由，向被占国家勒索占领费用。据估计，整个大战期间德国共搜刮到600多亿马克的占领费。其中法国缴纳近300亿马克，荷兰70多亿马克，比利时近50亿马克，希腊近40亿马克。据估算，纳粹德国在占领区的掠夺总额至少2000亿马克，占战时德国总支出的1/ 3。随着战争规模的扩大，德国军需部门对劳动力的需求也日益增多。纳粹当局强迫占领区的大量居民到德国充当劳工。在战争的最初阶段，占领当局往往强迫占领区居民就地参加为德国战争经济服务的劳动，主要是修建防御工事和军事设施。从1940年春夏开始，强行把东方占领区的劳动力运往德国。在西欧占领区，也实际采取了逼迫工人到德国做劳工的措施。据统计，战时德国强征占领区劳工总数在1000万左右。纳粹当局甚至违反《日内瓦公约》，强迫战俘从事同作战直接有关的劳动。

（四）兵贵速胜，不贵长久

用兵贵在速胜，而不应该旷日持久。对于攻城作战，孙子认为如果万不得已才实行的话，那么对于久拖不决的作战，孙子则是采取反对态度。他反对持久战，固然与国家经济的消耗有很大关系，但更重要的是服从于当时吴国争霸战争的政治需要。争霸战争的战略是进攻，而进攻作战必须速战速决，速决则粮耗少，久战则粮易尽，这是显而易见的道理。孙子讲速决，甚至认为即使是拙速也比巧久要好。

关羽败走麦城，蜀将孟达坐视不救，对关羽之死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关羽死后，孟达害怕刘备追究罪责，率亲信随从投降了魏国，被魏主曹丕封为建武将军、新城太守。新城（今湖北房县）西南连蜀，东南连吴，是魏、蜀、吴三国之间的边防重镇。孟达是个反复无常、见利忘义的小人，出任新城太守后，秘密派人与蜀、吴相勾结，妄图实现其野心。当时，诸葛亮正准备再次兴兵伐魏，对孟达的叛变深恶痛绝。诸葛亮了解到孟达与魏国的魏兴太守申仪不和，就派人将孟达与蜀、吴相勾结的事情告诉申仪，打算借申仪之手铲除孟达。申仪得知孟达勾结蜀、吴的消息，即刻报给驻兵在宛县的司马懿。司马懿知道孟达的为人，新城是战略要地，也对孟达不放心，接到申仪的报告，下定决心剿灭孟达。孟达也探知申仪告发他的消息，决定一不做二不休，干脆举旗反魏。此时，司马懿派人给他送来一封信，信上说魏帝和他都对孟达深信不疑，申仪之说纯系私怨，请他放心。孟达接信后，半喜半忧，对是否立即反魏又犹豫起来。司马懿给孟达的信不过是缓兵之计，信使一出发，他立即调兵遣将，亲率一支大军奔赴新城。部属劝道：“这样的一件大事，不报告魏帝能行吗？”司马懿回答道：“从宛县到洛阳800里，到新城1200里，信使往来最快一个月，兵贵神速，如报告魏帝那就什么事情都晚了。”司马懿命令部队星夜兼程，轻装疾进，仅八天时间就兵临新城。孟达大吃一惊，他还没有做好防御司马懿的准备，新城之兵又不全是自己的嫡系，抵御了半个月，就城破身亡了。司马懿神速进兵，翦除了叛将孟达，使魏国西南边境得以稳定。

兵贵神速，就是要以快制胜。难得的是时间，易失的是机会，这不仅是兵家的至理名言，更是人们做事的警示箴语。

四 “不战而屈人之兵”：关于谋攻

谋攻，就是谋划攻战。本篇从战争指导的角度，论述采取什么样的进攻方式，以争取战争胜利的问题。孙子强调应以智谋取胜。以武力强攻即使取得了胜利，自己难免付出很大的代价；若能以谋略取胜，既可以战胜敌人，又能保全自己，这才是用兵的上策。同时，在本篇中还揭示了“知彼知己，百战不殆”的著名军事规律。

（一）不战而屈人之兵

孙子认为以智谋攻总比恃武强攻略胜一筹，“全”为上，“破”次之，进而提出了一条取胜的总的指导思想，即：“必以全争于天下”、“兵不钝而利可全”等“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全胜”思想。以既能自保又能全胜为出发点，来确定“攻”的方式，是本篇的核心，也是孙子“不战而屈人之兵”战略思想的基石。“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全胜”战略思想的提出，是军事思想史上的一个独创，至今仍有现实意义。

孙子所谓的谋攻，是用“全”去争胜于天下，而不是用“破”去夺取胜利。孙子的“全胜”思想，就是用不流血的战争方法，迫使敌人屈从于己方的意志，既不损己方兵力、财力，而又不破坏敌方的兵力、物力，并将敌方的兵力、财力转化为我方所有的方式，实现己方的目的，收到“自保而全胜”完美效果。“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全胜”战略思想是解决战争胜负的最佳途径和理想结局。不战，并非是不依靠武力，而是充分运用多种手段，有效地显示出自己以军事力量为主体的综合力量，包括政治、外交力量等，形成对敌的强大威慑和震撼。在具体实施中，既可利用观兵耀武、外交恫吓使欲战之敌终止战争策划，也可利用大兵压境、兵临城下、断敌退路，或置敌死地而使之俯首称臣，不战而降。因此说，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成果最大、代价最小、效益最高，是孙子整个战争思想中的重要特色。在战争中，能够使敌人屈服投降，显然比击败敌人要有利得多。这一思想作为兵家的一种理想追求和用兵指导原则，时常为后世的兵家不断地加以实践验证，并创造出许多精彩的例证。

这种“全胜”思想用于现代政治同样是有效的。20世纪60年代发生的古巴导弹危机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当美国获得苏联在古巴布署了导弹的确凿证据后，大为恼火，它采取了一个强硬但又不太过激的措施——封锁古巴。在正式实行封锁政策之前，美国总统肯尼迪派人向46个盟国使节、拉美国家驻美大使通报了情况。国务卿则会晤苏联驻美大使，同时通报北约领导人，要求召开安理会处理“由于在古巴秘密设置了能够向北美和南美大部分地区发射热核弹头”的导弹，“给世界和平与安全带来的严重威胁问题”。在采取了这一系列措施之后，美国才开始正式实行封锁政策，当然美国当时把这一封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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