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风化雨——百名校友忆清华(第2版)(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孙哲,黄文辉,解红岩,丁文魁

出版社：清华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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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风化雨——百名校友忆清华(第2版)试读：

清华大学百年华诞到了，这一百年是清华和国家同命运、共呼吸、经苦难、兴建设，发展到今天的一百年。这一百年从“一穷二白”的半殖民地发展到拥有“两弹一星”的社会主义国家，从不能制造一颗铁钉到爆炸第一颗原子弹，到人造卫星上天，直到研制出世界上速度最快的电子计算机，几乎没有一件大事没有清华人的参与。即使在抗日战争的艰苦年代，兴建中国第一座水力发电站的也是清华1924级的黄育贤学长，后来又有参加建设长江大坝的张光斗教授。而在国外，1923级的顾毓琇学长在美国宾州大学任教时，更对世界第一台电子计算机的建造作出了贡献，并且写诗如下：

万能电子为人用，此处发明计算机。

神速无妨精又确，工程科学共飞驰。

科学不但与工程比翼齐飞，而且和诗词一同遨游太空，因为顾毓琇在1976年国际诗人大会上当选为桂冠诗人，这又标志着清华文理兼通的传统。这个传统在后来的清华人身上也有表现，如1942级杨振宁不但是获得诺贝尔物理奖的科学家，而且对文学艺术也有相当高的造诣。如他在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退休时就引用李商隐和朱自清的诗句：“但得夕阳无限好，何须惆怅近黄昏？”在八十岁生日会上又反用莎士比亚《皆大欢喜》中的人生七个阶段，莎氏第七阶段一切皆空，他却一切都有，可见他的中西文学水平。1945级朱光亚任中国工程院院长时，为每位院士购买汉英对照《唐诗三百首》，为对外交流之用。他还喜欢打桥牌，计算非常精确，把科学精神体现到文娱活动中了。他们都不只是自强不息的科学家，而且体现了清华文理兼通的优秀传统。文理兼通非常重要，因为科学理论研究的是必然王国，而文学艺术创造的是自由王国，文理结合就由必然王国上升到自由王国了。

清华的校训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关于厚德载物，有一个典型的例子。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清华、北大、南开三所大学迁到湖南长沙，组成长沙临时大学，校舍很少，学生借住在兵营废弃不用的旧房子里。三校校长同去视察校舍时，北大校长认为兵营不宜住大学生，南开校长则说环境艰苦，正好锻炼学生的品格。双方意见分歧，这时清华校长梅贻琦就提出一个兼容并包的方案说：大学不是有大楼，而是有大师的学校；如果既有大师，又有大楼，那自然更好；如果没有大楼，只要有了大师，那在艰苦的环境里也是可以培养出人才的。结果就有了后来人才辈出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厚德载物”的表现之一就是团结互助。1929级王淦昌学长参加了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制造。他在《我的摇篮》中谈到陶葆楷学长对他的帮助，叶企孙教授给他演练伯努利原理，还有吴有训教授“手把手地教他做实验”，充分体现了清华团结互助的精神。其他清华教授和科学家都是如此，1936级的何泽慧谈到周培源教授指导于光远做有关相对论的论文，叶企孙教授指导王大珩安装高分辨率的光谱学设备，任之恭教授指导何泽慧做稳压电源，吴有训教授指导钱三强制作一个玻璃真空系统，都是具体范例。

团结互助并不限于清华师生之间的互相切磋，还包括校外甚至国外的学术探讨，这就是清华传统的三大沟通：文理兼通，中西交流，古今贯通。而清华国学院的名师梁启超和王国维都是学贯古今中外的典范。

梁启超1922年在清华文学社讲《情圣杜甫》说：杜甫写《石壕吏》时，“他已经化身做那位儿女死绝，衣食不给的老太婆。所以他说的话，完全和他们自己说的一样……这类诗的好处在真，事愈写得详细，真情愈发挥得透彻。我们熟读他，可以理会到真即是美的道理”。“真即是美”是英国19世纪诗人济慈的名言。梁启超把西方的文学理论应用到中国古代诗词上来，这就是把古今中外都结合起来了。

王国维不但应用西方理论，而且有所发展。例如他在《人间词话》中提出来的三种境界，第一种境界如晏殊《蝶恋花》中说的：“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西风扫清了落叶，诗人登高望远，一览无遗，这就是达到了真境。第二种境界如柳永《凤栖梧》中说的：“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一个人做事如果能废寝忘食，流连忘返，即使日渐消瘦，也无怨言，那就达到了善境。第三种境界如辛弃疾在《青玉案》中说的：“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这是一种“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超群脱俗，特立独行的美境。由此可见，梁启超认为真和美是在一个层次上的，而王国维却认为真、善、美的层次不同。如何分别层次的高低呢？《论语》中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真境可以使人知之，善境可以使人理智上好之，美境可以使人感情上乐之。所以王国维提出的真、善、美三种境界，愈来愈高。

梁启超、王国维之后，对中西文化交流作出了重大贡献的有清华1933级钱钟书学长。《钱钟书英文文集》总结了中国古代文化对西方的影响，书中妙语连珠，如他只用两个词就总结了中西文化的异同：Duet & Duel，前者是“二重奏”，后者是二人“决斗”。如朱自清教授认为《诗经》用赋、比、兴的方法来歌颂古代的和平生活，古代西方的荷马史诗却用赋、比的方法来歌颂暴力战争和英雄主义。《诗经》写的是“人法自然”，结果是天人合一的和谐，所以可以形象化地比喻为“二重奏”。荷马史诗《伊利亚特》主要写特洛伊战争，写人与人的斗争，《奥德赛》却主要写海上漂流，写人与自然的斗争，所以两部史诗都可以比喻为“决斗”。钱钟书把文化比喻为“二重奏”，这是把抽象的文化比作具体的音乐曲调，1943级的汪曾祺却把晚唐的“温李”诗词比作“沉湎于无限晚景”，用山间晚霞“作脸上胭脂”，这也可以说是“二重奏”的发展。闻一多教授批评汪曾祺不问政治，汪曾祺却反批闻先生参加政治活动太多。闻先生说汪曾祺向他开了“高射炮”，汪曾祺却说是闻先生先向他“俯冲轰炸”的。把批评比喻为“高射炮”和“俯冲轰炸机”，这又可以说是“决斗”的发展了。这些例子说明清华人如何继承并发展三大传统。

总之，清华人取得了辉煌的成绩，究其原因，还得归功于清华的教育。“自强不息”就要不断克服困难，超越自己，超越前人；“厚德载物”更要使人尽其才，物尽其用。本书就是清华人取得成绩的一些侧影。校训可以英译如后：

自强不息 Be steady to strive to be stronger!

厚德载物 Make the most of everyone and everything!2011年3月11日编者的话孙　哲（1970）

在2010年3月纪念《清华校友通讯》复刊30周年座谈会上，我把清华校友文化归纳为爱国奉献、爱校感恩和团结互助，可以说本书是对清华校友“爱校感恩文化”的诠释。

清华学子为什么热爱清华母校？百年清华为中华民族复兴伟业培养出大批学术大师、兴业之士、治国之才。作为学子，从清华园走向社会，能适应各种工作，得心应手，为祖国服务，事业有成，“走遍天下都不怕”，爱校之情油然而生。清华校友爱母校审时度势的睿智，爱母校不拘一格选拔人才的眼光，更爱母校全面发展的人才培养方略，感谢母校“团结百分之百”的博大胸怀，感谢母校“双肩挑”的制度培养出担当大任的能力，感谢母校“强迫锻炼”使儿女们获得了强健体魄，感谢恩师传道授业解惑，感谢母校严谨的学风培养出一丝不苟的治学精神，感谢母校对家境贫寒学子慈母般的关爱。总之，母校把“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训导融化在清华学子的血液之中，成为每一位校友一生享用不尽的宝贵财富。

百年来，校友对母校的赞颂溢于言表。冯友兰先生说“在清华的几十年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时代”，季羡林先生说“清华园，永远占据着我的心灵。回忆起清华园，就像回忆我的母亲”，王淦昌学长说“我觉得我很有运气，有机会考进了清华大学，遇到了这么多好的老师、好的同学，在这样好的环境中读书”，杨振宁学长说“我走过世界上很多名校，清华的校友对母校的感情最深，清华的校友凝聚力最强。我为自己在清华受到的早期教育感到自豪”，朱镕基学长说“水木清华，春风化雨，教我育我，终生难忘”，胡锦涛学长说“清华园里奋发向上的政治空气，严谨求实的治学态度，艰苦朴素的优良校风，深深地陶冶了我们，指引我们走过了几十年的历程，至今仍在我们身上起作用”，他们说出了全体清华校友的心声。

2011年4月24日是清华大学百年华诞，母校的万千儿女都想为她献上最好的寿礼。作为清华校友总会，作为《清华校友通讯》编辑部，送给母校最好的寿礼莫过于编辑出版一本校友回忆母校恩德、抒发对母校的情感的书，这就是《春风化雨——百名校友忆清华》的由来。

本书共收集文章100篇，文章作者毕业年度从1911年到2000年，跨度90年，绝大部分文章选自复刊后的《清华校友通讯》。由于是作者的亲历，所以本书也可以作为了解清华历史沿革，了解清华精神和传统的参考书。

本书编排以作者毕业先后为序，毕业年份标注在作者姓名后的括号中；从“文革”后1977年恢复高考开始按“级”标注，括号中的年份为入学年。文章的出处标注在其结尾。

让我们感到荣幸的是，本书邀请到我国著名翻译家、90岁高龄的西南联大1943级外语系许渊冲老学长题写书名并作序。许老学长对清华三传统的提炼和他对清华校训简洁优美的英文表述令人耳目一新。

在本书的编辑过程中，徐友春学长对书稿进行了校阅，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1　赴清华学堂读书的回忆①罗邦杰（1911）

清末，中美双方协商议定用庚款来派遣中国学生赴美国各大学深造，创设学堂作为青年赴美深造的预科，在北京和华盛顿各设一游美学务处（在华盛顿者称“留美学生监督处”）。1909年北京游美学务处成立后，就考选第一批留美学生，附设一所游美肄业馆（以后改称清华学堂）。此外，还选定北京西郊清华园为校址，兴工建造校舍。这就是清华学堂的起点。

在考选第二批（1910年级）留美学生时，分为正取生和备取生，正取生直接送美，备取生则送游美肄业馆学习。我从上海民立中学考入备取生之列。因为校舍尚未落成，所以采用了听候通知入学这种办法。

翌年（1911年）过了春节后，我和同考生郑华（辅华，中西书院学生）两人取道汉口搭京汉车去北京，因天津水路尚未开冻。那时候，火车在晚上是停驶的，所以第一夜下车宿驻马店客店，第二夜又下车住保定府客店，第三夜才到了北京。两人在北京下榻的地方不是旅馆和客栈，而是汀州会馆，因为比较经济。

安顿下来后，就去史家胡同游美学务处打听入学消息，得知还需要等待。过了月余，我们两人雇了一辆驴车直接去清华园打听，在工字厅前的布告栏里看到我们即可入学的通知之后，我就迁入了清华学堂。各地的学生也陆续到来。

大约四月初，清华学堂开学上课。副监督为范源濂先生（当时尚不称校长，而称“监督”），正监督为周自齐。不久周自齐出国，由颜惠庆代理。教务主任为胡敦复（物理学专家）先生。教师多数是美国人。我记忆中在英、法、德文方面有Smith先生和Miss Billy女士，在数学方面有Heinz先生，物理和化学方面两位美国教师的姓名回忆不起来了。顾××先生教数学，顾珊臣先生教物理也颇有点名气。在中文教师中也有几位是清末名人。

清华学堂1911年入学的学生，来自各方，按年龄和学历是属于第一格的（清华学堂是肄业馆的改称，按肄业馆的制度，所取学生分为两格：第一格，年在二十岁以下，国文通达，英文及科学程度可入美国大学或专门学堂；第二格，年在十五岁以下，国文通达，资禀特异）。来校后，食宿都在工字厅由校方供应，书籍也是由校方供应的，但离校时要交回。听课在新落成的平房内。讲课除中文课外，都是用英语演讲。

读书的认真是可以想象的。但是，最终甄别学生采取何种方式，当时传说纷纭。有的说是学分制，有的说是年级制，莫衷一是。在此关键时刻，外交部派了颜惠庆（曾任公使及大使）前来办理解决。他接洽了美国教师、学堂等各方面后，提出本届清华学堂学生仍按第二批考选学生方法在清华学堂考试，及格者派送赴美留学，以后就照此执行。录取留美学生59名，第一名黄国栋（在孙科任行政院长时，曾任财政部长），最末一名张景芬（后曾任某煤矿总矿师）。全体学生在离开清华学堂前，还去外交部进见外交部尚书陆宗舆，外交部侍郎曹汝霖。

这批学生为游美学务处选送的第三批学生，也是清华学堂的第一批学生。

这是一个回忆，错误之处可能很多，希望同届的和其他年级的同学赐教指正。（《清华校友通讯》复2期，1980年10月）注释

①　编者注：1909年1月，在美国政府开始“退还”庚子赔款“余额”的同时，清政府外务部根据与美国公使商定的《派遣学生规程》（草案），立即着手筹办派遣留学生事宜。5月，又会同学部拟定了《遣派留美学生办法大纲》。大纲规定：“设游美学务处，由外务部、学部会派办事人员，专司考选学生，管理肄业馆……”1909年6月，清政府在北京设立游美学务处，设立之初，租赁北京东城侯位胡同民房作为办公处，后迁入史家胡同。1909年8月、1910年7月游美学务处分别招考了第一批、第二批学生直接送美。1910年11月，游美学务处向外务部、学部呈请将游美肄业馆改名为“清华学堂”，学制定为8年，分高等、中等两科，各为4年制，得到清政府的批准。1911年2月，游美学务处和肄业馆全部迁入清华园，正式将肄业馆改名为“清华学堂”。1911年4月清华学堂在清华园正式开学。1911年6月，游美学务处又考选了第三批直接留美生共63人（包括本文作者在内），并于同年7月赴美，成为清华学堂的第一批“毕业生”（以上内容参照《清华大学校史稿》，中华书局，1981年2月）。2　三年清华生活的回忆傅葆琛（1916）

我是1913年夏天由天津南开中学以同等学力直接考入清华学校高等科的。清华学校初成立时（称“清华学堂”），曾直接招考过几批学生，保送到美国留学。后来成立了高等、中等两科。高等科直接招考中学生或同等学力的青年入校攻读四年，毕业后，派送到美国留学四五年不等。中等科则由摊派有庚子赔款的省份每年夏天派选一批高小毕业生入校，人数不等，视所摊派的款额而定。

那时清华学校高等科十几位教员中，除了教国文的马老先生外，全是美国人。我们初到清华，几乎一天到晚都和美国教员打交道。还记得那时清华高等科十几位美国教员中有五位女教员：两位皮凯娣（Piekett）姊妹，两位李格娣（Ligget）姊妹，还有一位Miss Silly（希丽）教音乐、唱歌。体育指导员也是美国人，他是Shoemaker，他的助手就是马约翰先生。

那时的清华学校建筑十分简单。全校只有一幢二层楼房，那就是高等科大楼和办公室。中等科的教室和学生宿舍都是平房。美国教员住在特建的教师院，虽是平房，但格局设计都是依照美国的社会习惯。

我在清华园虽只是短短三年，但有几件事印象特深。（1）1915年暑假中，我在天津家中接到清华学校校长室的通知，说周诒春校长要见我，有要事商量。我第二天回到清华园，见了周校长，才知道他找我帮助开办一个星期日农民子弟学校，因为两年前我曾和1915级的吴兴业同学试办过这种学校，帮助清华园附近失学农民子弟读书，教师由本校高等科同学义务担任，读的书由学校拨款购买。（2）清华学校附近还有一座古刹，就是远近闻名的大钟寺。它是明代的建筑，寺内有一个钟楼悬挂着一个大铜钟，传说有几千斤重。以木槌或石块击之，声闻十里左右。我和同学们到那里去游览过几次，印象特深，并曾写过一篇《游大钟寺记》，刊登在当时的《清华学报》上。（3）每逢星期日，同学们或是三三两两到紧邻的圆明园残址去探索，从废墟中拾得一些古磁片或小钱，珍惜保存，留作历史纪念品，或是骑驴到附近的颐和园、玉泉山一带游览。校门外赶驴的小伙子们总是围着同学，争拉雇主，鼓吹他自己的驴儿跑得快。同学们也借此机会来一次骑驴竞赛，看谁跑得快，一路上驴蹄声、项铃声、驴夫的吆喝声和骑驴者的“嘟嘟”声，汇成一片天然的乐章，倒是非常有趣。不知这种乐趣至今还存在否？（4）清华学校高等科的食堂是同学们最喜欢、最留恋的地方。管食堂的大师傅们对同学们照顾得非常周到，还给客人做点心。他们做的一种特别点心叫做“高丽馒头”。它是把冷馒头切成片，用打烂的生鸡蛋调匀拌裹，放在油锅里轻微炸一炸，然后取出，撒上白糖，味道十分可口。（《清华校友通讯》复6期，1982年10月）3　自强不息李权时（1918）

回忆六七十年前，我在母校八个年头的愉快、紧张的学习生活，仍然是令人十分向往的。在我脑海中印象最深刻的是“自强不息”的校训，它一直是鼓舞我在科学大道上前进的精神力量。

我是清华1911年年初建校第一届入学的学生。当时校名叫“清华学堂”，是留美预备学堂性质。第一期入学400多名学生，来自全国各地。入学后，经过复试、编班，我编在1918级（另有1916级、1917级等），同班有60人，我和杨石先是同班同学。我们在清华经过中等科四年、高等科四年的学习，要达到美国大学二年级水平。清华毕业，赴美留学，经过考试一般可插入美国大学三年级学习。

提高学生英语水平，这是当时清华教学的一项重要任务。学校采取了很多措施，聘请了不少外国教员，他们是用英语讲课的；中国教员也有不少用英语讲课；教材也有不少是英文的。这样，通过教学，学生既学习了各门基础课的科学知识，同时又提高了英语水平。这里我说个笑话：为了适应以后赴美留学的需要，同学间互相勉励，在日常生活中也用英语会话。有一段时间，彼此曾订了一个“君子协定”，谁说一句中国话，就罚一个铜元。罚款积累多了，就用来买花生米，大家高高兴兴来顿“小会餐”。这个办法相当有效，大家的英语水平提高很快。总之，攻克科学堡垒没有“自强不息”的顽强精神是不行的。掌握外语这个工具也是同样的，一定要达到“入迷”的程度，才会快见成效。

我的16岁至23岁的青年阶段是在清华度过的，这正是一个人长身体长知识打基础的重要时期。八年的清华生活，确是丰富多彩的。每天下午到了课外活动时间，全校的教室、图书阅览室、寝室都不许进去，“强迫”大家到操场参加体育活动。我原来不爱好体育活动，也被带动了起来，积极参加了各项运动。那时候，我还洗冷水澡。我今年86岁，比较长寿，这是由于青年时爱好运动打好了身体基础。学校举办英语和国语演讲比赛，我都积极参加，我还当过一年《清华周刊》的主编，这为我以后当《银行周报》总编辑和《经济学季刊》主编也打了一个初步基础。

1918年我在清华毕业，赴美留学攻读财政经济。1920年在碧洛脱大学获得学士学位，1921年在芝加哥大学获得硕士学位，1922年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复旦大学电邀我回国任教。1922年至1945年我在复旦大学任商科主任、商学院院长和经济系主任。以后在香港华侨工商学院任教过。1956年我去吉林大学（即东北人民大学）经济系担任研究工作。我是从浙江农村山沟里出来到北京上学的，我的家庭并非什么“书香门第”和“达官显要”，我能在科学大道上得到一些微小的成绩，校训“自强不息”精神给我的鼓舞是很大的。“自强不息”，原来出自《周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今天在共产党领导下，人民当家作了主人，科学的春天来了。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自强不息”精神已经赋有新的内容，我坚信，她必将动员人们为早日实现“四化”发挥新的力量。（《清华校友通讯》复3期，1981年4月）4　清华八年梁实秋（1923）一

我自民国四年进清华学校读书，民国十二年毕业，整整八年的功夫在清华园里度过。人的一生没有几个八年，何况是正值宝贵的青春？四十多年前的事，现在回想已经有些模糊，如梦如烟，但是较为突出的印象则尚未磨灭。有人说，人在开始喜欢回忆的时候便是开始老的时候。我现在开始回忆了。

民国四年，我十四岁，在北京新鲜胡同京师公立第三小学毕业，我的父亲接受朋友的劝告要我投考清华学校。这是一个重大的决定，因为这个学校远在郊外，我是在一个古老的家庭中长大的孩子，从来没有独自在街头闯荡过，这时候要捆起铺盖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去住，不是一件平常的事，而且在这个学校经过八年之后便要漂洋过海离乡背井到新大陆去负笈求学，更是难以设想的事。所以父亲这一决定下来，母亲急得直哭。

清华学校在那时候尚不大引人注意。学校的创立乃是由于民国纪元前四年美国老罗斯福总统决定退还庚子赔款半数指定用于教育用途，意思是好的，但是带着深刻的国耻的意味。所以这学校的学制特殊，事实上是留美预备学校，不由教育部管理，校长由外交部派。每年招考学生的名额，按照各省分担的庚子赔款的比例分配。我原籍浙江杭县，本应到杭州去应试，往返太费事，而且我家寄居北京很久，也可算是北京的人家，为了取得法定的根据起见，我父亲特赴京兆大兴县署办入籍手续，得到准许备案，我才到天津（当时为直隶省会）省长公署报名。我的籍贯从此确定为京兆大兴县，即北京。北京东城属大兴，西城属宛平。

那一年直隶省分配名额为五名，报名应试的大概是三十几个人，初试结果取十名，复试再进选五名。复试由省长朱家宝亲自主持，此公素来喜欢事必躬亲，不愿假手他人，居恒有一颗闲章，文曰：“官要自作。”我获得初试入选的通知以后就到天津去谒见省长。十四岁的孩子几曾到过官署？大门口的站班的衙役一声吆喝，吓我一大跳，只见门内左右站着几个穿宽袍大褂的衙役垂手肃立，我逡巡走近二门，又是一声吆喝，然后进入大厅。十个孩子都到齐，有人出来点名。静静地等了一刻钟，一位面团团的老者微笑着踱了出来，从容不迫地抽起水烟袋，逐个地盘问我们几句话，无非是姓甚、名谁、几岁、什么属性之类的谈话。然后我们围桌而坐，各有毛笔纸张放在面前，写一篇作文，题目是“孝悌为人之本”。这个题目我好像从前作过，于是不假思索援笔立就，总之是一些陈词滥调。

过后不久榜发，榜上有名的除我之外有吴卓、安绍芸、梅贻宝及一位未及入学即行病逝的应某。考取学校总是幸运的事，虽然那时候我自己以及一般人并不怎样珍视这样的一个机会。

就是这样我和清华结下了八年的缘分。二

八月末，北京已是初秋天气，我带着铺盖到清华去报到，出家门时母亲直哭，我心里也很难过。我以后读英诗人Cowper的传记时之特别同情他，即是因为我自己深切体验到一个幼小的心灵在离开父母出外读书时的那种滋味——说是“第二次断奶”实在不为过。第一次断奶，固然苦痛，但那是在孩提时代，尚不懂事，没有人能回忆自己断奶时的懊恼，“第二次断奶”就不然了，从父母身边把自己扯开，在心里需要一点气力，而且少不了一阵辛酸。

清华园在北京西郊的海淀的东北。出西直门走上一条漫长的马路，沿途有几处步兵统领衙门的“堆子”，清道夫一铲一铲地在道上撒黄土，一勺一勺地在道上泼清水。路的两旁是铺石的路专给套马的大敞车走的。最不能忘的是路边的官柳，是真正的垂杨柳，好几丈高的桠杈古木，在春天一片鹅黄，真是柳眼挑金，更动人的时节是在秋后，柳丝飘拂到人的脸上，一阵阵的蝉噪，夕阳古道，情景幽绝。我初上这条大道，离开温暖的家，走上一个新的环境，心里不知是什么滋味。

海淀是一小乡镇，过仁和酒店微闻酒香，那一家的茵陈酒莲花白是有名的，再过去不远有一个小石桥，左转趋颐和园，右转经圆明园遗址，再过去就是清华园了。清华园原是清室某亲贵的花园，大门上“清华园”三字是大学士那桐题的，门并不大，有两扇铁栅，门内左边有一棵状如华盖的老松，斜倚有态，门前小桥流水，桥头上经常系着几匹小毛驴。

园里谈不到什么景致，不过非常整洁，绿草如茵，校舍十分简朴但是一尘不染。原来的一点点中国式的园林点缀保存在“工字厅”、“古月堂”，尤其是工字厅后面的荷花池，徘徊池畔，有“风来荷气，人在木阴”之致。塘坳有亭翼然，旁有巨钟为报时之用。池畔松柏参天，厅后匾额上的“水木清华”四字确是当之无愧。又有长联一副：“槛外山光，历春夏秋冬，万千变幻，都非凡境；窗中云影，任东西南北，去来澹荡，洵是仙居。”我在这个地方不知消磨了多少黄昏。

西园榛莽未除，一片芦蒿，但是登土山西望，圆明园的断垣残石历历可见，俯仰苍茫，别饶野趣。我记得有一次郁达夫特来访问，央我陪他到圆明园去凭吊遗迹，除了那一堆石头什么也看不见了，所谓“万园之园”的四十美景只好参考后人画图于想象中得之。三

清华分高等科、中等科两部分。刚入校的便是中等科的一年级生。中等四年，高等四年，毕业后送到美国去，这两部分是隔离的，食宿教室均不在一起。

学生们是来自各省的，而且是很平均的代表着各省。因此各省的方言都可以听到，我不相信除了清华之外有任何一个学校其学生籍贯是如此的复杂。有些从广东、福建来的，方言特殊，起初与外人交谈不无困难，不过年轻的人学语迅速，稍后亦可适应。由于方言不同，同乡的观念容易加强，虽无同乡会的组织，事实上一省的同乡自成一个集团。我是北京人，我说国语，大家都学着说国语，所以我没有方言，因此我也就没有同乡观念。如果我可以算得是北京土著，像我这样的土著，清华一共没有几个（原籍满族的陶世杰，原籍蒙族的杨宗瀚都可以算是真正的北京人）。北京也有北京的土语，但是从这时候起我就和各个不同省籍的同学交往，我只好抛弃了我的土语的成分，养成使用较为普通的国语的习惯。我一向不参加同乡会之类的组织，同时我也没有浓厚的乡土观念，因为我在这样的环境有过八年的熏陶，凡是中国人都是我的同乡。

一天夜里下大雪。黎明时同屋的一位广东同学大惊小怪地叫了起来，“下雪啦！下雪啦！”别的寝室的广东同学也出来奔走相告，一个个从箱里取出羊皮袍穿上，但是里面穿的是单布裤子！

有一位从厦门来的同学，因为言语不通没人可以交谈，孤独郁闷而精神失常，整天用英语喊叫“我要回家！我要回家！”高等科有一位是他的同乡，但是不能时常来陪伴他。结果这位可怜的孩子被遣送回家了。

我是比较幸运的，每逢星期日我缴上一封家长的信便可获准出校返家，骑驴抄小径，经过大钟寺，到西直门，或是坐一小时的人力车遵大道进城。在家里吃一顿午饭，不大会儿工夫，夕阳西下，又该回学校去了。回家的手续是在星期六晚办妥的，领一个写着姓名的黑木牌，第二天交到看守大门的一位张姓老头儿的手里，才得出门。平常是不准越大门一步的。但是高等科的同学们，和张老头儿打个招呼，也可以出门走走，买点什么鸭梨柿子烤白薯之类的东西。

新生是一群孩子，我这一班里以项君为最矮小，有一回他掉在一只大尿桶里几乎淹死。二三十年后我在天津遇到他，他已经任一个银行的经理，还是那么高，想起往事不禁发出会心的微笑。

新生的管理是很严格的。斋务主任陈筱田先生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天津人，说话干脆而尖刻，精神饱满，认真负责。学生都编有学号，我在中等科时是五八一，在高等科时是一四九，我毕业后十几年在南京车站偶然遇到他，他还能随口说出我的学号。每天早晨七点打起床钟，赴盥洗室，每人的手巾脸盆都写上号码，脏了要罚。七点二十分吃早饭，四碟咸菜如萝卜干、八宝菜之类，每人三个馒头，稀饭不限。饭桌上，也有各人的学号，缺席就要记下处罚。脸可以不洗，早饭不能不去吃。陈先生常常躲在门后，拿着纸笔把迟到的一一记下，专写学号，一个也漏不掉。我从小就有早起的习惯，永远在打钟以前很久就起床，所以从不误吃早饭。

学生有久久不写平安家信以致家长向学校查询者，因此学校规定每两星期必须写家信一封，交斋务室登记寄出。我每星期回家一次，应免此一举，但格于规定仍须照办。我父亲说这是很好的练习小楷的机会，特为我在荣宝斋印制了宣纸的信笺，要我工楷写信，年终汇订成册，留作纪念。

学生身上不许带钱，钱要存在学校银行里，平常的零用钱可以存少许在身上，但一角钱一分钱都要记账，而且是新式簿记，有明细账，有资产负债对照表，月底结算完均要呈送斋务室备核盖印然后发还。在学校用钱的机会很少，伙食本来是免费的，我入校的那一年才开始收半费，每月伙食是六元半，我交三元，在我以后就是交全费的了，洗衣服每月二元，这都是在开学时交清了的。理发每次一角，技术不高明，设备也简陋，有一样好处——快，十分钟连揪带拔一定完工（我的朋友张心一来自甘肃，认为一角钱太贵，总是自剃光头，青白油亮，只是偶带刀痕），所以花钱只是买零食。校内有一个地方卖日用品及食物，起初名为嘉华公司，后改称为售品所，卖豆浆、点心、冰激凌、花生、栗子之类。只有在寝室里可以吃东西，在路上走的时候吃东西是被禁止的。

洗澡的设备很简单，用的是铅铁桶，由工友担冷、热水。孩子们很多不喜欢亲近水和肥皂，于是洗澡便需要签名，以备查核。规定一星期洗澡至少两次，这要求并不过分，可是还是有人只签名而不洗澡。照规定一星期不洗澡予以警告，若仍不洗澡则在星期五下午四时周会（名为“伦理演讲”）时公布姓名，若仍不洗澡则强制执行派员监视。以我所知，这规则尚不曾实行过。

看小说也在禁止之列，小说是所谓“闲书”，据说是为成年人消遣之用，不是诲淫就是诲盗，年轻人血气未定，看了要出乱子的。可是像《水浒传》、《红楼梦》之类我早就在家里看过，也是偷着看的，看到妙处心里确是怦怦然。

我到清华之后，经朋友指点，海淀有一家小书店可以买到石印小字的各种小说。我顺便去了一看，琳琅满目，如入宝山，于是买了一部《绿牡丹》。有一天晚上躺在床上偷看，字小，纸光，灯暗，倦极抛卷而眠，翌晨起来就忘记从枕下捡起，斋务先生查寝室，伸手一摸就拿走了。当天就有条子送来，要我去回话，我还不知道是什么事。只见陈先生铁青着脸，把那本《绿牡丹》往我面前一丢，说：“这是嘛？”“嘛”者天津话“什么”也。我的热血涌到脸上，无话可说，准备接受打击。也许是因为我是初犯，而且并无其他前科，也许是因为我诚惶诚恐俯首认罪，使得惩罚者消了不少怒意，我居然除了受几声叱责及查获禁书没收之外没有受到惩罚。依法，这种罪过是要处分的，应于星期六下午大家自由活动之际被罚禁闭，地点在“思过室”，这种处分是最轻微的处分，在思过室里静坐几小时，屋里壁上满挂着格言，所谓“闭门思过”。凡是受过此等处分的，就算是有了记录，休想再能获得品行优良奖的大铜墨盒。我没进过思过室，可是也从来没有得过大铜墨盒，可能是受了“绿牡丹”事件的影响。我们对于得过墨盒的同学们既不嫉妒亦不羡慕，因为人人心里明白那个墨盒的代价是什么，并且事后证明墨盒的得主将来都变成了什么样的角色。

思过是要牌示的，若干次思过等于记一小过，三小过为一大过，三大过则恶贯满盈实行开除。记过开除之事在清华随时有之，有时候一向品学兼优的学生亦不能免于记过。比我高一班的潘光旦曾告诉我他就被记小过一次，事由是他在严寒冬夜不敢外出如厕，就在寝室门外便宜行事，事有凑巧，陈斋务主任正好深夜巡查，迎面相值当场查获，当时未交一语，翌日挂牌记过。光旦认为这是很有趣的一件事，从不讳言。中等科的厕所（绰号“九间楼”）在夜晚是没有人敢去的，面临操场，一片寂寥，加上狂风怒吼，孩子们是有一点怕。最严重的罪过是偷窃，一经破获，立刻开除，有时候拿了人家的一本字典或是拿了人家一匹夏布，都要受最严重的处分。趁上课时关扃寝室通路，翻箱倒箧实行突检，大概没有窃案不被破获的，虽然用重典，总还有人要蹈法网。有些学生被当做“线民”使用，负责打小报告，这种间谍制度后来大受外国教员指责，不久就废弃了，作“线民”的大概都是得过墨盒的。

清华对于年幼的学生还有过一阵的另一训导制度，三五个年幼的学生配给一个导师，导师由高等科的大学生担任之，每星期聚会一次，在生活上予以指导。指导我的是一位沈隽淇先生，大概比我大七八岁，道貌岸然，不苟言笑。这制度用意颇佳，但滞碍难行，因为硬性配给，不免扞格。此制行之不久即废，沈隽淇先生毕业后我也从来没听见过他的消息。

严格的生活管理只限于中等科，我们事后想想像陈筱田先生所执行的那一套管理方法，究竟是利多弊少，许多做人做事的道理，本来是应该在幼小的时候就要认识。许多自然主义的教育信仰者，以为儿童的个性应该任其自由发展，否则受了摧残以后，便不得伸展自如。至少我个人觉得我的个性没有受到压抑以至于以后不能充分发展。我从来不相信“树大自直”。等我们升到高等科，一切管理松弛多了，尤其是正值五四运动之后，学生的气焰万丈，谁还能管学生？四

清华是预备留美的学校，所以课程的安排与众不同，上午的课如英文、作文、公民（美国的公民）、数学、地理、历史（西洋史）、生物、物理、化学、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都一律用英语讲授，一律用美国出版的教科书；下午的课如国文、历史、地理、修身、哲学史、伦理学、修辞、中国文学史……都一律用国语，用中国的教科书。这样划分的目的，显然是要加强英语教学，使学生有更多的听、说英语的机会。上午的教师一部分是美国人，一部分是能说英语的中国人。下午的教师是一些中国的老先生，好多都是在前清有过功名的。但是也有流弊，重点放在上午，下午的课就显得稀松。尤其是在毕业的时候，上午的成绩需要及格，下午的成绩则根本不在考虑之列，因此大部分学生轻视中文的课程。这是清华在教育上最大的缺点，不过鱼与熊掌不可得兼，顾了英文就不容易再顾中文，这困难的情形也是可以理解的。可惜的是学校没有想出更合理的办法，同时对待中文教师之差别待遇也令学生生出很奇异的感想，薪给特别低，集中住在比较简陋的古月堂，显然中文教师是不受尊重的。这在学生的心理上有不寻常的影响，一方面使学生蔑视本国的文化，崇拜外人；另一方面激起反感，对于洋人偏偏不肯低头。我个人的心理反应即属于后者，我下午上课从来不和先生捣乱，上午在课堂里就常不驯顺。而且我一想起母校，我就不能不联想起庚子赔款、义和团、吃教的洋人，昏聩的官吏……这一连串的联想使我惭愧愤怒。我爱我的母校，但这些联想如何能使我对我母校毫无保留的感觉骄傲呢？

清华特别注重英文一课，由于分配的钟点特多，再加上午其他各课亦用英语讲授，所以平均成绩可能较一般的学校略胜。使用的教本开始时是《鲍尔文读本》，以后就由浅而深的选读文学作品，如《阿丽斯异乡游记》、《陶姆伯朗就学记》、《柴斯菲德训子书》、《金银岛》、《欧文杂记》、阿迪生的《洛杰爵士杂记》、霍桑的《七山墙之屋》、《块肉余生述》、《朱立阿西撒》、《威尼斯商人》等等。前后八年教过我英文的老师有马国骥先生、林语堂先生、孟宪承先生、巢堃霖先生，美籍的有Miss Baader，Miss Clemers，Mr. Smith等。马、林、孟三位先生都是当时比较年轻的教师，不但学问好，教法好，而且热心教学，是难得的好教师。巢先生是在英国受教育的，英文根底极好，我很惭愧的是我曾在班上屡次无理捣乱反抗，使他很生气，但是我来台湾后他从香港寄信给我，要我到香港大学去教中文，我感谢这位老师尚未忘记几十年前的一个顽皮的学生。两位美籍的女教师使我特殊受益的倒不在英文训练，而在她们教导我们练习使用“议会法”，这一套如何主持会议，如何进行讨论，如何交付表决等等的艺术，以后证明十分有用，这也就是孙中山先生所谓的“民权初步”。在民主社会里到处随时有集会，怎么可以不懂集会的艺术？我幸而从小就学会了这一套，以后受用不浅，以后每逢我来主持任何大小会议，我知道如何控制会场秩序，如何迅速地处理案件的讨论。她们还教了我们作文的方法，题目到手之后，怎样先作大纲，怎样写提纲挈领的句子，有时还要把别人的文章缩写成为大纲，有时从一个大纲扩展成为一篇文章，这一切其实就是思想训练，所以不仅对英文作文有用，对国文也一样的有用。我的文章写得不好，但如果层次不太紊乱，思路不太糊涂，其得力处在此。美国的高等学校大概就是注重此种教学方法，清华在此等处模仿美国，是有益的。

上午的所有课程有一特色，即是每次上课之前学生必须作充分准备，先生指定阅览的资料必须事先读过，否则上课即无从听讲或应付。上课时间用在练习讨论者多，用在讲解者少，同时鼓励学生发问。我们中国学生素来没有当众发问的习惯，美籍教师常常感觉困惑，有时指名发问令其回答，造成讨论的气氛。美国大学里在课外指定阅读的资料分量甚重，所以清华先有此种准备，免得到了美国顿觉不胜负荷。我记得到了高等科之后，先生指定要读许多参考书，某书某章必须阅读，我们在图书馆末开门之前就排了长龙，抢着阅读参考书架上的资料，迟到者就要等候。

我的国文老师中使我获益最多的是徐镜澄先生，我曾为文纪念过他（见《秋室杂文》）。他在中等科教我作文一年，批改课业大勾大抹，有时全页都是大墨杠子，我几千字的文章往往被他删削得体无完肤，只剩下三两百字，我始而懊恼，继而觉得经他勾改之后确实是另有一副面貌，终乃接受了他的“割爱主义”，写文章少说废话，开门见山；拐弯抹角的地方求其挺拔，避免阘茸。

午后的课程大致不能令学生满意。学校聘请教员只知道注意其有无举人进士的头衔，而不问其是否为优良教师。尤其是五四以后的几年，学生求知若渴，不但要求新知，对于中国旧学问也要求用新眼光来处理。比我低一级的朱湘先生就跑到北大旁听去了。清华午后上课情形简直是荒唐！先生点名，一个学生可以代替许多学生答到，或者答到之后就开溜，留在课室者可以写信看小说甚至打瞌睡，而先生高踞讲坛视若无睹。我记得清清楚楚，有一位叶先生年老而无须，有一位学生发问了：“先生，你为什么不生胡须？”先生急忙用手遮盖他的下巴，缩颈俯首而不答，全班哄笑。这一类不成体统的事不止一桩。

于此我不能不提到梁任公先生。大概是我毕业前一年，我们几个学生集议想请他来演讲。他的大公子梁思成是我同班同学，梁思永、梁思忠也都在清华，所以我们经过思成的关系一约就成了。任公先生的学问事业是大家敬仰的，尤其是他心胸开朗，思想赶得上潮流，在五四以后俨然是学术重镇。他身体不高、头秃、双目炯炯有光，走起路来昂首阔步，一口广东官话，声如洪钟。他讲演的题目是“中国韵文里表现的情感”，他情感丰富，记忆力强，用手一敲秃头便能背诵出一大段诗词，有时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有时口沫四溅涕泗滂沱，频频地从口袋里掏出一块大毛巾来揩眼睛。这篇演讲分数次讲完，有异常的成功，我个人对中国文学的兴趣就是被这一篇演讲所鼓动起来的。以前读曾毅《中国文学史》，因为授课的先生只是照着书本读一遍，毫无发挥，所以我越读越不感兴趣，任公先生以后由学校聘请住在工字厅主讲《中国历史研究法》，更以后清华大学成立，他被聘为研究所教授，那是后话了。

还有些位老师我也是不能忘记的。教音乐的Miss Seeley和教图画的Miss Stars和Miss Lyggate都启迪了我对艺术的爱好。我本来喉音不坏，被选为“少年歌咏团”的团员，一共十二个人，除了我之外有赵敏恒、梅旸春、项谔、吴去非、李先闻、熊式一、吴鲁强、胡光澄、杜钟珩、郭殿邦等，我的嗓音最高，曾到城里青年会表演过一次Human Piano（人造钢琴），我代表最高音。以后我倒了嗓子，同时Seeley女士离校后也没有替人指导，我对音乐便失去了兴趣，没有继续修习，以至于如今对于音乐几乎完全是个聋子，中国音乐不懂，外国音乐也不通，变成了一个“内心没有音乐的人”，想起来实在可怕。讲到图画，我从小就喜欢，涂抹几笔是可以的，但无天才，清华的这两位教师给我的鼓励太多了，要我画炭画，描石膏像，记得最初是画院里的一棵松树，从基本上学习，但我没有能持续用功。我妄以为在小学时即已临摹王石谷、恽南田，如今还要回过头来画这些死东西？自以为这是委屈了我的才能，其实只是狂傲无知。到如今一点基本的功夫都没有，还谈得到什么用笔用墨？幼年时对艺术有一点点爱好，不值什么，没加上苦功，便毫无可观，我便是一例。

我不喜欢的课是数学。在小学时“鸡兔同笼”就已经把我搅昏了头，到清华习代数、几何、三角，更格格不入，从心里厌烦，开始时不用功，以后就很难跟上去，因此视数学课为畏途。我校的一位同学孙筱孟比我更怕数学，每回遇到数学月考大考，他一看到题目就好像是“贾宝玉神游太虚幻境”一般，匆匆忙忙回寝室换裤子，历次不爽。我那时有一种奇异的想法，我将来不预备习理工，要这劳什子作什么？以“兴趣不合”四个字掩饰自己的懒惰愚蠢。数学是人人要学的，人人可以学的，那是一种纪律，无所谓兴趣之合与不合，后来我和赵敏恒两个人同在美国一个大学读书，清华的分数单上数学一项都是勉强及格六十分，需要补修三角与立体几何，我们一方面懊恼，一方面引为耻辱，于是我们两个拼命用功，结果我们两个在全班上占第一、第二的位置，大考特准免予参加，以甲上成绩论。这证明什么？这证明没有人的兴趣是不近数学的，只要按部就班地用功，再加上良师诱导，就会发觉里面的趣味，万万不可任性，在学校里读书时万万不可相信什么“趣味主义”。

生物、物理、化学三门并非全是必修，预备习文法的只要修生物即可，这一规定也害我不浅。我选了比较轻松的生物，教我们生物的陈隽人先生，他对我们很宽，我在实验室里完全把时间浪费了，我怕触及蚯蚓田鸡之类的活东西，闻到珂罗芳的味道就头痛，把蛤蟆四肢钉在木板上开刀取心脏是我最怵的事，所以总是请同学代为操刀，敷衍了事。物理、化学根本没有选修，至今引为憾事。

我的手很笨拙，小时候手工一向很坏，编纸插豆、泥工竹工的成绩向来羞于见人。清华亦有手工一课，教师是周永德先生，有一次他要我们每人做一个木质的方锥体，我实在做不好，就借用同学徐宗涑所作的成品去搪塞缴上。宗涑的手是灵巧的，他的方锥体做得方方正正有棱有角，周先生给他打了个九十分。我拿同一个作品缴上去，他对我有偏见，仅打了七十分。我不答应，我自己把真相说穿。周先生大怒，说我不该借用别人的作品。我说：“我情愿受罚，但是先生判分不公，怎么办呢？”先生也笑了。五

清华对于体育特别注重。

每早晨第二堂与第三堂之间有十五分钟的柔软操。钟声一响大家涌到一个广场上，地上有写着号码的木桩，各按号码就位立定，由舒美科先生或马约翰先生领导活动，由助教过来点名。这十五分钟操，如果认真作，也能浑身冒汗。这是很好的调剂身心的办法。

下午四时至五时有一小时的强迫运动，届时所有的寝室课室房门一律上锁，非到户外运动不可，至少是在外面散步或看看别人运动。我是个懒人，处此情形之下，也穿破了一双球鞋，打烂了三五只网球拍，大腿上被棒球打黑了一大块。可惜到了高等科就不再强迫了。经常运动有助于健康，不，是健康之绝对的必需的条件。而且身体的健康，也必有助于心理的健康，年轻时所获致的健康也是后来求学做事的一笔资本。那时清华的一般的学生比较活泼一些，少老气横秋的态度，也许是运动比较多一点的缘故。

学生们之普遍的爱好运动的习惯之养成是一件事，选拔代表与别的学校竞赛则是又一件事。清华对于选手的选拔培养与爱护也是做得很充分的。选手要勤练习，体力耗损多，食物需要较高的热量，于是在食堂旁边另设“训练桌”，大鱼大肉，四盘四碗，同学为之侧目。运动员中之德、智、体三育均优者固然比比皆是，但在体育方面畸形发展的亦非绝无仅有。有一位玩球的健将就是功课不够理想，但还是设法留在校内以便为校立功，这种恶劣的作风是大家都知道的。

清华的运动员给清华带来不少的荣誉，在各种运动比赛中总是占在领导的位置。在最初的几次远东运动会中清华的选手赢得不少锦标，为国家争取光荣。我记得最清楚的是一场足球赛和一场篮球赛。上海南洋大学的足球队在华中称雄，远征华北以清华为对象，大家都觉得胜败未可逆料，不无惴惴。清华的阵容是前锋徐仲良、姚醒黄、关颂韬、华秀升、邝××。后卫之一是李汝祺，守门是董大酋。这一战打得好精彩，徐仲良脚头有劲，射门准而急，关颂韬最会盘球，三两个人奈何不得他，冲锋陷阵如入无人之境，结果清华以逸待劳，侥幸大胜。这是在星期六下午举行的，星期一补放假一天以资庆祝，这是什么事！另一场篮球赛是对北师大。北师大在体育方面也是人才辈出，篮球队中一位魏先生尤负盛名。北师大和清华在篮球不相上下，可说势均力敌。清华的阵容是前锋有时昭涵、陈崇武，后卫有孙立人、王国华，以这一阵容为基本的篮球队曾打垮菲律宾、日本的代表队。鏖战的结果清华占地利因而险胜，孙立人、王国华的截球之稳练不能不令人叹为观止。附带提起，现在台湾的程树仁先生也是清华的运动健将，他继曹懋德为足球守门，举臂击球，比用脚踢还打得远些，他现在年近七十而强健犹昔，是清华的体育精神的代表。

清华毕业时照例要考体育，包括田径、爬绳、游泳等项。我平常不加练习，临考大为紧张，马约翰先生对于我的体育成绩只是摇头叹息。我记得我跑四百码的成绩是九十六秒，人几乎晕过去。一百码是十九秒。其他如铅球、铁饼、标枪、跳高、跳远都还可以勉强及格，游泳一关最难过。清华有那样好的游泳池，按说有好几年的准备应该没有问题，可惜是这好几年的准备都是在陆地上，并未下过水里，临考只得舍命一试。我约了两位同学各持竹竿站在两边，以备万一。我脚踏池边猛然向池心一扑，这一下子就浮出一丈开外，冲力停止之后，情形就不对了，原来水里也有地心吸力，全身直线下沉。喝了一大口水之后，人又浮到水面，尚未来得及喊救命，已经再度下沉。这时节两根竹竿把我挑了起来，成绩是不及格，一个月后补考。这一个月我可天天练习了，好在不止我一人，尚有几位陪伴我。补考的时候也许是太紧张，老毛病又发了，身体又往下沉，据同学告诉我，我当时在水里扑腾得好厉害，水珠四溅，翻江倒海一般，否则也不会往下沉。这一沉，沉到了池底。我摸到大理石的池底，滑腻腻的。我心里明白，这一回只许成功不许失败，便在池底连爬带泳前进，喝了几口水之后，头已露出水面，知道快泳完全程了，于是从从容容来了几下子蛙式泳，安安全全地跃登彼岸。马约翰先生笑得弯了腰，挥手叫我走，说：“好啦，算你及格了。”这是我毕业时极不光荣的一个插曲，我现在非常悔恨，年轻时太不知道重视体育了。

清华的体育活动也并不完全是洋式的，也有所谓国术，如打拳、击剑之类，教师是李剑秋先生，他的拳是外家一路，急而劲，据说很有功夫。有时也开会表演，邀来外面的各路英雄，刀枪剑戟陈列在篮球场上，主人先垫垫脚，然后一十八般武艺一样一样地表演上场，其中包括空手夺刀之类。对于这种玩艺儿，同学中也有乐此不疲者，分头在钻研太极八卦、少林石头的奥秘。六

五四运动发生在民国八年，我在中等科四年级，十八岁，是当时学生群中比较年轻的一员。清华远在郊外，在五四过后第二三天才和城里的学生联络上。清华学生的领导者是陈长桐，他的领导才能（charisma）是天生的，他严肃而又和蔼，冷静而又热情，如果他以后不走进银行而走进政治，他一定是第一流的政治家。他的卓越的领导能力使得清华学生在这次运动里尽了应尽的责任，虽然以后没有人以“五四健将”而闻名于世。自五月十九日以后，北京学生开始街道演讲。我随同大队进城，在前门外珠市口我们一小队人从店铺里搬来几条木凳横排在街道上，人越聚越多，讲演的情绪越来越激昂，这时有三两部汽车因不得通过而乱按喇叭，顿时激怒了群众，不知什么人一声喝“打”，七手八脚地捣毁了一部汽车。我当时感觉到大家只是一股愤怒不知向谁发泄，恨政府无能，恨官吏卖国，这股恨只能在街上如醉如狂地发泄了。在这股洪流中没有人能保持冷静，此之谓群众心理。那部被打的汽车是冤枉的，可是后来细想也许不冤枉，因为至少那个时候坐汽车而不该挨打的人究竟为数不多。

六月三日、四日北京学生千余人在天安门被捕，清华的队伍最整齐，所以集体被捕，所占人数也最多。

清华因为继续参加学生运动而引起学校当局的不满，校长张煜全先生也许是用人不当，也许是他自己过分慌张，竟乘学生晚间开会之际切断了电线，他以为这一招可以迫使学生散去，想不到激怒了学生，当时点起蜡烛继续开会，这是对当局之公然反抗。事有凑巧，会场外忽然发现了三五个衣裳诡异打着纸灯笼的乡巴佬，经盘问后，原来是由学校当局请来的乡间的“小锣会”来弹压学生的。所谓小锣会，即是乡村农民组织的自卫团体，遇有盗警之类的事变就以敲锣为号，群起抵抗，是维持地方治安的一种组织。糊涂的学校当局竟把这种人请进学校来对付学生，真是自寻烦恼。学生们把小锣会团团围住，让他们具结之后便把他们驱逐出校。但是驱逐校长的风潮也因此而爆发了。

五四往好处一变而为新文化运动，往坏处一变而为闹风潮。清华的风潮是赶校长。张煜全、金邦正，接连着被学生列队欢送迫出校外，其后是罗忠诒根本未能到差。这一段时期学生领导人之最杰出者为罗隆基，他私下里常说“九年清华，三赶校长”是实有其事。清华的传统的管理学生的方式崩溃了，学生会的坚强组织变成学生生活的中心。学生自治也未始不是一个好的现象，不过罢课次数太多，一快到暑假就要罢课，有人讥笑我们是怕考试，然乎否乎根本不值一辩，不过罢课这个武器用得次数太多反而失去同情则确是事实。

五四运动原是一个短暂的爱国运动，热烈的，自发的，纯洁的，“如击石火，似闪电光”，很快就过去了。可是年轻的学生们经此刺激震动而突然觉醒了，顿时表现出一股蓬蓬勃勃的朝气，好像是蕴藏压抑多年的情绪与生活力，一旦获得了迸发奔放的机会，一发而不可收拾，沛然而莫之能御。当时以我个人所感到的而言，这一股力量在两点上有明显的表现：一是学生的组织；一是广泛的求知欲。

在这以前，学生们都是听话的乖孩子，对权威表示服从，对教师表示尊敬，对职员表示畏惧。我刚到清华的时候，见到校长周寄梅先生真觉得战战兢兢，他自有一种威仪使人慑服，至今我仍然觉得他有极好的风度，在我所知道的几任清华校长之中，他是最令大家翕服的一个。学校的组织与规程，尽管有不合理处，学生们不敢批评，更不敢有公然反抗的举动。除了对于国文教师常有轻慢的举动以外，学生对一般教师是恭顺的。无论教师多么不称职，从没有被学生驱逐的。在中等科时，一位国文先生酒醉，拿竹板打了学生的手心，教务长来抢走了竹板，事情也就平息了，这事情若发生在今天那还了得！清华管理严格，记过开除是经常有的事，一纸开除的布告贴出，学生乖乖地卷铺盖。只有一次例外，我同班的一位万同学，因故被开除，他跑到海淀喝了一瓶莲花白，红头涨脸地跑回来，正值斋务主任李胡子在饭厅和学生们一起用膳，就在大庭广众之下，上去一拳把他打倒在地，这是绝无仅有的一次犯上作乱的精彩表演。

五四以后情形完全不同了。首先要说起学校当局之颟顸无能，当局糊涂到用关灭电灯的方法来防止学生开会，召进乡间的“小锣会”打着灯笼拿着棍棒到学校里来弹压学生，这如何能令学生心服？周校长以后的几任校长，都是外交部派来的闲散的外交官，在做官方面也许是内行的，但是平素学问道德未必能服人，遇到这动荡时代更不懂得青年心理，当然是治丝益紊，使事态恶化。数年之内，清华数易校长，每一位都是在极狼狈的情形之下离去的。学生的武器便是他们的组织——学生会。从前的班长级长都是些当局属意的“墨盒”持有人，现在的学生会的领导者是些有组织能力的有担当的分子。所谓“团结即是力量”，道理是不错的。原来为了遂行爱国运动而组织起来的学生会，性质逐渐扩大，目标也逐渐转移了。学生要求自治，学生也要过问学校的事。清华的学生会组织是相当健全的，分评议会与干事会两部分，评议会是决议机关，干事会是执行机关，评议员是选举的，我在清华最后几年一直是参加评议会的。我深深感觉“群众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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