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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05-21 14:4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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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读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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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中国痼疾

浅谈中国痼疾试读:

内容提要

本书从以下内容阐述,分别为:

一、经济的泡沫与泡沫的经济

、二、在迷惘中迷失、三、伪文化现象透析。一、经济的泡沫与泡沫的经济商潮涌动,波涛澎湃。奔腾活跃的市场经济愈来愈引起那些市场弄潮儿的瞩目,一些人因此富了起来,成为了腰缠万贯的老板、经理、董事长。但是在财富的背后,他们真正的内心充满着什么呢?

1.贪欲:吞噬着人的心灵

中央电视台曾经播出了一则报道:在国道上,一辆水果车不幸跌沟倾斜,果子散落一地。当地乡民闻讯蜂拥赶来,但不是救助,而是抢拾落果。继而、某个人的率先行动,诱使几十双手更贪婪地伸向车厢,司机和押车人员拼命劝阻,但无济于事,十几分钟后车上的果子已空。

集体罪行在光天化日之下发生了,在别人的危难之机发生了,在史称民风淳朴的孔孟之乡山东境内发生了。是什么时候,善良淳厚的民性被压在一车果子之下呢?

假的泛滥、恶的横行、权的变质、美的沉沦,人们心灵正在被金钱吞噬。人们啊,你们也到了提醒命运和自省内心之时了,你们更应直面正视和矫正世风了,否则后果真不敢想象。(1)泛滥的假

很少有人没受过假货的欺骗,假烟假酒假电器假光碟假药品假文物假发票假文凭假证件假书刊假批文假钱币假结婚假离婚……几乎每一种有利可图的商品必有附身吸血之赝品。

一位资深阅广的外贸企业家曾沉痛地说过一句话:“或许世界上假货最多的地方就是中国了。”假货泛滥,是流通上的特质赝品的增,是人际上实意真情的减,是精神上公理正义的负数。而这一切确为中国市场的一大悲哀。

上海一位作家在德国买回一块巴掌大的柏林墙作纪念,他的所有朋友都问他:这花了近40元的水泥块是真的吗?作家感到悲哀的是只有自己的同胞才会这样发问。我们被席卷全国、无孔不入的造假现象吓坏了。作家说,在德国什么东西都可能买到,可要想买假,很难、很难;

中国的不法商贩们在重利引诱之下,不要说信义廉耻,事关人命也在所不顾。云南某镇的酒厂老板,以工业酒精兑上有死耗子污染的井水,装进沿街收购来的名酒瓶,贴上新印的假商标,再以低价卖给利欲熏心的商贩,结果上百买主饮后中毒伤亡。

造假药的更是在病人身上再捅一刀。前些年晋江假药案已惶乱人心,近日又有某些药贩将用过的一次性注射器回收后包装,诱以高额回扣卖给各医院、诊所,后果怵目惊心。而更为卑劣的还是救死扶伤的机构海南红十字会也卖假药,将一种普通的调节剂宣传为抗癌特效粉,以每克260元的天价,暴赚人命钱。

中国消费者协会去年公布过一份资料,注水猪肉充斥市场已达20%。东北某市调查农贸市场70多个摊位,发现猪肉注水占84%。技监部门抽查湖南某地销往外地的猪肉,发现每25公斤内含水8公斤。注水的猪肉更易腐烂变质,一些发达国家已拒绝进口我国家畜。

有位记者这样描述四川一小镇的宰猪过程:水管子扎进被捆绑的猪嘴,猪被水灌得浑身颤抖、皮色发青,直到昏死过去。如此再灌两次,直至猪胃脾破裂,痛苦死去。

假币也如流行病,让人躲闪不及。1995年春节,一群湖北打工仔兴高采烈地挤在返家列车上,买盒饭时才发现苦挣一年的百元大票全是假钞,整个车厢顿时哭倒一片。

如今,钱在每一环节都被质疑,先是100元50元要映日光入验币器,渐渐地十元五元也因有假而被翻来看去。人与人就这样变得不敢信任,无法信任。

与假的商品同轨并行的是假的公司假的经理假的合同,是假骂假唱假戏,是假的情感假的面具假的人格。多年前曾有《假如我是真的》话剧惊悸人心,如今MTV一曲《你为何骗走我的心》已成流行经典……

假,像毒蛇一样缠绕着、噬咬着民族工业、民族躯体、民族心灵。如一味让“假”继续下去,所酿成之后果是让人怵目惊心的,而这条毒蛇真的就甩不掉赶不尽杀不死吗?答案是否定的,只要我们全社会花大力气去干,相信一定会取得应有成效。(2)横行的恶

前几年在深圳市至宝安路段连续发生车、人失踪案件。一伙来自附近农村的无业男女16人,以扮乘客、充警察和女色引诱等手段抢劫过路车18辆,杀死司机17人。其中主犯张小健一家兄弟姐妹妯娌7口参与,成了“杀人专业户”。18辆车每辆都顺顺当当卖掉,每个司机都像小鸡一样被轻易屠杀。他们的远景杀人目标已折合成钱:每人捞够100万。

为了发财,北京19岁的武警士兵张金龙敢于砍死高层领导人李沛瑶;21岁的安徽农民打工仔陶锋手刃有恩于他的名作家戴厚英及其侄女;清秀纤弱的两个四川打工妹,合力肢解隔邻女子并弃尸列车上……

公安部有关资料显示:近年来恶性凶杀案件增多,其中诱因多是钱、钱、钱。真可谓说“钱乃万恶之源。”

1996年8月9日,深圳路畔花园发现一具女尸,后查明是其夫雇人所害,二凶曾就付酬问题激烈争论,最后由10万元讲到6万,就此定下一条命的价钱。

另一类恶行应属肆虐全国各地的拐卖妇女案件。人贩子坑蒙拐骗到引诱恐吓绑架加上强暴,无所不用其极。买家则像购物一样交钱后即可为所欲为,稍有不从就毒打,甚至转卖或通其卖淫。为防女子跑掉,全家甚至全村人互相配合监管,村支书也装聋作哑。更令人悲愤的是公安人员去解救时常常要悄悄进村,不慎惊动人就会遭致围攻。恶风盛刮,终致在安徽涡阳茅庵赵村产生了中国旷古未闻的“卖人村”,此专业村中的600多人有80%参与拐卖妇女。兄弟联合、夫妻携手、合家出动、内外勾结。至1996年5月31日,解救的部分妇女已达334名。

鼠的猖獗不止有猫的失职,也有居室的脏乱。当行人掉入大路上无盖之井时,人们似乎已习惯指责那人没长眼睛。而于社会上的风气及某些人的工作无半句可言。

物欲的极端膨胀必然是人性的全面沦丧。女性项链、耳坠、皮包被当街抢劫,脖颈耳垂鲜血淋漓,惨遭荼毒;后来男士的BP机和提包也被摩托飞车掠夺。更有甚者,1996年7月广西柳州遭受了百年不遇的大洪水,全城一片汪洋,趁水打劫者也浮出水面;有冲上去抢人腰包的、有潜入工厂窃取铝锭的、有窜入人家盗物搜钱的……几天内被抓的已有十多人。

恶,怎敢这般横行?

当物欲将人的灵魂吞噬的时候,也是兽性的人把一切都看作可吞噬的物的时候,便行各种手段去获取自己想要之物。

一位社会学家忧心忡忡地说:在超密集的人群突遇大灾大变时,社会存在的潜恶可能会像魔盒打开……(3)变质的权

建国以来,在各种运动中,因腐化落马的人达到2000万。这是公元756年唐肃宗元年的中国总人口,是西班牙今天全国人口之总和。

前几年曾有一省下狠心清查全省的基建问题,结果瞠目于发案之比例、回扣之数额。某些主管基建的领导与建筑队包工头默契于权钱交易,偷工减料,糊弄验收。包工头的草台班子建完即走,无处可寻,只把千百隐患矗在那里。一位建筑专家沉痛地说:也许短则三五年长则十来年,当年所建危楼会像猛虎下山……

有些官员走哪条道就湿哪双鞋:负责审理原铁道部副部长罗云光及30多名司局处干部受贿案的组长张辛泰收贿了2万元电器;湖南醴陵管盐务的局长李爱仁偷贩私盐;四川沙平劳教干部邱屏方、汪洪嘉向劳教人员贩毒;广东某县县委书记郑元盛3年间从批出的18个乡镇领导的位子上得了14万元……

权力真的成了冻蛇做成的手杖?

其实一些腐败的官员更一直以“权力合法挥霍”的方式制造着不易觉察的浪费和污秽:广东某吃救济款的穷县,一个40多人的普通小局,金碧辉煌的办公楼有11层,大班台配至普通员工,餐厅舞厅夜夜灯红酒绿。该局领导振振有词说未用财政拨款,只是“自筹资金”。而这一职能部门唯一可能筹钱的方式便是利用权钱交易获得巨资。

北京报纸前不久披露,当地一个著名的海鲜山庄,每晚都停着上百辆大半是政府部门的车子,吃公款的食客们每次人均消费近千元。

某市想出了反腐倡廉的新招数,隆重推出了“廉洁奖”,拒收贿、不贪污即可获此殊荣。新闻见报后,一位市民发表了意见:是不是给不偷不摸的老百姓也颁发“合法公民奖”呢?

谁要在大都市的十字路口站上几十分钟,也许就会发现:在车流拥挤时违章超车、挤行慢车道甚而闯红灯的多是些有特殊牌照但并无紧急公务的汽车。广州几次组织军、警、政府要员守着路口盘查违章违令特种牌照车,收获颇丰。

实际上,权的歪用在此商品社会里真大有人在,官员、医生、教师甚至一个电话安装员都滥用职权。这些不禁让人发出感叹,这不仅在制度上,在灵魂深处也是一场战争。切记,权之舟,水能载之也能覆之。(4)沉沦的美

一位探险江河的朋友,再次踏上几年前感动过他的一片生机盎然的高原时,愣住了,面前已是几十米的沙丘。人贪婪的围猎、过度放牧以及风沙的肆虐,使当年的植物动物已渺无踪迹。他呆立风中,想起一句保护水资源的公益广告:如果继续践踏水资源,人类面对的最后一滴水可能就是自己的眼泪。

江山,该是祖国的血脉脊骨。多少年来,人们因为鼻子下的一己之私,而抽血毁脊。

1996年7月底,20多位全国政协委员视察祁连山,痛惜地发现:哺育着56条内陆河、滋养河西走廊几百万人民的祁连山,60%的森林已被滥伐,掠夺式的矿点比比皆是。冰川线每年后缩2一3米,水流量逐年锐减,40万公顷耕地已风蚀沙化……

再看看另一条大河的命运。以“走千走万,不如淮河两岸”自美的蚌埠人,以往的自豪已渐被这条河的污浊卷走,他们开始靠矿泉水度日。

淮河流量锐减,污染剧增。原因何在,稍作巡视,不难发现,河南、安徽流域内小造纸厂就有上千家,这些企业年排污30多亿吨。这条大河就这样成了公众的下水沟。当地水保部门称:淮河流域已找不出一条干净的河流。更让人惊心的是河南沈丘一个村的40多户,家家有癌症患者。

中央提出以“壮士断腕”的精神治淮,关闭5000吨以下造纸厂。然而地方保护主义受利益驱动,许多关闭只停留在口头上报纸上或面子上。

中国不少城市浓烟如墨,少见丽日白云,已进入世界污染最严重的城市名单。另据世界银行的报告,中国3/5的乡镇企业建立在高投入、高消耗和高污染的“三高”之上。眼前一叶之障让人们看不到远处枯萎的果树。

更有利欲已熏至心黑者,十几年间竟在国内各关口进口着洋垃圾,为一把洋币的蝇头小利,不惜以国土家园作垃圾场。此类不法商家究竟是如何过关闭隘?

美的丧失常常先是人格与灵魂的沦落。

一些涂脂抹粉、袒胸露背的女郎以另一个方式将青春的美出卖。入夜之后的大都市,色情业像霓虹灯一样在洗发、药浴、按摩、桑拿房闪闪烁烁。当有钱成为各色人等成功的唯一代名词时,“见威武就屈,遇富贵就淫”已呈流行。

乞讨或半乞讨的孩子与老人也成为都市的灰色风景。几岁的孩子围追行人卖花、擦车、兜售黄色书刊,尽失天真;衣衫破烂的老人手执一个永不缩回的盆钵乞讨,全无慈祥。太多的乞丐弄得人们不善良,他们强行冲入别人的空间和心情,然后要你用钱收买方才饶过你。

在丧失自尊的一刻,丑便到来。

再望望四周:道路上是防人爬的隔离栅,居室是鸟笼似的防盗网,出租车上是司机的保护罩;大庭广众场合嘈杂喧哗,街巷墙壁上常可见“严禁”、“严惩”的标语,“请、你好、谢谢”成了几千年文明古国需要再普及的基本用语;无人售报摊因报款俱无而难以为继,公共汽车无人售票钱柜被人投入烂钞假币。沉船车祸时见死不救,一旦救了人却又遭诬陷!

美与丑的大战至今厮拼激烈在我们的手掌间、泥土上、空气中、观念里。

面对假的泛滥、恶的横行、权的变质、美的沉沦,已有许多说法和剖析,已有许多对策和行动。这是我们历经挫折的民族在新世纪初起飞前所面临的困惑和痛楚。这是对教育的叩问,对法制的厚望,对良知的呼吁,对信仰的追寻。也是对社会责任的一种唤醒。

俄国作家陀斯妥耶夫斯基曾说过:“人类生存的一个基本条件就是,人应该永远折服于无限伟大的事物。否则就将无法生存,绝望地死去。”

人生在世,怀有崇高信仰与广博的爱应是第一要义,这是滋润远行者荒芜心田的高处泉源,是中国人自古所说“举头三尺有神明”的令人敬畏的力量。

公理与法制体现着政党和人民的意志,是阻止任何人走向任何泥潭的电网。平等的度量平等的人格平等的机会使社会风清气朗。苍天在上的法理、人民在旁的监督,使善可乐居,恶遇枷锁。

知识的教育与品质的陶冶是民族灵魂的基建工程,容不得偷工减料、欠资拖期。未来世界国力之拼最终是人的素质之拼。

一个民族的伟大不仅在于他能够对历史的厚望说“是”,还在于他敢于对自身的丑陋说“不”。像相信泰山的巍峨、长江的浩荡一样,我们相信自己民族扶正压邪、击浊扬清的信念和伟力。在中国人民的汗水泪水血水的一次次洗礼中,真的、善的、美的,与岁月平行,随国土绵延。

人性终胜物欲。

2.“大款”:人如其名吗?

夜总会在40年前曾经是中国一块绝对的禁区。当中国人一夜中从睡梦中醒来,终于发现“夜总会”这3个神秘的但又具无限意味的字眼出现在上海滩的迷离夜色中。与英文Best谐音的上海“贝恩特”首开沪上娱乐性夜总会的第一道大门。“贝恩特”在上海虽然不算最高档的夜总会,但这里却是地地道道的名流荟萃的娱乐天地。“末代皇帝”尊龙曾光临“贝恩特”,“棋圣”聂卫平曾在“贝恩特”的KTV包厢引吭高歌,那位以一曲《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唱红整个港台、风靡大陆的歌星林忆莲曾在“贝思特”接受了“91年最受欢迎女歌星”的奖座,还有童安格、高明骏、李宁……法国著名女歌手多罗黛、美国著名乡村歌唱家科里等都曾陶醉于“贝思特”。“贝思特”的迪斯科舞厅,日营业额高达万余元,这里是上海一流舞男舞女心目中的圣地,一个标志身价和品级的所在。国庆后的一个星期日,夜12点,在通常今夜此时的高潮时刻,出现一个决非“通常”的高潮。一曲既罢,舞男舞女们已准备款款步向各自的座位,“贝思特”总经理出现在本属于歌手的话筒前。他带着非常得体的微笑请了一位很漂亮的小姐和一位年轻的先生站在自己的身边,然后说:“各位小姐、先生,我非常荣幸地告诉大家,今天是蒋小姐和叶先生相识周年的日子,为了纪念这极富罗曼蒂克的一天,叶先生已将各位今晚的费用全包了。请各位尽情地跳吧!”话声未落,舞厅里响起了热烈但极有礼貌的掌声。

挥金如土,纵情奢华,对于数以亿计的中国人来说可望而不可及,然而却在一小部分中国人中变成了现实。于是,在中国人的日常语言中出现了一个崭新的词汇“大款”(或“款爷”)。

玩名牌,是近几年在中国掀起的一股旋风。

玩名牌,说起来似乎很轻巧,但没有坚强的后盾,没有雄厚的财富,玩名牌不是对于任何人来说就玩得起的,或许就是“大款”们的专利。

名牌是财富的象征,名牌是身价的标志,名牌也是时尚和信心的凝聚。于是,你就不难理解那些腰缠万贯的中国“大款”为什么那么热衷于名牌,热衷于对名牌的追逐。

大家一定很清楚,电视剧《义不容情》中丁有健用的那种带响簧的打火机,“大款”张朋拿在手上的时候总是感觉很好。当他每一次点完烟后,总要把玩片刻,有时会煞有介事地向周围的人卖弄:“这叫都彭,法国货,3000块!”众人目瞪口呆。名牌就是与众不同。张朋自有自己的一套看法:“如今在生意场上混,除了熟悉经营之道外,还要懂得汽车、服装,懂得烟、酒,懂得打火机等等,越是高档、名牌的,你越要一眼认出来,这样你才能摸清对方的身价和实力。对自己来说,一身名牌就是资本。生意还没谈,名牌就能先镇他一家伙。”

在中国,尽管人民生活的水平有极大的提高,但对于绝大多数城乡家庭来说,私家车,仍然是遥远的梦,想说爱你不容易。但对于一部分“大款”来说,他们比一般人提早圆了“轿车梦”。在成都,据统计有1000多辆私人轿车奔驰在大街小巷。这些私家车普通的有“夏利”、“波罗乃茨”、“拉达”,高档的有“奔驰”、“皇冠”、“蓝鸟”、“桑塔纳”、调查表明,跻身于“私家车族”的“大款”主要有这样几类:先富起来的个体户、有钱的知名人士和私人企业主。从自行车到摩托车再到轿车,那些“大款”们正一步一个脚印地创造自己的纪录,也从某种意义上推动了时代和社会的发展。

但在中国大陆,有私房的不算“大款”,可如果你有一部私人轿车,又是一部名牌车,那么你在众人的眼里便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大款”了。有房阶层是不能与有车阶层相提并论的,因为你那房可能是祖上遗产,落实政策发还,家徒四壁,并没有发活财的路。但有车阶层就不同了,如果手头没有几十万,他买不起车,养不起车,玩不起车,特别是那令人咋舌的名牌车。KTV,这种被人称作“城市生活中的迷墙”的娱乐方式,尽管已在城市安营扎寨若干年头,但对于大部分城市居民来说,只能作“壁上观”,并为之叹息。他们也许只能听到许许多多关于包厢中惊人的高消费以及一切由此而产生和演绎出的各种各样浪漫的故事却不能躬身亲历一番。而对于极少数的中国“大款”来说,他们则在其中乐此不疲,纵情享乐,将大把的钞票掷向无边无际的高消费的汪洋大海。富丽堂皇的KTV,向人们的经济实力提出了强有力的挑战。

一般而言,KTV的基本构成是一个全封闭式的单间,沙发、几案、空调、电话、彩电亦或投影屏幕的选用,根据包间大小而定,大则可至72英寸的屏幕,完全像欣赏小电影一样。每个包间都配备有全进口的音响设备,有印刷绝对精美的歌曲目录供你选择,你可以在卡片上写上你所点的曲目,交给侍应服务小姐。侍应小姐将它递到中央控制台,由中央控制台为你依次播放,你便可以尽情欢歌。KTV有情侣间、家庭间和10多人享用的大屋,价格以每小时计,从200-500元不等。若要良宵尽兴,加之以与其匹配的洋酒饮料,踏进KTV的主顾非得有一掷千金的气魄和实力不可。

前面的一些玩法足以让普通百姓深为观止的了,可是玩腻了的“大款”还需要新的刺激。在北京昌平,有个北方射击场,为国内首家娱乐性的大型射击活动场所,有五六式冲锋枪,七九式狙击步枪,不足两公斤的微声冲锋枪,射程1000米左右的两用大口径机枪等30多种国产武器供客人选用。射击场共有18个射击间,每个射击间都装有防弹钢板,武器全部固定在射击位置,枪口无法掉转。每个靶位设一位服务人员,他既为射击者装填子弹,又同时负责讲解示范。射击间内还配有40倍望远镜、电视机和电子报靶器。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北方射击场完全可以与国外大型射击场相媲美。据北方射击场的负责人介绍,射击场的客人除了台湾、港澳以及少数的外国人外,国内“大款”也纷纷光临这里。有些国内“大款”枪瘾之大,丝毫不逊色于海外的富商巨贾。某日傍晚,两位大腹便便的国内“大款”来射击场过过枪瘾,重机枪子弹,250发一泻而光,枪管都烧红了,射得服务员目瞪口呆。重机枪子弹一发3元,250发就是750元。两位“大款”将射击场预备的所有武器都打了个遍,一共花了2万多元。另一日,一位“大款”兴致极高,从手枪打到火箭筒,从上午8点半射击场开门打到下午6点射击场关门,总共花了37500元。

钱,在“大款”眼中似乎已经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钱,而是一张张、一沓沓五颜六色的纸片。花钱如流水,成千上万地过手,眼都不眨一眨,这就是有时比国外大款还大款的中国“大款”。

真正“有中国特色”的大款。

3.拜金主义:钱丢了,剩下的还是钱

钱,有两方面的功能,一方面钱执行着价值尺度、流通手段、贮藏手段、支付手段、世界货币等职能,为人类造福,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力量;另一方面,人们将钱神秘化、偶像化、当作崇拜的对象,将钱异化为神。人,变成了钱的奴隶!《太平广记》中记载有钱通神的故事。唐张延赏将判度使,知一大狱颇有冤屈,每甚扼腕。及判使,召狱吏严诫之曰:“此狱己久,旬日须了!”明旦视事,案上有一小帖子,曰:“钱三万贯,乞不问此狱。”公大怒,更惧之。明日复见一小帖上来,曰:“钱五万贯”。公益怒,令“两日须毕!”明旦案上,又有小帖子,曰:“钱十万贯”,公遂不问。子弟承问侦之,公曰:“钱至十万贯,通神矣!无不可回之事,吾恐及祸,不得不受也。”

卡尔·马克思认为:“有些东西本身并不是商品,例如良心,名誉等,但是,也可以被它们的所有者出卖以换取金钱,并通过它们的价格,取得商品形式。”“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

巴尔扎克在《高老头》中写道:“没有一个讽刺作家能写尽隐藏在金银珠宝下的丑恶。”

莎士比亚在名剧《雅典的泰门》中,对金钱做了淋漓尽致的阐述。事实上,良心、自由等非商品的东西在某种条件下也变成了商品,并于其所有者用其进行金钱交换,以获取金钱。

一所大学上历史课时,老师讲唐朝由强盛转入衰落的安史之乱,让同学们提出各种问题进行讨论。有同学提出唐玄宗这样一个年近耄耋之人,如何能在性方面满足尚处在“如狼似虎”年龄的杨贵妃的需求?当时,引起了同学们的哄堂大笑。大家觉得这不是一个严肃的话题,至多算一则笑料而已。如果放在商品社会里看这个问题,就十分清楚了。满足杨贵妃的,不是唐玄宗的性能力,而是所谓的“皇恩”浩荡。权势和金钱,都有神奇的壮阳作用,快感来自于征服!

时下一些大款,一宴吃掉几十万,一赌赌输上百万,肆意挥霍似乎来得很容易的金钱。他们仿佛很“潇酒”,很有“派”。透过表象,可以看出,这是自身空虚的一种外露,是潜意识性行为的一种变相发泄。钱,是大款之所以成为大款的“命根根”。在大款眼中,钱比性感女人更性感,占有钱,就等于占有性感女人;玩钱花钱,就相当于玩性感女人。钱比性感女人更温顺,更有激情。不会耍聪明,发脾气,提条件,甚至上法庭……因此,玩钱比玩性感女人更有快感,更刺激,更乐而不倦。

钱,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这一把双刃剑正切割着人的灵魂。

人,既是钱的主人,又是钱的奴仆。

人,想钱挣钱又花钱,骂钱恨钱又爱钱,怎么才能不得钱病?

唐代名臣张说的《钱本草》曰:“钱,味甘。大热,有毒。偏能驻颜采泽流润,善疗饥寒,解困厄之患,立验。能利邦国,污贤达,畏清廉……其药,采无时,采之非理则伤神。此既流行,能役神灵,通鬼气。如积而不散,而有水火盗贼之灾生;如散而不积,则有饥寒困厄之患至。一积一散谓之道,不以为珍谓之德,取与合宜谓之义,使无非分谓之礼,搏施济众谓之仁,出不告期谓之位,入不妨己谓之智。以此术精炼,方可久而服之,令人长寿。若服之非理,则弱智伤神,切须忌之。”在钱面前,很多人不得不露出其本来面目。肆意挥霍钱的,称为“败家子”;舍不得花一分钱的叫做“守财奴”;挖空心思找钱的人,命名为“钻钱眼的人”;为钱不顾道义的人,谓之为“只认钱不认人的人”;视钱为神的人,变成了钱的奴隶;把钱当做粪土的人,被当作高尚的人……

钱睁着一双媚眼,向智慧和阴谋同时暗送秋波,看谁会抓住稍纵即逝的机遇;钱伸出一双贪婪的手,向勤劳和冒险同时频频致意,看谁能够紧握瞬息万变的信息;钱迈开一双无形的腿,向胆识和投机同时指明了路标,看谁敢越自己心中的座座高山?

在“拜金热”中,“金钱万能”是一种新的必然,还是一种陈旧的回归?

毋须讳言,“金钱万能”是对“权力万能”的否定,“人与人金钱关系”,是对“人与人人情关系”的否定。“拜金主义”的产生,也说明商品经济有了一定的发展,中国正由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

当今,官本位基础仍很雄厚,而钱本位也以其难抵御之力冲击官本位,但我们真正要追求的应是人本位,并且现有越来越多的人在关注我们社会逐步向人本位社会发展过渡。

4.下岗工人:路在何方

下岗,是痛苦的,但坐以待毙,更加痛苦。

兵法云;置之死地而后生。

下岗,似乎给人们带来的是生存危机,似乎是剥夺人们的生存权利。但危机意味着转机,剥夺意味着自强。危机和剥夺,只是意味着我们要告别过去的大锅饭时代,意味着我们要开始追求新的生活方式,并且会有向前发展的机遇。

下岗,意味着再就业。

下岗职工完全有理由寄希望于政府。劳动者就业是国家政策。就业问题的解决,有赖于政府高度重视,挑起重担,制定有效的宏观调控政策,提供基本生活保障、就业培训和再就业机会,进一步放开就业渠道、搞活就业形式,去着力化解当前的就业矛盾。

下岗职工也完全有理由寄希望于社会。就业这个长期而艰巨的工程的建设,需要社会营造良好的氛围和环境,需要社会真诚的理解、积极的支持和广泛的参与。

但是,我们不应是盲目的理想主义者。

如此沉重的再就业压力,完全指望政府大包大揽,不现实。社会的支持、参与,也无法代替每一个下岗职工自己的努力。

靠天靠地不如靠自己。可能凭自己实力走向市场去冲浪会有惊奇的成果出现在自己面前。

市场不相信神明,市场也不相信眼泪。我们不能再像计划经济时期那样两眼向上、完全躺在国家身上一味地等靠要。下岗职工,应该是到了丢掉幻想、迎接挑战、勇敢地参与就业竞争的时候了。

靠自己,怎么靠?一要有新观念,二要有真本事。如此方能实现再就业。

再就业确实不那么容易,农民进城热潮不减,下岗职工日见增多,劳动力市场的竞争越来越激烈。但是,我们也看到,一方面,有大批下岗职工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另一方面,社会上又有成千上万的工作岗位急待人们去就职。为什么?多少年端铁饭碗已经习惯了,不少下岗职工的心理素质、思想观念、价值追求难以适应新的现实。一是择业的主观要求脱离实际需求,“体面、钱多、活轻、家近”,期望值往往过高;二是受传统择业观影响,“一全民,二集体,不三不四干个体”,抱着把职业分成三六九等的偏见不放;三是依恋于过去的大就业观念,希望再捧一个打不破的“铁饭碗”,缺乏对多种就业方式的认同,更不愿从事各种非正规就业。

下岗职工往往以一种不正确的择业观以图再就业,往往失败得很惨,其具体表现如下:(1)“工作(劳动)既舒适又要多挣钱,否则宁肯待业也不干”。这是选择职业时常见的误区之一。在选择职业时,考虑收入无可厚非。但必须从整个社会经济收入水平和个人劳动能力水平考虑选择收入较高的职业,不能只想收入高不高而不考虑个人劳动能力,更不能宁肯不就业也不选择收入较低的职业。(2)“不符合我的志趣、爱好的工作不干”。这是选择职业时又一常见的误区。选择职业时不顾个人劳动能力水平如何,也不考虑个人有兴趣、所爱好的职业能提供多少就业职位,只想个人兴趣、爱好,不符合的就不就业,即使就业也不认真去干,这是不切实际的幻想。(3)“不管具体职业岗位性质是否能最大限度发挥我的特长,只要牌子响的单位干什么都行”。这是职业选择的又一误区,所谓单位的牌子响,在市场经济中,就是一个单位的工作效率高或经济效益好,企业文化素质水平高、社会信誉好、知名度高。到这样的单位就业固然很好,不过这样的单位对就业者的素质水平的要求自然也高。(4)“管它什么职业,只要能找一个离家近而又不累、能自由点的单位就行。”择业时考虑家与单位的远近是必要的,但是随着城乡交通状况和交通工具的改善,家与单位的距离不能成为择业的主要条件。更重要的还是要考虑所选择的单位是不是能使自身的劳动能力、才智得到充分发挥。(5)“管它什么职业,只要能稳定地干一辈子就行”。这也是下岗职工选择职业的误区。当然,选择职业时,考虑相对稳定是应该的,总不能在一个单位干几天就换地方。但是,想找一个稳定干一辈子的单位的想法对下岗职工来说,并不一定可取。因为在市场经济中,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产业结构不断变化,知识不断更新,那种几十年不变的职业岗位是越来越少了。

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伤心处。但市场经济不相信眼泪。那个不看文化水平和劳动技能只要被企业录用就有了生活保障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提高自己的技能也就是职业素质在再就业过程中显得尤为紧迫和必要。下岗人员应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参加相应的就业与转岗培训,练就一门专长或实用技术,再次择业的机会也许就多了。

路,就在脚下。希望就在前头。勇敢迈出第一脚,迎接你的将是一片光明。

下岗,是一次痛苦的磨练,也是一次新的选择。不少职工不仅重新找到了工作,而且重新认识了自己,为实现自己的价值,捕捉到了新的机会。

下岗职工,挺起你的脊梁来,勇敢地面对就业的竞争,不断提高自己的生存能力、发展能力。相信你在难关重重的再就业道路上,干出一番事业,有一些作为,真正走向成功。

5.文艺界:商海即是舞台

在中国,徜徉于文学艺术殿堂的名人们在商品经济的大潮中不甘寂寞,他们借风扯帆,拨浪弄潮,把从文和经商自古不相容的两者集于一身,给变革中的社会平添了奇光异彩。原本人们就挺关注他们的,可现在却要用新眼光去审视他们了,并且从中受到启发。

文人、艺人“下海”经商热,波及文学界、戏剧界和音乐界等,从著名艺术家到当红新秀,相继跻身商界另辟新业。在上海,著名电影艺术家秦怡和歌唱家朱逢博是沪上艺人经商的先行者。这支先行军中还有“伤痕文学”的始作者卢新华、老诗人王宁宇、作家宗福先、越剧表演艺术家王文娟等。尽管他们的事业并不是一马平川,但毕竟走出了一条属于他们自己的路。

也许是“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文化圈一些先行者们通过经商而迅速致富的现实,激发得其他人再也不愿等“红头文件”给长工资、加奖金,纷纷纵身商业大潮,去体验“人生难得几回搏”的滋味。

在沪剧电视连续剧《璇子》中扮演主人公周璇而成名的茅善玉,是上海沪剧界青年旦角演员中的头牌明星,曾荣获上海市优秀青年演员奖、大众电视金鹰奖等多种大奖。《璇子》那段《金丝鸟》主题唱段,被她演唱得婉转动人。如今由她投资的贸易公司就以“金丝鸟”命名。

茅善玉说,这家注册在浦东的公司的经营将是多方面的。她已开始做一部分生意,计划租下南京路的两个店面,推出“金丝鸟”牌号的羊毛衫,并有意开一个快餐店。最近一段时间她经常出席许多开业典礼,不仅仅是助兴,而是开始结交生意场上的朋友,介绍自己公司的业务。“沙漠王子”赵志刚,越剧尹派小生,曾获首届江浙沪越剧青年演员电视大赛一等奖。全国越剧青年演员大选赛最佳演员奖,并当选为全国新长征突击手、市劳动模范。如今他成了以他的代表剧《沙漠王子》命名的“王子酒家”的总经理。这家酒店虽由东风实业公司投资,但赵志刚认为,这也是他与商界的一次社会合作和知名度投资。酒店尚未开张,已有许多越剧迷打电话向他预定酒席。

在电影、电视和广告中频频亮相的青年舞蹈演员周洁,最近也涉足商界,经营房地产。电视连续剧《西游记》中无所不能的“孙悟空”,现今也放下了“金箍棒”,与一家糖果公司联手生产经营“六小龄童”高级奶糖,同时,又应聘担任了上海申联科技发展总公司的高级顾问。工人作家胡万春最初以稿费开设书店,并与人合伙兴办私人企业,他投身商界数载,事业有成,不久前跨出国门,赴越南与上海雕塑家沈默联手从事民间贸易,在河内创办了几家公司及“中国上海产品展销部”。

人们虽然对各种各样的新鲜事一般不会大惊小怪,但面对这么多他们所喜爱、所敬仰、所崇拜的名人,忽然不再以他们所熟悉的形象出现时,他们还是惊诧的。由此引发的社会议论此起彼伏,跟名人“下海”一样热闹。“本来文艺市场就不景气,文艺队伍不稳,现在舞台上的名角都走了,无疑是釜底抽薪。”对文艺舞台担心过重的人这样认为,他们说:明星是完全可以以自己擅长的表演艺术、艺术作品以及名声去赢得观众赢得市场,又赚钱又繁荣文艺,何必到商海苦苦挣扎呢?“隔行如隔山,文人经商未必轻车熟路,马到成功。”“当红歌星见异思迁,对稳定文艺队伍将发生不可估量的离心作用。”对文艺界担心过重的人这样说。

也有人认为:“港台娱乐圈里,大明星都拥有几家公司,却都由亲朋代理,本人仍以主要精力投身艺术事业。”他们深知滚滚财源因演艺而得,岂可为财源滚滚而头脑发热。持这种观点的人希望艺术家们“下海”从商还须审慎从事,不应因经商而废艺。

对新生事物推波助澜者认为:“文人,艺人得风气之先,是思想解放的一个表现。在市场经济生长的今天,没有经济实力做后盾,艺术难以发展。与其空叹‘难以为继’,‘消极等待’,‘政府扶持’,还不如以商养文,另辟蹊径。”

也有人说:“文人、艺人从政的不少,但很少有人说三道四,而‘下海’从商却众说纷纭,究其原因还是轻商重文的思想在作怪。”“下海”者们却有自己的看法。一位经营服装生意的艺术理论研究者谈起经商的动机时说,最重要的一点是,处在生活底层的文艺界人士有着强烈的翻身欲望。担任一家文艺艺术公司总经理的著名越剧演员王文娟希望赚了钱来支持艺术事业。胡万春则认为文人和经商并不矛盾。他把经商实践视为生活积累,他自己一边经商,一边在构思一部反映企业经济改革的长篇小说。

胡万春讲述了他的“下海”初衷:“我们从前是一年演三出戏,现在是三年演一出戏,人闲着是最大的浪费。我经商不求赚几百万、几千万,只是为了在社会舞台上一试身手。”

茅善玉说;“改革对每个人机会都是均等的,每个人都可以有参与意识。演员为何不能经商?过去羡慕外国明星,既搞艺术又有实业,而中国演员没别的事干,只能在舞台上终了一生,这是很可悲的。”她认为,有经济实力做保证,适当的时候收山隐退,对舞台对演员都是一种良性循环,有利于艺术发展。

上海大学文学院创作教研室主任张锦江副教授发出了感慨:“文人到了该自救的时候了。”现在已成了海泰经济贸易公司总经理的张锦江,最理解文化人的苦衷,海泰公司在创办伊始就订下了扶植文化事业的宗旨。

下海经商并不像舞台上作戏,必须要真枪真刀地实干。文人,艺人名气再大,而商界是讲竞争讲实力的,真可谓“商场如战场”。他们在商场中仅是学步者,挫折和坎坷向其涌来。朱逢博创办的逢博酒家曾因同合伙人的合同纠纷而诉诸法院,她所经受的磨难终究给“下海”者积累了经验。“名人经商最重要的就是脚踏实地。‘名气’最多只能做一个月的生意。在生意场上我们都是小学生,要从头做起。”茅善玉的这番话显示了一部分“下海”者的深思熟虑。

文人、艺人经商总脱不掉文人气、艺术味。赵志刚把他的“王子酒家”设计得像个舞台,颇具艺术情调。孙徐春也把他的“昨夜精美食乐园”装点得富有诗情画意。这种“文化味”在餐饮业中的融汇,本身也是一种进步。

实际上,目前这些“下海”的文艺名人与老本行处于一种藕断丝连的状态。许多人像胡万春一样并没有完全放弃本行,他们只是期望通过经商使自己的生活有所变化,没有人认为自己除了赚钱别无他求。经营房产的周洁说:“经商为得是取得一些经济自立的经验,真正值得献身的事业还是电影艺术。”茅善玉说:“我不会离开影响我一辈子的沪剧事业,再说演戏能提高知名度,对做生意有利。”现担任一家艺术公司总经理的著名越剧演员王文娟也希望赚了钱来支持她追求了多半生的艺术事业。

6.有偿新闻:如今不再新鲜

在当今中国新闻界,有偿新闻早已不再让人大惊小怪了。尽管中央宣传部、新闻出版署、全国记协管主管部门几乎每年都要三令五申有关禁止有偿新闻的规定,但有偿新闻仍然如“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小草,禁而不止,禁而不绝。

尽管有偿新闻不是新闻,但仍然时不时有那么一个新闻单位或新闻记者不小心撞在枪口上。比如四年前湖南省衡阳县政府曾正式批准县广播电视局制定的新闻收费的范围和标准,使有偿新闻在当地名正言顺,大模大样地上了电视屏幕(转引自报刊文摘1996年12月2日第3版)。此事被查处并被曝光后,一些“惺惺惜惺惺”的同行表面上装出一副要引以为戒的样子,好像挺当回事儿似的,其实心中比谁都清楚:衡阳县的广播、电视的有偿新闻实在是再“正常”不过,怪就怪在他们“傻”,不知道这种事应该偷偷地搞,而是正儿八经地要制定出个什么“新闻收费标准”,一下子露了目标,何苦来着?所以有人非但不觉得衡阳县的广播、电视的做法有什么不对,反而觉得他们第一太冤,第二太“小家子气”,一条有偿新闻才收取一二百元。

有偿新闻有两种:其一,记者个人收费。这种地下交易透明度不高,成交额少则千儿八百,多则数以万计,全都流入记者个人腰包。其二,新闻单位收费,衡阳县的新闻收费即属此类。相较而言,这种收费透明度高,个人不容易做手脚,成交额多少不一,全都正式入账,但最终有相当部分以各种名义返回到个人手中,以体现“有偿”之实。两种有偿新闻当中,第二种是第一种的公开化、“合法”化,以及一定程度上的平均化。

从理论上讲,如果说第一种有偿新闻是个人腐败,那么第二种则是集体腐败。显然,这两种腐败均在必须根除之列。如何根除,则归结到新闻改革问题。新闻机构到底是事业单位,还是企业单位?如果是事业单位,那么自我约束,自负盈亏,富得流油了,没人嫉妒你;穷得揭不开锅了,也没人可怜你。现在新闻单位的情况不甚相同,有的是典型的事业单位,有的则具有明显的企业的色彩,但无论哪种情况,有偿新闻都是一个怪胎——

作为事业单位的闻机构,理应是人民群众的喉舌,如果出卖版面和时段,则是对这一性质的亵渎,势必妨碍上情下达、下情上闻渠道的畅通,从而失去在读者中应有的威信。作为企业单位的新闻机构,则必须时刻考虑市场的反应,如果从头到尾都充斥着铜臭味十足的软广告新闻,在同行业的激烈竞争之中,不出两天这家报纸(电台、电视台)就得倒闭。实际上,事业型和企业型两者之间也有竞争,假如谁老是搞有偿新闻,就会无读者、无广告客户,失去生存条件和基础,所以说,有偿新闻是新闻界中竞争机制、管理机制,市场机制不健全的歧形产物。

新闻改革的一个出发点,就是要明确新闻单位的性质,强化相应的监管措施,促进行业内部的竞争机制和激励机制,使得搞有偿新闻者轻则让记者个人声败名裂,以致被剔出新闻队伍,重则让整个新闻位名声扫地,甚而被逼到生死存亡的边缘。如此,那有偿新闻方可消声匿迹,整个新闻界才能步入正常的发展轨道。

7.知识界:儒商的巧妙结合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京城的人们仍沉寂在夏末的欣喜之中,而从北京林业大学爆出一则新闻,再度掀起热浪:该校外语系党支书崔力强副教授,居然推车上街卖起了馅饼。“教授卖馅饼”,“馅饼教授”,——经各种新闻媒体迅速传播,反响强烈,甚为轰动。作为高级知识分子,竟然做起了饮食服务的小本经营,而且做得如此坦荡、从容——并非迫于生计,而是为了“更新观念,学习经商,体验生活,为民服务”。这是商品经济下的新事物。

中国知识分子向来遵奉“士不问商”的千年古训,羞于谈钱谋利,使他们的心中筑起淡泊名利清贫自高的心理“围城”,抵御着外界金钱与物欲的诱惑。当商品经济大潮兴起时,市场这双“看不见的手”,成了操纵器、指挥棒,成了一切经济活动的中心。随着企业走向市场,“象牙塔”中的高等院校、科研院所,阳春白雪的文化事业也被指挥棒推向了经济建设的主战场。社会变革的大潮把文人雅士、专家教授卷进了商品经济的海洋中,他们从以往遮遮掩掩的帷幕后走了出来。仅天津登记在册的教授、专家兼作企业家的就有1500多人,而且头戴老板衔的大多是那些专业基础扎实、有经营头脑的出色的专家教授。

这些“下海”的专家教授带着自己的科研成果,背靠单位的科研实力,搭起了科研成果与生产力之间的桥梁,大大促进了科研成果的转化,取得了明显的经济效益。“下海热”引发高等学府刮起“公司热”,与数年前的校园“经商热”不同,这是一次有校方支持,由各系主办,以本专业学科为依托的正规化行动。开办公司的呼声几乎遍及所有院校及其下属的系所。据统计,目前上海高校中的500多家产业绝大多数都由教授坐镇挂帅。开办的公司以高科技产业为主。如复旦大学知名教授蒋学模与上海十多位知名经济学者自筹资金3万余元,创建股份合作制企业——-“复兰德经济顾问行”,开起了“头脑公司”。高校人才分流,走向市场,出售智慧,成为不可逆转之势,这使得高等教育改革内部管理体制势在必行。

与此同时,鼓励和组织科研院所的科技人员“下海”成为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一大批科技实业家活跃在经济建设的主战场,科技企业正成为我国经济建设中一支新兴的主力军。当年,从几千元、几万元贷款起家的四通、联想等一批科技企业,已迅速发展成为驰名国内外、拥有几亿甚至几十亿元资产的大企业。北京的中关村,如今已成为科技成果产业化的“孵化器”、开拓高新技术产品的基地。科研院所正逐步发展成以科研为龙头,融科研、开发、经营、服务于一体的综合经济实体。中国科技情报所,经国家科委批准,已作为科技服务机构“下海”,按事业型和经营型两种运行机制逐步分流,将近2/3以上的人进入科技信息企业,靠经营创收,逐步做到不靠事业费,自我支持,自我发展。

这些是掌握了一定科技才干的知识分子,而对于那些文科知识分子来讲,就没有这个优势了,他们中的大多数只好扛“文化苦力”。“文化苦力”或称“扛文化活儿的”是指那些受雇于人、出卖自己的脑力或作品的文化人。近几年来,改革开放的巨大变化带来了文化的异常繁荣,特别是一些书商、文化经纪人、自由撰稿人大量涌现,为“文化苦力”的产生提供了良好的背景条件。

不要以为“苦力”只出现在社会最底层,与神圣的大学校园绝缘,恰恰相反,“文化苦力”一开始就滋生于大学校园这座神圣的知识殿堂里。在京城一些较有名气的大学里,学生们遭遇最多的就是应书商之邀编书撰稿,这些学生多为文科院校的高材生,既有高年级的,也有低年级的,还有一些研究生。他们所以乐于做“文化苦力”,一是家庭经济来源较差,比较清贫。二是校园的书刊和资料比较丰富,有良好的条件撰稿。三是试试身手,为踏入社会作准备。据报载,中国人民大学有一位研究生是一位典型的“文化苦力”,他在受雇于一位书商后,就行色匆匆地奔忙于图书馆和小书摊之间,通宵达旦地撰写起文稿来。半年以后,居然购置了一台电脑,在校外租了一间房子,过上了令同学们羡慕的潇洒生活,但他却说,他只不过为书商打工而已,自己得小头,书商得大头,他写得越多,受的剥削越多。此话也道出了“文化苦力”的苦衷。

有人说,中国的专家、教授们终于“下海”,证明市场经济攻下了中国最后一块“高地”。人们看到,风云变幻的市场上有了越来越多的教授老板,虽然“下海”者都有一段不轻松的经历,闯海的路上也时有艰难,但他们所发出的“光晕效应”,每每令有潜力者产生“临渊羡鱼”、“见贤思齐”的心态,他们已经或正在准备“下海”一游,一种催发更多有志者投身科技开发的宽松氛围已逐步形成。

改革,在带给人们物质生活丰足的同时,也给每个社会成员提供了更多的选择和发展契机,而选择的同时必将打破自身的枷锁。

由此可见,在中国社会,我们需要知识界的净化,但同时,我们也应该了解知识分子同样参与“经济竞争”。至少与我们所提的改革开放,加快经济建设步伐相一致,至少可以找到一点心理平衡。

二、在迷惘中迷失

万物都是有律的,唯独有些人是无律的,在这个物欲横流的社会中,有人充满激情,在商海中拼命厮杀,而有人则驻步不前,迷惑地望着前路。或许,在他们眼中,洒脱、无虑才是生活的真谛,但是能做到此点的又真正能有几人?

1.赌:玩的就是心跳

赌博,是指用斗牌、搓麻将、掷骰子等形式,拿金钱和财物作注比输赢的一种行为方式。赌博是一种违法犯罪的行为,新中国成立后,这一现象基本消灭,但最近十数年又有所抬头,并兴起之焰挺旺,甚至在某些地方此现象呈猖狂势头。赌博重新抬头原因诸多,由于历史残余影响和域外影响的双重作用,使赌博恶习死灰复燃,掀起浊浪腥风;环境不良,某些人教唆、威逼,致使另一些人走上赌博之路。某些单位、某个地区盛行赌博,以致形成了“黑色环境”;缺乏正常而健康的社交活动,某些人便通过赌博寻求刺激;受金钱至上的价值观的影响,总有些人想通过赌博碰碰赌运,手气好则大捞一把,以过花天酒地的生活;错误的法制观念,认为赌博虽然不好,但不违法犯罪,输赢是自己的事,与别人无关。

目前的中国,赌博活动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值得重视。小赌往往不择地方:车间、茶园、宿舍都有,大赌则常选择高级宾馆、饭店作为赌场,赌具和赌的方式简单化,如用硬币就有“猜正反”、“猜单双”等,相当简单。人员范围扩大,以前嗜赌者常是社会青年,而现在,有钱的个体户、企业领导机关干部、公检法人员也有人卷进赌潮,以前一般是男性赌,而现在不少女性也有了赌瘾。金额之大、财物之多、后果之严重,让人倍感痛心。有人甚至敢将自己的老婆作赌注并输掉。而另一些不良青年为还赌债不惜铤而走险,偷盗、抢劫,以至杀人。一类身处公检法机关的赌徒,则以放走犯罪分子为代价,捞取当事人钱财。如此种种,给社会带来深刻的影响。

赌博这种陋习,正在由地下走向地上,由隐蔽转为公开。现在人们只要走到一起,谈论的一个主要内容,就是昨晚上谁输了多少钱,谁赢了多少钱;只要我们走到任何一个角落,都能找到一帮赌徒,很容易凑成一个局子。赌,似乎成了大多数人的职业。难怪乎,人们会说:“十亿人民九亿赌。”

现在,似乎什么都可以拿来赌了。

见过街头“套圈”的游戏吧?

它是都市里最寒伧的博彩游戏。公园、马路旁的空地上,等距离摆些布娃娃、小泥人之类,实物前一米开外划一根白线。旁边的摊主两条手臂上满满地套着竹图。围观的人群中不断冒出手心痒痒的主儿,他们花几块钱买一把竹图,站在白线外一个个往奖品上套,套中什么就拿走什么。

不少西装革履、气度不凡的先生也参加这种地摊游戏,有的款爷身边还有膀大腰圆、提着手机的跟班。

除“套圈”外,另有一种让人动心的赌的游戏,那便是“弹子机”。弹子机是用那不断滚动的弹子来刺激顾客的心跳的。一圈圈价值并不太高的礼物摆放池中,围绕这些奖品是一个个用铁丝拦隔的小门,随手那么一拉,可爱的弹子从隧道口急速滚将出来,它在跑道上滑动,在一个个小门的门柱上碰碰撞撞,拉机的主儿心就悬了起来:弹子碰了“中华”香烟的大门,“红中华!”周边的人都叫,弹子偏不理睬,刺溜一下子就滑了过去;又碰了一瓶高级洗发剂的门,人们尚未叫出声,弹子又昂然滑过去了。很可能,弹子最后的归宿是一道空门,或者进了一个最寒伧的门,两包瓜子啦、一盒扑克牌啦,一包谁也不想再抽的劣质香烟什么的。但顾客的赌性早已被撩了起来,“再试试,刚才是力气用大了那么一点点,那么多富贵门,不可能打不进去的。”

自然,以小博大的心理也是重要的诱因。一位朋友带着自己正上小学的女儿上街转悠,女儿对弹子机产生了好奇心,硬拉着爸爸在游戏机旁消费了近40块钱,最后,竟也给这小姑娘打中了一包“中华”香烟。

小姑娘兴奋而得意,回家后兴冲冲告诉妈妈:“我替爸爸赢了一包‘中华’香烟。”做爸爸的哭笑不得:那是你用40块钱买的!

当前,小孩子迷于玩游戏机,学业荒废;大人陷进赌机,不可自拔。

由于赌博的泛滥,加上政府抓得不紧,以致于赌博成了腐蚀干部队伍的“合法”手段,诱发了新的腐败现象。

如一些私营或集体企业的头头,看用钱贿赂干部行不通,便投其所好,有意组织人员和领导干部或干部的家属玩牌,名为玩牌,实为公关,授意手下人员一定输给“对手”。一夜下来,领导干部或他们的家属腰包装得鼓鼓的,满意而去。这种假赌博、真贿赂的行为,严重腐蚀了我们的干部。

赌博,正在腐蚀着干部队伍,也腐蚀着人们的心灵,更腐蚀着下一代的健康成长。也该引起全社会重视并采取行动了,否则一旦全社会被其所侵蚀,那这个骨架便会垮台,真所谓悲哉、呜呼!

2.炒股:没有止境的疯狂

炒股作为一种事业非常真实地反映了现代社会人与人之间的金钱关系。证券分司的大厅里人头攒动,人们在这里摩肩接踵促膝交谈,是什么东西这些人不约而同地来到这里,是什么东西把他们联系了起来?金钱!对金钱的欲望将他们统一成了一支炒股大军(需要注明的是我这里所说的妙股是一种投机性行为,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购买股票进行长期投资)。

实际上在一个大厅里面的股民们互相之间就是交易人,但是因为现代电了媒体的出现,股票的交易被虚体化了,我们卖出或买进股票,也许这个与我们交易的人就坐在我们的身边,但是我们不知道他,我们看起来就好像是在和一台计算机交易。因而虽然理论上说,一个大厅里的股票交易人之间存在着可能的金钱上的往来,他们之间很可能就是交易上的对手,但是因为这中间有一个中介——股票,我们并不能意部分到这种交易。

因为股票的出现,人与人之间的金钱往来多了一种形式:电子形式。如果我们拿着20万元,一张一张地数清楚给另一个人,我们会感到无比的痛苦,我们会痛不欲生,如果有一个人拿着刀子抢夺我们手里的4000元钱,我们会挺身而出拔刀相向,可是现在有了另一种形式:股票,股票代替了耶稣基督,它是一个新的万能的上帝,在炒股中赢钱的人认为他赢的钱来自于这个上帝:是股票让他发了财,在股市中输了钱的人认为这是上帝对他的过失的惩罚,股票这个上帝在惩罚他操作过程中的失误——几乎所有的炒股失利者都认为失利的原因是因为自己的失误:“怪我自己不好”,“我太贪心了,我卖掉就只赚不赔了”,“我买进得不是时机”,在炒股中失利的人总认为是他们自己的失误导致了了他们的上帝对他们应有的惩罚,因而他们对成百上千的钱从他们的手中滑出并不感到太过的痛心——早晨在菜场上买菜他们会因为一角两角钱和小商贩争吵不休,如果因为秤不准而多给小赚去一块钱他们会心痛一整天,但是在股市,他们一分钟失去2000块反而会平静得多。他们不会憎眼身边赚了钱而兴高采烈的人,他不会想;这个人也许赚的就是我的钱,他会想这个人真能,上帝(他们共同的上帝是股票)给了他好的机会,是上帝让他赚了钱。而这个赚了钱的人也不会想到他赚的也许就是他身边这个愁眉苦脸的人的钱,他想上帝给了我一次报偿,这是我长期忠于他,天天坚持炒股的结果,他对此心安理得。这就是股票,他的出现使人与人之间的赤裸裸的金钱关系变得模糊暧味了,他成了一个上帝,赢钱的人认定是他给了“我”钱,输钱的人认定是他在惩罚“我”,我们不会想他给我们的钱是从哪里来的,他不会想他收走了我们的钱将它交给谁了。

股票就是这样建立了一种地上的新宗教:股票教。这里有牧师(股评家),有大主教(庄家),主教(大户),还有教徒(股民)……他们都虔诚地信仰一个上帝(股票),他们在股票教会中各司其职。教徒(股民)总是扮演牺牲的角色,他们永远处于殉道的过程中,他们殉道的对象不是他们信仰的上商(股票)而是上帝在地上的代言人:主教,他们虔诚地打听主教的动向,用尽各种办法聆听主教的教诲,不惜一切代价搜寻主教的小道消息,他们将对上帝的虔诚自动地转化成了对主教的虔诚;但是他们最终还是被他们的主教欺骗了,他们的主教总是在适当的时候提领他们的积极性(用尽一切办法使他们跟进),而在最后的时刻抛弃他们。庄家——他们的大主教在最后的时刻放弃了他们,庄家们拿着教徒们进献的钱离开了股票教,他们去享受他们的钱了,而这时他的教徒分们正在为他们所受到的惩罚而自我忏悔。待到庄家们又一次回到股票教,教徒们便再次不计前嫌地接受了他们。股票就是这样建立了一种真正的宗教的力量,人们总是百折不回地参与其中,即使作为牺牲品也在所不惜。

股票具有建立宗教的一切属性。它不是一种实体,一个实体性的东西是不可能唤起信仰的,就像现实的160万元(一旦我们真正地拥有了160万元不会勾起我们的崇拜一样,我们不会崇拜我们已经拥有的东西。而股票就不一样,特别是炒股中的股票,今天它似乎属于我们;明天也许它就在别人的帐户里了,即使是在我们的帐户上,我们也不能像拥有一条金项链、一块金表一样地拥有它:它此刻还值8万元,而一会儿也许就只值4万元,而在另一刻它又可能值16万元了。因此对于股票的拥有仅仅意味着一种信念,就像我们对上帝的信念一样,我们认为它存在它就存在,我们相信它对于我们有多大的力量,它就有多大的力量。股票不是一个固定的实体,它其实代表了一种理念,我们对于金钱的理念,我们相信它有多少它就是多少。曾经有一个老太太,她对我说她有某某股票15手值12000元呢?因为她买的时候是12000元的进价?因为这个股票曾经涨到过12000元?我们不得而知,但是有一点我们却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老太太相信她的15手股票,她那15手股票就代表了她对于12000元人民币的信念。

股票唤起理想。股票的价格时刻都处于波动之中,它给人以希望,一个持有股票的人他一定天天看股市行情,一定天天听股市分析。为什么他会这样?因为他对他的股票怀有一种理想,他相信他的股票(他选中的股票)一定具有升值的潜力,它会扶摇直上,给他带来滚滚财源,一个持仓的人一定是对他手头的股票怀抱理想的人,虽然这个理想也许永远不会实现,虽然他最终可能会在失望的痛苦中抛售(割肉)他的股票,但是只要他持股一天,他对他的股票的理想就不会消失。这就是为什么一个炒股的人难以忍受手头没有股票的原因,对于他来说股票就是理想,他活着不能没有理想,拥有股票就拥有了发财的可能,对于这样的理想他无法拒绝,所以他即使是屡屡受挫也炒股不止。

股票带来激情。买到股票我们就仿佛拥有了一种期待,在期待之中你们的生活变得充满激情,冗长的生活似乎因为期待而拥有了活力,我们的生活一下子有了一个中心,我们的生活一下子有了一个看得见的目标,我们一家在股票的旗帜下变得空前团结,我们久已消失的热情,我们体内的青春又回到了我们的肌肤上。我们购得了股票之后,我们在想象中将股票带回了家,我们把它养在了花盆里,我们像等待一盆花开放一样地等待我们的股票增值,为我们开出绚丽的花朵。我们和任何一个偶然来访的客人谈论它,我们向我们的客人展示我们的成果,我们把客人带到花盆的前面,仔细地讲解这花的结构、形状、特性,我们聆听客人的分析,客人要是看不清楚我们就打开灯;客人的赞美和批评对我们都一样重要……这就是我们的激情。

然而这样的激情是我们所必须的么?

面对股票我们其实最需要的是冷静。我们该学会如何和股票这个小小的上帝一样可爱又可恶的东西相处?

妙股使我们可以窥见人类理性世界的欠缺:我们明明知道一样东西对于我们来说,充满了陷阱,但只要其中有诱惑,我们对它依然爱不释手,就像吸烟,就像喝酒,就像发怒……我们生活于这些欠缺之中,这些欠缺问我们与生俱来,就是我们生命的一部分。

3.宠物:情人是狗儿是猫

宠物是作为人类交往缺乏症患者的治疗形式出现的。现代宠物的繁盛说明现代人中交往缺乏症患者越来越多了。单身女人与猫,单身男子与狗,青年学生与电子宠物鸡,男大款与宠物“金丝雀”,女大款与宠物“小狼狗”,老年人与电视——最廉价因而也是最普遍的宠物……现代社会为每一个人、每一种人都准备了宠物,人们各取所需,各得其所。

原始地栖居于大地和天空之下的人是不用宠物的,例如一个农民她就不需要宠物,她天天和她的狗、牛、羊、马呆在一起,她们之间不是宠物和豢养者的关系,而是同志的关系。一个农民关心她的狗、牛、羊、马;是因为她将她的狗、牛、羊、马看成狗、牛、羊、马,她知道这些动物在她的生活中的真正的位置,因而她对这些动物的关心是真正的关心。她让她的马强壮善跑,她让她的狗狂暴善吠,她知道这些动物的真正的本性,她训练这些动物就是为了让它们更加强壮更加符合它们的本性,她与它们共同地以一种真挚的合作的方式生活在世界上。而城市的人们呢?她们给狗结扎,给狗染色,她们通过杂交、选育使狗长得越来越小,使狗越来越温和,经过她们的“爱护”狗变成了一种痴痴呆呆装疯卖傻哗众取宠胆小如鼠的怪物。它被扎上红头绳,戴上一动就响的铜铃,它除了摇尾乞怜之外就什么都不会了,它忘记了草原,忘记了奔跑;忘记为了维持生存而四处奔波觅食的劳苦,它成天躺在沙发上,它天天洗澡,有客人的时候它会和客人握手,它成了一个“文明人”,它见到肉不会狼吞虎咽,而是相反;它文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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