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值珍
出版社：知识产权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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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开放战略与中美关系试读：
前言
我们处在开放的时代，我们共享开放的成果。
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中国全面融入国际社会，逐渐成为这个开放社会中最活跃、最积极、最开放的成员之一。作为我国长期的基本国策，对外开放战略是在20世纪70年代形成的，这一时期正是中美关系发生转折性变化的重要时期。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美国国务卿克里：“中美关系很大程度上决定21世纪的世界格局。”正如美国总统国家安全顾问汤姆·多尼伦指出的，没有中国的建设性参与，没有一个广泛、富有成效和建设性的中美关系，世界就难以应对外交、经济和安全的挑战。显然，中国开放战略的实施是一件改变中国历史进程的大事，也是一件推动中美关系历史进程的大事，还是一件影响世界历史进程的大事。事实上，中美关系的历史进程与中国近代开放紧密相联，美国因素自始就是影响中国近现代开放进程的重要外部因素。因此，研究中国开放战略与中美关系的双向互动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和时代意义。
研究中美关系、研究中国对外开放在国内外学术界俨然一门显学，研究队伍力量雄厚，研究成果颇为丰硕，但令人遗憾的是，将中国开放战略与中美关系这两大课题结合起来进行研究的成果并不很多。就笔者视野所及，到目前为止，尚未发现一部以中国开放战略为视角来对中美关系进行宏观研究的专著，以中美关系为视角来研究中国开放战略之国际环境的专著也付之阙如，相关论文也比较少。但就这一研究领域的现有积累来看，也留下了一定的学术研究空间。所以，笔者打算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再就中国开放战略与中美关系这一课题做进一步的研究。
需要说明的是，本书不打算对中国开放战略、中美关系的方方面面进行微观研究，而是着眼于总体全貌，通过梳理尼克松访华以来中美关系与中国开放战略的总体发展脉络，从宏观上研究中国开放战略与中美关系的互动关系，以此来探寻中美关系发展演变的一般规律和基本趋势。研究的基本思路大体围绕两个层面展开：一个是中国开放战略循着起源——形成——发展——转型的发展轨迹，不断得到完善和提升；另一个是中美关系循着对抗——合作——争吵——协调——和谐的演进方向，逐渐走向成熟和稳定。具体研究拟分四大块进行：第一大块从理论上分析开放对国家间关系的影响；第二大块从总体上分析中美关系与中国近现代开放的互动；第三大块从四个方面具体分析中国开放战略与中美关系的互动：中国开放战略的形成与中美关系正常化、政策性开放与中美关系的迅速发展、制度性开放与中美关系曲折发展、战略性开放与中美关系走向成熟；第四大块主要是根据第三大块的具体研究得出一些初步的结论。
人类历史是一部从封闭走向开放的历史。在人类从区域走向全球的过程中，尽管摩擦和矛盾在所难免，但和谐和双赢始终是人类历史演进的主题。中国和美国都是具有全球性影响的大国，中国属于新兴大国，美国是既有大国。在中国开放战略的实施过程中，两国发生利益冲突是很正常的，关键是彼此如何应对、如何管控。对此，中美双方都要有冷静的认识，积极妥善地加以处置。这样，中美关系才能够稳定健康地发展，世界才会越来越和谐、越来越美好。第一章开放对国际关系的影响人类历史是一部从区域走向全球的开放史。“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愈来愈扩大，各民族的原始闭关自守状态则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此自发地发展起来的各民族之间的分工而消灭得愈来愈彻底，历史也就在愈来愈大的程度上成为全世界的历史。”正是人类从区域走向全球、从封闭走向开放，为国际关系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前提，奠定了基础，演出了一幕幕国际关系的话剧。第一节国际关系语境下的开放
从更普遍的意义上讲，“开放”主要是一个通俗用词，不是一个学术术语。在《现代汉语词典》中，开放一词包含三方面意义：①（花）展开；②解除封锁、禁令、限制等；③性格开朗。在1989年修订版《辞海》中，开放也有三种含义：①展开；②不关闭；③同“封闭”相对。开放指“同外界有联系的”；封闭指“同外界不发生联系的”。显然，在中国开放战略中，开放一词首先是同封闭相对的，包含“同外界有联系的”“解除封锁、禁令、限制”等内涵，但远不止此。因此，在研究开放对国际关系的影响时，有必要从国际关系的语境对开放进行初步的但比较严格的界定。一、国际关系语境下开放的概念
关系是事物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国际关系是国家与国家之间因相互交往而形成的各种各样的关系，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影响与相互制约，包括国家之间的政治关系、经济关系、军事关系、文化关系等。本书在界定国际关系语境下的开放概念时，就是以此为逻辑起点的。
列宁曾经指出，所有的定义都只有有条件的、相对的意义，永远也不能包括充分发展的现象的各方面的联系。在界定一个概念时，关键是要把握概念所反映对象的本质和特征，从纷繁复杂的现象中抽象出最一般、最普遍的东西，并用简明精练的话语严密准确地表达出来，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去顾及概念的每一个具体方面。因此，在界定国际关系语境中的开放时，首先要弄清楚两个方面的内容，即开放的主体与本质特征。抓住主体，是为了使之与其他语境下的开放区别开来，抓住本质特征则可以揭示它与其他语境下的开放之联系。
在国际关系语境下，开放的主体与国际关系行为体具有一致性，开放的主体首先必须是国际关系行为体。所谓国际关系行为体，就是活跃于国际舞台上的诸角色，包括国家、政党、民族解放组织、国际组织、跨国公司、重要国际人物等。但是，不是所有国际关系行为体都可以成为国际关系语境下开放的主体的，只有国家和不受国家约束的组织如民族解放组织、国际恐怖组织可以成为国际关系语境下开放的主体。
之所以如此判断，是因为在威斯特伐利亚体制下，主权国家是国际关系的最基本单元，具有对内和对外的制约性。作为国际关系最重要、最基本的行为体，主权国家具有主权，能够以其他行为体所不具备的强大能力和组织手段合法地参与和决定国际事务。正如梁守德指出的，“主权国家之所以能在国际政治中发挥最重要、最活跃的作用，充当基本的行为体，关键在于它是稳定的政治经济实体，拥有主权，并能以其他行为体所不具备的强大能力和组织手段平等参与和决定世界事务”。事实上，其他国际关系行为体是受主权国家制约的。在国家内部，各种组织及个人在国际舞台上的活动都取决于国家与国际社会的关系。一般来说，如果国家实行封闭政策，孤立于国际社会，那么国家内部各组成部分就难以与国际社会接触，更难以在国际舞台上扮演重要角色。在国家外部，各种国际组织的出现首先是国家开放的结果。没有国家的开放，就不可能形成国际组织。同时，政府间国际组织也是由国家构成的，国家是国际组织的行为主体，国际组织是国家作用的对象，国际组织行为能力的强弱取决于国家支持与否。此外，非政府间国际组织的行为主体也是受到具体国家制约的，绝对独立于国家之外的世界公民是少见的。
从开放一词的释义可以看出，开放既表示一种行为也表示一种状态，既表示一个过程也表示一个结果。作为一种现象，国际关系语境下的开放与其他语境下的开放具有一致性。但是，作为特定语境下的现象，开放也具有其自身固有的内涵。
首先，开放是国家的基本属性。国际社会是一个大系统，国家是国际社会这个大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作为国际社会系统的一个要素，国家不是孤立地存在的，而是处在系统内部某一个特定的位置上，发挥着特殊的作用。国家与国家之间发生相互作用，从而构成一个整体。要素是整体中的要素，国家也是国际社会系统中的国家。如果将国家要素从国际社会系统整体中分割开来，它就会失去要素的作用。作为国际社会的一员，国家生存与发展离不开国际社会。同时，国家自身也是一个系统。为了维持系统的存在与发展，国家这个子系统不仅需要与国际社会这个大系统进行能量交换，而且要受到内部要素的制约。作为国家系统的关键要素，人与人之间也是相互联系的。而且，人是具有社会性的。“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的本质是交往的系统质，人交往故人在。交往的发展是历史发展的前提，也是历史最终转变为世界历史的前提。”事实上，人的社会性不仅推动了国际社会和世界历史的形成，而且推动了国家的形成。人的社会性赋予了国家以开放性、国际性，并且随着全球化的发展越来越突出。作为国际社会的一员，国家必然要融入世界市场体系和国际大家庭，接受国际社会的监督和制约，同时在国家之间形成监督和制约，从而构成国家生存与发展的基本条件和保障。
其次，开放是一种世界历史进程。世界历史不是原始存在的，只有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达”，“各个单独的个人才能真正摆脱各种不同的民族局限和地域局限”，“最后，狭隘地域性的个人为世界历史性的、真正普遍的个人所替代”。由于生产力水平极端低下，地球上不同民族最初处于彼此隔绝状态。只是随着生产力不断提高，人类逐步突破地域的限制、拓展自身活动范围，人类历史才逐渐从国别史向区域史、从区域史向世界史演进，开始形成国家，然后形成地区国际社会，最后形成全球性国际社会，从而诞生了世界历史。在全球性国际社会形成的历史进程中，东亚、西亚以及欧洲等地区国际社会发挥了重要作用。正是这些地区国际社会之间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加速了全球性国际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正是在东亚、西亚和欧洲地区国际社会互动的过程中，欧洲各国掀起了开辟新航路的热潮，从而彻底打破了各地区彼此孤立的藩篱，将世界联结成一个整体。达·伽马“开辟了从葡萄牙到印度，从西欧经大西洋、印度洋到东方的新航路，把基督教文明中心与印度教文明中心直接地联系起来……把旧大陆几乎所有的重要文明区域通过海上都联系起来”。到美洲大陆的航线开辟后，“世界一下子大了差不多10倍，现在展现在西欧人眼前的，已不是一个半球的四分之一，而是整个地球了”。从此，人类历史开始真正具备了全球性意义，世界各国彼此开放的时代逐渐来临了。
最后，开放是全球国际社会的形成。作为一种结果，国家开放的终极状态是全球性国际社会的最终形成，国家全面地融入了国际社会。地理大发现的完成只是将世界各地从地理上联结起来，世界各国并没有真正融入国际社会。但是，地理大发现开启了全球性国际分工的过程，也开启了世界市场形成的过程，更开启了殖民大扩张的过程。19世纪末20世纪初，国际分工完成、世界市场出现、殖民体系建立，全球性的国际政治体系终于形成了。“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相互往来和各方面的相互依赖所替代了。”从此，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基础，世界各国均被卷入全球市场经济体系，殖民地经济也“变成了世界金融资本活动的一些环节”。随着全球市场经济体系的形成，开放成为国家生存和发展的必要条件。资产阶级“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制度，即变成资产者”。在一些国家竞相开放的过程中，利益争夺日益激烈，最终引发了人类历史上的两次世界大战，世界各国均被卷入了国际政治生活。1945年10月24日，基于各成员国主权平等的联合国成立，这标志着全球性国际社会的最终形成。《联合国宪章》成为各成员国共同遵守的行为准则，世界各国都成为国际社会平等之一员。
综上所述，在国际关系语境下，开放的主体是主权国家，开放的过程是世界各国构建国际社会的历史进程，开放的结果是世界上各主权国家成为全球性国际社会平等之一员。基于此，我们可以将国际关系语境下的开放简单地界定为：主权国家构建并融入国际社会的过程和状态。二、国际关系语境下开放的类型
国际关系语境下的开放既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也是一个有目的有意识的活动过程。因此，在不同的背景下，开放的方式可能是不一样的；在相同的背景下，开放的侧重点也不一定是相同的。为了进一步研究的需要，本书分别根据主体的意愿、开放的对象及开放的内容，对国际关系语境下的开放进行概略分类。
首先，从主体的开放意愿来看，开放可以分为主动性开放和被动性开放。所谓主动性开放，就是指主权国家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积极融入国际社会形成的历史进程并成为国际社会平等之一员的现象。在这种开放中，由于主权国家抢占了开放的先机，能够采取有效的措施积极应对开放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因而开放效果一般是正相关的，即国家越开放就越富裕。例如，美国在独立后积极融入国际社会，成为世界上最为开放的国家，取得了明显的开放效果。以1990年美元的价值计算，1820年，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仅12432百万美元，占世界国民生产总值的1.8％。到1992年，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为5675617百万美元，占世界总量的20.3％。
所谓被动性开放，就是指主权国家尚没有开放意愿而被迫打开国门，接受不平等的国际规则、成为国际社会不平等之一员的现象。在这种开放中，由于国家一开始就丧失了开放的主动权，失去了积极主动地应对开放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的能力，因而开放效果一般是负相关的，即国家越开放就越贫弱。在近代中国历史上，清王朝被西方列强用炮舰打开了大门。但是，当时中国统治阶级根本没有开放的意愿。由于列强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强加在中国身上，中国失去了积极应对开放问题的能力，导致国家越来越贫弱。直到新中国实施主动性开放以后，中国才开始迅速发展，表1-1的数据鲜明地反映了这一点。以1990年的美元价值计算，1820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为199212百万美元，占世界国民生产总值的28.7％。到1950年下降到仅6.2％。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各种原因，中国处于片面开放状态，国家经济实力增长缓慢。1978年，中国国民生产总值仅占世界的6.8％。开放战略实施后，中国经济逐渐步入正常发展轨道，国民生产总值开始以较快的速度增长。1992年，国内生产总值达到3615603百万美元，占世界总量的12.9％。表1-1 1820—1992年中国GDP总量及占世界GDP总量的比重 单位：百万美元资料来源：Angus Maddison, Monitoring the World Economy（1820—1992）, Development Centre ofthe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1995, pp.190-191,227-228.
值得指出的是，被动性开放与主动性开放是可以相互转化的。被迫开放的国家如果能够迅速转变对开放的态度，采取积极的应对措施，就可能变被动为主动。日本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在被列强打开国门后，日本果断地实施明治维新，积极主动地融入国际社会，结果成为东亚乃至世界强国。
其次，从开放的地域范围来看，开放可以分为全面性开放和局部性开放。所谓全面性开放，是指一个国家对国际社会所有成员开放，全面融入国际社会。自开放政策实施以来，中国实行的就是这种全方位开放政策，既对社会主义国家开放，也对资本主义国家开放；既对发展中国家开放，也对发达国家开放。正如邓小平同志指出的，“开放是对世界所有国家开放，对各种类型的国家开放”。但是，中国全方位开放格局的形成是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一方面，中苏关系实现正常化，东欧剧变，中国形成了既对社会主义国家开放也对资本主义国家开放的状态。另一方面，从建立经济特区开始，中国已经形成了“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沿海开放区——沿江及内陆省会城市——沿边开放城市”这样一个从沿海到内地的对外开放新格局，出现了全国开放的局面。
所谓局部性开放，是指一个国家只对国际社会部分成员开放，或者一个国家只有部分地区对国际社会开放的状态。部分开放状态的出现，可能是主体方面的主观意志决定的，也可能是外部环境决定的。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实行的就是一种对部分国家开放的局部开放政策，主要面向社会主义国家和新兴民族主义国家。这种开放状态的出现主要是美国对华封锁、禁运政策造成的。正如尼克松指出的，中国的影响处于国际结构之外。这部分是由于它自己的态度以及它忙于解决内部问题，部分是由于外部世界的政策，最重要的是美国的政策。中国确立开放战略之初，实行的则是部分地区对国际社会开放的局部开放政策。为了摸索开放经验以便为全面开放做准备，中国最初在深圳、珠海、厦门、汕头设立了4个经济特区。通过特区的实践，中国逐步走上了全面开放之路。诚如邓小平所言：“我们现在的路子走对了，人民高兴，我们也有信心。我们的政策是不会变的。要变的话，只会变得更好。对外开放政策只会变得更加开放。”事实上，此种背景下的局部开放不过是全面开放的一个步骤、一个阶段。
最后，从开放的主要内容来看，存在经济开放、政治开放、军事开放和文化开放等既相独立又相交织的开放形式。所谓经济开放，是指发展对外贸易和经济合作，发展开放型经济。经济是社会存在与发展的基础。正是经济利益的驱动，使得人们的交往范围不断扩大，使得人类从一个个狭小区域走向世界。正如吉尔平指出的，贸易是各国之间最古老、最重要的经济联系。实际上，贸易连同战争一直是国际关系演进的关键。在国家开放中，经济开放是最基本的物质内容，是开放最主要的原动力。
所谓政治开放，就是指学习其他国家政治模式和政治体制的优点，积极开展政治交流与对话，促进国家治理效率的提高。政府质量是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在国内治理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在国际关系中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摩根索认为，“外交政策的精巧设计和熟练执行虽然需要充足的资源和人力，但是如果没有一个高质量的政府就必然等于零”。诚然，学习国外先进政治模式和政治体制是提高政府质量的一个有效途径。但是，引进国外先进的治理模式和政治体制可能引起国内政权的变革。所以，有些国家，特别是处于弱势地位的后发达国家，对政治开放一般比较谨慎甚至保守。在中国近代史上，封建统治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封建统治，顽固坚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结果使中国丧失了一次政治现代化的机会。
所谓军事开放，就是指开展军事交流与合作，引进国外先进的军事技术、军事设施以及军事管理经验，促进军队建设现代化。军事力量是国家的硬实力，在国家安全和国际关系中具有决定性影响。正如摩根索指出的，“军事准备是赋予地理因素、自然资源和工业能力真正国家力量重要意义的因素”。因此，一般而言，军事技术落后的国家处于军事开放的矛盾之中。一方面，它们希望引进先进军事技术和现代军事装备，提高自身国防能力；另一方面，它们担心开展军事交流泄露国防机密，影响国家安全。事实上，军事技术先进的国家也有同样的困境。一方面，它们需要通过转让军事技术和军事装备获取经济利益，通过军事交流获取他国军事情报；另一方面，它们也担心先进军事技术的转移会导致国际社会不稳定，特别是担心其他国家军事实力增强后挑战其国家安全利益。因此，发达国家对军事技术转让非常谨慎，一般不轻易将核心军事技术转让给军事技术落后的国家。
所谓文化开放，就是指开展对外文化交流与合作，广泛吸收其他文化的优点和长处，促进本国文化发展与繁荣，增强本国文化的凝聚力和影响力，增进文化之间的互相沟通和了解，促进各国文化和谐共存。作为一种存在物，文化也是有生命的，其生存与发展也是需要养分的。一种文化越能够吸收其他文化的优点和长处，就越能够生存与发展；一种文化越能够开放兼容，就越能够持久承续。历史上曾经存在过一些辉煌的文明，现在大多数已经消亡了。正如梅尔科考察文献后得出的结论：合理的共识是至少存在过12个主要文明，其中7个文明已不复存在，5个仍然存在。诚然，那些文明的消亡有多种原因。但是，不可否认，这与其不能正确应对外部文明的挑战也具有非常密切甚至是主要的关系。值得指出的是，与过去的野蛮征服不同，今天文化开放的主要途径是文化交流。但是，在开放过程中同样存在着激烈的较量与冲突。因此，文化开放也是一个充满矛盾的潜移默化过程，各国都比较谨慎。第二节开放与国际关系紧张
开放就是不同国家间的相互作用，就是不同国家间的利益重组。正是不同国家间这种相互作用和利益重组，构成了国际关系。在这个过程中，由于利益的有限性和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各国竞逐利益的行为可能引起国与国之间关系的紧张。诚如保罗·肯尼迪所言，由于国家间的无政府状态和竞争性，过去五百年的国际关系史往往就是一部战争史，或者至少是一部备战史。一、开放与权力转移
所谓权力转移，在权力转移理论的创立者奥根斯基看来，就是指国际关系权力等级体系中最强的权力拥有者和它之后的次强权力拥有者的易位，也即权力等级地位的变化。简而言之，权力转移实际上就是大国的兴衰更替。历史上，大国兴衰的过程就是权力转移的过程。
根据权力转移理论，国际社会不是处于无政府状态，而是处于等级结构状态。全球社会是一个金字塔式的等级结构，各个地区也存在金字塔式的等级结构。在每个等级结构中，都有一个处于塔尖的主导国，处于其下的是大国，再下面是中等国，处在最底层的则是小国。在这些等级结构中，由于发展不平衡规律的作用，不同国家的力量朝着两个方向发展：崛起与衰落。崛起与衰落到了一定的程度，最后就会引起主导国与崛起国之间权力的重新分配，从而导致权力转移。在1958年出版的《世界政治》一书中，奥根斯基认为，虽然大国权力分配有差异，但是由于工业化和现代政府效率的影响，后起大国非常有可能和以前的大国出现权力持平，从而引发权力转移。
关于霸权兴衰的原因，一些学者进行了探究。在《大国的兴衰：1500—2000年的经济变化与军事冲突》一书中，保罗·肯尼迪从历史的视角分析了霸权兴衰更替的原因，认为技术进步、人口变化和经济增长是历史发展的推动力量，并且提出霸权过度扩张导致霸权衰落的观点。在《国际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一书中，罗伯特·吉尔平也从经济政治的角度分析了国际体系变革的原因。他指出，一个社会一旦达到了扩张的极限，在维持自己的地位和阻止最终的衰落方面就会面临巨大的困难。此外，它开始遭遇农业或工业生产的边际效益。内部和外部的变化增加了消耗及保护和生产的存本，它开始遭遇严重的财政危机。它的经济、技术和组织技巧的扩散，削弱了它对其他社会的比较优势，尤其是对处于体系边缘的社会。另外，那些崛起国享受较低的成本、上升的资源回报率和后发优势。体系内衰落国家与崛起国家的不同增长率迟早会产生关键性的权力再分配，从而导致体系的不平衡。
毫无疑问，国家力量变化的关键在于国家内部的发展。但是，外部因素对国家发展也具有重大影响。吉尔平指出，霸权国家的经济、技术和组织技巧扩散也会对后发展国家的发展产生重要的推动作用。不仅如此，国家之间的联合对于国际战略力量的消长变化也会产生重要影响。权力转移理论强调国家内部发展的作用显然没有错。但是，它忽视了外部联系的影响。在权力转移理论中，内部增长如此重要，以致“权力转移”概念最初就是指国家内部发展的过程，即经历从不发达到发达的转变。
权力转移理论是解释和预测大国间战争与和平的理论，其“兴趣在于解释重大战争”。与均势理论相反，权力转移理论不赞成国家之间权力的均衡分配有助于保持和平，而是认为政治、经济和军事能力在竞争性国家集团之间均衡分布加大了战争的可能性。为了分析权力转移与战争的关系，权力转移理论家提出了“权力持平”的概念。他们认为，权力持平是指潜在挑战国的发展达到了主导国力量的80％以上的一个阶段，当挑战国的力量超过了主导国的20％时，持平阶段就结束。权力转移理论认为，持平阶段大国间发生战争的可能性增加，特别是当出现力量超越时，冲突最有可能发生。如果在竞争者之间发生冲突，那么只有当竞争者之一处在超过另一竞争者的过程中，他们才会发生冲突。但是，这也并不意味着冲突一定会发生。显然，这个过程是冲突的必要条件，不是充分条件，因为它也可能在没有冲突的过程中发生。因此，权力转移理论还引入了一对概念：满意和不满意，认为“权力持平”和“对现状不满”是发生体系转换战争危险的决定性因素。对现状满意的国家没有挑战既有国际权力结构的欲望和动机，对现状不满的国家则想改变既有的国际权力结构。可见，在权力转移理论家看来，当权力持平与对现状满意相结合时不会发生战争，当权力持平与对现状不满意同时出现的时候，最有可能发生大国间的战争。
摩根索指出，像所有政治一样，国际政治就是权力的斗争。无论国际政治的终极目标是什么，权力总是它的直接目标。在国际政治中，追求权力是一种比较正常的状态。在追求权力的斗争中，出现冲突是难以避免的。但是，冲突是否上升为战争特别是大国间的战争，存在很多制约因素。虽然权力转移不是大国战争的充分条件，但是它仍然存在着引起大国战争的可能性。有学者指出，权力转移以及由此产生的“不满”和“挑战”，至少是导致国际关系中难以避免的冲突和战争的基本原因之一。问题不在于权力转移是否会引起战争，而在于如何避免权力转移引起大国间战争。均势模式是防止战争的途径之一。但是，历史上也出现了均势失灵的情况，两次世界大战就是沉痛的教训。对此，权力转移理论开出了自己的药方。该理论认为，当处于劣势的国家与处于优势的国家之间的国家能力不平衡时，和平保持得最好。这样，对于主导国来说，尽可能延缓其他国家发展不失为明智的选择。显然，这并没有跳出霸权稳定论的窠臼，不过，它反映了国际关系的部分现实。
诚然，任何一种国际关系理论都不可能解释所有纷繁复杂的国际现象。权力转移理论也是如此。修昔底德在分析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原因时指出，“使战争不可避免的真正原因是雅典势力的增长和因而引起的斯巴达的恐惧。”这对于认识今天的国际关系仍然是很有意义的。吉尔平指出，每一次权力转移都是通过霸权战争解决的，霸权战争重建了国际系统中的平衡。国家力量的兴衰确实会引起有关国家的紧张，但并不意味着崛起国就是战争发动者。在权力转移过程中，主导国和崛起国都有可能成为战争发动者。即使崛起国满足现状，即使它不挑战主导国的任何既有利益，主导国也有可能通过各种方式阻止崛起国的崛起进程，以保持主导国与崛起国的力量差距。
权力转移理论强调国内增长对权力转移的意义，认为内部增长是国家权力最重要的来源。但是，权力转移理论假定主导国不能阻止其他国家的内部发展，认为如果国际现状不能帮助一个国家发展，它仍然能够在孤立中发展。事实上，在经济全球化不断发展的背景下，国际社会对国内发展的影响是非常重要的。从长远来看，世界市场经济鼓励通过国际体系来扩大经济增长。通过贸易、海外投资和技术转让，财富和经济活动趋于从旧的经济增长中心向新的中心扩散。由于享有后发优势，这些新的中心往往取代并超过原生中心。从这个意义上说，开放可能推动权力转移。因此，主导国可能会在其他国家开放的过程中设置障碍，从而引起国家间的矛盾和冲突。二、开放与文明冲突
文明冲突论是冷战结束以后最富争议的国际政治理论之一，是哈佛大学教授塞缪尔·亨廷顿提出来的。1993年，他在《外交》季刊夏季号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文明的冲突？》的文章，对冷战结束以后国际政治斗争的范式进行探讨。1996年，他又出版了《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系统阐述了文明冲突理论。根据亨廷顿的理论，在冷战后的世界中，全球政治在历史上第一次变成了多极和多文明的。文化和文化认同@@在最广泛的层面上是文明的认同，正在变成冷战后世界上结合、分裂和冲突的模式。文明冲突论甫一出笼，就引起了国际政治学界的广泛争论，批评者有之，赞誉者也不少。这充分表明了文明冲突论的影响。
事实上，不管文明冲突论是否符合冷战结束后国际政治的现实，文明间存在冲突仍然是人类历史的不争事实。从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来看，“世界史不是过去一直存在的；作为世界史的历史是结果”。在世界历史的形成过程中，世界上存在过的各种文明都做出了自己的贡献。正是不同文明相互交往和相互作用，推动了世界历史的最终形成。但是，世界历史的形成过程既是一个不同文明交流与融合的过程，也是一个充满矛盾和斗争的过程。在人类文明史上，文明内部和文明之间的冲突屡有发生。从1096年到1291年，西欧基督教国家为了夺回圣城耶路撒冷，先后对地中海东岸国家（主要是伊斯兰教国家）发动了8次征战，时间持续了将近两个世纪。从1618年到1648年的三十年战争也是由宗教意识形态的分歧引起的。1946年，印巴分治也打上了印度教和伊斯兰教争端的鲜明烙印。马克思在论述资本原始积累的残酷性时指出，“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新航路的开辟，开启了西方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历史进程，也开启了全球范围文明冲突的历史进程。“文明之间断断续续的或有限的多方向碰撞，已经让位于西方对所有其他文明持续的、压倒的和单方向的冲击。”随着美洲印第安人村庄被消灭，随着欧洲移民的大量输出，殖民主义犯下的绝不仅仅是政治罪行，而且还是文化罪行。“在欧洲扩张的过程中，安第斯文明和中美洲文明被有效地消灭了，印度文明和伊斯兰文明连同非洲文明一起被征服，中国受到渗透并且从属于西方的影响。”资本主义文明是建立在对其他文明血腥征服的基础之上的，资本主义文明史是用血与火的文字载入人类编年史的。从1492年哥伦布在海地建立第一个殖民据点到1511年迭戈·贝拉斯克斯占领古巴，西班牙殖民者在加勒比地区进行了长达19年火与剑的征服历史。在对加勒比地区进行征服的几十年内，有1200万～1500万印第安人被杀害。可见，随着人类活动地域的不断拓展，文明之间及文明内部的冲突时有发生。
文明冲突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在《文明的冲突？》一文中，亨廷顿从6个方面进行了概略的分析：①文明之间的差异不仅是真实的而且是基本的；②世界正变得越来越小；③世界各地的经济现代化和社会变革过程正在将人们从长期的本土认同中分离出来；④西方的双重作用促进了文明意识的增长；⑤文化的特征和差异比政治和经济的具有更少的易变性，因而也更不容易妥协和解决；⑥经济地区主义正在增长。值得指出的是，文明冲突论的逻辑起点是冷战结束后出现的“多文明的世界”，亨廷顿提出的这些理由是在解释冷战结束后文明之间发生冲突的原因。因此，即便这些理由充分正确，它也不能完全解释文明之间冲突的原因，更何况这些理由还显得不是那么充分。正如倪世雄教授指出的，有些理由从根本上讲并非文化事项，这些原因是暂时性的而不是永久性的，它们所指向的是统一的全球主义而不是狭隘的文化主义。
亨廷顿指出，在很大程度上，不同文明国家和集团间冲突的根源是那些总是产生集团间冲突的东西：控制人民、领土、财富、资源和相对权力，也就是相对于另一个集团对自己所能做的而言，将自己的价值、文化和体制强加于另一个集团的能力。文明冲突的原因是非常复杂的，既与历史、宗教、文化、习惯等抽象事物相联系，又与人口、领土、资源、财富等现实利益相交融。1857年，英国殖民者发给印度士兵涂有牛油和猪油的子弹，引发了印度民族大起义。19世纪中叶，外国公使进驻北京给中外关系横生了许多枝节。20世纪90年代，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对华人权提案问题上屡败屡战，等等。这些既为文明冲突论提供了注脚，也为国家利益争端提供了解释。事实上，文明不同于国家。它不是一个政治实体，不具备国际和国内行为能力。诚如亨廷顿所言，“由于文明是文化而非政治的实体，因此它们本身并不维持秩序，建立公正，征收赋税，进行战争，商定条约或者做政府做的其他任何事情”。所以，文明冲突只能以国家或民族为载体，将文明冲突与国家冲突截然分开是困难的，国家之间发生冲突的原因大都有可能引起文明冲突。
矛盾是同一性中的斗争性，没有同一性就不可能有斗争性。文明冲突的发生必须有一个大前提，这就是文明的相遇。在不同文明彼此孤立的环境中，文明冲突是不容易发生的。只有在不同文明相互交往的过程中，才有可能产生矛盾和发生争斗。事实上，文明之间可能冲突的范围是随着文明间交往范围的扩大而扩大的。最初是文明内部的争斗，后来才是文明之间的争斗。亨廷顿将文明间关系的演变分为三个时期：遭遇、冲击和相互作用。遭遇是指公元1500年前的文明关系。在这个阶段，不同文明由于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彼此之间的交往基本不存在或非常有限，文明间冲突的范围大多数局限于文明内部，不同文明之间有限的交往与冲突是交织在一起的。冲击是指公元1500年开始西方文明对世界上其他文明的影响。西方文明崛起后，由于科学技术革命的发生，自然条件对人类交往的限制减弱了，文明间的交往迅速增多。西方国家凭借先进科学技术将自己的足迹踏遍全球，通过征服和渗透控制了整个西半球以及亚洲、非洲的重要文明。相互作用是指1990年以后国际社会形成了6个以上的世界。随着西方文明的衰落和亚非拉地区的发展，不同文明间相互作用取代了西方对亚非拉的控制，每个文明都将自己视为世界中心，文明间冲突将主宰全球政治。从文明间关系发展的三个阶段可以看出，文明间关系演变的历史与世界历史的演进是同一个过程，文明间关系演进的历史就是各文明超越自身疆域限制走向全球的历史，就是文明间互相开放的历史。随着文明交往范围的扩大，随着文明开放程度的加深，文明间的关系发生了变化，文明冲突的方式也在发生变化。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开放是文明之间发生冲突的重要背景。三、开放与经济纷争
物质资料的生产是人类社会生产的基础。人类要生存，首先就必须吃饭穿衣住房子，然后才能进行其他活动。由于自然因素的制约，任何地方都不一定能够提供附着于其上的人们所需要的全部生活资料。为了生存，人们必须在更广阔的范围内寻求财富，获取资源。这就可能引起资源、资金、知识、市场和贸易争端。
马克思指出：“劳动并不是它所生产的使用价值即物质财富的唯一源泉。正像威廉·配第所说，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可见，资源是创造财富的必要前提。丰富而良好的资源状况是国家富强的基本条件，一个资源不能自足的国家是难以发展成为综合国力大国的。德龙和威廉森认为，在高昂的运输成本条件下，自然资源的可得性是新产业或者新技术得以引入的基本前提。尤其是对19世纪后期的本土钢铁工业而言，煤和铁矿石的储量是国家经济发展壮大的必要因素。资源丰裕的英国和德国在此阶段实现了钢铁产业的迅速成长，从而奠定了工业强国的坚实基础。相比之下，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意大利由于国内煤矿储量的缺乏导致落后的产业结构，经济发展水平也大大逊色于其他欧洲强国。然而，地球上资源的分布是不均衡的。石油是现代社会一种非常重要的战略资源。但是，超过1/3的可采石油储量集中在中东地区。事实上，其他资源的分布状况也大体如此。这就势必引起各国对资源的争夺。诚如吉尔平所言，“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如果一个不太能自给自足的苏联在世界市场上向美国挑战，争夺有限的资源，这就将（且肯定将）变成一种不稳定因素。如果苏联的石油生产下降或苏联进入世界市场，可能会改变目前的形势并提高经济紧张的程度”。
在分析资本对于经济增长的意义时，刘易斯指出，经济增长是与人均资本的增加相关的；在人均国民收入没有增长的社会中，每年的投资不到其国民收入的4％或5％，而进步经济的投资每年都在12％以上。在传统农业社会，发展生产对资金的要求相对不高。在近现代工业社会，经济增长与资金投入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资金投入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根据罗斯托的“起飞”理论，资本积累率的提高是经济发展的先决条件和重要前提，一个国家要实现“起飞”就必须有足够的资本积累。没有一定的资金投入，就难以扩大生产规模，也难以改进生产技术，更难以实现工业化。事实上，大多数国家在发展的初期面临资金困境，资金投入难以切实保障。钱纳里和斯特劳斯的“双缺口模型”表明，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储蓄缺口和外汇缺口，从而形成投资约束和外汇约束，影响经济发展。对于绝大多数国家来说，从国际市场引进资金成为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历史上，几乎所有发达国家在其发展的早期阶段也都是以国外资金来补充国内储蓄不足的。在17和18世纪，英国向荷兰借债；在19和20世纪，英国几乎向世界上其他每个国家贷款。现在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美国在19世纪时也曾大量借款，以后又成为20世纪的主要债权国。但是，相对于发展中国家发展资金普遍不足的现实，国际市场上的资金也不一定能够满足其发展需求。因此，发展中国家在引进外资时可能会形成竞资现象，发达国家也可能利用自己的优势地位附带种种不合理的条件，从而引起国家间的摩擦和争端。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社会分工越来越细，社会生产越来越复杂，知识对经济发展的意义越来越大。知识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决定力量，包括技术知识和社会知识。其中，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对经济发展的意义尤为重大。自从工业革命以来，经济发展的主要原因，始终在于一系列为投资和经济扩张提供新机会的技术创新。据美国《商业周刊》报道，1948年到1982年34年间，在促进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的诸因素中，技术革新和工人的技术素质大约占一半，对劳动力的教育占1/3，资本设备占15％。进入21世纪，随着知识经济的迅猛发展，技术已经成为一种核心权力，对创新性的价值生产模式和新知识的领先拥有，已经变得甚至比钢铁、煤炭和水泥等传统经济权力基础更为关键，技术创新是先进工业化国家实力增长最重要的来源和主要动力。同时，社会知识对经济发展的意义也进一步显现，生产要素的组织方式和配置模式成为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刘易斯指出，经济增长既取决于关于事物与生物的技术知识，又取决于关于人以及人与其同胞的关系的社会知识。在这方面一般都强调了前者，但是后者也同样重要，因为增长对学会如何管理大型组织或创造有利于经济努力的制度的依赖，和对培育新种子或学会如何建造大坝的依赖是同样的。
然而，知识研发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对于国家发展来说，学习国外先进知识是实现现代化和迎头赶上的捷径和必由之路。历史上，几乎所有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都首先经历了大量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的阶段，并通过技术引进获得经济发展的最初动力。发达国家也普遍经历了一个学习和引进先进知识的过程，即使当今世界上科学技术最发达的美国也不例外。在建国初的100年里主要是依靠大量引进先进的欧洲技术和设备完成其工业化进程的。其他发达国家的现代化历程也大体如此。英国在欧洲的技术领先地位，首先主要不是依靠自己的大量发明，而是依靠率先利用其他国家的发明；日本则是依靠有选择地采用其他国家创造的思想和技术迅速进入现代世界的。但是，发展中国家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知识也不是一帆风顺的。基于对知识重要性和自身发展经验的认识，发达国家经常在知识转让过程中设置障碍，以实现其技术控制。此外，知识产权争端也日益成为有关国家争论的一个重要话题。
社会再生产包括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四个环节。对于商品生产者来说，一种商品生产出来以后，必须拿到市场上去销售以实现其价值。如果销售不了，价值就不能实现，商品生产的循环就会受到影响甚至中断，扩大再生产就更加困难。因此，商品销售是确保社会再生产顺利进行的重要环节，贸易是实现财富的主要渠道。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一方面，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商品的供给能力增强；另一方面，由于经济不发达，人们的购买力有限，商品有效需求不足，从而形成供过于求的局面，导致商品价值不能实现，社会再生产难以顺利进行。对于发达国家来说，由于生产能力强，人口相对较少，也存在商品有效需求不足现象，从而影响了商品价值的实现，制约了社会再生产的扩大。可见，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需要到国外拓展销售市场，从而可能引起市场争夺。
重商主义的重要代表托马斯·曼认为，国内贸易仅是财富的相互转让，对外贸易才有助于财富的增加。因此，对外贸易才是国家致富的手段。就财富增加而言，国内贸易只是社会财富在国内不同利益体之间的分配，国家财富的总量并没有增加。而国际贸易不仅能够实现财富，而且能够增加财富，赚取外汇。刘易斯指出，在经济活动水平较低时，为国外市场生产往往是使一个国家走上经济增长之路的转折点。对于经济发展面临“双缺口”困境的国家来说，发展对外贸易的意义更加重大。然而，“虽然从绝对意义上讲，当一个人通过市场经济获取财富的时候，其他人也都会相应有所受益，但总有一些人得到的东西要略多些。起码在开始的时候，市场的趋势是将财富聚集在某些群体、阶级或国家地区”。正是国际贸易的这种财富转移功能，使有些国家想方设法限制进口、鼓励出口，从而可能引发有关国家的贸易战，导致国家间关系紧张。正如托马斯·曼所言，贸易双方的利益远非和谐。在国际贸易中，一国之所得为另一国之所失。因此，各国都利用政策手段来保护本国利益。第三节开放与国际关系和谐
马克思指出，历史不断前进，经过许多阶段才把陈旧的生活形式送进坟墓。世界历史形式的最后一个阶段就是喜剧。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状态固然可能减少国与国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但也会造成人与人之间的隔膜和偏见，难以促进国际关系和谐，难以形成历史的喜剧。人民之间的交流是真正的和平途径之一。开放虽然可能引起国际关系紧张，但随着人民间交流的不断增加，人民间的理解和相互依赖也会不断加深，从而最终促进国与国之间的关系走向和谐。一、开放与认知调整
国际关系是国家之间的相互作用，是不同国家对外政策相互影响的产物。人民群众是国际关系的主体。但是，不同人物在历史舞台上扮演的角色是不一样的。在充分肯定人民群众历史主体地位的同时，我们不应该忽视历史人物的关键作用。在国家对外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过程中，杰出人物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任何一个国家对外政策选择范围所受到的许多限制，起源于该政府内的个人的感觉和观念。”事实上，在历史上一些关键时刻，伟大人物的核心作用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丘吉尔的坚强不屈精神，鼓舞了英国人民抵抗法西斯德国的士气；周恩来的高超外交技巧与充分和解态度，奠定了万隆会议成功的基础；毛泽东和尼克松的睿智与魄力，打破了中美关系对抗的坚冰；邓小平和卡特的远见与果断，实现了中美关系的正常化。因此，很多著名国际政治学者认同杰出人物对国际关系的决定性意义。基辛格认为，个人是外交事务和历史事件的重要决定因素。如果回顾一下历史，就会发现个人特质的重要性。如果没有周恩来，美国对中国的和平表示就不会奏效；如果没有萨达特和梅厄或达扬，就不会有中东地区争端的解决。克雷格等也指出，个人不仅能够对外交政策的制定产生影响，而且能够对国家之间的关系，甚至国际体系的结构产生影响。对此表示怀疑的人，只需回顾一下1985年戈尔巴乔夫执政以来的所作所为，便会心服口服。
然而，人是社会中的人，人的行动不可能脱离其所处的社会环境。历史人物对重大事件的决策，虽然要受到很多客观因素制约，但也会受到决策者个人主观因素的影响。韦伯认为，直接影响人们行为的不是观念，而是现实的和想象的利益。但是，经由“观念”所造就的“世界影像”却往往像扳道工一样，决定被利益驱动的行动的运行轨道。无论多么好的事物，如果不能被人感知到，也就失去了好的意义。在外交决策过程中，客观事物本身不能自动跃入决策者的眼帘，而是需要决策者去知觉，去感受。即使客观事物对外交决策具有重要的制约作用，如果决策者没有感受到该客观事物，或者即使感受到了却认识不到其重要意义，该事物对决策的影响也就等于零。“一个实体，此处指个人，与环境发生联系的一种途径就是通过个人对环境的认知。个人对世界的认知会对决策产生影响。真正的实际存在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决策者对它的看法。国内和国际环境提供的可能性和或然性，只有被决策者感觉并理解到时，才会影响计划和决策。”因此，真正影响外交决策的不是客观环境，而是被决策者认知了的“主观环境”。这种“主观环境”可能与客观环境非常吻合，也可能与客观环境相去甚远。现实主义的一个基本假定是，人是理性的行为者。但是，理性行为的意义来源于对外部世界的客观认知。然而，在纷繁复杂的世界里，即便一个完全不受情绪左右、十分小心谨慎的人也会根据极端模棱两可的证据做出判断。“主观环境”与客观环境相吻合的程度，是受到外界环境与认知者的认知过程的双重制约的。能否正确分辨这些模棱两可的信息，取决于认知者认知的过程、态度和能力。
社会认知是个体主动地创造自己行动框架的过程，是主观反映客观的活动。在这个活动过程中，存在一些影响认知的主观因素。在《国际政治的知觉与错误知觉》一书中，罗伯特·杰维斯从认知相符、诱发定势、历史学习等方面进行了系统分析。他认为，相符性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被理解为一种强烈的认知倾向，即人们倾向于看见他们预见到的事物，倾向于将接受到的信息纳入自己原有的影像中去。认知者接受信息是有取舍的。这种取舍不是以客观事物的真实状况为依据，而是根据认知者的既有认知体系。认知者有意无意地疏忽与既有认知不一致的信息，接受与既有认知相一致的信息，以避免既有认知出现整体性和根本性变化，从而产生“认知固化”现象。在国际关系中，这样的现象经常出现。一旦政治家形成了对另一个国家的某种看法，即使面对大量与此不相符的信息，他也会坚持这种看法。同时，认知者倾向于将接触到的信息附着到自己的既有影像之中去，主动寻找证据来证明自己影像的正确性，从而形成所谓的“预言自证”。杰维斯指出，无论什么导致了知觉倾向，都会出现如下结果：如果一个行为体预期某种现象出现，他就可能把一些模棱两可的刺激物视为这种现象。如果一个行为体确信某个物体会存在，那么只要很少一点信息，或者是与这个物体多少有点相似的信息，他就会相信自己看见了这个物体。此外，认知者还会将外在现象与自己当前正在处理的事物联系起来，以当前直接关注的事物去感知和解读外在的刺激因素，这就是所谓的“诱发定势”。诱发定势可能使认知者将完全不相干的事物联系起来，使重要的信息被疏忽，从而导致认知错误。因此，要预测一个人从某些证据中得出的结论，我们往往需要知道这个人正在关注什么问题，需要知道他最近接收到了什么信息。最后，认知者还会从自己的亲身经历中汲取养分，根据历史上发生过的类似事件判断客观现实中的问题，从而对认知产生一定的影响。
社会认知过程中的种种现象表明，认知形成后是不容易改变的。但是，这并不是说认知是完全无法改变的。认知的拒变力不仅与认知者的观念体系有关，而且与认知者的认知结构有关。观念体系越严密，认知解释力和吸纳力就越强，认知拒变力就越大。对于具有开放意象的人来讲，新信息、矛盾的信息或者不断变化的信息都与现存的意象发生关系，并且能把这些信息变得适应现实。认知过程越闭合，接收的新信息、矛盾的信息就越少，认知失调的可能性就越小，认知就越不容易改变。相反，认知过程越开放，接收的新信息、矛盾的信息就越多，认知失调的可能性就越大，认知就越容易改变。在国际关系史中，有些错误认知导致的国际冲突就是由于认知者彼此缺乏有效的沟通渠道造成的。当中国通过印度将自己的警告转达给美国政府时，美国政府错误地认为这只是中国的虚声恫吓，从而在两国关系中增添了极不愉快的一页。过早地关闭了两国谈判的大门，所以两国的边界战争最终变得不可避免。可见，极度或过早的认知闭合是导致错误认知的一个重要原因。正如罗伯特·杰维斯指出的，行为体如果不了解对方对国际关系的认知，也不了解对方，就无法认知对方从自己的行为中会得出什么结论。如果行为体不能正确地判断对方的认知，或者认为人的知觉只是受到直接刺激因素的影响，那么这个行为体就会认定自己知道对方怎样看待自己，而这样的认定会是错误的。
事实表明，国家间的交流与沟通是减少错误知觉、形成正确认知的有效途径。新中国建立后，由于种种原因，美国对中国的认知存在很大的误区。尼克松访华开启两国交流的大门后，这种现象逐渐发生了变化。1972年4月，在中美巴黎渠道的安排下，美国参议院两党领袖率团访华。访华回国后，民主党领袖曼斯菲尔德在报告中说道：百闻不如一见。过去25年来，美国人民没有看到中国多少东西，而那百闻的东西所常常包含的巨大歪曲逐渐变成了美中两国间20年来的隔离局面，这是美国历史上最不幸的篇章之一。可见，国家之间加强交流对于纠正错误知觉、形成正确认知非常重要。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开放打开了国家间、民族间相互认知的大门，是促进国际关系和谐必然的、有效的路径。二、开放与文明并荣
人类历史是多文明的历史。在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中，由于大多数古老文明已经湮没在历史的流沙中，因此历史上究竟存在过多少文明仍然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但是，世界是由多元文明构成的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根据亨廷顿的说法，目前世界上存在的主要文明有中国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西方文明，除了这5个文明之外，或许还应加上拉丁美洲文明，可能还有非洲文明。此外，有些学者还将东正教文明从西方文明中区别开来。这是亨廷顿为了研究的需要而划分的8个主要文明。事实上，世界上还存在过和存在着众多大大小小的非主要文明。在人类文明史中，各种文明潮起潮落，兴衰荣枯，共同推动着人类文明史的演进。可以说，当今世界各种文明都是在历史上各种文明的滋养下成长起来的，都包含了历史上各种文明的积极因子，是不同文明相互作用的产物。因此，不管是已经消失还是仍在承续，这些文明都为人类文明的发展做出了贡献，都应该得到人类的共同尊重。“文明终有终结。”不错，文明兴衰荣枯是自然的规律。但是，文明的终结是文明向一个更高的阶段发展，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而不是一种文明对另一种文明的强力取代。在世界上推广所谓的“普世文明”，只能导致文明的冲突和国际关系的紧张，是必然要失败的。近现代文明发展史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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