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兰子
出版社：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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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合欢爱人试读：
第一章 出国
一在早晨的阳光照耀中醒来，心情很好，今天可以睡到自然醒，不用赶时间，我赖在床上想着昨夜的梦。在梦里，我坐时光机回到1988年，在悉尼国际机场，从飞机里走出来是长长的走道，浅绿色的地毯，踩在上面温软轻盈，像走在云端。我慌张懵然，眼前的世界新奇、陌生，格格不入。以前看过的一些外国电影，下飞机是从舷梯上走下来的，现在我直接从飞机里走到到达厅。随着人流往前走，曲里拐弯，踏上电梯被运下去。我站在小拖车后面，紧拉着小拖车。小拖车上绑着我的手提行李。到地面时，小拖车的轮子在传送带接口处被卡了一下，我身体随着前行的惯性从小拖车上翻过去─“哇！”听到人们的惊呼声，来不及羞愧已经被人拉起来，那人又把我的小拖车也拉起来，紧跟着问我有没有事？我摇头连说：“没有。没有。”从难堪的境地里摆脱出来，想到该道谢时，那人已经走远。我看到一个很瘦很瘦的身影，竹竿似的细腿，有点罗圈，印象中是个香港男生，二十来岁……
来到海关处，随着长长的人流出关，等着拿行李。我直愣愣看到最后一件行李被人提走：“我的行李箱呢？咋不见我的？”我东张西望，紧张得心几乎要跳出胸膛。第一次出国，第一次坐飞机不见行李，不知该怎么办，想想：“再等等吧？说不定那个口子里马上就吐出我的行李箱来。”我的行李箱特大，里面有电饭锅，有毛巾被，有快熟面，还有……昨晚在香港启德机场登机时被说行李超重太多，让补交很多的钱。千来块港币对于1988年来自中国大陆的我来说就叫很多。那时候的富豪叫万元户。匆忙中我记不清扔掉了些什么，最后还是超重5公斤。送我机的爸爸的香港朋友跟地勤好说歹说，让她看在我一个年轻女生即将离家千里万里，独自到鬼佬的国度讨生活的份上，放我一马。她也许是位母亲，眼睛猛扇几下，好像伤感了，什么也没说，递给我登机牌。我年轻的心带着侥幸的满满的兴奋向送行人挥手说再见。爸爸说我心硬，别人都会因为要离开父母而大哭，我却兴高采烈。“行李也许因为超重没让随机？走水路要三个月，那我怎么活呀？所有的家当，包括未来三年的内衣裤，五年的感冒药都在里面。”
我胡乱猜想着，焦虑着，半个小时过去了，一个小时过去了，行李好像到了爪哇岛似的不见踪影。“糟糕，信里约好钟耘十点钟接机。”
看刚刚调过时差的手表，现在已经快十一点了。这班国泰班机于昨夜11点由香港启德机场起飞，正点今早9点着陆。正急着，见有海关人员走过来，我英语九百句是背得很熟的，可是没有实战经验，没跟真正的老外练习过。打好腹稿等他们走到跟前，想迎上去问，无故的心里一怯，到了舌尖的话愣是被生生咽回肚子里。我只好等着，茫然间盼来一位华人职员，讲话满口“而已，而已”，听着让人别扭，后来才知道这是典型的新加坡、马来西亚的华人的华语。他告诉我们这些不见行李的旅客：“行李在下一班机里，要到中午12点才到。”“你们回家先，下午一点以后来国泰的窗口提行李。”这人说。
我来不及有更多的考虑，狂奔出口处，边走边扬头目光像风一样在接机的人群中刮来刮去，寻找印象中的钟耘。最后一次见钟耘，是上初中的时候，大家都是十四五岁的样子，离现在都快十年了。我疑惑慌张的眼光落在不远处一张A4纸上，上面写着我的名字。拿纸的人是个三十出头的陌生男人，瘦小精干，皮肤黄中带黑，典型的热带人。眼神交流，彼此确认是自己要找的人。我疑惑─他不会是钟耘吧？老得这么快？
他看我满脸的问号，就自我介绍说他叫汤姆，钟耘的同事。钟耘今天上班，请他帮忙接机。“没想到班机晚点这么多！”他抱怨，“我十二点要上班，现在已经十一点。”他不停地说，声音里透着强烈的不满。我读到他的优越感，一个老华侨对初来乍到的“新金山客”的优越。他肯抽出黄金样的时间来接我机已经是极大的恩赐，我竟然迟到？误他事儿？在悉尼，除了退休和失业的人，没人会空闲得像钟摆一样优哉游哉地摆动，每一分钟都有安排，包括睡觉时间。睡觉也是为了更好地工作。
我跟他解释丢行李的事。他犹豫片刻，说：“这样吧，你人生地不熟，就不要来回跑了。就在这里等行李，拿到行李自己打车走。我把地址写给你。我赶时间，得马上走。”说完，匆匆写一纸条递给我，匆匆走了。
我拿到行李已经是下午一点多，跟着人流排队上了指定的的士。司机是一个中东人模样的中年男人，肚子像孕妇，差不多顶到方向盘上。我还是不敢开口讲话，把写有地址的纸条递给他。他看了，有点想笑的样子，还我纸条时说“谢谢”。见他一副见怪不怪的样子，我一直提心吊胆地坐着，眼睛直瞪车窗外的路标看。其实那些路标对我毫无意义。我根本就看不懂。后来才知道，那一年多时间里，悉尼国际机场每天都接待几批像我这样的中国旅客。
人们出国各有各的原因和目的。我出国完全是任性。当年失意于暗恋多年的班上画画最牛的男生，愤而出国，想要的效果就是他后悔。
1988年的我，对西方世界的了解只到看三毛小说的水准，想象中的悉尼是钢筋水泥的人造森林。这个国家不是世界上最先进国家之一吗？不是在六、七十年代，人均收入曾经排行世界第三吗？不是说资本主义国家遍布的高楼大厦是用工人阶级的剩余价值铸造的吗？我的马克思社会主义经济学成绩不错，从初中到大学的政治课都学这个。
中东司机把车开得不快不慢。周末的午后，路上的车像天上的鸟儿偶尔飞过一两辆。真正的悉尼基本上没什么高层住宅，普遍只有三、四层高的公寓，更多的是带前后花园的平房。房子之外就是树林。有些地方，房子前后花园不能少于几棵树，都有规定。就算把房子买下来，也不能乱砍花园里的树，得向区政府申请批准。
我目不暇接，一路的树呀，花呀，红房子呀，异国风情海浪一样一波波地冲击我的心房。我用三毛情怀接纳这满目新鲜。我的孤陋寡闻与当时澳洲人对中国内地人的了解相比，我觉得不丢人。澳洲人以为中国男人还梳辫子呢。在悉尼落脚后听的最多的英文句子是：“你从哪里来？”讲的最多的英文是：“我从中国内地来。”对方这时会像大人关心小孩似的：“你喜欢澳洲吗？最喜欢澳洲的什么？”再下来免不了挂上白痴样的笑容：“你们中国男人梳很长的辫子，是吗？”我心情好的时候会开他们玩笑：“他们辫梢藏着刀，如惹怒他们，头一摆就能杀了你！”
这也怪不得他们，我来了四五年了，还看到电视SBS民族频道不管是纪录片还是电影，中国内地的人都活在清朝，男人穿长衫，梳辫子，辫子要不是盘在头顶就是拖在背后；女人穿得黑乎乎的，戴斗笠，像越南人。
车突然停在一条静街边上。“到了。十五块钱。”司机回头对我说。
我愕然：到了？这是哪跟哪呀？静悄悄的马路两边是一溜的三层楼公寓，水红砖墙，没有批挡、铁栏杆的阳台。公寓前面路边零落地停着些破旧的轿车。没有声音，没有人，就算是阳台上也不见人影。虽然很茫然，我还是装着自信的样子，跟外国人没接触过，但三毛的小说看得多，知道“西风不相识”，洋鬼子欺软怕硬。我从钱包里小心抽出一张票子递给司机。那是多少钱？他会不会找我钱？我要不要给他小费？我没把握，对澳洲货币面值还没搞清楚。
司机把行李箱从后备箱里提出来交给我，说了声“再见”就开车扬长而去。我拿出地址来看：5/15，8街。8街可以肯定，这就是8街，可5是房号还是楼号？抑或15是房号还是楼号？我决定两种都试一下。先找5楼15号房，没人，再找15楼5房，也没人，有一纸条：新来的房客，对不起，我们要上街买东西，预定5点回来。托尼，12点30分。
我拖着超重5公斤的行李箱，背着不限重量随身带上机的包包，坐在公寓前花园的矮墙上等。我知道南北两半球季节相反，现在是十一月底，来时家那边已经是冬天，这里应该是夏日炎炎？在香港机场我换上当时很流行的牛仔衣牛仔裤，这会儿感到凉风沁沁。看路边的树叶碧绿湿润，刚刚下过雨？抑或是因为饥肠辘辘加上缺觉？昨晚在飞机上不独吃不惯西餐，也因为出国的兴奋填充了五脏六腑，脑神经过度兴奋而无法入睡。我不由自主打了几个喷嚏。我双手抱肩，眼神空洞。
街的一端走来两位巡警，经过跟前，对我说“Hello”，我也回应“Hello”，心情大好。不是因为我的澳洲第一声，而是他们实在帅，像电影里二战时期德国士兵或苏联红军。我只看过苏联和阿尔巴尼亚的战争片。
不知等了多久，觉得有一个世纪那么长了。那两位街警又巡回来了，他们经过我的跟前，其中一位问:“How are you?Do you need any help?”我听懂了，他们是问我需不需帮助，我说：“No,thank you.”英语九百句没白背，希望他们能听懂我。他们向我笑，走过去。看来他们是听懂了。看表，才三点多，离五点还有一个多小时。“时间咋就走得这么慢呐？”
我觉得快要晕倒了。好久好久，终于等来一辆橙红色的三门小丰田。我目测这车应该是七十年代中期造的，车身的残旧足以说明车龄有十五年以上。车突然停在我面前，从车里爬出两人，一男一女，华人。男的三十开外，中等个儿，不胖不瘦，有点许冠杰的气质，外形也有点像。浅灰短裤粉红Tee-Shirt,脖子上披件白衬衫，袖口在前胸口打个结。女的二十出头，鸡蛋脸，长发披肩，个儿特高，几乎与男的一样高。迷你牛仔裙，亮黄短袖衬衫前下摆打个结，青春气息逼人。男的上下打量我，笑问：“你就是新来的吧？安平？”“嗯！”我说。“你好！我是托尼。对不起，让你久等了。什么时候到的？我们等你等到十二点多才出去。钟耘租房子的时候说你大概十一点钟到。我们实在不能再等了，再不去买东西店铺就要关门了。”托尼说着手不停地把物品一袋袋从车后备箱里提出来，重一点的自己留着，轻的交给那女的。他好像只管说，并不要求我回答。我简单告诉他丢行李的事情，再为我的迟到道歉。“走吧。”托尼说着带头往家走，那女的跟上。我拖着行李箱跟在后面，满心的不高兴。托尼为了买他的什么破菜，不惜牺牲我宝贵的时间。我可是二十个小时没吃东西，二十个小时没睡觉了！我可是坐在门口等了他三、四个小时的呀。算我倒霉，出国的第一个回合就让他给了我个下马威。
生活不是诗，不是童话，不是我眼睛看到的红房子一样的美丽。我的自怜自宠很快就被生活扳倒。一个星期买一次菜是悉尼人的生活模式，我不久也服从了这种生活模式。像托尼一样，星期六买菜成了生活中头等大事。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悉尼，人们的生活模式颇具田园风味，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星期五只工作到下午一点。星期六，星期日，除了大的一两家连锁店，像WOOLWORHTS,COLES，几乎所有的店都关门，包括银行，邮局和便利店。晚上连酒吧都关门，只有星期四和星期五例外。星期四晚上是购物时间，杂货店，肉店，便利店都开到晚上九点，大多数人下了班以后直接就去把下一周的食品买了。星期五是喝酒时间，也是发工资的时间。工资是每周一发，绝大多数机构把发工资日定在周五。无论男女，周五晚上铁定要到酒吧喝酒狂欢，会旧友识新友，单身男女可以在这场合找到一夜情。周末，如果有太阳，家人朋友就可以到海边晒太阳，烧烤；没太阳的日子，就在家里喝酒聊天，看澳洲足球，也就是橄榄球。或者到健身房去，大人桑拿，小孩游泳。
突然，那女的回头向我嫣然一笑：“您好，我叫文迪。上海来的。您呢？”“深圳。”我冲她笑，心想：哦，原来是前辈呐。
我跟着他们进门，托尼指明我的房间，说：“这房间周租八十元，包家具、水电。住两人，一人四十。与你同住的另一女孩明天来。”我看看桌子、椅子、衣柜、床，任何一件都可以与家里乡下奶奶老房子里的家具媲旧。尽管出国前已接受过无数的艰苦教育，尽管我彻底地知道出国是要吃苦的。可我没法把托尼指给我看的家具认为是真的家具。心里暗暗埋怨钟耘不为我着想，租这么贵的破房子，不是说二十块就能租到房了吗？我极度疲惫，快虚脱了，贵就贵吧，睡一觉再说。也顾不上床垫上的水迹了，我行李一放，倒床就睡着了。深夜醒来，饥肠辘辘，从行李箱里翻出快熟面冲上一杯。正吃着，钟耘敲门进来。夜深故人来，甭提我有多高兴了，赶紧给他让座。他一见着我就说：“能见到你就好。我一听汤姆说没把你接回来就急了。如果把你弄丢了，怎么向你的家人交代？这不，一下班我就赶过来。”我忙着烧水准备泡茶，没时间接他的话。钟耘见状，阻止我：“你别忙，我没时间喝。我得赶十二点最后一班火车回去，误了就得等到明天早上五点才有车。”
我追问：“那我们什么时候把账给结一下？该我还你垫上的房租和押金。”
钟耘想了想，说：“我明天要上一整天班，后天星期一，我下午上课，晚上上班，上午我请你到中国城饮茶吧。一来算是为你接风，二来带你熟悉一下环境，然后带你去银行开户口，完了一起去学校。我们是同一间语言学校。那时我们算账。”说完匆匆赶火车去了。
钟耘，我母亲同事的儿子，大我一岁，不熟，出国前见过几面，都是很小的时候。记忆里没讲过话。他比我早三个月来到澳洲，我母亲就把我托付给他。在我母亲的心里，他就是那根稻草。二
第二天，同房的女生来了，叫颜然，北京人，十八岁，长得像王菲，样子有点刁，高中刚毕业就出来了。我们乘同一班机来悉尼，昨天她先到她表弟那儿，今天早上由表弟开车送她来，房子也是她表弟帮忙租的。言谈中，我知道她表弟叫尼柯，当然，这是他的英文名。几乎所有来留学的中国人一落地就给自己起一个英文名，就算个把没英文名字的，到了语言学校，英文老师也会要一个英文名字，说中文名字太难读。他半年前来的，高中还没毕业。现在在读英文，准备明年到塔斯马尼亚大学读物理。塔斯马尼亚是澳洲南端的一个岛，近南极洲。她还告诉我她母亲是归国华侨。姐妹俩1952年回国，瞒着父母，带着两箱衣服和几包热带农作物的种子随一群爱做梦的青年坐船回国参加建设。她妈是姐，1958年大学毕业嫁个教授。妹妹随后嫁个大官，官有多大，她没说，就是表弟他爸。看她表弟的作为，估计官不小。那年头，来澳洲留学不打工只读书的中国内地人，凤毛麟角，我所认识的人中只有她表弟。从她的语气中听得出她对表弟极为羡慕，也倍感自豪。
我出国前做足了功课，索查有关出国留学的读物，从中得到前辈们提示，说，一人一周的花销大约需要五十元。我悄悄算了一下目前所需的开销，单是房租就四十元，还有交通费，火车周票到城里，五块，食物，十块，电费、电话费，至少也得十块。远超出五十块的预算。这地方不能住，得搬走！我跟颜然把搬家的想法说了，她有同感。于是我们约好一起找房子搬走。
星期一到学校报到，我在布告栏上寻找，看空房出租或者找合租伙伴的信息。看到一招租广告：“金匙区，四街，两居室公寓，一房招俩不烟不酒、爱干净女生，周租$50。”我们正好住在金匙区，我马上把广告撕走，到公共电话亭按广告上的号码找一个叫麦克的人，听口音，上海人，我们约了晚上六点半看房子。
我和颜然准时敲开麦克的门。“呵呵，来看房子的呀？请进。”给我们开门的是麦克，单眼皮，小眼睛，小鼻子小嘴巴，个子也是瘦小单薄型的，不用介绍都知道是上海人。他的普通话带很重的上海口音。
进门是客厅，除了祖母级的老电视机、特破的大沙发外就没别的家具。厅显得特大，加上厨房，二十五、六平米左右。厨房是开放式的，在客厅的一角上。房间一大一小，大房间有十三、四平米左右，住着三位男生：麦克、罗伯特哥俩和大卫。小的房间十平米左右，在招租。整套房子一百一十块，麦克租下来，大房六十，小房五十。
麦克告诉我们他们兄弟俩早在1987年就来了，先到的墨尔本，在那儿待了一年多，最近才搬到悉尼来。大卫，北京人，早我们三个月出来的，与钟耘差不多时间。除了麦克和罗伯特，我们都差不多年纪。麦克大我们一轮，三十六七光景，高考恢复后第一批的复旦大学生。罗伯特大我们六七岁吧？
麦克还告诉我们住这房子要守的规矩：卫生轮流做，包括倒垃圾。电话打一个记一个，谁打谁记，电话单来时结账，长途电话到公共电话亭打。
我们满意彼此。实际上我们大家都没多大的选择余地：房间是空置着，这就意味着他们仨承担额外的房租。尽快租出去是他们的迫切愿望。我们也一样，托尼那儿我们一分钟也不想多待，恨不得马上就搬走。省钱是原因之一，原因二是看不惯他带文迪回家睡觉。每次我大清早看着文迪从他的房间里出来，光着两条腿，一件大Tee-Shirt刚刚盖到屁股，不穿胸罩，真为她感到难为情。她倒好，坦荡荡，悠悠地晃荡。一次，我与她同时在等电壶烧水的当儿，不知她是故意炫耀自己的青春胴体还是藐视我这没见过世面的小家子？给我摆了一个芭蕾舞白毛女的标准动作：一脚着地，另一只脚往后高高抬起，上身高挺前倾，嘴里嚷着：久了没练功骨头都生锈了。
我几乎晕倒。
从麦克那儿回去，我们就通知托尼两个星期后将搬走─租房子时说好的，退租，甭管谁退谁，都要提前两周通知。托尼听了我们的搬家通知，老大不高兴，不过倒也没说什么。我刚来的第二天他答应帮忙找工作来着，现在说帮不了忙了。
托尼是越南华侨，1970年代中期越南排华时作为难民来到澳洲。据他所说，他家在越南是大富豪。他曾经被送到台湾留学，跟青山、邓丽君混过。说当时邓丽君还没红，曾经上赶着他的一个哥们，那哥们看不上她。一提到他的父亲就显得愤愤不平，说父亲恨他，父亲是个蠢蛋，不把钱给他，最后全给了共产党。他说的当然是越共。他在悉尼上岸时兜里只揣着五百块美金。我问他在悉尼是怎样生存下来了？他支吾着没说。我跟文迪混熟了以后，文迪告诉我托尼赖以生存的谋生手段是在唐人街给人拉皮条。文迪还告诉我她和托尼是在飞机上认识的。文迪来留学，托尼送新婚的上海妻子回中国等澳洲的永居签证后返澳，俩人在飞机上遇着了，下飞机托尼直接把文迪带回家。文迪以为遇到的这个男人就是她的目标男人，可以给她澳洲身份，于是她毫不犹豫从包里掏出母亲给她准备的避孕套。她母亲告诉她：她不漂亮，比起五十年代的母亲差远了。母亲要不是因为太漂亮被男孩们宠坏了，她这个资本家的娇小姐早就嫁给刚进城的解放军大首长了。那个时候呀，母亲想嫁哪个大官，手到擒来。年轻无知呀！唉！后半生遭的罪让母亲为当年的错失时机肠子都悔青了。母亲告诉她最大的本钱就是青春，青春若不用就浪费了，是存不下来的，重要的是要在澳洲留下来。他是她的第一个男人。在第一个晚上，他喘着气从她身上爬下来躺到床上，告诉她说并不爱她，现在老婆怀孕了，还回了上海等签证，他需要一个床伴，她就是。她伤心，伤心上错了床。他答应带她交际，介绍一些专业人士或者做生意的、多金的有澳洲身份的男人给她认识。文迪衡量利害关系，想，做他的床伴，自己没损失什么，妈妈不说了吗？青春不用也会流走。要认识上档次的澳洲本土男人还得靠他。自己在工厂打工，认识的最牛的也就是管工或者老板。这些小作坊的小老板，跟工人没什么两样，起早摸黑，给工人开门倒垃圾，比工人还辛苦。于是就同意做他的周末女友。平时她不住这儿，周五下午托尼去工厂接她来，周日晚上送她回住处。
特世故的颜然说：“这样，文迪怎么有机会认识别的男人？她只能把宝押在托尼一人的身上了。”
我与颜然用超市的推车把两个行李箱从八街推到四街，用了五分钟。
我们见过另外两位寓友：大卫和罗伯特。罗伯特沉默寡言，高，瘦，小眼睛，不笑时也像笑。大卫小白瓜子脸，戴副深度近视眼镜，北京医学院毕业，好在他体形比较魁梧，否则我会当他是个漂亮的女生。
我们聊的最多是找工作。找工作是留学生最热门的话题。初次见面我们就问彼此做什么工作？多少钱一小时？缺不缺人？能不能介绍进去？他们三个男生都有工作，颜然她澳洲的姨帮她找了份服装厂剪线头的工作，明天就上班。就剩我了。
在英文学校上课是愉快的，没有什么比不要考试的上课更愉快了。况且平生第一次有这么多不同国籍的同学，有日本的、韩国的、南美的、东南亚的。中国同学最多，其次是韩国的。日本的一般都是来旅游的，旅游半年就来学半年英文。有一次一位漂亮的小鬼妹老师说：“上海到底有多大？有多少人？你们每个人都告诉我说来自上海。”以澳洲的人口概念，她无法想象如果一个城市走了那么多人后会是什么样的。
下课后我们中国学生就聚在一起交流找工作的经验。有人告诉我，中央火车站附近有很多制衣厂，可以到那里问一下。我的学校离中央火车站不远，下了课我就走着去。问到一家要我剪线头的，按件计算，5分钱一件，从下午2点到5点，3个小时，我拿到五块钱。我来到中央火车站准备回家时，看到花店还开着，我用这五块钱买一束花回家。晚上打电话给英文班的同学，让他过来给我照张相，为五块钱留念。他在国内是照相的。
那家服装厂就不去了。
四个星期过去了，我依然在找工作；八个星期过去了，我还在找工作。开始时，每天下课就买报纸，打电话，或者到社区工作服务中心。那里每天都放出一些新的工作需求卡，上面写着空缺的职位和编号。看到了就去登记。运气好的话，就可以得到面试的机会，运气更好的话就会被录取。麦克和大卫根据经验说，找工作完全靠运气，瞎猫撞死老鼠。这句话我在澳洲经验了二十年，换工作无数，每次都应验。很多同学也给我经验：直接上门去问。于是，周末我就与颜然，她想换个工资高点的工作，带本地图坐火车到工厂区一家一家地问。
找吧，总会找到的。不是说：面包会有的牛奶也会有的吗？用澳洲人流行的话说：Don’t worry,be happy.用我们老祖宗的话说：天无绝人之路。我不是还有两千块钱的银行存款吗？按五十块一周的花费算，我能坚持四十周，也就是将近十个月。那就安心读书吧。那时封封家信，妈妈都说好好读书，别急着找工作。我顺势就真的安心读书了。
后来我干脆下了课就回家睡午觉，晚上看电视学英文。
一天晚饭后，我和颜然到8街老地址查信，新地址已通知家人，有一些朋友没通知的仍然把信寄到老地址，认识了托尼的朋友史帝文，一个地道的越南人，中年，宽脸，高颧骨，蒜头鼻子，鼻梁短平，脸总是红的，好像永远喝醉酒的样子。他热情地要送我们回家，后来就自己串门来了。我们都说他是闲得无聊。
他看我老在家给那些打两份工、晚回家的寓友做饭，问我烫衣服的工作想不想干？我说想！他又问：“干活快不？”我说除了偷东西不快干别的都快。一个星期五的晚上史帝文兴冲冲来了，说给我找到一份烫衣服的工作，是他朋友开的服装厂，明天就可以带我去面试。我们全体寓友欢呼雀跃。颜然、大卫和罗伯特早上没工，都说要陪我去。
第二天一早史帝文来，一车五人到Bankstown，著名的越南区。一般的工厂区离火车站都比较远，这一家也不例外，离火车站得走二十分钟。Bankstown离金匙路程短，开车也就是十来二十分钟，可是坐火车就不一样，火车是从另一头走，绕一大圈，或者中途转车，两种选择都要花上一个小时左右。我想好了，只要人家要我，我就干。这年头找工作多不容易啊！从1988年底到1994年初是澳洲经济最低潮时期。那是1990年，失业率最高时达到11%。唐人街的餐馆一块钱一小时的洗碗工作都有人干，真是哀鸿遍野。厂主是个三十来岁的越南女人，是个不会讲中国话的越南华侨，高个，不胖不瘦，乌黑的长发，皮肤凝脂样的白，眼珠子宝石一样黑亮。我从来就没见过这么白的越南人，不，越南华侨。后来也没有。这是我在澳洲见过的最漂亮、高贵的越南女人。她的丈夫也是个越南华侨，也不会讲中文。个子比她矮半个头，虽然五官精致，清靓白净，在气度上却差她一档次。她见到我们很高兴，马上就要了我和颜然，明天就可以来上班。这工厂开七天，我们是来做周末工的，颜然周一到周五还在原来的地方工作。
第一天我们下了班，老板娘和她的丈夫开车带我们俩到火车站附近的越南餐馆请吃越南餐。说是第一天来工作，表示欢迎。其实我们很少交流，她的英文不好，没达到与人交流的程度，她丈夫还勉强可以。他说他们很喜欢中国人，他们也是中国人，见到我们就像见到同胞。他们知道我们不容易，他们当初也很难，从抱着一箱金条上了澳洲的岸起，就没日没夜地干活。起初是把衣服领回家来缝，缝着缝着就缝出现在这家服装厂来了。现在还工作七天，连个孩子都没有就是因为太忙了，没时间生。吃完饭他们开车送我们回家。后来每次下了班，老板娘就让她丈夫开车送我们回家。在一趟一趟回家的路上，她丈夫断断续续给我们讲她的故事：她来澳洲前有丈夫有孩子。孩子是她和她前夫的。她逃离越南的时候跟爸爸妈妈、丈夫孩子坐一条木船在海上漂一个多月，爸爸妈妈饿死了，被扔到海里去。孩子丈夫也饿死了，也扔到海里去。上岸时就剩她一个人和一箱金条。
我明白了她为什么对我们那么好。她是将心比心。
一周工作两天，收入八十块，我算算，应付一周的花费还宽裕。
到发工资的时候了，老板娘把我和颜然叫进办公室，递给我工资袋。这是我领到的在澳洲第一份正式工作的第一份工资。接过工资袋，心情有点激动，遵循老板娘的指点在工资表上签名。就在我弯下腰的当儿，一股温暖的液体从鼻管里流出来，我惊诧，感觉不好了，还没来得及有所动作，眼前的工资表已一片殷红。“啊！你流鼻血了？”颜然惊叫。
我接过老板娘递来的纸巾捂着鼻子，装轻松，说：“没事！老毛病，以前在家没事就爱流鼻血。”“我看是让烫衣服的蒸汽给熏的！”颜然表情焦虑，严肃地说。
─丢人现眼，没用的家伙，别人都没事，怎么就我有事？
我刚才的愉快一扫而空。面对老板娘我特尴尬。她给我工作，送我回家，我怎能流鼻血呢？心里自责着，表面又故作强悍，像什么事都没发生，在老板娘重新打印出来的工资表上签上名。临出门时，老板娘关切地问：“明天还来上班吗？”“来！”我肯定地回答。
第一次领到工资，下了班我在越南蛋糕店买了个小蛋糕请寓友吃以示庆祝。只有越南店才开到这么晚，再说了，越南店的东西比较便宜。“颜然，别告诉他们我流鼻血了。”进门前我叮嘱颜然。三
进门见史帝文也在，他们在包饺子。我举起手上的蛋糕，兴奋地大叫：“我们回来啦！”“哦？还有蛋糕呐？”他们异口同声问道。“发工资啦，我请客。”我得意。“呜拉！有蛋糕吃了。”大卫和素鸡、澳黛丽齐声欢呼。
最近，大卫在狂追邻楼朋友素鸡家新来的杭州姑娘澳黛丽。只要不是打工和上学的时间，大卫就待在素鸡家。
澳黛丽，人没到名先到。
素鸡，英文名Surge，上海人，住邻楼，每回向别人介绍自己，总要讲一长串：“我是北京人。虽然出生在上海，但我十七岁就离开了上海到北大读书，大学毕业就留在北京工作，所以算是北京人。”直到浦东大开发，他的上海身份才得以正名。素鸡讲话时好像嘴里嚼着口香糖，他的名字就被读成了素鸡。素鸡有一天跑来我们家，有点兴奋，说：我们家要搬来一位老姑娘，三十二岁，未婚，杭州高校英文老师。美貌与智慧并重。澳黛丽搬来的那天，除了麦克，我们家全都过去帮忙。从那天起，大卫和素鸡的魂就被澳黛丽勾走了。“今天怎么这么齐？”我意指大卫怎么在家，更罕见的是，澳黛丽和素鸡也来了。“今天是大年三十呀！我们这不是在包饺子吗？”大卫欢快地说，手不停地赶皮儿。人逢喜事精神爽，因为有澳黛丽在的缘故罢，他干得蛮起劲的，就是姿势笨拙，看得出来他很少干这活。“呀！今天是大年？咋就给忘了呢？”颜然说着，走过去，利索地挽起袖子洗手，准备帮忙干活：“我来赶皮儿吧大卫？看你赶的什么皮儿，弄得像澳洲地图似的，不圆不长，叫人怎么包？”“是呀，让颜然来吧？大卫弄的皮没法包。你看，这里又特薄，都快露馅了。”澳黛丽拿着个刚包好的饺子举到大卫的脸上去，抱怨道。大卫的柔情从眼里流出来，搞得家里差点情灾。他二话不说，赶紧让贤。
我们热热闹闹把饺子弄出来了，基本上是一锅饺子汤。汤就汤罢，好歹也是我们在国外头一个春节，头一次吃饺子，还是我们无师自通，自己包的。大家举着生的、熟的饺子拍全家福，史帝文不是家里的成员，他自告奋勇当摄影师。可惜这位仁兄手抖，给我们拍出的相片都重影，模糊一片，雾里看人，不清不楚。恨得我们想杀了他。
大家酒酣饺子足，啤酒是史帝文提供的，我们连一块钱一瓶的可乐都舍不得喝，更别提酒了，各自打道回府时已经是夜里十一点多。因为时差，这时正是国内九点多，要拜年的话正是时候。我突然特想他们，心里都长草了。他们，我的父母，同学，特定的同学。不顾颜然的劝阻，到外面的公用电话亭给他们打电话。为了随时可以给家里打长途电话，我随身带着换好的十块两毛硬币。公用电话只吃硬币，一毛，两毛，一块均吃，经过实践，两毛钱最好用。一毛钱时间太短，顾着投钱没法讲话，一块钱吧，话讲完钱还没用光的时候，电话机不吐出余额。血汗钱就这么被贪污了，心疼死。为了省钱，我给父母的电话就几句套话，不到三分钟。海外长话费贼贵，一分钟三块钱。全澳洲只有一家电话公司，就是澳洲电讯，我们别无选择。第二个电话是给闺密，因为她知道我想听到的消息。“他结婚了。”电话的那头说。“是吗？这么快？”我说。放下电话，我不由自主在街上跑步。跑着跑着，感到累了，心情平静了，就跑步回家。进门见颜然坐在客厅等我。我感动得眼泪差点流出来。“我们惭愧呀，人家澳黛丽都大大卫和素鸡五、六岁。我们怎么对得起我们的大好青春呀？”已经躺到床上去的颜然突然发出感慨。“怎么？情窦怒放？想要人追还不容易？据统计，我们留学生中，男女比例是八比一。”我安慰她也安慰自己。“你是说一个女生应该有八个男生追？可我为什么后不见来者？”“更糟糕的是，这八比一的女生里有很大一部分目标是指向老外的。也就是说，我们的后面应该不只有八个男生追而是一个排男生追。”“你忽略了那八个男生里也有一部分已婚，家有妻儿老小，不全是空着的？”颜然坏坏地笑。
我也笑：“想想人家澳黛丽，真是一幅名画，越老越值钱。关灯睡觉。”我把被子拉上来盖住头，心底涌上一股酸味。四
初到悉尼，我上的是英文学校。三个月升一次班，半年后，我从初级班升到高级班，也就是为读大学或读研做准备的课程。这是一年的课程，练习读、听、写。教材主要是往年的雅思试题。课程除了英文还有数学。课程对我来说是轻松的。学英文嘛，不管做什么，只要跟英文有关的都是学习。我同时在悉尼技术学院读一个半年的文书课程，练习计算机打字和处理文件。
越南服装厂的烫衣工已在半年前辞掉，我现在在中央火车站附近一家澳洲人的服装厂做文书工作。小作坊的文书工作范围，除了接电话、打信，还包括简单的记账。我琢磨着现在上大学是不可能的，靠一个星期打三天工，一天六十块，生活费不说，学费就无法解决。当时最吃香的学科是会计，不是说理想的职业有三师吗？那就是律师、医师和会计师。对于我们这批留学生来说，要想走捷径快点出师的话，就是读会计做会计师。会计的硕士课程有12门，国内大学学科没对上，一科也不能免。海外学生，一门学科收费1800块。本地学生只需1200块。我决定接着在悉尼技术学院读个两年的会计课程。
颜然志在赚钱，一周工作七天，两份工作。前两天说是给哥哥交了学费办他来澳洲。
钟耘一贯的作风，卓尔不群。我们留学生都群居，他偏独自租老外一个房间住，说是有助学英文。那老太太一个人住一个大平房，前后花园。可能是寂寞，低租招钟耘来住。钟耘有空也会来电话问好，假日偶尔也来参加我们的派对。
一天钟耘来电话约我明天陪他去一趟悉尼大学，说要见他未来的导师。钟耘有约，我欣然前往。钟耘虽然只大我一岁，在我的心目中，他就是大哥，可以信赖，可以依靠。不知是因为他小时候的出类拔萃，还是因为在澳洲他是第一个给予我帮助的人？对他，偏执如我也只能言听计从。他的气场以绝对的强势覆盖着我。
见面我问钟耘：“你申请什么学位？读什么专业？”“还是读原来的专业，海洋地质。先读硕士。悉尼大学接受我，我的导师要见见我。约了今天。”
到了学院楼，钟耘自个儿进去，让我在外面等着。我就在草坪上坐下来。钟耘进去大约一个小时，出来，脸上漾着笑意。看来谈得不错。“你猜，我的导师怎么说？”钟耘向我走来，迫不及待要我分享他的喜悦，“他说希望我读完硕士接着读博士，他一直做我的导师。他现在有两个学生。包括我就是仨，我是唯一的中国人。他很希望我能做他的学生。关于学费，只要我能解决第一个学期的就行，第二个学期他会在实验室给我找个位置。读博士时他会帮忙申请奖学金。目前学校给博士学位设置一个奖学金叫世界优秀学生奖学金。可以试一试。”
我头一次听到钟耘一口气讲这么多话。
钟耘坚持要请饮茶。茶市开到下午三点，现在是中午，反正午饭是要吃的，就当吃午饭吧，我也不跟他客气。到唐人街的新瑞华，席间，钟耘进入今天见面的第二个重要环节：筹学费。钟耘是个不会客气的人，直截了当问我最多能借给他多少钱？我做一个0的手势。他笑：“我把所有可能借钱给我的人拉了个清单，你看，”他拿出一张纸，上面竖着一行人名，每个人名旁边写着不同的银码，“我预算你至少能借我两千块。”“我也想读书，如果能借到钱的话。”我暗忖，“我们都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哪有富余的钱借人？”我看住钟耘，诚恳地说：“对不起，钟耘，我帮不了你。我还愁下学期的学费呢！”“没事儿，我再想别的办法。”钟耘自己搬梯下台。我希望他没后悔请我饮茶。
晚上我把钟耘借钱的事跟颜然说。颜然年轻漂亮的脸上掠过一丝冷笑：“这年头，谁还会借钱给别人？真是幼稚！”接着她又说：“我表弟倒是在塔斯马尼亚正儿八经上着大学。他说那儿特冷，受不了了。还有，那儿的人特别歧视亚洲人。晚上常常有人用啤酒罐砸他的窗户。他刚进大学那会儿，由学校帮忙安排跟另外两个老外分租三居室的平房。那两个老外，一男生,一女生，与他一样也是大学里的学生。那女生不知为什么好像上辈子跟他结下的仇，事事与他作对。大冷的冬天，那女生无端端扯下厅里的窗帘。那窗口正对着尼柯的房门，冷风那个吹，尼柯用衣服堵住门缝，穿着皮夹克睡觉。他们吃完饭就把碟子叉子放洗碗池里，直到用完所有的碟子叉子，洗碗池堆满了就堆到外围的炉台上。尼柯每次都要拨开那些沾着番茄酱和奶酪的招苍蝇的碟子，就着水龙头草草洗自己的碗筷。有一天，那男生把尼柯叫到厨房里来，指着满满的洗碗池说：‘你不能只洗自己的碗。我们住一起就要互相帮助。你说对吗？’尼柯说：‘那你先帮助我吧’。几天后，尼柯做饭的时候看到冰箱门上贴着一张纸条：‘你的中国菜好难闻，熏得我的鼻子和肚子都难受极了。’尼柯不得不搬走，自己住。”“那岂不是很危险？”我说。“所以他下学期可能回悉尼。”“说回就回，哪那么容易？”“如果他学习成绩足够的好，悉尼大学、新南威尔斯大学都会接受他。”
我们家就数麦克最神秘，也最有定力。他从不跟我们讨论前途问题。
麦克天天拿着一个公文包早出晚归，从来不跟我们说他具体在干什么，神乎乎的。有时候看我在电话里跟同学讨论下个学期报什么学校，报一年还是半年课程，就抿着嘴笑笑，意味深长地看我一眼。他这一眼让我觉得自己可能在做一桩亏本的买卖，让我往往就要手起锤落做最后决定时迟疑不决。一天，吃饭时我开他的玩笑：“麦克你这么忙，是赚大钱呢？有什么好事可得想我们。我们可是学友，寓友啊，有福共享嘛。”“我还能忙什么？就是工作呀。我又不像你们女的咯，总是有选择的啦。”麦克放出他的招牌笑容，谦逊的微笑。我和颜然曾经在背后研究过他的笑容：“可能是经过‘文化大革命’的人特有的笑容？”他转而大惑：“我怎么和你们成了学友啦？”“澳洲留学学友呀！”我说，“学友如战友，患难与共，有好事可别捂着，众乐乐嘛。”
颜然抢着嚷嚷：“我们能有什么选择？不也像你们男的一样为五斗米拼命打工？”“你们可以嫁人的呀。嫁一个有钱的老外，一举两得，身份可以搞定，又有钱。”“我怎么听着麦克说‘钱’，咋就那么亲呀？”我挖苦他。“你以为老外傻呀，吃饱了撑着，没事拿大把钞票贴我们？那也得长得对得起人家的身份和钞票，最起码也得长得像澳黛丽那样。”颜然大笑。她虽然没大张旗鼓一定要嫁老外，嫁有钱人，但是听着别人给指出的金光大道也喜悦。至少那也暗示着未知前程的可能性。
麦克笑：“未必，老外的审美观跟我们反着。你们没听说老外找的中国女人个个都是‘精品’？像东南亚佳丽，皮肤黝黑，身段敦实，大胸大屁股，大嘴巴高颧骨。再说了，我们家里的小姐们不比澳黛丽差，年龄上还比她有优势。关键是你们要努力，要像找工作一样的努力。”“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行，我一定努力。颜然，我们一起加油。”我与颜然击掌。大笑。
颜然突然大叫：“不对呀麦克？你既说我们长得像澳黛丽第二，又说老外喜欢‘中国精品’，我们到底有戏还是没戏？”“你急什么你？在我们圈子里你最小。等老大澳黛丽有戏了再说吧。不过呢─还得先轮到我！你说对吧麦克？”我拉麦克为同盟。“还是那句话，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里，不过是努力的人的手里。这种事情没有先后次序。”麦克试着传授上海人的智慧给我们。
第二章 尘缘
一从床上起来走到窗前拉开窗帘，白花花的阳光水一样泄进来——好一个艳阳天。
我懒洋洋，踱到厨房烧水冲咖啡。尘封的往事在梦中揭开，像阳光里的尘埃，在我脑海里翻腾，再也封不住。忍不住往回看，看那灯火阑珊处的我飞樽醉月。
虽说男生们围着澳黛丽团团转就像蝴蝶恋花一样，可澳黛丽是一朵向阳花，只寻找她的太阳，对别的不屑一顾。所以澳黛丽还是寂寞的。
一天，我、文迪和澳黛丽聊心目中的太阳。
文迪说：“澳黛丽，你到底想找什么样的人？我叫托尼给你介绍。”
澳黛丽说：“我喜欢年龄比我大的。他应该是个成熟稳重，才华横溢，知识渊博，事业有成的男人。”
文迪说：“你忘了一样最重要的东西，钱。你应该找个有钱的。钱可以让美貌逊色，让青春有价，让枯木逢春。在国内，我虽然知道有钱的好，但有多好？我不知道，因为那是个抽象的概念。来到这里，没钱就没地方住；没钱就没饭吃；没钱就上不了学；钱具体到我们生活中的每条筋脉。钱变成生命的一部分。没钱就没命已不再是笑话了。”
我说：“还是找个帅哥吧。别的东西都是后天的，可努力可培养可造就可争取的，只有帅是上天给的，顺天意而来的。再说了，钱是最最靠不住的，现在有钱未必将来还会有钱。反过来，现在没钱不等于永远没钱。如果找到个像秦汉那么帅的，我就赚钱养他，有一口饭，我不吃也要让他吃。”
澳黛丽笑：“那他很快就会发胖，不再帅，你就不爱他了。所以帅也是不可靠的。”
文迪突然表情严肃：“问你一个问题，别不好意思。你是处女吗？”
澳黛丽怔了怔，脸上掠过一丝尴尬，瞬间换上坦然的微笑，注视着我们，大方凛然的样子，说：“上身不是下身是。”“什么？？？”我和文迪诧异，异口同声问道。“出国前，被一男生强行拥抱过一次。所以说上身不是。”“哈…哈…哈……”我们笑倒地下，笑成一团。澳黛丽看我们笑得快要窒息，莫名其妙。“有那么好笑吗？”澳黛丽不服气。文迪死命忍住笑解释给她听关于处女的定义。她也忍俊不禁，跟我们一起笑。等大家都停了笑，文迪又发话：“老外如果发现三十多岁的女友还是个处女的话，会认为这女的变态，不可思议，不正常。”
我和澳黛丽都不信她的。
一天晚上十点多我下课回家，进门见澳黛丽坐我们家沙发上跟大卫一起看电视。见我回来就跟着进房间，说明天要去相亲，是婚姻介绍所安排的，想借我的衣服一用。“当然可以。”我说。
她挑走我红色短身羊绒毛衣，咖啡色暗花大摆长裙。
一个星期过去了，她来还我衣服。我问她：“相亲进行得怎样？我的衣服有没有为你立下汗马功劳？”
她把门关上小声跟我说：“我说出来你都不相信，那老外有多坏。那天我们见了面，聊得还蛮愉快的，他请我吃晚餐，完了，我想该回家了。他居然带我到一家汽车旅馆想跟我开房。我跟他说不行，请他送我回家。幸运的是他并不勉强我，送我回来了。万幸，如果他不送我回家，我也是没办法的。我也不知道那是哪里，自己是回不来的。”“哎呀，那有多危险？如果他把你杀了也无从查找的呀。下次再相亲，就让我陪你吧？”我关切地说。“噩梦还没完呢。”澳黛丽继续说：“第二天我接到一个女人的电话，一老外，说昨天见我的是她的丈夫，还说她的丈夫对我不是认真的，他对任何女人都不是认真的，只想尝试够一百个中国女人，为了写小说。你说恶心吧？”“恶心！”我说。“还写小说呢，他是干什么的？”我问。“说是悉尼晨报的记者，也是该报的专栏作家。还说正写一个长篇悬念小说，关于一个中国女留学生，有一天突然失踪了，他寻找这个女孩。故事就从寻找这个女孩展开。”“瞎掰。他为什么不说在写东方列车谋杀案呀？你还真遇上一个文化流氓。真够好运的。”我愤愤然。“不是很多人都是通过婚姻介绍所嫁给老外的吗？为什么事情到了我这里就变了味呢？为什么我的运气总这么坏？”澳黛丽苦笑，继续说：“在国内，年纪大没结婚，别人看你像看怪物，无立足之地。不但社会不容你，连家里也不容你。你知道我妈是怎么警告我妹的吗？她说‘你别学人家澳黛丽，别把要求定得太高了，你还没她漂亮呢，她都老大难了。’”澳黛丽调整一下坐姿，说：“人都说老姑娘找对象最好找老外，老外不在乎年纪。”澳黛丽沉吟一会，用带笑的语调说：“我有个学生，在国内，经人介绍与一美国博士后书信交往一段时间后，博士后来中国与我的学生见面。他一见到我的学生竟大喊货不对版！上当！！上当！!!转身就回去了。原来她寄给他的都是艺术照，与真人有差距。再有，我那学生上相。吸取我学生的经验教训，不能隔山买牛，要嫁老外还得先出国。这不就来到了澳洲？我就是没运气。也许这就是我的命吧？”澳黛丽叹息。
我也许还年轻，还没受过这方面的打击，无法感受一个老姑娘的焦虑和无奈。看着澳黛丽感慨命运，我无话，心里却不以为然，觉得那是迷信，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怎么可以迷信？
在澳黛丽盼嫁的情绪带动下，我也开始考虑找个好人家把自己给嫁了。我可不想像澳黛丽那样进入老姑娘的行列。暗地里与澳黛丽、文迪、颜然比较一下，我既没有澳黛丽的美貌，也没有颜然、文迪她们的青春。既然不打算在这孤岛待上一辈子，澳洲身份对我来说也不重要。才华嘛，我有比他有要来得好，这是我骨子里隐藏着的自私的因子。我从来都不想做背后的女人，不要像我妈，如果没了我爸的标签，她谁也不是。人只能活一辈子，我的一辈子是我的，我要让它彻彻底底是我的。钱嘛？是我最不想要的东西了。得到就得付出，天上不会掉馅饼。我既没美貌也没青春，钱所需要的代价我付不起。我心目中的他一目了然：年轻，健康，阳光，幽默，有爱心但不泛滥，爱我。
颜然说我的要求太低，男生喜欢那些把自己吊来卖的女生。“你没听说同一件衣服，低价卖不出去，把价格标高十倍马上被买走？你呀，千万别贱卖自己，你会嫁不出去的！嘿嘿……”“你够坏的呀你！诅咒我。”我顺手拿起身边的枕头砸她。“别…别动武啊…要文斗不要武斗嘛，听毛主席的话。哎，依我说，钟耘就符合你的条件。”“你胡说。”我喝住她。“你急什么呀？我说中你少女的心事？？？”颜然越发得意，继续说：“说了，钟耘哪一样不符合你的要求：年轻，健康，阳光，幽默嘛，欠一点。爱心？看不出来，但也看不出有坏心眼。至于爱不爱你，得问他。哎，要不，我帮你问一问？”颜然贼眼看我。“你找抽呐你。”说着找枕头要砸她，枕头砸完了，我走到她的床边把她摁倒胳肢。“我让你贫。你再敢说三道四，我就把罗伯特配给你。”
罗伯特喜欢颜然是公开的秘密，颜然不是一般的看不上他，而是打从心底里看不上他。罗伯特是个特别内向的人，怕伤着他，我们一家人都装作什么都不知道。“我投降，我投降还不行吗？”三
颜然的双胞胎哥哥颜俊从北京来了。为了省钱，颜俊跟别的留学生合租，也是三个男生住一间房间。房间是我和颜然帮他找的，也在我们的区。他刚到的那个星期天，我们在家里为他搞了个派对。
他与颜然的性格截然相反，腼腆，寡言。虽然派对是为他而设，他的无声无息使他变得透明，反而变成我们朋友们的聚会。
钟耘也来了，带来一位女友。钟耘简单介绍她叫苏珊，越南华侨，会讲广东话。苏姗与澳黛丽年纪相仿，浓眉大眼，圆脸蒜头鼻子，一脸的喜气。当我知道她是汤姆的妹妹时，就对她说：“不巧不成书，我来悉尼就是令兄接的机。一直没机会向他道谢，有机会请代我向令兄道谢。”以我当时的经验，华侨的中文都比较老套单调，听起来怪怪的，比如说“亮”，他们会说“光”，“女人”，他们会说“女子”，苹果的单位他们会说“粒”；我本来是想迁就她，讲些文绉绉的话，即时胡诌，不想弄巧成拙，听起来更似挖苦，不远处的颜然早笑得弯下了腰。钟耘装作没听见我的话，跟麦克起劲聊天。苏姗瞪着大眼睛对我说：“别客气，那是应该的，大家自己人。”
令我更惊讶的是钟耘晋升为有车阶级，还是五年新的万事得626。“嘿，钟耘，你行啊你，鸟枪换炮了。我们才多久没见面呀？从上次去悉尼大学到现在，还不到一年吧？你又是添女友又添车，中了彩票？”我把他拉到一边。问道。“车是苏珊的。我们一起开一家贸易公司，代理打印机碳粉。她家做打印机这一行，我们分一小羹。”“你的书读得咋样？忙得过来吗？又读书又做生意。”“我没读书。放弃了。”钟耘若无其事地说，看来他很满意现在的生活。“为什么呀？”我倒是出乎意料。“书嘛，什么时候都可以读，还是赚钱要紧，趁年轻，赚了钱，再慢慢读。弟弟妹妹也快来了，也等着钱花。”钟耘还是轻松愉快的语调。“哦，弟弟妹妹也要来了？恭喜你呀。”我敷衍他。
为了不要苏姗误会，在派对中我们再没有更多交流。我们俩心照不宣。
这次派对以后，钟耘慢慢淡出我的视线。他做他的商人，我做我的浪人。我开始实现旅游计划。每半年，存够钱，我就独自去旅游。从墨尔本开始，到布里斯本，到Broken Hill。七月到雪山滑雪，长周末到首都堪培拉看花。
钟耘的妈妈甄老师来了，她打电话找我饮茶。
甄老师这次是以探亲名义来澳洲的，钟耘老婆快生了。“钟耘的生意好吗？”我问。“生意很好，已经开第二家连锁店了。”甄老师说。她接着问我：“你呢？听你妈妈说，你在上学。读什么？硕士还是博士。”“我？呵呵，在─规划读硕士。”我撒谎。我从来不屑于撒谎，常讲的一句话是“不值得。”
甄老师语气里流露出些许失落。她是个很有竞争精神的人。从小到大，她总是希望钟耘是最好的，比全校教师子弟都要好。小时候，我们几个同龄的教师子弟曾经扒在钟耘的窗台上偷看他被教训。我们看到钟耘跪在地上，甄老师扇钟耘大嘴巴子，钟耘不哭也不吱声。我们忍不住笑出声音来。甄老师听到声音，跑出来赶我们。那天我回家，把看到钟耘被打的事跟妈妈说了。妈妈说是因为钟耘这次期中考试没考好。那时候文革刚结束不久，我们虽然还是小学生，也给父母逼着“夺回被四人帮浪费的十年光阴”。钟耘都提前学习到初中课程了，这次也就是偶尔的马失前蹄，甄老师也不原谅他。现在她听我说要读学位，钟耘什么都没读，很不是滋味。“可惜了钟耘了，所有的精力都放在生意上。”“那不是很好？”
我一边给甄老师满上茶一边讲应景的话。“好什么？他根本就没了自己的生活。来这里已经四年了，学位没拿一个，也没放过一天的假。从没出去过旅游；除了悉尼，哪也没去过。他的生活除了赚钱什么都没有。”“男人，不就是应该成家立业嘛？他现在家也成了，业也立了。弟弟妹妹也照顾好了，算是很好的呀。”我虽然与钟耘的生活观完全不一样，可目前要紧的是安慰老太太。老太太请我来饮茶为的不就是想找安慰吗？“你是不知道，他可是太委屈自己了。你想啊，他老婆，一个没文化的，十三四岁来到澳洲，到现在都二十年了，英文还不会讲。她的前夫贩毒被抓在牢里，留下两个孩子，一男一女，钟耘帮着养，现在十来岁，正是叛逆的年龄。钟耘为了少见他们，每天都在公司待到半夜，等他们睡了才回家。他妹钟红心疼哥哥，一直都在他公司里帮忙。”“钟红是拿工资的吧？”我忍不住问。“工资当然要给的咯，要不，她靠什么生活？只是为了工作的话，钟红可以到大公司里去，在他这种小公司里待纯属浪费时间。”甄老师的语调一下软下来，也没了刚才那冤屈的味道，脸上浮起不满的表情。
我心紧了一下：不应该打断她的话，更不应该不站她这一边。我深知甄老师讲这话有失公道。别说像钟红这样来澳洲年头不长，又没澳洲工作经验的人，就算我们这些在这里打滚摸爬了几年的人，能有一份安定的办公室工作都已经烧高香了，她还敢挑肥拣瘦？真应了那句话：好心不得好报。苏珊冤呐。为了自保，我再不敢多嘴为钟耘、苏珊讲话。
甄老师的诉说欲在进行时中。她接着说：“钟红一听说钟耘老婆怀孕了，绝望得偷偷哭了一场，想哥哥这下真的完了，这辈子就这样了。”“她希望钟耘离婚？”我才后悔多嘴，又故态复萌。“苏珊不爱钟耘。”甄老师说。“您怎么知道？”我好奇。“我在这里空着没事干，有一天把自造的录音器装在他们家的电话里，录下了苏珊和她姐姐的对话。她说‘爱的人不可以在一起，结婚的往往是自己不爱的人。’”
我凛然。在澳洲，偷录别人的讲话是犯法的。我应该告诉甄老师。怎么说？直接告诉她？恐怕她的面子挂不住……“我不是故意偷听别人讲话。”甄老师的话打断我的沉思。“钟耘知道苏珊的心思吗？”我换上轻松的笑容，转移话题。甄老师是我们学校的物理权威，讲课时课本不用翻开就知道讲的是第几页。好几年高考，她的学生得全市物理最高分。在这里她语言不通，闲极无聊玩些雕虫小技。我不忍心指出她的不是。况且在澳洲犯这种小规的不止她一个。前段时间报纸报道，一位中国著名的儿童文学作家来到澳洲，看到到处是空置的土地，觉得不种粮食就太浪费了，于是这位小红军出身的作家就在她家附近开荒种南瓜，被邻居举报，警察出面干涉让她拔掉。“我提醒过他，他不听，还批评我挑拨离间。我又不能直接告诉他苏珊这话的来源。我只能跟他说：‘我不会乱讲话的，我的话是有根据的。’”
我还记得读初中时，钟耘作为一个初三学生参加全市高中物理竞赛获得第一名。开表彰会时钟耘作为学生代表上台发言，站在我身边的甄老师脸上漾着满意的笑容，抹都抹不掉。他高中一年级考上大学。那时候的钟耘多么的意气风发。
现实是残酷的，残酷到可以把人吃掉。
我无声地听着甄老师继续说：“钟耘出国前有位女友。他来了这里后，那女孩也去了加拿大。他们现在偶尔通通电话，这是苏珊跟我说的。她说他们每次打电话都讲英文，以为她听不懂。”讲到这里，甄老师不经意地笑了一下。我也笑。
甄老师继续说：“当初他在这里，你也来了这里，我就想，你们如果能走到一起就好了。结果却是现在这个样子。我想问问你，安平，你有没有考虑过钟耘？”
这个问题真有点为难我，我要说没有，有点不给老太太面子，说有又伤自尊。我小心措辞：“甄老师，您不知道当时我们有多忙，哪有时间想这些事情。那时候不是搬家就是找工作，一边还得顾着上学。”“你们为什么就不考虑呢？如果是那样的话该有多好啊。”
我心想，那你应该问钟耘去。没准钟耘根本就没看上我，我又没澳洲身份又没钱。哪像他老婆，要什么有什么。我对甄老师说：“其实他老婆很不错，旺夫，您看，钟耘都成百万富翁了。”“唉！我们想要的不是这个。我们想他快乐。”
我想如果没钱的话，他会比现在更不快乐。老一代的中国知识分子怎么能理解？我脑子里飞快地组织能安慰她的话：“甄老师，您也别太操心。钟耘有钟耘的快乐。有钱总是好事情。举个例子，钟耘有了钱，就不断扩大生意，增加员工，无形中为别人创造了就业机会，减轻社会负担。作为一个社会人，钟耘是值得骄傲的。从他自己的角度来说，他负起作为儿子的责任，哥哥的责任，丈夫的责任，社会人的责任。他实现了自我。”刚才还泪淋淋的甄老师，现在已转悲为喜，嘴角露出一丝笑意。四
1992年，在悉尼的中国留学生空前活跃，办杂志、报纸。各种学生团体，书展，画展，话剧表演，文学批评，文学研讨，雨后春笋般涌现。自从我们踏上悉尼的岸就一直营营役役，学习、工作、搬家。现在人们终于从为生存疲于奔命的状态中喘息过来，突然喷发出对精神生活需求的前所未有的热情。1993年的元旦前夕，中国留学生组织一个大型的交谊舞会，在西悉尼，Bexley North区。我们一家五口都去了，素鸡、澳黛丽也去了。罗伯特开车带我们，大卫开车带素鸡、奥黛丽。颜然的表弟尼柯带着他的香港女友海伦也去了。
尼柯与海伦是在塔斯马尼亚大学认识的。海伦读社会学。当时亚洲学生受欺负得厉害，用他们的话说是同一战壕里的战友，曾经并肩作战对抗洋鬼子。其实，海伦应该感谢洋鬼子的成全。没有那两个同屋鬼子的排挤，尼柯就不会对她的亚洲面孔有所注意。他们俩首次在校园里邂逅，尼柯向她问好，简单聊几句。当他们发现大家都是中国人后关系又近了一层，于是互相留了住址。自那次邂逅以后，海伦受洋鬼子袭击的频率便频繁起来，像牛市中的股票曲线陡然飙高。她常常在晚上跑到尼柯的家说有鬼子来侵，害怕得很。一晚，快十一点了，海伦来敲门，脸颊通红，挤进门来就说，她班上有两位泰国男同学白天在镇子上逛街时与一群年轻洋鬼子发生冲撞，洋鬼子当场把他们其中一个给打晕了，另一个被按住打了一针。现在怀疑那是艾滋针，正被安排做检查呢。讲完这个故事，海伦浑身颤抖，害怕得不成人样。尼柯保护弱者的精神被激发起来，走过去把海伦搂在怀里。差不多二十岁的他，对女性的意识已经觉醒，这种觉醒让他常常感到孤独难耐。晚上在睡梦中，生理上的躁动，他常常冲动得想顶住些什么东西，不自觉的就用手帮忙。早上醒来的时候他也会感到下身膨胀。这种现象出现得越来越多了。现在搂住海伦，除了妈妈以外，这是他第一次接触女性的身体，下体已经顶在海伦的肚子上。他羞愧得满脸发热，同时又感到难以描述的舒服。理智上他知道该放开手，可是那手就是不愿意动，那手紧紧搂住海伦薄薄的身体。他惊讶海伦也一样紧紧搂抱着他，而且有迫不及待的情势。他高出海伦一个头，下巴正好搁在海伦的头顶上。闻到她头发飘香，他喜欢这香味，异样的味道，男人身上没有的。从这晚起，他们就住在一起了。同居初期，海伦没有女性特征的身体，丑陋的五官和黝黑的皮肤远不能勾起尼柯对她丝毫爱意。他对她，只是需要。当鬼子们用啤酒灌砸他们窗户时，他们就拾起啤酒灌向鬼子们砸去。就这样，慢慢地互相依赖，进而相爱。现在他们俩都在悉尼大学读书。
颜然对尼柯是有期望的。海伦的出现让她梦碎。第一次见过海伦，颜然就向我诋毁她好几天：“找谁不好找个香港人！头发枯黄，像干稻草，还有喉结，瘦小不干，要哪没哪，就一豆豆。让我说啊，晚上睡觉半夜醒来看了还以为作恶梦见鬼了呢。”从此以后，海伦在我们家就成了豆豆。别看豆豆不长个，可长着心眼呢。她看出颜然不喜欢她，也看出颜然不喜欢她的原因。于是就想让尼柯不见颜然。怎样才能让尼柯不见颜然？像她这种从不被男生约会的女孩天生心机就重，懂得守护得来不易的猎物。得让尼柯恨颜然，而且这恨是因自己而起。自己要处于弱势，男人有保护弱者的天性。要达到这个效果是要创造机会的。最有效的一招就是当着尼柯的面，对颜然特好。比如一次饭后，她削梨，只有两个，她削好第一个递给颜然，颜然受宠若惊赶紧双手接住说：“啊！你吃吧？我不吃。再说只有两个，也不够啊。”她坚持说：“你吃。我和尼柯分那个。”她的温柔得体最是让尼柯感激。在尼柯的眼里，豆豆是个全身每一寸都充满女人味的女人，感谢上天送来的礼物；尼柯不在场的时候，颜然叫她，她不答理，颜然以为她没听见，于是就走到她跟前叫她，她还那样，气得颜然再也不理她。再见面，颜然就给她脸色看。她于是委屈地跟尼柯说：“你这表姐真的好难搞耶！我叫她，她不理我，我做错了什么，可以跟我讲清楚嘛。要不，跟你讲也行啊，我不介意的哟。”香港人虽然与台湾人势不两立，但为了尼柯，豆豆还是跟着台湾电视连续剧学普通话。她讲这话时语调把握得正好：七分撒娇三分抱怨。以眼见为实，尼柯是亲眼看到豆豆叫颜然，颜然不予理睬来着。以为颜然横，欺负豆豆，跟他过不去。以后大家就没怎么见面了。
人们疯狂地跳舞，失了控似的，也不管认不认识，男生见有女生空着就请。别桌的男生抢着请我们女生，我们桌的男生也抢着请别桌的女生，拉着就在舞池里转呀转呀！豆豆除外，如果尼柯不请她，她就坐冷板凳。她黝黑的皮肤在舞池昏暗的灯光里，显得更加面目可憎。好几次颜然暗示我看被冷落的豆豆，很是幸灾乐祸。
中场是的士高。不知是谁创造了的士高这一跳舞形式，没准跳的士高的第一人就是像豆豆一类的，在交谊舞场中找不到舞伴，于是就独自跳舞。豆豆得感谢这位创导者。的士高音乐一响起，豆豆第一个下舞池。她憋得太久，等不及了。“坐得太久，下去运动运动，出点汗，要不，会冷的。你看冷气这么足。”颜然刚才慢三快三连轴转，这会儿才坐下来，气还没喘匀，一边擦汗一边挖苦豆豆。“颜然，我们下去吧？反正钱都交了，不跳白不跳。”我说着拉颜然下舞池。“安平，我咋不知你这么守财奴呐。”颜然一边站起来一边嘟哝。
我们摇摆着，像要抖落爬在身上的蚂蚁。的士高音乐戛然而止，进入新年倒数。大家齐声叫喊：“58！59！新年快乐！”十二点钟声敲响，大家拉起手转大圈。我和澳黛丽之间是位男生，手指细长温暖，不知为什么，我不用看就知道他的手指是细长的。曲终，灯光亮起。“张涛，是你呀？”澳黛丽夸张的大叫。“澳黛丽，是你？”张涛也叫起来。“来，介绍一下：安平，颜然，大卫，麦克，罗伯特，素鸡，尼柯，豆豆。这是张涛，我现在大学的同学。”澳黛丽点人头似逐个点一下。
张涛在新南威尔斯大学读硕士，主修金融。“哟，真是玉树临风，美少年呀。”我心里暗暗赞美。
夜已深，想着明天还要工作，我们无心恋舞，纷纷互相挥手告别。澳黛丽看张涛原地不动站那儿，就问：“你怎么回去？”“我——？我可以乘火车。火车站就在附近。”他说。她问他住哪儿，他告诉她同一个区。她问他要不要坐顺风车，他说要。
我们的车还有位置，就被安排和我们一起走。原来后座只坐我和颜然，现在张涛来了，自然就坐在我们的中间。
司机罗伯特去上厕所。我们等在车里。颜然不知怎么就跟张涛唠上了，让张涛看手相。张涛扳着她的手掌就着车里的灯光看：“你将来会有两栋房子……”“哇噻！这你也看得出呀？”颜然快乐地大叫。“你会有钱……”张涛端详着颜然的手继续说。“是吗？是嘛！”颜然简直得意忘形。
看他们讲得热闹，我也把手伸出来让张涛看。他认真端详我的手，说：“你是个为感情而活的人。”他想了想，又说：“不要把感情看得太重，这样不好。”
我记住了他的话。
我们回到家已经快两点钟，大家排队进洗浴间，赶紧洗洗睡。可能笑得太多，大脑兴奋，我翻来覆去的就是睡不着。颜然突然打破静默：“哎，你说那张涛不会也是澳黛丽的裙下君吧？”“看样子不像。不过，谁知道？说不准。”我也不想是。“如果是的话，那也太没天理了。”颜然说。“那咋办？要不我们去整容？毁澳黛丽的容？”“我们去整容？整容就是毁容。你看杂志整天揭露那些整容失败的女星，多恐怖。”“我们还是保留原形吧。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哪能嫌弃之。”“你酸吧你。”颜然声音里有笑意，我能想象她强忍住笑的样子，“你猜张涛有没有女朋友？没准也像澳黛丽，屁股后面跟着一窝蝴蝶？你没看他回家时搭我们的顺风车？”“那能说明什么？”我懒懒地问。“说明他去的时候也是搭顺风车的呀！说不定是哪位美女捎他来的呀！”黑暗中颜然的声音透着兴奋。“要有的话，今晚为什么不带来，像你表弟？”
提到表弟，颜然情绪变坏，没再聊下去。五
澳黛丽还在找她的太阳，还在找……
她的方向一直指向老外，不断地相亲，相亲，相亲……结局嘛，能不了了之已经不错，好几次，用她的话形容就是“恐怖”。见第一次面就要接吻，第二次就要求上床。更有甚者，一老外请澳黛丽吃了个午餐，也就是个三明治，临了，他邀请澳黛丽到他家去，澳黛丽明白他的意思，拒绝他，他脸色一沉，说：“你吃了我的三明治。”澳黛丽几乎怒发冲冠：“So what(那又怎样)？”回家大哭一场，想：“我保留了三十多年的贞操只值一个三明治？这口气怎么也咽不下。再说了，肥水不流别人田，要流，也要给自己的同胞。”
最近半年来澳黛丽跟大卫跳舞几乎疯狂。开始她根本就不正眼看这小弟弟。由于小屁孩的坚持，天天泡她家里，于是就想着法子为难他。他既是学医出身，想必唐诗宋词什么的他肯定不懂，于是建议跟他飙诗，同时素鸡也参与。虽然俩人都不是澳黛丽的对手，可大卫他也输给了素鸡。从此，别人学英文，大卫就学唐诗三百首。临事抱佛脚，诗这东西哪能说抱就能抱起来的呀。大卫于是把方向引导到对自己有利的方面，提议去跳舞。澳黛丽说：“你呀嫩得像唐僧，能跳得过我？”大卫说：“试了才知”。于是他们就成了留学生舞会的常客，每个周末他们都去。舞跳多了，他们也天南地北地闲聊，慢慢地也就肆无忌惮起来。女人的天性，喜欢被好多好多男生追。澳黛丽也不例外。她下意识里希望，有众多的追求者，其中有一个是自己的意中人，自己就对其他崇拜者说：“对不起，我心里有人了。”那是何等的尊贵？女人就得这样才能显得尊贵，就像一幅名画，有无数欲购者，但只能被一人收藏。
当澳黛丽想到这里，脑子里跳出“大卫”两字，把自己吓一跳，不敢往下想。“也许是身体接触得多了。”澳黛丽为自己刚才的想法找个合理的借口。要她承认对大卫有好感是不可能的。那太丢人了，他小自己这么多。
电话铃打断她的思绪，接电话，是张涛，约晚上跳舞。澳黛丽想了一下，说：“你介不介意我多叫一个人去？”张涛说：“当然不。多些人好，我正愁找不到舞伴呢。”因为刚才的想法，澳黛丽想到晚上单独跟大卫去跳舞会尴尬，现在有了张涛，自然可以有借口约上我。
知道有张涛做舞伴。我欣然前往。我与张涛见过绝无仅有的一面后，就无法忘记他。他常常跳进我的脑海里，毫无预兆，无从防备。现在澳黛丽说他约跳舞，我当然乐意。
张涛是个好舞伴。当然，长得帅嘛，下场的机会自然多，舞自然就跳得好。可见，他是被宠坏了的。
第一曲他请了我之后，我就被晾在一边。每一舞曲他都请不同的女生跳。大卫从开始到结束都没放开过澳黛丽的手，生怕澳黛丽被别人抢走似的。我一直坐冷板凳，到下半场，终于，张涛想起请我来了，当他表示请我下场时，不知道为什么我拒绝他：“对不起，我脚疼，不能跳。”
我不是一直盼望他请我的吗？我不是超级妒忌他跟别的女生跳舞吗？真不知道我当时是怎么扛得住我的矜持。“你们跳得开心吗？”回家的路上，澳黛丽问。“开心。”我抢着回答。“我看你没怎么跳？”澳黛丽转头以询问的眼光看住我。“我被踩了一下，脚疼。”谎话讲得自然。“真可惜，下次我们再跳。”张涛说。“还有下次吗？孙子。”我在心里恨恨骂。
回到家我跟颜然讲了，她不以为然：“你不是看上他了吧？”“我呸！”“不是的话，你会生那么大的气？”颜然一副人精样子，“我看，你那妒火还熊熊地烧着呐。”
妒火攻心，一夜没睡着……
这天澳黛丽来找我，心事重重。“哎，怎么啦？好像情绪不高？”我说，“为什么？不会是因为追求者众，为不知选谁而苦恼的吧？我要是你呀，就找五个，一个陪跳舞，一个飙诗，一个陪逛街，一个做饭，一个上床。”“前提条件是我得先赚钱。没钱怎么养他们。”澳黛丽顺着我的玩笑说，转而沉默，满肚子官司的样子。“你是不是想倾诉？有话尽管说，我今天就叫‘耳朵’，专听你讲话。”
自以为这席话很幽默，足以令澳黛丽高兴起来。可她还是若有所思的样子。“我们都是语言的巨人，行动的矮子。你看，我们来澳洲也有三四年了，关于西方人对两性感情、婚姻、性观念，应该有所耳濡目染，潜移默化。可是到头来，还不是守身如玉？我也下过狠心，向前走一步也许就海阔天空？也许生活的轨迹就会改变？我真的疲倦了，厌倦了一个人漂泊的生活。可是哪有港湾？”澳黛丽发感慨。“有是有，只看你愿不愿意靠。”我说。
“？”“素鸡。人家都租着房子给你住。”“我是交房租的呀。”“不是因为你，你们的房子只住俩人吗？你也不看看我们住多少人。生活质量是大大的不一样的呀，小姐。再说了，我们家大卫，对你可谓是神魂颠倒，都快找不着北了！本人活了半辈子也没见过有人倒得这么怪的。好好珍惜吧，小姐，再过两年，都不知还有没有这码头了。”“去你的半辈子，你才多大呀？在我的面前你别提‘老’字，我已经受不了更多的刺激了。”
我能理解澳黛丽的焦虑，其实我又何尝不焦急？掰着手指头算，快奔三张的人了，人家澳黛丽好歹也是蝴蝶围着群舞，我可连一只蝴蝶也见不着，真是失败的人生。不说也罢，不说也罢。“唉，他们都太小。他们甚至比我的弟弟妹妹都小。你说，我要真嫁了他们其中一，我的弟弟妹妹怎么称呼他。还真丢不起这人。还有，我们现在都还年轻，看不出年龄的差别来。但是等到我五十岁的时候，他们也只是四十四、五岁，你想象一下，五十岁的女人就是个老太太了，四十五岁的男人正当年，魅力无穷呐。那时就算他们不嫌弃我，但是在别人的眼里，恐怕连我们的辈分都会搞错的。”
我就喜欢开不合时宜的玩笑：“两人走在街上，别人会说：‘大卫，你妈咋那么年轻呀？’”“你讨厌，我都这么烦了，你还气我？”澳黛丽苦笑，挥手要打我。“看来，你这本经也不容易念啊。有些人在这方面就特别顺。你看人家文迪,早就离开了托尼，现在找了个香港新移民，据说那人巨有钱，一出手就在Elizabeth Bay区买了个大花园平房，看得见海的那种。据说那香港人五十来岁，但保养得很好，看起来像四十不到，高瘦修长，温文尔雅。”
看来澳黛丽真受打击了，好一会儿没吱声。一会儿，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对我说：“我不应该读什么金融，看哪里有恋爱课程可读才是真。”“有的话，请捎上我！”“唉，不讲了，我得上班去了。”说着澳黛丽走了。
文迪的案例让澳黛丽不断反省。她想：“自己原地踏步的原因就是无法跟老外谈恋爱。跟老外谈恋爱的程序是先爱后谈。‘爱’在这里是‘做爱’的意思。为什么不能先爱后谈呢？追根到底就是自己的处女情结在作祟。要启动先爱后谈的程序，首先要去掉处女情结，也就是说要把自己变成非处女。”于是，一个大胆的决定就在澳黛丽的心里定板了。“大卫？”一次跳完舞大卫送澳黛丽回到家门口，一反常态，澳黛丽没下车。她欲言又止。“什么事？安全带解不开？”大卫探头到澳黛丽坐的副驾想帮忙。“不是。”澳黛丽把他推回去。说：“大卫…大卫……我——”“什么事？”大卫好生奇怪。“……”澳黛丽沉默。
大卫奇怪地看着澳黛丽的脸，看她好为难的样子，想拉她的手又不敢，只好凑得很近，说：“有什么事？告诉我。我一定帮你。”“我们去旅店吧？!!”澳黛丽终于鼓起勇气：“我今晚不想回家。”“为什么？”大卫大惑不解：“有人欺负你？”“我是说，今晚你把我要了吧？你年龄太小，我不能嫁给你。我又不能不明不白毁在那些老外的手里。给你，值得。”讲完这段话，澳黛丽快晕过去了。
大卫脑子空白了几秒钟，突然明白了澳黛丽的话。他紧紧把澳黛丽的头搂在怀里。作为一个男人，听了一个女人这样一席话自然是感动的。可是这个女人，他一直爱慕着的女人说这话，让他好心疼：“你傻呀你？”六
我一大早被电话铃吵醒，是澳黛丽打来的。“你还让不让人睡觉？大星期六的，有何贵干？”我睡意蒙眬，半真半假埋怨她。“有空吗？我们去饮茶？”“什么日子啊？怎么想起来饮茶了？”我已经全醒过来了。“本姑娘今天生日。怎么样？赏脸吗？”“荣幸之至，荣幸之至。”我一个鲤鱼翻身，从被窝里跳到地下：“几点？地点？”我一边穿衣服一边穿鞋子，免提电话夹在头和肩膀之间。“11点，新瑞华。请叫上颜然。”“她上班。本人保证准时。”我抬头看墙上的钟，已经9点多。想要11点到唐人街的话，10点得出门。我的动作要加快，更快点。我几乎是滑到厨房，飞快装水进Kettle按下按钮，滑进洗手间刷牙，听到水开的声音，叼着牙刷到厨房冲咖啡，冲进洗手间继续洗刷。十分钟，洗澡洗头。咖啡足够凉，我一口气喝了半杯，到衣橱里找衣服，配搭衣服不容易，像画幅画。画完画，该找礼物了。本人平生最常做的两件事情就买衣服和买礼物。平时看到喜欢的东西就买回家放着。任何时候都能找到合适的礼物给合适的人。
我赶到新瑞华时，澳黛丽已经在座：“驾到，请！蛮准时的嘛你？”“守时是本人的优秀品质之一。怎么？就我们俩？”“是。”“为什么不多叫些人，好好热闹热闹？你追求者众。素鸡呢？大卫呢？为什么不叫上他们？”“女人到了这把年纪还单着，生日应该保密了吧？我现在就请你也帮着保密。”
我听着心里滑过一丝隐痛。“嗨，澳黛丽，这么有空，来饮茶？”白上衣，齐膝盖黑色裙子，手里捧着点心盘，笑容可掬的妙龄女子站在我们身旁。“嗨，你在里这上班？真巧。”澳黛丽讪笑，好像自己在撒谎，而且对方也看出她在撒谎似的。“吃点什么？”说着妙龄女子弯下腰来让我们看她的点心盘。
看是熟人，我就拿了一碟蛋挞。“我请你们。”她说，没盖章。
她走后，我看向澳黛丽：“？？？？”“她叫米娜，张涛的前女友。也在我们大学读书，会计专业。我知道她周末在餐馆打工，但不知道是这家。要知道的话，我就不来这里了，好像是冲着熟人占便宜来似的。”“张涛也在这里打周末工。”澳黛丽补充。
我眼光紧追着看米娜，广州女子特有的迷你身材，小尖脸，皮肤的白衬得头发更加的黑，黑得发亮。五官分开看，不怎么样，合在一起，一股妖媚由里而外弥漫，是男人，只要看她一眼就很难把眼光从她身上移开。她是美丽的，是那种男人喜欢女人不喜欢的美。“怎么就分开了？”与其说惋惜不如说窃喜。我表面上摆出一副事不关己的态度。“我与他们不太熟，仅仅同学而已。最大的根源就是身份问题吧？他们是1990年以后来澳的。政府对他们的身份问题，态度不明朗。身份成了目前的主要矛盾。由主要矛盾派生出一系列的次要矛盾。比如说没有身份，以后的工作问题就无法解决。大公司不会聘请非澳洲长居者。我们不可能永远打临工，漂流于主流社会的外围；还有，我们都到了成家立业的年龄，是去是留？把家安在哪里？什么时候买房子，生孩子？这些都是要考虑的问题。米娜是个聪明的女孩。她懂得女人拖不起的道理。长痛不如短痛，与其两人绑在一起与生活打消耗战，而且注定被消耗精光的肯定是他们这点点所谓的爱情，还不如趁着大好青春各自飞，说不定会找到一片好林子。”“爱情是需要牛奶面包来养活的，而不是歌里唱的，爱情是玫瑰，只要勤浇水就行。”“其实爱情是很贪心的，它什么都要，既要牛奶面包也要水。”“嗨，你们怎么这么有空来饮茶？”这次是张涛。白衬衫黑裤子，唐人餐馆侍应的工作服。“你也上班啊？”澳黛丽应酬他。“晚上有空吗？我请你们去跳舞。”张涛没要走的意思。
澳黛丽看我。她的意思是想答应的，只是礼貌上征求我的意见。今天是她的生日，我不好拂她的意，最多再坐回冷板凳，我豁出去了。“我有空，你呢？”我假装着问澳黛丽。“行啊。加上大卫。我们去接你,晚上。”澳黛丽说。“好的。我先忙去。”“再见。”
这次比上回好一些，张涛没多请我，但也不去请别人，而是陪我坐，闲闲地漫聊。沉默的时候更多。
─不是来跳舞的吗？他为什么不请我？
他请我喝酒，我说要香槟，他也给自己要了杯香槟。
─也许我的舞技太臭，倒他胃口？他可以像上次那样，请别人跳去呀？
我再次注意到他拿酒杯的手指，修长，线条优美，与我除夕之夜的感觉一样。可能因为我是学画的吧。“你是学什么的？”我打破静默。“金融，与澳黛丽同班。”“爱好呢？”“写文章。我是指经济评论类的文章。”“我是说…例如弹琴之类……”
他笑：“我不大懂艺术。”
我想是不是很多人都问过他这个问题？“小时候我倒是画过一只老虎。大人觉得一个小孩能画出这么只虎，不错，于是我老爸就在上面题字挂在大厅里好几年。”“广州人？”“是的。”“不像。”“我爸是山东人，妈妈广东梅县人。”
这回轮到我笑。想起香港人说的，有女儿别嫁汕头人和梅县人。“你笑什么？”张涛问。“我有笑吗？”我摸一下脸。赶紧把笑容收起。
中场，的士高音乐，我们都下场。
今晚是温馨的，怡然的气氛漫绕着我，情不自禁地漫舞。我幻变，我妖娆，我鬼魅，我头顶冒出迷幻的青烟，随着青烟我袅娜上升，从高处我往下看：看到灯火阑珊处，那女子嫣然回首……“跳得开心吗？”回家路上，澳黛丽问。“开心。”我由衷地说。“你昨晚干吗去了？回来这么晚。吵醒别人不说，半夜里还讲梦话。”颜然星期六打两份工，干十几个小时活，早上六点多出门，晚上十一点到家。我回来看到她已经睡了，没敢开灯，摸黑上了床，没想到还是吵醒了她。“讲梦话？我讲什么了我？”我吓得一下坐了起来。
颜然突然大笑，笑得花枝乱颤，指着我：“你…你……怎么像个大熊猫？”
我跳下床走到大衣柜镜子前，看到镜子里一个怪物：乌黑眼圈，红嘴唇，红腮帮，头顶一小撮头发竖起像朝天椒。“啊！！哈哈！！！啊！！！！哈哈！！！！！”我也忍不住笑，边跑到洗手间边说：“还不是怕吵醒你，没卸妆就上床，灯也不敢开。”“你昨晚到底干吗去了？”颜然不依不饶，跟到洗手间来。“跳舞。”我说，手不停往脸上抹洗面奶。“跟谁？”“澳黛丽。”“还有谁？”“大卫。”“柴可夫司机。还有？”“张─涛！！”“还有？”“没了。”
我开始洗睫毛膏，半闭着眼睛：“说，我讲什么梦话了？”“听不清，什么乱七八糟一串，接着就乐。你乐什么呀你？”“我梦到捡金元宝了。”“没—出—息！不就是跟姓张的某人跳一晚舞嘛？我看你心里长满草了吧?记住妹妹一句话，别太不矜持了啊！你！是！女银(人)！”“就你聪明。”我向她做个鬼脸，继续洗。
电话铃嘀铃铃响起，颜然站在电话旁边，眼看颜然已拿起话筒，“我的。”我一个箭步抢过来：“Hello.”“是我，文迪。”
文迪的声音怎么变了？像伤风。“你病了？声音怎么这么奇怪？”“你有空吗？我想到你家来。”“现在？”“现在。”“行，你来吧。很久没见面了。我犒劳犒劳你。说吧，想吃什么，我请你吃午饭。”“谁呀？是张某的话，我回避。”颜然在洗手间。“文迪，”我说，“要来吃午饭。”“吃必胜客吧？省事。”七
文迪来了，眼睛红肿。一进门就抱着我哭，浑身颤抖。“怎么了？Calm down!发生什么事了？”我说着把她放在沙发上，把纸巾递上，“到底发生什么事了？”我关切地看着她，问道。
颜然向来不喜欢她，这时也动了恻隐之心，到厨房烧水给她泡茶。“谁欺负你，告诉我们。”颜然端出茶来，坐到我身旁。“我没法跟他过了。他变态。”文迪梨花带泪。“那香港人？”
文迪点点头：“他好变态。他喜欢脱光我的衣服，用鞭子抽我。”“那怎么行？你报警啊！”我说。
文迪不理会我，继续说：“说他有钱吧，可抠得要命，平时买给我的首饰都是假的，最贵的项链也不过几十块。可是到了性商店，三百块钱的鞭子，毫不犹豫就买了。他还要我裸跑，不准睡觉。昨天晚上还带我去参加什么派对，原来是换妻派对。到了那里我才知道。我要走，他就打我。派对开到今天早上五点。我没跟他回家，在街上走，一直到现在。我不想见到他，一想到他就恶心。”“啊！什么换妻？”我和颜然目瞪口呆，问得愚蠢。“就是让我跟别人搞，他在旁边看；他跟别人搞，让我在边上看。”“变态！简直变态！”我和颜然震惊得不知说什么好，只能反复地讲这两个字。事情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范围，根本就不知怎么安慰她。我本来坐在她的对面，这时我所能做的就是坐到她身边，握住她的手轻轻地抚摸。“你先别着急，有我们呢。我们一起想法子。”颜然安慰她。“你介不介意住客厅？要不你先搬来住我们的客厅？”我说，以询问的眼神看一下颜然。这房子不是我可以说了算的，就算颜然同意了，还要有三位男同胞的投票权。再说了，这种事情，怎么跟男同胞说？我说这话安慰的成分居多。
文迪可能是病急乱投医，竟然点头。估计今天早上在街上从五点溜到九点，也想过找很多人很多地方，最后决定找我们。她已经走投无路了。
颜然突然说：“要不我们问一下澳黛丽吧？她一个人住一间房间。让文迪搬过去跟她住比较靠谱。”“就是不知素鸡同不同意。”我说。“嗨，素鸡正追澳黛丽，澳黛丽什么要求他都会同意的。”颜然胸有成竹。
我们打电话把澳黛丽找来，说明情况。澳黛丽跟素鸡说文迪暂时来挤一下就把事情给定下来了。我们让大卫开车去把文迪的铺盖从香港人那儿搬回来。
这段时间我们常常搞派对。算是在新环境中暂时安定下来了，前途却看不见。将来何去何从？谁也不知道。我们以各种名堂找乐子借以消耗过剩的精力。例如谁谁的来澳洲周年纪念日，谁谁的生日，谁谁升工资都值得庆祝一番。这次我们是给尼柯的爸爸接风。尼柯爸爸在1989年底携款潜逃第三国家，连颜然都不知。最近终于拿到澳洲身份来澳居住。颜然从小在表弟家长大，现在姨父来了，自然就张罗着搞个派对欢迎他。他的贪官身份，除了我，颜然没告诉第三人。颜然也觉得没意思，特别嘱咐我保密。
澳黛丽、素鸡和文迪都来了。
尼柯爸爸五十多岁，五短身材，三角脸，眼角下坠，本来不三角的眼睛也变三角，眼神像飞刀，能洞察一切世情。“你姨父怎么像广东人？”我悄悄问颜然。“他是汕头人。”颜然说。
他的到来，强大的气场覆盖全场，只有麦克稍微能扛得住他。麦克现在已经是股票经纪。他向麦克咨询澳洲的股票。以麦克的聪明，很快就捕捉到他是个潜在大客户的信息。一向惜字如金的麦克巧舌如簧，从本土讲到国际；从过去、现在讲到未来。俩人一见如故。
素鸡是个不甘寂寞的人，可惜不在行，插不上话，为了不被忽略，他自告奋勇施展厨艺，做了一桌上海菜。
大卫只管陪着澳黛丽侃大山。
颜然痛恨豆豆，看到她就觉得憋屈，尤其今天。凭什么自己请客，她来？宁愿拿饭菜喂狗也不要给这个虚伪的丑女人吃。礼数上她又不能说什么，这丑女人毕竟是姨父未来的儿媳妇，能说不让她来吗？她的不快只能发泄在酒里。
颜然天生对酒精免疫，俗话说的千杯不醉那种。“今天为我姨父接风，来，大家干杯。”颜然站起来举杯，也不等我们，一口闷了，杯底朝天：“我先干为敬。”
坐她边上的麦克识相地为她斟满。
素鸡呢，是今晚最失意的人，即失意于女人也失意于男人。他的所有聪明才智都无法发挥。这里暂时没有适合他的土壤。憋着一股气正找机会出风头，立即响应颜然，举杯，也一口闷了。也让麦克给满上，又举杯：“借您的光，”他把杯举向尼柯爸爸：“我在这里祝大家心想事成，事事如愿。”一口闷了，杯底朝天：“我先干为敬。”
颜然也豪气干云，一口干了。
文迪不愧是见过世面的，在尼柯他爸进门五分钟不到，她敏锐的嗅觉就闻到他身上的钱味，吃饭时坐到他的旁边，眼睛水盈盈亮晶晶，电波流转。“为了今天的相聚，干杯！”文迪的嗓音温软柔和，体态婀娜，充分体现了甜心本色。书呆如尼柯者，也看似无意地瞟她几眼。
豆豆早看在眼里。嫉妒得面无人色。本来在她，所有女人都是假想敌，更何况今晚文迪的狐狸味骚得满屋的男人晕头转向。“你不能再喝了，再喝就醉了，”豆豆惺惺作态，娇羞地看大家一眼：“我可背不了你回家哟。”同时夺去尼柯手中的酒杯，顺势把头靠在尼柯肩膀上，其状惨不忍睹。
颜然瞄我一眼。我为了忍住笑赶紧移开目光附和大家的劝酒。
尼柯他爸见状马上举杯响应文迪：“干杯！”
大家举杯。只有颜然和素鸡真干了。
尼柯他爸原来在外贸系统工作。他利用工作之便弄一笔钱存在香港，在香港开了一家皮货贸易公司，专卖意大利高级皮衣。1989年，他先把钱转到瑞士银行，然后用买来的第三国家护照离国。原来在香港时他有一个情人，到了第三国他们就断了。在第三小国，因为语言不通，也不喜欢敞开胸脯晒太阳，皮肤棕榈色，汗毛浓重的南美女人。在那里的几年他一直是斋着。现在，看到文迪秋波频传，胸臆间春意荡漾，红光满面，眼睛湿润。
大家频频举杯，尼柯他爸带来的两瓶半斤装的二锅头很快就让颜然和素鸡两人，你一杯我一杯装到肚子里，再加上澳黛丽带来的红酒，我们家准备的啤酒，素鸡扛不住了，被扶到大卫床上。
饭后，文迪提议唱K。
酒壮怂人胆，我虽然知道自己唱歌的声音像括玻璃，竟然也与颜然合唱几首偶像费翔的歌，估计把大家虐待得够呛。大卫非要澳黛丽与他合唱《在雨中》。平时也偶尔听到大卫哼哼刘欢的《少年壮志不言愁》，也知道他爱走调，可不知他大哥竟然五个调跑了三个，把大家笑翻在地他也没歉意，只求能在雨中吻过澳黛丽。
罗伯特一首高亢嘹亮的《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差点没把大家的眼镜给震掉下来。歌声惊动四座，真没想到平时不吭不哈的他，竟然有一把好歌喉。真应了一句话：“人不可貌相。”“他在上海时曾经师从名师学过唱歌的，就是没好好学下去，非要跟我一起出国。”在我们一遍遍的赞美声中，智者麦克说。
今晚，大家都把看家本领拿出来了。颜然显示了她的千杯不醉的本领，罗伯特更是亮剑，得了个蒋大为第二的美称。就连素鸡也得以一报大卫夺女友之仇。他醉了，吐了大卫一床。
临了，尼柯他爸自告奋勇，用他的BMW送素鸡一家回去。大卫和澳黛丽扶素鸡上车。五分钟车程不到，据澳黛丽后来说，素鸡吐了一车，还吐了澳黛丽一身。
有一天，文迪造访，围着貂皮围脖，春意盎然。
颜然说：“你的围脖是真的还是假的？电视上三番五次宣传保护动物，不用皮货。”
文迪不以为然，一笑置之。
一天我与张涛看电影回来，见颜然喝酒满脸通红。知道她对酒精免疫，喝酒不会脸红，不定遇上什么事给气的？我赶紧打发张涛走。“我真不该呀。我真是引狼入室呀我。她真是个婊子呀，见男人就脱裤子。”颜然悔恨得眼泪直流下来。“什么事，颜然？您慢慢说。”我给颜然倒杯茶，递上。“文迪睡上我姨父了。”颜然接过我的茶：“我对得起谁呀我。我还有什么脸见我老姨？她也真是的，找谁不好，偏找我姨父。兔子还懂得不吃窝边草呢！她真是连禽兽都不如。”“这叫什么事啊？真是乱了套了。”
第三章 春日迢迢
一我和张涛开始约会了。
张涛白天上课，晚上工作。
我白天工作，晚上上课。
他在大学上课，我在技术学院上课。我们很少有时间见面。不见面时，晚上我下课回到家，他会给我打电话，闲聊聊，或者看到电视播放他认为好的电影，就告诉我频道。有空我们会去吃饭，看电影。家里没人的时候，他也会到我家来，我们一起做饭吃。周末他依然在餐馆做侍应，只有半天时间空闲。为了在周末能去远些地方玩，我决定买辆车。他原来想跟我合资买车，被我拒绝了。他在读硕士，学费就够他受的，哪来钱买车？
我花一千块钱买了辆丰田三门小车，二十年车龄，红色。除了喇叭不响哪儿都响；打方向灯的把子坏了，用一条小绳子拉着。颜然也说我这车买得好。因为我还没考到驾照，用它来练车，磕磕碰碰也不心疼。根据前贤的经验，开车的头一年最容易出事故，应该买辆旧车，等把车技练熟了再换辆好的。
我的车既然自己不能开，就借给张涛开。他也不需要车，读书和上班都在城里，停车还得花钱。乘火车和巴士，他有学生证，车票优惠，比买汽油划算。那车就变成我们的周末专用车。我和颜然在周末开它去果菜批发市场买菜和水果。那也不是常常去，得找到司机，颜然也还没考到驾照。我们一般会找罗伯特。偶尔我会开车去打网球，网球场不远，就隔两条街，这是无证开车，得偷偷摸摸。再就是在周末晚上，张涛开这车带我去留学生舞会跳舞。那也是偶尔为之，张涛不是每个周末晚上都有空。他不是到餐馆上班就是在家看书、写论文或者做小组作业。我们最喜欢做的是在星期天早上开车到日本公园钓乌龟。那儿的乌龟特容易上钩。我们用一条一米来长粗线绑住一块生牛肉抛到水里，那是条迷你河，在我眼里就是一条水沟，浅浅的流水，一米宽的河道，河边是蓬勃的杂草，杂草丛中长着些芦苇似的草本植物。离河道两米远的岸上是单排的紫荆花树，过了紫荆花树是大片的草坪。草坪一直延续到公园的另一头。我们把线的另一头绑在草上或者芦苇上，同时弄几条线。做完这些工作，我们就到处走走，散步。日本公园有很好的樱花树，花倒是不怎么样，开得像梅花，零落；有做冥想的亭子。亭子前有小桥流水，那是人造水塘，桥跨在水塘中间。塘里养了好多色彩斑斓的鲤鱼。鲤鱼来回穿过桥洞，一会儿在这边一会儿到那边，像电影里的姨太太，优哉游哉逛着街，不愁吃穿，反正有人养；公园的草坪特美，我们会在草坪上躺下来看白花花的阳光。我发现，当我迎着太阳直视时，满眼都是白色，白到什么都看不见。有一次我们爬到河边的树上坐，想下来的时候我却不敢下来了。张涛跳下去，张开手臂让我往下跳说可以接住我，我试了试，还是不敢。我让张涛转过去背对着我，咬牙一跳，惯性使然，在地上紧跑几步撞在张涛背上。张涛铁定下午一点上班，我们得在这之前一个小时到家。到时间回家了，我们就去把线拉起来。乌龟总是不会让我们失望的，总会上钩，还有白鳝，白鳝也喜欢我们的牛肉。每次看到我们的战利品，颜然高兴得不得了。她开始是把乌龟熬汤吃了。她到工厂把我们钓到乌龟的事讲给中国同事听，那些同事纷纷跟她要乌龟回家养，说乌龟招财。后来，我们钓来的乌龟全给她拿去笼络同事了，只能吃白鳝。
为了报答张涛钓来乌龟，颜然要给张涛理头发。出国前她专门去学过理发。颜俊来时带来一套理发工具，颜然就成了颜俊的专人发型师。这天我们把钓来的白鳝收拾好放锅里炖上，颜然拿出她的理发工具，让张涛坐到专门用来理发的椅子上。颜然在他脖子上围上一件旧上衣权当理发布，一手拿梳子一手拿剪子，梳梳剪剪。我们仨聊着天，张涛不经意“哎哟”了一声。“咋的啦？”颜然停手。
我俯过去看，见他的一只耳郭沁出血来。“哎，是剪了耳朵了吧？”我问。“没关系，没关系。继续，继续。”张涛安慰颜然。“对不起，张涛。疼不疼？”颜然拿着剪刀不敢再剪。“不疼，你剪吧。我总不能就这样去上班的呀？”张涛装轻松。“得，我还是找块止血贴给你贴上吧。”说着转身进房间拿药箱。
我上前仔细看那伤口，想问他感觉怎么样。颜然出来见我这个样子，讪讪地说：“看把安平心疼的！”“没有，我看连止血贴都不需要。”我把心里的问话变成表述。“贴上吧。”颜然不容置疑，撕开止血贴往张涛的耳朵上一贴，接着说：“我不敢再剪了，你去理发店吧。”她顺手把围在张涛脖子上的旧衣服扯下来。
张涛从椅子上起来，样子很搞笑，他的头像被啃过的玉米棒子，东凹一块西凹一块，耳郭上贴着止血贴。“我陪你去，弄不好，人家以为你是从神经病院里逃出来的。”我对张涛说。
颜然抱歉得什么似，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我看应该抱歉的是张涛，他把颜然一年积累起来的声誉给毁了。
钓乌龟玩多了，我们不想去了，星期六我们无所事事。一次，他说：“你想吃什么？我给你做。我在餐馆打工这么久，至少也有三级厨师的水平了。”“我想吃白灼虾，白灼猪粉肠。”我想了一下，说。这两样都是出名的广东菜。他不是广东人吗。就算他吹牛，牛皮也不会破。“小菜一碟，行，看我的吧。我要让你尝一尝什么是真正的广东菜。”
我从冰箱里掏出一堆虾呀，鱼呀，肉呀。突然觉得好笑，笑出声来。“你笑什么呀？”张涛忙活着，问。我说，“你知道有一首歌吗？歌里唱道‘猪呀羊呀，送到哪里去呀，送给那亲人解放军’，我现在这些鱼呀肉呀就要送给你了。”“呀？你买的什么虾呀。这不都已经是灼熟的吗？”张涛打断我的话大呼。“是吗？平时都是颜然买菜。我是突然想吃白灼虾才买的。”“你知道熟虾和生虾的区别吗，生虾是白色的，煮熟了就变红色了。”“我看这虾红红的，比别的好看，就买了。你也检查检查我买的猪粉肠吧？说不定也买错了。”我递上猪粉肠。“怎么没粉呢？”张涛像质检员仔细看。“哪儿呢？”我看过去，张涛指给我看。“哦，我把里面的东西洗掉了。”我不以然。“那是粉。我们要吃就是那东西。”“我以为那是脏东西。”“你真是‘阿炳’。”“什么意思？”“傻！”我们广东人管傻子叫阿炳。“你才阿炳呢。”我捶他。他抓住我的手。我们第一次靠得这么近，近到我看到他瞳孔里的我。“炳！”他的嘴几乎贴在我的额头上，轻轻地叫我。我挣扎着想打他，他一用力把我拉到他怀里……他捧起我的脸，他的嘴贴到我嘴唇上─我有点晕……
掏钥匙开门的声音响起，我们像触电一样弹跳开来，张涛一个箭步坐到厅里的沙发上。
是颜然。“唷，在干吗哪？”颜然随口问道，问出我们两个大红脸来。好在颜然没在意，直接回房换衣服去了。“怎么这么有空啊，帅哥?不上班？”颜然换了一身便服从房间里出来，问我们，“你准备做什么好吃的招待您的张先生，安小姐？要不，我们包饺子？”“好啊。”张涛响应。“弄什么馅，颜然？包饺子，我不灵，只能给你打下手。”我有自知之明，赶紧把球抛过去。“上次剩下的饺子皮应该还够用。我们剁馅就行。我们还有大白菜吧？还有碎肉。”颜然打开冰箱又掏出一堆菜来。“你们冰箱真是资源丰富，快赶上我们的东北三省了。”张涛说着就走过来卷起袖子帮忙，借机掩盖刚才的尴尬。“你这小日本鬼子早就盯上了吧？”颜然嘴不停手也不停，因为张涛不断给她分配活，“我告诉你，我们中国妇女不是好欺负的。你敢图谋不轨─哎！你咋啥活都让我干呀？也不分配一些给安平干？”张涛在忙着做一个清蒸鱼，让颜然又是切姜又是洗葱。颜然忙不过来，急得直抗议：“你也不能太偏心了”。
张涛讨好地说：“我是看你做得比较好。”“得，您别拍马屁。我不要做什么劳模。”
看他们忙得掐架，我心里直乐。背地里张涛曾经这样评价颜然的手：“看她那双手就知道她能干，那才是干活的手哩。你的手就不一样。你是天生不用干活的人。”我虽然知道他是拍我马屁，但这话还是很受用。每每想起，心里总是甜滋滋的。
麦克、罗伯特、大卫一个接一个都回来了。大家看到又是包饺子又是广东菜，说过年也没这么丰盛，让大卫打电话把素鸡他们一家请过来搞个派对。电话打过去没人接，启动留言服务。
他们不来我们自己吃。饭吃到一半，电话来了，是文迪。她说刚从医院回来。澳黛丽脑血管爆裂，抢救及时，已经没什么大碍。
晴天霹雳，我们都惊呆了。二
我们随文迪到医院看望澳黛丽，素鸡也在。
澳黛丽醒着，穿着病服，躺着，身上盖着淡蓝色薄薄的毛巾被。见我们来，她挣扎着想坐起来。被我们阻止。“怎么啦？澳黛丽？”我坐到她床边上，摸一摸她盖着的毛巾被，像床单一样薄，一点暖的感觉都没有。“你冷吗？这里冷气这么足。”我看看哪儿能调冷气。“医院的冷气是比较强，他们的习惯。我们找过护士，他们说这里是中央空调。护士说待会给送床棉被来。”素鸡说。“还好。”澳黛丽说。
澳黛丽讲话有一点困难，发音不大清楚，眼神有一点痴呆，不过思路清晰。素鸡简单给我们讲了事情的经过。今天早上四点多钟，文迪敲开素鸡的门，说澳黛丽病了，他看澳黛丽已经不能讲话了，就赶紧打电话找来急救车送急救中心。医生说是脑血管爆裂，好在送来及时，否则，有可能脸瘫，痴呆，甚至死亡。“会有什么后遗症吗？”我问。“可能会有一点。比如说思维缓慢，记忆力衰退，丧失一些语言能力，也许……智商会降低。得看她的运气。”素鸡说。“难道没什么预兆？早看医生没准好些？”颜然找不到地方坐，始终站在床尾的地方。与她站一起的有张涛、罗伯特和麦克。大卫走在前面，一进门就坐在素鸡让出的凳子上。
澳黛丽进的是公立医院。她被列为低收入人员，是穷人，享受免费医疗。医生把她放在大房间里，与另外三个人公用，用布帘把床位隔开。为了不影响别人，我们捏着嗓门讲话。“晚上睡觉前澳黛丽说脖子发紧，转头不灵。她还做给我看，说下午就开始这样了，让我帮着捏捏。我们都以为是看一下午的书，长时间一个姿势闹的，捏捏就会好，不在意。半夜里她推醒我，说头疼，表情异常的痛苦。我不知道怎么办？跑去敲素鸡的门。素鸡说赶快叫急救车。算我们运气，半夜里没交通堵塞，急救车十分钟不到就到了。不然，结果会更坏。”文迪讲这番话时站在我的对面，与素鸡并排站着。属于澳黛丽床位的只有一张凳子被大卫坐着。文迪紧张的情绪还没舒缓过来，两只手手指互相扭在一起不停地扭动。
护士送被子进来，见我们这么多人，眼睛瞪得大大的，笑得很开心，说：“你们好啊？来看你们的朋友啊？”她把被子盖在澳黛丽身上，对我们说：“九点钟，你们得离开这里。”“我能留下来过夜吗？我想照顾她。”一直没讲话的大卫问护士。“不行。医院有规定，外人不能在医院里过夜。对不起。”护士笑着说。年轻护士看起来只有二十来岁，笑得特可爱。“那谁照顾她呢？”大卫焦急了，声音也大了起来。“我们呐。”护士看大卫焦急的样子，眼神有点迷茫。
我们大家跟她解释，担心澳黛丽晚上要找人什么的，身边有个人方便些。
护士说：“看护病人是我们的工作。医院的规定，外人不能在医院过夜。对不起，我帮不了你。”说着，护士指着一粒按钮对我们说：“按这里，我们就会来。有事就找我们。放心，我们一直有人在。再见！”
护士走了。澳黛丽眼睛微闭，恹恹欲睡。“怎么会这样？她还这么年轻？”我叹息。“医生也这么说。”文迪说。“可能是生活压力太大，过度劳累，过度紧张。”麦克说，脸上的表情是兔死狐悲。“万幸，你恢复得不错。”颜然拉着澳黛丽的手说。
大卫一直拉着澳黛丽的手，什么也没说。
张涛走过去向澳黛丽问候，澳黛丽点头微笑说好，谢谢他。
澳黛丽尽量试着向我们微笑，可能是累了，脸上的表情更呆板了。微笑的痕迹慢慢消失。
我们告辞出来。我、文迪和颜然一路上我们不停感慨，说什么也无法相信这是真的。这么年轻的生命，桃李芬芳的季节，疾病已来侵。
大卫只要有空就在医院陪澳黛丽。
我们有空也去看望她。如颜然说，万幸，澳黛丽恢复得不错。除了发音不太清楚，讲话有点慢，别的都还好。当然，眼神远没以前活泛。
澳黛丽出院前，医生以为大卫是她的男朋友，就跟大卫说：“目前，澳黛丽不能受任何刺激，不能兴奋。也就是说，她不能有性生活。可能两三年，可能更长时间。”
大卫为了能更好地照顾澳黛丽，在她出院后就搬过去住。开始是住厅里，素鸡搬走后，他搬进素鸡的房间。文迪不久也搬去尼柯他爸在北悉尼的豪宅住，屋子里只剩下他们俩。
澳黛丽大学里的课停了。她不能长时间集中精神看书，或者动脑筋，否则，头就剧痛。担心又一次爆血管，只好中断学业。她只差半年就毕业了。在银行的工作也因为健康原因被迫辞掉，生活来源就靠社会福利部发的病残金。
大卫为了能给澳黛丽更好的生活条件，他放弃到大学读医科的打算，跟朋友合资开制衣厂。澳黛丽内疚得不行，反复劝大卫不要这么做，大卫主意已定，跟澳黛丽说：“其实啊，我想读大学只是想跟你把距离拉近些。我想，我们年纪有距离，学历不能再有距离了。现在你都不读了，我还读什么？最现实的是赚钱。出国这么多年，我的体会就是，经济决定一切。于国家是这样，于个人也是这样。从大里说，你看日本。有历史以来，都是白人看不起黄种人。可是，在澳洲，美国，欧洲，他们谁敢看不起日本人？不就因为日本富裕吗？不就因为日本人有强大的经济实力吗？不就因为日本人在全世界都是最大高档商品消费者吗？我在那家五星级酒店里做厨房帮手，看到酒店里所有措施都有日文，包括餐牌、厕所、房间使用说明书等等。日本人在澳洲旅行是可以不懂英文的。钱是世界语言。从小里说，如果我们有足够的钱，就可以做我们想做的事情。比如你就可以搞比较文学，我可以当医生，安平当她的画家。我们的知识还不够多吗？小学五年，中学五年，大学四年，在国内我们读了十四年的书。可你看看，我们在这里的每一个人，有谁的工作与自己的专业对口？知识再多，如果它不能被市场所承认，转化成商品，为社会服务，那又有什么用？”“在这里，应该改变我们的思维模式，我们所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再分配我们的能力和智力。”澳黛丽若有所思。“对呀，我就是这个意思。我想，我已拥有足够多的知识。我现在是个快三十的人了，应该是向社会回馈知识的时候了。不是只有当医生才是回馈。如你所说，要重新分配我们的能力和智力。根据目前的客观条件，做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只要我努力，坚持，没有做不好的。”
大卫跟合作伙伴在Bankstown区租了厂房，从我以前打工的越南老板那儿买几台旧机器，又在他们那儿领些活，雇几位留学生，给他们计件，还批发一些给他们拿回家干。赚到钱又去买一些好点的机器，工作效率大大提高，活就越领越多，规模慢慢扩大，短短半年，工厂已经像模像样，有二十个工人左右。
大卫是越来越忙了。工厂早上七点半开工，他六点半就要出门，七点到工厂，把机器开了，上些润滑剂；把当天要出货的活分配好。工人来了后，他把工作交代完就出去领活。下午一、两点回到工厂，调整一下工人的活。四点工人下班，赶活的时候工人加班到五点。工人走后，大卫把该做的清洁做了，该倒的垃圾倒了，给机器保养并关掉，为了避免火灾，也为了省电，把该关的电闸也关了。他把账本带回家，晚上记账。工人的工资他也自己做。合作伙伴是个香港人，另有生意，这个生意全盘由大卫管理。
澳黛丽是帮不上忙的。大卫不让，怕她又犯病。澳黛丽休养了三个月，觉得脑袋不那么疼了，慢慢的可以看些书了。一天，她看书看得累了，放下书从窗口望出去，看到远处天边飞过一架飞机，突然觉得自己就像那飞机，在这人世间巡航了一回。想：“我为什么不把这人生的历程记录下来呢？”于是决定写小说。“写什么呢？就写‘风景这边独好’吧。人生的风景。”
晚上，澳黛丽把计划告诉大卫。“你的身体行吗？宝贝。”大卫轻轻吻一下澳黛丽的额头。“没问题，写作比较自由，什么时候写，什么时候停都由我。累了我就不写。”澳黛丽讲话还是比较缓慢，脸部表情呆板。
大卫看着澳黛丽，曾经多么美丽动人的脸，曾经多么的伶牙俐齿呐。疼痛从心底漫上来，几乎要淹没他。澳黛丽也许看到他眼睛里隐约的泪，无可名状的欲望在体内汹涌，她搂住大卫的脖子往自己身上拉。大卫也冲动地抱住澳黛丽的腰……医生的话在耳边，“不可以！”大卫内心挣扎，“不可以！不可以！！”大卫警告自己─可是，大卫，这个男人怎么可以拒绝自己心爱的女人？他抱起澳黛丽向床走过去……三
颜然准备搬走，跟哥哥住在一起。
麦克的太太在办理出国团聚的手续，到澳洲来也指日可待。
罗伯特已经回国去相亲。“我可能要搬家了。”跟张涛在越南餐馆吃越南牛肉粉的时候，我告诉他。“你想搬哪去？”小尖椒酱油辣得张涛吸好几口气才问出话来。典型的广东人吃辣风格。
跟老外住，学英文，是我来到悉尼第一天就树立的理想。理想之所以称为理想，是因为要付出一定的努力才能把它变成现实。我要付出的努力是：一，需要付更多的房租。这一点，在我初来悉尼的日子里是做不到的；二，忍受孤独。跟老外住，就意味着在家里也见不着中国人了。我一上岸就跟颜然他们住在一起，建立了友谊，每天回到家里，一群男男女女讲中文，大声喧哗，幽中国人的默，做中国菜吃。日子小河淌水般潺潺流走，刚来澳洲时准备着冲锋陷阵的勇气早已从有形变无形。这理想偶尔也悄悄冒出来提醒我，它还在那儿等着，我的心却起了怯意，害怕孤独。在澳洲与日俱增的是孤独感。孤独如影随形，在学校；在工作中；在商店；在路上……只有在家里才可以躲开它。现在这个家要散了。是时候了，我得行动起来，否则我将永远讲断句英文，就是讲单词。在唐人街，到处可见那些来了二、三十年的华侨，依然讲着只有中国人才听得懂的“中国英文”。我不想成为他们的一员，我不要那样，不要。“我想搬到城里，Redfern或者Glebe，跟老外住，有助学英文。”我回答张涛。Redfern和Glebe是我向往的区。这两个区都在悉尼大学旁边，住的一般都是学生、教授、艺术家、白领、雅皮士，是文化老区。
张涛默默吃着越南牛肉粉，辣得大口喘气。
我也默默吃着牛肉粉。我把辣含在嘴里。
我喜欢吃牛肉粉是喜欢吃鱼露泡生辣椒丝，具体地说是用半生牛肉蘸泡着生辣椒丝的鱼露吃。生辣椒带着新鲜辣椒的香味，那辣也是新鲜的纯辣，鱼露是清咸的味道。这几样东西放一起组合的味道，无可代替。
从餐厅里出来，我们拉着手在街中走走停停。“你如果搬离这个区，我们见面就没这么方便了。”张涛重提刚才的话题，轻描淡写地说。
我看着他，等他继续。
他也不看我，继续走。“我们都这么忙，见面时间本来就少，如果你离开这个区，见面就更少。我很珍惜我们的缘分，希望不要因为分离而失去。”
我们是性格截然相反的两个人。他从来都波澜不惊，一副老夫子的样子，讲话拐弯抹角。记得一次，我封好一封给母亲的信搁在桌子上，他看到了，是第一次看到我的字，说：“安平，以后有空，我们一起练练字吧？”他是告诉我，我的字超难看。“他都这么说了，算是挽留我吗？”我为他的话想了几天，自然就在金匙区找房子。金匙区住的主要是韩国人、中国人。我找到一家两居室的房子，与一对澳门来的年轻夫妇分租。那对夫妇做餐馆工，下午三点上班，晚上一两点回家，白天睡觉，我们很少见面。“很好，我很喜欢新地方。与房东的作息时间错开，家里基本就我一个人。”我兴奋地对张涛说。张涛也高兴，说：“是吗。你运气不错呀。走，我们去吃越南牛肉粉吧？我请客。我们庆祝庆祝。”“好吧，我们庆祝庆祝！”
我真实的心情不像我表现得那么快乐，高兴是做给张涛看的。
一来我与颜然他们厮混的年头不少，感情的惯性还在往前滑。心心念念想着我们派对频繁的日子。那时候，不知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来家？有同学，有朋友及朋友的朋友，甚至有像史帝文这样的越南朋友。我们家常常是宾客盈门，高朋满座。高潮时派对的酒菜从中午吃到夜里，参加派对的人去了来，不断更新。有一次，我们一拨人在派对，正闹得欢，有人来敲门，我开门问找谁？他们说出我的名字。我奇怪，并不认识他们中的任何人。其中的一小个子男生，神情拘谨，站到我面前递给我一封信，我妈妈的信。我接过信也不看─我没有看信的情绪，小个子的同伴代为介绍：他是我妈妈的学生，刚到悉尼一个礼拜，没工作没地方住。我霎时明白他的意思。那年头，拿着我妈的介绍信来找我，小个子不是第一个。我把他们让进门，加入派对。我所能给予的帮忙就是管一顿饭。这之后，小个子和颜然的哥哥就常来我们家蹭饭。我和颜然尽心尽责，只要他们来了，我们一定管饭，即使马上要出门去赴朋友的饭局，会做好饭菜才出门。他们来了看见桌上的饭菜就吃。吃完饭，他们知道把碗放洗碗池里。我们家得了个绰号：“难民营”。
二来我和新房东成不了朋友，不是同一类人。他们在澳门是餐馆侍应，来这里也是做餐馆。我与他们见面十分钟，讲完该讲的话还剩很多时间。
我希望张涛高兴。理想和张涛，我选择后者。
搬完家，另一个任务又来了，那就是考驾照。这天是我第三次考驾照。文迪的经验，穿超短裙去考驾照，遇上男考官的话，百分百能过。前两次的失败冲垮我洁身自好的原则。我穿上牛仔超短裙去考试，人算不如天算，我的考官是个中年女人，五大三粗。她一上车，瞄两下我露在裙子外面的大象腿，脸上没表情。我知道情况不好，车开得特小心。右转弯、左转弯、上坡、倒后、停车等动作做得完美无缺。她依然没表情，告诉我：“你！没过。”“我─为什么？”我失望得眼泪要流出来。“你开车太慢。知道吗？你开车时我都快睡着了。”肥婆挑衅的眼光直看到我的脸上去。
张涛来看我。“我又没考过。”我说。
张涛没接我的话。
我以为他会安慰我。
他笑意盈盈，说：“去我家吃饭吧？”
他家离我家只有几条街，走路也就是五分钟。交往半年了，他这是第一次邀请我去他家。他知道我今天考驾照，也知道我做足了功夫铆足劲定要今天过关。事不过三，我三连败，见到他，我不只是觉得没面子这么简单，简直觉得没信心做人了。
我的车买了三个月了，理论考试也早就通过。搬新家前我交钱跟教车师傅学了十来个小时，能控制煞车和加油，也能把车开得走直线。为了省钱，我让张涛抽时间陪我练车。他已经拿到绿牌，有资格陪我练车，只要我按照规定把学习牌挂在车的前后。常常，晚饭后张涛陪我练车。练了两个月，感觉开得很不错了，去考试，没过关。大家伙说是这样的，第一次，你开得再好都是要失败的。考官心理变态，他们总认为中国人开车不行，不守交通规则。他们就是要折腾中国考生。被他们折腾过一次，我考驾照的心就凉了下来。后来，生活没那么忙碌的时候我重拾心情再去考驾照，第二次失败让我觉得很没面子。他们——麦克、大卫、罗伯特都是考两次就拿到驾照的。张涛例外，他是一次“啪死”，我们家的黑话，一次过关的意思。他们开他玩笑：“那考官一定是个女的。”这年头，男女平等，长得好总是方便些。我这考车的事情一拖再拖就到了今天。
张涛用钥匙开门，让我进去。进门我几乎停止了呼吸，在他家里我见到了米娜，他的前女友。“介绍你们认识，我的寓友，森，米娜。这位是安平，我的朋友。”
─啊！张涛？他没告诉他们我是他的女朋友！什么意思？
他的隐晦伤害了我。
─他知不知道我见过米娜？知不知道我知道他们的事情？
我不动声色，跟他们一一打招呼。不是我城府深，实在是事出突然，我不知道该怎么做。任凭我的想象力再丰富也万万没想到他居然一直跟以前的女友同居一屋。我除了惊讶、混乱，还有妒忌。妒忌像硫酸滴在心上，疼痛极了,无以言表。
张涛一如既往，温柔细致。我们四人一起吃饭，饭后，我坐到单人短沙发上看电视。米娜和森坐在唯一的长沙发上。张涛端来香蕉船，他看看我的周围没地方坐，只好在我旁边半蹲下来，一只脚膝盖支在地上，手靠在我的沙发扶手上端着碗跟我一起吃。米娜知道我考驾照没过，对我掏心窝子：“考车是最烦人的了，我也是考了四次才过的。”“是吗？”我说。声音是警觉的。自从进门见到她，我就像猫一样警觉，小心察言观色，下意识里要表现自己。不知不觉中我跟她较上劲了。现在她自动向我揭短，一方面，让我感到极大的安慰─至少我不比她差；另一方面，模糊了我较劲的对象。我有扑空的感觉。“考到第三次的时候，我几乎想放弃。”她继续说。她太有才了，真讲到我的心里去。我频频点头。原来紧揪着的心有如被暖风吹过，缓缓舒展开来，我居然忘了她是情敌！
从张涛家回来，我就没舒畅过。“他居然还跟她住在同一宅子里？”这件事像鱼刺哽在我喉咙里，不舒服不痛快不安宁。他为什么要这样做？我百思不得其解。我开始是矜持，希望他能主动告诉我。我一直沉默地等待，等得不耐烦了想问的时候反而不好开口了。开始的时候不问现在才问，显得太在意太小气。这么伤自尊的事我不能做！
去看望澳黛丽，闲聊着我把这件事说出来，澳黛丽想了一下，缓慢地说：“这种情况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他还爱着她。她提出分手，他无奈，又对这份爱还存有幻想，想等她回心转意，所以就一直守在她身边。另一种可能，他对她完全没了感觉。他们的关系是朋友，同学，寓友。到底是哪一种可能，你应该有感觉的呀？你觉得他还爱她吗？换句话说，你觉得他爱你吗？”“我不知道。”“不是说，恋人在一起的时候，他们间的空气都是不同的吗？你跟他们在一起时，闻到什么吗？”“我尽发晕，还能闻得到什么？”“你跟张涛呢？你闻到什么吗？”“我是‘身在此山中’的人呐。不是说旁观者清吗？以你的观察，你觉得张涛爱我吗？”“我说不好。他是那种水静流深的人。”澳黛丽缓口气，接着说：“张涛出身于省府大院，大学学的是经济，笔杆子又好，出国前已经在全国性的财经刊物上发表过好几篇文章，为了追米娜，有些文章他还署上米娜的名字，成为合著者。据说，省政府秘书长看上他，准备调他去当助手，由于米娜坚持要出国，他放弃机会跟米娜一起出国，来到外面一看，他在国内所有的优势，完全不存在，事业的起跑线回到零点。作为一个理性而又有选择机会的女孩如米娜者，她选择离开张涛是天经地义的。他们分手的那段时间，我也看不出张涛有多大的痛苦。”
我默默地喝着澳黛丽用咖啡机给我做出来的黑咖啡，我喜欢喝加糖的黑咖啡，真是又苦又甜啊！心里想着：他伤害了我。我不能原谅他。不能！不能！“有机会的话，我帮你试探一下张涛？”澳黛丽试探地看着我，说：“你可是得想清楚了。据我个人观察，以张涛的性格，他更适合在中国发展。米娜说张涛对自己职业生涯的规划是走从政这条路。如果要从政的话，只有在中国才更有前途。华人在澳洲从政，在可见的未来，我看不到有多大的前途。就拿何沈慧霞来说吧，她是目前华人在澳洲政坛上走得最高的了，在下议院争到一席位置。她毕业于新南威尔斯大学法律系，有着那些香港有钱移民们的支持，不也只能代表唐人街那些华人渺小的声音吗?这里的主流社会是白人的，他们从骨子里流露出来的优越感像空气一样弥漫着我们的天空。如果有一天张涛要回国发展，你会跟他走吗？”“我嘛？在哪生活都一样。我从来没想过一定要在澳洲生活一辈子。只要能跟自己喜欢的人在一起，什么样的生活都可以。”我突然觉得自己好肉麻，怎么讲出这么三十年代的话来？自嘲地哈哈两声：“我们说点别的吧？有颜然的消息吗？很久没见她了。”“前几天她来看我，说家里给她介绍一个男孩，跟她差不多时间出国，去的日本。日本不是不让居留吗?他现在回到北京。她家人认为他不错，出过国，来澳洲容易适应。他在日本赚了不少钱。看得出来，颜然很心动。她可能最近会回国相亲。”“罗伯特、麦克哥俩呢？他们好吗？”“麦克的太太来了。麦克做股票经纪，自己也炒股票，看样子是赚了些钱了，太太来了也不让干活，说是想生第二胎。还打算买房子了。罗伯特已经从上海回来，结了婚，正办理团聚手续。对了，素鸡已经回国发展。”“你呢？你们呢？大卫干得不错吧？看把你养得白白胖胖的。”可能是缺少运动，澳黛丽比以前胖了不少。“他生意不错。最近跑回国去，在三环路买了块地，想学澳洲人，盖个大平房。国内的服装制造业发展得很快，香港商人纷纷把制衣厂搬到珠江三角洲一带，以降低制造成本。大卫说，广东的东莞、承德、中山、花都一带都是大片厂房。内地民工成千上万往广东涌。那里的承受力还是有限的，将来那些工厂会往内地移。说不定将来他也要回国去建制衣厂。”“看来，不但香港要回归，留学生也要回归祖国了。”“不是还有人要出来的吗？人都说婚姻是围城，进去的人想出来，在外面的人想进去。我看出国何尝不是。”四“我特喜欢印第安长笛演奏《LAST OF THE BUFFALO》。”我说。我和张涛在看电视连续剧《HOW THE WEST WAS LOST》。一部关于印第安人在1800年初到中期的故事。“这音乐让我看到一地的阳光，是夏日的午后，有树叶斑驳的影子，有一间茅草屋，还有零落的鸡在找食，没有人，有无尽的大地，天空，蝉声噪耳。时光像长河，从天际流来，向天际流去。我怎么觉得，那时候就有我？”“你还真有些张爱玲情怀。‘千古洪荒’是她的主调。”张涛说。“别诅咒我，我可不愿意像她(我也像不了她)。我不想嫁不出去。”“像张爱玲这样一个罕世天才，是有性格缺欠的。我看,除了她的天才，她别无可取。看她的作品就可以猜到，她是个很闷很难沟通的人。男人很怕闷葫芦型的聪明女人，她的孤独是宿命。”“不许你这样说她。她的风情谁能读懂？”我的偶像谁也甭想碰，包括张涛。张涛是我心里另一尊神圣的偶像，我也要小心看护，于是我讨好地说：“看来我还是做阿炳好了。阿炳是幸福的代名词。”
张涛一把把我搂在怀里做我们熟悉的事情。
电视还在继续，音乐《THE WEST》由钢琴和印第安长笛演奏。悠远的笛声在宇宙中游走，清细的钢琴声由远而近，由弱而强。生命的欲望随之升起，张涛的手开始游走，要到他不该到的地方，我下意识地推开，他摸索到电灯的开关把灯关掉。笛声在黑暗中像风，悠扬而肆意，鼓动我们走进生命另一空间。张涛是笨拙的，我本能的害怕让我不断躲避，慌乱中张涛压住我的头发。“哎呀，好疼。”我情不自禁叫出声来。用手去拉我被压住的头发。张涛也赶紧开灯看我的头发。“嗯，没事。”张涛边说边把我的头发理好，我们继续看电视，谁也不说话。
张涛毕业了，个把月还没找专业对口的工作，情急之中只好到老人院工作。
在老人院，他就是个人体搬运工。他的上头是护士，专管给老人量血压打针下药写报告，还有就是给他们下指示看护老人的吃喝拉撒，把行动不便的老人从床上搬到椅子上，从椅子上搬到浴池里或者救护车上。上班的第一个星期，工作的每一天他都有故事告诉我。第一天，他说一个老人，坐轮椅上，吃完饭就拉了一椅子，他被安排把老人弄到浴池里，那老人不让他洗，要女的给他洗。一个黎巴嫩裔的中年妇女进去给他洗，不一会跑出来气冲冲地嚷道：“我不洗啦，不洗啦，他打人哪。”原来那老人会打人。除了他新来的，别人都知道。只有珍能治那老人。珍是中国人，个子小小的，一米五左右，力气却很大。珍进去不一会就把老人给弄干净，出来让他进去把老人放轮椅上推出来。他在里面弄老人的时候听到珍跟同事说治老头的窍门：“你给他小弟弟那儿捏捏，他就服帖了。我开始也不知道，是他拉我手捏那儿的。”他还听到那些黎巴嫩女人野性的笑声。他把老人推回他的床位，看到老人的床头贴着一些相片和剪报。老人原来是一位德高望重的天主教教父，终身未婚。照片里老人跟政客显要们在一起，老人总是站在最中间的位置。老人庄严的微笑笼罩着一层神圣的光环。他看着眼前的老人，很难与昔日的上帝的代言人联系在一起。第二天，他告诉我珍的故事。珍是武汉人，嫁个香港人移民来澳洲，现在是半工读，在悉尼大学读护士，在老人院工作养家。她老公把她弄来澳洲后就回香港去，他那边还有个家。两个家他只能顾一个，那就香港的家。珍得顾自己和她与前夫生的女儿。在老人院，珍是拼命三郎，可以一天做三班，连轴转，一天挣五天的钱。那些黎巴嫩女人眼红珍总是有班加，又欺负珍的口语不够好，尽在管工那儿讲珍的是非。他们没想到珍从小跟父亲习武，内功了得，脾气更了得。有一天珍忍无可忍，一手揪着个头大她两倍的黎巴嫩女人的衣领，那女人几乎脚不着地的被她拖到管工的办公室，让那女人当面澄清是非。从此，在老人院里没人敢再欺负她。第三天，他说老人院来了位老太太。老太太一进老人院就吼叫个不停。她不愿意来老人院，是她的孩子硬给送来的。她说她的孩子们想霸占她的房子。一直到他晚上九点钟下班，老太太还在骂。第四天，老人不骂了。第五天，他去上班见老太太床位空着，问同事，说老太太夜里死了，被打包放太平间去了。第六天，他对我说：“今天又死了一个。十分钟前，他的儿子来看他，坐床上跟他聊天。护士来给他量血压，还开玩笑说他儿子跟他长得像，逗得他开心大笑。护士告诉他血压正常，走了。他儿子一会儿也走了。他在擦地板。十分钟左右，他看老人坐那里没动静，找刚才那护士来看，老人已经没呼吸了。护士打电话给老人的儿子，他儿子在停车场还没上车。”“当你在老人院工作过就会知道，人生是没什么意思的。”张涛长长的沉默后，发出感慨，情绪相当的低落。“我们去旅游吧？”我提议。
张涛在老人院工作几个月，笑容越来越少。我想做点什么，改变这种状况。他的情绪直接影响到我的情绪。“想去哪儿？”张涛问。“我想去北领地。”那儿是澳洲的北端，与我家乡的纬度相等。“那儿有神秘的原始热带雨林；近邻印度尼西亚。多少偷渡客从印度尼西亚走水路从那儿上岸，在森林中行走一个多月最终葬身于沼泽地中。”我滔滔不绝，平时搜索的资料像电影一样在脑海中播放：“电影《Crocodile Dundee》就是在那儿拍的；还有，中部，那儿有世界上最大的整体岩石，据说由于早上、中午和傍晚太阳光线的强弱变化，岩石看上去的颜色也不一样。还有南澳，阿德雷德，是生产最好的澳洲红酒的地方。”
我们拿两个星期年假，坐上飞机直奔达尔文。
达尔文，典型的亚热带海洋气候城市，从城市风貌到植物都像我们中国南部海疆城市。下了飞机，我们到城里找旅店，看的第一家，不满意。服务员，一位年轻鬼妹说可以帮问问另一家旅店，拿起电话就说：这里有一对日本人要找旅店。
我听了好笑，“咋就成日本人了？也不问问，真是自作聪明。”
放下行囊我们马上参加本地一日游，小中巴带我们去国家公园看土著文化；看比人还高半个头的蚂蚁窝；到鳄鱼河与鳄鱼一起游船河，鳄鱼河两边生长着大片大片的睡莲，浮在水面上圆盘似的叶子碧绿碧绿，叶子上面尺来高的亭亭的白花连绵到水流的无尽处，白晃晃，几与白云相接。导游特意让船靠近指给我们看本地特有的一种小花鸡，体积比麻雀大，比鸽子小，腿特细特长，在睡莲叶子上走动，从一张叶子跳到另一张叶子上，叶子动都不带动一下。“不知是它们轻功了得还是体轻得紧。”张涛对着我耳朵悄悄讲。
导游带我们走电影《Crocodile Dundee》的路线。看的都是电影里的景色。据说，因为这部电影，达尔文的旅游业就开始兴旺。全世界的人都冲这部电影来旅游。
傍晚回到旅店，我们到达尔文市广场看土著表演。露天广场，石桌石凳随意分布于树下，月光下树影斑驳。旅人多数是一对或者一个人。他们要杯啤酒，点支烟，坐石凳上静静地看台上土著表演。土著画着白色的脸和肚皮载歌载舞。乐器只有一种，就是竹筒。伴奏盘腿坐地上鼓着嘴吹那竹筒，裸露的上身，肚皮上画上几条白干，随着音乐节奏，肚皮像蛤蟆一鼓一收。竹筒发出的声音或粗犷或深远，急缓紧舒，演绎宇宙自然的声音。舞蹈诉说捕猎耕作的故事。异国情调和着温热的醺风，吹得旅人如痴如醉。
看完表演已经是夜里十二点多，和张涛拉着手走在热风的街中，我穿背心短裤还觉得热。我意犹未尽，问张涛。“我们搬来这里住吧？在悉尼，永远的冬暖夏凉。没有季节变化的日子，我烦了。”“来这里住？澳洲本来就人口稀少，这里就更是荒无人烟。我们在这里能干什么？难道也像土著一样到河里叉鱼吃?这里住久了，人会发霉的。我说你是阿炳吧，还不服气，尽出一些馊主意。”
我们从达尔文坐6个小时巴士南下到中部爱丽斯泉。目的地是红石(哎呀石)，在爱丽斯泉转车，继续乘巴士2个小时到红石。早上七点多坐上达尔文的巴士，下午四点多才到红石。我们在酒店区下车。一边是星级酒店，一百块一晚，一边是背囊客旅店，十来块一晚。跟所有年轻人一样，我们去背囊客旅店。背囊客旅店大房间里是几十张上下两层的单人床。男生一个房间，女生一个房间。洗澡房是另一独立大房子，里面分割成很多单间洗澡间。洗澡房也男女分开。我和张涛各自去了自己的房间。我放好行李就去洗澡，从洗澡房出来，看见张涛站在不远处向我招手。我走过去，问他：“你鬼鬼祟祟在这里干什么？”“等你呀。走，周围看看去。”张涛说。
我放好浴巾跟张涛走。来到一个大帐篷里，看到有人卖烤袋鼠肉，现烤。“尝一块吧。”张涛建议。“你尝吧，我不要。”看那肉酒红色，有点怪，我就没要。
张涛要了一块，吃一口，说：“味道不错，你尝一口。”“不要。”“就一口。”“好，就一口。”
再转悠。太阳挂在地平线上，金碧辉煌。“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这里没有孤烟，也没有长河。大漠落日圆，就是这样。
在街边转角处，在礼品店门口屋檐下，不期然看到一些土著艺术家，赤脚盘腿坐地下，用牙签一样的棍子点着颜料画他们独特的点画。随处可见土著小孩三五成群坐地上玩耍，边上是空可乐瓶，麦当劳汉堡包纸带。游人在他们身边来来去去，好奇的目光在他们身上搜索，像看动物园里的动物。他们气沉丹田，浑然入静，对外来干扰毫不理会，该干吗干吗。
我们想找地方吃晚餐，转了一圈，没找着，问人，他们说刚才那袋鼠肉就是晚餐了。“哎呀！我们赶紧去吃袋鼠肉。”我催张涛。来到刚才那地方，他们已经收摊。“没了？”我好失望。我的晚餐就是一口烤袋鼠肉。
我回铺位睡觉，不知是饿还是晚上跟张涛在外面溜达着了凉，肚子疼得睡不着。看到对面上铺日本女生，大概十四、五岁的样子，两三点的光景，从铺上下来出去。以为她上厕所去，可一直没见她回来。早上五点，我和张涛来到巴士站，旅游巴士约好五点集合，带我们去红石看日出，看到日本女生等在那儿。“天！她不是从昨晚两、三点等到现在吧？”我惊讶。“她可能不懂英文，听错时间了。”张涛说。
曙光里的红石慢慢出现了剪影，天空是深紫色银幕，银幕渐亮，剪影在银幕上渐渐清晰，厚重，雄伟。天边出现了彩霞，红石醒来，有了呼吸，变大，色彩变浓，变黑，变红。天大亮，人们开始爬石头。到石头三分之一高处还有扶手铁链，过了就是光秃秃的石头。导游说那些铁桩铁链是早年间中国劳工装上去的。我摸着铁链，环顾四周，绝大多数是日本人，再有的就是西方游客。中国人？我所见的，只有我们俩。一路上日本人用日文跟我们打招呼。自从在达尔文落地，不管是导游、酒店还是商店服务员都当我们是日本人。每次有人问，我说是中国人，他们的表情是一样的：惊奇。“中国人？你们是我见到的第一对来这里旅游的中国人。”我说：“以后你们会见到很多很多的。”心里想：“比日本人还多。”
张涛走在我后面。当他看到又有人跟我讲日本话，就说：“安平，为了旅途愉快，以后要有人问我们哪人，就说是日本人好了。”他话音刚落，就有一老外问我哪来的，我不假思索回答：“中国！”张涛的脸色前所未有的阴沉。这天他再没跟我讲话。我们交往以来第一次发生冲突。
能爬上红石顶上的人不多，到了上面就算是登山英雄了，可以在一个固定的本子上签上大名。我和张涛签完名后在石头顶上肃立了几分钟，很有古人的感觉：“念天地之悠悠”。我还有脚后跟发酸，脚膝盖发软的感觉。爬石头的时候，光顾着盯前面人的脚后跟，不知不觉上到顶端，现在往下望，光秃秃的石头，除了它，周围一片平地，寸草不生。攀石的人们像蛤蟆攀在悬崖峭壁上。我不由蹲了下去就再没站起来。边上一个小女孩哗哗大哭，她爸爸脱下她的牛仔上衣把她头包住，把她背背上走下去。
张涛看我这个样子，就走在我前面。他还生我的气，不愿意跟我讲话，但我知道他的意思：为我挡住视线。虽然不那么害怕了，我还是站不起来。我蹲着撑下去。张涛走走停停，不时回头看我。太慢了，我心里着急，干脆把鞋子脱了，光着脚往下撑。迎面上来的老外看我这怪模样，感叹道：“真是好脚丫！”
看日出的当天，我们就要去阿德雷德。首先得坐巴士回爱丽泉，乘晚上的火车直达南澳首都阿德雷德，大概需要十三、四个小时。红石是半路车，我们等在路边，见车就招手。有位置他们就停，没位置的话，我们又得多待一夜，看运气啦。真不想再吃袋鼠肉做晚餐了。运气不错，有一辆车终于停在我们面前。
我们傍晚六点在爱丽斯泉坐上火车，一直往南走，第二天早上五点多，看到晨曦中阿德雷德郊区广袤的平原。自从跟张涛在红石吵了架，我们的旅程再不如达尔文般融洽愉快了。在阿德雷德，我们协商分开走，他更愿意留在城里看商店，看物价，买点特产。我参加一日游，参观酒厂。这里是澳洲比较冷的地段，产的葡萄适于酿酒。南澳盛产葡萄酒，早就名声在外。晚上我回来，张涛问都看了些什么？我拿出在酒厂买来的明信片，如数家珍：“McWilliam’s Hanwood Estate Winery,始建于1917年；Mclaren Vale产的红酒，在香港和新加坡卖超过一百澳币一瓶；Henschke是澳洲最老的品牌之一。Henschke家族有超过一百年的造酒历史。Johann Christian Henschke的第一个酒厂是在Keyneton,始于1861年。于1868产出第一批作为商品在市场上销售的葡萄酒。Bridgewater Mill Winery，来源于一幅风景画。这酒厂以地段寒冷而著称。”我越讲越兴奋，张涛抢过我手里的明信片，说：“你怎么就买一套，也不想着给我买一套，真自私！”“你自个儿不去的，讲点道理吧。”
张涛后悔没跟我去酒厂。接下来的行程我们又一起行动了。阿德雷德不但寒冷而且潮湿。五月算是初冬了，天天都下雨。在细雨寒风中，我们去了国家公园看动物：天鹅，鸳鸯，水鸭，奇珍异兽；抱着树熊在细雨中照相；看同一座山同一时间的春夏秋冬：从山下到山上，生长着不同季节的植物，有春天的蓬勃，秋天的火红，夏天的碧绿，冬天的萧瑟。
从阿德雷德坐长途巴士回悉尼，从早上七点到第二天早上六点，23个小时，回到家已不成人样。
我们去看澳黛丽，她背着张涛对我说：“张涛的脸色怎么这么难看，让他去看一下医生吧。”我转告张涛。他去看中医，抓了两服药。星期天，他来我家煎药。药还没熬好，因为一点小事我们吵架，一气之下，我拒绝做饭给他吃。他找来纸和笔，说：“我给你画张素描吧？”我不理他，腿搁在椅子扶手上继续生闷气。一会儿他把素描送到我脸上来：“看看，像吧？”
我一手抄过来，看：“脸鼓得像包子，嘴翘得可以挂油瓶。”忍不住笑起来。“这是我平生第二张画。第一张是画老虎。”“影射我是母老虎？”我三两下撕了画。气也消了。
药煎好了。张涛一边倒药汤一边说：“你也喝点吧，是补药。医生说我太累了，得补一补。”“要说累，我也累啊。可这药我能喝吗？”我半信半疑。“没事，是补药。喝吧。”张涛把药端来。
在他的鼓动下，我喝了小半碗。
晚上让张涛的药给闹得像着火一样燥热，差点没打电话找救护车。
澳黛丽说：“糊涂，哪能乱吃药的？”五
悉尼华人文坛最近热闹得不行，有人大胆提出空前绝后的二八论，大意是：论床上功夫，西方男人，十个有八个精彩绝伦，两个马马虎虎；中国男人，十个有八个糟糕透顶，两个马马虎虎。
我们中国的好男儿什么时候受过这等污辱，就算是当年八国联军火烧了圆明园，我们也是站着死！什么时候萎过？于是男人们很夸张地大肆渲染他们的情绪。纷纷以笔当枪，讨伐这位作家。一场场的讨论会，几乎沦为辱骂会，上演着一幕幕泼男骂街的镜头，男儿们义愤填膺，口不择言。作家真不愧是巾帼英雄，每会必到，勇敢直面狗血，不发怒，不回骂，不申冤。实在忍无可忍就要求中场休息，出去抽支烟，再回会场。记者问：“有人见你刚才出去抹眼泪了，为什么哭？”她说：“喜极而泣。”
我们女生私底下也讨论二八论。文迪说二八论是对的。颜然站在文迪一边：“我们工厂嫁老外的都说作家总结得精辟。严格来说，中国男人，大多数是强奸妻子的。老外在生活上是自私的，但在床上他们不。你们有没听说一个顺口溜：‘上床就Together，下床就Share’？讲得就是他们。经济上，分得清清楚楚，五块钱的午餐他们都跟女人平摊。床上就不一样。”“那只能说明他们动物性比较强。”我说。
理论上，我和澳黛丽是没发言权的，无论直接经验还是间接经验，我们都没有。走才女路线的澳黛丽还是发言了：“我的直觉，那些反对派也不是真的像他们表现出来的那么义愤填膺。只是空虚难耐，找空子发泄发泄过剩的精力。你想啊，正是血气方刚，精力旺盛的年龄却无事可做。读书吗？经济逼着，时间也赶着。没钱不说，年纪也搁这儿。出来四五年，大多数人都奔三十了，屈指一算，读完书就三十多岁，出来还得跟二十出头的毕业生竞争找工作，从底层做起一步一步爬楼梯似地往上爬。等存够几个钱想讨房老婆的时候，也就快到了‘乡音无改鬓毛衰’。那时他们就是第二代的金山阿伯，卷着铺盖回老家娶亲咯。现在全身而退，退出江湖结婚生子供房子，又不甘心。壮志未酬啊！自我期许要闯出一片新天地的决心还未褪尽。心不死，人还在，但又看不到前景，姑且就这么起哄，找乐子罢了。”
在这场性功能大辩论的旋涡中，最大利益获得者是张涛家里的森。森毕业于中山大学中文系，外号“才子”。十六岁上的大学，毕业后，分配在省府当秘书。他虽然没在自己专业上有所成就，却利用业余时间苦练两年吉他，获了个岭南吉他大赛古典弹法冠军。他来到澳洲，由于个子矮小，找工作，牛高马大的洋鬼子总觉得若要了他就是要了童工。大部分洋鬼子都是遵法守纪的好公民。他总是被不伤自尊地拒绝。现在他抓住时机编了本书，叫《中国古代房中术大全》。这书有两个功能，一是回敬女作家，推翻她的二八论：洋鬼子的那些个玩意儿是我们中国人玩剩的；二是给我们男同胞们出一本工具书，有空就练练，别再丢人现眼了。
他的书大大热卖，声名鹊起。《澳洲新新报》抛来橄榄枝，招他去当编辑。从此，他不但有了银子，也有了工作，就差女朋友了。我们私底下叫他性经先生。广东话“性”和“圣”谐音。在张涛家里，他就是圣经先生。
在性探讨的锣鼓声声中，颜然结婚了；罗伯特结婚了；尼柯和豆豆结婚了；文迪没结婚，但照了结婚照放大到一米长半米高挂在北悉尼豪宅里。
他们都没找老外。二八输给生活中的柴米油盐酱醋。
颜然的先生，从日本回来带着一笔钱来澳洲与她团聚。彼德，部队大院的孩子，高大威猛，阳光帅气，用时髦话说就是百分百的型男，酷毙了。我们给他起一个很值得他自豪的外号：猛男。猛男用他带来的钱买了一四居室的大平房，占地一千平米。买了一个的士牌，做的士生意。他自己开一班，雇人开一班。颜然依然在服装厂干活。现在已干到部门主管。
罗伯特讨了一房上海老婆回来。女人小他十岁，叫碧姬。碧姬在上海任职于一家中外合资公司，做总裁翻译兼秘书。他的想法是找一个英文好的，来到这里就不需要过英文关了。她大圆脸，小眼睛，平胸扁屁股，长得很是对不起“上海人”三个字。可长相并不妨碍智商，她是个聪明的女人，来到这里一看罗伯特还与别人分租房子，连个床垫都是二手货，厅里唯一的电视机，有时候接收不好，还要用手拍拍，马上作出判断：“这个男人靠不住。”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罗伯特不会哄人。他在一五星级酒店当厨房帮手，每天回到家已经是夜里十二点，看看当天的报纸，看看马经就睡觉。不上班的时候，吃完晚饭，看会儿电视，不到八点就上床呼呼大睡。周末更是不见人影。碧姬开始还纳闷：他忙什么去了？难不成如他说的找朋友谈合伙做生意？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发现他原来是打老虎机去了。他来了这么多年没攒几个钱的原因就是因为打老虎机，钱都到老虎的肚子里了。她知道嗜赌的男人是靠不住的，于是赶紧找工作。很快，她在一家移民中介公司里找到一份工作。因为对这个家失望，她把所有精力都放在工作上，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早出晚归。常常，在五点钟别人都下班了，她还留在公司里继续干活。罗伯特看她天天这么晚回家，已经起了几分疑心，晚上要她尽一个妻子的义务，她总以累为借口拒绝他。他越想越觉得可疑，有好几次跑到她公司门口堵，当着她同事的面拽她。她觉得面子丢尽，对他就更冷淡了。
一次碧姬加班到晚上九点多，老板顺路就送她回家。碧姬从车上下来时正好遇上出来倒垃圾的罗伯特，两人进门就吵起来，罗伯特看她还敢顶嘴，长时间的郁闷像火山岩爆发，一下把她推到墙角上，后脑勺重重磕墙上，晕过去，被送到医院，医生问：“你头是怎么弄的？”“不小心碰到。”“是家暴吗？可以报警。”
碧姬眼泪哗哗地流，无声，摇头。
晚上碧姬小产，三个月的胎儿没了。
为这事，罗伯特内疚了很久，本来就话少的他，话就更少了，对碧姬也作了让步，每周工资全交给碧姬。在碧姬的坚持下，贷款百分之九十五，买了一套两居室的公寓，二十五万澳币，房契只写碧姬的名字。
碧姬开始揽私活。一方面利用她在国内的人脉建立自己的生意网络，一方面在公司里拼命工作以取得更多的工作经验，也可以博取老板的信任，申请太平绅士资格。半年后，自己跳出来，找个合伙人，成立一家移民中介公司。
罗伯特在一次工伤事故中扭伤了腰，从此不能干重活，只能吃劳保。
碧姬彻底失望于男人了。这里的“男人”是指全体男人，罗伯特是之一。碧姬之前有过一次婚姻，短暂得可以用“过眼烟云”来形容，只维持到婚宴的第二天。一场吵架之后，男人就离家出走了，跟他一同消失的还有一笔数量不大的银行存款。那可是他们俩全部的财产。由于大家都刚大学毕业两年，存款也不多。碧姬因此改变了为爱情结婚的理念。她想：“既然婚姻也是利用与被利用的关系，与其被别人利用，不如利用别人。”她确立了下一个婚姻目标：嫁出国去。
她通过中介在澳洲报纸登广告征婚。罗伯特就这样被她征到。
她与回国来的罗伯特见几面就登记结婚。两人在一起生活了一个月，罗伯特就回澳洲了。在那一个月里，他只要不是处在睡觉状态，口口声声讲的都是生意经。他说过准备盘下一个咖啡厅来做。说老外的西点很容易做，西餐更是简单，牛排煎个半熟，沙拉就是把西红柿切块，与生菜小青豆拌一起淋上沙拉油就成；还说在学习炒股。他哥哥是股票经纪；通过炒股买一套房子那才叫个容易。原来他在国内讲的那些话是用来骗她的？或者是他的虚荣心在作怪，得了幻觉病？或者两者都有？
她赋予这段婚姻的使命是：一，出国；二，嫁个比自己有钱的。现在既成事实只达成一半使命，不算彻底失败。她决定将这段婚姻维持下去还有另一个原因，那就是不想再离婚了。已经离过一次婚，再离婚的话，像习惯性流产似的，感觉很不好。
第四章 归去来兮
一我发觉自己怀孕是在旅游回来一个月后。“我怀孕了。”我告诉张涛。“拿掉。”他不假思索。“没想到你会这么干脆。”我也没想要留这个孩子，但他的不假思索实在是令我不快。“那你说我们能怎么办?现在的条件根本不允许我们有小孩。”他看我把脸转向墙，扳着我的肩膀，让我脸朝向他，“如果我们现在有孩子，一辈子都要像颜然、彼德那样生活。你在工厂打一辈子工，我在餐馆或老人院工作一辈子。俩人苦哈哈供房子养孩子。”“那样的生活不好吗？”我实在不解，男人为什么会有野心？什么样的生活不是生活啊？我只想跟自己爱的人生活在一起，有什么不对吗？为什么这么小的愿望你都不让我实现呢？“如果让我一辈子那样活的话，我宁愿死。”
我的心颤抖了一下。他的事业比我重要。我对于他来说算什么？一个招之则来挥之则去的临时女友？
他看我不说话，继续说：“对于一个男人，事业就是他的一切。没有事业，爱情无以存在。”“你的事业是什么？”我第一次触及这个话题。这是个雷区，我一直小心翼翼绕开。我不敢面对被选择。从第一眼看到他，这个男人，我就被他吸引，像被吸进宇宙的黑洞一样无能为力。“我要从政。与天斗与人斗，其乐无穷。我有这方面的能力，也是我的兴趣所在。”他犹疑了一下，继续说：“你是知道的，我的优势在中国。”
原来他打算回国？可为什么还要跟我好找我？“你是说要回国发展？”我放低声音问，不想他听到我声音里的颤抖。“是的。我不喜欢这里，甚至恨这个国家。这个国家是没前途的。你看现在的基廷政府，频频向北望，想把澳洲归入亚洲，为什么呀？不就因为它地处南太平洋的荒岛上，作为英国的殖民地，欧洲共同体不要它，美国瞧不起它吗?你看，现在连亚洲也不要它。如果有一天我要能做上中国的代言人，坚决不让澳洲加进亚洲经济圈。”
─哦，原来是这样。不就因为澳洲是你人生第一个滑铁卢吗？为了一个女人你放弃了事业，而这个女人因为你没了事业而离开你，所有这一切都因为澳洲。
─我于你又算什么？
我恨恨想着，嘴上什么也没说，心已被伤了，剩下的只有自尊了。我所能做的就是保护好我的自尊，不能让人碰它。“我没要澳洲给的长居签证，原因就是要回国去走仕途。你想啊，中国人会让一个外籍人来当自己的领导吗?”张涛握住我的手说，“我们俩有一个拿这里的身份就行了。以后还会有孩子的。他们会在这里成长。我要赚钱在这里给你买个房子，你就不需要那么辛苦，出去工作了。”
─这就是我们的蓝图吧？
我想听到从他嘴里说出来的是：“跟我走吧？我们一起回去。”“你是怎么想的？能跟我说说吗？”张涛以询问的眼光看着我。“我不知道。”不可思议的自尊心让我高傲无比。其实我真心希望他霸道些，用一个男人的霸道，拉着我就走。
既然我的留守身份已定，就得规划我的事业生涯了。心里乱得很，我走进厨房冲杯咖啡，回房间来放上罗大佑的《爱人同志》。脑子一片空白，“爱人同志……每一次闭上了眼就想到你，你像一句美丽的口号挥之不去……爱人同志……锵！…锵！”我走进厨房装杯水把画笔洗开，调好颜色，开始画画。
我把颜料泼上去，先泼黑色，然后是橙色、白色、蛋黄色、印度黄色、鲜红色、玫瑰红色——是火，是大地，是……
─画画能谋生吗？
也许，如果我肯挨饿的话；如果我可以不买衣服，不买香水，不做美容，不做健身，不买房子，不旅游的话。
可是─这是生活吗？
华衣美食，我生来就是为了它。
─还是找个可以赚钱的活干吧。
做专业人士，首选三师：律师、医师和会计师，由于历史原因，前两师是无望了，那就做会计师吧。感谢中国的教育，牢固的基础知识，我就算转行也不太吃力。
我申请了新南威尔大学的商科硕士，主修会计。二
张涛虽然说打算回国，可是确切什么时候回去，也还没想好。回国毕竟是件大事，比出国还要大。出国会受到亲友们的祝福和羡慕。回国就不一样了。这时期，人们正大张旗鼓往国外迁移，张涛却要倒行逆流，吃回头草。他是有压力的。
有一天他家里来电话，说省府有几位领导将来悉尼访问考察，家里托他们给张涛捎些东西。
张涛开始犯愁，他们来肯定想看些“资本主义腐败的东西——红灯区的脱衣舞。”这种事，考察日程是不会列出来的，最多安排一个自由活动时间，让他们自己去看。他们人生地不熟，语言又不通，张涛就是做他们向导的不二人选。张涛的顾虑：日后回国很可能就在他们中某人手下工作，如果带他们去了这种地方，没有哪个领导喜欢自己的手下知道太多的秘密；如果不带他们去，他们会记恨当初在国外考察时，小小的忙都不肯帮。
他左右为难，不知怎么办。“你说不在悉尼，旅游去了不就结了？”我出主意。“我家捎来的东西，怎么办呢？”他毫无主意。“我代你去拿。”“也好。就这么办吧。”张涛转忧为喜。“看来，我得快点回去了。这种事以后少不了。”想想，又说，“如果回去，有两个选择，一是回原单位。出来时是停薪留职，现在回，原来的三年工龄还有效；二是去深圳。到那里，所有的一切都得从头来，包括人脉。”他沉吟一下，好像思想太乱，需要调整一下，又说：“其实我最想的还是到香港工作。有一驻港机构，那头儿很喜欢我，想我过去跟他。还有一层，他丈母娘跟我妈是同事，关系不错。当年他从成都调来任职，是我妈帮的忙。他答应我妈，只要我能到香港去他就可以接受我，但是不能从澳洲直接招我。澳洲有太多省府的子弟，要了我就得要别人，人人有背景，他得罪不起。他们单位早有明文规定，所有在澳洲留学的省府子弟，一律不得接收。”“那就回香港呗。”我说。“安平，你知道我最服你的是什么吗？就是简单。”张涛的话不无讽刺。不给我反驳的机会，他继续说：“什么事情到你那就变得简单。去香港？你知道有多难吗？像我这种情况，必须在香港找到雇主，然后我在这里向英国驻澳洲领事馆申请香港的工作签证。没有澳洲居留身份的一般都拿不到这种工作签证。”“不试一下又怎么知道？试一试你又不会损失什么。”我不服气。
在我的鼓动下，张涛去申请香港的工作签证。从澳洲转移到香港去，不算吃回头草，还算蛮有面子的。我的一个女同学也在申请去香港。她的申请很快就批准了。临离开澳洲前，把所有的家什都送人，包括一辆一年新的一手车。我们劝她登广告卖二手家具，她说“不”，说刚来澳洲时连一块钱一听的可乐都舍不得喝，去找工作，不管有多渴，一定会忍着回家才喝水。其实火车站到处都有可喝的自来水，因为自卑，不敢喝，怕给人看出来没钱。有钱不花和没钱花是两码事，性质不一样。现在就要到香港去赚钱了，不在乎这小钱了。
她说现在突然找到人上人的感觉。
我知道那穷人突然变富的感觉，是暴发户的感觉。她哥在汕头发了大财，生意扩张到香港。她是奔香港公司第一把交椅去的。
张涛等了三个月，等来英国驻澳洲领事馆回音了：拒签。“我想还是回原单位的好。”张涛犹豫。现在是他最迷茫的时候。因为有过出国的错误的选择。从心理上来说，他已经承受不起再次的错误。我多多少少看到他性格中懦弱的一面。
张涛忽然宣布回国，这在我们圈子中引起不大不小的波澜，尤其是在我们女生中。他人缘本来就好。大家闲聊，话题总也离不开他。“他准备回哪儿呀？”颜然问。“他爱去哪哪，跟我没关系。”我说。“你要真想留住他，就哭呗，死劲哭。男人是经不起女人哭的。”颜然出主意。“我问张涛他喜欢你什么？他说跟你在一起轻松，没压力。”澳黛丽认真对我说。“在米娜那儿受压迫狠了？”我假醋坛，只想装得不在乎。“我问他走了你怎么办？他说你适合留在澳洲。先留在澳洲，看以后的情形再做定夺。”澳黛丽不理会我，继续说。“你问他这些干什么？”我嘴上埋怨澳黛丽，其实真心高兴她帮助我打听虚实。“我想看他对你是不是真的。”“谁稀罕他真心。他想走就走。这年头，谁缺了谁就不活啦？”我一贯的态度─煮熟的鸭子，嘴硬。“哎，你们猜，我碰到谁了？”我转移话题：“米娜！那天我去大学拿资料，在校园里遇上她。她与一男生拉着手，状态亲密。那男生蛮帅的。看到我，她说：‘张涛一走，你就少一个朋友了，会觉得不习惯的吧?’”“你怎么说？”颜然瞪大眼睛问。对两个情敌的对话感兴趣，我能理解。换了我，亦然。“我回应她说：‘你不也是张涛的好朋友吗？你也一定会不习惯的，对吧？’”
其实我当时话一出口已经后悔不已。这样的应答真小气得丢人。跟她交手，我总处下风。她明明知道我和张涛是男女朋友关系，却说张涛是我的好朋友。这是给我留余地。她完全有机会挖苦我留不住男朋友。怪不得张涛迷恋她，因为她善解人意。
我没把这感觉告诉颜然。“她呢？什么反应？”颜然超感兴趣。“她说：‘对张涛来说，还是回去的好。他的性格不适于在澳洲发展。或者他还没准备好在澳洲发展。我就不喜欢他总是批评澳洲，太负面了。既然来了这里，就不应该老说这里不好。在哪里就做哪里的人。’”“我还真佩服她，怎么就能把话讲得那么理直气壮？”颜然说。“也许，她讲的有一定道理。做人就得积极。她的生活态度是合乎西方社会生存规律的，所以她比别人成功。你们知道吗？她现在的男朋友是香港移民二代，家境很不错。”澳黛丽说。“怪不得那男生长得不男不女，看着就知道缺男性荷尔蒙。”我向来是个自大的女人，几乎没羡慕或妒忌过哪个女人。这个女人，我妒忌她。她想要的，我都想要，她得到的，我却得不到。“你刚才还说他长得好来着？”颜然装傻气我。“人会变的。刚才长得好不等于现在还长得好。”我强词夺理。“哎，我发觉张涛有点变了。最近他跟我聊天就说澳洲好。说悉尼的气候、悉尼的人文都是世界上最好的。在这方面，中国也许永远都比不上。我看他是受安平的影响吧？”澳黛丽看我歇斯底里的样子，想出这话来安慰我。“近朱者赤。”颜然紧跟着拍马屁。
我心里真的感谢这些朋友们。不过还得死扛：“颜然，你别拍马屁，我不姓马。”
不管我愿意与否，该来的日子还是要来，要走的人还得走。明天张涛就该回国了。我请假陪他逛街买礼品。说好在唐人街见面，我足足等了他半个小时。见到他我气得脸红脖子粗。想到他就要走了，还是忍住不跟他吵架。“走，陪我去买回国礼品。”张涛讨好地笑，掐着我的脸颊。他从来老成持重，在公众场合做这种动作还是第一次。我把脸拧一边甩开他的手：“哼，理亏了吧？”“你看你，什么时候能改一改这脾气？”
我们几乎没吵过架。每次我跟他急，他就沉默以待。等我一轮暴风雨过后，他就来个谆谆善诱，给我摆事实讲道理，讲到我哑口无言为止。本来是他的错，后来都变成我的不是了。
我就恨人迟到。他是知道的。我就纳闷了，他为什么总要做我讨厌的事？“你看看，都几点了？我站在这马路牙子上就像个卖冰棍的，就差面前放个冰棍箱了。”我再也忍不住向他嚷嚷。“看你，急性子又上来了吧？我给你的绰号没错，就是个急先锋。”
森也来了。他站在不远的转角处，脸向大马路上看车来车往，想必是看到张涛和我刚才一系列动作，不想大家难堪。森是张涛的发小，同一大院里长大。据张涛说他还是森的救命恩人呢。小时候在海边游泳，森被浪冲走，张涛及时拽住他游回岸边。今天应张涛要求也请假陪他买礼物。
我们向森走去，同时张涛问我：“我给你买件衣服，怎么样？”我意外得想笑。想：Out？什么年代了？给女人买衣服？只有电影里才会看到的镜头。“不要。不要衣服。”我说。“要不，买点别的？”张涛做好要大出血的姿态。“看看，你喜欢什么，我给你买？”“我什么都不要。”
他的经济能力，我是知道的。“你真的什么都不要？”他试探着，生怕我反悔。“不要！”我语气坚决，像表决心。我还没准备好用他的钱。自他告诉我打算回国那刻起，我的心已悄然离开他，渐渐漂远。这样的暗伤，像秋天的风，夏天的绿叶被刮过就枯萎。这是生命，我无法控制。“张涛？”我突然想起，“颜然、澳黛丽要和我们一起吃最后的晚餐。他们要给你送行。”“推掉他们。今晚就我们俩吃饭。”张涛讲得坚决。“我怎么好拂她们的一片好意？”“你怎么这么不懂事？走，到公共电话亭给她们打个电话。”张涛很少这么坚持。
森装作没听见我们的争执。“森，早些时候我听说你也打算回国，什么时候走呀？”我们三人站一起时，我问他。“哎，等等再说，等等再说。”森不好意思看我。
我平生看到最大的电灯泡。“等张涛回去探路再说。张涛是我们的前驱。”森补充道。
捱到我们买完东西后，他找个借口自个儿走了。
我们的晚餐是在牛津街“牛排屋”吃的。我们要了一瓶红酒，一人一块半熟T-Bone牛排，慢慢地锯慢慢地喝，暗色的灯光伴着低低的断断续续的谈话声，隐隐约约的音乐填充我们无话的时刻。这样的氛围，这样地跟情人共进晚餐，在旁观者眼里是多么的浪漫。其实，如人饮水，冷暖自知。跟张涛交往以来，也是头一次在这种地方吃牛排，唯一的一次标准浪漫，如果钓乌龟不算浪漫；如果爬红石不算浪漫；如果一起练车也不算浪漫的话。我应该感到甜蜜，我也尽量往这方面牵引我的感觉。酒酣饭饱，我潜伏多时的怨气和着酒气上升到左脑。“有人说，人生如一辆列车，朋友就是车上的乘客，每个驿站都有人上有人下。我是不是也该下了？”
我开始挑衅他。我的脸烫得像火烧，不知是酒精还是怒气。自从接到他正式通知我决定回国到现在，我第一次表示出不满。“你知道吗？有时候火车开得太快，上面的人是下不去的。”张涛自信地看着我。我最怕看他那能融化冰雪的容颜。只要他看我一眼，我就会原谅他所做的一切。我就这么没出息。
从牛排屋回来，我们一起到他家整理行李箱。具体地说就是把他几件换洗的衣服放进箱子里，把今天买的绵羊油玩具树熊之类的回国礼品放进箱子里。他的箱子是出国时候用的，上面还贴着国泰的标签。那时候只有国泰和澳航从香港飞悉尼，现在有安捷有星航。收拾完了行李箱，我们把它拖着到我家，顺便也把张涛的被子抱来我家。他回去了，被子他用不着了，留给我。我们离开他家的时候，森和米娜还没回来。临出门，我霍然发现我送张涛的镶框风景画被倒盖冰箱顶上。“肯定是米娜干的”，我第一个念头。我走过去拿走画，跟被子一起拿回家。
闹钟闹起，我伸手把铃拍下，一会儿又响起，我又给拍下。张涛挣扎着要起来，我像拍闹钟一样按住他。“别闹。”张涛说着推开我的手。“有本事你就从我这里出去。”我执意按着他。“别闹，要误飞机了。”不容我再说什么，他起床穿上衣服，动作利索。
我完全醒了，也起来帮忙他整理早就整理好的箱子，等颜然来送我们去机场。她有车又有空。
在机场，我们正排队等着拿登机牌，米娜赶到，气喘吁吁，说今天下午本来有一个面试，因为要送机，就给推掉了。颜然说：“面试，以后有的是机会，送机，就一次，当然应该来送机啦。”
我本来推着张涛的行李车，米娜挤过来帮着推。“就一个箱子，用得着两人推吗？装什么蒜？”我在心里冷笑。
颜然冷眼旁观。
队伍一寸寸前挪，我们小心翼翼推着行李车，不让撞到前面的人。我们也小心翼翼聊着天，不想不小心讲出不得体的话。我们是有教养的人，至少，我们都想给对方留下这样的印象。
张涛一拿到登机牌，我就迫不及待往登机处走。我想快点结束送行游戏。看上去，大家伙脸上都挂着热情的笑容。那是真的吗？有一点人性在里面吗？我知道，装的。毫无疑问，我是这样，米娜也是。我在意她，所以能感受到她内心的活动。
送到“送行者止步”处，张涛向我们挥手，转身继续前行。如果不是有这么多人在，我们也许会拥抱一下，像所有在场送别的老外。我眼睛的余光看到周围的老外，男的女的，老的少的，一个一个地拥别，互吻，声音叭叭响，好像是生离死别，这辈子再也见不着面。
望着他的背影消失在长廊转弯处，大家都长长地松口气。太累人，我们都不用装了，各自打道回府。
颜然开车，我坐副驾上，颜然启动车，说：“你们的告别一点都不浪漫。你看人家老外？”“他们这些形式只是美丽的装潢。他们的情比纸还薄。做夫妻的时候，每天讲无数遍‘我爱你’，离婚的时候，连十块钱的发票都会拿出来讨债。”我随手放上罗大佑《告别的年代》：……分手的理由不许诉说出口……“你想哭就哭吧！”颜然抓住方向盘注视前方，跟我讲话。“什么？我不想哭呀。”我奇怪颜然为什么这样说。“别装了。哭出来会好一些。”颜然瞟我一眼，迅速看向前方。“你为什么一定要我哭啊?我不想哭呀。”“嘿吁？你是不是——傻了？受打击过度？悲伤过度？”颜然夸张地看着我。“是。你就直接把车开到精神病医院去吧。我会帮你把车开回去的。顺便通知猛男去探望你。”我没好气。三
张涛走后，我搬到Redfern区。一幢维多利亚时代的房子，五间睡房，前花园临街。楼下一间睡房，电视厅，饭厅，厨房，后花园，楼上四间睡房。住着三位澳男：苯,二十岁，读表演系；保罗,二十三岁，悉尼科技大学，读计算机；安东尼,二十五岁，大胖子，一年前大学毕业，工作。我，住临街唯一带阳台的房间。楼下住的是乌克兰女生，罗丽莎，二十多岁。她后来成为我一生的好友。
罗丽莎，犹太乌克兰混血儿。当时苏联解体，独立移民来澳洲的苏联人突然剧增，学校里苏联学生到处可见。罗丽莎与我同校，读英国文学。我们常常相约下课后到牛津街去看电影。学校在肯圣敦，坐巴士到牛津街只需要5分钟。我们喜欢到Academic电影院看一些非商业电影。看电影前可以先看一下橱窗里影评家的评论。时间富裕的话，可以到隔壁咖啡厅坐一会儿，喝杯咖啡。偶尔去夜总会跳舞。
周五，周六，我们铁定去牛津街消遣。夜生活从晚上十一点开始，到早上三点左右结束。我刚搬进来当天，保罗说要带我去交际。他是房东。周五晚上，保罗很认真问我：“你有两个选择，一，去音乐狂野的的士高？二，音乐柔和的？”
我认真想了一分钟想，反问：“你们喜欢哪种？”“看情况，有时候喜欢狂野的，有时候喜欢柔和的。”
我想，既然去了，那都去吧，对我来说都一样，都是新经验。于是说：“我两种都喜欢，可不可以都去？”
保罗说好。我们在晚上九点到牛津街。先到一家不那么喧闹的夜总会与安东尼回合，还有他的两位女友。她们在打桌球，其中一个头扎土蓝底小白碎花方巾，英格兰裔澳洲女生喜好这种打扮。我们见过后，她们继续打桌球，保罗和安东尼也加进她们的行列。苯陪我和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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