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美)彼得·海斯勒(Peter Hessler)
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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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石：来自东西方的报道试读：
前言
小时候，父亲偶尔带着我们几个孩子参加访谈活动。作为密苏里大学的医学社会学家，他前往的工作地点在我和我的姐妹们看来非同寻常：监狱、精神病院、乡村诊所。有一次，他去见居住在马克·吐温国家森林园区里一个大家族的后代子孙，这个家族深居于欧萨克湖区，因对周边的小村子实行严格的管控而闻名。见面的老头名叫伊莱贾，交谈过程中他一直坐在开着的窗户边，腿上放着一把点22型来复枪，生怕有松鼠前来打断他们的谈话。那一年他正好八十岁。我父亲询问当地是否有“毒品问题”（drug problem），伊莱贾很认真地点了点头。“有的，药是个问题，”他回答道。“我们这个地方没有药店，不管买什么都得开车到萨莱姆。”
伊莱贾特别提到，他的喉咙不久前疼得十分厉害，连本地生长的西瓜都咽不下去。后来，他去附近的小镇找到一位兽医，兽医三下五除二做完检查，诊断结果是咽喉息肉。伊莱贾请他割除赘生物。“对不起，我不是医生，”兽医告诉他。“这个我可不能做。”“嗯，也许你不能做，”伊莱贾说，“但也许你可以做。”
事情就是这样——也许谁也没有直接威胁过谁，可如果不做手术，伊莱贾也许就赖着不走了。
父亲总是对于他所约谈的那些人抱有极大的兴趣。当然他乐意与各种个性鲜明的怪人交谈，不过对沉默寡言的人，那些日复一日例行公事、中规中矩的人也抱有浓厚的兴趣。在他和我母亲看来，密苏里就像是异国他乡。他俩从小在洛杉矶长大，从未料到会在中西部度过大半辈子。但他们在此定居，父亲花费多年对农村社区的医疗保健开展研究，母亲是一位历史学者，她的学位论文写的是密苏里的犹太移民。
父亲跟谁都谈得来。如果有工人上门服务，等业务做完，父亲便早已对其生平经历了若指掌。有一次，一位管子工来我家维修浴室，与父亲相谈甚欢，直到现在他们还一起去北密苏里地区猎鹿。在我的童年时期，只要父亲和我在什么地方坐下来无事可做，比如车站、旅馆大堂，他就会随机选中某个人，问我在这个人身上有没有观察到什么。他的穿着有趣吗？走路的姿势如何？你觉得他是做什么的？为什么他会出现在这个地方？
这种玩法是父亲读研究生时从一个名叫牛康民（Peter Kong-Ming New）的社会学老师那里学来的。牛康民生长于上海，来美国念了大学；1949年共产党执政后，他留在了美国。他是我父亲在匹兹堡大学念书时的老师，后来在位于波士顿的塔夫茨大学与我父亲共事多年。牛康民一直以为我的名字Peter取自于他，尽管这是八竿子打不着的事儿——我父母有很多亲戚朋友名叫彼得，但他们确实也没有想过要打消他的这种自豪感。在我童年的记忆里他叫人难忘。他身高超过一米八，肩宽肚圆，脑袋硕大，脸庞圆如月饼。除了喜欢观察人，他还发明了一种所谓的“创造性口吃”。只要牛康民感到需要完成什么东西时，比如搞定交通警察、在拥挤的餐馆找座位，他就会立马变成人生地不熟的外国人，而人们无一例外会尽量安抚这位满脸惶惑、词不达意的中国人，以免节外生枝。牛康民嗓门洪亮，很喜欢讲故事；跟我父亲一样，他也是个爱说话、爱观察的人。即便远离故土，他也能四处为家。那是我对中国人的第一印象——从小我就觉得中国人身材魁梧、无所不能。只要听到“上海”这个词，我的脑海中就会浮现一个充满巨人的城市画面。
多年以后，我来到中国生活，才意识到牛康民是多么不同寻常。不光是体格，还有他说话的样子，观察人的方式。中国人大都对陌生人心怀戒备，社会学和人类学在这里的根基并不深厚，对不同于自身的群体往往缺乏兴趣。以我的经验来看，中国人生性不适合讲故事，他们常常过于谦逊，不愿意成为关注的焦点。当上新闻记者之后，我逐渐学会了耐着性子，因为一般要等上数月乃至数年时间，我才能让一个人无话不谈。我记住了父亲的方法，如果想对某个人真正有所了解，我们就不能没有耐心，每时每刻这都至关重要，没有例外。作为生活在中国的外国人，很多时候你都需要有一点创造性口吃。
尽管很早就有这样的熏陶，我却没有想过成为一个书写中国的作家。除了牛康民，我跟这个国度没有别的联系，即使大学期间也没有修读过跟亚洲主题相关的课程。我的父母不太干涉孩子们的职业选择。父亲之所以在访谈时带上我和姐妹们，并不是希望我们继承他的衣钵，而是因为觉得如果我们能偶尔涉足自己的小圈子之外，生活会有趣得多。我的姐妹们都被鼓励要尊重自己的兴趣。两个姐妹嫁给了警察；其中一个跟母亲一样教书为生，另一个曾修读社会学专业，现在成了全职母亲。还有一个当上了沉积地质学家。
有很多年，我希望做一个小说家。在我看来，这是一份比新闻记者更高级的事业；我热爱文学名著中的语言和作家们的叙事口吻。上了大学，我主修创造性写作，专攻短篇小说，但在大三下学期末参加了由约翰·迈克菲讲授的非虚构研讨班。他是我遇到的最鼓舞人心的老师——在我文章的边角处，密密麻麻的满是他用左手写下的批语。“这种东西绣不出锦囊，”他在我写得很烂的一个句子边上批注道。我用了几个形容词和从句来组织一个短语，他这样回应道：“吐掉嘴里的石子儿，把这事说清楚。”在一段人物描写中，我在两个句子中四次提到了被描述者的名字，迈克菲写道：“主人公的名字如马蹄一样踢踏作响。换个方式。用用代词。”他很直接：“这样的重复叫人吃不消。”另一句评语则简单明了：“弄巧成拙。”
不过也有赞扬——“对”“哦”“不错”。我意识到，写作有可能良莠并存，一个好作家不必天资过人，而在于认识到自己的不足，并努力加以提高。在研讨班行将结束时，我明白了一点，非虚构写作跟小说家们的作品一样，同样要求很高。随着时间推移，我逐渐感觉到，小说家的工作对我而言过于内向，尤其我的个性又偏羞涩。我想要一份迫使自己向外的工作；我需要接触别的生活，别的世界。这样的冲动激励我去和平队报名，并被派往了中国。不过，地点本身几乎是随机的——我只知道，如果想成为一个作家，我必须远离家乡。
这本书里的故事写于2000年至2012年。写第一个故事的时候我三十岁，其后十余年生活历经变数。我先是单身多年，随后结了婚，后来（一下子）又成了两个孩子的父亲，因为我和妻子生下了一对双胞胎女儿。我在三个国家安了十二个家。有好几个故事还是在旅馆里写成的。
不过，这段时期的经历让我明白，写作是一只锚。不管身在何处，我总能感受到这一点，新闻报道的根本——好奇、耐心、与不同的人交往的意愿——我在童年时期已经有所见识。在海外生活了那么长时间、学习外语也花费了那么多时间之后，我尽可能地把本地人和外来者的视角融合在一起。这些故事的素材多来自中国，因为我在这里生活了十多年，不过也有几个故事跟美国、日本和尼泊尔相关。其中有一篇“去西部”，探讨“半土不洋”这个话题，讲的是回到美国的故事。
我总爱描写那些同样处于变动之中的人们。我发现，移民、迁徙、探寻者、逃离者之类的字眼总是吸引着我。我喜欢那些感觉有点格格不入的人们。他们有的像变色龙般随遇而安，有的梦想着回归故土；还有一些则致力于不同形式的创造性口吃。不过，他们都乐于交谈，因为他们都已学会用外来者的眼光描述自己身处的环境。
这些故事并不按时间顺序编排，其中只有少数几篇论及历史事件：三峡大坝关闸蓄水、北京奥运会、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第一次实现国家领导人的平稳过渡。我之所以按照现在的顺序编排，纯粹出于个人原因，因为我就是喜欢把石彬伦同纳吉夫·戈亚尔放在一起，同时觉得帕拉多克斯镇上的人兴许对巫山的人有话想说。以上篇章几乎都在《纽约客》上刊载过，但又都为本书专门做了实质性的改写。在这段时期，这本杂志是另一只锚。有幸的是，在编辑和事实核查方面我得到了出色的支持，但最令我感激的，还是这本杂志愿意发表各种不同的主题和声音。置身大千世界，来自国外的报道往往狭隘得让人丧气，在“9·11事件”之后尤其如此。有时候，可以写的似乎只剩下两个话题：我们害怕的人和我们同情的人。但生活在海外期间，我遇到的人没有一个属于这两种类型。
幸好，《纽约客》允许我以自己的方式描写他们。驻外记者面临的挑战之一，是要琢磨透能把多大程度的自己给涵盖进去：如果故事过于以自我为中心，那就成了旅行者日记。目前的普遍趋势是减少作者现身，作者常常是隐而不见的。这就是报纸的标准做法，说是能保持焦点和不偏不倚。不过，这也使主题显得更为遥远和陌生。我在写到人物时，希望描写我们交流互动的方式，以及让我们具有同感和分歧的那些事情。有时候，因为我是个外国人，中国人会以某些特定的方式与我交流，让读者明白这一点非常重要。不过，最重要的是，我想传达对事情原本的感受——北京胡同里的生活经历、中国道路上的驾车行驶、搬到科罗拉多的偏僻小镇。非虚构写作的乐趣正在于探寻叙事和报道之间的平衡，找到办法，既爱说话又爱观察。
不过，那就够了。现在，中国和科罗拉多已同样遥远；我又搬到了一个全新的国家，开始学习一种全新的语言。有时，这感觉令我喘不过气来，有时，它又让我如归故里。2012年9月埃及开罗野味“老鼠要大的还是小的？”女服务员问道。
在萝岗，我已经习惯于做出艰难的抉择。萝岗是位于中国南部广东省的一个小村子，我之所以心血来潮光顾此地，是因为听说这里的一家鼠肉餐馆颇具声誉。不过，我一到才发现，这里实际上有两家餐馆名气非凡——“一品居野味餐馆”和“新八景野味美食城”。这两家餐馆都专营鼠肉，具有相同的竹木装饰。它们比邻而居，老板都姓钟。实际上，萝岗的每一个人都姓钟。
开餐馆的两个钟姓人家互不相关，竞争十分激烈。他们把我这个外国记者哄得团团转，以至于我答应吃两顿午餐，以取悦两个钟老板。不过，在一品居野味餐馆初尝美味之前，我首先得回答女服务员提出的一个问题。这位服务员同样姓钟。“钟”这个汉字有“铃铛”的意思。她又问了一遍：“老鼠要大的还是小的？”“有什么差别？”我问道。“大老鼠吃草，小老鼠吃水果。”
这样的解答于事无补。我试着更直白地问道：“哪个味道好一些？”“两个味道都好。”“你推荐哪一个？”“都可以。”
我瞥了瞥边上的餐桌。一对父母，一个奶奶和一个小男孩正在吃午饭。男孩正在啃鼠腿。我分不清那条腿是大老鼠还是小老鼠的。男孩的动作很麻利。午后很暖和。阳光明媚。我拿定了主意。“小的，”我回答道。
中国人说，广东人什么都吃。除了老鼠肉，人们在一品居野味餐馆还能点到斑鸠、狐狸、猫肉、蟒蛇，以及几种长相奇特的本地动物拼盘。所有的动物都活养于餐馆后面的笼子里，待顾客点妥之后再行宰杀。挑选动物十分复杂，所需要的不仅仅是对异域风味的兴趣。人们吃猫肉不是因为吃猫很刺激，而是因为猫有精神，吃了有精神的动物，人便可以提振精神。吃蛇是为了强健身体。吃鹿鞭是为了增加雄风。而吃鼠肉是为了提高——唉，实话实说，来萝岗之前我一直不知道吃鼠肉有什么道理，而这里的每一位钟姓人都可以迅速地说出本地特产的几大好处。“防止秃顶，”一品居野味餐馆老板的女儿钟少聪说道。“如果长了白头发，只要经常吃鼠肉，头发会由白变黑，”新八景野味美食城的老板钟庆江说。“如果秃了顶，只要每天吃鼠肉，掉发便会停止。我们这里所有的家长都给头发稀疏的小孩子吃鼠肉，他们的头发都长好了。”
那年早些时候，萝岗为了吸引附近的广州市民，在新批准的萝岗经济开发区建了一条“美食街”。政府在该项目上投资一百二十万美元，把这两家鼠肉餐馆从当地一家公园拥挤的角落搬到了这里。3月18日，一品居野味餐馆在耗资四万二千美元、一千八百多平方米的场所开门迎客。六天之后，耗资五万四千美元的新八景野味美食城跟着开业。第三家餐馆很快就要开张，占地大，全空调设备，预计投资将高达七万二千美元。第四家正在筹划之中。“他们的投资没有我多，”第三家餐馆的老板邓喜明告诉我。“你应该看得出来，我这个地方要好得多。我们有空调，其他几家都没有。”
正是上午时分，我们观看着工人们在这家新建的餐馆里浇筑混凝土地板。邓喜明是唯一在当地开餐馆的外姓人，不过也娶了钟姓人当老婆。他四十五六的样子，一说起自己的创业成功就显得十分自信，快言快语。我还注意到，他的头发十分浓密。说起萝岗村的烹饪传统时，他感到非常自豪。“有一千多年了，”他说。“都是山上的老鼠——城里的老鼠我们不吃。山鼠干净，因为山上吃不到脏东西。老鼠主要吃水果——橘子、李子、菠萝蜜。卫生部门来人检测过我们这里的老鼠。他们把老鼠带回实验室彻底检查，看老鼠是否有疾病，结果什么都没有。一点小问题都没有。”
萝岗美食街大获成功。报纸和电视台对这种当地特产的各种好处进行了连篇累牍的报道，愿意花上半个小时赶来这里的广州人越来越多。每到周末，无论一品居野味餐馆还是新八景野味美食城，每天供应的老鼠平均都在三千只左右。“很多人大老远的赶过来，”钟庆江告诉我。“有广州的、深圳的、香港的、澳门的。还有一个顾客带着儿子从美国大老远的赶过来。他们来萝岗走亲戚，亲戚就把他们带到了这里。她说美国根本找不到这样的菜品。”
在美国，如果要在某个周末找到一万二千只吃水果的老鼠，你恐怕会感受到重重压力，但在萝岗这根本不是什么大问题。我抵达村子的第一天上午就发现，几十个村民顺山而下，指望着在老鼠生意中分一杯羹。他们要么骑着电动车或自行车，要么徒步，全都拎着麻布袋子，袋子因为装满了在自家田地里逮到的老鼠而不停地蠕动。“去年我种的橘子卖十五美分一磅，”一位名叫钟森吉的农民告诉我。“今年的价格降到了不足十美分。”跟很多村民一样，钟森吉觉得做老鼠生意比做橘子生意划算得多。今天，他的袋子里装了九只老鼠，要交给一品居野味餐馆的员工称重。袋子在秤盘上吱吱乱动。勉强算三磅，按照一点四五美元一磅计算，钟森吉拿到了三点八七美元。萝岗的老鼠比猪和鸡都贵。买一磅老鼠肉的钱几乎相当于买两磅牛肉。
我在一品居野味餐馆享用的第一道菜叫做“黑豆炖山鼠”。菜单上还有山鼠汤、蒸山鼠、炖山鼠、烤山鼠、咖喱山鼠、椒盐山鼠。不过，服务员向我热情推荐的是黑豆炖山鼠，盛在瓦罐里端了上来。
我先吃了豆子。味道不错。我戳了戳鼠肉。炖得很烂，配料有洋葱、青蒜、姜。不算黏稠的汤汁里，依稀可见细长的老鼠腿、短条状的老鼠肋间肉，以及细小如玩具的鼠肋骨。从老鼠腿开始吧，我夹起一根放进嘴里，手伸向了啤酒杯。多亏有啤酒。
餐馆老板钟迭勤走过来，在我身边坐了下来。“怎么样？”她问道。“我觉得味道不错。”“你要知道，这东西对身体有好处。”“我听说了。”“对头发和皮肤都好，”她说。“对肾也有好处。”
那天上午早些时候，我碰到一位农民，他说如果多吃鼠肉，我那一头棕发都有可能变成黑发。他想了一下又说，他不敢确定外国人吃鼠肉会不会有跟中国人一样的功效——也许在我身上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儿。这种可能性让他觉得十分有趣。
餐桌旁的钟迭勤紧紧盯着我。餐馆的数位员工都加入了围观的行列。“是不是真的喜欢哦？”老板问道。“是的，”我踌躇着回答道。实际上，味道不赖。鼠肉很瘦很白，不带半点腥味。也没什么余味。渐渐地，我不再吹毛求疵，转而想弄明白这肉让我想起了什么，但什么也想不起来。只有鼠肉的味道。
过了一会儿，钟迭勤起身走了，其他服务员也散去了。一个年轻人走过来，自报是这家餐馆的副经理。他问我给谁写稿件，问我来萝岗是否专为报道他们的餐馆。似乎我的回答没有一句令他满意，于是他的问话带上了警觉。我意识到，这种综合征在中国的某些地方依然十分盛行：害怕外国记者。“你来这里之前在政府登记过吗？”他问道。“没有。”“为什么？”“太麻烦了。”“你应该登记，”他说道。“这是规矩。”“我不认为政府会介意我报道一家餐馆。”“他们可以帮助你，”他说。“他们会给你提供数据，帮你安排采访。”“采访我可以自己做。如果去政府登记，恐怕我要请他们一起出来吃午饭。”我的脑海里出现了这样的场景：一群干部，穿着廉价服装的中年男子，一起对着鼠肉大快朵颐。我放下了筷子。副经理继续说着。“很多外国记者来我们中国报道人权，”他说。“是的。”
他瞪了我一眼。“你是不是来报道人权的？”“我问过你有关人权的问题吗？”“没有。”“那么，嗯，要我写人权的报道就太难了。”
他想了一下，依旧觉得不太满意。“我就想写一写萝岗的老鼠餐馆，”我说道。“这一点都不敏感。”“你应该先到政府登个记，”他又说了一遍。看得出来，如果我们继续交谈下去，他不知会把这个句子重复多少遍，先入为主的偏执决定了我们的对话中一定会出现这种情况。在中国，这是个令人悲哀的事实：即便一顿可口的老鼠佳肴也会被政治搅得乱七八糟。
我耸耸肩，收拾东西打算离开，副经理要求我在文章中不要提到他的真实姓名。我问，能否提到他的姓。“不行，”他斩钉截铁地回答。“这有什么风险吗？”我问道。“萝岗的每个人都是同一个姓。”
但偏执早已深入骨髓，他还是拒绝了。我向他道了谢，并答应不在文章中提到他的姓。我没有做到。
隔壁新八景野味美食城的钟姓人家显然对于媒体更有经验。他们问我是否带了电视摄像团队。“没有，”我回答道。“我跟电视没有任何关系。”
老板钟庆江明显有些失望。她告诉我，上个月来了一家香港电视台。她把我领到一张餐桌旁，大堂经理挨着我坐了下来。她问道：“刚才那家餐馆怎么样？”“还行，”我回答道。“你吃了些什么东西？”“黑豆炖鼠肉。”“你会更喜欢我们的菜品，”她说道。“我们的厨师比他们好，服务也比他们好，服务员比他们更懂礼节。”
我打算点一份椒盐山鼠。这一次，服务员一问到老鼠的大小，我立马做出了回应。“大的，”我对自己的大胆颇为满意。“你去选一下。”“什么？”“挑一只你自己喜欢的老鼠。”
在中国，鱼和其他海味一般会事先用活物展示，以获得顾客认可，表示新鲜。我没想到老鼠也是这样，但既然都被邀请了，再推辞也没有用。我跟着厨工来到餐馆后面的棚架区，只见若干笼子叠在一起。每个笼子里都装了三十多只老鼠。棚架的味道一点都不好闻。厨工指了指其中一只老鼠。“这只怎么样？”他问道。“嗯，还行。”
他戴上皮手套，打开笼子，抓住了挑中的老鼠。差不多有一只垒球那么大。老鼠很平静，蜷在厨工的手里，厨工抓住了它的尾巴。“这只行吗？”厨工问道。“行。”“确定吗？”
亮晶晶的老鼠眼直视着我。我巴不得赶快离开棚架区。“行，”我回答道。“没问题。”
还没等我走，厨工立马行动起来。他仍旧抓着老鼠尾巴，手腕轻轻一抖，只见手臂快速地挥动了一下。老鼠在空中划了一道弧线。头在水泥地上发出了一声闷响。没多少血。厨工笑了笑。“咦，”我叫了一声。“你进去坐着等一下，”厨工说。“我们很快就给你做好。”
不到十五分钟，菜就端到了我的餐桌上。这一次的老鼠肉配上了胡萝卜和韭菜。厨师走出厨房，跟老板、大堂经理和老板的一个表亲加入了围观的行列。我咬了一口。“怎么样？”厨师问道。“行。”“是不是有点硬？”“不，”我回答道。“很好。”
实际上，我在尽力地不吃出任何味道。刚才的棚架区让我胃口全无，这一刻我大口地吞咽着，每咬一口，都要伴一口啤酒。我全力表演着，尽可能起劲地撕扯那一堆骨头。我吃完了，仰起头，挤出一丝笑容。厨师和其他人都点头表示赞许。
老板的表亲说道：“下次你再尝尝龙虎汤，里面有老虎、龙和凤凰。”“你是说有‘老虎、龙和凤凰’？”我谨慎地问道。我可不想再去棚架区。“并不是真有老虎、龙和凤凰，”他回答道。“是用其他动物来代表的——猫代表老虎、蛇代表龙，凤凰就是鸡。把它们一起煮，对身体有各种各样的好处。”他笑了笑接着说道：“味道也不错。”胡同情缘
过去五年间，我一直住在北京城中心区域紫禁城以北一英里的地方，所栖身的公寓楼位于一条小巷的尽头。那条巷子没有正式的名称，起于西边，经过三个九十度的转弯，止于南边。从地图上看，巷子的形状非常明显：有点像一个大大的问号，或是半个佛家万字号。这条小巷还因其处于幸存的北京老城区而声名鹊起。跟全中国所有的城市一样，首都的变化非常迅速——本地最大的地图出版社每三个月就要更新一次图表，以与发展速度保持同步。不过，我所居住的区域已经维持了数百年的原貌。北京最早的详图完成于1750年时的乾隆年间，在这份地图上，这条巷子的形状跟今天一模一样。北京的考古学家徐苹芳告诉我，我所走过的那条巷子完全可以追溯至14世纪，当时的元朝第一次为北京的众多区域确定了布局。元朝还给世人留下了“胡同”一词，蒙古人所采用的这个词相当于汉语的“巷子”。当地人把我所走过的巷子叫做“小菊儿”，因为它连接着更宽大的菊儿胡同。
我住的是现代化的三层楼房，但周围的房屋全是一层的砖木青瓦结构，这在胡同区十分典型。建筑物矗立在灰墙砖后，前来北京老城参观的游客时常对这种层次分明印象深刻：一垛接一垛的墙壁，一块垒一块的灰色方砖。然而，胡同住宅区最显著的特征实际上是它的连接与运动。几十家人共用一个出入口，尽管老宅区安有自来水，但很少有私人卫生间，因此公共厕所在当地人的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胡同区，很多东西都是公用的，就连巷子也是如此。即便在冬天，居民们也会找几个邻居在路边扎堆围坐。街头小贩定期路过，因为胡同太小，开不了大超市。
汽车很少。像我所居住的小巷大多狭窄，走不了汽车，人们日常所听到的跟这个七百万大城市里其他人所听到的声音完全不同。一般而言，天一亮我就会醒来，坐在桌子跟前就能听到居民们拎着夜壶一边闲聊一边去紧挨着我楼房的公用卫生间。一大早，小贩们就出动了。他们蹬着三轮车穿行于巷子之间，售卖物品的商标就是各自的吆喝声。卖啤酒的女人嗓门最大，一遍又一遍地高喊着：“卖——啤——酒——！”早上八点就能听到“卖——啤——酒——！”这样的吆喝声的确很分散注意力——但我已经在多年的时光中学会了欣赏这种叫卖声中蕴含的乐感。卖大米的贩子居于高音区，醋贩子则把持着低声部。磨刀匠提供的是打击乐——几块金属片子碰撞出有规律的叮当声。各种声音叫人气闲神定，我即便足不出户也能略知一二，即便偶有失衡之处，生活仍将一如既往。我可以买到一些调和油、酱油、时令蔬菜和水果。到了冬天，我会买回一串大蒜。卖卫生纸的小贩每天都会穿巷而过。煤炭永远不缺。偶尔还能吃到蜜渍的山楂果。
我甚至能从自由经营的废品回收者身上挣点钱用。每天，隔半小时就有废品回收者骑着三轮板车穿巷而过。他们收购纸板、纸张、聚苯乙烯泡沫、破旧的家电。他们论公斤回收旧书本，按平方英寸回收旧电视。旧家电既能维修也可以大卸八块，纸张和塑料则销往回收中心，以获取些微的利润：这就是垃圾盈利。不久前，我把一些无用的私人物品堆在了楼房的出入口，然后邀请每一位废品回收者进屋，查看每样东西都值什么价。一堆旧杂志卖了六十二美分，一根烧焦的计算机电源线卖了五美分。两个用坏的灯泡价值七美分。一双穿旧的鞋子十二美分。两只坏掉的掌上电脑三十七美分。我把一直在写的一本书的手稿（布满圈划痕迹）递给其中一个人，他取出一把秤，称了称那堆纸，给了我十五美分。
4月末的一天，我正坐在桌子跟前，突然听到有人高声叫喊：“长——头——发——！长——头——发——！”那是一段全新的音乐，于是我来到巷子里，有一个人已经停妥了推车。他来自河南省，在一家生产假发和接发产品的工厂做工。我向他了解业务状况，他把手伸进一只蛇皮袋子，取出了一大把黑色发辫。他说他刚在另一位胡同居民手里花了十美元买到手。他之所以来北京是因为天气正在转暖——到了理发的季节——他还希望收齐一百磅优质头发再回河南。他说，这些发制品大都会销往美国或日本。
我们正在交谈，旁边一栋房子里匆匆走出一个女人，手里拿着的紫色手绢裹着一件物品。她小心翼翼地铺展开：两大绺头发。“是我女儿的，”她说道，还说那是她上一次理发留下来的。
每根辫子都有二十厘米长。男人提起了一根，发辫像鱼线上的鱼一样晃荡起来。他眯缝着眼打量了一下说道：“太短了。”“啥意思？”“我用不上，”他回答道。“要再长一点。”
女人试着讨价，但优势不在她这一边；末了，她只得拿着发辫回了屋。男人离开了胡同，叫声回荡着：“长——头——发——！长——头——发——！”
我搬到小菊儿没多久，北京就步入了申办2008年奥运会的战役之中，奥运的光辉印迹也触动了这条胡同。为了提升每一位北京市民的运动天赋和身体素质，政府修建了数百个户外健身站。喷漆的合金设施用意良好，但显得十分古怪，设计者仿佛在某个体操馆匆匆瞥过，然后便凭着记忆投入了工作。在各大健身站，人们用双手旋转巨大的轮盘，推动着没有任何阻力的大杠杆，像公园里的孩子一样在大摆上甩动。就大北京地区而言，这样的健身站无处不在，连长城边上的小村寨也概莫能外。这样的体育设施给这些地方的农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他们在捡拾了十二个小时的板栗之后，还可以来此一遍遍地转动大轮盘以增强体质。
不过，对这样的健身站最为看重的还是胡同的住户们。老城区的各个地方都安装着这样的体育器材，它们被硬生生地塞进了每一条狭窄的胡同。清晨和傍晚，这些器材都没得空——上了年纪的人们聚在一起，一边闲聊一边轮流踏上大摆。温暖的傍晚，男人们坐在器材上，悠闲地抽着香烟。这些健身站非常适合胡同里的终极体育运动：跟着邻居满大街遛弯。
2000年年底，作为全市改善卫生设施以支持奥运的一项行动，政府对菊儿胡同口的公共厕所进行了修缮。改变太戏剧化了，仿佛是一道光从奥林匹斯山直接照耀到这条窄小的巷子，随后留下了一座宏伟的建筑。厕所通了自来水，安上了红外自动冲水马桶，还标上了中文、英文和盲文。只有灰瓦屋顶还能让人回想起传统的胡同建筑。不锈钢上印着几条细则：“第三条：每一位使用者免费使用一张普通卫生纸（长八十厘米，宽十厘米）。”还有一个狭小的房间里住了一对夫妻，算是全职的服务员。政府意识到好面子的北京市民不愿意在公共厕所做工，专门从内地引入了几十对夫妻，他们大多来自贫困的安徽省。其逻辑合情合理：丈夫打理男厕，妻子打理女厕。
菊儿胡同的这对夫妻带来了年幼的儿子，他在公共厕所的边上迈出了人生的第一步。这样的场景在首都比比皆是，这些小孩也许会在某一天成为北京版的《午夜的孩子》：奥运会结束十年后，在公共厕所边上蹒跚学步的新一代人不久将进入为祖国的卫生事业增光添彩的年纪。与此同时，菊儿胡同的居民们依然充分地利用着新建厕所前妥善维持的公共空间。老杨是一位修自行车的师傅，把那儿当成了维修工具和备车的仓库，秋天，白菜贩子就睡在作为厕所边界的草坪上。隔壁经营烟摊的王肇新，把撕得稀烂的长沙发摆在厕所的出入口。有人贡献了一副棋盘。还有折叠椅，跟着出现的是一只装着啤酒杯的木柜子。
没过多久，那儿的家具很多，每天晚上的人也很多，于是王肇新宣布“WC俱乐部”正式开张。会员资格全面开放，尽管曾发生过几次谁当政治局主席或是委员的争执。我这个外国人的水平是加入少先队。周末的夜晚，俱乐部时常在厕所前面举行烧烤晚会。王肇新提供香烟、啤酒和米酒，还跟一位替新华社开车的曹姓驾驶员讨论起近几天报纸刊载的内容。炭火烧烤由一位姓楚的残疾人摆弄。因为身体不便，楚先生有资格驾驶小型电动推车，这便于他载着烤羊肉串穿行于胡同之间。2002年夏天，中国男子足球队历史性地第一次打入了世界杯的第一轮，WC俱乐部找来一台电视机，插上厕所里的插座，把整个锦标赛期间一球未进的国家队无情地奚落了一番。
王肇新谦逊地拒绝了主席这个头衔，尽管他是明摆着的首选，因为没有人像他这样见证了这一片住宅区如此众多的变化。王肇新的父母于1951年，也就是共产党执政两年后搬入菊儿胡同。那时候，北京早至15世纪初的城市布局依旧完好无损，在世界各国的首都中是独一无二的：这是一座丝毫没有受到战争或现代化影响的古城。
北京曾有一千多座庙宇，但几乎全让共产党取缔或转作他用了。菊儿胡同的和尚被赶出了名为圆通寺的喇嘛庙，随后数十个家庭搬了进来，其中就有王肇新的父母。与此同时，其他无产阶级分子受到鼓舞，占领了富人们的宅院。之前，胡同里的私人住宅一般围着宽大的露天庭院而建，但在1950、1960年代加入了拥挤不堪的临时性建筑。以前的宅院由一个家族居住，现在则可能住了二三十家人，城市人口随新来者的增加而不断膨胀。在接下来的二十年里，政府推倒了北京的绝大多数牌楼和雄伟的城墙，有些地段的城墙高达十二米。1966年，王肇新还是个六岁的小学生，也跟着参加儿童志愿队，前去帮忙捣毁距离菊儿胡同不远处的一段明代城墙。1969年“文化大革命”期间，附近的安定门被拆毁，腾出地方以修建地铁站。至毛泽东去世的1976年，老北京已经被拆除了近五分之一。
1987年，王肇新的弟弟在北京市面条厂找到了第一份工作。刚工作没几个月，这位十八岁的小伙子让面粉搅拌机夺去了右臂。不久前，王肇新正打算从事零售业，以期在新兴的市场经济中大干一场。可这样一来，他选择经营产品时不得不考虑弟弟的残疾问题。在他看来，水果和蔬菜太重，经营服装则需要双手丈量和折叠。卖香烟轻便，王肇新两兄弟于是选择了这个行当。
1990年代及21世纪初，也就是王肇新两兄弟沿着菊儿胡同兜售香烟期间，开发商已经转卖了老北京城的大多数地方。保留下来的地块不多，其部分原因是地方政府能从开发中获利。某条胡同只要气数将尽，两旁的楼房就会被画上圆圈，再涂上大大的汉字，活像是无政府主义者的信手涂鸦：
拆：“推倒、拆卸。”随着开发商在全市大行其道，这个汉字成了一道护身符——北京的艺术家们反复揣摩这个字的形状，居民们拿“拆”字大开玩笑。WC俱乐部的王肇新经常说：“我住在‘拆’那儿。”“拆那儿”的读音跟“中国”的英文单词China的读音非常相近，只不过所表达的意思相去甚远。
跟我认识的很多北京人一样，王肇新务实、幽默、讲求理智。他的豪爽尽人皆知——当地人都叫他王老善。他为WC俱乐部烧烤晚会贡献的物品往往多于其他人，又总是待到最后一个离开。他常说，政府还会拆掉我们周围更多的房子，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不过他从不操心将来。在“拆那儿”住了四十多年，他早已明白，凡事没有永远。
WC俱乐部靠近胡同的尽头，再过去就是交道口南大街。这一条林荫道十分繁忙，小轿车和公交车川流不息；离得最近的十字路口新建了一大片住宅区、两家超市和一家麦当劳。交道口相当于一条分界线：一脚跨上大街，你就进入了现代都市。
每一天，住在胡同里的劳动者都要跨过这条分界线。他们要经过老杨的自行车修理摊，这个与奥林匹克卫生间毗邻的修理摊上总会摆放着打气筒和工具箱。在胡同居民区，没有什么关系网能够超越自行车和厕所的紧密结合，因此老杨认识每一个人。他偶尔会给我捎一些同一社区其他人的口信；他曾经转给我一张名片，原来是另一个外国人正在想方设法找我。还有一次，他告诉我说，当地一位媒婆给我物色了一个对象。“大学学历，一米六三，”他简短地说道。情况他也就知道这么多。就中国的女性而言，一米六是个神奇的数字——招工简章和相亲广告上经常能看见这个数字。我告诉老杨，很感谢给我这份优待，但我并不想跟任何人见面。“为什么不呢？反正你没结婚。”“我不着急。我们国家的人结婚都很晚。”
我就要离开的时候，他又告诉我，他已经把我的电话号码交给了媒婆。“你怎么可以这样？”我问道。“你应该告诉她，我现在没有兴趣。”
老杨六十多了，个子很高，面庞刚毅，留着光头。眼见我要回绝这份提议，他脸上的表情变得比任何时候都要严肃。他告诉我，来不及了,一切都安排好了。他还告诉我，如果我不去，他会很难做。那一个星期，媒婆给我打了四个电话。她自称是“彭老师”，并把日期定在了星期六的下午。我们在胡同区的对面，也就是在交道口麦当劳那里见了面。约会对象会在几分钟后到达，不过彭老师先要确认几件事情。“这是地下约会哦，”我们在餐厅的楼上找到座位之后，她如此说道。“为什么？”“就是非正式的。我们不能为外国人服务。”“为什么不能？”“政府不允许，”她说。“他们担心老外欺骗中国妇女。”
顿了一下，以此为起点，我们的交谈本可以朝着诸多大家感兴趣的方向推进下去。但彭老师似乎早已习惯打破这种尴尬的沉默。“当然，我并不担心你，”她笑了笑，很快又说道。“老杨说了，你是个好人。”
彭老师四十好几，眼睛四周的皮肤因为笑得过多而皱在一起，这样的特征在中国倒是难得一见。她并不是真正的老师，那只不过是人们对于媒婆的一种称谓。职业媒婆在中国的乡村地区和小城市仍有用武之地，在北京这样的地方已经不那么重要。不过，我还是偶尔看到他们打出的广告，在老式的居民区更是如此。彭老师在菊儿胡同有一间经过政府核准的办公室。
在麦当劳坐定之后，我问彭老师收了多少钱，她说跟人见面一般收费两百元。“不过，跟外国人见面要多收一些，”她说。“五百、一千、两千都有。”
我尽可能小心地问她，假如今天的事情有了眉目，那位客户应该付多少钱。“一千。”这相当于一百二十多美元。即便还有其他外国人是这个价格的两倍，但能高于基准价的两倍也足以让人欣慰了。“今天见一次面她就要交这个钱吗？”我问道。“不，除非你们两个相处下去。”“以结婚为标准？”“不，以多约会为标准。”“多少次？”“那要看情况。”
她不给我个准数，我便不停地问她问题，试图弄清这个行当的一些套路。末了，她倾过头来问我：“你是想赶快结婚呢，还是想找个女人打发打发时间？”
见鬼了，这就是一个三十多岁的单身男人第一次约会时遇到的问题。我该怎么回答？我当初只是不想让自行车修理工没面子。“我真不知道，”我结结巴巴地说道。“但我想确认一点，她不需要为今天跟我见面交纳任何费用。”
彭老师又笑了笑。“这一点你用不着担心，”她说道。
刚搬到这个小区来住的时候，我把麦当劳看作是碍眼和威胁：它代表着飞速发展的经济，而后者已经毁掉了老北京的绝大部分。不过，随着我在胡同里居住时间的增加，我对这一家特许经营店产生了全新的看法。首先，完全不必通过吃快餐的方式去麦当劳享受它能提供的所有条件。在交道口餐厅，人们占着桌子却什么东西也不点，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很多人总是在看书；下午，可以看见一大帮孩子在里边做作业。我曾经看见附近商铺的经理们静静地坐在那里，各自摆弄着账本。并且总是、总是、总是有人在睡觉。麦当劳是胡同生活方式的反面，既有好又有坏：冬暖夏凉，还有单独的卫生间。
而且匿名。中餐馆里的服务员四处逡巡，快餐连锁的员工与之不同，对顾客不闻不问。有好几次，异议分子都约我在麦当劳或肯德基跟他们见面，因为这些地方比较安全。彭老师一说我们的约会属于“地下约会”时，我立刻就明白了她选择这里的原因。
很显然，其他人的看法与之相同。有一对坐在靠窗的位置，挨得很近，正在悄悄耳语。另一张餐桌旁，两个穿着不俗的女子像是在等着约会。越过彭老师的左肩，我瞥见一对夫妻，仿佛正在闹什么矛盾。女的大约二十五岁，男的偏大，有四十多。他们的脸上显出不自然的红色，中国人只有在喝了不少酒之后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他们静静地坐着，打量着对方。边上的麦当劳游乐区已经废弃不用。彭老师的传呼机响了。“是她，”她边说边向我借了手机。“我在麦当劳，”她对着手机说道。“人家意大利人已经到了，你快点。”
彭老师挂了电话后，我刚想说点什么，可她马上又快言快语起来。“她在中学教音乐，”她说道。“她这个人很好——要不我也不会把她介绍给你。好。你看。她二十四。人长得漂亮，身高一米六四。受过教育。不过，她有点瘦。我觉得这个不是问题——她肯定没有你们意大利女人那么性感。”
我需要弄明白的东西太多了——首先，我的约会对象似乎还在长高——不过，还没来得及开口，彭老师的连珠炮又开火了：“好的。你看。你的工作好，又会讲中文。还有，你以前当过老师，那你们算是有共同语言吧。”
她终于停下来喘了口气。我说：“我不是意大利人。”“啊？”“我是美国人。不是意大利人。”“怎么老杨跟我说你是意大利人？”“我也搞不懂，”我说道。“我的祖母是意大利人。但我觉得老杨并不知道这一点。”
彭老师这下完全给弄糊涂了。“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我开了口，可随即又觉得就那样算了吧。
她恢复了镇定。“好，”她笑着说道。“美国是个好国家。不错，你是美国人。”
那个女人到的时候戴着耳机。她新潮的夹克上装饰着日文，穿了条紧身牛仔裤。她的头发染成了深褐色。彭老师替我们做了介绍，不失时机地再度眯了眯眼之后就知趣地离开了。那个女人慢慢地依次取下了两只耳机。她看起来很年轻。CD播放机就摆放在我和她之间。
我问：“你听的是什么呢？”“王菲”——一个很受欢迎的歌手和女演员。“好听吗？”“还行。”
我问她要不要吃点什么，她摇了摇头。我对此肃然起敬——怎么能让吃饭搅和了在麦当劳餐厅进行的这次约会呢？她告诉我，她跟父母一起住在钟楼附近的一条胡同里；她教书的学校就在附近。她说话的时候，我又瞥见了她身后那对喝醉了的夫妻。此刻，他们互不理睬，女人怒气冲冲地打开了一张报纸。
音乐教师问道：“你就住在这附近吗？”“我住在菊儿胡同。”“我不知道那个地方还有外国人居住，”她问道。“租金是多少？”
这是在中国，我告诉了她。“不少，”她说道。“怎么要那么多租金？”“不知道。我猜他们对外国人收的多吧。”“你当过老师，是吧？”
我告诉她，我曾经在四川省的一座小城市教过英语。“那一定很没劲吧，”她说道。“你现在在哪儿上班？”
我说我是个作家，就在家里上班。“那更没劲了，”她说道。“我要是在家里上班，不疯掉才怪。”
醉酒夫妻开始大声吵了起来。突然，女的站起身，挥舞着报纸，打在男人的头上。接着，她转过身来，急匆匆地走过了游乐区。男的抱着手臂，一言不发，把头支在桌子上，睡着了。
音乐老师抬起头来看着我，问道：“你经常回你们意大利吗？”
接下来的那一个星期，媒婆打来电话，问有没有机会见第二次面，但并不催促。她的精明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以为还有比在麦当劳约会更好的方式可以利用我的笨拙。我后来在胡同里遇到她，她问我有没有投资卡拉OK歌厅的想法。从那之后，我一直避免经过她的办公室附近。
我问过老杨国籍的事情，他耸耸肩，说我曾经提过自己的外祖母是意大利后裔。我对这样的谈话毫无记忆，不过总算学到了一条十分宝贵的胡同教训：永远不要低估自行车修理工能知道多少事情。
王老善对于“拆那儿”的说法是对的。数年来，他早就料到会被拆迁，所以，当政府在2005年9月终于宣布他家的楼房即将寿终正寝时，他毫无反抗地搬走了。他早就卖掉了烟摊，因为利润下滑得十分厉害。这样一来，没有人再会质疑谁才是真正的主席，因为在他搬离胡同之后，WC俱乐部也就解散了。
到此，老北京被推倒了四分之三。剩下的主要是公园和紫禁城。数年间，一直有大大小小的抗议和针对腐败的诉讼，但这样的争议一般都比较局部：人们抱怨政府的腐败行为导致他们的补偿款大为减少，大家也不想被安置到过于偏远的郊区。但很少听到北京人对于这个城市的总体有什么担忧。几乎没有人说到建筑保护的问题，也许是因为中国不像西方社会，把建筑和历史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数百年来，中国人在建造中不大使用石头，而是定期更换易腐的建筑材料。
胡同的要义在于精神而非结构：砖块、木头和瓦片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人们和周围环境的往来互动。这样的环境一直处于变化之中，所以产生了王老善这样讲求实际、足智多谋，而又灵活多变的居民。没有理由让这样的居民首当其冲，经受现代化的侵扰——如果真有所谓的现代化，也应该是把胡同精神发扬光大，因为这里的居民不是很快就把麦当劳和奥林匹克卫生间创造性地融入到自己的生活程式之中了吗？然而，当这样的侵扰变成全面的破坏之后，正是他们的灵活多变把自己弄得非常被动。这便是老北京的反讽之处：胡同人家最有吸引力的一面为它自己铺就了毁灭之路。
2005年，北京市政府终于启动了一项全新的计划，以保护仅存的散居于中心城区北边和西边的老旧居民区，菊儿胡同就包括在内。这些地区的胡同不得放到市场上任由开发商建设，而这正是过去以来一直的做法。计划写得很清楚，要优先“保护旧城的生活方式”，于是政府组建了一个十人顾问小组，对大型的建设项目进行评估。小组的成员有建筑学家、考古学家和城市规划专家，其中有人对于破坏行为提出了公开的批评。一位成员告诉我，做得太晚了，不过的确应该有新的规划，至少要对很多幸存下来的胡同的基本格局进行保护。不过，在这种格局之下，贵族化在所难免——胡同已经如此稀有，早就在新经济体系中变得尊贵非凡。
我所居住的社区变化得很快。与菊儿胡同交叉的南锣鼓巷是一条很安静的街道，2004年时先后开设了酒吧、咖啡厅和精品店。当地的住户很乐意自家的房屋租个好价钱，商业模式也依循传统的建筑格局，但又把一种全新的人情世故带到了老城区。现在，我无须走出社区便能通过WiFi上网、购买民间手工艺品，以及各种各样想得到的混合饮料。有人开设了文身廊。街头小贩和废品回收者依然活跃，但三轮车大军也加入了他们的行列，提供所谓的“胡同旅游”。参加这种旅游的大多是中国人。
最近一个周末，王老善回来了一趟，我们顺着菊儿胡同走了一遭。他指给我看他出生的地方。“这是我们原来住的地方，”他一边说，一边指了指名叫金菊园宾馆的现代化大楼。“那里原来是一座庙。我父母搬到这里的时候，还有一个喇嘛。”
我们继续往东走，经过了一道红色的大门，大门很陈旧，悬空于胡同的墙壁上，距离街面有一米的距离。“那里原来有一道石阶，”他解释道。“我小的时候，那里是使馆。”
19世纪，这个院子属于一位满族公主；1940年代，蒋介石把这里作为他在北京的行辕；革命胜利之后，董必武接管了这里。60年代，这里被改作南斯拉夫大使馆。既然所有的一切——满人、国民党人、革命家、南斯拉夫人——都已成为过去，这个院子就被恰如其分地取名为友谊宾馆。
那就是胡同情缘——各种遗址经历了无数的轮回，大能者往往伺机而动。几个街区外，末代君王的皇后——婉容的住所早已被改成了糖尿病诊所。清朝的兵部尚书荣禄在菊儿胡同有一处漂亮的西式大宅，曾经用作阿富汗大使馆，现在则变成了童趣出版有限公司。门上张贴着一幅巨大的米老鼠画像。
王老善走过奥林匹克卫生间（“没有我在的时候那么嘈杂”），随后我们来到了一栋没有任何特征的三层楼房跟前，他自1969年以来就居住在里面。这栋楼算不上历史建筑，所以被批准拆除了。电和暖气都已经切断；我们顺着楼梯进入了一条废弃的廊道。“这是我刚结婚时住过的房间，”他站在一道门前说道。“1987年。”
他的弟弟在那一年失去了手臂。我们顺着走廊往前，来到了王肇新和他的妻子、女儿、父亲和弟弟前不久还在居住的房间。女孩画的图画还挂在墙面上：一匹马、一个祝福“圣诞快乐”的英文句子。“这里原来是电视，”他说道。“我父亲睡那儿。我弟弟也睡那儿。”
自此以后，这一家人就分居了。父亲和弟弟现在居住在城北的一条胡同；王老善和他的妻子、女儿借用了一位不在城里居住的亲戚的房子。作为被拆迁楼房的补贴，王老善在靠近鼓楼的一栋破旧楼房里分到了一个小间。他打算在春天到来时装修一下。
来到门外，我问他在胡同里生活了半个世纪，搬走的时候是不是很难。他想了一下。“你知道，我住在这里的时候发生了很多事情，”他说道。“也许伤心多过快乐。”
我们向西走出了胡同。一路上，我们经过了北京历嘉年商贸有限公司的一块广告牌。那天晚些时候，走在回家的路上，我看见了一溜三轮车：中国游客挤在一起抵御严寒，手拿相机巡游着古街。徒步长城
天气好的时候，或是厌倦了与七百万人为邻的时候，我会驾着车从北京市的中心区往北开去。开上一个半小时就到了三岔，我在这个平静的小村子租了一套农家屋。公路顺着陡峭的山坡蜿蜒而上，到村子后成了断头路，不过还有一条步道继续通往山上。步道有两处分岔，在一片长满栗树和核桃树的山坡上陡直攀爬一千多米之后，终于抵达中国的万里长城。
有一次，我背着帐篷和睡袋，以村子为起点往东整整步行了两天，结果一个人也没有看见。旅行者很少来这一地区，长城雄踞于山脊之上，显得有些孤寂落寞。长城用砖块和砂浆砌成，建有垛口、弓箭口和高达六米的瞭望塔。最高的一段在当地被称作大东塔，其所雄踞的城墙之上有一块镌刻着文字的大理石牌匾。原本有很多这样的牌匾，但在北京地区现存数量已经不足十块，这是仅存的而且还保留在城墙上的一块。牌匾上的文字说，一支由两千四百名士兵组成的小分队在公元1615年建成的这一段城墙刚好为五十八丈五寸长。一丈有一百寸，一寸约为一点五英寸，因此这一段城墙的长度相当于六百五十英尺。在这个被人遗忘的地方，官僚式的精确刻度跟这些文字本身一样，显得孤寂落寞。
11月，我带着从纽约前来拜访的两个朋友步行来到了大东塔。到了大东塔之后，我们又开始顺着南坡往下走。这一段路实在危险难行，有很多砖墙坍塌。我正在挑选下坡的路径时，断垣中的什么东西突然吸引了我的视线。很白——白得不像是砖，大得不像是砂浆。刨出来之后，我才发现上面刻着四行清晰可见的文字。
这又是一块大理石牌匾。我能认出其中的一些文字：什么什么有六尺高，什么什么又有两丈。但那些文字全是古汉语，我从来没有学过，而且牌匾的表面被划伤得非常厉害。“你猜这东西在这里埋了多久？”其中一位朋友问我。“不知道，”我回答道。“不过我觉得我们最好把它给藏起来。”
我用几块松动的砖块盖住了牌匾。我记下了周围的细节，以便能够再次找到。一个月后，我带着石彬伦（David Spindler）回来了。
石彬伦身高二米零四，跟很多又高又瘦的人一样显得十分矜持。他曾经告诉我，身高是美国人唯一可以公开评论的身体特征，不但可以调侃，而且可以开粗鲁的玩笑。那之后，我开始注意到，石彬伦每次参加社交聚会都会想方设法让自己坐下来。外国人在北京随处可见，往往刻意显出造作之势，但石彬伦的行为似乎都是为了避开人们的关注。他从不详谈自己的研究，也不自夸为专家。他总是字斟句酌。他三十九岁，蓄褐色短发，长脸，目光柔和。对那些在城市里与他偶遇的人来说，一如我多年来的感觉，常常惊诧于他登山时所表现出来的转变。
12月里一个寒冷的早晨，我和石彬伦开车来到三岔，然后步行去寻找那一块大理石牌匾。他穿着红格子羊毛猎衫，戴着白色的蒂利牌软猎帽，脚上蹬着高档的拉思珀蒂瓦牌登山靴。至于面罩，他裁下运动裤的一条裤腿，剪出一个圆形大洞，套在了头上。他穿的里昂比恩牌猎裤带有聚氨酯涂层，并找当地的一位裁缝进行了强化处理——在昂贵的裤子外面覆了一层廉价的斜纹棉布片，颇像是连接弗里波特和北京的友谊棉被。他的双手有巨大的麋鹿皮手套保护，这样的麋鹿皮手套是芝加哥的J·爱德华兹公司专为高架电杆工人设计的。石彬伦看上去就像是一个装了专用发动机的稻草人——有的手脚用来从事艰苦劳动，有的手脚用来积极投入消遣。多年以来，他断定这才是在荆棘丛生、枝干交错的长城地区的正确行头。
我们沿着城墙往东走。每走过一百码左右，都会有一座瞭望塔。这些建筑段落已经变得松脆，但看上去依然十分雄伟，穹隆形的天花板高高在上，瞭望窗被建成了弧形。间或，石彬伦指给我看一些细节：这里的门本来是闩着的，那里的砖框原来安放着刻字的牌匾。“瞭望塔和城墙属于完全不同的工程项目，”他说。“首先，瞭望塔是砖砌的，而城墙是用就近的石头所砌。后来，有人对城墙进行了改建，所以这些瞭望塔看起来才显得如此滑稽。”
他指着墙上的一处垛口，这个垛口完全被修进了瞭望塔的瞭望窗——这种事情只有在你用了两个互不相干的包工队时才会发生。大东塔附近的一段城墙已经完全坍塌。石彬伦相信，1615年所建造的段落就在这里止于一段短崖边上。根据塔边一块大理石牌匾上的数据，他又进行了一次测量。“这些家伙给下一拨承建者出了一道难题，”他看着下边的短崖说道。“他们该怎么办？从这里开始施工实在太困难了。”
这段城墙我可能已经来过五十次，但从来没有注意到施工时的这些细节。在我看来，那不过就是长城而已——早已完工，而且一直没有变化。不过，在石彬伦看来，那却是分段和分季节修建的一项工程。修建一般在春季进行，因为这个时候气候比较适宜，蒙古的袭扰者又不怎么活跃。“蒙古人世界的旺盛气力来自肥膘马，所以春季不适合袭扰。夏季太热。他们不喜欢炎热的天气，也很讨厌各种昆虫。蒙古人的弓弦用兽皮做成，会因为潮湿而松弛——这在明朝的文献中提到过。袭扰多发生在秋季。”
我们来到了我埋藏那块破损牌匾的地方。寒风中，石彬伦蹲下身子，用手指抚摸着那些刻出来的文字。他一下就认出，那是1614年完成的一块牌匾的一部分。县文物局曾在1988年对上面的刻字进行过登记，但在城墙上一直没有找到具体的位置，自此以后它便不见踪影。也许是哪一位劫掠者把它打破了。“说的是城墙，以及垛口的高度，”石彬伦向我解释道。“还提到了一些官员的名字。老天，太好了，幸好有人把它取下来了，否则就全毁了。”
他从背包里取出皮尺。对刻线之间的宽度进行测量之后，他很快就算出了原物的尺寸。他沿着城墙慢慢往回走，查找着这块牌匾原先所安放的位置。他找到一处砖块包边的方框进行了测量：正好合适。就这一小段城墙而言，他已经掌握了大致的梗概：1610年代，两场修筑运动。离开之前，我们把破碎的大理石牌匾放回了我最先发现它的地方，然后用破砖块盖了起来。
在这个过程中，一位本地农民顺着南边爬了上来。他正在捕猎：肩上挎着几圈钢丝套。就算遇见身高二米零四、戴着蒂利牌猎帽和高架电杆工人专用麋鹿皮手套的外国人让这位农民吃惊不已，他也没有表现出来。他问我们是否多带了水，于是石彬伦给了他一瓶。之后那一年，我和石彬伦穿行过好几个村子，当地人好像从来没有把我们两个分清过。石彬伦有一位在新南威尔士大学教授中国历史的朋友名叫费嘉炯（Andrew Field），他曾经对我说，个子特别高的人站在长城上很可能比待在美国感觉好。“的确，他在中国就是个怪物，”费嘉炯说。“可我们不都一样吗？”
就我们所知的长城而言，最早的已知历史文献可追溯至公元前656年的战国时期，也就是楚国用夯土修建的防御性障碍物。四个世纪之后，秦王朝征服所有对手，由此巩固了它在当今中国北方地区的统治。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称帝。取得权力之后，他下令修建了约四千八百公里的长城。“长城”的字面意思是“长长的墙壁”或“众多长长的墙壁”，因为汉语并不区分单复数。跟楚国的防御工程一样，秦朝的防御工程也用夯土构筑而成。几百年间，许多朝代都面临同样的根本问题：广袤的北方平原居住着游牧的蒙古人和突厥人，是帝国最易招致攻击的前线地区。有时候，来自游牧部落的威胁十分巨大，不同的朝代会采用不同的策略加以应对。统治期从公元618年至907年的唐朝几乎没有修筑城墙，因为唐朝的皇族具有部分的突厥血统，而且精于中亚战事和外交。即便那些修筑了城墙的朝代也未必都称之为“长城”——数千年间，用来表述这一防御工事的词汇超过十个。
明朝称之为“边墙”——边境上的城墙，他们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城墙建造者。忽必烈率领蒙古人建立的短命元朝垮台之后，明朝于1368年夺取政权。即便蒙古人在中原地区失去了统治，但他们继续在北方地区形成威胁，于是16世纪的明朝在北京地区开始用条石和砖块大肆修建防御工事。这些都是经典建筑（有的经过重建，有的经过修缮），似乎会永无止境地出现在游客的影集当中。明朝是唯一大规模使用这种耐用材料的朝代，所修筑的很多段城墙延绵数公里。不过，“边墙”是一张网络，而不是单体建筑，有些地区可以发现多达四道的防御工事。
1644年，国内的叛逆者攻入都城，明朝皇帝自杀身亡。无奈之下，东北的一位军事将领在“边墙”上为北方的另一个游牧部族满人打开了一道口子，以期待满人会帮着复兴统治者的家族。然而，满人建立了自己的王朝——清朝，并一直延续到1912年。清朝很少使用城墙——毕竟，这些人原本就来自边境外的另一边——并且从根本上放弃了这一防御系统。
不过，西方探险家和传教士于18世纪开始深入探寻中国，当他们游历明城墙遗址之后，总困惑于秦始皇修建万里长城的种种传闻。外国人以为，北京地区格子状的砖块防御工事是整个防御线的一部分，横跨中国的北方地区，没有任何中断之处。1793年，后来成立了皇家伦敦地理学会的英国人约翰·巴罗爵士在北京附近发现一段城墙，并进行了测量和推算，由此宣称整个工程所使用的石头数量足以围绕赤道修建两道尺寸稍小的城墙。（西方人几乎没去过中国的西部，那里的城墙多由夯土筑成。）当时，外国人总是称之为“中国城墙”（the Chinese wall），但到了19世纪末，随着夸张越来越厉害，其称谓终于变成了“中国长城”（the Great Wall of China）。1923年2月，《国家地理》的一篇文章如此开篇：“天文学家认为，唯一能从月球上用肉眼看得见的人造工程是中国长城。”（1923年从月球上看不见，现在从月球上仍然看不见。）
这一误解终于传回了中国。由于担心自己的国家落入外国人之手，孙中山和毛泽东这样的领导人认识到这一道连成一体的障碍物所具有的宣传价值。“长城”变成了“the Great Wall”的对应词，涵盖了北方地区所有的防御工事，而不管其地点和修建朝代。这个词所描述的实际上是一道想象中的建筑物——一道数千年之久的城墙。
现在，长城这个概念十分宽泛，已无法根据它做出正式的定义。我在北京遇到过一些学者和文物保护者，我问他们究竟应该怎么定义“长城”，得到的答案从来没有相同过。有人说，建筑物至少要有一百公里的长度才符合长城的标准；也有人说只要是边境上的防御工事都可以包含在内。有人强调一定要是汉人修建，也有人把非汉人部落修建的城墙都算了进来。没有人能给出确切的长度估量数，因为至今没有人进行过系统的测量。2006年，《中国日报》刊发多篇文章，将长城的长度表述为六千三百公里、七千三百公里和五千公里。
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大学有学者对长城进行过专门研究。在中国，历史学家惯于研究政治体制，考古学家长于开挖古墓。这两个类别长城都归不进去，即便在明长城这样定义较为严谨的主题上，也几乎找不到专门的学者。防御工事的保护非常薄弱，很多低矮地段的城墙曾经被人偷取下来用作建筑材料，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尤其如此。1980年代，正在哈佛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林蔚（Arthur Waldron）对于汉人和游牧部落之间的关系产生了兴趣。“于是，我来到图书馆，满以为会找到大量用中文或日文写成的有关长城的书籍，”他最近告诉我。“但我找不到。我觉得很奇怪。于是我着手编撰一份文献摘要，可一段时间之后，我告诉自己：‘这跟我们对它现有的印象不符合。’”
1990年，林蔚出版了《中国长城：从历史到神话》。以明代文献为依据——他没做过大的田野考察——林蔚对那一时代城墙修筑工程的几个重大方面进行了描述。他还指出了当代有关长城的几个错误概念，其中就有单体结构这个概念。这是一本突破性的著作，本应为人们进行深入研究奠定很好的基础。然而，之后并没有出现考古研究或历史研究方面的重要著作，只有一支考察队写过一本中文著作，对东端总长度为一千公里的多段明代城墙进行了描述。（还有2006年出版的一本书《长城：中国面对世界，公元前1000年至公元2000年》，作者茱莉亚·洛威尔是剑桥大学的学者，主要探寻城墙在中国人世界观方面所具有的象征意义。比如，她将古城墙和当代政府的互联网防火墙等同看待。）
在中国，最有名的专家程大林并没有学术背景，只是一位退休的摄影师。二十多年来，程大林专为新华社拍摄长城的图片。他在业余时间研究历史，并出版了八本著作，从而将摄影和研究结合在一起。“长城涉及的学科太多了——政治、军事、建筑、考古，历史，”他告诉我。“就每一个专业而言，这个东西都显得很渺小。但放在一起之后，它就是一个很大的话题。你得去很多不同的书里面一点一点地找东西；它不可能集中写在某一个地方。而且没有人给你钱！你拿什么来吃饭？一个人怎么可能用十年时间来看完这么多书？”
1994年石彬伦第一次开始徒步行走长城，他当时只是一个在北京大学攻读历史学硕士学位的美国人。他一直喜欢运动——曾经在达特茅斯参加过大学划艇队，也参加过越野滑雪队——并把徒步当成对城市生活最好的调剂。在北京大学，他用中文撰写了关于东汉大思想家董仲舒（公元前2世纪）的硕士论文。拿到学位之后，石彬伦决定继续从事学术事业。他一度做过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驻北京办事处的助理，后来又做过特纳广播公司的中国市场分析师。然而，新闻和商业这两个职业对他而言都没有做学问更吸引人。住在北京的大部分时间里，他从未中断的就是沿着长城徒步行走。
1997年，他进入了哈佛法学院。虽然回归故里——他本来就出生在马萨诸塞州的林肯镇——但他怀念北京，常常做一些令自己分心的事情。（“我劈了很多木柴。”）第一个假期，石彬伦回到中国继续徒步之旅。到此，他打定主意利用业余时间写一本有关明代长城的著作。于是他开始阅读历史书籍。毕业之后，他接受了麦肯锡公司北京办事处咨询师的工作；每个空闲的周末，他都会徒步出游，或者琢磨明代文献。在麦肯锡公司工作一年多后，他终于放弃这份工作，转而全职做起了研究。他的目标十分远大：徒步走完北京地区所有的长城段落，读到明朝时期刻在墙上的每一个文字。
石彬伦付清了法学院的学费，还剩下六万美元的积蓄。他指望靠这点钱能够完成一至两年的田野考察。他徒步走过每一段城墙，一边做笔记，一边用电子数据表记录下所有的细节。他常常会发现远处有多道城墙，于是用另外的数据库标出位置，用于下一次徒步之旅。每出行一次，“欲考察”清单似乎愈来愈长。1985年，中国的一颗卫星开展测量，测得北京地区的城墙总长度为六百二十七公里，但石彬伦发现很多段城墙并未包含在总数之中。
他成了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常客。他阅读了明朝的历史日志《明实录》，并追踪了多位明朝官员的有关记录。间或，他还会发现一些关于城墙防御的专著。有些著作只存放于某个地方，于是他会在路上花费数个星期。在广州一家冰冷的图书馆里，他查到了明朝关于某几段重点防御城墙的详细介绍；这本书撰写得如此晦涩，以至于自1707年以来从未被人直接引用过。为了阅读16世纪中叶兵部职方司郎中官员尹耕关于中国历史的一本稀有文献，他飞到了日本。在日本，石彬伦一头扎进这本书里三个月。期间，他只在餐馆吃两顿饭。晚饭是自做的面团、白菜和番茄酱，然后浇上一杯酸奶。（“比奶酪便宜。”）他在北京一栋破旧的楼房里以每月二百二十五美元的价格租了一套小公寓。他对于蒂利牌猎帽的无条件退货政策了若指掌。（“你得自付邮费。”）在靠近多段城墙的密云汽车站，中巴车驾驶员一见他就会高声喊叫：“北甸子，六块！”北甸子是一个村庄，六块则是石彬伦经过激烈砍价之后达成的价格，这已经成为了密云中巴司机的口头禅。
四年间，他间或靠从事咨询或讲解工作挣到了六千两百美元。2003年，他向国家人文基金会提出申请，因为后者经常给独立学者提供项目资助。一群匿名学者组成的小组对他的申报书进行了评估，结论简直令人难堪。其中一位学者写道：“申请人没有从事人文学术研究的任何记录。”另一位学者这样评论：“完成的可能性：不清楚。”第二年，在他一位已经担任教授的老同学的指导下，他再次提出申请。这一次的评价积极了很多，至少使用了跟中国古汉语一样几近正规的专业术语。（小组成员一：“余以为［申请之著作］具备阐释人文学之素质。”）不过，申请还是被拒绝了。
在北京，石彬伦跟一位女士约会，他们在法学院就已相识，她当时还是西门子公司的一位经理。“她非常支持，”石彬伦告诉我。“我别无所求。”不过，他继续发现更多的城墙段落，阅读到更多的明代文献。2005年，他们最终分道扬镳。“这确实是我们分手的原因之一，”他说。“她看不到尽头。”
我第一次和石彬伦一起徒步考察的时候，他的研究已经进行了九年之久，而且过去四年他完全投入到这个项目之中。不过，关于长城他一个字也没有出版过，跟学术圈也没什么正式的接触。他相当慎重，部分原因是他早已习惯独自开展工作。没有人把田野考察和文本研究进行过如此深度的结合——即便美国和欧洲的学界人士也完全做不到这一点——而他的方法也跟他徒步考察的行头一样苛刻而古怪。在他看来，既然“欲考察”的电子清单上还列着需要一百多天才能徒步走完的长城段落，此时动笔显然毫无意义。
这一串数字让他耗尽一切。在我们第一次前往大东塔的路上，他说那是当年他花在长城上的第八十天。从2005年开始，他跟长住北京的一位美籍自由新闻记者K·C·斯旺森约会。“石彬伦总能记住跟他徒步考察相关的日子，”她告诉我。“有一天他说道：‘今天是我们的周年纪念日。’他继续说道——他真不该干这一行！——他还说我们的约会始于他某次徒步考察的两天后。就像原始文化，人们用火山喷发的日子来标记事物。”
2006年，石彬伦开始从事更多的讲解工作——他的主要客户是高端的A&K旅行社——他的收入增加到了两万九千美元。他没有可以谈及的爱好，他的书架上几乎全是研究长城的书籍。他有五张CD。他相当善于交际——他在城里有很多至交，既有中国人也有外国人，经常可以看见他出席城里的各种聚会。不过，很少有人明白他的执着。“我有好多次都想问他，他究竟是怎么做到这一点的，”斯旺森说。“石彬伦是一个相当理性的人，也许以感性的方式更能说清那一切，但石彬伦不是那样的人。他是个相当理性的人，却做着根本不理性的事情。”
10月，我陪着石彬伦进行了他的第三百三十一次田野考察。我们乘坐公共汽车和租赁的小巴来到了一个名叫水头的偏远村子。2003年，石彬伦在考察这里的城墙时，曾经发现过几段高耸的山脊，并推测其中可能有更多的防御工事。进村之后，他还研究了一块明城墙牌匾，这块牌匾保存在一位村民的家里。2006年，中国政府通过了第一部保护长城的全国性法律，明代工艺品不能再进行买卖，但很多地方十分偏僻，法律的执行非常困难。
在水头村，我们一问到牌匾，一位妇女就告诉我们主人不在家。“你要买吗？”她问道。
石彬伦给了否定的回答，随后他告诉我：“他们上次也提出要卖给我。”
庄稼就要收割了，微风吹拂着地里早已干枯的玉米秆。走出村子，我们爬上了一段陡峭的城墙，数千名蒙古人曾于1555年在此发动过一次袭击。石彬伦说，汉人的防御一般靠粗陋的大炮、弓箭、大刀，甚至石块。“有很多规则，一次带多少石块，遇到袭击应该如何把石块运上瞭望塔的二楼。”他说道。随后，他指了指用石头在城墙上仔细摆出的一个并不紧密的圆圈。四百多年后，它们依旧在等待着下一次袭击的到来。
蒙古人喜欢夜袭。他们通常以小队形式策马而来。靠近敌方地盘之后，他们害怕落入埋伏，因而总会沿着山脊而行。他们不是占领者。他们深入汉人的地盘劫掠物品，然后尽快撤回。他们喜欢盗取牲畜、值钱的物品、居家用品和汉人。他们把汉人男女带回草原，并允许其组建家庭。然后，他们会把男人派回南方以收集汉人的防务情报，其老婆和孩子则作为人质。
关于蒙古人最为形象的记述来自曾在北方地区为官的汉人苏志高，他在1540年代驻扎于长城的中心地带，跟蒙古人有过近距离接触。（“［蒙古女性］喜媱，不避昏昼耳目。”）跟明代的大多数作者一样，他把他们称为“虏”——也就是蛮人。（“［虏］家家造酒，人人嗜饮；虏饮如牛，不歇气。”）他的记载属于负面的人类学作品，以期读者既知晓也讨厌这样的敌人。（“［虏中］亦有贯婴于槊以为戏者。”）
实际上，对方也是一群颇有头脑的袭扰者，所以战事往往很复杂。双方都雇用探子，并扩散假情报。蒙古人以烟雾互通信号，汉人则采用炸炮仗的方式沿城墙进行联络。在对付北方袭扰者的问题上，林蔚认为明朝采取了三种主要策略。明朝初期，汉人常采取攻势，将蒙古人的定居点尽可能推后并远离边境地区。第二种方法是用礼物、官职或贸易机会收买主要的蒙古头领。不过，有些明朝皇帝拒绝与他们所认为的野蛮人进行协商。第三种选项是修建防御性的城墙——林蔚觉得这实际上是一种无效的策略，并将其比作马其诺防线。他写道，修筑城墙成了晚明的代名词，因为这个王朝过于羸弱没有战斗力，过于自大而不肯谈外交。
石彬伦认为，晚明的应对之策并没有那么死板。他在文献中看到，汉人的策略在各地并不相同，这取决于受威胁的程度。城墙的修筑常常与防守策略和物资供应策略结合使用。无论如何，他有充分的理由相信，汉人的政策不可能完全解决他们与蒙古人的矛盾，因为后者的内部权力争斗往往助长了袭扰的发生。在蒙古人的文化里，世袭的领导权仅限于成吉思汗的直系后裔，并且只传给每一代的长子。在这一条窄窄的线条之外，有抱负的蒙古人通常会觉得在南边才最容易得到机会，以增强其身份价值。
其中一个类似的争夺者便是俺答汗，他排行老二，他的父亲排行老三。郁闷于其在家谱世袭中的角色，他于1540年代决定通过与汉人建立贸易关系的方式来提升自己的地位。然而，明朝的嘉靖皇帝一口回绝。1550年9月26日是一个中秋之夜，俺答汗率领数十万蒙古大军对北京的东北部发动了突袭。他们攻破粗陋的石头城墙，劫掠了两个星期，杀死和俘虏的汉人达数千人之多。那之后，明朝开始大规模地采用砂浆来提高防御工事的质量。
与此同时，俺答汗的长子——汉人称之为辛爱黄台吉——却采取了不同的策略。他为了巩固其联盟，迎娶了数位重要蒙古家族的女子。不久，他遭遇一连串经济困境，但都轻而易举予以化解：把女人们遣散回家。明王朝一直向这些女人的家族定期配给白银和物品，以换取北方的安宁；此时，这群前妻开始现身于汉人的城墙要塞，要求获得更多的支持。1576年，在他们的一次请求遭拒之后，一支突袭分队在防御工事的偏僻之处钻了空子。这一地区如此蛮荒，以至于明王朝觉得完全没有必要在此修筑城墙，可蒙古人偏偏从这里钻了进来，并杀死了二十一个汉人。明王朝的应对之策是掀起又一波的城墙修筑热潮，这一次使用了砖块，哪怕在非常陡峭的地势也能开展工程建筑。石彬伦把1576年这一次行动称之为“一群蒙古怨女引发的突袭事件”——遭人拒绝的女眷促成了修建北京周边令人眼花缭乱的砖块防御工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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