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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读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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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脚步（上）试读：

简介

中国近代史从第一次鸦片战争（1840）到新中国成立（1949）为止。一部中国近代史，就是一部中国人民的革命史，就是一部中华民族抵抗侵略的抗争史，就是一部中华民族打倒帝国主义以实现民族解放、打倒封建主义以实现人民富强的斗争史。在这部历史中，发生了怎样的故事，有有多少不为人知的秘密呢？

第一章　揭秘文革

文革中的重要批文陆续解密

随着国家经济的发展，政治文明建设也同样在加快步伐。一批重要的文革文件档案，先后解密，使得我们对新中国的历史，特别是文革那一段历史，可以了解得更多。

毛泽东对文化大革命的发动，起初没有想得很多，以为“一年准备，三年结束”可以为期。但是，后来的事，不随人的意志为转移。“文”革演绎成了“武”革，又进入到了漫长的政治力量内耗的斗争中，时间长达十年之久。

在这十年里，毛泽东由最初发动文革时的兴奋，到后来心力不支，取“天下事，了犹未了，何妨以不了了之”的态度，直到怀“恨”离世……这里我们选取毛泽东在文革十年中部分有代表性的批件，从毛泽东的用辞语气、批文笔力，来看一看文革中发生的重大事件，由此了解毛泽东十年里心理和生理方面，有哪些变化。

这第一个“文件”是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发起之初写的七律《有所思》。后来经过整理的诗有些语词变化：“正是神都有事时，又来南国踏芳枝。青松怒向苍天发，败叶纷随碧水驰。一阵风雷惊世界，满街红绿走旌旗。凭阑静听潇潇雨，故国人民有所思。”其诗作于1966年6月，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后，毛泽东眼看着各大、中学校迅速地掀起了“革命”浪潮而十分的高兴，十分满意，欣喜之余，命笔成诗，“一阵风雷惊世界，满街红绿走旌旗。凭阑静听潇潇雨，故国人民有所思。”——从这样的诗句上，我们看到的是一位叱刹风云的领袖的气势与情怀，指挥若定，气定神闲。便是在这诗草上，也可以看出下笔的自信与从容：

毛泽东对于“文革”很快在全国产生如此大的影响，十分高兴。在接下来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说：“我没有料到，一张大字报一广播，就全国轰动了。”

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首先是北京各大中学校的学生响应。由此而兴起的红卫兵组织也开始发力。毛觉得这是新生事物，因而倾尽全力予以支持。1966年7月28日，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的红卫兵们给毛泽东写信，表示要积极地参与到这场伟大的革命中，造反有理，打倒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毛即让人代笔，以他的名义向红卫兵复信，表示全力“支持”。“文件二”是1966年7月31日毛泽东修改的给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的信第一页的内容：

毛泽东对红卫兵来信的亲自回复，在红卫兵革命的激情之火上，再浇了一桶油。自此，全国红卫兵组织如雨后春笋般的涌现。有毛泽东支持的红卫兵们从全国各地涌向北京，毛泽东8月18日，首次在在天安门城楼接见了这些年轻人。毛泽东的接见，是对红卫兵的最大支持与鼓励，来北京的红卫兵越来越多，多得北京城都难于接纳了。毛自己也因多次接见而搞得精疲力尽，后来也意兴意兴阑珊，要求红卫兵就地闹革命，不要再到北京来。并以此加强了对红卫兵的约束。

约束的也不止是红卫兵，还有全国各地和各行各业。1967年上半年，全国开始实行军队“三支”“两军”（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工作。“文件三”是周恩来为此呈送的“特急件”，是有关《实行军事管制的决定》草案。林彪在他的名字上画了个圈（这在当时就叫“圈阅”）。毛泽东圈了自己的名字，引出线条，批“照办”，又在“周恩来”三字前加了个“退”，表示退周恩来办理：

1967年的5月27日，外交部干部唐闻生、王海容给毛泽东写信，反映“社会上出现了一股攻击周总理的风气”，毛泽东接获此信后于29日，把这封信批给林彪和周恩来，以及中央文革成员：“此件请阅，极左派的观点是错误的，请文革同志向他们做说服工作。”（文件四）

文化大革命已经进行了两年多了，各地发生的武装现象，让毛泽东特别忧虑，同时，各地揪斗的、挨批的人，也数以千万计。毛泽东觉得应当着重提出缩小打击面的问题了。于是，他对北京新华印刷厂在对敌斗争中执行“给出路”政策的经验报告作了批语和批注（文件五），时间是1968年12月1日：

作为从事机关工作以外的我们，从这份报告上，可以读出很多的信息，也知道一些于我们非常不熟悉的东西。比如左上角时间章印上所标明的时间及其顺序号；“送主席阅”印章的“001”；右上角“中央收文（68）3445号”；“毛主席（±）1976”；左次上角“京革字（68）156号”；右下角两款编号印之“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的“中央传阅文件”及其编号，“一级收文登记”及其编号，时间等等。“送主席阅”001号表示，此件第一个送读人是毛泽东。然后，毛读完后，写上个人意见，并在“林（彪）”、“周（恩来）”二字右上角打上小圈，表示毛的意见是对他们的，这点名的两位必须有表达，有意见。“及文革各同志”是指文革小组的各位，不一定有意见，但是要阅读，知道这件事。毛泽东的批示意见内容是：建议将此件转发各地参考。对反革命分子和犯错误的人，必须注意政策，打击面要小，教育面要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严禁逼供信。对犯错误的好人，要多做教育工作，在他们有了觉悟的时候，及时解放他们。毛泽东十二月一日“文件六”，记录的就是“炸平庐山”的那次会议的有关情况的。毛泽东批在陈伯达们摘编的《恩格斯、列宁、毛主席关于称天才的几段语录》上，有七百字之多。毛泽东在这一段批语上加了一个标题《我的一点意见》：

林彪事件后，毛泽东重病。“几乎一年时间里，没有出席重要会议，在文件上的批示也极少。”（《毛泽东传》语）。接下来毛泽东要做的大量工作，就是“解放老干部”。因而，这段时间里，毛泽东的批示大多是这样的一些内容。

有一个批件是不得不提到的，那就是对邓小平来信的批复。邓小平写了信，托汪东兴转交，因而给汪东兴也写了一个短条。毛泽东是批在汪的短条上的，是对邓小平复出工作的批复。下面“文件七”，即1972年8月14日毛泽东对邓小平来信的批语：

毛泽东的这一段批语，正像本博上篇文章《暮年风雨，毛泽东案前“御状”何其多》所述，有的话，说了比不说未见得更好。但是，毛泽东是肯定邓小平的，邓小平的重新出山，看来只是时间上的问题了。紧接着的这份《中央讨论文件》就是关于邓小平的（文件八）：

在这一份文件上，周恩来有很长的批示。周认为“邓小平已回到北京。为了在全国树立这样一位高级标兵，政治局认为需要中央作出一个决定，一直发到县团级党委”。周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在全国范围内恢复邓小平的声誉，以便他日后的工作开展。毛泽东批示：“同意。”

邓小平的复出，以及复出后的整顿工作，势必引起江青集团的强烈反对。1974年，毛泽东在长沙休养，江青派王洪文到长沙告状。并带来了“江青同志的三份材料”给毛泽东。毛泽东严厉地批评了王洪文：“你回去后要多找总理和剑英同志谈，不要跟江青搞在一起，你要注意他。”当晚，王洪文赶回北京，将碰了一鼻子灰的事告诉了江青。江青知道毛泽东发了大脾气了，只得向毛泽东写来了检查，表示“一切按主席的批指示办……改正自己的缺点和错误，决不能欠党和人民的帐，决不能给主席脸上抹灰”。并请毛泽东“释念”。毛泽东读罢江青的来信，批得很重，“人贵有自知之明”：

由“文件九”，毛泽东的这段批语，我们知道，毛泽东的眼疾有多么重了。老人家完全是凭着感觉写的，因而很多地方都是重叠的。毛泽东的批示内容是：“不要多露面，不要批文件，不要由你组阁（当后台老板）你积怨甚多。要团结多数。至嘱。”“人贵有自知之明。又及。”时间是1974年11月12日。

江青检查归检查，并没有怎么改。在文艺方面，江青以内行、专家自居，对所有八个样板戏以外的文艺作品，百般非难。对反映大庆人为改变我国缺油现状而英勇奋斗的故事片《创业》，罗列有十条罪名，不让通过发行。编著张天明忍无可忍之下，写了封信，托邓小平转呈毛泽东。毛泽东看后，有了下面的批示（“文件十”）。让今天的人们看着伤心的是，就是这样40个字的批示，毛泽东居然写了6张纸，而且多有重叠，多有重复。他是摸索着写完这样的一段话的：“此片无大错，建议通过发行。不要求全责备。而且罪名有十条之多，太过分了，不利调整党的文艺政策。”

1975年7月23日，毛泽东在医生的劝说下做了白内障摘除手术，这个批于25日的批示。就应该是毛泽东在眼睛复明后所做的第一个批文，有着特别的价值与意义。

到1976年，在周恩来去世后，江青觉得自己的机会来了，因而有的事做得更没了规矩。特别让毛泽东生气的是，1976年的3月2日，江青居然召集了十二省领导人会议，并发表讲话，以此显示周去世后她的地位。毛泽东知道这个情况后，很生气，颤抖着手写下了如下的话（“文件十一”）：

毛泽东写下这样的话，从内容的无力到手迹颤抖，显示的是一种日薄西山的苍凉之态。从“文件一”到“文件十一”，我们可以看出这十年文革对老人家的影响。当然，生命有一个自然的过程，但是，生命的衰老与精神力的同时丧失，表明毛泽东没有能力处理他身边的很多事情了，有的东西也就徒叹无奈了。

历史，有时候让我们心惊肉跳！

“被误解的马可波罗”

看安东尼奥尼晚年的影片《云上的日子》，我能够感受到他的痛苦，这位毕生在探究真相的导演，直到晚年仍无法释怀纠缠一生的困惑，对政治、人生、爱情，还有那些森林般生长在心灵边缘的欲望，他都设法通过影像加以探讨。

好奇是一个导演的天性，当1972年，整个中国推到他面前的时候，他的兴奋是显而易见的。今天，我们已很难了解当初中国政府选择他来中国的详细理由，也许意共左翼的背景是唯一的理由吧。

1972年，对中国来说意义非同寻常，和美国接触，以牵制苏联——在毛泽东的晚年清醒状态下做出唯一的一项划时代的决定后，周恩来抓住机会把中国推向世界。在首都机场，周恩来打破外交礼仪的陈规，撇开他的随从疾步迎向走下舷梯的尼克松，这次握手双方以跨越太平洋和飞越四十年来概括。这一年，乔冠华在联合国的笑声被西方誉为“震碎了议会大厅的玻璃”。

而正是这一年春天，安东尼奥尼接到了来自中国的邀请，通过一位政治立场接近的西方著名导演拍摄的关于中国的纪录片介绍中国。对于周恩来来说，就像乒乓球外交一样，是当时政治步骤的一招。可惜，安东尼奥尼“辜负”了中国人民的期望。《中国》的首播权被美国广播公司购买，率先在电视上与美国人见面，并被评为1973年在美上映的“十佳纪录片”之一，总统尼克松据说两次调看此片。不过后来的结果超出了安东尼奥尼的控制范围，台湾电视台多次播放此片，以此作为反共的重要教材，这一切激起中国政府的强烈愤慨，《中国》被定性为“一个公开反华、反共、反革命的作品，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的阴谋”。

1974年，围绕纪录片《中国》，发生了许多戏剧性的事件，几乎酿成政治事件和外交事件。这一年，作为威尼斯艺术双年展的一个重要活动计划之一，《中国》被安排到凤凰剧院上映，惊动了包括中国和意大利两国的外交官员，来自中国政府的抗议使得意大利政府极为惶恐，虽然极力阻止这部影片上映，当仍然没能如愿，超越政治的艺术节还是促成了影片的公映。多年以后，一位意大利电影评论家阿贝尔托，埃科这样写道：“焦虑不安的安东尼奥尼再次忍受着他的非常个人的自相矛盾的戏剧性事件带给他的痛苦——这位怀着爱慕和尊敬之情前往中国的反法西斯主义艺术家，发现自己被指责为受苏联修正主义和美帝国主义雇用的法西斯主义反动文艺家，引起八亿人民的憎恨。”不知道安东尼奥尼是否知晓，更强大的舆论压力则来自中国国内，这一年，从中国的权威报纸《人民日报》到各地报刊，一场铺天盖地的大批判席卷全国，人民文学出版社还特地结集部分文章出版，题为《中国人民不可侮》。

意大利评论家将安东尼奥尼比喻为“被误解的马可波罗”，和一千多年前的马可波罗把中国描绘成人类的天堂一样，安东尼奥尼同样是怀着好奇和热忱来到中国的，在埃科看来，“那些在电视上看到这部片子的人记得，这部片子从一开始就怀着热忱投入到中国的大事中去了，电视的正义之举最终向数百万观众展示了一个实在的中国，一个摆脱了西方宣传模式的充满人性和祥和的中国，尽管中方指责这部影片充满不可理喻的敌意，是对中国人民的侮辱。”这种误解是根深蒂固的，作为一个享誉世界的现代主义电影大师，一位对西方现代工业深怀质疑的艺术家，他眼里的中国显然具有一种人类标本的意义。“人总是放在第一位”

在片子的开头，安东尼奥尼这样概述他见到的中国：“中国正在打开大门，但仍然是一个陌生的世界，大部分地方仍然不得而知，我们到这里只是瞧一眼而已。正如中国的一句古话所说，画虎画皮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安东尼奥尼的低调可见一斑，他只是透过镜头“观察中国人的面目、姿态和习惯”。他和摄制组一行9人在北京、南京、上海、苏州和河南林县农村待了22天，拍了这部长达三个半小时的纪录电影。关于《中国》的主题，安东尼奥尼后来是这样解释的：“这部影片的主题是‘人’。我们进入中国，就是记录那里的人的生活和精神面貌，然后才是这些人背后的政治和经济制度。我尽量去攫取的正是中国工农的日常生活状态。在我的影片中，人总是放在第一位。”

在中国的政治中心——北京天安门，镜头里出现的是衣着单一朴实的青年女子，一位神清气闲的长者在打太极拳，人们在王府井路旁歇息，长城上是写生的学生，天坛上游人如织，北京的日常生活恬淡而悠闲；在上海，拥挤的马路上人们被电影的摄影机所吸引，表情好奇而惶恐，这组著名的长镜头记录了马路上的行人、茶馆里的饮茶、饭馆的吃相，安东尼奥尼的摄影机随扬子江水，缓缓流动着，静静捕捉着河岸及船家人的生活。解说词惜墨如金，背景音乐是铿锵激昂的样板戏，提示着很强的时代感，安东尼奥尼的影像本身在深刻地传达人和时代的关系，传达那种蕴藏在平静表面下的神秘和力量。

在苏州的一家叫做复兴回民面店，据称这是整个城市最好的一家饭店，安东尼奥尼的镜头里是：吃面，抹嘴、抽烟、老人喂孩子，在解说里，他平静地说：“他们的生活条件与我们的相差如此之远，使我们感到惊奇。”惊奇之余，安东尼奥尼试图为他在中国所看到的一切找到一种富有意义的关系。比如，传统和现实，比如生与死，比如动与静。

在观察中国传统针刺麻醉的段落中，安东尼奥尼不惜笔墨，详尽纪录了整个治疗过程，他特地用了几个他喜欢的带关系的长镜头把针刺麻醉这门传统的医术与医院环境的关系；与接受麻醉的人的关系微妙地建立起来。这显然已不仅仅是对一项神秘的东方医术的展示，而把这项古老的医术与现代中国人生活联系了起来。

在上海城隍庙的段落中，安东尼奥尼把他的形式风格——环境与人的关系进行了充分的发挥。茶、茶楼、老人这些象征传统的元素，与毛泽东画像、宣传画、样板戏音乐这些充满时代感的元素完整地结合在一起，创造出神秘、而又不失快乐的气氛。在安东尼奥尼眼里：“这里的气氛稀奇古怪，怀念和欢乐交织在一起，既怀想过去，又忠于现在。”也许，这就是安东尼奥尼理解的中国。

在拍摄以建造红旗渠著名的河南林县时，安东尼奥尼进入了一个事先没有得到通知的小山村。在他眼里，这只是一个“荒凉和被抛弃的村落”，摄影机随意地在这个山村中游荡着，村民们紧张地纷纷躲避着镜头，可又抑制不住好奇心。安东尼奥尼的镜头始终对准这些村民们的四处躲避，隐藏可又抑制不住好奇心的脸。安东尼奥尼试图让自己，或者说让那些不了解中国的西方人，从这些生动的面孔后面看到一个真实的中国。通过村民们初次面对西方人的行为和表情，安东尼奥尼这样阐述他对这里的认识：“这里的人很少离婚，因为夫妻很少吵架”，“由于中国人的贞节和谨慎，使人几乎觉察不到他们的感情和痛苦。”安东尼奥尼是凭着直觉和好奇在拍摄，他几乎不放过任何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细节，他本能地躲避来自官方的安排和宣传，希望走进角落和背面，这成为后来中国人耿耿于怀的最主要的一点。“我只能注视而不能在深层次上阐释”

1974年1月，也就是影片公映的第二年，针对《中国》的批判文章大量地被发表出来。批判的主要观点是：丑化社会主义新中国，侮辱中国人民，诽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方面，影片所具有的冷静旁观的气质，与当时中国新闻纪录电影的面貌大相径庭。这个差异不仅表现在形式技巧上，更体现在对纪录电影功能的认识上；而另一方面，针对《中国》的批判，也成为当时党内斗争在文艺界的反应。

误解深刻而难以调和，埃科这样总结了安东尼奥尼的观察：“这是一个博大而又不被人了解的国度，我只能注视而不能在深层次上阐释。我只知道这个国家长期浸淫在不公正的封建环境里，如今我看到新的公正通过日常斗争开始产生。在西方人的眼里，这种公正或许显得散漫和清贫。但是这种贫困造就了尊严生存的可能，它恢复了一种平静的、比我们更具人性的人的本身，有时它接近我们所向往的宁静，与自然界和谐相处，人与人之间的亲情、顽强地创造力。这种创造力以简单的方式在通常认为是贪婪的领域里解决了财富再分配的问题。我对中国人像西方人那样搞工业的事例并不感兴趣。我知道他们有原子弹，但是，我似乎更有兴趣向你们展示他们在互相尊重的工作环境下，如何用一些简单的材料建造工厂、医院或者儿童保育中心。我想告诉你那些工作需要付出多少悲伤和汗水，并且告诉你快乐的范畴——与我们不同——那里能够包容一切，大概那种快乐也是属于我们的。”这种带有辩护性质的总结对当时的中国人来说，显然是过于高深和不可理喻。要知道，就在安东尼奥尼拍摄中国的时候，苏联国内正在放映一部利用各种素材编辑的电视纪录片《黑夜笼罩着中国》，对中国进行不怀好意的诋毁。中国人无法心平气和地对待一切来自敌对阵营的批评。

今天再来翻看当时对安东尼奥尼的大批判文字，总让人忍俊不止，南京长江大桥管理处的一位工作人员在回忆拍摄这座令当时中国人无比自豪的大桥的经历时说：“我们向他介绍情况，他不耐烦；为他准备的高架车，他不使用。他乘坐汽艇在大桥的江面上转了两圈不拍摄，却要求把汽艇开到远离大桥的下游去，故意从很坏的角度拍了几个镜头，把一座雄伟的现代化桥梁拍得歪歪斜斜，摇摇晃晃；更卑鄙的是插入一个在桥下晾衣服的镜头加以丑化”。闻名中外的红旗渠在影片里只是一掠而过，既看不到“人造天河”的雄姿，也看不到林县山河重新安排后的兴旺景象，银幕上不厌其烦地呈现出来的是零落的田地、孤独的老人、疲乏的牲口、破陋的房舍。1974年1月30日的《人民日报》发表的社论《恶毒的用心，卑劣的手法》，从动机和艺术手法方面这样抨击安东尼奥尼：“为了诋毁中国革命，攻击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在影片中对中国人民的精神面貌进行了令人不能容忍的丑化”，影片导演“把中国人民描绘成愚昧无知，与世隔绝，愁眉苦脸，无精打采，不讲卫生，爱吃好喝，浑浑噩噩的人群”，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在拍摄手法上极其反动和恶劣，“在镜头的取舍和处理方面，凡是好的、新的、进步的，他一律不拍或少拍，或者当时做样子拍了一些，最后又把它剪掉；而差的、落后的场面，他就抓住不放，大拍特拍”。面对上海这样一座“工业化的大城市”，安东尼奥尼企图诬蔑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明明上海有许多现代化的大型企业，影片摄制者却视而不见，而专门搜集设备简陋、手工操作的零乱镜头。明明黄浦江边矗立着能制造万吨轮的造船厂，江上停泊着我国的远洋轮，而在安东尼奥尼的镜头下，黄浦江里的大货船都是外国的，小木船是中国的。这显然是在全盘否定和抹杀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各条战线取得的伟大成就，企图使人相信今天的社会主义新中国同往昔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几乎没有什么两样。”

今天的人们已经丝毫不会怀疑安东尼奥尼的艺术动机——想方设法走向真实。这是一个艺术家应有的本能，安东尼奥尼只是在用他的角度和方式观察中国、表现中国而已，看他的影片，我总是心存感激，感激他为那时的中国留下了另一个角度的记录，可以让我们的后代窥见我们祖先曾经生活的时代。那是人类二十世纪硕果仅存的一个标本，没有人预感到仅过几年，中国将发生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而且这种变化将深刻影响人类文明的进程。

安东尼奥尼《中国》：32年之后的理解和宽容

安东尼奥尼导演的纪录片《中国》在“imdb”和“豆瓣”上的评分均为7.3，比同是他作品的《云上的日子》，都要高出近1分。后者因为有让·雷诺、苏菲·玛索、约翰·马尔科维奇等一众明星的加盟，以及笔记体叙事模式，被如今的文青当做电影宝典之一。不过，令人大跌眼镜的是，和《云上的日子》拥有数千投票评分相比，《中国》在imdb上只有26人参与投票，可见这部影片对于大多数观众而言，只是久闻其名而已。

而且，直到西方公映32年后的2004年，《中国》才在中国第一次公开放映——或许这正是理解和宽容需要的时间。此时的安东尼奥尼已经瘫痪10年，无法再来中国了。2007年，安东尼奥尼在罗马病逝，享年94岁。

我用形象思考中国

米开朗基罗·安东尼奥尼是意大利现代主义电影导演，也是公认在电影美学上最有影响力的导演之一。上世纪70年代，60岁的安东尼奥尼对“红色中国”充满了浪漫的向往。在自传中，他这样描述对中国的想象：“我用形象思考，而我脑中的形象主要是带有童话色彩的：黄河，有很多盐，家和路都是用盐做成，一片雪白的沙漠，还有其他沙漠，动物形状的山峰，穿着童话般服装的农民。”

纪录片《中国》的素材有3万米之多。安东尼奥尼最后剪辑成的影片超过3小时40分钟，用去的素材只是其中的1万多米。其余的素材至今留在意大利，静静地背负着一个时代的影像和激情——西方人曾经的眼光，中国人的过往，还有电影大师挥之不去的激情和记忆。

1972年5月，安东尼奥尼和他的摄制组接受中国政府邀请，拍摄一部关于中国的纪录片。他终于有了和中国近距离接触的机会，纪录片《中国》因此诞生。只是直到安东尼奥尼去世前，《中国》才在中国正式公映。2004年11月25日，在《中国》首映的30多年多后，北京电影学院举办的安东尼奥尼贡献影展之上，这部纪录片第一次在中国公映。好与坏，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安东尼奥尼以现实主义电影大师的眼光，为中国留下的珍贵影像，却是留给生活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的我们最好的礼物。“先准备理解，再拍摄”

按照安东尼奥尼的设想，《中国》是一部不带教育意图的政治纪录片：“我是个观众，一个带着摄影机的旅游者。”

在他看来，中国是一个巨大的不为人知的国家。这样的认知差不多代表当时西方世界对中国的看法——中国就像一只睡狮般神秘莫测。安东尼奥尼曾这样描述他拍摄《中国》的初衷：在这个国家中，我知道人民以前生活在极其不公正的封建统治下，而1972年的今天，他们在一天一天地努力建立一种新的公正。在西方人眼中，这种公正看上去似乎是种普遍的贫穷，但这种贫穷决定了一种有骨气的生存的可能性，使人变得祥和，比我们更富有人性，甚至更接近我们的人文主义理想。

香港是安东尼奥尼1972年到达中国的“跳板”。在罗湖口岸，摄影师卢奇亚诺·都沃里正要拍摄，因为眼前的景象在他看来充满寓意：一座普通的木桥连接两岸，一边是英国人，另一边是中国士兵。卢奇亚诺回忆说，我们到了桥这边，我扛起机器，装上胶片，刚想开始拍，安东尼奥尼说：“不，不要拍”。我问为什么不拍，他说：“我们先理解，先准备理解，然后我们再拍”。

中国之行也是蜜月之旅

安东尼奥尼拍摄《中国》时的助手和女友，后来成为他太太的恩丽卡，比安东尼奥尼小大约40岁。她回忆了19岁的她和安东尼奥尼在中国的日子。

恩丽卡回忆说，中国之行也算她和安东尼奥尼的蜜月之旅。安东尼奥尼对大家说，每个人都有自己心中的中国，“他说，我没有兴趣听别人说中国，我想带着我的摄影机走走，让我自己看。”

1972年5月，安东尼奥尼和他的摄制组来到中国，在22天的时间里，他们匆勿赶往北京、林县、南京、苏州、上海等地。包括天安门、红旗渠在内的中国地标，都“走”进了他的镜头。林县红旗渠是安东尼奥尼的拍摄地点之一，这个人力创造的奇迹直到今天依然令人惊叹。但在到达林县的第二天，安东尼奥尼发现，他昨天所看到的村庄已经被粉刷一新。于是，他断然停止了当天的拍摄。安东尼奥尼非常吃惊，他说：“对不起，我不能拍了。”对于安东尼奥尼来说，眼前发生的一切是一场闹剧，《中国》摄影师卢奇亚诺说，“可怜他们工作一个晚上，让村庄焕然一新。但是我们不想改变什么，我们只想成为1972年中国的见证人，我觉得我们做得不错。”“恶毒透顶”的罪状

不过，上世纪70年代《中国》在西方公映时，批评声却响成一片。“丑化中国”和“美化中国”的批评几乎以1：1的阵势向安东尼奥尼扑来，没有人买他的账。恩丽卡回忆说：“当这部电影在威尼斯同观众见面之后，好像米开朗基罗在离开电影院的时候，还和一些中国人打了起来，他对这种行为很不理解。”

更糟糕的是，在中国国内，《中国》被扣上了“反华”的帽子，批判的声势比西方更加浩大。直到2004年，拍摄已经超过30年的《中国》，始终不曾在中国国内公映，成了安东尼奥尼的心结。

安东尼奥尼“恶毒透顶”的表现之一是配乐的“别有用心”。当样板戏《龙江颂》中“抬起头，挺胸膛”的音乐响起时，画面上出现的却是养猪场的画面。当时的批评文章认为，这是蓄意污蔑革命样板戏，攻击中国的文艺革命。

摄影师卢奇亚诺回忆说，“当时无论在哪里，总是时不时地听到一个声音在唱，大喇叭里总是传来这些歌曲。我们拍摄时并不知道那些歌在唱什么。”猪圈在摄制组看来，代表了巨大的变化，“他们带我们拍摄了养殖场的猪圈，我拍了。拍摄的同时，大喇叭里播着响亮的歌曲，影片就是这样剪辑完成的。我们后来才知道那首歌说的是‘中国人民昂起头’，我们应该删掉它，可是我们并不知道。这种对立冲突由此产生了非常大的危害。仿佛我们在藐视中国人民。”

不安的面孔让西方人反思

摄影师卢奇亚诺印象里拍摄《中国》时，遭遇的惊奇的注视、不安的躲避，如今依旧能在影片中找到痕迹。恩丽卡和摄影师卢奇亚诺回忆中，在那时中国人的眼里，他们这些大眼睛、高鼻梁、白皮肤的卷发外国人，言谈举止实在夸张。“镜头前的中国人质朴礼貌，甚至担心走开会是一种冒犯，所以在镜头前能熬就熬，常常僵硬如石头一般一动不动。”不过，重要的是，安东尼奥尼一行从中国人眼中读到了很多东西，却从未看到敌意。

任村是安东尼奥尼去红旗渠的路上经过的一个普通村庄。安东尼奥尼不顾陪同人员的反对，坚持下车拍摄。然而这一次，村庄里那些惊奇不安的中国面孔，却引发了安东尼奥尼对自己这种拍摄方式的反思。

在影片中，安东尼奥尼有一段内心独白，“这些中国人从没见过一个西方人，他们走到门口，既惊讶、又害羞和好奇，想多看我们几眼的愿望如此强烈。我们继续拍摄，但很快就意识到，外国人和‘怪物’正是我们，我们自以为是在镜头这一边的人。我们对他们来说仍是不明物体，也许还有一点可笑，这是对我们身为欧洲人的自豪的一盆冷水。”

许世友为何坚持带枪进京吊唁毛泽东：防止被抓

1976年5月以后，毛泽东就没有在公开场合露面。这时的他已重病缠身，病情和抢救情况都被限制在一个极小的范围内。身为政治局委员的许世友，因人在外地，一点儿也不知内情。

9月9日凌晨，许司令在广州接到了中共中央关于毛泽东逝世的通知，同时召他立即进京。

韦国清同志和许司令一起乘坐专机飞往北京。这两位老将军进入机舱，落座良久，专机还不起飞。

许司令叫秘书去问，回答说天气不好；再问，还说天气不好。第三次问，机长才道出真情：“中央有指示，不准带枪进京。”“妈的，你问是哪个王八蛋的指示？”许司令勃然大怒，“叫他发电报来！”“对！你问是哪个王八蛋的指示”，韦国清也火了，“叫他发电报来！”最后，电报没发来，专机也起飞了。

许司令真的带了一支美式五星左轮手枪。这支枪还是从国民党一个军长手里缴来的，被许司令视为心爱之物，整天别在腰上，枪不离人，人不离枪，走到哪里带到哪里。

专机在南苑机场降落，许司令先去西山见了叶帅，谈了话，才回京西宾馆住下。听说有很多老同志住在301医院，他前去看望，并告诉他们，江青那帮人都到了北京。“你们要注意，‘四人帮’通知开会不能去，去了可能把你们都抓起来，要你们的命！”许司令拍了拍腰上别的五星左轮说，“我带了枪，他们要抓我，我就开枪，打死一个够本，打死两个赚一个！追悼会开过了，我就回广州，不在这危险的地方。”

听许司令这一说，王震、韩先楚、皮定均等老同志也都要准备防身武器，并且约定，如叫开会，先请示老帅，老帅不表态，都不去。

毛泽东的灵堂设在人民大会堂，由政治局委员轮流守灵。轮到许司令时，灵堂门口的卫兵把他挡住了。卫兵给许司令敬了个礼：“首长，您带枪了？”

许司令给卫兵还了个礼：“我怎么不能带枪？”

卫兵说：“首长，这里有规定，进去不能带枪。”

许司令问：“谁规定的？”

卫兵答：“中央规定的。”“我是政治局委员，我怎么不知道？”许司令虎着一张黑脸，边说边往里走，卫兵没有一个敢伸手阻拦。

在所有进入毛泽东灵堂的党政军领导中，身上带枪的恐怕只有许司令一个人。

毛泽东对邓，华，江，等人的精确预测

1、关于邓小平的评论：毛泽东说：“小平看不起那些人，我在还可以，我死了，谁也压不住他。他这个人对三自一包那些东西还是有感情的，对走资派恨不起来。”

当问起毛泽东同越共中央第一书记黎笋说邓小平是少壮派是否有意传位给邓时，毛泽东说：他只要表态对文革有个基本认识，就不能动。

你们这些人加起来也比不了他，他不是总理和老总，不妥协，不认输，外面是××壳，里面是钢铁公司。你们不了解他，我是知道的。

2、关于华国锋：毛泽东说：“华是一个老实人，可是老实也就是没用。他上来的好处是中间派，既不会左，也不会右，也容易被各方面接受。不过现在还不是时候，都要看。这件事不要和江青他们讲，也不要让华知道。”

3、关于江青、张春桥、王洪文：毛泽东说：江青这个人得罪人太多，容易把人推到墙角里去，逼得人家造反。我看我要死了她是不好办的，人家都是敷衍她，不买她的账嘛。我就教育她要她团结大多数，她是不会听的。尼克松奉承我说我的东西改造了世界，我说就改变了北京附近的几个地方。现在看连自己的老婆都没有改变，还谈什么改变世界呢？她也不是一无是处，优点是反潮流，敢想敢干。

春桥是思想家，比陈伯达强，他的特点是肯于动脑筋，弱点是经济上不行，在军队里面也没有威望，剑英和许世友也是看我的面子。

王洪文当时提的快了，没有考虑好，这是我的错误。此人没有经历过风雨，以后恐怕要补课。

4、关于叶剑英：毛泽东说：“剑英不说硬话，这点他们几个都不行。他是大事不糊涂，小平就是小事也不糊涂，你们比得了吗？他现在是不说话，实际已经被小平招安了。说是党指挥枪，可是党也要具体的人出来，否则，怎么指挥？他这个人不看文件，文件还都不是放空炮？戚夫人说给汉高祖四句话：鸿鹄高飞，一举千里，羽翼已就，横绝四海。你们知道是什么意思吗？”

5、关于身后中国的情况：毛泽东说：“还是我的那八个字：卫星上天，红旗落地。”

“牛棚”回忆录

文化大革命时期，有很多老干部、知识分子以及无辜的人民群众遭到迫害，被强加上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反革命分子、叛徒、特务等莫须有罪名，这些人被统称为“牛鬼蛇神”。

各个基层单位常常私设监狱，不经任何法律程序便剥夺“牛鬼蛇神”们的人身自由，不允许他们回家，关押在单位里，接受批斗，强制进行劳动改造。

一般单位都把揪出来的人关押在汽车库，仓库等地方。因为这些地方不是公检法管的而且条件恶劣。是关“牛鬼蛇神”的地方，大家顺嘴称之为“牛棚”。文革中各单位可以自己设监狱关人，现在的年轻人可能都不会相信。

内蒙古电力建设公司的牛棚设在406工地的一排废旧的汽车库里。那里本是工地堆放材料的仓库。这一排简陋的车库因年久失修，早已破旧不堪，根本不适合住人。群众专政指挥部认为把它用来关“牛鬼蛇神”最合适，于是就改造成了“牛棚”。

我那时还在土建工地木工班劳动，一天下午，工地通知我们班出几个人去汽车库钉制床铺，我们拉了一大车木料赶往汽车库，按群专头头的授意，我们先用木头方子搭建框架，然后在车库里顺东西方向用木板钉了一大溜通铺。通铺很低，几乎是贴着地面的。我们开始时并不知道这里是要住人的，直以为上面要摆放货物。

我由此深刻地理解了唐朝酷吏来俊臣“请君入瓮”的故事，因为第二天，群专的头头就让我搬着行李来此居住了。

牛棚里没有窗户，一但把门关上里面就漆黑一团。因为见不到阳光，自然就阴暗潮湿，被子潮的可以挤出水来，却又不让们晾晒，我的关节炎就是那时留下来的。

牛棚里白天苍蝇成群，夜里蚊子成堆。每个人都被咬得遗体鳞伤，奇痒难忍。

每天早晨我们早早就起床了，洗漱、叠被。监管我们的是几个刚退伍的小兵，要求我们要把行李叠的像豆腐块一样齐整，有几位老同志怎么也叠不方正，遭到了士兵的痛殴，后来这几位老同志每天天不亮就开始起床，颤颤巍巍，摇摇晃晃地摆弄自己的被子。

黑监狱每天都有人按时分配饭食，但毫无营养，难以下咽。每天有早、中、晚三顿饭，早上是稀饭，中午和晚上都是窝头和咸菜。

每天我们抓紧时间吃完早饭，就开始朗读《毛主席语录》，唱红歌。我现在不能听红歌，一听红歌就浑身哆嗦，就是那时留下的毛病。

背语录、唱红歌大约半个多小时，然后就开时下工地劳动了，我们干的是工地上最苦最累的活，比如用排子车往工地上送料，拉的多半是金属材料，工地上又没有好路，牛鬼蛇神又大多年老力衰，累的汗流浃背。夏天，稍稍在阴凉处躲一会，监管人员就会骂骂咧咧，要不就把土坷垃甩过来了。有一次一个留美的老专家说：我们都比你们的父母都要大，你就可怜可怜我们吧……

就在那一年，锅炉房的一台设备基础在浇筑过程中跑浆了，模板拆除后发现了蜂窝与孔洞，质检员判定不合格，需要破坏后重新浇筑，这样又苦又累的活儿自然落到了我们的身上，记得我们用铁钎和大锤往下凿混凝土时，虎口都被震得流血。

有一天，我扶着铁钎，由一个士兵抡来铁锤，突然士兵的铁锤打偏了，一下打到我的手上。我感到钻心的疼痛，手一松铁钎就砸入我的小腿，伤口的血顿时往外喷射。我痛得卧地不起。由难友扶我去工地医务室急救。医生检查后说幸好没打断腿骨。医生把我的伤口用消炎粉简单包扎一下，既不打破伤风针，也不给止痛药就让我返回“牛棚”。我伤口整整痛了一个星期，晚上躺在稻草铺的地铺上，痛得无法合眼。第二天一早我一圈一拐地照常出工，不得休息。在“牛棚”里，监管人员是不把我们当人看待的，至今我的左边小腿上还留下一个深凹的疤痕。这是终身无法磨灭的印记。

在监管人员的面前，我们没有丝毫的做人的尊严，在走到他们不到十米远的地方，必须要喊报告，说话时必须先要加上：牛鬼×××向您报告……！他们训斥我们时，不许我们抬头，这已经是金科玉律。但是对方一张口，就先要来一句“国骂”，除了说“他妈的”以外，还说“你这混蛋！”、“你这王八蛋！”等等，用词丰富多彩。如果哪天哪个监管人员不张嘴骂人，我们反而觉得非常不适应，感觉非常不舒服了。

凡是“罪恶深重”的“牛鬼蛇神”，只有白天劳动时才准许他摘下牌子，但劳动一结束，十几公斤重的牌子必须重新挂回脖子上。时时等着接受批斗。由于体力耗费太大，这些人每晚躺在床上，连身都不能翻，痛得无法入睡。

天天晚上入睡前都要点名，我至今难以忘记的是邱书记，邱莱，一个1938年参加革命的老干部。每次点名，他都能听到自己的名字。此时就从屋中木板上传出来一声：“到！”声音微弱、颤抖、苍老、凄凉。我每次都想哭上一场。这声音震动了我的灵魂！

记得邱书记又一次病了，好几天没吃饭，家里给送来半饭盒饺子，监管人员说怕里面夹着情报，把饺子都用筷子捅了个稀巴烂。后来他用开水把饺子泡着吃了。

那时，“牛鬼”们最害怕的是审讯，因为许多事情，即便你浑身是嘴也说不清楚：

有一个“牛鬼”在审讯时，被打的无奈，胡乱交代说，发报机就藏在家里的炕沿底下，群专人员派人去他家收藏，好多人拿着大洋镐，把屋里砖地、门外的台阶连屋顶全刨了。还拿刀把沙发全捅破，说找武器。不幸，就在他家的当地，并排挖出了两口棺材。因为包头干燥，死者面部竟栩栩如生。家属院过去是一片坟地，你说今后这家如何住人？

王总家里床板上有两个洞，是家里的旧床，从来没想过这两个洞哪来的，群专的人硬说是子弹打的枪眼儿，向他要枪，要子弹，把王总吓得半死。

还有个李总喜欢鼓捣无线电，自己装过电子管收音机，群专的人非要让他交出发报机，为此他没有吃苦头，家里的火炕都被刨了，也没有找到发报机。

赵工的母亲是民国初年人，家里还保留出嫁时的满族衣服，群专说他时时在准备封建主义复辟，赵工冤枉地说：即便复辟了，满清女人的衣服还能穿吗？

犯了错误，跪在毛主席像前请罪也是常有的事情，如果请罪请的不好，管教干部就要把你带到旁边的小屋去“上小课”，“吃小灶”。“吃小灶”就是几个监管人员围着你打，我亲眼见一名“牛鬼”反抗管理，被打得满身、满脸是血。常常半夜里能听到旁边小屋里传出的凄惨的叫声，但是更多的人选择沉默。

我们经常偷偷地观察监管人员穿的鞋子，如果穿的是翻毛皮鞋，和他说话一定要小心翼翼，我见过一个不听话的牛鬼被监管踢得遍体鳞伤。

文革中每个单位都有牛棚。几乎每个单位都死人，上吊的、割腕的、喝药的、投水的，五花八门。不信回家问问你家里的长辈，问问左邻右舍的老人。

内蒙古电力建设公司焊接队的小伙子刘光明就被逼“自绝于人民”。死时才刚满20岁。

牛棚是一个沉重的话题，沉重得每次回忆都撕心裂肺般疼痛。年轻人，你们是幸福的，你们的青春成长在政治开明的胡温新政时代，你们可以任意挥霍你们的自由，甚至可以开口骂邓小平等坚持改革的领导人，当年我们对毛泽东“三忠于”“四无限”稍不到位，那可是要付出家破人亡的代价啊。

第二章　历史回忆

1973年邓小平为何拒绝执行毛泽东“最高指示”？

据相关资料记载，1973年初，毛泽东决定重新启用“文革”中已被打倒的邓小平之后，曾随手写下了“三多一少”这四个字，并向身边工作人员解释说：周恩来应多休息，邓小平应多工作，王洪文应多学习，江青应少说话。可以说，这“三多一少”也是当年毛泽东为稳定中国政局的最大心愿。

然而，历史总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即使是毛泽东这样伟大的战略家也是如此，因为他所期望的“三多一少”这四个人中一个也没有做到。所不同的是，前两位是无法做到，后两位却是不愿做到。

周恩来无法休息

周恩来是在1972年初的一次常规尿检中被发现有癌细胞从而被确诊为膀胱癌的。据医疗专家介绍，这种病是比较能医治和好控制的，只是在过度劳累的情况下容易复发。然而，林彪事件后，大量党和国家的繁杂工作，国务活动和军事战备，“文革”中的无理纠缠等等一股脑儿地压到周恩来的肩上，他哪能不劳累呢？

作为一个年逾古稀的高龄老人，在病魔和繁重工作的双重夹击下，周恩来的病情自然会不断加重。邓小平复出以后，周恩来当然比谁都高兴：他清楚邓小平的才干，他更了解邓小平的施政方略。因此，周恩来在一次接见外宾的时候曾说：“现在，副总理（指邓小平）已全面负起责任来了，我的主要任务是休息。”

可是，树欲静而风不止。毛泽东、周恩来期望的休息实际上周恩来是无法实现的。

一是“四人帮”早就把周恩来视为他们夺权的最大障碍。林彪事件后，以江青为代表的“四人帮”满以为是他们在中国政坛上登顶夺权的最佳时机，没想到毛泽东在周恩来的支持下把邓小平从江西召回来担任副总理，而且很快便安排了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政治局常委以及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职务。明眼人一见就知，对邓小平的这一安排是毛泽东百年之后的影子格局。江青等人对这样的安排真可谓是恨之入骨，他们对毛泽东无可奈何，而周恩来、邓小平却是他们发泄怨恨的对象，也是他们要打倒的对象。于是，“风庆轮事件”、“蜗牛事件”，外交部“153号简报事件”等等一个接着一个。“四人帮”的目标很明确，利用这些所谓问题整倒周恩来，即使整不倒，也要把他累倒、折磨倒。在中美“乒乓外交”时，周恩来要代表中国政府与美国的基辛格谈判。在谈判中，周恩来出于礼节的需要，无法考虑那些无所谓的细节。“四人帮”却听到风就是雨，无限上纲地向毛泽东打小报告，告黑状，于是，中美会谈中，周恩来犯了投降主义的大帽子就戴到了他的头上。这样，也就引发了毛泽东对周恩来的不满。于是，“四人帮”便在毛泽东的支持下于1973年年底至1974年年初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开展对周恩来的批判。这次批判整整持续了两个多星期。“四人帮”批判周恩来在对美谈判中犯了投降主义错误之后，毛泽东在一次评《水浒传》中说，“《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宋江接受朝廷招安，搞投降，做反面教材”。于是，文痞姚文元立即借题发挥，将毛泽东的话批发全国，在全国展开评《水浒》批宋江、批投降主义的运动。以致周恩来在一次进入手术室前，还大声疾呼：“我是忠于祖国，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四人帮”还利用在林彪的住处发现有许多孔子言论，发起“批林批孔”运动，他们也把“孔”影射为周恩来：周恩来读过孔子的书，孔子做过鲁国的宰相，宰相就相当于现在的总理。

后来，光影射周恩来还觉得不过瘾，江青、张春桥等干脆在全国掀起了“批林批孔批周公”的狂潮。

周恩来，一位年逾古稀的重症病人，他要维持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他要和“四人帮”周旋，他要支持邓小平工作，许多事还要灵活掌握毛泽东的意图。他还怎么休息呢？

到了1974年11月下旬，四届人大即将召开。原先由于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周恩来已经三四次准备四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结果都被迫流产。这时，毛泽东提出“以安定团结为好”，一再耽搁的四届人大还是被提上了国家议事日程。这又是“四人帮”企图上台掌权的最好机会，他们是万万不能放过的。“四人帮”的目的是江青在毛泽东百年之后任党中央主席，王洪文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以便在88岁高龄的朱德谢世后取而代之，让张春桥当国务院总理。在这样一个险恶的政治背景下，周恩来、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等一大批党内健康力量当然不能袖手旁观。叶剑英首先考虑到，关于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只有请周恩来出山到长沙去和在那里的毛泽东当面商谈才能定夺，或者更准确点说，才能挫败“四人帮”以他们为主的组阁阴谋。因为只有周恩来才最了解毛泽东，也最能领会毛泽东的意图。但是，周恩来的病势已经很沉重，他还能不能离开医院远行呢？叶剑英通过和周恩来的保健医生张佐良联系和了解，最后仍然忍痛让周恩来乘专机飞一趟长沙。与以往不同的是，过去只带随行人员外出的周恩来这次还带了协和医院心脏内科专家方圻教授和秘尿科主任吴德诚教授以及他自己的保健医生张佐良、保健护士许奉生等人。连氧气瓶等一些急救器械及药品也捎带上了飞机。叶剑英还当面交代周恩来的随行医护人员：“一定要让总理安全地返回北京。”可见当时周恩来的病势已经严重到何等程度！但是，他为了我们这个多灾多难的国家，仍然把自己的生命安危置之度外，义无反顾地最后一次乘上飞机飞赴长沙。

据相关资料记载，仅从1974年1月到周恩来住院的6月1日这5个月时间内，周恩来除了几次病重不得不卧床之外，其工作时间达139天。每天工作12—14个小时的有9天，工作14—18个小时的有74天，工作超过18个小时的有38天，工作24小时的有5天，还有一次他整整连续工作了30多个小时不得休息。

是啊，在那样一个全国都乱的非常时期，周恩来哪能安安稳稳地休息养病呢？

邓小平不好工作

林彪事件发生后，毛泽东就大病了一场：因为这一突如其来的打击对他来说就等于从理论到实践都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失败。这时，已年近八旬的毛泽东不得不考虑自己身后由谁来治理中国这么一个大的国家：周恩来重病缠身，王洪文资历太浅，其他在中央高层工作的人员中当时似乎还没有进入毛泽东选择接班人的视野。然而，毛泽东毕竟是位伟大的政治家，他在国运维艰时想到了已经“流放”到江西的“开国重臣”邓小平。

据毛泽东的俄文翻译师哲回忆，早在1957年毛泽东第二次访问苏联时，当赫鲁晓夫问他：“毛泽东同志，我们苏联在斯大林去世后，新的领导人已经平稳的接了班，你今年已经是60多岁的人了，不知道你的接班人考虑好了没有？”毛泽东当即回答说：“这个问题我们早就解决了。”赫鲁晓夫就问：“你身后是谁？”“是刘少奇。”“刘少奇之后呢？”“是邓小平。”“邓小平之后呢？”“那我就不管了。”毛泽东说罢哈哈大笑。

这一历史事实说明早在1957年，毛泽东就已十分器重邓小平的政治魄力和治国才干了。因此，他在1972年初的陈毅追悼会上就透出风来说：“邓小平与刘少奇是有区别的，是人民内部矛盾。”在场的周恩来一听马上暗示陈毅夫人张茜把这一信息传出去，为邓小平复出造舆论。不久，邓小平就被毛泽东“请”了回来。他还一再说邓小平“绵里藏针，人才难得”，并希望他多做工作。

毛泽东在观察和考验了一段邓小平之后，决定对他委以重任，亲自提议让邓小平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军委委员。这就体现了毛泽东对未来中国政坛人事布局的展望：“文革”前邓小平就是副总理，现在恢复是在情理之中，他原来是中央总书记，是当时的七大常委之一，恢复他政治局委员也是很正常的。然而，邓小平战争年代虽有重大的军功，但建国以后他一直从事政府和党的工作，没担任过军事方面的实职。1955年我军第一次授衔时，他和周恩来等一道，连元帅衔都放弃了。这时的毛泽东却在恢复他的党政两方面职务的同时又在军事方面委以重任，让他党政军都管，这在当时的中央政治局成员内，是除周恩来之外的第二位。毛泽东的用意已是中央高层领导人中人人心知肚明的事了：对邓小平的安排是有着毛泽东、周恩来百年之后让邓小平挑大梁这一考虑的。

这就急坏了“四人帮”，也气煞了江青等野心家：林彪垮了，周恩来病重了，老家伙都被他们斗下去了，他们正要登上中国的最高政治舞台，可这半路里偏“杀”出邓小平这么一个“程咬金”来。于是，“文革”派们在恨、气、急之中，就加大了对邓小平工作的干扰和各方面的破坏。

首先是出席联合国第六届特别会议的代表人选。本来，大外交家周恩来是最理想、最合适的人选。但当时他的病情已经沉重，无法出国了。在这种无奈的情况下，毛泽东提议邓小平率中国政府代表团前去参加。这是毛泽东的一个深思熟虑的决策，也传达出一个重要信息。在周恩来重病之后，未来将由邓小平主持中国的对外事务。

江青对这样一个令她无法容忍的决定当然不能接受，便一再反对，还借口什么“安全问题”、“国内工作忙”进行阻挠。以至在周恩来主持的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了毛泽东的这一提议后，江青仍不依不饶地扰闹。周恩来只好让王海容、唐闻生将会议情况直接报告毛泽东。在毛泽东动怒并严厉警告江青之后，江青才被迫同意。

不久，江青又抓住“风庆轮”事件纠缠不放，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有预谋地逼邓小平表态，叫嚷着要揪出“崇洋媚外”、“卖国”的“买办资产阶级的总后台”。邓小平只能愤而离开会场。这时，张春桥望着离去的邓小平背影，恶狠狠地说：“邓小平又跳出来了。”于是，当晚“四人帮”就聚集于钓鱼台17楼，江青说邓小平是反对文化大革命；张春桥说，邓小平这么做是与四届人大人事安排和军队总参谋长提名有关；王洪文则说邓小平对新生事物不满，对文化大革命不满；姚文元也在日记记下了“斗争形势突然地变化了！邓小平同志在昨天会议结束时站起来骂江青同志”，“已有庐山会议气息！”“四人帮”这次密谋后，就让王洪文背着政治局其他成员飞长沙向在那里的毛泽东告状。结果是挨了批评又碰了一鼻子灰。

邓小平复出后，他要挽救我们这个国家：军队要整顿、铁路要整顿、教育要整顿。可每一项整顿都遭到了“四人帮”的干扰破坏。他们还以邓小平同意放映《创业》、《海霞》等电影攻击邓小平是“黑线回潮”。在第二次农业学大寨会议上，江青一再在邓小平讲话时冷言冷语插话说什么“评《水浒》不只是文艺评论，还有现实意义”。“宋江上了梁山，篡夺了领导权，把晁盖架空了”。邓小平女儿毛毛说，江青在这里是把邓小平比做宋江，笔者看来，江青是把周恩来、邓小平两人都比做宋江。周恩来进手术室前的“我不是投降派”那声拼尽力气的呼喊正是印证着他当时的心迹。在当时政治环境下，可以说周恩来是江青一伙的眼中钉，邓小平是江青一伙的肉中刺。只是由于有毛泽东的支持，有周恩来、叶剑英、李先念等老一辈革命家的健康力量的存在，江青一伙才无法扳倒邓小平。

不过，在当时特殊的“文革”岁月里，我们党和国家的整个命运安危均系于伟人毛泽东的一人之身。而毛泽东的晚年，特别是林彪事件之后，他对中央及身边人的信任都产生了怀疑，他曾一度让王海容、唐闻生专门为他传话，后来因为种种原因造成两人不愿为他传话。于是毛泽东便起用自己的亲侄儿毛远新作为他和政治局之间的联络员，成了晚年毛泽东最重要的一个“天子近臣”。而毛远新一到北京就和江青搞成了一伙。他秉承江青的旨意，向毛泽东汇报说邓小平上台后最终是要否定“文化大革命”的。这一下就触动了毛泽东的神经。因为他曾对自己的护士长吴君旭说过，“小吴啊，别人都喊我伟大领袖，其实我这一生也就做了两件事：一是带领全国人民打倒了蒋介石，二是发动全国人民搞了个文化大革命。对前一件事，全国人民反对的不多，对后一件事，全国人民赞成的不多”。现在自己殷殷期盼的邓小平上台后就要否定掉他做的两件事之一，这是他无论如何也不愿看到的，也是不能允许的。

然而，毛泽东毕竟是一位伟大的开国领袖，他在关系到党和国家命运的人事安排上是不会草率行事的。他在一次由邓小平陪同他会见外宾后将邓小平留了下来，并明确交代邓小平说，由你主持一个政治局会议，把“文化大革命”的结论做一下，还是那句老话，“七分成绩，三分错误”。令毛泽东失望的是，邓小平具有和他相同的性格：在重大的原则问题上是绝不让步的。他明确地回答毛泽东说，“文化大革命”的结论由我主持写这个决议不适宜，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这样，毛泽东对邓小平彻底失望了，当场就对邓小平说，那别的事你就不要管了，就负责外交事务吧。

在那个年代里，毛泽东的话就是组织决定，邓小平哪还能工作呢？

王洪文不愿学习

王洪文是“文革”中造反起家的新贵，在林彪自我爆炸后被毛泽东看中，决定作为接班人培养。这样，他从上海造反，一路升迁。张春桥传达的毛泽东关于王洪文的“最高指示”是：“毛主席称赞洪文同志是‘工农兵’干部！”“是毛主席点名调洪文同志到中央工作！”

在此之前，根据毛泽东的安排，1972年就让王洪文进中南海边工作边学习，更准确地说，是进行“实习”。从1972年9月7日到1973年5月这八个多月的实习，毛泽东对王洪文是满意的，到筹备党的十大时，毛泽东对他委以重任：与张春桥、姚文元一起负责起草中共十大政治报告。

随后，毛泽东对王洪文的一系列安排是：十大主席团成员，位置仅排在毛泽东、周恩来之后；十大选举委员会主任，副主任是周恩来等人；十大召开时，由王洪文代表中央作政治报告；十大召开后的中共十届一中全会上，王洪文擢升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位置仅列在毛泽东、周恩来两位都已重病缠身的开国元勋之后，须知，王洪文是小毛泽东42岁的人。

十大之后，王洪文入主中南海。从1973年9月13日——林彪自我爆炸两周年那天，毛泽东会见来访的法国总统蓬皮杜的照片发表在人民日报头版，在毛泽东身旁陪同会见的人是周恩来和王洪文。随后，王洪文曾先后16次陪毛泽东会见外国首脑，这是很明显地向全世界昭示：王洪文将成为毛泽东身后的接班人。

可是，王洪文不仅资历太浅，而且无论德、才，他都不具备党和国家最高级领导人的水平。毛泽东为了抬举他，也为他费了不少心思。除上边说的一些外，毛泽东还在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时，故意让王洪文这个中共中央副主席点名。王洪文仗恃着毛泽东的重用，拿起八大军区司令员的名册，第一个就点了：“许世友。”

坐在台下的许世友仰着脸，望着天花板，装做未听见。“许世友！”王洪文提高了嗓音。“咚！”随着王洪文的叫声，许世友把自己面前的茶杯猛的一下砸在台面上，看也不看王洪文一眼。许世友的做法弄得王洪文很尴尬。这时，睿智的周恩来出来解围，他从王洪文手中接过八大军区司令员名单，头一个喊：“丁盛。”丁盛答：“到！”再喊“陈锡联。”陈也响亮地答“到！”然后，周恩来才喊“许世友”，这时，许世友不仅响亮地回答，还站起来向主席台上恭恭敬敬地行了一个军礼。

这一严峻的事实说明，王洪文的资历还远远不够当接班人的要求。

资历只是一个方面，王洪文的才干、德行就更差了。在他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时，一般事务都是汪东兴给他操办，遇有重大问题，他又不大愿意向别人求教，自己妄自尊大，要面子，态度也不够诚恳，问题就很难得心应手地处理，以致当时传出许多政治笑话来。

其中有一个笑话说，有一次王洪文为处理一件事去找朱德。他先夸夸其谈地说了一大通话之后，问朱老总有什么意见。朱德默默无言。良久，才用手杖指了指天、戳了戳地。王洪文百思不得其解，只好跑去问邓小平。邓小平笑着说：“老总的用意不是很清楚嘛，他是说你不知天高地厚呀！”

事实上，王洪文也确实辜负了毛泽东对他的期望。俗话说，“人以群分，物以类聚”。因为王洪文是靠造反起家的，所以他到北京工作后，很快就和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这伙“文革”新贵们打得火热。毛泽东发觉后多次对他批评教育，他却不思悔改，反而和上述篡党夺权分子结成牢牢的“四人帮”。

早在1974年12月，为四届人大组阁的事，王洪文就曾秉承江青旨意，飞赴长沙，向毛泽东告周恩来等老干部的状，毛泽东就已当面批评他“你们不要搞四人帮”。王洪文不听劝告使毛泽东渐渐对他失望甚至反感了。在四届人大上，毛泽东没有给他安排重要职务，在中央工作上，毛泽东一度让邓小平主持，批邓后不久，特别是周恩来去世后又让华国锋主持中央工作。这时的王洪文也还不是谦虚谨慎、好好学习和积极进取而是整日花天酒地。

王洪文是从上海起家的，他当上党中央副主席之后俨然成了上海的主人，只要他喜欢的东西，伸手就要，往往一次还要很多很多，上海方面都得给。一次周恩来配戴的上海牌手表用久了，记时不准，他到上海后要到上海手表厂重买一块。偏巧那次王洪文也在上海，他得知总理要上海手表时，立即给上海手表厂去了个电话。结果上海手表厂按王洪文的要求，一下给周恩来的住地送来整整一瓷盆各类手表。因为以往王洪文都是这样，要一给十甚至给百，他都是照收不退也不给钱的。周恩来当然不会，他只留下自己需要的一块，并付了钱，其余都给手表厂退了回去。

王洪文，这个当年“乘直升飞机上来的”中共中央副主席，由于不听毛泽东教诲，不愿好好学习和工作，最终成了“四人帮”的重要成员而为全党全国人民所不耻。

江青哪肯少说话？

在“文革”中，江青是一个十分特殊的人物，她秉承毛泽东的意旨，迫害刘少奇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她挟嫌报复，只要她看不惯的人都会加上各种罪名加以迫害；她杀人灭口，只要是知道她的一些底细的人，便指使爪牙们去抄家，并将这些人关押批斗，置之死地而后快。如此等等，不一而足。用她自己的话说，“我就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

当然，毛泽东对江青的情感也很复杂：有一些事，比如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一些“前奏曲”，他交给任何人也不放心，就让江青秘密去干；有些“戏”他期望江青能演好，可是江青演砸了，令他恨铁不成钢。他对江青不满意时，还说：“江青无大错，离婚影响不好。”

殊不知，由于毛泽东在“文革”中重用江青，不仅使她的职务扶摇直上，而且她自己也私欲膨胀，出尽洋相，抢尽风头。像这样一个特殊人物，在史无前例的“文革”当中，她怎么可能少说话呢？

到1973年，开国元勋们已经打倒的打倒，死的死，病的病，在江青的眼中，影响他们夺权上台的最大障碍莫过于周恩来和邓小平。

本文前边说的“风庆轮”事件，还有“蜗牛事件”，禁映电影《海霞》、《创业》等都是江青发难造成的。

当毛泽东对周恩来在中美会谈中的一些做法不满时，江青马上跳出来，说这是犯了投降主义错误，是“宋江”要架空“晁盖”，在批判周恩来的同时，还要说这是我党的第十一次路线斗争，他（指周恩来）是要迫不及待地取代毛主席。事后，毛泽东找周恩来和王洪文谈话说：“这次会（指批判周恩来的会）开得好，很好。就是有人（指江青）讲错了两句话，一个是讲十一次路线斗争，不应该那么讲，实际上也不是。一个是讲总理迫不及待。他（指周恩来）不是迫不及待，她自己（江青）才是迫不及待。”

毛泽东对江青一针见血的剖析反映了伟人的睿智，也说明了毛泽东生前是绝不会把党和国家的大权交给“四人帮”一伙的。

同时，江青还分别在1974年1月25日和1月27日背着党中央、毛主席在首都体育馆、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召开大会，叫嚣“批林批孔”，影射攻击周恩来。江青还滥发淫威，当众点名批判郭沫若，当众让人摘下总政副主任田维新将军的领章和帽徽。

据曾任周恩来秘书的姚力对笔者回忆，江青还曾于1974年上半年的某一天，亲自带了20多个人来到中南海西北门，让人叫来周恩来，就在大门内，江青颐指气使地批判周恩来搞投降主义，是经验主义的代表人物。折腾了半个多小时才扬长而去。事后，江青还洋洋得意地说，她是带头到国务院去“点火烧荒”。

在那段时间里，毛泽东对江青是不满意的，但他毕竟是八十多岁的老人，有些事处理得已经不再是得心应手了。比如他曾对身边人说：“叫总理把江青赶出政治局！”在“文革”那段特殊岁月里，毛泽东的话一直是一言九鼎的，如果毛泽东真的不想再使用江青，哪怕就是留在政治局，也完全可以让江青变成一个摆设而不会让她发挥任何作用，显然，他并没有下决心将江青赶出政治局。“山河百战归民主，铲尽崎岖大道平”。这是新中国成立初周恩来在国画大师徐悲鸿的一幅《奔马图》上的题词。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历经无数次艰难险阻后终于在邓小平的带领下，走上了改革开放这一富国强民的道路。但我们还要牢记历史，因为那段历史对全党、全国人民都是个永远的教训。

插队那会儿的味儿

今天家里来了一位客人，是原来在农村插队时的插友。她现在也回了上海，住在共富新村，今天来杨浦区办事就顺便来看看我们。于是我们的话头就像纺不完的棉线聊开了。

我的朋友并不多，只是在自己生活、工作的不同阶段结识的一些同学、同事，时间久点便成了朋友。

同样都是朋友，但感觉不一样。插队时结识的朋友，话可以更无遮拦，与家里兄弟姐妹不能说的话，和他们可以倾诉说说。也许是内心里觉得同过命运、共过呼吸，一起吃过苦受过难，相互之间只有同命相怜，而无任何隔阂与利益冲突吧，所以才能这样敞开自己的内心。

师范里的同学现在虽说也是很亲的朋友，但也许是同学，不再为生活、前途而忧愁了，尤其又是青春萌发的绿男红女，在一起似乎就多了一层朦胧的东西，也许是想取悦对方吧。但是都是农村出来的，相互之间也多了几分体贴和关爱。

这两类朋友是我经历中觉得最近的人了。要是能住得不远，经常聚聚，又经常地互相照顾关心一下，那该多好！

和上面两类朋友相比，在学校工作时结交的朋友就显得复杂得多了。有的可能是年龄相差大了，共同的话题可能就少了；有的可能是在工作上的经验积淀互不相同，于是交流的平台就搭不到一起去了；有的可能是由于利益的关系，更不可能在一起交心了。而有的结交你，纯粹就是想从你这儿得到一点他所需要的好处或利益。事实上也就是这样，看起来多年在一起处下来了，应该是朋友了，可是一旦到了关键时刻，变了脸的也不是没有。人啊，处在一定的利益关系之中，这种所谓的朋友往往就会变质。

反正，就觉得越是物质的现代化，可人之间的关系却是越发复杂化了。是不是朋友，已经不敢断然确定了。相互之间已经没有过去那个年代纯了，净了，这大概也是社会进化、时代发展的必然吧？

说到“纯”与“净”，又不由怀念起农村插队时的一切了。

我插队的地方虽然与黄山同属安徽，可景象是大不同了，那是淮北平原，一马平川，敞敞亮亮，正宗的平原。

那是块贫瘠的土地，可那里的天显得格外的蓝。二八月里，躺在地沟里或背阴向阳的地儿，嘴里嚼着根茅草茎杆儿，鼻子里嗅着土地的香味，瞅着天上各式各样的流云，耳边响着一些说不出名的小鸟的鸣叫声，那真是一种透骨的享受。

那里的水也格外的清。且不说伏天里捧一捧刚从井里打上来的水送进嘴里，泼洒在身上，是多么的凉爽、惬意，就连沟渠里的水都清得叫你不敢相信。记得小学里有篇《桂林山水》，把那儿的水夸得像什么一般，可九几年去看了以后觉得也不过如此，而七十年代我插队那儿的水绝对比书上说的有过之而无不及。那河里有几根水草、几条小鱼、几只河蚌都可以看得一清二楚的，就连老鳖钻在泥里留出透气的两个小窟窿都可以看得清清楚楚的。

穷地方连水都贫得缺乏营养，哪像现在的太湖水营养是如此的过剩。

那里的空气清新得也可以说足够是特级的，带着的那股儿泥土味，那番清新劲儿，足以使你张大鼻孔饱吸个不停。这些年我也去过不少风景如画的地方，可就是觉得再也没有呼吸到这样的空气了，唯一的一处，就是那年去延安送建希望小学的捐赠款时，在延安呼吸过类似的空气，可还是差了点，主要是太干冽了。

那里的空气也绝不是只有土地味儿，随着季节、时间的变换交替，空气中弥漫的味儿也是各不相同。

春天，村庄里飘荡的是洋槐花儿香、泡桐花儿香，走进田野闻到的是鲜草香、麦苗儿香；夏天，田里、场院上、村庄里几乎飘荡的都是新麦香、麦秸香、麦饼香，除此外就是枣花香了，当然也少不了牲口的体味儿和屎尿味儿；到了秋天，那空气中的香味儿就杂了，晒山芋干的甜丝味儿，炒芝麻的爆香味儿，玉米茬的清香味，还有庄稼秸秆味儿，等等，就纷至沓来，一直到秋收罢了，挖沟、整田地，农田建设开始，才又恢复了那股常有的土地味儿。

多少年过去了，不知现在那里怎么样了，不知这些景、这些味儿还有么？也许也变了许多吧。污染，时代的污染，在哪个角落不会留下它的足迹呢？心灵都是这样，更何况自然环境呢？

人为食亡

第一桩事情是发生在第一年的夏天里。与我们相邻的是宿县地区的濉溪县，离我们有八里地远的一个村庄里也安插了几个上海知青，他们是黄浦区的。由于我们三里庄的知青比较本分，不喜欢四处“流窜”，所以平日间相互素无往来。

这个“流窜”其实并不是犯罪作案，只是几个知青在自己的知青点呆腻了，又没得吃的了，就四处走动，专门到其他的插队组去打秋风，分享其他插队组上海带下来的存着的细粮或其它好吃的东西。

那天，天比较闷热，我和老乡们正在高粱地地里耪地。

一看天边的乌云从北边上来了，乌云堆里还闪着电，隆隆的雷声随着风传来。云上得好快噢，我们一见不妙，就赶紧扛起锄头往村里跑去。

这时粗大的雨点已经怕打下来了，打得地上直冒烟。刚进庄子，就看见一个闪电从北边劈过来，紧接着雷声就像在身边一样炸开了。暴雨也夹着闪电与狂风劈头劈脑地倒下来了。好怕人啊！我们庆幸自己躲过了这场雷暴雨。

不幸的是那个村的两个女知青、一双姐妹，在这场雷暴雨来临时，被可恶的闪电击中了，一死一伤！

这姐妹俩怎么会被这个闪电击中的呢？就是因“食”而起。

那天，他们姐妹俩得知粮站里供应的大米已到最后期限了，虽然天不好，可哪舍得放弃这几十斤大米呢？于是姐妹俩就约了同插队组的一位男生一起去临涣集领粮食。

这个临涣集就是刘邓大军指挥淮海战役的前敌指挥部所在地。那儿有她们公社的粮站。从她们村去临涣集大概有十几里远。

闪电的这当儿，他们正在回来的途中走着。那个替她们扛米袋的男知青内急，就慢走了几步，在后面小便。而那两个姐妹撑着一把伞在前面走着。没想到这个闪电凑巧从姐姐撑着的伞顶上打下来，巨大的电流当场就把姐姐的衣服烧得全没了，整个身子都成焦的了。妹妹的状况和她姐姐差不多，只是还有一口气。而那个男生撒好尿回过身子，正好亲眼目睹了这可怕的一幕，当场就吓得晕过去了。

她们的父母从上海赶来了。看到女儿的惨状，母亲当场心脏病复发，死了。老俩口就只有两个女儿。就这样，这个家家破人亡了。这个老父亲还怎么活啊！

第二天，我们得知这件事后都没有吃下饭。一小袋子粮食就这样毁了一个家。死了一个也罢，这一下子就是两个啊！那个还活着的妹妹哪能治得好吗，就是活着又和死了有什么两样呢？

这就是我们知青的命啊！

另一个送了命的事情，发生在我们同一个学校的同学身上。虽可恶，可也罪不致死啊！不就是为了一口好吃的么？就这样葬送了他大好的青春。

那是一天中午，他和另两个男生去一个知青点打秋风。这个知青点只留下了一个姑娘在这。其他的据说都回上海了。那时知青见知青还是很亲近的，和尚不亲帽儿亲啊。这个女生把藏着的自己不舍得吃的东西都拿出来招待了这几个人面兽心的家伙。没曾想这几个家伙见“食”起意，以为女生还藏着不少好吃的，便半似玩笑半是真的把她的手捆了，嘴里塞上了手绢，然后翻箱倒柜一番扬长而去。

他们以为这个女生会设法叫人来替自己松绑的。哪曾想这块手绢塞得太紧了，堵住了这个女生的嗓子眼。就这样这位知青为了招待这几个家伙儿一顿饭丢了自己的性命。直到第二天村里的老乡唤她上工，才发现已经断气多时了。

而当公安人员猫在这几个家伙的村里守候他们的时候，他们几个在外面晃荡到第二天才回。被捕时还不知因何原因呢。后来我这个同学被枪决了。

据说，临行前，我这个同学还骨头硬着呢，说他不后悔。死了就死了，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好汉个屁啊，只怕二十年后你这个德性连个工作都找不上呢。世上没有救世主，要活下去，只有靠自己。自己糟蹋了自己还嘴硬呢。

这就是发生在那个荒诞岁月里的两件荒诞事。

我不知怎么评论这两件事，也不想多评论这两件事，因逝者已故去多年。可发生在我们插队时的事我不能不说。说了，写了，也许就是对死者最好的祭奠吧。

愿死者的亡灵安息！

匈牙利人到底是不是匈奴的后代

说到匈牙利这个国家就时不时会在我的脑海中勾起一种梦幻般的遐想：那就是他们到底是不是曾经在秦汉时期骚扰我国北方边疆的匈奴人的后代。这种遐想带给我的是一种莫名的民族和人种自豪感，因为匈奴人远征欧洲既可以看成东方人成功西征的战绩，又可以证明我们祖先击退外族骚扰并使他们在周围都无立足之地。

世界历史上和“匈”相关的民族一共有三个：匈奴（Hun或Hiungno）、匈人（Hun）和匈牙利（Hungary）。匈奴是公元前三世纪到公元一世纪活跃于中国北方的游牧民族，不断骚扰中国，几乎是我孩提时学历史时最憎恨的外敌。在汉朝的沉重打击下分裂成南北匈奴，南匈奴归顺汉朝融入汉族，北匈奴则只得西迁他乡。大概二百多年之后，被欧洲人称为匈人的帝国出现在欧洲。在公元三世纪和四世纪甚至撼动了罗马帝国的统治。轰动世界影坛的史诗片“匈奴王阿拉提”描述的就是那个历史阶段。阿拉提是匈人帝国极盛时期的代表。遗憾的是随着阿拉提的暴死而很快地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而马扎尔人西迁又是四百多年之后的事了。在公元前三世纪起的两千多年历史中这些“匈”民族时而崛起、时而威震一方、时而又神秘地消失得无影无踪，匈牙利民族和国家的起源怎能不引起我的无限猜测和遐想。他们在不同时期从一个地区神秘消失和在另一个地区突然崛起之间都有几百年的间隔。就是这些个几百年使三个“匈”之间的是否传承成为史学界争论至今的千古之谜，甚至搅动得东西方的学者和发烧友都为之动容。

这次到匈牙利在布达的城堡山和佩斯的英雄广场强烈感受到匈牙利官方认定他们国家和民族的起源是来自于乌拉尔山和伏尔加河流域欧亚大陆交汇处的东方游牧民族。公元九世纪，深受中亚突厥人压迫的马扎尔人接受了突厥人指派的阿尔帕德作为他们的首领。阿尔帕德成为大公后立即联合七个主要的马扎尔人部落从伏尔加河流域向西沿喀尔巴阡山脉迁徙，公元896年到达多瑙河中游地区定居下来形成现在的匈牙利。现代的匈牙利是马扎尔人建立的，所以他们的匈牙利文国名叫Magyar，即马扎尔。这从佩斯的英雄广场上那些威武的雕塑就可以清楚看出来。

第三章　中央领导人轶闻

周恩来“赌酒”

1961年9月17日，周恩来在庐山参加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后，在主管农业的副总理谭震林和主管政法工作的副总理罗瑞卿的陪同下，来到省城南昌视察。

尽管经过一天的跋涉，周恩来的精神很好，兴致极高。一路上，他看着窗外的景色，感慨万千：“从八一起义到现在，已经整整34年了，早就想到南昌看看，就是腾不出时间。这次给了我旧地重游的机会，我要住几天，好好看看这座城市的变化。”

18日晚，周恩来一行同江西省委负责人杨尚奎、刘俊秀等共进便餐，边吃边谈工作。周恩来又说到粮食问题：“你们不是有个《江西是个好地方》的歌子吗？这个歌儿不错，江西确实是个好地方，三面环山，还有鄱阳湖，既是鱼米之乡，又是革命老根据地。这些年，你们工作抓得不错，粮食也比较多嘛！”“总理，我们工作做得还很不够。”杨尚奎等谦虚地答道。

长期负责农业生产的省委书记处书记刘俊秀比较活跃，他站起来，将酒杯高高举起：“南昌是总理领导八一起义的英雄城，人民解放军的诞生地。总理离开南昌34年了，今天到南昌视察工作，我们心里格外高兴，为总理的健康敬一杯酒！”

刘俊秀说出了大家的心里话，都一齐叫好，请总理喝下这杯酒。

周恩来也很高兴，他站了起来，双手交叉抱在胸前，只是不拿酒杯。像以往一样，他不谈南昌起义，更不谈自己在其中的功绩，要谈就是谈失败的教训。今天他也转移了话题：“江西对国家的贡献是大的，特别是这几年困难时期，又多支援了国家粮食，应该受到人民的表扬。”他的目光里含着一种欣赏，又暗含着一种机智。他转向刘俊秀，话里有话：“俊秀同志，你要敬我一杯可以，但得有个条件！”

刘俊秀对周恩来的酒量早有耳闻，他以为周恩来要和他一杯接一杯地干，他有些紧张，忙问：“什么条件？”

周恩来叫服务员拿酒来，亲自斟上一杯茅台酒。这下刘俊秀也以为“坏了”，总理与他叫上劲。等到周恩来一开口，他更加为难了。周恩来说：“咱们俩干一杯酒，要增加外调粮食一亿斤！”“如果干两杯呢？”“那当然是增加两亿斤了。我们干三杯，就增加三亿斤，你看好不好？”

在江西素以豪爽出名的刘俊秀一听，举杯的手变得沉重起来。他十分清楚要拿出一亿斤粮食的难度。他喃喃道：“总理啊，国务院给我们的外调粮食任务12亿斤，我保证一粒不少，坚决完成。要再增加三亿斤就是15亿斤了，怕有些困难啊……”

这时谭震林给为难中的刘俊秀打气：“老刘啊，总理多年没有来南昌了，看到你们江西形势比较好，心里高兴，你既然敬总理的酒，敬三杯，三亿斤就三亿斤嘛！”

罗瑞卿也开个玩笑，凑着热闹：“老刘，你死脑筋，先喝了再说么！”

其实倒不是周恩来一时兴起。他早对江西本年度粮食产量和人均口粮做过调查，心里有数，所以他很肯定地说：“我有调查，江西老表口粮水平比较高，还有储备粮，比严重缺粮的晋、鲁、豫好多了，增加三亿斤虽然有困难，但还是可以增加的！”

刘俊秀是个通情达理的人，他知道，总理要不是因为粮食困难重重，也不会在这种场合提这个要求。既然总理开口，就是不喝酒，他又怎么好拒绝呢？于是他将杯子举到了总理面前：“好，就按总理的意见办。总理的心情我们理解，国家有困难我们应该大力支援，三亿斤就三亿斤！”

在座的人们一齐叫好。只听得酒杯咣当一响，周恩来酒杯挨近唇边，一口抿了下去。三杯过后，周恩来面色略有些红润。人们知道，这并不是这点酒力的作用，而是他心里高兴：三亿斤粮食又可以使不少人暂度饥荒。

他许久没有这样春风满面了。

周恩来又举杯向其他同志说道：“今天我很高兴，请大家多喝几杯！”

他率先干了杯，继而开怀畅饮。大家见他情绪这么好，都一起来助兴。周恩来都痛快地一一干了。

行前受邓颖超的委托，要好好照顾总理生活的罗瑞卿夫人郝治平有些慌了：“不得了了，水静！”她摇摇水静的手，耳语道：“总理今晚太兴奋了，怕是要喝醉了。”“这里是他领导八一起义的地方，几十年没来，能不高兴吗？”水静不以为然。她曾和周恩来对饮过一次，两人都各喝过一斤茅台，谁也没醉。（参见《和省委书记们》与《特殊的交往》）“要劝他少喝一点就好。”郝治平很是着急。“可又怎么好劝呢？”“这个时候，是不好扫他的兴。”水静嘴上这样说，心里也不踏实。因为周恩来且饮且说，谈谈笑笑，话讲得很多，这正是酒醉的前兆。

然而，周恩来虽有几分醉意，但并未过量，语言、神态和行动都没有失控现象。饭后，他还和罗瑞卿、谭震林等，兴致勃勃地观看了省委安排的杂技表演。

江西省委也有求于周恩来，目标就是台上正在演出的杂技团。

这个杂技团是上海星火魔术团。他们曾在南昌演出多场，很受当地群众欢迎。有关部门曾向杨尚奎反映，江西没有魔术表演团体，要从头培养，花钱不说，还得很长时间。如果通过组织出面，把这个团留下来，那就再好不过了。杨尚奎也早有此意，只是没有机会开口。今天正好华东局书记兼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也来了，要是当着周总理的面提出这个请求，柯庆施总不该拒绝吧……

演出开始后，杨尚奎就向柯庆施说出这个要求：“把这个团体送给江西，就填补了我们的缺口。上海文艺团体那样多，这类魔术团也不少，基础雄厚，培养起来也容易。”

柯庆施不置可否。

周恩来主动帮着杨尚奎说：“尚奎同志的要求是很合理的，江西的粮食支援过全国，互通有无嘛，上海应该支援江西嘛。大方一点，送给他们吧。”

柯庆施笑笑，仍没表态。

周恩来和杨尚奎两人你一句，我一句，边开玩笑边说服，最后柯庆施才笑着说：“待会儿我和他们团长谈谈，如果他们同意，那就留给江西。”

因为台下坐着周恩来及其他领导人，魔术团的演员格外卖力。当“表箱遁表”节目开始，魔术师请台下观众借一块表上来。“把我这块表给你！”观众正在交头接耳之际，周恩来立即站了起来，高高地扬起了自己的手表。

卫士将表送上舞台，魔术师接过表，向周恩来鞠躬致谢，台下掌声雷动。

当时这是一个很精彩的节目，台下看得屏声静气。表演结束，魔术师将手表还给周总理时，周恩来右手朝前一挥说：“这块表就送给你了！”

剧场顿时滚过一阵暴风雨似的掌声。

唯独郝治平心里一咯噔：“糟了，糟了，总理真的有些醉了。”她又轻声对水静说，“一块表倒不要紧，只是总理还要到外地去，目前不回北京，手上没有表怎么行呢？”“没事！总理清醒得很，不过很兴奋就是了。”水静说，“表的事好办，难得的是总理这么高兴。”

晚会终了，周恩来便去看望演员，和他们亲切交谈，询问他们来了多久，生活是否习惯等等。“你们说江西好不好呀？”周恩来抱肘问道。“好，很好……”演员们大声回答。“是的，江西是好。”周恩来说，“江西是毛主席亲手创建的革命根据地，江西人民是英雄的人民，对革命贡献很大……”

演员们都说江西的观众很热情，领导部门对他们的工作和生活也很照顾。

周恩来接过话头说：“那么，你们就留在江西，做江西老表好不好？”

演员们有的说好，有的不知所措地望着柯庆施。柯庆施点着头。

于是，这个团随即通过正式手续，整团调入江西，又并入南昌市的一个小杂技团，成为“江西省魔术杂技团”，后来又改称江西省杂技团。他们不忘周恩来的教诲，勤学苦练，精益求精，取得了很好的成绩，以后还到非洲、南亚、西欧等十几个国家演出，载誉而归。想起这件事，人们笑谈，这是刘书记赌了三杯酒，输了三亿粮，赢了一个“团”。

一年后，毛泽东再次来到南昌。这一次，他是为预防国民党当局利用大陆暂时困难窜犯东南沿海而来的。他一到南昌就召见刘俊秀、方志纯等几位书记。“蒋介石要反攻大陆了。”毛泽东说得并不紧张，“据有关方面提供的情报，蒋介石正从美、英等国大量进口新式武器，把岛上的短程飞机也改造成能于海峡之间飞来飞去了，听说还从日本买了大批血浆……”

毛泽东支起腿，点着烟：“我看蒋介石他不一定敢来。但我们也不能掉以轻心，有备才能无患嘛！他若真的来了，你们江西粮食供应将如何打算？”

刘俊秀心里有底：江西早稻种植面积在华东数省中是最多的，江西人口却在几省中几乎是最少的，只比福建略多些。所以，他又一次拍了胸脯：“请主席放心，江西早稻马上就要开镰，确保200万前线将士一年的粮食供应，没问题！”

毛泽东豪迈地挥手一拍桌子：“行了，关起门来打！”

当毛泽东的专列又要启程时，省委书记和省长们都来送行。毛泽东和他们一一握手，特别关照刘俊秀：“打起仗来，离不开革命根据地人民的支持啊！”稍顷，他又说：“总理告诉我了，你们已经多拿出三亿斤粮食外调，不容易啊。”说着，毛泽东伸出左手轻轻拍了拍刘俊秀的肩膀。

毛泽东主席私人仓库里的“惊人发现”

毛主席吃饭要花一百元钱左右。他吃东西不挑不拣不忌口，只要你安排做出来了他就吃，几乎没有他不吃的东西。我们一个月做两到三次红烧肉，另外包括腌肉、米粉肉、东坡肉、焖牛肉、牛排我们也偶尔给他做。毛主席餐桌上不能离的就是鱼，他最喜欢吃鱼，不管是江河湖海的鱼还是稻田里、河沟里的小鱼小虾，餐桌上必然要有。小鱼、鱼杂、鱼脑袋、鱼骨头、鱼子、鱼肠子、鱼鳔，用辣椒炒了以后，他吃着很有味道。

毛主席晚年的时候，鱼基本上就代替了其他饮食。还有一个是鸡杂，就是鸡肝、鸡胗、鸡肠子、鸡心，炒了以后，他也吃得香着呢。另外是荤素搭配的菜，比如笋。再有一个全素的菜，一个汤。餐桌上还有两样东西：蒜泥和辣酱。

毛主席喜欢吃骨头汤，还有就是老母鸡熬汤。熬完汤以后，骨头上的肉，出汤的鸡，孩子们吃饭的时候，就给他们弄一块，下锅炸一下，就像香酥鸡一样，吃不完就拿到中南海大灶食堂卖了，卖个两三元钱再给毛主席买菜。

毛主席有一个习惯，他想吃的菜就拿手拽到他跟前。来客人就加一个菜，来了两个客人，就加两个菜。毛主席反对浪费。他饭粒掉到桌上，我说：“主席，掉桌子上了，不卫生了。”毛主席很严肃地跟我讲：“不要小看这一粒米，这是对农民的感情，农民苦，农民不容易，我们就是要提倡勤俭节约、艰苦朴素的精神，这不是一粒米的问题。”

毛主席穿的衣服也很节俭，他外边穿的衣服都很整洁，里边的衬衣几乎都打了补丁，包括睡衣、袜子、鞋子。毛主席的拖鞋，好多人给他补过，前面都烂了，他照样穿上。

毛主席进城以后一般都盖毛巾被，夏天盖一条，春秋盖两条，冬天盖三条，叠到一起。毛巾被破了用旧洗脸毛巾补，毛巾被最多补了八十三个补丁。衣服也是这样，能织补的织补，能打补丁的打补丁。

我第一次看到毛主席家的仓库，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毛主席家的仓库一共有六个木质的柜子，其中毛主席占了三个，江青两个，还有一个柜子是毛岸英的遗物。

这个仓库主要放的是换洗下来的不要的旧的东西，其中有几大包布——旧毛巾、旧布头、旧毛线，这是补衣服、补毛巾被、补袜子用的。还有新中国成立前从西柏坡带回来的大棉袄等，都在仓库里放着。

如果说我要生活上不检点，随便吃了、用了、拿了国家和人民的，部长们、省长们、县长们、村长们都可以这样做，这个国家就没法治理。毛主席讲这话时很严肃。

上甘岭战役幸存者追忆当年：冒死救朝鲜少年

10月25日是举世闻名的抗美援朝入朝作战纪念日。垣曲县古城镇谭家村78岁的狄文义是一位抗美援朝的老战士、上甘岭战役的幸存者，他向我们追忆了当年烽火连天的惨烈战事——

在举世闻名的抗美援朝入朝作战纪念日——10月25日即将来临之际，笔者怀着崇敬之情走访慰问了垣曲县古城镇谭家村78岁的抗美援朝老战士、上甘岭战役的幸存者狄文义老先生。追忆起当年烽火连天的惨烈战事，情绪异常激动的狄老先生，泣不成声地给晚辈们讲述了在朝鲜战场上金戈铁马的一幕幕悲壮惨烈的战斗往事。

主动请缨　赴朝参战

出生于1933年8月4日的狄文义，1949年早春不满16岁时即踊跃报名参加革命工作，有幸到阳城县参加了南下干部集训团，随后在欢送南下干部出征仪式上，狄文义因年龄太小被组织上再三挽留未能成行。1950年春天，他再次应征报名入伍，当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10月25日第一批中国人民志愿军雄赳赳气昂昂跨过了鸭绿江，正式拉开了抗美援朝的序幕。

1951年3月，狄文义在多次申请入朝作战的情况下，和同连队的12名战友终于如愿以偿，被编入15军133团1营3连的战斗序列。各连队战友们先是搭乘火车赶到鸭绿江西侧的丹东，趁着夜幕的掩护，顶着敌机的狂轰滥炸，从临时搭建的浮桥上以最快速度通过鸭绿江。接下来，白天在山林里隐蔽，晚上借着夜幕急行军。即使如此，夜晚行军的安全问题也无从保障，由于化装成便衣的敌特分子用发信号弹的方式向敌机指引目标，我方的急行军不断受到敌机的轰炸阻挠，不少战友未赶到前沿阵地便倒在血泊中。

大约经过连续12个夜晚的急行军之后，15军全体将士在军长秦基伟、政委谷景生的带领下赶赴前沿阵地，与联合国军中的第一集团军正式交火，15军全体将士奋勇拼杀，将敌军打退10余公里。之后，按照志愿军司令部的统一部署，连续发起了5次大的战役，给以美军为主的联合国军以沉重的打击。

上甘岭战役　经受残酷考验

1952年10月14日至11月25日，在长达40多天的上甘岭战役中，我中国人民志愿军将士们经受了世界上最艰苦、最惨烈的战争磨难和血与火的考验。当时由于我方长驱直入，后援部队和后勤给养及军火弹药供养明显不足，敌方发现这一薄弱环节后，加之负责西部沿海防御战线的朝鲜人民军力量有限，给了敌军以可乘之机，联合国军司令委派海军陆战队从西海岸仁川附近强行登陆后迂回到志愿军的后翼部位，截断了志愿军与后续部队及后勤物资补充供养的生命线，并借助空中打击的绝对优势，将志愿军各序列战斗部队围困在上甘岭、下甘岭等各个山头上，妄图将陷于重围的志愿军一举歼灭。

随着战事日益吃紧，鉴于各个山头被敌机到处乱扔的重磅炸弹削平并下降了一米多的残酷现实，15军133团的战友们在团长、营长等主要领导先后牺牲后，分散转移撤退到半山腰遗留下来的铜矿废弃山洞内，利用夜晚择机打击和削弱敌人的有生力量，等待后续部队赶来增援时里应外合全歼敌军。在此期间，为寻找食物和水解饥渴等燃眉之急牺牲了不少战友，因缺医少药白白葬送了不少伤员的性命，在创造生命极限后实施的大反攻时又牺牲了不少战友。到11月25日上甘岭战役胜利结束时，狄文义所在的拥有218人的加强连3连仅有23位幸存者，当时年仅19岁的狄文义就是该加强连中生还的战友中的幸运者。

冒死抢救朝鲜少年

1953年2月，在一次短兵相接的遭遇战结束后，狄文义等13名战友奉命顶风冒雪执行一项特殊任务，押送183名联合国军俘虏到15公里以外另一目的地。13位身手不凡的志愿军战士怀揣匕首、手持每梭可连发72响的冲锋枪，翻山岭、钻丛林、跨河谷，分组把关，机智勇敢地完成了危机四伏的押送任务，在下午黄昏时分踏上返回营地的归途。不料，因天色转晴，地面附着物逐渐清晰起来，在他们走到一无名高地时被伺机轰炸的机群发现，俯冲下来的敌机一阵子机关炮扫射之后，又在提升机翼时丢下一连串的炸弹，其中2名战友当场倒在血泊中。负责带队的狄文义命令大家分散目标，各自设法归队。

当狄文义和另外两位战友相继穿越山谷时，发现一名朝鲜少年僵硬地卧躺在雪地里，棉衣里渗出的血迹已被冻结，狄文义赶过去仔细察看，发现该少年尚有一丝微弱余气，狄文义连忙脱掉棉军衣，脱下贴身的白衬衣，让两名战友帮助用撕开的衬衣布条将该少年头贴头捆绑在自己的脖颈和后背上，这时敌机又发现了目标一阵轰炸，狄文义头部受伤，鲜血顿时就流了下来。简单包扎之后，两个战友奉命快速回营地报告去了。为了躲避敌机的扫射，狄文义忍着伤痛背着少年钻入松树林内。天黑后，由于不了解地形，只好在树丛里摸索穿行，棉衣棉裤被松枝划破了，坚硬的松针刺入肌肤，经夜晚刺骨的寒风一吹，钻心地疼。远处，不时有敌特分子用信号弹向敌机指引目标，轰炸机扔下一颗颗震耳欲聋的重磅炸弹，狄文义咬紧牙关拼命摸索着前进，不知走了几个时辰，摔了多少跟斗，只觉得一不小心滑落到一河谷之中。等醒过神来后，隐隐约约听到有修路的器具撞击声和说话声，狄文义用尽力气大声呼救，待夜间负责抢修公路的人们循声赶过来时，狄文义重重栽倒在雪地里不省人事了。后据翻译人员说，当时已到凌晨1时左右。

伤势严重的朝鲜少年被紧急转送到野战医院抢救，狄文义被朝鲜劳动党基层负责人护送到一地形极其隐蔽的堡垒户中养伤，一位60多岁的阿玛尼负责为他服务，慈祥的老人一一为他挑出满身的松刺，用浓盐水给他擦洗伤口，靠乡土医生的土办法疗治创伤，用白菜汤和高粱米粥给他滋养身子，当地不少老人闻讯后送来自己都不肯尝一口的红苹果。经过半个多月的精心疗治，不到20周岁的狄文义在朝鲜人民的多方呵护下可以伤愈归队了，在朝鲜劳动党基层负责人和游击队员护送下，狄文义骑着大黄牛安全地回到了15军营地。

立功受奖　美名传扬

1953年5月中旬，经朝鲜劳动党领导机构和中国人民志愿军政治部协商，在毛岸英烈士牺牲的桧仓郡半山腰一大型防空洞内举行了表彰大会，朝鲜党政军负责人和中国人民志愿军首领一起为狄文义颁发了朝鲜劳动党最高荣誉证书，授予志愿军战士狄文义为“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爱民模范”殊荣。

会后，在双方主要领导人和当事人一起拍照合影留念之后，中国人民志愿军副总司令洪学智和15军军长秦基伟还特意与志愿军战士狄文义、被救朝鲜少年朴石明相拥，他们坐在一条板凳上合影，以志永久性纪念。

解放后，那位被救活的年近11岁的朴石明曾任朝鲜人民军副总司令兼海军总司令，来我国访问时还与洪学智上将、时任国防部长的秦基伟一道在北京专门会见了救命恩人狄文义先生。

当年那次表彰大会之后，洪学智副总司令特意把狄文义从15军3连抽调到志愿军后勤司令部搞通信员工作，以确保他的人身安全。1954年志愿军后勤部总医院评残组认定狄文义为二等乙级残废军人，并颁发了相关证书。

1956年狄文义服从志愿军政治部的安排，被分配到黑龙江省虎林县政府招待所从事行政工作，因当地气候严寒和身体不适等因素困扰，由本人书面申请经组织上批准将工作关系转回到我省垣曲县邮电局工作。“文革”期间，狄文义惨遭迫害。粉碎“四人帮”后，地方政府为其恢复了公职，历经磨难的狄老先生受到了人民群众的尊敬，他的有关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英雄事迹和荣誉被先后载入原版和新编的《垣曲县志》之中。

匈牙利事件后卡达尔政府开始逐步进行市场经济改革

1989年到1990年，东欧匈牙利等六个共产党主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先后倒台易帜。对何以会发生这种突然剧变的深刻原因，人们都在从不同角度思考着。有一种看法是：东欧各国的根本问题是，这些国家的共产党，不顾本国国情，照搬了苏联模式，屈从于苏联的指挥棒。而中国所以能屹立不动，是因为从50年代中期开始，毛泽东就领导全党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终于邓小平领导下走上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这个说法不无道理，但似乎又不完全。因为简单地说东欧各国党照搬了苏联模式，屈从于苏联的指挥棒，并不完全符合实际。事实上，正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也还曾借鉴过匈牙利等东欧各国的改革经验。所以，并非是东欧各国没有考虑走自己的路，也并非完全是屈从于苏联的指挥棒。这说明，有更深层的原因有待我们探讨。（一）

谈起社会主义应走符合各国情况的自己的路，这个思想在东欧各国党内的领导层中，有一部分领导人一开始就是明确的，在平息1956年匈牙利事件中重新出山主政的卡达尔便是其中有代表性的一位。

卡达尔主政伊始，在整顿秩序和稳定政权的同时，就将经济改革的问题提上日程。1956年12月，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央在卡达尔主持下通过决议，开宗明义地强调，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要“同匈牙利劳动人民党领导所犯的罪恶的教条主义错误、对列宁主义的歪曲划清界限”。同时指出：“政府必须吸收有关国家机关和优秀的经济专家来尽快地制定适应新形势的经济政策。我们的经济政策应当在各方面都以本国经济的特点和独立的条件为依据。”

鉴于当时国内外的紧张形势，党内思想也还有待逐步统一。匈党在1957年开始迈出了幅度较小的改革步子。即：1.扩大企业自主权，减少指令性计划指标，缩小由中央直接分配的产品范围；实行企业利润分红制；授予少数企业进行自主的外贸活动权。2.提高职工工资，进行工资改革。3.允许发展小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并用各种优惠鼓励私人小手工业的发展。4.在农业政策方面采取的最重大的措施是废除农产品义务交售制，代之以基于合同制的国家自由收购制度。

50年代末60年代初，国际条件有所松动，为匈牙利的改革提供了机遇。1962年卡达尔在匈党八大上表示：“必须进一步改进国民经济有计划的领导制度”，“我们想扩大直接生产管理的领导者的职权范围、自主权和责任感”，“要使中央的领导和监督更有成效”。会后，匈党中央成立了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其任务是：分析经济问题产生的原因和旧体制的弊端，研究和制定改革的基本原则，并组织试点。经过一段工作以后，1965年11月，匈党中央作出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初步指导原则的决议。在分析了原有体制的种种弊端之后，决议指出：必须进行根本改革。决议提出的初步设想主要是：逐步缩小和取消给企业下达计划的做法和指令性的经营管理方式，扩大企业自主权；企业自己制定计划，进行独立的经济核算，自行决定工资；在价格制度方面，缩小固定官价范围，广泛实行价格限额和自由价格；通过货币汇率以及中央管理外汇和批准进出口权等手段来提高外贸的效率；在内贸中，允许各种企业和商店之间在国家规定的范围内进行竞争；农业企业要实行企业（合作社）的独立经营；地方议会的经济决定权也将相应扩大。

1966年5月匈党中央举行扩大会议，通过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指导原则》和《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议》。关于新经济体制的特点，决议指出，是在生产资料社会主义所有制基础上，把国民经济按比例发展的中央管理同商品关系和市场的积极作用有机地联系起来。据此，决议决定：

1.在社会主义成分占绝对优势的同时，作为合法存在的私有成分，包括小手工业、零售商业、自产自销和非农民辅助经济仍有存在的必要。以利于发展生产力，从根本上改善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

2.国家仍是在商品生产的基础上组织各项经济活动的中心，同时必须自觉地利用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在处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上，二者不是对立的，而是有机的统一体。一方面在国民经济计划中仍由中央一级决定经济发展的主要指标和主要比例，并集中种种手段保证比现在更有效地实现这些指标和比例；另一方面则在社会主义经济总体中保障给市场机制以更广泛的活动余地，即给供求价格以相互直接的影响，给卖者与买者之间真正的商品关系以广阔的活动余地。这样，就让大部分的经济决定权转到了企业。当然，作为计划经济，意味着市场不是放任自流的、自由竞争的市场，而是由中央管理和调节的市场；同时市场过程对计划也有反作用，它有助于形成计划、监督计划，还可以改变计划。

3.为使企业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经济实体，在社会主义发展的现阶段，可以取消经济管理中“指令性计划下达”，让企业经营单位自主地制定计划。国家用贸易制度来代替由官方统配原料和产品的做法，充分利用受计划和调节手段控制的市场机制，把“直接管理”与“间接管理”相结合，把利润作为中心，并运用价格、利润、税收、工资、资金、利率等形式调节企业的活动，使企业生产适应国民经济计划的运转轨道，更好地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有效活动服务。

总之，国家机关和企业之间的关系，要以经济关系为主，行政关系为辅，以代替先前单一的行政干预的做法。

嗣后，农业改革于当年先行，农业生产获得迅速发展。于是，1968年全面改革方案出台。它涉及到计划经济体系的革新、调节手段的运用和组织制度的调整三个方面的内容。而中心则是改革中央的计划领导。

对于经济改革的实质，卡达尔有过简明概述：“通过经济调节手段、工厂自主经营以及劳动集体和劳动者个人的物质利益，来实现社会主义的计划经营。”60——70年代，匈牙利国民经济取得了稳定的发展。特别是经济体制改革后，成就尤为显著，人民生活水平明显提高。1966——1980年的15年间，国民收入平均每年增长约6.6%。1978年匈按人口平均计算的国民收入在世界上150多个国家中占第25——30位之间。在此期间，尽管曾有过曲折，但总的来说一直到80年代初，匈牙利改革的基本思路没有大的变化。（二）

卡达尔领导匈牙利的改革，当然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既有外部的阻力和压力，也有内部的阻力和压力。因此，也曾出现过曲折。

从60年代经济体制改革开始起步，计划和市场就成为一个争议的焦点。一种意见认为，“对旧经济体制的批评实际上是对计划经济本身的批评”，“经济体制的改发展就意味着货币、价格和信贷关系的发展，与有计划的发展相对抗”；有些人认为，“触及经济结构就等于触犯了社会主义”。而当时占主导的看法是：匈经济不是“市场经济”，也不是“市场社会主义经济”，而是存在着“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市场”的经济，即在中央计划管理下计划和市场的有机结合。

正当匈牙利改革进入全面实施阶段，1968年苏联出兵捷克斯洛伐克。由于匈当时改革计划的内容同捷克相当近似，因此70年代初，苏联报刊指责匈的发展是“违背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原则”，“助长了资本主义倾向”，要匈来个“方向性的转变”；同时对“市场社会主义经济”加以批判，向匈施加压力。民主德国对匈的改革展开了公开论战。捷克斯洛伐克的新领导批评卡达尔“搞西化”，经济机构正在脱离党的领导，敦促匈立即“刹车”。

与之同时，匈党内部的争论也趋激化。1972年春起，匈报刊杂志陆续发表文章，把经济改革说成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损害了工人阶级的利益”，把倡导建设社会主义的不同民族模式说成是“鼓吹民族沙文主义”和“否定社会主义建设的普遍规律”。甚至要求重新回到苏联和东欧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当时实行的传统模式中去。

在此情况下，卡达尔不得不谨慎从事。他在捷克事件5年后说过，这一事件对匈的改革“产生了消极的影响”，他因此不得不“小心翼翼地”迈步，从而失去了许多时机。按踵而来的是，1973年秋爆发的世界能源危机，使匈牙利的经济蒙受了巨大损失。

1980年7月，波兰发生罢工。匈领导人担心会在匈引起连锁反应，决定把安抚群众情绪摆在重要地位，不惜继续借外债来对付困境。所借外债，不是用来改变落后的生产结构，而是一部分用来提高居民现代化消费水平；另一部分用于补贴那些生产结构落后、耗资大的企业。

1984年4月，匈党中央再次通过《关于经济管理体制继续发展问题》的决议，继续强调改革的重点是“进一步改善国民经济计划工作，加强中央的经济管理工作，提高企业自主性和首创精神，扩大有控制的市场作用”。此时，这种坚持1968年的改革框框不能突破的思想和小心谨慎的做法，实际上已成为改革继续前进道路上的基本障碍。

因为，搞活经济只有在结构改革的条件下才有可能并取得成功。由于匈当时国民经济结构不完善，盲目扩大再生产只能导致比例失调。而结构改革，又不可避免地要触动原有的用工制度、分配制度，并会导致部分工人失业等风险。卡达尔等领导人终究难以摆脱传统观念的束缚而下此决心，竟致错误地将大量资金用于去拯救经营不善的企业（80年代起，政府每年都得拿2000亿福林补贴这类亏损企业）结果，不仅没有取得好效果，反而引起生产停滞，致使国民经济形成了恶性循环。

由于经济危机，而引发政治危机。这就是何以在苏联戈尔巴乔夫的“民主化”和“公开性”的冲击下，匈党内部思想发生混乱，以致倒台的原因。

卡达尔的改革何以未能走出原有体制的怪圈？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阚思静研究员在其撰著的《卡达尔与匈牙利》一书中认为，主要是缺乏全局性结构改革的战略原则和全面的发展规划。在指导思想上长期处于一种矛盾和混乱状态：即总体设想只是建立产品的自由市场，而忽视了劳动和资本的自由市场，也没有注意到国家机构对经营的影响作用。对于改革中出现的矛盾和冲突，领导人不是向市场引导，而是要各部门执行党政机构的指令。特别是加强计划性和强调社会利益。这样一来，反而强化了50年代以来业已形成的官僚主义的行政机制，使市场经济的因素和措施同中央的指令并列，企业的独立自主只是形式，造成改革的停滞。而英国《经济学家》周刊1987年7月在《改革的教训》一文中说，匈经济现在的结局是一种混乱的折衷局面：既不按市场规律办事，又不按计划行事。如果匈牙利从过去20年吸取了什么有关改革的经验与教训的话，那就是理论和实践之间的差距像多瑙河一样宽。

应该说，这些评论是很有见地的，是很值得我们思索参考的。

那么，究竟又是什么原因使卡达尔等匈党领导人陷于此种矛盾境地而迈不开步呢？卡达尔既然在50年代后期就敢于在国内起步改革，并在1968年全面推开，说明他还是有相当胆略的。他曾经公开表示过：“如果莫斯科下雨，匈牙利不必打伞。”至于1968年苏联武装镇压“布拉格之春”，卡达尔不得不放慢改革的步伐，这与由战后雅尔塔体制形成的“华沙条约”和“北大西洋公约”两大军事集团对峙的基本格局有关。这种出自国家安全利益的考虑，不能简单地用屈从指挥棒来解释。何况他并未因此而使改革停步。可见，更为重要的是内因，即主观认识的原因：

其一，是囿于传统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框架，把计划经济和国家所有制的公有制实现形式，当成社会主义的固有本质。

其二，是把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在计划与市场的关系上，始终坚持以中央的计划管理为主。

其三，是对匈现实社会主义的成熟程度估计过高。1973年3月，匈党十一大提出了“为建立发达的社会主义和过渡到共产主义建设创造条件”的目标和任务。

这样，就始终未能从原有的计划体制中走出来。由于企业自主权实际上仍停留在口头上并未真正实现，致使作为国民经济支柱的国营企业未能从困境中得到振兴。而建立发达的社会主义目标的提出，更使匈党在严重困境中的现实经济生活面前将自己处于被动地位。

第四章　历史秘闻

1979年，邓小平为何决定狠狠教训越南

当时，实际上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是邓小平。这是为敢战且善战的决策者，以对越南强硬回击而闻名海内外。邓小平之所以在那个时段决定对越自卫反击战，尤其国内国际背景的，而且发动这场战争，中国在国际战略上会频繁得分。

从国内上看，首先，中国的主流民意是支持对越南发动自卫反击战。毕竟越南做人做事都很猖狂，一个不凭借自己的实力而靠苏联军事支撑而狐假虎威的国家，注定是没有出路的，而讲究忘本且得志便猖狂的国家，更令人鄙视。更何况中华民族自古以来，都保持着感恩戴德的优良品质，自然对越南白眼狼心态甚为不齿。越南大肆排华，恩将仇报，自然点燃了中国人集体反感的怒火。继续忍耐下去，则被世人视为中国软弱。由此观之，邓小平毕竟是有作战经验的沙场老将了，以他的强硬个性，顺应民意，决定痛击越南当局，完全是情理之中的事儿。

其次，军队太需要实战锻炼了。坦率地说，笔者个人一直认为，无论何时，一支出色的威武之师，如果仅凭军事理论武装头脑，仅凭军事演习发挥想像，是远远达不到“打得赢、打得起”的实战检验。有道是：“好看不如耐看，耐看不如耐战”。简言之，说的好，不如做的好。北洋水师当年败给日本的悲剧，我们万万不可重演。由此推断，邓小平认为，中国军队在经过文革那段岁月后，完全有必要加以实战练兵。

其三，打越南，也是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施加兴奋剂。既然当时的军队情况当时的并不看好，而改革在中国军队尚存在某些小的阻力，为此，敲打越南，是为中国改革制造良好的氛围。

当然，就国内而言，民心向背是作战的关键因素。

如果就国际环境而言，邓小平之所以决定发动的这场战争，考虑的因素很全面。

其一，对中美苏三国关系拿捏得恰到好处。

当时，中苏关系持续恶化。中苏恶化，自然中美友好，这似乎是政治博弈的守恒准则。中苏全面恶化，自然中美破冰往来，于是中美关系正常化，这实际上结成了同盟关系以抗衡苏联，美苏争霸正酣，所以美国特别需要中国战略配合。

最可悲可恨的是越南。它仗着传统盟友苏联的支撑，妄图独霸中南半岛，还渴望自己的大印度支那联邦梦成真。而美国刚结束越战，对越非常厌恶苏，再加上苏联在中朝边境、我沿海地区的威胁大幅度减轻，美苏之间的核超级大国的默契，亦降低了中苏之间爆发核大战的可能。在1979年摸清苏联底牌后，邓小平继续以进攻姿态压迫苏联，掌握了中苏较量的主动权。所以，越南的频繁挑衅注定遭到中国的非和平“教育”。

其二，邓小平必然通盘考虑，这对中国战略部署及地区安全局势极为重要。

其三，越南向来处理关系一团糟。表面上，越南好像与谁的关系都很好，其实跟谁都一团糟。越南欠中国的情债太多，用中国的钱武装军队，用中国的大米做作战“堡垒”，用中国的武器打自己的恩人，别国自然亦有自己的看法。

越南在国际上一直不以诚待人，自然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战略伙伴。1979年，中越战争爆发，只有苏联、古巴与蒙古声明支援，其它国家只是观望；反观支持中国的，巴基斯坦、朝鲜、柬埔寨、美国都是真正意义上对苏联构成战略威慑。

最后，就战争本质而言，越南做事不厚道，中国必然忍无可忍。想一想，从1950年到1976年，中国给越南的援助总共达200亿美元。中国的援越抗美物资，直到1998年，越南还在继续使用着。200百亿美元，放在今天这个数字会是个什么概念？

回头说来，战争就是战争，爆发了毕竟会流血。既然流血势必让越南付出代价！中越之战拖垮了越南。越军于1978年入侵柬埔寨，精锐尽出，事后彷徨。于是，中越之战，越军两面受敌，疲于奔命。

接着连锁反应，越南军费不继，民生凋敝，多年积累的家底变之家徒四壁。而中国却是个有迅速恢复实力的大国，幅员辽阔，资源丰富，中国以小痛得到大休养。

如今，越南故态复萌，接连挑战中国在南沙的主权底线，大概是这个国家是个健忘的国度吧？

真若此，推诚容纳，乃为所欺。不如以外交与非和平方式处之，不惩何为？

宋子文强硬回应丘吉尔：中国对西藏拥有主权

早年于上海圣约翰大学求学，后到美国留学，1915年于哈佛大学经济学硕士毕业，之后于哥伦比亚大学博士毕业，曾于纽约花旗银行见习。曾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财政部长、外长。宋子文长时期主理南京国民政府的金融财务，有人认为他是代表国民党贪污腐败的表征之一。宋子文自负傲慢，与孔祥熙相处不来，一般人都认为宋的财经观念优于孔，孔只是山西票号出身，对于现代财经没太大经纬，但孔的处世态度则较为圆滑，为蒋介石所喜。1944年孔祥熙取代宋子文成为中国银行董事长。1947年傅斯年在《世纪评论》发表了《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开不可》一文：“我真愤慨极了，一如当年我在参政会要与孔祥熙在法院见面一样，国家吃不消他了，人民吃不消他了，他真该走了，不走一切垮了。”，全国各地报纸纷纷转载。

1949年中共建政后，宋子文经香港转到美国三籓市（旧金山）隐居。《亚洲华尔街日报》认为，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宋子文可能已是全球首富了，一九四三年时，他的资产估计为七千万美元，曾投资美国通用汽车和杜邦公司。美国作家默尔·米勒采访杜鲁门总统时，杜鲁门气得大骂：“他们都是贼，个个都他妈的是贼（They're thieves,every damn one of them）……他们从我们给蒋送去的38亿美元中偷去7.5亿美元。他们偷了这笔钱，而且将这笔钱投资在巴西的圣保罗，以及就在这里，纽约的房地产。”当年驻美大使胡适给他的评价是“子文，你有不少长处，只没有耐心！”胡适的日记写道：“报纸登出宋子文代行政院长职务。如此自私自利的小人，任此大事，怎么得了！”。1971年4月24日于旧金山一个小型宴会上用餐时，因在食用鸡肉时因误吞鸡骨而被鲠死，终年77岁。

宋子文生前与张学良是好友，西安事变时，宋子文出面调解有功。张学良晚年评价宋子文说：“宋子文那人的能力并不高，他管财政并不好……宋子文是洋派的，他在财政上并不成功……他原来是一个汇丰银行的小职员，他并不知道中国财政是怎么回事……他这个用人法子完全是外国式的，并不是咱们中国的，他没人缘，孔（孔祥熙）有人缘。”

根据宋子文去世后的遗产分割书，他名下的非固定资产为100万美元，不动产价值约400万美元。可想而知，指责宋子文贪污公帑成为巨富的说法更多是源于政治原因的诽谤。“宋子文档案”披大量史料　全无“贪污”证据

今天下午，离开故土60后重返上海的宋子文长女宋琼颐女士在复旦大学宣布，包括照片、电文、信函等一系列珍贵历史资料在内的“宋子文档案”解密，公之于众。这是长期封存于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的“四大家族”秘密档案首次向外界发布，地点放在中国上海，复旦大学参与了主要的文献编制工作。据悉，今天公布的“宋子文档案”包括三本著作：《宋子文及他的时代》《宋子文驻美时期电报选》《宋子文与战时中国》，有中英文对照，向全球发行，书中首次披露了大量史料，涉及诸多历史秘闻，为解读中国近代史提供了新的视角。

宋子文与蒋介石、孔祥熙和陈果夫、陈立夫被称为民国“四大家族”。他们亡故后，家人将其档案捐赠给美国胡佛研究所，档案中有个人的日记、电文、往来书信等等。以前，“四大家族”的后人即便同意开放部分资料，也只有少数的学者可在胡佛研究所内阅读和手工摘录，不能复印、拍摄、输入电脑。此次“宋子文档案”的公开，使得这批封存已久的“机密”走出“密室”。

复旦大学历史系吴景平教授接受本报采访时介绍，复旦大学目前正与胡佛研究所联合进行近代中国人物与档案文献研究，“宋子文档案”面世只是“四大家族”民国“绝密档案”的首批研究成果。今后，在其后人的允许下，希望能够陆续发布其他民国重要人物的档案，其中包括《蒋介石日记》等。

四次辞职，几乎都与财政有关

此次公布的“宋子文档案”中，有270多张珍贵的历史照片，包括早年宋氏一家在日本的全家福、孙中山委派宋子文担任财政部长的委任状等等，还有70多万字的电文内容。从这些史料中，人们可以看到一个真实的宋子文。

整个国民党政府的财务系统是宋子文一手建立起来的，他还是中国中央银行的创办人。宋子文毕业于美国著名的哈佛大学，观念开放，务实开明，而国民党内部很多官员对经济运作非常陌生，这种矛盾冲突因此时有发生，为此他也多次与蒋介石闹翻，而且是国民党高层中极少数敢在蒋面前拍桌子的人。1928年—1933年，宋子文曾经先后四次辞职，几乎都与财政有关。

蒋介石同许多国民党高官热衷于“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宋对此并不赞同，这也许是他为什么在1933年选择离开政治舞台的原因之一。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宋子文就主张和美国联络，引进欧美的力量。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宋子文被任命为国民政府外交部长，在当时极其困难的情况下，他为中国带来很宝贵的国际援助，直至1945年抗战胜利前夕再次辞职。

没有发现宋子文“贪污”的证据

在美国作家斯特林，西格雷夫撰写的《宋家王朝》一书中称，宋家王朝聚集了这个时代最大财富的一部分。《不列颠百科全书》称，“宋子文是地球上最富有的人。”然而，根据史料的记载，在宋子文所处的那个时代，不要说全球范围，即便在中国，宋子文也谈不上是最富有的人。

根据现在发布的宋子文档案，再经有关方面核实，在1940年左右，宋子文的财产为200万美元，到1971年宋子文去世时，加上房产变卖等他的总资产达800万美元，扣除200多万美元税款后，宋子文遗留给夫人张乐怡的遗产为500多万美元。

晚年的宋子文是个股民，他非常关注股票和债券的价格，会仔细抄下股票行情。到目前为止，无论是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台湾地区的档案机构以及胡佛研究所的宋子文档案中，还没有发现大家所公认的足以证明宋子文“贪污”的证据。

回应丘吉尔：中国对西藏拥有主权

熟悉二战的人大多知道，有著名的开罗会议、雅尔塔会议和波茨坦会议，殊不知，1943年的5月，在美国首都华盛顿，还举行了一场重要会议——太平洋会议。出席方有中国、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的首脑人物。中方代表是时任中华民国外交部长的宋子文，英方代表是丘吉尔首相。

太平洋会议的主题是研究同盟国各成员国在对德、日法西斯交战中的战略使命。可是，会上却出现一个插曲——

5月21日的会议上，丘吉尔突然对宋子文说：“听说中国正在向西藏大举增派部队，准备进攻西藏，那个国家现在很恐慌。”宋子文当即回应：“西藏可不是什么独立的国家，中国和英国间所签订的全部条约中，都承认中国对西藏拥有主权。”当天，宋子文即将此事电告重庆的蒋介石，第二天，蒋介石回电明确答复：丘吉尔的说法是对中国内政的干涉，必须坚决反对。

当时电文内容如下：宋子文21日电：“丘相谓，近闻中国有集中队伍进攻西藏之说，致该独立国家大为恐慌，希望中国政府保证不致有不幸事件发生……文答并未有此项消息，且西藏并非所谓独立国家，中英间历次所订条约，皆承认西藏为中国主权所有。”

蒋介石22日回电：“丘吉尔称西藏为独立国家，将我领土与主权，完全抹煞，侮辱实甚。西藏为中国领土，藏事为中国内政，今邱相如此出言，无异干涉中国内政。中国对此不能视为普通常事，必坚决反对。”“宋子文档案”中提及“西藏问题”

1943年是反法西斯战争的关键一年，英国作为中国的盟国，为何突然干涉中国的西藏问题呢？吴景平说，这主要是因为中国政府一直没有承认英国提出的所谓“迈克马洪线”。当时，英国的殖民大国地位开始动摇，他们迫切要求加强对印度的控制，而中国在西藏与印度有很长的边界线，英国希望增加在西藏的影响力，保证殖民地的安全。但英国的这一做法，遭到中国政府的坚决反对。

吴景平还透露，“宋子文档案”中还有一个地方谈及了“西藏问题”：在滇缅公路被日军占领后，中国抗战的运输大动脉出现了问题，中方曾向同盟国提出要求，修建一条由四川经西藏，再由西藏到印度的公路，重建“生命线”，然而，一些国家出于自己利益的考虑，没有采纳中方的建议，因此，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中方的抗战物资只能依赖“驼峰”空中运输。吴景平分析认为，认为，65年前这段尘封的历史再次证明，中国拥有西藏主权，不容质疑。《蒋介石日记》等有望陆续公布

吴景平透露，“宋子文档案”只是“四大家族”秘密档案的第一集，复旦大学正在努力争取发布秘密档案的第二集、第三集……2005年，蒋家后人把蒋介石、蒋经国两人的日记等大批珍贵史料全数交予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保管整理。目前，复旦大学正在与有关人士接洽，希望能让蒋介石的日记早日全部公开，并首先在大陆出版。

自2004年起，吴景平曾多次前往胡佛研究所，查阅了已获准开放的《蒋介石日记》，获得了许多以前从未公开的资料。如60多年前中英已涉及香港问题的谈判。1942年—1943年，中国与英美等国讨论废除旧的不平等条约，并且签订新的平等条约。在谈判过程中，英方提出，对海外殖民地的归还暂不作考虑。吴景平在蒋介石1942年12月30日的一篇日记里发现，蒋介石一方面对英国的态度感到“此可忍孰不可忍”，但又写道：“只要正约签订后，则九龙香港必为我军先行进占，造成事实，虽无文字之保留，亦何妨耶。”就是说，蒋介石曾经大胆设想，在盟军反攻时，中国及时派兵进入香港，接受日军投降，造成中国收复香港、香港回归的既成事实。

文革时期江青生活作风有没有问题？

江青由于植物神经衰弱和多年养成的习惯，晚上难以正常入睡，她喜欢熬夜，用各种方法打发时光。她和常人的生活习惯正好翻了个个儿。

就从60年代末70年代初她的起床开始说起吧。

在正常情况下，江青每天下午1时左右醒来，先是打几个慵懒的哈欠，再象征性地张开双臂，做两个扩胸运动，然后准备起床，这就是早晨起床。

起床前，她习惯地伸手打两声电铃通知护士。护士听到铃声，便把事先准备好的漱口水、麦片粥用托盘快捷轻盈地端到江青的床边，小心翼翼地放在床头柜上，然后慢慢地将厚绒布窗帘拉开半边，透进一点光亮。

江青穿着睡袍半躺在床上，护士帮助她漱口、吃麦片粥；而后又帮她换上另一件睡袍，搀扶她到卫生间解大小便、洗手、洗脸；再往后，护士给她脱去睡袍，穿上衣服鞋袜，这才到办公室办公。

江青到办公室后，阅读、阅批文件、看资料是每天的必修课。这似乎成了她人生的象征。

她在宽敞高大的办公室里体味着权力、地位、高贵和柔和的灯光。办公时，她习惯吃些新鲜可口的水果，仿佛为了消解一种生命的紧张。

她办公的时间多则一个小时，少则几分钟。兴奋中常常夹带着一些烦恼和不安，每天的内心活动和表情都深不可测。然后，她打铃3下通知警卫员准备到室外散步。

散步时有时步行，有时骑马，有时学开汽车。江青骑马的技术高超，马背上的江青神气活现。散完步，即到17号楼，或是打扑克，或是打兵乓球，或是看电影。在17号楼一般要消耗两个小时。警卫员估计她玩儿累了，便悄悄地把安眠药送到她手里，吃完药回到她的住楼吃午饭。

江青的午饭一般是下午4时左右开始。饭后，她再吃一次镇静药，由护士搀扶到卧室上床睡觉。下午6时左右起床后，中央有会就去参加会议；没有会，看半个小时的文件，就再到户外散步、骑马、开车，到17号楼打扑克、打兵乓球等。

晚上8时左右，回住楼吃晚饭。晚饭后，约上住在钓鱼台的陈伯达、康生、张春桥、姚文元，后来还有王洪文，到17号楼礼堂看电影。有时还约上电影界的导演、摄影师、灯光、美术及著名演员陪看，说是教他们学习文化艺术。有时看外国原声电影，就请去外语翻译。一个偌大的礼堂，或是他们五六个人看，或是只有江青一个人看，在微弱的灯光下总是显得空洞而幽深。

江青对电影尤为着迷，有时一连看两三部电影，仍不疲倦。有的影片反复看。我们说：“江青看《红菱艳》，百看不厌。”如果她出去参加会议，无论回到住地多么晚，也到17号楼看上一部电影，彷佛只有坐在那宽大的银幕前才能使过去的时光重现。她看完电影，感到疲倦了，就回到住楼睡觉。

回住楼之前，江青吃上一次安眠药；回住楼之后，洗澡、漱口、冲牙、解大小便、按摩，然后，吃第二次安眠药，上床之后，再吃第三次安眠药。

护士还要在她的床头柜上放一份备用安眠药。凌晨4时左右，江青带着无限的幸福或痛苦，慢慢进入梦乡。

江青实在难侍奉

一年四季，每天早、中、晚，工作人员都要向江青问候、“请安”。起床时江青不肯用力坐起，怕伤了心脏，要护士轻轻地把她托起。从里到外的所有衣服，包括贴身短裤，都要由护士给她按次序穿好拉平。穿好衣服以后，给她报风向、风力、天气温度，我们能从每天的天气预报中读到江青脸上的阴晴圆缺。

给江青穿鞋袜时，她连脚也懒得抬动一下，护士只好跪在地上给她穿。穿快了，她说护士动作粗野，搞得她紧张出汗，说对她没有温柔的感情；穿得慢了，她说护士故意磨磨蹭蹭，有意使她着急出汗，说是用软刀子杀人，弄得伺者哭笑不得。

上床睡觉之前，护士帮她把所有的衣服、鞋袜脱掉，给她穿上睡袍和拖鞋，小心翼翼地扶她去卫生间，驾着她坐在浴盆中特制的木墩上，给她洗澡。护士拿着洗澡用的喷水蛇管，在其全身均匀喷洒。水温不凉不热，水速不急不慢，江青闭着眼睛尽情沉浸在温水滋润肌肤所带来的快乐中，彷佛这轻轻的流水能冲刷她一天的烦扰与忧愁。

洗完澡，她不在卫生间解大小便，而是坐在床边特制的马桶椅子上。她怕马桶椅子东倒西歪，叫人把4条腿固定在地板上；还怕马桶椅子的座垫、靠背、扶手硬，坐着不舒服，就叫叶群和邱会作带上裁缝师傅用塑料泡膜包起来。

江青喜欢吃既清淡又有营养的饭菜。炒菜、烧汤不喜欢用骨肉汤，也不喜欢放味精。她说，骨头汤里胆固醇高，味精是化学制品，有有害物质。但是，她喜欢菜里汤里有骨头汤和味精的美味。她吃鸡蛋只吃蛋清，不能有一点儿蛋黄，她说蛋黄里有胆固醇。吃雏鸡要半斤的，鱼要掐头去尾，只吃中间的。螃蟹只吃公的不要母的，她说母螃蟹胆固醇高。菠菜要做成菜泥，芹菜要抽掉筋，豌豆要剥去皮，绿豆芽要掐掉头和尾。饭菜的温度要求适度，既不能烫嘴，又不能不热。她不但喜欢吃中餐，还喜欢吃西餐，喜欢吃法国、德国和俄罗斯式的点心。

江青喝的水既不能凉，也不能烫。有一次，她要水要得急了一些，水温稍微高一点，就说护士故意烫她，用力把水杯摔个粉碎。

江青吃水果也要求有一定的温度，把苹果切成长条，泡在温水里，浸泡得温度适度时，她再吃。

江青的衣服很多，样式各异，有中式的、西式的。大衣有长的、短的、中的、单的、夹的、棉的、便衣和军用的。但新衣服很少，布料也没有高级的。她的内衣更多，因为她好出虚汗，只要身上觉得稍有汗渍就要求立即更换，每天要换几次，春夏秋冬，天天如此。

换内衣时，也是够难的，护士帮她脱掉衣服以后，用毛巾擦干她的身子，擦时用力轻重有致。供她使用的毛巾足有上百条，都要旧的、很松软的。江青无论走到哪里，护士总是背着一个大挎包，里面装的全是准备更换的衣服和毛巾。

江青特别注意世界名人的穿戴，在电视上，她看到菲律宾总统马科斯夫人的衣服很特别，就非常羡慕。有一次，马科斯夫人来华访问，江青特意叫服装研究部门仿照“唐三彩”为她赶制了一件黑色绣花连衣裙和一双云头鞋；还叫有关单位给她特制了3种样式的假发，但她没有戴过。

江青的住房宽敞，设施齐全，有大卧室、大办公室、大卫生间、大客厅、大餐厅，还有大放映室、大娱乐室。

不论走到北方或南方，她所住的房子内，冬天有暖气，夏天有空调。室内凡是她能活动的地方，都铺上地毯，连卫生间都铺满地毯。她说：“在地毯上走步有安全感，如果不小心摔倒了，也不会摔坏。”

江青住室、办公室的窗子玻璃是4层的，窗帘是3层的（纱帘、绸帘和厚绒帘）。室内的墙壁、屋顶、窗帘、灯光、地毯以及各种家具颜色，都有一种柔和的感觉。住所内经常用紫外线消毒。

江青有“四怕”

江青的确有病，是个极敏感的人，感情纤细而脆弱，这样的人禁忌似乎特别多。但对她一生来说，有4样东西她特别敏感，人们发现江青有“四怕”。

一是怕风“风”对于江青来说太可怕了。她经常对工作人员讲：“室内的风可厉害了，针大的孔，斗大的风，风对我是杀人不见血的刀子，它究竟是一把软刀子还是一把硬刀子，你们是知道的。你们如果不能给我解决风的问题，就是没有尽到保护我的责任，就是对我没有阶级感情。”

江青居住在钓鱼台国宾馆，房子坚固、宽敞、严密；窗子原本安装双层玻璃。按照江青的特殊要求，她的住楼安装了两层玻璃；通往她的卧室、办公室有两道密封门。她在卧室、办公室或餐厅、会客厅时，把门窗都关严，3层窗帘全拉上，可有时她还说有“贼风”。她每次喊有“贼风”的时候，就坐卧不宁，脸上露出焦灼和沮丧的神情，她命令我们立即找风源，堵“贼孔”。如果找不到风源“贼孔”，她说我们对她不忠，故意捉弄她。有时她别出心裁地叫我们点着一支香烟，睁大眼睛，屏住呼吸，仔细观察烟往哪个方向飘动，如果往北飘动，她就说风源在南边；如果往东飘动，她就说风源在西边，叫我们立即采取措施。如果冒出的烟笔直地往上飘动，可以证明没有风，这个时候如果还感觉有风，她便睁开眼睛紧张地四处张望，突然冒出一句：“这里有鬼了。”于是大家面面相觑，彷佛真有什么鬼魅藏在什么角落。

有一次，她叫护士周淑英查风源，周淑英用尽了一切办法也没有找到风源，只好对她说：“你交给我们查风源的办法都用了，也没有找到风源。你今天身体是不是不舒服，本来没有风，你感觉有风？”

江青听了以后，勃然大怒，先是对小周一阵痛骂，接着又随手抄起一把锐利的大剪刀，狠狠地朝小周扔过去，幸亏小周躲闪得快，没有被剪刀戳伤。还有一次，她叫护士赵柳恩找风源，没有找到，她就狠狠地打了小赵一拳。

江青到室外散步，无论是严寒的冬天，还是春暖花开的季节，乃至酷暑盛夏，她感觉不适时，身上都穿得严严实实，头上戴着帽子，脖子上围上围巾。甚至出楼门时，面朝里，背朝外，警卫员在她的身后，双手扶着她的肩膀，引导她往后退着走。出楼门以后，再用毛巾捂着口鼻，缓缓转过身去，低着头，慢慢走，一辆小轿车紧跟在后，只要她一说有风，汽车赶快开过去，她立即钻进汽车。

人的感觉有时受精神的支配。要说江青怕风，怕得真够水平的。但她不怕风的时候，可以站在风头上。

1970年11月13日，江青到海南岛休养。18日，她来了游山玩水的兴趣，要求乘坐鱼雷快艇到西瑁岛去玩儿。快艇从某军港到西瑁岛的途中，海风飕飕。江青为了拍摄快艇后面的浪花，竟站在快艇的最高处。当时，快艇时速几十海里，她还嫌太慢，一直在喊：“加速！加速！再跑快点儿！再跑快点儿！”

我们被海风吹得都站不稳了，受不了了，却见江青迎风屹立在艇顶，一点儿事儿也没有，既不打喷嚏，也不感冒，无比从容和坦然。上岛后她还参观了女民兵的火炮阵地。这个海岛的女民兵连早在50年代，就因叶剑英元帅的题词而闻名：“持枪南岛最南方，苦练勤练固国防。不让敌机敌舰逞，目标发现即消亡。”女民兵们应江青的要求，还打了一阵火炮。

二是怕声

噪声难耐，谁也讨厌。但江青怕声怕得太邪乎了。

江青曾住过钓鱼台国宾馆的10号楼和11号楼，这两座楼坐落在国宾馆的中心区，东北距离大马路甚远，况且有15号楼和16号楼遮挡，几乎听不到汽车的声音。西边是玉渊潭公园。自从江青住进钓鱼台以后，这个公园就封园了，四周用铁丝网围了起来，并有警卫部队把守。南边既没有居民居住，又没有马路。北边的9号楼由张春桥、姚文元办公和居住，他们都知道江青怕声音，从没有从楼内发出过声响。这样一个安静优雅的环境，在北京城内是很难找到的。

我在本文前边已经提到，江青房子的窗子和门都很严密，门缝、窗缝都用密封条贴得严严实实。即使是这样好的环境和住所，她还总是觉得楼房内外有声音。我总觉得她的耳朵对于声音就像她的情感一样敏感，对隐隐约约、淅淅沥沥的细雨声，风吹草动声，树枝竹叶的摇动声，鸟鸣声，她都听得见，并且觉得“声音太大啦，让人恐惧！”有时她捂着两只耳朵，闭着双眼，紧皱眉头，摇晃着脑袋，让工作人员专门为她轰鸟、赶蝉、打树叶、砍竹子。

有一次一只蟋蟀钻到屋里鸣叫，江青不干。因为室内到处是家具和地毯，房间又大，要找到一只小小的蟋蟀谈何容易！我们只好硬着头皮请求江青暂时挪个房间。江青依从了，工作人员便在有蟋蟀的房间喷洒极浓的敌敌畏。蟋蟀是不叫了，房间里留下了比蟋蟀更让人恐惧的异味。通风通了很长时间异味才消散。

江青怕声音怕得最厉害的时候，对工作人员走路时鞋子在地毯上落地声，衣服的摩擦声，都极敏感。声音让她感到头脑发涨，耳根发麻。于是我们就非常小心，不穿硬底的鞋，走路时两条腿叉开，两只胳膊抬起来，以免发出摩擦声。我们在她旁边，很少大声呼吸，嗓子痒了，也强力地控制着不咳嗽，拿放东西时更是轻手轻脚。

慢慢地，我们掌握了与江青说话时声音的大小，速度的快慢，甚至语气的轻重。

奇怪的是，害怕声音怕得要死的江青，在她高兴的时候，多么大的声音她也不怕了。

文革中，江青会见成千上万“革命小将”的时候，红卫兵高喊：“向江青同志学习！向江青同志致敬！祝江青同志身体健康！”江青不但不怕从喇叭里发出来的震耳欲聋的声音，而且高兴得手舞足蹈，并高喊：“向红卫兵小将学习！向红卫兵小将致敬！”

她几次外出乘坐的专机是苏联制造的伊尔18型飞机，4个螺旋桨一齐轰鸣，她照样打扑克和睡觉。坐火车时，车轮和铁轨的撞击声，她一点儿也不怕。

1970年11月15日，她在海南岛到某高射炮阵地去视察，她拿着摄影机，命令十几门大炮一齐开火，炮声划过宁静的海岛，震耳欲聋，她哈哈大笑地说：“真过瘾，今天我可抢拍到了不少好镜头。”

三是怕冷怕热

江青一年四季所要求的室内温度：冬天控制在21.5摄氏度；夏天控制在26摄氏度。

可是有时温度也是随着她的感觉走的，同样的温度，烦躁时感到闷热，孤单时感觉寒冷。尽管工作人员按照她的要求调节好了室内温度，但未必就一定让她适应。我不止一次听江青说：“温度表不能说明问题，我的感觉才能说明问题。”

江青的感觉就是来自她的心情。她是个反复无常的人，心情瞬息万变；我们不知道、也无法掌握什么时候她有什么样的心情，掌握的温度总是无法跟着她的感觉走。

当她感觉温度不合适的时候，她会亲自去看看温度表。

她是怎样看温度表的呢？她感觉热时，就弯下腰去，从温度表的下面往上看；她感觉冷时，就踮着脚跟，从温度表的上面往下看。从下面往上看，或从上面往下看，视觉相差两三度，以此来证明她的感觉是对的，温度表是“假的”。在室温的控制上，常常弄得我们和江青本人都很尴尬。

有好几次，她看完温度表以后，用怀疑的目光看着我们说：“这表是假的！”我记得有一次，她把温度表摔个粉碎，拂袖而去。遇到这样的情况我们就重新换一只温度表，慢慢地，江青气也就消了。

我不知道江青是否真的怕冷。北京的严冬季节，寒气袭人，她却能到户外拍摄雪景、深夜拍摄夜景。春寒料峭，她在凌晨拍牡丹，一折腾就是三四个小时，也没有事。我想，大概是创作的兴奋使她忘记了寒冷。

1970年11月份，江青在海南岛。14日那天她高兴了，要到海里摸海贝。在水里一待就是4个多小时，也没有事儿。

1971年6月9日，江青在钓鱼台17号楼给林彪照相时，七八个大聚光灯一齐打开，室内温度很快上升到30多摄氏度。我们在场的人都热得大汗淋漓了，她却全神贯注，兴致盎然，自始至终也没听她说热。

1970年7月底8月初的一段时间，江青在室内打扑克时间久了，嫌空气不新鲜，就让工作人员在室外给她搭了一个净空七八平米的大型蚊帐，她晚上钻进去打扑克，白天也钻进去打，一打就是两三个小时，也不说里边热。

到过广州的人都知道，那里8月份的气候，既潮湿又闷热，江青陪同大肆吹捧她的美国作家维特克，在室外一玩儿就是三四个小时，逛月秀，看兰圃，去石湾，活动量大得惊人，跟随她的工作人员都热得难以忍受，而江青并不喊叫热。

四是怕光

江青怕光怕得出格。她大白天在室内看文件，有时叫工作人员把3层窗帘全部拉得严严实实的，一丝光也不准进去。打开光线柔和的落地灯，灯罩上不是盖着一块黑布，就是盖一块厚厚的深绿色的布。

江青在全国各地居住的房间室内的光线都很暗。特别是在上海的房间，室内的各种色调更加适合江青的要求。诸如灯光、屋顶、墙壁、门窗、地毯、窗帘以及各种家具都是绿色的。打开灯以后，好像进了威虎山的威虎厅。如果我们一个人在她的室内工作，还真有点儿害怕。可这非常适合江青，她觉得非常舒服。

但是，她在公共场所会见外宾、接见红卫兵时，摄影记者给她拍摄，聚光灯骤亮、强光照射、闪光灯不停地闪烁时，她一点儿也不怕，还兴高采烈地鼓掌、讲话。

江青对同一事物的“四怕”和“四不怕”是受她的情绪支配的；况且，江青这个人神闲气定的时候又极少。但是，江青有病也是真的，在中共中央高层领导人中大多数都知道江青的身体一直不太好。从1949年到1956年，江青前后4次到苏联去治病。

第一次去是1949年4月初。江青得的扁桃体炎，高烧不退，在莫斯科做了扁桃体切除手术。在那里她静养了7个月，于11月回到北京。

第二次去是1952年的初秋。江青得的肝炎，肝区疼痛，发高烧，用青霉素消炎治疗，大约治疗和休养了11个月才回国。

第三次去是1955年7月。江青得了子宫颈癌，在莫斯科进行治疗，不久回国。

第四次去是1956年夏天，江青的子宫颈癌恶化了，又回到莫斯科的医院里。她这次的病很重，身体衰弱，情绪很不好；白血球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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