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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05-21 20:3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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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麒

出版社:中国经济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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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金白银说红楼

真金白银说红楼试读: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真金白银说红楼/张麒著.—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19.4ISBN 978-7-5136-5187-5Ⅰ.①真… Ⅱ.①张… Ⅲ.①《红楼梦》研究 Ⅳ.①I207.411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091857号责任编辑 伏建全 孙喆浩责任印制 马小宾封面设计 任燕飞出版发行 中国经济出版社印刷者经销者 各地新华书店开  本 710mm×1000mm 1/16印  张 17.25字  数 200千字版  次 2019年4月第1版印  次 2019年4月第1次定  价 68.00元广告经营许可证 京西工商广字第8179号网址 www.economyph.com 社址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北街3号 邮编中国经济出版社  100037本版图书如存在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中心联系调换(联系电话:010-68330607)(举报电话:010-68355416 010-68319282)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国家版权局反盗版举报中心(举报电话:12390) 服务热线:010-88386794

张麒,作家、文化学者。中国红楼梦学会会员、中国中小企业研究院研究员,云南师范大学云南教育决策咨询智库研究员。长期从事《红楼梦》、唐宋诗、《诗经》等文化典籍研究,著述颇丰,有《红楼梦经济学》《古典的魅力》等多种著作行世。序胡文彬《红楼梦》是一部文备众体、思接千古的经典名著。诚如前贤所云:“《红楼梦》乃开天辟地,从古至今第一部好小说,当与日月争光,万古不磨者”(黄遵宪与日本友人笔谈遗稿),故此书传世以来,“不胫而走”,渐成一门显学——“红学”,乃至众口铄金:“红楼夺目红”!

据我的阅读记忆,《红楼梦》研究界的学者,不仅有来自文学界、文化学界,而且还有出身名门的化学家、光学家、数学家、天文学家、历史学家、知名作家、评论家,园林、古建专家,书法绘画专家,医学家及养生专家……他们都从《红楼梦》中找到自己喜欢的研究对象,著书立说,为红学研究事业争光流彩,从而为红学研究做出自己的贡献!

但令我感到兴奋的是,一大批治学有成的经济学家加入到浩浩荡荡的红学队伍中来,并写出了许多《红楼梦》与中国经济学相关的研究著作。毫无疑问,这些著作不仅能帮助读者了解十八世纪中国的经济状况,还让我们进一步认识了《红楼梦》中有关“经济”方面精致描写的重要意义!例如,著名学者李辰冬先生早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1935年)发表的《红楼梦的世界》一文第五部分专门列了“经济类”。他在该文“结束语”中写道:“宁荣二府之所以衰败,是因为工作的人太少。而消费的人太多,然又不能节省以致坐吃山空。这是一个家室的衰败的原因,扩而论之,也是一个国家衰败的原因。”继李先生大文之后,王增宝等六位学者在1944年撰写长篇论文《红楼梦与中国经济——从一部文学巨著看一个中国社会》。在该文中,作者们从“红楼梦时代——十八世纪的中国”。“生产、流通、分配与消费——《红楼梦》时代的社会经济”“王熙凤与贾探春——两个理财家”“从贾太君到刘姥姥——《红楼梦》时代的社会阶段”等五个方面论证了“《红楼梦》不只是中国一部光辉的文学遗产,而且是一部不可多得的中国某一时期社会经济的实录——它给予了我们更多的证据,使我们在今天能对当代的中国经济有较深切与充分的了解。这一点在我们看来比发掘那些修改过的文献还有价值。”时间虽久,言犹在耳!

历史进入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著名的历史学家、经济学者王亚南、翦伯赞、傅依凌、吴晗、吴大琨等先进都曾撰文讨论《红楼梦》中“经济”描写的重要意义。时至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湖南学者谭立刚先生先后出版了《红楼梦社经面面观》(1991年)、《清代金融话红楼》(1994年)两部专著,将《红楼梦》中的“经济学”研究推向了一个新阶段,其功不在禹下!

当历史的巨轮驶进二十一世纪的时候,资深媒体人、文化学者、中国中小企业研究院研究员、云南师范大学云南教育决策咨询智库研究员张麒先生,秉持“学术创新精神”,倾注二十年心血从经济学角度研究《红楼梦》中的“经济学”,出版了《红楼梦经济学》(2015年)一书,为《红楼梦》的“经济学”研究做出了新一代的贡献。据媒体报道,该书出版后一年之内再版两次,深受海内外读者的好评和热烈欢迎!

成功不仅给张麒先生带来荣誉和慰藉,而且也给他带来无限的鼓舞和信心。在近两三年中,张麒先生废寝忘食,终于完成了新著《真金白银说红楼》一书。在即将付梓之际,张麒先生邀我为该书撰写序文。作为一个喜欢《红楼梦》也研究一点儿《红楼梦》的人,我读到张麒先生的新著是兴奋的,深表敬意!期盼是书早日问世传奇。张麒先生的这本新著,对《红楼梦》研究领域的拓展和延伸以及研究方法,对当下的《红楼梦》学术研究的方向具有一定的引领启发意义,值得从事《红楼梦》研究的人们重视和借鉴!这里,我也想把自己阅读书稿过程中的一些个人感受告诉给张麒先生并与阅读本书的读者共同分享!《真金白银说红楼》全书六大部分,分别是:“经济大书”(内容包括“《红楼梦》是一部经济大书”“贾府的经济来源和日常运转”“贾府落败的经济学批判”),从这三个题目中可以看出本书的“宗旨”,或曰统领全书的“大纲”——“开宗明义”!其后有“经济人物”“经济故事”“经济分析”“经济评判”“经济原理”,共计六部分。当我细心品读这六大部分书稿后,觉得张麒先生对《红楼梦》一书中的“经济学”有许多新的“关注点”、新视角和新解析,值得我们读者关注并进行研讨:

其一,“《红楼梦》一书披露了清代初叶众多经济事件,演绎了当时许多的经济情节,描写了清代初叶国家经济生态和朝廷、府邸、下层平民的生存状态,一幕一幕,堪称清初的一部经济百科全书。细细研读,可窥探清初朝廷的政治演变,贾府及其他三大家族的兴衰轨迹,也可为‘红楼’中众多人物的情感档案增加一些经济注脚,看清他们‘爱’的花朵之下的土壤结构变化。他们因虚妄的美丽而绽放,因苦涩的挣扎而无奈。”

其二,“《红楼梦》曲折地反映了底层穷苦人们的生活疾苦和国家经济基础的脆弱,尤其是土地制度的积弊,具有鲜明的殷鉴意义。尤其是通过一座钟鸣鼎食的贾府去观照社会,通过贾府的人群来对比底层平民,更具有讽喻和批判性。”

其三,“读一部《红楼梦》,不能只看到‘情’字,更应该看到具有历史印记的‘经济’,看到一部清初人生经济账目和一页页改不掉、褪不了色的经济清单。曹雪芹不厌其烦地详细明了地记载的贾府经济用度流水账,装订成册就是贾家从发家到中兴,由中兴到消亡的家族兴衰史,也就是清代初期社会动荡和经济剧烈变革的发展史。这种有意记载别具匠心……”我以为作者阅读视野很广阔深邃,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其四,在本书中张麒先生将大量的经济学“术语”引进“红学”研究中,给沉闷枯燥的“论述”带来一股新风和新视角、新境界。诸如“高消费”“会所”“空心化”“常态化”“工匠精神”“优化资产”“众筹”“供给侧”“饥饿疗法”“用户”“财富榜”“垄断经济”“商用房”“文化消费”“选秀”……使论述打上了鲜明的时代印迹,令我惊叹不已!

张麒先生语重心长,以一片拳拳爱国心来探讨《红楼梦》中的“经济学”。他写道:“贾府豪门的落败,是大清江山社稷落败的预演和序幕!后世的治国者,当从中汲取深刻的教训!”如果我没有误读张先生大著的话,这两段文字当是全书的“题旨”!《红楼梦》隻立千古,曹雪芹普度众生!

是为序!戊戌菊秋于古月山房(作者系著名红学家,中国红楼梦学会学术委员会主任,著有《红楼梦与中国文化论稿》《红楼梦人物》《列藏本石头记管窥》等数十种,在学术界尤其是红学界享有很高声誉和广泛影响)跋《红楼梦》解读的另一种可能周国和《红楼梦》与经济学有啥关系?在认识张麒先生之前,虽然也在大学中文系混过几年光景,但自己少有红学阅历,确实没想过它会有啥关系。

以一部文学作品成就一门散发持久魅力并让许多人痴迷其中的研究学科,四大古典名著中,当首推《红楼梦》不可;以一种独特的经济学角度来钻研解读《红楼梦》,并让其在文学魅力上更添经济学光彩,从而拓展红学研究门类,以我本人有限的视野来看,当首推张麒先生不可。

还记得三年前在深圳市社科院召开的一个学术会议,会议的主题就是张麒先生的《红楼梦》经济学研究,我作为特区报社的编辑忝陪末座。当时使我非常惊奇的是,在深圳这个商业氛围浓厚的滚滚大潮中,竟然还有人安坐书桌前,青灯黄卷伴更长,花落银釭午夜香,研究红楼尤可,而且是从经济的角度研究红楼且颇有崭获,于是惊为奇人,从此就赖上了他。我约他继续写红楼梦经济是副业,他常常约我小酌长谈是主业。张麒先生是安徽文人,安徽文人了得,不要说永远的“新青年”陈独秀等,就是我素来景仰的胡适先生一人,就顶中国现代文化史的半壁江山,每每与张麒先生斟饮相对,便觉得自己又多沾了一点徽文化的光,也多了一份对红楼梦和经济学的了解。

经济学是一门关于物质财富生产的学问,研究人们的行为与稀缺性资源之间的关系,研究如何最有效地配置资源,例如生产什么、如何生产、如何分配等,如何以最小的成本获取最大的效用。二百多年前亚当·斯密开创了经济学研究的先河,1900年严复完成了亚当·斯密的经济学名著《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的第一个中译本,取名《原富》,即《国富论》,其“看不见的手”的经济学观点洞彻了国民财富生产的秘诀,也成为市场经济运行的圣经。一百多年前,严复希望借此转变国人的观念,培育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构建自由经济竞争的制度。然而,直到一百年后的今天,我们才真正认识到市场经济的魅力。一个国家,如果将亚当·斯密所倡导的自由、民主等价值观作为实现国家富强的工具,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这个国家就会融入世界文明大潮而走向富强。

我们错过了《国富论》二百年,但是我们没有错过《红楼梦》。作为一部成书于清朝中期的文学作品,《红楼梦》是一部具有高度思想性和艺术性的伟大作品,自成书以来就备受关注,因其思想的丰富性而吸引无数学者对其深入研究,以致“红学”成为一门显学。

按照德国康茨坦斯大学文艺学教授姚斯1967年提出的接受美学,一个作品,即使印成书,在读者没有阅读之前也只是半成品。接受是读者的审美经验创造作品的过程,它发掘出作品中的种种意蕴,经典作品也只有当其被接受时才存在。《红楼梦》之所以成为经典,是因为它作为一部清代百科全书般的文学文本,一直以来被不同社会、不同时代的读者不断接受、解读所形成。不同时代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看法,普通读者如此,更何况文人大家。如鲁迅将其定义为“人情小说”,脂砚斋《凡例》评论道,此书只是着意于闺中,故叙闺中之事切,略涉于外事者则简。王国维《红楼梦评论》认为,《红楼梦》一书与喜剧相反,彻头彻尾之悲剧也。胡适《红楼梦考证》则认为《红楼梦》是曹雪芹的自叙传。蔡元培《红楼梦索隐》更是认为,《红楼梦》乃揭清之失,悼明之亡。《红楼梦》是曹雪芹穷困潦倒感时伤怀而写就,本来只是写写家族发展史,没想到一不小心就成就了伟大著作,其写尽人间世态炎凉,写尽世上悲欢离合,写尽凡间兴衰变化,苦雨凄风,悲音大盛,变幻莫测,前所未有。

但是,正如张麒先生所言,《红楼梦》尽管是一部文学作品,但写实成分很重,尤其是对清初豪门大户衣食住行方面的刻画描写,揉进了作者曹雪芹的家事和当朝及史上一些有名有姓人物的家庭生活事迹、掌故,有不少故事情节简直就是明搬实录。所以,《红楼梦》是“假拟府邸,真有故事”,其记载的经济生活情节,值得我们审视和借鉴。

正是其写实的细节,让后来读者能从中发现许多真实的历史,甚至能复原当时的生活状况,而这些所有的生活细节构成了当时经济史的基本元素,也成了学者们研究清代经济的历史样本。看看曹雪芹在书中第五十三回列出的当时贾府过年所需物品的一份清单——“乌进孝进账清单”,其不厌其详地记录了大鹿、獐子、袍、熊掌、海参、蛏干、大对虾多少,猪的品种就有暹猪、汤猪、龙猪、野猪、家腊猪等,各多少只;羊又分为青羊、家汤羊、家风羊,各多少只,等等,其山珍海味无奇不有,而从这张清单中就可看出当时富豪人家的富裕程度与清代的经济状况和等级生活。

正是这些无意中的详细写实,让《红楼梦》的经济意义和经济学价值更加凸显,正如张麒先生所言:“摭谈红楼经济,是因为《红楼梦》一书披露了清代初叶众多经济事件,演绎了当时许多的经济情节,描写了清代初叶国家经济生态和朝廷、府邸、下层平民的生存状态,一幕一幕,堪称清初的一部经济百科全书。细细研读,可窥探清初朝廷的政治演变,贾府及其他三大家族的兴衰轨迹,也可为“红楼”中众多人物的情感档案增加一些经济注脚,看清他们‘爱’的花朵之下的土壤结构变化。他们因虚妄的美丽而绽放,因苦涩的挣扎而无奈。”

只要看看本书的一些题目,就可以看出张麒先生对红楼梦经济学的研究之独到与细致:王熙凤资本运作的“黑匣子”、贾母化解经济危机的供给侧思维、探春承包经营“新政”的基石、红楼梦里面的“众筹”、《红楼梦》“饥饿疗法”的当下意义、红楼梦中的“三农”问题、从贾府的洋货看清初经济贸易、从贾府用“香”谈香料时代的经济应对、红楼梦中的行为经济学分析,等等,不一而足,无不从一个细节或者一个现象来分析当时的经济情况,从而总结一些经济学意义的规律。

比如《红楼梦》第十六回里,写王熙凤与丈夫贾琏的奶妈赵嬷嬷闲拉呱,扯到贾府的始祖为康熙南巡接驾和王熙凤的祖上掌管海关事务和主管对外贸易的事,切中了前清海关关防和对外贸易的基本史实。

张麒认为,《红楼梦》里“王熙凤和赵嬷嬷的对话”情节,是有充足的史实根据的:康熙统治时期,对外贸易有声有色。康熙帝曾多次颁布圣谕,令各关口减免外国商船的关税,以刺激进口贸易。当时的中国沿海对外贸易分东洋、南洋、西洋三个区域。如南洋贸易,就是与南洋各国交易大米及土特产。其中,清朝为满足特权阶层的需要,从南洋进口香料占了很大比重。

史学界最新研究成果表明,从1644年清朝人关至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这一百多年间,清初的对外贸易先后经历了“顺其自然”“政策锁国”和“被迫开放”三个阶段。王熙凤所说的事当发生在第三阶段。

当然,这里所说的开放,是清廷为保政权而被迫采用的救急措施,并非实施国家富强的基本政策,那时的贸易也是被列强枪炮打开的。清廷当时还是以天朝上国自居,夜郎自大,闭关锁国仍是主策,统治者根本没有世界眼光,无法认识到国贵自主、民贵自由的现代政治理念,更不用说有现代经济常识,无法认识到贸易是国民财富增长的基本手段,更无法认识到市场经济是国家富强的基本国策。一个老子天下第一的昏聩朝廷,一群成天溜须拍马的无知奴才官僚,如何带领一个封建国家进行现代化转型,清朝的灭亡是自然而然的。

确定合理的关税,与各国进行正常的贸易往来,实现与贸易国互利共赢,这是非常重要的国策,关涉经济和国际政治。《红楼梦》里的这些文字记载,尽管语焉不详,但对我们梳理清初的国家开放和对外贸易历史,从而积极应对当下的诸多世贸问题,仍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我有幸作为本书许多篇章的第一读者,除了经常向张麒先生催稿外,更多地是与他小酌闲谈,从他的文章中我看到了《红楼梦》的经济学解读,也看到了一个作者对国家富强之路上下求索的忧心忡忡与一个知识分子的坚守与良知。

祝贺《真金白银说红楼》一书的出版,它让人们看到红楼梦解读的另一种可能。2018年9月15日于深圳(作者系资深媒体人、理论研究专家、深圳特区报《理论周刊》主编)01 经济大书《红楼梦》是一部经济大书,内中有贾府的经济来源和日常运转。一部《红楼梦》的情感史,其实就是一部活生生的清初经济史。《红楼梦》是一部经济大书可以这样说,一部《红楼梦》的情感史,其实就是一部活生生的清初经济史。贾、史、王、薛王公贵胄的风流账和承欢享乐账,正是清初封建士大夫阶层生活状况的活写真。

如今,曹雪芹所著的《红楼梦》无疑已成为一门显学,这一巨著不朽的意义就在于其成书近300年间,不断被人们欣赏、剖析、挖掘和阐释。人们欣赏它,是因为中国文学史上尚无任何一部著作在塑造人物形象上堪与之媲美;人们剖析它,是因为其文本中的文化内涵精深而博大,无边又无际。对此,人们阐释不清,又欲罢不能。刚厘清了一桩,又迅即被无数纷繁的头绪而搅乱,真可谓说清了东府又被西府所障眼,顺从了西风而又为东风所折服。

说《红楼梦》是情学,是因为“红楼”里的众儿女一直为情所困、为情所惑,最终更为情而殁。就连著书人曹雪芹也说:大旨谈情。

贾政、贾赦等《红楼梦》中衮衮诸公,情依皇权,情系皇家,其喜怒哀乐无不与朝政、皇族有关,其一举一动便不得不畏首畏尾,左顾右盼,动辄陷入进亦不能退亦不是的境地。这种政治情怀,让人哀怜,也令人感慨。满人入关后建立的大清政权,一直满汉纠缠,时而说“满”,时而道“汉”。朝政风云变幻,在庙堂也在朝野,叫为官又为奴的贾府载沉亦载浮,同时令贾府的主仆们诚惶诚恐,惴惴不安。这种情势和情形,书中随处都有记载,贾府老少爷儿们既卑微又骄狂的家国情怀笼罩不散,沁肌彻骨。

然而,不管朝云暮雨,也无论风摧大树,只要树未倒、卵未覆,贾府红楼都有既定的繁华和热闹,大观园里的儿女们都会按节气时令呈现一番儿女情长,一如四季里的草木,枯荣兼有,长篇大套,美不胜收……

曹雪芹在《红楼梦》中“大旨谈情”,讲了许多故事,写了众多人物,其绽放的艺术之花,犹如喷发的岩浆,流金淌银,曾经让斯时斯地的星空都为之格外璀璨,也让后世200余年来的人们置身于红楼遗址,生发无尽的缅怀和遐想。后人(包括诸多红学家)们在“红楼梦”这座火山口里,每每捡拾到一块骆驼金或猫眼玉什么的,便欣喜若狂,他们只端详到花红柳绿,或只闻得笙歌繁弦,再进一步可能看得到如花的丽人、似水的骨肉而每每掉进温柔富贵之乡,还原得偷情和艳遇;或失足于“千红之窟”,体验式地拾得小姐的胭脂和丫头们的香囊;再要么就是拾得黛玉泪珠的琥珀,看得她所葬的花一片片复活,或是更幸运地寻得了宝二爷的通灵宝玉和他一寸寸断了的儿女情长……然而,这些毕竟还是审美的第一个层次,属于审视美物的一个立面。那么,《红楼梦》审美的第二个层次是什么呢?它所呈现美的另一个立面又在哪里?这一点却历来为人们所忽视或不屑,包括那些曾经和现在都很“显”的红学家们。而我所认为的这一层正是《红楼梦》的经济意义和经济学价值,所谓“摭谈经济”是也。

说“摭谈经济”,是因为《红楼梦》一书披露了清代初叶众多经济事件,演绎了当时许多的经济情节,描写了清代初叶国家经济生态和朝廷、府邸、下层平民的生存状态,一幕一幕,堪称清初的一部经济百科全书。细细研读,可窥探清初朝廷的政治演变,贾府及其他三大家族的兴衰轨迹,也可为“红楼”中众多人物的情感档案增加一些经济注脚,看清他们在“爱”的花朵之下的土壤结构变化。他们因虚妄的美丽而绽放,因苦涩的挣扎而无奈。

首先,红楼贾府的兴衰与清朝廷的政治经济嬗变息息相关,贾府被抄家从而一蹶不振就是雍正即位初期追讨国库欠银那一桩桩案例的缩影。

贾府二门的始祖贾演、贾源自大清龙兴即追随始祖爱新觉罗·布库里雍顺(明朝时期的建州满族或称为女真族领袖,在清朝统一中国后,被追封为“清始祖”),是孝庄皇后的包衣奴才。贾演、贾源某一房的妇人甚至还做了顺治爷的奶妈子,康熙皇帝幼小时还喝过她们的奶水。因贾府有战功,又是帝王家的奴仆,故贾演、贾源分别被封为宁国公、荣国公,世袭罔替,到《红楼梦》书中的贾宝玉辈乃为第四代,至贾兰为第五代。然而,“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当初的钟鸣鼎食之家,一如烈火烹油,鲜花着锦,百年间就变得家徒四壁,呼啦啦大厦倾塌,真应了“君子之泽,五世而斩”“穷不过三世,富不过五代”的铁律。《红楼梦》里的故事情节,许多都是康熙、雍正两朝经济事件的原样或翻版,甚至诸如锦衣军抄家、选旗人淑女入宫等一些情节简直就与信史并无二致。

同时,《红楼梦》所演绎的还有与贾府“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史、王、薛家族,他们与贾府一起并称为“四大家族”,其经济的相互依托,相互交融,及至上通天子朝廷,下联庄奴佃户,其一桩桩、一件件经济事件和纠纷,历历在目,催人警觉。

可以这样说,一部红楼梦的情感史,其实就是一部活生生的清初经济史。贾、史、王、薛王公贵胄的风流账和承欢享乐账,正是清初封建士大夫阶层生活状况的真实写照。《红楼梦》中正面描写的贾府,是跻身于清初王公大臣之流的贵族,书中所披露的贾家第一代的生活状况语焉不详,多为后人和家仆们的转述;而且正面描写皇宫和当朝王府相宅生活场面的笔墨也极少。然而,正是贾府这一康熙、雍正两朝时期金粉家族生活的波折,为我们研究清代初期上流社会阶层的生活状况提供了样本,尤为难得。

再者,红楼贾府主仆生活的礼制、家规和日常经济生活中交换、交易、交往过程中产生的经济文化、民俗文化,风尚和潮流,习惯和流弊,都令我们沉湎和陶醉。清初的士大夫们既有忠君爱民的一面,又有欺瞒朝廷、盘剥民众的一面;既怀揣信仰,向往崇高,又极其市侩而贪心,内心充满着纠结和挣扎。这从贾政为官、王仁仕宦、北静王和忠顺亲王等众多人物身上都能找到例证。

贾府的每一天都离不开钱财,就如同平民百姓开门总挣不脱柴、米、油、盐、酱、醋、茶七件事。这种凡俗的生活场面,既卑琐又温馨,既辛酸又热辣,它深深植入贾母、熙凤、宝玉和大观园丫头们的情感生活,成为托起主人公情感世界和命运沉浮的底盘。诚如鲁迅先生在《伤逝》中所言:“人必生活着,爱才有所附丽。”

姑且不论为元妃造那座省亲别院(后来的大观园),元妃代皇帝给贾母众多人等的赏赐,也不论秦可卿葬礼的排场和贾府元宵节的菜单,单就是一年四时八节贾府的用度,一日三餐姑娘丫鬟们的饮食,再哪怕是主奴间一个小小的交往,小的们之间相互的馈赠,偶尔凑的一个份子钱……哪一样离开了“银子”这两个字?《红楼梦》中使用(1)频率最高的热词是“银子”,最不需要费尽心思去考证的是账目,许多好事歹事的根源都在于“钱”和“财”两个字上。

有了钱,爷们儿可以娶小,三妻乃至四妾;

有了钱,主仆可以颠倒,当然那只是一时一事,或限于特定的斯时斯地;

奴仆屈死冤死,或多或少的钱便可打发,打死人不需偿命,掷下钱即可远走高飞;

有了钱,就有官身;有了钱,家奴也可以一朝赎身返梓。“千里为官只为财”,贾政不通此道,因而留不了下人,容不得同僚,导致自己遭弹劾和申饬,散尽钱财止恸哭。贾母对贾府落败早有防范和谋划,做得从从容容,大雅而且大气……

有了钱银的基础,才能形而上之,才有爱的火焰、情的蒸腾,才有那么多红楼梦中的悲剧和喜剧。

有了钱的佐使,才有雪地煮鹿、四美钓鱼、菊花诗会,才有全府上下除夕祭宗祠的盛况……结社也罢,赏月也罢,生日的聚会,听戏时撒钱,如果少了富足的银子,就没有大观园的大雅,更少了上流社会雍容华丽、奢靡精致的生活!

然而,正是这银子,让王熙凤这位并不缺钱的少奶奶挖空心思,不择手段,成为悭吝人,成为泼辣妇,亲手毁了许多人,也毁了她自己。她是一个掉进“钱眼里”的牺牲品。

正是这银子,叫宝玉和黛玉两个冰雪心地的金童玉女嫌弃之、不屑之,最终使孕育多年的爱情之花不得绽放。不是吗,他俩都厌恶“禄”“蠹”,宝玉从来不知经济,黛玉因父母双亡而暂栖贾府屋檐,对宝玉哥哥有情有义却无人托话、无人出面,而无人托话、无人出面正是因为没有富足的家世和经济基础。在贾府上上下下都十分看中钱财和家业的“富贵眼”里,“宝黛之情”简直就是一个空中楼阁,“宝黛之恋”焉能成得了正果?“宝黛恋”因为经济条件的差异、经济关系的不匹配而以悲剧了结,这正是《红楼梦》经济学研究的价值。

有什么样的经济基础,就有什么样的上层建筑与之相适应。同时,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具有很强的反作用。《红楼梦》是女儿们的颂歌,粉脂队的佳人对经济的理解,对理财和开源亲力亲为的诸多事迹,令府中向来惯于摆谱打哈哈的爷们儿汗颜,也令后世阅读者为之钦佩,为之肃然。

王熙凤就是脂粉队中的一员理财骁将,是擅长进行资本运作的大鳄,她的用人观、理财观、金融观无不贯通经济要旨。其管府治园的手段,融资汇兑的本领,日常用度的统筹调度和安排,让我们大开眼界,自愧不如。

还有秦可卿,虽然她英年早逝,但她对富贵的理解,对大户人家兴衰更替的预见,对财务平衡的强调,对府上经济常态的热望,对家族命运的担忧,即便在当下,也均能对得起“宏观调控”这样的称号。

还有贾母,可谓一位看通钱财,看透经济人生的高人。她悠闲的生活节奏,优雅的生活方式,她对满府的“放任”和“节度”,其实都悄悄地掌控在她如佛祖般法力无边的手心。她是辩证的大家,是集“无为而治”和“有为生活”于一身的老祖母。她是熟稔经济的“祖母绿”!

更有探春,堪称一位经济革新精英。她有经济见地,更有促进经济成长的手段。探春是知行合一的府邸经济改革推动者和躬身实践者。和其祖母史太君、其嫂子链二奶奶、其侄媳可卿夫人一样,她早就对贾府外表轰轰烈烈、内在捉襟见肘的现状有所体察和认识,更对大观园内众兄妹和众奴仆一派乐悠悠的太平景象充满忧虑和担心。但她少说话,不过多议论,而是默然于心,思忖着改良与改革。她深知,既然节流难,那就不妨从开源上多做一些尝试。她抱定“天下没有不可用的东西,既可用便值钱”的信条,将突破点选在把大观园各个园子承包给嬷嬷和下人们去打理的举措上,而且明确宣布承包后所种树木、蔬果和花卉等所得,承包经营者和土地所有者双方按一个合理的比例进行收益分账。这种把土地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充分利用劳动力资源的经济改革思想,在清代的官宦人家实属凤毛麟角,难能可贵。可惜探春进行园地承包的“新政”由于贾府经济大厦的岌岌可危,府中接二连三的变故,以及她自己不得不远嫁他乡而搁浅。

再次,《红楼梦》曲折地反映了底层穷苦人民的生活疾苦和国家经济基础的薄弱,尤其是土地制度的积弊,具有鲜明的殷鉴意义。尤其是通过一座钟鸣鼎食的贾府去观照社会,通过贾府的人群来对比底层平民,更具有讽喻和批判性。

贾府是一座消费之城,大观园更是一个高消费的会所。宁荣府第里的爷们儿、女眷、丫鬟奴仆,都不从事耕作生产,但每天的用度消耗却极大。是什么在支撑着这个庞大家族的运转?府中千余号人的生计又是依靠什么维持呢?这正是研究清代官僚士绅阶层生活样本的价值所在。

贾府的经济来源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祖上的余荫。宁国公(贾代化的父亲)、荣国公(贾代善的父亲)这一辈随皇帝征战,建立了开国之功,然后又放到外任为官为宦多年,便有了许多义财和不义之财。这些财产除置办了宁、荣二府的庄园和田亩,自然遗留了不少积蓄传给儿孙。

二是几代皇上和朝廷的赏赐。既然贾府男丁拜侯封爵,女眷无疑也贵为诰命。按清代朝廷礼制,逢年过节,皇上或朝廷少不了封赏,而且根据爵位等级不同,封赏数目也不尽相同。一般情况下,这种封赏并不是个小数目。自贾政上溯两代,贾府所得到的公赏,是“公”字等级的封赏。在清代,世爵即异姓功臣爵位,或称功臣世爵、民世爵,授予汉员和西南民族等满蒙外其他民族人士。清朝的功臣爵位实际分为27个级别,即公爵:一、二、三等公爵;侯爵:一等侯爵兼一云骑尉,一、二、三等侯爵;伯爵:一等伯爵兼一云骑尉,一、二、三等伯爵;子爵:一等子爵兼一云骑尉,一、二、三等子爵;男爵:一等男爵兼一云骑尉,一、二、三等男爵;轻车都尉:一等轻车都尉兼一云骑尉,一、二、三等轻车都尉;骑都尉:骑都尉兼一云骑尉、骑都尉云骑尉、云骑尉恩骑尉。恩骑尉是一级特殊的爵位,清朝世爵每承袭一次,即降一级,云骑尉再袭一次,就降为恩骑尉,恩骑尉不再降爵,而是世袭罔替。公、侯、伯、子、男等爵位都有明确的赏赐标准,如“公”一级的,一等公,可岁支俸银700两,二等公685两,三等公660两。

贾政之长女元春被选入宫中,成为贵人(书中演绎为“妃”)之后,朝廷的赏赐不但没有中断,又多了皇帝私人的恩赏。书中关于元妃省亲的诸多情节已交代得非常清楚,并且赏银和赏物的数字也令人瞠目!

三是贾府出仕之人的俸银。《红楼梦》中对贾政放任江西粮道的年俸交代得格外分明,即每年百余两,但这在当时是个不值一提的数字。查阅《清史稿》,雍正二年(1724年),时任河南巡抚田文镜的月俸只25两纹银,一年下来俸银也不过300两左右,维持自己的衣食用度尚且结结巴巴,贴补家用实在是一件难事。虽然贾敬、贾珍、贾赦几个是世袭功名,贾政、贾琏、贾蓉或被赐了官,或捐了官,都少不了享有俸禄,但其实只是微不足道的小数目而已。

四是来自佃户的收入。这才是贾府万万不能切断的经济渠道,它关乎贾府的经济命脉。满人入关建立大清政权后,土地兼并日益严重,特别是康熙在位几十年内这种弊端即已凸显,以致到雍正时期,不得不推行“摊丁入亩”新政,取消人头税,将土地作为征税的主要参照系。尽管摊丁入亩制度的实施结束了清初赋役制度的混乱局面,把原来归农民负担的部分税款转摊到地多丁少的地主富户身上,并且这种损富益贫的政策保证了赋税负担的相对合理和平均,但毕竟积重难返,像贾府、史府、王府之类的富户,其日常用度的来源,仍主要是靠佃户的供养。这里且不多叙。

单说贾府,也是满人入关初期土地兼并既得利益者之一,其土地占有量不少,且分布较为广泛。除府邸周围的庄田(是为私田)之外,在其他地方还有不少庄田(是为外田),这些外田,有的是祖上沿袭,有的是兼并和收购所得。贾府的庄田由庄头承包后统一租给贫困无田的农户耕种,租种庄田的人,其人身依附关系随田地流转,是为庄奴和佃户。《红楼梦》第五十三回记述的黑山庄头乌进孝年终来贾府交租进账一节就足以说明问题。

乌进孝的“进账单”从“大鹿三十只”至“西洋鸭两对”,所列动物、植物,菜蔬,山珍海味……总计物品折合白银近3000两。乌进孝所承租的贾府庄田显然在北边,时近年关,下起了鹅毛大雪,乌进孝竟走了一个月零两天才到。书中,贾蓉对乌进孝有这样一句训话:“你们山坳海沿子上的人,哪里知道这道理”,可见贾府的庄田不仅在北面的大山坳里有,海沿子边上也有。说良田、牧场、山屯、海围应有尽有,怕不为过分吧。尽管从书中看,乌进孝一年用以交租进账的财物折合纹银3000两并不算多,但乌进孝只是贾府庄田庄头之一,以此推论,各处庄园向贾府缴纳的田租总进项自然就是一个惊人的数字了。只有这惊人的田租收入才足够应付贾府奢华的日常享用。

当然,贾府府邸四周的田庄多为祖坟墓地和佛道用地,所派驻的看山耕地的家丁、佣奴的劳作收入,能应付得了他们自己的用度就很不错了,贾府上下一时还看不中这些私田上的收益。《红楼梦》还曲折地反映了民间贫苦平民的生活,对劳苦百姓的生存状况寄予了深深的悲悯和同情。贾府的每一个家奴都有一部辛酸的血泪史,他们中的许多人只几两、几十两银子便被买入府中园内为仆为奴,任主子打骂、欺凌甚至遭受侮辱,到最后,是死、是伤,是配人,是遣返,也只几两、几十两银子就打发了去。有的嬷嬷、佣奴,世代依附贾府,即便后来成了奴才之首,佣仆之头,自己做了人之母,再升为爷爷奶奶辈,仍改不了身为奴才的卑下地位,也摆脱不了奴才的窘迫生活和经济困境,他们的社会地位丝毫得不到改变,其人身也永远挣不脱贾府的桎梏。这充分反映出清初户籍关系的实际状况——清军入关之初“凡民之著籍,其别有四,曰民籍,曰军籍(亦称卫籍),曰商籍,曰灶籍。其经理之也,必察祖籍。如人户于寄居之地置有坟庐逾二十年者,准入籍出仕,令声明祖籍,回避……”。尤其军籍,是与封建政府有着严格人身依附关系的户籍,不可随意脱户。这也说明后来朝廷废贱民、乐户,允许“赎身为良”政策对经济社会发展所产生的积极影响。

在这里,尤其需要对书中刘姥姥三进贾府的情节做几句解读。这个情节除了艺术上的需要和巨大的艺术比对作用外,对认识贾府一门主仆的生活态度、经济开销,以及对我们认识王府贵胄们所赖以生存的经济土壤,当时的社会经济结构、经济伦理和经济流变等都具有十分难得的标本价值。正是这些草根庶民和劳苦大众,才托起了“兴”,决定了“亡”。他们托起一切,也击毁了一切,然后大波大澜,大起大合,重新整合着经济,推动着王朝更替,他们才是江山社稷的柱石和根基!

读一部《红楼梦》,不能只看到“情”字,更应该看到具有历史印记的经济,看到一部清初经济账目和一页页改不掉、褪不了色的经济清单。

曹雪芹不厌其烦、详细明了地记载的贾府经济用度流水账,装订成册就是贾府从发家到中兴,由中兴到消亡的家族兴衰史,也就是清代初期社会动荡和经济剧烈变革的发展史。这种有意记载,别具匠心,由于沉淀太深,掩藏很厚,犹如草蛇灰线,柳藏鹦鹉,不轻易为人看清,不为人重视,其实这是有悖于文学大师曹雪芹的本意和初衷的。

那么,为何曹雪芹要将这不凡的寓意深埋于联袂逶迤的字句、段落、章回之间呢?应该是在其穷困潦倒、举家食粥之际,还在批阅、增删手头这部不朽典籍的时候刻意为之的吧!

噫,我们在登临“红楼”的时候,不妨俯身低看一层,看实一些!(1) 据笔者细数天津古籍出版社2006年10月第1版《脂砚斋重评石头记》上、下卷,一百二十回目里,“银子”(或“两”“钱”“钱财”)这一词条出现972次之多,而由此展开故事情节的文字则占了全书2/3以上的篇幅。比如,第七十二回“银子”一词出现38次,第四十三回“银子”“钱”和“银两”的“两”字则更多更密,竟出现40次之多。贾府的经济来源和日常运转贾府上下,一如清代的官府,实行的是年薪月例制,其薪酬等级分明而森严。贾府的收入来源有来自祖业的遗留,是为“世荫”。此外,贾府还有朝廷赏赐、公俸收入、田地房产、租赋和理财收入等。《红楼梦》所记述的贾府,包括宁国府、荣国府两个富贵门第。一如贾府的最高权威人物史老太君——贾母的偏心眼一样,《红楼梦》的整个故事以荣国府的日常生活为主线,记述荣国府主子之间、奴仆之间或主仆之间林林总总的情感纠葛和恩怨是非居多,宁国府次之。原因是,史老太君——贾母的日常起居都在荣国府,贾母宠溺的宝玉是荣国府的二爷,包括贾母最心疼的黛玉、最欣赏的宝钗(均是书中的主要人物)都住在大观园。而大观园恰恰是荣国府的中心,因此《红楼梦》所展开的故事情节主要以荣国府为背景。除此之外,更重要的是荣国府有一个财务总管王熙凤,举府的日常用度,大事小事,谁能绕得过她?书中第二回“冷子兴演说荣国府”是这样说王熙凤的:“(贾琏)自娶了他令夫人之后,倒上下无一人不称颂他夫人的,琏爷倒退了一射之地。说模样又极标致,言谈又爽利,心机又极深细,竟是个男人万不及一的。”这王熙凤,举府谁人不尊之敬之,谁人不畏惧其三分?

贾母——史老太君曾坦言,贾府充其量是个“中等人家”。这是对贾府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的客观定位。的确,和亲王贝勒、王公大臣们比起来,贾府无论是官职、身份和财富均不比肩,但比起府尹道台、地方士绅来,贾府又傲视其三分。贾府的开山鼻祖宁国公、荣国公为清朝初期皇帝的包衣奴才,清代立朝开国即封为“公爵”。宁国府一支传至贾代化为第二代,贾敷、贾敬为第三代,贾珍为第四代,贾蓉为第五代;荣国府一支传至贾代善为第二代,贾赦、贾政为第三代,贾琏、贾宝玉、贾环为第四代。宁国府一支第四代子嗣,除贾蓉还有贾兰等,可见贾府是五世之家,四代为宦。

在《薄命女偏逢薄命郎 葫芦僧乱判葫芦案》这一回中,曹雪芹写贾雨村当初判薛蟠一案时,门人送给他一张本地大族名宦的俗谚口碑,即“护官符”云:“贾不假,白玉为堂金作马。阿房宫,三百里,住不下金陵一个史。东海缺少白玉床,龙王来请金陵王。丰年好大雪,珍珠如土金如铁。”俗谚中的贾、史、王、薛四大家族,互结连理,盘根错节,其中,贾府排在首位,即白玉为堂、黄金铸马的显赫家世。按照“红学考证派”的结论,曹雪芹所著《红楼梦》乃自况平生家世,其曾祖父曹玺、祖父曹寅分别为顺治皇帝、康熙皇帝的包衣奴才。曹玺自康熙二年(1663年)外放金陵任江陵织造,负责办宫廷里朝廷官用的绸缎布匹,以及皇帝临时交办的差事,充当皇帝的耳目,前后达22年。此后,曹寅和他的儿子曹顒,继子曹頫连任这一职务,前后近40年之久。江宁织造无疑是一个肥缺,极易舞弊生财。曹玺及其子孙三代六七十年间积蓄的家产堪比国库(史料载,康熙驾崩时国库白银只存有800万两),因此说,贾府的收入不少是来自祖业的遗留,是为“世荫”。

那么,除此之外,贾府收入来源还有哪些渠道呢?那就是朝廷赏赐、公俸收入、田地房产租赋和理财收入等进项了。

先说朝廷赏赐。因为贾府是清初皇帝封公授爵的世家,承袭了皇帝和朝廷封赏的官爵职位,按满清宫廷制度是必有奖赏的。奖赏以年终为最重,类似于现在的年终奖。此外,年内的各个节令和一些特别的日子均有赏赐。书中第五十三回写贾府即将于除夕前夕祭祀,宁府贾珍问夫人尤氏:“咱们的春祭可领了不曾?”尤氏回复他已打发蓉儿(贾蓉)领去了。书中交代贾蓉从光禄寺库上领回了一小黄布袋银两,袋上有“皇恩永赐”几个字,还有礼部祭祀司的印戳。第二十八回写端午节前夕元妃娘娘嘱贾府打三天平安醮,并拨赏银120两,同时还将端午节礼也一并赏了。关于朝廷赏赐,书中还有许多章节也有零星记载。

到了贾政这一辈,因其长女元春被送入宫中做皇妃,于是贾府在世贵之上又增新宠,皇帝和朝廷对贾府的赏赐自然是有增无减,单就元妃省亲时皇帝的那份赏赐清单即让我们大开眼界:

贾母的是金、玉如意各一柄,沉香拐拄一根,伽楠念珠一串,“富贵长春”宫缎四匹,“福寿绵长”宫绸四匹,紫金“笔锭如意”锞十锭,“吉庆有鱼”银锞十锭。邢夫人、王夫人二分,只减了如意、拐、珠四样。贾敬、贾赦、贾政等,每分御制新书二部,宝墨二匣,金、银爵各二只,表礼按前。宝钗、黛玉诸姊妹等,每人新书一部,宝砚一方,新样格式金银锞二对。宝玉亦同此。贾兰则是金银项圈二个,金银锞二对。尤氏、李纨、凤姐等,皆金银锞四锭,表礼四端。外表礼二十四端,清钱一百串,是赐与贾母、王夫人及诸姊妹房中奶娘众丫鬟的。贾珍、贾琏、贾环、贾蓉等,皆是表礼一分,金锞一双。其余彩缎百端,金银千两,御酒华筵,是赐东西两府凡园中管理工程、陈设、答应及司戏、掌灯诸人的。外有清钱五百串,是统役、优伶、百戏、杂行人丁的。(见第十八回《皇恩重元妃省父母 天伦乐宝玉呈才藻》)

这份赏赐清单,涵盖了贾府自贾母以下的所有主仆,即使“厨役、优伶、百戏、杂役”也一个不漏,少说也有数百上千人,笔者按清代物价和市值粗略计算,折合白银超过一万两。

二是公职收入。贾府做官拿公俸的人员不算多,计有贾赦、贾政、贾珍(其父贾敬将所袭的官职转让)、贾琏、贾蓉等人。其中贾赦是虚衔,年例银不会很多;贾政在工部掌印,相当于四品官,年例银有百余两,后改任江西粮道,官阶提升一些,但因其为人耿介,不通官场潜规则,不受贿不贪赃,弄得入不敷出,不得不从家中拿银子补贴任上,以至门吏四散;贾琏是花钱捐了个同知的官职;贾蓉因为妻子秦可卿病殁,葬礼上面子的需要,花1200两银子,买了一个五品官衔。这样看来,贾府这几个吃皇粮的爷们儿,其收入大抵能勉强维持自己的用度就不错了,要补贴家用则是断然不能的。不过,他们的公俸虽然不多,但有了权力,家人还是能从中渔利的,书中提及贾政在工部任职,家人中有贾芸等几个还是发了一些财的。

三是田租收入。贾府的田租收入无疑是个很重要的经济来源,如果少了这项收入,贾府的日常生活将立刻不能自如运转。

宁国府除夕祭宗祠之际,黑山村庄头乌进孝前来送礼,其礼单开列了山珍、海味、鸡鸭鹅羊、虾鱼米面以及柴炭杂物,节日用度物品一应俱全,共计折合白银近3000两。从书中记载得知,黑山村庄头共管着八九个庄子,方圆近二三百里,此番因为当年年景不好,没有凑齐5000两银子的进项,所以庄头乌进孝再三解释和讨饶,贾珍还十分不高兴。可见,按常规贾府仅此一处庄地的年租收入就有六千两。

黑山村乌庄是宁府的佃田,宁府这类的佃田当然不止一处。此外,还有屯地的地租收入,书中第九十三回就有记载,贾府在郝家庄有专门管屯地收入的人,而且是按月收租的;再加上海田、私田等进项,总年收入大概在数十万两以上吧。在贾府的府邸周边,还有自家的私田,佣人周瑞就是负责私田账目的,据他说每年收入“都有三五十万两”。在第五十三回,借庄头乌进孝的口透露了庄子的数量和产量:宁国府有庄子八九个,荣国府的庄子虽然在数量上也是八九个,但面积却大于宁国府庄子几倍。作家李国文在《曹雪芹写吃》一文中审视了乌进孝的那份“礼单”,竟得出贾府“天文数字”的收入结论来:“这还只是宁国府‘一共只剩下八九个庄子’的其中之一,而荣国府‘八处庄地,比爷这边多着几倍’”。因此,大致可以得出这两府在农庄部分的食物收入。那就是将上述品类均乘以八,然后,将其积再乘以二,所得出来的(就是)天文数字。”李国文的这种统计法,笔者不敢全信,但透过乌进孝的账单和负责私田账目的佣人周瑞的口,我们还是能大抵摸清贾府的年收入数字的。

第五十三回,乌进孝给宁国府送来了近6000两银子的实物。贾珍当时皱眉说:“我算定你至少也有五千银子来,这够做什么的?”他出此言不会是信口开河,至少说明他家以前向黑山村所收的地租现银当在5000两以上(实物价值当在8000两)。也就是说,在正常年景,乌进孝所管的黑山村到年底要给宁府送上价值8000两左右的租子。类似乌进孝的庄子一共有八九个,就算是八个吧,并假定都是等量交租,那么宁国府一年的地租共可收入64000两。荣国府“比爷这边多着几倍”,就算是三倍吧,按照乌进孝交租的情景,可以推算出荣国府一年的地租收入在192000两左右。宁、荣二府加起来就有近25万两以上的地租收入。学者们大都倾向于按清初一两银子合现在的100元计(一两银子的实际购买力不好说,清初的物价比例和现在不同,按不同的物品算就有不同的值),则贾府每年的地租收入大概合现在的2500万元。贾政自己也坦言,一府之人穿的靠租,吃的靠税。所谓“衣租食税”,正是贾府生活来源的实况。

2500万元,对贾府来说或许是个小数目,但对小户人家而言则是天文数字了。书中第六回写刘姥姥头一次进荣国府拿到贾府大管家王熙凤给的20两银子,这足以维持庄户人家一年的开销。这里所说的“开销”应该是日常用钱,粮食是除外的。因为庄户人家一般是不把粮食算在自己的开销之内的。在粮食自给的情况下,只买点油盐酱醋、衣服鞋帽,加上送人情什么的,庄户人家一年的花销合现在的2000元大概就够了,虽然比较紧巴。

四是理财收入。说到理财收入,不能不说一说贾府的理财机制。偌大的宁、荣二府,人丁上千,家产过亿,上通朝廷官府,交游王公大臣,下辖各地的庄农佃户,头绪甚多,层次冗繁,没有一位绝顶的理财高手,则甚难齐家,而贾府的这位理财高手就是荣国府的大管家——宁国府的二儿媳妇——贾琏的夫人王熙凤。

其实,按现在的公司说,王熙凤只是个“常务副总经理”,她是协助其丈夫贾琏打理这个相当于集团公司的大家族的全部经济事务的,贾琏名义上应该算是总经理。只不过这哥们儿有些贪玩,又好酒色,凡事不甚用心,更无心操持这个大家族烦琐的经济事务,久而久之,当家理财的担子便落在了自家媳妇身上。好在他媳妇王熙凤还挺爱张罗这一大家族的一应杂事。

但王熙凤这位“常务副总经理”上头应该还有一个类似现今公司董事会性质的决策机构,董事会应该有贾母、王夫人、邢夫人、贾琏,甚至还有贾母的“特别助理”鸳鸯。贾政、贾赦、贾珍(当然,贾珍是“族长”,府中诸如年祭、发年货等宗族事务,还是他说了算的)这几个或许是只挂个名却不问事的董事。

就是这个“常务副总经理”王熙凤,其勇于当家理财并卓有成绩的事迹在书中可谓连篇累牍,从第三回林妹妹打姑苏来贾府时她闪亮登场,到第一百一十三回她一病不起,不得不撒手再也不管贾府的大事小情,这一百回中都有这位“常务副总经理”驾驶贾府这艘经济大船劈金风斩银浪的理财高手影像。一部贾府经时济世的航行历史,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王熙凤的当家理财史,这个航海日志的总题目就两个字:变通;主题为:大有大的难处。王熙凤平生落下“泼妇”“辣货”“夜叉星”“烈货”等诨号和别称,与其刻薄节俭的治家手段和理财方式有关,其特点是泼辣果敢,干练沉着,处事绝少拖泥带水,凡事谋划在先,成竹在胸。她是红装素颜,又强势难挡,外表嬉笑嫣然,内心缜密坚强。她是穿女人衣服做男人事的铁腕儿人物,是脂粉队里的伟丈夫。

贾府上下,一如清代的官府,实行的是年薪月例制,其薪酬等级分明而森严,即便是史老太君——贾母、王夫人也只能按月领取例银,王夫人每月的例银是20两,贾母不详,应该比王夫人要多一些才是。倒是贾府的“常务副总经理”王熙凤的例银数额很清楚明了,书中至少有两处明确地提及过:一是第四十五回里,李纨和宝玉及园里几个姑娘们在筹备诗社时,因筹备经费问题,熙凤和李纨耍起贫嘴,指着李纨说:“亏了你是个大嫂子呢?姑娘们原是叫你带着念书,学规矩,学针线哪!这会子起诗社!能用几个钱,你就不管了?老太太、太太罢了,原是老封君。你一个月十两银子的月钱,比我们的多两倍子。”

可见,熙凤的月例银不足五六两,年例银只有几十两,就是她乱七八糟的收入加起来,也在百两以下吧。当然,上述说的是熙凤自说自道的,难免有些掐头除尾,往少里说了一些,但其陪房丫头平儿的话大抵应该是可信的。在第三十九回中写道:有一次因园中月例银不能按时发放,袭人便问起和她一同散步的平儿,平儿坦言,大伙儿的月例银都被王熙凤拿去放债了,并且絮絮叨叨地说起了以下这番话:“这个月的月钱,我们奶奶(指王熙凤)早已支了,放给人使呢。等别处利钱收了来,凑齐了才放呢。因为是你,我才告诉你,你可不许告诉一个人去。”袭人道:“难道他还短钱使,还没个足厌?何苦还操这心。”平儿笑道:“何曾不是呢。这几年拿着这一项银子,翻出有几百来了。他的公费月例又使不着,十两八两零碎攒了放出去,只他这梯己利钱,一年不到,上千的银子呢。”

从平儿的话中,我们准确地获悉,凤姐的月例银的确不过十两八两。

王熙凤是官宦世家的女儿,即从“护官符”中金陵“王门”嫁入贾府,其陪嫁的银两也可保其一生一世衣食无虞。如果指望贾府的月例银过活,她大概比乡下的刘姥姥的景况好不到哪里去。这一点大抵与当时朝廷官员的情况相契合。当时朝廷的三四品官员,年例银也不过几十两、上百两而已,大多养不起一家老小,所以便使着法子去贪去占,由此清代官场贪腐成风,清代官人也大多蝇营狗苟。

但王熙凤身为总理贾府一应经济事务的“大管家”,贪自己府上的钱是断然使不得的:一是于贾府的制度不容;二来没有任何证据显示王熙凤是将这些月例银的利钱和其他放债的收入归了自己的腰包。真实情况是,王熙凤用贾府的流动资金,去到处放债生息。把死钱变成活钱,钱生钱,利生利,这是资本的固有属性,王熙凤熟谙此道。平儿的话中有一处明显的错讹,即“翻出几百来了”中的“百”字应该是“倍”字之误(古人“佰”“倍”二字容易混淆)。

试想,贾府上下的月例银按王夫人等几人各20两,李纨及同辈中有关人员每人七八两,熙凤、宝玉和众小姐等每人十两或八两,丫鬟们每人二三两,嬷嬷仆人们每人一两或几吊、几百文之计,还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往少里说每月也总有上千两银子。上千两银子的月利息,按当时的放贷利率(3%)少说也能得到几十两的利。如果是高利贷,康、雍、乾时期通常是“以子为母,利上加利”,因此世面上通常有“以七钱之本而索十八两之偿”,“借二三十两未及一年,算至二三百两者”,更是获利甚多。王熙凤拿这些月例银子放债,想必有普通借贷的,也有高利贷。此外,王熙凤掌握的贾府资本还远不止月例银资金这一项,再加上其他的资本金,经她常年这么腾挪翻转,其利润空间还是相当大的。

王熙凤以本生息,以钱生钱的这些手法,虽有利己成分,但更多的是为贾府偌大一家子老少主仆的生计考虑,如果单从“阶级剥削”“盘剥人民”的固有观念解析当时官僚世家的资本经营和生财之道,实际上是很肤浅的。如果我们细细读一遍《红楼梦》,就会深切地感知到,贾府每一天的用度,每个月的开销,每一年的花费,数字是非常惊人的。不当家不知柴米贵,如果你是王熙凤,你一定会焦虑不堪,用时下的话说,真乃“亚历(压力)山大”,想必你也会像她这样做。

平心而论,如果不能精打细算地理财,没有狂热地追逐资本的手段和本领,没有未雨绸缪的超前谋划,轻则贾府日子难挨,捉襟见肘,重则寅吃卯粮,富贵门第呼啦啦轰然坍塌。贾府能一直衣食餍足地运转着,这一点应归功于王熙凤,归功于她熟谙资本逐利的原理并能大胆经营实施。

那么,王熙凤的这些资本经营手段究竟为贾府带来了哪些实实在在的利益,又对贾府的可持续发展产生了什么样积极的影响呢?在《红楼梦》第五十五回中,王熙凤对平儿的一番倾诉为这一问题提供了准确的答案:“你知道,我这几年生了多少省俭的法子,一家子大约也没个不背地里恨我的。我如今也是骑上老虎背了。虽然看破些,无奈一时也难宽放;二则家里出去的多,进来的少。凡百大小事仍是照着老祖宗手里的规矩,却一年进的产业又不及先时。多省俭了,外人又笑话,老太太、太太也受委屈,家下人也抱怨刻薄;若不趁早儿料理省俭之计,再几年就都赔尽了。”平儿道:“可不是这话!将来还有三四位姑娘,还有两三个小爷,一位老太太,这几件大事未完呢。”凤姐儿笑道:“我也虑到这里,倒也够了:宝玉和林妹妹他两个一娶一嫁,可以使不着官中的钱,老太太自有梯己拿出来。二姑娘是大老爷那边的,也不算。剩下三四个,满破着每人花上一万银子。环哥娶亲有限,花上三千两银子,不拘那里省一抿子也就够了。老太太的事出来,一应都是全了的,不过零星杂项,便费也满破三五千两。如今再俭省些,陆续也就够了。只怕如今平空又生出一两件事来,可就了不得了。”

王熙凤这里主要说她这几年在钱财上的“省”和省钱的不讨好,虽然“挣”了多少没说明,但即便挣了钱也同样不被理解,甚至遭人怨谤和误解。一省一挣,方可维持贾府的状况,这是当下贾府的现实,那么未来呢,将来贾府“还有几件大事”要办,还要花上几万两银子哩,王熙凤的前瞻性思维,由此可见一斑。贾府维持日常生活钱财始终出多入少的现状逼着她不得不无时无刻地用心经营和谋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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