辨是非(古今人物谭)(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发布时间:2020-05-21 07:5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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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来新夏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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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是非(古今人物谭)

辨是非(古今人物谭)试读:

前 言

人物是历史的灵魂,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力,是演绎世间百色斑斓现象的角色。当我们研读和交谈历史时,很难避免言及人物。我读过一些史书,也记住一些情节故事,写文著书时,不断引用。日常生活,也常以人为镜,校正得失。于是,养成一种好谈古今人物的癖好。

十几年前,常有些学生和亲属晚辈来“邃谷”,谈天说地。最多涉及的仍是历史人物。有时谈人物的生平遭遇,有时论人物的功过是非,有时述所见所闻。虽不能像东汉末年许劭那样作“月旦评”,但事后陆续把所谈内容写录保存。文字虽然粗糙简略,不过往往集中人物某一特点,尚有会心,于是操笔删定,藏之箧柜。日积月累,积有成数,乃分别编为《明耻篇》(“中华文化集粹丛书”)及《只眼看人》等二种,付之剞劂问世。历时十余年,二书已在市肆难求。适丁波兄邀稿,为普及古今人物事迹,乃以二书为本,从中选用若干篇,益以新作,合成“古今人物谭”丛书。

丛书分三册,以时代划分为古代、近代与当代,以人物重点事迹为中心,文章或长或短,不拘形式。唯所述皆事有根据,文有出处。文字力求浅近,可供中等文化水平人士随时阅读。三册各有命名,第一册名《评功过》,为古代部分,即自上古至鸦片战争前的清朝止;第二册名《辨是非》,为近代部分,是活动于1840年至1949年间并卒于1949年前的人物;第三册名《述见闻》,所收为卒于1950年后的人物。每册约在十万字左右,开本小巧,便于读者携带与阅读。

这三本书中所收各篇,大多是旧作,因年高精力衰退,无能重作。有少数几篇是近年新作,一并合在一起。各篇多保持当年面貌,与读者共享重温之乐。所有不足之处,统祈谅察。2013年中秋写于邃谷行年九十一岁

笔记作家梁章钜

清代乾嘉时期,福建除了声名显赫的林则徐外,同时代还有一位值得重视的历史人物,那就是梁章钜。梁章钜比林则徐大十岁,而比林则徐早逝一年,应该说是同一时代的人物。他们同在鳌峰书院学习,同样经过科举道路走上仕途,同样官至封疆大吏,同样参加过宣南诗社的活动,只不过梁章钜没有像林则徐那样声名显赫,在立功上有些暗淡。但是梁章钜在立言上的著述事业却超过了林则徐而受到人们的注意。

梁章钜字宏中,又字茝林,晚号退庵,福州人。清乾隆四十年(1775)生,道光二十九年(1849)卒,年七十四岁。嘉庆七年进士,时年二十八岁。历任礼部主事,军机章京,礼部员外郎,湖北荆州知府,江苏、山东、江西按察使,江苏、甘肃布政使,广西、江苏巡抚等官。著述甚富,有《夏小正通释》一卷、《论语旁证》二十卷、《三国志旁证》十卷、《师友集》十卷、《退庵所藏金石书画题跋》二十卷、《称谓录》三十二卷、《藤花吟馆诗钞》十卷、《退庵诗存》二十五卷、《文选旁证》四十六卷、《南浦诗话》八卷等,均见诸著录,为后世文史研究提供参考。而他一生赓续不断,所写的多种笔记更使他为后世所瞩目,并在清代笔记作家中,占有一席之地。

清嘉庆十年,梁章钜在任礼部仪制司主事时,曾结合工作,辑录有关礼部典制,纂成初稿四卷,送给上官谢振定审读。谢振定素有直声,在任巡城御史时,曾当街烧毁和珅坐车,时人称为烧车御史。谢振定读了梁稿以后,因礼部通称南省,所以为这部初稿题名为《南省公余录》,并写序述成书缘由:

余初入礼署,于故实多所未谙,而君则于判稿余闲,专以考究职业为务,随所遇而敷以文辞。每得一条,辄以余为可与道古者,殷殷相质,不特余获稽古居今之助,实有同官老辈所未及详者。乃不数月,而条举件系,裒然成帙矣。余读而喜之,题其卷端曰:《南省公余录》,怂恿付梓以广其传,而君未之许也。

谢氏于梁章钜为前辈而关注如此。当时梁章钜正以“微疾乞归”,谢氏于序末又期待其“他日拓成巨编,还朝相质,余尚当操笔从之而先述其缘起”。梁章钜没有辜负前辈的期望,经过陆续增订,终于成为八卷本,即今通行本。

是书八卷,皆记有关礼部职掌、典制及轶闻等。卷一记有关礼部专著,礼部职掌及地位,与太常、鸿胪、光禄各寺之隶分关系,乐部之乐章、乐器等;卷二记祭祀、陵墓;卷三记朝贺、舆卫、服饰及婚礼等;卷四记科举制度、学政、考官题名与掌故;卷五记谥典,有关谥法掌故及印制;卷六记军礼、朝贡及册封等;卷七记礼部官员之掌故轶闻;卷八录明以来礼部各司题名及礼部仪式。内容颇富,可资研讨礼部官制之用。是书有《二思堂丛书》本、《笔记小说大观》第四辑本。

道光十七年梁章钜完成《退庵随笔》一种。他在自序中解释了随笔的定义,说:《退庵随笔》者,随所见之书而笔之,随所闻之言而笔之,随所历之事而笔之,而于庭训师传,尤所服膺,借以检束身心,讲求实用而已。初无成书义例也。日月既积,楮墨遂多,里居多暇,方取而整比之,以类聚,以卷分,则凡可以劝善黜邪,订讹砭惑者,咸具焉。《退庵随笔》共二十二卷,分十五门。凡躬行、交际、学殖、家诫、摄生、知兵、读史、学文、学字各一卷;官常、家礼、读经、读子、学诗各二卷;政事三卷。卷首有《退庵自订年谱》,自记至道光二十四年七十岁止,缺卒前五年记事,但亦可借以知其生平。书前有贺长岭序,誉此书可与《通鉴》相经纬,未免过甚。贺氏为嘉道时经世名家,似不应如此作文。另有阮元、何凌汉序,二人皆为名家,而序中多谀辞,不足观。为人作序本不当虚谈溢美,而应实事求是,为人导读,方为正道。《退庵随笔》主要记其仕历所经和读书所得,虽不免有迂腐说教之论,但亦有揭示时弊、抒发见解、征文考献之说。如世人皆以地方学官为清贫之位,而是书卷五《官常》二却揭其弊说:“不核其才望,不责其训课,以学校为恤老怜贫之地,以司铎为投闲置散之官,甚至索贽见,勒节规,而不复问教学何义,谕训何事?为州县者遂从而外之,此庸恶陋劣之讥所由来也。”同卷尚有论县令、胥吏之弊多则,亦可见当时吏治之腐朽。

是书尚引录时人名言谠论,如卷七《政事》二引学者陈鳣之论嘉道时社会之崇洋风气称:“房屋舟舆,无不用玻璃;衣服帷幕,无不用呢羽;甚至食物器具,曰洋铜、曰洋瓷、曰洋漆、曰洋锦、曰洋布、曰洋青、曰洋红、曰洋貂、曰洋獭、曰洋纸、曰洋画、曰洋扇,遽数之不能终其物……其始达官贵人尚之,浸假而至于仆隶舆台,浸假而至于娼优婢嫔。”

卷十一《家诫》又引乾隆四十六年大理寺少卿刘天成疏陈风俗奢靡之弊,称:“京师为万国衣冠之会,属在缙绅,自应章身有度。乃至优人隶卒,僭肆豪华;胥吏工商,妄夸锦绣;园馆茶楼,一日动辄数日之需;浪子酒徒,一人每兼数人之用。甚至齐民妇女,珠翠盈头;奴婢绞罗遍体,缎履朝靴,仅供奔走之物;狐裘貂帽,亦隶愚贱之身。”

类此资料,此随笔中尚多有可采者。是书虽好做议论,尚不失为可用之书。颇胜于谈奇志怪之作。《退庵随笔》有三种刻本:一、二十卷本。道光十四年辑成,十六年李廷锡刻于陕西,《贩书偶记》卷十一著录。二、二十二卷本。增改于道光十七年任广西巡抚时,道光十九年付梓。此本先经阮元增删,又由撰者勘补扩为十五门二十二卷,撰者自订年谱作二十四卷,实则为二十二卷,或始拟增为二十四卷而未果。《贩书偶记》卷十一著录此书,并注称:“即阮云台增删本,较他刻本《官常》、《政事》二类各增一卷,余者或删或增,甚多不同。”三、同治十一年,撰者之子梁恭辰合陕西、广西二本版片,补其残缺,合二为一,重刊为二十二卷本。今《清代笔记丛刊》即据此本刊行。《归田琐记》八卷,为梁章钜退归林下之作。卷一第一条《归田》,即撰者道光二十五年元旦所撰自序。自序记其撰书缘由称:“余于道光壬辰,引疾解组……越四年,奉命复出。又七年,复以疾引退,侨居浦城。养疴无事,就近所闻见,铺叙成书,质实言之,亦窃名为《归田琐记》云尔。”“道光壬辰”为十三年,“越四年”为十七年,“又七年”为二十四年,而自序系写于二十五年元旦,则是书当撰成于道光二十四年无疑。卷首有道光二十五年冬十二月许惇书序。许为撰者门人,受命校雠刊行事,则是书当刊成于道光二十五年底。

是书分八卷,卷内各段均有标题,书前有总目录,颇便检用,唯各卷内容较杂。如卷一既记园林、藏书楼及器物,又多记民间验方。卷二《致刘次白抚部(鸿翔)书》条,载撰者道光二十二年致时任福建巡抚刘鸿翔的信。指摘刘允许英人入居福州城内乌石山积翠寺之事,为轰动一时的大事。此函亦流传较广,可以见当地士绅之态度。其《炮说》与《请铸大钱》二条与当时武备、钱法有关。卷三记有人物、名胜、书画等事。而《麻沙书板》条录自礼部志稿中,记建阳刻书故事,可备探讨版本之参考。卷四记闽籍人物黄宗周、洪承畴、李光地、陈梦雷等人事迹,并及当地科第盛事。卷五记鳌拜、噶礼、隆科多、年羹尧、讷亲、胡中藻、和珅等人故事。所记详明,如胡中藻之文字狱、和珅之抄家清单皆可备史助。卷六记纪晓岚、刘墉、朱珪等人逸事及读书作序等事。其《已刻未刻书目》记个人著作,虽数量较多,但亦未能概其全部。卷七记议论三国、封神、世间俗事、俗语及菜谱。其《清客》一则,尤有妙趣,录以资谈助云:

都下清客最多,然亦须才品稍兼者,方能自立。有编为十字令者曰:一笔好字,二等才情,三斤酒量,四季衣服,五子围棋,六出昆曲,七字歪诗,八张马钓,九品头衔,十分和气。有续其后者曰:一笔好字不错,二等才情不露,三斤酒量不吐,四季衣服不当,五子围棋不悔,六出昆曲不推,七字歪诗不迟,八张马钓不查,九品头衔不选,十分和气不俗,则更进一解矣。

似此,作为清客,亦非易事,而具此十长,又为何甘沦于清客?盖难守寂寞而日谋寻乐于热闹场中耳!视今之奔竞趋奉于大款、大蔓左右者,或十长不得一二,则纯为势利之徒,更等而下之矣!

卷八附录撰者晚近所作诗文及他人和作。题曰《北东园日记诗》,有短语弁首云:

早年向学,中岁服官,日必有记,用资稽考。自归田后,无所事事,遂辍笔焉。而山中岁月,闲里居诸,亦不忍竟付飘风,漫无省记,间以韵语代之。三年以来,忽忽积成数十首。儿辈喜其语质易晓,而多逸事可传,并乞加注语,以畅其旨,则犹之乎日记云尔。因自题为《北东园日记诗》附入《归田琐记》之余,以待继此随时增加,仍不以诗论也。

是此日记诗乃撰者自记其退居三年以来之行事,可略窥其生平之一隅。所附《锢婢说》、 《厚敛说》均言之成理,亦以见撰者对世俗之针砭。

是书有《笔记小说大观》第三辑第三函本,《清代笔记丛刊》本。1981年,中华书局印行点校本,收入《清代史料笔记丛刊》。

继《归田琐记》后,梁章钜又撰写了《浪迹丛谈》十一卷,以后又有《续谈》、《三谈》之作,或可统称为《浪迹丛谈》三种。梁章钜在《浪迹丛谈》卷一,开宗明义地自述其撰著缘由称:

余于道光丙子由浦城挈家过岭,将薄游吴会间。客有诵杜老“近侍即今难浪迹,此身那得更无家”之句以相质考。余答之曰:“我以疆臣引退,本与近侍殊科,现因随地养疴,儿孙侍游,更非无家可比。惟有家而不能归,不得已而近于浪迹,或买舟,或赁庑,流行坎止,仍无日不与今铅椠相亲。”忆年来有《归田琐记》之刻,同人皆以为可资谈助。兹虽地异境迁,而纪时事,述旧闻,间以韵语张之,亦复逐日有作。岁月既积,楮墨遂多,未可仍用归田之名,致与此书之例不相应,因自题为《浪迹丛谈》,浪迹存其实,丛谈则犹之琐记云尔。

是书十一卷。卷一记名胜诗作,卷二记扬州名胜,卷三记人物,卷四记官职,卷五记铸钱、开矿、武备、科目,卷六记明人事迹、命名,卷七记巧对杂谜,卷八记医方,卷九记金石书画,卷十说诗,卷十一附个人诗作。内容较丰,有裨参读,但编次不免杂乱。其中卷四《翰林院缘起》条、《大学士缘起》条及《武阶》、《职衔》诸条,均详明可据。卷五《英夷》、《鸦片》两条,与近代史实有关。《续谈》八卷。是撰者游杭州、苏州、温州等地所著随笔。以记山川名胜、掌故逸闻为主。内容明晰,文字清新,颇堪涉猎。其卷一记苏州灵岩山、狮子林、绣谷、息园等名山园林,记杭州天目山、玉皇山、雷峰塔、保俶塔、苏小小墓等寺院胜景,均娓娓可读。另有记苏州孙春阳南货店一则,言赵吉士《寄园奇所寄》、余怀《板桥杂记》及袁枚《随园食单》诸书中皆载其事,而均不及撰者之“详其始末”,实则此前有钱泳《履园丛话》已详记其事,钱在梁前,而二文又极相似,抑梁氏或录入钱氏《丛话》所记?若此,则梁氏未免有不实而夸之讥。本卷末所附有关案牍文字专用词的解释三十五则,于公文中之专用语皆详其出处而有所诠释,不仅为研究文牍者所需,亦足为今之整理档案者所当读。卷二记温州之行。卷首有《东瓯杂记》一篇,述其赴温之动议,并称“随地随事,笔之于纸间,或辅之以诗,不自知其为老衰,亦聊以存一时之泥爪尔”。所记温州衙署、祠墓、溶洞、楼亭及有关人物逸事,其中《东瓯学派》、《四灵诗派》、《琵琶记》、《荆钗记》等条,皆与当地有关,足备参考。卷三专记游雁荡之事。有《游雁荡日记》一篇,记道光二十八年三月二十三日至二十九日间游踪所及,附录所作记游长歌和诗多首。卷四说酒及食品,其《烧酒》、《绍兴酒》、《沧酒》、《浦酒》等条述各酒缘起及特色。其《燕窝》、《熊掌》、《豆腐》、《面筋》等条,则叙各种食物做法与掌故。卷五论人物。卷六论戏曲及戏中人物,并引据史传相考。卷七、卷八记俗语传闻。如卷七记《百家姓》、 《三字经》撰者,为他书所已载,而 《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十二属》、《物故》、《缙绅》等,卷八之《悬车》、《秀才》、《署名加制字》等条,皆考其原始,可供稽考。《三谈》六卷。系撰者于道光二十九年暮春居留温州时所撰,主要为诗作,并辑录前人著作中之论述。卷一总题为《观弈轩杂录》,取古今著述有关弈之原始及故实,大略已具,读之可为学弈者发蒙。卷二论改元甚详。卷三评人物图籍,正俗语不确。卷四为个人诗作。卷五论酒及食品,类《二谈》卷四所记。卷六为杂说与个人诗作。《浪迹丛谈》三种均有1984年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本和1981年由陈铁民点校、中华书局《清代笔记史料丛刊》本。

梁章钜在上述六种笔记外,尚有一种名《枢垣记略》的笔记。《枢垣记略》与其他笔记不同,自具特色。其一,笔记一般是综合性著述,内容较杂,而《枢垣记略》则是以军机处各有关问题为中心内容的综合性著述。其二,笔记虽有正续编之作,但作者往往是一人。而《枢垣记略》则初编十六卷为梁章钜原著,五十年后,又有朱智等为之增续十二卷,成二十八卷,但未动门类,仍沿用原书名与原作者。续增者固不失学者风范,以谦抑自守。《枢垣记略》有两种版本。一是梁章钜编撰的十六卷本,这是撰者于嘉庆二十三年至道光二年间任军机处章京时所纂辑者。据点校者何英芳的出版说明分析,该书内容有四部分来源:一是有关军机处的旧档材料,二是选取与军机处有关人员的诗文,三是咨访故老,记录见闻,四是搜集史料笔记、丛书、地方志中有关军机处人员的生平事迹。根据这些较全面材料,撰者终于较有系统地辑成一部论述有关军机处这一重要机构的著述。此本有梁章钜道光三年在清江浦所撰序,历言成书缘由。全书分《训谕》一卷、《除授》二卷、《恩叙》三卷、《规制》二卷、《题名》三卷、《诗文》三卷、《杂记》二卷,共七门十六卷。并称于道光二年春离任时,将书稿寄请继任者李彦章为之“拾遗正误”,逾年稿还,即以付梓。因军机处为清代雍正以来政府核心所在,颇类唐、宋之枢密,故题名曰《枢垣记略》。全书记事止于道光二年春,刊行则在道光三年秋冬间。与《贩书偶记》著录道光癸未刊十六卷本正合。我未见此本,我所见为天津图书馆藏十六卷本,封面有长白玉麟题“道光五年冬日”,似为刊行年份。但书中有道光十五年八月朱士彦撰序,序中言及朱士彦于道光十五年秋与梁章钜相遇于宝应,梁即“出示所纂《枢垣记略》十六卷,粲然成编,并索余一言”。显然朱氏所见当为初刻本,既题五年刊,复有十五年序,实悖情理。疑五年曾有刻本,或五年曾谋刊行而未果,仅请人题封面,直至十五年朱序后始刻成书,仍用原封面。或道光十五年后又有刻本,即增入朱序,但仍用五年封面,遂有此误。未知何者为是?

另一本是军机章京朱智于光绪初年奉恭亲王之命续补之二十八卷本。朱智字茗笙,浙江钱塘人,咸丰元年举人。历任工部主事、军机处章京、通政司副使、大理寺卿、太仆寺卿和兵部右侍郎等官。书前有光绪元年十二月恭亲王授序,言其自咸丰年间入直枢廷以来,十余年间深感《枢垣记略》一书,可资考镜。但成书至其时已五十余年,应有所增益。“爰属章京朱智等详稽档册,依原书体例,重加修辑,其训谕、除授、恩叙、规制、题名、诗文六门,今增十二卷,合原书共为二十八卷”。即《训谕》一卷、《除授》四卷、《恩叙》七卷、《规制》二卷、《题名》五卷、《诗文》七卷、《杂记》二卷。此本仅收梁章钜原序,而不收朱士彦道光十五年序。其续补部分上限接道光二年,下限至光绪元年十二月。

1984年,何英芳曾据二十八卷本进行点校,并由中华书局收入《清代史料笔记丛刊》印行。点校者在《说明》中肯定“《枢垣记略》一书汇载了有关军机处的史料”,正可补清代官书对此记载之不足。又比较十六卷本与二十八卷本之异同,有裨读者。唯其言二十八卷本于“《规制》与《杂记》二类,则未作任何补充”,似欠准确。《杂记》未加续补,在恭亲王序中已明言仅增六类,即明确《杂记》不增补。详校二本,《杂记》确未增一字。至于《规制》则在增补之列—它虽未增卷数,内容确有所增补。续撰者以“又按”、“谨查”等形式增补约十余条,其《规制一》所补较多。二十八卷本尚有增补内容而不增卷数者,如《训谕》一类即是。此或点校者偶有疏忽,未加详校所致。中华本除梁章钜原序及恭亲王续补序外,尚收入道光十五年朱士彦序,使全书有关资料完备,有利参考。

梁章钜除学术著作外,还写了这么多的笔记。这固然和清代许多名公巨卿、文人学者好以笔记作消闲遣闷之具的社会风气有关,但更重要的是他读书写作较勤,又能善采见闻,笔之于朋,岁日既久,积稿成册。这些笔记因为内容无所拘束,所以涉及面甚广,如政治事件、典章制度、社会经济、山川景物、风俗民情、诗文逸事、人物臧否等,几乎无所不包。对于了解历史、了解社会,都有很大帮助,成为一个重要史源。又因笔墨比较随意,易于为读者所接受,故其影响所及,往往超出其学术著作。但由于历来多视笔记为小道,将其列于杂家、小说家一类,而未能给以应有的史料地位。而笔记作者在撰著笔记方面的成绩也往往被认为是自我遣兴之作,很少加以论述。如梁章钜这样丰产的笔记作者,难道不应评介其笔记著述的成就,而给以文化史上一定的地位吗?

自制望远镜的郑复光

清代中叶,我国曾出现一些既有丰富的科学知识,又有实际操作技能的爱国科学家。中国第一个自制望远镜的光学专家郑复光就是其中的一人。郑复光字元甫,又字瀚香,号浣香。生于清乾隆四十五年(1780),安徽歙县人。他从青年时期起,就博览群书,善于观察和思考,逐渐精通了数学。他有一个监生的功名,但并没有在学而优则仕的道路上走下去,而是把主要精力倾注于探索科学的奥秘。他漫游了江苏、北京、山西、陕西、江西、广东和云南等地来增广见闻,结交学侣,使学识日益提高和充实。他靠着教读与作幕(在一般官吏手下处理公文和其他事务的人,称为幕府或幕友,不是官职,而是主人邀请的)来维持生活,默默地对一些科学课题进行观察、实验、研究和著述。

郑复光具有多方面的自然科学知识,而最精粹和卓有成就的是对几何光学理论、光学仪器理论和光学仪器的制作方法的研究。他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有成就的光学专家。他开始研究光学是从观察细微事物中得到了启示。大约在道光初年,当他再次到扬州游历时,偶然地观看了一次取灯影戏(类似北方的皮影戏),立即领悟到物、像、镜三者的关系,知道了能够取得物的形象就是因为物可以借助镜来照取的道理。他立即和别人一起研讨,遇有心得就笔录下来。他先后经过十多年的不懈钻研,终于写成了我国近代第一部比较系统地阐述几何光学原理、光学仪器原理和制镜技术的科学著作—《镜镜痴》。这个书名表达了郑复光不为人所了解的愤慨。所谓“痴”原意是指商贩叫卖自己的次货。用这样一个书名是说自己像商贩那样鼓吹自己这部讲光学原理的书,希望得到人们的理解。这部科学著作共五卷,主要内容有:几何光学中若干基本原理,制镜材料的类别和十多种光学仪器的制作方法。书中附有插图,还印证了以往笔记杂著中的记载。就拿书中望远镜部分为例,他不仅把窥筒远镜、观像远镜、游览远镜三种不同镜型的装置制作方法做了具体的描述,还对镜筒、镜架两大部件做了详细说明,并绘制了全镜和部件的图样,使仿制者完全可以按书制作。这部光学著作虽然未能用数学来表达,但用文言所描述的有关几何光学原理、光学仪器原理和仪器制作方法的条件和成果,与现代实验结果对照是完全一致的。这部著作不是只做一般原理的叙述,而是根据当时较高水平的专业知识,对光学原理,特别是对光学仪器的制作进行了比较深刻的阐释,提出了仪器结构的具体制作方案。这证明了他是既懂原理,又能设计制造仪器的光学应用方面的出色工程师。他对所著又经过了几年的修改,才感到“条理粗具”。但限于条件,直到道光二十七年(1847)才被他任教席(教书工作)的那家主人—山西灵石人杨尚文收入其所刻印的《连筠簃丛书》中,成为中国近代科技史上的一份珍贵遗产。

郑复光并不是一个只停留在理论探讨上的学者,还是一个能亲手制作仪器的巧匠。早在道光初年,他已运用自己掌握的科学知识制作了一架完全合乎光学原理要求的测天望远镜。道光十五年(1835),他在北京时,著名学者张穆和他朝夕相处。有一天深夜,正当月亮上来的时候,他就拿出自己研制的望远镜和张穆共同观测月相。他们通过这具望远镜远远地看到月亮中有许多四散的黑点像浮萍的样子在游动。这一现象使张穆情不自禁地欢呼叫绝。这是中国第一架自制的望远镜,可惜未能引起人们的重视。

他除了贡献毕生精力于光学研究外,又改进制作了浑天仪和水车。对天象观测、农田水利建设都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他又密切地注视和观察周围的各种怪异而不可得解的现象,并加以解释,来破除人们的无知和迷信。他把这些心得写成《费隐与知录》一书。所谓“费”是怪异的意思,“隐”是不明白的意思,这是一部解释怪异难解现象使人了解的著作。全书共二百二十五条,凡天地、日月、星辰、风云、雷雨、霜雪、寒暑、潮汐、水文、冰炭、饮食、衣服、器皿、鸟兽、虫鱼各方面的种种怪现象,他都从物性、地理条件和视觉差异等道理去解释,使之成为一部包罗天文、物理、生物、气象、技能各种学问的著作,有不少则类似实验报告。尽管他的解释不可能尽合现代科学道理,但颇多可取之处。

这样一位有非凡才能的科学家,在当时并未引起社会上的应有重视,致使目前缺乏其比较完整的生平资料,以致其卒年都难以确知。只知道咸丰三年(1853)时尚在世,已是七十四岁的老者了。他孜孜于科学事业的热诚是值得后人崇敬和学习的。

青史凭谁定是非—林则徐晚年

“青史凭谁定是非”是道光二十三年(1843)闰七月十七日林则徐西戍一年后,为送邓廷桢召还所写赠诗中的警句,是一位卓尔不群的民族英雄的内心表露。

林则徐在鸦片战争中的反侵略业绩,彪炳史册,永留芳名,他的无辜失败也令人扼腕痛心。但是,最重要的是林则徐自己并没有甘于这种失败,他要竭尽心力去写自己后半生的历史:他自请到镇海前线去“戴罪图功”,应王鼎之邀到河南去涉险治黄,但他迎来的是更大的打击—遣戍伊犁。恶讯之下,人们惊愕惶恐,嗟叹愤懑。而林则徐却抑制自己内心的万般痛苦,千种愁绪,笑慰众人,于道光二十二年二月毅然走上西戍的道路。西戍的路是一条漫长而艰险的路。他在屡遭打击之下,虽然意志依然,但身体的衰病折磨确已无法抗拒。他拖着衰病之躯,行行停停,用沉重的脚印书写自己的晚年人生。九月初,他行至肃州,为了回复早在伊犁戍所的邓廷桢的来信,在所写赠诗中有句云:“中原果得销金革,两叟何妨老戍边!”表达了他没有过多考虑个人得失,而更关爱的是民众的水深火热。等到出嘉峪关后,实际的道路固然愈来愈崎岖,而他的心路更是触景生情,百感交集。他在《塞外杂咏》第五首中说:

 

沙砾当途太不平,劳薪顽铁日交争。

车厢簸似箕中粟,愁听隆隆乱石声。

 

这首诗表面上看,似是吟咏道路不平,戍途艰难,实际是对小人(沙砾)当道,甚感不安。由于宦海倾轧,自己好像箕中粟那样,任人播弄。即使如此,他还在忧虑那些让整个社会不安定的“乱石声”。而自己则决心从乱石上压过去,一往无前地去迎接更大的困难。

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初,林则徐抵达戍所,除了安置生活和一些必要的交往外,他对朝廷仍抱有幻想,以为西戍只是短期的迂回,所以在年底所写《伊江除夕书怀》第四章中,曾表达希望被重新起用的愿望:“新岁倘闻宽大诏,玉关走马报金鸡。”过年以后,他渐渐冷静下来,认清现实,对前途感到茫然,透露出“入关之期,亦不可预料”的无奈。于是,他更着重考虑如何在困境中做些有益的事。他根据入疆后所目睹的维、汉民众的困苦流离,分析其根源主要由于缺水抛荒,难以安定,而地方官吏又对民生漠不关心所致。他寻找到新事业的切入口,便从道光二十三年六月开始,具体策划如何在新疆兴办水利、开垦荒地的问题。

就在这一年的闰七月间,邓廷桢被赦回,使林则徐又陷入一种非常矛盾的心态中。他一方面在送邓廷桢 《赐还东归》的诗中有句云:“白头到此同休戚,青史凭谁定是非。……玉堂应是回翔地,不仅生还入玉门。”此诗寄托对旧友的依恋之情和改变自己命运的期冀。而另一方面,则对自己的归期,表述了“仆已委心灰槁,早决古井之不波矣”,于是决心把自己的治疆想法付诸实践。在道光二十四五年间,他不顾身处逆境,体力衰弱,奔波全疆调查民情地理,想方设法争取主管封疆大吏的同情与支持,甚至取得了朝廷的同意。由自己捐资,从兴修水利着手,大力推行和改善当地行之有效的“坎儿井”引水系统,变荒地为良田,以安抚民生,稳定社会。直到道光二十五年九月,林则徐以四五品京堂候补调回前夕,在他的苦心经营和调动、调协各方力量共同奋战之下,终于在新疆开荒近七十万亩。林则徐在逆境中的苦斗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在新疆民众中留下了传之久远的口碑。

林则徐在回京途中,即奉命署理陕甘总督,次年三月,实任陕西巡抚,二十六年三月又被任命为云贵总督,直到二十九年三月卸任,他的确尽了一位封疆大吏的职责。道光三十年三月回归福州,但他没有优游林下,颐养天年。他不能容忍英人强占福州城内乌石山的神光、积翠二寺,毅然以六十六岁高龄领导群众抗争,取得了阻止英人入城的胜利。他还关心国事,根据自己多年来在新疆的实地考察,结合当时沙俄强迫清政府开放伊犁、塔城的现实,指明沙俄威胁的严重性,提出了“终为中国患者,其俄罗斯乎”的警告。他更关心广西的反抗形势,曾与友人商讨过对策。十月初,咸丰帝为了解决广西事件而重新起用林则徐。林则徐在奉命的次日,即抱病登程。由于长期的辛劳折磨,终于在赴广西途中,于十月十九日病卒于潮州普宁。

林则徐的逝世,确是引起朝野震动。人们纷纷缅怀他在抗英斗争中的丰功,却较少颂赞他在西戍以后的苦斗。人们在知人论世上,似乎更容易看到顺境中的轰轰烈烈,而往往忽略逆境中默默无闻的奉献。其实,一个人的伟大正在于能善处逆境,毫不气馁,挣扎奋进,始终不渝地以不怕天磨的苦斗精神去写自己的历史。尤其是人到老年,由于身心交衰容易退坡,甘于自怡,期望回馈,以致虚耗了美好的夕阳。我认为,尽管他人如何祝祷安享晚年,但自己仍应有不断奉献的精神,为社会,为民众,或多或少地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完整地写好自己的全部历史,不留空白!青史凭谁定是非?林则徐以自己晚年的苦斗精神和实际生活做出了铿锵有声的答案:青史凭我定是非!这也是人们应从林则徐西戍历史中得到的一种启示。

姚莹的边疆史地研究

清代中期,学术界颇多留心边疆史地,但注重西北者较多,其能全面研究西北、西南者,当推姚莹。姚莹,字石甫,号明叔,又号幸翁、展和,安徽桐城人。乾隆五十年(1785)生,咸丰三年(1853)卒,年六十九岁。鸦片战争时任台湾兵备道,颇留心世务。后以抗英获罪,道光二十四年,方释出,以同知、知州至四川补用。曾多次奉命至乍雅、察木多地方处理藏僧纠纷。道光二十六年二月返成都。乍雅者,在今西藏自治区东境与四川接界的宁静山一带。察木多即指康藏地区的“康”。撰者在此期间,著述不辍,撰成《康纪行》十六卷。有自序概述其撰述缘由及主要内容:“大约所记六端:一、乍雅使事始末;二、喇嘛及诸异教源流;三、外夷山川形势风土;四、入藏诸路道里远近;五、泛论古今学术事实;六、沿途感触,杂撰诗文。”清人为姚氏撰传铭者颇多,如吴嘉宾的《求自得之室文钞》、徐子苓的《敦艮吉斋文存》、徐宗亮的《善思斋文钞》及陈衍的《石遗室文集》等均记其生平,子浚为撰《年谱》。

是书凡十六卷,内容繁富。凡川藏史地、域外知识、诗文考订皆所涉及。如卷五《西藏大蕃僧》、《西藏僧俗官名》、《蕃尔雅》诸则于西藏制度、语言均有简赅记述,足资考证。又《木兰生地时考》既据《木兰辞》,又旁征典实而考订“木兰盖古武威今凉州人也。其从军事在孝文帝太和二十年后,宣武帝景明、正始年间”,此亦可备一说。

撰者于探求域外新知最服膺魏源,尤推重《海国图志》,誉其书为“余数十年之所欲言、所欲究者,得默深此书,可以释然无憾矣”。是书卷十六为附图,集当时已有之世界地图于一编,除艾儒略、汤若望、南怀仁、陈伦炯等所制之图外,尚有姚氏所制之《中外四海舆地总图》、《新疆南北两路形势图》、《西边外蕃诸国图》、《新疆西边外属国图》、《西藏外各国地形图》、《乍雅地形图》等,皆各有图说。此不仅可供地图学研制之参考,亦以见中国近代学者对地理知识及域外情况的了解程度。

姚莹于鸦片战争中,非常钦佩林则徐的事功。道光二十五年十二月在由乍雅返成都途中,闻林则徐召回,喜而作《林制军内召》诗,中有“五年中外齐翘首”和“明诏应收父老泪”等句,表达出林姚沆瀣之情。道光二十七年六月,林赴任滇督,途经成都时,姚又专函介绍《康纪行》一书说:“予役两年,成《康纪行》十数卷。纪所历山川、风俗、人物,杂论古今学术、文章、政事。因考达赖、班禅、黄红教及天主教、回教之源流,是非明辨之以防人心陷溺之渐;因考前后藏而及五印度、西域诸国以及西洋英吉利、佛兰西、弥利坚之疆域情事,详著之以备中国抚驭之宜。”

书后有叶棠跋,说明此书写定于道光二十八年归桐城故里之时,而叶氏则为是书绘图并校阅全书。另有同治六年方复恒跋,记重刊此书之事。《识小录》是姚莹晚年编订的另一部有关边疆史地的著作。他于《康纪行》的自序中曾说:“莹自嘉庆中,每闻外夷桀骜,窃深忧愤,颇留心兹事。尝考其大略,著论于《识小录》矣。”是此书亦为姚氏有所发之作,非徒随笔小录而已。

是书多为历年读书心得,兼述异闻掌故。道光十三年曾有陈东海为之校订存稿,分编甲乙,并加弁首。称其“岁月积累成四五十卷,尝以假人,亡其八九,余稿无几”。是此书当为姚氏幸存残编。姚氏置稿箧中,直至道光二十九年,始付剞劂,并附注陈氏所定甲乙于条目之下,以存不没故人之义。姚氏复于陈序后附记刊行缘由。今读刊本,深惜其散佚之甚!

姚氏是嘉道学人中博学多通者,议论颇多新义,而用世之志未申,乃寄情于学术。此书对经史诗文、释道天文、轶闻掌故皆有所考辨。约其大端有:

其一,姚氏于汉宋之争,门户之见虽不深,但极尊朱熹。如卷一《朱子之学先博后约》条认为汉唐诸儒所长典章制度、名物训诂与宋儒的专精天人性命之理是人的精力各有专注。唯有朱熹则是“通材宏智,博学多能”,“非汉唐诸儒所及”,“盖孔子以后一人而已”。其《性与天道》条则谓朱熹“见理分理,澈上澈下,诸所发明,皆得圣贤不言之精义”。此说似尊朱近理,但同卷《读书大义》条论理、器、数的关系则又归于平实。他虽说“器统于数,数统于理”,却反对“托诸空言”的理,而主张“见诸行事”。如“舍器与数”,“人自以意为理”,则“异端邪说之患又生”。故断言曰:“世儒言理者或指器数为糠秕,而好器数者又讥空理之无据,胥失之矣。”所以我认为姚氏之学宗宋儒而不流空疏,好实学而不落烦琐。姚氏于评论人物也独有见地。如卷二《颍考叔》条评《左传》为“左氏浮夸,非独纪事好奇也,其称人也多失实”,并举《左传》论季文子之忠、郑庄公之礼、颍考叔之孝皆为“舍其大而录其细”,此正以见姚氏论人在取其大节。

其二,姚氏于书中多述释道。卷二《释氏五劫》、《佛名解略》、《观世音》,卷三《六根六尘六识》、《五眼》、《五山十刹》,卷四《三清》、《玉皇大帝》诸则皆为释道词语训诂。卷二《佛教传授源流》记教禅分门别宗,颇称简要有序。卷四《道书》、卷五《释氏经卷》可称释道典籍目录。

其三,姚氏于诗也多独抒己见。如卷三《李义山诗》条称:“世知玉溪生善学杜诗,而不知杜诗有酷似义山者。”《杜诗立言不类》条称杜诗“言浮而夸”,有“文人习气”。卷五《惜抱轩诗文》条对桐城宗主姚鼐的诗义进行全面评论。虽有扬祖德之处,然议论颇有可取,不失为研究桐城文派的资料。《梅村送浮屠文》条讥梅村不善为文,既于儒学无得,于佛法也属影响之间。而其皈依与钱牧斋同旨,立论不同于一般斥钱谅吴者,殊快人意。

其四,姚氏对历史与现状之论述两不偏废。如卷四《内旗外旗之别》、《喀儿喀内附始末》、《俄罗斯通市始末》、《库伦》、《卡伦形势》、《新疆两路形式》、《土儿扈特》、《廓儿喀》、《西藏》诸条评论东北、北方、西北、西南边区形势与典制,并涉及域外,皆是经世致用之作。卷六记汉之麒麟、云台,唐之凌烟,宋之崇德,明之功德庙等,皆标举建功立业诸功臣,而于清无述。岂因身处国势阽危,慨叹当世无崛兴之人以御外侮耶?又卷八《俞都转》条虽所记为两淮盐运使俞德渊的轶事,而主要引述俞之兴革盐务议论,似寓针对时弊之含义。

他如卷六记清疆吏武将轶事,足以见姚氏之博学而娴于掌故。若姚莹其人,事功、学术均有可记,而近代史学著述中颇少涉及,殊感憾然!

徐寿的生平与成就

一、初奠基础

 

徐寿字雪村,江苏无锡开原乡钱桥社岗人。清嘉庆二十三年(1818)出生在一个没有什么政治权势的地主家庭里。五岁丧父,家计比较困难。他曾经参加过一次为取得秀才资格的童生考试,但没有成功。不久,他感到靠八股文作敲门砖来取得功名地位并无实际意义,遂毅然放弃走通过科举做官的道路。他开始涉猎天文、历法、算学各种书籍。徐寿经过勤奋的自学钻研,终于走上了传播科学、运用科学的科学家道路。

道光二十三年(1843),徐寿二十六岁,正是鸦片战争甫经屈辱性的结束。这对身处战火曾经延烧过的地区的知识分子不能不有所触动。徐寿和同乡算学家华蘅芳结伴同到上海探求新知。那时,英国伦敦会传教士在上海开办了墨海书馆印刷所,聘请了著名的算学家李善兰等翻译西方的物理、动植物、矿物、生理等学科的书籍。徐寿和华蘅芳曾向李善兰请教质疑,并在回乡时采购了有关的物理仪器,准备亲自进行各种物理实验。有一次,徐寿曾为华蘅芳年幼的弟弟华世芳表演过一次科学游戏。他叠了一个小纸人,然后用摩擦过的圆玻璃棒指挥小纸人舞动,使华世芳感到十分惊异而狂笑不止。

咸丰五年(1855),上海墨海书馆用雕版刊印了《博物新编》一书的译本。这部书是英国医士合信原著,共有三集。内容涉及范围很广,但知识比较零散。其中第一集就载有近代化学知识,诸如养(氧)气、淡(氮)气和炭(碳)气以及其他一些化学元素,还写有一些化学实验方法。徐寿再次到上海时,就读到了这部书。虽然,他只能从书中学到一些不够系统、完整的化学知识,但已引起了他钻研化学的莫大兴趣。他又像初学物理时那样,亲手仿做了一些仪器,不仅按书本记载做实验,而且还设想了一些课题。徐寿把书本知识和科学实验紧密地结合起来,加深和巩固自己已有的知识,准备了进一步研究的条件。我国从18世纪后期开始对近代化学有所研究。19世纪40年代以来,又将近代化学的知识付之于某些课题的实验与应用,但尚处于一种萌芽状态。而徐寿则是继承了这一传统,开展较系统研究的化学家,为我国近代化学学科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二、“黄鹄号”的诞生

 

咸丰十一年(1861),曾国藩以“研精器数,博涉多通”的考语推荐和征聘了四十四岁的徐寿和其他几位科学家。次年,徐寿到曾国藩的安庆军营内军械所接受了专办制造事宜的委派。曾国藩保举他为“主簿”,他的中心工作是筹划建造一艘“黄鹄号”轮船。当时参加造船工作的有华蘅芳、吴嘉廉、龚芸棠和徐寿的儿子徐建寅(仲虎)等人。华蘅芳在绘图、测算和配置动力等方面给徐寿以极大的帮助,而徐建寅更有卓著的贡献。据孙景康撰《仲虎徐公家传》论其事说:

 

时公父方谋造黄鹄轮船,苦无法程,日夜凝思,公累出奇思以佐之。

 

徐寿的第一部译著《汽机发轫》可能就是为造船需要,或者是在造船工作启示下进行的。这部译著标志着徐寿从事翻译工作的开端。“黄鹄号”经过徐寿的努力,“鸠工庀材,经年告成”。这是一艘长五十余尺,每小时行速二十余里的木壳轮船,当时虽然被曾国藩认为它“行驶迟缓,不甚得法”,但这终究是徐寿及其助手不假手外国工匠,自己动手造器置机而建成的第一艘全部自造的木质轮船。实现了19世纪40年代以来林则徐、魏源、郑复光、丁守存等爱国者自造轮船的理想,开启了我国近代的造船业。

 三、翻译西书

 

同治五年(1866)十一月初,曾国藩回任两江总督,即派徐寿到上海襄办江南机器制造总局。当时,徐寿四十九岁,已经掌握了很多科学知识,并且有了一定的成就。清末杨寿枢等在要求褒扬徐寿并为立传的公呈中曾概括其前一阶段的成就说:

 

时百事草创,该故绅于造枪炮弹药等事多所发明。自制强水、棉花、药汞、爆药,并为化学工业之先导,而塞银钱出海之漏卮。其有功于国计民生甚大。中国军械既赖以利用,不受西人居奇抑勒。

 

但是,徐寿并不满足,他要进一步追求制造技术方面的科学原理,钻研专门学问。于是他向曾国藩提出了四项建议,即:

 

一为译书,二为采煤炼铁,三为自造枪炮,四为操练轮船水师。

 

其中最主要的是第一项,即要求翻译西方讲求实学的书籍以探求科学根底。这种不满足于一知半解的皮毛知识,而努力追求学术本原的精神,鼓舞着徐寿把主要精力倾注到翻译和传播西方科学知识的工作中去。同治七年(1868)他在制造局内专门设立了翻译馆,招来西人伟烈亚力、傅兰雅、林乐知和金楷理等,华人华蘅芳、李凤苞、王德均、赵元益以及他的儿子徐建寅等参加,开始进行大量的翻译工作。徐寿依靠西人的口述,克服层层的语言障碍,亲自执笔译书,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在《再上学部公呈》中说:“阅数年,书成数百种,泰西声、光、化、电、营阵、军械各种实学,遂以大明,此为欧西文明输入我国之滥觞。”

徐寿因译书功绩,声誉腾播,被曾国藩保荐为“县丞”。当时,许多大吏如李鸿章、丁宝桢、丁日昌等都争相罗致,屡次邀请徐寿去主持他们新办的企事业。而徐寿“以为恐废学业,不愿应聘”,并认为“译书行世较专治一事影响尤大”,毅然辞谢了他们的邀请,而把后半生的全部精力贡献于译书及传播科学知识的事业中,前后达十七年之久。光绪十年八月初六日(1884年9月24日),我国近代化学的启蒙者、爱国的科学家徐寿离开了人世,终年六十七岁。

徐寿在十七年的译书生活中,介绍了大量的西方科学知识,特别是近代化学知识,而被近代维新思想家王韬认为是“皆有裨于实用者也”。根据现在见到的资料,徐寿的译著共有二十余种:《汽机发轫》 九卷四册。此书为造船研究发动机而译。同治十年(1871)刊本。《化学鉴原》六卷四册。此书为普通化学,讲述化学的基本理论和重要元素。同治十一年(1872)刊本。《化学鉴原续编》 二十四卷六册。此书专讲有机化学。光绪元年(1875)刊本。《化学鉴原补编》七卷六册。此书专讲无机化学,其中一卷为《体积分剂》。光绪八年(1882)刊本。《化学考质》八卷六册。此书专讲定性分析。光绪九年(1883)刊本。《化学求数》八卷十四册(一说十五卷)。此书专讲定量分析,其中有《求数使用表》一卷。光绪九年(1883)刊本。《物体遇热改易记》四卷二册。此书为物理化学的初步知识。光绪二十五年(1899)刊本。《西艺知新》十卷六册。光绪四年(1878)刊本。《西艺知新续集》十三卷九册。光绪十年(1884)刊本。《宝藏兴焉》十六卷十六册(一说十二卷)。光绪十年(1884)刊本。《营阵发轫》(一名《营阵揭要》)二卷二册。《测地绘图》十一卷四册。光绪二十六年(1900)刊本。《周幂知裁》一卷。《求矿指南》十卷二册。光绪十年(1884)刊本。《法律医学》 二十六卷十二册。此书于徐寿生前已刻,未印。《造橡皮法》已译未刊。《造指南针法》已译未刊。《试验铁煤法》已译未刊。《造汽机等手工》未译完。《燥湿表说》已译未刊。《质数证明》未译完。《清史稿》本传推重《西艺知新》及《化学鉴原》二书“尤称善本”。徐维则等在光绪末所编《东西学书录》著录其中八种。

此外,徐寿还参加了《化学材料中西名目表》和《西药大成中西名目表》二书的编写工作。前书是为翻译《化学鉴原》一书需用统一定名而编制的工具书。徐寿制定统一定名是采取用外文第一音节来造新字的办法。他制定的钠、钾、钙、铅、镍、锌等二十种元素译名,一直为后世所沿用。

徐寿的这些译著和其他论述比较系统地反映了近代化学的主要内容。它不仅对奠定我国近代化学学科基础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其影响尚及于国外。日本知道徐寿译书情况后,曾派柳原前光等人到上海访问,购取译本,归国仿行,所以日本的化学译名多有与中国名称相同的。

 四、传播科学知识

 

徐寿在承担繁重翻译工作的同时,还不遗余力地从事科学知识的传播。大约在同治十二年底或十三年初 (1874),徐寿发起并联合中外同好在上海创办“格致书院”。召集初学者讲习西学、西艺。获得了“风气渐开,成就甚众”的成效。徐寿还为1876年所创办的 《格致汇编》写了序言。并在该刊发表过《医学论》、《汽机命名说》与《考证律吕说》等科学论文。起到了宣传科学的作用。格致书院是一个传播科学知识,进行科学教育的学术团体。它虽然还算不上是正规学校,但却是开办新式学堂的先声,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应有一席之地。科学知识的传播对19世纪末期维新思潮的高涨不能不说有着某些联系。而徐寿则为这一思潮的发展做出了应有的历史贡献。

徐寿不仅熟知化学、物理和机器等科学技术知识,而且还深通医学,能临床施治。同治元年(1862)闰八月间,著名诗人吴大廷患肠秘病。经徐寿精心治疗,病情逐渐缓解而痊愈。后来,吴大廷就特著此事于自著年谱。可见这是吴大廷认为一生中不能遗忘的大事,也反映了对徐寿医学造诣的钦佩。徐寿的译著中有《法律医学》一书也可证徐寿还是一位法医学者。

徐寿具有丰富的科学知识,所以竭力反对封建迷信。他主张婚丧葬不需选择黄道吉日,不滥祭鬼神,治丧不用僧道和吹鼓手,安葬不请风水先生。他在日常生活中,对“所有五行生克之说,理气浮浅之言,绝口不道”。他自奉俭约。时以余钱购买科学仪器,进行科学实验,“以实事实证,引进后学”。

徐寿既是一位博涉多通的通才,又是一位学有专长的专家。他不仅贡献毕生精力于科学研究与译述,还满怀热情地从事科学教育与宣传,甚至引导与影响他的儿子也投身于这项草创的事业中。所谓“子建寅,华封,皆世其学”,即指此而言。徐寿有三子:长子大吕,未流传事迹。次子建寅,字仲虎(1845—1901),曾以道员的身份参加过上海、金陵、山东、直隶各制造局的技术工作和译书工作,又到驻德使馆担任过二等参赞。后来专心致力于译著工作,有《器象显真》二册、《器象显真图》一册、《兵学》八册、《欧游杂录》二册、《德国合盟本末》一册、《德国议院章程》一册和《轮船布政》二册七种译著传世。徐建寅还与美国林乐知、宝山瞿昂来、英国傅兰雅广泛搜集资料,共同增补《海国图志》,成《续集》二十五卷。因此,后人论徐建寅成就时,曾把他与其父徐寿及华蘅芳并称为“三君著述几至等身矣”。

徐寿的一生是科学家的一生,徐寿的一家是科学家的世家。徐寿父子对传播科学知识和建立我国近代化学学科基础等方面的确做出了应有的历史贡献。我们不仅要纪念他筚路蓝缕的开拓之功,也应学习他发展民族科学事业的献身精神!

李慈铭和他的游记

晚清同光时期,绍兴出现了一位学问广博,而以诗词著称于时的名人,他名李慈铭,字爱伯,一作㤅伯,号莼客。道光十年(1830)生,光绪二十年(1894)卒,年六十五岁。李慈铭科场蹭蹬,仕途不畅,因此以狂傲骂座来掩饰他的失意。他生平好写日记,从二十余岁开始一直写了三十六年(1853—1889),名曰《越缦堂日记》,据说有六十余册,加上已佚的晚年日记八册,竟达七十余册,数量不可谓不大。内容所记为经历见闻及读书心得,但一如他的为人,后人读他的日记,总感到有做作之处,似是有意给人看的。鲁迅曾批评李慈铭日记中有涂改和让人看和抄的痕迹,认为:“我觉得看不见李慈铭的心,却时时看到一些做作,仿佛受到欺骗。”但是他的读书心得部分,由于李慈铭的学术底蕴较深,仕途又不甚得意,于是寄情读书,所以留下了许多有价值的内容。民国时有由云龙者,从《越缦堂日记》中,辑出其读书心得部分,题作《越缦堂读书记》,虽经排印,但未发行。20世纪60年代初,中华书局又据由氏辑本,与日记校订、增补,成近百万字的《越缦堂读书记》,分装二册,于1963年问世,为学术界提供了一部有一定学术水平可供参考的著作。于是人多以李慈铭与《越缦堂读书记》相联系,而忽略他的其他方面成就,特别是他的一本游记著述《萝庵游赏小志》。《萝庵游赏小志》为李慈铭抒写山川景物之作,文笔优美,清新细腻,每一小段皆可当游记美文读。其行踪所至,又每以干支纪年而有月日,类似日记体例,颇有益于了解撰者部分生平。是书所写上起道光二十年(1840) 十二岁时,下迄咸丰九年 (1859)。游踪所至,大抵不出绍兴、萧山及杭州周围。凡柯山、鉴湖、兰亭、舟山、灵隐、西湖、平湖、江寺等胜迹,皆有所记。如道光二十四年记游兰亭云:“山水秀发,朗然玉映,有王谢子弟清华蕴藉之观,乃知右军所取者,其风流相似也。其时亭馆已圮,竹圃亦就荒。惟林木翛翛,拂风映水,犹觉晋人吐属去今不远耳。”咸丰四年三月二十七日游柯山,记其景物是“一路山色浓蔚,林采晶碧,夕阳晃晃,金翠万层,是吾乡山水极着色画也”。撰者刻画山水,文字整齐,颇具意味。虽非长篇,但小品自有韵致,绍郡风流,尽在笔下。撰者于写景中,间记社会情态,如记道光二十一年绍兴庆祝道光帝六十寿辰之盛况云:

 

辛丑八月,宣宗六旬万寿,越中张灯特盛……极力绘日月之光,报功德之盛。城中江桥笔飞坊至东昌坊大街,十里廛肆鳞栉,各处灯样,以工相尚。鸾回鹤耸,云实日华。又尽出奇器宝物,青鼎绿彝,玉屏珠帘,以及古书古画、珍禽异兽、瑰草奇花之属,无不护以栏楣,夹道列观。入夜则星火渐繁,笙歌迭起,而各寺庙中,复结采台舞榭,标云叠霞,敷金散赩,绛天百仞,繁曜缀空。游人多饰香车宝马,一片光明锦绣中。钗钿咽衢,褂襦寻巷,所谓路曜便娟,肆列窈窕者……盖吾越繁盛,极于此矣!至九月,英夷陷宁波,犯余姚,粤人仓皇四遁,久而始定……

 

强敌压境,犹奢靡侈华如此。宜乎其兵备废弛,粤海败绩,浙东告急。道光帝于清代诸帝中,尚有节俭之称,而莼客此记,亦当破其虚谀矣!

是书成书于同治元年,为忆往之作。其书首有自序云:

 

同治壬戌(元年),客居京师,涕泪幽忧中,间取昔来游赏之事,一一志之。冀假虚沤,以沫枯鱼,设寓食以起饿隶,后有览者,不其悲乎!呜乎!自幼而壮,游之事可尽也。一石一水,一树一卉,随所记忆,略诠次之,名以萝庵。

 

自序又云,其所以名书为“萝庵”者,以其极赏柯山萝庵左近之景物,以为此“可以名平生之赏”,而“在予之游赏,惟萝庵为可名也”。故此小志中亦以记萝庵风景为特详。绍兴今为文化名城,遍地人文风流。李慈铭其人其书,亦可为绍兴文化增一碎玉,实应为当地所重视!

陆心源与皕宋楼

皕宋楼主人陆心源(1834—1894),字刚父,号存斋,晚称潜园老人,浙江归安人(今属湖州市)。他存世的年代正是中国封建社会末期和近代初期相交的时候,是从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历史发生巨变,清廷已日渐衰弱的时候。他在咸丰九年(1859)获取举人身份后,即在大吏的提携下,从军功的渠道走向仕途。曾任广东知府、南韶兵备道、福建盐法道等中层官职。去官后,即归隐于归安城东莲花庄北。自辟小园,取名“潜园”,以示摆脱仕途之立意,专事藏书、校书工作,立志读尽天下书。凡遇异书,必倾囊采购,成为晚清四大藏书家之一。

陆心源不仅是著名的藏书家,而且在学术著述上也极有成就,尤其在古典目录学方面产生了很大影响。陆心源凭借自己丰富的藏书,刊校古籍,专心致力于这方面的著述,共著书九百四十余卷,合称《潜园总集》。其中《皕宋楼藏书志》一百二十卷、《皕宋楼藏书续志》四卷、《仪顾堂题跋》十六卷和《仪顾堂续跋》十六卷等四部书目和题跋之作,在近代目录学史上,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其题名“仪顾”者,为表示心仪清初顾炎武之学术,而以好古学、藏古籍自矜。陆心源特别关注搜集散佚文献,尤癖好唐文,曾搜集旧文,增补新出金石文字,辑《唐文拾遗》八十卷、《唐文续拾》十六卷。又在厉鹗《宋诗纪事》的基础上,辑增三千余人,诗八千首,撰《宋诗纪事补遗》一百卷。并为厉书中的人物小传补其不足,成《小传补正》四卷。其他尚有《群书校补》一百卷、《吴兴诗存》四十卷、《吴兴金石记》十六卷及《归安县志》五十二卷等多种著作。

陆心源是清代藏书家中无藏书世家背景的藏书家。他是从自身开始大量购书藏书的。当时正值太平天国运动和第二次鸦片战争,江南遭受兵燹之灾最烈。一些有名的藏书家在动乱中无力自保,藏书纷纷散出。陆心源则借此时机,大力搜罗宋元旧椠。各家名藏多集于陆氏之藏。聚书成家,终跻身于大藏书家之列。

皕宋楼的大部分藏书得自上海郁氏宜稼堂旧藏。宜稼堂是上海著名藏书家郁万枝(松年)的藏书楼名。郁万枝几乎尽收当时著名藏书楼的藏书。如艺芸书舍、水月亭、小读书堆、五研楼等处旧藏,其中有许多珍籍。日人岛田翰在其所著《皕宋楼藏书源流考》中说:“心源皕宋之书,大半出于郁氏”,多“明后佚书,人间未经见”者。这是陆氏一次大规模的聚书,共计购得郁氏旧藏四万八千七百九十一册。这批书奠定了陆氏藏书的基础。其后,陆心源又购得同县严氏芳菽堂、刘氏眠琴山馆、长洲蒋氏心矩斋、福州陈氏带经堂、归安韩子蘧、江都范筌、吴县黄荛圃、杭州平甫季、言二劳、吴县周谢庵、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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