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1939-1945)：战略与战术的历史(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英） J.F.C.富勒

出版社：文化发展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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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1939-1945)：战略与战术的历史试读：

1919年6月28日—“凡尔赛的一天”，哈罗德·尼科尔森在《1919年的媾和》中写道：“我们抵达时，克莱蒙梭已经就座，他的头上是厚重的天花板和‘国王独治’的画卷。他看上去瘦小、脸色蜡黄。这是一位重压之下的矮人……门口的共和国卫队士兵佩剑入鞘，发出响亮的声音。‘请德方代表进场。’克莱蒙梭说。德国人被引导到自己的座位上，克莱蒙梭立即打破了沉默。‘先生们，’他粗声粗气地说，‘会议开始。’他还加进了几个不恰当的词：‘我们到这里来签署和平条约。’然后，圣昆廷走向德方代表，神气活现地将他们引导到一张小桌子处，和约已经在桌上展开。他们在上面签字。”“外面突然间传来了礼炮声，向巴黎宣告穆勒博士和贝尔博士已经签署了第二次《凡尔赛和约》。克莱蒙梭又粗声说：‘会议结束。’没有多讲一个字。”“我们坐着不动，而德国人在引导下，就像犯人离开被告席一样，他们的眼睛一动不动地盯着远处的地平线。”“我们继续坐着，等待五巨头走过。威尔逊、劳合·乔治、各自治领代表以及其他人，最后是步态摇摆不定的克莱蒙梭。我旁边的潘勒韦站起身来向他致意，伸出两只手握住克莱蒙梭右手的手套，向他表示祝贺。克莱蒙梭说道：‘是，这真是美丽的一天。’泪水模糊了他的双眼。”“在我附近的玛丽·穆拉特听到了他们的话。我问她：‘您相信吗？’她回答‘一点也不’，真是个聪明的女人。”

就这样，“一战”的炮声远去，“二战”已在酝酿之中，虽然后者的根本原因和前者一样，可以从蒸汽机、账房一直追溯到部落人的本能，但直接原因就是《凡尔赛和约》。这并不是因为它的严苛，也不是因为它缺乏智慧，而是因为它违反了1918年11月11日的停战协定。记住这一点很重要，因为正是这种无耻的行为，使得希特勒有能力引领整个德国，并向德国人民证明，他对和约的侵犯是合理合法的。

下面简述一下这个故事：1918年10月5日，德国政府照会威尔逊总统，接受他的《十四点和平纲领》，请求进行和平谈判。三天之后总统作出了回答，询问自己是否可以这样理解：德国参加和谈的目的，只是为了对《十四点和平纲领》《四项原则》和《五项细则》中的条款细节表示赞同？在得到肯定的回答并进一步联系之后，11月5日，威尔逊向德国政府作出了最后的答复，称协约国各政府“宣布愿意按照威尔逊总统1918年1月8日向国会提出的咨文（《十四点和平纲领》）中所列条款，以及此后的咨文谈到的原则基础上，与德国政府进行和谈。”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后来的凯恩斯勋爵）写道：“通过这一文件交换，德国与协约国之间的条约性质已经明确无疑。和平条款应该按照总统的演讲，和会的目的是‘讨论其适用细节’。签订和约的环境极其庄严且具有约束力；和约的条款之一就是德国应该遵守使其处于无助境地的《停战协定》。德国无条件地信赖《和约》，协约国承诺履行它们在条约中的职责，如果条约有不明确的地方，不能利用战胜国的优势。”

但是，协约国并没有履行自己的职责。相反，将德国置于无助境地之后，它们首先放弃了之前的和谈（包括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和谈）中遵循的程序—与敌方全权代表进行口头协商；其次，它们在整个和会期间封锁消息；最后它们废弃了《停战协定》的条款，正如哈罗德·尼科尔森所指出的：“在威尔森总统的23个条件中，准确地说，只有4个进入了《凡尔赛和约》。”

关于第一点，和约签署时的意大利首相尼蒂在其《不平静的欧洲》一书中说道：“……这将在现代史上永远留下一个恶劣的先例，违反所有誓言、先例和传统，甚至全然不听取德方代表的意见；此时留给他们的只有一个结局：签署《和约》，因为饥荒、物资短缺和革命的威胁使其别无选择……在教会的古老法律中规定，每个人都有解释的权利，甚至连魔鬼也不例外：Etiam diabulus aidutur（即使魔鬼也有解释的权利）。但是在国际社会认可的新民主制度下，竟然违背黑暗中世纪都恪守的戒律：保证被告的尊严。”

至于第二点，大家应该铭记温斯顿·丘吉尔于1919年3月3日在下院发表的演讲：“我们保持着全面的高压手段，或者使这些手段随时可用。我们也将保持封锁，保有强大的军队，可以在最短时间内进军。德国已经非常接近弹尽粮绝的境地，我已经从陆军部得到报告，首先，全德国人民都饱受贫困之苦，其次，在饥饿和营养不良的压力之下，德国的社会和民族生活结构已经濒临整体崩溃。因此，现在正是签约的时机。”

由此可以看出，逼迫德国在枪口之下签约正是西方列强的意图。

在会议召开之际，凯恩斯写道：“然后，他们就开始编织诡辩和虚伪解释的罗网，最终用来文饰整个条约中伪善的文字和内容。他们用这样的文字来迷惑巴黎人民：

公正是愚蠢的，只有愚蠢的人才公正。

这句话在空中盘旋，穿过烟雾和污秽的空气。“最狡猾的诡辩家和最虚伪的起草者们开始忙碌起来，煞费苦心地运用了许多欺骗手法，即使是比威尔逊总统更聪明的人，也可能会被蒙蔽上一阵子。”

接着，他写道：“他们并不关心欧洲的未来生活；也不会为未来的生存手段感到焦虑。他们的当务之急，或多或少的与国界和民族有关，与力量平衡有关，与帝国的权势有关，与未来削弱强大危险的敌人有关，与复仇有关，与将胜利者难以承受的经济负担转嫁给战败国有关。“两种对世界未来的政策框架展开了竞争—威尔逊总统的《十四点和平纲领》和克莱蒙梭的迦太基式和平。但是，两者之中只有一种能够实现；敌人的投降并非无条件的，而是基于对与和平一般性质相关条款的承认。”

因此，争斗的种子已经埋下，一场灾难性的冲突已经无法避免，它将比《和约》所平息的战争更加惨烈。

至少有一个人预见到了未来，尽管他也是行动中的一方。1919年3月25日，劳合·乔治向和会发出了一份题为“在最终起草《和约》条款之前的一些注意事项”的备忘录，其中写道：“……你们可以剥夺德国的殖民地，将其军备削减到警察部队的水平，使其海军沦为五等军队；无论如何都一样，最终，如果她认为自己在1919年的和平中遭到了不公正的待遇，就会找到报复征服者的手段……和平的维持将……取决于是否有什么能不断地唤醒爱国主义、公正和公平精神……胜利时表现出来的不公正和傲慢，将永远不会被忘记或者原谅。“基于这些原因，我强烈反对将更多德国统治下的日耳曼人转到其他国家的统治之下。德国人已经证明，他们是世界上最具活力、最强大的国家之一，如果将其置于许多小国的包围之下，这些国家中大部分都是由从未建立稳定政府的民族组成，且其中还有许多呼吁重新统一的日耳曼人，我无法想象，有什么比这更可能引发战争。根据我的判断，波兰代表关于我们应该将210万日耳曼人置于信奉不同宗教的人（这些人在历史上从未证明自己有建立稳定政府的能力）控制之下的提案，早晚将导致东欧爆发新的战争……”

这一警告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相反，德国被迫承认对整场战争的罪责，承担所有代价。她的经济资源遭到掠夺和毁灭，东普鲁士的大部分地区被转交给波兰，以建立波兰走廊。

这里没有必要详述，但是需要指出的是，为了声索不可能支付得起的赔款和分裂德国，1923年1月11日，法国占领了鲁尔区。这导致德国的财政崩溃，失业率高企。

许多英国人都认为，这是对《和约》的违背，约翰·西蒙爵士断言，这“实际上是侵略行为”；下院议员查尔斯·罗伯茨先生认为，“这是无法挽回的行动，最终结果只能是在未来造成大规模的国际战争，以我的观点，这意味着文明的毁灭……”另一位议员R.伯克利上校指出，“如果有一种边界行动可称为战争行动……那么法国政府进军鲁尔区的做法就属于此类。”《自由》杂志称“在几年内发生另一场战争的前景更加明朗而确定”；《自由年鉴》则指出：“一天一天，欧洲战争越来越确定……为预防措施留下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实际上，现在采取行动可能已经太迟了—对德国人的伤害已经足够深，可以延续到他们的报复能力恢复之时。”

法国的第二个目标是从奥地利到莱茵河下游地区建立一系列独立的天主教国家，以肢解德国。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法国在占领鲁尔区的同时，紧锣密鼓地执行分离莱茵兰和将巴伐利亚转变为从属于法国的天主教君主国的计划。1923年10月，巴伐利亚的分离主义活动变得十分激进，在法国的指使下，巴伐利亚邦总理决定于11月9日（德意志共和国成立5周年）宣布独立。阿道夫·希特勒趁此机会走上了历史舞台。“一战”中，希特勒曾是第16巴伐利亚步兵团的一等兵。停战之后，他加入了一个由6名成员组成、自称为德国工人党的政治组织，很快成为该组织的领导，并将其改名为民族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希特勒强烈反对分裂，并“代表人民和祖国”，于11月9日和鲁登道夫将军率领三千多名追随者进军慕尼黑的军事统帅部，遭到拦截、射击和驱散。希特勒遭到逮捕，被判处在兰茨贝格要塞服刑5年。他在监狱里度过了13个月，写下了《我的奋斗》第一卷。正如M.弗里克所述，“新的德国是法国自己带来的：因为法国的暴政、侵犯和压迫。”

德国人找到了一位领导人—一位等待大事件的发生、以便招兵买马的人物。这个事件就是1929～1931年的经济风暴—战胜国政权财政政策的产物。1928年，民社党（纳粹）在国会中占有12个席位，但是随之而来的大萧条创造了与1923年类似的条件，1930年9月，纳粹党已经成长为德国第二大政党。3年之后，狡黠的希特勒利用失业现象和普遍的穷困，成为德国总理，成为德国元首之后，他开始逐条否定《凡尔赛和约》的条款，就像和约缔造者们否定停战协定的条款一样。1935年3月16日，希特勒宣布重启征兵制度；1936年3月7日，德国重新占领了莱茵兰；1938年3月13日，德国吞并奥地利；同年10月占领了捷克斯洛伐克的苏台德地区；1939年3月13日，德国占领了整个捷克斯洛伐克；3月21日，希特勒要求将但泽归还给德意志帝国，德国应该得到通过波兰走廊的路径。

命运的车轮转了整整一圈，回到20年前的3月25日，当时劳合·乔治首相以真正凯尔特人的不凡视角预见到，将200万德国人置于波兰统治之下，“或早或迟必将导致在东欧爆发新的战争。”

其他人也看到了这一点，弗里克先生在劳合·乔治预言之后10年写道：“如果德国赢得战争，会在现在的喀里多尼亚运河建立一个走廊，并给荷兰一条大约10英里宽的狭长通道，纯粹用于削弱英国。而波兰走廊这一罪行，其结果比这要严重1000倍。法国将这条走廊交给波兰的行为，或多或少地等同于将德国物产最丰富的一部分割让出去。法国的盟国同意这种罪恶行动，是有史以来对文明最严重的践踏……为了给波兰一个海港，对德国犯下了另一个罪行：但泽被从德国分离出来，成为一个自由城市。现在，但泽是德国最为德国化的城市，没有任何一个地方能够相比……迟早，波兰走廊将会成为未来战争的起因，如果波兰不将这条走廊归还给德国……她（波兰）就要做好准备，应对和德国的灾难性战争、混乱，甚至有可能回到刚刚摆脱的被奴役状态。”

从上文可以看出，希特勒在3月21日提出的两点要求并非完全不合理。但是，英国首相内维尔·张伯伦虽然正确地将这看作进一步侵略的借口，却在3月31日做出了最不明智的决定：向波兰做出支持的保证。这一保证宣称，“如果有任何明显威胁波兰独立的行动，波兰政府认为用国家力量抵抗关系重大，英国政府必将立即倾全力支持波兰政府。”

为了实现这一承诺，英国求助于苏联，但是斯大林认为另一场“资本主义”战争是有利的，而不是一种损失，这让谈判陷入争吵，直到8月23日，苏联与德国结盟，对波兰的保证变成废纸一张。

希特勒是1939～1945年战争的发动者，这一点毫无疑问，而促成希特勒行动的原因也毫无疑问，那就是巴黎和会上不受控制而又主宰一切的主席克莱蒙梭，以及他的杰作—《凡尔赛和约》。

就这样，1939年9月1日黎明，枪炮声再度响起：这次宣告的是第二次《凡尔赛和约》的终结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开始。第2节 交战各国的目标

交战各国的战争目标与各自的外交政策直接相关，正如克劳塞维茨在很早以前指出的：“战争无非是政治的延续，只是混用了其他手段。”他还指出：“……战争艺术的最高形式是策略，但是毫无疑问，那是作战的策略，而不是写照会的策略。”那么，两个对立集团（英法和另一边的德国及苏联）的策略是什么呢？

从都铎王朝到1914年，英国都在维护着力量的平衡—也就是说，使较强大的欧洲大陆国家相互竞争，并在其中保持平衡。这种平衡自动确定了潜在的敌人—不是最邪恶的国家，而是对于英国及其君主统治来说，政策比其他国家更具威胁性的国家。通常，因为敌国就是最强大的欧洲大陆国家，在和平时代英国政治家偏爱第二强大的国家，或者联合起来、力量略逊于最强国家的几个国家。基于这一原则，他们的战争目标不是消灭敌国，因为敌国的灭亡将永恒地打破平衡。相反，英国的目标是将其力量降低到一定的水平，使平衡得以恢复。一旦达到这个水平，和平谈判就会开启。

从黎塞留时代到今天，法国的政策倾向于保卫其东部边境，使德国保持分裂。因此，这也是一种力量的平衡，不过不是在整个欧洲内部，而是在日耳曼国家之间，因为德国（不管是神圣罗马帝国、普鲁士、第二帝国还是第三帝国）是欧洲大陆上唯一可与法国抗衡的力量。

将两者关联起来就可以发现，两种形式的力量平衡是相互敌对的。英国依赖于至少两个（或者两组）相同或者接近的力量，而法国仅依赖一个—就是它自己。因此，法国的目标是与英国完全相反的，从路易十四时代以来，两国之间的对立在每次欧洲重大危机出现时都以某种形式体现出来。因此，这种力量平衡声名狼藉。

为了避免这些危机，1919年，在美国的劝说下，各战胜国同意组成国际联盟，通过集体安全使力量平衡成为不必要的手段。但是因为美国不是欧洲国家，尽管他们批准了和约，也不可能成为欧洲的一员，因此法国是欧洲最强大的军事国家，平衡自动地传到她的手中，法国的传统政策开始起作用。1923年法国入侵鲁尔使这一切变得昭然若揭，结果是从此开始，英国逐渐回到她的传统政策，开始偏向德国，以便制约法国。

如果英国保持着1913年的财政地位—也就是说，如果她仍是世界的银行家—改变政策，从集体安全回到力量平衡，将使她处于强有力的位置，因为她可以让德国重新武装起来，并且始终坚信，如果德国变得过于强大，英国的财富足以资助法国、增强英国三军的实力。但是，伦敦已经不再是世界的金融中心；此时的金融中心已经转移到纽约，在力量平衡再次成为可操作的政策之前，将其移回伦敦是至关重要的。为此，1925年英国回归金本位制，从那时到1931年间，与美国之间的贸易战用光了她有限的财富，无力供养作战力量。为了赢得时间、掩盖上述事实，英国政治家们沉湎于裁军的宣传。他们声称另一场战争将会毁灭文明，避免这一浩劫的唯一手段就是集体安全。因此，到希特勒夺权之时，英国民众深受蒙蔽，如果有一届英国政府提出重整军备，就会被迫下台。和平宣传如此密集，以至于1939年9月大战爆发时，政府不敢宣示真正的战争目标—也就是，德国的强权政治、生活方式、金融系统和贸易方法与英国对立，如果这一切持续下去，德国将确立在欧洲的霸主地位，英国要保持强国地位就必须阻止他们的脚步。因此，由于英国荣耀的建立和持续源于力量平衡，未来的安全取决于这种平衡的重新确立。结果是，政府的战争目标不是消灭德国，而是将其力量削减到平衡点。

相反，在1939年9月3日宣战时，其声称的目标是道德范畴的。这将冲突置于十字军东征的地位，也就是说，这是一场意识形态之战而非政治战争—一场消灭希特勒和希特勒主义者的战争，如同圣乔治屠龙。下院各党的声明如同水晶般透明纯净，张伯伦首相宣布：“我相信，自己可以活到希特勒主义者被消灭，欧洲重获自由的那一天。”接下来的是格林伍德先生（代表工党）：“我认为这是世界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伟大战争，纳粹主义最终将被打倒。”然后是A.辛克莱尔爵士（自由党）：“……诚如首相阁下所言，让世界知道英国人民无比坚定，将永远结束纳粹统治，建立以公正和自由为基础的秩序。”最后发言的是丘吉尔先生（保守党）：“这不是为但泽或者波兰而战的问题。我们将为从纳粹暴政下拯救世界、捍卫人类最神圣的一切而战。”

这样，人心没有被导向力量平衡的重新确立，他们的理性被憎恨“恶魔”的思想所蒙蔽，对他们来说，这场战争已经变成了善与恶的争斗。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这种情绪化的目标不仅将战争置于整个社会的基础之上，而且最终导致了英国四百年以来竭力避免的结果—一个外来力量确立了在欧洲的霸权。

俄罗斯就是命定的这股力量。因此，我们想到的就是第二个联盟—俄罗斯和德国的联盟，这个联盟和英法的联盟一样，并不平静。

苏联更多的是一个亚洲强国而非欧洲强国，因为英国是在亚洲具有统治地位的欧洲强国，大英帝国的衰败明显对苏联有利。但是，如何打败英国？—这就是苏联面临的问题。可以确定的方法只有两种，或者联合德国对抗英国，或者消灭作为强国的德国。在任何一种情况下，英国式的力量平衡都将不可能保持。

从斯大林接替列宁成为苏共总书记的那一天起，和平对于“新经济政策”的巩固是必不可少的，该政策使苏联慢慢地回到革命所放弃的帝国主义道路上来。因此，根据克里维茨基的说法，从1934年6月30日希特勒通过大清洗稳固了独裁者地位时起，斯大林的既定目标就是拉拢他。接下来，1937年在苏联红军中的大清洗使35000名军人牺牲了生命，从军事上削弱了苏联，更加强了这一政治联姻，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最终结果是1939年8月23日的一场“权宜婚姻”。

斯大林的观点可以从1934年的讲话中判断：“前一场战争的结果是什么？它们并没有消灭德国，而是在德国种下了对战胜国的仇怨，为复仇创造了肥沃的土壤，直到今天，战胜国仍无法清理自己留下的混乱局面，在一段时间内它们也不会有这个能力。相反，它们得到的是俄国资本主义的毁灭，无产阶级在俄国的胜利，当然还有苏联。如何保证，第二场帝国主义战争的结果能够好于第一场呢？”

1939年，这一政策保持不变。当年8月24日，我们在《真理报》上看到：“第一次帝国主义战争导致经济大崩溃，人民陷于贫穷和饥饿之中。只要发动一次革命，就可以结束战争和经济崩溃……没有理由怀疑第二场战争……将导致……在欧洲和亚洲的许多国家发生革命，推翻那些国家的资本主义和地主阶级政府。”《当代俄国》编辑、下院议员兰斯洛特·劳顿写下了这样的评论：“如果《真理报》的预测证明是正确的，革命将在许多国家发生，甚至认定这些国家是同盟国的敌人，后果将是灾难性的：苏维埃共和国将出现在莱茵河、地中海和远东。”

很明显，只要可以避免，斯大林就无意加入“资本主义”的冲突。在1939年3月10日，他说道：“我们必须小心翼翼，不要让我们的国家受到战争贩子们的蒙骗而卷入战争，这些人惯于让其他人为其火中取栗”；而红军总政治委员梅利斯宣称：“红军的作用就是履行国际主义义务，增加苏维埃共和国的数量。”几天之后，他在基辅说道：“伟大的舵手斯大林将引导强大无比的战舰，对资本主义发动最后的决定性战役。”

斯大林与希特勒结盟，不是因为他喜欢民族社会主义，而是因为他对此感到恐惧，也因为英国已经失去了对波兰的主动权。他明确地知道，这种屈服将导致战争，这是一场可能轻易地消灭西方世界的战争。在英国对波兰作出保证之后，共产国际领导人季米特洛夫向国外的共产党发表了如下声明：“苏联政府和共产国际已经……决定，避开冲突，同时在交战各方力量削弱时做好干预的准备，以保护社会主义革命，这是最上策。”

苏联广阔的疆域是她的保障，而德国的中心位置则是她的危险所在；英国作为环海国家，除非拥有制海权，否则就没有安全可言，而德国是一个内陆国家，在没有统治陆地时也同样不会安全。这一事实才是其军国主义制度的根源，而普鲁士精神只是它的结果。

腓特烈大帝发动的战争和后来的第一次世界大战都证明，在两条战线上同时发动进攻是很危险的。除此之外，后一次战争还说明德国在封锁之下有多么脆弱。因此，为了确保德国能够对抗这两种灾难，希特勒的梦想是和英国结盟。但是，这种结盟是不可能的，主要原因是，在夺得政权之后，他采取直接易货和补贴出口的经济政策，给英国和美国的贸易以致命一击。

那么，与苏联的联盟几年前就可加以巩固，难道他未将其视为双线作战的更可靠保证吗？答案在《我的奋斗》第二卷的第19章中给出了。他在这一章中解释了自己的“生存空间”理论。解释是如此详细，令人惊讶的是，人们还是常常提出“为什么希特勒会入侵苏联？”这个问题。

他首先指出，“国家领土的大小十分重要，不仅是国家食物和原材料的来源，还是政治和军事的立足点。”按照这一观点，只要德国还被限制在现有的国界之内，她就永远不是世界强国。和世界强国相比，她微不足道，更糟糕的是，国土面积的不足迟早肯定会导致德国的衰落甚至灭亡。

恢复1914年国界的要求完全不够，因为它们没有包含德意志民族的所有成员。“从军事防御地理要务的观点出发，这些国界不合理，只是尚未完结的政治斗争所确立的临时边界；实际上，形成这种国界的部分原因是阴差阳错。”1914年的国界毫无意义，因此，占领外国领土是必须采取的手段。

为了替自己的论点辩护，希特勒写道：“一个国家取得广阔领土的事实，并不是它应该永远拥有这块领土的理由。拥有这样的领土充其量不过证明了征服者的强大和臣服者的弱小。领土权利的实质就是这种实力。如果德国人民被囚禁在难以忍受的领土之中，并因此而面对悲惨的未来，这不是天命使然，拒绝接受这种处境，也绝不是对天命的违抗。正如上帝并没有承诺将更多的领土授予德国之外的其他国家，土地分配的不公也不应该受到指责。我们所生活的这块土地不是上天赠予先辈的礼物，而是他们冒着生命危险征服的。所以在未来，德国人民的生存手段不是凭借其他人赠予领土，而是必须用胜利之剑的力量去赢取。”

正如希特勒所写，获得殖民地并不能解决问题：“可以确信，必须调整我们与法国的相对处境……我们民族社会主义者有意地在外交政策上与战前的德国划清界限。我们将结束日耳曼人向南欧和西欧的征程，将目光转向东方的土地。”

最后，他暴露了自己的计划：“但是，当我们谈到今天欧洲的新领土，主要考虑的肯定是俄国和屈服于她的周边国家。”“上天似乎希望为我们指明道路。将俄国交到布尔什维克手中时，就注定了俄国人民将失去他们的知识阶层，正是这个阶层创造了俄国，也是它存在的保证。俄国并不是俄罗斯的斯拉夫人中富有建设性的政治天才组建的，而是一个劣等民族中包含的日耳曼成分拥有国家建设能力的绝妙范例。正因如此，地球上创建了许多强大的帝国。历史上不止一次出现过这样的情况，日耳曼组织者和统治者一旦成为劣等民族的领导人，就会创立令人生畏的国家，只要创立这些国家的种族核心保持不变，国家就会持续存在。但是，这种核心现在几乎已经被完全破坏和摧毁，犹太人取代了它的位置。正如俄国无法通过自身的力量摆脱犹太人，犹太人也不可能长期保持这个强大国家的存在。犹太人本身绝对不是一个组织元素，而是动乱和分裂的根源。这个东部的巨大帝国灭亡的时机已经成熟，犹太人在俄罗斯的统治结束之际，也就是俄国的末日。命运挑选我们见证一场灾难，它将是种族主义理论最强有力的证明。”第3节 战略框架

相对于大陆强国，除非利用飞机，大不列颠不仅是无法攻击的岛屿，而且是包围（从北海到爱琴海）欧洲海岸线的海上交通体系的中心。因此，如果发生战争，她的舰队可以封锁所有敌对和中立的欧洲国家，支持有利于其平衡政策的任何国家；或者直接提供资金、弹药和武装部队，或者采取简捷的转移视线的两栖行动：在不断的威胁下，敌国的战线将被迫过度延伸。

过去的历史多次表明，最适合于这些行动的战略是一种先守后攻的战略。这种战略中，防御的一面是，只要保持制海权，英国本身就可以免遭攻击。进攻的一面是，保证向战略范围内的任何海上目标移动或者打击该目标的自由度。这种战略既不是侵略性的也不是孤立的；相反，它纯粹是利己主义的。与力量平衡联系起来，该战略的目标不是保证欧洲的和平，而是警告大陆国家，在英国强大的海军面前，发动战争将得不偿失。

在遵循英国传统策略的所有战争中，这种先守后攻战略已经证明，不管大陆国家有多强大，征服的疆域有多广大；只要英国人统治着大海，主动权就在她的手里。

从拿破仑和克劳塞维茨的时代起，这一战略和欧洲大陆国家战略的主要不同是：海上强国是在基地安全和力量调动自由度相结合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而陆上强国是在兵力优势和将其集结到所选地点的能力相结合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原则就是，和陆上强国不同，海上强国的优势不是来自于人力，而是战略（地理）位置。

英国的历史一再证明了上述论点。因此，1588年英国与西班牙交战时，她的人口为450万；1702年与法国、西班牙和巴伐利亚交战时，人口为5475000；在七年战争中，人口为6467000，在1800年时则为8892000。在这些英国取胜的战争中，敌国的人口都远超英国。

尽管如此，1914年，英国放弃了她的海洋战略，转而采用大陆型战略。更糟糕的是，在战争中已经被榨干的英国在1919年又成了欧洲和平的担保人—这是她所不能承担的，因为她没有足够的人力和财富，不能在这么做的同时维护其海上贸易强国的地位。结果是，由于她承担了一个“伪”大陆强国的角色，所以无法影响事件向有利于自身利益的方向发展，1939年她和盟友法国在没有任何战略基础的情况下陷入了战争，主动权也就转到了德国手中。

我们已经知道，希特勒的目标是建立自己的“生存空间”，这就意味着和苏联的战争。通过结盟，苏联已经在法国和英国参战时处于中立，希特勒的战略问题变成，在采取这一重大行动之前征服波兰、法国和英国中的一个。和前一次战争中一样，在这些敌国背后站着的是美国；因此，如果不想让历史重演，就必须不惜一切代价阻止这个强大的敌人参战。也就是说，战争的持续时间必须很短。哪一种战略最符合这种要求？

这个问题的正确答案很重要，没有它，就很难理解为什么在这么多有利条件下，德国仍然无法在美国参战之前成功地结束战争。而且，它能够解释，为什么尽管盟国最终击败了德国，但是就英国而言，她的政治目标却未能实现。

不仅从政治家和士兵的角度，而且对于历史而言，克劳塞维茨不能在有生之年完善其战争哲学是一场悲剧。如果他能够做到，毫无疑问，他宣称的“战争的军事目标是消灭敌人的作战部队”这一论调将会被“有些时候，这种目标应该进一步加以限制”的信念改变。在他的许多学生中，德尔布吕克率先在其《政治史框架中的战争艺术史》中指出，由于存在两种战争形势—有限和无限战争—随之而来的必然是两种战略形式。他将这些战略形式称为歼灭战略和消耗战略。第一种战略的目标是决定性的战役，在第二种战略中，有多种战争手段可以实现政治目标，如演习、经济打击、政治游说和宣传。

克劳塞维茨未能在有生之年详细说明他所遗留的一些关于有限战争的论点，在此之后，从老毛奇时代开始，德国总参谋部集中精力研究上述的第一种策略，因为克劳塞维茨已经做了详细的论述，他们拒绝接受德尔布吕克关于第二种策略也同样重要的理论。

1914年，面对两条战线上的战争，德国没有足够的力量同时发动进攻，至关重要的是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粉碎法国在西线的抵抗，以便集结军队打击俄国。因此，根据德尔布吕克的论点，对法国采取歼灭战略是合理的。他进一步认为，一旦征服法国，英国就无力继续抵抗，因为他相信“英国过去的政治发展使其只能招募一支象征性的军队”，他写道：“每个人都是历史的孩子，无法脱离它，就像人们无法与其青年时代完全分离一样。”

这一论述表明，德尔布吕克和大部分德国人一样无视海上强国的潜力。如果他理解海上力量的意义就会知道，自己详述的第二种战略形式在过去使英国取得了许多陆地战争的成功。英国的历史证明，并不是她无法根据大陆战略参加大陆战争，而是她总是做好准备在海上作战。

接下来，当马恩河战役挫败了德国的战略时，德军转入防御战阶段，德尔布吕克此时很清楚地看到，因为依赖决定性战役已经不再可能，德国必须寻求其他手段，才能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敌人。因为她在对手之间的中心位置使其可以重新夺回主动权，他建议：在西线保持稳固防守的同时，德国应该转向俄国和意大利，消灭敌人的盟国，从而孤立英国和法国。在这一联系中，有两件事至关重要。首先是“不能采取任何可能为西方国家带来新盟友的手段”，其次是“愿上帝别让德国走拿破仑的老路……欧洲各国一致坚信：它绝不屈服于由单一国家实施的霸权。”因此，在盟军于马恩河取胜之后，德尔布吕克力主，为了证明这不是德国的意图，应该寻求和谈。“他坚信，战争是俄国的侵略造成的，英国和法国没有任何理由继续与‘保护欧洲和亚洲免遭俄国佬统治’的国家作战。”德国必须谈判的这一信念在美国因为德国的无限制潜艇战而参战时更加坚定。这意味着“作战不再是目标，而是手段。如果德国的政治专家们不能首先使西方强国相信和平是可取的，它们可能采取新的军事攻势，从而打破这种犹豫。但是，只有军事努力和政治计划的协调，才能使战争获得圆满的结果。”

尽管德尔布吕克苦苦请求，德军总参谋部仍然顽固不化，不肯放弃歼灭战略的信念，结果是德军在1918年3～4月的攻势失败。从战略上说，这是错误的行动。“首先，德国陆军在发起攻势的当晚不具备任何可以对敌军形成致命一击的条件。它的数量优势微乎其微，而在预备队方面则远劣于敌方。它的装备在许多方面上也同样逊于盟军，而且，补给体系的缺陷和摩托化部队燃油库存不足，更是大大地弱化了德军的力量。这些劣势在攻击开始之前就已经十分明显，但是最高司令部却无视这种局面。”

结果就是，当鲁登道夫发动进攻时，他不得不遵循最小抵抗的路线，而不是遵循最大决定性路线，而后者正是歼灭战略的精髓—在这个案例中，就是将英军与法军分离，迫使后者退却。鲁登道夫无法做到这一点，因为当某个战区出现困难时，他缺乏总预备队，所以他没有提供增援，而是对另一个战区发动新的攻势，结果是“总攻变成了一系列单独的突击，相互之间没有协调，徒劳无功。”克雷格先生写道：“在此，德尔布吕克回到了他作为历史学家和国际法学家时的作品主题。对手的相对实力很强，最高司令部应该已经意识到，歼灭敌方已经不可能了。因此，1918年攻势的目标应该是使敌军疲惫不堪，愿意和谈。这本身只有在德国政府已经表达和平的意愿时才可能实现。但是一旦明确地宣示这一点，发动攻势的德国军队就赢得了极大的战略优势。此时，它的攻击可以根据可支配的力量进行。它可以安全地攻击战术上具有优势的要点—也就是最容易成功的地方—因为即使小的胜利也能够对敌方首都的士气造成双倍的影响。最高司令部在1918年的失败和最终的战败，是因为它无视历史上最重要的教训—政治和战争的相互关系。‘再次回到克劳塞维茨的基本原则，考虑任何战略思路时，都不能完全不考虑政治目标。’”

正如后面我们将要看到的，因为德国没有领悟到有两种截然不同但同样重要的战略形式，1914～1918年所犯的战略错误在1939～1945年重复出现，甚至更具灾难性，因为在两次战争之间发生的技术变化，大大地改变了两种方式的应用。这一变化是作战部队从以体力和数量为基础，转为以机械化和质量为基础，这一革命的影响就像过去的年代作战部队的基础从步兵转为骑兵一样深远。在后一种变化产生时，基本问题变成了畜牧业以及饲料的补给和运输。如果这些方面受到敌军的限制或者阻止，骑兵就无法参加行动；此时，敌方只要能将骑兵维持在战场上，就可以处于压倒优势的地位。但是，由于常规牧场的范围，这种情况不常发生，值得注意的是，在强大的匈奴和蒙古人入侵时，在贫瘠的草地上他们的闪电战很快减少。

正如草料对于马至关重要，油料对机器也同样重要。草地是强大的骑兵部队兴起的重要地区，而工业地区是产生强大机械化部队的重要地区。阻止敌人进入前一种地区，其骑兵的来源就会枯竭；阻止敌人与后者的联系，作战车辆的补给也将很快枯竭。

后一次变化—军队的机械化—对歼灭和消耗战略有着深远的影响；阻止敌人与其所谓“重要战略区”（敌国中对力量维系至关重要的部分）的联系比在战场上赢得胜利更加重要，因为它可以打击敌军作战力量（陆军、空军和舰队）的根基。

因此，在下一场战争中，敌军重要战略区与对手边境的相对位置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入侵者采用的策略。如果重要战略区很近，足以保证最初的攻击势头可以维持到将其占领，那么最有利可图的战略显然是歼灭。但是如果重要战略区很远，依靠这种战略则会有重大的风险—面对的敌人在撤退时得心应手，一旦攻击的势头消耗殆尽，进攻一方将处于极其不利的态势。他们不仅会（至少部分）出现补给困难；而且，如果对手对其部队保持很好的控制，就可以在攻方的势头恢复之前发动反攻。因此，如果敌方的重要战略区很遥远，仅凭这一因素，在通往该区域的道路上占领足够的土地，以便保证歼灭战略实施之前，必须使用消耗战略。

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不能理解速度和距离之间的战略关系，正是德国毁灭的根本原因。第4节 战术理论

总的说来，除非因应某人的意愿，否则任何武装人员的群体都不能称之为军队—有组织的作战力量，多头指挥的军队很明显是个怪物。除非得到供应补给，否则这个群体也无法维持军队的形态。因此，军队是由三个部分组成的一个组织：身体—作战人员；腹部—行政服务；以及大脑—指挥官。因为任何一部分遭到破坏都会使其他两个部分无法运作，因此有了三个战术目标。其中的第一个部分—作战部队，可以比作蛋壳，占据外层或者前方，而第二和第三部分—指挥和行政服务—代表着蛋黄和蛋白—占据内层或者后方。所以，攻防有两个战术区域—前方和后方，后者可以比作上节讨论的重要战略区。

1914年堑壕战开始之后，战线不断拉长而没有了侧翼。因为这使得迂回正面、攻击后方成为不可能的事情，正面突破成了唯一的战术问题。通过大规模炮火轰击在敌军的正面打开一个缺口，然后派遣一支部队穿过这个缺口，是显而易见的方法。尽管这一想法听起来很合理，但是细想一下便知道，这通常是不现实的，原因如下：（1）炮击持续的时间给了敌人足够的警示，他们知道攻击将要开始；（2）持续的炮火准备向敌军泄露了攻击点，他们可以加大防御纵深并进行相应的调整；（3）密集的炮火将完全破坏地面，摧毁前方的交通，使战场上的车辆运输无法进行；（4）用布满弹坑的区域代替堑壕绝不能解决克服敌军抵抗的问题，因为这只是用一种地面工事代替另一种。

在1917年11月的康布雷战役中，坦克的使用克服了这些困难。它们可以迅速、秘密地大规模集结；不需要炮火准备，因此也就不会破坏路面。虽然这次战役以失败告终，但是确立了战术上的一种革新，因为它清晰地说明，已经发现了一种方法，可以快速地突破前方或者外部作战区域，攻击后方或者内层的指挥与行政区域。

正如1918年所发生的那样，这种新战术开启了很多种可能性。在西部前线，德军组成了500英里（约805公里）长的防线（或者防区），前方区域深度大约为5英里（约8公里），后方深度为15英里（约24公里）。后方区域有他们的师、军和集团军司令部—前方作战部队的大脑。因为现在突破已经成为可能，这种直线型的分布不仅有利于突击作战，而且阻碍了德军对突破部队的阻击，因为战线的延长使部队更难集中，我提出了一项计划，该计划在概念上并非独创，但是采用了新颖的方法。计划的目标是在攻击作战部队之前直接攻击敌军指挥部，这样其作战部队遭受攻击时会因为缺乏指挥而瘫痪。具体的手段是派出强大的快速坦克分队，在飞机的有力掩护下，穿越前方进入后方，打击德军的师、军和集团军司令部。一旦消灭了这些目标，前方即陷于瘫痪，可以按照常规的路线发动攻击。

尽管福煦元帅接受了这些瘫痪战术，作为预计在1919年展开的攻势的基础，但因为战争于1918年11月结束，它们从未得到试验，一直停留在理论上，直到1939年9月，德国人将其改良，在波兰进行了尝试，他们将这种战法称为“闪电战”。

与此同时，另一种因为机械化而成为可能的理论也在发展，但是它属于空中而非地面。根据这种理论，重要战略区处于平民的意志之中；因为一旦平民的意志因为恐惧而崩溃，整个政府机构乃至军事指挥将陷入混乱之中。

意大利将军朱利欧·杜黑是这种士气攻击理论的最热心倡导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不久，他在自己的《制空权》一书中详细说明了自己的观点：“参战的军队只是双方国家试图削弱其他国家抵抗的手段；因此，尽管战败一方的军队赢得了大部分和最大规模的战役，当平民的士气开始削弱，这些军队还是可能被解散或者投降，整个舰队将原封不动地转交给敌方。在以前的战争中，国家的瓦解是军队在战场上的行动间接造成的。在未来，这将由空军的行动直接实现。这就是过去的战争和未来的战争之间的差别。”“迫使拥有数十万居民的城市疏散的空袭，肯定比上一场战争中经常出现的、没有明确战果的战役更能影响胜负。一个国家一旦失去制空权，最关键的中心地区就会遭到不间断空袭，而无法做出有效反击，这样的国家不管其地面部队能够做什么，最终都会确信一切行动都没有意义，所有希望都化成泡影。这种信念就意味着失败。”

应该注意的是，杜黑的目标不是用消灭代替对重要战略区（对保持敌军战场力量至关重要的工业区）的占领，而是采取更具毁灭性的做法—在不动用陆军或者海军的情况下迫使对方投降。在他的书中，多次明确了这一看法。例如，他曾写道：“现在，我要强调问题的一个方面—也就是，这种空袭对士气的影响，比其物质上的影响更能左右战争的走向。例如，对一个大城市的中心，想象一下单个轰炸机部队在一次空袭中对平民产生的影响。我毫不怀疑，它对人们的打击是可怕的……”

在说明了空袭的破坏力之后，他继续写道：“一天中发生在一个城市的事情，也可能发生在10个、20个、50个城市中。而且，即使没有电报、电话或者广播，消息的传播也很快，我问你，这对其他尚未遭到打击但是同样容易遭到空袭的城市居民来说，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在这样的威胁下，地方和军事当局如何保持秩序、公共服务运作和生产？即使维持表面上的秩序并完成一些工作，看见一架敌机是否就足以使市民们在惊慌中四散奔逃？简而言之，在死亡和破坏临近的持续噩梦中，不可能有正常的生活。如果第二天又有10个、20个或者50个城市遭到轰炸，谁能够阻止这些无家可归、惶恐不安的人们逃到乡间，以躲避这种来自空中的恐怖打击？”“在这种无情的空中打击下，国家的社会结构必然完全崩溃。很快，为了结束这种恐惧和苦难，人们在自我保护的本能驱使下，将起而要求结束战争—这将发生在他们的陆军和海军完全动员起来之前。”

上面介绍的是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总结出来的两种非凡战术理论，引人注目的是，两者都将战争的问题从物质层面提升到士气的领域。攻击敌军指挥部的目标是瘫痪敌军的作战部队，而攻击敌方平民的目标是打击政府的士气。

从概念上看，这两种理论很类似，但是应用上却完全不同。第一种方法要求陆军和空中力量的整合，而第二种方法则以它们的分离为基础，陆军成为一种警察力量，只能在国家屈服于空中打击之后占领它。这种空袭形式被称作“战略轰炸”。在前一种战术中，行动纯粹在军事领域进行，决定性战役仍然是战略的结局。而在后一种战术中，行动则纯粹在平民范畴内展开，摧毁文明生活的可能性成为了空军战术的目标。战争结束后，这些理论造成了什么影响？

在希特勒于1933年上台之前，第一种战术没有产生任何影响。第二种战术因其通俗性而被大加宣扬。在“一战”期间，美国的威廉·米切尔准将已经提出了很类似的理论，并受到了英国休·特伦查德爵士的赞同。1918年4月，英国就出现了第一支独立的空军；辅助性的空军部队—皇家飞行军团转化为独立的军种—皇家空军。

从表面看，这种转化似乎很符合英国的岛国地位，尽管它可以抵御陆上的进攻，但是对欧洲大陆上的盟友提供支持却变得很难。如果杜黑和其他有相同想法的人是正确的—尽管迄今为止还没有任何事件能够证明这一点—那么如何以最小的军力、最大的效果干预大陆战争这一由来已久的问题就能得以解决；空中力量在很大程度上可以代替地面部队，因为从英国实施对大陆目标的轰炸可以避免向海外派遣大量远征部队。

法国的位置不那么有优势，因为在她和德国之间没有英吉利海峡，此外，她缺乏再与德国打一场战争所需的人力。为了弥补这一不足，她通过构筑马奇诺防线，将自身变成一个人工岛，这条防线可以比作对抗德国“洪水”的防波堤。法国没有建立独立的空军，原因很简单，他们只将轰炸机看成扩展马奇诺防线炮火射程的手段。

从这两种策略上可以看出，如果英国和法国总参谋部有清晰的思路，下一次战争的起点就是前一场战争的继续，马奇诺防线代替了西部前线的堑壕。因此，战争应该以一场围攻战开始，在防线的掩护之下，取得充足的时间以生产能够粉碎德国的空中炮兵，以及封锁德国所需的舰只。如果按此规划，难以想象结果会是怎样的。

对于英国和法国而言，不幸的是，1933年德国落入了一个策略和计划非常明确的人手中，这个人集现实主义者、理想主义者和空想家于一身，有时候是“希特勒阁下”，其他时候则是“上帝”。“‘谁说我会像1914年那些傻瓜一样发动战争？’希特勒叫嚷道。‘我们不是正在尽全力避免这一切的发生吗？大部分人缺乏想象力……他们对新奇的事物视而不见。连将军们都没有思想。他们被自己的技术知识束缚了。有创造力的天才总是站在专家圈子之外。’”

早在1926年，希特勒还在撰写《我的奋斗》第二卷时，他已经完全明白，在下一场战争中“摩托化”将“以不可阻挡和决定性的形式出现。”他相信克劳塞维茨的绝对战争思想和歼灭战略。他相信战争是政治的工具；因此，他的政治目标是建立德国的“生存空间”，相应地也就形成了自己的战术。这些战术的目标是在最短时间内，以最小的财产损失摧毁敌人的战斗意志。

希特勒的战术基于两种理论—宣传攻势和快速打击攻势。在时间上，他颠覆了杜黑的理论，其目标是在战争爆发之前（而不是之后）打击敌方平民目标，这种打击不是身体上的，而是精神上的。他曾经说过：“战争除了诡计、欺骗、迷惑、进攻和奇袭还有什么？……有一种拓展的战略，使用精神武器……如果我可以用其他更好、更经济的手段达到目的，为什么要用军事手段打击他（敌人）的士气呢？”劳施宁的如下引语清晰地说明了他的理论：“堑壕战中为了步兵正面攻击而进行的炮兵准备在未来将被革命性的宣传所取代，这将在军队开始行动之前从心理上击垮敌人。在考虑军事行动之前，必须打击敌国人民的士气，使其准备屈服，在精神上处于被动。”“应该在所有敌国都拥有帮助我们的朋友。我们应该知道如何得到这样的朋友。精神错乱、思想矛盾、犹豫不决、惊慌—这些都是我们的武器……”“在几分钟内，法国、波兰、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就会失去它们的领导人。军队没有了总参谋部。所有政治领导人都离开岗位。这种混乱难以置信。但是我和组成新政府的人有着长期的关系—那是适合我的一个政府。”“当敌人的士气从内部受到打击，处于革命的边缘，社会安定受到威胁—这就是合适的时机。一次打击就肯定可以消灭它们……摧毁性的一次猛击。我不考虑后果，只考虑这一件事。”他曾在另一个场合中说道：“如果我要攻击一个对手，就会采取和墨索里尼不同的行动。我不会事先进行几个月的谈判，进行冗长的准备，而是—就像我毕生所做的那样—像夜空中的闪电一样，突然向敌人猛扑过去。”

尽管这三种理论表明，下一场战争与前一场战争有很大的不同，但是攻防的形式和原则仍然一如往常，对于战争学者而言，在开始研究1939～1945年的各场战役之前，牢记这些形式很重要，这些战役发生于各种地形、各种气候；如果不了解这些形式，就没有评判的背景。第5节 攻击和防御的形式

尽管攻击有许多附属形式，如通过变节者的攻击（宣传战）、封锁、佯攻、分散（将敌军引离主要战略区域）、恐吓和破坏，但是在战场上，攻击有三种主要形式—正面攻击、侧翼攻击和后方攻击。

正面攻击有两种类型—消耗和突破。第一种技术包括与敌军接触并将其困住，接着迫使其投入预备队，最终消耗其力量，直到敌军兵力不足以抵抗进一步的压迫，此时为了避免被歼灭，敌军不得不冒着被追击的危险撤退。记住，追击是一次新的攻击，因此应该由生力军遂行。

在现代化条件下，这种攻击形式（最原始的形式）应该尽可能避免，因为防御火力比攻击火力更具杀伤力。因此，即使守方遭到决定性的挫败，攻方的代价也可能高得令人失望。所以，在很久以前的美国内战（一场使用前膛枪的战争）中，情况正如下面的两段引言中所述。莱曼上校写道：“让一名士兵躲在洞里，后方的山上有一个很好的炮台，即使他不是非常出色的战士，也能打退三倍于己兵力的进攻。”弗兰克·威尔克森写道：“在我们离开北安娜时，我发现步兵们已经厌倦了对防御工事的攻击。一般的士兵都认为，躲在工事后的一名士兵可以抵挡三名工事之外的士兵。”

突破进攻的经典例子是阿贝拉战役（也称为高加米拉战役），公元前331年10月1日，亚历山大大帝取得该战役的胜利，下面简单介绍一下他的著名战术：

亚历山大率领45000名士兵，向对角线方向推进，打击大流士麾下波斯军队的左中部，后者的兵力远远超过亚历山大。在接近时，亚历山大将自己的部队组成箭头队形；方阵（重装步兵）在其左侧，轻步兵在右侧，而重装骑兵则在中央集结成为一个楔形。在方阵稳步逼近令波斯阵营感到惊骇之际，亚历山大注意到一些波斯骑兵的推进在正面留下了一个缝隙，于是对该点发起冲锋。突破之后，他指挥骑兵部队转向左方，从后方攻击波斯军队的右翼。此时，大流士全军都笼罩在惊慌的情绪之下。

侧翼攻击也有两种类型—单翼包围攻击和两翼包围攻击。第一种方法有无数的例子，最完美的典范是洛伊滕会战，1757年12月5日的这一战役以腓特烈大帝的胜利而告终。在战术思路上，这一战役基于伊巴密浓达在公元前371年留克特拉之战中的著名机动。

腓特烈大帝率领36000名士兵快速推进，令道恩元帅和85000名奥地利士兵目瞪口呆。道恩匆忙地在右翼的沼泽地和左侧的施维德尼茨河之间组成一条防线，以洛伊滕为中心。腓特烈大帝佯攻道恩的右翼，在一个高地的掩护下，更主要的兵力神不知鬼不觉地穿过敌军正面，转而攻击洛伊滕背后道恩的左翼。最后，他直捣中路，横扫面前的所有敌军。拿破仑断言，这场战役是“运动、策略和决心的杰作”。

两翼包围的经典战例是汉尼拔在公元前216年8月2日取得大胜的坎尼战役。

汉尼拔将他的步兵分成三个部分，西班牙人和高卢人居中，非洲人则分在两翼。在每一支步兵部队的战线上部署了一支强大的骑兵部队。与之对阵的罗马军队在瓦罗指挥下，采用类似的序列，汉尼拔命令左翼的骑兵发起冲锋，击溃了罗马军队右翼的骑兵，然后，从战场上追击罗马军队左翼骑兵，当罗马的步兵推进时，汉尼拔将中央的部队组成凸面阵型，突出部分对敌。这一新月阵型立刻遭到攻击并被缓慢地逼退，成为凹面或者中空形。瓦罗的士兵进入包围圈之后相互挤在一起，汉尼拔突然命令两翼的非洲步兵向前推进，向内靠近罗马军队的两翼。迦太基骑兵随机从追击中返回，攻击罗马军队后方。这样，瓦罗的军队就像遭到地震一样被吞没了。

在飞机出现之前，后方攻击—也就是说，不是直接在突破或者包围之后发起的攻击—只能由独立于主战役（或者牵制战役）部队的一支部队遂行。这种攻击的杰出范例是钱瑟勒斯维尔战役。1862年5月2日，李将军命令斯通沃尔·杰克逊率领32000名士兵行军12英里，绕过胡克的正面和右翼，攻击其后方。杰克逊成功地完成了任务，彻底摧毁了胡克的计划。

防御战术一般分为两类—直接和间接防御。后者的手段包括利用火力、利用遮盖视线、利用障碍和通过延伸而减少目标等。现在利用的障碍包括铁丝网、地雷以及各种坦克和空降障碍。但是，这些非直接手段都从属于直接防御，直接防御有三种主要形式：线式防御、区域防御和机动防御。

第一种防御形式的例子是中国的长城、罗马边墙、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堑壕防线和马奇诺防线。第二种形式常常被称为“纵深防御”，以便和线式防御区分，中世纪的城堡建造者和17、18世纪的军事工程师们采用这一体系。这种体系由城堡或者要塞组成，占据交通中心和自然的推进路径，从而迟滞敌军的进攻。这些工事通常呈网状或者棋盘状，分布于深度较大的区域中。

机动直接防御的最初形式是盾牌，然后是护甲，现在的等价物则是坦克的装甲。但是，与士兵的身体关联起来，最早的例子是游牧民族（匈奴、蒙古人等）使用的车阵，15世纪的胡斯人和1899～1902年南非战争中的波尔人也使用过这种防御方法，帕德堡之战是一个著名的战例。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这种防御方式在“二战”中大规模使用。

乍一看，飞机的发明引入了一种新的攻防形式—垂直攻防。但是情况并非如此。在罗马时代，龟甲大盾就成为一种防御高空投射物的手段，就像现在的防空火力和混凝土掩体。在1066年10月14日的黑斯廷斯战役中，征服者威廉命令弓箭手向空中放箭，令其垂直落入哈罗德军中，他使用的就是现代轰炸机的基本战术，这种战术常常得不到决定性的效果。

从对过去的简单回顾中可以看到，尽管攻防手段有了彻底的变化，攻防的形式保持不变。战争中发生的最大变化可能在后勤上（也就是空运补给和士兵），而不是在战术领域。这一变化是根本性的，因为不需要公路和越野行动。过去，所有的行动都是在地面上进行的，现在，空中行动加了进来。因此，作战不仅仅是在“面”上进行，更不是像1914～1918年的战争那样大部分在“线”上进行，而是在一个立体空间中进行。因此可以，把今天的战场比作容纳军队的“箱子”，不管是静止或者移动，至少应该始终准备从所有方向（上、前、后和侧面）做出防御—或者从这些方向中的一个或者多个发动进攻。战争越来越复杂，需要应对的因素越来越多，但是仍然在旧的棋盘上进行；因为尽管有飞机，决定胜负的战场仍然在地面上。第2章德国的主动权、初期的成功与失败第1节 波兰的瓦解

1939年9月1日，在战胜国对敌国解除贸易禁令整整20年之后，德国开启了战端。在西部堑壕线上再次响起炮声的同时，这一次东部迎来的却是一场闪电战：仅仅18天，波兰这个国土面积3倍于英国、拥有3000万英勇抵抗的人民的国家，就像一间纸牌屋一样崩塌了。

这一结果既有战略上的原因，也有战术上的原因。其一是因为波兰的西半部分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突出部，正面指向柏林，北侧面向东普鲁士和波美拉尼亚，南侧面向西里西亚和斯洛伐克。另一个原因是，维斯瓦河西面没有自然的防线，而且波兰—德国边境线长达850英里（1368公里），现有的任何一支军队都无法守住它。为什么波兰人决定采用这种战术？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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