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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05-21 22:0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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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高众

出版社:中国文史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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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如兰花:一位医生眼里的生命与死亡

生如兰花:一位医生眼里的生命与死亡试读:

版权信息书名:生如兰花:一位医生眼里的生命与死亡作者:高众排版:HMM出版社: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时间:2017-03-01ISBN:9787503486418本书由辽宁无限穿越新媒体有限公司授权北京当当科文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制作与发行。—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

高众,原名工志祥,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安徽庐江人,八年医生生涯、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卫戍区某部卫生队医师、副队长,现供职中国作家协会。有散文被《读者》《散文·海外版》等报刊转载,有文章入选年度随笔精选,曾获《当代》杂志2014年度文学拉力赛分站赛冠军,著有长篇小说《白衣汀湖》。序高洪波“王大夫”是我的秘书王志祥的绰号,或者说是他曾经的职业。

王志祥来作协之前是北京卫戍区某团的卫生队长,有八年医龄的职业医生。本来志祥转业是可以到任何一家地方医院的,可是写作的爱好和影响改变了他的职业选择。事实上人生命运的转折关口不多,一辈子可能就那么几次,“王大夫”在转业时动了文学的念头,于是,他就在2007年秋天成了中国作协的一名工作人员,也成了一名我常开玩笑时说的一位自己带的“研究生”。

我在中国作协创联部兼任过十年主任(1995~2005),当时创联部分管儿委会工作时,前后一共有过两个儿委会秘书,现在她们都成为不错的作家:一位是李东华,连续得过中国作协优秀儿童文学奖和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一位是周李立,中华文学基金会最近一批“二十一世纪文学之星”丛书入选者。但儿委会秘书其实上是兼职,她们都有各自的本职工作。可王志祥不一样,他的任务就是我的助手,这是组织上的安排,也是本书后记中写到的“慈祥老头”金炳华书记的一种关怀。“王大夫”有很高超的医术,对心脑血管内科及保健工作均下过专业功夫,可他转业后则迅速实现了融入地方的转变:我指的是思想上、感情上乃至生活习惯上的转变。志祥对本职工作认真负责,在编纂我的八卷本文集时所下的功夫之大让我感动。同时他开心地拿起了自己的笔,半轻松半认真地开始写下自己经历过的刻骨铭心的事情,并用朴素、细致和有体温的文字进行属于王志祥式的表达。我在阅读他许多作品原稿时能深深感觉到王志祥写作时的感慨,他在医生这一特殊的岗位上体味到的人生与人性的深刻性和独特性,都是平常人感受不到、体味不出的。志祥的医生散文有无奈也有欢欣,有悲辛也有快慰,更多的是王志祥式的思考。他最近发表在《当代》杂志的头条长篇小说《白衣江湖》延续和拓展了这种思考。不过用的是笔名,叫高众。补充一句,志祥本姓高。

王志祥的这种尝试我认为是成功的,希望志祥用手术刀替换这支笔之后能更洒脱、更锋利,更深刻、更独到,这是我对“研究生”王大夫的期盼,还有一个充分的理由:鲁迅和郭沫若也都是学医出身的。对了,还有余华。(作者为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引言生命需要关爱一

长久以来,公众之所以将医生这个职业誉为“白衣天使”,是因为这个职业是在工作中对生命付出情感最多的一个职业,而生命才是每个人心中最敬畏的神明。凭良心做事是人们一贯遵从的、约定俗成的准则,目的是求得自己内心的安宁。可是,在疾病与生命面前,其实医生的付出与良心并无多少关系,这是职业的责任和使命。

我们都知道,疾病、衰老和死亡是人的一生必须经过的过程和结局,谁都不可例外。但是从情感上来说,绝大多数的人在心怀巨大恐惧之中面对生命之火渐渐减弱直至熄灭,这无疑是个悲哀和绝望的事情。人人都想终生平安、长生不老,这是多么美好的愿望。人人无法面对衰老和死亡,但又必须去面对,这才是现实问题。怎样解决面对衰老和死亡过程中出现的这种悲哀和绝望,让患者能坦然面对疾病、衰老、死亡,这是医务工作者需要探索的课题。

当代医学,是极其严谨的科学,这是广大医学工作者的广泛共识,因此医学工作者首先要冷静、客观去面对疾病和死亡。但是,过于冷静和客观又会给病人及其家属冷血的形象,这种形象无疑会对医患关系的建立树立一个不好的形象,导致患者在后续的检查和治疗过程中产生诸多人为的不信任感,可悲的是,这样的不信任感对于患者来说可能是致命性的打击。

——站在医护人员的角度,良好的医患关系的建立除了需要医生具备精湛的专业技术外,还需要具备与社会、人文、心理甚至哲学相关的知识,虽然关怀和心理相关知识其实与临床医学毫无关联。但是只有拥有这些综合、跨学科知识储备的医护人员才能给患者周到的医疗、关怀、心理等患者在治疗过程中所需要的全方位服务,这样的要求对于医护人员来说无疑是个不小的挑战。

——站在患者的角度,由于疾病因素对外界所产生的强烈依赖感和被关注心理需要医护人员必须为自己进行全方位服务,医护人员一丝不周到的感觉都会导致患者对医护人员医疗技术的质疑,这往往对治疗疾病产生不好的影响,而疾病的波动和反复给身体带来的不适感会刺激患者及其家属对医护人员产生情绪上的对立,这种情绪上的对立往往对医患关系产生不良的影响。从同情弱者的角度来说,这似乎可以原谅。

实际上,理想显然比现实要丰满得多。

我们应该知道,当代医学经过百余年的发展,确实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这是人皆共知的现实。但是,公众不太了解的是,当代医学虽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对疾病的认知却如此肤浅。比如,感冒这种最常见的疾病,每年夺取人的生命比最可怕的艾滋病还要多得多,而流行性感冒爆发,在有的年份甚至导致全球数百万人死亡。我们还清楚地知道,绝大多数的感冒是因为感染病毒所致——但是到如今还没有找到杀死病毒的特效药物,明明知道病因虽不是束手无策却也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又比如,原发性高血压病,这种最常见的老年病,具体是什么原因导致血压升高,医学教材上写了九点诱因,而教授在课堂上就高血压的病因只给了四个字——病因不明。九点诱因和病因不明,这一点都不矛盾,诱因的意思是诱发因素,也就是说可能,但是前面我说过当代医学是一门极其严谨的科学,可能不能作为依据,而必须是确切的、明了的。而原发性高血压病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点确切的、明了的因素,因此说是病因不明,一点都不为过。

在当代医学认识的所有疾病中,绝大部分疾病是病因不明。

因此,医学临床对疾病的治疗,绝大多数只是对症治疗,而不是对因治疗。所谓对症治疗,就是用药物改善疾病症状,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治标;所谓对因治疗,治疗的目的在于消除原发致病因病子,彻底治愈疾病,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治本。百余年前,抗生素的发现是现代医学里程碑式的进步,因为对于微生物感染性疾病(除病毒感染之外)来说,从此医学能很从容地进行对因治疗,而这种治疗方法极其简单,疗效有极其有效。但是,对于其余疾病来说,对因治疗是医生的梦想和追求的目标。

不论是对症治疗还是对因治疗,这还是当代医学能治疗疾病中的一部分,还有诸多疾病人类还没有认识它,或者是能认识而缺乏有效的治疗手段——这无疑是令人悲哀的。二

我想,第一眼见到人的遗体,绝大多数人或者说所有人都会感到害怕,都会觉得毛骨悚然,因为这种害怕和毛骨悚然的感觉,其实就是对死亡的恐惧。

我也是一样的感受,早年在农村,一般情况下不会去逝者家里,而且很长时间都不会去。这很长时间一般有一两年,因为我们老家的风俗当年有人去世的人家,春节时贴的对联不是常见的红色,而是蓝色或者是蓝紫色,这蓝色或者是蓝紫色的对联在一片红色之中异常突兀,不同寻常的颜色渲染不同寻常的气氛,这种不同寻常的气氛在惯常喜庆气氛中很显然平添悲哀的元素,谁也不愿意让这种悲哀的元素影响自己的喜庆心情。反正我是不愿意,如果必须去的话,那一定是迫不得已。我想大多数人都是迫不得已,因为情感因素和现实因素。情感因素也就是说逝者是自己的亲友,或者是现实中相关联的人,而现实因素是必须这样去做,不管是什么原因。

这就是现实,不可能永远随自己的性情和个人的好恶而为,多数的时候是必须面对的。比如,我在医学院学习期间的第一堂解剖课,而且,作为身体高大强壮的我,第一堂解剖课前就被教授派往位于解剖教研楼一层标本室的福尔马林池里打捞标本。

我们在医学院期间,对于所有的遗体称呼都是标本。遗体这个称呼相对来说显得人性化,带有一定的情感和尊重,而标本这个称呼则不然,就是一个物体的称呼,中性,不带任何感情色彩。确实是标本,因为在我们医学学习期间,他们(它们)只是我们手头上的学习工具,和数学课用到的三角尺、量角器等学习用具没有本质的区别。

虽然只是标本,而且教授之前交代我们说这些就是标本,对我们说不要害怕,只是标本而已。但是,当我们拉起标有各种数字和符号的绳索时依然是冷汗突涌、毛骨悚然,每条绳索的尽头都是我们需要打捞起的遗体。而我打捞的不像其他同学打捞的局部躯体,我竟然打捞的是一具非常完整的遗体!这具遗体我之所以不再称呼其为标本,是因为这是我平生以来见到的第一眼人的完整遗体——连衣服都没有穿。他在我的脑子里的印象就是时至今日都还那么清晰!他很年轻,也就三十多岁的样子,高大、魁梧,从后脑勺的伤处可以看出是一次意外的撞击夺去了他年轻的生命——从此以后,多少个日日夜夜,我无数次想象和猜测导致他死亡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害怕只是暂时的,何况标本室还有五位同学在,大家的喧嚣声打破了标本室阴森的宁静,我想这样的喧嚣声对于标本室来说一定是久违了的,因为全校的解剖课每年也就是短短三个月的时间,这也意味着一年绝大多数时间,这道门一定紧锁着,不会轻易被打开。

那时确实年少,正所谓少不更事,少有思考,多有兴致。短暂恐惧之后的嘻嘻哈哈的喧闹声惊动了解剖学教授。他那带有质感的慢条斯理的男中音至今都在我脑子里回荡。他说,你们手里的标本,都是一个个鲜活的生命,以前是,现在还是,只是以不同的方式存在着,以前他们是为自己而活着,如今,他们是为别人而活着。顿了一会儿又说,他们将生命现在传递到你们手上,而你们以他们的生命以医疗的方式传递给病人,从而延续病人的生命。他还说,这就是你们身上白衣的圣洁所在,使命所在。于是,嘻嘻哈哈的喧嚣声戛然而止,标本室弥漫着呛人的福尔马林刺激性气味中透露出的庄重和肃穆。

见证遗体是医学学习过程中的第一课,任何医学院校都莫不如此。我猜想,这不仅是学习的需要,更是职业教育的需要,这职业教育应该包含职业素质和职业道德。入学的第一堂课往往最能让人记住,因此,第一堂课更多的是一种仪式感,这种刻骨铭心的仪式感能给广大医学生一种庄重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医学这个专业需要责任感和使命感。

抛开任何情感因素,解剖学让我明白人体的构造无疑是这个世界上最精密的机器。对,确实是机器!它(因为我已经将人体喻为机器,故用这个“它”)同所有人为制造出来的机器一样,遵循“能量守恒”等一切物理学定律。只是人为制造出来的机器,人们对它有极其充分的认识,损坏之后有详细的说明书,按图索骥就能很快维修如常;但是对于人体自身这个机器,人类本身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说明书之类的资料作为维修指导,当代医学对人体自身认知还远远不够,因此病患对于医生这个修理工来说,每次面对都是一个不小的挑战——每个人的身体状况不尽相同,在不同个体之间,哪怕是相同病患的表现也就是临床症状很多的时候确实出现共性但是也有个性表现存在。这也就是哪怕面对同一种疾病不同个体之间都需要差异化治疗,绝不同维修机器那样可以程序化操作。

这也许是作为人类的修理工——医生这个职业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所在,这一点和普通的修理工之间有着天壤之别。三

在医院作为实习生的时候,我第一次真正见证了生命消逝的最后阶段的短暂过程。

如果我不是医生的话,或者说不是医学学生的话,我根本体会不到这个过程是如此震撼我的内心,最多的只是同情和悲伤。在医学院理论学习期间,我的感觉是那么美好——只要是技术高超、恰当治疗,所有的疾病都能治愈或者好转,我想这不仅是我那时的心境,所有医学生的心境大抵如此。其实这是一个多么不切实际的幻想!所以当我面对一个生命渐渐逝去的过程时我泪流满面,而我的带教老师——一位高年资的主治医生站在病床旁面对此情此景是那么冷静和从容。我当时深切的感受是自己作为医生(那时自己就这么自大地认为)面对急切需要医生的病人却束手无策。这种万般无奈的感觉伴随我好多年。

我离开临床十年,再回想这样的场景应该是冷静的。再后来经历过无数次这样生命的过程,我也在那种场景之下,在表面上看起来算是冷静,实际上,到如今我仍然对自己耿耿于怀。也许,这就是人内心情感的柔软之处,我相信,所有的医生都会有这样的柔软之处,只是每个人的表现形式各不相同,或者是根本不愿表露而已。

但是,我们不得不理性地说,“生老病死”就是自然规律,不可回避的自然规律。“人定胜天”的思想是美好的、高尚的、能激起人们奋进的,但是这只是一个美好的愿望而已,我们要遵循自然规律,这不可能改变,哪怕一直在顽强抗争。

而当代医学其实就是在抗争,在雄心勃勃地向前发展,它期望发展到一定程度或许能改变像“生老病死”这样的自然规律。不光是当代医学,自古至今莫不如此,古老的炼丹术寻求的长生不老药,就是幻想对生命无限延长的明显例证。

假设真的有一天医学发展到能无视生、老、病、死的阶段,那么新的问题就会出现,生存的问题,伦理的问题……这些问题同样能将人类毁灭,这种假设是任何人都不愿意看到的,当然也绝无可能,万事万物都必须在一个规律下、一个秩序下生存,小小的人类怎可能独善其身?

理性和客观之下,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医学其实改变不了衰老和死亡,至少在现在或者是不远的将来,它只是干预了部分疾病的进展。

因此,需要的是在理性和客观之下,医生和患者双方都必须冷静、客观、从容地面对疾病和死亡的问题。但是要做到冷静、客观和从容又何其艰难。但是,虽然艰难,也确实存在:

——一位年老的晚期肝癌患者,谢绝了除必要的止疼药物治疗之外的一切治疗,在他老伴的精心呵护之下安然长逝。我当天下午例行查房的时候,见到他的老伴抱着他的头,说他已经远走。我注意到逝者脸上的表情是那么从容和安详。

——同样是一位老年患者,因为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我给他长期治疗,和我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和医患之间坚不可摧的信任。但是这种坚不可摧的信任人为地缩短了自己的生命,因为我出了个长差,他坚持等我回来,等我回来之后,却病入膏肓,我送了他最后一程,他最后睁开眼睛看我的时候,仍然是信任的眼神,微笑着说我是个好把式,能救活他,但是他再闭上眼睛,不到五分钟后就安然去世。他的脸上没有恐惧之色,同样是从容和安详。

临床上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从这些临终场景和当事人的表情来看,死亡不一定非要在恐惧中降临。我们可以同样看出,不一定之中一定是最信任的陪伴和最爱的表达。最信任的陪伴和最爱的表达究竟在患者临终状态之下起到什么样的作用,这是医学心理学和医学伦理学这两门专业学科能做出解释的,对于临床医生来说,研究临床医学的延伸和分支科学不论是从精力上还是专业上都有些力不从心。但是从人文关怀角度出发,必须这么做。

从医生的立场看,精湛的医疗技术不一定是主要因素,人文关怀在很大程度上能给予患者树立战胜疾病的信心或者是鼓励病人面对死亡。当然,人文关怀不是一句空洞的词语,而是需要用心去体察。

从患者的立场看,对医生的绝对信任和亲情的温暖,是最为至关重要的,是战胜疾病或者是坦然面对死亡的主要因素,这同时需要自身精神和具备一定的医学和哲学知识去支撑。四

作为脱离医学临床十年,从事和临床毫不相干工作的曾经医生,反过头来谈论医学理论和实践,显得空洞和肤浅,因为十年时间对医学来说,又是一个新发展的阶段。我以我有限的理论和实践只想说明一个问题,这就是,对待生命,不只是医生和当代医学的事情,更重要的是对待生命的态度。

因此,医学理论和实践不是我所要说的重点,我只想利用我从一名普通人成长为一名医生亲身经历的过程,从人文的角度来试图叙述我所观察到的和疾病与死亡相关的场景,进而去思考生命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历程,到底该受到怎样的关爱,这是我的本意。

在现实中,有太多的因素干扰医生、患者、医患关系以及与医疗这个专业相关的方方面面,这些因素不是一位医生或者一位写作者能够掌控的。我只想从一位医生的视角深入观察病人的生理及心理状态,敏锐体悟与感知生命和死亡,通过讲故事的方式,运用文学的手法展现医生与患者共同面对疾病和死亡的一个个医疗场景,传递一种对生命的深层悲悯与关怀----这是曾经作为医生、现在作为写作者的我要做的。

说是情怀也好,说是使命也罢。生命的兰花

佛家说生死轮回;道家说道法自然;儒家说商闻之矣,死生有命,富贵在天;伊斯兰教说生在人间,死上天堂。

人自然可以体会生的滋味,死亡对任何人来说没有任何借鉴的经验,因此不论怎样对死亡的坦然描绘,大概都不能抵消对死亡的恐惧和抗争,验证“恐惧缘于无知”这句俗话。真到了不可避免的地步,往往对生会产生强烈的渴望,“人之将死其言也善,鸟之将死其鸣也悲”,就是这个道理。

八年的从医生涯,我曾无数次在患者的病历中写到“窒息”“压迫感”“濒死感”……这样的医学名词,这些医学名词只要出现在某个人的病历之中,也许他就会敏锐地嗅到死亡的气味,当然嗅到死亡的气味绝不是从此走向死亡。

医学研究证明,当一个人的呼吸停止,他的大脑将会在九十秒钟后渐渐死亡,而就在这九十秒钟,脑子里还有模糊的意识存在,当意识到自己的象征着四大生命体征的呼吸已经停止,而自己又无能为力的时候,这是一件多么无奈、多么伤心、多么绝望、多么恐惧的事。我猜想在这么多的修辞下,随着意识的渐渐模糊直至消失,生命就这样走向尽头。“窒息”“压迫感”“濒死感”……每当我写下这些医学名词的时候,我总是下意识地体会这些症状带来的反应和感受,总是在自觉和不自觉中朝着死亡的方向瞥上一眼。

我对生死的认知并不是我从学医开始的。

不知从多大开始,有种病缠上我身,这也是我童年最深刻的记忆。直到我学医后,我才知道,这是一种叫“喘息性支气管炎”的疾病。这种疾病严重限制了我的呼吸,严重到不能活动的地步。

孩子爱活动的天性就这样被死死地摁在床上,或者椅子上。大笑或者大哭都足可以使我窒息,因此没有孩子愿意和我玩,偶有孩子在跟前,那种看着我的眼光有孩子式的怜悯和同情,这种怜悯和同情的眼神甚至连些许遮掩都没有。孩子的世界是真实的,没有掩饰,那时我不懂,这种怜悯和同情的眼神甚至伤了我的自尊。那时我真有自尊,那么小,不知是从哪来的。我痛恨自己的身体,像玻璃一样易碎,玻璃还有别人偶尔碰一下,而我,小伙伴们连碰我一下都不敢,怕我“碎”。

于是,从记事开始,认知这个世界,不是靠眼睛,因为我的眼光仅仅是我家房前屋后的院子和院子里的几棵树,以及院墙脚下长着些七杂八碎的野草。在那时的农村,鸟多,麻雀、灰喜鹊、杜鹃、野鸽子……每天的大部分时间,它们会分时段鸣叫着。这是我喜欢的,因为这些鸟叫让我耳朵感受的声音丰富起来,不只是家人说话那般单调。

除了看房前屋后的院落,还有很大一部分的时间是在父母的背上度过的,他们背着我跑遍了他们力所能去的地方求医问药,甚至求神问鬼。遗憾的是,那时基层的医疗水平确实是太有限,没法治我的病,只能是缓解,然而就是为了这短短的缓解期,我仍然会付出不少的代价。我最痛恨的是医生,面无表情地用注射器或者是针头插向我的屁股或者是血管,连征求我一下意见也不,连对我笑一下或者露一下同情的眼光也不,冷酷、坚决并且不容置疑,任凭我窒息般地哭叫和满脸泪水。我喜欢求神问鬼,不是我迷信,只是因为求神问鬼不需要打针输液,只需要服用一些香灰和纸符燃烧后留下的灰烬。在我看来,服用这种东西远比打针要幸福得多。

这样的病对家人意志是一个严酷的考验,这是我后来当医生的时候才领悟出来的,没经历过生死或者说没经历过家人的生死过程,是不好领悟的。只要是我喘息声重点或者是脸色发青,父亲总是沉默,母亲总是掉泪,只有我还是那么从容,我知道,我只要不从容,那么我的呼吸就会更不从容。对生的渴望也许是每个人与生俱来的,对死大抵都会恐惧,原因很简单,对生的渴望是因为眼睛能看到一个已知的世界,对死的恐惧是因为不知道另一个世界是什么样子,不是恐惧死亡而是恐惧未知。

抛弃和放弃都是挺艰难的一件事,抛弃和放弃都会有一段很艰难的心路历程。但是一旦做出决定,抛弃和放弃又变成一件很简单的事。很庆幸的是,父母没有抛弃也没有放弃我,仍然小心地呵护着我。而在我们当地,和我一样得这种病的几个差不多大的孩子,有早夭的,也有长大了的,却因为鸡胸而残疾,并且一直仍为呼吸艰难地活着。

我那时就是这样,别人呼吸是为了支持生命,而我的生命却是为了呼吸。

不能活动的时候,笔墨纸张成了我的朋友,这绝对不是我附庸风雅,这些只是我排除寂寞打发时间的工具。我记得我很早就接触这些,因为我不能出去玩,家里总得有人陪,我父亲是大队书记(当时这称呼,现在叫村支部书记),工作忙,母亲要种田、操持家,于是父母就将我交给我的叔叔们和姑姑们,我叔叔、姑姑多,轮流看着,半是因为无聊边给我讲小人书上的故事,边教我认小人书上的字。他们当时也不是很大,也有玩性,于是经常会拿小人书之类的给我自己看,然后他们逃之夭夭。我对小人书是很入迷的,先看,看后就临摹上面的人物、花鸟,这样也就慢慢培养了画画的兴趣,有了兴趣,是叔叔们乐于见到的,因为画画能打发时间,他们想有时间玩,就会给我找更多的小人书。

那时就知道兰花好画,寥寥数笔,随手勾勒一个花盆就成了。现在能看出有没有艺术性,那时没有,像就成了,父亲看了就会露出久违的笑,母亲就会另外给我加个餐——煮个鸡蛋。

我也很高兴。但是小小的年纪毕竟不能体会,画得像枯草似的兰花根本不能驱散他们心中的阴云,这种病当时在农村不是少见,我只是在走别人走过的路,别人的过程也许就是我的过程,别人的终点也许就是我的终点,没有另外捷径可走。这是大家都能看到的过程和结果,我的父母也不例外。

我画过的兰花经常被我随手扔掉,因为这不是艺术的创造,只是打发时间排除寂寞的一种方式。兰花在我们当地是很普通的一种野生植物,山上山下、房前屋后都有,花无华,香清远。虽好,但是在那个农村那个年代是没人欣赏的,兰花被人叫作兰草,与草同等的地位。有邻居说我也许就是个草命,这草不是鲁迅笔下的小草,这草是草芥的草。我们家乡人说的草命,是对生命能否长久存在的一种委婉的怀疑和一种人情味很浓的否定。因此我总害怕自己真是草命,怕自己提前消失在这个世界。因此,我当时爱画兰花,虽然画得和枯草一般,但一直乐此不疲,也许有同病相怜惺惺相惜的成分,因为我和它都命该如此。

我五岁的时候,命运已经开始向我出示黄牌了,我的病越来越重,就像是一位遭受重罚又身受重伤的球员在球场上艰难地支撑。一方面父母在极力挽救我安慰我,不让我下场;另一方面给他们这个唯一的儿子在积极酝酿替补,一旦我被红牌罚下,好有替补上场,于是我弟弟诞生了。我很高兴,一个不会走路的小东西是可以陪我的,于是我经常将脏兮兮的小手塞进他嘴里,很高兴地看着他津津有味地吮吸。

我记得我一直画到小学三年级,那年我八岁,但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不记得。记得是那年春天,我爷爷听说个偏方说吃猪宝(公猪的睾丸)能治我的病,徒步百里到邻县种猪场买头种猪回来,请来兽医将公猪的猪宝给骟割下来,母亲仔细清洗后做熟让我吃,我实在吃不下时父母用钱和红糖来作为我吃的筹码,很惭愧,我承认我不是个意志坚定的人,没有抵挡住诱惑。结果真的如众人所望,从第二天起床开始,我的病竟然彻底好了,这绝对算是个奇迹。我爷爷欣喜之余,奔走相告。和我一样得病的兄弟们竟然只是缓解,没有一人是彻底治愈的,我可怜的弟兄们。喘息性支气管炎,就是在医疗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要彻底治愈也是个世界性难题。

在我记忆中,有限的几个关键词,“猪宝”是最重要的一个,虽然有点难听而且特别恶心,但我一直牢牢地记着它。许多年以后,我作为一个从医学院校毕业的科班医生,一直将“猪宝”作为挽救喘息性支气管炎病人的首选良药,这显然有点江湖郎中的味道。现在我明白,猪宝含有大量的睾酮这类雄性激素,而喘息性支气管炎的治疗激素类是必需的。我不是搞医学基础研究的,知道肯定两者会有关联,但是否是最佳良药,还不得而知。

我相信我是草命,我还相信绝大多数人是草命,因为绝大多数人都朴实无华。在临床八年,也就是当了八年内科医生。在这八年中,我脑子里一直有那个冷酷、坚决并且不容置疑的面容,我当时是多么害怕、恐惧、无助。所以我喜欢微笑着和病人说话,喜欢拉着病人的手说话,我只希望他们不要重复我那种的害怕、恐惧、无助。又过了这么多年,我早已脱离了临床,但我一直记得一位喜欢兰花的姑娘。她是我的一位病人,16岁,诊断为支气管哮喘。支气管哮喘临床症状和发作期的喘息性支气管炎没有多大区别,治疗方案很多时候也是一样。她一个人住一间病房,症状缓解期间,她将阳台上护士养的几盆吊兰搬进自己的病房,细心照看着。每次早晨我查房,只要没有输液,她都会站在吊兰前静静地看。问她为何喜欢,她说这花皮实,草似的,好养活,没花粉。然后总是对我笑一笑,很好看,虽然脸色苍白。

其实我是禁止病人将花搬到病房的,因为花粉总是重要的过敏源,对于这些患有过敏性疾病的病人来说,有时往往是致命的,但是这位姑娘的话让我释然,于是查房的时候我会经常在她的病房逗留片刻,陪她一同赏花。

因为这小姑娘,我真正喜欢上了兰花,我倒没认为它是什么花中君子。我只喜欢它生得朴实、无华、不妖艳,更不会给人找麻烦。其实生命也是一样,不给人找麻烦也许就是崇高。

喘息性支气管炎急性发作和支气管哮喘发作有个共同的症状是窒息感、濒死感,医学上描述这种症状是多么的贴切和一针见血!就是徘徊在生存和死亡之间。这是我后来在学医的过程中才知道的。

在我从医的路上,这种病人比比皆是,他们对生存的渴望是无法比拟的。因为突如其来的死亡会让人猝不及防,极短的时间来不及摧毁人的意志,来不及让人产生恐惧,会让人面对死亡时特别坦然,尽管有些悲壮。真正让人产生对死亡的恐惧的是在漫长的时间里一点点摧毁自己的防线,以致产生对那个未知世界本能的抗拒,这是让人害怕的事,于是对生的欲望就更加急迫,更加渴望。

正因为我曾离死亡是如此接近,所以我希望我的病人能够远离,这种希望带有极大的热情。然而绝大部分疾病临床上只能是对症治疗,而不能对因治疗,这意味着大部分的疾病连起码的发病原因都没有弄清楚,这类呼吸道过敏性疾病就属于这绝大多数,可见人类对疾病的认知是多么有限。

我对我这份医生的工作非常珍惜,我总是能将百分之百的精力和激情投入其中,总是幻想我的病人能在我的手中起死回生,然而,想象很美好,现实很残酷。

在一个春天的夜晚,这位十六岁的病人又一次急诊入院,虽然不是我值班,但是因为我对她的病情非常熟悉,值班医生紧急通知我赶赴医院。在医院的急诊室我又一次见到了她,脸色是那么苍白,嘴唇青紫,双眼紧闭,哮鸣音充斥着整个房间,除了她自己的哮鸣音外,只有医生护士忙碌的脚步声和各种医疗仪器发出的声响,可怕的安静。相关治疗抢救药物已经超过了常规用量,然而病情没有缓解迹象,十几个小时在这窒息般的空气中慢慢过去,哮喘持续状态终于使这位小女孩的心脏不堪重负,短暂的室性心动过速过后就是可怕的室颤,人工辅助呼吸、电除颤、心脏按压……最终,一棵小花凋零了。就在走向死亡的一瞬间,小女孩睁开了双眼,正好与我四目相对。我永远无法忘记这眼神,信任?无助?抑或其他。

花季女孩,爱花是天性,这个女孩同样如此。就因为对一株白色的百合花爱不释手,忍不住闻了一下,百合花的花粉却给了她致命的一击,生命被热爱生命的举动终止,这种结局不禁让人唏嘘不已。

在医院,我见过太多的欣喜若狂,也见过太多的死亡,体会过巨大的幸福也品尝过沉痛的悲伤。大多数我既不喜于言表又能隐藏悲伤,一副淡然的表情,这种淡然的表情是医生所必需的表情,不能让病人或者病人家属从医生的表情中判断出病人病情的好坏,这像穿在身上的白大衣一样,除了一种颜色展示于人外,绝不外露自己的心情。但是,面对这么年轻的女孩,我做不到这种淡然。我不能容忍我曾经深刻体验和认识的疾病就这样夺走一个如此年轻的生命。

我一度将我自己锁在这间被兰花精心装饰过的病房,苍白的阳光在白色的墙壁折射出丝丝缕缕的惨白的光。我想起我五岁时母亲经常无助地哭,与小女孩母亲凄惨的哭声内容是何等地相似。这是我在从医道路上第一次感到如此无助和悲哀。

就在亲眼看见走向死亡的过程中,我曾暗自庆幸自己能侥幸逃脱,当无数次面对即将消失的生命或已经消失了生命的躯体时,我当初的想法是多么卑鄙!其实生存和死亡都是一件很自然的事,只是一个生命的两个阶段,不值得欢欣鼓舞也不值得悲痛欲绝,只是生命的存在需要呵护,生命的结束需要尊重。

我对生命的思考是从孩童开始的,并不是我多么早熟多么有天分,其实我从没想过自己会通过生命的思考来实现人生的价值,从我一路走过来的路就能看出,我对自己的人生是多么随意,甚至还有点玩世不恭。确实地说,疾病的折磨是我思考的绝对因素,我并不是去规划生命,相反我去想怎样结束生命,结束生命的唯一理由就是摆脱疾病的困扰,和对自己不能像其他小孩一样正常生活的一种憎恨,这种憎恨渐渐变成对生命的憎恨。然而,当我真的活下来的时候,感觉到了生命存在的美好,纵然任何一个人都能说出无数条活着不如意的理由,但生命存在的美好,并不是时时刻刻能体现出来的,相反一切都是显得那么随意和漫不经心。

我终于承认我是一个懦弱的男人,我经不起这种生死的拷问,面对生命,我为之欢欣,然而,当我面对死亡的时候,我却久久不能从悲痛和无助中缓过神来。我的悲痛是因为对生命的敬畏,而无助,是我对自己作为一名医生所不能挽救生命的一种无奈、一种悲哀。

可以说这八年,是我对生命思考最多的时间段。我曾无数次让病人枕着我的臂弯安详地离开,也曾无数次让病人枕着我的臂弯顺畅地呼吸。我知道,当遇到医学不能解决问题的时候,我的慰藉是病人最大的精神支撑,这是我在从医生涯中所做的最满意的事。

我不喜欢病房里死气沉沉的味道,因此在我负责这家医院日常行政工作的期间,我要求工作人员将所有病房的窗台上都摆放上一盆吊兰。因为一抹绿色,病房就有生气,有希望,而希望在,信心就在。

在从医的日子里,我一直有个习惯,每天会早早走进医院,在科室的走廊里来回走着。早晨的病房安静极了,空气中没有一丝紧张与慌乱。假如我轻轻地走进病房,会看到初升的阳光洒在床上,落在地上,或映在病人的脸上,这时病人的面容在朝阳的映衬下满是红光,显得格外平静,格外安详。

但是就在有一天的早晨,一个单人病房,病人就这样安详地躺着,他的爱人睡在另一张床上,同样的阳光洒在床上,落在地上,或映在病人的脸上。当我走进去,他的爱人坐起来,泪流满面,说她的丈夫永远地去了。我极吃惊,问值班医生知道不知道。她说知道,但是没让医生护士动她丈夫的遗体。她说,“我只想静静地陪着他度过黑夜”。我的泪忍不住往下流。

这八年,我每天将绝大多数时间交给这栋楼,就这栋楼里,每天都在上演着这样或那样的人生舞台剧,舞台剧的主体在楼外,不论这个故事精彩或者是无趣,或者是观众多与少,总是不会缺少掌声。然而,当舞台剧最具有悬念的部分或者是结尾部分放在这栋楼里,眼巴巴地指望医生去改写或去续写的时候,我总是有一种沉重的负担和别样的滋味。

最终,我没有足够勇气再去面对生离死别,我不忍看到曾在我身上发生的故事一遍又一遍在我眼前上演。然而,离开医生这个职业多年后的有一天,我在回忆的时候,却心如止水。当我还清晰地记得往日那些人和事的时候,发现他们那么鲜活地浮现在我眼前,包括那个一直让我为之痛心为之惋惜的小女孩。

多年后的一天我走进曾经工作的那栋楼,看到早已萎地的吊兰,和已经破碎的花盆里依然有一片小小的绿叶在一缕枯萎的藤中顽强且艰难地伸展,它像是对我从容地叙说:死亡,只是生命的另一种形式存在,而生命常青。老顽童的悼词

悼词是他人对自己这一生的总结性表达,你不可对它提出异议,或者做出修改和增删。当我们面对逝去生命的躯体的时候,他或者是她就不再那样鲜活,因没有了生命的支撑而变成这个世界上一个呆板的物体。我们此时的心情是悲痛或者是释然还是其他,在外人的眼里不得而知,所有纷繁复杂的心理状态都被看似忧伤的表情裹得严严实实,裸露在外面的,能被别人看得到的往往是对逝去者的悲伤,这种悲伤往往能给鲜活的生命以最大的安慰,对于逝者来说,是终极的评价。此后,逝者的面孔会渐渐在我们的脑海里模糊,直到消失。

在这个世界上,每天都会出现新的生命,每天也会有生命消失,这本来就是极其平常的事,生或者是死,都是自然轮回中的组成部分,无所谓重要不重要,不值得惊喜也不值得悲伤;不值得渴望也不值得恐惧。

但是不论是重要或者是不重要,惊喜或者是悲伤,渴望或者是恐惧,这些修饰性的词语并不能掩盖人们对生死这个问题的极其重视,因此,以极其赞美的语言迎接新生命的到来;以极其悲伤、极其褒奖的语言为逝去的生命送别,这种对待生命过程中两个阶段的举动,也就变成人一生中最重要、最庄重的两个仪式。

多年以前,有位老人曾在住院期间让我给他写悼词,所以我一直记得这位老人。虽然家乡说梦见死人不是什么好兆头,甚至会带来厄运。但在梦里,我却频频和他举杯。他是我的一位病人,七十二岁的老者,某单位的老干部。曾经上过战场,浑身的伤疤扭曲且狰狞。我为他查体的时候,不敢正视,仿佛这一道道的伤疤就是一只只眼睛,在死死盯着我,但是他的眼睛却是紧闭。躺在病床上病人的眼睛紧闭大概能给人两个印象:一个是对生命的无奈,一个则是对医生的蔑视。我在他紧闭的眼睛里,很不幸,是后者。此后,据他自己说,他根本就不相信我这么一位年轻的后生能将他的病治好。

他去过北京的好几家大医院,但都没能阻止他每天下半夜的心绞痛发作。心绞痛是冠状动脉硬化性心脏病的一种类型,不发作的时候自身感觉如往常一样,但在发作时那种胸骨后压榨样疼痛让人恐慌。这种恐慌会严重影响病人的心理状态,因为心脏病的病人发生意外一般在这样的症状之中,这里说的意外,其实就是死亡。这位上过战场并且一直在公安战线上的老人,我料他意志如铁,也就是在这样如铁的意志下,仍然怀疑自己是否真的还有生存的希望。

我很幸运地为他找到了病因,之所以说幸运,是他去的几家大医院穷尽了对心脏的检查但没查出到底出了什么问题,但这所有的一切检查却变成了我否定他患冠心病诊断的依据。很显然,既然经过严格对症治疗症状未能好转或者是缓解,这说明诊断还是有偏差。这是我当时作为年轻医生最重要的发现,甚至为此还沾沾自喜好一阵子。另辟捷径让我获得成功,最终这位老人因为甲状腺功能亢进导致的甲亢性心脏病在以后的治疗中得到证实。因为症状的迅速缓解,于是他便高兴起来,对我信任有加,说小小年纪技术还真不错,我永远会记得你,我说您别永远了,我还想多活几年,不太想永远活在人们心中。看着他那掉光了牙的大嘴哈哈大笑,我也笑。

这样很有特点的笑于是长久驻在我的心中,灿烂、无邪、真实,我完全相信。冠心病病人讲究的是低盐低脂饮食,这一点医生要求得相当严格,如果哪位病人在医院病房违反这样的规定,往往会遭到医生严肃的批评,此时病人不管地位如何大多会像个做错了事的小学生,低着头接受医生声色俱厉的训斥,或者是朝着医生抱歉地笑,显得不好意思甚至是羞涩。但我从不训斥我的病人,相反我能设身处地地站在病人的角度去想。当习惯了大鱼大肉、声色犬马、纸醉金迷的生活时,你非要让他做清教徒的难度可想而知。正因为我相当的和蔼,所以这老头吃羊肉串的要求在我面前便显得理直气壮。正好,我也好这么一口。于是下班后,我便钻进他的病房,爷儿俩你一串我一串肉串,你一杯我一杯啤酒。他的女儿叫门,我会说等一个小时再来,给病人做检查呢!这时医生的话在病人家属那里绝对是一言九鼎,同时会深表感激。因为病人家属估计没有见过如此尽心尽力的医生,在下班之后还这样设身处地地为病人着想。我真的是为病人在设身处地地着想,只是个人的理解不同。他的女儿会说王大夫您辛苦,然后便欢天喜地地回家,等一个小时后再来探视。

渐渐相熟的原因,或者是老人对我医疗技术的高度认可,虽然这种高度认可对我来说几乎全是运气的结果。同时因为他的高度认可,我对这位老干部不像平常那么尊敬,这种不尊敬隐约含着一种居功自傲的成分。一开始,我会端着酒杯说,向我党我军功勋卓著的老领导表示崇高的敬意。这里所说的酒杯,不是严格意义上的酒杯,因为医院不备酒杯,也是因为在医院的原因,可以因地制宜因陋就简,一次性尿杯也许是个不错的选择,这种老式的尿杯,斟满酒正好一大口。我对这个不是太在意,在医生的眼里,无菌的便是干净的,不会被表面的形状或者是色泽所干扰。但是对于病人,特别是对于这位老头子这样的老病人,他对这样的酒杯表示强烈的抵触,特别是加了啤酒以后的尿杯,不管是从形状或者是从色泽上都与人体的某排泄物有惊人的相似。我安慰他,给他讲医生眼里的卫生观,他终于接受了,但是在端起杯子的一刻,显得很犹豫,说你不要给我戴我党我军的功勋卓著的帽子,这更像是掩饰尿杯带来视觉上不快的语言。

他会和我聊他的历史,说实话,评价他功勋卓著真的是不过分,他说在我这么大的时候,打过数次大仗,立下过汗马功劳还是个战士班长。而我在部队这几年,好像为党和国家没做什么事却混了个中尉军衔,成了我军的一名后勤技术军官。想到这,我感到有点汗颜,这种汗颜是真正从内心发出的汗颜,并非别人想象的这种汗颜里面有那种优越和骄傲的成分。

我和他相处时间虽然很短,但几乎是忘年交。于是我说,如果哪天您躺在那里,别人写您的悼词该有多长。他笑,很天真很坦然,说真没想过,但是我看过别人的悼词还真来气。说谁谁干什么的,他本来是我们从战场上给俘虏过来投靠我们,不知哪个给写的是一生忠诚我党的革命事业。我说你为啥这么较真?他说总得有个真实的评价。他又说,在我的生平上就可以写到我迷恋过女人,还差点给我党造成重大的损失;还可以写我喜欢喝酒吃肉,这在以前也算是大吃大喝;而且我还在机关食堂里偷过肉,晚上值班时和同事在一起煮。

我说,以后我给您写悼词,相信医生的严谨与客观。他向我伸出大拇指,大笑说我相信你这个小医生,让你写。

于是,我说,我党优秀的共产党员,功勋卓著的无产阶级战士……他很正色说不行,这两句不靠谱,我也干过不少坏事,虽然没给党造成损失,也算是违背党章,不能算是优秀的共产党员。我说如果没前面这两句,到后面说您迷恋女人差点误了党的大事,还有偷肉等诸多坏事,别人会以为你是个十恶不赦的坏人,如果有前面这样的几句话,后面有点缺点也算是瑕不掩瑜,这样的评价还算中肯也不会影响您的光辉形象。他说不了,别人给我这样写我真的自己会从内心感到羞愧。我说喜欢吃羊肉串、曾经用尿杯喝啤酒、这可以加上去不?他拍着我的脑门说小鬼,张着没牙的大嘴笑着说可以。

我说,虽然每个人的人生不尽相同但又是大致如此,在这幕舞台剧上既当过主角也跑过龙套,既演过正面的主角也演过反面的坏蛋,这样的角色我们不能去选择,这是命运和人性的安排。

当然,我们自己从内心真实评价自己的这一生,无疑是最客观的,但是这需要勇气。我相信眼前这位老人对自己的评价是真实的,而且绝不怀疑。

羊肉串和啤酒显然让老人得到了极大的满足,他不停地夸我将来大有作为。我说您说这话确实是过分了,有点说瞎话,并且违背了客观规律,我在这样的一个小医院工作能有何作为?命运安排就是如此,不管哪个工作岗位其实大多数人都可以做得很好,但是显然,位置很重要。我在这样基层小医院的位置,注定永远只是小医生的角色,默默无闻。作为一名军人,我渴望轰轰烈烈一场,然后倒在战场上,马革裹尸,让我平凡的一生在我生命的最后时刻得到升华,就是不能作为英雄的典型写进军史而留名千古世代传颂,作为革命烈士我也能让我的子孙后代感到长久的荣光。我这样和他说,表情严肃。其实我知道,他一个劲夸我其实只是对我让他喝啤酒、吃羊肉串并且陪他吃喝表示一种真诚的欣赏,或者是对医生这样人性化管理病人的一种赞扬与欢迎。我能清醒地知道自己以后会是什么样子,作为一位相处几天的病人又如何能把握和预测医生的命运。于是我不说话,只是看着他笑,这种坦然的笑只是对他这样客观的人说这样不客观的话一种显然的否定。

不过,在这个世界,能为自己作最后总结的人注定是伟大的人,比如卢梭,他的《忏悔录》曾感动全世界,影响好几代人。感动的是因为被他的人格所征服,感动的是他的真诚,但是真的自己面对的时候,又有几个人能这样中肯地评价自己的一生?

到了我该为自己总结这一生的时候我怎样说?我声泪俱下地写下我犯下的所有错误,说我曾经为一段失败的恋情而沉湎于酒中,说我曾经背着他人说别人的坏话,说我曾经教唆孩子干坏事和打架,说我曾经偷过人家的瓜果差点没被狼狗咬死……我如果真的这样写了,说不定也会博得别人的尊重,说我的一生虽然是猥琐的一生,祸害别人的一生,但冲着这份坦白也是值得后人原谅的一生。但我想更多的是让我的子孙后辈看着笑话:瞧瞧,我的长辈怎么是这样的一个龌龊小人?所以,真的到了那一天,我也许不会自我这样真实地总结,而是心甘情愿在别人对我的赞扬与肯定中给子孙后代留下一个高大全的完美形象,好让他们能抬着头极其自信地做人。

我和我的这位病人说,您自己给自己写的悼词估计是拿不出来,没人相信您能拿得出来,也不会让您拿出来。您还得听别人给您写的悼词,不管您是愿意还是不愿意,当然您是听不见,但是您的家人会听得一清二楚,您就是自己认为自己是魔鬼,别人也会让您变成神仙。他很严肃地问,看来你也会这么写?我说我会怎么写,我真的说您曾在住院期间和医生在一起偷吃羊肉串、用尿杯喝啤酒?当别人面对您的时候都以万分沉痛的心情向为党和国家做出重要贡献的老同志作最后一别,如果此时我的话一说出,岂不严重影响本来悲哀肃穆的气氛,那时的气氛应该就是“苍松翠柏,哀乐低回……”而根本不应该被您这样的人生插曲让如此肃穆、如此沉痛的氛围笑场,您的家人也不干。

他说,那一天那么多人站在我周围,说不定就有我的仇人和情敌,哪会有那么多的悲哀?很多人甚至为我的死感到庆幸和解脱。我说相信您见过很多这样的场景,那些躺下的人难道都是您敬重或者是崇拜的人吗?只要是评价躺下的人,哪一个不是崇高得冠冕堂皇?哪一个不是完美得永垂不朽?你会从人群中站起来义愤填膺地说,不对,他本来不是这样的,他曾经蹲在马路牙子上面看过姑娘的大腿,勾引过谁家的小媳妇,吃过别人的回扣,占过别人的便宜?

评价别人本来就是件很容易的事,在茶余饭后或者是酒足饭饱的时候,谁都可以来上那么两句,让一个人上天堂或者是下地狱,就在于别人脸上的上下两张皮,开口就来,轻而易举,不需要长时间地酝酿,甚至根本无须思考。但是冠冕堂皇给一个唱赞歌的时候,又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写在纸上的东西不只是让人感到宽慰,更需要从良心上问责。

随后与老人相处,很开心。出院的时候,他站在医生办公室门口,拍着我的脑袋,意味深长地说,小医生,我的悼词你来写,经过我的同意后,可以在送我的时候由你来读。我说,好,我党还算及格的共产党员,这个必须放在前头,表明您的身份,这样行不?他很肯定地说,行,就这样定了性的,我还算合格,说完咧着没牙的大嘴笑。

我明白,悼词虽短,一旦形成,一个人的生命从此会从这个世界消失,写着悼词的纸片也会被很快地清除,没人愿意将这个白字黑字还有打着黑框照片的纸片长久地放在案头。因为生命的鲜活总是与逝去的悲痛相抵触,没人愿意整天看着逝去的悲痛来延续自己鲜活的生命。

悼词就是盖棺定论那个“论”,相当于一锤定音。只要是推敲下去,一切的怀疑与质疑,一切的否定与争论,统统都会化为赞扬和褒奖,化为对故人高尚人品和不朽功勋的肯定。

棺一旦盖上,活着的人也会因为了却身边的一件大事而感到轻松和释然,一切会恢复平静,如常生活。

因此,对一个人的最终评定,不论是赞扬与褒奖,不论是肯定与否定,它只会在人们心中一划而过,流星般,不会驻足。落叶如纸钱随风飘散

我不知道人的意识产生在哪里,死后又走向何方。

当我离开医生这个岗位后的许多年,我变得如此多愁善感,这样诸如此类的问题时常在我脑海浮现,以前我却一直心如止水。我一直在想,当秋天的树叶纷纷落下,这是否算给逝去的生命撒下自然的纸钱。

树叶落下了,果实还在秋风中飘摇,不由自主,随风的方向摆动,这样的言不由衷的运动因为没有了树叶的衬托而变得孤单、落寞。叶子落下后的老树,枯死了一般,在瑟瑟秋风中显得凄凉。远远地望去,整个世界都是一种单调的灰黄。

于是我在想,这在冷冷秋风中飘摇的果子,是否是生命到了最精彩部分的戛然而止。

在很长一段时光里,我的思想与一栋楼有关,因为在这栋楼里工作或者是生活,占据着我每天绝大多数的时间。

我工作的二层是内科病房,有一条长长的过道将所有的房间串联,因为串联,这层楼变成了一个整体。而我的主要工作便是通过这条过道从这间房子里出来,再从那间房子里进入,在这样来来回回的走动中,巡视我的病人。每一间房子便是一个特殊的社会单元,都在发生不一样的故事。我便是这些故事的忠实听众,或者本身就是故事中的一部分,可能有关于我的情节和台词。我的介入,故事不一定更加精彩更加感人,但因为有我的介入而变得真实。

我讲一个故事,故事发生在这层一间朝北阳光永远照射不进的病房。这样经过诸多修辞的病房好像一开始就笼罩着浓浓的悲剧色彩。是的,如果喜剧让人欢欣、喜悦的话,我讲的故事确实是个悲剧。在这个世界上,喜剧大多不一定真实,只是一种为了取悦于人心的表演样式。但是,悲剧不一样,赤裸裸地展现,不会受别人情绪影响,没有任何掩饰的成分,只是你、我还有他们不愿意正视而已。

许多年来,烂苹果的气味只是停留在书本上的一个专用名词。在现实的临床我从没遇到过,这种由于血糖飙升而并发的酮症酸中毒病人呼出的气味,因医学的发展,已经极少出现了,因为只要将血糖降至合理的水平,就不会发展到酮症酸中毒的程度。但是当真的出现这样气味的时候,作为临床医生会第一时间与这样的疾病联系在一起,只有酮症酸中毒这样的病人才会有这样的体征,同样因为烂苹果气味的特殊而印象深刻。

有一天早晨上班,当我走在过道的当口嗅到这样气味的时候,我下意识寻找气味传出的病房。

秋天北方干燥的空气,像多嘴多舌的妇女快速地传播,过道里到处弥漫着这样的气味。经过寻找,在朝阴面阳光永远不会照射的病房发现了气味的源头,一位老年女患者一动不动地躺在病床上,面色潮红,似少女般害羞。大喘着粗气,与她毫无表情的面容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假如她不是这样异常地喘气,你会感到她那种如水般平静,也是这样的喘气,让我感到一种病态的安宁。也许,她的内心在挣扎,挣扎着活着。

其实,酮症酸中毒的病人可以挽救,但是对于她来说又如此艰难,一系列的检查发现,她的脑部近六分之一的面积被血栓阻塞,她右腿的大动脉同样被血栓阻塞着,已经没有正常的体温,并且右腿的表皮出现轻度的腐败。

当我接管病人后第一时间就是与其亲属谈话,说是交代病情倒不如说交代后事。我虽然能挽救她的生命,但不能挽救她的大脑和右腿,对于这样的病人来说,抢救过来也只能是让生命得以短暂地继续,我清楚地知道,右腿腐烂产生的毒素会在很短的时间重新击垮她,当毒素入侵时,我将无能为力。

有时就是这样,面对生命的渐行渐远,并不是伸手就能拉回,因为生老病死本就是自然规律,作为医生,只能尽量将这样的规律尽可能拉长,以给生命一个暂时的慰藉,而没有足够的能力和智慧改变这个规律。面对大自然的深邃与浩渺,人类的智慧是那么微弱和卑微。

在医学临床工作期间,我一直在想,人的生命是一种很奇妙的现象,因为它很多时候并不随别人的意志而改变,同样在很多时候并不相信别人的预言。

面对这样即将逝去的生命,我和其亲属很严肃地说,消极治疗吧,假如她清醒过来的话,只是面对更大的痛苦,让她在更大的痛苦中逝去,无疑是对她生命的不尊,就这样,让她在不知不觉中死亡,也许才是最好的结局。

她女儿的泪潸然而下,说只想在几天后能让母亲有五分钟的清醒,让她在此生最后的时刻能与她在外地的大哥也就是患者的儿子深情对视片刻,这样也不会留下遗憾,算是能安详离世。面对这样的要求我无法拒绝,同时我不能主宰别人的生命。所以我说我尊重你的要求,我将尽力为之。

北方的秋天是短暂的。虽然说秋高气爽,但是满目灰黄的颜色会让人感到一种肃杀的悲凉。这种从自然界中体会到的内心感受,深刻地影响着我的内心。

我喜欢春天,喜欢看树梢上鹅黄的嫩芽,喜欢看鹅黄一天天地变色,嫩黄、嫩绿、翠绿、深绿……还喜欢看五颜六色的花竞相开放,喜欢看院子里的紫藤一天天伸展,喜欢看爬墙虎在我的窗外伸出调皮的乱动的头。这样的景致会给人以希望和信心,而作为我这样工作在临床一线的医生,在面对鲜活生命的时刻,这种希望和信心尤为重要。

然而,当外面的世界苍凉起来时,我的内心也变得苍凉。

我面对这位年老的女患者,我的内心实在没有希望和信心。我内心所表达的情感是真实的,但是这种真实是无论如何也不能传递给患者的亲属。

在患者入院的第十一天,她的儿子来了,瘦弱得难以想象。当他站我面前,伸出如枯骨的手抓住我的双臂时,竟能准确地叫出我的名字,看我一头雾水的样子,说你不认识我了?我使劲睁开双眼,努力回忆,终于想起了他。但是我没有惊喜,相反却沉重起来,说你现在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他的目光瞬间黯淡下来,说我刚做了胃切除手术,因为胃癌,所以才来迟了。

一位病重的儿子,来看望处在弥留之际的母亲。我没有在患者亲属规定的时间内将患者唤醒,在我感到歉意的同时也在为我自己试图辩解,他的儿子轻轻拍着我的肩膀说,不用了,谢谢你,我的母亲在清醒的时候看到我现在这个样子,该是怎样的心疼和悲哀啊!让她安静地离去,固然心存遗憾,但这也许是最好的选择。

我陪他走进他母亲的病房,他用双手轻轻抚摸母亲的面颊,在抚摸的同时,我清楚地看到她微微一皱的眉,但是眉头又很快舒展开来,恢复了先前的平静。他的儿子,我的熟人却不住抽泣,当眼泪滴在病人的脸上时,我好像看到了她脸上不易察觉的笑意。

当天下午,这位患者停止了呼吸。烂苹果气味在瑟瑟秋风中很快散去,飘洒在窗外的天空。树叶依然是在风中三三两两地飘落,如同撒下的纸钱,为这位患者送葬。

我无法忘记这位患者在最后生命时刻的表情,一直记得她那微微一皱的眉。也许,生命最后时刻的漫长等待给了她一种不祥的预感,也许是冥冥之中的心灵感应。我坚信她在生命最后的时刻,从儿子那如枯槁的手感知到了儿子的灾难;她脸上出现的那种不易察觉的笑意,也许是对儿子生命顽强的欣喜和慰藉。许多年过去了,我一直坚信我的判断,因为我相信生命最后时刻的真实。

他,就是那位逝去患者的儿子,因为身体极度虚弱,在他母亲去世的第二天,住进我所在的医院,成了我收治的又一位新病人。此后我得知,他本是外地的大学老师,想“下海”做生意,在决定“下海”的时候去医院检查身体,想以一个良好的身体状态去挑战市场经济,就在那次的体检中发现了胃癌。可惜的是,在自身还没有任何不适的征兆下,癌细胞发生了转移。

在病房里,他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总是能平静地叙说。说繁重的工作和应酬严重透支了他的身体,这么多年来,一直在为别人活着,从来就没有真实的自我。我说是这样的,在这个世界上,大家都是这样,只是社会这个舞台一个小小的演员,扮演着各种角色,就是从来没人扮演真实的自己。因为只有扮演让别人感到欢愉的角色,这个舞台才能有你的容身之地,一旦扮演真实的自我,就会不能融入剧情,不能融入剧情就会被挡在舞台之外。不要说这样无情,因为这是真正的生存法则。

做一个真实的自我,需要学会放弃,他说。可惜的是,当他有这样深刻感悟的时候,属于他的舞台却临到剧终。

其实,生活在这个世界里,放弃总是一个艰难的决定,谁又能在各种诱惑面前无动于衷?

也许是真的参透了世间,他除了自我感到惋惜外,剩下的便是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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