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任挥
出版社：群言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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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特的女人魅力——萧红试读：
前言
呼兰河畔，一个渴望爱情相信真爱却被爱情噬咬得遍体鳞伤的女孩；一个热爱生活珍爱生命却被死神锁定紧追不舍的女子；一个才华横溢美丽如蝶却被苦难醍醐灌顶导致红颜薄命香消玉殒的才女……她就是中国最具神秘色彩的女作家之一萧红。她年仅三十一岁便离开了她热爱的人世。她的一生如同一只凄婉绚丽的蝴蝶，那如诗如梦的蝶衣，刚刚在纷乱的天空中绽放出一抹璀璨，就被冷风和寒霜裹挟而去，在不甘与无奈中零落成了泥土。
1911年6月1日，萧红出生于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呼兰区。原名张秀环，后改为张乃莹，她用笔名萧红发表作品，被誉为“30年代文学洛神”。1935年，在鲁迅的支持下，发表了成名作《生死场》。1936年，为摆脱精神上的苦恼东渡日本，并写下了散文《孤独的生活》，长篇组诗《砂粒》等。1940年与端木蕻良同抵香港，之后发表了中篇小说《马伯乐》和著名长篇小说《呼兰河传》。
萧红一生悲苦而传奇。她有幸和鲁迅相识，曾与萧军同居，与端木蕻良也曾结合，与骆宾基相伴。生在北方，客死南方。在她31年的生命中，不断地逃难，没有在一处居住过2年以上。
1942年病故于香港一所小医院里，这位英年早逝的女作家，仅仅不到十年的创作生涯，却给祖国文学宝库留下了100多万字的文学珍品。
萧红一生都追求着爱，甚至是一点点微薄的暖意，但热闹的红尘，惊世的天才，对她来说，终究是一场大梦。这本《独特的女人魅力——萧红》以清新的文字、诗意的笔法、翔实的资料、全新的角度，来阐释萧红传奇的一生。第一辑呼兰河畔，那美丽的红才女出世
在历史光影中，有的人跌在暗影中，变成了素昧平生的底片，有的人却已在轮回中变得不朽，将鲜活的身影留给当世。东北作家群中有诸多辽宁籍作家，战火硝烟凝成死灰，也掩盖不了他们笔下的熠熠生辉和传奇经历……
萧红，曾用笔名悄吟、田娣、玲玲。1911年出生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呼兰区，那时候的她还不叫萧红，不过只是一名牙牙学语的小娃娃，什么也不知道，什么也不清楚，像其他婴孩一般，饿了就哭，困了就睡。一天里，她要睡上大半天光阴。
那时候，她叫张乃莹。张乃莹，三个字，一个名字，看似普通，日后却成就了一位大作家。而这位作家，不同于其他作家——她有着传奇的经历，有着火与冰的爱恨，有着比天高的才情，最后却在本能走得更高更远的时候，突然戛然而止，留下一腔的不甘。
在她生后，她叫张乃莹；在她死前，她叫萧红。
很多人谈萧红，会觉得她是个值得同情女子。她的一生的确充满了不幸，那是生与死的挣扎，是对自由的追求，也是扑灭内心熊火的一次次尝试。才情比海深的女人，若没有运气的眷顾，若心中的熊火燃烧得过于猛烈，大多数是戚戚然了结一生，如奥斯汀的孤独终身，如伍尔芙的投河自尽，如费雯丽的癫狂。她们受万人尊敬又如何，在悲与喜的平衡中，在艺术与奉献中，苦苦挣扎。最后，还不是刹那芳华，灰飞烟灭。
但是，人总不能一生都是不幸的吧？总有那么一刻，能绽开如花的笑脸，以为自己不过与他人一样。
萧红也是，她的一生充满着悲戚，但在某个时候，她也一定会发出爽朗的笑声；而她也定不只在那细小得不值一提地时刻，才露出那开心的笑。她也曾有过大段时光开心无忧地生活，就像其他孩子一样，快乐知足，只为一个小小的摇鼓，就能高兴老半天。
当她还在呼兰县，还是一个小女孩的时候，就曾如此。童年孤独又寂寞
作为萧红家族的第一代，清乾隆年间，张岱带着家人迁往东北。确切来说，到了萧红，张家就是第六代了。而她一直记挂着的祖父张维祯，并不是她亲生祖父。萧红的父亲张廷举，其实是其生父过继给堂兄张维祯的。
萧红的祖父张维祯，经常在她的作品中被提及。一提起祖父，萧红的字里行间总是充满浓浓的亲情：“祖父长得很高，身体很健康，手里喜欢拿着手杖，嘴里则不住抽着旱烟管。”“祖父一天都在后园里边，我也跟着祖父在后园里边。”“祖母死了，我就跟着祖父学诗，因为祖父的屋子空着，我就闹着一定要睡在祖父那屋……”她的童年，离不开祖父的身影。而她的童年，那无忧时光，也离不开祖父的苦心经营。
姜玉兰，萧红的生母，是同县地主姜文选的大女儿。在《宗谱书》有过她的记载：“夫人姜氏玉兰，呼邑硕学文选公女。幼从文学，粗通文字。来归十二年，勤俭理家，躬操井臼。夫妇伉俪最笃。唯体格素弱，不幸罹疫逝世。”姜氏除了生下大女儿荣华（萧红），还生下了三个儿子，只可惜有两个夭亡，只剩下连贵（张秀珂）。在旁人看来，姜氏精明利落、善于持家，是一个十分能干的女人。在丈夫张廷举在外县任教的时候，她包揽了全部家事。只可惜，她较为封建，与萧红的祖母一般，非常重男轻女，故对萧红非常冷淡，且不喜欢萧红。母女感情甚为淡薄。
在萧红八岁的时候，生母姜氏就已经去世，留下萧红、三岁的弟弟张秀珂和一岁的连富。生母过世后，萧红迎来了一个继母梁亚兰。
梁亚兰也是呼兰镇人，家境殷实，过门之后，这位继母有条有理地处理家务。对萧红，也许称不上特别好，也算不上特别坏。
萧红的父亲是旧式的人。张廷举这个人物，曾有《宗谱书》记载：“甫十二令即出继堂伯父维祯公”“先送私塾攻读继又送入黑龙江省立高等小学毕业”“复又升入原地优级师范学堂毕业”“奖励师范科举人中书科中书衔”，他当过教员、小学校长、义务教育委员长，也做过实业局劝业员、县教育局局长和督学等。在土地改革时期，作为一名地主，他竟能被选为开明绅士。可见，萧红的父亲虽不是一个伟人，也不至于是一个“烂人”，无功无过而已。而读者在读起萧红描述她父亲的语句时，总会心生一股疑惑：为何萧红笔下的父亲是个不近人情的冷酷之人，就像她描写的是一个无关自己的陌生人？
原来，张廷举在外面虽是有着绅士风度，在家中却是个专制的“暴君”，对萧红的管制非常严酷。在家中，萧红经常被父亲打骂，而原因很可能仅仅是萧红不小心打碎了一个花瓶。萧红为此这样写自己的父亲：“父亲常常为着贪婪而失掉了人性。他对待仆人，对待自己的儿女，以及对待我的伯父都是同样的吝啬而疏远，甚至于无情。”
得不到近亲的爱，萧红的童年孤独又寂寞。疏远的双亲令她的自尊心日渐强大，而祖父的疼爱就逐渐地成了她的依靠。最美好的时光
小小年纪的萧红，没有生母的管教，没有父亲的疼爱，她就无所顾忌地玩闹起来。一般富贵人家的小姐即便不裹脚，也会在家学女红吧？可萧红不，她常常调皮地爬上树去掏鸟窝，也不管那树多高、那窝多远。也许，当她摔到地上时，也只是站起来拍打几下衣裳，接着又去爬树，也不管是否弄脏了新衣。这种无拘无束的小滋润是小小年纪的萧红所沉醉的，也是她日后所向往追寻的。
即便被生母发现后会遭一顿痛打，可是，那又有什么关系？反正，自己在挨打后，总会有亲爱的爷爷来哄自己。
而当生母过世、继母入门后，一切又都变了样。萧红像往日一般去爬树、掏鸟窝，而继母一旦发现了，就会告诉她父亲。父亲十分严厉，总要严厉打骂她一番。祖父虽疼爱萧红，可那时他爱上了抽大烟，没精力再顾及她。萧红自感缺乏亲人们的关爱，心中不免失落。
也许，萧红觉得最美好的时光，也就是在祖父溺爱她之时。那时候的她，可以在院子里随处找一片树荫睡，看到黄瓜成熟便摘下来吃，还能跟着二伯在农田帮帮忙；除了在家里寻宝外，还去“偷”家里的东西。不管萧红天性有多顽皮，总会有祖父牵着她的手。
到了晚上，萧红睡在祖父的炕头上，暖暖地，祖父教她念诗。正是这些念诗的夜晚，伴随着摇曳的烛光，在萧红幼小的心里种下了文学的种子。日后她写的那些好文章，总是离不开祖父陪伴的那些日子，离不开祖父为她念过的那些美好诗句。
在长大之后，萧红可能会无数次回想起童年的美好时光。她会想到自己小小的手掌牵着祖父那肥厚苍老的手，走在玉米地里给她挑玉米的情形，也会想起跟随祖父读过的那些她不知内容的诗，一字一句。每次回想起这些，回想起呼兰县冻裂的大地，她可能都会由衷地发出一抹微笑。这一抹笑，就像她儿时绽开的大笑一般，充满快乐，又多了几分怀念。
其实，萧红出生在小地主家庭，比起旧社会的东北农村家庭，已经算是很多优越。她不需要早起割草喂羊，也不需要戴着草帽去田里捡稻穗。她的童年，是铺展在东北乡村的一幅画卷。画卷中有着各式的人物，他们或许愚昧，或许无知，而更多的是在当时大环境下显出的对命运的淡漠与过一天算一天地“活着”。
其中，小小年纪的萧红能由着性子地去调皮捣蛋，她无须过早地被卷入命运旋涡中，而可以以一个儿童的视角去探索周围的世界，这已经算是幸运了。不过，萧红的童年生活还有一个巨大的缺陷。这个缺陷，也许既成就了日后的萧红，也使萧红历尽坷坎并过早地毁灭。那就是她的确缺乏来自家庭的足够关爱。这令小小年纪且敏感的她难免心生寂寞，以至于除了后园那片小小天地，有关她家的一切就没什么再值得惦念了。第二辑在泪光里回望故乡祖父的疼爱
寂寞，对于萧红来说，是可怕的。而她小小年纪有着祖父的陪伴，似乎又不觉得寂寞。在失去了祖父以后，她的寂寞又腾飞了起来。
不知道在香港的时候，萧红会不会害怕回想起呼兰河的一切。也许她很怕勾起一些回忆，一些她希望忘记的回忆。一个人的记忆，就是一个人生命的缩影。即使是再为生活奔波的人，也不会轻易放弃自己的回忆，忘记那童年的无忧、年少的无知、青春的闯荡。可萧红不管往左还是往右，不管是向北还是向南，当脚步每踏出一步，当车轮轱辘而行，她都希望自己的记忆能随风、随雨，随着人流，逐渐离她而去。
她的思绪总会被不断地牵扯着。她读了很多小说，创造了不朽的文学，可她一直在挣扎，一直企图在记忆与现实中挣开一条缝隙，好让她喘喘气，而不至于被闷得太紧。
在成年后的许多个夜晚，萧红躺在床上，呆呆地望着窗外漆黑的暗夜。她睁大着眼睛，想冲破那个夜空，看到呼兰河，看到她亲爱的祖父。萧红揉着眼睛，双眼直直地盯着窗外，看了许久许久，外面还是一片漆黑。她流下了眼泪，想起自己逃婚离家，与家人反目为敌。她不怕得罪全家人，只为成全自己的追求。不过，若是那个可爱可亲的老祖父还活着的话，她试着一遍遍地质问自己，当时，还敢如此义无反顾地逃婚吗？而老祖父又会选择站在哪一边呢？
她不会知道，这就是她的遗憾。
当祖父去世后，她对家，也就没有了眷念。
只是，当她吃起爽口的西瓜，听到幼童琅琅的读书声时，她总会想起那遥远的地方，那间住着祖父的瓦房。
萧红的童年，有一部分是由祖父为她搭建的。
祖父是家里的“老爷”，也是祖母口中的“死脑瓜骨”。借着祖上的余荫，祖父一家从来不愁吃穿，他虽没多大的作为，但也不是浪荡的“败家子”。相反，他有着识时务者为俊杰的淡泊。年轻的时候他本专心经营，却发现自己更喜读诗书，而不是盘算生意。既然如此，萧红祖父就想，不需强求自己，放下心来安心度日就好，反正家资尚可，也能安安稳稳地度日。以前的人们大多如此，如日子过得尚好，就没必要折腾自己；过了一天，就有一天的收获。萧红的祖母，大抵是不愿看到丈夫没有半点雄心壮志的。她看不过眼，见他把大好时光都费在了田园里，就骂他是“死脑瓜骨”。萧红祖父也不觉得有何不可，他有着“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自在。
在别人眼中，这一家子也算是过得不赖了——老爷自在，夫人悠闲。可深藏在他们张家的，却有一段伤心往事。
张维祯与范氏生下了三个女儿和一个儿子。他们盼着这支独苗能继承香火，可哪曾想到，小儿子不幸夭折了。一家人为此伤心不已，夫妻二人商量一番后，决定不如过继堂弟的第三个儿子为嗣子。这个小孩，也就是萧红的父亲。祖父张维祯就开始培育这个小孩，盼望着他早日娶妻生儿。
等到张维祯成了六旬老人后，萧红父亲娶了妻子，给老人添了一个活泼可爱的小孙女萧红。张家多年没见过小孩子了，如今多了一个女童，身为祖父的张维祯自然高兴得不得了。他也不管男孩才是香火延续的说法，只管抱着小女娃逢人便说：“你们看啊，这可是我的小孙女。你看她的眼睛，多么精灵可爱，日后定是个大家闺秀。”
祖父整天抱着她，片刻都不想离开这个小女娃。怀中的小女娃似乎也跟他特别亲。他一抱，她就不哭。别人要从祖父手中接过她，她还不愿意，哭闹着偏要祖父抱，她才安心。祖父一抱，她马上把脸贴在祖父肩前。每次见此，张维祯总是呵呵地笑着说：“这个小孙女，就是跟我亲，就是跟我亲。”
萧红就这样成了祖父眼中的小宝贝。
祖父常常抱着萧红，在自家后园里指认菜果给她看。“青青绿绿的是黄瓜，金黄灿灿的是玉米。”萧红看到一只蝴蝶飞过去，高兴得手舞足蹈，祖父就告诉她：“这是蝴蝶，你日后定长得如这蝴蝶般美丽。”
自从萧红降生，张维祯便不再觉得自己是一个孤独的闲人。他在园中忙碌之后，总会抱着小孙女，想着法子哄她开心。他曾经试过把切下的果皮含在口中，对着萧红咧嘴大笑，每次萧红看到这样的祖父，总会高兴地哈哈大笑。
在萧红会下地走路后，她就成了祖父后园的小帮工与探险者。长大后的萧红总是忘不了，在寒冷的冬天，年幼的自己与祖父在田园玩耍的情景。祖父对田园植物十分熟悉，他会告诉她这是什么草、那是什么花。仆人经过，总会看到爷孙俩在田园里哈哈大笑。
每个人都能看出，祖父张维祯不是疼爱着萧红，而是溺爱着她。
这份关怀爱护，在萧红生母死后，显得尤为重要。
那时候，萧红和小弟弟虽不至于挨饿受冻，但家境条件也已经恶化。继母管理着全家上下，疏于对前房孩子的照料，而父亲又常年在外。没什么人理会他们，这对他们造成了很大的打击，不过幸好当时还有祖父的关心。
善于观察的萧红，也早已觉察了祖父对自己的溺爱。她在《呼兰河传》里写道：“等我生来了，第一给了祖父无限的欢喜，等我长大了，祖父非常地爱我。使我觉得在这世界上，有了祖父就够了，还怕什么呢？”
小小孩童，看似什么事都不清楚，但是对于谁爱自己、谁不爱自己，其实是了然于胸的，更何况那个小孩，是不一般的萧红。
那么，曾经顽皮的萧红，也一定有自己顽皮的道理。她一定在一次次闯祸之后，骄傲地想：怕什么，我有我祖父，他不会不要我。
这股来自祖父的爱的自豪，渗透进了萧红日后的作品中，使她的字里行间都表现出无比的笃定与自信。
也许，在多年后，在经历种种爱与背叛后，萧红还能以此安慰自己：怕什么，我又不是没被爱过，多年前的祖父就溺爱着我！
这份亲人的爱，就像收藏在丝绸手帕中的传家宝，珍贵又美好。
而正因为祖父这无比厚重的爱，让萧红的童年若蜜糖般甜。真的就这样走了
慢慢在长大的萧红，却也慢慢在害怕。当时的她问祖父的岁数：“爷爷，你今年多大年纪了？你比我大多少岁？”祖父总是笑眯眯地摸着她的头：“爷爷很老很老，比你大很多很多岁。”祖父说得无意，萧红小小的心里却咯噔了一下。对生老病死已经有了概念的小萧红，害怕自己挚爱的祖父会很快离开自己。有时候，她会拿着自己的手指头去算数，算算自己多大、祖父多大，还有多少年可以在一起。
自从祖母去世后，萧红就搬去祖父的屋子，与祖父住在了一起。
有些夜晚，等到祖父睡着了，小萧红就会看着祖父越来越稀疏的白发，看着他沟壑纵横的皱纹，数起他还剩多少白发，又增加了几条皱纹。数着数着，她就会哭起来。她很想摇醒祖父，叫他不要再睡。因为她害怕，祖父闭着的眼睛再也不会睁开。
萧红也奇怪，为什么祖父开始不记得他说过的故事，也不记得那些重要的事情。当祖父病后叫她给过世五年的姑母写信时，她的心隐隐作痛。她知道祖父不只是在衰老，还在慢慢地步入死亡。
萧红说过，死了祖父，就像人间的爱与温暖也一同消失了一样。
每次从学校归家，萧红总是先找房中的祖父，看到祖父惨白的面孔出现在窗里，她的心就放下一半；接着又悬起来，因为祖父的面孔更加苍白。她总是在心中问自己：“我这次见着了爷爷，下次回家，还能见着吗？”每一次，她都极力驱赶这种想法，摇摇头，走去向祖父问好，可是心底里，还是百般纠结。
晚上，萧红一想到祖父的身体，就根本无法入睡，就想起了以前祖父对自己的好。那时候，生母去世，继母客客气气，就算骂也是遮遮掩掩地骂，从不指名道姓。萧红便知，她跟这个继母算是亲不起来了。冬天的夜间，萧红不敢上茅厕，叫继母陪她去，继母不愿意，一旁的父亲又准备骂。最后，还是已经躺下的祖父随手披了件衣服，跟着萧红上了茅厕。
祖父死的那天，萧红还在学校，她匆匆赶了回去，发现家里已经在准备丧事了。萧红看到躺在板床上的祖父。她想看看他，确定世界上对她最重要的人是不是就这样离去了。
萧红掀开了蒙在祖父脸上的纸，祖父的眼睛紧紧闭着，没有看她。祖父的胡子也不会抖动了，嘴巴也闭着，没有说：“乖孙女啊，你回来看爷爷了。”
萧红看不下去，又把纸放了下去。她想握握祖父的手，摸到了手，冰凉的。她一下子就缩了手。那种冰凉，比呼兰河的冬天还要刺骨。
——爷爷，真的就这样走了。没有一个依靠的人
萧红看完了躺着的祖父，又看了看四周。看到那高高的幡杆，再看看吹喇叭的人，忙里忙外的人，还有穿着白衣掉眼泪的人。她看着一切，用力地盯着看，看人们是怎样把灵柩盖子压上去的。
她想，她要好好看着这一天，她要永远记得这一天，因为这一天，是她跟祖父永别的一天。
园子里的玫瑰花开了，萧红很喜欢看花。她想起：有一次，她跟祖父在园子里闲逛，突然觉得脑袋被敲了一下，转身一看，看到祖父笑嘻嘻地拿着手中的橘子递给她，说：“看！这是什么？”
萧红摊开了手，就像那个金晃晃的橘子还在手中一样，她想起那日自己见到橘子有多高兴。一抬眼，她看到了远处的橘子树，这棵树正在慢慢老去。
祖父死的这天，萧红喝了酒。她用的是祖父的酒杯，喝了几口，就来到玫瑰树下，醉眼蒙眬。她似乎听到远处又慢又重的脚步声，扭头看去，却一个人影也没有。萧红想着，人不在了，也许魂儿还在，也许祖父还没全走。想着想着，泪水不住地在眼眶里打转。
有一只蝴蝶在飞来飞去，萧红伸出懒洋洋的手去抓，在空中划了几下，对着蝴蝶说：“爷爷，是你吗？你不舍得我，回来看我了吗？”
蝴蝶没答应，转一圈飞走了。
园子里的青草还是那么翠绿，萧红想起了生母死的那一天。那天，园子里也飞来了蝴蝶，她就在园子里扑蝴蝶。蝴蝶飞得高，她就跳得高；蝴蝶飞得快，她就扑得快。其他的事，她没有多想。
现在，她的祖父死了，她觉得世界塌了一半。她不喜欢继母，也与父亲格格不入。在外读书，她挂念的只有祖父。现在祖父不在了，她觉得世上没有一个人再同情她，没有一个人能理解她了，全是一些张牙舞爪的人。
萧红想着想着，觉得也好，反正这个家她也不需要了，她要到外面的世界去看看。可是，在外面，在人群里，没有祖父的身影，也没有一个依靠的人。
日后，她作诗写文的时候，也会想起祖父曾经教她念过的诗；一旦灵感枯竭了，一想到那些五言绝句，她又能文思泉涌。在刚刚获得文坛的肯定之时，她第一个想到的人就是她的祖父，她希望自己的成绩能让那个温厚的老人看到。她一定会对着他说：“爷爷，我作诗写文时，常会想到，若不是当日，你教我读诗歌，就不会有好底子，也绝不会有今日的成绩。”
也许，张维祯会掩饰不住满心的骄傲，摸着雪白的胡子，说：“还是乖孙女天资高，无关我事呢。”第三辑青春的自由与迷惘包办婚事
13岁的萧红，扎着辫子，整日幻想着外面的世界。
13岁的年纪，在当时也能谈婚论嫁了。
张廷举想到自己的好友汪廷兰有一个次子，叫汪恩甲，人斯斯文文的，看上去不错，最重要的是他爹爹是省防军第一路帮统，萧红嫁过去也不会受委屈，而且门当户对。于是，张廷举跟妻子商量了一下后，就定下了这门婚事，把萧红许配给了汪恩甲。
萧红在那个时候百般不愿意，她情窦初开，有着自己对爱情的描绘，就这样随便找一个人把她的终身大事给定了，她只觉得恨。而听下人说，那个帮统公子还是一个纨绔子弟。“爹爹从小就不关爱我。现在，又随便把我塞给别人，想着我早早嫁。”萧红对小姨说，满心的不忿。她还说：“日后，你找婆家，不要净找有钱的。”
小姨点点头，不过她知道，嫁谁不由得她做主。她没有萧红的自由思想，也没有萧红的倔强。她就想，他日找一门人家，嫁过去就算了，谁家姑娘不是这样？做人继母的姐姐是这样，她的表姐是这样，她的舅母也是这样。“你不要悲观，今时不同往日，你要是不愿意，难道他们能把你枪毙了吗？只要你不愿意，你就不从，你就拒绝，你就反抗。”“很多事，也由不得自己吧。”
萧红激动不已，跳了起来，跺起脚：“怎么由不得自己？难道你就没有自己的想法，不能照着自己的想法做事吗？难道你就是一只羊、一头牛，非要被别人扬鞭，跟着别人的指挥走？”小姨纳闷了，她平日里跟着其他女孩儿一起学做女红时，总会相互取笑对方：“你绣的花，怎么是一对的？想着嫁人了吧？”被笑的女孩儿会马上脸红起来，怒骂道：“就你想得多，一双一对，不是好兆头吗？你看，你绣的，还不是一对鸳鸯。”其他女孩儿抢过来一看，果然是鸳鸯，马上又笑了起来。
这群女孩儿，只会在绣花的时候幻想着未来丈夫的模样，而不会要求他们能长什么样子。
小姨知道，萧红不同于这群女孩儿，她是如此特别，有着自己的想法，并且如此坚定。看着那群绣花的女孩儿，她能知道她们以后的命运，但是她看不到萧红的未来是什么样的。在小姨看来，萧红的未来是看不透也摸不准的。“女孩子也许安安稳稳过一辈子才是好。”
萧红不作声了。她沉默下来，坐在小姨旁边，低下头。看着小姨前日绣好的花，摸着那朵紫金牡丹，良久，终于说：“难道你没有想过做自己的事吗？”
小姨疑惑：“我整日绣花，不是做着自己的事吗？我想绣牡丹就绣牡丹，想绣鸳鸯就鸳鸯，不用听命于谁，难道不是做着自己的事吗？”“不是这些，是像男儿那样干着自己想做的事，去作诗写文，去经商从政。”“那是男儿家的事，我们只管做自己的就好了。这叫各有分工，你哪见到过男儿去绣花的？”“怎么没有？”
小姨哈哈大笑起来，也不和萧红争了。萧红的话，她有很多是理解不了的。她悠悠地说：“你要是男儿身，定是成就大事业的人。”“为什么是男儿身才好？我偏要这个女儿身，做男儿也做不了的事。”
19岁，萧红将要初中毕业，那时候祖父刚去世没多久。她觉得世界塌了，没有人再爱她了。那时候的萧红是非常孤寂的。在学校里，倒不见得她有多么孤独，还是跟女同学嘻嘻哈哈，还拿着大剪刀去剪短自己的头发。
她一手拿着头发，一手拿着剪刀，对面的同学扶着镜子，她毫不犹豫地剪了下去。满地的头发，萧红见了也不心痛，其他女同学却跟着掉了眼泪。
萧红反而安慰道：“头发长了，梳理起来倒麻烦。再说，这不过是头发而已，身外之物，不值得掉眼泪。”
接着，她又告诉女同学，现在流行短头发，看起来清爽可爱，有着别样风姿。“国外不正流行短头发吗？那些新女性都是短头发，她们看起来时髦又漂亮。”
被说服的女同学，也请萧红帮她们剪头发。
一日，她收到了家里的来信，说为她准备了张汪两家的婚事，等着她一毕业，就与汪恩甲完婚。她看完信，随手就烧掉了。信中说着他们两家如何商量嫁妆，如何准备新房。萧红觉得，她拿错了信，信中说的尽是与她无关的事。
不久，她收到了小姨的信。一直以来小姨都是萧红的闺友，她知道萧红的心思，也明白萧红对这桩婚姻的抵触。
她在信中好言相劝，让萧红放下倔强，接受这门婚事。
萧红越看越痛苦，觉得有一条条看不见的铁线，紧紧地系着她与她的命运，让她无法反抗。她一动，铁线上的刺就刺得她浑身是血。
晚上的自习，萧红干脆不去了。她学会了抽烟饮酒，在烟雾中大口大口地喝酒，然后再大口大口地吸烟吐气。她希望自己能进入一个轻飘飘的世界，当头重脚轻时，她感到最快乐。那时候，她忘了自己还要回家完婚。情窦初开
下一次家里又有信来时，除了弟弟的信，她一概不看，全部扔进火炉中。“这场婚事，主角不是我，是他们。”萧红苦笑着对陆振舜说。
陆振舜是萧红初二认识的同学。陆振舜没有见过哪个女孩儿竟能像萧红这般，做着自己想做的事，说着自己想说的话，完全是自由的，不受任何人束缚。在陆振舜看来，这样的女孩儿，有着非同寻常的魅力。萧红也喜欢他，在祖父死后，她觉得他就是她能依靠的人。
两人在一起常常谈文学、论局势。两人的学识相当，有着相同的抱负，自然有着说不完的话，于是便互生情愫。终于，千军万马也敌不过两颗青涩而萌动的心。
可是，就算再对的人，出现在错误的时间，也不外是一场悲剧。
不只是萧红有婚约在身，陆振舜同样不是自由身。他早已结过婚，妻子是哈尔滨法政大学的学生。“如果把你许配给我，你愿意吗？”
萧红心里是一百个愿意，可是她想了想，还是说：“我不要许，也不要配，我向往的是自由婚恋。若是家人强迫的，你再好，我也是不愿意。”
陆振舜听了并不觉得生气，这正是他迷恋萧红的原因。她是不自由的，但她拼了命也要去追求那自由。这样的女子，怎能不叫人迷恋？
不是“同道中人”
其实，早在陆振舜之前，萧红也曾妥协，尝试着去了解汪恩甲。
萧红曾经见过他，他看上去是一副柔弱书生的样子，还带着几分秀气，实在不像纨绔子弟。他们通过书信，但并不频繁，偶尔一封两封的。每次萧红收到信也不着急回信，就算回，也只说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偶尔，她也会试探他的想法，看看他是不是“同道中人”。
在慢慢地了解中，萧红发现，汪恩甲虽不是浪荡游子，但也不是有深度的人。在她眼中，汪恩甲竟带着点迂腐。“无话可谈，怎么与这人过日子？”
后来，遇上了陆振舜，她才知道了什么是爱恋的感觉，便愈发不愿意回家完婚了。“你说，就凭我们两个，能养活自己吗？”萧红问陆振舜。“能是能，不过现今世道不好，恐怕要吃很多苦头，才能讲经济上的独立。”“吃苦头，总比不自由好。”萧红咬咬牙说。
不愿妥协，又没有经济上的独立，在面临人生的道路选择时，萧红很是痛苦。她抽烟抽得越来越厉害，喝酒也是，但依旧无法驱赶心中的苦闷。她希望初中毕业的日子慢点到来。她知道，一旦毕业了无处可去，就要回到家中，那时父亲就要硬逼着她完婚。
可是，那天还是到来了。第四辑奔赴最神往的地方解除婚约
1930年上半年，萧红向父母表达了初中毕业后到北平继续读高中并与汪家解除婚约的想法。父母大为震惊，严厉斥责。本来，女儿在哈尔滨读书期间参加学生运动就已经让做父亲的大为不满，况且，张、汪两家约定萧红毕业后就立即完婚。
有了第一次与父亲抗争的经验，萧红早已看出那凛凛不可冒犯的尊严背后的脆弱。她再次与父母尖锐对抗，大吵大闹。继母故意大开屋门让邻里看热闹，表示自己管教不了前房的孩子。
吵闹没有什么结果，但萧红与家里的矛盾却迅速激化，她对父亲和继母不再是不满，而是充满强烈的憎恨。张廷举大骂女儿“不孝”“叛逆”，继母还托人将此事告知萧红大舅（即萧红生母姜玉兰的弟弟）。大舅专程从乡下赶来呼兰“管教”外甥女，扬言“要打断这个小犟种的腿”。
据张家族人回忆，萧红因不服“管教”从厨房拿了把菜刀与大舅对抗，大舅最终毫无脸面地气愤离去。
如果说，第一次抗争萧红还得到了一些家族成员的同情的话，那么，这次却因其倔强与过激，令其在整个家族和亲戚中都十分孤立。萧红此举也让父亲和继母更加坚定了早点将她嫁出去的想法。张廷举甚至想让女儿提前退学回家完婚，转念想到临近毕业便作罢了。随着毕业的临近，张、汪两家都在为萧红的嫁娶做准备。
为了坚定萧红反抗包办婚姻并跟他一起到北平读书的决心，陆哲舜主动先从法政大学退学，于1930年4月到北平就读于中国大学，为萧红来北平做准备。临近初中毕业，萧红面临着追随陆哲舜到北平念书和遵循家族意愿与汪恩甲结婚这两种选择。她意识到前者将是以叛离家庭、与整个家族决裂为代价；后者则是牺牲自己的自由与幸福。此时还谈不上有多么热爱陆哲舜，她心里只是始终存有一个宏伟的求学梦想，北平对于当时的“新青年”来说，当然是最神往的地方，这一动机在其后一系列事件中愈益显现。陷于两难选择的痛苦中，令萧红变得忧心忡忡、喜怒无常，夜里常常独自哭泣，甚至躲在宿舍角落里抽烟、喝酒，周围同学看在眼里，都说“张乃莹变了”。
帮助萧红最终做出属于自己的决定的因素，除了她那几乎与生俱来的逆反、任性和抗争的性格外，还有另一种重要力量的支持，那便是来自娜拉的激励。
以萧红的性格自然不愿意就范于别人，哪怕是家人安排好的生活道路，然而，此时她已不是三年前那个只是一味要求“我要上学”的小女孩了。来哈尔滨后，萧红进入了她的“自我造型”（selffashioning）阶段。在朋友眼中，她“富于理想、耽于幻想”，而“自我造型”的力量常常令年轻女孩混淆文学人物创造与个人自我性格塑造之间的差异，往往根据文学艺术中的想像性形像或人物模式来塑造自己。在这种意义上，文学艺术也就直接成了社会文化环境的一部分。20世纪二三十年代，易卜生笔下的娜拉毫无疑问成了当时中国一代新女性的塑形榜样，纷纷效仿其出走。
毕业之际，当汪家正式提出结婚要求，萧红不得不作出选择时，要好的姐妹们都鼓励她做现实中的娜拉出走北平，跟随表哥逃婚。在这群少不更事的姑娘眼中，这自然是最富有时代传奇色彩的浪漫选择，刺激而新鲜。她们甚至不知天高地厚地认为“可以写稿子”解决在北平的生存。张乃莹最终选择了这纯然娜拉式的出走，也成了一个现实版的子君。徐薇晚年回忆：“这样，我提出的逃婚出走的方案终于被采纳了。毕业之后，我们就分手了，张乃莹到了北京，沈玉贤考进了哈尔滨女子师范学校，我回到了江南。”萧红的出走很有计划，她不再采取以前那种生硬的对抗，而是假装改变态度，满心欢喜地同意与汪恩甲结婚，从家里骗取一大笔钱，然后拉上同学刘俊民到中央大街一家服装店做了一件绿色皮衣，不久，伺机偷偷离开哈尔滨来到北平。做娜拉的兴奋与喜悦
当时，李洁吾正在北京大学读书，他是陆哲舜三育中学的同学。1930年暑假前夕，陆哲舜托他回哈尔滨后向萧红介绍在北平上学的情况。到哈尔滨后，李洁吾在好友徐长鸿家里见到了陆哲舜一再向他提起的表妹。三人一起看电影的时候，萧红向他打听了许多在北平上学的细节。暑假结束，李洁吾回到北平，发现萧红已在女师大附中上学了。到北平后，她与陆哲舜先住在西京畿道的一所公寓里，后来又搬到二龙坑西巷的一座小院里，距离二人就读的学校很近，上、下学都很方便。除了了解他们的人知道二人是表兄妹关系外，为了交往方便，不引起别人的猜疑，他们对外宣称是甥舅关系。小独院只有八九间房，一道矮矮的花墙将院子分为里外两院，两人分住里院的两间北房，屋前有两棵枣树，还请了一个北平当地人耿妈照料饮食起居。安顿妥当，萧红便赶忙给沈玉贤写信，让她分享自己勇做娜拉的兴奋与喜悦：
我现在女师大附中读书，我俩住在二龙坑的一个四合院里，生活比较舒适。这院里有一棵大枣树，现在正是枣儿成熟的季节，枣儿又甜又脆，可惜不能与你同尝。秋天到了！潇洒的秋风，好自玩味！
除了生活舒适，每到周日小独院高朋满座。李洁吾、苗坤、石宝瑚、李荆山等一批在北平的哈尔滨三育中学校友，每每聊到听见打更人的梆子声才踏月星散。李洁吾晚年回忆，这些人虽然不是每周日都来聚会，但总能碰到三五人，而他则一直是个“全勤生”，从未缺席。大家聊谈的内容无所不包，热闹非凡，萧红每次都坐在固定的位置上，关于身世似乎是她谈话的禁忌，周围人从她口中只得到只言片语的了解。
或许源于萧红、陆哲舜二人对他们间的关系，在认知上存在一定程度的错位，不久，他们之间便出现了不和谐。也许，自奔向北平的那一刻，萧红就意识到自己到底不是易卜生笔下的娜拉或鲁迅笔下的子君，自己所追随的是一个有妇之夫。更重要的是，她明白自己也还没有真正爱上对方，来北平的主要动机是读书，而不是与陆哲舜同居。但是，陆哲舜的所有努力，却基于对萧红一时狂热的爱慕。他也许认为萧红能够追随来北平，是对其爱慕的回应，两人随即出现子君与涓生式的同居，才合乎当时新女性与新青年的逻辑。萧红来北平不久，陆哲舜便写信回家要求与妻子离婚。在这个小独院内，两人虽然各处一室，但孤男寡女共同生活起居，其实俨然同居。这难免令本来就久有爱慕之心的陆哲舜对萧红存有非分之想。然而，令他没想到，他们之间似乎应该顺理成章的事情，却遭到萧红的严词拒绝。她当然不会忘记自己早已订有婚约，警告陆哲舜自己的出走并不是为了与其同居。不仅如此，萧红还给李洁吾写信愤怒控告陆哲舜对她的“无礼”。等李洁吾再次来访，刚一进屋就交给了他。此举令陆哲舜极其尴尬，李洁吾读完信后当场将他大骂一顿，令其羞愧得呜呜咽咽地哭起来。很显然，萧红之所以这样做，一来是向陆哲舜明示她对两性关系的严正态度；二来为了杜绝陆哲舜再生非分之想。在北平，萧红给人的感觉是眉宇间时常流露出东北姑娘所特有的刚烈、豪侠气概，有一种凛然不可侵犯的庄严感。
李洁吾大骂陆哲舜后自觉态度粗暴，意识到自己并不了解他们的关系，就横加指责很不妥当，于是给他俩写信解释，随即恢复中断一周的友谊。但是，此后李洁吾对萧红更加关心并与之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在他看来，萧红能够向一个不相干的人诉说气愤，可见是多么痛苦、无助。此后，只要去西巷不论陆哲舜是否在家，他都要留下和她谈一会儿。随着交往的深入，萧红渐渐向李洁吾透露了一些此前严加锁闭的内心想法。有一次，两人各自谈到对家人的情感态度。李洁吾说到祖父的严厉，勾起萧红对自己祖父的怀念；而当他谈到自幼丧父，母亲含辛茹苦的不易，萧红却脸色阴沉、表情抑郁，沉默无语。李洁吾意识到自己的话牵动了她那不愿触动的内心，勾起了她的痛苦回忆，她明显并不热心谈论自己的母亲。关于萧红对待家庭亲情的态度，李洁吾晚年回忆：“祖父对她好，她永远不能忘记；母亲待她很淡漠，她不愿提及；父亲待她很坏，使她几乎不相信世界上会有好父亲！这三种鲜明的爱憎情感，当时给了我很深很深的印像。”
一次，李洁吾与萧、陆二人一起看完电影《泣佳期》，然后谈到对友情、爱情的看法。李洁吾认为爱情不如友情，其局限性太大，必须发生在两性之间，且要在青春期；友情则没有年龄、性别的限制，最牢固。萧红却马上说，友情不如伙伴可靠，伙伴有共同的前进方向，走同一条路，成伙结伴，互相帮助，可以永不分离。即便在今天，萧红的这些想法仍然比较前卫、新锐，在凸显其任性的同时，也彰显出她那作为新时代女性的一面。然而，萧红或许是那种观念新锐，内心到底还是比较传统的女性。她那短促、不断辗转异乡的一生，又何尝不是苦寻亲情、苦寻家园的一生？一天，李洁吾前来告诉萧红当天本来要举行大学生游行示威，结果计划落空了。萧红恍然大悟，怪不得李洁吾前一天就叫自己和陆哲舜次日不要出门，隔了一会儿对他说：“洁吾，我看你干不了革命，哪有你这样瞻前顾后干革命的！”
萧红出走时所带的钱财毕竟有限，陆哲舜要以家里寄给的生活费维持两人在北平的生活，没多久便显出经济上的困窘。两人独享小独院的日子不久便结束了。为了节省开支，他们把里院退了出去，搬到外院居住。萧红住在一间南房，陆哲舜住在一间平台里，但这还不至于影响两人快乐的心情。霜降后，忽然一夜雨雪，李洁吾第二天一大早去看他们，萧红正在院里赏雪，陆哲舜则正在西平台顶上用竹竿敲打树梢上残存的枣子。将掉在地上的枣子收拾起来，萧红很兴奋地用小砂锅烧煮从墙头上轻拂下来的积雪，等雪在锅里融化再把红枣放进去。大家围在炉边看着变得滚胖胖的枣子在砂锅里挤来挤去，满屋发散着枣香。萧红边用火箸敲打着炉子边说：“这可是名副其实的雪泥红枣啊！”陆、李听罢都哈哈大笑起来，等着吃枣。如此苦中作乐，竟也有乐极生悲的时候。室内开始生炉子后，李洁吾就提醒陆、萧要注意防止煤气中毒，陆哲舜不以为然。不多久，大家在一起闭门围炉闲谈，萧红突然昏倒在地，李洁吾一看估计是煤气中毒了。大家慌忙喊来耿妈，并将萧红抬至院中，放在躺椅上用棉被盖好。耿妈又到邻家找来酸菜水，一阵忙碌，萧红才苏醒过来。有了这次死里逃生的经验，大家再谈到死亡，萧红说：“我不愿意死，一想到一个人睡在坟墓里，没有朋友，没有亲人，多么孤寂啊！”逃亡的代价
张乃莹自然想像不到她的出走带给家人的后果是什么。
萧红的出走，随即成了呼兰街头巷尾一时间最热门的话题。张廷举苦心经营的“清白门风”顷刻荡然无存，女儿的行为无疑让他颜面扫地，就像当众被人抽耳光、吐唾沫。这位有名望的乡绅和呼兰教育界的头面人物，感到被别人尿到了脸上，呼兰张家人亦承载着巨大的舆论压力，几乎不敢出门。舆论大哗，甚至影响到福昌号屯整个张氏家族。尔后，因教子无方，张廷举黑龙江省教育厅秘书的职务被解除，平生最好脸面的他，被调任巴彦县督学兼清乡局助理员。在呼兰上学的张家子弟承受不了舆论压力，纷纷转校离开家乡。张秀珂随父亲转至巴彦县立中学，张廷举担心儿子一个人在外县会感到孤单，遂将二哥张廷选在东省特别区区立第二中学读书的儿子张秀琳也转至巴彦。
萧红的出走自然也是顾乡屯汪家最不能接受的事实。长兄如父，汪大澄同样自感脸面全无，一心想解除张、汪两家的婚约，只是迫于一时见不到萧红回来，不便操作而已。张家对怂恿女儿出走的陆哲舜自然不会放过，不断给其家人施加压力。陆家人最终探到儿子与萧红的住所。自此，陆、张两家不断写信催逼萧红回家与汪恩甲结婚。刚开始，两人对家里寄来的催逼、警告信置之不理。陆家人见对儿子警告无效，便渐渐断绝他的经济来源。这当然是最管用的狠招。
随即，两人在北平的日子一天天捉襟见肘。天气越来越冷，萧红的境况更是足堪忧虑。当初，偷偷从家里跑出来并没有带上御寒衣物。北平11月中旬的天气已经很凉了，家境好一点的同学早已换上适合季节的秋装，而她还穿着单衣，家里除了寄信催逼之外，丝毫不顾虑其他。到校上课，同学们见她还穿着单衣，便不无揶揄地说“到底是关外人”，那么耐冷。同学们的眼光伤害了她的自尊，无法御寒常常令她生病卧床不起。到了12月，眼看要下雪了，耿妈便用旧棉絮帮她将单衣改成一件小棉袄。眼看仅有这件小棉袄还是不够，李洁吾便找同乡同学借了20元钱交给萧红，她才得以到东安市场买了棉毛衫裤挡挡北平的风寒。
就这样，萧红在北平的学业勉强继续着。临近寒假，陆家发来最后通牒：如果两人寒假回东北就寄来路费，不然，从此什么都不寄。这无异于《伤逝》中的涓生收到一纸解聘书，本来，捉襟见肘的生活就已然令生活一向优裕的陆哲舜难以坚持。最终，他决定还是向家里妥协。这自然是萧红最不愿看到的结局，倔强如她，或许想到总还有别的办法可以支撑下去，但是，眼看着陆哲舜决心已定，自己亦无可奈何。在陆哲舜收拾行装的时候，任性的姑娘痛责他是“商人重利轻别离”，同时，也意识到自己被眼前这个懦弱的男人害得好苦。无限同情萧红的李洁吾明知她不愿返回东北，但也爱莫能助，大家不过都是穷学生而已，不妥协又该如何在北平生存？
汪恩甲得知萧红即将回东北，连忙赶到北平将她接回。这样，在出走北平几个月后，萧红又极不情愿地回到了哈尔滨。第五辑不堪回首的伤痛离开汪恩甲
对萧红的出走，汪恩甲和哥哥汪大澄持有不同的看法。痛惜家族脸面的汪大澄，自萧红出走后，便对弟弟与张家的婚约不抱任何希望，一心想解除而后快。父亲死后，维护家族声誉自然是这位长子的责任。但汪恩甲对萧红仍然抱有好感。在他看来，萧红虽然出走北平，但与陆哲舜毕竟并非同居。他自己到北平萧、陆住处亲眼所见的事实也是如此。所以，他对与萧红的婚事仍然有所期待，这或许源于他对萧红有比较真诚的爱恋。
回到哈尔滨，汪恩甲将萧红安顿在位于道外区十六道街的东兴顺旅馆。从出走的那一刻起，萧红便意识到与背后的家族渐行渐远，此刻，即便回到哈尔滨，呼兰近在咫尺，却是她最不愿面对的地方。如同一个“做了错事的孩子”，她实在没有回家的勇气，更重要的是，从那个家里已经得不到任何安慰，有的只是责难、呵斥与诅咒。家，之于她已经没有任何吸引力。
年关将近的哈尔滨热闹而繁华，走在大街上，萧红内心却油然而生一种荒寒之感，看着走在前边的汪恩甲，她想到还是要把自己嫁出去。比起陆哲舜，在没有解除婚约之前，汪恩甲是她更为合法的依靠。经过这次出走与回归，萧红对男人之于女人的意义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她明白要实现心中那个北平求学梦，脱离对于自己已然失去意义的家庭，迫切需要一个能够给予她足够支持的男人。汪恩甲自然不是理想的对像，但面对无边窘境，她已经没有更多选择。她甚至想到，以自己的力量还可以塑造这个虽然有些堕落、有点庸俗但实在仍然爱她的男人。
在旅馆，他们对未来有所设计，萧红答应嫁给汪恩甲，但必须两人一起到北平继续读书。急于想同居的男人，假意认同了她的想法。带着美好的憧憬，萧红在旅馆里度过了一段平静的年关岁月。汪恩甲还给她添置了一些高档衣物。
1931年2月下旬，当萧红自以为已经说服汪恩甲，不久就可以一起到北平上学，从而实现求学之梦时，新的矛盾却又扫荡了她那即将梦想成真的喜悦。汪大澄听说弟弟将萧红从北平接回，并在旅馆同住，十分气愤，大骂汪恩甲懦弱无能，辱没家门，只是碍于脸面没有找上门将令他失望的弟弟拉回来。萧红或许没有意识到与汪恩甲的婚事，已经不是自己是否愿嫁而是汪氏家族是否愿娶的问题了。出走的恶谥足以降低一个女孩的身价，而被公众唾弃、被道德放逐。为了让弟弟回家，汪大澄截断汪恩甲的经济供给，等他回家取钱，趁机扣住。一直不见汪恩甲返回，萧红亲自赶到汪家，却被汪母和妹妹骂了出来。临了，汪大澄站在门口严厉告诫萧红一定要与其弟解除婚约。汪恩甲挣扎着要逃出家门和萧红一起返回市里，被家人硬拉了回去。
萧红一个人懊恼而沮丧地回到旅馆。刚刚经历的奇耻大辱令其气愤难当，同时也激发出昂扬的斗志，第二天便找来律师拟好一纸诉状，控告汪大澄代弟休妻。福昌号张家在哈尔滨同样颇有势力，社会关系较广。张氏家族虽然痛恨萧红此前的举动，但这次告状毕竟关涉家族荣誉，所以张廷举、梁亚兰还有其他族人都参加了其后不久的庭审。萧红还打电话给同学刘俊民的爱人，通知她也来参加以壮声威。开庭审判中，眼看汪大澄即将败诉，汪恩甲怕哥哥受法律处分，并为了保全哥哥的名声，最终当庭承认不是由于汪大澄的横加干涉而是出于己愿要解除婚约。于是，法庭当场取消了汪恩甲和萧红的婚约。这戏剧性的结局令在座的张氏族人无话可说，不愿多看萧红一眼，纷纷黯然离席。离开法庭后，虽然汪恩甲一再向萧红解释刚才的解除婚约是迫于情势并不算数，但她还是难遏盛怒，离开了这个男人。
庭审无疑更让整个张氏家族颜面尽失。张廷举和一帮亲属只好忍气吞声地返回。他觉得有萧红这样的女儿，做父亲的已是无可奈何，自然不去理会女儿的心情。突遭如此变故，萧红的沮丧与懊恼更是难以言说，由此，她初步意识到自己的任性与幼稚。她更没有回家的勇气与愿望，在沈玉贤家里住了几天，在同学的劝解、安慰下，心情稍微好了些。第二次的逃亡
自萧红离开北平，李洁吾为她的命运忧心不已，不知她能否再来。他写信给陆哲舜打听萧红回家后的情况，好不容易得到回信说她已经回呼兰，但被家里软禁，还患了神经病。不久，他又得到陆的第二封信，说如果有五元钱路费，萧红就可以乘车逃出来。这令李洁吾非常振奋，马上想办法在北平兑换了五元“哈尔滨大洋”的票子，并将它小心贴在戴望舒《我的记忆》一书硬封皮的夹层里寄出，在信中暗示萧红“你在读这本书的时候，越往后就越要仔细地读，注意一些。”李洁吾想让萧红能够发现这张钞票，想办法从家里早点逃出来。但在1931年2月末，他突然收到陆哲舜拍来的一封电报，说萧红已经乘车返回北平。李洁吾计算好时间到车站迎接，却没有接到，赶到西巷萧、陆住处，耿妈告知：“小姐回来了，放下东西便找你去了。”等他赶回北大宿舍，一直挂念的乃莹已经等在那里。这次回来，李洁吾见她焕然一新，外穿一件貉绒领、蓝绿华达呢面、猓子皮里的皮大衣，还给自己带了一小瓶白兰地和一盆马蹄莲花。
身心俱疲的萧红重返北平不久便病倒了，连续几天发着高烧。想到她一个人病倒在孤寂的小独院里，李洁吾非常放心不下，天天前去看望、尽心照顾，陪她聊谈缓解寂寞。大约过了一周，萧红的病情才渐渐好转，能起床吃点东西，与李洁吾谈话的时间也多了些。但是，当问到回哈尔滨后的情况，以及这次是如何从家里出来的时候，萧红总是避而不谈。回哈尔滨的经历显然是她最不堪回首的伤痛，她不想让人了解，即便是李洁吾。然而，她的沉默在显示其坚强、自尊的同时，也彰显其脆弱与无助。这就是萧红的基本性格，正如张抗先生所说：“萧红的自尊心很强，同时却又很脆弱，因此她一生中的大部分是在寂寞孤独中度过的。”
很显然，官司失败之后，以萧红的个性，她最不愿面对的就是家人。对于四处寻找她的汪恩甲，她自然不想再见，不想给他表达歉意的机会，更无法原谅。不想回呼兰，但是长期待在同学家里显然不是长久之计。唯一可去的地方，仍是北平那已经租好的小独院。在那里，一个人可以静心疗治受伤的心灵，重获安宁。刘俊民晚年回忆，萧红这次回北平得到过陆哲舜的帮助，他早已替她买好了车票。临行前，萧红还到东特女一中高中班与其告别，并嘱咐如果汪恩甲来打听，不要透露任何消息。
新学期开学在即，李洁吾又收到陆哲舜的来信，托其照顾萧红，并希望能够帮她继续上学。但是，以李洁吾当时的经济状况，实在无力替萧红缴纳那笔十分可观的学费，去找萧红商量，她也同意等陆哲舜回北平再说。
一天傍晚，正当二人在室内闲谈，听见有人叩门，随即耿妈进来说：“有个人找小姐。”萧红立即起身准备出门去看，来人却径直闯了进来，与她在门口打了个照面。萧红大吃一惊，正当错愕之间，那人进屋后便一屁股坐在椅子上一言不发。萧红回过神来站在他背后向李洁吾伸了伸舌头，做了个鬼脸。正当李洁吾心里猜疑来人是谁，只听萧红向他介绍说：“这是汪先生。”李洁吾旋即向面前的“汪先生”点头致意，并说明自己是陆哲舜的朋友，听说乃莹回来，特来看望。对方没有理会，仍是一言不发。
此人正是汪恩甲。此时，他显然对萧红单独与别的男人在一起心存疑忌和不满。过了片刻，见李洁吾仍不起身告辞，便大显其纨绔习性，从口袋里掏出一摞银元，往桌子上一撂，然后用右手漫不经心地一撂一撂地摆弄它们。一枚枚银元从他手里跌落下来，冲击着桌面上的银元，发出清脆的叮声。他反复着这幼稚的游戏，似乎在欣赏银元相互撞击的声音。那一刻，三人都僵持在屋内，萧红不知所措，表情木然，李洁吾坐在那里更倍觉尴尬。室内的空气似乎不再流动。僵持片刻，李洁吾起身告辞，萧红也没有像往常那样出来送行。
晚上，因不放心萧红，李洁吾又去了西巷，见屋子里没有灯光，也听不见说话的声音，便没有叩门就回北大了。此后的几次拜访也都是如此情形。过了一段时间再来，敲门后耿妈告知“小姐他们出去了”，并告诉他前次来的那个男人就是“小姐的未婚夫”。从此，李洁吾便不再去西巷，只是给陆哲舜写信告知所见到的情况，催促他快点返回。
至今没有资料说明汪恩甲就是一个纨绔恶少。他毕竟接受过新式教育，而且从事教书育人的工作，可能优裕的家境令这个汪家小儿子染上了些纨绔习气。此次追到北平，他可能一方面为自己在法庭上撒谎而心怀愧疚，想对萧红有所弥补以缓释心中不安；另一方面，也许还是比较珍惜与萧红的姻缘，虽然家人强烈反对，但还是不想就此放弃。而且，以当时人们普遍的性道德他也不能放弃，因为他们已经同住过。
高原原是哈尔滨法政大学预科的学生。1929年，萧红在徐淑娟家里与之结识，从此成了相投的朋友。1930年，高原在来北平读书之前就知道萧红也即将到北平读书的消息，只是后来一直没有打听到她具体就读的学校。次年初春，原来哈尔滨的同学张逢汗来北平，在其带领下高原终于找到萧红住处。进屋后，萧红拿瓜子招待他们，高原见她衣着朴素、单薄，室内布置极其简陋，聊谈中得知她的生活十分贫苦，常常要拿几册书到旧书摊上卖，得些钱维持生计，每天从西单徒步去东四上学，连买电车票的钱都没有。高原注意到墙壁上挂着一张用铅笔描画的头戴鸭舌帽的男人头像。萧红连忙指着素描画介绍：“这是密司特汪。”并解释这是她就着灯影描绘的，接着，很平静地告诉他们自己即将和“密司特汪”结婚。高原听后，有一种说不出的忧郁和压抑，感到乃莹在谈到自己的婚事时没有表露任何感情，好像在谈一件与自己不相干的事情。临别，萧红送出大门口，门洞里吹来一阵风掀起她单薄布衫的下摆，她连忙用双手捏住布衫两侧的“开气”，顾不得与高原他们握手道别，不住地看着他们点头，表情有些木然。高原偶然抬眼回望，只见一个男子的头部从玻璃窗里伸了出来，正在向他们这边看。他随即想到那便是萧红所说的“密司特汪”。呼兰，没有归宿的归宿
萧红和汪恩甲在北平待了将近一个月。见汪恩甲既然找来了，她还是像在哈尔滨一样，想说服他在北平念书。汪恩甲心里显然没有真正留下读书的打算，只想把萧红带回哈尔滨同住，慢慢说服家人让他们结婚，因而对她只是虚与委蛇，消磨时日。高原所见到的情形，表明他们已暂时达成共识，汪在支持她继续上学。但这种清贫的日子，对于汪恩甲而言，显然不可能是长久之计。他无心待在北平，陪萧红住在这里，只是作为缓兵之计的安抚。
3月下旬的一天，二人最终闹翻。萧红一气之下跑到北大找李洁吾，说是生活上有了困难要他帮忙想办法。李洁吾将身上所有口袋里的钱都搜给了她，凑起来还不到一元。而问到生活情形和上学问题是否解决，萧红只说目前都还谈不到，拿了钱就急匆匆走了。几天后，李洁吾再到西巷，耿妈说：“小姐他们已经回东北了。”高原也碰到类似情形，隔了三四天，想到萧红的清贫，再次来到西巷，原打算送点钱给她，不想亦被告知萧红和那位“密司特汪”已经回东北了。
萧红突然中断学业匆匆离开北平，令李洁吾、高原都非常不解，留下一段谜案。有学者推测，这是因为，在留北平还是回哈尔滨的问题上，她和汪恩甲产生了严重分歧，汪已经失去耐心，矛盾不可调和。而且，他还一直对萧红与李洁吾之间的关系心存疑忌，颇感暧昧，扬言如果萧红不回东北，就到北大控告李洁吾。萧红害怕连累朋友便只好回去。况且，没有汪恩甲的支持，书也实在无法念下去。由此，萧红非常鄙薄汪恩甲的为人，更意识到倚靠汪恩甲实现自己的求学梦全然没有可能。既然关系再次破裂，萧红不想用汪恩甲的钱买票回东北，于是，匆匆找李洁吾借钱买车票。最终的情形，萧红可能还是和汪恩甲一起回到了哈尔滨，不过，下车后便分道扬镳了。这次返回东北彻底终结了萧红的求学梦，她由此意识到自己的所有悲剧就在于是个女人。没有了梦想，哈尔滨和北平、陆哲舜和汪恩甲对于自己也都没有意义；没有了梦想，也就不在乎流言。呼兰，便是她没有归宿的归宿。
3月末，萧红最终回到呼兰老家——已经没有地方可去，也没有男人可以追随，可以指望，可以倚靠。
回家后，张廷举怕女儿再次离家出走又闹出令家族难堪的事情来，自己又在外县，梁亚兰在家里不便管教，于是决定让萧红继母带着孩子们搬到福昌号屯居住。作为张氏家族的发祥地、大本营，阿城福昌号屯地处偏僻、交通不便；居住着张廷举的两个同胞哥哥、四个异母弟弟、一个异母妹妹和继母徐氏，外加众多堂兄弟，容易对萧红形成监视、管教。这是个极其庞大的家族，有地千余垧。家族里年轻的堂兄弟妹都在外地上学。张氏家族的宅院，四围都是十分宽厚的高墙，只有一个大门进出，日夜都有护院持枪把守，萧红在这里与外界全然隔绝，平素只有27岁的未婚姑姑和过门不久的七婶（即萧红七叔张廷勋的妻子）与萧红年龄相仿，偶尔和她说说话。当年的福昌号屯现在只剩下一个名字。
住到福昌号屯，萧红虽然避开了呼兰县城关于自己出走逃婚和败诉被休的甚嚣尘上的议论，但是张氏家族同样将她视为辱没家族名声的败类。在众人监视下，她不能与外界有任何联系，事实上过着与外界隔绝的软禁生活。即便在家族内部，祖母徐氏（张廷举继母）也严厉禁止女儿、儿媳与萧红接触，时常监听她们的谈话，责骂她会带坏女儿，并强令萧红晚上与自己睡在同一炕上。萧红常常委屈地靠着墙根哭，祖母更是动气，揶揄说：“你真给咱家出了名了，怕是祖上也找不出你这个丫头。”
在福昌号屯近七个月的软禁生活中，萧红还是了解到很多有关地主和佃户的生活，“九一八”事变后，还了解到农民对日本侵略者的自发反抗。这段生活为她日后的写作积累了重要素材，如《王阿嫂的死》《夜风》《看风筝》《生死场》等小说都取材于阿城福昌号屯，有些人物的原型就是她的伯父或叔父。
禁闭的日子对萧红而言无疑是一种折磨。她常常把自己关在屋内不出门，继续争取出去念书的可能。继母把她不出门、非要念书、在家里吵闹的情形告诉了大伯父。脾气暴躁的大伯父动辄赶过来打她，没处躲避，萧红只好跑到七婶房里。东北的地方风俗大伯子不能进入兄弟媳妇的卧室。萧红一天到晚不敢出门，饭菜都由小婶送进来，百无聊赖，便帮小婶织一些大人孩子的手套、袜子打发时日。这样的日子实在无法过下去，逃离福昌号屯的愿望越来越强烈，宁愿在外流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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