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英)奥斯卡?王尔德
出版社：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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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深深处试读：
版权信息书名：自深深处
作者：（英）奥斯卡•王尔德
排版：JINAN ENPUTDATA
出版社：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
出版时间：2016-01-01
ISBN：97875613760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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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译者序炼狱告白
这是一封寄自炼狱的万言情书。怀情者王尔德对薄情者道格拉斯，即信中的波西时而涕泣软语，时而怨愤怒斥。最终在神启的慰藉和艺术的美好的双重感召下，怀情者超越世情走向了救赎的平静。《自深深处》写于一八九七年一月至三月，是王尔德出狱前四个月所写，也是王尔德的最后一部散文作品。通过这封信的书写，王尔德似乎大彻大悟了。实际上，出狱后仅三年，即一九〇〇年十一月，年仅四十六岁的王尔德便永别人世。一九〇五年该信部分出版，直到一九六二年该信才全文发表。
奥斯卡·王尔德生于十九世纪的英国，作为唯美主义的代表人物，在当时的伦敦，他的每部作品几乎都能够在舞台上大放光彩，可谓红极一时。然而这一切却戛然而止于他与其同性情人阿尔弗雷德·道格拉斯之间的相遇与相恋。一八九五年，道格拉斯的父亲昆斯伯侯爵控告其“与其他男性发生有伤风化的行为”，王尔德在道格拉斯的怂恿下上诉，却以失败告终。根据当时英国的刑事法律，王尔德被判有罪，在里丁和本顿维尔监狱服刑两年，其间遍尝人间苦果。
文学艺术既美丽又残酷。倘若王尔德生活在当今，他就不会因为他的性取向而蒙灾受辱，抑郁早逝，而我们也不必为眼看这样一位天才作家受到摧残而扼腕叹息。但那样也意味着这封字字泣血的传世情书不会诞生于世。狱中的王尔德对道格拉斯坦言“与你的友谊是我思想堕落的开始”，但正是这堕落向王尔德启示了灵魂的另一层境界。众所周知，双性恋者王尔德的同性恋行为难容于他所生活的十九世纪。尽管比起之前几个世纪的同性恋被处极刑的惨景，王尔德的破产服刑已显社会渐趋宽容，但他仍旧难逃入狱的后果。之后的二十世纪，同性恋的解放运动迫使英国反思修正法律领域与道德领域的分界线。一九五四年，以约翰·沃芬顿公爵为首的委员会开始调查有关同性恋的英国法律。最后发表了《关于同性恋与卖淫问题委员会的沃芬顿报告》，认为社会不能用法律机构将刑事犯罪与道德之恶等同起来。社会“应保留一个由个人来判定行为是否道德的领域，这个领域用简明的话说，不关法律的事”。一九六七年，英国法律终于将两相情愿的成年人之间的同性恋关系合法化。
我的整个翻译过程也是体验文学艺术家王尔德的真情和诚实的过程。王尔德写该信的直接动因是他为之入狱的同性情人道格拉斯在王尔德整个服刑期几乎销声匿迹，从未来狱中探望，也未给王尔德写过片言只语，这使王尔德精神上雪上加霜。带着深深的被遗弃感（尽管王尔德出狱后道格拉斯又向他主动示好），王尔德将被击碎的深情尽注笔端，一字一句回忆这段几乎耗尽自己生命的情感历程。而这一字一句的写作也慰藉了作者自己，他重新站在理性的角度审视了自己在这段感情中的位置，饱含了作者心境的变化与经历绝望之后精神的升华。王尔德曾对该信的委托人，一生都忠于王尔德的另一位同性情人罗比说过：“不论这封信对于心性狭隘和有病的头脑有没有益处，它对我是有益处的。我已经‘把我胸中的许多危险的分子洗净了’，我不必使你想到，对艺术家来说，‘表现’是人生的最高的、也是唯一的样式。我们是为发言而生活的。”
现实中乖戾嚣张的道格拉斯是王尔德欲罢不能的“毒药”。世俗的恶言讥语在爱情的支撑下或许均可化解，但所爱对象的薄情粗鄙对多情的王尔德的打击是致命的。他在信中写道：“对于虚荣的你，我确信这封信将会正中你的痛处。因为，我会写你我的生活，你我的过去和将来，其间甜蜜如何变为痛苦，痛苦又如何变为快乐。若我做到了，就请你一遍一遍读这封信，直到它将你的虚荣心全部吞噬。”“但我最为自责的，是允许你将我带入彻底的道德堕落。性格的基础是意志力，而我的意志力完全屈从了你。这听上去怪异，但确实是真的。那些持续不断发生的作乐场景对你几乎成了生理上的需要，身陷其中的你身心扭曲，成为一个令人不忍卒视、不忍卒听的可怕之物。”字里行间看似满腔怨恨，实则却字字呕心沥血，希望能够用自己的真情流露换回迷途中的爱人。
与此同时，王尔德欲找出令他情人性格扭曲的根源。从两人四年的交往中，王尔德认为道格拉斯的嚣张乖戾源于他对父亲的恨和由这恨意而生发的虚荣与傲慢。正如信中所言，长期与父亲不和的道格拉斯不断怂恿王尔德以诽谤罪起诉自己的父亲，希望能将父亲打入监狱以解心头之恨。将恨作为生活驱动力只会使人性溺于阴暗，王尔德在信中提醒道格拉斯“仇恨会蒙蔽人的双眼，这点你是不知道的。爱能读懂写在最遥远星星上的诗篇，恨却令人眼盲，除了你狭隘封闭、已被贪婪之火烤枯的欲望之园外，你一无所见。你严重缺乏想象力，这是你性格中一个真正致命的缺陷，而这完全是你内心的仇恨产生的结果。你的仇恨不断地噬咬着你的天性，就像是苔藓啃噬山毛柳的根，最后你眼中除了一些最粗劣的兴趣和最微小的目标外，别无他物。本应由爱培养的能力已被恨侵蚀毒害，陷于瘫痪。”
令人感动的是，对这份怨情，王尔德最终选择宽恕。即使如日中天的王尔德因这段情感生活发生断崖式的急坠：破产抄家，众叛亲离，铁窗生涯，病死异乡。无论情殇多深，王尔德对道格拉斯总留一份柔情。他企图去原谅和忍让，纵然这一切终使其身败名裂，为他留下了足够咀嚼一生的悲怆与怨愤，但王尔德却将一切过往的怨恨化作甘霖，成就了精神上的涅槃。“我没必要告诉你，无论是事发当时还是现在，我对整个事件看得是多么清楚。但我对自己说：‘不管付出什么代价，我必须守护我心中的爱。如果我因受困囹圄就抛别爱，我该如何安放自己的灵魂？’……”“你可知道：你若受苦我也一样受苦；你若哭泣我也泪水纵横；你若身陷奴役之屋受人唾弃，我会强忍悲伤再建筑一屋当作宝库，将别人不给你的东西上百倍地置放屋内，等你到来，为你疗伤；若苦涩的必尽之责或谨慎之心阻挡我来到你的身边——这对我单方面来说必定更加苦涩——并且剥夺你和我在一起的快乐（虽然我们还能以一种受辱潦倒的方式透过铁窗横档相见），我至少可以终年不断地给你写信，只希望我的片言只语能够让你读到，只希望被击碎的爱的残音能够让你听见。如果你拒收我的信，我也会一如从前地写，以便让你知道无论沧海桑田，总有我的信在等你阅读。”
王尔德之所以为王尔德，不在于他在一己私情中耽溺，而在于他的超越。《自深深处》的文学价值在于艺术家诚实地面对自己苦难的命运，并在苦难中体验领悟到了神子博大的爱。最后王尔德在耶稣崇高的人格中找到了真爱的力量，从而重新体验到了生命本真的喜悦。王尔德在监狱中思得的耶稣是一名艺术家，有着如火焰般强烈的想象力，是现实生活中浪漫运动的先驱。“爱就是上帝在言词上最全面最完整的呈现。”“耶稣的一生无论从意义上还是表达上确实是一首田园诗，它如此完整地将悲伤和美好合为一体，尽管最终圣殿的纱帷被撕碎了，黑暗笼罩大地，石头滚到了坟墓门边。一个人总会将耶稣想象成和他的同伴们在一起的年轻的新郎，他本人确实也在某处这样说过；或想象成在山谷中穿行的牧羊人，和他的羊群一起寻找着清凉的溪水和碧绿的草地；或想象成一名歌者，努力地用音乐建造着上帝之城的围墙；或是一位恋人，全世界的爱在他的大爱面前顿显渺小。在我的眼中，耶稣的奇迹呈现的是早春来临般的那种沁入心脾的纤弱恬美和天然之趣。”《自深深处》记录了王尔德的情殇之路：从入狱时几近窒息的锥心痛苦，到出狱时的宁和平静。一代才子到人生最后旅程才彻悟生命是以悲苦而非欣悦为底色的。若将艺术之美建立在某个人之上，并认为与这个体交往产生的与灵魂背道而驰的愉悦也是艺术的一部分，那他终会受到命运的迎头痛击。但即使遭受痛击，王尔德仍是无所保留地付出自己的情感，这是古今艺术家的通性。如当年莎士比亚为负心的神秘黑女郎赋诗：“我使双眼失明,让你更显光彩,使眼睛发誓，将眼前景视成虚假——”同样，中国明代文学家汤显祖在《牡丹亭》题记中写道：“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可以说文学艺术家王尔德是至情之人，他的一往情深令人想到已故当代作家木心先生对艺术的定义：“艺术是无对象的慈悲。”诚哉斯言！
尽管我距离完美相差甚远，但你仍然可以从我身上学到很多。
你是抱着向我学习生活之乐和艺术之愉的目的来到我身边的，
或许冥冥之中，
我是被上帝挑选来教给你一个更灿烂的秘密：
痛苦的含义以及蕴含在痛苦中的美丽。里丁，H．M．监狱
亲爱的波西：
在漫长无果的等待之后，我终于下决心给你写信，为了你也为了我自己。因为我不愿在长达两年的牢役生活中，除了看到那些令我痛苦的消息外，竟未收到任何来自你的一言半语。
虽然你我间多舛可悲的友情关系是以我的身败名裂告终，然而对我们昔日的情感却常萦绕我心。并且一想到我心中曾经的盈爱之地将会永远被厌恶、怨恨和蔑视侵占，我就不由得悲从中来。我想，你本人也将会在心里感到，给铁窗内孤独的我写信会好于未经应允将我的信件发表，或未经请求献诗给我，尽管世上无人知晓你会在信中选择怎样的词语作为你的回答或吁求，以表达你的悲伤、激情、悔恨或冷漠。
对于虚荣的你，我确信这封信将会正中你的痛处。因为，我会写你我的生活，你我的过去和将来，其间甜蜜如何变为痛苦，痛苦又如何变为快乐。若我做到了，就请你一遍一遍读这封信，直到它将你的虚荣心全部吞噬。若你发现信中有不实之处，那么请记住，一个人应该对自己因过错而受冤枉心怀感激。如果信中有一段落能让你热泪盈眶，那就请你像我们这些狱中人一样哭吧！你知道，监狱里哭泣的时段不分白天黑夜。眼泪是唯一能拯救你的。如果像上次你读到我给罗比的信中那些对你的轻蔑和嘲笑后所做的那样，又去找你母亲撒娇抱怨，以此让她来安抚劝慰你，又把你哄得扬扬得意、不可一世，那你将彻底迷失。如果你为自己找到了一个虚假的借口，那你会很快找到一百个，这和从前的你别无二致。你仍然会像答复罗比那样，说我“将无价值的动机强加于你”吗？哈！你对生活没有动机，仅有胃口。动机是一种智力目标。我们友谊的开始之际你是“年少无知”的吗？你的缺陷并不是你对生活懂得太少，正相反，你对生活知道得太多了。开满鲜花、清新如晨的少年时光，它的纯净清澈的光束，它的天真无邪的喜悦和憧憬，所有这些都被你置于脑后。你迅捷地从浪漫跑入现实，阴沟和生活于阴沟中的生命开始吸引你。这是你的一切麻烦的开始之时，也正是你开始有求于我之日。根据俗世看法，我出于同情和善良，如此不明智地向你伸出了援手。你必须将这封信从头到尾读完，尽管信中每一个字对你都可能像一束炽焰或一把冰刀，会弄伤你娇弱的肌肤，会令它流血。记住，众神眼中的蠢人和凡人眼中的笨蛋不可同日而语。一个人可能对艺术的嬗变形式和思想的进步形态毫不知晓，对拉丁诗恢宏庄严的气度和希腊语嘹亮丰富的音韵毫无感觉，对托斯卡纳的雕塑视而不见，或对伊丽莎白风格的歌曲置若罔闻，但这个人依然可以饱含最美好的智慧。真正的愚蠢之辈是对自己一无所知的人，正如那些受众神嘲笑或损毁的人。长久以来，我就是这样一位愚人，你也一直是这样一个蠢蛋。是的，不折不扣，就是这样。不用害怕。轻浮浅薄是终极罪恶。能被意识到的事都是对的。也请你记住，我将它记载到纸上时的痛苦，比你将在信中读它时的痛苦痛上百倍。那些无法捉摸的力量对你已经很仁慈了。你所见的生活那怪异悲惨的景象就如同透过水晶球看到的影子，美杜莎之头将活人变为石头的惨剧你也只需隔镜观看。你一直在花海中徜徉，而我曾经的美丽世界已黯然失色，了无生机。
首先我要告诉你的是我无比自责。此时此刻，我正坐在阴暗的牢里，身为一个遭人唾弃、穿着囚服的落魄者，我诅咒我自己。在痛苦无眠的黑夜里，在单调悲伤的时日里，我只指责我自己。我恨我自己居然允许一段没有清明智慧的友谊主宰了我全部的生活。这种友谊的出发点既非创造美，亦非思索美。从一开始你我之间就存在鸿沟：你读中学时就游手好闲，进大学后又变本加厉，祸根从此埋下。你意识不到有一类艺术家，特别是像我这样的，他们的创作质量取决于个性的强烈释放。我的艺术创作要求有思想的相伴，有尚智的氛围：平静、安宁和孤寂。我的作品完成时你大为赞赏，它们初登大雅之堂带来的辉煌以及紧随其后的觥筹交错令你兴奋。作为一名杰出艺术家的密友，你自然倍感光彩。但是，你不知道艺术作品产生的必备条件。我在这里不是夸大其词，而是从确切事实的角度提醒你：我没有在你我共处的整个过程中写过一行文字。不管是在托奎、戈林、伦敦、佛罗伦萨还是其他地方，只要身边有你，我的生命总处于一种完全荒芜怠惰的状态。并且，我不无遗憾地说，除了少数时段外，你总是在我身边。
下面我从众多例子中仅举一例。比如，我记得一八九三年九月，纯粹是为了工作不受干扰，我住进了圣詹姆斯旅馆的一套单人间。因为我本与约翰·黑尔签约写一剧本，已经因逾期违约了，他为此对我穷追不舍。第一周你确实独善其身没来找我。在这之前我们关于你翻译的《莎乐美》的艺术价值意见相左（那倒也自然），于是你接二连三地给我寄来数封愚蠢的信，得意扬扬。那一周，我完成了《理想丈夫》第一幕的全部写作，第二周你来了，我不得不放弃我的工作。我每天上午十一点三十分赶到旅馆的住处，为的是有机会不受干扰地思考和写作。这些干扰与我自己的家庭密不可分，尽管我的家庭是安宁和睦的，但我的努力白费了。十二点你开车驾到，抽烟聊天一直待到下午一点三十分，然后我得带你去皇家咖啡屋或伯克利吃午饭。加上喝甜酒午饭一直持续到三点三十分，然后你去怀特俱乐部休息一小时。喝茶的时候你又出现了，一直待到换正装吃晚饭。然后你和我或去萨瓦，或去泰德街，通常我们要到午夜才分开，威利斯家晚宴是迷醉一天的终止符。这就是那三个月我每天的生活，天天如此，除了你出国的四天。那样一来，我当然又得去加莱接你回来。对于我的天性和脾气来说，这样的生活顿时显得怪诞可悲起来。
你现在肯定意识到了吧？你必须清楚，你缺乏独处的能力，需要别人不断关注你，你天生对别人的注意力和时间苛求过甚；你的思维和智力缺少持久的专注性——这真是不幸，我无法做出其他解释。在智力学识方面你远未获得典雅从容的“牛津气质”。纵横捭阖、满腹经纶的牛津人总是文质彬彬，能优雅地玩味诸多思想观念，而你仅以激烈的方式发泄自己的意见。所有这些事实，连同另一事实——即你的兴趣欲望在于生活而不在艺术——对你自身文化的进步和对我作为一名艺术家的工作，都带来了同等的危害。当我将你我之间的友谊，与比我更年轻的约翰·格雷和皮埃尔·路易斯之间的友谊对比时，我深感羞愧。我真正的生命，我更高的精神层面上的生活是和他们相连的，他们对我也持同样看法。
你我朋友一场，现在我并不想再提这场友谊的可怕后果，我只是在思考你我还是朋友时我们友谊的质量——那对我来说真是思想的堕落。你具有一种萌芽状态的艺术气质，但是否因为我遇见你太迟或太早，我不知道是哪一种。你一离开我就一切安好。在我前面提及的同年十二月，我终于说服你母亲将你送出英格兰。你一离开，我马上重拾业已千疮百孔的想象之网，重新将生活掌握在自己的双手中。我不仅完成了《理想丈夫》剧本余下的三幕，而且构思并基本完成了另外两部类型迥异的剧作：《佛罗伦萨的悲剧》和《神圣妓女》。但突然，我的幸福受到了致命的打击，你不请自来，如一名不速之客回国了。我的两部尚待完善的剧作就此搁浅，我无法再续写它们，当初创作它们时的心境消遁殆尽。你现在作为已出版了好几本诗集的作者，将能认识到我所言不虚。不管你能不能认识到这点，它都是占据我们友谊核心的一个可怕的真相。和你厮混就是对我的艺术完全的毁灭，允许你一直横亘在艺术和我之间，对我自己而言，则是彻底的羞愧和耻辱。这点，你既不知道，也不理解，更不重视。当然，我没有任何权力指望你什么。你的兴趣只在一日三餐和自我心情的起伏，诸多欲望归根到底就是寻欢作乐，普通或比普通还不如的享乐都在你的兴趣范围之内。这些就是你的天性所需，或你自认的一时欢娱所需。我本应禁止你不经邀请来我家或我的公寓，没能做到只能完全怪我自己软弱。是的，这仅仅是软弱。对我来说，与艺术共舞半小时远胜过与你相处一天。其实相比艺术，发生在我生命中任何阶段的任何事物对我来说都是微不足道的。但是对于一位艺术家，当软弱令想象力瘫痪时，软弱几乎就是犯罪。
我再一次谴责我自己，居然允许你令我在经济上陷入可耻的破产境地。我记得一八九二年十月初，我和你母亲坐在布莱克奈尔秋色渐浓的树林中。那时我对你的真正性格不甚了解。我们之间的交往只限于一起在牛津度过周六至周一的日子，以及一起在克劳默打高尔夫球的那十天经历。我和你母亲的话题渐渐转向你，你母亲对我谈起你的性格。她告诉我你有两大毛病：虚荣以及——用你母亲的话说——“彻底错误的金钱观”。我清楚地记得当时我听了这话后是如何大笑的。我毫无预见之能，根本想不到你的第一个弱点将会让我坐牢，第二个会使我破产。我觉得虚荣对于年轻人来说是一种可佩戴的优雅之花；至于奢华——因为我想你母亲指的仅仅是奢华，谨慎节俭的美德也不符合我本人的天性气质或家世门第。但我们的友谊发展不到一个月时，我开始体会到你母亲话语的真正意味，体会到你对挥霍无度生活的执着和对金钱的无度索求：你声称不管我是否和你一起，你所有的享乐开销必须由我支付。因此，一段时间之后，我就陷入了严重的财务危机。随着你对我生活的控制欲越来越强，我越来越无法忍受你那单调的趣味——几乎所有的钱都花在与吃喝相关的活动上。餐桌上偶尔摆放红酒玫瑰是赏心悦目的，但是你的所作所为超过了品味和节制方面的限度。你的索求没有雅趣，你的接受不带感恩。你开始认为你有权利靠我提供花销度日，并且以一种你从未习惯的奢侈方式寻欢作乐。正由于这样的想法，你的胃口变得越来越大，以致最后在阿尔及尔的赌场一输了钱，第二天早上你就会给我发份电报，让我在伦敦将相应的钱打入你的银行户头，然后你再也不去理会这类事，一切就像从未发生过。
如果我告诉你从一八九二年秋至我入狱为止我和你的花费，你将对自己热衷的生活方式有所了解。我花在你身上的钱和与你一起花的钱加起来超过五千英镑，这还不包括我自己的账单，你认为我是在夸大其词吗？我与你在伦敦度过普通一天的一般花费如下：中餐、正餐、晚餐、娱乐、马车及其他，十二镑至二十镑不等，按这样计算一周的花费自然就是八十镑至一百三十镑。我们在戈林三个月的开销（当然包括房租）就达一千三百四十镑。我必须和破产财产管理人一笔笔确认生活中的每一款项，这真是让人感到糟透了。当然，“朴素的生活和高贵的思想”是那时的你无法理解的理想，但如此奢侈对你我都是耻辱。我记忆中最愉快的一次就餐是和罗比在索霍区的一家小咖啡馆进行的，我们花费的“先令”数额和与你就餐所花费的“英镑”数额相等。三法郎五十分的套菜就囊括了谈论的思想、名称以及优雅的款待、氛围。和你一起花天酒地后却一无所剩，只留下吃喝无度的记忆。我对你的一味迁就也对你有害，这你现在也知道了。它时常令你贪得无厌——时常不止是一点肆无忌惮，而是完全的粗野无礼。太多时候招待你真是毫无乐趣和荣幸可言。你忘了与人相处时甜美雅致的风度——这里我就不说正式的感谢礼节了，因为正式礼仪会令亲密的友谊窒息——但是简单的与人相伴时的甜美雅致、愉快谈吐的魅力，即希腊人所称的“愉快的谈话”，以及所有那些让生活变得可爱温和的人性光芒是不可或缺的，它们对生活的陪衬，就像音乐能让沉默的蛮荒之地回荡着温柔和谐的旋律一样。虽然你可能会大感怪异，我落魄至此，竟还能分辨出一种耻辱和另一种耻辱的区别，但我仍然要坦白地承认，将这些金钱愚蠢地花到你身上，并让你将我的财产挥霍到对你我都造成伤害的程度，在我看来，如此种种是导致我破产的原因和我放荡荒淫的标志——这令我感到双倍的羞辱。我不是为这些丑事而生的，我志在他处。
但我最为自责的，是允许你将我带入彻底的道德堕落。性格的基础是意志力，而我的意志力完全屈从了你。这听上去怪异，但确实是真的。那些持续不断发生的作乐场景对你几乎成了生理上的需要，身陷其中的你身心扭曲，成为一个令人不忍卒视、不忍卒听的可怕之物：那种遗传自你父亲的可怕的躁狂症、热衷于挥写令人生厌的恶心信件的癖好。你会长时间一言不发，任由愠怒情绪蔓延，同时又会突然癫痫式地狂怒，由此可见你完全没有控制自我情绪的能力。我所有这些话都能在写给你的一封信中找到，信中不乏哀怜的恳求——如果当时的你能从信的措辞结构或言语表达上体悟到信中的哀怜请求的话。但是这封信被你丢在萨瓦或别的宾馆，又被你父亲的律师在法庭上用来出示指控我。我敢说，所有这些导致我最终屈从于你与日俱增的无度要求。这对我是致命的，你让人精疲力尽。这就是低劣人性对高贵人性的胜利，或是弱者成为暴君主宰强者的事例，在我的一部剧作中，我称这样的暴君为“唯一能长久盘踞其位的暴君”。
不可避免的是，生活中与他人建立的每一种关系都需要找到某种“相处方式”。和你相处，一个人或者将自己放弃，或者放弃你，除此之外别无选择。出于对你错掷的挚爱，出于对你性格缺陷深深的怜悯，出于我自己出了名的随和和凯尔特式的慵懒，出于一名艺术家对粗俗场景和丑陋言语本能的厌恶，出于我那时本性中无力承受“愤恨”这种情绪，出于不喜见到因我认为的那些琐屑之事令生活变得黯然失色、丑陋不堪——我的眼睛关注的是别的事情，这些琐屑之事激不起我片刻的兴趣——出于以上种种听起来非常简单的理由，我总是向你让步。让步的结果自然是你不断得寸进尺，你越来越无理地榨取我。你最卑劣的动机、最低俗的欲望、最庸常的激情，成为你指导别人生活的律法，并且如有需要，你将毫无顾忌地要求他人在生活上做出牺牲。你知道通过大吵大闹总能如愿以偿，很自然，你几乎是无意识地将每一种粗暴行径推向极致，对这一点我毫不怀疑。最终，你都不知道自己忙碌的目标是什么，或者是冲着何种目标而活。在成功攫取了我的天赋、意志力和财富之后，你继续盲目地以一种从不衰竭的欲火和贪婪占有我全部的生命。你得到它了——就在我一生最为危险悲惨的时刻，就在我开始采取蹩脚荒唐的行动之前。一方面，你父亲在我的俱乐部留下可憎的卡片对我大加鞭挞，另一方面你以同样可憎的信件向我发起攻击。那天早上你写给我的信，是你出于最可耻的动机而写得最糟糕的一封信。那天早上我让你带我去治安法庭，向法庭申请对你父亲荒谬的逮捕令。裹挟在你们两位之间让我失去了头脑，我的判断力弃我而去，恐惧取而代之。坦率地说，面对你们两位我无处逃生，犹如一头瞎眼的公牛跌跌撞撞地闯进了屠宰场。我犯了一个巨大的心理错误：一直以为在小事上对你让步无关紧要，待到重大时刻到来时，我会重新行使卓越的意志力。然而现实并非如此，到了重大时刻，我却彻底丧失了意志力。生活其实没有大事小事之分，所有事物都有着相同的价值。我对你事事迁就的习惯不知不觉已成为自己性情中真实的一部分，它将我的性情浇铸为一种永久性的致命情绪，而我自己对此却一无所知。这就是佩特在其散文集第一版的跋中措辞微妙地说的“形成习惯就注定失败”的应有之意。佩特当初说这话时，迟钝的牛津人以为他只是故意颠覆亚里士多德《伦理学》中多少有些乏味的论述，殊不知此话隐含了一种奇妙但可怕的真理。我任由你吸干了我的元气，我可以见证，一种习惯的形成带来的不仅仅是失败而且还有毁灭。你在道德上对我的毁灭远胜于你在艺术上对我造成的破坏。
逮捕令一旦发出，你的意志自然指挥一切。我本应留在伦敦征询有识之士的良言，冷静地思考自己身处的可恶陷阱——直到今天你父亲仍称之为诱饵圈套——你却死缠着要我带你去蒙特卡洛，去那个世界上最龌龊恶心的地方。然后，只要赌场开门，你就整日整夜在里面狂赌。而我被独自撂在外面，因为我对巴卡拉纸牌戏毫无兴趣。你拒绝花哪怕五分钟与我讨论你和你父亲将我带入的不堪之境，我在蒙城唯一的工作就是替你支付旅馆费和赌债。稍许提及我即将面临的严酷煎熬，你便感到不耐烦，它远不及别人向你推荐的新款香槟能提起你的兴趣……
返回伦敦后，一些真正关心我的朋友善意提醒我去海外避险，不要去打一场不可能赢的官司。你却说这些好友的善言动机龌龊，若我听从，我就是一名懦夫。你逼我厚着脸皮将官司进行到底——如果可能的话，让我深陷于你愚蠢荒诞的伪证之中。结果我被捕入狱，而你父亲成为一时的英雄。着实奇怪，成为一时英雄的不仅仅是你父亲，你的整个家族现在都跃居万古流芳之列。这或许可以说是历史的吊诡之处，是历史中的哥特因素产生的怪诞效果。这使得克利俄成为众缪斯中最轻佻的一位，而你的父亲将永远成为主日学校文学中善良纯洁父母的原型，你会与婴儿撒母耳为邻，而我将会深陷在地狱最底部的泥潭中，我的左边是吉尔斯·德·雷，右边是马奎斯·德·萨德。
当然，我本应摆脱你的，我本应将你甩掉，就像抖落粘在衣服上的叮人的东西一样。埃斯库罗斯讲过这样一则精彩的故事，说的是一位伟大的君王将一头幼狮抚养长大，他爱这头幼狮，因为他每次叫它，小家伙就扑闪着一对亮眼走到他跟前，摇尾示好，讨要食物。随着小狮子的长大，它族类的天然本性流露出来了，最终毁灭了主人、他的房子和他的一切财产。我感觉我的遭遇就如那位主人，但我的过错不在于我没离开你，而是离开你太频繁。我还记得，我通常是每隔三个月就有规律地与你断交一次，而每次断交之后，你都想方设法乞求我，发电报或者写信，通过你我朋友的规劝和其他类似的做法来诱导我允许你回来。一八九三年三月底，当你走出我在托奎的房子时，我就下定决心永不和你说话，无论如何也不允许你回到我身边。在你离开的前一天晚上，你大吵大闹，实在是令人恶心。但随后你从布里斯托尔又是写信，又是发电报，哀求我原谅并让你回来。你留在这里的那位家庭教师告诉我，在他看来，你的言行举止有时是相当不负责的，并且大多曼格德拉的市民——虽然不是所有市民——也持相同意见。我同意与你见面，当然又原谅了你。在去市中心的路上，你又哀求我带你去萨瓦。那一趟对我是真正的致命之旅。
三个月后的六月，我们到了戈林。你在牛津的几位朋友过来从周六住到周一。他们离开的那天早上，你又狂耍脾气，可怕又可悲。随后我告诉你我们必须分开。我清楚地记得当时我们站在平整的槌球场上，四周是漂亮的草坪。我向你指出，我们正在毁灭彼此的生活，你正将我彻头彻尾地拖垮，而我显然也无法带给你真正的快乐，我们两人必须彻底分离，永不相见，这对双方都不失为明智之举。午饭后你满腹愠怒地走了，让管家在你离开后将一封言辞极为粗鲁无礼的信件转交给我。然而三天不到，你故伎重演，从伦敦发来电报乞求我原谅，想与我重归于好。在这之前，为了使你高兴，我租下这一寓所；为了满足你的要求，我雇用了你的仆人。现在，看到你成为你自己恶劣脾气的牺牲品，我心如刀割。我喜欢你，于是同意你回来并原谅了你。又过了三个月，即同年九月，你又失控发作了，起因是你尝试翻译我的《莎乐美》剧本，我指出了你译文中一些学龄孩童级别的错误。想必你现在肯定是一位相当了得的法文学者了吧，你肯定也知道自己当年的译本非常差劲，与当时自己普通牛津学生的身份很不般配，更达不到原著的水平。当然，当年的你是不知道这点的，并且在一份措辞暴烈的信中，声称对我“没有任何智识上的义务”。记得当时读到这句话，我感到这是我们整个交往过程中你写给我的唯一一句真话。我发现你更适合于一种文化层次较低的友谊，我这样说只是出于友人的坦诚，不带半点责备意味。所有伙伴关系的维系纽带，不管是婚姻还是友谊，最终都归于对话，而对话必须要有一个共同的基础。在两个文化差异悬殊的人之间，共同基础只可能是最低级的。思想与行动中的每一个琐细之处都是迷人的，我将之视为蕴含在戏剧和悖论中璀璨智慧的底色。但是你我生活的浮华愚蠢令我倍感厌倦乏味，“阴沟泥潭”是我们相处的唯一去处。尽管有时你谈论的话题很迷人，的确迷人，但最后它们仍在你一遍遍的重复下变得单调无趣。我常感厌倦，犹如行尸走肉，但又无奈地接受，正如我要接受你对听杂耍剧场的狂热，或是你在吃喝方面荒唐的穷奢极欲，或是在我看来你的任何毫无吸引力的性格特征那样。一个人除了苦苦忍受，别无他法。这就是认识你必须付出的高昂代价的一部分。离开戈林后我去了迪纳德，住了两周。我没带上你，对此你又勃然大怒。在我离开戈林之前，你在阿尔贝马勒旅馆为此事又大吵大闹，弄得彼此都很不愉快，然后你又往我将要住上几天的乡村寓所发了几封同样令人不悦的电报。我记得我告诉过你，你有责任和你自己的朋友共度一段时日，因为你整个社交季都不在他们身边。但实际上，和你坦白地说吧，我无论如何不能再让你和我搅在一起了。我们在一起已经近十二个星期了，你的如影相随令我备受折磨且不堪重负，我需要离开你得到休息和自由。我必须要独处一阵，从我的精神状态来看这也是必需的。怀着这样的想法，我承认我从刚才引用过的那封信里，看到了不留怨恨地结束你我之间这段致命友情的极好机会。正如那个阳光灿烂的六月清晨我在戈林试图要做的那样，那是三个月前的事了。然而有人告知我——我必须坦率地承认是我的一位朋友告诉我的，你落难那会儿还向他求助过——如果将你的译作像小学生的练习题一样返还给你，你会大受伤害，甚至可能会蒙羞受辱。他还说我对你的思想水准期望过高，并且不管你写什么或做什么，你对我完全是忠心耿耿。在你的文学起步阶段，我不想第一个站出来阻拦你或打压你。我很清楚，除了诗人之外，任何人都无法通过翻译充分表达我作品的色彩和韵律。我一直都把奉献当作一种不应轻易丢弃的美德。出于这种考虑，我将你和你的译作一起收下。恰好三个月之后，你我之间一连串的闹腾终于以非同寻常、令人作呕的场景告终。一个周一的傍晚，你和你的两位朋友来到我的住处。为了逃离你，我第二天早上就飞往国外，还给家人留下了一个荒唐的理由来解释我的突然离去；并且为了避免你乘下一趟火车追来，我给我的仆人留下了一个假地址。记得那天下午，坐在呼啸着驶向巴黎的列车车厢里，我恍惚如梦，想我王尔德这样一位享誉世界的人物，竟然会深陷这样一种可怕的、完全错误的、不可想象的生活状态之中。为了尽力摆脱一段会完全毁灭我身上一切美好品性——无论是思想方面还是道义方面——的友谊，我实际上是被迫逃离英格兰的。看，我正在逃离的那个与我纠缠不清的人，不是凭空从阴沟或沼泽地带一跃而起进入现代生活的怪物，而正是你——一位社会阶层与我相当的年轻人，和我一样毕业于牛津大学的同所学院，并且是我家里的常客。与往常一样，充满恳求和悔意的电报接踵而至，我未理睬它们。你发来最后通牒：若我不和你见面，你将绝不去埃及。你清楚并且也同意，我曾请求你母亲送你离开英格兰去埃及，因为伦敦正在毁灭你的生活。我知道若你真的不去，对你母亲将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为了她，我又与你见面了。你一定还记得，我当时是带着怎样强烈的情感原谅了你的过去，尽管对于未来的安排我片语未提。
记得回到伦敦的第二天，我坐在自己房间里，严肃且不无忧伤地努力思考：你是否真如我所见的那样满身遍布可怕的缺陷？是否你带给自身和他人的全是一种毁灭的力量？是否人们与你接近甚至只是相识都会陷入致命的厄运？整个星期我都在思考这些问题，也不时疑惑我对你的认识是不是公正无误。周末我收到你母亲的来信，信里充分表述我对你的每一种感觉。她在信中说你的虚荣心盲目膨胀，甚至到了蔑视自己家人的地步，竟然说自己哥哥——那位坦率的人——“像个庸人”；你暴烈的脾气令你母亲怯于谈及你的生活，尽管她知道而且也能感觉得到你目前正在过一种什么样的生活；你处理钱财的行为、你的堕落和日常所起的变化更是令她忧心忡忡。当然，她清楚你背负了“遗传”这一可怕的负担，她心存恐惧，但坦率地承认这一点。她这样写道：“他是我孩子中继承了道格拉斯家致命气质的一个。”信末她声称有必要说明，她认为你和我的友情交往加剧了你的虚荣行径，成了你所有错误的源头。你母亲恳请我不要在国外见你。我马上给她写了回信，告诉她我完全同意她信中说的每一个字，此外我还说了更多的内容。我尽我所能告诉她：你和我的友谊开始于你在牛津读本科的时候，你遇到了一个非常特别和严重的困难，于是过来找我帮助。我告诉她你的生活一直处于类似的困境中，并无多大改观。你将去比利时的原因归咎于你的旅伴，你的母亲责怪我不该将那人介绍给你。我向她说明情况，认为真正要承担责任的不是别人，正是你自己。在回信的最后，我向你母亲保证我没有一丝要在国外见你的打算，并请求她尽可能把你留在那里，如果有可能就让你去担任名誉使馆专员，如不可能，就去学现代语言，或做她能决定的任何其他选择，至少留个两三年，这样对你对我都有好处。
在这期间，你从埃及不断给我写信。我读了那些信件，然后将它们撕毁，一概不予回应。我终于恢复平静，不想再和你有什么瓜葛了。我已下定决心，并且很高兴终于又能投身到曾允许你打断了的艺术探寻中去了。过了三个月，意想不到的是，你母亲又亲自给我写信了。你母亲性格的不幸在于她薄弱的意志力，它对我的悲剧人生的致命打击绝不亚于你父亲的暴烈性格。毫无疑问，你母亲的这封信自然是在你的挑动怂恿下写的。她在信中告诉我，你没有我的音信焦虑万分。为了不让我找借口不和你联系，她随信告诉我你在雅典的地址，这个地址我自然早就知道了。我承认这封信令我极为震惊。我不明白，在我那样回复了她十二月写的那封信之后，她怎么还会想方设法修复我与你不幸的友谊。当然，我告知你母亲来信已收到，我再一次催促她试着将你安排进某个驻外大使馆，这样就能阻止你返回英国。但我没有给你写信，并一如既往地对你的信件漠然视之。不料最后你居然给我的妻子发电报，央求她对我施加影响，让我给你写信。我们的交往一直以来是我妻子的心头大患，不仅仅因为她个人从未喜欢过你，而且也因为她看到与你持续交往如何改变了我——不是往好的方面改变。但如同她一直以来对你亲切和蔼、盛情有加一样，她也不允许我背上一个不善待朋友的骂名。她认为，也非常清楚，这么做不符合我的性格。在我妻子的请求下我确实又和你联系了。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我回给你的那份电报中的每一个字。我说时间会愈合每一处伤口，但在接下来的长久岁月里，我既不会给你写信，也不会与你见面。你立刻动身赶来巴黎，沿途不断地给我发来热情激荡的电报，央求我无论如何要见你一面。我拒绝了。你于周六深夜抵达巴黎，但之前我已在你下榻的旅店留下一封短信声明我不会见你。第二天早上，我在泰特街收到你一封长达十页或十一页的电报。你在电报中说，无论你过去对我做过什么，你难以相信我会决然拒绝见你。你提醒我，为了见我一面，哪怕是见上一小时，你在过去六天里昼夜兼程、马不停蹄地横跨欧洲，路上没有片刻停留。我必须承认，你的恸哭哀求确确实实打动了我，信的结尾处你威胁说要自杀，而且你说那话不是遮遮掩掩的。你曾多次告诉过我你的家族中有多少人的双手是被自己的鲜血玷污的：你的叔叔肯定是，你的爷爷可能是，其中还有许多其他的亲人也是以同样的方式结束生命的。你在我的心头激起怜悯；我对你曾有过的爱意；对你母亲的顾虑——在这样一种极端的情形中，你的死对她将是无法承受的打击；还有一种恐惧——想到如此年轻的生命，尽管有种种丑行劣迹，仍不失与生俱来的美丽和希望，却以这样恶心恐怖的方式枯萎；还有单纯出于人性本身的考虑：以上所有这些就是我最终同意让你与我见上最后一面的理由。我抵达巴黎后，你不时痛哭流涕。我们先在沃瓦萨进晚餐，然后在帕亚德吃夜宵，整个过程，你时时泣不成声，双颊热泪长流。你毫不掩饰见到我的喜悦，一有机会就紧握我的手，像个知错悔过的孩子，你的忏悔在那一刻是如此单纯真诚，使得我最终同意和你重建友谊。两天以后我们一起回到伦敦，你父亲看见你和我在皇家咖啡厅共进午餐，便过来加入我们这一桌，喝了我的葡萄酒。随后那天下午，你父亲在给你的一封信中开始对我进行第一次人身攻击……
这听起来可能有些奇怪，但与你分开的责任——我不是说机会——又一次紧紧攫住了我。我几乎没有必要提醒你我指的是一八九四年十月十日至十三日那三天你在布莱顿对我的所作所为。对现在的你来说，回忆三年前的事是太久远了，但对于我们这些生活在监狱中，除了痛苦一无所有的人来说，痛苦的悸动和对苦怨时刻的记录是我们计量时间的晷度。除此之外，我们别无他念。苦难是我们生存的方式，这点在你听起来可能有些不可思议，但苦难是我们感知生存的唯一方法，对过去苦难的追忆是我们狱中囚犯生活的必需，它可担保并证明我们获得身份的延续。现在的我和已逝的快乐时光相隔邈远，正如现在的我和现存的快乐诸事也已几近绝缘。如果你我在一起的生活真如世人臆想的那样充满了享受愉悦、挥霍放荡和笑语欢声，而我却想不起和你在一起的时光中有过片刻是这样的形态，那是因为充斥那段时日的是悲哀、苦涩和种种不祥之兆，以及伴随单调场景和失礼的暴力冲突而来的无趣乏味和抑郁恐惧。我能看到每一个孤立事件中这些不幸的细节，听到其中的微音，其他方面我确实很少能看到和听到了。监狱的人生活得如此痛苦，我与你的友情——维系那种“友情”的方式迫使我记住了它——就像一支序曲，与我每日要经受的各种形式的痛苦音声相和。这些痛苦我每天都能意识到，不仅如此，它们还成了我的必需品。不管我自己和别人如何看待我的生活，它好像变成了一部真正的悲怆交响乐，通过节奏连接各个乐章的发展，最终达成某一决定性的和声——每一伟大的艺术主题无一例外都有这样的特征。
我刚才讲到三年前那三天里你对我的所作所为，是吗？我独自一人在沃思林创作我的最后一部戏剧，试图将其完成。你来我这里已两趟了，第三次突然又带了你的一位同伴出现，提议让他住在我家，我断然拒绝（你现在必须坦率承认我当时拒绝了你）。我款待你们是当然的，在此事中我别无选择，但款待你们是在别处，而不是在我自己家里。第二天是星期一，你的同伴回去上班了，你留下和我待着。你对沃思林大感厌烦，对我试图集中精力创作剧本更为不满，坚持要我带你去布莱顿大酒店；而尽管当时我的精力集中不起来，但创作剧本是唯一能真正令我感兴趣的。到达布莱顿的当晚你病倒了，发起了可怕的低烧，人们愚蠢地称之为流感。如果这不是第三次，也是你第二次遭遇流感了。现在我用不着提醒你当时我是如何伺候照顾你的，不仅给你买来水果、鲜花、礼物、书籍和其他能用金钱购置的东西，而且还有金钱无法购置的我的关怀、体贴和仁爱——不管你怎么选择措辞——精心照料你。除了早上一个小时的散步，下午一个小时的驾车行，我寸步不离旅馆。我从伦敦给你买来了特种葡萄，因为你不喜欢旅馆提供的水果；我想方设法取悦你，留在你旁边或你隔壁的房间，每个晚上都和你相对而坐，逗你开心，让你平静。
四五天之后，你病愈了，我为了完成剧本选择了一处寄宿公寓。你，毫无疑问，又和我在一起。安顿下来的第二天早上，我感到自己病得厉害。你有事要去伦敦，但答应我当天下午回来。在伦敦你遇见了一位朋友，结果到第二天很晚才回布莱顿。在这期间，我一直高烧不退，医生诊断我从你那里染上了流感。对于一个病人，没有比寄宿公寓更不适合居住的地方了。我的起居室在一楼而卧室却在三楼，身边没有一个仆人，甚至连送口信的人都没有，也没有人去买医生开出的处方药。但有你在那里，我并不感到惊慌。然而接下来的两天，你完全置我于不顾，从未对我表示关心，也没照顾过我，甚至没有任何些许的表示。我并不奢求你为我买诸如葡萄、鲜花和迷人礼物之类的东西，仅仅希望能有人为我提供生活必需品。我甚至连医生给我订的牛奶都取不到，想喝口柠檬水都不可能。当我请求你到书店为我取本书，或者如果没有我订的书也可选择别的书时，你连书店的门都懒得踏入。结果，当我整天没有任何书籍可读时，你若无其事地说那本书已经买好，书店会随后送来。直到事后一次偶然的机会，我才发现你编造了一则彻头彻尾的谎言。当然在整个事态期间，你生活的一切开销，包括交通费用和在大饭店吃饭的费用，花的都是我的钱，事实上你在我房间出现只是为了钱。周六你从早上开始整天在外，我一直是孤身一人留在寄宿处无人照顾。我让你晚饭后回来陪我坐一会儿，你以粗野的方式怒气冲冲地答应我回来，但一直到晚上十一点还不见你人影。我只好在你房间留下一张便条，提醒你是如何“兑现”曾对我许下的诺言的。凌晨三点，我无法入睡，口干舌燥，在寒冷和黑暗中摸索着走到楼下起居室，希望找些水喝。我发现你居然就在起居室！你一看到我，就以令人惊骇的污言秽语劈头盖脸地对我破口大骂，完全像一个毫无教养、毫无自律的放纵的野人。在狂妄自私的魔力驱动下，你的懊悔陡然变为狂怒。你指责我在生病的时候希望你陪护是一种自私自利的行为，我妨碍了你的消遣，剥夺了你享受快乐的权利。你告诉我——我也知道你确实如此——你午夜回来只是为了换一套礼服，你还要去那些你希望有更多新乐趣迎候你的地方。但是当我用留在你房间的便条提醒你已经一昼夜没照顾过我的时候，我其实已经剥夺了你对更多乐事的渴望，削弱了你获得更多新鲜乐趣的能力。你的话令人满心厌恶，我转身上楼，一夜未眠。天大亮后我才找到些喝的，缓解了高烧引起的口干。上午十一点，你走进我的房间。从先前的情景已经可以看出，不管怎样我的信至少已制止了你一个晚上过度的贪欢，早上你已基本恢复常态。我很自然地期待你开始自我辩白，开始乞求我的原谅。你内心知道不管你做了什么，始终不变地迎候你的总是我的宽容和谅解。你绝对信任我会始终不渝地原谅你，这一点一直是你让我最喜欢的品质，或许也是你身上唯一值得喜欢的了。但我完全想错了。你开始又一次重复头天夜里的疯狂秽语，暴烈程度比起昨夜有过之而无不及。我最终对你下了逐客令，你似乎照办了，但当我把头从深埋的枕头中抬起时，看到你仍站在那儿。你粗野地大笑，带着歇斯底里般的狂怒突然朝我走来。我突然感到一种说不出的恐惧，马上起身跳下床，赤脚跑下两层楼梯，逃到一楼的起居室。我在那儿一直待到我打电话叫房东过来，房东向我确认你已离开我的卧室，并答应我紧急情况下他会随叫随到。又过了一小时——这期间医生来过，看到我的精神处于一种高度紧张的虚脱状态，并且比原来烧得更厉害了——你一言不发地回来向我要钱，然后把梳妆台和壁炉架上能找着的钱都拿走了，拉起你的行李离开了房子。我是否需要告诉你在随后孤独悲惨的两天里，拖着病体的我对你的看法？我是否有必要声明我已清楚地意识到，凭你的如此表现，哪怕是泛泛之交，继续和你交往对我都会是一个耻辱？我是否需要声明自己已认识到最终的时刻终于来临，并且也认识到这次是真正的解脱？我是否需要告诉你，我终于知道未来的艺术和生活将有无限可能会变得更自由，更良善，更美好？虽然我仍然疾病缠身，内心却感到一种久违的轻松自如，要分手的定局让我总算得到了安宁。到周二我的高烧终于退去，我第一次能下楼吃饭。周三是我的生日，在众多的祝福电报和信件中有你的一封亲笔信。我心情沉重地打开它，心想那种靠华丽辞藻、温情爱意、痛苦忧伤来打动我与你重归于好的日子终于一去不复返了。但是我完全错了，我低估你了。你给我的生日贺信居然是你精心设计的前两天场景的重演，心怀鬼胎的整封信白纸黑字地呈现在我眼前！你用平庸的俏皮话嘲弄我，说在整个事件中你的一大快感就是住上格兰德酒店，回城前还能将午餐费用记在我的账上。你对我突然跳离病榻逃到一楼所表现的谨慎表示祝贺。“那对你是丑陋的一刻，”你说，“比你能想到的还要丑陋。”哈！很遗憾，我对此深有体会。你当时的举动到底真正意味着什么我无从知晓，不知你是否随身携带了专门买来吓唬你父亲的手枪？因为曾经在一家餐馆，你以为手枪没有上膛，居然开枪射击，而当时我就在你旁边。或者当时你的手是否正移向刚好放在你我之间餐桌上的一把餐刀？抑或当时盛怒之下的你已忘了自己矮小的身材和孱弱的气力，看到我卧躺病榻，你想要实施某种特别的人身侮辱和攻击？所有这些我都不得而知。我所能知道的是当时我感到一种全然的恐惧，并且我感到，如果我不马上离开房间，你可能已做了，或尝试着要做令你一辈子都会感到耻辱的事情。在这之前，我平生只经历过一次对人类的类似的恐惧。那次是在位于泰特街我的书房里，你的父亲在癫狂的暴怒中挥舞着一双小手，带着他的一帮打手，或曰他的一帮朋友，站在你我之间，愤怒地喊着他肮脏的大脑所能想到的每一个肮脏的字眼，叫嚣着日后他以如此狡猾的手段一一实施的那些令人憎恶的恐吓和威胁。当然，在那起事件中，你父亲是先离开房间的人，是我把他赶走的；而在你这件事情中，我成了先离开房间的那位。这也不是第一次我不得不将你从你自找的麻烦中解救出来……
你在我生日那天来信的最后说道：“当你走下受众人膜拜的神坛时，你是一个索然无趣的人。下一次你若再生病，我会立刻离开你。”啊！这表明你是多么粗鲁卑劣！你完全是一个缺乏想象力的人！你此时已蜕变得多么冷酷平庸！“当你走下受众人膜拜的神坛时，你是一个索然无趣的人。下一次你若再生病，我会立刻离开你。”当我被迫辗转于各个监狱时，当我身处孤独悲凉的囚室中时，这句话曾多少次在我脑海中萦回闪现。我一遍遍默念这句话，从而知道是什么促使你古怪地保持沉默——我希望我这样说你是不公平的。我由于照料生病的你而致使自己也染上同样的病，而你却在我被高烧病痛折磨的时候给我写了这样一封粗鄙下作的信，真让人感到恶心！这个世界居然有人给别人寄这样一封信，这应是个不可原谅的罪孽——如果这不是罪孽的话，其他还有什么可算作是罪孽呢……
我承认，当读完你的信时，我感到自己几乎被玷污了，我居然与这样品性的人交往，仿佛已让我的生命不可挽回地蒙垢受辱。确实，我过去早已陷入深渊，但直到六个月后的今天我才充分意识到我的堕落和耻辱。恢复平静之后我决定于周五回到伦敦，面见乔治·刘易斯爵士，请他给你父亲写信，做如下声明：我王尔德决定，不管发生什么情况，我都不允许你进入我的房子；不允许你和我用餐；不允许你和我说话，和我走路；无论何时何地都不允许你和我结伴共事。这样做之后，我本打算再给你写封信，告知你我采取行动的经过，这些行动的个中因由想必你本人已清楚。周四晚上这一切均已办妥，周五早上，我坐在餐桌旁，餐前随手拿起报纸翻阅，意外读到一封报道你哥哥身亡的电报。你哥哥——你们家族真正的家长，爵位的继承人，家族的顶梁柱——被意外发现毙命于一条壕沟里，身旁是他已熄火的手枪。整个悲剧令人惊愕恐惧，虽然现在知晓这是一起意外事故，但当时关于悲剧的起因笼罩在一层更为阴森的暗示里。一个被所有亲朋好友深爱的人就这样突然离去，况且恰恰在他即将成婚之时，着实令人扼腕悲痛。你的痛苦，或者说想必你会体验到的痛苦我感同身受，我也能想象得到你母亲痛失爱子的悲伤——你哥哥可是她生命的慰藉和快乐。你母亲曾亲口对我说，你哥哥从诞生之日起从没惹她伤心过，从没让她掉过一滴眼泪。当时我也感到你孤立无援，你的其他兄弟们都不在欧洲，你自然是你母亲和妹妹的唯一依靠，不仅仅是她们悲痛时分唯一的同伴，而且还要肩负紧随死神而来的种种令人沉痛悲伤的责任和治丧细节。只要想想构成这世界的泪泉和所有人间尘世的哀伤，我脑海里便充满了对你和你家庭的无限同情。我个人的伤痛和对你的怨恨已被置于脑后，我不能在你经历丧亲之痛时像你在我病痛时对我那样对你。我马上给你发电报表达我最深切的同情，并在随后的信件里邀请你在方便的时候到我家来，越快越好。我觉得在那样一个特殊的时刻，如果正式通过律师把你抛弃，那对你实在是太残酷了。
从事故现场回城的途中你马上来见我，穿着丧服的你泪眼婆娑，看上去非常甜美单纯，像一个无助的孩子在寻找帮助和慰藉。我的房子、我的家和我的心都向你敞开。我将你的哀伤也视作我的哀伤，这样你在承受痛苦时会有个依靠。你对我的那些做法，那些可恶的场景和那封可恶的信，我从未向你提起片言只语。比起从前，你现在不带任何伪饰的哀痛在我看来反而让你我更亲近了。我托你放在你哥哥坟前的鲜花不仅仅象征他美丽的生命，也象征隐藏在所有生命中的美丽，那份某日有可能重见天日的美丽……
众神是奇怪的，不仅仅我们的邪恶会成为神祇鞭打我们的工具，我们的良善、温柔、仁慈、深情也会被神祇用来毁灭我们。倘若不是因为对你和你家人的怜悯和爱意，我此刻也不会在这悲伤可怕之地啜泣了。
当然，我察觉到不仅仅是命运主宰着你我的关系，还有劫数。劫数踏着毁灭力量的步履总是那么迅疾，因为她嗜血成性。你来自这样一支父系血脉：它会让婚姻充满恐惧，让友情成为致命毒药，对家族成员自身或对他者的生命都会施以暴力伤害。在你我每一次微不足道的交往中；不管事大事小，在你每一次来我这里求欢或求助的时候；在一些看似与生命关系甚微的小事上，事件之微犹如光中起舞的浮尘或是风中飘落的树叶——在所有这些事里，毁灭总是如追捕猎物的影子紧紧跟在后面，又像一声凄厉嚎叫的回音。我们的友情始于你身陷一次骇人听闻事件时写给我的一封悲婉动人的求助信，那件事对于牛津的年轻人更是倍加可怕。我帮助了你。最终，由于你利用我的名号作为你向乔治·刘易斯爵士联系的引荐人，我失去了他这位交情长达十五年的朋友的尊敬和友谊。当我失去他的忠告、帮助和尊敬后，我也就失去了我生命中一个坚强的后盾。
为了得到我的赞许，你给我寄来一首不错的诗。对于一位大学生来说，它是一首佳作。我给你写了一封充满奇异文学比喻的回信：信中我把你比作海勒丝、海厄辛丝、琼奎尔、那喀索斯，或其他受伟大诗神钟爱的少年。我的这封信类似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的一节，不过换成了不甚庄重的随意笔调。只有那些读过柏拉图的《会饮篇》的人，或是领会了希腊雕塑所传达的庄重内涵的人，方能读懂其中的深意。坦白地说，这是我在一种愉快甚至随性的心情下，提笔回写给任何一位将原创诗歌寄给我的、来自随便某所大学的雅士的回信。因为我确信，收信者已具备足够的才华和文化，能明白无误地解读信中通过文学比喻所传达的奇思妙想。但是看看这封信的历史吧！它从你手里转到了你的一位令人讨厌的同伴手中，又从他手里传到了一群敲诈勒索的人手中，它的多份复印件在我伦敦的朋友圈传阅，还传到正上演我的剧本的剧院经理手中。这封信引发了种种解读，但没有一个解读是符合我本意的。这封信让社会兴奋不已，谣言四起，说我因向你写了一封可耻的信而要赔付巨额罚金。这一说法也构成了你父亲恶毒攻击的基础：我在法庭上出示原件让大家看看这封信的究竟，你父亲的律师指控它有败坏纯洁道德的卑劣图谋，最终这封信也成了对我刑事指控的证据之一。起诉方也接受了这一指控，法官根据道德而不是学识将它定为一项罪名。我最后因它被捕入狱。这就是给你写了一封妙趣横生的私信的结局。
当我们在索尔兹伯里时，你以前的一位同伴写信威胁你，这令你惊恐不已。你央求我帮你去见作者本人，我照办了。这事又给我带来了毁灭，我被迫将你所犯之事挑在双肩负起责任。当你未能获得学位，不得不离开牛津时，你从伦敦给我发来电报央求我过去陪你。我马上照办。你又让我带你去戈林，因为在当时情况下，你不想回家。在戈林，你看中了一座房子，我为你把它租了下来。这件事从任何一个角度看都又给我带来了毁灭。一天你来找我，央求我看在你个人的面子上，为牛津一份即将创刊的大学生杂志写点什么。杂志创刊人是你的一位朋友，而我从未听说过这个人，可以说对他一无所知。但为了让你开心——为了让你高兴，我什么事没做啊？——我将原打算寄给《周六评论》的一页有关悖论的稿件寄给他。几个月之后，我却由于这本杂志的性质站在老贝利的被告席上，它也成了起诉方对我指控的一部分。我被要求为你朋友的散文和你的诗歌辩护。对于前者我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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