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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05-21 08:5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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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学亮

出版社: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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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干线:襄渝铁路设计施工与建成通车

西南干线:襄渝铁路设计施工与建成通车试读:

前言

自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新中同已走过了60年的风雨历程。历史是一面镜子,我们可以从多视角、多侧面对其进行解读。然而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半个多世纪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教育、科技、社会、民生等领域,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中华民族已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60年是短暂的,但这60年带给中国的却是极不平凡的。60年的神州大地经历了沧桑巨变。从开国大典到60年同庆盛典,从经济战线上的三大战役到经济总量居世界第三位,从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三大改造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确立,从宜将剩勇追穷寇到建立了强大的国防军,从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到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从“双百”方针到体制改革后的文化事业欣欣向荣,从扫除文盲到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建设新型国家,从翻身解放到实现小康社会,凡此种种,中罔人民在每个领域无不留下发展的足迹,写就不朽的诗篇。

60年的时间在历史的长河中可谓沧海一粟。其间究竟发生了些什么,怎样发生的,过程怎样,结果如何,却非人人都清楚知道的。对此,亲身经历者或可鲜活如昨,但对后来者来说却可能只是一个概念,对某段历史的记忆影像或不存在或是模糊的。基于此,为了让年轻人,特别是青少年永远铭记共和国这段不朽的历史,我们推出了这套《共和国故事》。《共和国故事》虽为故事,但却与戏说无关,我们不过是想借助通俗、富于感染力的文字记录这段历史。这套500册的丛书汇集了在共和国历史上具有深刻影响的500个蘑大历史事件。在丛书的谋篇布局上,我们尽量选取各个时代具有代表性的或深具普遍意义的若干事件加以叙述,使其能反映共和国发展的全景和脉络。为了使题目的设置不至于因大而空,我们着眼于每一重大历史事件的缘起、过程、结局、时间、地点、人物等,抓住点滴和些许小事,力求通透。

历史是复杂的,事态的发展因素也是多方面的。由于叙述者的视角、文化构成不同,对事件的认知或有不足,但这不会影响我们对整个历史事件的判断和思考,至于它能否清晰地表达出我们编辑这套书的本意,那只能交给读者去评判了。

这套丛书可谓是一部书写红色记忆的读物,它对于了解共和国的历史、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和中国人民的伟大实践都是不可或缺的。同时,这套丛书又是一套普及性读物,既针对重点阅读人群,也适宜在全民中推广。相信它必将在我国开展的全民阅读活动中发挥大的作用,成为装备中小学图书馆、农家书屋、社区书屋、机关及企事业单位职上图书室、连队图书室等的重点选择对象。

编者2010年1月

一、中央决策与规划

●毛泽东指出:要有第三线,要搞西南后方,在西南形成冶金、国防、石油、铁路、煤、机械工业基地。

●周恩来说:“毛主席亲自确定了襄渝铁路的走向,这条铁路要快修。修好这条铁路,四川就形成了四通八达的局面,‘天府之国’的交通就活了。”

●周恩来再三嘱咐何辉燕说:“这个任务就交给你们铁道兵了,要带领和团结广大人民群众,把铁路早日修起来!”

中央发出建设大三线号召

1964年,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作出一项重大的战略决策,集中力量进行中国的大三线建设。

毛泽东提出三线建设的战略构想,他指出:

把全国划分为前线、中间地带和战略后方,分别简称为一线、二线和大三线。

按照中国军事经济地理区划,沿海地区是第一线,包括沿海和边疆省区。如北京、上海、天津、辽宁、黑龙江、吉林、新疆、西藏、内蒙古、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广东等。

三线则是指长城以南、广东省韶关以北、京广铁路以西、甘肃乌鞘岭以东的广大地区。包括基本属于内地的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宁夏、青海7个省区及山西、河北、河南、湖南、湖北、广西等省区靠内地的一部分,共涉及13个省区。

四川、云南、贵州及湘西、鄂西为西南三线,陕、甘、宁、青及豫西、晋西为西北三线。

相对于西北、西南的大三线,中部及沿海地区腹地称小三线。

介于一、三线地区之间地带,就是二线地区。

1960年中苏两国的关系急剧恶化,苏联在我国北部边境陈兵百万,对我国虎视眈眈。

盘踞在台湾的蒋介石政权咄咄逼人,妄图反攻大陆。

1962年,印度在中印边境挑起事端,直接导致中印军事冲突。

1964年,美国制定了绝密报告《针对共产党中国核设施进行直接行动的基础》,试图出动空军袭击中国即将进行第一颗原子弹实验的核基地,并打算联合苏联进行。

美国总统约翰逊和国务卿腊斯克、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就此进行了讨论,并与台湾进行了具体商议。

美军在台湾海峡举行了核战争演习。

1964年8月2日,北部湾事件爆发,美国驱逐舰“马克多斯”号与越南海军鱼雷舰发生激战,美国第七舰队125艘军舰、600余架飞机开进北部湾,悍然袭击越南北部。

越南战争规模扩大,并延烧到中国南部地区,海南岛和北部湾沿岸都落下了美国的炸弹和导弹,直接威胁中国安全。

白宫扬言要教训中国,形势一度非常紧张。

这期间,毛泽东根据形势判断,当即告诫全国:

要准备打仗,准备大打,准备打常规战争,也要准备打核战争!

1964年5月到8月间,毛泽东多次就三线建设问题同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人谈话,反复强调了建设三线的重要性。

在1964年6月6日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做了讲话,讲话集中在两个方面:

1、改变计划方法。过去制定计划的方法基本上是学苏联的,先定下多少钢,然后根据它来计算要多少煤炭、电力和运输力量,再计算要增加多少城镇人口、多少福利。

钢的产量变小,别的跟着减。这是摇计算机的办法,不符合实际,行不通。这样计算,把老天爷计算不进去,国际援助也计划不进去,天灾来了,偏不给你们那么多粮食,城市人口不增加那么多,别的就落空。打仗计划不进去,国际援助也计划不进去。

要改革计划方法,这是一个革命。学上了苏联方法以后,成了习惯势力,似乎难以改变。这几年我摸索出了一些方法,我们的方针是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

按照这个方针制定计划,先看能生产多少粮食,再看需要多少化肥、农药、机械、钢铁,还要考虑打仗的需要。

2、进行战备,只要帝国主义存在,就有战争的危险。我们不是帝国主义的参谋长,不晓得他们什么时候要打仗。决定战争最后胜利的不是原子弹,而是常规武器。

要搞三线的工业基础的建设,一、二线也要搞点军事工业。各省都要有军事工业,要自己造步枪、冲锋枪、轻重机枪、迫击炮、子弹、炸药。有了这些东西,就放心了。

一个多月前,总参谋部向中央的报告中谈到:

在敌人突然袭击时,情况相当严重。

第一、工业过于集中。全国14个百万以上人口大城市,就集中了约60%的主要民用机械和52%的国防工业。

第二、大城市人口多。全国14个百万人口的大城市,大都在沿海地区,防空问题尚无有效措施。

第三、主要铁路枢纽、桥梁和港口码头多在大城市附近,还缺乏应付敌人袭击的措施。

第四、所有水库的紧急泄水能力都很小,一旦遭到破坏,将酿成巨大灾害。

除国防工业外,3年自然灾害的痛苦教训,使人们对于保证基本日常生活用品和食品的要求殊为迫切。

在1964年2月到4月,农业、财政、工交长期规划会议先后召开。

谭震林主持研究落实5亿亩稳产高产农田的建设问题。

李先念主持财贸会议讨论农产品收购政策。

薄一波主持工交会议。

长期规划会议认为:“三五”计划的中心任务:

一是按不高的标准基本上解决吃穿用,1970年粮食达到600亿斤左右,衣着消费量达到人均24尺左右;

二是兼顾国防,解决国防所需的常规武器,突破国防尖端技术;

三是加强基础工业对农业和国防工业的支援。

归纳起来就是:吃穿用第一,基础工业第二,国防第三。

毛泽东显然对这个计划安排不满意。

5月27日,毛泽东找来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李富春、彭真、罗瑞卿等人谈了他的一些看法。

毛泽东从存在着战争严重威胁的估计出发,他提出:

在原子弹时期,没有后方不行。

……“三五”计划要考虑解决全国工业布局不平衡的问题,要搞一、二、三线的战略布局,加强三线建设,防备敌人的入侵。

毛泽东说:

大家如果不赞成,我就到成都、西昌开会。

……

前一个时期,我们忽视利用原有的沿海基地,后来经过提醒,注意了,最近这几年又忽视屁股和后方了。

毛泽东的态度迅速扭转了大家的认识。第二天,个人发言陆续表态。

李富春说:

战略布局问题我们在计划中注意不够,主要是工业布局的纵深配备问题。现在是原子时代,我们整个工业的战略布局,必须要真正重视建设后方,搞纵深配备,战略展开。可是我们在计划中间对西南的建设就注意不够。比如铁路修建,成昆路没有安排,湘黔路只安排了一半。

周恩来说:

这个计划一看就看得出来,不仅成昆铁路跟张家口到白城子的铁路没有列上,就是拿整个运输力量跟整个生产量的对比来计算也能看出,交通运输方面的安排是通不过的。

这就是说,这个布局是不完全的。基础工业上不来,怎么能够支援农业跟照顾国防呢?

刘少奇着重讲了控制基本建设规模。他说:

昨天在主席那里谈的基本的一点,就是搞四川这个第三线,现在要准备,要着手。现在不着手,耽误了时间,将来不利……

最近的确是有这样一个苗头,一放松大家就放手去干,这个苗头继续发展下去,就又要发生过去基本建设战线过长等问题。酒泉似乎也可以慢一点。

经过讨论,大家取得了一致的意见,决定把毛泽东的意见和“初步设想”结合起来,在逐步解决吃穿用问题的同时,加强三线建设。

邓小平说:

这次计划按农轻重,解决吃穿用和两个拳头、一个屁股进行安排,是建设的完整方针。攀枝花钢铁工业基地的建设,第三个五年计划打基础。

毛泽东在会议上明确指出:

要有第三线,要搞西南后方,在西南形成冶金、国防、石油、铁路、煤、机械工业基地。

他又强调说:

我们的工业建设,要把攀枝花钢铁厂建起来。

毛泽东的话引起了与会者的共鸣,大家一致拥护他的主张:

在加强农业生产、解决人民吃穿用的同时,迅速展开三线建设,加强战备。

毛泽东同时也考虑到,由于地理和历史的原因,当时中国70%的工业分布于东北和沿海地区。从军事经济学的角度看,这种工业布局显得非常脆弱,东北的重工业完全处于苏联的轰炸机和中短程导弹的射程之内。

毛泽东还想到,在沿海地区,以上海为中心的华东工业区则完全暴露在美国航空母舰的攻击范围中。

毛泽东担心,一旦战争开始,中国的工业将很快陷入瘫痪。

1969年12月,在成昆铁路还没有完全修完的时候,毛泽东就确定了襄渝铁路的走向,而且提出要快修襄渝铁路。

周恩来决定修建襄渝铁路

1965年12月,铁道部第二勘测设计院,在对曾经两次上马又下马的川豫铁路再次勘测设计后,他们确定线路由襄樊至成都,称襄成铁路。

早在民国初年就曾有人建议修建信阳至成都的铁路,但未能如愿。

抗日战争期间,国民政府编制的《战后铁路复兴计划概要》中,也曾提出修建川陕铁路重庆至紫阳段,然而也不过是纸上谈兵。

1967年,铁道部第二勘测设计院拿出了襄成铁路初步设计。

1968年2月,铁道兵党委向国务院、中央军委正式提交了《修建渝达铁路的报告》。中央出于国防建设的需要,作出决定,先修重庆至达县的渝达铁路,缓建成都至达县段。

1968年底,在京西宾馆的会议上,周恩来参加了铁道兵和铁二局人员的小组会,他逐一询问了成昆铁路的具体通车时间。并在当晚的全体人员大会上,指名铁道兵参谋长何辉燕负责西南铁路修建任务,一手抓成昆,一手抓襄成。

铁道兵党委根据周恩来的指示,组成了以何辉燕为首的西南铁路建设领导小组,于1969年初开始工作。

1969年1月,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国家计委、建委确定:

铁道兵负责施工的西南铁路建设,包括成昆、渝达线、襄成线和渡口支线、连同京原线、嫩林线的计划、投资。

1969年3月11日,中央军委批复,为统一领导西南地区铁道兵施工部队,同意在成都成立一个精干的指挥机构。

1969年5月12日,周恩来主持召开三线建设会议,决定西南三线建设委员会,以四川省为主,云南、贵州省及中央有关部门参加。

周恩来同时宣布,撤销原西南铁路建设工程指挥部,西南铁路建设由铁道兵统一组织指挥。

1969年6月15日,总参谋部正式下达了《铁道兵西南指挥部编制》。

何辉燕兼任铁道兵西南指挥部司令员,苏超任政治委员。

根据上述决定,铁道兵党委调铁道兵参谋长兼大兴安岭林区会战指挥所司令员何辉燕参加西南三线建设委员会。

何辉燕在成都成立铁道兵西南指挥部,负责成昆线、襄渝线的部队以及在西南的工厂、仓库等单位的党政、军事领导工作。

当时,苏联出于自身对西伯利亚以远控制能力脆弱的担心,对中国在远东具有的绝对地缘优势和急剧膨胀的庞大族群优势满怀戒意,认为中国的工业化和战略力量成长意味着自己远东存在的结束。

曾经,苏联寄希望于中国的“权利更迭”,又断绝了“老大哥”重叙兄弟友谊的这一线希望。

中苏间的敌对已在所难免,自1965年末起,苏军在中苏边境布置了55个步兵师,12个战役火箭师,10个坦克师,4个空军军团,总兵力100万以上。除帕米尔高原无人区外,在长达1800公里的我国边境线上,重兵压境。

中苏间漫长的国境接壤,决定这种战争更具有全面性与突然性。

1969年8月13日在铁列克提苏军对我边防军突然发动攻击,导致我军牺牲79人。

1969年9月柯西金秘密来访,代表苏联政府表达双方相互妥协的意愿,但中央政府依然不敢把国家安全维系在别人的承诺上。

1969年底,中央确定渝达、襄成两线合一,称襄渝铁路。

同年12月29日,周恩来召开会议,研究加快铁路建设问题。铁道兵司令员刘贤权、铁道兵西南指挥部司令员何辉燕参加了会议。

周恩来手拿一支红蓝铅笔,指着桌上一幅中国地图说:

毛主席亲自确定了襄渝铁路的走向,这条铁路要快修。

修好这条铁路,四川就形成了四通八达的局面,“天府之国”的交通就活了。

周恩来当时紧握着何辉燕的手,再三嘱咐说:

这个任务就交给你们铁道兵了,要带领和团结广大人民群众,把铁路早日修起来!

指挥部调兵增援襄渝铁路

1969年3月,珍宝岛事件爆发,周恩来根据形势,再次指示:

襄渝铁路必须于1972年全线通车

新组成的铁道兵西南指挥部看到,任务如此严肃地摆在面前,而且绝不允许有丝毫疏忽。他们只好一手抓成昆,一手抓襄渝。

当时,与攀枝花钢铁基地和新近从外地迁到西昌的航天发射基地紧紧相连的成昆铁路还没有全线通车,要配套使用,还有大量工作要做。成昆铁路不完工,部队就撤不下来。

指挥部决定,集中兵力打歼灭战,在搞好成昆铁路铺轨通车和收尾配套的同时,抽出先遣人员开赴襄渝线作准备工作。

1970年7月1日,在成昆线上的施工队伍终于完成了铺轨任务,从此,指挥部的主要精力逐步转到了襄渝线上。

铁道兵领导机关根据各部队担负任务的情况,陆续向襄渝线调集部队。

早在1968年4月,第六师已经从东北调入重庆。

在襄渝线东段,为支援第二汽车厂大规模展开的建厂工作,国家要求铁路必须于1970年通车到十堰。因此,1969年3月,担任援越抗美修建公路的第十三师从越南回国调入襄渝线东段。

1969年5月,第七师从成昆线陆续转上襄渝线,进入达县地区。

1969年下半年,第一师也从成昆线调入了襄渝线东段。

1969年底,第八师由成昆线陆续调入万源地区。

指挥部又看到,襄渝线中段地质复杂,工程艰巨,将成为决定整个铁路能否按时完成任务的关键。必须调集力量,尽早开工,才不致于延误整个工期。

因此,铁道兵领导机关从铁道兵部队中,再调3个师来到襄渝线。

1970年初,第十师陆续调入襄渝线中段地区。

同年第一季度,多年驻守福建、担负战备任务的第十一师调入襄渝线中段的安康以南地区。

同年第二季度,刚从援越抗美战场归来的第二师也调入襄渝线中段紫阳地区。

至此,铁道兵投入襄渝线的兵力,8个师以外加6个师属团以及机械团、汽车团两个独立团,一共有23.6万余人。

但指挥部仍然考虑到,由于要求通车的时间紧迫,工程必须全面开花,部队没有多少转场和调换余地。因此,劳力缺口仍然很大。

指挥部将这种情况上报国务院,要求劳力支援。

经国务院批准,湖北动员民兵14万人,陕西动员民兵、学生15万人,四川动员民兵30余万人,共同参加襄渝铁路的建设。

全线施工高潮的时候,民兵有59万人,军民共计82余万人。全线先后投入各种机械1.4万余台,运输车辆8500余台。

任务紧急,指挥部感到压力是相当大的。而且,铁路要上马,设计要先行。

指挥部派出多支勘测设计队伍,本着“边勘测、边设计、边施工”的指导思想,争分夺秒,对襄渝线进行施工同时的测量和设计。

铁道部第二、第四设计院,大桥工程局,第三设计院和电气化工程局等大批设计人员,集中到了襄渝线。

各设计院共投入50多个设计队,6000余人,参加了襄渝线的设计会战。

与此同时,水电部门在沿线修建了11万伏输变电工程。

1970年东、西头分别送电到白河、万源,1971年分别送电到安康、紫阳。

交通部组成山东、安徽两个车队和部分船只,支援铁路建设工地的运输。

建工部西安红旗钢筋混凝土构件厂,生产部分钢筋混凝土预应力梁,保证铺架的需要。

商业部为襄渝铁路施工部队、民兵调拨日用品,保证施工人员生活需要。

当时,成昆线上的爆破声还没有完全停止,战士们身上的硝烟还没有完全散尽。

但大家都意识到,一场比成昆铁路更艰巨、更复杂、更壮观、更激动人心的修路战斗,就要在巴山蜀水之间打响了!

勘测设计与施工同时进行

襄渝线襄樊至莫家营段56公里,1960年已经建成通车。

新建铁路正线长859.6公里,由铁道部第二、三、四勘测设计院和电气化工程局设计,铁道兵担负施工。因为时间紧迫,所以采取了“边施工、边勘测、边设计”的方案。

参加施工的铁道兵部队有8个师、2个独立团,另有铁道大桥工程局、电气化工程局和湖北、陕西、四川等省民工。

全线东西两段分别于1968、1969年开工,中段于1970年第一季度开工。

其实,早在1917年5月,北洋政府交通总长许世英代表中国政府,与美国裕中公司签订了一份承造铁路的合同,允许裕中公司在中国境内承造总长1769.9公里的铁路。

根据合同,裕中公司商请交通部,由河南周家口至湖北襄阳的一条铁路,约计362公里,定名为周襄铁路。

并于1918年1月设立周襄铁路工程局,投入测量勘探周襄路线。经过的重要城镇有堰城、大刘店、问津寨、吴城、新安店、舞阳、谢店、保安镇、招抚岗、独树、方城、博望、新店、南阳等,并以此做出了一份勘探报告。

1918年6月,周襄铁路测量完成后,裕中公司又商准交通部,将周襄铁路延伸为信阳至成都,为将来承建入川铁路做准备。

当时,交通部正准备设计一条四川与湖北之间的铁路,即川汉铁路。

为了证明自己的路线更有优势,裕中公司还成立了勘探队,对交通部拟议中的川汉铁路途经三峡的部分线路进行了勘测,并拍摄了沿途的山川地形,以说明此条路线施工艰难、成本巨大。

这些照片与勘测数据,也一并附于另一份上呈给交通部的报告里。

新中国成立后,铁道部第二、四设计院于1958年前后曾经对襄渝铁路进行过规划和勘测,但是到1962年,襄渝铁路因计划调整而全线停工。

1968年,作为国防备战和二汽建设的共同需要,国家正式决定将襄渝铁路作为三线建设的重要项目之一。由于襄渝铁路项目启动在先,二汽建设项目启动在后,按照原来的工程进度,襄渝铁路的工期就完全不可能与二汽建设的工期吻合。

为了保证二汽建设,国家决定对襄渝铁路项目加速,尽快实现襄渝铁路东段襄樊至十堰段通车,并最终贯通横跨鄂陕川三省、全长915.6公里的襄渝铁路。

襄渝铁路原勘测的路基是穿过玉虚宫,若如此,武当山最大的古建筑将不复存在。

当时,玉虚宫的道士李诚玉得知这个消息后,多次向部队首长表示该宫不能被毁。

李诚玉从明朝大建武当时该宫是大本营谈起,说到历史上在该宫举行的各种法事活动,甚至是该宫的地理风水。

李诚玉迫切的要求、生动的叙述打动了部队首长。该师师长董超亲自批准将此段铁路向北移动500米,移到宫门以外,从而避开了该宫。

但是,襄渝铁路却因此而增加了“老营1号”、“老营2号”两个隧道,延长了剑河大桥的长度。增加了工程费用和部队施工的难度。

其实襄渝线为什么从一开始到修通路线变来变去,就是因为大巴山和秦岭的阻隔。工程人员在实际考察中发现了一条几乎是天赐的好线路:

川东有平行的几条山脉:从西到东是东北、西南走向的华蓥山、铜锣山、明月山,从重庆出发在华蓥山和铜锣山之间,平行着山势北上达州。

这一段隧道和桥梁很少,是建铁路的极好路段。

但是当时这一线的邻水和大竹县提出不想铁路过境,因为占地太多,影响粮食产量。

于是线路只好从重庆出发,向西穿过一群隧道,再穿过华蓥山的南端“中梁山”,绕在华蓥山的西侧北上达州,在三汇处又向东穿过一群隧道,最后穿过华蓥山的北端“铁山”进入达州。

这就是为什么达渝段隧道几乎全集中在达州到三汇,和回龙坝到菜园坝之间。

到了达州,继续利用西部铁山和东部凤凰山之间的相对平坦地势北上,绕后沿着州河上游的后河所切割的一条大巴山峡谷北上,直达万源,这极大地减少了隧道的长度和数量,更减少了坡度。

到了万源后河道结束,穿过30多个隧道到毛坝关,又到了汉江支流任河,又可以利用任河、汉水河道东去安康、十堰。

只是从万源到毛坝关没有河道利用了,只能硬穿山,而且由于后河河道比任河河道高程低,这一段还有一个展线来爬坡。

到了湖北境内,又可以利用汉江河道平行着武当山东南下襄樊。

二、铁路施工与建设

●大家说:我们没有赶上当年红军爬雪山过草地的艰苦生活,今天参加祖国的铁路建设,为人民吃点苦,虽苦犹甜。

●苏超说:这里的条件的确艰苦,也许是命运的决定,凡是无人迹栖息之地,必定是咱们铁道兵修路的好去处。

●朱兴明对大家说:只要我们认真实践,从失败中吸取教训,也一定能够获得自由。

抢修通往工地的公路

铁道兵某部三营刚进工点,就接受了抢修通往襄渝铁路工地的公路任务。

初到工地时,没有房屋,他们就天当被,地当床,睡在崖河滩上。粮食运不进来,他们就以面糊当饭,盐水当菜。

大家说:“我们没有赶上当年红军爬雪山过草地的艰苦生活,今天参加祖国的铁路建设,为人民吃点苦,虽苦犹甜。”

十一连先来到了吊灵沟,大家事先了解到,吊灵沟是这条公路的门户。这里沟深坡陡,岩石林立,是有名的险道。

当地人说,因为旧社会常有出外谋生的穷人在这里失足丧命,所以人们称它“吊灵沟”。

而战士们知道,新修的公路必须从这里通过。

大家发现,吊灵沟坡面上的泥土全部都被堆积在沟底缓坡的外面,形成了一个个烂泥坑,而当时又恰巧遇到雨季,施工地段全是半米多深的浆糊一样的淤泥。

大家先是用铁锹铲,但他们很快发现,这样甩出去的还不如粘在铁锹上的多,如果用耙子扒,挖下去4个眼,掘起来4条缝。

大家心里着急,公路不能及早修通,工程材料运不进去,铁路上的工程也无法开工。

晚上,当夜幕遮盖了群山,战士们都进入了梦乡的时候,九班班长周和平却久久不能入睡。他想起了刚接受任务的时候,首长看着他,说:

为大部队参加会战作好准备,我们要克服一切困难,完成公路抢修任务。

周和平这样想着想着,他一骨碌爬了起来,从床上拿出锯子就往外走。

周和平刚走出帐篷,不料正好碰上了连长,连长问他:“小周,不睡觉又想搞什么发明?”

周和平说:“我想用柴禾堆里的短树,做几块刮泥板。”

连长立即说:“走,咱俩一块去干!”

随即,两个人就消失在茫茫的黑夜之中了。

第二天,周和平和连长把他们制成的刮泥板拿到现场一试,对付稀泥浆确实有用。

连党支部及时推广了九班的经验,全连做了100多块刮泥板,再也不愁烂泥滩难对付了。

战士周香刮泥的时候,他的脚被埋在烂泥里的荆棘刺伤了好多地方,排长命令他在家里修理工具,周香却赖在工地上硬不走,干了一个工班又一个工班。

大家终于刮去了稀泥浆,但再往下面却又是粘浆层。而对付这样的土需要大量的土箕。

当时,由于交通还不便利,工具满足不了施工的需要,于是,大家从生产队那里买来了竹子,自己动手编了70多副土箕,大家肩挑手端连续苦战。

副班长李万国一干就是两个工班,80多公斤重的一背篓土已经够重的了,李万国却说:“不过瘾。”他背上一篓,手里又撮上两土箕,走起来一溜小跑。

为了提前抢修公路,大家连夜苦战,穿着雨衣干活不方便,他们干脆甩掉雨衣干。

战士范广令的手被含碱性的粘土蚀得裂开了一道道口子,但他为了不让战友们发现,就每天带着胶手套干活。

十一连的干部战士苦战了23个日日夜夜,他们终于提前7天完成了打通吊灵沟的任务。

接下来,公路要经过一座高200多米的悬崖。当地人把它叫做“断头崖”。

大家看到,这座悬崖就象刀削斧砍的一样,上插云天,下临深涧。

大家来到这里唯一的小山路旁,他们发现了一块石碑。石碑是清朝乾隆当地官员立的,上面写道:

此路乃万源至紫阳必经要道……通达四海,奈以崇山峻岭,道路崎岖,善骑者下马而叹,步行者顿足而嗟。

如今,战士们要在断头崖的半山腰上修出一条公路,这既是一场苦战,也是一场智斗。

按原设计方案,要在这赶时间打一座60多米长的公路隧道。这样要投入一个连的兵力,两个多月才能完成。

但三营从他们担负的任务看,却只允许他们在断头崖布置一个排的兵力,工期也只有一个月。

营领导想到,襄渝铁路建设,工地需要大量材料,公路施工必须争分夺秒进行。

因此,营党委号召大家从改变设计方案上想办法。营长张治业为了掌握第一手材料,带病和大家一起攀崖走壁,调查研究,拟订出了多种方案。

大家经过反复讨论和比较,决定从悬崖的腰眼里掏一个炮眼,装进炸药,把断头崖拦腰斩断。

但是,要把断头崖斩得干脆利索,一炮解决问题,关键是精确地确定炮洞的深度和需要的药量。

技术员张汉阳带着测量班的人脚穿草鞋,腰里拴上保险绳,下到了断头崖。但是,陡峭的崖壁没有架水平仪的地方,他们只能用皮尺和花杆进行测量。

甚至有的地方,他们连花杆都立不住,他们就把皮尺与花杆换过来用,将皮尺的一头绑在花杆上,另一头拴上石头往下坠,用花杆作水平线,皮尺作垂直线。

大家就凭着这样一些简陋的工具和土办法,在断头崖的3个临空面上反复测量了6次。终于算出了断头崖的最小抵抗半径,绘出了图纸。

接着,他们又把有经验的老炮工请来一道分析研究,根据悬崖的山体压力和岩石硬度,确定了炮洞的深度和所需的药量。

测量和计算的难点攻克了,但大家感觉到,施工仍是一场硬仗,由于洞子只有1米宽,站着打锤头碰顶,坐着打使不上劲,只好跪着打眼。

这样,就是打锤能手也免不了要滑钎了,掌钎的战士经常挨锤打,而且进度也很慢。大家都积极努力想办法,尽快适应在小洞子里作业。

大家刻苦练习,反复摸索。新战士赵正倍在自己的铺底下安了个小木桩,一有空就钻到床底下练习起来。

就这样,大家很快就掌握了在狭窄炮洞里抡锤打眼的技术,全排战士奋战一星期,在断头崖的半腰上掏进去一个15米的大炮洞。

一天,当晚霞把断头崖涂上了一层金辉的时候,大家只听得一声巨响,断头崖腾空而起。千古悬崖仅用了18天的时间就搬了家。

昔日“善骑者下马而叹,步行者顿足而嗟”的崎岖小路,如今成了平展展的运输大道。

三营来到了“陡天坡,这是他们抢修公路的最后一道难关。”

公路从这里通过要横跨5条滑石沟,劈开7座鹰嘴岩。

当时,部队的主要兵力都已经进入了铁路工地等待施工,攻下陡天坡,已经成为迫在眉睫的事情。营党委要求,群策群力,打通陡天坡,争取提前完成公路抢修任务。

一时间,为主攻阵地背运物资的队伍川流不息,开山的炮声、号子声回荡着山谷,沉睡千年的陡天坡沸腾了,战士们竞赛的热潮一浪高过一浪。

十四连六班战士放下背包就担任了在滑石沟里砌石墙垒路基的任务。

大家都明白,要筑起石墙,垒成中基,凿出砌石墙的底基是头道难关,由于滑石沟长期受山洪冲刷,沟壁陡峭溜光,不容易下去,下去又不能站,大家一时都犯了愁。

海老洪和徐财两人,腰里系着保险绳,靠滑石沟右侧的荆棘和石缝,下到了要开凿的底基处,他们斜着身子在滑石板上打起锤来。

但是,他们一锤下去,却只能在坚硬的岩石上留下一道白印。全班战士用蚂蚁啃骨头的精神,夜以继日地开凿,硬是用铁锤和钢钎砸出了底基。

紧接着,大家就投入了砌石垒基的战斗。

寒冬腊月,狂风裹着积雪直往滑石沟里灌,战士们用手抱着石头,就像搬冰块一样冰冷刺骨。

大家都说:“杨子荣抗严寒,化冰雪,我胸有朝阳,我们就要有这种精神!”

他们手冻麻木了,就哈口气再干。干部战士们就是这样顶风冒雪,在5条滑石沟上砌起了石墙,垒起了路基。

在十四连六班激战滑石沟的同时,向鹰嘴岩宣战的号角也吹响了。

要把鹰嘴岩炸掉,必须从“鹰嘴”底下打进去一个炮洞。

战士王贵善和李天贵奋勇当先,他们手攀绳索,脚蹬石缝,下到鹰嘴底下。

但是,鹰嘴就像一块悬空高挂的怪石,王贵善和李天贵连立脚的地方都没有。

王贵善和李天贵反复地察看和研究了地形以后,他们从山上砍来两棵树,捆成一个吊板,绳子的一头拴在突起的岩石上,吊到打洞的地方,总算安了个立足点。

王贵善和李天贵站在吊板上,他们抬头看,巨崖遮着天空,低头看,下临着深渊。狂风吹来,吊板直晃荡。

王贵善和李天贵为了保持平衡,他们又在石缝里插入一根钢钎,用绳子稳定住了吊板,半空挥锤地干开了。

主攻阵地上是一片繁忙景象,其他战线上也是各司其职,坚守岗位,并密切配合。

炊事员为战士们提茶送饭时,扁担两头总挂着炸药、铁锤、导火线。

理发员到工地给战士们理发,他们把自编的筐子送到战士们手里。

铁工宁庆功和赵长连把铁炉从工棚搬到了现场,顶风冒雪锻打钢钎。

这些工地的后勤兵,一心为了前线,为抢修公路默默地做着工作。

三营的指战员们,就凭着这样的苦干加巧干,他们终于提前一个月完成了公路抢修任务。他们用围歼陡天坡的炮声,迎来了汽车引擎的欢快歌声。

大家高兴地看到,一辆辆满载器材、粮食的汽车向工地奔驰,一条条保障通信联络的电线架设在高空,电工们在高山峡谷竖起铁塔,把强大的电流输送到施工点。

三营又背起行装,高举红旗,汇入了筑路大军,投入了铁路工地更激烈的战斗。

英雄连队修建大桥

1970年初,杨连第生前所在连在刚刚结束成昆铁路的修建任务后,又马不停蹄地转战到襄渝铁路的工地上。

他们和广大民工一起,接受了一年内修建两座大桥的艰巨任务。

大家冒着湖北隆冬的连日风雪,更激起了他们的干劲,大家激情满怀地说:

为了多快好省地修建祖国的铁路,我们要以只争朝夕的革命精神,大干快干,让列车早日从这里通过!

要高速度地完成建桥任务,开挖水磨河一号大桥水下基础是关键工程。

一号桥位于河中心,为了抢在洪水前面,指战员们不畏风雪严寒,日夜奋战。

在没膝的冰水里施工,许多战士手脚冻肿了,两只耳朵冻起了水泡,工地上却是笑语阵阵,歌声朗朗,他们都豪迈地说:“苦不苦,想想红军长征二万五,为了人民多贡献,越是艰苦越幸福。”

基础越挖越深,困难越来越大。四号基坑渗水暴涌,出现了大量流沙。当挖到4米多深的时候,流沙更厉害,一天竟塌方10多次。

大家采取垒筑围堰等办法控制流沙,抽水机在日夜吼叫着。

一天深夜,飘着鹅毛大雪。突然,抽水机笼头被下塌的沙石淤塞了,抽水机一停,基坑里很快就积了一人多深的水。

大家都意识到,必须立即排除故障,否则,一旦基坑坍塌,整个工期就要延长。因此大家抱着冻得硬梆梆的胶皮水管往上拖,笼头却动也不动。

党支部委员、副排长邓泽元把棉衣往地上一摔,大吓一声:“跳下去扛!”然后他就“扑通”一声跳进了冰水之中。

抽水机笼头安在不到一米见方的积水坑里,在水下作业,不但冷,而且还随时都有被下塌的流沙石头埋没的危险。

邓泽元已经把自己的安危置之度外,一次又一次地潜入水中,用双手扒着笼头周围的泥沙。邓泽元的手指被沙石磨破了皮,但他却全然不顾,一心想着早一点排除故障,保住基坑。

当邓泽元将要第5次潜入水底的时候,大家见到他冻得嘴唇发紫,浑身打颤,都争着去换他,但邓泽元坚定地说:“下面情况我已经摸熟了,还是让我干。”

邓泽元长长地吸了一口气,他又猛地潜入水中。经过半小时的顽强战斗,故障终于被排除了,抽水机又响了起来。

经过干部战士和民兵的艰苦奋战,他们施工的两座大桥的所有桥基,很快就浇灌出了水面。

1970年8月,施工进入了紧张阶段,干部战士决心把干劲再鼓,大干30天,拿下二号桥,提前完成全年任务。

一天,八班的战士在35米高的桥墩模型内灌注混凝土。当时,火红的太阳,烤得大地冒烟,加上混凝土散发的热量,气温高达四五十度。

战士们像进了蒸笼一样,他们浑身汗如雨下。看到这种情景,指导员魏炳华几次关切地要战士们出来休息一会再干,大家却坚定地说:“工地就是战场,施工如同打仗,流这点汗水怕什么!”

指导员劝了半天,大家没有一个离开工地。

干部战士就这样,在民兵的大力支援下,鼓足干劲,大干苦干,到8月底时,就胜利完成了全年的施工计划。

接着,奋战一个月,又建成了一座大桥。

最后两个多月他们又修建了3座中桥。

这一年,他们大大超额完成了任务,共修建了3座大桥,3座中桥,总延长达617米。混凝土施工数量也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纪录,在连队建桥史上写下了新的一页。

1971年,杨连第连担任了将军河双线大桥的修建任务。这座桥长241米,高45米,工程量比1970年还要大。

任务一下达,绝大多数干部战士信心百倍,决心在双线大桥施工中夺取新胜利。但少数人却担心:双线桥过去没修过,连队新战士多,技术力量薄弱,任务难完成。

一班的任务是登高先行架设钢塔架,大家经常要在几十米的高空作业,不仅要有胆量,而且还要有熟练的登高技术。

当时全班只有两名战士登过高,其他都是入伍几天的新战士。

面对这种情况,大家结合施工的实际,掀起了一个互教互学、苦练登高技术的热潮。在工地上,老战士耐心给新战士讲登要领,做示范,传思想,传技术。营房里,他们专门架设了爬杆,抓紧时间练登高,练胆量,练意志。

在练习当中,新战士陆天荣双手都磨起了血泡,但他仍然坚持登高训练。

经过艰苦的锻练,全班所有人很快掌握了登高技术,刷新了8小时架设24米钢塔架的新成绩,突破了施工第一关。

一班带动了全连,为了突破双线桥模型板体积大重量大,不便拼立和起吊的难点,担任立模任务的十一班,在班长唐检宝的带领下,他们大胆创新,在加强模型板起吊防护措施的同时,改变了过去把模型板起吊到高空两串立带,再上钩螺丝,然后拼立合拢等高空作业的工序,而是采用先在地面串好立带,上好钩螺丝,然后起吊一块连接一块的施工方法。

这样,不仅减少了作业的危险,而且提高了工效一倍多,大大加快了施工进展。

杨连第连全体指战员们刻苦奋战,使桥墩节节升高。11月,上级根据整个施工进度,要求他们一个月内完成2000立方米混凝土浇灌的任务,这在连队还是第一次。

但是,大家都坚定地说:“正因为过去没有,我们才要创纪录!”

1972年元旦刚过,他们就投入了余家弯大桥的突击工程,当时是工期紧,气温低,连队没有冬季施工设备。

但是大家不等待,不依赖,他们赶到工地的当天下午,就顶风冒雪,挥镐破冻土,投入了抢挖桥墩基坑的战斗。

为了加速混凝土的凝固,战士们因陋就简,在桥墩下面安好了几口大锅,把一担担施工用水烧热,加上速凝剂,用温水浇灌混凝土。

夜晚,他们又不怕严寒,轮班在桥墩周围烧火给混凝土驱寒保温。

战士们克服了重重困难,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提前12天完成了余家弯大桥的修建任务。

不久,连队又接受了限期9天完成代家岭大桥一号墩的抢建任务。他们虽然常年登高架桥,但像这样的孤墩作业,并在几天内浇灌起混凝土桥墩,却还是很少遇到过。

按平常施工的程序,要修建这样20多米高的桥墩,肯定将大大超过上级限定的时间。

连队党支部决定把任务交给群众广泛讨论。工地上,干部战士和技术员一起开会商量,人人动脑筋起办法。

老战士胡生国,他从兄弟单位利用滑动钢模板连续浇灌混凝土的作业方法中,得到了一些启示。胡生国提出了采用快速立模、连续浇灌混凝土的建议。

大家知道,要保证连续浇灌混凝土,快模拼立墩身模型板是施工的关键,必须在每节浇灌完成后一小时半内立好第二节模型。

胡生国又和木工班的战士集思广益,大胆革新,他们先将每节模型在地面拼立好,整体快速起吊。大家齐心协力,从抬模型板,拼立,再到钻眼穿钢筋快速起吊落成,全套工序只用了一个小时。

快速拼立起吊模型的革新获得成功,突破了连续灌注混凝土的关键。

工地上一片欢腾,战士们也越战越勇。

唐检宝已经两天一夜没有离开工地了,大家见他熬红了双眼,就都关切地劝唐检宝休息一下。

唐检宝却坚定地说:“关键时刻,共产党员不能离开战斗岗位。”

新战士王元平连续登高作业20多个小时,脚被水泥浆蚀破了皮,他虽然感到疼痛钻心,但仍然始终坚持战斗。

经过大家3个昼夜的奋斗,一号墩胜利浇灌成功了,比原计划提前了6天。

杨连第连的战士同来自桐柏山老根据地的民兵们一起,在这一年中,他们创造了1年时间修建3座大桥、5座中桥的纪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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