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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05-21 04:2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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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蒋建农

出版社:红旗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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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伟人毛泽东(上篇)

世纪伟人毛泽东(上篇)试读:

旭日篇

故乡韶山

位于湖南湘潭、宁乡、湘乡三县交界处的韶山,是毛泽东的故乡。

韶山属湘潭县,处于湘中丘陵地带。这里重峦叠嶂,起伏绵延。相传,在远古的时候,虞舜帝偕妃臣南下,到苍梧之野巡视至此,被这里苍松翠竹、青山绿水的秀丽风光所吸引,乃令臣僚奏起“箫韶九成”,引得凤凰来朝,百鸟和鸣。音召凤至,这个令舜帝陶醉的地方因此得名“韶山”。在湖南,至今还有许多有关舜帝的传说和与传说相辉映的古迹。距韶山东南800公里的零陵九嶷山上有舜帝墓。《史记·五帝本记》载:舜“践帝位三十九年,南巡狩,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嶷,是为零陵。”传说舜帝死后,他的两个爱妃——娥皇和女英悲恸无比,涕泪洒在竹上,成为点点斑痕。斑竹因此得名。至今洞庭湖的君山岛上还有“二妃墓”和香妃竹(即斑竹)。九嶷山也生长着斑竹。毛泽东的诗句:“斑竹一枝千滴泪”就用的是这个典故。

韶山的顶峰,即著名的韶峰,又称仙女峰,海拔500多米,山高陡峭,气势雄伟,“绝顶才宽三五尺,此身如在九重天。”韶峰是南岳衡山七十二峰之第七十一峰。有诗赞美曰:绕蚰岚光凝欲滴,长风轻袅云烟侧。山涵五月六月寒,地拥千山万山碧。从来仙境称韶峰,笔削三山插天空。天下名山三百六,此是湘南第一龙。

在韶山,还流传着这样一个传说:韶民恒氏的三个俊秀的女儿,居山学道,为善积德,心无旁念,至诚至切,以至感动了上苍。一天,一只金色的凤凰衔天书而至,三女遂得道成仙飘然而去。这三个姑娘在韶山留下了许多遗迹,成为著名的韶山八景:“峭壁插霄间,扑压群山”的韶峰耸翠;“乐奏九成期,烟幕云帷”的凤仪亭址;“仙迹寄高冈,古并流香”的胭脂古井;“山深别有天,草木皆仙”的仙女茅庵;“砖瓦莫为功,栋宇凌空”的石屋清风;“门户别开奇,两石为之”的顿石成门;“峰峦泼翠鲜,岭断云连”的塔岭晴霞;“说与王维难着笔,此景才仙”的石壁流泉。此外,韶峰还有四绝:六朝松、飞来船、四方竹和白石泉。

在韶峰下,群山环抱着一块不大的谷地,由南向北,长5公里,宽3.5公里,地形明显地分为东西两部,西部山峦环绕,东部岗丘起伏,大致构成“六山一水二分田,一分道路和庄园”的格局。这个山谷就叫“韶山冲”。韶山冲东北距长沙90公里,东南离湘潭45公里,是个偏僻的山冲。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这里没有铁路、公路,也没有通船的河道。在这里居住的有毛、李、钟、周、邹、彭、庞等几姓人家,他们忠厚、朴实、勤劳、善良,但是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下,却遭受着深重的灾难,过着很穷苦的生活。贫苦的农民流传着几首这样的民谣:

韶山冲,长又长,砍柴做工度时光。

鸡鸣未晓车声叫,隔夜难存半合粮。

韶山冲来冲连冲,十户人家九户穷。

有女莫嫁韶山冲,红薯柴棍度一生。

农民头上三把刀,税多、租重、利息高;

农民眼前路三条,逃荒、讨米、坐监牢。

韶山冲里潺潺流淌着一条小溪,终年流淌不断。在这小溪中上游的南岸,有一栋依山傍水的半瓦半茅屋的房子,叫上屋场。这是一栋湖南农村常见的“凹”字形住宅,当地人称作“一担柴”式的房子。这栋房子从堂屋正中为界,分别住着两家人。住在东边瓦房里的是毛家。公元1893年12月26日(清光绪十九年十一月十九日),毛泽东就诞生在这里。

毛泽东的童年主要是在唐家圫的外婆家度过的,少年时代的多数时期生活在韶山。他在南岸私塾和桥头湾等地读书,在门前碧波粼粼的池塘里游泳锻炼,在屋侧的菜地和稻田以及附近的山场上劳动。1910年秋天,毛泽东首次离开韶山到湘乡县立东山高等小学堂读书,1911年又考入长沙驻省湘乡中学。此后,毛泽东多次回到他的故乡:

——1919年10月,毛泽东的母亲病逝,他从长沙昼夜兼程赶回,为母亲守灵,并怀着极大的悲痛,写出了一篇情意深切的《祭母文》。

——1921年春节,毛泽东同毛泽覃从长沙回到韶山,毁家兴邦。毛泽东先到唐家圫的舅舅家拜年,然后回韶山,动员全家出来革命。农历正月初八的晚上,毛泽东、毛泽民、毛泽覃、毛泽建、王淑兰、文南生、文东轩等,围在炉边,一边烤火取暖,一边吃东西。毛泽东对弟弟泽民说:这几年我不在家,泽覃也在长沙读书,家里只有你们俩口子撑着。父母死了,都是你们安葬的,我没有尽孝,你们费了不少心。接着,泽民从民国6年讲起,说:6年修房子,母亲生病;7年,败兵几次来屋里要谷要钱,强盗也来抢过一次;8年先死娘,后死爹;9年安葬父母,还给泽覃订婚。这几年钱用得多,20亩田的谷只够糊口。泽东问:是不是欠了别人的钱?泽民说:别人欠我们的有几头牛,我们欠人家的,就是顺义堂的几张票子。家里也没什么东西了,只有两头猪,还有几担谷。王淑兰也介绍了一些情况。泽东说:你们讲的这些都是实在的。我的意见把屋里捡一下场,田也不作了,都跟我出去。泽民到长沙读点书,边做些事,将来再参加一些有利国家、民族的工作。家里发出的票子,写个广告出去,请他们几天内来兑钱。你把猪赶到银田寺卖了,准备点钱,让人家来兑。牛,就让别人去喂,不要向别人要钱,快春耕了,不能逼人家卖牛啊!别人欠我们的就算了。泽民说:跟你出去,我同意,你最好多住几天,跟我作个计划。泽东说:田让给又穷又会作田的人去作,房子也就让给作田的人住,你作主就是了。我还有事,不能在家久呆。最后,泽东嘱咐泽民和王淑兰,打些鱼,拿些腊肉,送给左右邻居和亲戚朋友,表示感谢。次日晚上,泽东还请了邻近一些辈份高和年纪大的人吃晚饭。初十日,毛泽东离开韶山。一个星期后,泽民夫妇也带着孩子离开韶山,来到了长沙。

——1925年2月至8月,毛泽东携同杨开慧、毛岸英、毛岸青回到韶山。毛泽东一边养病,一边做些社会调查,到朋友、同学、亲戚和农民家里走访,邀请亲友到家中谈家常、讲时事。他创办了20来所农民夜校,建立了秘密农民协会,并以秘密农民协会为核心,组织成立了公开的革命组织——雪耻会。6月,毛泽东发展了毛新枚、李耿侯、钟志申、庞叔侃等入党,并建立了中共韶山支部。在毛泽东和中共韶山支部的领导下,韶山人民开展了“平粜阻禁”谷米等斗争。毛泽东在韶山开展农民运动,引起了湖南军阀赵恒惕的极端恐慌和仇视,多次派兵前来追捕。在党组织和农民群众的掩护下,毛泽东于8月底离开韶山去长沙。

——1927年1月5日至8月,毛泽东在湖南考察农民运动时回到了韶山。5日,他从湘潭去银田寺,途中与佃农张连初交谈,详细了解佃农一年的劳动、收入、支出和生活情况。傍晚在白庙里召开第一区农协会员大会,并讲了话。会后,又召开农协干部会议,听取汇报。6日,在清溪寺召集农协干部、农协会员座谈。7日,到第一乡农协,在农协会员大会上讲话。下午,出席了第三乡农协举行的欢迎大会,并讲了话。晚上,在故居召开座谈会至深夜。8日,上午在家中召开农运干部和老农座谈会,下午出席四十一乡农协会员大会,晚上出席四十乡农协会员大会。9日,去湘乡考察。毛泽东实地考察了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5县的农民运动后,于2月16日向中共中央写了报告,3月发表了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1959年6月25日至27日。离别故乡32年后,毛泽东回到韶山视察和看望父老乡亲。他住在松山宾馆。26日清晨,来到南岸斜对面山上的父母墓地,献上一把松枝,深深地三鞠躬,向两位老人表示悼念。下山后,走访了附近的农民家庭,询问了韶山一些老人的情况和一些农民的生产、生活情况。随后,来到上屋场旧居,同前来看望他的乡亲们握手、交谈、合影留念。他离开旧居后来到韶山学校视察,并同师生合影。他还在韶山水库游泳一个多小时,途中看望了毛福轩烈士的爱人。晚上,请韶山的老地下党员、赤卫队员及亲戚朋友50多人吃了一顿便饭。深夜,他抑制不住自己兴奋的大脑,追昔抚今,踱步吟咏,挥笔写下了著名的《七律·到韶山》一诗:

别梦依稀咒逝川,故园三十二年前。

红旗卷起农奴戟,黑手高悬霸主鞭。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

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

27日下午,毛泽东接见了松山宾馆的工作人员,并再次同韶山的群众见面。下午3时左右,毛泽东离开韶山经宁乡前往长沙。

——1966年6月18日至28日。毛泽东最后一次回韶山,秘密地在著名的“西方山洞”——滴水洞住了11天。他没有公开接见群众,每天用大量时间看书和文件。除了他从北京带来大量书籍和文件外,每天还有专机从北京送来文件,经长沙送至这里。他还经常与陪同来的省、地、县负责同志交谈和讨论问题。在滴水洞期间,他又来到韶山水库游了一次泳,还想到虎歇坪看看祖父的坟墓,因上山路陡险,被劝阻没有成行。28日上午,毛泽东离开滴水洞去长沙。7月8日,毛泽东在致江青的信中称滴水洞为“西方的一个山洞”。这封信公开后,滴水洞成了一个神秘的地方。

家族溯源

在韶山冲,现住有600多户人家,其中400多户姓毛。

韶山毛氏家族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4世纪中叶。当时元末红巾军起义如火如荼,天下大乱。在这王朝更迭的年代,家住江西省吉州府龙城县(今江西省吉水县)的一个名叫毛太华的青年农民,不甘老死蓬蒿,寂寞一生,毅然弃农从戎,投奔到朱元璋的农民军中。

朱元璋建立明朝以后,毛太华做了百夫长一类的下级军官,并随从明朝大将傅友德、蓝玉远征云南。云南归入大明的版图后,毛太华被留下,成为镇滇军人。

云南边陲,为少数民族聚居地,当时很少有汉族居住。在云南澜沧(今云南省澜沧拉祜族自治区县内),毛太华同许多镇滇军人一样,娶了一位当地少数民族姑娘为妻,并生育了四个儿子,依次取名为:毛清一、毛清二、毛清三、毛清四。

毛太华老了。他念念不忘内地,请求告老还乡。由于戍边立有军功,毛太华被准许迁回内地。明洪武十三年(1380年),毛太华偕妻子王氏、长子清一、四子清四入湖南,居住在湘乡县城北门外绯紫桥。在这里,朝廷分给他们田产几十亩。数年后,毛清一、毛清四就迁移到了湘潭县七都七甲定居。七都七甲这个山乡,就是今日闻名天下的韶山。毛太华随儿子清一、清四在韶山生活若干年后就去世了。从此,毛氏家族便在这山清水秀的韶山一带繁衍生息。毛太华,成为韶山毛氏家族的第一代祖先。

毛氏家族从第一代毛太华至第六代,没有固定的谱系。清乾隆二年(1737年),毛氏家族第七代开始修族谱,定下固定的谱系为:

立显荣朝士,文方运际祥;

祖恩贻泽远,世代永承昌。

清光绪七年(1881年),毛氏族谱再修,又续订了谱系:

孝友传家本,忠良振国光;

起元敦圣学,风雅列明章。

以后直至1941年,毛氏族谱又经三修、四修,但都没有再续谱系。

在族谱中,还记载着颇为严格的家训:培植心田、品行端正、孝养父母、友爱兄弟、和睦乡邻、教训子孙、矜怜孤寡、婚姻随宜、奋志芸窗、勤劳本业。族谱中规定的家戒则要求戒“游荡”、“赌博”等等。

毛氏家族在韶山世代务农。其第十七代传人毛祖人,又名毛四瑞,就是毛泽东的曾祖父。生于1823年,1893年毛泽东诞生那年去世。他是一个沉默寡言、勤劳忠厚的农民,没有读过书,主要靠种田、出卖劳动力来维持一家的生计。生有二子,长子德臣,次子翼臣。

毛泽东的祖父毛翼臣,名恩谱,字寅宾,是毛氏家族的第十八代传人。他生于1846年5月22日,1904年11月23日去世。娶妻刘氏,生一子贻昌;还有两个女儿,分别嫁张家和贺家。1878年,与哥哥德臣分家,从祖居地韶山东茅塘搬到南岸上屋场。他是一个老实厚道的庄稼人,一生清贫。为了生活,不得不将祖传的部分田产典当出去。

毛氏家族的第十九代传人毛贻昌,即毛泽东的父亲,字顺生,号良弼。生于1870年10月15日,1920年1月23日因患急性伤寒病去世。当时毛泽东在北京为驱逐张敬尧的斗争而奔走,未能回韶山奔丧。

毛贻昌终身务农经商,而且生财有道。他读过几年私塾。10岁时,由父母作主,与湘乡县唐家圫文芝仪之女文七妹订了婚,15岁完婚。16岁时,为了替父亲偿清所欠债务,迫不得已外出当兵。他把军队发给的饷银积攒起来,退伍回家后,还清了债务。17岁开始当家理事。那时,他家只有六、七亩地,家底微薄,一家人终年为温饱而操劳。但毛顺生精明能干,善于经营,他把自家省吃节余下来的稻谷作些加工,白米则挑到银田寺赶集出售,有时也零售给附近的穷苦樵夫和手工业者,米糠则用来喂养架子猪出售。渐渐地,他积攒了一笔钱,赎回了父亲典当出去的田产,算上原有的,共有自耕地15亩,年收60担谷。全家有父亲、妻子,泽东、泽民两个儿子,连他共5口人,除用去口粮35担外,尚有25担左右的剩余。

毛顺生治家严格,是个好当家。他常说:“吃不穷、用不穷,人无计算一世穷。谁会盘算,谁就能过好日子;不会盘算的人,你给他金山银山,也是空的。”他带着一家人勤奋劳动并省吃俭用,家里没有吃闲饭的,儿子年纪小也要干些割猪草之类的轻活,长大些了就要到田里干活。每年口粮之外的剩余谷子,用作押进田产,取利息钱。还兼作些贩运谷米和生猪的生意。开始,这种生意还是小规模的。后来,毛顺生得到岳家亲戚的贷款帮助,便到湘乡大坪坳一带成批购进稻谷,加工销售。家里也开始雇工,起初是短工,后来雇一长工,在冬天碾谷的时候,还得多雇一个短工。在运输上,也逐步由肩挑改为土车运送,以后更发展到从银田寺雇船,将米运往湘潭市易俗河去出售。此外,他还贩卖耕牛。毛顺生手头的钱增多了。1904年,他买进了堂弟毛菊生的7亩水田,使田产增加到了22亩,年收稻谷80担。此后,他继续聚积财富,但不再买进土地,而是典进别人的田地。因为典地要比买地便宜,自己不用操心农田,有利于经营生意。他有了资本,算是个财东了。他在银田寺的“长庆和”米店入了股,并同“祥顺和”、“彭厚锡堂”等店铺有商务往来。为了流通方便,自家还印制了取号“毛义顺堂”的纸票,同“吉春堂”的纸票流通周转。“吉春堂”是湘乡大坪坳一家设有药材、肉食、杂货等几个店铺的大商号,老板姓赵,是毛顺生妻兄文玉瑞的岳家。后来,毛顺生一手包办了儿子泽覃与赵家女儿先桂的婚姻。

毛顺生克勤克俭,经营有方,使得家业日益发达。1936年毛泽东同斯诺谈到了他家的经济情况,说相当于“富农”的地位。1950年隆冬,韶山乡土地改革划成份时,毛泽东为自己家划的成份为“富农”。

毛泽东的母亲文氏,是一位勤劳、善良、品德高尚的农村妇女。1867年2月12日生于湘乡县四都唐家圫的一个农民家庭。同当时许多农村妇女一样,她没有一个正式的名字。由于她在文家排行第七,家庭及邻里都称她“七妹”。1936年毛泽东同斯诺谈话时,说他母亲“在娘家的名字叫文其美”,这是斯诺的《西行漫记》在译成中文时的音译之误,应该是“文七妹”。

文家也以务农为业,家境小康。其家所在的唐家圫距韶山冲有10多华里。由于文家的祖先葬在韶山冲,后代每年都来韶山扫墓。为了扫墓时在韶山有个落脚的地方,文家就将七妹嫁到了韶山。七妹同毛顺生订婚时只有13岁,18岁嫁到韶山成婚。她共生育了7个孩子,长子、次子均早夭亡,第三胎生下了毛泽东,后来又生下两男两女,四子毛泽民,五子毛泽覃,两个女儿也都早殁。

毛泽东的出世,给毛家带来了喜庆。母亲文氏唯恐第三个儿子又遇不幸,便多方烧香拜佛,祈求神灵保佑,并开始吃起了“观音斋”。毛泽东出世不久,就被寄居到唐家圫的外婆家。在唐家圫的后山,有个龙潭圫,圫内有一股清泉,四季流水不断。在潭边矗立着一块巨石,高二丈八,宽二丈。传说这里曾出过妖怪,经常兴风作浪,最后有个能人为民除害,用巨石将妖怪降服。后来,人们称这巨石为“石观音”,并经常来此祷告。外婆为了小外孙能长大成人,便要女儿七妹抱着外孙来到“石观音”前烧香叩头,拜巨石为“干娘”,寄名石头,取容易抚养之意。因毛泽东排行第三,故有了“石三伢子”的乳名。1959年毛泽东回韶山,在设宴招待乡亲父老时,还开玩笑说,今天该请的都请到了,就差那“石干娘”没来。

在外婆家,毛泽东还按母亲的旨意,认七舅母为干娘,意在托福,因为七舅母子女众多,被认为命中多子多福。母亲文氏为毛泽东的长大成人费尽了一片苦心。

对毛泽东影响较深的,还是她那高尚的品德。她性情温和,心地善良,富有同情心,且乐于助人。每逢荒年旱月,她就悄悄地送些米粮接济贫苦的乡亲们。这同过于自私的毛顺生之间产生了较大的反差。在母亲的影响和支持下,少年时代的毛泽东养成了乐于助人的品性。至今,在韶山还流传着许多毛泽东助人和同情穷人的故事。

1919年10月5日,毛泽东的母亲因患淋巴腺炎不幸逝世。正在长沙忙于驱张运动的毛泽东昼夜兼程赶回韶山,为母亲守灵。他对着暗淡的油灯,回忆着慈母的件件往事,悲痛中写出了一篇哀恸的《祭母文》:

……吾母高风,首推博爱。远近亲疏,一皆覆载。恺恻慈祥,感动庶汇。爱力所及,原本真诚。不作诳言,不存欺心。整饬成性,一丝不诡。手泽所经,皆有条理。头脑精密,劈理分清;事无遗算,物无遁形。洁净之风,传遍戚里;不染一尘,身心表里。……病时揽手,酸心结肠。但呼儿辈,各务为良。……

并作泣母灵联两副:

疾革尚呼儿,无限关怀,万端遗恨皆须补;

长生新学佛,不能住世,一掬慈容何处寻?

春风南岸留晖远,

秋雨韶山洒泪多。

不久,毛泽东给他的同学、好友邹蕴真写信,又高度地赞扬了母亲的品德。他说,世界上共有三种人:损人利己的人;利己而不损人的人;可以损己而利人的人。他说他的母亲正是这后一种人。

在毛泽东的心里,对父亲、母亲的怀念和深情,始终没有淡漠。1921年春、1925年夏和1927年初,毛泽东回到韶山时,都要来到父母合葬的墓前凭吊。1936年在陕北对斯诺多次深情地谈到他的父母亲。1959年6月25日,毛泽东回到了阔别32年的韶山故乡。在故居里,他在父母的照片前伫立凝望了好久,然后对随行的人员说,如果是现在,他们都不会死的。他的父母得的都不是难治的病症,却都过早地去世了。第二天清晨,毛泽东踏着露水来到父母的坟前,献上一束松柏,深深地鞠躬致礼,静默良久,并表示,下次再回来,还要来看看两位老人。

毛氏家族在韶山世代相传了约六个世纪,在第二十代子孙中,出现了一个震撼世界的人物,他就是毛泽东——二十世纪的伟人。

立志出乡关

毛泽东童年的大部分时间是在唐家圫的外婆家渡过的。这是一个四世同堂的大家庭,全家大小20余口人,生活也比较富裕。在一大群孙男孙女中,多了个“根基不稳”的小外孙,外婆自然是对他格外宠爱。毛泽东在这里过着无忧无虑的群体生活,同表兄弟姐妹们一块嬉戏,一道去放牛、打猪草等。从6岁开始,他就来到田里帮助劳动。

1902年,毛泽东9岁了。父亲把他从唐家圫接回来,送到离家不到200米的南岸私塾读书,受启蒙教育。塾师邹春培,50多岁。刚入私塾那天,塾师把毛泽东引到私塾东墙下放神龛的地方,说:“这是孔夫子的神位,从今天起,你每天早晨进来,都要对神龛作揖,以后,你就会文思发达,连中三元。”毛泽东马上恭恭敬敬地作揖行礼。邹先生见状,高兴地对毛顺生说,令郎有朝一日,定会名登高科,光宗耀祖。毛顺生则有自己的打算:种田人家的子弟,不希罕功名利禄,只要算得几笔数,记得几笔帐,写得几句来往信札,就要得了。很明显,毛顺生是想要把儿子培养成为能够继承家业的人。“人之初,性本善……”毛泽东同旧时所有私塾学生一样,先是从《三字经》读起,接着点读《论语》、《孟子》、《诗经》等。毛泽东天资聪明,读书很用心,塾师教过的书,他都能背得。由于他自己学会了使用《康熙字典》,一些先生没有点的书,他也能读懂。在学习上,他不需要先生太劳神,因此,大家都叫他“省先生”。

毛泽东在读书上不用父亲操心,但是他常常做出一些“离经叛道”的事,却使父亲大伤脑筋。有一个炎热的中午,塾师邹春培外出,让塾生们在课堂上温习功课。书读完后,毛泽东就提议大家去池塘游泳。塾师回来见学生们赤身露体游泳,以为不雅,便要在课堂上惩戒他们。毛泽东拿来《论语》,引用上面的话说,孔夫子是赞成到河里洗冷水澡的。老先生听了,感到下不了台,气着来到上屋场,向毛泽东的父亲告状。毛家的家教历来很严,父亲听说儿子带头闹学,同先生顶嘴,格外恼火。他立刻跑到南岸私塾,见到儿子就打。毛泽东急忙躲避,夺路而逃。毛泽东心里明白,这时候回到家,肯定要挨一顿死打,恐怕连母亲也劝解不住。所以,他决定暂不回家,去县城。这时的毛泽东还不到10岁,他在山里转了3天,也没走出韶山冲,实际只离家8里远。父亲托人四处寻找,才在山里把他找回来。后来毛泽东回忆这件事说:“我回到家里以后,想不到情形有点改善。我父亲比以前稍微体谅一些了,老师态度也比较温和一些。我的抗议行动的效果,给了我深刻的印象。这次‘罢课’胜利了。”(《斯诺·西行漫记》)

毛泽东反对父亲的刻薄、自私和专横,一有争端,总是公开辩驳。比如,父亲常无理地责骂他“不孝”和“懒惰”,他则常常据理反驳:他引用经书上的话说,“父慈子孝”,只有“父慈”,才能“子孝”;年纪大的人应该比年纪小的多干活,等我到了你那年纪,会比你勤快得多。

有一次,父亲请了许多客人到家里,父子俩又吵了起来,父亲骂他懒而无用。毛泽东被激怒了,离家而走。母亲追来劝他回去,父亲也赶来,一边骂一边令他回去。这时,他就跑到一个池塘边,恫吓父亲:“如果你再走近一步,我就要跳下去。”在这种情况下,双方都认为有必要和解,各自提出了“条件”。父亲坚持要他磕头认错,他则表示,如果答应不再打他,可以跪一条腿磕头。这场风波就这样平息了。毛泽东从这件事认识到,在压力面前决不能示弱,要公开反抗。

1904年秋,毛泽东转学到关公桥私塾,塾师毛咏生。1905年春,又就读于桥头湾、钟家湾私塾,塾师周少希。1906年秋,又到井里湾私塾就读,塾师毛宇居。在井里湾私塾,毛泽东继续读四书五经,并开始练习书法。毛泽东在这里读的是《公羊春秋》、《左传》等经史书籍,但是他不喜欢读这些书,而是喜欢读中国古典小说,特别是关于造反的故事。他曾背着老师读过《精忠传》、《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隋唐演义》等。当时的塾师毛宇居回忆说:“当时私塾的规矩,认为小说是杂书,不准学生看,因此,他(毛泽东)总是偷着看,见我来了,就把正书放在上面。后来被我发觉了,就故意多点书,叫他背,但他都背得出来。”(《韶山老人座谈会纪要》)后来,毛泽东回忆自己喜欢读中国古典小说,认为这些书对自己影响很大。

1907年至1908年,毛泽东停学在家务农,白天同成年人一样在田间劳动,学会了扶犁、掌耙、扬谷、下种等农活,晚上则替父亲记帐。但是,毛泽东的兴趣并不在这里。晚上他很快地记完帐后,就躲进自己的卧室,点起桐油灯,读起书来。父母住在隔壁,总是催他早点睡,第二天早上好做工去。毛泽东听到催促声,便用布遮住灯光,继续看着,并且常常读到深夜。精明的父亲很快就看出了他的把戏,反对道:你这样一夜熬掉了多少桐油,一个月下来就是几百文钱,这样下去,还了得?毛泽东如饥似渴地阅读当时能找到的一切书籍。有一天,他忽然想到了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小说里有一点很特别,里面没有种田的农民。所有的人物都是武将、文官、书生,从来没有一个农民做主人公。毛泽东对此困惑不解,询问了许多人也都回答不出来。后来,他分析了小说的内容,发现它们颂扬的全都是武将,人民的统治者,而这些人是不必种田的,因为土地归他们所有和控制,显然让农民替他们种田。

他读完在韶山所能借到的书,还跑到唐家圫,从表兄文运昌那里借了一些书来读。其中有一本改良主义者郑观应所著的《盛世危言》,这是毛泽东非常喜欢的一本书。作者以为中国之所以弱,在于缺乏西洋的器械——铁路、电话、电报、轮船,所以想把这些东西传入中国。书中提出“主以中学,辅以西学”的主张。这一时期,他还读了另一位改良主义者冯桂芬著的《校邠庐抗议》,此书对外国侵略和清政府的腐败表示了不满,并提出了一些富国强兵的主张。这些书,开阔了毛泽东的视野,激起了他要恢复学业的愿望。但是,父亲对儿子读这类书和小说是不赞成的,认为读这些书是浪费时间,他要儿子读一些象经书那样实用的东西。有一次因为山林纠纷,他与人打了一场官司,对方本来是没有理由的,但由于人家知书识墨,在大堂上引经据典,把无理说成了有理,而他自己则有理说不清,一片山地就这样被人家占了去。因此,父亲希望儿子能熟读经书,以后可以帮助他打赢官司。后来,毛泽东继续求学能够得到父亲的同意和支持,这也是一个原因。

1909年秋,毛泽东复学,就读于韶山乌龟井私塾,塾师毛岱钟(即毛简臣),毕业于法政学堂,以讼笔著称于韶山一带。1910年春,毛泽东又来到韶山东茅塘毛麓钟家里读书,毛麓钟是韶山冲唯一的秀才,曾在蔡锷部下供过职。在这里,毛泽东选读了《纲鉴类綦》、《史记》、《日知录》等古籍,也读了许多时论和一些新书。

这期间,韶山冲清溪李家屋场从外地回来一位维新派教师李漱清,他常给韶山冲里的人们讲述外地的一些见闻和维新的故事。他主张反对佛教,提出“弃庙兴学”,要把柯堂和寺庙的田产拿出来办学堂,而这种学堂不再是过去的那种私塾,不拜孔夫子,不读四书五经,而是学一些新的科学知识。韶山冲里的人们对李漱清的言论议论纷纷,很少有人支持他。毛泽东则是赞成他的主张,并拜他为师,向他问学求教,还经常去找他谈心,了解外面的新鲜事情。他们成了好朋友。

这期间,湖南长沙发生的一件事,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10年4月,湖南闹粮荒,长沙饥民成群结队到湖南巡抚衙门请愿,要求救济,平价粜米,可得到的却是巡抚的无理答复。饥民们被激怒了,他们冲进衙门,砍断旗杆,赶走了巡抚。饥民的暴动最后遭到了横蛮的镇压,许多人被捕杀。这件事传到韶山后,毛泽东和同学们议论了许多天,他把这件事同韶山人们的生活联系起来,觉得造反的人也是些象我们自己家里人那样的老百姓,因此,对惨遭镇压的饥民们深感不平。毛泽东后来回忆起这件事,认为这件事情影响了他的一生。

一些进步书籍和外面世界所发生的一些事情对刚刚步入青年的毛泽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开始有了一些政治意识,特别是他读了一本关于瓜分中国的小册子以后。这本小册子开头一句是:“呜呼,中国其将亡矣!”书中谈到了日本占领朝鲜、台湾的经过,谈到了越南、缅甸等地的宗主权的丧失。这使毛泽东对国家的前途感到沮丧,开始意识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就在这时,父亲为了使儿子走上一条兴业传家之路,决定要送毛泽东去湘潭县城一家米店当学徒。毛泽东对父亲的决定起初也没有反对,觉得当学徒也许是有意思的事。可是,当他听说湘乡有个非常新式的学堂后,就决心不顾父亲的反对,要到那里去就学。他同母亲商定,邀请了舅舅、表兄和同族长老及老师来家相劝,有的告诉父亲,去那里学习,可以增加赚钱的本领。父亲终于改变了主意。

1910年秋,毛泽东走出韶山,来到湘乡县立东山高等小学堂读书。这所学堂,当时实行“新法教育”,除教经书外,还教授西方“新学”的自然科学和其他新学科。毛泽东在这里学到了很多中外文学、历史、地理和自然科学,学习很有长进,写得一手好文章,受到校长和教员们特别是国文教员的喜欢。他写的《救国图存论》、《宋襄公论》等作文,全校有名。当初毛泽东投考东山高等小学堂时,在试题《言志》的作文中,抒发了自己求学救国的志愿,受到校长李元甫的赞赏,说:“我们学堂里取了一名建国才!”

在东山高等小学堂期间,毛泽东经常到学堂的藏书楼借阅中外历史、地理书籍,了解到中国古代尧、舜、秦始皇、汉武帝等的事迹,对他们表示仰慕。他从一本世界英杰传里,读到了拿破仑、叶卡特琳娜女皇、彼得大帝、惠灵顿、格莱斯顿、卢梭、孟德斯鸠和林肯的事迹,对他们的历史功绩深表钦佩,盼望中国也有类似的人物出现,以拯救民族危亡。他曾对同学萧子升(萧三)说:“中国也要有这样的人物。我们应该讲求富国强兵之道”,“我们每个国民都应该努力,顾炎武说的好:‘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萧三《毛泽东同志的青少年时代》)

在这里,毛泽东还读了从表兄文运昌那里借的关于康梁变法的书报,并且很喜欢这些书报。他反复阅读,有的可以背诵出来。他崇拜康有为、梁启超。他在读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中连载的梁启超的《新民说》一文时,写了一些批语。对该文“论国家思想”一节所写的批语,说到两种君主制国家:“正式而成立者,立宪之国也,宪法为人民所制定,君主为人民所拥戴;不以正式而成立者,专制之国家也,法令为君主所制定,君主非人民所心悦诚服者。前者,如现今之英、日诸国;后者,如中国数千年来盗窃得国之列朝也。”这时期,毛泽东并不反对君主制度,认为皇帝像大多数官吏一样都是诚实、善良和聪明的人,只是需要由康有为、梁启超那样的维新派帮助他变法改革。

1911年春,经东山高等小学堂的老师推荐,毛泽东第一次来到省城长沙,考入驻省湘乡中学。在这次离开家乡时,他抄写了一首诗赠给父亲:

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

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

这首诗是根据日本明治维新时期著名的政治活动家西乡隆盛的诗略加修改而成。毛泽东把原诗中的“男儿”改成了“孩儿”,将“死不还”改成了“誓不还”。诗中表达了毛泽东一心向学、志在四方的抱负和志向。

参加辛亥革命

毛泽东怀着极其兴奋的心情来到了长沙。在驻省湘乡中学,他一边刻苦学习,一边仍以极大的热情关注着社会动态。

在这里,他第一次看到了报纸——《民立报》,从此,读报成了毛泽东终生的爱好。《民立报》是著名的同盟会会员宋教仁、于右任主编的。从这份报纸上,毛泽东了解到他来长沙后不久,4月27日在广州由黄兴领导的反对清政府的武装起义的消息,读到了这次起义中英勇殉难的七十二烈士的事迹。从这份报纸上,他还知道了孙中山这个人和同盟会的纲领,开始拥护孙中山等革命党人。

1911年5月,清政府颁布了“铁路国有”的政策,强夺商办的川汉、粤汉铁路,改为官办,并把筑路权出卖给帝国主义,换取帝国主义的借款。这引起了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保路风潮首先从湖南掀起,四川、湖北、广东也都立即发动了保路运动。毛泽东和同学们一起投入了这场斗争。他倡议并和另一同学带头剪掉自己的辫子,还强制十几个人也剪掉了辫子,用此来表示对清王朝的不满情绪。

当时,全国正处于辛亥革命的前夜,清王朝四面楚歌,很难照旧统治下去了。毛泽东的心情非常激动,激奋之下,写了一篇文章贴在学校的墙壁上,第一次发表了他自己的政治意见,提出把孙中山从日本请回来当新政府的总统,康有为当国务总理,梁启超当外交部长。毛泽东后来回忆说,当时他的思想还有些糊涂,还没有放弃对康有为、梁启超的钦佩,也不清楚他们之间的差别。(《西行漫记》)

1911年10月10日,武昌新军起义,辛亥革命爆发。距武昌不远的长沙城受到了强烈的震动,形势变得异常紧张,湖南巡抚宣布长沙全城戒严。但是,革命党人从未停止他们的活动。有一天,一个革命党人得到驻省湘乡中学校长的许可,来校作了一次激动人心的演讲。当场有七八个学生站起来,支持他的主张,强烈抨击清政府,号召大家行动起来,建立民国。四五天后,毛泽东决心投笔从戎,参加革命军。他决定和其他几位同学到汉口去,并积极地做着行前的准备。这时,武昌起义新军沿着粤汉路南下逼近长沙城。10月22日,湖南新军在焦达峰、陈作新的率领下,在长沙起义成功,建立了湖南军政府。许多学生投入军中,很快,一支学生军就组织起来了。毛泽东不必到汉口去了,但他不喜欢这支学生军,认为它的基础太复杂,于是就决定参加正规军,为完成革命而尽力。因为当时清朝皇帝还没有退位,革命还在继续。

毛泽东被编入湖南新军二十五混成协五十标第一营左队,当一名列兵。后来,他还劝说两个同学参了军。他同排长和大多数士兵交上了朋友,尤其喜欢湖南籍的一个矿工和一个铁匠。由于毛泽东能写字、作文章,可以帮助别人写信,而且有些书本知识,因此,大家都敬佩他的“大学问”。

在新军中,毛泽东认真地接受军事训练,并且仍然十分重视研究时事和一些社会问题。他每月7元的饷银,除用于伙食2元和买水花去一点外,剩下的都用在订购报纸上。对报纸,他贪读不厌。从当时鼓吹革命并正在讨论社会主义的《湘江新闻》上,他第一次看到了“社会主义”这个新名词。他还读了江亢虎写的一些关于社会主义及其原理的小册子,对社会主义问题产生了兴趣,并热情地写信给同班同学,讨论这个问题,同时也同士兵展开讨论。

革命形势在急剧地发展、变化。1911年11月,袁世凯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逼迫清政府取消皇族内阁,由他任内阁总理大臣,组织内阁。袁世凯用革命来吓唬清政府,但更以暴力压制革命。他玩弄“拉”的一手,对革命党上层诱和,同时使出“打”的一手,用武力直接进行威胁。但是,中下层革命党人坚决拒和,反对妥协投降。1912年春,正当湖南新年准备采取行动反对清政府、反对袁世凯的时候,于1912年元旦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与袁世凯达成了协议。清政府接受了中华民国对皇室的优待条件,溥仪退位,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的职务。3月,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

这时,毛泽东以为革命已经结束,便退出了军队,决定继续求学。

定王台自修

毛泽东退出了军队,要继续求学。当时,长沙城内有许多学校,各个学校都通过报纸广告来招徕新生。可是,这时的毛泽东对自己究竟想做什么却没有明确的主见,在专业的选择上举棋不定,犹豫再三。

他先后在六所学校报名投考。最先是看到一个警察学堂的广告,就去报了名。但在考试之前,他又被一所肥皂制造学校的广告所打动。这则广告说,该校不收学费,供给膳宿,并有津贴,还说,制造肥皂对社会大有好处,可以富国利民。毛泽东改变了投考警察学堂的念头,决定去做一个肥皂制造家,于是又付了一元钱的报名费,投考肥皂制造学校。后来,他的一个在法政学堂学习的朋友不断地劝他进法政学堂。这所学堂在广告上许下诺言,答应在三年内教完全部法律课程,并且保证期满之后马上可以当官。毛泽东第三次付出了一元钱的报名费,报考法政学堂。毛泽东报考的第四所学校是一所商业学堂。这是受到另一位朋友的劝告,说国家现在处于经济战争之中,当前最需要的人才是能建设国家经济的经济学家。毛泽东动心了,付了报名费,参加考试并被录取了。可是,他并没有专心下来,还是继续注意广告。一则把一所公立高级商业学校说得天花乱坠的广告,促使毛泽东决定要去那里学成一个商业专家。他写信把这一决定告诉了父亲,使父亲着实高兴了一场,因为父亲是最理解善于经商的好处的。毛泽东报名投考的第五所学校就是这所公立高级商业学校,并在这里学习了一个月。由于这所学校的课程大多数是用英语讲授,毛泽东不懂英语,而学校也没有教英语的教师,所以他很快又退学了。

最后,毛泽东报考了湖南全省高等中学校(后改名为省立第一中学),并参加了入学考试。张榜结果,他名列第一。他进了这所学校学习。

这所学校很大,学生也多。由于毛泽东爱好历史和文学,国文老师很喜欢他,并热心地帮助他,主动借给他《御批历代通鉴辑览》阅读。但是,他并不喜欢这所学校,因为学校的课程有限,校规也非常烦琐呆板。他读了《御批历代通鉴辑览》以后,得出结论,在校学习不如自学更好。于是,毛泽东在省立第一中学学习了半年后,于1912年便退学了。

毛泽东在省立第一中学虽然只学习了半年,但他却是这所学校的高材生。他在这里写了不少作文,其中《商鞅徙木立信论》是著名的一篇,受到国文教员的高度赞赏。《史记》记载了商鞅徙木立信的故事:商鞅变法,恐民不信,乃在国都南门立三丈之木,募民能徙置北门者赐十金。民怪之,莫敢徙。又下令,能徙者赐五十金。后有一人徙之,即赐五十金,以示不欺,于是颁布新法,令行于民。毛泽东在他的《商鞅徙木立信论》的作文中,首先谈了他读了这则故事的体会:“吾读史至商鞅徙木立信一事,而叹吾国国民之愚也,而叹执政者之煞费苦心也,而叹数千年来民智之不开、国几蹈于沦亡之惨也。”然后论述了法与民的关系:“法令者,代谋幸福之具也。法令而善,其幸福吾民也必多,吾民方恐其不布此法令,或布而恐其不生效力,必竭全力以保障之,维持之,务使达到完善之目的而止。政府国民互相倚系,安有不信之理?法令而不善,则不惟无幸福之可言,且有危害之足惧,吾民又必竭全力以阻止此法令。”作文赞扬商鞅是“伟大之政治家”,高度评价了商鞅变法,说:“其法惩奸宄以保人民之权利,务耕织以增进国民之富力,尚军功以树国威,孥贫怠以绝消耗。此诚我国从来未有之大政策”。国文教员批示“传观”这篇作文,并称赞:“实切社会立论,目光如炬,落墨大方”,“有法律知识,具哲理思想,借题发挥,纯以唱叹之笔出之”。还说:“历观生作,练成一色文字,自是伟大之器,再加功候,吾不知其所至”。

毛泽东离开省立第一中学后,寄居在长沙城新安巷的湘乡会馆,开始了定王台的自修生活。

定王台,位于长沙城东南角。相传西汉的时候,有一个长沙定王,为了怀念他死去的母亲,就在这里修筑了一个土台子,经常登台向北方的长安眺望。后来长沙的老百姓就把这个台子叫定王台。清朝末年,这个土台子早已荡然无存,这里盖起了一栋两层楼的洋房。辛亥革命后,省政当局接受一些学者的意见,利用这栋房子办起了湖南图书馆。馆里购置了不少新书。这里比较偏僻,周围树木葱笼,环境幽静,是一个难得的读书场所。

毛泽东订了一个自修计划,每天到定王台来阅读。无论酷暑寒冬,都持之以恒,雪雨无阻,从未间断。每天,图书馆开门,他总是第一个进去,闭馆时,又是最后一个出来,中午休息片刻,到街上买两块米糕作午饭。

在这里,他广泛涉猎18、19世纪欧洲资产阶级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著作。读了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亚当·斯密的《原富》,赫胥黎的《天演论》,穆勒的《名学》,斯宾塞尔的《群学肄言》,孟德斯鸠的《法学》,卢梭的《社会契约论》等。还认真研读了一些俄、美、英、法等国的历史、地理书籍,同时,也阅读一些诗歌、小说、古代希腊、罗马的故事。

在这里,他第一次看到了一幅世界地图,并怀着极大的兴趣研究了一番:原来世界有这样大!在这个地图上,中国只占这么小的一部分,湖南更小,湘潭县没标出来,韶山更没影子了……世界既然这样大,人就一定特别多,人多问题就多,……

毛泽东在定王台省图书馆的自修生活已过了半年。这时,住在湘乡会馆里的士兵和学生发生了冲突,会馆被士兵占了去,毛泽东被迫离开了这里。也就在这前后,父亲来了信,不赞成他自修,认为这是不务正业,并拒绝提供费用。就这样,毛泽东结束了他后来认为是“极有价值”的半年自修生活。

毛泽东又开始重新考虑着自己的“前途”。

文明其精神

毛泽东被迫停止了在定王台的自修生活后,开始认真思索自己的前程。他认为自己最适合于教书。在费用已无保障的情况下,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登出的一则有不收学费、膳食费低廉内容的广告,自然引起了他的兴趣。这时,他的两个朋友也鼓励他,于是,他投考并被录取。同时,他还很讲“义气”地帮助那两个鼓励他报考的朋友准备了入学考试的作文,使得他俩也进入了第四师范。

毛泽东进入第四师范后,抵住了后来一切广告的引诱,在第四师范预科一班学习了一年。1914年2月,第四师范学校合并于第一师范学校,他又随之转入第一师范学习了4年半,至1918年6月毕业。

第四师范合并于第一师范后,毛泽东被编入预科第三班。由于一师同四师的春季招生不同,是秋季招生,因此,他同四师转来的同学一样,重读了半年的预科。1914年秋,他被编入本科第八班。

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座落在长沙南区书院坪。这里以前叫城南书院,是南宋理学家张栻讲学的地方,与朱熹讲学的岳麓书院隔湘江相望。辛亥革命后,在这城南书院早已荡然无存的书院坪,创办了第一师范学校。

一师是一所比较民主开明的学校。在这里,毛泽东受到杨昌济、徐特立、袁仲谦、黎锦熙、方维夏、王季范等教员的影响,尤其是杨昌济对他的影响最深。

杨昌济,1871年生于湖南长沙县板仓冲的一个书香门第,自幼受到中国正统文化的熏陶。1898年进入岳麓书院读书,积极参加了谭嗣同、唐才常等在湖南组织的维新改良活动。1903年留学日本,先后入东京弘文学院、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学习。1909年进入苏格兰的北淀大学,专攻哲学、伦理学和心理学。1912年获文学士学位,随后在德国考察了9个月。考察结束后,回到阔别10年的祖国。在长沙,他谢绝了谭延闿让他当湖南省教育司长的邀请,应省立第四师范学校之邀,到该校任教。后转入第一师范。除了在一师授课外,他还在湖南高等师范学校、长沙第一联合中学、湖南商业专门学校任过教。1918年,到北京任北京大学伦理学教授。1920年因病逝世。

杨昌济在省立第四师范学校任教时,毛泽东也考入该校。毛泽东在四师做的课堂笔记《讲堂录》中所记的修身课,即是杨昌济所教授。四师合并于一师后,杨昌济和毛泽东都转入一师。杨昌济看到农家出身的毛泽东好学深思,成绩优异,十分赞赏;毛泽东对杨先生的渊博学识和诲人不倦也非常敬佩。杨昌济倡导组织了一个哲学研究小组,成员有黎锦熙、毛泽东、蔡和森、萧三等,从1914年冬到1915年9月,每逢星期六或星期日,这些人都要到杨先生家中来讨论读书、哲学问题。通过同这些学生的接触,杨昌济对他们的家庭出身、个人经历和品德学问都十分了解。1915年4月,杨昌济在日记中记载:“毛生泽东,其言所居之地为湘潭与湘乡连界之地,仅隔一山,而两地之语各异。其地在高山之中,聚族而居,人多务农,易于致富,富则往湘乡买田。风俗纯朴,烟赌甚稀。渠之父先亦务农,现业转贩,其弟亦务农,其外家为湘乡人,亦农家也,而资质俊秀若此,殊为难得。余因以农家多出异材,引曾涤生、梁任公之例以勉之。毛生曾务农二年,民国反正时又曾当兵半年,亦有趣味之履历也。”

1936年,毛泽东回答斯诺谁是他最尊敬的老师时说:“给我印象最深的教员是杨昌济,他是从英国回来的留学生,后来我同他的生活有密切关系。他教授伦理学,是一个唯心主义者,一个道德高尚的人。他对自己的伦理学有强烈信仰,努力鼓励学生立志做有益于社会的正大光明的人。”1918年8月,毛泽东来到北京,同萧子升等驻京主持湖南青年留法勤工俭学工作。在北京,毛泽东继续和杨昌济一家保持着亲密的关系,原来的老师成了他的知心朋友,他经杨昌济介绍,认识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李大钊,并被安排在图书馆当助理员。在杨昌济的赞许下,毛泽东和杨昌济的爱女杨开慧建立了真诚的友谊和恋爱关系。

在四师、一师学习的5年半时间,是毛泽东一生中非常重要的阶段。他忧国忧民,立志救国救民,因此,他的学习目的十分明确,就是要学习掌握救国救民的本领。他说,“天下亦大矣,社会之组织极复杂,而又有数千年之历史,民智污塞,开通为难。欲动天下者,当动天下之心,而不徒在显见之迹。动其心者,当具有大本大源。今日变法,俱从枝节入手,如议会、宪法、总统、内阁、军事、实业、教育,一切皆枝节也。枝节亦不可少,惟此等枝节,必有本源。……夫本源者,宇宙之真理。天下之生民,各为宇宙之一体,即宇宙之真理,各具于人人之心中,虽有偏全之不同,而总有几分之存在。今吾以大本大源为号召,天下之心其有不动者乎?天下之心皆动,天下之事有不能为者乎?天下之事可为,国家有不富强幸福者乎?……故愚以为,当今之世,宜有大气量人,从哲学、伦理学入手,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他认为:“今之天下纷纷,就一面而言,本为变革应有事情;就他而言,今之纷纷,毋亦诸人本身本领之不足,无术以救天下之难,徒以肤末之见治其偏而不足者,猥曰吾有以治天下之全邪!此无他,无内省之明,无外观之识而已矣。己之本领何在,此应自知也。以樽栌之材,欲为栋梁之任,其胸中茫然无有,徒欲学古代奸雄意气之为,以手腕智计为牢笼一世之具,如此秋潦无源,浮萍无根,如何能久?”要求得真本领,必须刻苦学习,“惟学如基础,今人无学,故基础不厚,时惧倾圮。”

为了认识真理和追求真理,毛泽东决心学习“颜子之箪瓢与范公之画粥”的精神,“将全幅功夫,向大本大源探讨。”他提出“文明其精神”,要刻苦学习,不断地充实自己。他与同学约定三不谈,即不谈金钱,不谈男女之事,不谈家务琐事,只在一起谈论大事,即“人的天性,人类社会,中国,世界,宇宙”。

毛泽东学习十分认真、刻苦。他听课时做有大量的课堂笔记,课后自修时写有读书录,还全文抄录过一些他喜爱的书籍。这些课堂笔记、读书笔记等累积下来有几网篮之多。后来毛泽东把它们送回了韶山。1929年,国民党军队到韶山要抄毛泽东的家,附近的族人听到风声后,将这些本子和书籍搬到后山焚毁。一位曾教过毛泽东的私塾老先生,从火堆中抢出了一个笔记本和两册教科书,保存了下来。《讲堂录》就是抢出来的那本笔记,是现存下来的毛泽东的唯一的课堂笔记。《讲堂录》共47页,前11页是用工整的楷书抄写的屈原的《离骚》和《九歌》的全文,对《离骚》的内容还分段作了提要,写成眉批。后36页主要是听课笔记,也有一些读书札记,内容涉及哲学、史地、古文、数理等,凡有典故、词文、要旨、警句等,都分条列出,对古今名人治学、处世、治国和有关伦理道德的言行记录则较多。如:“士要转移世风,当重两义:曰厚曰实。厚者勿忌人;实则不说大话,不好虚名,不行驾空之事,不谈过高之理。”“精神心思,愈用愈灵,用心则小物能僻大理。”“人情多耽安佚而惮劳苦,懒惰为万恶之渊数,人而懒惰,农则废其畴,工则废其规矩,商则废其所鬻,士则废其学。业既废矣,无以为生,而杀身亡家乃随之。国而懒惰,始则不进,继则退行,继则衰弱,终则灭亡。可畏哉!故曰懒惰万恶之渊萎也。”“夫以五千之卒,敌十万之军,策罢乏之兵,当新羁之马,如此而欲图存,非奋斗不可。”“少年须有朝气,否则暮气中之。暮气之来,乘疏懈之隙也,故曰怠惰者,生之坟墓。”“闭门求学,其学无用。欲从天下国家万事万物而学之,则汗漫九垓,遍游四宇尚已。”“惟明而后可断,既明而断矣,事未有不成者。”“高尚其理想(立一理想,其后一言一动皆期合此理想)”,“理想者,事实之母也。”“夫善,积而成者也。是故万里之程,一步所积;千尺之帛,一丝所积。差一步,不能谓之万里;差一丝,不能谓之千尺。朱子学问,铢积寸累而得之,苟不为蓄,则终身不得矣。”“为学之道不得不重现在。”“不为浮誉所惑,则所以养其力者厚;不为流俗相竞,则所以制其气者重。”从《讲堂录》中,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当年所学所思,看到他对所学内容的议论和看法。学思结合,是毛泽东读书学习的一个显著特点。

1917年下半年至1918年上半年,一师本科毕业班开设了修身课,所用教材是德国哲学家、伦理学家泡尔生著的《伦理学原理》。毛泽东读了这本约10万字的著作后,写了1.5万余字的批语,留下了用红、墨笔打记的圈点、单杠、双杠、三角、叉等符号。批语的内容绝大部分是对书中一些哲学、伦理学观点提出自己的看法,强调个人价值,主张唯我论,提倡个性解放,反对封建传统观念和专制主义的束缚和压抑。凡他认为原著中比较精辟的地方,都着重圈点,批上“切论”、“此语甚精”、“此段可谓发挥尽致”、“振耳发聩之言”、“精切详明”、“至真之现、至澈之言”、“吾前所论与此立意完全相同”、“洞悉人性之语”、“吾极立此说”、“此节议论透彻之至”、“此章说得最好”、“真理在此”等语,对原著中那些他认为不确或根本错误的地方,他就批上“诚不然”、“殊未必然”、“此节不甚当”、“定然无益”、“此处又使予怀疑”、“吾意不应立此说”、“此处吾又有不然意见”、“此说终觉不完美”等语。批语中还有多处联系中国历史和当时政治局势、思想动态,进行对比分析。对《伦理学原理》一书的批语,处处体现了毛泽东的独立思考和分析批判的精神。

毛泽东读过《伦理学原理》这本教科书后,写了一篇题为《心之力》的作文,受到杨昌济的赞扬,得100分。

毛泽东批阅过的《伦理学原理》原件,是由他的同学杨韶华保存下来的。1950年9月15日,杨韶华乘周世钊去北京的机会,托周世钊将书奉还毛泽东,并在书后附记:“此书系若干年前,毛主席润之兄在小吴门外清水塘住所借阅者,嗣后各自东西,不复谋面,珍藏至今,深恐或失!兹趁周敦元学兄北上之便,托其奉还故主,藉镜当时思想之一斑,亦人生趣事也。”毛泽东复得这本书后,高兴地翻看了自己写在书中的评语。他说:“我当时喜欢读这本书,有什么意见和感想就随时写在书上,现在看来,这些话有好些不正确了。”并说:“这本书的道理也不那么正确,它不是纯粹的唯物论,而是心物二元论。只因那时,我们学的都是唯心论一派的学说,一旦接触一点唯物论的东西,就觉得很新颖,很有道理,越读越觉得有趣味。它使我对于批判读过的书,分析所接触的问题,得到了新的启发和帮助。”(周世钊《毛主席青年时期的几个故事》)

毛泽东喜欢社会科学,对自然科学不十分感兴趣,反对将自然科学列为学校的必修课。因此,他将功夫多数都花在社会科学上,专心于哲学、史地、文学等。他博览群书,凡是能搜集到的古今中外的各种名著,如诸子百家、诗词歌赋、稗官小说、近人文集以及翻译成中文的外国名著等,无不浏览。他经济拮据,没有钱买书,只是有时买些折价书,大量的还是向老师同学借阅,并对一些他喜爱的内容,认真地抄录下来。《讲堂录》中就有他手抄的《离骚》、《九歌》。他在一师的同班同学罗学瓒在1917年9月26日的日记中记载:“余借毛君泽东手录西洋伦理学七本,自旧历六月底阅起,于今日阅毕。”手录西洋伦理学七本,足见毛泽东学习之认真、刻苦。

毛泽东很注重自学。课堂上的有限时间满足不了他的求知欲望。他精心安排自学计划,读书不倦。晚上熄灯后,他就捧着书本,坐在走廊的路灯下,或者茶炉房里,借着微弱的灯光苦读,经常到深夜,有时通宵不眠。为了锻炼自己在任何环境中都能专心致志地学习和思考的本领,有时他只身到学校后面的妙峰山顶学习,为“静中求学”,有时则来到车水马龙的长沙城南门口读书,要在“闹中求静”,磨炼意志。

坚持不懈,持之以恒,是毛泽东读书学习的突出特点。他每天“从早到晚,读书不止”。早晨很早就起床,做冷水浴或其他运动,然后进教室自习。上课时,静心听讲,认真笔记,课余时间或是进图书馆、阅览室阅读,或是找同学、老师交谈学问。晚上熄灯后,还要夜读。

1917年夏,萧子升请毛泽东为其学习笔记《一切入一》作序。毛泽东应允命笔,写出了自己治学的经验:“吾生也有涯,而智也无涯。今世学问之途愈益加辟,文化日益进步,人事日益蕃衍,势有不可究诘之者。惟文化进矣,人之知慧亦随而进,则所以究诘者,仍自有道也。顾究诘也同,而有获有不获,则积不积之故也。今夫百丈之台,其始则一石耳,由是而二石焉,由是而三石、四石以至于方石焉。学问亦然。今日记一事,明日悟一理,积久而成学。高以下基,洪由纤起,在乎人之求之而已。等积矣,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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