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共和国党报论坛2011年卷(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中国传媒大学党报党刊研究中心,天津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中国传媒大学编辑出版研究中心

出版社：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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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共和国党报论坛2011年卷试读：

扎实开展“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活动

党的十六大以来，我们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职业精神职业道德为主要内容，在新闻战线持续开展“三项学习教育”活动，组织大规模、多层次的学习培训、国情调研、挂职锻炼，开展整治低俗之风、虚假报道，有力地推动了新闻队伍的思想作风和业务能力建设。今年春节期间，中宣部组织开展“新春走基层”活动，广大新闻工作者深入基层、聚焦民生，推出了一批群众欢迎的新闻佳作，锤炼了新闻队伍的思想作风，受到社会各界好评。为深化“三项学习教育”、巩固“新春走基层”活动成果，进一步践行党的群众路线，中宣部等五部门决定在新闻战线开展“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活动。各级各类媒体和广大新闻工作者要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关于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做好新形势下群众工作的指示精神，以更加深刻的认识、更加自觉的行动，投身“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活动，忠诚践行新闻工作的职责使命，为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作出应有贡献。

提高思想认识，深刻领会开展“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活动的重要意义

胡锦涛总书记在“七一”重要讲话中明确指出，来自人民、植根人民、服务人民是我们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必须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点、自觉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新闻工作是党联系群众的桥梁和纽带，承担着宣传群众、动员群众、服务群众的庄严使命，更应当积极践行党的群众路线。组织开展“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活动，是贯彻落实胡锦涛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深化“三项学习教育”的重要举措，对于推动新闻工作者进一步树立群众观点、坚持群众立场，更好地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是坚持党的新闻事业性质宗旨、履行新闻工作责任使命的必然要求

新闻事业是党和人民的事业，宣传党的主张、反映人民意愿，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谋利益，是新闻事业的性质所在，是新闻工作的职责所在。只有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才能更好地了解国情、掌握民意，把体现党的主张与反映人民心声统一起来，把坚持正确导向与通达社情民意统一起来。现在，我们党正领导人民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上，致力于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致力于实现“十二五”规划目标、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这是顺应时代发展要求、让人民群众过上美好生活的伟大实践，也是一个需要广泛凝聚群众智慧力量的奋斗过程。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更好地推进党和国家事业发展，迫切需要新闻工作者深入基层、深入群众，了解改革建设的关节点、抓住广大群众的关注点、把握服务人民的着力点，充分反映改革发展的生动实践，反映基层创造的新鲜经验，反映人民群众的意愿呼声，以卓有成效的新闻舆论工作，汇聚起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强大力量。

2．“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是落实“三贴近”要求、增强新闻宣传吸引力感染力的重要途径

新闻是时代变迁的记录，是社会生活的反映，是群众实践的写照。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是做好新闻宣传的不变法则和永恒主题。应当肯定，我们的新闻工作者在贯彻“三贴近”方面付出了很大的努力，取得了很好的成效。同时也要看到，与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生动实践相比、与传播格局和受众需求的深刻变化相比还有不小的差距，落实“三贴近”要求依然是需要认真解决好的重要课题。基层一线是新闻工作的源头活水，蕴藏着最鲜活、最丰富的新闻资源。接地气才能有底气、长灵气，深入实践才能富有生活气息，扎根群众才能产生真情实感，我们的新闻报道才会有现场的温度、才会有清新朴实的文风、才会有打动人心的力量。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做好新闻宣传工作、提高舆论引导水平，迫切需要新闻工作者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激发思想的火花、激活创造的灵感，捕捉最生动的场景、挖掘最感人的故事，不断增强新闻报道的吸引力感染力。

3．“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是加强队伍建设、提高新闻工作者综合素养的有效举措

队伍是事业发展的根本保障，新闻工作者的素养能力直接决定着新闻事业的成败。从总体上看，我们的新闻队伍是一支政治强、业务精、纪律严、作风正的队伍，是一支能吃苦、能战斗、能奉献的队伍，特别是在这些年的一系列重大考验面前，广大新闻工作者关键时刻冲得上、困难面前顶得住，展现出过硬的素质和顽强的作风。现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新闻工作服务改革发展稳定大局的任务越来越重，对新闻队伍政治素养、业务水平、工作作风等方面的要求越来越高，加强宗旨教育、加强能力培养、加强实践锻炼，成为新形势下新闻队伍建设的紧迫要求。群众最智慧，实践出真知。只有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才能在改革建设的火热实践中增进对现实的了解，才能在与群众的交流交往中找到自身的不足，才能在艰苦环境的磨炼中锻造顽强的品质和过硬的作风。在繁重的任务面前，更好地承担起新闻工作的使命，迫切需要新闻工作者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把基层当做最好的课堂，把群众当做最好的老师，从社会实践的丰厚土壤中获取养料养分，从人民群众的伟大创造中汲取智慧力量，在向实践、向群众学习中不断提高做好新闻宣传工作的能力。

紧密联系实际，切实增强“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活动的针对性实效性“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是一项实践性很强的活动，重在联系实际、贵在取得实效。“走”是途径、是载体，“转”和“改”是目的、是重点，只有在“走”的过程中实现了“转”和“改”，这项活动才能达到预期目标。各级宣传部门和各新闻单位，要着眼于坚持党的新闻事业的性质宗旨，着眼于把握新闻舆论的正确导向，着眼于提升新闻队伍的能力素养，抓住重点、找准着力点，有针对性地解决突出问题，努力推动新闻队伍建设取得新的进展，推动新闻宣传工作迈上新的台阶。

1.在坚持党性原则、坚定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上下功夫见成效

新闻事业是党的事业的有机组成部分，党性原则是新闻工作的根本原则。贯彻党性原则，就是要自觉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指导实践，坚持新闻媒体是党和人民喉舌的根本性质，落实以正确舆论引导人的根本任务。实践最有说服力，群众最有发言权，我国改革发展的巨大成就、新闻事业的生动实践，充分证明了党的新闻工作方针原则的正确性。开展“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活动，就是要推动新闻工作者亲身感受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成就，感受城乡面貌的快速变化，感受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巨大进步。要通过走进基层、深入群众，让广大新闻工作者充分认识坚持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性，充分认识新闻工作坚持党性原则的极端重要性，自觉贯彻党的新闻工作的方针政策，在纷繁复杂的形势面前，始终保持政治上的清醒和坚定。

2.在把握基本国情、增强服务大局的自觉性上下功夫见成效

正确认识国情，是做好新闻宣传工作的前提和基础。只有对我国现实国情有一个全面了解和客观认识，才能准确把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准确把握宣传报道的基调和尺度。组织开展“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活动，就是要推动新闻工作者深入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深刻认识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深刻认识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深刻认识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就是要推动新闻工作者深入改革建设的最前沿，加深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新的阶段性特征的理解，加深对“战略机遇期”、“矛盾凸显期”的理解，加深对科学发展的主题和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线的理解。在认清国情、认清大局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新闻工作的定位，找准新闻工作的坐标，多做统一思想、凝聚力量的工作，多做鼓舞人心、振奋精神的工作，多做解疑释惑、平衡心理的工作，不断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更好地促进改革发展、维护和谐稳定。

3.在增进同人民群众感情、提高服务群众能力上下功夫见成效

从根本上说，我们的新闻工作属于人民、为了人民。能不能以深厚的感情对待人民群众，能不能以高度的自觉服务人民群众，是关系新闻工作者立场态度、思想作风的根本问题。组织开展“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活动，就是要推动新闻工作者强化群众观点、站稳群众立场，密切同群众的联系，摆正同群众的关系，落实服务人民的要求，进一步回答解决好“为了谁”、“依靠谁”、“我是谁”的问题。要始终坚持面向基层、服务群众，深入群众生产生活、走进群众内心世界，了解普通百姓的生活状况、生存状态，感受群众的喜怒哀乐、酸甜苦辣，进一步拉近同群众的距离，真正同人民群众融为一体、打成一片。要情系群众、感恩群众、敬畏群众，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关注群众需求、维护群众利益，说群众想说的话、办群众欢迎的事，把工作做到群众心坎上，弄清楚新闻工作服务大众还是服务小众的问题，真正把党和人民赋予的新闻报道权、舆论监督权用到为民造福上来。

4.在接受社会实践锤炼、培育良好职业精神职业道德上下功夫见成效

深深扎根基层实践，以求真务实的精神采写新闻，是新闻战线长期以来形成的优良传统，是做好新形势下新闻工作必须倍加珍惜的宝贵精神财富。现在，社会环境发生很大变化，工作条件大为改善，采访手段更为先进，但无论环境条件怎样变，深入群众“接地气”的传统不能忘，走进基层“抓活鱼”的做法不能丢。组织开展“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活动，就是要大力继承和弘扬新闻工作的优良传统，倡导编辑记者沉下身心、走进基层，在实践的艰苦磨砺中感悟生活真谛、锤炼品质作风、增长本领才干。要真正深入到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第一线，深入到新闻现场掌握第一手材料，在火热的社会实践和群众的生产生活中把握时代脉搏。要始终把社会责任放在首位，视导向为灵魂、视真实为生命，严肃认真地考虑新闻报道的社会效果，讲品位、讲格调，传播先进文化，弘扬社会正气，展现人间温暖。要树立崇高的职业理想、职业品格，用心采写新闻，精心编播新闻，靠新闻的内涵吸引人，靠思想的力量感染人，防止急功近利、片面追求轰动效应，更不能搞有偿新闻、“有偿不闻”，努力在人民心中树立起新闻工作者的良好形象。

5.在学习运用群众语言、提升新闻报道吸引力感染力上下功夫见成效

群众是语言大师，老百姓的话最生动、最有生活气息。只有了解掌握群众语言，善于运用群众语言，我们的新闻报道才会为群众所喜爱、所接受。关于新闻报道的文风问题，这些年我们反复强调，也有大的改进，但这一问题还远未解决。有的新闻报道冗长空洞、言之无物；有的文件语言刻板生硬；有的追求另类、离奇怪诞，远离普通百姓；更有甚者，有的随意拔高、虚假不实。这是影响新闻报道吸引力、感染力、公信力的重要因素。组织开展“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活动，就是要推动新闻工作者学好用好群众语言，倡导清新朴实、生动鲜活、言简意赅的文风。要善于用普通百姓的视角观察问题，用群众乐于接受的方式阐述观点，平等交流、平易近人，防止居高临下、自说自话。要多用群众听得懂听得进的语言，多一些短话、实话、新话，少一些大话、空话、套话，让人们爱读爱听爱看，实现最佳宣传效果。

新闻战线开展“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活动，是立足当前、加强改进新闻宣传的重要措施，也是着眼长远、推动新闻事业健康发展的基础性工作。各有关部门和各新闻单位要高度重视、认真对待，加强组织协调、完善保障措施，推动这一活动广泛深入持久地开展下去，防止一阵风、走过场，确保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要改进创新方式方法，结合媒体格局的变化、队伍结构的实际、业务工作的需要，打造富有特色的活动载体，广泛吸引编辑记者参与。要建立完善有利于新闻工作者深入基层、深入群众的制度机制，推动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成为新闻战线的自觉行动和新闻工作者的职业追求。

与会人士演讲·书面发言

壮大主流舆论阵地履行文化强国使命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吹响了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进军号角。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 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肩负历史使命的深刻把握、对国内外形势的科学判断、对文化建设的高度自觉，充分反映了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是今后一个时期指导我国文化改革发展的纲领性文件。

以党的报刊为主力军的新闻媒体居于意识形态领域的前沿，是文化建设的重要阵地，是文化传播的主渠道。当前，我国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关键时期和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攻坚时期，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局面，迫切需要新闻舆论提供更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更深厚的舆论支持。

应当清醒看到，我国空前广泛深刻的社会变革在给发展进步带来巨大活力的同时，也必然带来这样那样的矛盾和问题，新闻舆论服务改革发展稳定的任务越来越重。随着社会思想多元多样多变趋势日益明显，引领社会思潮、凝聚社会共识的难度越来越大。广受关注的社会热点该“怎么看”又该“怎么办”，各类重要新闻如何在第一时间获取并能及时得到理性解读，公共事务能否在阳光下公开透明运行等等，人民群众对于新闻宣传工作的要求越来越高。与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化发展俱来的中外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更加频繁，维护国家文化安全、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任务越来越紧迫。加之，以互联网、手机为代表的新媒体崛起对舆论生态环境和媒体传播格局提出了新的挑战，党和人民的新闻事业不仅面临着消除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之间的误区和落差，在差异中谋共识、在多元中立主导的新任务，而且面临着新老媒体融合、主导形成舆论引导新格局、加强网上思想文化阵地建设的新课题。

形势逼人，时不我待。党的新闻工作者要准确把握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新要求，准确把握当今时代文化发展新趋势，准确把握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新期待，以高度的文化自觉和强烈的责任意识，担当起新闻改革发展、推进文化强国的重任。加强和改进新闻舆论工作的重中之重是：牢牢把握正确导向，壮大主流舆论，致力提升舆论引导的及时性、权威性和公信力、影响力，进一步发挥宣传党的主张、弘扬社会正气、通达社情民意、引导社会热点、疏导公众情绪、搞好舆论监督的独特作用，切实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同时，着力以党报党刊等主流媒体为主，整合都市类媒体、网络媒体等宣传资源，构建统筹舆论引导新格局。加强网上思想文化阵地建设，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迫切任务，要占领网络信息传播制高点，发展健康向上的网络文化。通过我们的全部新闻活动，把体现党的意志同反映人民心声更好地统一起来，把坚持正确舆论导向同通达社情民意更好地统一起来，当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传播者和践行者，不断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理想道德基础，显著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

在新的起点上壮大主流舆论阵地、履行文化强国使命，首先需要理论武装、思想统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我们党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成果。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旗帜和灵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则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决定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方向。坚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指导新闻实践，是做好党和人民新闻宣传工作的思想理论基础。在新闻队伍中持之以恒地加强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学习教育，是加强和改进新闻舆论宣传的一项基础性工作，是加强新闻队伍思想政治建设的重要内容。教育者必须先受教育，广大新闻工作者要按照中央的统一部署，把学习理论作为一种精神追求和自觉行动，作为立德、增智、创新的有效途径；要以不断丰富充实发展中的马克思主义的新闻观和文化建设理论武装头脑，作为指导自己工作的行动指南和根本章法。有了理论武装、思想统一，才能敏锐地分清主次轻重；有了理论武装、思想统一，才能准确地判别真假美丑。还要拓宽视野，兼顾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和两种语境，有的放矢地研究解决好新的新闻理论和实践问题，用中国和世界的双重视角审视中国、报道中国，凝心聚力奔小康；以国际和国内的双重视角审视世界、报道世界，发出中国的声音。经验一再证明，唯其厚积，方能薄发；唯其深入，方能浅出。理论根底扎实的新闻工作者往往走得更远，建树更多。

在新的起点上壮大主流舆论阵地、履行文化强国使命，更需要“重心下移”、行动自觉。实践第一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首要的、基本的观点，实践品格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显著特征。新闻舆论要想正确地反映和影响客观世界，就得深入实际、联系群众、贴近生活、调查研究。只有符合客观实际、反映群众愿望、顺应历史潮流的新闻舆论，才真正有力量。走进基层、向群众学习、为人民服务，一直是党的新闻事业的优良传统。从延安窑洞里的广播电台到西柏坡民居中的党报编辑部，从近年来开展的大规模多层次国情调研到正在勃兴并将成为一项持久工程的“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活动，一代又一代新闻工作者到源头活水中“捉活鱼”，从火热的群众性创造中汲取智慧力量，在基层采访中倾听百姓呼声、体认基本国情，采写出大量反映生活本质、把握社会主流的优秀新闻作品。继承和发扬党报优良传统，强调“重心下移”，就是要时时处处都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尊重人民的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把智慧的增长和本领的增强深深扎根于人民的创造性实践之中，回答解决好“为了谁”、“依靠谁”、“我是谁”这一根本性、方向性问题。广大新闻工作者必须牢记，密切联系群众是我们党的最大政治优势，脱离群众是我们党执政后的最大危险。要自觉以实际行动贯彻落实全会精神，把走基层作为工作常态，迈开双腿到一线去倾听父老乡亲的心声，扑下身子到基层去摸准时代前进的脉动，充分发挥党和人民新闻事业的最大价值。一位获得“全国优秀新闻工作者”荣誉称号的记者说得好：“只有全身心扑在祖国热土上、裤腿上永远沾着泥巴的记者，才能是让党放心、让人民满意的好记者。”

党报党刊在实现文化强国战略的漫长征程上，理应永远当好排头兵。为此，愿借“共和国党报论坛”提两点希望。

一是更好贯彻全党办报、群众办报的方针。这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党的群众路线在新闻工作中的具体运用。胡锦涛同志指出：“‘群众办报’是‘全党办报’的基础，‘全党办报’是‘群众办报’的核心。这一优良传统是党报事业及整个无产阶级新闻事业健康发展的基本保证。在当今新的历史时期，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仍然必须予以肯定，绝不动摇，并且不断继承和发扬光大。”十七届六中全会《决定》中也强调：“人民是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最深厚的力量源泉”，要“发挥人民群众文化创造积极性”，“为广大群众成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者提供广阔平台”。然而，过去一段时期不少党报贯彻全党办报（即发动、依靠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办报）的方针不够，贯彻群众办报（即不仅依靠专业新闻工作者，同时依靠广大群众办报）的方针更不够，报人“关门办报”的现象并不鲜见。不少党报削减以致取消了各级党组织的通讯组和群众通讯员，撤销了报社的信访部门以及读者来信专版专栏。这是需要引起注意并且切实要解决的一个问题。

二是坚持正面宣传为主，增强新闻舆论监督。这同样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重要内容。坚持正面宣传为主，打好以正确舆论引导人的主动仗，是新闻战线义不容辞的首要职责。同时，坚持正面宣传为主与新闻舆论监督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新闻舆论监督，实质上是党和人民通过新闻活动和新闻事业对社会进行的监督。党历来重视新闻舆论监督，把它作为衡量报纸党性强弱的一个重要尺度。毛泽东同志曾明确提出，报纸批评要实行“开、好、管”的三字方针，即要在新闻媒体上公开进行批评报道，新闻批评要开展得好，党和政府要把这件事管起来。十七届六中全会《决定》中重申：“加强和改进舆论监督，推动解决党和政府高度重视、群众反映强烈的实际问题，维护人民利益，促进社会和谐。”然而，新闻舆论监督难，却是困扰我们、举步不易的老问题。随着经济社会的迅速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有序推进、信息传输技术的日新月异，我们欣喜地看到新闻舆论监督出现增强势头，发挥着扶正祛邪、扬清激浊的积极作用。学习领会和贯彻落实全会《决定》的重大部署，在确保正面宣传为主的前提下，认真实行“开、好、管”方针，把握新闻舆论监督的正确导向，注重新闻舆论监督的社会效果，做好适时适量适度，新闻舆论监督工作一定会健康开展起来。

〔张虎生：人民日报社原副总编辑、中国传媒大学博士生导师〕

以“传家之宝”开拓“党报之路”——从毛泽东同志关于办好广西日报指示信探解“党与党报”议题

毛泽东同志关于办好广西日报的指示信刘建勋、韦国清二同志：送上几份地方报纸，各有特点，是比较编得好的，较为引人看，内容也不错，供你们参考。省报问题是一个极重要问题，值得认真研究，同广西日报的编辑们一道，包括版面、新闻、社论、理论、文艺等项。钻进去，想了又想，分析又分析，同各省报纸比较又比较，几个月时间就可以找出一条道路的。精心写作社论是一项极重要任务，你们自己、宣传部长、秘书长、报社总编辑，要共同研究。第一书记挂帅，动手修改一些最重要的社论，是必要的。一张省报，对于全省工作，全体人民，有极大的组织、鼓舞、激励、批判、推动的作用。请你们想一想这个问题，如何？毛泽东一九五八年一月十二日上午七时送刘建勋同志阅“一切经典都是再经典——这就是经典可以跨越数千年的无穷生命力。而当经典与不同时代、不同地域、不同文化结合后，更会产生众多的、独一无二的‘再经典’”——这是我国著名杂志《新周刊》推出的“再经典”专题中的一段名言。

从晚清时期开始，面对国家危机，“办报救国”成为政治家的时尚潮流。党与党报，相伴而生，风雨同行。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成立后，1922年9月13日，全国性政治机关报《向导》周报应运而生，被誉为“黑暗中的中国社会的一盏明灯”。回顾90年中国的发展进步，可以得出一个基本结论：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而回顾90年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壮大与兴旺，也会发现，党的舆论主阵地，在于党报。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年代到执政时期，充分认识到“共产党是左手拿传单右手拿枪弹才可以打倒敌人的”、“宣传工作就是一切革命工作的粮草”、“舆论导向正确，是党和人民之福；舆论导向错误，是党和人民之祸”。如何在党的领导下，办好党报？如何办好党报，推动党领导下的事业的发展？1958年的一个清晨，毛泽东同志在南宁明园饭店一幢小楼里写下的关于办好广西日报的指示信作了经典的论述。

这是毛泽东同志唯一一次为办好一张省报写信，这是广西日报的“传家之宝”，这是经典的办报指南，这是马克思主义党报理论的光辉文献，已作为所有省报宝贵遗产载入我国新闻史册。广西日报老报人司马骅先生专门著述了一本书《省报之路——毛泽东关于办好〈广西日报〉指示信的学习与实践》。当这封指示信与深刻变化的世情、国情、区情、党情相结合，与胡锦涛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相结合，与十七届六中全会《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关于“加强和改进新闻舆论工作”精神相结合，创造性引导舆论，开拓性经营传媒，其将成为“党与党报”发展关系中的“再经典”。

今天，我演讲的主题就是《以“传家之宝”开拓“党报之路”——从毛泽东同志关于办好〈广西日报〉指示信探解“党与党报”议题》。

一、传家之宝：“指示信”是精辟论述党与党报关系的经典文献，堪称新闻学上的《兰亭序》

在中国共产党走过了90个春秋的今天，重温毛泽东同志关于办好广西日报指示信，仍让人产生叹为观止的共鸣。一位老人家清晨披阅党报，成竹在胸，信手拈来，行云流水，字句涂抹，浑然天成。就文体而言，这封信有指示的行文程式，而毛泽东同志不落窠臼，以信札、尺牍的形式和交谈商讨的口吻出现，字字切中肯綮，没有任何套话，短短的两百多字，腾挪跌宕，清风拂面，英气逼人，成为党报文风的榜样，思想文笔与书法艺术双绝，完成了一个往往需要鸿篇巨制才能了结的丰厚的信息含量和完整的理论架构，堪称新闻学上的《兰亭序》！“指示信”是对于“党与党报”关系的经典论述，通篇都是从党如何办好党报，以及党报对党领导的事业如何发挥作用的双向角度来辩证展开的。精辟思想集中体现在三个“极”字。第一个“极”字是：“省报问题是一个极重要问题，值得认真研究。”——省报作为地方党委机关报，担负着党在各个历史时期的伟大宣传任务，发挥党与人民的喉舌作用，坚持党性原则应放在首位，“中国共产党的使命就是本报的使命”（出自毛泽东在延安为《解放日报》撰写的发刊词）。第二个“极”字：“精心写作社论是一项极重要任务”，“社论”是党报新闻的拳头品种，是党报核心竞争力所在，是党报传达党的主张、正确引导舆论的最有效方式，毛泽东同志郑重提出精心写作社论是对党报工作的科学总结与重大贡献。第三个“极”字：“一张省报，对于全省工作，全体人民，有极大的组织、鼓舞、激励、批判、推动的作用。”——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也是党报的宗旨与行动指针，只有坚持“两为”方向，才能全面发挥“五大作用”。“指示信”精神薪火相传，继往开来。中共广西省委（1958年3月广西壮族自治区成立后改为自治区党委）和广西日报编辑部遵循指示信精神，经过一年的努力，在版面、新闻、社论、理论、文艺等方面都有了较大改进。1959年，人民日报社主办的新闻业务期刊《新闻战线》发表了8篇广西日报经验文章向全国介绍。1978年12月8日，广西日报社为永久纪念毛泽东同志关于办好广西日报的指示信，在报社办公大楼门前建起一座镌刻着毛泽东手书（放大）指示信全文的大理石纪念碑。广西日报社纪念毛泽东同志的指示信已成为优良传统。2007年11月，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档案室特别为新建设的广西日报传媒博物馆提供指示信原件的影印件，现于广西日报传媒博物馆收藏，并在广西日报传媒集团印务中心大堂墙上展示。毛泽东写指示信以来，自治区党委先后于1966年、1978年、1989年三次做出进一步办好《广西日报》的决定。为贯彻毛泽东指示信精神，历届广西区党委主要领导都多次深入报社，听取汇报，指导工作，解决报纸发展中的实际问题。最近20多年来，自治区党委也以实际行动关心或以良好政策支持《广西日报》大发展大繁荣。现任自治区党委书记郭声琨书记曾指出：“信中的指示精神，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对于我们办好新闻媒体、提高舆论引导水平，更好地服务现代化建设，都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各级党委和新闻宣传部门都要深刻领会，铭记于心，并在实际工作中认真贯彻落实，切实把新闻宣传工作提高到一个新水平。”

二、兴业之策：“指示信”是党的领导人对党报事业发展的指路明灯，是遵循报业规律的典范“一党执政”的制度决定了党报的地位难以动摇。2009年3月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中说，我们深化政治体制改革，要积极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文明成果包括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但绝不能照搬西方的那一套，绝不搞多党轮流执政。当中国共产党“一党执政”被证明为中国发展的科学模式时，中国党报的发展越发具有稳定性和绩优性。

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指示信”都是党领导党报事业发展的指路明灯。如今潜心研读这封信，每一次重温都有启发，每一次学习都有促进，它指导并鼓舞着一代代广西日报社的新闻工作者为办好广西日报而努力奋斗。

从办报规律与新闻专业角度分析，“指示信”字里行间闪耀着专业的光芒，是遵循报业规律的榜样，是十分内行的操作性极强的兴业之策。

专业体现之一：“找道路”。“指示信”说：“钻进去，想了又想，分析又分析，同各省报纸比较又比较，几个月时间就可以找出一条道路的。”实质上提出了个探索省级党报办报规律的哲学命题。如何根据各省区市的实际，办出既坚守普遍的党性原则，又富有地方特色的党报来？“指示信”为之指明了几条行之有效的科学方法：一是钻，即深入钻研新闻与报纸工作业务；二是想，即认真思考，理出办报思想与理念；三是分析，即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四是比较，就是向办得好的兄弟省报学习取经，当年毛泽东同志点名表扬的几份省报有《北京日报》、《安徽日报》、《河北日报》、《山西日报》等。

专业体现之二：改版思路。不断改版是我国党报的优良传统。版面如何改好？“指示信”明确点出了研究的范畴：“包括版面、新闻、社论、理论、文艺等项”，有点有面，重点突出，抓住要害，处处体现党报与后来出现的都市报不同的风格。我们现在酝酿党报改版，仍然要抓住这五大重点。

专业体现之三：阅评传统。宣传部门新闻阅评、采编人员坚持评报，是我们党报的优良传统。毛泽东同志讲过：“一天不读报是缺点，三天不读报是错误”。“指示信”开门见山地指出：“送上几份地方报纸，各有特点，是比较编得好的，较为引人看，内容也不错，供你们参考。”他点出了他心中的好党报的四条标准：有特点、编得好、引人看、内容不错。

专业体现之四：第一要著。“指示信”两次强调了“社论”对于党报的龙头地位。在国际国内重大风云中，人民日报的社论，新华社的社评等，往往起到举足轻重的舆论引导作用。精心写好社论，是捍卫党报“意见领袖”的关键。

专业体现之五：五大作用。“指示信”提出：“一张省报，对于全省工作，全体人民，有极大的组织、鼓舞、激励、批判、推动的作用”。这五大作用，是对党报区别于其他媒体的功能的全面概括。对毛泽东同志提出省报的“五个作用”，江泽民同志十分赞同。他1996年视察人民日报社讲话中表示：“毛泽东同志曾经提出，‘一张省报，对于全省工作，全体人民，有极大的组织、鼓舞、激励、批判、推动的作用。’省报是如此，作为党中央机关报的人民日报更是如此。”五大作用中，“组织”作用党报还普遍做得不够，党报如何通过策划组织活动介入党政中心工作，推动地方跨越式发展，特别值得深度开发。我们通过组织大型航拍，推动北部湾经济区、西江亿吨级黄金水道的发展，通过组织“项目建设服务企业大随访”活动，推出“广西企业顶逆境求发展”系列报道，为广西渡过金融危机帮了大忙，得到自治区主席马飚两次批示表扬，这些都是成功的尝试。

批评与自我批评是中国共产党的三大作风之一，是在长期革命实践中形成的加强党的自身建设的重要经验，也是党不断增强战斗力、凝聚力、创造力的重要途径。当年毛泽东从西柏坡“赴京赶考”中说过：“我们有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武器。我们能够去掉不良作风，保持优良作风。”党报，要带头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舆论导向正确是党和人民之福，舆论导向错误是党和人民之祸。几年前，广西日报传媒集团旗下发行量和影响力最大的都市报《南国早报》官司不断，我们对错参半。为了进行警示教育，收集案例出版了《我们错了》一书，引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部长刘云山同志高度重视并作出批示：广西日报勇气可嘉，这样的媒体才有公信力，才会得到社会的尊重。全国媒体同行对《我们错了》作了广泛报道，引起较大反响。全国专项教育活动办公室将该书作为学习读物向全国新闻界推荐，发行量已突破10万册，在全国赢得了正面的口碑，以独特的方式树立了广西日报传媒集团的形象和品牌。

三、执政之鉴：“指示信”是写给区（省）委主要负责人的执政明言，是新闻执政的榜样

没有一个杰出政治家不是新闻执政的高手。为政者能否把握宣传舆论工作主动权，关系人心向背、事业兴衰，关系党和政府的执政能力和执政地位。每年全国两会国务院总理记者招待会答记者问，绝不是一种表面惯例，而是中国政府主动抢占国内国际舆论场与话语权的高明之举，是善待媒体、善用媒体、善管媒体的典范。“指示信”是写给当时广西省委主要负责人刘建勋、韦国清的，而不是写给广西日报社长、总编辑的，实质上是教全国各省委书记如何领导和办好省报，是为省委书记提供的新闻执政的宝鉴。原山西省委书记陶鲁茄回忆录《毛泽东教我们当省委书记》中说：“地方党委如何重视并加强省、市、自治区地方报纸工作的领导，办好省报？这是毛泽东在南宁会议期间给刘建勋、韦国清写信的核心内容。他在这次会议上还说，他所以写这封信是要提醒全党，不仅中央报纸，而且省级报纸也要认真办好，关键是第一书记挂帅，党委要抓紧。”陶鲁茄还深有感触地说：“毛主席这么忙，还抽出时间阅读地方报纸，而且那么细致认真，又有比较，又有评论，我们这些当省委第一书记的能不心悦诚服么！”

2008年广西日报传媒集团纪念毛泽东同志关于办好广西日报的指示信发表50周年座谈会，就是按信中点到的“你们自己、宣传部长、秘书长、报社总编辑”这句话来邀请领导的。自治区党委书记郭声琨出席座谈会并讲话，他提出了“新闻宣传也是软实力”的著名观点。他还动情地说：“作为自治区党委常委会的‘班长’，我将发扬党的优良传统，遵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精神，加强与新闻单位的联系和沟通，努力把广西的新闻宣传做得更好。宣传部门和新闻媒体的领导，也要高度重视，切实履行好职责，认真研究新闻宣传工作规律，加强新闻宣传业务和新闻宣传队伍建设，特别是对自治区党委、政府推出的事关全局工作的重要决策、重要工作部署、重要活动及有关重大社会热点问题的宣传报道，要亲自组织策划，严格把关，确保取得好的效果，确保舆论导向正确，不辜负党和人民的重托。”“指示信”中“第一书记挂帅”论传达三层含意：第一层，党报姓党，党报信党，党报首先是党的报纸，是党委的机关报，必须坚持党对党报工作的领导；第二层，党报是党委“第一书记”工程，要坚持“政治家办报”；第三层，“政治家办报”内涵丰富，“政治家”既包括党委领导，如省委书记、省长、宣传部长、秘书长等等，也包括报社社长、总编辑等党报的负责人，办报就要各层面的“政治家”共同研究。

我从2002年到广西日报社工作以来，经历了三任自治区党委书记：曹伯纯、刘奇葆、郭声琨。三位党委书记分别以不同方式指导办好广西日报。曹书记刚到广西第一天去调研，由于不满意记者报道“冗长”，就率先垂范亲笔写了一条500字短消息刊发在广西日报，倡导精短朴实的文风。曾担任过人民日报社副总编辑的刘奇葆对办报十分熟悉，他经常抓住最佳由头科学指导广西日报宣传报道，他直接点题的评论《说要做的事就要做》获得了中国新闻奖一等奖。郭声琨书记三次到广西日报考察指导，2009年中宣部《新闻阅评》充分肯定：“广西日报推出《广西亮点展示》鼓舞人心”，他在《新闻阅评》上批示赞赏：“《亮点》专栏办得很好。其能起到闪耀亮点、展示成就、宣传广西、鼓舞人心、激发热情、推动发展的作用。”2009年4月，郭书记亲临广西日报社，在广西新闻网演播厅，面对面接受我的访谈，纵论广西经济发展形势，特别是在应对危机方面采取的有力措施，对指导广西经济发展和指明广西社会前景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四、结语

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同志对于“党与党报”的重要论述，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党报理论的重要成果，是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全面运用马克思主义党报理论成果，以毛泽东同志关于办好广西日报指示信作为“传家之宝”开拓“党报之路”，建立广西日报传媒集团，使党报事业和文化产业都得到长足的发展进步。

在“指示信”的影响下，党报事业欣欣向荣。目前，广西日报传媒集团拥有10报3刊5网站13公司4工厂3办事处，搭建起了现代传媒集团的坚实架构。集团以“创造性引导舆论，开拓性经营传媒”为发展理念，朝着“打造有区域性国际影响力的传媒集团”的目标迈进。我们利用集团系列媒体“推动全区工作，服务全区人民”，大力宣传广西亮点重点，为自治区党委政府中心工作鼓与呼，为在全国和国际树立广西形象出力，不断增强思想文化软实力，为推动全区科学发展、和谐发展、跨越发展提供强大的思想文化保证和舆论支持。广西日报每年平均受中宣部《新闻阅评》表扬10次左右。集团每年均有作品荣获中国新闻年度最高奖——中国新闻奖。广西日报成为全国率先自办发行并取得成功的省级党报。广西日报传媒集团打造出一系列叫响全国的畅销品牌，其中打造出一份畅销报纸——广西发行量和广告量最大的都市报，投资广西的首选媒体：《南国早报》。2010年全集团资产总额达10.15亿元，实现经营收入总额6.1亿元，同比增长7.3%;实现税前利润1.27亿元，同比增长6.6%，税前利润水平居全国同行前列。

全新国有文化经济实体逐步显山露水。总体来说，广西日报传媒集团朝着组建集团时的总体目标迈进，逐步推进文化体制改革，充分利用集团的新闻资源和信息优势，坚持以新闻传媒业为本，以办好党报为主，不断提高舆论引导水平，从整体上增强国有主流媒体的社会影响力，充分发挥集团公司作为现代企业的经营管理优势，以资本为纽带，扩大投资和经营领域，拓展发展空间，延长传媒产业链，不断增强经济实力和市场竞争力，使集团公司逐步成为运行有序、经济多元化、实力强劲、有较强影响力的全新国有文化经济实体，成为广西文化传媒事业的排头兵。〔李启瑞：广西日报传媒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总编辑〕

党报的机遇与挑战

如今的党报仍在党的领导下，在党的坚强有力的引导下，党报的喉舌理论仍是坚定的指导思想。实际上，如果从政党文明的角度来讲，最早提出喉舌理论的是孙中山，在创建国民党时已经提出。中国共产党的喉舌理论是对其的继承，同时也吸取了苏联经验，创造了属于自己的中国共产党喉舌理论。如今的党报也面临着机遇与挑战。

首先从我国党报的两大背景来看：一是中国社会进入全面转型时期，工业社会/后工业社会的很多特征，都在目前的时空维度里同时出现、同时挤压、同时表现，问题和矛盾也同时爆发，一方面创造了很大的成绩，但是另一方面，暴露出很多的问题。有些问题属于前工业化社会的，比如中西部相对落后的地方；有的属于工业化发展中的问题，比如总体产能过剩问题；还有些问题是后工业化社会的问题，比如环境问题。多数问题都在我们这个发展阶段同时出现，所以正好应了小平同志所说的一句话，“发展不比不发展起来的时候问题要少”。反过来说，面对发展，我们可能遇到的问题会更多。这使得人们总是在怀旧情绪当中，有一种片面的，或者不正确的想法。在改革开放以前，问题和矛盾没有充分凸显，现在的问题和矛盾正是发展所带来的。所以，30年经济高速增长，是伴随着成就和矛盾的。比如地区群体性事件，在很大程度上是必然出现的一种形态，但是可以依靠公众和自身的努力，最大化降低事件的发生率。

第二个大背景为信息化社会的大背景，表现就是互联网手机等新媒体的出现。新媒体，一方面给我们带来便利，同时也带来很多问题。微博实名制的公布，说明我们正往新媒体法制化迈出了新的一步。这种新媒体所带来的变化，不管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影响，我们都必须面对它。网络时代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网上的言论所营造的虚拟社会和现实社会的巨大反差，这促使人们对其比较，引发新的认识的探讨。如何在这种落差当中，对现实社会和虚拟社会作出判断，仍是一个机遇与挑战并存的问题。中国社会从过去的信息饥渴发展到信息海量，人们不知道面对着海量的信息如何认识，如何判断，如何把握，导致新的问题产生。

综上就是今天的党报面临的两个大背景。自2011年9月20日起，光明日报在《光明调查》专刊精心推出“贯彻群众路线·高端调研”专栏，以每周一期的频次和一个整版的篇幅，连续刊发各省区市党委书记撰写的大型调研报告，一经发表便迅即激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强烈反响。自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央主流媒体从来没有以这样大的力度和篇幅，来发表一个省委书记的调研报告。党报只要积极作为，就能产生新的力量。

党报在新的条件下，要找到积极可为的方式、方向或者方面，使我们的党报在这个世界大变局当中，展现它的风采。〔尹韵公：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

“人民共和国党报论坛”第八届(2011)年会欢迎词

尊敬的张虎生同志

尊敬的各位专家学者、同志们：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在全国人民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的“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决定、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十八大”胜利召开之际，“人民共和国党报论坛”第八届年会在这里隆重举行。我谨代表会议东道主之一天津师范大学，代表天津市政协副主席、天津师范大学校长高玉葆教授，对各位领导、专家学者莅临大会表示热烈欢迎！对各位领导、专家学者对本次党报论坛的大力支持表示衷心感谢！

据我所知，“人民共和国党报论坛”是中国大陆新闻传播学界、业界共同主办的知名度极高的学术论坛之一，已成功举办七届，产生了很好的品牌效应，受到中宣部领导和国内主流媒体的高度重视。我们天津师范大学作为主办方之一，一直与党报论坛进行着卓有成效的合作。八年前，首届党报论坛年会就在我校成功召开，时任中宣部网络办主任的张虎生同志，时任中共天津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的肖怀远同志和中国记协的邵华泽同志等亲临党报论坛，给我们的工作以极大地支持，使我们深受鼓舞。与党报论坛长期紧密合作，这是我们的荣幸，也使我们受益匪浅，对我校新闻传播学教学、科研与学科建设产生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在此，感谢党报论坛相关主办单位和参与单位领导，感谢中共天津市委领导对我们的信任与支持。

我愿借此机会，向各位来宾简单介绍天津师范大学的情况。我校是天津市属重点院校，始建于1958年，学校现有25个学院，61个本科专业，涉及文学、理学、教育学、历史学、法学、经济学、管理学、工学、艺术学等9个学科门类。学校现有2个国家重点学科，8个天津市重点学科，4个天津市“重中之重”学科，6个教育部特色专业建设点。有6个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28个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11个专业硕士学位授权点，5个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新中国新闻教育发展历程中，我校是最早创办新闻学专业的高校之一，也是我国第一家由师范院校创办新闻学专业。该专业1959年由中共天津市委宣传部批准成立，市委宣传部长李麦同志担任首届班主任，至今已有52年的历史。目前，新闻传播学院拥有六个本科专业，两个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一个专业硕士学位授权点，一个国家级特色专业，一个国家级新闻传播实验示范中心。新闻传播学科也是我校重点学科。

长期以来，我校新闻传播学科的发展，得到了各级领导、主管部门和在座各位来宾的大力支持与指导帮助。在此，我代表天津师范大学，向长期以来大力支持、指导、帮助我们学校不断发展、进步的各位领导、专家学者表示深深的敬意和衷心感谢！

本次论坛，我们特意选在利顺德大饭店举行开幕式。这是中国近代首家外商开办的大饭店，始建于清同治二年，即1863年，是特殊保护等级的历史风貌建筑，是中国唯一一家拥有专属博物馆的豪华酒店，以“华夏第一店”享誉海内外。利顺德大饭店接待过全球众多领袖人物，见证了许多标志性历史事件。孙中山先生北上天津，三次在此下榻，组织谋划辛亥革命运动；周恩来总理在这里会见过国际政要。这是一个人杰地灵之处。今天我们在此聚会别有一番意义。会议期间，我们将组织大家在这里参观游览。

此外，会议期间还安排一些其他参观、访问和艺术观赏活动。由于我们举办大型学术会议的经验不足，肯定有照顾不周之处，敬请各位领导、嘉宾谅解。

最后，预祝本届党报论坛圆满成功。祝各位来宾在津工作顺利，生活愉快，身体健康！

谢谢！〔王璟：天津师范大学党委书记〕

在“人民共和国党报论坛”第八届（2011）年会上的讲话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专家：

大家上午好！

首先，我代表中国传媒大学，祝贺“人民共和国党报论坛”第八届（2011）年会召开！同时，我也代表年会举办方之一——中国传媒大学党报党刊研究中心、编辑出版研究中心，欢迎各位到会！

首届“人民共和国党报论坛”2004年会，八年前也是在天津，由中国传媒大学党报党刊研究中心和天津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联合举办。八年来，在社会各界的关心支持下，通过七届年会的举办、传播，“人民共和国党报论坛”已成为学界业界知名品牌之一，在国外也有一定知名度。2009年，我们以“中外报刊比较”为题，在中国传媒大学南广学院举办“人民共和国党报论坛”第六届（2009）年会，有十多个国家的同行与会。

中国传媒大学作为信息传播领域的知名学府和学术重镇，近年来，我们本着“植根传媒，依托社会，面向世界”的办学思路，大力推进国际化办学；同时，随着与国外同行交往的频繁，我们对西方新闻实务和理念，也多了一些关注和感受。我本人是从事新闻传播史论教学研究的，借今天这个机会，我想从专业角度谈谈今年学界业界热门话题之一——英国《世界新闻报》事件。

2011年7月10日，世界传媒大亨默多克麾下的英国畅销通俗小报——《世界新闻报》因陷入窃听丑闻案被迫停刊，这份长达168年历史的报纸就此成为过去。这件事从传者的角度、受众的角度、政府管控和行业自律的角度，都可以给我们许多思考和启示。

一、传者角度

从《世界新闻报》自身的价值追求来解读这一事件，“窃听门”事件的发生不是偶然的。近年来，西方新闻界似乎正陷入一个怪圈：一方面，媒体被视为行政、立法、司法之后的“第四权力”，社会地位凸显，往往为了追求单一的新闻自由而忽视媒体的社会责任；另一方面，媒体又将自己等同于商业机构，为了实现自身经济利益最大化，出卖名人明星乃至民众隐私，追求新闻真相而采用窃听窃取等非法手段，并试图以结果的合理性而掩盖手段的非法性。不惜利用一切手段迎合并取悦于受众是默多克的新闻观，也是默多克的“成功之道”，同样也是这次《世界新闻报》败走麦城的主要原因。《世界新闻报》的“窃听门”事件暴露了在日趋紧张的竞争关系下，市场化的报业为了追逐利润可能不择手段的趋势。

对于新闻工作者而言，追求真相和刨根问底原本无可厚非，问题在于《世界新闻报》为了迎合受众低级趣味、满足读者窥私欲望，滥用新闻自由，采用窃听等非法手段获取独家猛料，置公民隐私权于不顾。该报通过雇佣私家侦探获取家庭电话，窃听他人手机，偷窥手机短信和信箱等手段获取新闻素材，其窃听范围不但涉及英国王室、各界名流，就连伊战阵亡士兵家属和地铁爆炸案遇难者家属也都成为了窃听对象。其手段已经严重触犯了道德和法律的底线。《世界新闻报》的关闭并不代表西方媒体资本逐利本性的消失。

二、从受众角度

英国人爱读报是出了名的。与此同样出名的是英国独具特色的小报文化。小报以追求趣味性为主，同时因片面追求叙事生动而往往不顾新闻的客观性，报道的内容常常以名流新闻和逸闻趣事为主。具有很强法律意识的英国人又极注重对自己隐私加以保护，而对公众人物的隐私报道却充满兴趣。小报为了自己的利益，采用各种招数获取新闻源，大肆炒作，吸引受众眼球。在“窃听门”事件爆发以前，英国人以娱乐的心态阅读《世界新闻报》上的各种名人爆料。一些小报为了更好地满足受众阅读趣味，不惜侵犯他人的人权和隐私，违法获取新闻。结果是低俗的媒体培养庸俗的受众，这样的受众又养活了如此的媒体。而“窃听门”事件的出现使英国人突然意识到，任何一个普通人都可能成为攻击目标，所有的人都开始担心自己的隐私安全。《世界新闻报》的停刊，有人认为是西方新闻理论胜利回归的结果，在我看来，则是默多克等西方媒体大亨利益取舍所致。

三、行业自律角度

作为老牌的报业大国，英国新闻业并不缺少行业自律，甚至可以说比其他国家更加注重媒体自律和新闻从业者的职业约束。英国是西方最早开展新闻自律的国家之一，其报业自律在西方国家是比较成熟的。英国于1945年设立新闻评议会，1991年在原来评议会的基础上建立了具有行业仲裁效力的报刊投诉委员会（PCC）。1993年3月，英国报刊投诉委员会对《业务准则》进行第二次修改，增添一条新的条款，即：除非确实是以公众利益为正当理由，否则新闻工作者不得通过使用偷听设备或窃听私人电话通话，获取材料或发表以这样的方式获得的材料。

但在《世界新闻报》的电话窃听丑闻曝光后，英国报刊投诉委员会并没有什么作为。究其原因，在于英国报刊投诉委员会只是个行业仲裁机构，不是监管者。因此在电话窃听丑闻发生后，无论是政界还是大众都对报刊投诉委员会的作用和公信力产生了质疑，甚至有政府官员提出要建立对报业的监管机构。正如《经济学人》杂志所说：这意味着英国报业自我约束的时代告一段落。《世界新闻报》的“窃听门”事件，不仅使我们需要重新审视西方新闻自由和伦理道德，还需要重新审视西方媒体与政府的关系。对于《世界新闻报》，历任英国首相都必须与其保持良好关系，否则就会遭到打击，甚至落选下台。无论是工党还是保守党，英国政府同默多克的关系始终密切，都奉默多克为座上宾。英国首相卡梅伦接见默多克旗下媒体的次数，与接见英国其他所有媒体的次数总和相近。“窃听门”事件后卡梅伦宣布，将由一个委员会用一年时间制定出针对媒体的新规则，并称媒体“看门人”的角色应该有效地与政府独立。

我讲这些，并不是说西方新闻界一无是处，我们不能因为《世界新闻报》“窃听门”事件的发生就将西方新闻界一棍子打死。实际上，当自律失效时，还是媒体追踪调查揭开了黑幕。在“窃听门”事件中，正是《卫报》这样的严肃报纸，起到了警察、政府和议会三者都没有起到的监督作用，独立而严肃的报纸对我们这个世界来说是不可或缺的。

媒体新闻报道揭露世界的假丑恶，应以弘扬人类的真善美为宗旨，以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为目的，通过正当途径获取信息，秉持激浊扬清的社会责任意识，维护公众知情权和公共利益。在媒介形态和传播方式正在发生革命性变化的今天，媒体的公信力至关重要。媒体公信力不仅来自准确、权威的事实报道，也来自对法律的遵从和对道德的恪守。多年来，西方国家许多有新闻理想的新闻人写出了许多有影响力的报道，他们所强调的记者要深入第一线、增强报道的人性化、以第三者角度陈述事实、写作需淡化宣传色彩等，这些都比我们那些不接地气、宣传味过浓的新闻报道好，都值得我们学习。对于西方新闻界的理念与方法，需要我们辩证、理性地分析。〔袁军：中国传媒大学副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强势传播主流新闻助推现代文化引领

当前，中国社会正在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大变革大转型，这场转型的影响之深、范围之广，连地处西域边陲、少数民族地区的新疆也能强烈地感受到。

在这场大变革中，传统的社会阶层逐渐分化，社会价值日益多元，特别是不同民族、不同利益群体的诉求各不相同，这给舆论宣传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另一方面，微博、社交媒体、移动互联网、分众传媒等新媒体在少数民族地区迅猛发展，个人的意见表达与信息交流纷繁复杂，这给社会主流价值的传播带来严峻挑战。

面对时代发展的新形势，作为一张诞生于改革开放时期的新锐党报，新疆经济报通过重新梳理党报的主体、定位、价值和传播路径，努力进行全域覆盖，满足多元价值观的交流需求；强力传播主流新闻，彰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各方智慧，使报纸充满思想高度，成为推动新疆社会转型，引领现代文化的主力军，探索出一条经济欠发达的边疆地区党报发展的新路径。

一、以“全域全时全息”应对时代变化，牢牢占领舆论宣传阵地

新疆地处中国的西部，土地辽阔，55个民族聚集，少数民族占总人口的一半以上。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以来，中央和19个兄弟省市给予新疆资金、技术、产业、项目、人才等方面的大力援助和支持，顿时使新疆的发展出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迅速从一个传统的农牧社会向现代化社会迈进。

经济社会文化的跨越式发展，使新疆的各族群众对信息的需求和传播正呈现出多样复杂化、去中心、分布式等特点。社会的转型迫使媒体必须进行从传播内容、形式、渠道到反馈、互动等多方面的现代化转型。

新疆经济报诞生于1991年，报名由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题写。20年来，新疆经济报锐意创新，不断突破，从一张报纸发展成为拥有“十报五刊一网”的报系，成为新疆发行量最大、日出版面最多、广告经营额最高的报业体。

今年来，新疆经济报敏锐地发现到新疆社会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发生的变化，以及传统受众的分化，提出了“以全域覆盖应对受众群体的分散化，以全时传播应对受众时间的碎片化，以全息信息应对受众需求的多样化”，进行了报纸经营管理模式的转型和探索。

一是构建新型党报舆论引导体系。2011年9月，新疆经济报启动了新一轮改版，参照当前报业发展的新趋势以及自治区舆论宣传的新要求，创新创优，以新闻立报、深度立报、特色立报，全力打造一张充满生机与活力、个性特色鲜明、现代元素凸显、反映新疆改革创新先进业绩、彰显舆论责任、引导社会健康和谐发展、具有较强发展能力和影响力的新型现代党报。

2009年，新疆经济报启动“大晨报”战略。2010年5月，整合以《都市消费晨报》和亚心网为核心的传媒资源注册成立新疆都市消费晨报社有限公司，2010年11月，与新华社中国广告联合总公司、深广电、烟台日报传媒集团、桂林日报社共同发起成立新疆大晨报股份公司，建立起一个地跨中国东西南北中，集报纸、广播、电视、电影、出版社、通讯社、网络、手机3G等全时全息形态之大成的“超级媒体”运行平台。今年来，新疆经济报又与新浪、腾讯等国内大型网站确立了战略伙伴关系，加强了微博、论坛、移动互联网等方面的合作，深层扩大对数字社群的影响。

这个新型党报传播体系的形成，不仅从根本上牢牢占领了舆论宣传阵地，同时也为新疆经济报发展传媒文化产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是加强向地州的辐射力。立足于边疆地区资源分散、人口不密集的现实，省级党报与地州市党报的联合，既能消除恶性竞争，又能达到资源共享、互利双赢、优势互补。自2003年新疆经济报与阿克苏、巴州等三地州联办地州党报以来，目前已经走过了八个春秋。为进一步提升联办合作，使新疆经济报系的资源能够与地州党报更紧密地共用共享，今年来新疆经济报一方面加强新闻共享，建立内部“通讯社”；另一方面进行策划、采编、广告、发行和人才的全方位联动，使地州党报和新疆经济报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一起，显现出不可忽视的“长尾效应”。

三是优化走出去战略。目前新疆经济报与有关部门合办了哈萨克斯坦华侨报、吉尔吉斯斯坦华侨报、大陆桥杂志（中俄文）等面向中亚的媒体。为了扩大影响力，引入第三方咨询公司，密切与中亚各国经济界的交流，在商务活动中拓展传播渠道，并适时进行传播价值评估，使合办媒体在中亚各国的影响力越来越大，掌握了对外宣传的主动权。

二、强势传播主流新闻，不断提升党报的核心竞争力

美国学者比尔·科瓦齐等把新闻工作比成“为公民画出探索社会的地图”。在现代社会，新闻舆论处于意识形态领域的前沿，主流新闻又是新闻舆论的先锋。党报是党的喉舌，围绕党和政府的中心工作，传播主流新闻责无旁贷。

然而，一段时间以来，一些党报为了应对都市化媒体和新媒体的冲击，以减少或软化主流新闻，增加社会新闻、明星绯闻，来提高党报的可读性。这种探索固然赢得了许多读者，但身份的模糊、主流新闻的弱化，也带来了党报权威性和公信力的下降。

近年来，新疆经济报在改革实践和反复探索中，发现党报的优势主要来自主流新闻、权威报道和深度分析，来自政策宣传、主导舆论，主流新闻就是党报的核心竞争力。尤其是对于西部地区的党报来说，只有做大做强主流新闻，才能够在民族众多、意见纷扰的舆论市场上赢得主动，才能够在文化层次参差不齐的读者中赢得共识，才能够在市场基础薄弱的欠发达地区赢得地位。为此，新疆经济报通过解析新闻事件、政策法规背后的丰富内涵和重要意义，提升报道的理性深度和思想高度，锻造了报纸的核心竞争力。

一是以理性思考增加深度。今年来，新疆经济报围绕自治区党委和政府的中心工作，推出了一系列的深度报道。其中如《新疆打造“空中丝绸之路”》、《民生改善为百姓带来更多福祉》、《新疆加快延伸石油产业链》、《叶城“城投机制”打开发展新路径》、《“卡拉麦里金”闪耀内地市场》、《布尔津牧民致富周期在缩短》等稿件，从新疆跨越式发展的历史纵深中理性分析，从我国向西开放的大背景下理性审视，从一个个新闻事件和表象中挖掘出隐藏着的发展脉络，而获得了社会各界的关注。

二是以集束新闻放大主流新闻的传播力。对于一些重大活动，单篇报道往往很难反映事件的全貌和整个发展过程。必须通过集束新闻，即特刊和连续报道，进行全景式扫描或长期关注，才能放大事件本身应有的传播效应。今年来，在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召开一周年、建党90周年、首届中国-亚欧博览会、第二届国际舞蹈节等重要节点和时机，新疆经济报都精心策划了不同特刊，如同一场场气势恢弘、错落有致的发展大交响，奏响了新疆奔向美好明天的壮美乐章。特别是在自治区第八次党代会召开期间，新疆经济报推出两大特刊，打造出高水平、高质量的优势精品。开幕当天的特刊以《强疆大业》为主题，分成强音、凝聚、跨越、脊梁、暖心、见证等七个部分，共刊发14篇综合性特稿、30张图片。特刊气势恢弘，稿件、版面全部达到一等好稿、好版面水准，汇聚成震撼人心的新闻强势，把党代会报道整体推向高潮；闭幕当天，《新疆经济报》再次推出以“基层重要，基层光荣”为主题的特刊，抽调精锐记者，对全疆94个县市（区）党委书记无一遗漏地进行了采访，将各县市区落实会议精神的思路、举措进行梳理，形成了新闻报道的“集束炸弹”效应。

三是以专栏培养读者的阅读习惯。近年来，新疆经济报全力打造了以中国新闻奖名栏目“政令追踪”为代表的一大批专栏，其中有“热爱伟大祖国建设美好家园”、“旗帜在新疆”、“我身边的共产党员”、“凡人新事”、“创业路上”、“生活深处”、“情暖天山”等。通过固定版面、特定内容，把主流新闻进行细分，给读者留下了深刻印象。

四是结合“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活动，使主流新闻更加贴近读者、贴近生活、贴近实际。从2011年8月26日起，新疆经济报认真按照中宣部等五部委的要求，报社领导带头到偏远的基层一线采访，采写鲜活稿件，报社全体采编人员积极响应，纷纷奔赴基层，捕捉各族人民群众生产生活中的微观变化，反映他们的酸甜苦辣，提炼普通人身上的闪光点，报道以小见大，见微知著，充满乡土味、人情味。三个多月来，共刊发来自基层一线的清新活泼、短小精悍的稿件136篇。一篇接着一篇来自生活底层、带着“短、新、实”清新文风的好新闻扑面而来。其中《戈壁喜听鸭叫声》、《中哈边境第一村“飘起56面国旗”》、《热合古丽·依米尔：玛西村的“小燕子”》等不少稿件，赢得了读者的一致好评。

三、汇聚各方智慧，推动现代文化引领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八次党代会提出，要以现代文化为引领，为新疆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提供精神动力。作为自治区的重要党报，新疆经济报提出了“智汇办报”的理念。智汇，即把报纸作为一个智慧汇聚的平台，提炼广大社会各界、读者的群体智慧，成为政府的智囊、企业的智库、生活的智者；强化报纸的字据效应（权威性和可信度）、深度解析能力和思想含量，从信息中提炼知识，从知识中提炼智慧，以此对抗时效性差、信息量不足等弊端。为了实现“智汇”，新疆经济报主要通过以下几个路径：

一是建立专家库。新疆经济报要求所有记者编辑都要与各科研机构、高校以及各知识领袖、文化精英建立紧密的联系。通过报纸的平台，搭建专家、名人和政府、企业、普通老百姓之间沟通的桥梁，推动专家的知识、技术、智慧进行产业转化，满足企业、农民的技术、知识需求。

二是加强智慧互动。通过开通新闻热线、官方微博，举办“智汇大讲堂”、“智汇讲座”，在版面上开设“智汇在线”栏目，策划“智汇进社区”、“智汇专家博士团下乡”、“智汇1+1”等活动，加强与读者的智慧互动。

三是进行社会舆情分析、经济舆情分析。新疆经济报的众多记者在日常新闻采访中，掌握了大量动态的社会舆情和经济舆情信息，对此进行整理、分类和分析，可以为党政部门、企业人士的决策提供有益参考。

四是强化文化内涵。2011年，新疆经济报除了继续加强传统的文化生活、思想文化、社会科学、大陆桥等版面之外，还通过周末特刊的全新平台，进一步加强文化报道，策划和开展多层次、全方位的论坛、研讨、展会等活动，为文化产业的繁荣营造良好的社会舆论环境。如10月23日，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召开后，自治区实施了“民族文学原创和民汉互译作品工程”。新疆经济报在推出消息、配发言论外，还专访了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副部长、新疆民族文学原创和民汉互译作品工程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施生田，对政策的实施进行详细解读；同时还推出两个整版的纵深报道，深入解析实施这项工程的重大意义和深远影响。

全国文代会和作代会在京召开，胡锦涛总书记作了重要讲话，这一讲话在新疆文艺界引起了强烈反响。新疆经济报立即推出专题报道《深入到生活中去，真实反映这个时代》，约请哈萨克族作家黑达西·朱班尼西、克拉玛依市文联主席赵钧海、和田新玉歌舞团党支部书记王丽娟、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文体局局长吴文泉、新疆曲子剧团团长张世勇、精河县文联秘书长陈晓波等来自基层的文艺工作者畅谈对胡锦涛总书记讲话的认识和思考。

在打造“智汇”报纸的过程中，新疆经济报始终把加强文化报道作为报纸新时期的重要使命，进行了多方位、立体式的报道，为推动新疆文化产业的繁荣营造了良好的舆论环境。

面对日益汹涌的数字化浪潮和传媒大变局，在新疆经济报未来的发展蓝图中，将继续探索新的传媒运行体制与机制，在优化结构的过程中进行新一轮资源整合与重构，汇聚各方智慧，通过再造流程、再造团队、再造产业链，迎接产业再造和升级，强势传播主流新闻，提升主流媒体的舆论引导能力，为新疆的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提供精神动力和舆论支持。〔晏果辉：新疆经济报社党委书记、社长、总编辑〕

“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与马克思主义新闻观

我是从事报纸采编工作的，先后供职于《经济日报》、《中国环境报》。我想就一线新闻工作者2011年的热门话题——“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与我们党倡导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之间的关系，谈几点看法：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是指：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新闻事业中的运用或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看待和指导新闻工作。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基本元素包括：党性原则、导向意识、“二为”方针（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政治家办报、实事求是、深入实际、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六字文风（准确、鲜明、生动）等。

2011年8月9日，中宣部、中央外宣办、国家广电总局、新闻出版总署、中国记协等五部门召开视频会议，对新闻战线开展“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活动进行全面部署。从本质上看，该活动是符合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并且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开放发展、与时俱进的特色。

第一，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上述基本元素都是建立在实事求是基础上的。走向基层，迈入社会，是我们实践的基础，是观察、分析社会现象的前提。我们党在全国执政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国情和党情发生两大转变：一是中共由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二是中国从世界舞台的边缘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央。新闻工作者只有参与各项社会活动，深入实际，才能真正把握时代大背景、大脉络，才能做到新闻宏观真实。从我们新闻工作者自身看，也需要融入到人民群众的生活中，到农村去、到社区去、到企业去，到基层干部群众中去，唯有如此才能更好地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更好地理解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更好地感受广大基层群众的冷暖，反映基层群众的心声，履行自己的职责。换言之，新闻工作者深入现场，杜绝闭门造车，脚踏实地、成熟理性、真诚感受，才能使我们的新闻宣传做到宏观真实和微观真实的有机结合。

第二，“转作风”指的是新闻工作者要克服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来看，这是符合党性原则的，是符合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二为”方针的。

有人认为，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第一要义——党性原则，就要围绕“会议”、“官员”、“上层”转，其实这是对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党性原则的误解。新闻事业作为党、政府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喉舌，宣传党和政府的主张是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但不能依据中央文件“照本宣科”，而应当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通过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及对新近发生的事实进行评论，生动体现中央精神，针对实际工作中的问题，有的放矢地宣传和解释。

也有人认为，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就不能发挥新闻工作者的主观能动性，其实这也是对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误解。接地气才能有灵气，俯下身才能心贴心。胡锦涛总书记在“七一”重要讲话中强调指出：来自人民、植根人民、服务人民是我们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必须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点，自觉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这就要求新闻工作者从“浮上面”转向“沉下去”，关注底层百姓的喜怒哀乐。这就需要新闻工作者克服形式主义，各显神通，发挥自己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第三，我们党从来就重视文风问题。毛泽东在延安整风时曾批评某些人“无实事求是之意，有哗众取宠之心”的不正文风，主张：要使革命精神获得发展，必须抛弃党八股，采取生动活泼新鲜有力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风。毋须讳言，我们现在的新闻报道中程式化的语言屡见不鲜。不少报道和评论的文风不是朴素的，而是奢华的；不是简约的，而是繁杂的。改文风，意味着要从冗长空洞、言之无物、刻板生硬的风格中走出来，学会使用人民群众清新朴实、生动鲜活、言简意赅、具有生活气息的语言，用群众的话说群众的事；改文风，意味着用普通百姓的视角观察问题，用群众乐于接受的方式阐述观点，平等交流、平易近人；改文风意味着新闻工作者在思想上尊重群众，在感情上亲近群众，在工作上贴近群众。改文风的背后，是我们新闻工作者思想作风的转变，是对自身位置的重新打量。从这个意义上看，“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是一个逻辑整体。

综上所述，“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既是符合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原本要义的，又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充实、完善和创新。譬如，虽然我们党和党的新闻工作者有着“走基层”的光荣传统，但是在媒介格局发生巨大变化的今天，在我们的党情国情发生巨大变化的当下，我们应该思索“走基层”该“怎么走”的问题。我们不能止步于帮老大娘卖一天茶叶蛋，帮环卫工人扫一天马路，要思考“走基层”怎么走得更有效率？又譬如“改文风”是否会出现将不规范的网络语言乱加推广的问题？在探讨这些话题时，欢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同时也要恪守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杨明森：中国环境报社社长、高级编辑〕

党报工作中需要把握的两个关系

我在山东省德州市委宣传部工作期间，接触不少年轻新闻工作者。到山东省新华书店工作后，因参与指导山东大学、中国传媒大学的研究生，又接触了不少传媒学子。我发现这些青年朋友中，有些人对党和中国共产党、党报与中共党委机关报的内在逻辑关系缺乏科学的认识和理解，进而导致产生了一些思想与行为上的误区。

一、党和中国共产党的内在逻辑关系

这是做好党报工作的基本前提。一般意义上的政党，是个大概念，中国共产党是个小概念，二者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我们通常所说的一般意义上的“党——政党”，指的是代表一定阶级或阶层利益诉求、以夺取和巩固国家政治权力为目的的政治组织。政党是现代政治的重要标志，也是现代政治活动的核心要素。国家机器的运作、政治活动的开展乃至社会事业的前进，都离不开政党的积极参与。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民众分为不同的阶级，阶级是由政党领导的，政党是由领袖人物来统帅的，而领袖是在民众中产生的，这是一个反复循环的过程。

但是，中国共产党与一般政党是有区别的，它代表和维护广大无产阶级利益和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保障人民民主，与人民群众血肉相连。当今中国社会，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参与国家事务管理，国家必须保障和维护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中国共产党代表人民中的先进力量，是人民当家作主的领导力量。所以，人民民主是基于人民当家作主与党的领导的有机统一。中国共产党认为社会是分阶级的，当前的中国社会也是有阶层、群体之分的。中国共产党人鲜明地坚持党性原则，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共产党来自人民群众，依靠人民群众，代表人民的利益，深得人民的信赖。毛泽东曾指出：“人民要解放，就把权力委托给能够代表他们的、能够忠实为他们办事的人，这就是我们共产党人。我们当了人民的代表，必须代表得好。”共产党以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为自己的哲学基点，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解放全人类，建设一个没有压迫、没有剥削的社会。因此，中国共产党的党性与人民性是一致的，与真理的客观性是一致的。这是中国共产党和一般意义上的政党的本质区别。

二、党报与中共党委机关报的内在逻辑关系

一般意义上的“党派报纸”，是个大概念，“中共党委机关报”是个小概念。从目前中共党委机关报的情况看，主要有三级，一是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二是中共省、自治区、直辖市委机关报，如《大众日报》、《天津日报》、《北京日报》，三是中共地、市、州、盟委机关报，如《德州日报》、《伊犁日报》、《呼伦贝尔日报》。“中共党委机关报”是一般意义上的“党报”的一种。由于同为政党报纸，二者都有为本政党服务的功能，但二者之间又有本质区别。

第一，一般意义上的“党报”——“党派报纸”是资产阶级登上政治舞台，夺取政权初期，为资产阶级某一派别政治利益服务的。在世界新闻史上，人们对一般意义上的党派报纸评价不高。以美国为例，1800年杰弗逊总统取消了《诽谤法》，从法律上保障公民的言论自由。由此美国新闻史进入了黑暗的党派报纸时代：各党派都把自己的报纸作为其政党组织宣传的主要工具；党派报纸都是政治家们为宣传自己的主张，支持他们的候选人，回击对手而创办的；党派报纸的编辑们只有一个目标，就是保护本党候选人，在新闻、言论、社论中支持本党观点；各党派报纸之间相互攻击、谩骂，报社记者、编辑甚至为不同意见决斗。随着美国经济社会的发展，这些党派报纸逐步走向消亡，最后被商业化报纸替代。商业化报纸是为广告商服务的，不为某一政党服务，由不同财团支持，代表不同团体的利益，形成权力和利益的制衡。所谓西方新闻报道的客观、公正，其实只是利益集团的相互钳制罢了。

第二，中国的特殊国情、特殊党情决定了中共党委机关报所处的媒介环境较西方政党报纸更为纯净。如前所述，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代表，其党性与人民性、真理的客观性是一致的。所以，中共党委机关报的倾向性与新闻的客观性也是一致的。中国共产党今天是全国范围的执政党，强调执政为民、立党为公，这使中共党委机关报始终坚持群众路线，坚持“三贴近”原则，是党和人民的喉舌。在实际工作中，中共党委机关报把体现党的意志与反映人民心声统一起来，把坚持正确导向与通达社情民意统一起来，把坚持正面宣传为主与加强和改进舆论监督统一起来。

我们还应看到：中共党委机关报悠久的历史和强大的公信力，吸引了一大批优秀的新闻工作者，为自己的新闻理想和信仰奋斗。在长期的实践经验和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形成了符合中国国情的党报理论体系。今天，任何不怀敌意、偏见的人都会感到：中共党委机关报比一般报纸，比国外一般意义上的党报，办报水准更高更科学。

当然，也应看到，中共党委机关报还有需要完善改进的地方。现在，我们面临诸多重大转变，如：中国共产党由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社会主义中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由受西方列强封锁向全面对外开放转变，中国正从世界舞台的边缘回归世界舞台的中央。同时，党报媒介生态也面临着两大转变：从国内看，从党报一家独大到广播、电视、报纸、网络等多种媒体并存；从国际上讲，由单纯的国内媒体竞争到国内媒体与国际媒体同台竞争。因此，党报的新闻报道要从多角度切入，比如党和政府的视角、专家学者的视角、平民百姓的视角。这就要求，我们党管新闻媒体的理念要与时俱进，要更加符合社会现实和新闻规律。中共党委机关报在做好“规定动作”的同时，要积极做好“自选动作”，新闻报道要做到整体和谐，既体现党报的个性，又体现作为新闻纸的共性。

最后，借此机会提两点建议：一是请新闻机构更加关注对这两个关系的研究；二是请新闻院校多给学生讲讲对这两个关系的认识和理解。〔刘强：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高级政工师〕

不要简单地重复和印证——忆导师田流谈政策宣传

一

建党90周年前夕，《中国报业》杂志编辑嘱我为该刊相关栏目撰稿，忆当年党报老记者风采。导师田流的形象随之闪现在眼前。

田流怎么成了我的导师？请看《中国新闻实用大辞典》（新华出版社1996年3月版）关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新闻系”这一词条写道：“该系是由胡乔木倡导，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人民日报社和新华社支持下在1978年创办的，它只招收攻读新闻学专业的研究生。该系的培养目标是：为新闻事业培养具有坚实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和系统的新闻专业知识，能独立从事新闻采编与研究工作的新闻人才。1981年研究生院被批准为硕士学位授予单位。专业根据需要每年设有不同的研究方向，先后开设的研究方向计有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中国共产党新闻事业史、中国新闻业史、世界新闻业史、新闻业务、国际新闻报道、英语新闻采编、广播电视研究等，指导教师多为新闻界知名人士。”

田流是人民日报派往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新闻系的导师之一，我则是他指导的该系首届（1978年9月—1981年8月）毕业生之一。由于此前我在安徽人民广播电台编辑部任过五年记者、编辑，又在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当过三年“工农兵学员”，因而知道田流老师是党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的名记者之一，并在“双向选择”（某一研究生选择某人任其导师，某一导师选择某人做其研究生）前，就搜集、浏览过有关田流老师的资料，所得大体为：

田流，原名张丙蔚。河北完县人。1918年6月9日生。1937年“七七”事变后辍学，投身抗日队伍。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任中共完县第七区区委书记兼基干自卫队政委，领导当地人民开展抗日斗争。1941年入华北联合大学学习。1943年5月任山西省平定县工（人）农（民）妇（女）青（年）联合抗日救国会宣传部长。1945年任《晋察冀日报》记者。1948年参加华北记者团，所写《临清棉价波动透视》一文，对解放区的经济动态做出详细剖析，受到中共中央领导人的重视。1950年10月随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鲜采访，写了不少优秀的通讯，被收入《抗美援朝通讯特写选》。1951年回国，深入东北、华北农村采访，所写《金星奖章获得者——任国栋》、《太行一村》等通讯，受到读者欢迎。1957年入中共中央党校新闻班学习。曾任人民日报记者部、农村部、国内部副主任、主任。1983年调任《时代的报告》（后改名《报告文学》）主编。著有《田流散文特写集》、《怎样写通讯报道》、《我这样做记者》等。他的新闻作品紧密联系现实的重大课题，及时反映时代的风貌，以文风朴素、通俗、生动见称。（参见《中国大百科全书·新闻出版》卷第316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0年版）

田流老师卒于2000年3月17日。1981年8月，我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新闻系毕业后，被分配到人民日报编辑部工作，一边从事新闻采编，一边在人民日报作为主办方之一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新闻系担任采访与写作课兼职教员；1993～1995年期间还担任该系副主任。田流老师病逝前，我多次陪同他到该系授课。

不论是在跟随田流老师读研究生期间，还是在陪同他给研究生授课之时，记得老师对当年毛泽东主席关于政策的诸多论述，能背诵如流。譬如：

——“政策是革命政党一切实际行动的出发点，并且表现于行动的过程和归宿。一个革命政党的任何行动都是实行政策。不是实行正确的政策，就是实行错误的政策；不是自觉地，就是盲目地实行某种政策。”

——“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

……

记得田流老师那时多次告诫我等新闻学子：在今日中国做新闻工作，尤其是在党报当记者、编辑，要下大力气研究政策宣传，不要简单地重复老政策，不要简单地印证新政策；要讲具体路线、具体政策，更要讲总路线、总政策。

二

记得1983年8月，中央紧急通知“制止生产资料涨价”。于是，诸如此类的稿件不断涌来：

——××省委开会了，做出决定“制止生产资料涨价”……

——××市委开会了，做出决定“制止生产资料涨价”……

田流老师不甚满意，自语：简单地重复老政策，这一篇跟那一篇一个样。这叫新闻吗？

记得1986年3月，国务院发布《关于进一步推动横向经济联合若干问题的规定》。于是，诸如此类的稿件不断涌来：

——×××地区经济形势好，什么原因呢？因为当地近年来注意“横向经济联合”。所以，中央关于推动“横向经济联合”的决策是正确的……

——×××县前些年经济状况不太好，什么原因呢？因为当时他们不注意“横向经济联合”。近年来该县经济形势大为改观，什么原因呢？因为他们注意“横向经济联合”了。所以，中央关于推动“横向经济联合”的决策是正确的……

田流老师同样不甚满意，自语：简单地印证新政策，这一篇跟那一篇一个样。这叫新闻吗？

我问：那叫什么呢？

老师答：叫信息重合，主题贫困。这一篇与那一篇，除了“who（何人）”、“where（何地）”不一样外，其他的信息都是重合的。中央都说要“制止生产资料涨价”，还用得着我们再说吗？那样再三再四说的报道，其主题是贫困的、贫乏的，而不是殷实的、丰厚的。中央都说要推动“横向经济联合”，还用得着我们说“横向经济联合”是正确的吗？那样再三再四说的报道，同样有信息重合、主题贫困之嫌。

我又问：怎样改变这种现象呢？

老师答：如果我不满足于简单地重复某一老政策，而努力为党和政府有关部门完善某一老政策和制订相应的新政策提供事实依据；如果我不满足于简单地印证某一新政策，而努力用典型来显示和反映执行这一新政策过程中产生的矛盾、斗争和新经验、新问题——这一切若是我围绕政策宣传展开采访的起点，那我写出的东西就可能和你不一样。也就是说，我有可能在现实生活中发现和提出新问题，并对这些问题展开比较深刻的分析，提出比较正确的见解。读者看罢我的报道，可能有启发和收益。

据我理解，田流老师这是在提醒我等中青年新闻工作者：对老政策——执行已久的政策，不要简单地重复它，而要用事实说明它有哪些地方需要发展、修订？如何发展、如何修订？只有发展了，修订了，这些老政策才能焕发出新的生命力。对新政策——尤其是刚刚下达的政策，不要简单地印证它，而要用事实说明要解决哪些新问题，它才能兑现。

据我理解，不要简单地重复老政策，不要简单地印证新政策，是从两个侧面提出同一个问题，即：党报记者要在群众实践中考察党的政策执行得怎样？而这又是刘少奇同志对华北记者团谈话的要点之一。

1948年10月2日，刘少奇同志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对华北记者团发表谈话。这是十分重要的一堂党的新闻课。如前所述，田流老师是现场聆听少奇同志教诲的华北记者团成员之一。据他回忆，少奇同志当时一再强调：“我们（当场是指刘少奇等中央领导同志，推而广之是指整个党和国家领导集体和领导机关——引者注）要你们（当场是指听少奇同志讲话的华北记者团成员，推而广之是指整个党报记者队伍——引者注）看群众对我们怎样，党的政策到底对不对。允许你们去考察，允许你们提出问题。如果你们发现党的政策错了，允许你们提出问题，你们有这个权利。不仅如此，如果你们看到党的政策大体上是对的，但是还有缺点，也允许提出来。这是不是不信中央的政策？不是的。列宁说过，党的政策要在群众实践中考验。你们就要看党的政策执行得结果如何，告诉我们。如果政策有错误，党就修改它。如果是不完全的，就把它补充得完全起来。列宁主义的领导，历来如此。因此，应该鼓励你们去考察，依照你们的材料，提出问题。你们有这个考察的任务。如果政策正确，就说正确，有材料作根据；如果政策错了，就说错了，有材料作根据。你们不仅可以这样做，而且你们的任务就是如此——在群众中考察党的政策执行得怎样。”

同样如前所述，聆听少奇同志对华北记者团的谈话后，田流老师采写出的新闻名篇《临清棉价波动透视》（《人民日报》1948年11月8日讯），至今读来，仍是一篇在群众实践中考察党的政策执行得如何的上乘之作。该文对解放区如何发挥国营经济、合作经济的领导作用，两种社会主义经济如何分工和密切合作，以领导资本主义经济和个体经济，提出了有普遍意义的深刻见解，引起了中央的重视。新华社还以《临清事件》为题发表了社论。

三

记得1979年夏秋，田流老师去吉林省长白山林区采访。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党委办公室的同志在介绍情况时说：自治州80%的面积是林区，而全州工农业总产值中，林业只占不足1%；林区农民比农业区农民穷得多；荒山荒坡已占林区的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长期得不到治理，而且看不到治理的希望；林区人民每年要烧掉木材采伐总量的三分之一；林区火灾越来越严重……

这一切引起了田流老师的注意。经过近一个月的采访，所获不但证实了办公室同志的话完全真实，而且问题比他说的还严重得多。这原因，不是哪一个人或哪一个部门的工作失误，而是当时有关林业林区的某些具体政策、体制有问题。其中最主要的是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全民和集体的关系处理得不好，前者过分地侵犯了后者的利益。这种体制产生了许多弊端：林业局自成系统，同地方政府平起平坐，使自治州在若干条条块块上难以实现政令畅通；林业部门用国家的大招牌拼命扩大“国有”林区，把林区内的农民挤到一块小了又小的土地上，连荒山、荒坡都不许农民涉足，使农民越来越穷。如何解决？就是改变现行的有关林业林区的某些政策、体制，林业局归地方领导；把荒山荒坡划给农民经营；今后发展森林工业，要靠当地政府、当地农民……。田流老师把这些观察、思考写成一篇“工作研究”，题为《加速林区经济发展的探讨》，发表在1979年11月13日《人民日报》上。须知两三年后，国家关于林业林区的政策体制改革中，不但包含着这些看法和意见，而且更完善更发展了。谁料就是这样一篇“工作研究”，在当时引起了很大风波。上到林业部一些领导，中到省林业厅，下到县林业局以及在告状信上署名的“广大林业职工”，一再因那篇“工作研究”当时“突破了国家有关林业政策”，而上书中纪委、中组部、中宣部、最高人民法院，对田流老师提出尖锐批评和严厉指责。幸亏人民日报领导采纳了老师的建议，专门组织调查组，去长白山林区做了一个多月的调查。结果证明，老师在《加速林区经济发展的探讨》一文中提出的观点，符合中央精神，情况属实。调查报告分送有关单位，这场轩然大波才逐步平静下来。

事后，我曾问田流老师：您明明知道您那篇“工作研究”与当时有关林业林区的具体政策条文有相左之处，为什么还要啃那样的硬骨头呢？

老师答：在人民日报当记者，要宣传报道好党和国家的具体路线、具体政策，更要宣传报道好党和国家的总路线、总政策。毛主席早就说过：“我党规定了中国革命的总路线和总政策，又规定了各项具体的工作路线和各项具体的政策。但是，许多同志往往记住了我党的具体的各别的工作路线和政策，忘记了我党的总路线和总政策。而如果真正忘记了我党的总路线和总政策，我们就将是一个盲目的不完全的不清醒的革命者，在我们执行具体工作路线和具体政策的时候，就会迷失方向，就会左右摇摆，就会贻误我们的工作。”

据我理解，1978年底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党的总路线，就是邓小平同志提出的“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与此相适应，国家有关农业农村、林业林区的总政策是纠正“左”的倾向，从政治思想上批判“左”的影响，联系实际认清“左”的危害，帮助农业农村、林业林区干部明白——政策上要放宽，思想上要解放。而1979年夏秋之交的长白山林区仍在实行的有关林业林区的若干具体政策条文，明显与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和国家的总路线、总政策不符，所以田流老师要在那篇“工作研究”中对其提出商榷，展开探讨。

记得老师在答问时那么平静，双眼闪烁着睿智的光泽。其情其景，至今依稀如在眼前……〔鹿舫：中国传媒大学党报党刊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党报实践的历史地位

关于提升党报的舆论引导能力，改革开放30多年，党报获得了快速的发展，具有了一定的实力和影响力。

目前，全国范围内，以党报为中心组建的报业集团有40多家，有些集团办得相当好。2006年，中国第一个报业集团——广州日报报业集团成立10周年，中国记协在广州日报开了一个研讨会。会上宣读了李长春同志的贺信，他在贺信中说：“通过广州日报的经验说明，我们的党报是可以办得更好些的。”

广州日报作为一个市级党报，通过自办发行，达到200万份，2010年的年收入已经达到了三十几个亿，其中广告收入20个亿，这完全是一种创新的体制和机制，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此外，很多省报也在不断进步之中。

中央的一些党报近几年也在发展，为中国报业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如今，我们已经进入新世纪，在新的阶段，党报也面临着很多新的形势、考验和新的机遇。怎样进一步提升党报的四个方面？笔者认为这四个方面很重要。

第一个是信息法规，第二个是文化影响力，第三个是舆论引导力，第四个是社会公信力，这里的文化是个大文化的概念。

笔者曾写过一篇文章，围绕党报如何提升这四个方面展开。共和国党报论坛创办以来，就一直在研究这样的问题。2008年胡锦涛总书记考察人民日报，他的讲话主题是提高党报的引导力，重点就是怎么办党报的问题。这个讲话形成了中央对新闻工作的整体意见。

2009年胡锦涛总书记到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考察，现场发表的讲话简练而深刻。他说，要研究信息化时代新闻传播的新特点、新规律，这个观点非常重要。首先，作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他把这个时代定为信息化时代，是对当今时代的基本评价。信息化时代的特点，要求研究新闻传播的新特点、新规律。

综观胡书记在2008年的讲话以及后来的讲话，论述了新特点新规律，包括整合新闻资源，要把传统媒体、都市媒体和网络媒体这些资源整合起来，要形成新的舆论强势。这个讲话，包括后来在世界媒体峰会上的讲话，以及在人民大学讲话时谈到，新闻院校的老师、学生怎么样重视研究新媒体环境下新闻传播带来的新课题、新变化，要求学生要掌握新知识、新本领，要在实践当中提高锻炼自己等，都是现场的即兴发言。

在考察人民日报的时候，原来没有安排考察国际部，胡书记提出要和国际部的同志交流。他强调一个很重要的观点，为“从国内国际两个方面”。用他对干部的话说，即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而对于新闻界的人士，胡书记强调要统筹国际国内两个方面。这对于指导当下新闻工作是异常重要的。

全球化催生了新的媒介形态——网络媒体。借助网络平台，信息得以跨越国界和时空。比如在中国边疆某一小地方发生的一件事，经过网络传播和媒体炒作，立即成了世界性的新闻。所以国内和国际的关系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对于全球化时代的记者来说，既要有中国视野，也要有国际视野，应当统筹国际国内两个方面。

因此，胡锦涛书记的讲话就显得非常深刻。胡书记的讲话中有几条重要的内容，一个是强调适应时代需要，怎样使我们的党报工作适应时代性。第二强调要遵循新闻传播规律，这对于当下新闻工作的发展具有非凡意义。遵循新闻传播基本准则，也就是按照新闻专业学的内容办事，如坚持新闻的客观、公正、真实等原则。此外，胡锦涛书记强调要讲求艺术技巧提升文笔水平。体现了十六大以来党的领导对新闻改革的一种思路，对新闻工作，尤其是党报工作要领的阐述。

十六大以来，中央通过了很多针对新闻宣传工作的文件。一是2003年4月颁发的《关于进一步改进会议和领导同志活动新闻报道的意见》，二是2003年8月颁发的《关于进一步改进和加强国内突发事件新闻报道工作的通知》，三是2005年4月颁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舆论监督工作的意见》。在不到两年的时间，中央通过了三个专为新闻界颁发的文件，讨论的三个问题都是新闻界长期以来一直想做但总是做不好的老大难问题。新闻界之所以想要着力解决这些问题，是因为群众呼声很强烈。在每次的读者调查里，对于这三个方面读者意见最大。但是，这些问题却一直棘手，究其根本是阻力太大，而阻力往往来自领导机关、领导同志。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一定要领导者率先树立观念认识，为处理好这些问题提供思想引导。

中央的三个文件，实际上是为新闻界改革的三个领域制定原则性的意见。对于新闻研究来说，虽然取得一定的成果，但是尚有不足之处。

第一个文件，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进一步改进会议和领导同志活动新闻报道工作。胡锦涛总书记主持会议，这次会议就一个主题，就是通过这个文件。第二个文件，强调了突发事件报道的原则，使突发事件的报道得到改进。这三个文件为我们提供了改革发展的基本空间。

此外，信息公开管理的相关文件也是新闻工作领域的重要内容，2007年通过信息公开管理的相关文件，2008年5月1日开始执行。在关于汶川地震的报道中得到体现，那就是坚持公开透明的原则，这可以说是新闻报道领域的一大进步。国外媒体、国外舆论监督也相对放开。相比较来说，之前的拉萨事件没有及时报道，带来了很多消极的后果，为西方媒体大量刊登不实报道提供了条件。因为我们自己不报，他们想怎么报就怎么报。此外，加快文化产业的发展是十七届六中全会关于建设文化强国的重要内容之一。

纵观十六大以来中共中央在指导新闻工作上的重要举措，中央在新闻改革方面的措施和思路是明晰而坚定的。〔郑保卫：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党报如何引导网络舆情——以《人民日报》为例

胡锦涛总书记2008年6月20日在人民日报社考察时说：“新闻报道要坚持两个统一：把体现党的主张和反映人民心声统一起来，把坚持正确导向和通达社情民意统一起来。”这就要求党报作为党和政府的喉舌，不仅要积极宣传党和政府的政策主张，同时还要充分反映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意愿要求，同时做到“上情下传”和“下情上达”。

一、新媒体时期，网络成为民众表达的舆论重地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2011年7月19日发布的《第28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1年6月底，中国网民规模达到4.85亿，较2010年底增加2770万人，增幅6.1%。随着网络的日益普及，互联网在中国民众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中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成为中国公民行使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的重要渠道。

关于网络舆情的概念，国内已有研究对其进行了界定，但尚未形成共识。曾润喜认为：网络舆情是由于各种事件的刺激而产生的通过互联网传播的人们对于该事件的所有认知、态度、情感和行为倾向的集合。舆情是人们的认知、态度、情感和行为倾向的原初表露，可以是一种零散的、非体系化的东西，不需要得到多数人认同，是多种不同意见的简单集合。当舆情产生聚集时就可以向舆论转化，网络舆论在某种程度上代表和反映了部分网络民意，尤其是随着网络舆论对现实重大事件的反应及推动作用的日益增强，网络民意也逐渐从虚拟空间走向现实世界，从隐性走向显性。

二、网络舆论特点决定其需要正确的舆论引导

网络作为一种新技术推动下的新的传播媒介，具有与传统媒体不同的传播特征。柯缇祖曾撰文分析了网络舆论所表现出来的特点：（1）非主流性——浏览者多，参与者少；（2）负面性——批评的多，肯定的少；（3）非理性——情绪宣泄多，理性思考少；（4）从众性——“马太效应”；（5）扩散性——“雪球效应”；（6）逆反性——挑战权威；（7）有组织性——“意见领袖”与“网络推手”；（8）虚拟性——与现实生活的反差。并得出结论认为“中国的互联网可能是世界上最热闹、最嘈杂、最舆论化的网络”，“网络舆论并不能代表社会主流声音，但又是不容忽视的社会情绪‘晴雨表’”。

基于以上这些网络舆论表现出来的特点，我们不难看出，网络舆情作为一种自发性的草根阶层的民意表达，难免会有失偏颇，甚至走向偏激。因此，作为党报，对于网络舆情不应该听之任之，而应该对其加强引导，使其在舆论形成前消解，或形成正向的、积极的舆论，并在社会管理和参政议政过程中发挥积极的作用。

三、《人民日报》对网络舆情的回应分析（一）《人民日报》积极回应网络热点事件

中国传媒大学网络舆情（口碑）研究所2011上半年网络舆情报告显示：2011年上半年以微博为源头的15个热点事件中，《人民日报》对其中的7起事件予以了回应。这种回应营造了一种良好的互动氛围，既是主流媒体关注网络舆情，回应网民的表现，也提供了一种“下情上达”的渠道。《人民日报》为代表的党报对网络舆情做出的积极回应，尤其是对一些网络热点事件的评论，代表了主流媒体对相关事件的态度和立场，在向社会传达主流价值观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表1 2011年上半年《人民日报》对以微博为源头的热点事件回应来源：中国传媒大学网络舆情（口碑）研究所（二）回应时间滞后，对网络舆情发展影响不大

虽然《人民日报》对网络舆情已有回应，但是从两个案例的网络舆情指数趋势图中可以看出，《人民日报》的回应时间均稍显滞后，对网络舆情发展影响不大。如在“微博打拐”事件中，《人民日报》在网络舆情热度高涨时期内并没有反应（见图1），而是在接近尾声的2月10日才发表评论文章；在“故宫‘门’”事件中，《人民日报》于5月16日发表评论文章（见图2），同日，故宫就错字道歉，随后舆情指数逐渐下降。图1 微博打拐事件网络舆情指数趋势来源：中国传媒大学网络舆情（口碑）研究所图2 故宫“门”事件网络舆情指数趋势来源：中国传媒大学网络舆情（口碑）研究所（三）回应形式简单，对网络舆情没有起到有效引导作用《人民日报》对网络热点事件的回应，除了在时间上表现滞后外，在回应形式上也过于简单，尤其是对“郭美美”这类复杂事件的回应，没有发挥报纸作为传统媒体的优势进行深入报道，更没有体现出党报在整个过程中应该发挥的作用。

2011年的“郭美美”事件可以说是“蝴蝶效应”的典型代表。对于这种原发于网络，通过网络信息传播与扩散，中间夹杂着各种谣言、猜测和质疑的事件，公众想要的是真相。而《人民日报》在面对“郭美美”这一复杂性、敏感性舆论时，处理得过于微妙，仅仅是在来论栏目中，刊登一位上海读者的来信《公众善心“伤不起”》，表达了“‘郭美美’只是一个引爆点，触发了许多人郁积的对慈善机构的不信任乃至不满”这样一个观点。从“郭美美事件网络舆情指数分析图”（见图3）中可以看出，《人民日报》在2011年6月27日发表评论文章后，该事件的舆情指数仍在上升，可见评论文章对舆情影响并不大。这种简单的评论离公众想要的真相相去甚远，因此其对网络舆情的发展并没有太大影响，更谈不上对网络舆情的正确引导。图3 郭美美事件网络舆情指数趋势来源：中国传媒大学网络舆情（口碑）研究所

正是由于“郭美美”事件本身具有的敏感性，以及在整个舆论形成过程中相关个人和机构的不当回应，加上党媒缺乏深入报道（见图5），未能适时引导网络舆论的走向，使得这样一个看似平常源于网络的炫富事件，最终却导致了中国红十字会年度个人捐款大降，并使中国整个慈善体系及体制受到质疑。（见图4）图4 郭美美事件始末图5 郭美美事件过程中党媒的反应（四）缺乏网络互动，网络影响力有待提升

从中国传媒大学网络舆情（口碑）研究所监测的众多网络舆情案例中不难发现：人民网作为人民日报的网络版，网民对其新闻报道的评论量远远低于搜狐、网易和新浪等门户网站。说明人民网的网络人气还远远不足，直接会影响其网络覆盖力和舆论引导力（见图6、图7）。图6 江苏溧阳局长“微博直播开房”新闻报道TOP10及网民评论来源：中国传媒大学网络舆情（口碑）研究所图7 南京“梧桐让路”新闻报道TOP10及网民评论分布来源：中国传媒大学网络舆情（口碑）研究所

四、党报如何有效引导网络舆情（一）监控源头，分类管理

中国传媒大学网络舆情（口碑）研究所2011上半年网络舆情报告显示：微博成为舆情第二大源头和最重要舆论场。根据IRI统计，微博已超过论坛，由2010年的第三大舆情源头上升为第二大舆情源头，中国发生的几乎所有热点事件，都会在微博上得到有效传播，舆情在经过微博传播后，一般会发生变异、放大，微博引领舆论的特征日益明显。微博用户数量的增加、网民登录网站方式的改变、移动互联网的发展，使中国舆论场的重心迅速向微博转移，相应的，微博意见领袖开始分享由传统媒体和网络媒体所把持的话语权，传统媒体报道日益受到网络舆论，特别是微博舆论的影响。

在对网络舆情源头监控的同时，还要发挥党报的新闻识别能力，对网络舆情作出正确判断，做到分类管理，区别对待。对于良性事件，党报应当给予肯定，增强示范效应，如《人民日报》针对热点事件“‘随手拍照解救乞讨儿童’行动”发表评论《“微博打拐”验证民众智慧理性》；对于中性事件，党报应当坚持正确导向，立足客观进行全方位分析，如《人民日报》针对“清华真维斯冠名教学楼风波”事件发表评论《舆论为何瞄准“真维斯楼”》；对于非良性事件，利用党报的公信力及深度报道能力，引导网络舆论走向，如对“郭美美”等复杂事件应通过深入报道，借用事实来引导舆论。（二）把握回应时机，掌握话语主动权

现阶段，尽管《人民日报》作为党报的代表已经开始对网络舆情作出回应，但是这种回应往往是发生在网络舆情的尾声阶段，并没有在网络舆情高发时期掌握话语的主动权，更谈不上对网络舆情的有效引导。

因此，首先应该在网络舆情高发时期，发出党报的声音，做到积极引导，而不是被动回应；其次，党报应该适时回应，掌控议程设置主动权，通过议程设置引导网络舆情；最后，应该利用党报的权威性和公信力，疏导新媒体所传达的疑惑和怨气。（三）对复杂事件进行深入报道，控制谣言扩散

人民网2011年12月8日新闻报道：“受‘郭美美’事件影响 中国红十字会今年个人捐款大降”。在整个“郭美美”事件中，新华社、中央电视台、中央广播电台和《人民日报》等党媒普遍缺乏深入报道，未能适时引导网络舆论的走向。而民众对于真相越是迷离的事件猎奇心越强，围观时间持续也会越长，其中发酵的谣言也会越多。

党报作为党和政府的喉舌，应该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对复杂事件进行深入报道，向公众公布事件真相，通过消解谣言控制舆论。（四）加强网络互动，提升网络舆论影响力

网友的评论量作为衡量一个网站互动性的重要指标，代表了该网站所发布消息在网友人群中的关注程度和影响程度。因此，人民网作为《人民日报》的网络版，应当通过提升新闻点击量及评论量来提升其在网络舆情中的影响力，从而拓宽引导网络舆情的途径，以达到有效引导。

五、结语

在新媒体时期，党报作为党的喉舌，不仅应该做到对网络舆情的回应，更应该在了解和掌控网络舆情特点的基础上，做到有效疏通、有效引导。只有这样，党报才能既发挥好宣传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和中央重大决策部署的作用；又有效地通达社情民意，引导社会热点，疏导公众情绪，搞好舆论监督。〔张树庭：中国传媒大学MBA（工商管理硕士）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孔清溪：中国传媒大学网络舆情（口碑）研究所工作人员〕

从“走、转、改”看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大众化方向

从中可见，走基层，就是让记者深入工矿、乡村、连队、社区，深入生活，深入群众，记者必须到新闻现场，这是在行为、行动层面沉入生活；转作风，就是在思想方法和世界观层面回归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本质内涵，在新闻的源头活水中吸取“氧气”和“养分”；改文风，就是在新闻写作和表现手法方面，克服各种形式的“八股文”，以人民群众喜闻乐见、朴实清新的文法、文风、文气，赢得良好的传播效果。

新闻战线的“走、转、改”活动开展以来，我们从学术理论角度思考可以发现，这一活动彰显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大众化发展方向。主要体现在网络新媒体时代，新闻工作如何在实现党的意志与反映人民群众呼声上寻找共同点；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与百姓民间话语方式结合上寻找共同点；在坚持正确导向和通达社情民意上寻找共同点等内容。

一、在实现党的意志与反映人民群众呼声上寻找共同点

新闻工作在本质上是党的工作，是群众工作，其宗旨是为人民服务。胡锦涛同志在“七一”重要讲话中指出，来自人民、植根人民、服务人民是我们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

党的新闻工作者是党的方针政策的宣传者、践行者，更是党的方针政策落实效果和政策科学与否的检验者。开展“走、转、改”活动，作为新闻战线贯彻胡锦涛同志讲话精神的重要举措，对于推动新闻工作者进一步树立群众观点、坚持群众立场、贯彻群众路线，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党的意志需要人民群众的实践去体现；人民群众的各种呼声、要求，也应该在党的方针政策中加以检验其是否符合群众的要求。这是党的新闻工作的重要内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正如实践是认识的源泉一样，人民群众是实践的主体。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就必须树立群众本体、本位的理念。

好新闻来自社会生活，需要记者把基层作为最好的课堂，从群众那里获取丰富的新闻素材和创作灵感，获取深刻的生活教益和人生启迪。要回答好、解决好我们的新闻传播事业“为了谁”、“依靠谁”和“我是谁”这三个问题，都必须扎实深入群众、从群众中求索答案。从这个意义上讲，也说明我们的新闻工作在某些方面，坚持贯彻群众路线还不够全面、不够彻底、不够深入，面临着必须“转”和坚决“改”的严峻挑战，面临着重新弘扬党的“三大法宝”，并将其重新融入新闻工作的重要任务。

近些年来，交通发达了，通讯先进了，有些新闻工作者与群众的距离却更远了，对群众的情感淡漠了，热衷于跑“上层”而不是蹲“基层”，热衷于跑“热门”而不是访“冷门”，热衷于“网上”下载“新闻”，而不是蹲基层、跑新闻。这显然是本末倒置、舍本逐末，背离了党的新闻事业的性质和宗旨。长此以往，新闻工作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因此，走基层，就要踏踏实实地深入生活、深入群众，尊重群众首创精神。只有认真践行“走、转、改”，才能在实现党的意志与反映人民群众呼声上找到共同点。

二、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与百姓民间话语方式结合上寻找共同点

马克思主义学说是解放人类的科学思想体系，具有极其丰富的思想内涵，对人类社会的发展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包括思想和理论等新闻观）是马克思主义完整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与其他思想体系有着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国际背景下，在中国社会转型新时期，对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研究，要遵循其自身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关注社会现实问题，关注人类未来发展。以多元化的文化视角，科学系统地全方位地给予观照。

基于上述认识，可以从三个层面来分析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一是在基础层面上，作为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对新闻传播理论建设具有思想价值与指导原则；二是在中间层面上，作为人文社会科学与文化体系，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是对新闻传播一般规律的探索和新闻科学的认识与追求；三是在高级层面上，作为政治组织和阶级的意识形态体系，在马克思主义政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执政过程中，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对思想观念、上层建筑等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指导作用。三种表现层面是有机的整体，相互之间具有内在的联系。

如果从方法论角度分析，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三个基本层次，可以呈现三种既有不同特点而又相互关联的研究视角。

首先，在基础层面，作为价值观和方法论，马克思主义内化并积淀在普通百姓心理和生存状态之中，它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人们的日常生活，从中可以感到它具有蕴含“民间生存的立场和特征”。同样，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也在新闻实践领域具有相当的“民间基础”。

其次，在中间层面，作为文本符号系统，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理论体系和文化现象，是知识分子进行学术探索和研究的对象，它具有蕴含“知识分子的学术立场和特征”。同样，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在社会科学领域具有独特的学术批评价值和科学理性特征。

最后，在高级层面，作为意识形态体系，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是社会主义国家和马克思主义政党领导下的新闻传播事业的指导原则，在思想战线和意识形态领域具有指导作用，居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中心地位。

上述三种立场可以概括如下：从宏观角度看，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它是以与百姓生存状态息息相关的民间人文话语方式存在的；从中观角度看，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作为学术研究，在文本解读、理论提升、流派分析、规律把握等方面，具有一定的独特性和创造性表现，是以知识分子学术话语方式存在的；从微观角度看，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是以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劳动阶级统治的思想观念和上层建筑，是以政党组织和阶级意志的政治话语方式存在的。这三种立场或话语方式分别呈现了社会大众的民间性、知识分子的学术性和政党组织的行政性特征。

在新闻传播实践领域，如果我们对于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仅仅停留在“政治行政”意识形态的话语方式层面，同时，“知识分子”的学术研究话语方式如果脱离人民群众，将科学研究过于意识形态化，背离“人民群众的民间”话语层面，必然出现新闻工作脱离群众、脱离实际和脱离生活的局面。因此，防止对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民间话语方式”的遮蔽状态，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与人民大众的思维方式、生产方式、话语方式、行为方式乃至整个生活方式结合起来，才能真正实现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自身价值。

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开展“走、转、改”活动，是新闻战线践行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并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向大众化、平民化深入推进的重要举措。

内容决定形式，立场决定方法。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民间话语方式”与研究方法，是通过民众的视角，尤其是社会下层、底层民众自己的表达方式，诠释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及其思想理论。它把马克思主义及其新闻理论当作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加以解读。它不注重马克思说过什么，写过什么，甚至不重视怎样为人们所解读，而注重马克思主义及其新闻观在人民群众中的实际接受程度和传播中的集体表象效果。它不注重每一种观念、思想、意识的“真实度”，而注重每一种观念、思想、意识的影响力。每年3月，全国人民掀起学习雷锋同志、重温雷锋精神的热潮，这一民间现象引起巨大反响。雷锋是具有坚定马克思主义信念的共产主义战士，他的精神影响了整整几代人，在他身上所折射出的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精神，很容易在人民群众中广泛流传。一项对天津市高校大学生进行的问卷调查显示：人们更倾向于将雷锋视为精神世界的偶像，而将比尔·盖茨作为现实世界的榜样。正像有的评论所说，这种选择有着现实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和青年自身发展方面的多重原因，但雷锋精神在现今时代依然给人们以启迪和引导，则与这种马克思主义民间精神文化现象本身具有的长久不衰的深刻内涵有关。

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民间话语”方面，也有很多成功的案例。“人民记者穆青”即是一个。在我国新闻界广泛进行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中，天津电视台摄制的《人民记者穆青》成为重要的学习材料。对广大人民群众来说，恐怕不会说出或知道穆青的名字，但穆青所撰写的《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为了周总理的嘱托》等优秀作品，却是家喻户晓，耳熟能详。正是这种普遍存在于民间的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的“民间话语方式”，构成了党的新闻事业广泛的群众基础。然而，这种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的“民间话语方式”，却是非常薄弱的。目前，像《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为了周总理的嘱托》等优秀作品在人民群众中广泛流传的现象已不多见。开展“走、转、改”活动，为改变这种现象奠定了广泛的群众基础，也为新闻工作者队伍多出优秀人才，快出杰出人才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三、在坚持正确导向和通达社情民意上寻找共同点

对这场长期的系统性工程，应当从学理的层面认真梳理其理论基础和实践进展，无论是“转”还是“改”，都是一条回归“存在决定意识，事实产生新闻”的新闻哲学之路，即在新媒体迅猛发展的时代背景下，贯彻胡锦涛同志关于新闻工作要“在坚持正确导向和通达社情民意上统一起来”的指示精神，进一步找准党的新闻工作坐标，明确党的新闻工作的历史责任，在坚持“以人为本，增强新闻报道的亲和力、吸引力、感染力”与“注重在报道新闻事实中体现正确导向”之间找好平衡点，更好地履行党的新闻工作者的光荣职责。

坚持以人为本，是当前做好新闻宣传工作的根本要求。如何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并将其作为党的新闻宣传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走、转、改”活动回答了这个问题。通过“走、转、改”，记者深入基层，服务群众。通过多报道人民群众的工作生活，多反映人民群众的利益要求，多宣传人民群众中涌现的先进典型，达到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群众首创精神，以保证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

同时，在报道新闻事实中正确体现舆论导向，在基层采访中向群众学习，在与人民群众广泛深入的交流中，形成社会共识，在加强信息服务中开展思想教育。通过化解矛盾，理顺情绪，创造良好的舆论环境，使媒体理政的社会管理功能与媒介作为党和国家智囊、外脑的作用得到充分发挥。

总之，开展“走、转、改”活动，就是以“民间话语方式”在人民群众中大力加强、普及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工作，是党的“三大法宝”重新融入新闻工作的本质回归过程，是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过程，是在网络文明新时代加速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大众化的过程。它体现了党领导下的新闻工作面对复杂的国内外新形势，审时度势，改革创新，与时俱进，主动迎接时代新挑战的胸襟与气度。

参考文献［1］参见华翊：《应当加强对马克思主义的整体研究——中国人民大学高放教授访录》，《探索与争鸣》，2003年第7期。［2］刘大椿：《问题意识与超越情怀》，《科学技术哲学》（人大复印资料），2004年第10期，第57页。［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Ⅱ），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转引自《科学技术哲学》（人大复印资料），2004年第10期。〔刘卫东：天津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教授；石凤妍：天津市滨海新区常委、统战部长兼宣传部长〕

当前地市级党报的创新与发展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尤其是在互联网及网络媒体迅速崛起的情况下，如何办好党报？这是广大报界同仁和读者瞩目的一个问题。作为地方党委政府“耳目喉舌”的地市级党报在新时期传媒格局中地位和影响力受到了挑战和削弱，如何变革？如何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以创新的办报思路不断完善自我，充分发挥舆论宣传功能，有力地发挥舆论引导、促进工作的作用，近年来，《九江日报》对此作出了积极有益的探索。

一、紧抓“三个围绕”，不断提升党报的核心竞争力（一）围绕中心工作

围绕中心是党报的本质，当好“喉舌”是机关报性质决定的。“中心工作报道”历来就是党报的特色和“立身之本”，是党报的主流新闻。在党报的读者群中，绝大部分是各级干部、企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党报要担负起“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的使命，就必须紧紧围绕中心工作，以高品位、高格调的报道来吸引读者。

突出强势引导。近两年来，九江日报社突出强势引导，坚持围绕一个主题、紧扣一个焦点，整合新闻信息资源进行高密度和强渗透力的信息传播，形式手法丰富，主题性鲜明，对受众进行强有力的舆论引导。如《强工兴城，奋起赶超》栏目，从2011年1月1日开始，《九江日报》以强势连续每周推出两组通讯和时评，重点报道全市11个县（市区）如何贯彻全市第十次党代表大会精神，进一步做好“强工兴城”工作的举措和思路。紧随其后，陆续刊登市直各有关部门及县区“强工兴城”的想法和举措，在短短半年的时间里，在一版就发稿逾200篇，营造出超乎寻常的强势新闻舆论场。

突出典型引导。典型引路是围绕中心工作进行重大报道的有效方法，针对普遍性的问题抓典型、从大局出发找典型，力求报道深入、有启发性、呈现立体化。《九江日报》从2010年初起在报纸的一版倒头条位置设置《看变化》专栏，集中宣传市委、市政府在城市建设、工业发展等方面的中心工作，强力宣传老百姓喜闻乐见的身边人和身边事，反映群众急需解决的实际问题，报纸采用连续报道的形式，先后刊发了近40篇报道，如《城市管理进行时》、《拆违，为何这么难？》等。这些文章从城市建设、城市管理等方面入手，一方面提出存在的问题，另一方面提出改进建议，随后报道政府的整治措施和成效，起到了较好的宣传和鼓劲作用。（二）围绕本土特点

以大量的本土新闻参与报业的竞争是地市级党报的明智之举和优势所在。今天的地市党报虽然在很多方面都处于不利位置，但有一个很大的优势或者说是一张“王牌”，这就是我们的看家本领——本土新闻。如何把本土新闻做得更好更有特色，以充分体现我们地方党报的特点，这就需要我们认真研究和不断改进。

首先要改进会议报道，强化有效信息。由于长久以来宣传上的模式化，使地市党报上的这类内容缺乏可读性。要改变这种沉闷的面孔，就要从会议中挖掘读者最喜爱的有效信息，把会议最有价值的东西提炼出来，让受众一看就能知道会议的基本精神和实质。因此，采编人员无论采访还是编辑都要坚决杜绝八股调，使新闻变得生动活泼，呼之欲出，让“硬新闻”实现“软着陆”。

优化新闻构架，突出地方特色。以本土特色见长的地方报纸，如何抢占舆论宣传的制高点，这就要求我们媒体人要学会优化新闻构架，突出地方特色。本土新闻要求全，凡是对本地有一定新闻价值的新闻都必报，要通吃，严防漏掉，因为这就是我们的看家菜，我们的地方风味。同时，对有较大新闻价值的事件要做到深入挖掘，不惜代价、不惜版面，力求做深做透，尽量采取组合、集束式、链条式的形式进行开发，直到“吃干榨尽”。

2008年3月，庐山山南发生森林大火，这个世界文化景观、世界名山发生火灾牵动了中央、省、市领导的心，也是全市乃至全国人民都关心的一件大事，作为地方报，我们以每天一版不少于两篇文字稿并配以图片，及时向全市人民报道火灾扑救情况和武警战士英勇扑火的感人事迹，一星期之内我们共发稿20余篇，图片13幅，尤其是对扑火英雄谭守文烈士的报道，我们连续刊发了三篇长篇通讯，写了谭守文本人的英雄事迹，战友眼中的谭守文和父母心中的儿子，全方位、多角度、立体式地展现了新一代武警战士的崇高而伟大的形象，中央各大报纷纷转载，在全国树立了一个很好的典型。（三）围绕读者需求

通常读者总喜欢以好看或不好看来衡量一张报纸的优劣，虽然不同层面的读者有不同的需求，看法也不尽一致，但报纸可读性的问题，已成为媒体越来越关注的课题。由于地市党报不能像生活类报刊，一味追求生活化。因此，党报的可读性必须融进指导性，寻找到它们最佳的平衡点与结合点，使其成为权威性的组成部分，以体现出自身特有的品位和魅力。

近年来，《九江日报》从报道内容着眼，从报道角度着手，着力改进会议报道、工作报道，增强党报的可读性。前不久，九江市召开农村工作会议，我们没有从会议的角度给予报道，而是通过其中减轻农民负担这一点，写了一则消息，使报道围绕群众关心的问题展开，效果很好，许多农民把报纸剪贴下来以备后用。自2009年以来，《九江日报》还以改版和适度扩版的形式，拓展报道内容，创新报道形式，改进版面设置，通过报道策划等手段，使报纸在内容的组合上更具厚度，在形式的改进上更迎合读者的阅读快感。

二、找准“三个平衡点”，不断树立党报的亲民形象（一）在“当好喉舌”与“反映呼声”上找到平衡点

党报的“喉舌”作用是由党报的性质所决定的，必须毫不犹豫地发挥好，充分履行好我们的职责。但在当好“喉舌”的同时，也要反映群众的呼声，敢于为弱势群体说话，使党报既是“宣传工具”又不仅仅是“宣传工具”，着力改变党报脱离群众，高高在上的“官媒”形象。

党报的权威性也来自人民群众，反映群众的呼声，为读者解惑释疑，也是党报的责任，也是其强化自身权威的重要一环。因此，创新强化党报的权威性，必须克服重上轻下的老观念，切实做好人民群众这篇文章。从2008年开始，《九江日报》在头版开设了《在一线》栏目，让普普通通的老百姓走进版面，反映人民群众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精神风貌，受到了读者的欢迎。同时，连续两年开设的《记者走基层》，就百姓关心的问题、碰到的难题解惑释疑，起到了舆论引导的作用，达到了上下两头都满意的效果，党报的权威性和“喉舌”作用在看似不经意中被强化了。（二）在“宣传任务”与“主动发声”上找到平衡点

以本土特色见长的地方报纸，如何抢占舆论宣传的制高点，这就要求我们媒体人在做好宣传任务的同时学会主动发声。主动发声不是乱发声，要在弘扬主旋律的情况下发声，要在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的前提下发声。

2009年是新中国成立60周年，同时也是《九江日报》创刊60周年，群众关注，意义特殊。《九江日报》从9月26日始，用了整整一个星期的时间，连续在六版开辟专题，刊登反映九江60年来翻天覆地的变化和成果，声势大、效果好。很多读者把这7个专版作为珍品收藏起来。建党90周年期间，《九江日报》不仅做到报纸天天在内容上有反应，还主动承办了全市建党90周年图片展，通过一幅幅图片反映九江革命历程，图片展在广场展出后受到了各级领导及读者的一致好评。

同时，我们还主动利用社论、评论员文章、时评等多种方式主动作为，宣传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弘扬正气、针砭时弊，引领社会舆论，受到了各界的重视与好评。（三）在“正面报道”与“舆论监督”上找到平衡点

党报必须坚持以正面报道为主的宣传方针，但坚持正面报道为主并不是不要舆论监督，舆论监督也是党报所必须承担的一项社会责任。新闻聚焦热点，热点产生效应，这符合新闻报道的规律，但是党报的这种“聚集”，应该是站在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国家的重大事件深刻理解的基础上进行的，这种聚集应该是站在正确的舆论导向下进行的。

媒体开展舆论监督的目的，刘云山同志曾经作过很精辟的论述，就是要针砭时弊，弘扬正气，解决问题，推动工作，增强团结，维护稳定。而不是于党和人民根本利益不顾，图一时之快，凭意气用事，把人整死整垮，这是增强舆论监督公信力的重要前提。《九江日报》在舆论监督方面正是秉承这些原则，这些年来积极进取，有所为有所不为，得到了市委市政府的充分肯定，也赢得了社会各界的理解与尊重。

当前，如何办好地市级党报，这是一个永恒的课题。上述的一些做法和观点，只是我的一点肤浅认识和体会，还需要所有地市党报人不断探索、与时俱进，也需要得到全社会的关心、支持和帮助。〔杨鸿敏：九江日报社党组书记、社长〕

浓墨重彩造氛围 精彩策划出精品——德州日报社建党90周年系列宣传报道的实践与思考

纪念建党90周年，是党和国家的一件大事。与建党70周年、80周年时不同，当今我国进入经济转轨、社会转型、利益分化的加速期、发展的黄金期与矛盾的多发期。国际金融危机阴影犹在，国际环境空前复杂。因而，做好纪念建党90周年的新闻宣传工作，唱响共产党好、社会主义好、科学发展好的主旋律，阐明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民族复兴、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人民幸福的大道理，意义格外重大，任务特别繁重。《德州日报》对这一重大新闻战役，高度重视，高点定位，高标准要求，周密部署，狠抓落实，努力做到声势大、力度大，有新意、有特色、出精品。系列评论受到山东省委宣传部《新闻阅评》的表扬，《党旗红德州》特刊被众多读者、企业收藏。

一、浓墨重彩 力大势猛

(一)空前力度打造舆论强势

围绕迎接、纪念建党90周年，先后推出《红旗飘飘》、《时代先锋》、《红色传奇》、《真理之光》等10余个专栏，刊发重点稿件284篇。推出了《党旗红德州》、《颂歌献给党》、《学习七一讲话 谋求跨越发展》等专版，版数达81个，在数量和规模上均创本报重大活动、重大会议新闻报道之纪录，力度空前，声势浩大，唱响了主旋律。

(二)节前报道逐步升温

2011年4月份以后，报纸各个版面、德州新闻网都开辟专栏、设计专题，加大报道力度。各版面及时报道全市迎接建党90周年的活动，刊发迎“七一”文艺活动、座谈会、演讲比赛等相关报道60余篇。要闻版开设《创先争优 做兴德先锋》专栏，报道先进党组织、优秀党员的事迹，共刊发稿件34篇；开设《先进基层党组织巡礼》栏目，刊发稿件27篇。文体版开设《红色收藏》栏目，介绍红色收藏动态、人物，以史育人；副刊版开设《庆祝建党90周年》专栏，刊发诗歌、散文、书画作品共40多篇；德州新闻网开辟《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专题。

5月26日，要闻版开设《红旗飘飘》栏目，集中宣传一批与德州相关的全国“双百人物”、全省“一百人物”和德州市英模人物，重点介绍英模的感人事迹、精神内涵，凝聚共识，鼓舞士气，充分发挥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栏目一直持续到7月底。

6月13日，要闻版推出《时代先锋》栏目，以图片方式报道活跃在各条战线的当代共产党员中的先进人物，共刊发20多期。（三）节日报道高潮迭起

6月29日，要闻版头条报道了德州庆祝建党90周年大会的盛况并配发评论；6月30日，要闻版头条刊发介绍德州党建工作成就的系列报道《风展红旗万象新——全市党建工作综述（上）》，营造了氛围，配合了大局。

7月1日，除转载人民日报社论、新华社综述外，推出了迎接建党90周年特刊《党旗红德州》，共68个版，分为《红色档案》、《誓言永恒》、《岁月留痕》、《柳湖献歌》、《时代先锋》等板块，全面回顾了德州党建历史，歌颂了党的丰功伟绩，收到了很好的社会效果。

7月2日，要闻版报道了中央庆祝建党90周年大会的盛况，全文刊发了胡锦涛同志重要讲话，报道了我市干部群众收听收看大会实况的消息。（四）节后宣传不断深化

加强对“七一”讲话的宣传。7月4日，理论版推出《深入学习七一讲话》专栏，刊发专家解读文章，7日，推出理论专版，邀请市委讲师团、市委党校专家进行深入解读；6日，推出系列评论员文章，深刻阐述了如何学习贯彻讲话，强化理论阐述和解读。理论版推出两个整版的党史理论研究文章，刊发理论文章8篇，2万余字，并开设《学习七一讲话 谋求跨越发展》专栏，陆续刊发理论文章20余篇。

二、突出本地化 创新求特色《德州日报》是党报，也是地市报，是德州的主流媒体，既要宣传党的光辉历史、伟大成就、中央精神，更要结合德州实际，做好本地化、特色化的文章，创新内容、创新形式、创新版面，“规定动作”做到家，“自选动作”做出彩。（一）党史宣传新闻化

建党90周年的历史，很多事件读者耳熟能详，很多历史问题已有定论。相关报道不能搞成简单的史料堆砌，而应该对史料重新“包装”、重新“打量”，寻找新由头，契合时代精神。

为此，我们要求记者编辑一定要向前看与向后看相结合，把握历史与现实的交汇点，捕捉历史在现实中的回响，把历史做出新闻，体现时代感。比如，《红旗飘飘》栏目的文章主要报道德州党史人物，在主题提炼、切入角度等方面，注重以今观“古”、以今领昔。《袁美义：红军精神宝贵财富》，报道的对象是德州唯一健在的老红军袁美义的事迹，标题侧重表达红军精神在今天的价值；导语从袁美义的一句话“我1937年入党，党龄有70多年了，能够见证党的90华诞，我很荣幸”开始，拉近了与读者的距离；正文将袁美义革命经历与记者现场采访的场景、感受相穿插，避免做成单纯的回忆录，增强了新闻性、贴近性、时代感。（二）内容、角度本地化

坚持把宏大叙事与德州实际相结合，贯彻“七一”讲话精神与建设幸福德州相结合，突出德州党建成绩，突出党在德州扎根、发展、壮大的历史，突出报道德州党史人物。

特刊《党旗红德州》从立意上，“党旗”象征党的领导、党的功绩，“德州”突出地方特色，分别从德州党史事件、党史人物、党史遗迹、党的颂歌、党员风采等方面，纵横结合、全面立体地展现了党在德州领导人民求解放、促发展、谋幸福的不凡历程、光辉业绩、感人故事、伟大精神，成为兼具新闻性、史料性、地域性的不可多得的德州党史读物。

贯彻“七一”讲话精神的五篇系列评论：《务必要坚定理想信念》、《务必要认清历史使命》、《务必要强化组织保障》、《务必要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务必要永葆公仆本色》，主题紧扣“七一”讲话，标题源自德州市委书记吴翠云在纪念建党90周年大会上的报告，内容将胡锦涛“七一”讲话精神与德州实际紧密结合，立意高、角度巧，受到省委宣传部肯定。

坚持把学习“七一”讲话与德州重点工作相结合。德州市委确立了建设“幸福德州”、加快构建现代产业体系、构建现代金融服务体系等一系列战略决策。胡锦涛总书记“七一”讲话发表后，结合市委重点工作，在要闻版开设《推进跨越发展建设幸福德州大讨论》专栏，邀请干部群众、社会各界、专家学者积极为幸福德州建言献策，先后推出15期，刊发文章33篇；在要闻版开设《构建现代金融 服务跨越发展》专栏，介绍各金融机构、管理部门推动现代金融体系建设的措施、打算、目标，共刊发21期。（三）努力创新强实效

建党90周年许多报社出了90个版的特刊。我们坚持实事求是，强调求精不求量、求特不求多。为此，大家集思广益，无论是主题、选材、角度，还是版式、布局、标题，精心策划，精心操作，力求内容精练，角度新巧，版面制作富有创意。

针对读者爱看故事，偏好形象性叙事的特点，《红色档案》在史料介绍中穿插了很多珍贵的历史照片；《誓言永恒》采取讲故事加插图的呈现方式；《岁月留痕》以照片、图表为主；《柳湖献歌》突出文学性、可读性，并专门推出一个整版的连环画，形象介绍肖华将军抗日遗址、《大刀记》的创作地、德州人民英雄纪念碑等富有地方特点的党史遗迹；《时代先锋》突出故事性，注重图文并茂。

顺应网络时代读者新要求，强化读者参与性、互动性，德州新闻网与地方企业合作，举办了古贝春杯“唱支山歌给党听”红色歌曲大赛，4000多名群众参与，活动结束后举办了隆重的总结、表演、颁奖大会，扩大了报社影响力。

三、策划是关键 机制是保障

纪念建党90周年报道取得较大成功，关键在于认识到位、策划到位、激励到位。（一）积极主动策划，增强前瞻性

强化组织保障。成立了纪念建党90周年新闻宣传领导小组，由社长、总编辑任组长，副总编辑、编委、部室主任、业务骨干任成员，全面负责报道的组织、策划、指挥、督导、把关。“七一”之前，召开新闻宣传领导小组调度会、采前会、编前会策划11次。“七一”之后，围绕贯彻胡锦涛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召开策划会4次。报社制定的策划方案，大部分被市委宣传部采用，并作为指导全市宣传工作文件的蓝本。

加强学习，提高针对性。胡锦涛总书记“七一”讲话发表当天，我们就从网络下载，通过采前会、编前会、党小组会等形式组织集体学习，深刻领会精神实质，提高策划的针对性。7月8日，邀请市委宣传部原副部长、著名理论宣传家刘吉云作辅导报告，是德州最早举办的一场“七一”讲话辅导报告。

超前谋划，提高时效性。年初制定全年计划，就把做好纪念建党90周年的宣传列为重点，强化大家的主动意识、超前意识。2月，新华社《双百人物中的共产党员》栏目推出后，《德州日报》及时刊发，并做到尽量放头条和重要位置；5月份新华社《伟大历程》专题推出后，德州日报及时转发，保证版面、保证频次、保证位置，收到了较好效果。“七一”前夕的6月27日，理论版推出《欲知大道 必先知史》，对加强党史学习进行深入阐发；刊发哲理散文《红毛线 蓝毛线》，通过介绍党中央当年在西柏坡因缺乏红蓝铅笔，就用红蓝毛线粘在地图上指挥作战的故事，对艰苦奋斗是党的传家宝进行形象阐发。7月6日开始，《德州日报》推出学习“七一”讲话的系列评论。（二）创新机制，提高执行力

建党90周年的新闻报道，规模大、领域广、任务重，在组织报道时跨部门操作成为必然。而地市报由于版面所限，过去主要还是局限于以部室为单位作战，或是小型的协同作战。这次建党90周年专刊和特刊，报社统一策划、统一组织，各部室都表现出很高的大局意识、责任意识、协作意识，上上下下都在为办好专版、特刊出谋划策、加班加点。

为提高效率，我们实行了项目承包制和专项奖励制。反映德州党史的9个版的《红色档案》被评论副刊部承包；介绍德州党史人物先进事迹的10个版被经济社会部承包；以文艺形式歌颂党的8个版的《柳湖献歌》则由评论副刊部和策划设计部联合承包。承包部室接受任务后无可推脱，全力投入、用心工作，高标准高效率地完成了任务。事后，根据版面质量，给予相关部室兑现不同数额的奖金，并将版面质量与年终“策划创新奖”评选挂钩，调动了大家积极性。（三）深入采访，增强贴近性

7月恰逢半年刚过，是阶段性总结的时节。每年这个时候，报社班子成员都要深入县市区、企业、部门调研、采访。为结合贯彻胡锦涛总书记“七一”讲话精神，班子成员带领编辑记者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写出了大量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作品，在《学习七一讲话 谋求跨越发展》栏目刊发。《红旗飘飘》栏目刊登的文章，报道的是党史上的先进人物，很多已经去世。要求记者必须深入主人公生前所在地，与其亲人、知情人、当地党组织、党史部门、档案部门见面。而对于健在的先模人物，一定要与本人见面。为采访因救人而牺牲的英雄孟祥斌，记者不但赴烈士老家齐河县实地采访，去英雄墓地献花，而且还千方百计与英雄生前部队所在地金华市的报社、文明办联系，了解最新的相关情况。（四）弘扬优势，做好典型报道

典型宣传是党报提升影响力、增强吸引力的重要途径。典型报道是《德州日报》的一大优势，曾先后推出孟祥斌、黄鸣、周主信等一批在全省全国有影响的典型。在建党90周年的宣传报道中，精选典型，通过深入宣传为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作出巨大牺牲、为了新中国建设和发展做出巨大贡献的典型人物和时代人物的事迹，引导人民群众学习他们的思想境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被称为革命母亲的“常大娘”，在德州一带非常有名，抗日战争时期掩护照料过60多名八路军伤员，掩护过肖华将军，79岁时加入中国共产党。但这样一位富有传奇色彩的老人，很多人只知道其大概的事迹，但不知道她的姓名、是不是党员、具体的事迹。记者深入挖掘，采写了《常大娘：革命母亲大爱为国》，使人们知道了大娘的真实姓名叫刘相会，披露了她挖地道掩护八路军、为伤员端屎端尿、被伤员称为“亲娘”的细节，使一位忠于党的事业的革命妈妈的形象更加丰满鲜活。

通过这次重大新闻战役的锻炼，德州日报社提升了境界，积累了经验，锻炼了队伍。只要总结经验、再接再厉、勇于进取，相信在今后的重大主题、重大活动的报道中，一定能交出一份又一份更加出色的答卷。〔赵红卫：德州日报社党委副书记、总编辑〕

从理念到实践的全方位转变——党报改革十年回眸

本世纪以来，在诸多深层次因素的推动下，各级党报顺应时代要求，锐意改革创新，从理念到实践发生了全方位转变。在十年来的党报改版历程中，难能可贵的是办报理念的深刻变化。从实践的角度看，党报改版涉及内容的拓展与深化、方式的改进与优化、版面的变脸与革新等三个方面。十年打了三场“攻坚战”：对最难改的版面（要闻版）、最难改的报道（会议报道和成就报道）、最难改的话语（党报话语系统）进行了改革。

一、党报改版：深层次的推动因素

在过去十年中，我国的新闻传播业得到长足发展。各级党报顺应时代要求，从理念到实践发生了全方位转变。2008年6月20日，胡锦涛总书记考察人民日报社并发表重要讲话，对新形势下的新闻事业和新闻工作有着全方位的指导意义，同时也为党报进一步改革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

十年来，各级党报锐意改革创新，频频改版。

中央党报《人民日报》，自2009年7月1日起进行历史上的第13次改版，由16版扩至20版（周六、周日仍为8版），不仅如此，还按优化原则对版面和内容进行调整。省级党报《南方日报》于2009年10月23日启动第7次改版。与此前相比，第7次改版的创新之处是开设《南方深度》栏目。该专栏将原先散见于各版的深度报道集中至一个版上，借此吸引读者更多目光。时隔两年不到，该报于2011年8月开始第8次改版。这是一次全媒体改版，分别用文字、图片、音频、视频做报道，通过报纸、电脑、手机、户外等进行全介质传播，真正体现全天候、大范围、高强度的全方位新闻报道能力。全媒体新闻航母的影响力，不是简单的叠加式的1+1等于2，而是一种核聚变。这是党报对媒介融合大趋势作出积极主动的回应。

另一份省级党报《新华日报》，十年来进行过多次改版。2002年岁末，《新华日报》进行改版，增加4个整版的江苏地方新闻，增加文化、体育、消费资讯等专版，增设《人民生活》专版（以集中反映人民群众的呼声），在贴近群众方面迈出了一大步。自2007年始，《新华日报》启动了旨在体现“高度、贴近、开放”理念的新一轮改版，对头版作了大刀阔斧的改革。2009年7月20日又采取了新的改革举措，首批推出由8名记者主持的个人专栏，开启了鼓励记者凸现个性特点、党报创新报道形式和搞活党报版面的新的改革之旅。

从客观上看，外部世界存在着诸多促使党报认真进行改革的因素。党报处于如下宏观环境中：（1）改革进入到深水区，深层次的社会矛盾凸现，社会舆情的复杂程度有增无减。作为新闻传媒“排头兵”的党报，必须进一步发挥准确反映舆情和有效引导舆论的良好作用。（2）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同质媒体及异质媒体的竞争日趋激烈。党报所占的市场份额在缩小，这是不争的事实。与此相联系，党报的影响力也在缩小。其唯一出路在于改版、改革。（3）在人民民主有所扩大的情势下，活跃的新媒体已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社会话语格局和传播格局。公众在发布信息和发表意见方面，较之以往有更大自由度，且不易被阻遏。凭借垄断新闻信息来体现传播的权威性，已愈来愈难以做到。

从主观方面说，进行改革也是党报工作者的内在要求。他们普遍具有强烈的责任心和良好的素质，危机感日强。《福建日报》一位负责人指出：“日益激烈的报业竞争，使越来越多的党委机关报意识到，若不改变面孔，就很难开拓新的市场，求得新的发展。可以说，早改早主动，晚改就被动，甚至要错失机遇。”这体现了业内人士进行党报改革的自觉意识。

二、党报改版：难能可贵的是理念的变化

世移时异。在此背景下，办党报者什么样的党报理念才是正确的呢？

2004年，时任新华日报报业集团董事长、党委书记、总编辑的周正荣指出：“‘党报’这两个字，‘党’是个性，是报纸当中的党报，不是晚报生活类报纸；‘报’是共性，虽然是党报，但它是报纸，报纸就要尊重新闻规律。不能强调个性，抹杀共性，当然也不能强调共性，来抹杀党报的个性。”这反映出相当一部分办党报者党报理念的适时变化和获得的真理性认知。广州日报报业集团社长戴玉庆则认为：“是不是党报，首先不能有一个成见，不能用上世纪50年代、60年代、70年代形成的一个观念来判断它是不是党报。”此见解触及党报在“姓党”前提下的与时俱进。上世纪50年代、60年代、70年代的党报，不可能面临经济全球化、改革开放、市场经济、社会转型、媒体竞争、新媒体挑战等诸多问题。

十年来，办党报者关于党报的难能可贵的理念变化主要有：

其一：“党报的主流地位并不是行政封的。”

长期以来，党报的主流地位一直就是毋庸置疑的。然而有朝一日，这却成了问题。公允地说，党报完全被边缘化了，这并不是事实；但局部（在某些地方、某些情况下）被边缘化了，这样说并不为过。对此状况，党报业内不乏忧虑者、深思者和奋力改变现状者。以往业内人士对党报主流地位的理解，大致呈现为三种情况。一是以为与生俱来，只要是党报，必然居于主流地位；二是认为党政赋予，只要是党报，必定获此主流地位；三是存在地位优越感，且以为此地位无人能撼动。党报的主流地位，不能靠党政封、领导赐、前人传，而应以竞争获得、凭努力巩固。——这是党报工作者在实践中获得的合乎时宜的真知灼见。

其二：党报办得咋样，“关键看市场接受不接受”。

党报要“走市场”，要敢于接受市场挑战，将体现党委的立场与赢得市场统一起来。在近十年中，这逐渐成为办党报者的共识。《大众日报》从面向市场、面向读者“两个面向”破题，以“新闻强报、特色立报”，实现了办“主流、权威、高层次、高品位”政经大报的预期目标。《广州日报》是勇于接受市场挑战的成功典型。党报要办得让党和人民满意，这一命题是正确的。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使人民满意需要借助市场这一渠道。市场经济的大环境及传媒市场的形成，使新闻传播对象的角色身份较之计划经济条件下呈现出复杂性：人民——受众——消费者。从某种意义上说，人民满意不满意是通过市场接受不接受体现出来的。将市场接受不接受作为衡量党报效能的新维度，这是党报办报理念有所进步的体现。

改版给党报带来了生机和活力。一份统计资料显示，改版7年，《南方日报》的发行量增长了15万份，而且80%的增量是在报业竞争非常激烈的珠三角地区，广告收入也以平均每年13%的速度递增。2009年面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南方日报》广告增幅达到10.5%，实收2.0998亿元。

其三：改版的着力点，应“更多地放在改革旧观念、旧习惯上”。

党报的改版绝非易事，原因之一是党报受到的牵制比较多。那么，改版的着力点在哪里？《福建日报》一负责人指出：“党报改版，固然有外部的制约因素，如会议新闻、领导人活动、文件发布等‘规定动作’党报都要做（实际上这部分也可以转化为党报优势），但更多的制约因素来自报社内部。在旧轨道上运转了几十年，许多旧的观念、旧的体制、旧的习惯、旧的评价手段，‘框’住了报人，挣脱出来不容易。”《福建日报》始于2001年12月1日的改版，“改版的着力点不仅放在版面上，而且更多地放在改革旧观念、旧习惯上。说穿了，改版既是改革，就要敢于改到自己头上，敢于否定原来的自我”。这一论述很是到位。党报改革难，一定程度上在于要否定“原来的自我”不易，要改革习以为常的旧观念不易。有鉴于此，党报改版首先要改旧观念、旧习惯。这是党报工作者对自身的认识所体现的新理念。

理念正确、改革得力的党报，取得了令人欣喜的改革成果，其突出表现是赢得了受众。一篇刊于2011年8月12日的报道说：“辽宁省沈阳市三经街与中山路交叉口，有一块三角地，上面一排长长的阅报栏，南边贴着《辽宁日报》，北边贴着《辽沈晚报》。以前，北边一天到晚站满了读者，南边却总是冷冷清清。但最近两年来，南边的读者越来越多，有时与北边已不相上下。阅报者‘阵型’的变化，生动反映了《辽宁日报》改版创新的成果。”

三、党报改版：所涉及的三个主要方面

党报改革有着丰富的内涵，改版是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党报作为纸质媒体，须通过版面示人。因此党报要想为市场所接受，就须根据读者和市场的需求不失时机地改版。周正荣说：“每次改版都是对过去的总结、调整和对办报规律的新的探索，也是我们不断地与这个时代、与读者的需求对表。”与时代、与读者的需求“对表”，在某种意义上说也就是与市场的需求对接。

关于内容的拓展与深化。内容的拓展主要表现在两个大的方面。一是选稿、用稿的面有所扩大。在改版后的《人民日报》上，常可看到网友的精彩观点。网民成了党报庞大的“亲友团”，言论成为众议，实现了报网联动，赢得了人气和人脉。二是报道的面有所扩大。发生在普通群众身上的新闻事实受到关注、得到反映。与以前相比较，少了些官气，多了些民气。内容的深化，是党报在改版中要彰显魅力的重要支撑性因素。2005年2月，《湖北日报》“解读·背景”专版面世。它开辟了一种新的、常态化的“大解读”新闻形式。《南方日报》第七次改版创设《南方深度》栏目。第八次改版体现出“将深度进行到底”的要旨，推出《时局》板块和《深读》板块。用报纸特有的深度与网络的速度、广度抗衡，不失为明智的选择。

关于方式的改进与优化。报道方式刻板乏味、多年不变，是党报的一大痼疾。在以往十年中，办党报者努力改进报道方式，力图使报道活化，给读者带来新鲜感。《人民日报》“回眸‘十一五’展望‘十二五’”专栏中的多篇报道，以普通百姓为主角，通过倾听他们的亲身感受和捕捉他们真实的生活镜头，引领读者去感受他们生活的变化，畅想“十二五”的未来生活。2004年五六月间，《湖北日报》和《湖南日报》组织了“记者换位看湘鄂”新闻采写活动。记者所写许多稿件立意和视角都较以往有所突破。此组报道让人感到眼前为之一亮，在三点上值得称道：（1）由两报的记者联手采写；（2）进行了换位观察、思考；（3）作出了具有立体感的报道。

关于版面的变脸与革新。党报的版面，往往过于严肃、缺少变化，让人难生亲近感。不少党报在改版中，对版面动了大手术。从2003年12月22日起，《南京日报》在一段时间内采用瘦报加“H”型的版式设计。报纸每个版比原来“瘦”了2厘米，目的是便于读者阅读和携带。地市级党报《苏州日报》，在改版中有自己的美学追求，该报强调创新构图，采用双通版的版面构图，以苏州园林的图片为主体，在主体内用纵向结构把文字浓缩在方寸之间；并通过小标题的制作，配以个性化的图片。这样，就强化了每个人物故事的“脸谱”效应，提高了读者的认同度。现在，部分党报的版面已一改旧貌、非昔日所能比，已能让人产生某种美感。这是党报十年改革中的一项重要收获。

四、党报改版：十年打了三场“攻坚战”

十年来，各级党报在改版中打了三场“攻坚战”。“攻坚战”之一：对最难改的版面进行改革。

要闻版是党报的脸面，是其特别重要的版面；但要闻版又是党报最难改的版面。以往党报的要闻版，多会议报道、领导讲话。领导人及其活动报道居重要版位，新闻价值要素被忽视。各级党报在改版中正视了这一问题。2011年6月4日，中国金花李娜获法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冠军，改写了百余年的历史。6月5日，《人民日报》将头版主图给予李娜，并在该版配发了题为《李娜登顶大满贯》的消息。而有关领导人活动的报道却被安排在了此报道的下方。这一罕见做法，所体现的是对新闻规律的尊重，表明中央党报在向“党报是报”的命题回归。《新华日报》要闻版的如下改革取得了良好效果：百姓故事成为固定栏目和经常性主角；以往从未在头版上出现过的栏目出炉了，《快评漫说》采用漫画与评说结合的方式，针砭社会生活中的弊端，批评性与形象性兼备，使可看性大增；版面编排体现庄重、清晰、明快的风格，与以往党报头版铁板和冰冷的面孔迥异。党报要闻版，多会议和领导人活动报道（包括图片）。改版后的党报对此如何处理？《苏州日报》的回答是：以新闻价值决定报道的规格，凸显新闻，淡化程式；从会议和活动中捕捉新闻，深度加工，拓展外延；根据不同的内容创设多种报道形式，不拘一格，出新出彩。一言以蔽之：“让新闻站到前面来。”“攻坚战”之二：对最难改的报道进行改革。

党报最难改的报道，莫过于会议报道和成就报道。

会议报道呆板、老套，缺乏新闻价值。对于党报而言，这是常态。人们对党报会议报道则感到厌烦。时任《河南日报》总编辑的朱夏炎曾提出：会议报道改革，要实现报道会议向报道会议中与民生紧密联系的有用信息的转变。该报刊发的《明年起全省农业税全免》，从会议中提取出关于农业税减免的信息进行报道，从而进入了农民群众视野。《干部是干出来的不是跑出来说出来的》一稿，也是对某个会议的内容进行精心提炼和信息化处理的结果。报道突出了领导机构和主管部门选拔干部的一种理念。上述报道的作者和编辑不满足于会议统稿的套路，放出眼光进行提炼加工，成功有其必然性。《广西日报》于2009年9月推出“一句话新闻”，改革领导人活动及会议报道的陈旧模式，将洋洋“千字文”浓缩成短短“一句话”。此举对改变八股风气、推动党报新闻改革起到了促进作用。“攻坚战”之三：对最难改的话语进行改革。

党报话语系统中，存在不少致命弱点：架子大、官腔重、套话多（这与官场话语病密切相关），受人诟病，在情理之中。

近年来，党报在改革话语方式方面也明显加大了力度。《人民日报》在启动第13次改版后，话语方式有如下明显改变：将刻板的公文语言转换成鲜活的新闻语言；将枯燥乏味的话语转换成生动有趣的话语；将四平八稳的官员语言转换成富于表现力的群众语言；将某些文字转换为有相当视觉冲击力的数字。更值得称道的是：网络热词“给力”上了2010年11月10日该报头版头条，且进了标题：《江苏给力“文化强省”》。前所未有的做法表明：中央党报正放下身段，向公众喜闻乐见的话语方式靠拢。近十年来，许多党报一直在努力改进话语方式，不乏精彩个案。2006年8月，《新华日报》刊登的“南京建设五个中心”系列报道，标题分别是《从“枪炮车间”到“创意工场”》、《从长江三角洲“末梢”到全国创新高地》、《从绿化中心到绿色中心》，以形象的语言揭示深刻的主题。上述标题语言的妙处是：乍看，即能被深深吸引；细看，能品出其中奥妙并值得回味。

党报十年改革，虽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但还存在不少问题。有的党报缺乏危机意识，相关负责人认为自己的报纸拥有行政所封的主流地位因而疏于改革。有的党报进行了某些改革，然而市场份额和实际影响力依然有限。有的党报对民众和民生缺乏应有关注，难言与民众贴近、贴心。有的党报的会议报道、成就报道如旧，能坚持会议报道和成就报道改革并不断取得改革成果的党报依然不占多数。有的党报的版面和话语，仍表现出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架势。一些党报被边缘化的事实还在继续。在以上提及的诸多方面，党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期待着在下一个十年，党报能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丁柏铨：南京大学新闻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改文风应从“治长倡短”做起

所谓“治长倡短”，就是抑制和改变依附于“文山会海”身上的、以“假大空”为特征的“写长稿”之文风，提倡写“短新闻”。

新闻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新闻是指媒体所传播新闻信息的全部，包括消息、通讯、特写、专访、调查报告、新闻评论、新闻摄影、新闻漫画等所有新闻体裁。狭义的新闻则专指消息。本文讨论的短新闻主要是指消息。

消息是新闻的主力军，是媒体运用最广泛、发布最快捷的新闻样式。就某一新闻事件的传播而言，消息不仅起着打响第一枪的重要作用，而且是整个事件发展过程中各个重要关节点的标志。随之而来的通讯、调查、述评之类，是以其为基础的延伸。所以可以说，消息是新闻之本，消息是深度报道之源。

消息的鲜明特征之一，就是带有新闻电头，如：报纸上的“本报讯”，电台、电视台的“本台消息”，通讯社的“新华社某地某日电”。至于近来常现于媒体的“无电头消息”及“有电头通讯”之类，我的评价只有三个字：“不规范”。

我认为，“短”是新闻的“命”。所谓“命”，命脉之所系也。“短”在新闻之中举足轻重，关乎新闻传播的成败，关乎媒体的存亡。我说“短”关乎新闻传播的成败，关乎媒体的存亡。至少有两方面的理由。

一、受众需求

IT业的神速发展，人们工作节奏、生活节奏的急剧加快，使“信息快餐化”现象，已成为不以媒体人，特别是传统媒体管理者个人意志而转移的事实。尽可能快速、全面地将国内外发生的新闻要事广而告之，是受众对新闻媒体最基本的期望。新闻的“短”，是满足受众此项需求的最基本保证。

从这个角度来看，新闻的“短”，连着媒体的生命线。长篇大论的新闻无异于对广大受众的排斥。对具有特定容量的媒体而言，新闻越短，则信息越多，信息越多，则受众越多。而受众的多寡是媒体发行量的决定因素，发行量又决定着媒体的发行收入和广告收入，从而决定着媒体的兴衰与存亡。

二、媒体运行

新闻媒体的运行有着自己的生产流程。譬如报业，从采编到拼版、传版、印制、运输到发行、销售（包括向订户投递和报摊零售），依序而作，环环相扣。诸媒体竞争日益激烈，迫使该运行呈现为以销售终端为中心的倒计时状态，这就要求从采编到发行的各个环节都须快速运转，惜时如金，不可延误。个中道理很简单：贵报迟到一步，读者很可能就去买别的报了。

为此，各媒体，特别是报纸，均设有新闻截稿的“死线”，除特别重大的新闻外，概不逾越。再好的新闻，到了截稿“死线”仍见不到记者的稿子，也只好放弃。

记得20世纪80年代，北京晚报新闻截稿的“死线”定为当日上午的11时。按照晚报和邮局的协议，出报时间迟了，晚报是要向邮局交罚款的。我时任晚报副总编辑，主管新闻并负责新闻版清样的终审签字付印，亲历多起因记者未能在“死线”前及时交稿致使本该成为当日晚报首发的独家新闻“花落别家”的事。一次，为配合辛亥革命胜利纪念日，中山公园特立一尊孙中山铜像，揭幕式在上午举行，我们派记者前往，并在头版留出地方，准备抢发当日的独家新闻。谁料一直等到11点也未见来稿。结果，这条本该成为当日北京晚报首发的独家新闻拱手让给了BTV和第二天的各家日报。对次日的晚报来说此稿已成旧闻，只好不发了。

漏了独家新闻，该记者后悔不已。究其教训，恰是忽略了“新闻要短”的重要性，过了“死线”，稿还没写完呢，结果是起大早赶晚集。

网络新闻、手机报以及微博，所以异军突起，在新闻传播领域争得大片江山，且愈显强势，“新闻短”，不能不说是其优势之一。笔者对手机报之首——中国移动的“手机早晚报”今年五、六月份的稿件作了统计，结果是：每天早晚两期共计12000多字（含IN词、IN语、笑场、测吧、学堂、饕餮等副刊内容），共发新闻70多条，基本涵盖当日国内外各领域的主要新闻，每条新闻稿约150字，最长不超200字。该报所以能使订户从十几万迅速扩至数千万之众，每天读者近亿，成为冠以“报”字媒体中之“大哥大”，“新闻短，信息多”当算主因。

写短新闻，首先要走出“大新闻不能短”和“大新闻难写短”的误区。

毛泽东主席亲自撰写的新闻稿《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横渡长江》，报道的是解放战争的关键一仗，是埋葬蒋家王朝的决胜战局，是中国从黑暗走向光明的伟大转折，是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的重大事件。作为新闻而言，不可不谓之“重”，谓之“大”。然而，这篇公认为优秀新闻的经典作品，连标题、电头带正文总共只有642字。

虽然只有642字，它却讲明了百万雄师过大江的时间、地点和战况，指出了战局的发展趋势，分析了敌败我胜的原因，展现了我军战士英勇善战、所向披靡的英雄气概。新闻要素齐全，内容充实具体，点面详略得当，语言简洁生动，行文气势磅礴。

就连这样的重大新闻都能用642字打住，而且写得有声有色，如此精彩，足见将“题材重大”当作新闻写不短的理由，是站不住脚的。

写短新闻，还要摆脱“文山会海”的束缚，摈弃“大而全”的“总结式”套路。

打开每天的报纸，不难看到，见诸报端的新闻大部分来自于各类会议、文件及主管部门发言人的发布。毋庸讳言，“文山会海”几乎已经成为我们当今媒体的主要新闻源。“文山会海”是形式主义的产物，其基本特征就是“大而全”。媒体是要按新闻规律办事的，新闻采写的要义是讲求新闻价值，往往就是“取其一点，不及其余”，即只抓住最具新闻价值的“那个点”，放弃不具新闻价值的“那些余”。“懒汉记者”(指不肯深入采访、不肯动脑思考的记者)、“弱视记者”（指不具“新闻眼”的记者），习惯于将取自“文山会海”的那些现成文稿稍加改造即完事大吉。过去，是靠剪刀和糨糊。如今有了电脑和网络，此技“与时俱进”，变成了下载、复制和粘贴。于是，媒体上的新闻千稿一面，那些带着新闻电头，实为工作总结的所谓新闻稿屡见报端。“总结式”稿件难免面面俱到，岂能短得了。

勤劳而又具有新闻眼的记者，肯于并善于挣开“文山会海”的束缚，通过深入采访和新闻式的思考，剖璞获美玉，挖出真新闻。

新华社1978年11月15日发表了题为《中共北京市委宣布1976年天安门事件是革命行动》的新闻稿，在国内外引起巨大轰动，吹响了清算四人帮祸国殃民滔天罪行的号角。

这篇只有230字的短消息，就是新华社记者从一次北京市委常委扩大会及其成摞的会议文件中挖出来的。与此同时，北京日报就这次扩大会刊发了整版报道，却将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内容淹没其中，漏掉了这条在中国新闻史上留下浓重一笔的好新闻。

北京日报1984年10月13日头版报眼的短新闻《国家与农民会建圆明园遗址公园》，获全国好新闻（即现在的中国新闻奖）评选一等奖，成为该报在全国好新闻（包括之后的中国新闻奖）评选中获得的第一个，也是迄今为止唯一的消息类新闻作品一等奖。该新闻就是笔者从圆明园罹难纪念会暨中国圆明园学会成立大会上“剖”出来的，全文832字。记得作为评委之一、时任北京日报总编辑的王立行同志参评归来在报社门口碰到我，喜悦之情溢于言表，连声说：“全票通过。别看短，是真新闻。”

破除了上述两道观念上的障碍，还要讲究在短新闻采编方面的技巧。在此介绍两种如下：（一）以短新闻领衔的组合式报道

为了给读者提供更多的信息，有些报道确需较大的体量，表现在纸媒上就是需安排较大的版面及较多的文字。在这种情况下，本着新闻要短的原则，以短新闻领衔的组合式比较可取。即：将该新闻中最具新闻价值的中心内容浓缩为几百字左右的短消息，作为该组合的头条。该消息中未能提及又值得交代的背景材料，以及该消息中提及但未展开又值得展开的内容，可以链接、图表、小贴士等配发。近来各报关于个税改革、抽签购车、酒驾入刑等报道大都采取了这种方式。

该方式须注意的是，打头的消息一定要分量足够，立得起来，最忌与其他附件平分秋色，做成主次不分的大拼盘。（二）一分为二或一分为三的分解式报道

故宫博物院5月16日就锦旗错字、建福宫被指建私人会所等问题向社会做了一揽子回应。有些媒体也是用一勺烩的方法发一篇综合报道了事。北京日报则分别作了《故宫终就锦旗错字道歉》和《再次否认建福宫为会所但承认发放过入会协议》两行题，以“本报讯”和“又讯”方式，一并刊发两条消息。新闻鲜明醒目，文字相对较短。这就是一分为二分解式报道的案例。

此法需要注意的是，分出的二或三，应同出一源，而又相对独立，确能分别构成具有新闻价值的消息。

值得指出的是，有些媒体的新闻“短”不下来，与现行的考评制度有关。猪肉以斤两论卖价，催生了“注水肉”；媒体以字数论业绩，免不了“注水稿”。例如，5月30日的北青报头版头条刊发了题为《新生儿出生即可享医保》的新闻，此稿640字，作为消息已不算短，却还加了句“相关报道见A10版”的提示。A10版的头条果然也是它，但两稿竟有五分之四的内容完全重复，前四自然段甚至一字不差，简直就是将同一条新闻稿在同一天的同一份报纸的一、十版上各登一遍，真算得上典型的“注水报”了。

以上我侧重阐述的是“新闻要短”的重要性与可行性，下面我侧重研究的则是，要注意在强调写短新闻之时可能被掩盖的另一种倾向，即，为盲目追求新闻的短，违反新闻采写的基本规律和基本要求，导致新闻残缺，成为“残新闻”。这种所谓短新闻，并不是我们所提倡的，更不是受众所欢迎的。

请看以下残新闻的案例。

不久前，《南方日报》和《扬子晚报》分别刊登了关于北京西单“磕头王”和南京家长举报幼儿园乱收费的报道。

题为《“西单磕头王”被曝家产丰厚》和《宁一家长持视频举报幼儿园收赞助费》的新闻稿存在着同一个毛病，就是五大新闻要素中的“何人”要素残缺。就连“西单磕头王”究竟姓甚名谁？家住哪里？都没交代清楚，何来其数套房产、四辆私家车的依据。至于举报南京幼儿园乱收费的家长杨先生，也未交代是何方人士，是哪家幼儿园幼童的家长。笼统说“磕头王”、“杨先生”，不仅使新闻缺乏可信度和说服力，甚至有捕风捉影制造假新闻之嫌。关于新闻要素的必要交代是不可缺少的，新闻要写短，绝不是靠对这些新闻要素的省略。

再看10月6日新京报刊发的《文化部叫停孔子和平奖》一稿，则是又一类典型的残疾新闻，其残症的名称为“新闻主体概念不清”。文中关于孔子和平奖出现三种提法：孔子和平奖、“孔子世界和平奖”、民间奖项“孔子和平奖”。被叫停的究竟是哪个奖交代得并不清楚：标题是不带引号的孔子和平奖，文首介绍的是“孔子世界和平奖”，最后的提法也是文化部叫停的是带引号的“孔子和平奖”。由文化部中华社会文化发展基金会设立的“孔子世界和平奖”也可简称为孔子和平奖。文中对带引号的“孔子和平奖”均为正面介绍：“去年创立的民间奖项‘孔子和平奖’将首届‘孔子和平奖’授予中国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并无任何贬义的评述，更没讲述会被叫停的理由。为此，读罢全文，让人弄不清楚被叫停的究竟是哪个孔子和平奖。如果被叫停的是第一个，就应在最后一句写明是由文化部中华社会文化发展基金会设立的“孔子世界和平奖”；如果被叫停的是第二个，也应写明是民间创立的“孔子和平奖”。并且应当说明该奖被叫停的理由，从而使人能明了与被叫停“孔子和平奖”之间的内在逻辑。此稿在叫停此奖的表述上虽说省了几个字，但使读者一头雾水，甚至会误读，可谓得不偿失。

大洋网刊发的“残新闻”《六岁女孩吃瓜子不吐壳引发肠梗阻》一稿的病名是“新闻主因逻辑关系混乱”。

此稿关于小英患导致肠梗阻的原因有两种说法，一种是“吃瓜子不吐壳”，另一种是“进食的瓜子太多”。这两种原因虽有接近之处，但毕竟不尽相同。况且，“吃瓜子不吐壳”是记者在题、文中表述的；“进食的瓜子太多”，则是主治医生表示的。从把“吃瓜子不吐壳”做进标题来看，记者倾向于不吐壳是主因；但从一般性常识来看，主治医生的诊断应更具权威性。新闻主因逻辑关系的混乱，导致新闻眉目不清，从而造成对此新闻事件理解的混乱，影响到该报道理应发挥的社会效益。

北京晨报近期刊发的短新闻《〈见与不见〉作者告出版社侵权》和《29吨汽油泄漏1800余人疏散》，残在了缺乏必要的说明上。第一稿没有说明被告的是哪家出版社，难道是全世界所有的出版社吗？或者是国内所有的出版社？看来不是。那么，关于被诉出版社名称这几个字显然是应当加上的。

第二稿，“事故中一名年轻女子死亡”是何原因？与汽油泄漏有关系吗?不作交代会让人感到莫名其妙，甚至猜想其死亡并非汽油泄漏所致，莫非是赶来救援的消防车撞死的？如果如此，把账算在汽油泄漏上还真有点冤。该文若能将这个年轻女子的死因加以说明，使此稿件成为健全新闻，自然也就避免了读者的猜测。

11月初，首都各报刊发了《图书B2C开打价格战》的消息，其中多数媒体虽然把图书B2C做进了标题，但文中只是介绍了苏宁易购图书频道与当当网比拼的情况，并未对图书B2C这一专业性名词进行必要的解读。11月1日的《北京晨报》则不然，特意加上“B2C网站是指提供企业对消费者间电子商务活动平台的网站”这个名词解释。不仅有助读者对这条新闻内容的了解，还增强了新闻的知识性，此处的加法是有益的。

近来，公众对于空气质量的感受与官方数据之间存在的差距提出质疑，《北京日报》、《北京晚报》等媒体在围绕雾霾祸首——PM2.5的报道中，都在注意“短”的同时，加入了对PM2.5(可入肺颗粒物)与PM10(可吸入颗粒物)这两个名词的解释，体现出这些媒体在对新闻长短认知和处理上的辩证。〔刘霆昭：北京日报社和北京市社科院新闻研究所所长、高级记者、研究员〕

文化自觉视野下的中国新闻业与新闻学——由《新闻业务》“新华社建社80周年纪念特刊”说开去

一、80年、90年、100年

2011年有两个举国关注和纪念的日子：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和辛亥革命爆发100周年。如果说辛亥革命开启了现代中国的历史进程，那么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则开辟了现代中国的前行道路，从中华民族以及现代国家的建立与发展角度看，更是具有开天辟地的意义。

与此同时，2011年11月7日也迎来新华通讯社80周年纪念日。当此时，特别是文化自觉意识日渐觉醒并进入党和国家战略层面之际，回顾新华社的峥嵘岁月就不仅具有例行的庆典意味，而更显现了耐人寻味的深远内涵。

日前得到《新闻业务》惠赠的“新华社建社80周年纪念特刊”，一气读完，愈发感怀不已，思绪翩跹。纪念特刊编得用心，别有创意，上部以作品为主，下部以记者为主。作品不是一般文选，而是“散落在教科书中的时代脚印：语文课本里的新华社作品”。其中包括两个板块，一是对语文教科书所选新华社作品的综述，以及对若干名篇“背后的故事”的系列追踪；二是从人民教育出版社的中小学语文课本里选的40篇新华社作品。

如果说从教科书的海洋寻找并遴选40篇新华社作品如此费心的话，那么从80年云蒸霞蔚的新华社记者里推出8位代表就得独具慧眼了。纪念特刊的下部《情系群众笔著春秋新华星空璀璨耀世》，围绕新华社历史上的8位名家做文章，也暗含80周年纪念之意：

1930年代的瞿秋白 1970年代的彭迪

1940年代的华山 1980年代的冯东书

1950年代的穆青 1990年代的邵云环

1960年代的黄昌禄 2010年代的张严平

其中，每位名家均由三部分内容构成，一是本人或今人讲述的“记者生涯”，二是专家学者的“作品评介”，三是一篇代表作：瞿秋白的《中国能否抗日？》（节选）、华山的《踏平辽河千里雪》、穆青的《因为分配了土地》、黄昌禄的《苦聪人有了太阳》、彭迪的《同床异梦，夜长梦多》、冯东书的《重访昔阳》、邵云环的《悲壮的贝尔格莱德》、张严平与刘大江、张丽娜的《明天，太阳照常升起——献给汶川的父老乡亲》。

回望新华社名家名作，联想80年的光荣与梦想，以及共产党90年、辛亥革命100年的天翻地覆慨而慷，崇仰与钦佩之情油然而生，瞻之在前，仰之弥高，就像编者王清颖借诗人歌德与阿赫玛托娃的诗句表达的“身于一个大事纷至沓来的慨叹与激情”。同时，何谓新闻？何谓记者？何谓新闻人的责任感、使命感与荣誉感？何谓新闻研究与教育的立足点？这些看似寻常的问题，在铅华洗尽、尘埃落定的名家名作前愈发彰显了恒久的意义。

二、新闻：历史的初稿

香港报人董桥说得好：新闻是历史的初稿，历史是新闻的定稿。西方新闻界也有类似看法与说法，如新闻是历史的第一稿。从新闻史上看，古今中外的一流记者无不站在时代的最前列，就像战地记者卡帕的名言所示——“你拍得不够好，是因为你离前线不够近”，或用一位新华社记者的生动表述，记者要“弹在现实社会绷得最紧的那根弦上”（任贤良）。

80年来，新华社记者同所有中国记者一样，与时代同行，与人民同在，亲历中国革命、国家建设、改革开放、世界风云等一系列重大历史进程，以真切、鲜活、丰富、细腻的笔触记录现代中国的风雨历程，见证人类社会的世事沧桑，笔走风云，心系天下，朝晖夕阴，气象万千。

以黄昌禄及其报道为例。在海内外新闻界，黄昌禄一向以民族报道知名。新中国前30年，他一直扎根云南、青海等地，报道少数民族的社会生活，将民族报道作为终生事业。为了采访报道少数民族，他系统调查了许多民族的历史、政治、文化、风俗，还努力学习一些少数民族语言，他在《民族情》一文里写道：

语言，真是打开人们心灵的钥匙。傣族兄弟见我这个远方来的记者竟能够用他们民族的语言互相交谈，便完全把我当作自己人了。他们争相邀请我住进他们的竹楼里，帮我制作了傣族服装，还给我取了个傣族名字——艾松……以后我每次到西双版纳，人们都不说“你又来了！”而是说：“你又回来了！”

正是凭着这样的专业精神以及踏实过硬的专业功力，黄昌禄写下了一批反映少数民族翻身解放、走向新生的新闻佳作，同郭超人的百万农奴系列报道相映生辉。尤其是他“用5400多字就简要而生动地写出了苦聪人的历史性巨变”的名篇《苦聪人有了太阳》，更是笔力遒劲，情深意长，履行了一位人民记者的社会责任与历史使命，也为世人留下可资信赖的一手信史。在这篇名作中，黄昌禄既以兰克所谓如史直书的专业态度，对一个鲜为人知的民族及其苦难做了细致入微的报道，同时又以饱蘸深情的笔触，对有关重大社会政治命题进行了富于洞见的思考：

这里我不禁想起了世界上其他一些少数民族的命运。你们一定知道在北美洲的原始森林里，200年前本来住着一种红皮肤的印第安人，英、法、荷的殖民主义者为了掠夺这块土地，残酷地屠杀他们。后来美国政府又派了一支人马去找寻他们，但这些人并不是去做好事，而是对印第安人进行穷追猛杀。最后，这个地区的印第安人几乎被消灭了。我们的苦聪兄弟，因为生活在社会主义的祖国，他们不仅避免了印第安人的悲剧，而且正在以社会发展史上找不到的速度，追赶着先进的兄弟民族。

此类文字同《西藏木犁即将绝迹》（郭超人）、《通天河上的悲欢——一位藏族老艄公30年生活的变迁》（赵淮青）等新闻报道一样，点点滴滴地介入并推动了社会政治的历史性变革，同时也以敏锐的洞察力切入并触及了学界孜孜求索的思想性命题。下面一段北京大学政治学者的精辟论断，同上述新闻报道可谓如出一辙、异曲同工：

正是“平等”这个概念所提供的正义原则，帮助中国乃至所有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人民争取到国家独立和人民解放。……在这平等的背后是对不同的国家、民族和文化传统发自内心的尊重。

三、为有源头活水来

无论是新华社，还是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经济日报、北京日报、解放日报、文汇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等新闻媒体，都为现代中国留下了卷帙浩繁的历史初稿以及思想命题，犹如一幅活灵活现的“清明上河图”。而这些新闻篇章之所以历久弥新，首先都在于记者及其报道“接地气”，同现实生活和亿万人民的社会历史实践息息相通，而这也正是中国新闻最基本、最重要、最核心的传统。早在约70年前的延安整风中，以《解放日报》改版为标志的新闻业与新闻学就已确立了这一原则——实事求是，陆定一的著名新闻定义更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精髓贯穿于新闻之中。

自此，新闻业就将这一原则写在自己的旗帜上，成为中国新闻人的座右铭。如今新闻界的“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也是对这一传统的发扬光大。诸如华山在战争年代“跟战士一道没日没夜地行军、作战”，解放后在三门峡建设工地一待五年，在林县断断续续住了十几年，写下报道红旗渠的《劈山太行侧》；穆青六访兰考、七下扶沟、八进辉县；黄昌禄30多年行走于少数民族地区；冯东书走遍东西南北的偏远乡村……这些新华社记者的传奇，就已经足以说明一个貌似简单的道理：你想知道梨子的滋味吗，那么你就亲口尝一尝；你想了解事实、报道新闻吗，那么你就深入人民与现实生活，体味每天新鲜的太阳。

按说，这些道理属于尽人皆知的常识，教科书里也写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原本不需要多费口舌。然而，不知何时起，诸如此类的常识在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新潮侵蚀下，被一点点消解，一层层解构，一步步变得模糊、混乱，甚至颠倒。仿佛不需要专业，不需要调查，不用讲政治，不用有文化，甚至不需要训练有素的记者，包括100年前的进士记者黄远生心仪的“四能”——能走、能想、能听、能写，而只需整日宅在写字楼，上上电脑，玩玩手机，iPad这个，iPhone那个，一切不旋踵即可轻松自如“搞掂”。于是范敬宜自嘲打油诗里的新潮景观自然也就屡见不鲜，不足为怪了：朝辞宾馆彩云间，百里方圆一日还，群众声音听不着，小车已过万重山。面对“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重温前辈记者的新闻道路，尤其富有启发、警示和鞭策意义，如40多年从事乡村报道的冯东书：

在从事新闻工作的40余年间，冯东书的足迹踏遍祖国东西南北的山山水水：东到黑龙江省抚远县，南到海南省三亚市，西到新疆帕米尔高原脚下的乌恰县，北到黑龙江省漠河县，并对全国多数贫困地区进行过调查。

四、新闻学的“走、转、改”

当下，新闻界的“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走、转、改”）正如火如荼，清风徐来，气象一新，好似当年延安《解放日报》改版推动解放区新闻界转变“三风”——学风、党风、文风。受新闻界影响，学术界也在酝酿“走、转、改”，事实上中国社会科学院已经率先启动。对此，新闻传播学是否更应该有所反思，有所作为呢？因为，新闻传播学一方面同新闻实践以及社会政治血肉相连，命魂相系，离开社会历史的新闻传播学更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另一方面，近一二十年来新闻传播学在取得突出进展之际，也日益暴露若干不容忽略的隐患和值得反省的弊端。特别是脱离实际、游说无根的现象越来越突出，早已引起各方关注与诟病，就像当年病榻上的华山托人转告穆青的意见：

我和穆青都不是从研究新闻的定义和理论做起的……现在有些人搞新闻研究，是关起门来从定义出发进行研究的。新闻的定义和新闻理论是需要研究的，但中国无产阶级的新闻实践更值得研究，应该从新闻实践来探讨新闻的理论，而不是相反。

当然，作为一门学科和学问，新闻传播学自有相对独立和超越的学术关怀与理论体系，不宜简单地，甚至庸俗地混同于经验式探讨，或曰“记者式研究”（黄旦）。但从“新闻实践来探讨新闻的理论，而不是相反”，对新闻传播学来说却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不二法门。就如这里所说的学术研究“走、转、改”，并不是让学者都像记者走基层那样，而是指走进丰富多样的新闻实践与社会历史，特别是将立足点转到中国问题与中国土壤，进而把握其现象，研究其问题，探究其规律，确立其话语。

反观新闻界的问题固然有社会大环境与自身小环境的原因，但新闻研究与教育的一些混乱乖谬也难辞其咎。既无实践经验，又无学科根基的“潮人”，口吐莲花，扰扰攘攘，更使新闻业与新闻学狼烟动地，尘土飞扬。深层次问题暂且不论，诸多乱象同延安整风时期的“三风”不无相似，大略说来，一是学风，一是文风。比如，当年“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言必称希腊、言必称马列，现在流行的则是言必称美国、言必称西方，美国如何如何所以中国如何如何、西方如何如何所以中国如何如何，几乎成为学界普遍的思维定势和话语逻辑——学习借鉴另当别论。文风问题同样触目皆是，泛滥成灾。当学界批评新闻媒体的党八股之时，殊不知不少研究也充斥着味同嚼蜡的陈词滥调。让人忧心的是，深受党八股、洋八股浸淫的年轻学子，对中国历史、中国社会、中国新闻传播实践往往不屑一顾或略知皮毛，却动辄搬弄时髦理论、研究方法或宏大叙事，连篇累牍，言不及义。

众所周知，如同范长江、邓拓、穆青等一大批马克思主义新闻记者一样，甘惜分、方汉奇、丁淦林等老一辈马克思主义新闻学家，其文其学也无不实事求是，静水深流，浩浩然一派大家之象，堪为今日新闻传播学及其“走、转、改”的典范。与其言必称美国，言必称西方，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他乡当故乡，何如继承发扬这一脚踏实地的优良学统。而一旦扭转甚嚣尘上的不良学风与文风，像甘惜分先生念兹在兹的“立足中国土，回到马克思”，则不难发现现代中国及其新闻实践原有多少值得探究的学术话题，又蕴藏着多少珍贵的学术思想资源。

新世纪以来，随着中国的和平发展与世界的风云变幻，人文社会学科日渐显现鲜明的文化自觉意识，亦即陈寅恪先生所谓“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之本意，对既往偏颇的反思和对未来道路的自省越来越成为学术思想界的普遍趋势。2004年设立的一年一度颇具影响的中国文化论坛，在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的2008年度会议上，就集中反省了30年来的中国人文社会科学。论坛编辑的年度报告“总序”，则重点阐释了意义深远的文化自觉。

以新华社80年新闻人为代表的中国记者，在费正清所言“伟大的中国革命”中，已经创造了异常丰富而别开生面的新闻业绩，形成了一整套新闻实践、新闻思想、新闻体制、新闻传统等。我们的新闻传播学是不是有想象力、创造力、生命力，归根结底还在于能不能以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对此作出自己的思想建树，将如此丰厚的专业遗产化解为历史与逻辑有机统一的学理与学统，并在世界确立自己的地位与影响，为学术共同体贡献自己的聪明才智，而不是满足于国际接轨与理论平移，乃至等而下之的张冠李戴、指鹿为马、邯郸学步、东施效颦。正如北京大学法学院院长朱苏力教授，在2011年中国文化论坛上围绕政体问题的发言谈到的观点：前人创造的历史功勋既是我们学术来源的根本所在，也给我们留下了如何解说它、化解它的学术命题。倘能如此，则对中国，甚至对世界的新闻业和新闻学都将具有意义非凡的学术贡献，正如中国道路为人类社会开辟的前景与希望。〔李彬：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当前党报经济报道中的结构性问题及对策——关于《温州日报》温州信贷危机报道的考察

2011年9月21日，一条关于“温州最大眼镜企业信泰集团董事长胡福林欠款14.3亿元（民间传言20亿元）出逃美国”的消息在微博上传出，迅速引起媒体关注。如果再向前追溯，温州民间信贷市场不规范问题也不是一日之弊，在企业主纷纷跑路之前，资金链紧绷的态势早已凸显。在这种情况下，媒体作为“环境监测者”和“舆论导向者”，为什么未能及早发现危机并进行有效的舆论导向呢？媒体对温州信贷危机事件采取怎样的策略进行新闻传播，才有利于危机的化解，才会有效减少事件给社会经济造成的损害？基于这个问题，我们选取了温州本地的媒体，作为温州市委机关报和报业集团的核心报纸《温州日报》进行考察。

为了新闻话语的表述严谨和前后统一，我们将在本文中统一使用“温州信贷危机”一词，并将其界定为：“以温州民间信贷资金链断裂而导致的温州经济困境”。我们根据其发展过程呈现的不同特点，将其划分为三个阶段：“潜伏期”、“初显期”、“高峰期”，如见下表：样本抽取数据简表备注：1.A：经济形势良好 B：揭示经济问题 C：温州信贷危机（直接相关/原因相关）。2.抽样来源：温州日报——要闻版/温州新闻版/经济新闻版。3.样本为以上三个版面中所有经济类新闻，即报道总数。

以此考察《温州日报》经济报道和信贷危机报道。据此，我们对2010年1月18日至2011年10月31日的《温州日报》对应地分为三个阶段进行抽样。前两个阶段以每隔七天选择一个样本进行系统抽样，考虑到周一至周日媒体不同的版面设置和报道内容设置，我们相应地抽取了周一至周日不同日期的《温州日报》作为样本，形成了一个“抽样周”，以体现媒体版面设置和报道内容的变化规律。第三个阶段对每天报纸的相应报道进行了跟踪考察，在版面上选择“要闻”、“温州新闻”、“经济新闻”三版进行数据统计。下面是我们考察的结果。

一、《温州日报》温州信贷危机报道存在的结构性问题（一）“成绩报道多，问题报道少”，在“温州危机”潜伏期，报纸仍然营造“经济蒸蒸日上”的舆论

2010年1月至4月，我们对信贷危机潜伏期间的《温州日报》进行等距抽样，共得研究样本经济报道203篇，其中在报道中涉及信贷危机及其相关问题的报道45篇，约占总数的22%；与“贷款”或“民资”等关键词相关的报道8篇，约占总数的0.4%;明确指出信贷问题和与危机爆发原因相关问题的报道为0；报道成绩、表现经济形势良好的报道有69篇，约占总数的34%。所抽取的样本中，另外的81篇为宏观政策性报道、外地经济报道和居民消费服务性报道，约占总数的40%。这表明，在信贷危机潜伏期，《温州日报》仍以本地经济成绩和宏观经济政策报道为主，媒体的宣传功能得到过分强化，而环境监测功能却受到过分抑制。

从后来的报道看，在温州信贷危机潜伏期间，已出现大量的危机信号，当地媒体监测环境是可以做到的。（二）“问题回避多，舆论引导少”，在“温州危机”初显期仍然试图营造风平浪静的舆论

对信贷危机爆发期间的《温州日报》经济报道进行等距抽样，共得研究样本47篇，其中提到与信贷危机相关问题的报道7篇，约占总数的15%；明确提出温州信贷危机的报道1篇，约占总数的0.2%;表现经济形势良好的报道23篇，约占总数的49%。另外16篇为宏观政策性报道、外地经济报道和居民消费服务性报道，约占总数的34%。这表明，当信贷危机发生后，从《温州日报》经济报道的结构上看，有回避问题的倾向，这客观上造成了媒体在危机发生后舆论引导乏力的现象。在危机已经发生后，仍然以成绩报道为主的做法，损害了媒体的公信力，削弱了媒体进一步引导和影响舆论的能力。（三）“数量多，精华少”，在“温州危机”高峰期对问题的报道缺少建设性

对信贷危机发展期间的《温州日报》经济报道进行每日追踪，共得研究样本175篇，其中92篇报道直接反映了温州危机，约占总数的53%；表现经济发展中势头良好一面的经济报道36篇，约占总数的21%。另外47篇为宏观政策性报道、外地经济报道和居民消费服务性报道，约占总数的27%。这表明《温州日报》在信贷危机发展期中，开始正视温州信贷危机，报道数量明显增多，这也意味着媒体开始在舆论引导上加力。

在信贷危机的发展期，媒体表现出对舆论进行引导的积极性，相关报道的数量与前两阶段相比，似乎是突然增多了。我们对92篇与危机直接相关的报道内容进行考察，发现《温州日报》主要采用了政策信息报道、金融机构报道、企业动态报道三种方式报道信贷危机。这一阶段，《温州日报》反映危机的报道虽然增多，但明显采用了官方的话语体系，而不是新闻话语体系，而且比较缺乏具有专业性分析的深度报道，这在危机已经成为新闻报道热点的情况下，虽然一定程度上表现出本地区应对危机的积极性，但很难受到区域外媒体的转引和关注，对已经超出本区域的新闻热点的舆论走向而言，似乎并不乐观。

二、《温州日报》及时合理报道“温州信贷危机报道”的必然性（一）温州信贷危机潜伏期，如果《温州日报》及时、合理传播预警信息，将有助于及时引发社会关注，捕捉“治理先机”，化危机于无形

当危机潜伏时，及时发现并予以报道是媒体预警功能的体现。温州信贷危机潜伏期间，《温州日报》经济报道“成绩报道多 问题报道少”的报道格局，对于社会管理机构、经济主体和社会公众而言，提供的是一种不正确的“整体信息”，容易引发受众对整体形势的误判。一定意义上说，这种正面报道，产生的却是负面效果，表现在这样三个方面：一是潜伏的危机没有引起社会足够的注意，二是以成绩报道为主的做法不利于汇聚社会智慧，三是不利于上级部门收集有用信息，调整政策。《温州日报》作为温州发行量最大、发行面最广的综合性日报，能够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影响社会注意力，因而有能力也有责任肩负起危机预警的责任。在这一方面，《温州日报》在如下三个方面可有所作为：一、察觉、关注和解读异常经济信号，掌握舆论引导先机。二、引发政府部门关注，催生相应治理和应对措施出台。三、汇聚社会智力，生成治理良策。（二）温州信贷危机初显期，如果《温州日报》及时、平衡传播危机信息，将有益于化解“社会情绪”，占领“信息发布高地”，成为意见领袖，避免流言滋生及群体极化现象

德国著名学者乌尔里希·贝克在他的代表作《风险社会》中提出“媒介化风险”的概念，他认为，风险既具有现实性又具有非现实性，在媒介化社会，风险本身被媒介建构或呈现出来。马凌认为“媒介化风险主要来自媒介结构性风险，包括媒介技术风险、媒介信息风险、媒介知识风险、媒介舆论风险、媒介政治风险等方面”。《温州日报》在此期间的报道结构性风险主要体现在媒介信息与媒介舆论两个方面。

首先，信息不足带来的媒介信息风险，主要体现为谣言的产生与传播。风险常常牵动与汇集社会注意力，主流媒体不去报道或者报道不足，谣言便伴随着对风险的恐惧成为信息传播的重要形式。而当网络已经成为传播信息的重要通道时，这种媒介信息风险便有了更强的呈现和传播的空间，媒介信息风险便可能发生得更频繁、更强烈。

其次，舆论引导乏力，出现了网络群体极化现象。由于对风险的担忧和恐惧，跑路在网络传播中受到极力渲染，甚至一些媒体将其作为事实予以报道，于是网络传播营造出一个不同的拟态环境。在这个环境中，企业主的声音淹没在网民指责之中，债主纷纷上门催债，假跑路变成真跑路，原本尚可经营的企业也因此资金链断裂，面对此情此景，网民原有的倾向性意见得到强化，网络群体性现象出现，舆论引导陷入败局。（三）温州信贷危机高峰期，如果《温州日报》及时、充分地传播对策信息，将有益于整合“社会智能”，占领“治理危机的舆论高地”

信贷危机高峰期间，《温州日报》信贷危机报道数量突然增多，这一时期信贷危机报道篇数，由爆发期占经济新闻报道篇数总数的15%增加到53%，但从报道的结构看，基本呈现政、银、企“三分版面”的局面，专业视角与公众视角在报道中缺席，这或许直接影响到媒体在危机事件中舆论引导的实际效果。

首先，专业视角的缺席使对策信息缺乏宏观性与深刻性，舆论引导的效果可能更多地表现在表面上。《温州日报》的信贷危机报道主要关注政府领导、银行负责人、企业老板的言行举措，本地媒体报道的专业视角的缺席，实际上削弱了危机传播的媒介话语权，影响了舆论引导的实际效果。

其次，公众视角的缺席使危机传播中多方意见难以通过媒体互动，起到整合“社会智能”，占领舆论高地的作用。据统计，在民间信贷市场的来源中，以一般社会主体（个人为主）借给民间中介的借贷资金余额220亿元，占到总量的20%，从侧面反映了参与借贷的民众数目之多。此外，企业中数以万计的普通职工也受到直接影响，根据浙江官方统计，2011年1—9月间，浙江省内企业老板跑路风潮涉及14644名员工7593万元薪酬，这表明信贷危机是关系公众利益，表明报道中公众视角的必要性。从抽取的《温州日报》报道样本来看，只获得了一篇包含了对普通民众的报道的样本，2011年10月21日01要闻版《信泰集团昨恢复生产》，该消息简略地描述了几位普通员工在危机中的境遇与感受，但着眼点仍是为了报道恢复生产。

三、《温州日报》信贷危机报道对强化党报经济报道舆论导向功能的几点启示（一）转变报道思路：变“回避问题”式报道为“解释问题”和“解决问题”式报道

通过以上对《温州日报》信贷危机报道的分析，我们认为，对“问题”的报道，并不一定会产生负面效果，对“成绩”的报道也并一定能产生正面效果。长期以来，一些地方的党报在面对危机事件、灾难事件时，不善于报道问题，甚至在这样的时候还一味地报道成绩，这种情况，在媒体多介质的今天，在传播渠道多元化的今天，越来越显现其不合理性。

从根本上说，面对危机事件、灾难事件，媒体进行舆论导向的最佳选择，是对存在的问题进行解释性报道，是对解决问题的努力进行报道，前者可以把公众对问题的认识统一到党和政府的认识上来，后者可以把社会的注意力集中到解决问题的过程上来，这样“问题”本身的消极性就会转化为积极的力量。（二）完善报道内容：增加报道中的信息源，增加关于问题的互动性报道

复杂的经济形势与多变的金融市场使得财经记者很难仅依靠自身的能力做出准确的分析与预测，即使是资历丰富的专业人士，也常常难以对危机局面作出肯綮的分析和预测。因此，拓宽危机报道、灾难报道的信息源，不仅对于客观准确报道事实是有力的，对于准确把握舆论走向同样有力。在媒体多元化传播的今天，由下而上灌输方式产生的效果式微态势明显，因为在可控的媒体范围之外，不同的信源已经进入传播渠道，甚至获得了更有效的传播。在这样新的传播背景下，尝试上下结合的共生方式，有着长远的意义。

作为多种信源报道的一种协同（在危机传播中引导舆论的两只手），增加关于问题互动的报道，是对这种问题所引发舆论的有效掌控。在危机传播中，仅仅传播问题显然是不够的，更准确的表述应该是传播“关于问题的互动信息”，这里的互动指上与下的互动，公众与专家的互动，通过这样的互动，上意与下意走向共识，情绪化认识上升为理性认识，最终通过共识的形成，在舆论上化危机于无形。

(三)创新报道方式：变发布式意见传播为“回应性意见传播”

拉扎斯菲尔德的两级传播论启发我们，大众媒体仅仅想通过发布新闻，表达意见（评论）的方式引导舆论，还远远不够，因为如果意见领袖的意见与大众媒体的意见相左或没有共鸣，那么这种引导就会流于表面，甚至可能引发相反意见的流动。所以，进行舆论引导，不仅要在大众媒体上传播预设的意见，还需要借助意见领袖的力量和作用来影响大众。为了取得这样的效果，大众媒体就需要增加“回应性报道”的比例，使意见领袖的相同方向意见流动通过媒体进行再次传播，以实际对舆论的有效引导。回应性报道是指社会各界人士对大众媒体的意见方向进行回应及其回应内容的报道，这既可以是记者的专访，也可以设置专门的专栏，还可以是问题互动式讨论，还可以以更多的形式出现。〔韩立新：河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院长、教授；耿嘉：河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研究生〕

重大主题报道中宣传性与知识性的结合技巧——评《北京晚报》庆祝建党90周年大型纪念特刊《江山》

为庆祝建党90周年，《北京晚报》推出了一份大型纪念特刊《江山》。自2011年4月22日至9月2日，每周五出版，每期16个版面，共出版了20期。

它像一幅长篇画卷，生动展示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共产党是在一个怎样的社会背景下孕育、诞生，作为中国工人阶级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如何有力地推进中国社会不断前进，使积贫积弱的旧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它像一部政论大作，总结回顾了90年来中国共产党人如何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带领中国人民不断解放思想、独立思考、坚持探索，在革命、建设、改革开放各个历史阶段取得一个又一个伟大胜利；它像一部纪实小说，通过对一串串历史事件的絮絮细说，对一个个历史人物的还原描绘，对一处处历史遗迹的寻访溯源，让读者观赏事件背后的来龙去脉和前因后果，在身临其境的感觉中生发感慨，被震撼，去深思。《江山》的独特之处何在？笔者试作如下分析。

一、作为党史宣传，《江山》敢于突破习惯思维，以社会变迁为背景，用史实说明中共诞生发展壮大的历史必然，使所宣传的基本观点更具可信性和说服力

一是突破了对党史的介绍着重讲述中共自身历史的局限。在探求中华民族复兴之路上，先进的中国人经历了无数次的努力和失败，最终发现只有建立一个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政党，才能真正救中国。《江山》对中国共产党诞生历史背景的介绍，非始于“五四运动”和“十月革命一声炮响”，而从推翻帝制的辛亥革命开始。《江山》吸收了中共党史研究的最新成果，拓展了中共建党历史背景的时间长度和空间广度，为诠释中共诞生、发展、壮大的根本原因，提供了多元、丰富、有力的佐证。这在党史宣传上是一个突破。

二是突破了对政治人物的介绍囿于最终政治结论的局限。中国近现代史上涌现过无数的政治人物，随着历史变迁分化组合，曾经是功臣，后来变为罪人；曾经是同志，后来变成敌人。《江山》在叙说历史故事涉及政治人物时，不受政治结论的局限，而是秉持尊重历史的态度，客观介绍最后分道扬镳的政治人物当初他们之间的交往和合作，真实描述他们当时的政治面貌以及后来的变化，将政治人物还原为既有习性喜好、也有友情爱情的普通人。这也是党史宣传上的一个突破。

三是突破了媒体以往在党史宣传上习惯于说教灌输的局限。当今社会资讯高度发达，人们的眼界更加开阔，思维更加活跃，对历史和现实中的各种是非曲直，能够独立思考，作出自己的判断。《江山》着力发掘构成各个重大事件的具体元素，在展示背景、细说故事、描写细节、详解来龙去脉上下功夫。情景式地介绍党史，通过对背景、故事、细节的铺陈，让读者在观赏性阅读中，对中共在百年中国社会进步中的作用、地位和影响作出评判。这是媒体在党史宣传上的又一个突破。

二、作为专题报道，《江山》围绕主题深度发掘，在内容选取和布局构思上不拘一格，力求精巧新颖，使所介绍的内容兼具知识性可读性《江山》把建党90年的历史与百年中国的发展史紧密结合在一起，站在国家层面，北京的特殊地位亦得到充分体现。作品以时间为序，以重大事件为节点，把100年的“故事”，分为20个篇章，每章突出一个主题。每章分为四个部分，《史》、《迹》、《士》、《镜》。通过对重要历史事件的回顾与总结，回答百年进程的重大问题；探寻北京遗迹背后的社会图景；描摹风云时代的参与者；从世界视角折射中国道路。

四个部分各有特色，相互之间既独立成篇，又交相辉映。《史》处处体现以唯物史观回答中国百年进程的重大问题。“五四运动究竟是一场什么样的运动”，“多如牛毛的政党为何救国不成”，“第一次国共合作，中国共产党党员为何要加入国民党”，“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对共产党的敌对情绪是如何发酵的”等等，每期，每个主题都综合了大量的相关史料与文献，努力给出参考答案，每篇文章似乎都在释疑解惑，读后让人觉得有新意。《迹》在国家层面的视野中，寻找北京遗迹背后的社会图景。遍布北京城的各个角落、承载厚重历史记忆的大街巷、小胡同，见证了百年历史沧桑。新文化运动名人汇聚的西直门八道湾11号院、李大钊亲手创办的中共第一所高级党校——中共北方区委党校的蒋养房胡同、留下中共第一位女共产党员缪伯英和丈夫何梦熊脚步的中老胡同、在中共领导下举行的抗日救国示威游行的一二九运动集结地的天桥等等。回眸当年中国一幕幕动天地泣鬼神的往事，又如身临其境，读来让人感奋。《士》以历史和发展的眼光，描摹时代风云人物。涉及的不仅仅是那些参与革命、引领时代的英雄伟人、仁人志士，还有在历史洪流中被冲刷、被抛弃的落荒、颓唐与变节者。如早期担任中共重要领导职务，帮助党实行重大历史转折，也曾盲目下达一个个暴动命令的瞿秋白；坚持集体领导遇事征求意见，毛泽东几次开玩笑称其为“明君”的张闻天；犯过3个月错误，检讨30年的李立三；24岁就主管全党工作，曾被列为“左倾”错误路线代表的博古；一生盲目追随苏联，只知照搬洋教条的王明；流氓无产者向忠发。各色人物在还原中有血有肉，栩栩如生。《镜》通过世界视角，折射中国发展道路。美国公使芮恩斯认为，五四运动是“中国舆论首次被唤起”；蒋介石的顾问拉铁摩尔曾预言，赶走日本侵略者后，由共产党取得政权，“中国革命会这样成功”。外国人的眼光、世界的角度，如一面镜子，折射出中国革命的艰难历程，佐证了中国人民最终当家作主拥有红色江山的必然。运用“第三只眼睛”看中国比较客观，读者容易接受。《江山》每期一个主题，从四个角度回眸中国百年来每一个不能遗忘的瞬间，并给予其全景式的展现，其中每篇文章又含有一些新的知识。通过这个巧妙布局，报道精彩纷呈，引人入胜。

三、作为新闻作品，还原历史真实《江山》将唯物辩证法植入新闻作品，多元视角看问题，正确区分和处理历史人物或事件的主流与支流，在新闻真实性表达上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新闻报道是讲政治的，同时必须遵循新闻规律，坚持真实性原则。读者相信报道，前提是客观真实。《江山》属历史题材报道，政治敏感度很高，真实性要求也很高。面对纷繁复杂的客观历史，把历史写成新闻，将宣传性与新闻性精妙结合，《江山》作了有益的探索实践。（一）自觉运用辩证思维

一般而言，重要历史人物和重大历史事件，都有明确的政治定论。但以定论为唯一角度，报道就会简单化，产生片面性，失去真实性。史实叙说中要以具体细节为依托，说清事实真相，揭示事物本质。所谓具体，就是多样性的统一。所有人物、事件都由不同侧面构成，报道也应该是多角度的。《江山》多角度叙述历史，在解答叙事中再现历史。如《革命为什么由不革命者“实现”了？》、《多如牛毛的政党为何救国不成？》、《共和到底是什么？》等等，这些标题充满了悬念，不仅引发读者强烈的阅读兴趣，更是为多角度地叙事拓展了应有空间。文章中那些新发现、新披露的历史事实，以及由此产生的新见解、新观点，还原了历史真实，也大大增强了新闻性。（二）把握好主流和支流关系

辩证法告诉我们，两点论就是重点论。事物总分主流和支流。《江山》较好把握了主流和支流的关系。如关于西安事变，报道以“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有怎样重大的历史意义”为题，既说“西安事变使蒋介石武力消灭中共和红军的企图无法实现，国共两党达成政治妥协”，“促成中国内部的团结统一，加速了抗日战争的发动”；也说“张学良发动事变之前，中共中央毫无所知”，“在是否在西安成立政府的问题上，出现不同意见。张国焘、博古附和毛泽东的主张，博古随后转而支持张闻天意见，张闻天明确强调：‘我们不采取与南京对立方针，不组织与南京对立方式（实际是政权形式）的组织’，应当‘尽量争取南京政府正统’，也不同意把蒋介石与南京政府分开。”把中共在处理西安事变时高层内部协调意见的过程作了详细的描述。由于主流与支流处理得当，报道丰满而真实，具有很强的可读性。（三）“补白”：传递多元信息的新手段

在《江山》特刊的版面上，还有那些随处可见的“补白”——对主体内容进行补充和说明的文字。对事件和人物提供多侧面、多角度的佐证，短小精悍、生动有趣。

就纸媒而言，其思想内容的呈现方式无非是文字和图片。其中文字是最基本的表现形式，即使图片报道也离不开文字说明。《江山》在围绕主题展开报道的各组版面上，报刊编辑工作中常用的大块文章分割，稿件配置方法等，已经不能很好地承载表达内容的需要。于是版面上合理而恰当地出现了补白，成为多元信息传递的新手段。无论从内容还是形式看，补白都发挥出了独有的功能：它是主体内容的补充，对带有某种倾向性的报道加以平衡；它是编辑手法的创新，美化活跃版面，吸引读者阅读；更为重要的是，它体现出新闻理念的进步——将历史事件置于历史时期之中，在报道中追求客观、求实、平和的叙事，避免单面说教造成的传播效果削弱。

关于开国大典直播的报道，主文讲述了毛泽东主席按动遥控电钮，第一面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毛主席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的喜讯，通过美式“九头鸟”扩音机喇叭，传遍大江南北，传遍全世界。旁边的补白《“国”字与“机关”在哪里》告诉读者一段轶事：“请毛主席升旗”，至今仍保存在中央档案馆的开国大典钢丝录音带上，永远留下了林伯渠主持大会的声音。最珍贵的是这段带子没有经过技术处理，听起来如身临其境。

大会秘书长林伯渠宣布升旗的这句话有个遗漏，站在他身边的工作人员显然意识到了。于是，小声提醒他：“请毛主席升国旗。”因此，林伯渠又大声宣布了一遍，其中补了一个“国”字。

紧接着，话筒里又传出焦急的问话：“升国旗的机关（按钮）在哪里？在哪里？你说呢？”

在天安门城楼上的人们不知道他们自言自语会通过转播台扩散到空中，然后从全中国每一台打开的收音机里传出来。

配上这段补白，整个报道变得真实生动，效果明显。

四、作为系列报道，《江山》为读者献上了一部“可以阅读的历史”，不仅内容丰富、思想深邃，而且编辑精当、版面大气，读者在阅读的惬意中，感受文章的吸引力和感染力

(一)封面设计简洁明快《江山》的封面设计就像简洁明快的电影海报。报头“江山”是毛泽东遒劲奔放的草书题字，位于版面左上方，白底红字，细线围框，十分醒目。报头下方用黑色小号字标明当期期号和主题词。如第2、5、8期的主题词分别是：“北洋”、“一大”、“来华”等。版面左侧一栏，刊载的是《江山》特刊创作团队为本期特刊撰写的文字，就像一本书的序言，让读者品味其中的内涵和精华。每期封面都凝练出两个字的大标题，如：“刺清”、“呐喊”、“生日”、“牵手”等，超大号粗黑体字夺人眼球。每期的主打图片都是一个能代表特定时期的物件，没有底色，留出大面积空白，给读者想象的空间。主图制作与主题关联密切。如第6期主题是“留洋”，一顶学生帽子放在侧立的行李箱一角。第12期主题是“长征”，两只草鞋最能体现主题。第19期主题是“新中国”，一列迎面而来奔驰的火车，预示着——中国，正载着千年的历史急剧变化前行。（二）版式设计整体感强《江山》版式设计最大特点是整体感强。20期版式设计是一个系统工程，其中，封面和“史、迹、士、镜”作为特刊的有机组成部分，是这项系统工程的子系统。系统论的原理告诉我们，要想达到系统的整体效应，既要明确系统的整体目标，也要使各个子系统服从于整体目标的需求。《江山》特刊较好地把握了这一点，呈现出大气、清新、美观的总体面貌，在版面空间布局、编排手段上追求灵动，避免呆板。封面和各个版组的设计风格自成体系，又与特刊整体风格和谐统一，内容与形式完美结合，令人深思，引人遐想。（三）编排手段灵活多样

报刊的编排手段字体、字号、图像、线条、色彩等，可以在版面上发挥各自的功能。《江山》运用各种编排手段，力求创新。折叠打通的版面、超大号加粗黑体字标题、大幅历史照片，小巧别致的“补白”、人物头像、插图，运用恰当得体的字体字号、粗细线条，以及精心选用的色彩和大胆留白的艺术等，多种手段灵活运用，表情达意、装扮版面，体现出设计者的独具匠心。《江山》特刊的问世，是《北京晚报》在重大主题性报道中勇于探索、善于创新的成功实践。不仅彰显了媒体责任，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也留下了一幅生动鲜活、系统经典的历史画卷。〔张晓红：中国传媒大学党报党刊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副教授〕

中国共产党报刊理论的形成、发展与创新

马克思主义认为，理论来源于实践，理论指导实践，在指导中又根据新的实践不断创新。中国共产党报刊理论同样来源于中国共产党报刊实践并在指导实践中发展创新。中国共产党新闻理论在中共只有报刊媒介阶段，实际上就是报刊理论，在中共有了通讯社、广播、电视之后，新闻理论有了更广的涵义，包括了广播电视理论。后来的新闻理论，也就包括了报刊理论。为论述方便，我们只对报刊理论做一个梳理。中国共产党报刊理论是随着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并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形成的，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发展的，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完善的，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创新的。所以，中共报刊理论可大致分为：形成、发展、创新三个阶段。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中中共报刊理论的形成

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中，中国共产党所创办的报刊全面宣传了党在各个时期的纲领、路线、方针和政策，动员了全国人民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周围，为推翻三座大山，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而斗争，充分发挥了党的报刊对革命工作的组织、鼓舞、激励和推动作用，始终是党手中的强有力的思想和政治武器。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办报实践中，中共形成了党的报刊理论与报刊思想。

中共报刊理论的源头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党报思想、列宁的报刊思想。马克思和恩格斯论述了党报的性质、使命，认为党报的性质是党的武器、党的阵地和党的旗帜，党报的使命是阐述党的政治纲领、监督党的领导和用科学理论武装工人，党报要依靠工人群众，满足群众需要，党报是党和人民的喉舌。列宁论述了党报的职能，认为党报不仅是集体的宣传员和集体的鼓动员，而且是集体的组织者，最早提出了党报的党性原则。（一）报纸的党性原则

党性原则是中国共产党党报理论的核心思想。在新民主主义时期，围绕“革命主旋律”关于报纸在宣传对象、宣传主体、宣传原则以及宣传效果等方面形成了报纸的党性原则思想。1942年，毛泽东在《增强报刊宣传的党性》一文中这样指出：务使报刊宣传服从于党的政策，要对宣传人员及宣传工作及时指导，认清楚通讯社及报纸是革命政策与革命工作的宣传者组织者这种伟大作用，要讨论新闻政策及社论方针，加强对通讯社及报纸的领导，务使其宣传完全符合于党的政策，务使宣传增强党性，并克服宣传人员中闹独立性的错误倾向。

1942年3月16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出了《关于改进党报的通知》。《通知》指出：报纸是党的宣传、鼓动工作最有力的工具，每天与数十万的群众联系并影响他们，因此，把报纸办好，是党的一个中心工作。这对党报在中国共产党事业中的地位，做出了明确的说明并进一步厘清了党报的性质。（二）报纸的社会功能，报纸是宣传政策的有力工具

毛泽东在1925年《〈政治周报〉发刊理由》一文中就曾提出报刊可以教育群众、引导群众，实现革命目的。可见，报纸具有紧密联系群众、引导群众、教育群众，实现政治目标的功能。1942年中共中央宣传部为改造党报的通知中规定：报纸的主要任务就是要宣传党的政策，贯彻党的政策，反映党的工作，反映群众生活。“报纸的作用和力量，就在于它能使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最迅速最广泛地同群众见面”。这一时期，毛泽东发展和完善了报纸的社会功能理论，肯定报纸既是宣传政策的有力工具，也是组织一切的工具和实现领导的工具。

1944年，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文化教育工作座谈会上说：“我们地委的同志，应该把报纸拿在自己手里，作为组织一切工作的一个武器，反映政治、军事、经济又指导政治、军事、经济的一个武器，组织群众和教育群众的一个武器。”

在《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中提出了报刊可以作为实现领导的重要工具。毛泽东还从解放日报所存在的缺点出发，注意到了在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当中也存在着对当地通讯社工作及报纸工作注意甚少，对宣传人员及宣传工作缺乏指导，尚不认识通讯社及报纸是革命政策和革命工作的宣传者组织者这种伟大的作用，尚不懂得领导人员的很多工作应该通过报纸去做的缺点，进而反复教育全党要提高对党报重要性的认识。（三）全党办报、群众办报的路线

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全党办报”、“群众办报”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关于新闻事业群众性原则的具体体现。这里不仅对办报主体进行了最为详尽的解读，更将群众性原则深入贯彻。这对当今党报理论的发展也同样具有教育意义。

1944年，党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首先提出“全党办报”的思想。社论《本报创刊一千期》中指出，“我们的经验，一言以蔽之，就是‘全党办报’四个字。”其中提出：不要“记者办报”。

1948年毛泽东在《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中提出了群众办报理论。“我们的报纸也要靠大家来办，靠全体人民群众来办，靠全党来办，而不能只靠少数人关起门来办”。（四）新闻的本源观，新闻是对事实的反映

关于新闻的理论问题，尤其是新闻本源的探讨可以追溯到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和延安《解放日报》改版的相关实践活动。延安整风运动过程中，大量刊载了关于新闻理论问题的社论。如陆定一的《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鲜明地提出了“辩证唯物主义就是老老实实主义，这就是实事求是的主义，就是科学的主义”，系统阐述了“新闻的本源是事实”、“新闻如何能真实”的问题。

1945年12月13日，《解放日报》发表了《从五个W说起》的文章：“世界上最有效的宣传，莫过于事实。”“五个W，就是把事实弄清楚的最起码条件。”从新闻要素的角度，讨论了新闻对事实的反映，是最有效的宣传。（五）报纸是联系群众的桥梁

刘少奇在对华北记者的谈话中，比较详尽地分析了报纸连接党与群众的桥梁作用。既论述了联系群众是报纸工作的重要内容，也要注意反映人民呼声、接受群众批评和监督。“千座桥，万条线，主要的一个就是报纸。”刘少奇在对华北记者谈话中提出：“办报是联系群众的很重要的工作，你们就是做这个工作的。党是要依靠你们的……人民也是依靠你们的。你们记者是要到各地去的，人民依靠你们把他们的呼声、要求、困难、经验以至我们工作中的错误反映上来，变成新闻、通讯，反映给各级党委，反映给中央，这就把党和群众联系起来了。”这不仅是工作作风的问题，更是我党对土改报道中出现的“客里空”现象的反思，重视向群众学习、受群众监督，传达正确的声音。（六）报纸真实性与实事求是

关于报纸的真实性问题，我们最早可以在《〈政治周报〉发刊理由》中找到相关的论述。事实既是革命的手段，也是报纸体裁中的重要构成要素。“我们反攻敌人的方法，并不多用辩论，只是忠实地报告我们革命工作的事实。”“《政治周报》的体裁，十分之九是实际事实之叙述，只有十分之一是对于反革命派宣传的辩论。”

在整风运动和“反客里空”运动中，对于真实性原则体现了唯物主义的观点。例如《晋绥日报》连续四天发表《关于“客里空”的检查》。1931年，毛泽东强调严禁新闻“扯谎”，1945年在党的七大上，他再次强调新闻报道“不要吹”要“实报实销”，“一点也不要隐瞒。”

刘少奇在1948年《对华北记者团的谈话》中告诫新闻工作者：“你们的工作第一要真实，不要故意加油加醋，不要戴有色眼镜，群众是反对我们就是反对我们，是欢迎就是欢迎，是误解就是误解，你们不要害怕真实地反映这些东西。唯物论者是有勇气的，绝不要加添什么，绝不要带着成见下乡。”

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中共报刊理论的发展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到改革开放，随着新闻事业的发展，新闻理论、报刊理论得到进一步发展。但由于经历文革这一特殊历史时期，有一些理论并没有落实到实践当中。我们需要辩证地分析这一时期党报理论发展的本体与效果之间的差异。（一）报纸的意识形态属性

毛泽东在谈到新闻出版工作时指出：“比如报纸，这是属于意识形态范围的。”毛泽东曾说：“在社会主义国家，报纸是社会主义经济即在公有制基础上的计划经济通过新闻手段的反映，和资本主义国家报纸是无政府状态的和集团竞争经济通过新闻手段的反映不同。”这种新闻手段的本质区分是具有价值与意义的，经济基础的不同必然会对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范畴产生影响。在这一层面，毛泽东的报纸的新闻手段概念符合辩证唯物主义的原则。而对于具体经济形态的把握，与当时对社会主义经济的计划经济判断有直接的关系。（二）党报五大功能的全面概括

这一时期，对于党报功能进行了进一步的完善和补充。在原有的宣传、组织和实现领导的基础上，进一步整合为较为全面的概括，即组织、鼓舞、激励、批判、推动。“一张省报，对于全省的工作，全体人民，有极大的组织、鼓舞、激励、批判、推动的作用。”（毛泽东《给刘建勋、韦国清的信》，1958年）

在当时的背景下，这些党报的“作用”一齐上，没有任何缓冲的余地，对于鼓动1958年“大跃进”的宣传，造成的实际危害是有目共睹的。对于党报的五大功能，我们就需要从功能本体与特殊背景下产生的差异效果进行辩证的理解。（三）报刊舆论监督：舆论一律与不一律

关于舆论监督问题，党报理论的发展与党报实践产生了一定偏差。归根到底，是对当时的国情和主要矛盾的判断存在着一定偏差。在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之后，通过舆论监督的方式联系群众却有一定的必要性和价值性。

1950年4月发布了《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决定》。这是一种特殊的通过报纸指导工作的方式，对于提高党的威望、赢得群众信任，产生了很好的传播效果。1954年4月，毛泽东在对新闻总署负责人胡乔木的谈话中，概括了报纸批评的“开、好、管”方针。

受到“左”的思想的影响，舆论一律与舆论不一律将学术批评转化为了政治批评需要注意与反思。1955年5月24日《驳舆论一律》，将胡风信中的“舆论”一律做了重新的完全不同的阐释。（四）党报无条件地宣传中央的路线和政策

搞新闻工作，要政治家办报。1957年6月，毛泽东根据当时新闻界的状况，指出新闻舆论宣传必须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他说，写文章尤其是社论，一定要从政治上总揽全局，紧密结合政治形势。这叫做“政治家办报”。（五）报纸宣传艺术

关于报纸宣传的艺术，就篇幅、对象感以及文风，毛泽东与新闻出版界代表的谈话中形成了一种思路。即报纸宣传要软硬结合，要活泼，要短些，有一些专业化。（毛泽东《同新闻出版界代表的谈话》，1957年）

三、新时期中共报刊理论的创新发展

改革开放，尤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施行以来，我国报刊发展随着社会政治经济发展而快速发展。围绕着新的社会情况与新阶段的任务，党报理论在继承和发展的同时进行了创新探索。（一）党的报刊一定要无条件地宣传党的主张，必须坚持党性原则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强调指出：“总之，要使我们党的报刊成为全国安定团结的思想上的中心。”“党报党刊一定要无条件地宣传党的主张。”

邓小平同志关于新闻宣传价值社会效益标准的论述，既体现了对社会主义新闻事业与资本主义新闻事业差异的准确把握，又表明了他对新闻宣传活动与一般商品生产活动之间差异的详细诠释。（二）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思想

江泽民同志总结历史上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得出结论：“舆论导向正确，是党和人民之福；舆论导向错误，是党和人民之祸。”坚持党性原则，也就是坚持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原则，两者是完全一致的。（三）党的十六大以来新闻宣传与新闻理论的创新

党的十六大以来新闻宣传与新闻理论的创新，也是报刊理论与实践的创新。新闻宣传要把体现党的主张和反映人民心声统一起来。把新闻宣传纳入到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之中。新闻宣传工作要坚持党性原则，要以人为本，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2003年3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胡锦涛的主持下召开会议，研究进一步改进会议和领导同志活动新闻报道等工作，会议讨论了《关于进一步改进会议和领导同志活动新闻报道的意见》。这个文件体现了胡锦涛关于新闻要“三贴近”的思想。

2008年6月，他在人民日报社视察时指出：“按照新闻传播规律办事。”在2009年10月的世界媒体峰会的致辞中，他又将新闻传播规律具体化为“遵循新闻从业基本准则”。

在中宣部等五部门召开的“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活动视频动员会上，中宣部部长刘云山同志将“说什么”概括为“三个反映”，即反映改革发展的生动实践，反映基层创造的新鲜经验，反映人民群众的意愿呼声。

从中共报刊理论的形成与发展轨迹来看，我们发现中共报刊理论的发展是与各阶段新闻改革息息相关的。而理论发展与深化，离不开两个基本的原则：一个是围绕社会主义道路、阶段任务与党的工作重心的准确判断；另一个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精髓的准确把握。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发挥党报理论的先进性，实现本体属性与正向效果的统一。〔王灿发：中国传媒大学党报党刊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侯欣杰：黑龙江大学新闻传播学院讲师，中国传媒大学2011级博士生〕

从苏联解体看我们传媒人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必要性

一、苏联解体的原因分析

今年是苏联解体20周年。1991年苏联这个超级大国突然解体，其原因一直是国内外学者和政治家们研究的重要课题。

俄罗斯学者对于苏联解体的原因主要概括为以下几点：

第一，上世纪80年代产生的社会经济危机是苏联解体的主要原因。第二，建立在计划经济和行政命令式管理基础上的经济模式是导致苏联衰败的主要原因。第三，戈尔巴乔夫实施的改革导致苏联最终解体。第四，苏联共产党的危机加剧了苏联解体。第五，民族矛盾的挤压是苏联崩溃的主要原因之一。第六，社会主义国家体系的瓦解对苏联的崩溃产生了消极影响。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程恩富对上述观点并不赞同，他在与丁军合写的文章《苏联剧变和解体深层次的三大主要原因》中指出，关于苏联剧变和解体的“八种主要原因论”是片面或错误的：（1）思想理论僵化论；（2）计划经济失败论；（3）军备竞赛拖垮论；（4）生活水平低下论；（5）民族政策失误论；（6）宗教政策失误论；（7）“非社会主义”论；（8）“突变社会主义”论（体制必然论）。

他认为苏联解体的主要原因有三方面：（一）思想原因：赫鲁晓夫大反斯大林和西方和平演变战略引发了长期思想混乱

斯大林在肃反扩大化、个人专断等方面有过错误，给苏带来不应有的损失，但其伟大功绩不可否认。赫全盘否定斯大林，其实质是开始脱离、背叛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种下苏共亡党、苏联解体的祸根。首先，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过度否定斯大林所引发的思想混乱。有俄罗斯人总结道：“赫鲁晓夫破坏了国家精神的支柱，勃列日涅夫没有对其进行修复，仅仅是用红色颜料封上裂痕，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在裂痕上挖出窟窿，使大厦最终坍塌。”

其次，西方和平演变所引发的思想混乱。冷战时期，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针对苏联展开了全方位的心理战，利用书刊和电影宣传反苏。截至1975年，美国中央情报局以各种方式参与出版关于苏联的书籍1500多种。其中有不少诋毁斯大林的书籍，美国人很高兴赫鲁晓夫开了基本否定斯大林的先例。（二）组织原因：苏共逐步提拔重用了一大批非马克思主义干部

俄罗斯社会主义学者协会主席В.С.舍韦卢哈认为，苏共中央在干部工作中的错误削弱了党，最终导致苏联毁灭。让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爬上最高领导岗位是苏共中央干部政策最大的错误。综上所述，正如曼德尔所指出的那样，背叛了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苏共领导集团窃取权力的过程是以干部的逆向选择机制为媒介的。（三）致命原因：苏共领导集团背叛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　

俄罗斯、乌克兰等独联体国家共产党普遍认同“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苏共上层领导集团背叛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是苏联解体、苏共失去执政地位直接和主要原因”的观点。久加诺夫在很多场合都讲过，伟大的国家、强大的组织不是葬送在胜利者手中，而是由于内部的叛变。乌克兰共产党在纲领性文献中则这样写道：“一些无原则立场的、口是心非的人，甚至是敌对分子，担任了极其重要的职务，其中包括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以及党中央总书记职务。对苏联命运而言非常重要的时刻，有封号的‘上级任命官员’背叛了党，跑到社会主义最凶恶的敌人的阵营中，没有战火就将国家交给了凶残的、罪恶的资本主义，将人民大众抛入了贫困与痛苦之中。”

1999年戈尔巴乔夫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美国大学发表演讲时，毫不掩饰地坦白自己早已树立的埋葬社会主义和苏联共产党的决心：“我生活的目的就是消灭对人民实行无法忍受的独裁统治的共产主义。为了这个目的，我利用了自己在党和国家中的地位。正是因此，我的妻子一直鼓励我不断占据国家中更高的地位。当我认识了西方，我的决定就成为不可更改的了。为此我需要消除苏共和苏联的整个领导。”

他的这一观点与美国马萨诸塞大学经济学教授大卫·科兹的观点相近。大卫·科兹花了6年（1991-1996年）的时间研究苏联解体的原因。他认为苏联解体并实行资本主义制度，根本原因，既不是社会主义制度缺陷，也不是资本主义优越，而是人民没有真正掌权，而腐败了的精英们为维护自身既得利益，最终葬送了社会主义国家。

他对苏联解体的解释是，苏共上层精英，分别进行了讨论，以决定其意识形态。他们当中，9.6%赞成共产主义和民族主义；12.3%赞成民主社会主义；76.7%赞成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取其他态度的占1.4%。这就与人民群众的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高层的大部分人赞成资本主义。他们与其他集团结盟，与黑社会、富翁、城市知识分子的一部分结盟。他们结成联盟，夺取了政权，建立了资本主义。

苏联解体证明：由一些精英掌权是不持久、不稳定的。这些掌权者最终认识到，维护社会主义不符合自己的利益；符合自己利益的是资本主义而不是社会主义。同时，他们又握有实现转向资本主义的权力。它告诉我们，社会主义要长久，必须使从社会主义得到好处的人同时得到权力。人民必须当家做主。　

二、苏联解体的舆论因素

既不对历史负责，又不对未来负责的社会舆论是导致苏联解体的重要因素，而苏共未能把握舆论导向和最终放弃舆论阵地是消解苏联合法存在的关键。真可谓“国家兴亡，舆论有责”。

苏联解体原因错综复杂，其中舆论因素在苏联解体的过程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由于苏共领导人放弃舆论引导，导致苏联社会很快掀起了否定苏联历史和清算苏共领袖的狂潮，并蔓延为对整个社会主义制度和现实生活的质疑与批判。特别是错误地放弃舆论阵地，导致苏共很快失去了话语权。当最终意识到要掌控话语权时，为时已晚。（一）从反思历史到否定现实

舆论是社会心理的反映和时势的晴雨表，对政治和社会的变动有着高度的敏感性。因此，社会转型期往往也是舆论的活跃期，更是舆论冲突的高发期。1985年戈尔巴乔夫担任苏共中央总书记和倡导改革之后，苏联社会舆论随之兴奋起来，也在情理之中和意料之中。但是，到了1987年，苏联国内舆论发生急剧转变，像脱缰的野马一发不可收拾，很快就突破了人们的心理防线，引发了全社会的动荡。

1987年1月，戈尔巴乔夫提出，在苏联历史中“不应该有被遗忘的人物和空白点”。于是，苏联舆论界兴起了一股“历史热”。对20世纪的苏联和世界产生深远影响的重要历史人物斯大林首当其冲，遭到口诛笔伐。所谓“反思历史”，除了对苏联历史上冤假错案进行大平反之外，重点是对斯大林在30年代“大清洗”时所犯下的错误或罪恶进行总清算，还强调和突出斯大林在卫国战争初期的判断失误，仿佛苏军前期的失利都是由于斯大林的个人专横和自负所致。对斯大林的声讨和批判还很快形成了多米诺效应，由否定斯大林、“斯大林模式”，进而发展到攻击列宁和否定十月革命。结果，斯大林被描绘成“恶魔”，列宁也成了“无赖”，苏联历任领导人似乎都是“问题领袖”，整部苏联历史从头到尾除了罪恶还是罪恶。

这股清算思潮自1987年开始，到1988年达到高潮。曾经是苏共中央第二号人物的利加乔夫对这股清算思潮描绘说：“颠覆文章犹如狂涛恶浪，席卷了舆论工具。极右报刊所描绘的不是多维的历史，不是成就与错误相互矛盾地交织在一起的历史，而只是阴暗的污点……这种不公正的、恶意中伤的、不真实的歪曲报道惊扰和刺激了社会气氛。”继否定苏联历史之后，紧接着又将矛头指向现实社会。一时间苏联媒体上充满了对社会弊端的揭露，诸如粮食供应短缺、国营企业破产、民族冲突、恶性事故，以及受贿行贿、贪污腐败、吸毒卖淫、抢劫凶杀等，无所不包。而且各媒体在报道这类事件时似乎是在举行一场“盛世空前”的竞赛，竞相比赛谁揭露的消息最多，谁披露的信息最惊人，谁的鞭笞最激烈。如此一来，整个苏联社会似乎一无是处。

这种从否定苏联历史到否定苏联现实社会的所谓“舆论”在当时几乎是一边倒的，具有压倒性的。苏联解体时期担任政府总理的雷日科夫后来悲愤地指出，“在推行言论自由的那几年中，人们不是寻找建设性的办法来医治社会疾病，而是利用言论自由来毁灭这个社会。”换言之，当社会舆论千百次地重复苏联的历史是罪恶的、苏共和苏联的社会主义实践是失败的，当各种媒体把党的领袖的形象抹得漆黑一团，当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误把这些舆论媒体所传播的当作这就是苏联的全部历史、这就是苏共和苏联社会的全部真相之后，苏共的垮台和苏联的解体也就不难预料了。（二）从自动放弃舆论引导到主动放弃舆论阵地

当反思过去变成全盘否定苏联革命历史和否定苏联革命所造就的全部社会现实，当批判斯大林和指责历任领导人的错误以及体制的弊端变成全盘否定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之时，戈尔巴乔夫等人几乎没有作出任何回应，任其自由泛滥。

1990年2月，苏共中央二月全会通过了《走向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行动纲领草案，提出党的奋斗目标是在苏联建立“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宣称“彻底放弃苏共在话语权上的垄断地位”。在这一行动纲领指导下，1990年3月苏联非常人民代表大会修改苏联宪法，苏共放弃在苏联社会的合法领导地位。同年6月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新闻出版法》，苏共拱手让出舆论阵地。反对派乘势掌握宣传工具，抢占舆论制导权与制高点。以“新闻自由”、“舆论不受检查”与私人办报合法化为核心内容的《新闻出版法》1990年6月颁布后，以丑化苏共、责骂社会主义为宗旨的报刊杂志和广播电视，从此可以堂而皇之地发表攻击社会主义和执政党的言论，合法地将各种反苏反共的声音传遍全苏联。有的报刊甚至公然刊登退党者的文章，声称留在苏共党内的都是些“不正派的人”，导致退党人数明显增多。声誉是一种无形资源，也是组织竞争优势的一个重要来源。随着苏共在人民群众和苏共党员中的形象不断被矮化，执政党的威信和执政的合法性也在急剧流失。

当敌人向苏联和社会主义发起实实在在的进攻时，党的意识形态“机器”竟完全丧失了行动的能力。岂止如此，与党的领袖对日益偏颇和激烈的舆论充耳不闻和不加引导相比较，原本应该保持应有战斗力和社会责任感的党报党刊走得更远。不少媒体倒戈相向，反而站到了党和政府的对立面，对党和政府施加压力，甚至对部分坚守原则的苏共党员进行攻击和打压，出现了“自己出钱办报骂自己”的奇特现象。如苏共中央机关报《真理报》有一段时期迎合了“激进派”的需要，苏联最高苏维埃机关报《消息报》和中央电视台则长期批评苏共和苏联政府，支持各地的“民主派”和民族主义者。可以说，在苏联社会舆论走向失控的过程中，苏共所掌控的媒体负有推波助澜和不可推卸的责任。

舆论是把双刃剑，既可以是维护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的重要力量，也可以是威胁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的消极因素。苏共主动放弃舆论阵地后，失控的舆论犹如脱缰的野马更加不可收拾，进一步搞乱了人们的思想，诱发了民族矛盾，造成了社会的动荡。苏联领导人1990年下半年曾企图改变这种局面，也采取过一些整顿的措施，戈尔巴乔夫甚至流露过“中止新闻法”的想法。俗话说，覆水难收，这部法律业已通过，要想中止并非易事。就是说，当苏共领导人充分认识到掌控话语权的重要性的时候，为时已晚。此时，党心民心已经失去。据统计，1990年一年，全国有180万党员退出苏共。1991年，仅头7个月，退党者就猛增为240万人。剩余的1500多万党员，则对政治表现出了冷漠麻木的态度，对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漠不关心。1991年8.19事件之后，反对派乘机大举进攻。丢失阵地的苏共毫无还手之力，只能被动挨打、束手就擒。失去苏联人民和广大党员支持的苏共中央最后被迫自行解散。

在苏共亡党亡国的过程中，舆论的特殊威力和巨大作用得以充分显现。正是既不对历史负责，也不对现实负责，更不对未来负责的社会舆论的蚕食与鲸吞，“掏空了苏联意识形态大厦的根基，吸干了苏联国家舆论机体的血液”，消解了执政党的合法性，最终搞乱了苏联人民的思想，引发了社会舆论的动荡，导致了苏联的解体。随着现代科技传播手段和新媒体的迅猛发展和广泛运用，舆论还将愈发彰显出前所未有的独特作用和巨大能量，对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的影响将会越来越大。对此，我们要有足够和清醒的认识。但只要“把握好导向，坚持对党负责、对人民负责、对未来负责，始终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舆论就会成为造福人民和推动历史前进的强大不竭之源。

〔王彤：中央电视台俄语频道副制片人、中国传媒大学博士后〕

《人民日报》建党90周年宣传报道与党执政时期党报若干功能

2011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站在中国历史、世界历史的高度，回顾中共建党90年的历史，我们可以说：这是一段百折不挠、艰辛求索、矢志不渝、不懈奋斗、奋进开拓的伟大历程；中共建党，的确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件；中共长盛不衰并在社会主义大国持续执政至今，也是世界政党发展史上独一无二的特例。

因此，作为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对“建党90周年”进行重点报道，同全党全国各族人民一道，庆祝建党90周年，回顾中国发展进步的伟大历程，展望中国发展繁荣的光明前景，是理所当然的。

一、《人民日报》“建党90周年宣传报道”的运作概况

为宣传报道“建党90周年”，《人民日报》不但充分利用原有的《人民论坛》、《人民观察》、《今日谈》、《红船观澜》、《时代先锋》、《身边的感动》等栏目发表相关稿件，而且特意开设了一些新的栏目：《身边的共产党员》、《红旗飘飘》、《伟大历程》、《“双百”人物中的共产党员》、《追寻》、《党旗礼赞》、《光辉旗帜 伟大道路》等。《人民日报》的“建党90周年宣传报道”稿件，不但刊发在要闻版，而且刊发在理论版、副刊版、视觉版等版面，不但有常规版面，而且有纪念专版、特刊。《人民日报》的“建党90周年宣传报道”，不但有文字稿件，而且有不少的新闻图片、历史资料图片和美术作品。

相应的，《人民日报》的“建党90周年宣传报道”，采用的体裁多种多样，涵盖新闻、非新闻两大类型，前者包括消息、通讯、评论，后者包括散文、诗歌、篆刻、绘画等。

总体而言，《人民日报》的“建党90周年宣传报道”，并不是一开始便大篇幅展开的，而是循序渐进、逐渐增量的。

阶段一：2011年1月～2011年4月

2011年1月4日，《人民日报》每周二出版的党建周刊，开辟专栏《身边的共产党员》并刊登稿件《“1”路平安》，由此正式拉开“建党90周年宣传报道”的序幕。

此后的一段时间里，除这个专栏外，“建党90周年宣传报道”只是断断续续的、互不衔接的零星报道。

例如，2011年1月6日，《人民日报》在第1版刊登外围性报道《全国宣传部长会议在京闭幕》，报道了中共中央对“建党90周年宣传报道”的总体布置安排。

再如，2011年1月12日，《人民日报》在第1版刊登消息《〈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正式出版》。

2011年2月10日，《人民日报》第六版开辟专栏《“双百”人物中的共产党员》，由此开始对“双百”人物中173位优秀共产党员的宣传报道，直至2011年6月16日。加上专栏《身边的共产党员》，《人民日报》在2月份有两个“建党90周年宣传报道”常设专栏。

2011年2月10日，《人民日报》在《今日谈》专栏刊登短评《赓续共产党人的“遗传密码”》。

2011年3月3日、4日，《人民日报》先后在第20版、第4版刊登《“党旗礼赞”征文启事》，为副刊版面后来新开的《党旗礼赞》专栏广开稿源。

2011年4月，《人民日报》的“建党90周年宣传报道”常设专栏增加到3个（加上了《党旗礼赞》专栏），稿件刊发量同时增加。

阶段二：2011年5月

2011年5月，《人民日报》的“建党90周年宣传报道”开始进入小高潮阶段。

2011年5月3日，《人民日报》在党建周刊的《红船观澜》栏目推出“新时期共产党员的修养系列谈”文章（首篇是《谈理想》）。

2011年5月3日，《人民日报》理论版推出《光辉旗帜 伟大道路》专栏，将“建党90周年宣传报道”常设专栏增加到5个。

2011年5月4日，《人民日报》启动纪念建党90周年大型主题活动“追寻”，次日开始在第4版报道这一消息。

2011年5月6日，《人民日报》在第5版开设专栏《追寻》。此后的一个多月，《追寻》专栏成为《人民日报》“建党90周年宣传报道”的一大看点和亮点。

2011年5月9日，《人民日报》开设专栏《伟大历程》，首篇稿件位于头版头条位置，很是引人注目。

2011年5月10日，《人民日报》开设专栏《红旗飘飘》，首篇稿件位于头版右头条位置。当天《人民日报》的党建周刊，还推出了“红船驶来90年”系列述评。

2011年5月13日，《人民日报》理论版开设“寻根——中国共产党的伟大精神”系列专版。至2011年6月16日，共有10个“寻根”专版（配发数图），其主题依次是：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大庆精神、“两弹一星”精神、雷锋精神、改革开放精神等。

阶段三：2011年6月～2011年7月1日

2011年6月，《人民日报》的“建党90周年宣传报道”开始进入高潮阶段。

2011年6月20日起至2011年6月30日，《人民日报》将第5至8版辟为《跨越90——人民日报纪念建党90周年特刊》，以刊登纪念建党90周年的重要报道为主，其中有一个理论版、一个副刊版。

2011年7月1日，《人民日报》的“建党90周年宣传报道”到达最高潮——史无前例地推出90个版的特刊，用最热烈的方式隆重纪念建党90周年。

此后，《人民日报》的“建党90周年宣传报道”便转入“宣传胡锦涛总书记七一讲话精神及其贯彻”的尾声阶段，并在2011年7月底最终结束。

二、《人民日报》“建党90周年宣传报道”的主要亮点

新闻策划巧妙得当、善于利用新媒体（特别是微博）、受众的参与度高、版面设计大气精美、稿件角度高屋建瓴、观点不乏锋芒和锐气，是《人民日报》“建党90周年宣传报道”的突出亮点，但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以下两大亮点。（一）史无前例的七一特刊“90周年七一特刊”共90个版面（其中前4版为要闻版，还有8个版面是纯广告。彩色版面共87个）。

单期报纸90版，是《人民日报》历史上的第一次，也是版面数量最多的一次（此前的纪录是2009年国庆60周年特刊时出60个版）。

在内容上，“90周年七一特刊”分为四大板块：历史启示篇、时代先锋篇、红色足迹篇，辉煌伟业篇。重头部分是历史启示篇。

历史启示篇，共52个版面，分为12个主题词：选择（9～12版）、探索（13～16版）、宗旨（17～20版）、使命（21～24版）、创新（25～28版）、脊梁（29～32版）、忠诚（33～36版）、方略（37～40版）、凝聚（41～44版）、胸怀（45～48版）、挑战（49～52版）、强音（53～56版）。每个主题词下，都选择了一句经典语录或经典表述。如“选择”的经典语录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宗旨”的经典语录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挑战”的主题词是“天下事难不倒共产党人”。

时代先锋篇，分布在6个版面，重在展示中国共产党90年来不断加强自身建设，始终走在时代前列，不断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风采，昭示共产党永远是时代的先锋。

红色足迹篇，同样分布在6个版面，选择了在中国共产党发展史上留下深刻印记的几个点，如一大会址、井冈山、遵义、延安、西柏坡等，通过巡览这些革命圣地的纪念馆，探寻党发展壮大的足迹，回顾壮丽征程，弘扬光辉精神，挖掘时代内涵。

辉煌伟业篇，共14个版面，重在充分反映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取得的伟大成就，展示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中国人身上发生的历史巨变。

特刊主题是“跨越90”，大多数板块体现了历史的纵深感，但有些板块的内容是全新的，如“挑战”这个主题，反映的是新时期党中央如何正视、应对我们党面临的八大挑战。

在形式上，这次特刊也有创新，有所突破，能让读者眼前一亮、心头一震，绝大多数版面都很有冲击力。（二）牵动人心的大型活动“追寻”

为了隆重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人民日报社联合人民网、国家开发银行组织了互动性强、声势浩大、影响明显的大型主题活动“追寻”。

这次活动是《人民日报》“纪念建党90周年宣传报道”的重要组成部分，自2011年5月4日启动，为期一个多月。这次活动的主角是来自全国18所著名高校的90名大学生（每校5名同学，共组成9个小分队），“人民日报一下子多了90名参与纪念建党90周年报道的‘记者’。”

短短一个月，90名大学生共发送微博22988条，其中微博现场图片2711张；撰写博文370多篇。人民网在主页醒目位置推出“追寻”活动专栏，为每一位大学生开通博客和微博，人民网记者全程参与“追寻”活动的采访，所有文字、图片报道和音视频第一时间上网。一个月中，人民网共推出相关报道150多篇、照片上百幅、音视频近70条。

从2011年5月5日起，《人民日报》在显著位置推出“追寻”栏目，全程记录这次活动的进展，一直持续到活动结束。其间，共刊发稿件120余篇，图片60幅。这些稿件的作者，有的是本报随行记者，有的就是参加“追寻”活动的大学生。

人民日报社的“追寻”活动，实现了“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的互动”、“建党90周年特别报道与大众读者（特别是大学生）的互动”、“党报党网与广大群众的互动”。

三、《人民日报》“建党90周年宣传报道”的政治价值

中国要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客观上还要看人民对共产党支持不支持、拥护不拥护。而党报，可以成为推介党的形象的重要媒介。

一方面，党报可以宣传优秀党员的先进事迹，争取人民群众对党的支持信任；还可以通过恰当地报道党的领导人的活动，充分发挥高素质领导干部的人格魅力，增强党的影响力、凝聚力、号召力。《人民日报》推出的大型人物专栏《“双百”人物中的共产党员》，恰恰可以起到这样的作用。该栏目开栏的目的，正是：在即将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之际，为充分展示各个时期各条战线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共产党员在革命、建设、改革中作出的突出贡献，充分展示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共产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党员领导干部模范带头作用。

另一方面，可以通过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宣传党的成就，塑造执政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良好形象，使公众感到执政党确实能够代表自己的利益要求，使执政党真正得到公众的认同和支持。《人民日报》刊发的纪念建党90周年系列述评“领航中国·特稿”和七一特刊中的“脊梁”部分，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起到这样的作用。

总之，《人民日报》的“建党90周年宣传报道”，客观上可以宣传党的先进性和成就，宣传优秀党员的光辉业绩、高尚品德，争取群众对党的支持，对普通群众发挥“吸铁石”效应，对党员发挥“示范效应”，对党的成就发挥“广告效应”，对党的执政地位发挥“背书效应”。

参考文献［1］史江民、王欲然、余尤宜：《人民日报90块版纪念建党90周年 总编室主任披露出版内幕》，人民网，http：//cpc.people.com.cn/GB/64093/15044362.html［2］《人民日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型专题，http：//cpc.people.com.cn/90nian/GB/index.html［3］人民日报大型活动“追寻”官网，http：//cpc.people.com.cn/GB/67481/94156/219936/index.html〔王卫明：南昌大学新闻与传播学系副教授、系主任助理〕

《辽宁日报》庆祝建党90周年报道新闻叙事学分析

一、关于叙事学

叙事学理论（narratology）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的法国。叙事学强调对文本自身的重视，它把叙事对象分拆成若干相对独立的“组件”，通过分析各“组件”之间的关系，找到其叙事的规律和结构，叙事话题和叙事风格，这两方面构成叙事学研究的主要内容。叙事学认为，草蛇灰线式的规律和结构是不出场的“代言人”对叙事文本建构的结果，是有一定倾向性的。对读者而言，作者的声音从未真正沉默。在价值判断方面，他应站在哪里，实质上是作者要他站在哪里。“一种媒介不是某一种文化借以发挥作用的中立机构，由于其特殊方式，它是价值的塑造者，是感官的按摩师，是意识形态的倡导者，是社会格局的严格组织者。”同样，对新闻作品而言，新闻文本也是运用语言系统叙述与建构新闻事实的产物。叙事离不开话语，新闻话语构成新闻叙事的逻辑起点。在新闻报道的叙事分析中，通过其特定的版面安排技巧、词语的选择、标题的拟定等叙事手段，从看似平常的新闻叙事中理解隐含在背后的媒介潜台词和题外意义。新闻话语丰富的能动性，使新闻叙事通过语言的“背景化”而获得社会实践功能、意识形态建构的功能，这里的话语不再是一个单纯的语言学概念。

二、《辽宁日报》建党90周年报道的叙事学分析（一）专栏评论——开门见山，点出叙事话题

叙事话题，它指的是进入媒体视线的焦点人物、事件、现象。“新闻叙述一条新闻的观察点或视点构成一条新闻的框架，就如同一幅镶在镜框上的照片一样，这个相框决定了读者能看到什么或看不到什么，记者决定把什么内容收进新闻报道的相框内，同时把什么内容排斥在相框外。”据此，我们可以进一步理解为，话题通过“取景”进入镜框也就是媒介议程设置的过程。经过设置的叙事话题，其显著性必然得到强化，会在一定程度上限制、控制读者的关注范畴。

毫无疑问，构成叙事权威声音最简捷、直接的途径就是评论。在《辽宁日报》建党90周年报道中，评论部推出“议”专栏；撰写以庆祝建党90周年为主题的“宁新平文章”；还在一版倒头题位置推出“学习贯彻胡锦涛同志‘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系列评论”等。结合《抓紧学习方能答好“时代命题”》、《在“拜师”中汲取全面振兴的力量》、《把握重大机遇实现科学发展》、《永葆党员队伍的先进性纯洁性》、《着力解决好人民切身利益问题》、《让五湖四海的贤能向辽宁聚集》等评论文本。笔者总结出有关建党宣传三个不同类型的评论主题：其一，中国共产党的光荣历史和丰功伟绩回顾主题；其二，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主题；其三，基层党组织和党员的贡献主题。可以看出，这些评论话题，都是为增强读者对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实践中的先锋作用这一特殊要素的体验强度服务的。它的主要的正当作用，是按照一种或另一种价值尺度来造就读者的判断。（二）典型叙事——自我确认与榜样示范

作为中国特色的媒体宣传方式，典型报道因其具有浓重的政治色彩和时代特征，在我国的新闻宣传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对于党报而言，典型人物的意义在于，“意味着一个社会团体依据某些成规将其意义传播于社会之中，以此确立其社会地位，并为其他团体所认识。《辽宁日报》庆祝建党90周年重大题材报道中，典型人物的报道自然也成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从5月21日起，辽宁日报一版和二版开设“红旗飘飘·辽宁篇”专栏和“先锋颂”两个栏目，刊发记者自采的辽宁省内先进基层党组织，以及优秀共产党员代表的先进事迹。分别推出了《孙建设：群众心中的“家里人”》、《在业民镇聆听英雄故事》、《“拼命书记”徐占海》、《办案惩腐就是为百姓主持正义》、《黄河建：一个老兵的坚守》、《祁佐宽与他的玉米情缘》、《胡孝军的“执事敬”精神》、《蒋东明：身残志坚的技术专家》、《林盛煤矿选煤厂党总支专啃“硬骨头”》等重点稿件。“硬骨头”、“拼命书记”、“坚守”、“执事敬”——从上述标题可以看出，优秀党员这一群体在媒体的叙事语言描述中，充满了肯定赞美之情，优秀党员的特征被刻板化、定格化、铸模化。把某事物和特定的话语联系在一起，在本质意义上成为某一群体特征对应的指示物，容易被读者接受或赞同。这种宣传策略又被称作“光辉泛化法”（glittering generality），它与“女人祸水论”等“污名化”（stigmatization）的手法正好相反。通过优秀党员的典型树立，赋予这些党员中的典型形象社会地位显示功能，慢慢被社会认可，并进一步形成社会规范。笔者认为，典型宣传具备了自我确认与标榜和社会规范的整合作用。（三）消息来源——设定叙事解释框架

叙事学认为，“说了什么”决定叙事的内容，“谁说的”指的是叙事文本背后的身份，它对叙事主题的表达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对新闻叙事作品来说，记者不能亲历所有的新闻现场，各种新闻来源就成为记者新闻叙事的委托人，而不同背景或意识形态的人的观点，对叙事文本有着不同的解读框架。“认为只有文本的评论部分才传播意识形态的观点可能幼稚可笑。文本的描写和叙述也可能同样交流意识形态，只是传播的方式不同罢了。……语语形式……本身就有意识形态的含义”。在《辽宁日报》建党90周年报道叙事文本中，除了直接评论确定叙事话题以外，消息来源的选择同样具有意识形态的建构作用。

在此次宣传报道中，《辽宁日报》对消息源的选择首先体现为大量引用新华社的稿件。除在重点版面推出《伟大历程》、《红旗飘飘》等专栏，刊发新华社通稿；5月30日还推出“市委书记谈创先争优”专栏，刊发了省内12个市委书记的访谈；胡锦涛总书记“七一”讲话之后，刊发了学习胡锦涛同志“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系列专访，记者选取的采访对象分别是省直机关、辽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曹晓峰、省社科联副主席杨路平等专家学者。可以看得出来，无论是媒体采访对象、引述的消息来源，无论是新华社官方媒体、省委书记，还是社会主流阶层专家，都与党委机关报具有相关背景或相同、相近的意识形态，其他途径的消息来源都被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其用意不证自明。正如福柯《知识考古学》中所说，话语已不是静止的语言学概念，相反它与话语表达者的社会地位、社会制度有关，与知识无关。话语代表一种权力，所谓话语权的意义也在于此。

在消息来源中还有一点需要提及，从新闻话语的生产制作层面来看，《辽宁日报》在建党90周年的报道中还巧妙地运用“他说”的叙事技巧，实现了他人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人人都具有自我评价的倾向，而他人的认同是支持自我评价的有力依据，具有很高的酬偿和强化力量，因而产生很强的吸引力。”《辽宁日报》运用“他说”的策略主要表现在，在报纸显著版面采用了“参考消息”的做法，援引国外媒体对中国共产党的评说，利用他人的认同，进一步强化自我的认同。例如，《国际社会称赞我党取得卓越社会建设成就》（6月26日），《国际社会热议我党文化领域伟大成就》（6月25日），《国际社会盛赞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成就》（6月24日），《国际社会热评中共取得巨大经济成就》（6月23日）。在这一组新闻标题中，消息来源来自各个不同的国际社会，选取的叙事话题却是一致的：“热评”、“盛赞”、“热议”。显然，传播的意识形态属性早已镶嵌在媒介话语的体系中，这个框架是预设的。（四）叙事视角——背景化了的框架

叙事学认为，当某一物体进入读者的视界时，同时进入视界的还有这一物体的前景和背景，不同的叙述视角建构出不同的叙事内容。全知视角中的叙事者无所不知，能够更为全方位地展示叙事对象，不仅能展示叙述人物的所思所想，还能从中跳出来，对所叙述事件发表议论。限知视角常用于第一人称见证人身份或第三人称的角色进入叙事，现场感更强。《辽宁日报》庆祝建党90周年报道文本叙事视角有以下几种：6月9日要闻版《“拼命书记”徐占海》的全知叙事视角，5月21日要闻版《孙建设：群众心中的“家里人”》的第三人称限知视角，6月28日要闻版《把生命时钟“拨”快五分钟》的第一人称限知叙事视角。

不同的叙事视角不仅能展示事件、人物的发生发展过程，叙事主题有不同的呈现形式，还为读者判断提供观察的角度，即给读者带来思维方式的变化。

(五)读者互动——增强叙事戏剧感、仪式感

这一点可以用詹姆斯·W.凯瑞的传播仪式观加以解读。不同于以往的信息传递观，仪式观认为，大众传播报道新闻更像出演一部戏剧，在信息的解读过程中，传播者邀请读者参与其中，共同入戏。“传播的仪式观并不在于信息的获取，而在于某种戏剧性行为中读者作为戏剧演出的旁观者加入了这一权力纷争的世界。这时，我们面对的不是讯息的效果或功能问题，而是报纸的呈现和介入在建构读者的生活与时间中所扮演的角色。”活动仪式本身被赋予了更多的内涵，参与者在各种活动中分享了仪式所带来的象征意味，不知不觉地认可了仪式所隐含的意义，仪式本身也具有社会整合的作用。特别是一些重大题材的媒体报道，已经成为类似的政治仪式(Political Rites)。

在《辽宁日报》庆祝建党90周年的报道中，组织举办了许多类似式的活动。例如，“党在我心中”征文活动，报道省内各市组织的红诗红歌会，组织报道中国共产党的历程图片展览，邀请读者欣赏《建党伟业》。这些活动仪式感很强，也体现了渗透性、全员性、广泛性的特征。在共同经验和仪式的分享中，增强了群众对中国共产党的信任，这些仪式起到维护自身的权威性和合法性的重要作用。〔黄玲：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博士；杨少明：半岛晨报社主任记者〕

提升党报集团的网络舆论引导力——新媒体环境下重温邓小平新闻思想

邓小平新闻思想形成和成熟于中国改革开放与现代化建设的社会转型时期。邓小平对社会转型时期党的新闻宣传工作提出了一系列要求。“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也贯穿于小平同志的新闻思想。当前，深入学习邓小平新闻思想，按照“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要求，审视党报现阶段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笔者以为，提升党报集团的网络舆论引导力，属当务之急。

一、加强网络舆论引导是党报新的历史使命

舆论引导是党报最重要的功能。“要使我们党的报刊成为全国安定团结的思想上的中心”是邓小平同志新闻思想的重要观点。随着新媒体迅猛发展，党报党刊要成为全国安定团结思想的中心，加强网络舆论引导是其中应有之义。互联网信息繁多，难免鱼龙混杂，如何加强对网络舆论的引导，是党报面临的新任务。（一）加强网络舆论引导，十分紧迫

截至2011年7月，“中国网民总数超过了4.58亿，微博用户达到1.95亿。舆情研究结果显示，微博已经超越网络（论坛）成为中国第二大舆情源头，仅次于新闻媒体的报道”。网络的开放，使民众有了行使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的便捷渠道，但也应该看到，网络舆论生态与我们所感知的真实舆论生态尚有距离。党报党刊应维护安定团结的氛围，加强对网络舆论的引导。一方面，虚假信息和不良信息引发错误舆论导向。一些网络推手和网络公关公司，在互联网上散布很多虚假信息和错误舆论，许多网民难辨真假，信假为真。另一方面，网络舆论已经成为负面情绪的发散地，极易引发群体极化现象。一些虚拟网络用户在缺乏合理约束的网络空间里发泄情绪。如药家鑫事件中，交通肇事并杀人的音乐学院学生药家鑫和受害者的辩护律师张显，原本对立的双方都受到网友负面情绪的侵袭。先是药家鑫被网友攻击谩骂，药家鑫被执行死刑后，药家鑫父母向受害者的辩护律师张显讨公道，网友又倒向药家的支持者，攻击张显的行为。群体极化现象显示了网络舆论的非理性因素，而负面舆论场一旦形成，往往会自行强化，形成一边倒的声音。这既不利于民众真实民意的表达，也不利于社会安定团结局面的维护。因此，必须加强网络舆论引导，使网络舆论环境健康和谐。（二）加强网络舆论引导，是新时期对党报等主流媒体提出的新要求

国家和社会和谐发展，党报必须成为全国安定团结的思想中心。新媒体快速发展，舆论重镇发生转移，党对党报的责任和使命提出了新的要求。2008年，胡锦涛总书记视察人民日报社特地来到人民网，看望网站工作人员，提出“加强网络舆论引导必须加强主流媒体建设和新兴媒体建设，形成舆论引导新格局。要从社会舆论多层次的实际出发，把握媒体分众化、对象化的新趋势，以党报党刊、电台电视台为主，整合都市类媒体、网络媒体等多种宣传资源，努力构建定位明确、特色鲜明、功能互补、覆盖广泛的舆论引导新格局。”胡锦涛总书记在讲话中既阐明了当前新闻宣传工作的重要地位，也阐明了党报党刊在新时期肩负的历史使命。

二、对网络舆论格局发生的新变化要实事求是地认识和面对

邓小平同志告诫我们：“切不可过分夸张自己的成就，切不可把我们的事情说得太美满了。说得太美满，看得太简单，这一点反映到了我们的宣传工作上，就是把我们的国家描绘得如何漂亮，好像现在什么困难也没有了，剩下的就是享福了。”这一论述，体现了他一贯坚持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对于我们如何认识网络舆论格局，如何引导网络舆论，具有现实指导意义。（一）舆论阵地迅速向互联网转移，党报舆论引导的核心团队仍主要集中于传统媒体

在江西“宜黄拆迁自焚事件”、甘肃“正宁县幼儿园校车事故”等公众关注的事件中可以看出网络在舆论引导层面的巨大力量，网络已经逐步成为舆论引导的主阵地，但是，从党报舆论引导的布局来看，党报舆论引导的核心力量仍主要集中在传统党报，这显示党报集团尚未完全适应网络舆论放大的新形势。值得深思的是，随着网络舆论影响力日盛，主流媒体的舆论引导议题和网络舆论形成了不同的关注点。笔者以《人民日报》、新浪网为例对2011年12月8-15日网络媒体舆论议题与传统党报舆论议题做了对比，如下表所示：

党报的舆论焦点与网络舆论焦点有很大差异。以新浪微博为代表的网友舆论呈现出几个特点：话题碎片化；话题立足民本、关注公共政策；话题有娱乐化倾向。新浪评论频道主要转载市场化媒体发表的评论，显现出的特征有关注公共政策；话题紧跟时事事件；立论呈质疑化倾向等等。而党报则关注宏观问题、重大事件、国计国策。从一定意义上说，当前国内舆论空间已经形成了三个舆论场域，一个是主流媒体场域，以党报和电台、电视台为核心；一个是非主流媒体的舆论场域，以市场化媒体为核心，例如都市报；一个是草根舆论场域，以网络用户为核心。党报舆论议题和互联网舆论议题形成了不同的舆论圈，如此并不容易达成舆论引导的效度。这一点值得重视。党报舆论应和需引导的舆论同处一个舆论场域，才不会各说各话，实现有效的舆论引导。（二）网络舆论生成与引导方式呈现出新特点，原有的舆论引导格局并未完全适应这种新变化

值得深思的是，随着网络等新媒体自身发展规律的强化，党报在舆论引导格局中的地位出现了变化。在传统媒体的场域，党报作为党的耳目喉舌，党报发布的政务报道、政策解读、言论观点在读者心目中具有很强的权威性，党报舆论也是舆论导向的风向标。但是在互联网上，这种格局有显著变化。在自媒体繁荣的背景下，人人都是麦克风，网络内容是多元构成，即职业生产的内容与用户生产的内容的聚合。微博、博客、BBS等用户生产的内容因为来源广泛，生产队伍庞大，在网络内容中占有相当大的比例。这使得职业生产的内容特别是党报内容在海量信息中所占的地位与传统舆论格局相比明显弱化。党报供给的信息和意见仅成为互联网海量信息中的沧海一粟。例如，在新浪微博中，人民日报社会版粉丝7万、人民日报视点版粉丝1万、人民日报评论版粉丝过万，这在微博中也堪称意见领袖，但是海量的碎片化的微博信息中，党报微博的影响力立刻被消解，这几个官方微博的意见并未比微博女王姚晨的微博更有号召力，并且从活跃度来看，这几个微博的转发率跟帖率并不高，制约了影响力。（三）党报新建主流舆论阵地向网络延伸的模式有待考量

总体来看，党报网络舆论的模式是以建立主流舆论平台为特征的。很多党报集团建立了自己的网站、自己的微博，有自己的手机报，甚至研发生产了自己的手持移动终端——电子纸。但是实事求是地说，以传统党报为母体的三级网站格局，组建成的这一支网络媒体的“国家队”并没能复制党报在传统媒体区域舆论引导的地位，至少目前来看网络舆论引导能力仍有不足。我国主流网站的发展虽然取得了很大成绩，但整体状况不容乐观。在我国的互联网整体格局中，主流网站的影响力与一些商业门户网站相比处于明显弱势。目前新浪、腾讯等门户网站的流量和用户黏度都远远超过一些报纸网站，特别是新浪、腾讯用户数量和活跃度更非党报网站可比。这与互联网自身的发展规律有关，但是这一现象也需引起我们深思：人气不足的BBS、活跃度不强的微博、小众化的博客圈子，能否形成有效的网络舆论引导力；另建主流网络舆论平台的模式，最终将以何种姿态吸引网络用户，并形成有效的网络舆论引导。

三、如何提升党报集团的网络舆论引导力

要切实提升党报集团的网络舆论引导力，笔者以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一）加强党报在新领域的话语权，从市场占有率向受众个人占有率转变

当今社会，各种思想文化交融、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传媒生态环境日趋复杂，党报掌握“话语权”的任务更艰巨。从一定意义上而言，党报要夺得新媒体领域的话语权，应该跳出自建主流媒体网络平台的单一模式，以免自说自话，被网络舆论边缘化。这意味着党报在网络媒体的话语权抢夺不应仅仅着力于党报网站的规模、流量等指标，党报更应着眼于受众对内容的占有率，而不是平台的使用率。即在主流媒体网站影响力稍逊于门户网站的情况下，党报不仅要重视在主流网络平台上发出声音，更应重视在新浪、搜狐等网络用户集聚的超大平台上发出声音。党报要让主要集聚在非主流媒体网络平台的受众看到党报传播的事实，听到党报的意见。（二）直面民众关心的问题，做好党和政府与民众的沟通平台

网络不仅仅是一种传播载体，更是一个重要的沟通平台，党报应着眼于党报公信力强、权威性强的优势品牌资源，加强网络平台的沟通整合能力，以提升舆论引导力。烟台日报的“烟台民意通”是个有启示意义的案例，烟台日报“烟台民意通”将民意、服务、监督三方面的议程设置合并，形成一个开放、共享的信息沟通系统，高效、便捷的问题解决系统。群众可以在这个平台上和财政局、环保局等各政府部门直接对话，而烟台日报、水母网又可从中选取新闻素材做深入报道，亦可发表意见。这样的沟通平台不仅有利于民意表达，并且因为整合了党和政府资源，又有利于问题解决，提升了党报全媒体集团的整体公信力，也有利于化解矛盾，构建正面舆论环境。（三）主动影响公共议题

加强网络舆论引导，党报应主动策划设置议题，构建公共话语空间。基于网络传播的“民间舆论”，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社会压力的“排气阀”，实现了民意的表达。但是民意经网络放大，又会形成一定的舆论压力。从近期几个舆论事件来看，民意倒逼，管理部门快速反应，解决问题，促进了公共事件的解决，有一定的积极意义，比如甘肃校车事故促成了校车管理的改革，PM2.5标准被纳入空气评测标准等。但是也需注意，有时民意有非理性的成分，当政府、司法机关等权力部门屈从于社会集体情绪，也会出现负面影响，例如李双江之子打人案、“我爸是李刚”案件，出现了民意审判现象，这在一定程度上干扰了司法独立，从本质上而言并不利于司法公正。如何解决类似问题？民间舆论表达成本较低，易形成一边倒的声音，党报的舆论引导应该讲究策略和方法，考虑舆论引导前置，一方面及时发现各种苗头，及时发出声音；另一方面，主动影响议题，建构正面舆论，“随手拍”微博打拐活动可以给我们很多启示，这个民间发起的行动形成了舆论热点，并由此推动有关部门采取了很多措施。党报亦可考虑设置公共议题，正面引导网络舆论。（四）在贴近性上下功夫

党报只有增强贴近性才能提高舆论引导的效力。实际上，由于社会发展环境变化，公众的价值观等亦有了新发展，党报舆论引导如果不能贴近群众，不仅不会达成舆论引导的效果，还往往适得其反。例如，通过典型人物报道，弘扬正面形象一直是党报舆论引导的重要方式。深圳大运会期间，媒体报道了一位孩子夭折、依然坚持安保岗位的交警——“孙震”，但是这个交警不但没形成对公众敬业爱岗的示范作用，反而受到公众质疑，甚至有网友认为孩子的妈妈选错了一个为了“仕途”可以不要孩子的丈夫。显然这是由于一成不变的主旋律、一成不变的引导模式严重脱离了时代，脱离了公众所致。党报舆论引导需坚持“三贴近”，不断改进引导的方式方法。〔王佳航：中国政法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博士〕

试论新疆媒体舆论引导力的提高途径

2011年8月，中宣部、中央外宣办、国家广电总局、新闻出版总署、中国记协联合发出通知，要求新闻战线深入开展“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活动。中宣部部长刘云山强调新闻工作者要在学习运用群众语言、提升吸引力、感染力上下功夫见成效，倡导清新朴实、生动鲜活、言简意赅的文风，让人们爱读爱听爱看，以实现最佳宣传效果。各地新闻媒体在深入开展“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活动中都在思考、探索如何改善新闻报道，提高舆论引导能力，获得更好的传播效果。本文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结合新疆新闻媒体实际，联系《新疆经济报》培养使用少数民族记者采写出大量富有民族特色和真情实感的汉语新闻，取得很好的传播效果的成功经验，提出新疆等少数民族地区汉语媒体应该打破长期以来民、汉分离办媒体的传统，大力培养汉语水平高的少数民族记者采写汉语新闻，这样既可以更加真实生动地反映少数民族群众的生活、工作，又能更有效地促进民族团结，改善传播效果。

一、新疆多民族地区对有效传播提出特殊要求

新疆是我国少数民族最多的省区，共有46个少数民族，其中人口超过100万的有维吾尔族、哈萨克族、蒙古族、柯尔克孜族，他们都有各自悠久的文化、历史和民族传统。新疆的汉族人口约占人口总数的40%，维吾尔族人口约占45%。新疆，汉藏语系、印欧语系、阿尔泰语系诸语言和多种文化相互交融，是欧亚大陆桥的桥头堡。这些特点决定了新疆的新闻传播媒介使用多种民族语言文字进行传播。虽然改革开放以来新疆新闻事业发展很快，但是少数民族语种新闻传播效果方面仍存在着不少问题。原因很多，既有新疆少数民族人口居住较分散、经济文化欠发达的因素，也有新疆少数民族语种新闻媒体数量不多、规模不大、水平不高的因素。还有一个很少被人提及，就是语言不通。一直以来新疆民汉不同语种的新闻媒体之间，同属一家媒体的不同语种频道、频率、报刊、网站之间，说不上“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基本上是自行其道。新疆几乎所有的新闻媒体仍然一直沿用旧习惯，即汉族同志办汉语频道、频率、报刊、网站，少数民族同志办少数民族语言频道、频率、报刊、网站，相互之间很少交流。这不利于各民族之间的相互了解、交流和团结，也不利于上情下达和下情上达，极大制约着新疆少数民族语种新闻媒体的发展。虽然新疆新闻媒体在报道上非常强调民族团结，每年都花大力气进行这方面的报道，而实际收效不佳，连在新疆生活工作了多年的汉族群众对维吾尔等少数民族的文化、观念和习俗也不能完全了解。

以2009年发生在乌鲁木齐市震惊中外的“7.5”事件为例。这年6月26日，广东韶关的一家玩具厂发生了大规模械斗，两名维吾尔族青年在械斗中身亡。此后，新疆“维吾尔在线”等网站有人不断上帖子煽动，称“韶关事件是中国政府有组织、有预谋的种族清洗。”随后，新疆100多家维吾尔文网站大量传播关于韶关事件的信息和图片。“当时，跟帖中已经充满互相指责和谩骂的情绪”，新疆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系民族研究所教授李晓霞说。“事件从7月4日晚开始，一些网民在QQ群、论坛和个人空间发帖，呼吁7月5日17时在乌鲁木齐市人民广场、南门聚集。”维吾尔在线等网站在新疆“7.5”事件中起了消极作用。由于语言文字的差异和监控不力，政府未能及时有效地对其进行遏制。

新华社对外部国内室记者李建敏在其乌鲁木齐“7.5”事件采访心得中深有感触地说：“为了采访交流的深入，长期在民族地区工作的新闻工作者最好还能掌握当地的民族语言。记得2008年和外媒记者一起在新疆库车采访时，他们中的一些记者居然能用维语和当地群众直接交流，让人吃惊不小。这次‘7.5’事件报道中，在喀什和我们一起采访的一家新疆媒体的汉族驻站记者能说一口流利的维语，每次他用维语和当地老百姓打招呼和进行采访时，维族群众都会对他笑逐颜开，这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新疆作为一个多民族地区，一方面提倡各民族之间要相互沟通、文化交融，另一方面存在着汉族记者写不成少数民族文字的文章，少数民族记者写不出汉语文章的现象。新疆新闻媒体普遍面临的窘境是：精通少数民族语言的汉族记者和精通汉语的少数民族记者极少，汉文、民文皆通的新闻人才极为匮乏。

民族特色新闻在新疆是一个富矿。少数民族新闻，受众最关心、最欢迎的是与其心理状态、宗教信仰、风俗习惯、人情礼节息息相关的题材，这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新闻资源。但是长期以来，新疆的媒体无论是少数民族语种，还是汉语语种，在民族新闻报道上基本停留在浅层次的报道层面，记者对各民族群众的生活习性和文化习俗不得其门而入。由此可见，提高新疆媒体的舆论引导力，当前首要问题是解决好媒体从业人员的语言问题，让汉族记者懂得少数民族语言，少数民族记者懂得汉语。

二、《新疆经济报》克服记者语言“障碍”的成功尝试

2003年，《新疆经济报》吸收了一批少数民族的记者充实到维文版。2004年，报社决定要把报纸推向北京。而新疆报纸要进入北京的报业市场，就得反映新疆的特点，即民族特色。这时，《新疆经济报》汉文编辑部进了一个维吾尔族女记者米丽班·买买提明，她是在内地跟汉族学生一起读的大学，所以汉语水平较高。她用汉文写稿，用汉文报的新闻观念去观察本民族的生活，发现了很多汉族记者发现不了的新闻，写出了很多有民族特色的稿件。在她的影响下，一些能用汉文写文章的维吾尔族读者开始为《新疆经济报》投稿。由于文章可读性增强，许多少数民族领导干部和一些懂汉文的少数民族群众，纷纷阅读《新疆经济报》汉文版。

随后，新疆经济报社汉文记者部招聘了首批刚从大学毕业的12名少数民族女记者。刚进来时，有几名记者汉语并不流利，用汉语写作时笑话百出，错别字连篇。为此，报社聘请了富有经验的记者编辑为这批少数民族记者授课，抽调汉族新闻骨干对她们进行了脱产三个月的强化培训。经过强化培训和一段时间艰苦耐心的传帮带后，她们的汉文水平明显提高，半年后写出了许多具有浓郁民族特色的新闻作品，一年后渐渐成了报社骨干，承担起了许多重大报道任务。她们的作品能深入到少数民族群众的文化和生活中，因而引起社会的广泛重视。

新疆的主要少数民族是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回族、柯尔克孜族等，大都信仰伊斯兰教，语言、文化、生活习俗及宗教信仰与汉民族差别很大。新疆经济报社吸收的少数民族记者中有维吾尔族、哈萨克族、蒙古族、柯尔克孜族等，她们进入汉文记者部后主要是采写自己民族内发生的新闻，由于对本民族的语言、文化和生活习俗非常了解，通过他们的作品，就可以生动地反映出各民族真正的思想、情感和生活特色来。她们的汉文稿件可以说为各民族之间的相互了解创造了良好的条件。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一位领导就赞扬说《新疆经济报》的这种做法是宣传民族团结更深层次的一种尝试。就连当地许多汉族读者在读了她们的作品后都感慨地说，在新疆生活了几十年，还不知道少数民族生活中还有这么丰富多彩的内容，都觉得很新鲜。

这些少数民族记者由于其民族文化崇尚自然率真，笔端常常自然流露出真情真意，这为新闻写作带来了一股新风。长期以来，我国记者采写新闻都是重视表现事实和思想而不太重视情感的表达，这就难免给人以枯燥乏味之感，不能与读者产生情感上的共鸣。新闻既然是写人的，人是有情感的动物，怎能抛开人的情感而不写呢？事是人做的，每件事中都渗透着人的情感，如果记者在新闻中叙述事实时把事中的情感都绞干了，只剩下干巴巴的骨头架子，就很难感动人。新闻强调客观性的理念使得我们的记者长期以来只关注人的外在的“客观的”行为，也就是说，只关注人做了些什么，产生了什么结果，至于他做这些事的意愿是什么，渗透着什么情感，这些“主观的”东西是不去理会的。这里所说的情感是表现人的真情真性的亲情、爱情、友情，这些情感是清纯的，唯其清纯就特别能感动人。当新闻作品中浸透着浓浓的亲情、爱情、友情时，不仅贴近了受众而且可读性感染力会大大增强。这批少数民族记者的实践给新闻文风的改变带来了新的思路。

近年来我国新闻战线和其他各行各业都在深入贯彻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和核心是坚持以人为本。而“以人为本”就是一切以人的身心健康为出发点，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目的；就是要使人的生活方式得到优化，生活质量全面提高。就新闻媒体来说，“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最根本的体现应该是：媒体要以群众为本，要尊重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利益和创造，把人的生命、尊严、价值、权利放在第一位，在报道中彰显尊重人、理解人、关心人、爱护人、帮助人的人文精神和人文关怀。这就要求新闻报道要改变过去报道时重视事、重视物、不重视人、不重视情的做法。如何表现人的情感，这在新闻媒体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实践以人为本理念中是个新问题，这一点《新疆经济报》少数民族记者的报道给了我们新的有益的启示。

现在新疆有不少人把这看作是“新疆经济报现象”，认为这是一条值得推广的经验。许多其他新闻单位也考虑吸收少数民族采编人员进入汉文编辑部。这几年《新疆经济报》又招收了一些维吾尔、柯尔克孜、哈萨克、锡伯、回等少数民族记者，现在汉文记者部已拥有22名少数民族记者。一些学者把《新疆经济报》的这一现象称为新疆民族团结的新形式。

三、办好民族地区报纸的几点思考

对于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新闻媒体来说，舆论引导工作的主要任务就是要努力促成民族团结。而新疆经济报培养少数民族记者采写汉语新闻的做法敏锐地抓住了民族认同与舆论引导的关节点——用少数民族群众身边的新闻吸引他们的眼球。新闻所以“新”，关键在于特色。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有着与内地不同的民族风情、历史文化，新闻媒体的魅力恰恰在于可以充分展现少数民族群众生活和文化的独特风情。少数民族生活展现出来了，其内容紧贴时代的脉搏了，反映出少数民族群众的心声了，地区的媒体报道也就成功了，舆论引导力自然就提高了。与新闻宣传“以人为本”密切相关的就是实现新闻报道的“三贴近”。用少数民族记者采写有关少数民族干部群众工作生活的稿件，写出民族特色来，写出真情实感来，既能贴近少数民族受众，也能贴近汉族受众。

这一现象的背后，是“全党办报、群众办报”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与创新。新闻媒体要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媒体就要做到“采访从少数民族中来，宣传到少数民族中去”。21世纪的竞争是人才的竞争，没有高素质的少数民族新闻记者，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媒体就既无法准确采集又无法有效传播民族新闻。

信息、观点的交流和有效的舆论引导离不开人这一最活跃的因素。而从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特点来看，能获得最佳新闻宣传效果的办法莫过于让当地少数民族记者向少数民族受众报道，这既能很好传达主流价值观念，又符合当地少数民族受众的接受心理。同时，少数民族记者独特的文风，丰富了当地媒体的报道风格，既体现了媒体的个性，也增强了报道的可读性。〔符万年：西北政法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博士〕

毛泽东党报（刊）理论与当代新闻实践

长期以来，在多样化的传媒家族中，党报党刊在参与历史进程、报道世界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中国的党报党刊，至今仍居于主导地位。历史上形成的党报理论，对今天的新闻实践依然具有指导意义。

本文以毛泽东在不同时期关于党报党刊的部分论述为背景，结合当代的新闻实践，解读党报党刊理论的生命力。

一、党报（刊）的新闻价值问题：遗忘的角落

新闻价值决定了媒体选择新闻的偏好。媒体的新闻价值观是历史形成的，一种新闻价值观一经形成，虽不会一成不变，但表现出相对的稳定性。

我国党报党刊的新闻报道，同样是党报党刊依据其新闻价值观选择的结果。党报的新闻价值理论，在很大程度上体现着党报的使命。关于党报党刊的使命，毛泽东在1925年12月5日撰写的《〈政治周报〉发刊理由》开篇指出：“为什么出版《政治周报》？为了革命。为什么要革命？为了使中华民族得到解放，为了实现人民的统治，为了使人民得到经济的幸福。”可见，党报党刊的宗旨在于为民众服务，这与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刚好相吻合。服务宗旨的一致性，决定了党的使命和党报党刊使命的相同。1941年5月16日，毛泽东为《延安〈解放日报〉发刊词》一文中指出：中国共产党的使命就是本报的使命。

使命具有显著的时间特征。不同的阶段，一个政党的历史使命也不尽相同。现阶段，中国共产党的三大历史使命被表述为：推进现代化建设、完成祖国统一、维护世界和平和促进共同发展。党报党刊在新闻实践中，应为完成这个历史使命发挥其应有的力量。党报党刊作为党的舆论工具，在协助党完成其历史使命时，需要依据新闻规律，选择符合这个历史使命所需要的新闻作为报道对象，而不是简单地扮演宣传载体的角色。这是因为，宣传追求的是效果，不追求新闻价值。党报党刊虽然有其特殊的历史使命，其在本质上首先是大众传媒，其次才是肩负着特殊使命的新闻媒体。认识到这一点对于廓清误识，正确认识党报党刊的新闻价值观颇有裨益。

客观地说，在读图时代，党报党刊在避免“偏于文字，缺于图画”方面做得较好，在“偏于市民，缺于通民”方面，称得上不进则退。2011年8月9日，中宣部、中央外宣办、国家广电总局、新闻出版总署、中国记协等五部门根据胡锦涛总书记的“七一”讲话精神，对新闻战线开展“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活动进行部署。“走基层”活动要求新闻媒体（主要是党媒）将新闻视角常年向基层延伸，注重发掘基层单位具有新闻价值的新闻素材，让普通民众成为新闻媒体报道的对象。“走基层”活动是新闻价值观向毛泽东新闻理论的回归，也是党报党刊全面完成其历史使命的必由之路。这种活动如何变成新闻报道机制，而不流于形式，不受命于安排，换句话说，党报党刊的新闻价值观能自始至终得到贯彻，显然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二、党报的党性原则问题：求真和务实

新闻媒体的党性原则意指在大众传播活动中，媒体从业者所体现出来的阶级意识。社会主义党性原则就是无产阶级阶级性的集中体现，它要求在新闻工作中体现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政治要求、组织原则和行为准则。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历来重视培育党报党刊的党性，以保证党报党刊的纯洁性。毛泽东同志也曾多次强调党报党刊的党性原则问题。譬如，1942年9月和10月间，在其撰写的《增强报刊宣传的党性》一文中，他强调“务使报刊宣传服从于党的政策”。

党的方针政策在不断与时俱进，也就要求党报党刊的新闻报道必须因时因地而制宜。现阶段，中国共产党的党性原则可以概括为以下六个方面：（1）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2）坚持党在社会主义初期阶段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和方针政策，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实现共产主义作为最终目标；（3）立党为公，提倡奉献精神，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4）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和在高度自觉基础上建立起来的铁的纪律；（5）密切联系群众，坚持党的群众路线；（6）廉洁勤政，勇于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勇于揭露和纠正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坚持真理。

党报（刊）的党性原则问题，迄今依然存在认识方面的误区。笔者认为，求真务实应该是党报党刊的党性原则。真实是新闻的生命，党报固然有宣传党的方针政策的特殊使命，但党报作为新闻纸，确保新闻宣传的真实性，无疑是极为重要的。这一点，也正是毛泽东多次强调的一个关键问题。“坚持真理”，包含了党报党刊对新闻真实性的最大维护。毛泽东要求新闻从业者“不要吹，就是报实数，‘实报实销’”。“实报实销”四个字，形象地告诉我们的党报党刊从业者，新闻报道中的数据不能有任何水分。毛泽东承认，以前党报在报道战争时有虚报战果的习惯，他意识到这种扩大宣传的危害后，不再容忍新闻报道内容的注水。这种理念，直到新中国建立后浮夸风非常严重的时期，依然没有改变。例如，1959年6月20日，毛泽东在看了新华社关于广东水灾的内部参考材料后，写给胡乔木、吴冷西的批语中指出：“广东大雨，要如实公开报道。全国灾情，照样公开报道，唤起人民全力抗争。一点也不要隐瞒。政府救济，人民生产自救，要大力报道提倡。工业方面重大事故灾害，也要报道，讲究对策。”

坚持真理是一方面，党性原则还要求新闻报道要务实，归根结底是党报党刊的作风问题。对于这个“务实”，不能作机械理解。在笔者看来，当前党报（刊）的务实是当好党和政府的耳目喉舌。这个职责，需要党报切实加强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功能。党报的舆论监督功能，在解放战争年代的《人民日报》身上，体现得非常突出。新中国成立后，党报党刊继续强化这个功能。例如，1953年1月，毛泽东在一份党内指示中要求：“凡是典型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的事例，应在报纸上广为揭发。”

1957年1月27日，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讲阅读批评报道称作“种牛痘”：“为什么要种牛痘？就是人为地把一种病毒放到人体里面去，实行‘细菌战’，跟你作斗争，使你的身体里头产生一种免疫力。发行《参考消息》以及出版其他反面教材，就是‘种牛痘’，增强干部和群众在政治上的免疫力。”

毛泽东将批评报道称作“种牛痘”，要求借此提高我们的“免疫力”，既维护了新闻媒体求真和务实的精神，同时也间接地维护了党报的党性原则。

三、党报的文风问题：敬业度不足

党报党刊和商业媒体最大的区别在于，它不以营利为目的，重在强调社会责任。党报党刊的这个性质，也有其不足之处。媒体的经济取向，客观上要求新闻报道追求报道语言的活泼，新闻内容的可读，迫使新闻从业者追求新闻呈现的艺术化。1942年2月28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上作了《反对党八股》的讲演。毛泽东列举了党八股的数条罪状，第一条罪状是“空话连篇，言之无物”，党八股的第四条罪状是“语言无味，像个瘪三”。新闻语言表现力不强，降低了新闻报道的质量。在此之前，毛泽东也曾谈过党刊的语言问题。例如，1940年2月7日，毛泽东在《〈中国工人〉发刊词》中指出，《中国工人》将以通俗的言语解释许多道理给工人群众听，报道工人阶级抗日斗争的实际，总结其经验，为完成自己的任务而努力。

反观今天的一些党报，其新闻报道的语言和实际生活有些脱节。电视新闻在这方面好于报纸，都市报纸好于党报。究其原因，与党报党刊的读者对象发生改变有关。党报要履行职责，完成党报的使命，需要走出机关报的狭隘天地，吸纳更多的读者，这既是扩大党的影响，更是扩大党报的生存空间。党报文风问题，在今天也是新闻单位“走转改”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新闻从业者只有深入到社会生活中，和普通的民众广泛接触，汲取他们鲜活的语言，反映人民群众的喜怒哀乐，党报的文风才能为受众喜闻乐见。这需要党报党刊从业者在爱岗敬业方面做出榜样。

文风问题，还关系到报刊的质量。在这方面，毛泽东也曾多次专门提过类似的建议和要求。譬如，1948年4月2日，毛泽东在《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中讲到：“我们的报上天天讲群众路线，例如，报上常有错字，就是因为没有把消灭错字认真地当做一件事情来办。”在1949年4月写给《北平解放报》编辑同志的信中，毛泽东将阅报过程中发现的错别字等逐个注明，希望编辑在编校报纸时注意避免差错，并且在报纸上予以更正。

如今的报刊，每天坚持公开更正差错的，只有《南方都市报》、《新京报》等都市报纸。党报的定位，要求报纸必须以服务大众为宗旨，并且是全心全意为受众服务。心意的虔诚程度，党报党刊的文风，可见一斑。〔刘海明：西南科技大学新闻系主任、副教授〕

试论刘少奇《对华北记者团的谈话》的现实意义

1948年10月2日，刘少奇同志在华北记者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在革命即将胜利、党和人民即将从以作战为中心转为以建设为中心的新形势下，对党的新闻事业和新闻工作者提出了许多具有前瞻性的见解和要求。60多年过去了，党从革命党成长为执政党，党所领导的媒体也从党报一家独大发展到多种媒体共存共荣的新格局。尽管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是重温《对华北记者团的谈话》，依然能够从中发现对如今的媒体和媒体工作者切实的教益。

一、增强受众意识，在服务受众的过程中影响受众、引导受众

引导舆论、引导受众，是媒体的一个重要职责，然而在新闻实践中经常可以发现，有些时候虽然媒体言之凿凿，却听者寥寥，很难取得预期的传播效果。那么如何才能保证这种引导的有效性呢？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增强受众意识，围绕受众关心的话题和信息需求播报新闻、阐发观点，用受众喜闻乐见的语言进行写作，这样才能吸引受众、服务受众，进而使受众充分认识到新闻事件的意义、接受媒体的观点。如果自说自话，不顾及受众的感受，是很难取得理想的传播效果的。

对于这个问题，刘少奇在谈话中有明确的指示。他在开篇就指出，受众的评判是判断媒体工作好坏的重要标准：“作为一个读者，我可以向你们提点要求。你们写东西是为了给人家看的，你们是为读者服务的。看报的人说好，你们的工作就是做好了。看报的人从你们那里得到材料，得到经验，得到教训，得到指导，你们的工作就是做好了。”之后又强调：“你们的任务是写给读者看，读者就是你们的主人，他说你们的工作没做好，那就等于上级说的，你们没有话讲。”这表明，刘少奇不再把受众视为被动的信息接收者，而是把受众作为信息传播中的一个关键环节来看待，认为只有重视受众，充分满足受众各方面的需求，才能真正发挥媒体的作用。这也提示我们，报纸不能只做“文件纸”，还要做“新闻纸”；媒体不能只唯“上”，不管“下”。只有重视受众，时刻考虑到受众的需求，才能使媒体更好地发挥教育群众、宣传政策的作用；只有更好地服务受众，才能更好地引导受众。

在接下来的谈话中，刘少奇进一步阐发了这一思想，指导记者在写作中充分考虑受众的实际需求：“你们写东西要考虑对象。这就是说每写一篇稿子，就要考虑这篇稿子大体上是写给谁看的。要区别全国与地方。你写给新华社的稿子，是面向全国的，包括蒋管区，而且还有外国人。你们就要考虑，他们需要什么，哪些东西多了，哪些又少了。如果你写一篇太行的通讯，要给各解放区看，就要估计到他们对太行需要知道些什么，怎样写才使他们更有兴趣。如果是报道经验，就要考虑太行的某一经验有无一般性。各解放区都适用的经验，哪怕只是一个村的，他们也要看的。有的经验并没有一般性，只适合太行用，那就不要详细介绍，人家不看，因为他们那里没有这个问题。”这段话结合具体情况展开，直观地向记者说明：不同的受众有不同的信息需求，如果忽视了这种差异，希望以一篇稿件覆盖所有的受众，就会使某些受众读来不解渴，而某些受众读来一头雾水，甚至某些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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