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可敌国(经典版)(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塞巴斯蒂安·马拉比,徐煦

出版社：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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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可敌国(经典版)试读：

虽然饱受诟病，却在金融市场上到处斩获财富；虽然有进攻性，却成为2008年金融危机中避险最成功的幸存者！虽然只有60多年的历史，却早已成为全球金融市场一支独特的、不可忽视的力量！对于正在走向开放的中国金融市场，以及迫切需要开拓全球化视野的中国金融业人士来说，认识对冲基金的历史、学习对冲基金的运作手段、掌握对冲基金的投资艺术，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滕泰

经济学家、万博兄弟资产管理董事长

马拉比以轻松的语气讲述了对冲基金行业一系列神奇的人物，在书中他提出了一个非正统却令人信服的结论：对冲基金资金如此庞大，它们很可能是当今社会用于承担风险的最好工具。

罗杰·洛温斯坦

畅销书《巴菲特传》作者

马拉比关于对冲基金的历史写得很好，充满睿智，取材得当。

格里高利·曼昆

哈佛大学终身教授，《经济学原理》、《宏观经济学》作者

当阿尔弗雷德·温斯洛·琼斯创立第一只对冲基金时，他根本不知道它会何去何从。马拉比肯定是现阶段对对冲基金行业最敏锐的研究者，在书中，他将他的观点向你娓娓道来。

艾伦·布林德博士

美国经济学家，前美联储副主席，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教授

这是一部引人入胜的历史。马拉比对关键人物做了生动的描述，同时也对不同金融历史时期、不同投资风格的优势根源进行了深入的讨论。我向学术界及资产管理领域的同仁和学生强烈推荐这本书。

约翰·坎贝尔

哈佛大学经济系主任，阿洛斯瑞特资本公司合伙人

马拉比将我们带入对冲基金这个神秘的领域，讲述了一个精彩的故事，描述了这个行业参与高风险游戏的丰富多彩的人物。从头至尾，马拉比都以其惯有的睿智，帮助我们理解金融业中这个非常重要的转变。

法里德·扎卡里亚《后美国世界》作者

非常好的书。

大卫·布鲁克斯《纽约时报》专栏作家

现在，对冲基金已经改变了金融结构，并将继续改变金融结构。马拉比对相关金融理论有敏锐的洞察力，本书对这个鲜为人知的行业做了最全面、最权威的描述。《华尔街日报》

马拉比以戏剧化的手法将那些奇闻逸事呈现给读者，他深入了解了交易者的想法，对这个行业的起起落落进行了精彩的描述，极大地增加了本书的可读性。《金融时报》

在《富可敌国》一书中，马拉比记录了对冲基金业辉煌的历史。他不只解释了最有钱的大亨们如何赚钱，还指出，对冲基金业之所以具有吸引力，是因为它既可能会拯救华尔街，也可能是华尔街的未来。《纽约时报书评》

这是一部权威的对冲基金史，本书对许多著名人物和他们充满戏剧性的起伏做了引人入胜的描述。马拉比将叙述与经济理论和市场历史进行了非常适当的穿插，而且他巧妙地用简单而优雅的文字解释了复杂的交易策略。《华盛顿邮报》

本书是对冲基金英雄的深入研究史，讲述了一个又一个关于这个神秘群体的扣人心弦、引人入胜的故事。他们开创了一个成功且灵活的行业，没有他们，金融业仍将是因循守旧的。《经济学人》

马拉比的书内容丰富，可读性强。数十亿美元的交易账目和奢侈的生活方式甚至可能引诱你转行。《新闻周刊》

马拉比将专业知识与生动的讲述很好地结合了起来，是对一个鲜为人知的金融领域生动刺激的描写。《科克斯评论》

这是一本极其令人满意的书，是一部金融市场最前沿的、最引人入胜的历史，描述了危机出现时这些鲜为人知的机构扣人心弦的经历。《卫报》

这是一部精彩、权威的对冲基金史。《爱尔兰独立报》

马拉比的深入研究和清新的写作风格很吸引人。《富可敌国》一书深入剖析了对冲基金这个赚钱的行业，是当前最好、最引人入胜的金融书籍之一。《财经专业邮报》

纽约证券分析师协会内部出版物

本书含有丰富的信息，介绍了许多逸事，内容清晰明了，可作为其他金融作家的典范。《星期日商业邮报》《富可敌国》一书是关于美国最赚钱的投资工具的专业入门书。马拉比的书见解精辟，内容丰富。他是一个讲故事的高手，也是一位优秀的财经作家。

全美公共广播电台推荐序一对冲基金：智慧的独行侠，还是捣乱的坏孩子巴曙松 研究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博士生导师中国银行业协会首席经济学家

关于对冲基金，市场最为津津乐道的，要么是它们如何在动荡不居的金融战役中获得巨额财富、对冲基金经理每年获得的数以亿美元计的丰厚奖金以及这些对冲基金经理个人的传奇般的才能，要么是它们如何成为金融稳定的巨大冲击力量，密谋于暗室，以令人出其不意的操作手法，冲击政府的政策与市场的防线。

这样两个完全对立和迥异的形象——智慧的独行侠还是捣乱的坏孩子，在这次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中，几乎同时得到了集中的展现：我们一方面可以看到许多对冲基金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依然盈利丰厚，我们同样也看到监管者把不少危机的导火索归结为对冲基金。

实际上，许多关于对冲基金的几乎矛盾的看法，都源自对这个有些神秘的投资群体的不了解。因为信息披露有限，公众可以获得的关于对冲基金的信息与资料往往是凤毛鳞角，各种误读当然也就难以避免。我曾经见过几个全球较大的对冲基金，它们的办公室往往不在繁华的中心商务区，而是在一般的公募基金很少去的安静场所，一家全球较大的对冲基金在中国香港的公司，实际上就是在一个居民小区办公的。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这本关于对冲基金的著作凸显了其独特的价值。

本书跨越了更长的历史，包含了众多传奇对冲基金经理的故事，并且将离我们最近、破坏力最强的全球金融危机中这些对冲基金生死存亡的故事也鲜活地展现给读者，为读者带来了难得的一线市场体验。无疑，本书精彩地讲述了对冲基金经理这一神秘群体的奇闻逸事。作为一名研究者，在饕餮这些精彩故事之余，我更加关心的是对冲基金行业背后发展的轨迹，以及这一产业对于全球金融市场的作用。因此，我将从专业金融研究的视角，剥离掉精彩的故事细节，对对冲基金与前沿金融理论的发展之间的关系进行梳理，希望能够为读者提供一定的指引。

证券收益率的决定因素

rit=αi+βi1f1t+Λ+βiKfKt+εit

这是证券定价的核心公式。在该公式中rit为i证券在t期的收益率，fKt为K因子在t期的收益率，βiK为i证券对K因子的因子暴露，ai为i证券的特殊因子，εit为i证券在t期的随机误差项。

投资的核心在于对证券未来收益率的预测，通俗来说，这一过程就是先分析清楚股票为什么涨跌，再对未来的涨跌进行预测。学术界和实务界通常的做法，是将收益率与一系列因子建立回归关系，认为证券未来的收益是由这些因子的波动解释的，这些因子未来的变化率由于有基本面的逻辑支撑，相对比较好预测，通过预测因子的变化就可以对证券的收益进行预测。

有效资本市场理论的演变

在寻找证券收益率决定因素这一方面，对冲基金扮演的角色犹为积极。对冲基金构建属于自己的证券定价公式的过程，也是对前沿金融理论贡献想法和检验想法的过程。可以说，对冲基金投资策略发展的历程，基本上反映了有效资本市场理论40年来的演化。

有效资本市场假说较早的理论基础可以追溯到哈耶克（hayek），概念的成型则以法玛（Fama）为代表。有效资本市场假说认为，证券市场是充分有效的，风险是决定投资回报的唯一因素，市场上不存在系统性的错误定价，投资者也不能利用任何信息（会计信息、价格信息或其他信息）取得超额回报。在充分有效的市场中，证券投资的最优选择是持有市场指数基金。市场保持有效的状态，有赖于套利活动。套利活动往往不仅涉及买入证券，大部分时候，套利者需要同时做对冲交易，以控制买入证券所承担的风险。对冲交易就是在买入一部分证券的同时，卖空风险相同的另一部分证券。这两部分证券的风险相同，同时买入和卖空可以对冲掉交易中涉及的风险。同时套利者还可以理论上使用卖空得到的资金买入证券，所以套利者的活动既不需要资本，也不承担风险，但是可以取得从错误定价的股票上赚来的回报。在聪明人云集的证券市场中，这种无风险的超额回报是不可能存在的，所以在无成本、无风险的套利活动的“威胁”下，错误定价在市场上不存在，市场也保证是有效率的。

近几十年来，有效资本市场假说是统计会计学、金融学研究的基本思想，也有相当多的文献验证了该假说的准确性或近似准确性。但是，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一些学者发现了若干系统的、不符合有效资本市场假说预测的实证证据。有效资本市场假说一个最根本的预测是股票的预期回报是由其风险水平决定的，投资者不能够通过其他变量构建投资策略，系统地取得超过风险回报（或正常回报）的超常回报。然而，市场中出现了诸多违反有效资本市场假说预测的现象，由于有效资本市场假说的统治地位，所以学术界把违反了其预测的现象称为“异象”。大致来说，市场关注的异象至少包括：

●市场规模异象。在控制了市场风险以后，市值小的公司未来回报系统地高于市值大的公司的回报。该现象之所以异常是因为公司规模本身不是一个风险因素，所以从理论上来说，不应该在控制了公司风险以后有预测未来回报的能力。

●盈余、股东权益、账面价值、现金流等会计指标除以市值的比率异象。这些比率越大，未来回报越高，反之亦是，从而可以预测未来投资回报，但是这些指标本身并不是风险因素，不应该具备预测未来回报的能力。

●反转异象、惯性异象、盈余公告后漂移异象、应计异象和稳健会计政策异象。这些异象的共同点都是投资者不能够对公开的历史会计或价格信息做出正确反应，或者反应过度，或者反应不足，这又导致了股票的未来回报可以实现预测，并且即使控制了风险以后，还有可以预测到的超额回报。

这些异象的发现，直接挑战了有效资本市场假说的基础，因为如果该假说成立，市场上就不会出现系统的错误定价和异象。因为一旦出现错误定价，投资者就会马上通过反向操作的套利行为利用错误定价取得超额回报，并在这个过程中迅速纠正错误定价，使市场马上恢复有效性。但是，以上异象的存在时间都很长，从几个月到几年，这表明错误定价是可以持续存在的，投资者可以通过财务报表分析或证券分析发现市场上的错误定价，并通过套利策略取得超额回报。

不仅学术界的异象研究构成了对有效资本市场假说的挑战，投资行业积极投资基金的发展本身就是对有效资本市场假说的挑战。如果市场是充分有效的，理性的投资者应该只投资于指数基金，而不应该花费更高的费用投资于积极投资基金。积极投资基金的目标就是要利用专业人士的技能，发掘市场上的错误定价，取得超过风险回报的超额回报。如果市场是充分有效的，显然积极投资策略都是徒劳的，所以，很难想象几十年来，投资者不断把资金投入到徒劳的行为中去。

面对异象研究的挑战，以法玛为代表的有效资本市场学派进行了大量开创性的研究，继续捍卫有效资本市场学说。他们最重要的论据是风险的衡量问题。在1970年的文章中，法玛教授就提出了检验有效资本市场假说的一个重要困难，任何这样的检验都不可避免的是一个对市场有效性和风险衡量模型的联合检验。CaPM模型只是衡量风险的理论模型的一种，我们无法知道它是否抓住了企业的全部系统性风险。所以，当检验市场有效性的时候，如果出现了异常回报，我们很难因此做出市场是无效的结论，因为也有可能是CaPM没有充分地控制住企业的系统风险，因此异常回报只是对我们观察不到的。而且CaPM衡量不到的系统风险的补偿，而不是超额回报，这也不是市场无效的证据。

此外，为了回应异象研究的挑战，法玛和弗伦奇（French）拓展了CaPM模型，在实证数据的基础上提出了拓展的Fama-French三因素资本资产定价模型。三因素除了包括市场风险因素以外，又纳入了市场规模因素和账面与市值比因素。市场规模因素认为公司的市场规模也是一个和市场因素独立的风险因素，而账面与市值比因素认为这个指标也是一个和市场风险因素独立的风险因素。在控制了三因素之后，法玛和弗伦奇发现规模异象和盈余、股东权益、现金流市值比异象的超额回报都不存在了。因此，这些异象不能说明市场是无效的。

卡哈特（Carhart）在三因素模型的基础上，又增加了动量因素，形成了四因素模型。之后，还有更多的因子被吸收进来，多因素模型逐步发展成为解释证券收益的基本形式。目前业内广泛使用的Barra多因素模型，包括波动率、规模、动量、交易活跃度、价值、成长、财务杠杆、下行波动率、本地市场等九大类因子，每类因子中又包含多个指标，这一多因素模型的因子很多都是由对冲基金的投资策略演化而来，而Barra模型的创始人巴尔·罗森伯格（Barr rosenberg），本身也是量化投资革命的引导者，他创造性的将马科维茨、夏普、托宾等人的理论进行包装，以多因素模型的形式应用于投资实务，将理论更好地应用于实践。

关于有效资本市场理论的相关争论，似乎正在演变成为一个无解的问题。一方面，根据格罗斯曼-斯蒂格利茨悖论（Grossman-Stiglitz），从反证的角度，说明现有的资本市场不可能达到有效市场。因为信息是有成本的，而有效市场中由于股票价格有效，投资者就不会去收集和分析信息，从而股票价格不能有效地反映股票的价值，因此，有效市场的均衡状态永远不可能出现。另一方面，根据法玛提出的联合检验的问题，有效市场又可能是一直存在的，只是没有找到正确的衡量风险的方法。所有CaPM模型无法解释的收益异象很有可能只是CaPM模型没有完全包括相关的风险因素，通过对CaPM模型进行扩展，将此类风险因素包含进来，就可以消除异象。如此一来，所有的异象都可以采用这种方法加以消除。但是这类方法存在根本的缺陷，例如规模因子、价值因子、动量因子等更多的是一种统计性指标，并没有坚实的经济理论支持，将这类统计性因子加入到系统之中，很有可能产生“虚假回归”。

对冲基金的有效市场理论实践

关于有效资本市场的争论虽然经过几十年仍然没有取得定论，但是这丝毫没有影响对冲基金的实际操作和前沿探索。根据对冲基金对有效市场的理解，它们认为，在长期中，随着各种信息在市场中的有效反映，市场是趋于有效的，但是在短期，市场中存在着大量的无效情况，这些无效情况可以提供无风险的套利机会。这些超额收益如同诱饵一般，吸引拥有特殊信息的投资者进入到场内进行套利操作，他们在获取超额收益的同时，也将新的信息传递到了市场。

在投资实践中，对冲基金首先建立属于自己的证券收益解释模型，在建立了该模型之后，就如同找到了衡量资产价格的标尺，可以用标尺来判断不同资产价格的合理程度；第二步，可以利用标尺来获取收益。一方面，可以利用市场对不同证券的低估和高估，通过买入低估的证券、卖空高估的证券，之后等待市场修正这一定价错误，以此来套利。另一方面，对冲基金也会利用市场的错误，成为趋势投资者，利用市场趋势来获取收益。对冲基金这两种获取收益的行为，使其成为有效资本市场状态的稳定器和破坏者。

目前对冲基金的主流投资策略中，大多是根据套利交易性质和投资异象的特征来加以区分的。

股票多空策略（Long-short）。该策略是最为传统的对冲基金策略，根据对冲基金的模型，对股票价格的合理程度加以评估，做多低估的股票、做空高估的股票、待估价错误修正的过程来获取收益。

兼并套利策略（Merger Arbitrage）。该策略认为在公布兼并信息之后，被收购公司相对收购公司获得超额收益，通过做多被收购公司、做空收购公司，可以在公告之后获得超额收益。

可转换套利（Convertible Arbitrage）。买进可转换债券，并卖空标的股票，行使转换权等同于回补空头头寸，在可转换债券及标的股票的价格偏离均衡水平时会有利可图。

统计套利（Statistic Arbitrage）。该策略根据历史数据，统计出几种证券之间的相互关系，一旦现实市场偏离了历史数据关系，就进行交易以套利。

对冲基金的考核机制

对冲基金从事上述金融理论前沿探索并不是因为它们富有研究热情。虽然对冲基金行业吸引了多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和专业的金融研究者，但是它之所以能够成为金融研究的先锋力量之一，还在于其对投资业绩的追求。对冲基金最大化风险调整后收益的行为与寻找能够更好地解释证券收益率的因子，以及寻找更多的解释因子的金融理论前沿探索行为在本质上是一致的。

格里纳尔德（Grinold）和卡恩（Kahn）提出了“积极管理的基本法则”：IR=IC×BR，其中信息比率IR是衡量积极管理的、使用最为广泛的风险调整后指标，其分子是相对业绩基准取得的超额收益，即“a”，其分母是相对业绩基准的跟踪误差。在与业绩基准偏离一定的情况下，获得的超额收益越高，则该基金经理的投资能力越高。对于对冲基金而言，由于大部分追求绝对收益，将业绩比较基准更换为无风险收益率，则IR就演变为夏普比率（SR），该指标是对冲基金行业使用最为广泛的业绩评价指标。对于对冲基金经理来说，提升夏普比率的两个途径，一是提高信息系数（IC），即寻找对股票收益解释能力更加显著的因子；二是提高宽度（BR），即寻找更多的因子，并且这些因子与已有因子的相关性不高。

将个股收益的多因子模型与基本法则两者结合可以看到：

●IR2近似等于多因子模型的拟合优度R2，即该基金经理对股票收益的解释能力越高，则最终获得的投资业绩越好；

●BR是多因素模型中因子的数量；

●IC2是每个因子对拟合优度贡献的平均值。

这意味着，对冲基金经理能够更加有效地解释证券收益，也就能够获得更好的投资业绩。因而，对冲基金从本质上来讲，具有更加直接的动力来寻求对证券收益更好的解释。一方面是在现有解释因素的基础上，寻找新的解释因子，其核心工作就是寻找并检验这些投资“异象”，检验它们是否真的是异象，还是只是现有解释因素的不同表现形式。如果对冲基金能够成功找到这类因子，虽然受制于“联合检验”的框架，这些新因子的发现对于证明资本市场有效性并不会有太多的帮助，但是从获取投资收益的角度来看，那就如同发现了金矿。

对冲基金的行为金融学实践

对于另一类投资异象，即投资者对于公开信息或历史信息处理过程中出现的反应不足或反应过度产生的超额收益，对冲基金也在行为金融学的帮助下，发掘其中的超额收益。行为金融学正是一个研究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为什么价格会偏离或继续偏离内在价值的新兴学术领域。在行为金融学看来，市场上除了聪明的投资者，还有噪音投资者。聪明的投资者是指那些能够正确理解信息并进行交易的投资者，而噪音投资者是指那些以为自己（但实际上没有）正确理解了信息的投资者。当然，一个投资者可以在面对这条信息时是聪明的投资者，而在面对另一条信息时是噪音投资者。

噪音投资者是造成错误定价的原因。第一，他们不能根据“贝叶斯法则”（Bayes）处理信息，修正自己对股票价值的看法（belief）；第二，即使他们正确处理了信息，其投资决策却不符合“萨维奇（Savage）效用法则”（偏好，preference）。这两种问题都推动股票价格系统性地偏离价值。不能够根据“贝叶斯法则”处理信息的原因是噪音投资者容易受心理偏差的影响，他们过度自信、过于乐观、过度反应或反应不足，容易盲从，受所谓“羊群效应”的影响等。投资决策不符合“萨维奇效用法则”是因为投资者的个人心理好恶影响投资者的偏好。前景理论很好地描述了投资者的偏好，投资者不能够理性地看待公司的价值，而是在面对获得时规避风险，但是在面对损失时又偏好风险，行为不一致。

行为金融学大量借用了心理学中的研究成果，证明投资者在处理信息和投资决策过程中发生的系统性偏差及其对股票定价的影响。对冲基金在行为金融学的帮助下，形成了相应的投资策略，利用其他投资者的错误行为来获取投资收益。例如，很多对冲基金参与高频交易，利用高频交易模型来对市场中的新信息做出反应或者捕捉短期的价格波动。而在高频交易中，投资者经常会表现出错误的行为特征，对冲基金就利用其他投资者的错误来获取收益。有几个非常著名的对冲基金都采取此类投资策略，例如肯尼斯·格里芬的大本营投资集团、詹姆斯·西蒙斯的文艺复兴科技公司以及戴维·肖的肖氏基金。对冲基金在这方面投入了非常多的资源，构建了最为先进的硬件系统和软件系统，能够同时分析多个市场的海量数据，甚至对现实世界中影响人类情绪、反映人类情绪的数据也加以收集和分析。它们的此类交易基本不会受到监管，巨大的优势使得这些对冲基金从投资者的错误行为中获得了巨额的利润。此类高频交易策略也可能成为引发市场波动的根源，推动市场走向非理性的极端。

对冲基金如何保持领先优势

对冲基金之所以神秘，就在于不同对冲基金之间具有很强的同质性，关键的差异性非常之小。此种情况下，如何来保持对冲基金的竞争优势反倒成为对冲基金管理者需要持续考虑的问题。

西蒙斯的伟大之处，更多的在于他成功的使文艺复兴科技公司形成了对外封闭、对内开放的运作机制，这一机制使得文艺复兴科技公司保持了与其他对冲基金的低相关性。

他另辟蹊径，从来不在华尔街招聘员工，这样可以避免思路受到金融思想的干扰，使得与其他对冲基金的低相关性受到破坏。而且华尔街的员工，流动性通常比较高，有可能打破公司原来宁静的状态。

他将公司搬到远离对冲基金中心的校园，这样可以避免自己受到别人的干扰以及情绪上的影响，同时也降低了公司员工被对手挖墙脚的风险。

他对员工十分慷慨，但是也要签订十分严格的保密协议以及排他协议，通过“金手铐”来保护基金的运作。

他们每个星期二都会召开内部会议，大家畅所欲言，将最新的想法进行集体讨论，其中有用的成果将会投入到基金的运作之中，不断丰富基金的投资策略，保证基金投资策略的独到性。

西蒙斯的文艺复兴科技公司更像是一个自然科学研究所，而不是一个金融机构，聚集了一群富有研究热情的科学家，而不是仅仅关注追逐利润的市场投资者。对于科学家来说，拥有富足的物质生活，充分自由的研究空间是最理想不过的，但是对于商人来说，对利润的追求是无止境的。西蒙斯准确的意识到了两者之间的差异，成功地使自己的公司与金融市场的短期波动相对隔离。

由此可见，对冲基金想要在行业内保持长盛不衰、寻找到获取超额收益的“圣杯”只仅仅迈出了第一步，如何持续保持这个“圣杯”才是更重要的。推荐序二中国投资的对冲时代刘震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指数与量化投资部总经理

2010年6月13日，美国大陆航空纽约至北京的Co89航班上，我翻阅着刚在机场买的《华尔街日报》。无意间一篇周六特稿的题目吸引了我：《学习热爱对冲基金》，作者是塞巴斯蒂安·马拉比。从2007年为Brevan howard对冲基金在北京建立一个量化策略研发团队以来，我开始跟中国资本市场有了一些交流。见到的新朋老友都会不约而同地问：什么是对冲基金？中国股市政策驱动，内幕炒作，投资者不成熟，缺乏金融衍生工具，对冲基金在中国能行吗？“忆往昔峥嵘岁月稠。”从1995年加入d.e.Shaw&Co量化对冲基金，到2008年创建自己的对冲基金红色资本（The red Capital, LLC），我与马拉比《富可敌国》书中的许多对冲基金经理一样，都经历了类似的成长历程。还是要感谢2008年的金融危机，把我带回了出生、长大但又久违、陌生的中国。环顾四周，投资者在抱怨为什么买股票和基金赚不到钱，有无只赚不赔的投资；公募老总们也在焦虑，如果不能给投资者赚钱，基金公司生存的意义何在？而私募大佬们都在鼓吹自己的绝对收益能力，但好像都在暗示内幕消息。每个人都在标榜绝对收益，但多数投资产品牛市跑不过市场，熊市也无法避险套利。绝对收益是否意味着绝对赚钱呢？私募基金就是对冲基金吗？

虽然在成熟市场中对冲基金也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义，但凭借一名资深金融作家的敏锐和深刻，马拉比在《学习热爱对冲基金》一文中总结了对冲基金的4个特征：

1.私募：不公开发行，较高的投资门槛，有限的投资者数量，使对冲基金可以归避监管，从而采用灵活复杂的投资策略，获取超额收益。

2.业绩提成：通常是双向的，使投资人和投资管理人共享收益和损失。

3.对冲：屏蔽市场风险，只承担胜率较大的风险，以取得较确定的收益。

4.杠杆：同时放大风险和收益，可根据风险承受能力调整预期收益和风险。

在中国绝对收益产品市场上，基金专户、券商集合理财和阳光私募三分天下，都有投资门槛和业绩提成，很多还通过结构化的形式提供了杠杆。但之前中国资本市场不可做空，这些产品也没有对冲风险的能力及对冲投资的理念。缺失了马拉比的对冲基金第三特征——对冲，中国市场上还没有实质上的对冲基金，绝对收益产品提供的多是精装版的相对收益。“eureka！”我当即被塞巴斯蒂安·马拉比的洞察所折服。飞机落地后，我立刻在亚马逊上预订了他的新作《富可敌国》，同时把《学习热爱对冲基金》翻译成中文，送给易方达的同事们传阅，并且刊登在易方达专户特刊上，提供给高端客户。2010年7月收到从纽约快递过来的新出版的《富可敌国》后，我迫不及待地一口气把它读完，还不过瘾，随即联系出版界的朋友希望能够购买此书的中文版权。可惜已被湛庐文化捷足先登，遗憾，佩服之余，我还是希望尽我的一份力，把这本书推荐给中国资本市场上的有识读者。

如《富可敌国》所言，自1949年阿尔弗雷德·温斯洛·琼斯在纽约建立第一只对冲基金以来，对冲基金已有60余年的历史，在国际成熟金融市场上已成为资产管理行业的主流之一，管理总资产超过2万亿美元，而且因其积极主动的投资策略在资本市场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同时对冲基金还创造了一批为大家所熟知的投资精英，例如逼倒英镑的乔治·索罗斯、靠“量化黑盒子”成名的詹姆斯·西蒙斯，还有在2008年金融危机中胜出的约翰·保尔森。但每一次金融危机后，平时一窍不通的金融记者和政府官员都把怀疑的眼光瞥向对冲基金这边，虽不能证实但总是怀疑而且永远归罪于这些藐视正统，桀骜不驯，但又经常被市场证明是对的的对冲基金经理们。特别是在新兴市场的某些角落，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的伤疤还在隐隐作痛，人们至今还谈“对冲基金”色变。

无风险则无收益，这是投资第一定律，人人皆知。随便问一个投资者去年的收益有多少，每人都会津津乐道。但是当接着问：“那你承担了多少风险去获得这些收益？”多数人，包括机构投资者在内，都会哑口无言。哈里·马科维茨在他1952年的博士论文《投资组合选择》中，第一次提出风险与收益同样重要的概念，开创了现代投资组合理论，同时也标志着现代金融科学的开始。一个投资组合的收益可以分为两部分：与市场相关的b收益，即相对收益；与市场无关的a收益，即绝对收益，或称超额收益。其中相对收益比较容易获得而且较便宜，如指数基金、eTF等，管理费用都很低廉；而绝对收益则是所有投资人和投资管理人追求的目标，而且管理费用昂贵。不过只有在《富可敌国》中，我才终于知道对冲基金20%业绩提成的出处，谢谢，马拉比！成熟市场资产管理行业过去30年的发展历程，就是cheap b（便宜的贝塔：指数基金，ETF）和high a（高阿尔法：对冲基金，另类投资）分离的过程。

其实这个a和b分离的过程在中国资产管理行业已经开始。我在做路演时会经常跟投资者讲，基金就好比是“包子”，每个人都夸自己的包子皮薄馅儿大。“皮”是市场收益b，“肉馅儿”则是超额收益。但投资者用不菲的价格买了基金肉包子，一年之后掰开一看，里面反而多数是菜馅儿，还跑不赢市场。即便有超额收益，如果市场大跌了，大多基金依然亏损。今年初，融资融券、股指期货的推出，给中国资本市场带来了两个极其重要而从未有过的功能：对冲和杠杆。从投资者可以利用对冲机制把相对收益的“皮”和绝对收益的“馅儿”剥离，使专门卖“肉丸子”的对冲基金成为可能，中国资产管理行业也从此跟随成熟市场，走上cheap b和high a的路程。2009年在中国资本市场上已被称为“指数年”，易方达现已拥有中国最大的被动管理资产。2010年将成为中国对冲基金元年，易方达也率先推出了中国第一支对冲基金专户产品。

2010年5月，在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的一次对冲基金培训上，一位老总走过来问：“对冲基金这东西太先进了，听说过没见过。它的年化收益有多少？”我想了想，答道：“去掉管理费后，大约预计每年15%。”这位老总有点失望，但又得意道：“去年我买股票赚了60%！”我支吾一下，尴尬但无可奈何。老总又问：“给保底吗？”我有点怯怯道：“不好意思，怕是保不了。”又是一阵失望与尴尬，老总接着发问：“那能跑得赢大盘吗？”我迟疑了一下：“也不一定……”这位老总终于忍不住问道：“那对冲基金有啥好呢？还要收20%的业绩提成？”

虽然从事对冲基金管理有十几年了，我也知道对冲基金的主要客户是机构和高净值人群，但从未有人问过这样深刻的生存价值问题。“求之不得，寤寐思服”，但在随后的一个晨浴中，我也顿悟了一个“eureka”时刻：对冲基金的卖点就在于其收益的确定性！确定性的衡量是投资的性价比（也叫信息率，等于收益除以风险），而高投资性价比降低了投资亏损的概率。

现代投资组合理论告诉我们，任何一个多元化的投资组合，大部分的收益与风险都是从市场上来的。而这部分来自市场的收益，虽然有时很高，如2007年，但风险更大，如2008年，所以投资的性价比较低，在0.5～0.7左右，这也意味着每年亏损概率在25%～30%，也就是3～4年亏损一次。但如果可以利用对冲工具对冲（或部分对冲）市场风险，而通过承担比较确定的风险，获取确定的收益，投资性价比就可提高。在成熟市场上，对冲基金的投资性价比通常在1～1.5之间。这意味着年亏损概率会在10%之下，也就是10年亏损一次，这译成中文就叫“持续稳健”。这也就是马拉比对冲基金第三特征：对冲。

相信每个人都听说过：中国人好赌。在股票投资上，这意味着没有100%的收益，投资者就不会感兴趣。风险？什么风险？这个“中国特色”从表面上看与现代投资理念相悖，但却有一个很简单的经济学解释：“边际效应递减。”不是中国人好赌，而是穷人好赌。对于只有1万元的散户来讲，小于100%的收益是没有什么意义的。但因众多散户的风险承受能力较低，各国金融监管机构都会对商业银行和共同基金监管甚严，以保障社会和谐。但对于有1个亿的大户，保值第一增值第二，已不再追求100%的收益，因为不愿蒙受100%的损失。这些高端投资者的需求，是在承担有限的风险下，获取最大的收益，也就是投资性价比的最大化。这也就是为什么对冲基金的客户主要是机构与高净值人群。这就是马拉比对冲基金第一特征：私募。

当然，投资者追求的是收益，而不是性价比。有了一个高性价比的核心投资策略，对冲基金经理可以通过杠杆，在不改变亏损概率的情况下，根据投资者的风险承受力，同时放大收益与风险，在同样的投资风险下获取更大的收益。这和传统高风险高收益的投资理念不同，而是以最低的风险去获取最高的收益。对冲和杠杆是对冲基金家族中不可分离的孪生兄弟，这就是马拉比所言对冲基金第四个也是最具争议的特征：杠杆。

中国资本市场的另一个“中国特色”，就是跟随容易，创新难。对冲基金作为一个新的投资理念，正在经历一个艰难的起步过程。我们常说过去的业绩不能代表将来，但过去是对将来最好的预期，而对冲基金也会与在成熟市场一样，成为中国资产管理市场的主流之一，为机构投资者及高净值人群提供一个有效的资产配置工具。同时对冲基金灵活主动的对冲投资策略，也会提高整个资本市场的效率。马拉比在《富可敌国》中对对冲基金的起源、历史、经典案例、目前的监管困扰，以及在整个金融体系中的重要作用，做了一个生动、完整、客观、精辟的阐述，希望本书的出版能够提高中国资本市场对对冲基金的认知，为中国资产管理行业的发展提供参考和借鉴。中文版序

本书在美国出版后不久，我就收到一封从中国发来的电子邮件。发信人是易方达基金管理公司的高级投资官——刘震，他在信中说，易方达将很快宣布推出中国第一只对冲基金。对我来说，这真是个令人振奋的消息。在弄清了对冲基金在美国的历史之后，我相信它们也能够在其他国家对金融市场的健康发展起到积极作用。所以，我很高兴中国将发展自己的对冲基金，而且刘震先生在这方面是有经验的。从美国的研究生院毕业后，这位中国的先驱者曾在美国量型对冲基金先驱之一——肖氏对冲基金工作过。

为什么我认为对冲基金对金融市场的健康发展很重要呢？答案就在于2007—2009年严重的金融危机。对某些人来说，危机标志着“西方金融”的失败和监管更加严格的“中国金融”的胜利。中国著名经济学家余永定2008年在《经济学人》杂志上说：“美国一直是中国的典范，而现在它制造了这样一个大混乱，我们当然要三思而后行。”但我认为信贷危机并不能代表西方金融的全面失败，而只是提醒我们一个古老的真理：动机永远是重要的。

美国金融机构的不良动机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解释这次危机。不负责任地授予次级抵押贷款证券aaa级的评级机构是由创建这种证券的人付酬的，这种利益冲突扭曲了其动机，使得他们的论断太没有原则，这也不足为怪。金融工程师们将次级抵押贷款打包出售来赚钱，但如果它们崩溃，工程师们却不必付出代价，所以他们创建这种高风险的证券也不足为怪。同样，很多买入次级抵押贷款证券的投资者也动机不纯——他们在拿着别人的钱冒险。只要这种策略奏效，大量买入次级抵押贷款的银行家就等着拿大额的个人奖金。当几年后这种策略不奏效了，银行家会亏掉银行的钱，而银行的股东将蒙受损失。但是，没人会要求那个银行家退还那些奖金。

现在，将这些不良动机和对冲基金的良好动机比较一下。从1949年阿尔弗雷德·温斯洛·琼斯创立第一只对冲基金时起，经理人就将自己的个人储蓄和客户的钱放在一起投资。他们利益一致：如果他们帮客户，自己就赚到了钱；如果他们亏了客户的钱，自己也会亏损。这也成为对冲基金管理风险的强大动因。因此，2007年，美国对冲基金的盈利平均是上涨的，而那一年大多数其他类型的投资者都有亏损。2008年，也就是雷曼兄弟公司倒闭的那一年，对冲基金也亏了钱，但它们的跌幅只有美国标准普尔500指数的一半。

除了有强大的动机来管理风险之外，对冲基金也有很大的动力想出些聪明的赚钱方法。毕竟，经理将获得基金利润的20%，如果他们做得好，他们会非常富有。由于这种激励，对冲基金会做必要的研究，提出真正独到的见解，并冒险做一些一般人不敢做的事。我的书就是关于这些具有独创性的思想家的故事，它源自300个小时的真实访谈和无数业内第一手资料的真实呈现。它描述了一些具有独创性的投资者，从“宏观”交易者乔治·索罗斯和斯坦利·德鲁肯米勒，到“事件驱动型”交易者法拉龙的汤姆·斯泰尔，再到文艺复兴科技公司的“量型”交易者詹姆斯·西蒙斯。故事讲述了这些交易者对近来金融史上重大事件的反应，包括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网络泡沫破裂以及近期的抵押贷款泡沫破裂，以及他们如何不断从中获利。

这些对冲基金的自由创新在给其经理人带来了巨额财富的同时，它们的逆势而为也有利于金融体系的健康发展。金融市场总是容易出现泡沫，但在泡沫不太大之前将其挤出的最好方法之一，就是让交易者逆势而为。通过“卖空”——也就是通过赌股票或债券会下跌，对冲基金可以打击这种助长非理性繁荣的泡沫。例如，当美国几乎每个人都认为次级抵押贷款证券是安全的时候，对冲基金不仅弄清了为什么这是错的，还想出了如何设计一种方法来赌泡沫会出现。最有名的下此赌注的对冲基金经理是约翰·保尔森，就是我在第15章所描述的人物。保尔森花了200万美元拿到有关房价的最好数据，并另外聘请分析师弄清楚这些数据代表什么意思。在这之后，他才准备针对这个泡沫下注。2007年，赌注获利了，他那年的个人利润超过了30亿美元。

从这场金融危机得出的另一个教训是，“大而不倒”的机构的不良动机尤其危险。2008年，美国政府感到有必要拯救各种类型的金融公司——银行如花旗，投资银行如高盛，保险公司如美国国际集团，以及整个货币市场。但是，政府没有动用任何纳税人的钱挽救对冲基金，因为这些基金规模都不是很大，它们小到可以随意倒闭。在过去的10年中，有大约5 000只对冲基金破产，但没有让纳税人损失一分钱。

我相信中国正在向现代金融体系迈进，包含各种金融风险的市场都会出现：货币会波动，利率会波动，越来越多的公司会发行股票和债券，债务会被证券化。随着中国金融体系的进一步发展，弄清楚什么样的金融机构最能吸收这些类型的风险将变得至关重要。这本书提供的答案是：对冲基金会最好地完成这个任务。因为它们优越的激励机制，因为它们小到可以随意倒闭，因为它们比任何对手都更可能负责任地管理风险。

也许有人会说，对冲基金太过资本主义化。但我相信，中国会接纳有用的东西，相信对冲基金的发展历史对中国必定有借鉴意义。引言　对冲基金与新精英的崛起

世界上第一个对冲基金经理阿尔弗雷德·温斯洛·琼斯（alfred Winslow Jones）没有上过商学院，没有计量金融学博士学位，也不是在摩根士丹利、高盛或者其他任何培养世界金融主宰们的摇篮里成长起来的。相反，他只在一个不定航线的不定期货船上工作过，在柏林的马克思主义工人学校学习过，并为一个叫列宁主义组织的反纳粹组织执行过秘密任务。他结婚，离婚，然后又结婚，在西班牙内战的前线度过蜜月，他曾与多罗茜·帕克（dorothy Parker）和欧内斯特·海明威一起喝酒郊游。直到48岁那年，他才凑了100 000美元设立了一只对冲基金。这只对冲基金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取得了很大的收益。可以说是一个偶然，琼斯建立了一种到今天还在沿用的投资结构，纵有某些反对者的声音，但这一投资结构仍将被广泛使用。

在琼斯创立他的对冲基金半个世纪之后，一个名叫克里夫·阿斯内斯（Clifford asness）的年轻人追随了他的脚步。阿斯内斯上过商学院，拿了计量金融学的博士学位，他也在高盛工作过，堪称主宰世界金融的精英。琼斯在中年才开始投资，而阿斯内斯则在31岁就开始投资，并以筹集引人注目的10亿美元巨资打破了新建公司的纪录。琼斯对于他的方法以及随之而来的财富比较低调，而阿斯内斯却很开放，他尽量找时间去做电视访谈，在《纽约时报》上承认身价百万感觉“不坏”。直到2007年次贷危机以前，阿斯内斯的aQr资本管理公司（aQr Capital Management）一直在运作着350亿美元的资金，而他本人就是新全球金融的象征。他傲慢、急躁，甚至很少去装成熟，在他的办公室就有他收集的塑料超级英雄玩偶。

阿斯内斯坦率地承认了琼斯的投资结构对他的影响。和所有别的对冲基金一样，琼斯的对冲基金有四个特点，琼斯将这四个特点加以组合，产生了特殊的效果。

首先，有绩效费：琼斯将公司利润的1/5截留下来分给他和他的团队，从而大大激励了员工的工作热情。其次，琼斯尽力避免条条框框以保持根据市场变化选用投资方式的灵活性。再次，在阿斯内斯看来，这四个特点中最重要的是琼斯用以创建投资组合的两个理念，即琼斯平衡潜力股的做多和没有潜力的股票的做空。所谓做空，就是基于价格下跌预期的借入和卖出。通过同时做多和做空，琼斯使他的基金在一定意义上独立于大盘的走势，通过套期保值消除风险。就像我们将在下一章看到的一样，这种套期保值和杠杆效应对琼斯的股票组合有着不可思议的影响。不过真正不可思议的是阿斯内斯最后要强调的：同样的方法也可用于债券、期货、互换、期权，以及这些金融工具的任意组合。与其说是刻意，不如说是运气——琼斯发明了一种自己做梦也想不到的复杂的战略平台。

对冲基金并没有精确的定义，也不是所有故事都和套期保值以及杠杆效应有关。当乔治·索罗斯和斯坦利·德鲁肯米勒（Stanley druckenmiller）交易英国英镑的时候，或者是当约翰·保尔森做空美国贷款泡沫的时候，套期保值就没必要了——就像在后文将要看到的一样。当一个大胆的商品交易商协商买下俄罗斯政府所有除黄金以外的贵重金属时，杠杆效应就不如将钯运离西伯利亚的装甲车的安全问题来得重要。不过即使对冲基金没有用到杠杆效应和套期保值，这个由阿尔弗雷德·温斯洛·琼斯创建的平台也非常有意思。随意做空和做多任何国家任何金融工具的自由使得对冲基金能抓住所有机会，杠杆效应使得对冲基金将每单交易的效应最大化，而绩效费则大大激励了员工赚钱的热情。

没错，就是钱！1913年皮尔庞特·摩根去世的时候，他已经积累了相当于现在14亿美元的财富，基于在华尔街超凡的影响力，他被冠以“朱庇特”的绰号。不过在21世纪的头几年，因为市场繁荣，顶尖的对冲基金经理们经过几年的交易已经积累了大量财富，他们赚到的钱远远超过了华尔街最好的投资银行，甚至使从事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巨头们都黯然失色。

2006年，高盛给了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劳埃德·布兰克费恩（Lloyd C.Blankfein）前所未有的高达5 400万美元的奖励，但据报道，在《阿尔法》杂志上列出的对冲基金经理人收益的前25名中，最少的也拿了2.4亿美元。而在同年，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领头羊——黑石集团也不过给了他的老板史蒂夫·施瓦茨曼（Stephen Schwarzman）不到4亿美元的分红。但是，据称对冲基金的前三大巨头都赚了10亿美元以上。琼斯提出的奖励方案造就了数以百计的亿万富翁，更不用说康涅狄格州郊区的众多暴发户了——据来自这股淘金潮中心地区的《斯坦福倡导者报》（#Stamford Advocate）的报道，2006年，当地6只对冲基金的经理共赚了21.5亿美元，康涅狄格州居民的总收入达到了1 500亿美元。

20世纪90年代，杂志满篇描述的都是网络富翁的奢华，但现在杂志聚焦到了对冲基金。大本营投资集团（Citadel Investment Group）的创立者肯尼斯·格里芬（Kenneth Griffin）买了价值5 000万美元的庞巴迪私人飞机，并在飞机上为他两岁的孩子装了个活动小床；摩尔资本管理公司（Moore Capital）的创始人路易士·培根（Louis Bacon）在纽约长岛海湾买了个私人岛屿——在当地的泥龟身上安装传感器来跟踪它们的交配习惯，举办传统的野鸡捕猎活动；SaC资本顾问公司（SaC Capital）的老板史蒂文·科恩（Steven Cohen）在他的房子里修建了篮球场、室内游泳池、溜冰场、双洞高尔夫球场、有机蔬菜种植园，房间里有梵高和波洛克的油画、凯思·哈林（Keith haring）的雕塑以及以他16年前婚礼当晚的星空为装饰的电影院。这些对冲基金的巨头们就是新时代的洛克菲勒、新时代的卡内基、新时代的范德比尔特。他们就是新一代的美国精英——在他们身上汇集了创造力和欲望的最新形式，而正是这种创造力和欲望推动了国家的前进。

看看这些精英都是些什么样的人。对冲基金适合于孤独者和逆向思维者，适合于拥有雄心壮志、在现有的金融机构找不到合适位置的人。克里夫·阿斯内斯就是个例子。虽然他在高盛的事业蒸蒸日上，但他仍然选择了自主创业的自由和回报。只要有可能，一个收集塑料制作的超级英雄的人是不会停留在普通工薪阶层的。文艺复兴科技公司（renaissance Technologies）的詹姆斯·西蒙斯（James Simons），业内21世纪获得最高收益的数学家，也不会在一个主流银行做一辈子：他不听令于任何人，很少穿袜子，并因为指责老板的“对越政策”而被美国五角大楼的密码破译中心解雇。2006年收益排名第二的肯尼斯·格里芬来自于大本营投资集团，他在哈佛的寝室里就开始交易可转换债券了。他是个少年天才，是打造诸如谷歌之类高科技企业怪才的金融版。朱利安·罗伯逊的对冲基金公司招聘只有他一半年纪的大学运动员，他用飞机将他们送到落基山脉的背面，然后让他们比赛爬山。而迈克尔·斯坦哈特（Michael Steinhardt）擅长减少员工的自怨自艾。有个员工说：“我只想杀了我自己。”斯坦哈特答道：“我能在一旁看吗？”

像洛克菲勒和卡内基一样，这些新巨头在经济金融之外的领域也产生了影响。索罗斯是最有野心的：他资助了新兴的异见派，推动了药品的合法化，资助了自由经济政策的再思考。都铎投资公司（Tudor Investment Corporation）的创立者保罗·都铎·琼斯（Paul Tudor Jones）率先建立了“罗宾汉慈善基金会”来帮助解决纽约的贫困问题。他的这个举动定义了“创新慈善”，他设立了基金会要达成的目标，并根据表现来支付报酬。布鲁斯·科夫勒（Bruce Kovner）则是新保守运动的教父，他担任着坐落在华盛顿的美国企业研究机构的主席。而迈克尔·斯坦哈特则致力于建立一个新的不受教会管辖的犹太民族。当然，这些巨头们影响最大的还是金融领域。对冲基金的故事就是金融前沿的故事：关于创新和增加的杠杆效应；关于引人注目的胜利和令人汗颜的失败；关于由这些戏剧性事件引发的讨论。

在对冲基金存在的大部分时间里，关于市场的学术观点与此并不一致。当然，学术界集思广益，与精力充沛的怀疑论者精诚合作。但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普遍的看法是市场有效，价格变动随机，对冲基金的成功靠的不过是运气而已。这种说法具有很有说服力的逻辑依据：如果确定某个债券或股票价格的上涨成为可能，那么聪明的投资者必定已经做出反应，价格也已经上涨了。这些投资者使得所有相关信息都已经反映在了价格中——尽管股票的下一个变动是由一些不可预知的因素决定的，因此，试图预测价格变动的专业基金经理通常都不会成功。基于这个观点，许多对冲基金并没有真正的优势，如果忽略市场宣传和昙花一现的狗屎运，他们并没有特别的、能使他们持续战胜市场的投资眼光。不过，对于主宰整个行业的成功的对冲基金来说，市场有效的假设并不成立。这些基金不应该叫对冲基金，而应该叫“优势基金”。

那么优势从何而来呢？有时这个优势不过是靠选择最好的股票。不管金融方面的文献怎么说，我们马上就会看到，阿尔弗雷德·温斯洛·琼斯、朱利安·罗伯逊，以及许多罗伯逊的追随者们确实通过这种方式增加了价值。不过更多的时候优势来自于利用有效市场理论的拥护者们虽未强调却从一开始就承认的理论缺陷。例如，理论家们规定只有在资本完全流动时价格才有效。也就是说，开出有效价格卖出股票的卖家总可以找到买家，不然的话，卖方就被迫给个折扣，从而使得价格低于有效价格水平。但是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想卖出大量股票的大规模退休基金没有折扣就找不到买家，迈克尔·斯坦哈特正是靠有组织地利用这种折扣赚取了大量财富。有效市场论中一个潜在的缺陷为对冲基金的传奇奠定了基础。

对冲基金真正优势的本质往往被老板的见解所掩盖。有些巨头就像神秘的天才：他们获取丰厚的回报，但却解释不了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在这一点上，最极端的例子可能是年轻的保罗·都铎·琼斯。

有一天，琼斯坚称他预见到了1987年的市场崩溃，因为他身穿红色吊带裤的20多岁的同事彼得·波里什（Peter Borish）将20世纪80年代的市场曲线画出来和1929年的进行对比，发现两条线看上去一样，所以琼斯就意识到了市场即将反转。不过，琼斯这个对市场时机精确把握的解释并不充分。第一，波里什承认篡改了数据；第二，他预计的市场崩溃是1988年春。如果琼斯真的遵循波里什的建议，他便会在1987年10月危机来临的时候就赔了个精光。总之，琼斯的成功是基于我们之后谈到的原因，而不是基于他声称的原因。由此可见：天才并不是时刻都知道自己在干什么。

而这个现象并不局限于金融领域。“就我们对顶尖高手所做的研究来看，我们没有发现一个时刻知道并能解释他自己在干什么的人，”著名网球教练维克·布雷顿（Vic Braden）曾经抱怨说，“他们不同时间给出的答案都不一样，或者干脆就给出没什么意义的答案。”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金融学术界开始认为市场并不是有效的。有时这种转变甚至不着痕迹。一个名叫斯科特·欧文（Scott Irwin）的经济学家从印第安纳波利斯的一个小公司拿到了一份极为详尽的商品市场价格数据，在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对数据进行分析后，他断言：价格走势有一定的趋势，也就是说价格的变化并不随机。但他不知道的是，早在20年前，一个名为商品公司的先锋对冲基金就已经分析过同样的数据，得出了同样的结论，并设计了电脑程序进行交易。与此同时，其他的研究者们也承认市场并非完全流动，就像斯坦哈特早就发现的一样；投资者也不是完全理性，这对对冲基金的交易员来说是不言而喻的。当美国公司的市场估价在一个交易日的变动达到1/5时，这种估价就很难让人信服。“如果有效市场假说是关于上市股票的，那么价格便会极度的不稳定，”哈佛经济学家安德鲁·施莱弗（andrei Shleifer）和劳伦斯·萨默斯（Lawrence Summers）1990年嘲弄地说，“可是，有效市场假说——至少是传统意义上的有效市场假说下的股市在1987年10月19日随着其他的市场一起崩溃了。”

承认市场有效的局限性对对冲基金有着深远的影响。在那以前，学术界认定对冲基金会无所作为；但在那以后，学术界争先恐后地投资对冲基金。如果市场并非有效，那就有钱可赚，金融教授们想不出任何他们不能成为获利者之一的理由。阿斯内斯就是这股新浪潮中的典型代表。

在芝加哥大学研究生院的时候，他的论文指导老师是有效市场假说的创始人之一尤金·法玛（eugene Fama）。但到了1988年，当阿斯内斯到芝加哥的时候，法玛已经在领头修正该理论：法玛和一个比他年轻些的名叫肯尼思·弗兰奇（Kenneth French）的同事一起发现了市场并不随机，因而可以通过交易获利。在协助他们完成这篇文献后，阿斯内斯去了华尔街，不久就创立了自己的对冲基金。

同样地，因推导基于市场有效假设的期权定价公式而获得诺贝尔奖的迈伦·斯科尔斯（Myron Scholes）和罗伯特·默顿（robert Merton）则与长期资本管理公司（Long-Term Capital Management）签了约。哈佛经济学家、将有效市场理论比作“崩溃中的股市”的安德鲁·施莱弗，帮助他的两个同事创建了名为LSV的投资公司。他的合作者劳伦斯·萨默斯，则完成了从哈佛校长和奥巴马总统的经济顾问到签约于一家量型对冲基金——肖氏对冲基金的巨大转变。

然而市场非有效的最大后果并非是学术界人士大批涌向对冲基金，而是机构投资者取得了将大量资金转向他们的许可。同样，1987年的崩溃是个转折点。在那之前，对冲基金的资金主要来源于那些可能从未听过“市场不可能战胜”论调的富人；但在那之后，绝大部分对冲基金的资金来源于捐赠基金，他们从博学的咨询专家那里得知市场是可以战胜的，并用行动加以证明。

这股新浪潮的领导人物是耶鲁捐赠基金的老板大卫·斯文森（david Swensen）。他对两件事情感兴趣，如果真像法玛、弗兰奇以及阿斯内斯所说的那样，市场存在着整体性的无效，那么对冲基金就可以有组织地加以利用。也就是说，必然有什么策略能奏效，而且这种策略可以事先找出来，而且，这些策略能带来额外的利润，他们能通过多元化降低捐赠基金的整体风险。斯文森投资的基金绝对是多元的：2002年，一只叫法拉龙（Farallon）的西海岸基金冒险地投资了印度尼西亚最大的银行，它全然不顾货币崩溃、政治变革以及绝大部分西方投资者都被伊斯兰极端主义者吓走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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