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主编)钱乘旦,刘成,胡传胜,陆伟芳,傅新球
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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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通史·第五卷光辉岁月——19世纪英国试读：
前言
19世纪是英国的世纪，也是自由资本主义在英国全盛发展的时期。英国在19世纪成为世界第一强国，开始引领世界潮流。经过19世纪社会各方面的变革，英国最终完成了构建现代国家的任务，从一个农业社会转型为工业社会。
19世纪英国的经济发展受经济理论的指导，当时占主导地位的经济理论是主张自由放任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在经济自由主义思想的指导下，英国工业革命在19世纪突飞猛进，随着工厂制度的建立和经济结构的变化，英国建立了强大的纺织工业、钢铁工业、煤炭工业、机器制造业和交通运输五大工业部门。自由贸易政策的确立，使英国工业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发挥竞争优势，为大宗工业品的输出和大宗原料、粮食的输入准备了前提。19世纪中叶，英国成为“世界工厂”和世界贸易的中心。伦敦是世界金融中心，它不仅是世界范围内资本流通的中心，而且是世界各地短期资本投资的主要目标，一个全球性的证券市场在伦敦形成。与此同时，英国的海外投资快速增长，起先主要流向欧洲大陆，后来逐渐转向殖民地、南美以及美国。在工业经济突飞猛进的时候，英国也步入“高效农业”的时代，圈地促进了农业生产力的发展，为高效农业提供了制度保障。1846年废除谷物法之后，英国农业加速了改良和结构调整，走上集约化道路。到维多利亚中期，英国农业进入最繁荣的时期。然而在19世纪70年代，随着英国工业垄断地位的逐步丧失，英国农业也进入困难之中，其普遍萧条状态一直持续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不过，英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贸易和金融强国，在航运、国际银行业和金融业、海外贸易服务业方面仍占优势。煤炭、钢铁、机械工业仍在发展，造船业仍居世界首位。1870-1914年的经济衰落是相对而言的，英国仍在发展，其工业产量、世界贸易量及经济发展水平，都居于世界的前列。
19世纪的变化触动着所有人的利益，各个阶层都被卷入不同性质和内容的民众运动之中。激进主义者包括议会改革者、共和主义者、社会改良主义者、乌托邦主义者和浪漫主义者，这些不同的激进团体可能独立行动，也可能采纳或支持另一个激进团体的政治纲领或社会目标，其共同点是要求对现存制度作根本改革。议会改革是19世纪英国政治变革的一条主线，其根本目标是突破寡头政治制度，向大众民主制转变，在这个过程中，英国采用了和平变革的方式，实现了国家的平稳过渡。到19世纪下半叶，自由党和保守党竞相改革，主要是想从改革中为本党争取更多选民。
在19世纪，政党的力量凸显，为了组织全国范围的选举工作，操控本党选民，党必须加强领导力度，突出党魁个人的影响，同时着力进行地方党组织的建设。工党是工人运动的产儿，出于各自的需要，工党和工会这两股新的力量联合起来，携手走上了英国的政治舞台。
司法行政改革也是大势所趋，通过持续的司法改革，英国建立起统一的现代司法体制；警察的组建降低了治安法官的作用，乡绅对农村的统治随之削弱。到19世纪末，英国确立了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基层行政组织三位一体的管理体制，现代政府管理机制建立起来，适应了现代工业社会的需要。
随着社会经济的变化，资产阶级的价值观念主宰了社会意识形态，他们的生活方式主导了英国社会。土地贵族在财产方面仍占极大的优势，但是到19世纪晚期，他们在政治、军事领域里逐渐失去优势。工业化创造了空前的财富，也创造了巨大的贫富差距和日益扩大的两极社会。城市化的生活方式渐成主流，人们的生活方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19世纪缔造了第一个城市化社会，也带来严重的城市病，城市化让人们的生活更加方便，但也恶化了环境，从拥挤到疾病到犯罪猖獗，揭示了城市化这把历史大锤的正负效应。19世纪的英国仍然是一个宗教国家，从凡夫俗子到科学家、甚至进化论的支持者都是宗教的信仰者。工业化没有削弱宗教意识，宗教的影响反而加大了；然而，怀疑论甚至无神论也在悄悄地增长。在教育方面，牛津、剑桥仍然是贵族精英教育的堡垒，但中等阶级教育也得到发展，到19世纪晚期，大众教育和职业教育也有所进展。
19世纪的英国外交有两个基本点，一是捍卫英国的国际地位，二是保障英国的经济繁荣和对外贸易。在整个19世纪，各党派的外交政策有共同的原则，即保卫英帝国，维护强大的海军力量，保持欧洲均势。拿破仑战争让英国深刻地认识到，维持均势才能捍卫英国的安全，才能实现全球自由贸易，因此战后英国政府执行和平外交路线。然而19世纪中叶炮舰政策成为英国外交的主导，它凭借海军的绝对优势控制世界海洋，强制推行“自由贸易”，迫使全世界为英国的商品打开大门。该政策的始作俑者帕默斯顿并不主张四处出击，认为在不严重涉及英国利益的情况下，英国应尽量袖手旁观；英国没有永恒的盟友，也没有永恒的敌人，英国外交必须信守英国的永恒利益。
尽管如此，英国在19世纪80年代的外交影响力已不能与其经济地位相比。此时，欧洲其他国家的工业化正迅速进展，英国的脆弱性越来越明显，它必须依靠外部的资源来支撑自己，一旦其他国家进入工业化，英国就受到威胁。于是英国不再将国家关系作为制定外交政策的主要考虑因素，而是全力保护帝国利益和海上通道的安全。孤立主义外交在英国单强独大时是一种明智的政策，一旦其他大国赶超上来，结盟外交就是英国的唯一选择。
拿破仑战争后英国成为无可匹敌的海上霸主，拥有巨大的殖民帝国，这以后它执行无形帝国政策，不以扩大版图为目标，而以贸易为第一要旨。“炮舰政策”就是以此为目标的。70年代以后，随着其他国家工业化迅速进展，英国商品面临着日益增长的竞争压力，英国于是开始改行有形帝国政策，投入争夺殖民地的激烈斗争之中。在这个争夺中，英国成为最大的赢家，但也为此付出了巨大代价，到19世纪结束时，从版图方面看，大英帝国覆盖世界，英帝国成为一个名符其实的日不落帝国。但帝国解体的过程也开始了，白人移民殖民地离心倾向日益明显，最终转变成“自治领”；非白人殖民地的自我意识也在形成，到20世纪就转变成独立的要求。英布战争暴露了英帝国的虚弱，在帝国辉煌的外表下，不祥的阴影悄然聚集。
19世纪，英国的“软实力”十分强大，科学、文化、艺术都发展到历史的最高点，各种理论和学说纷纷出现，借助它的商品和炮舰传播到世界上许多地方。英国对世界历史的突出贡献集中表现在19世纪，正是在这个时代，英国走上了光辉的顶点，无论其成功还是失误，都为世界展示了第一个现代化国家的模板。本卷主持人刘成2015年1月，于南京第一篇经济第一章 经济政策
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集中反映了同时期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意志和经济利益，并被用来为巩固和加强统治阶级的地位服务，19世纪英国经济政策的演变清楚表明了这一点，从重商主义到自由贸易，从自由放任到国家适度干预，都受到经济理论的影响和指导。
19世纪英国占主导地位的经济理论是主张自由放任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在自由放任时代以前，流行的经济学理论是重商主义，它主张国家干预，执行垄断政策。重商主义理论和政策曾帮助英国成为欧洲强国，但随着工业革命的推进，重商主义变得越来越不合时宜了，于是，突破重商主义的束缚，建立新的理论，就成为新时代的需要。
完成这一任务的是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亚当·斯密（Adam Smith），他主张政府退出经济领域，让经济完全“自由”地发展。这种经济自由主义的思想是一种工业主义的经济理论，在它的指导下，英国完成了工业革命。由于英国是第一个成功完成了工业革命的国家，因此亚当·斯密的理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后来人们都把英国的成功归因于自由主义经济理论，认为英国的模式是标准的经济发展模式。但历史证明，英国的模式不是唯一的模式，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欧洲其他国家的工业化就开始摆脱英国理论和英国模式，英国模式只是一种适合英国发展的工业革命方式，它帮助英国顺利完成了工业化。
在斯密之前，已有不少人为摆脱中世纪的道德枷锁、建立适合新的社会变化的经济道德标准作出种种努力，但都没有取得实质性的成果。亚当·斯密则以他庞大的理论体系为新生的工业资产阶级提出新的道德标准，斯密认为，人类行为是由六种基本动机推动的：自爱、同情、追求自由的欲望、正义感、劳动习惯及交换，以此出发，他认为一切人的行为动机都一样，就是每个人都按照自己的利益进行判断，因此，每个人都应该有按自己的方式去行动的自由。在这样的假设下，斯密提出了著名的“看不见的手”的论断，即每个人在追求自己的利益时，都被一只无形的手引导着，去实现并非属于他原来意图的目的。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写道：富人虽然贪得无厌，雇用了千百人来为其劳动，“但是他们还是同穷人一起分享所做的一切改良的成果，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他们对生活必需品作出几乎同土地在平均分配给全体居民的情况下所能作出的一样的分配，从而不知不觉地增进了社会利益，并为不断增多的人口提供生活资料。当神把土地分给少数地主时，他既没有忘记也没有遗弃那些在这种分配中似乎被忽略了的人。后者也享用着他们在全部土地产品中所占的份额。”依据此种理论，斯密甚至怀疑那些不是出自追求自身利益的人们的行为能否有效地促进社会利益，他说：“我从来未见过那些假借为公众谋利之名的人们作出了多大的贡献。”
1776年，亚当·斯密出版被誉为“第一部伟大的完整的政治经济学著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简称《国富论》），在这部经典著作中，斯密批判了重商主义的经济思想和政策主张，系统提出了全新的自由主义的经济主张。该书的中心思想，是把看起来杂乱无章的自由市场，看成是一个具有自行调整机制的体系，商品供求和价格都按照自由竞争的内在规律运行，若是自由竞争受到阻碍，那么自动调节就会受影响。因此他反对高关税，反对政府对商业和市场的干涉。亚当·斯密指出：“垄断乃是良好经营的大敌，只有依靠自由和普遍的竞争，才能使良好经营普遍确立起来。自由和普遍的竞争势必驱使各个人，为了自卫而采用良好的经营方法。”《国富论》把市场的完全自由抬高到不可逾越的地位，认为自由市场中的“经济人”是经济发展的发动机。
斯密认为人性是天生自私的，追逐个人利益是人的本能，在经济活动中，资本的“唯一目的”在于“牟取暴利”，当资本家使用资本时，“既不打算促进公共的利益，也不知道他自己是在什么程度上促进那种利益，由于宁愿支持国内产业而不支持国外产业，他只是盘算他自己的安全；由于他管理产业的方式目的在于使其生产物的价值能达到最大程度，他所盘算的也只是他自己的利益。”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是事后才达成一致的，利他是利己的产物。每个人都追求个人利益，整个社会的利益最终就客观地获得了增进，因此社会利益是追求个人利益的结果。在这种场合，像在其他许多场合一样，他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而“看不见的手”，实际上是指“自由放任”的市场机制，这种机制要求经济在“自然”状态下发展，生产在“自由”中竞争。这就是他所设想的理想的“自然秩序”，在其中，个人与社会完成了利益的最大统一。因此，政府应该创造一种自由、公平的竞争环境，以保障个人的经济活动，而国家对经济领域的任何干预都会对国家整体造成妨碍作用。
这就是“自由放任”理论。斯密说：“我们每天所需要的食料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家或烙面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因此，人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而延福于全社会，他是不必为追求这种利益而感到羞愧的，因此，让每一个社会成员放手去追逐自己的利益吧，在自然规律的作用下，他会对公众利益作出最大的贡献！“自由放任”理论为人们发财致富的动机提供了最好的辩词，当时，工业革命已经开始，工业资产者急于在一切领域为自己的行为寻找理论依据，斯密学说为此种需要提供了一个有力的武器，因此它一经出现，立即产生了巨大的反响。他的学说很快为工业资产者所接受，成为其正统的经济指导思想。经济自由主义表达了他们埋藏已久的强烈愿望，他们高兴地发现，在斯密那里，追求利润变成了正常的伦理，自私的动机被说成是可以造福于社会的崇高目标，千百年来基督教教义中经商可耻甚至有罪的观念被打碎了，柏拉图式的或贵族式的高雅姿态也被清除干净。那种对财富强烈追求的欲望，现在被公开释放出来，这被哈佛大学一位经济史学家叫做“解除束缚的普罗米修斯”，正是在欲望的刺激下，人们急切地扩大生产，大大推动了工业革命的进程。
斯密的研究标志着经济学“古典”时期的开始，这个时期大致是从1776年《国富论》出版，延续到1873年约翰·斯图亚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之死。尽管古典经济学家们所持的观点不尽相同，但其所持的原理即自由放任理论却成为那一时期人们坚守的信条。
19世纪初，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发展了斯密的“自由放任”思想。李嘉图是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中最重要和最突出的代表者，他把劳动价值论和地租理论发展到高峰，其代表作是《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它的中心思想是经济自由主义。李嘉图赞成斯密对国家职能的看法，反对国家干预经济，他认为：经济本身具有自行调节的功能，因此应实行自由竞争。他认为国家的干预有害无益，因为“在没有政府的干预时，农业、商业和制造业最为繁荣”。如果一切国家都取消对经济生活的干预，各国就都可以最有效地利用自己的资源，各民族的利益就可以获得最大程度的增进。他说“在商业完全自由的制度下，各国都必然把它的资本和劳动用于最有利于本国的用途上，这种个体利益的追求很好地和整体的普遍幸福结合在一起”，而且，“最能保障整体利益的莫过于把总资本作最有利的分配，也就是实行普遍的自由贸易。”他说的“整体利益”指的是全世界的共同利益，换句话说，李嘉图极力主张在全世界实行自由贸易。
为论证自由贸易的优越性，李嘉图发展了斯密的国际分工理论，提出了比较成本学说或相对优势的国际分工论。李嘉图认为，最有效和最合理的国际分工原则是，各个国家应当只生产自身的自然条件比较有利的、成本比较低的商品，并用这种商品去与其他国家交换自己所需要的其他商品。这种国家利益的追求很好地与全世界的普遍幸福结合在一起，由于生产总额增加，各方都得到好处，并且因为以利害关系和互相交往的共同纽带连接在一起，因此文明世界中的各个民族就结合成一个统一体。在李嘉图看来，即使效率最低、成本最高的国家也有自己的比较优势，因而也能从贸易中获得利益。李嘉图的相对优势学说反映了当时英国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也反映了机器大工业的需求，它既为当时英国扩大国际市场的要求服务，也为其他国家提出了一种贸易方面的理论依据。比起亚当·斯密，李嘉图更彻底地否定政府的作用，成为经济自由主义的彻底鼓吹者。
如果经济自由主义是古典经济学的第一块基石，那么人口原理便是古典经济学的另一块基石。1798年，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Thomas Robert Malthus）出版了《人口原理》，反对戈德温（William Godwin）和孔多塞（Marquis de Condorcet）的极端乐观主义。这两位哲学家在法国大革命的鼓舞下觉得社会邪恶即将被消除，因而描述了一个没有战争、痛苦和悲伤的世界。马尔萨斯认为戈德温——孔多塞幻想简单到令人生笑，他认为“人口的增殖力无限大于土地为人类生产生活资料的能力。人口若不受到抑制，便会以几何比率增加，而生活资料却仅仅以算术比例增加”。“人口增殖力和土地生产力天然地不相等，而伟大的自然法则却必须不断使它们的作用保持相等，这便是阻碍社会自我完善的不可克服的巨大困难。”因此应该控制人口，节制生育，才能保证人类的整体生存。这个思想本来是十分有见地的，提出了人类生存中一个重要的问题，但马尔萨斯赋予它极强的阶级色彩，他认为对富人来说，不存在生活资料紧缺的问题，因此富人不必节制生育，而对生活资料造成巨大压力的是穷人，穷人既懒惰又贪欲，以惊人的繁衍速度造成他们自己的贫困，因此，穷人不仅应该不生育，而且应该不结婚，只有这样才能把穷人从地球上消灭掉。“应该形成一种风气，把没有自立能力而陷于贫困看作是一种耻辱，尽管这对个人来说似乎很残酷。对于促进全人类的幸福来说，这种刺激似乎是绝对必需的……如果某些人根本没有可能自立，根本不可能养家糊口，只因可以指望得到教区的施舍，便结婚成家，那这些人就是受了不正当的诱惑，不仅会给自己和家人带来不幸，生活不能自立，而且还会不知不觉地损害同阶级的所有其他成员。一个不能养家糊口而结婚的劳教者，在某些方面可说是他所有劳动伙伴的敌人。”因此，马尔萨斯认为现存济贫法的弊害特别大。建议“完全废除所有现行的教区法，从而使英国农民享有行动自由”，“尽力削弱和废除所有那些与同业公会、学徒有关的制度”，“为极端贫困的人设立济贫院”。有产阶级对马尔萨斯理论十分欣赏，1834年，英国议会制定济贫法修正案，其思想基础就是马尔萨斯人口理论。关于他在自由主义传统中的地位，不仅仅拿骚·西尼尔（Nassau Senior）欢呼他为“与亚当·斯密并列的人类的恩人”，在20世纪里，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盛赞他为“英国人文科学传统”中产生深远影响的卓越自由主义者之一。
从18世纪末开始，工业主义与自由主义经济思想渐被英国统治集团所接受，小皮特（William Pitt the Younger）就自称是亚当·斯密的学生，并在他的某些经济政策中予以体现。不过在19世纪初，放任主义——特别是自由贸易尚不被多数人所接受，需要经过抗争才能实现。1840年代，曼彻斯特学派（Manchester School）领导下的“反谷物法同盟”（The Anti-Corn Law League）通过发动议会外的群众运动，将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等古典经济学家提倡的经济自由主义从理论推向实践，迫使英国政府废除了谷物法，并最终承诺实行自由贸易的经济政策，从而使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变成了国家的正统学说。在维多利亚时代，英国正式走上自由资本主义发展道路，顺利完成了工业化。
但这个趋势并没有能维持很长时间，到19世纪下半叶，自由资本主义走向终结。霍布豪斯（Leonard Trelawny Hobhouse）在《自由主义》一书中这样说："19世纪可被称为自由主义时代，但是到了这个世纪的末叶，这项伟大运动却大大地衰落了。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那些代表自由主义思想的人都遭到了毁灭性的失败。……它正在对自己失去信心。它的使命似乎已经完成。”自由放任信条逐渐被抛弃了，并且这个过程在很大程度上是无意识的，并不是因为出现了具有挑战性的新的经济学说，而是因为经济生活本身的发展，使人们认识到自由放任有很大的问题。1873年伯明翰市长约瑟夫·张伯伦（Joseph Chamberlain）策划领导市政改革，由市政府出面拆除贫民窟、改善居住条件、救助贫苦居民、兴办公共学校等，对社会造成了巨大的冲击。随着时间的推移，连最坚定的自由主义者也不得不接受政府在经济社会方面的多重功能，比如对工业领域的控制，在教育问题上、住宅问题上、老弱病残照顾、保证正常就业等方面发挥实质性作用。现实教育了人们，使人们意识到自由放任政策的实际局限性，加上19世纪英国文官制度的改革产生了高效且控制力强的政府，大众对之充满信心。这些都促使人们重新思考自由主义经济理论，连坚持自由主义传统的格拉斯顿（William Ewart Gladstone）自由党人都在很大程度上认识到：“自由贸易虽然为繁荣奠定了基础，但是并没有使大厦落成。”
同时，英国的经济地位已经下降了，德国等新兴国家依靠国家力量迅速发展经济的客观事实，也使自由放任理论的至尊地位受到动摇，1880年代，一种新的诠释体系——“新自由主义”思潮开始在英国出现，其特点是接过自由主义旗帜，在引用进化论和伦理学观点时论证集体主义原则，对国家的职能做了新的阐释。
古典自由主义的国家观是消极的，根据这种观点，国家被看作是被动的东西，它的职能就是“警察”或“守夜人”，除了维护社会秩序和保护国家安全外，国家不要管得太多。他们反对国家干预社会生活，尤其反对干预经济生活。但这种自由放任的国家观在实践中把自由变成了少数人的特权，垄断成了社会的主宰，面对严重的经济和政治危机，贫富不均、环境污染等工业化负面问题的加重，古典自由主义受到置疑，许多有责任感的学者对经济学界长期流行的自由放任主义和功利主义加以批判，创造了新自由主义学说。新自由主义主张扩大国家干预，抑制贫富差距，通过改良摆脱社会危机，缓和阶级矛盾，建设“积极性”国家，挽救资本主义制度。这是一种积极的自由主义，它成为一种新的国家理论。
约翰·斯图亚特·密尔最先对“自由放任”的经济原则提出质疑，启动了从古典自由主义向新自由主义的转变。1848年密尔出版《政治经济学原理》，这本书很快就成为《国富论》出版后读者最多的经济学著作；1859年他又出版《论自由》，由此获得了英国最重要的自由主义哲学家的声誉。在这些书中，密尔指责功利主义将最大数人的利益等同于中等阶级的利益，而其实这个“最大多数”应该包括英国的每一个男性和女性；他还倡导包括女性在内的普选权，主张用国家的干预，来提高每一个人的利益。密尔认为，所有公民都享有三大自由：思想和感情的自由、追求个人志趣的自由、人与人交往和联合的自由。政府负有保障这些自由的责任，一个社会如果不能实现这些自由，它就不是一个自由的社会。
在《政治经济学原理》这本书中，密尔还提出这样的观点：他说个人主义、自我尊重、自力更生以及自愿组织的合作协会，这些就是维多利亚中期自由主义的基本价值，因此在经济问题上，无论是消费方还是生产方，每个人都应该自由进行选择。他认为政府职能增加就意味着权力的增加，结果不仅增加了整体的负担，而且事情也做不好。他认为政府的职能应该限制在：（1）保护不能照顾自身利益的儿童和其他人；（2）当个人对他遥远的利益作出不可补救的决定时，政府应当干预；（3）像联合股份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这一类事务，国家应该比个人干得好；（4）对一些需要进行法律干预的事情，比如减少工厂的劳动时间等，政府应当干预。因此尽管从出发点看，密尔提出要限制政府职能，但是他其实扩大了政府干预的领域，为政府活动开辟了更广泛的空间，因此有学者认为，“古典派经济学可以说是在约翰·密尔手中臻于完善的，也可以说是在他手中开始衰微的。”
不过，人们一般将牛津大学教授托马斯·希尔·格林（Thomas Hill Green）看成新自由主义的奠基人。1880年格林发表论文“论契约自由”，攻击英国社会的诸多弊病。格林逝世后，他的讲义在1883-1888年间以《伦理学引论》和《论政治义务原则》发表，当即被誉为新自由主义的先驱性著作。格林最早提出“积极的”自由观和“积极的国家观”，弥补了自由放任主义的弱点。他强调正确处理个人与集体的关系，认为个人权利不能脱离社会而存在，任何人不可能带着某种非社会的权利进入社会，“没有对社会成员的共同利益意识就没有权利。”自由和法律不是对立的，任何人的自由都不应以破坏他人的自由为代价。格林主张用政府干预的自由代替放任自流的自由，他认为，既然国家的目的在于提高人们的道德水平，那么，国家就应该发挥积极的作用，用强制手段制止损害“共同善”的不道德行为。
国家干预的实质是：国家以社会共同利益的代表的身份，对违背共同利益的个人行为予以修正和调节，这也是国家统治的一种形式。为了促进道德的发展，消除愚昧、酗酒和贫穷，国家必须进行干预。格林从国家干预的原则出发，阐述了国家对土地买卖、教育、婚姻、劳动、保健等事务进行干预的合理性，并且认为国家应该通过立法保护工人的健康福利。格林认为，在资本主义竞争体系中，国家不只是裁判员，它还应该帮助能力和身体较差的运动员，使他们在竞赛中有较好的机会。格林说，这种干预不会削弱人的自由，相反，它能更好地促进人类道德。
新自由主义的另一个代表人物是伦纳德·霍布豪斯。霍布豪斯从国家与个人互为权责关系的理论出发，认为国家干预社会经济生活是国家责任命题中的应有之事，这种干预不仅是应该的，而且是必要的。1911年霍布豪斯发表了一本不起眼的小册子《自由主义》，勾勒自由主义的演变历史，书中涉及自由观、国家观和财产观三个方面，着重阐述了三个关系，即个人自由与国家干预、经济自由与政治自由、自由和民主之间的关系。霍布豪斯认为物竞天择、优胜劣汰的恶性竞争无助于社会文明和进步，“经济个人主义为巨大的物质进步奠定了基础，但却以人民大众失去幸福为巨大代价。”他认为以平等为基础的自由才是真正的自由，社会条件和公共福利的改进，将使个人获得更大的安全保障，因此也就增加了自由。国家应该采取积极的干涉措施，通过有效的改革为自由提供基本条件。
关于经济领域，霍布豪斯认为“国家一般说来对财产拥有某种太上皇的权力，对工业拥有监督权，而这种经济主权原则可与经济公正原则并驾齐驱，成为经济自由主义的一个同样重要的概念。因为这里就像在任何其他地方一样，自由意味着控制”。这种“经济主权原则”使国家有权把社会财富的剩余部分，根据社会的公共需要服务于社会。为此霍布豪斯提出了国家干预的具体措施，主要有：国家掌握对土地、矿山、河流等重要生产资料的支配权，把私人占有的土地、矿山、河流收归国有；采用征收高额累进税的办法以限制私有财产的无限膨胀，缩小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废除财产继承制，以避免多数人生来一无所有、少数人生来腰缠万贯的不平等观象，使社会财富从“死人之手”的控制下解放出来，转为社会财富；通过国家立法来规定工人的最低工资和最高工时，由国家承担工人的伤残、疾病、失业、老年等保险，以保障工人的生活水平，等等。
经济思想的转变直接表现在经济政策的转变中，在工业革命时期，重商主义受到冲击，自由主义指导下的自由贸易理论逐渐抬头，并成为指导帝国重建的核心思想。一般认为，1783-1815年是从重商主义向自由贸易过渡的时期，而1815-1849年是自由贸易理论全面推广并彻底取代重商主义的时期，在此期间，自由贸易的理论与实践高歌猛进，英国进入全面的“自由贸易”时代。
众所周知，早在17世纪中叶英国就开始实施垄断性的商业与贸易政策，并因此与当时的强国荷兰在几十年时间里三次开战。在重商主义指导下，英国先后与西班牙、荷兰、法国在海外贸易与殖民扩张方面展开长期争夺，用战争手段赢得了海上霸权，建立起庞大的殖民帝国。但是从18世纪中期开始，重商主义受到亚当·斯密等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批判，但传统的商业政策却未在自由主义的冲击下崩溃。以自由贸易为导向的最初的一些步骤，是在法国革命爆发以前，由谢尔本勋爵（William Petty,2nd Earl of Shelburne）和小皮特采取的，1786年，小皮特政府与法国签署英法通商条约（即《伊顿条约》Eden Treaty），在两国贸易中插入了自由贸易的因素，但法国革命爆发后，自由贸易就没有取得进展，特别是从1806年起英法互相封锁，反而强化了贸易政策中的保护主义倾向。由战争引起的农业状况导致重商主义在战后抬头，表现为1815年的谷物法（Corn Laws）。拿破仑战争时期，由于通货膨胀，谷物价格直线上升，小麦的价格有时可以达到每夸脱100先令以上，这使农业经营大有利可图，于是，土地所有者投入大量资金，开发贫瘠的土地，即所谓“边际土地”，以扩大粮食生产，赚取更大的利润。战争结束后，粮食价格开始回落，不仅贫瘠土地的投资收不回来，就连一般的农业利润都维持不下去了，土地所有者感到前所未有的巨大危机。于是在1815年，由地主阶级控制的议会通过了谷物法，规定在小麦价格未达到每夸脱80先令时，不准进口外国粮食。这是一种人为抬高粮价的做法，社会各阶层都会受到损害，而只有土地所有者从中获利。谷物法深受时人的痛恨，因而被视为“阶级的立法”。
谷物法受到工厂主的强烈反对，他们认为谷物法维持了高粮价，使英国工业品不能与欧洲大陆竞争，因此在和平到来之后，他们将不得不关闭工厂，只有废除了谷物法，英国制造商才能降低生产成本，使其有能力与欧洲竞争。他们还认为，英国市场必须向美洲和欧洲开放，并且允许欧洲人和美洲人将小麦出售到英格兰，否则这些地方都不会购买英国商品，并在保护关税下发展出自己的制造业。1820年代，美国、俄罗斯、德意志很多邦都在实行高额保护性关税，许多地方还效仿英国实行《航海条例》（Navigation Acts），而英国的工业已高度发展，根本不需要保护，因此英国工厂主要求自由贸易，完全符合他们的利益；他们声称只有改变英国的贸易体制，为其他国家做榜样，才能改变对英国不利的局面。
英国政府逐渐改变了重商主义政策。1821年，商业部减少了对木材的关税，为满足造船主的要求而准备从加拿大而不是波罗的海国家进口木材。1822年，受重农学派影响的威廉·哈斯基森（William Huskisson）出任贸易大臣，他放松了对贸易的限制，引入一系列自由主义措施，其中包括降低原材料和工业品的关税，取消进口禁令，更重要的是改革了从17世纪中叶起就执行的航海条例，将其条款变得简单而宽松。1825年，英国政府废除了1100多项关税条例，其中有一些可以追溯到13世纪；同年，又取消黎凡特公司（Levant Company）对近东贸易的垄断权，这些措施为英国向自由贸易转换做好了准备。
罗伯特·皮尔爵士（Sir Robert Peel）领导的保守党政府完成了这个转变。还在1840年议会就成立进口关税委会员，委会员报告明确提出反对保护性关税体系。1841年皮尔上台，开始实施更大程度的关税改革。1842年他把海关税率降为5%-20%之间不等，其中包括小麦进口税，并废除羊毛出口税；他同时推行所得税，以取代损失的关税。他还完全废除了自1774年来就一直执行的机器出口禁令，把半制成品的进口税减少到10%,制成品的进口税减少到20%。通过降低关税刺激了进口量，从而增加了财政收入。这一年，皮尔还恢复了1828年的浮动汇率，新的计算方法用来防止谷物商抬高粮价以牟取暴利。
1842年的改革降低了关税，但仍然维持着帝国特惠制，在1845年的预算中，特惠制也受到打击。政府取消了原棉和原毛进口税，帝国以外进口的木材其税率由每担55先令削减到10先令，咖啡税从每磅1先令3便士削减到2便士，糖税从每英担63先令下降到34先令。同时取消或降低了对牛肉、猪肉、鱼、黄油、脂肪和奶酪的征税率，但对谷物进口仍收取较高的进口税，以使国内谷价维持在相对较低的水平上。这些措施除了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之外，还有助于降低劳动阶层的生活费用。
到1846年，谷物法是重商主义经济政策的最后一个堡垒了，尽管在1828年该法已经过修改，比原来的法案要温和许多，但工业家并不满意，他们要求废除谷物法，实行完全的经济自由主义。曼彻斯特学派在这个过程中发挥了主要作用，1839年3月曼彻斯特一批工厂主成立“反谷物法同盟”（the Anti-Corn Law League），领导者有理查德·科布登（Richard Cobden）、约翰·布莱特（John Bright）等，这两人都是白手起家，靠个人奋斗办厂发财，他们坚信自由贸易信条，是地地道道的亚当·斯密的信徒。在他们的领导下，反谷物法的宣传鼓动发展成一个涉及广泛的群众运动，主要参加者既包括工厂主，也包括大批工人。反谷物法同盟利用群众斗争的方式制造政治压力，其常用的手段是：出版书刊小册子、散发传单、召开群众会议、进行宣传演说，还组织议会竞选活动，把支持自由贸易的人选进议会。到1844年，反谷物法同盟可支配的资金约有9万英镑。同盟雇用了800多名宣传员，在全国各地展开轰轰烈烈的反对谷物法运动，由于其资金雄厚，活动常能达到很好的效果。同盟的宣传工作很巧妙，它对工人说：谷物法限制粮食进口，因此抬高了面包的价格，打压了工人的实际收入；它对佃农说：谷物法让粮食涨价，但对农民没有好处，因为地主用高地租拿走了全部超额利润；它对工厂主说：谷物法限制工业的发展，因为别的国家只能用粮食来交换英国工业品，谷物法限制了这种交换，也就限制了工业品出口。不少报刊也加入自由贸易大合唱，最著名的是《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该杂志连篇累牍发表文章，成为自由贸易的吹鼓手。反谷物法同盟最令人惊叹的政治行动是“制造选民”，它筹集大笔资金归到本不具备选民资格的人名下，把他们制造成“选民”，从而夺取某些选区的选民多数，选出事先商定的候选人。在反谷物法斗争中，曼彻斯特学派通过不懈的宣传，扭转了社会舆论，把自由主义经济学理论普及为社会理念，并最终成为主流的意识形态。
1841年科布登当选为议员，使反谷物法运动在议会内得到了领导人。同盟的活动最终影响了许多当权者，让他们也接受了自由贸易学说，罗伯特·皮尔就是其中一人。皮尔出身于富裕的棉厂主家庭，父亲是白手起家的第一代工厂主；他后来加入托利党，却秉持着自由主义观点。1841年他担任首相，开始领导保守党向自由贸易方向转化。1845年爱尔兰发生大饥荒，上百万人受饿而死，更多的人出走他乡。皮尔决定放开粮价，让外国粮食自由进入英国，这是解救饥荒的唯一办法。1846年6月，在辉格党和反谷物法同盟的支持下，皮尔在下院成功通过了废除谷物法议案，其后上院也以多数票通过。废除谷物法标志着英国经济政策的重大转变，重商主义大坝彻底瓦解了，经济自由主义时代终究来临，有历史学家说："1846年谷物法废除，就其政治和经济影响而言，比19世纪英国的其他任何重大事件，在许多方面都要深远得多”；马克思也说：“谷物法的废除是自由贸易在19世纪取得的最伟大的胜利。”在这个过程中，保守党政府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接下来的14年中，残余的关税被一一去除；1849年，新上任的辉格党政府以173:163的微弱多数废除了臭名昭著的《航海条例》，而保护主义和旧殖民体系的最后痕迹即对英国殖民地的糖、咖啡和木材等施以“帝国特惠制”也在其后几年中被废止。1853年的预算清除了对殖民地产品的大部分旧关税优惠制度。到19世纪60年代，“自由贸易已经成为英国政治中正统观念的核心，几乎像新教国王取得了继承权一样拥有牢固的地位。”
19世纪60年代，英国与欧洲国家签订了一系列商约。当时担任贸易部长的科布登在1860年与法国签订双边商约，史称《科布登舍瓦利耶条约》（Cobden-Chevalier Treaty），有效期10年，这是第一个自由化双边贸易协定。1863-1866年法国与欧洲其他国家签订类似条约，从而使大多数欧洲国家加入到自由贸易的网络中。此时正是维多利亚时代的鼎盛期，它也是自由主义的鼎盛期。
但是到了70年代风向急速逆转，欧洲大陆经济增长速度放缓，引起贸易政策调整，有些国家恢复了贸易保护政策，德国是其中第一个，它于1879年7月制定了新的税法，标志着欧洲大陆自由贸易时期结束，并逐渐恢复到保护主义。1892年法国采纳“梅林税则”（Meline Tariff），成为关税改革的分水岭。1892-1914年期间，欧洲大陆几乎一致强化了贸易保护主义，美国也在1890年实行麦金莱关税法（Mc Kinley Tariff Act），澳大利亚则于1906年采取类似措施，阿根廷（Argentina）在1891年实行新的关税。但英国继续实行贸易自由主义，从而与风向逆转背道而驰，英国经济增长的速度明显放慢了，出口总价值下降，制造品进口则快速增长。在这种情况下，工商界开始怀疑自由贸易的正当性，1880年代发起了反对自由贸易的运动，贸易保护主义重新抬头。1881年创建公平贸易联盟（Fair Trade Federation），该联盟要求调整商业政策，以征收报复性进口关税作为互惠谈判的前提。但这些要求遭到自由主义阵营的有力阻挠，直到20世纪初才产生一个新的压力集团，即约瑟夫·张伯伦（Joseph Chamberlain）领导的关税改革运动。
张伯伦从维护帝国完整性出发，提出了建立保护性关税的理论，他的言行对自由主义的理论和实践造成巨大冲击。张伯伦是一个工业家，1873年出任伯明翰市长，他对市政管理进行改革，最大的创建是建立“市属企业”，即由市政府出资，发展城市公共事业，如供水、照明、道路、交通等。在自由主义理论盛行时，这几乎就是一场地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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