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刚,李冬君,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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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的江山02：王朝中国的确立试读：
文化的江山02——王朝中国的确立刘刚 李冬君 著中信出版集团引言发现文化的江山历史上，其实有两种中国史观。一个是二十五史里的中国，叫作王朝中国。一个是贯穿了所有王朝的中国，叫作文化中国。所有王朝，都在兴亡交替中，短则数十年，长则二三百年，都难逃一亡；唯有文化中国越千年，历百世，还在发展，凝然而成文化的江山。江山自然生成，人居其中，文而化之，而成国家。英雄行走大地，人与山川相映发，而使文明开化。英雄从远古走来，从神话走向历史，留下一个传说时代，被结集在《山海经》里，无论成书于何时，它都留下了初民用文明初曙之眼看到的世界。《山海经》之所在，是个自由的世界，而非大一统的世界，是英雄的世界，而非神的世界，其主体为人，是表现为形形色色的文明图式的万物之灵，而非神。《山海经》的世界，不仅在传说中存在，还通过考古发掘出来。在考古学的框架里，它被归纳为几个相互作用的文化区系，每一区系，都拥有一大批文化遗址，这些遗址，如满天星斗，覆盖天南地北，不仅存在于大河上下，按流域分布，还从山到海，从昆仑到蓬莱。文明的存在，对应了那个《山海经》世界。初民都相信，文明的种子来自天上，所以，先要在高山上生长。昆仑是最高的山，不光是天下水源地，更是文明起源地。然后，文明还要顺着河流下山去，流域所至，择其要处，或为村落，或为城市，或为国家，唯有国家，才能使文明长大。文明在全新世大暖期里生长，度过了人类最美好的一段时光。在江南河姆渡文化里，我们看到了有别于《圣经·创世记》伊甸园的中国式天道伊甸园，我们相信，《庄子》里说的那些比炎黄还要古老的人物，就应该在这里出现，不能像史官文化那样将它们当作荒诞的寓言。还有仰韶文化，分布在黄河中上游，从那天真烂漫的彩陶上，我们看到了文化中国的起源。而良渚文化则在“从东南往西北”的历史运势线上，开辟了一条玉石之路，贯穿了长江与黄河两大流域，用玉文化融合了两大文化区系，就在以玉为标志的制度文明——礼制的产床上，一个“审美的国度”——文化中国诞生。人类在全新世开启了一个新时代，那就是考古学上的新石器时代。从新石器时代走向青铜时代，这是世界文明史的通例。但中国却有一个例外，那就是，当西方文明正走向青铜时代时，中国文明则顺着新石器文明的惯性，进入一个审美的玉器时代。西方文明史视野下的古代国家起源于青铜时代，而中国文明史视野下的古代国家则起源于玉器时代，这是我们在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发现，以此而有了不同于西方文明的国家观念。青铜文化的国家与玉文化的国家有不同的文明属性：青铜国家的本质，有着明显的暴力认同的特征；而玉制的国家，就如同玉本身，不具有青铜那样的暴力属性，呈现出文化认同的特性。《山海经》的世界，就包含了青铜时代和玉器时代。考古学认为，《山海经》反映的世界，处于金石并用时期，还把玉器当作新石器的一部分。这显然是不够的，因为，玉器与石器的差异不在于材质，而在于功能。玉虽被称作“美石”，但其材质显然已不重要，重要的是那个“美”字，它强调了玉器的审美功能，以区别于石器的实用性。所以，我们更倾向于用审美的方式来称呼那个时代，不是称作“金石并用”，而是称为“金声玉振”。相比之下，在《山海经》里，是“金声”初起，而“玉振”已大作，明显有一个玉文化的体系存在，叶舒宪在《山海经的文化寻踪》中谈到，在夏商周还没有开始，汉字也还没有出现的时候，在中国境内已经有八个文化是崇拜玉礼器的，中国在四千年前已经被玉文化先统一了。我们举双手同意他的这一说法，但他接着又说了一句，就是那时中国还没有，整个东亚这块已经被玉文化统一了。为什么要说“中国还没有”呢？那时，没有王朝中国，还有文化中国呀，那被玉文化统一了的不就是文化中国？好在还有我们认领。用王朝中国的史官文化来看，《山海经》无非“怪力乱神”而已；从文化中国的角度来看，《山海经》的世界则是一座史前文化的江山，是文化中国赖以成长的摇篮。我们重读中国历史，尤其是文化中国的历史，要从《山海经》开始，《山海经》可以说是一部玉器时代流传下来的文化中国图志，虽为历代王朝所屏蔽，却被文化中国不断重启。王朝中国是青铜时代的产物，代表着“金”，文化中国是玉器时代的产物，其本为“玉”，可以说，文化中国是礼玉文明的一个政治成果。以良渚文化遗址所反映的国家样式为例，我们似可确认，那是一个信仰与审美的国度，也有权威，但基于文化认同。这样“文化中国”与“王朝中国”，就从根本上区分开了。因为，王朝中国是由文化中国“西化”而成的文明古国的改良版，所以，青铜时代的世界体系，终于在“金玉良缘”的王朝中国画上了完满的句号。四大文明古国中的三大古国相继消亡以后，继之而起的王朝中国，在与文化中国的互动中，又将文明古国的国脉延长了约三千年。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中国的历史应该有五千年。可甲骨文的发现和殷墟考古，证明了孔子引用的“惟殷先人有册有典”（《尚书·周书·多士》），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只有三千多年。但殷墟不是起点，而是高峰。那么，起点在哪里？孔子还说过“祖述尧舜”和“殷因于夏礼”，说明殷的前面还有个夏，说殷人继承了夏的礼仪制度，那就是已经把夏当作一个世袭制的王朝国家。夏的前面，还有尧和舜，他们的国家有可能是个尚贤与禅让的方国联盟。孔子追溯历史的起点到此为止，他不像古希腊人那样用神话作为历史开头，而是正相反——“不语怪力乱神”。到了太史公写《史记》时，其眼光超越孔子，将历史的起点追溯到炎黄，以黄帝为首，为炎黄子孙的历史开了个头，形成了帝王世系的历史和王朝史观的叙述方式。夏在哪里？良渚文化用礼器——玉琮、玉璧、玉钺等所代表的一整套用玉制度为夏提供了中国最早的礼制文明的样式和古代国家起源的原型，而龙山文化则代表了正在发生的技术革命和文化转型，使文化中国向着青铜时代迈进。传说中，禹铸九鼎定九州，就标志着文化转型的完成，将良渚文化的陶鼎转变为二里头文化——夏墟的铜鼎，从此开始了问“鼎”中原。《易传》曰“革物者莫若鼎，故受之以鼎”，“革去故，鼎取新”。二里头三期出土了青铜鼎，它是青铜时代到来的文化革命的象征，而最早将“鼎革”用于改朝换代的政治革命的，便是《易传》“汤武革命”里的那个“汤”。就在夏墟不远处，距二里头遗址约六公里，又出土了一座偃师商城，属于商早期的二里岗文化，是“汤”以革命取代夏墟的硕果。有人说，它就是商都西亳，也可以这么说，它的地位，就像周人的东都，东都是克商以后建的。如果《尚书》所言不虚，那么《汤诰》有可能就是汤在偃师商城发布的革命宣言和战争动员令。与偃师商城同时，还有一座更大的郑州商城，相比之下，偃师商城更加军事化，实用性较强，神圣性和庄严感不足，缺少国之重器，尤其是缺了古代国家政权象征的鼎，如何“率民以事神”成为政治中心？而郑州商城，不仅规模更大、规格更高，而且出土的国之重器多而配套，能充分满足首都对于神圣性和庄严感的要求，这是首都之所以成为首都的一个必要条件。我们假设一下，汤革命成功以后，要举行一次盛大的国家庆典，祭祀他的祖先和“帝”，当时有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两地可供选择，他会选择哪里？是在作为前线的偃师商城、原来的夏墟附近，还是在殷人发祥地、作为礼制文明中心的郑州商城——亳墟？回答无疑是后者。为什么说郑州商城是礼制文明的中心呢？以文物论，这里出土了青铜礼器二百余件，尤其是那两只巨型方鼎，大的高达一米，它们成双成对，不言自威，有冲天霸气，不是一般贵族能用的，非王莫属！这样两只鼎，出现在约三千五百年前，别说在中国，就是放到全世界，也是罕见。这是两只见证过汤的开国典礼并且承担过“率民以事神”历史使命的鼎，或许我们能从它们身上听到早已凝固的庆典的欢呼声和“神化革命”的历史回音。这声音，从后来安阳殷墟的“后母戊”大鼎里消失了，尽管“后母戊”鼎看起来更有分量、更为辉煌，更加显示了帝国的气魄和力量，但革命精神却已荡然无存，我们从中再也听不到革命庆典的欢呼声，它早已丢失了杜岭方鼎的灵魂，因为那时一个王朝中国已经形成。殷墟，形成了一个标准的王朝国家，那是一个与世界文明古国接轨的国家，它的出现，标志着青铜时代的世界体系的完成。这一历史进程，就如同近代以来的工业革命，当其在英国出现以后，就开足了工业革命的世界化马力，两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接力而起，继以工业革命的全球化体系，而当下中国工业革命，又从美国那里传承全球化的工业革命的火炬，预告着工业革命的世界体系就要在中国完成。它使我们又联想起殷墟时期在中国发生的青铜时代的那一次金石革命，那也是先在西亚兴起，在中亚，从黑海到里海之间的南俄罗斯草原，经由雅利安人接力，以国家与革命的方式传递，世界三大文明古国古巴比伦、古埃及、古印度随之解体，文化中国亦随之“西化”，从玉器时代转向青铜时代。这么一转，不仅催生了王朝中国，而且使得随着青铜时代到来的世界体系最后也在中国完成。从殷墟开始，中国历史便走上了王朝中国之路，且与文化中国互动，治乱循环，双轨同运。儒以道统与政统划分：道统出自文化中国，以孔孟之道为代表，政统出自王朝中国，以周秦之制为代表。又有“阳儒阴法”一说，以为道统反映儒家思想，而政统则基于法家思想，这也就是所谓“霸王道杂之”。还有两家——墨子与杨朱，一个主张兼爱，一个主张为我，不与王朝中国合作，孟子骂他们“无君无父”，但他们却影响了文化中国。儒家道统只是文化中国的一条线索，还有墨子一线，以侠义精神和会党政治贯穿，成为民本与民间运动的源泉；有杨朱一线，他那“为我”一声吼，便是中国最早的“个人权利”的宣言；有庄禅一线，以回归自然的审美和思辨开拓着中国艺术的空间，这一线，从山海图到桃花源，从东篱到东坡，从山阴道上人与山川相映发到山水诗到山水画……王朝虽然赫赫，不过历史表象，江山何其默默，实乃历史本体。表象如波易逝，一代王朝，不过命运的一出戏，帝王将相跑龙套，跑完了就要下台去，天命如此，他们不过刍狗而已。改朝换代，但江山不改，家国兴衰，还有文化主宰，文化的江山还在。“秦时明月汉时关”，秦汉两朝已去，可关山依旧，明月依然。这关山啊，就是文化的江山！命运诗意地栖居于江山，我们知天命以诗。重读中国历史，要把历史放到江山中读，不要放在王朝里读。要用诗性的眼光读，不要用“资治”的眼光读，以诗性之眼，能读取文化的江山，用“资治”的眼光，只能围绕王朝打转，把历史读成阴谋诡计。“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王安石用了诗性的眼来创作，诗中有“我”，“我”在选择，选择了“还”，他放下王朝，抱住江南——那诗性的江山。陈寅恪“以诗证史”，一部《柳如是别传》，还是在江南——那“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江南。“臣心一片磁针石，不指南方不肯休”，那“南方”，就是文天祥魂归之、魄寓之、命托之的江南，宋朝不在了，可江南还在，他的乡愁还在。中原与江南，一个是王朝中国的地理根据，一个是文化中国的人文始基，北宋亡时，中原成为南宋的乡愁，南宋亡时，江南成为他的乡愁，那是他为之披肝沥胆、为之刻骨铭心的来自文化中国的乡愁。我们再来看看盛唐，盛唐气象，并非那些帝王将相，而是唐诗的江山。试问有唐一代，有多少帝王？翻一下二十五史里的《唐书》就知道了。他们从字里行间，列队而出，向我们走来，除了李世民、武则天，我们还认识谁？还有一位李隆基。对不起，我们知道他是因为杨贵妃，一首《长恨歌》便盖过了他的本纪。他是王朝的太阳，光芒万丈，可在《长恨歌》里，美是太阳，集中在杨贵妃身上，留一点落日余晖，让他来分享。还有滕王阁的滕王，谁知道他的名字？而一篇《滕王阁序》，都知道是王勃作的，久而久之，滕王消失了，一提起滕王阁，人们就说王勃，这是为什么？放大了说，那就是滕王属于王朝中国，王勃属于文化中国，套用歌德的话来说：王朝总是灰色的，文化中国之树常青。而王勃，就是文化中国之树盛开不败的诗性的花朵。文化的江山里，没有统治者的位置，要坐文化的江山，帝王也要写诗。然而，诗性是天命和灵魂的吟唱，诗的灵感，并不特别钟情于帝王。据说，乾隆皇帝爱写诗，一生写了四万多首，他一个人写的诗的数量快赶上《全唐诗》了，可有哪一首诗能流传至今？大鱼大肉的四万多首诗，还抵不过李白清清淡淡的一首。月光下，摇篮旁，母亲在吟唱：“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就这样，唱了一千多年，至今还在唱，那一缕缕诗性的光芒，照亮了婴儿的脸庞，温暖了孩子们的心房，文化中国的公民们就这样成长，我们从中看到了希望。中国是诗性的国度，唐诗的江山虽然灿烂，但再怎么辉煌，也还是不及先秦时代的诸子诗性在天。当诗性，以天命和天道的意味呈现在我们眼前，我们怎么还敢说中国不曾有过哲学的诗篇？老子的《道德经》，难道不是一首最好的形而上学之诗？还有《孙子兵法》，岂非世上最美的兵法？天地人总体战，生与死的美学，当以诗性表达。当年，王国维作《人间词话》，以诗话体行文，却写了一篇关于唐宋词的论著，我们自问，能否也诗意地栖居于历史，去写一部诗性的文化中国的通史呢？我们这样想了，也这样做了，做的成果，就在我们的《文化的江山》里。历史的精神，追随陈寅恪，其美学形式，则取之于王国维，加上我们的思想与文字，形成本书的风格与宗旨。历来写史，都以王朝为本位，以帝王为中心，写王朝史，表达王权主义，即以宫廷政治和帝王权谋为主线，写来写去，也都是些改朝换代和开国皇帝的故事，那根线，历史的主线，还捏在王权的手心里，被王朝史观牵引着，进入王朝中国的历史。然而，还在20世纪初期时，不就有新文化运动，开始“反封建”了吗？反了近一个世纪，为什么还反不出王朝史观呢？中国的思想者们，究竟在哪里失足了呢？如今反思，这才发现，“反封建”在反到“人民”与“革命”这两个最为神圣的观念时，就停下了，连鲁迅面对黄包车夫尚且要“榨出皮袍下面藏着的‘小’来”，他对“国民性”的批判，也就停留在“文化人民性”的重建上，未有“文化个体性”的自觉。马克思说过，他是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他在批判中，发现了什么呢？他发现了“人”，发现了近代意义的自由平等的“社会性的人”，他的“剩余价值论”，就是强调社会人的价值，不光是社会人的经济学价值，更是社会人的政治哲学价值。反封建，还要反王权；要对封建主义做社会形态的批判，以确立人的社会性；还要对王权主义做文化性质的批判，以确立人的文化个体性。这是基于人性三段论。我们认为，人性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人对于自然的自觉，而有类意识，我们称之为“人类性”阶段；第二阶段是人对于他人的自觉，而有群意识，我们称之为“社会性”阶段；第三阶段是人对于自我的自觉，而有自我意识，我们称之为“个体性”阶段。个体性之道德一维，我们称之为“个体人格”；个体性之政治一维，我们称之为“个人权利”；对于“个体性”的文化认同，亦即文化一维，我们称之为“文化个体性”。从“文化个体性”出发，我们走向文化中国，重读中国历史，就是以自我意识对历史做选择。历史上有两个中国，王朝中国和文化中国，我们选择了文化中国。文化中国，不一定非要呈现某种既定的国家形态，在与王朝中国互动中，它以文化的江山表现出来，即便在当下民族国家的世界之林里，它依然漂洋过海，以全球化的天下观的方式存在，就像《山海经》世界那样。文化的江山，开启了“海外经”时代。第1章青铜时代与王朝中国的确立01鼎立的国体——鼎在国家观念中的胜利围绕“社稷”开展的群众性的集会活动，形成了“社会”。“社会”，是在分配土地和粮食的群众性的祭祀活动中形成的。土神与谷神的结合，具有农耕文明的属性，由此而形成的“社会”，当然就是个乡村“社会”，带有“公社”性质，与西方城市文明的市民社会的属性有所不同。由此看来，中国“社会”的核心问题，就是个“吃饭”的问题，而西方“社会”的核心问题，则是个“契约”的问题。这两个大问题，似乎都大到与古代国家起源相关，中国古代的国家起源，看来与“吃饭”有关，西方的国家起源，则与“契约”有关，解决“吃饭”问题要靠农业，而人与人的“契约”是因为商业。这里就有个古代国家本位的问题，靠农业的，当然是国以农为本，靠商业的，就发展出重商主义和资本主义那一套。这样的差别，也可以说是追求统一的文化和趋于分化的文化导致的。一般来说，追求统一的国家，国家规模都比较大，多半能够自给自足地解决“吃饭”问题。而趋于分化的国家，基本上都是城邦类型的小国，要通过国与国之间的贸易活动才能生存和发展。因此，贸易中的“契约”原则，遂为立国之本，也是国际法。在中国，解决“吃饭”问题的国之利器，有它的象征物，便是那只“鼎”。在中国国家博物馆里，我们看到一只陶鼎，它是良渚文化的一个样本。诗曰：岿然一只良渚鼎，几番北上到京城。曾经中原凭人问，犹记当年有尧舜。这鼎，从浙江吴兴钱山漾出土，对此，人们会联想到一个成语：问鼎中原。何以要“问鼎中原”？回答这个“鼎”的问题，就与“中国”的来历有关了。“中国”，本是个人文地理的概念，通常，在“中原”立国，即为“中国”——“中原之国”。但“中原”，并非地理位置的中央，而是四通八达，人文活动集中的地方。同时，“中国”还反映了国家制度观念，表达了追求国家统一性的理想，当王制确立后，王权所在的“中央之国”，便是“中国”。此外，“中国”还有其属于政治文化的道统那一面，也就是王权主义，一旦形成，又会出现一个道统“中国”——“中道之国”。可“问鼎中原”，除了“中原”，还有“鼎”，何以要问“鼎”而不问别的？而且还要跑到“中原”来问，何以不问别处？“鼎”与“中原”因何缘起？我们知道，最早的“鼎”，从“中原”裴李岗文化出土，可接下来，仰韶文化弃“鼎”用“鬲”，划出史前文化中国的分水岭，分了“用鼎文化区”和“用鬲文化区”。苏秉琦在《略谈我国东南沿海地区的新石器时代考古》一文中指出，我国历史地理，大体可分为两大部分：面向海洋的东南部地区和面向亚洲大陆腹地的西北部地区。他还特别强调了“东南”这一部分在中国史前文明进程中的先导作用，说：“流行于全国广大地区的以‘鼎、豆、壶’组合而成的礼器、祭器的渊源就是这一地区。”按照严文明的说法，“东南”部“用鼎文化区”，是从长江中下游到黄河下游的两河流域之间的半月形地带，也就是从江湖——“长江—太湖”——到海岱的江浙和山东地区。这一带的考古学文化，按流域分布，从南往北，江南是良渚文化，江淮之间是薛家岗文化，黄淮之间的是龙山文化，它们所在的范围都是用鼎文化区，都以“鼎”立。仰韶文化对“鼎”与“鬲”的选择，也许初不经意，但一路发展下来，就成了文化分别。本来，鼎与鬲，皆为炊器，且为炊器中之大器，“民以食为天”的那个“天”，就要通过这样的大器来呈现。其差别，在于下面的三足部分，鼎足实心，鬲足中空，宋沈括《梦溪笔谈》曰：“古鼎中有三足皆空，中可容物者，所谓鬲也。”其功能，在于盛煮食物。先民聚族而居，惯以大器聚餐，分食者众，若无分配机制，势必乱套，所谓“人口”问题，即滥觞于此，而管理“人口”，其根本就在于分配食物，以此而有礼制文明。因此，鼎与鬲的分别，主要就在分配食物的方式上，亦即对“人口”的管理上，对它们的选择，有可能体现了不同的制度安排。形制上的差异，或许被用来当作文化区系的标志，当“绝地天通”来临时，二者的差异性，又被赋予了古代国家起源的意义。以“鼎”为例，若以天、地喻之，那么盛煮食物之容器为天，鼎足为地，这两部分是隔绝的，能反映出“绝地天通”的国家意志。而“鬲”则不然，地足中空，与天腹相通，一副“上下与天地同流”的架势，显然不能作为“绝地天通”的王权国家的喻体。还有“问鼎”二字，究竟问“鼎”的什么？我们回到这两个字的出处，来看《左传·宣公三年》怎么说：“成王定鼎……天所命也。周德虽衰，天命未改，鼎之轻重，未可问也。”由此可见，原来问的是“轻重”，论“轻重”，当然是“鬲轻鼎重”，因为，鬲足空虚，鼎足结实，由此一虚一实，而知孰轻孰重。且鼎、鬲二物，作为国之重器，径往形体增大和重量增加方面发展，鬲之空足，也就越来越给人以立足未稳的感觉，不适应向“重大方向”发展的需要了。故王权国家弃鬲用鼎，以鼎立国，摆出了一个民以食为天的架势。“问鼎”何以还要问到“中原”来呢？这一方面反映了太史公所谓“事起于东南，而收成于西北”的中国历史运动大势，另一方面也是“鼎”回老家寻根，带来了有关正统的国家观念。当年，裴李岗鼎文化流失于西北，流落到东南，与东南鼎文化相遇后，又被良渚文化连同国家观念一起送回来了，回来时，相遇了一个新的时代——青铜时代。原始鼎，是在陶釜下面，立三个支座，虽然最早见于中原裴李岗文化，但江南河姆渡、马家浜文化也都有了。它们之间，未必有继承关系，这样简单的构造，纯属实用功能的自然延伸，在哪里都有可能发生。物理功能简单，文化功能难免复杂，关键在于人所赋予的观念。没有比人的观念更复杂的了，再简单的构造，一旦与人的观念相遇，也会变得复杂起来，有时越简单的构造，被赋予的观念反而越复杂。比如，一个简简单单的太极图，就被赋予了“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宇宙观念，同样，一只普普通通反映先民生活方式和族居习惯的鼎，也变成了贯通天、地、人的王权主义的国家观念的鼎。“鼎”之本义，在汉代许慎《说文解字》中这样说：“鼎，三足两耳，和五味之宝器也。”显然，这是针对盛行于商、周的青铜鼎而言的，此前，陶鼎无耳，由此可见，被赋予了国家观念的鼎，基本上都是青铜鼎。那个“鼎”字，究竟被赋予了哪些与国家有关的观念呢？首先，鼎被赋予了王权观念，问鼎、定鼎、鼎命、鼎业，都与帝王之位和帝王大业有关；其次，鼎被赋予了政权机构的行政职能观念，如以鼎台、鼎臣、鼎辅、鼎司来比喻三公、宰辅、重臣之位；最后，还有天命观念，如以鼎祚、鼎运、鼎革喻国祚、国运以及革命等。而“鬲”字，不仅未能分享国家观念，反而被国家观念边缘化和异化。与国家有关的带“鬲”的词，只有一个，那就是“鬲国”，据说，是夏朝的一个很不起眼的小方国，明显带有贬义。与“鬲国”有关的氏族，被称作“鬲氏”，后来，还有作为行政建制的“鬲县”，这些都提不到国家观念的台面。更有被称作“人鬲”者，如果不是作为人格低下的奴隶，那最起码也是“被损害与被侮辱的一群”，这些都表明了鬲文化在国家观念里的失败。更有甚者，乃至于将“鬲”异化为“隔”，当作分隔、闭塞解。鬲本中空，足与腹相通，何“隔”之有？但是，在国家观念的支配下，“鬲”被做了新解释，那真是“叫你隔，不隔也隔”。鬲让位于鼎，并非鬲文化区的整体失败，毋宁说是一种妥协。因为东南鼎文化区只是为鼎提供了形式因，还有质料因，也就是青铜，则由西北鬲文化区提供。西北鬲文化区在玉石时代落后于东南鼎文化区，但却占了青铜时代到来的先机，早在马家窑文化里就已出现了青铜刀。不管这文化是原生的，还是驮来的，总之，只要比东南鼎文化区率先进入青铜时代就够了。当以良渚文化为代表的鼎文化区带着国家观念和国鼎样式进入西北鬲文化区的中原时，玉器可为国玺，陶鼎岂能立国？必以青铜立之！正如良渚文化提供了一整套玉的政治文化以及有关国家观念的文明样式，而中原仰韶文化提供了实质性的国土一样，正是“从东南往西北”的鼎鬲两大文化区的统一，使一个更为辽阔的中原地理王国出现了。鱼鳍足陶鼎，浙江湖州钱山漾良渚文化遗址出土，良渚文化鼎与鬲，皆为炊具，在国家起源的关头，鼎成了国家观念的代表和国家形态的象征，而鬲则上不了国家观念的台面，在国家的制度安排中，鬲进不了上层建筑，只好还在经济基础里待着。这反映了在国家形成的过程中，以东南半壁为主体的用鼎文化区的胜利，而作为用鬲文化区代表的中原区系的仰韶文化，被作为用鼎文化区代表的龙山文化取代了。考古学家苏秉琦说：“运用考古学方法论，认识到鼎鬲不同源、商周不同源，这是我们绕过中华大一统观念，考古寻根的一次重要尝试。”他从“鬲”的形制不同推导，农耕族以食为天，鼎鬲逐渐成为人们寄托希望的载体，并获得了相同的礼器身份——鼎鬲合一。青铜时代鼎鬲分化，鼎荣升为国之重器，鬲则消失在公元前5至前4世纪，正是春秋孔孟时代。据说弟子以瓦鬲献食孔子，孔子大赞，“如受太牢之馈”。当时瓦鬲已沦为陋器，孔子却有一种从前食礼的享受。可见，礼崩乐坏之世，孔子还在怀念瓦鬲之礼。黑陶鬲，山东济南城子崖遗址出土，龙山文化乳丁纹陶鼎，河南新郑裴李岗遗址出土河南新郑裴李岗文化遗址似乎是个特例。它与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的特征不同，尤其在地层关系上，它被叠压在仰韶文化层之下，是不同于仰韶文化的另类文化，据考古学家考证早于仰韶文化，距今约七千五百年至六千九百年，与河姆渡文化年代相近。石磨盘、石磨棒、锯齿石镰、圆刃长条形石铲，皆为耕种、收割、加工稻谷的先进石器，是其他遗址所不见的器型，还有陶塑羊头和猪头，表明畜养开始，而该遗址出土的乳丁纹陶鼎，为裴李岗文化更增添了特立独行的气质。陶塑羊头和猪头，河南新郑裴李岗遗址出土锯齿石镰，河南新郑裴李岗遗址出土圆刃长条形石铲，河南新郑裴李岗遗址出土02二里头问鼎——问一问鼎的来历与身份鼎的国家化，出于青铜时代，成了王朝中国的标志。传说中，禹铸九鼎，定九州，这便是夏王朝的开始。可一代王朝留下的，不应该只是个传说吧？也许就像殷墟那样，还有个夏墟存在，还在什么地方静悄悄地待着，只等考古的铲子把它从地下发掘出来。可夏墟会在哪里呢？既然跟鼎有关，那还是“问鼎中原”吧！果然有了发现，最早的青铜鼎，就出现在中原二里头文化中。那是一只圆鼎，三足鼎立，两耳竖起，高20厘米，口径15.3厘米，敛口，折沿，腹饰带状网格纹一周，壁薄，以空心四棱锥状立足，壁内一侧近底处有铸残后修补痕。看来，此鼎虽为目前所仅见，但作为立国重器，尚有遗憾。若问鼎之轻重，显然分量不足，器薄不够厚重，故以空足立之，壁内且有残破，略显草创痕迹，腹饰仅为网格，草率有如铜篱，与龙凤云雷及饕餮纹饰相去甚远，失之轻薄简陋，观之未有王者气象。这当然不是什么镇国之宝，但也不可小觑，自有其不凡的风姿。观其形制，锥足直立，昂然挺拔，如雨后春笋，如风荷出水，如青铜芭蕾，跳着冶金的五行舞步，展示其金属身份的优雅，为国家的鼎立，提前做了预告。究其来源，陈剩勇在《中国第一王朝的崛起》一书中问道：流行用鼎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哪一个文化圈的陶鼎与夏商周三代的立国重器青铜鼎具有渊源关系？他列出“用鼎文化区”各文化圈中陶鼎典型器物，把它们与商代前期遗址中出土的青铜鼎，从形制上做了比较：黄河中下游的河南龙山文化、山东龙山文化的陶鼎，在器型上，均与夏商周的青铜鼎相去甚远，而长江中下游的薛家岗文化和良渚文化的陶鼎则与之相似，鼎足与鼎身比例，亦与三代格范一致，尤其良渚文化陶鼎，器表或以蟠螭图案为纹饰，或于红陶表面饰以黑色陶衣，正所谓“禹作为祭器，墨漆其外而朱画其内”，已然具备了鼎的原型。但日本学者宫本一夫在《二里头文化青铜彝器的演变及意义》一文中，根据铸造技术的变迁以及作为彝器模型的陶器所属文化类型指出，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那只鼎，应该属于二里岗初期。二里头彝器，仅有爵、斝等酒器，到了二里岗时期，才有彝鼎问世，炊器才开始加入青铜文化行列。这种酒器优先的说法，似乎未将鼎作为文化区系的标识来考虑，仅从器物的实用功能方面做技术性的提示，而未能深究其普适价值，因而降解了它的文化意义。当其成为国体标志时，由于被忽略了来历，难免有历史与逻辑的缺失。历史的缺失，那就是刚刚发现的夏墟的线索，又随着那只鼎的转移消失了，因为夏王朝的头等大事，就是禹铸九鼎，那可以说是“中国”出现的标志性事件。那鼎在，夏就存在，把鼎转移到商朝去，夏又失落了，仅凭那几件酒器，无法证明夏的存在。而逻辑的缺失，则是宫本一夫一方面强调了王朝更替下技术体系的连续性，另一方面又从技术体系中取消了作为王朝标志性的鼎。在他看来，夏之为夏，也可以没有鼎，没有鼎的夏，那还是禹铸九鼎的夏吗？在我们看来则不然也，夏之为夏，必须有鼎。宫本一夫指出，二里头的青铜彝器大部分为爵。爵为酒具，可为祭器，《尚书》中，有“酒诰”一篇，对饮酒做了许多限制和规定，其中就有只允许在祭祀活动中饮酒的规定，其他场合，尽量不喝，喝也必须有节制，不能喝醉，不能群饮，更不能酗酒，免得跟商纣王那样，喝得国破人亡，所以，爵虽为彝器，却上不了国家观念的大雅之堂，不能以国之重器作为“中国”出现的标志。因此，在国家观念的层面上，问鼎可以，问爵不行，爵多了，说明喝酒成风，对于国家来说这不是好事，桀、纣之君都是爱爵不爱鼎。开国铸鼎，传说中，禹铸九鼎，未闻铸爵，夏亡之时，鼎迁于商，商亡之时，鼎迁于周，亦未闻有迁爵者，而且都留下一堆爵在那里，作为酗酒而亡的物证。有趣的是，宫本一夫从二里头文化中拿走了那只鼎，就像传说的那样“迁鼎于殷”——将二里头的鼎迁到二里岗去了，留下一堆亡国的物证，从中如何能找到开国的证据？所以说，拿走了那只鼎，就等于拿走了青铜时代来临时的那个“最早的中国”。“中国”的出现，并非古代国家起源，而是国家形态从区域化的方国向中央之国发展，是各个文化区系向统一性的文化中国发展。“中国”，不是由哪一种文化独创的，而是由多种文化合力造就的。首先，仰韶文化缔造了“中国”的基础——国土；其次，龙山文化形成了“中国”的主体——国体，还有良渚文化，作为龙山文化的先驱。就鼎而言，三代彝鼎，不光形制效法良渚陶器，纹饰亦多仿效良渚玉器，这就使得新兴的青铜文化，在形与饰两方面，都综合了良渚陶文化和玉文化，使之在文化形态上具有了更高的统一性。以商代早期郑州商城出土的杜岭一号方鼎为例，它就不像二里头出土的那只三足圆鼎，还保留了良渚陶器的形制，而是完全摆脱了良渚陶鼎的格范。它在纹饰上，也不像二里头圆鼎的网格纹那样简陋，而是仿效良渚玉器的纹饰。铸鼎惯用的饕餮纹饰，正如陈剩勇所指出的那样，就是从良渚文化玉琮、玉钺、玉冠状饰和玉三叉形器表面的神徽和兽面纹发展演变而来的。但是，从夏墟二里头仿陶形制的圆鼎到商城二里岗青铜彝器特有的方鼎似有断档，从三足到四足，从网格纹到饕餮纹，中间应有一种圆鼎过渡。过渡之鼎，应当形制似陶，纹饰如玉，具有陶文化和玉文化的统一性的特征。具体说来，便是在二里头出土的那只三足圆鼎上，删除了较为草率的网格纹，代之以更为精致且富于神圣感和神秘性的良渚玉饰，并且以浑然厚重的体格取代原来俏然的轻薄之体，使之趋于国家观念中的国体的标准。当然，这样的一只鼎，目前尚未出土，但我们相信，它就在地下的某个角落里等待被发掘，以期重见天日，那就权当留个猜想给考古学吧。黑陶鼎，高13.5厘米，口径17.6厘米，浙江杭州余杭北湖出土，良渚文化，浙江省良渚文化博物馆藏鬼脸足陶鼎，山东济南城子崖遗址出土，龙山文化从河姆渡、良渚文化的黑陶鼎，到龙山文化城子崖遗址出土的鬼脸足黑陶盆形鼎，再到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青铜鼎，我们可以看出鼎的来龙去脉。很显然，鼎从黑陶文化区系传来，而非彩陶文化区系自产，青铜鼎虽然出现在原来彩陶文化区系的中心地带，但文明的色标与形制却告诉我们，鼎尚黑，源自黑陶文化，由此，我们可以看见，用鼎文化区同黑陶文化区系具有高度重合性。即便在无可怀疑的处于青铜时代的郑州商城遗址，还留有陶鬲文化遗风。黑陶鼎，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具有良渚文化风格陶鬲，河南郑州商城遗址出土最早的网格纹铜鼎，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半圆形钮铜铃和管状玉铃舌，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最早的青铜鼎出土于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遗址位于偃师市区西南，面积达3平方公里，南临古洛河，北依邙山，东西险要，被考古学界称为“华夏第一都”。年代约在公元前1900至前1500年。1959年开始发掘至今，考古人带着寻找“夏墟”的前提，以为找到了传说中的“夏都”，其与史学文本的传统叙事的夏朝开始的时间接近。有大型的宫殿建筑基址群三十多座，大型的青铜作坊遗址一处，出土大量耐火材料坩埚的残片和陶范，铜爵，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铜盉和铜斝，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说明偃师二里头人已经掌握了铸造青铜的技术，可以自己生产所需，不仅能量产，还能铸造比较复杂的青铜器型。如：网格纹三足青铜鼎、铜铃、铜管以及青铜爵等。墓葬有数百座，随葬品有青铜爵、青铜斝。还有绿松石镶嵌的兽面铜牌饰、玉器和陶器，几乎是良渚文化的翻版。这个遗址的面目，呈现了“玉”文化的方国气质向青铜文化的王朝国家的过渡业态。兽面乳丁纹方鼎，通高100厘米，口长62.5厘米，口宽60.8厘米，重82.4千克，河南郑州商城遗址出土兽面纹青铜爵，河南郑州商城遗址出土二里岗文化遗址位于河南郑州城东南郊。1950年，一位郑州小学老师在二里岗高地发现了陶器和石器，引发考古学界的兴趣，于是开始调查发掘，他们意识到这里也许是比殷墟更早、更大的商代都城遗址。根据地层上下的堆积关系，将这一遗址分为“二里岗上层”和“二里岗下层”文化，又称二里岗期商文化，年代晚于偃师二里头文化，早于殷墟晚商文化，属于早期青铜文化。显然二里岗不是考古学家寻找的夏墟，之后，在这一遗址上发现了一座长方形的都城基址，城墙周长7公里，残存高度1～5米，墙底宽20～30米，于是二里岗遗址又被称为郑州商城遗址。城内有大型宫殿夯土基址、蓄水池和输水管道，城外有铸造青铜和陶器作坊，以及外城墙，除了房基、祭祀坑、陶器、玉器、金器、石器、原始瓷器、象牙等，最重要的还有三个埋藏青铜器的窖藏。三座窖藏仅大小方鼎、圆鼎就有十多件，最大高达1米，而且出土时为一对。河南郑州商城遗址出土的各种青铜鼎青铜兽面纹圆鼎，河南郑州商城遗址出土郑州商城遗址的窖藏青铜器发掘现场从河南“偃师商城”到“郑州商城”，都留下商汤革命建立王朝国家的物化痕迹。“郑州商城”不仅出土了杜岭方鼎，还出土了形制各异、大小不等的青铜鼎，上面的饕餮纹饰，与良渚“琮王”上的神徽纹饰有承继关系。由玉文化向青铜文化转型，中国的历史，从此走向王朝国家的天下，同时也走向了革命的天下。浇铸青铜用的石范，山西夏县东下冯遗址出土石磬，山西夏县东下冯遗址出土山西夏县东下冯二里头文化遗址，是考古学家在晋南大地探寻夏文化时发现并发掘的。东下冯遗址位于山西夏县东下冯村青龙河两岸的台地上，面积约25万平方米。遗址呈现了庙底沟二期、龙山文化、二里岗商代都城，直到东周文化遗存。铜爵，山西夏县东下冯遗址出土卜骨，山西夏县东下冯遗址出土青铜兽形双耳鬲，内蒙古赤峰宁城南山根出土，夏家店上层文化饕餮纹铜鼎，内蒙古赤峰翁牛特旗头牌子出土，夏家店下层文化内蒙古赤峰夏家店遗址，据碳-14测定距今三千九百年至三千四百年，相当于殷商早期以前，稍晚于偃师二里头时期，也许是继续发展中的“夏墟”。该遗址上层出土了青铜鬲、陶鼎以及陶鬲，下层出土了饕餮纹铜鼎，以及彩绘陶鼎、彩绘陶鬲等，被誉为北方青铜重镇。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翁牛特旗头牌子出土夏家店下层文化饕餮纹铜鼎，其形制与纹饰所反映的精神气质，比起河南偃师二里头出土的网纹铜鼎，看起来更成熟，不仅在时间上，而且在作为国之礼器的分量上，也都处于从偃师二里头时期到郑州二里岗时期的中间形态，更接近祭祀重器的地位。彩陶鬲，内蒙古敖汉旗大甸子遗址出土，夏家店下层文化与鼎相比，夏家店遗址出土的鬲似乎更为时人奉若美器，普遍彩绘，至少此时鼎鬲并重。到杜岭方鼎时，已是中商时期了。如果说“郑州商城”是王都的话，那么杜岭方鼎的身份是不容置疑的，鼎里放置一鬲，说明鬲的礼器地位还在。夏家店文化遗址显示，彼时彼地有成熟的陶器和青铜器以及祭祀礼器的文化诉求。还有内蒙古敖汉旗大甸子夏家店文化遗址彩绘陶器和陶鼎、陶爵等，也都参与了向夏文化挺进的过程。03中国大锅饭——饕餮纹是民以食为天的代表在中国国家博物馆里，我们还看到了另一只鼎，那是青铜四足大方鼎。该鼎，因发现于河南郑州杜岭街的商城遗址内而被称作“杜岭一号”。出土时，鼎有两件，一大一小，大的是一号，小的是二号，并排陈列，形制和纹饰完全一样，都是方形，深腹，双耳，四足，鼎腹上部都饰以饕餮纹，两侧及下部则饰以乳丁纹。鼎之本体为锅，原是个吃饭的家伙，纹饰里的饕餮，那就更是个吃货，而乳丁纹，则似乎与食之源头的母乳有关，将这些整合在一起，纳入国家观念中，我们发现：国是一口大锅饭，王如饕餮来聚餐。遍体乳丁作母乳，从此民以食为天。中国的“大锅饭”究竟有多大呢？“民以食为天”，就像天那么大！国家观念中的人，抽象地说，是作为国家主体的“人民”，具体说来，便是一个个以吃饭为目的的“人口”。“人民”可以神圣化，可以作为“天”来对待，“人口”就不行了，得有个饕餮来监管。“人口”多了，“食源”不足，需要控制“人口”，“人口”少了，国家生产力和战斗力不足，又需要更多的人口，这是经济短缺状态下国家的尴尬。《吕氏春秋·先识》说“周鼎著饕……食人未咽”，所谓“食人”，未必就是生物性的“人吃人”，其实是一种国家反映，最直接最有效的反映就是战争，通过战争来克服国家的困境。以战争来调节“人口”与“食源”之间的流动性——减少敌人，增加食源，就成为一个国家保持活力所必需的本领。为了取得战争的胜利，就要增加本国“人口”，提高国家生产力和战斗力，此即“以战养战，输毒于敌”。所以，“食人未咽”，对外，可以看作国家发表的战争宣言，是国家对战争的号召和动员。饕餮，作为古代国家的标志，当然要反映古代国家的本质，就像西方的利维坦一样，古代国家都有“吃人”那一面，在饕餮纹里，就表现为“食人未咽”。在找不到经济增长方式的时候，战争就会经常发生。但战争也要适度，过度了，就会像饕餮那样，因为吃得兴起，贪得无厌，而“害及其身”——把自己的身体也吃了，吃得“有首无身”。杜岭一号鼎上，还没有露出古代国家本质的狰狞吃相，毕竟还是个开国之鼎，还带有开国时期的理想之光。饕餮纹上的那一双眼睛，虽然已经开了梭子形的“臣”眼，不像良渚神徽上那一双圆眼闪烁着赤子之心的光芒和文明初曙的梦想。但是，我们从它那凸起的眼睛里面，还是看得出一种“知天命”意味的成熟的眼神，看得出文明的慧根已立，文化的慧眼已开，那可是祖宗在天之灵，用坚定的目光穿透云层监护着他的子孙。那就要张开的口，也并非要“吃人”，而是准备着传达天命……就这样刷新从神话到历史的进程。有人说，不了解饕餮纹，就不懂商文化。而了解饕餮纹，就必须从它的源头——良渚文化的玉器入手，尤其要从神徽入手。李学勤《良渚文化玉器与饕餮纹的演变》一文，从八个方面阐述了良渚与商前期两种饕餮纹的关系，基本上说清楚了饕餮纹从良渚文化经由龙山文化到二里头文化再到二里岗文化和殷墟的演变轨迹。在《论二里头文化的饕餮纹铜饰》一文中，李学勤介绍了流传到海外的七件饕餮纹铜牌饰，指出，这七件的器型和纹饰都与二里头出土的饕餮纹铜牌饰相似，饕餮纹确已在二里头青铜文化里出现过，终于迈出了从玉器纹饰到铜器纹饰这一步，那绿松石镶嵌的铜牌饰或许就是“率民以事神”的标志。我们可以这么说，饕餮纹源于良渚文化，经由龙山文化损益后，进入二里头文化，发生了从玉器向铜器的转化。这一转化具有革命性的意义，开创了一个新的时代——青铜时代，建立了一个新的国家——青铜中国。青铜中国的到来，并未打破玉中国的世界，而是以金玉良缘的共和方式完成了文化转型。转型，由龙山文化完成，良渚文化则因其玉文化已经完美到僵化，一味矜持，放不下玉的高贵和典雅，没有跟上新时代前进的步伐。转型完成的一个硕果，便是二里头文化，那就是夏。但转型完成的标志物，也就是“禹铸九鼎”的那只“鼎”，那只饕餮纹从玉器转移到青铜器上的“鼎”，还没有从二里头文化里出现。那饕餮，一直在良渚玉琮上占据着神圣的宝座，在二里头的青铜鼎上没有见到，却终于在二里岗时期出现了。这只晚来一步的鼎，不能作为夏王朝的确切证明，但是，已将夏的存在推近，仿佛就在敲着那个“最早的中国”——夏朝的门。是命运在敲门，却以革命的名义，在这里，我们碰到了革命第一人，那就是汤，也就是《易》曰那位“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里的“汤”。他也许就是杜岭方鼎的主人，他那时所面对的就是“率兽以食人”的桀，当桀还在“食人未咽”时，汤就开始革命了。对于夏鼎失踪，我们不妨这样来看，亦即禹的开国之鼎被亡国之君桀丢了，而桀的亡国之鼎又被汤革命革掉了。留下的那只三足圆鼎，或为禹鼎之小样和草稿，真正的开国之鼎，只有这一对杜岭方鼎，尤其是杜岭一号，不仅有帝王气象，更有其革命理想。那一身乳丁纹，仿佛向天下宣告：溥天之下，有饭同吃，有乳同享。那是一口怎样的大锅饭！杜岭方鼎，河南郑州商城出土史前问鼎中原，并非黑陶文化区系对彩陶文化区系的入侵，因为与鼎文化一起进入中原的还有玉文化，玉文化、鼎文化、黑陶文化本来就是三位一体，而在国家起源中居主导地位的玉文化则是“非攻”的，所以，我们可以说这是一次“文化大联合”，不仅是鼎文化与鬲文化的联合，还是黑陶文化与彩陶文化的联合，更是青铜文化与玉文化的联合，正是在这文化大联合的基础上形成了文化中国。文化中国的文化主要还是玉文化，而王朝中国的文化则是青铜文化，二里头文化的青铜鼎，还不是立国之鼎，因为二里头的青铜文化还不具有主导性和主体性，到了二里岗时期，我们就看到了文化转型和国家的到来，如果说二里头和夏家店的青铜圆鼎在形制上还受制于黑陶鼎，那么二里岗时期的杜岭方鼎，从质料到形制，就完全摆脱了黑陶鼎的影响，从三足变为四足，从圆鼎变为方鼎，以青铜文化的主体性地位宣告了王朝中国的来临。彩陶三立犬带盖方鼎，甘肃酒泉四坝文化遗址出土在从圆鼎向方鼎的转变中，有了一个耐人寻味的发现，那就是杜岭方鼎的出处，就在四千年前由河西走廊发迹后来深入天山北路与雅利安人狭路相逢的四坝文化。在四坝文化遗址里，出土了彩陶三立犬带盖方鼎，这是无独有偶，还是有所传承呢？如果考虑到彩陶文化多属用鬲文化区，那么我们就会对彩陶鼎而且是方鼎感到惊讶了，如果再考虑到四坝文化（距今三千九百年至三千四百年）不仅是中国青铜时代的引领者还是与雅利安人同化的急先锋，那么我们就更愿意相信此二者之间必有某种联系。彩陶方鼎高27.5厘米、长23厘米、宽21.7厘米，长方形直口，方唇，直壁，四个平底方足，顶盖上有三立犬，四肢直立，器表施红彩，可谓罕见。04革命的本义——鼎革之路通往天体运行杜岭一号方鼎出土时，还发现其腹内置有一鬲。历史的统一性，就这样以直观的方式摆在我们面前。两大文化区，难道就以“鼎鬲合一”的方式实现了统一？器物如此摆放，也许是偶然的，但在神圣的器物上，将东西随便一放，一般来说，很少有这样的情况，除非是动乱临头，大难将至，手足无措的时候。通常，我们还是倾向于这是正常状态下的摆放，甚至，有可能是商代开国大典留下的仪式，因为，那两只鼎在地下并排陈列，颇有庄严感，不像个草率的样子，就那么一立，谁敢小觑？四足鼎的样式，是商以后才有的，商以前，在用鼎文化区的所有文化类型的陶鼎中都找不到它的原型，这是对陶鼎文化的一次革命，是真正的“鼎革”。同改朝换代一起到来的“鼎革”，是“中国”诞生时留下的胎记，还是王朝更替中打下的烙印？如果说“中国”是“革命的产物”，那么“革命”就是“中国的宿命”，“鼎革”也就是“革命的胎记”；如果说“中国”是“共和的产物”，那么鼎鬲合一、金玉良缘就是“中国的标志”。比较全面的说法应该是“最早的中国”是“革命”与“共和”交替的产物，就如同中华民国是辛亥革命与南北议和结合的产物一样。从“最早的中国”到“最末的中国”，有一条历史的道路相通，“最末的中国”仿佛是向着“最早的中国”回归。这一次“革命”，告别了尧、舜、禹以来的“共和”时代，开启了夏、商、周以迄于今的“革命”时代。我们发现，“战争”才是西方历史进程的主题，“为自由而战”成了西方历史发展的动力。相比之下，我们回头来看中国的历史，这才意识到“革命”反倒成了中国历史进程的主题，而且“革命”的目的，也不是“以自由立国”，而是“以天道立国”，不是通往个人权利的立宪之路，而是通往民本主义的天下大道。当然，我们也可以说“天道”之中包含了对“自由”的追求，但“自由”只是其中的因素之一，没有被突显出来当作国体和个体的首要因素，其基本面，还是在于对自然规律的顺应和回归，追求“自由”，也必须是在符合自然规律的前提下，而非人的理性为自然立法。其实，这样的“革命”，倒比较符合阿伦特在《论革命》中“革命的意义”一章所阐明的“革命”的本义。她说，“革命”在拉丁文里，是个起源于天文学的词，被哥白尼用于《天体运行论》，昭示天体在宇宙的运行方式，也就是沿着预定轨道周而复始，循环往复，若在中国，这便是“天道”。如果让那位把《进化论》译成《天演论》的严复来翻译，他会把《天体运行论》翻译成什么呢？在我们看来，他最有可能顺理成章地译成《天道论》，在《天体运行论》亦即《天道论》中的“革命”，即使从天文向人文延伸，那也是“行天道”——“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不具有更新和暴力的进化特征，即便改朝换代王权更迭，也会被当作“行天道”所引起的四时变化和五行相生相克。“天地革而四时成”多少有那么点天文学的味道，虽然在学科的属性上不那么规范，但其“顺天应人”的人文属性则使“革命”具有了天人合一的特征。“革命”，当然也要改朝换代，如《周易》“革”与“鼎”二卦所言之“革去故也，鼎取新也”，但这并非“革命”的最高目标和终极追求。“革故鼎新”，恰如《周易》之“变易”，而“变易”追求的目标却是“不易”，即以变化的方式——“变易”，向着恒定的本质、本体、本原——“不易”回归，正如王朝可以作为改朝换代的“变易”，而王道则是所有王朝必须遵循的原则和必然回归的目标，它是作为更高的“天道”的摹本，以天命所归——“革命”的方式呈现。“改朝换代”并非“革命”的完成，而是“革命”的开始，或为“革命”的初级阶段，高呼“帝王将相宁有种乎”，强调“马上得天下”，都不能算是“革命”。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里，“革命”，成为正当性与合法性的来源，打来打去、杀来杀去的“马上得天下”，虽说是“成王败寇”，但还不具有天命正当性与权力合法性，马上得之，马上治之，还是打来打去、杀来杀去那一套，如此，天下也就永无宁日，所以，汉初陆贾说，要以“诗书治天下”。为什么以“诗书”而不以别的，例如“刑法”之类的？若以“刑法”，在本质上，其实还是打来打去、杀来杀去的暴力的延伸，还是以杀止杀、以暴易暴的强权的翻版。而用“诗书”就不同了，这还不是通常所说的那种“一张一弛”“文武之道”的文治与武功的不同，而是以“诗书”作为古典世界的标志，回到古典世界的“革命”行动，因为“诗书”之中，早已充满了革命的精神，时不时就会露出“天命”的鞭影。05文明缓冲带——天山峡谷的文明雅量青铜时代向东，向东，再向东，终于同中国相逢。青铜文化的到来，有一条通道起了决定性的作用。那通道，就是天山峡谷。天山，是在欧亚大陆中部地壳隆起形成的大褶皱，这条东西向大褶皱，长达2500多公里，分布在四个国家：东段在中国境内，长约1700公里；西段位于中亚地区，长约800公里，分别属于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三个国家。由南、北、中三条山脊，构成大致平行的纬向山系，山体宽度，均在250~350公里，最宽处，可达800公里，这样的环境，可造就一个文明的摇篮地。现在看来，它们不过是被沙漠簇拥着的群山，可是在大暖期，那些沙漠可都是草原和绿洲。有一条灵性飞扬的彩陶之路从这里通过，串联着东亚和西亚，伸向仰韶文化的“诗与远方”。大暖期的绿色浪漫，持续了一两千年。仰韶文化的先民带着他们的彩陶，在这条绿茵之路上往来，不知他们往西去究竟能走多远，他们在东土，已将中国的两河流域覆盖了，往西能否进入西亚两河流域，留下文明的足迹呢？总之，那些不愁吃喝的开心日子，都反映在彩陶的形制、图案和符号上了。东西方的历史上，都提到过人类曾经有过一个黄金时代，除去那些寒流带来的艰难岁月，剩下的便是大暖期留下的美好日子，那些日子，也许就是人类历史传说中的黄金时代，其灵性与梦想的自由自在令后人一再缅怀。到了青铜时代，那些天然的好日子都已过去，文明褪去了初曙时的梦幻。为了生存，艺术让位于技术，灵性让位于理性，从“人为万物之灵”向“人的理性为自然立法”转型，于是，来自两河流域的青铜时代，沿着冰川雪原覆盖的天山峡谷走来。可青铜之路并非彩陶之路，若谓彩陶之路是一条可以自由迁徙随处安居的通途，那么青铜之路就是一条国有国法家有家规的路，是一条王权走向世界的路。青铜时代从西亚两河流域发端，那两河流域，自然也就成了世界中心。此时，中国正处于玉器时代，以玉石之路为依托，形成了一个以良渚化为标志的玉文化的世界，这世界的中心，不在玉石之路的起点，也不在往西北去的终端，有可能还没进入天山峡谷，就遭遇了青铜时代，于是，玉器时代停止了文明的脚步，向后转，回到中原。中原，号称“中华”，“华”就是花，最早的中国——仰韶文化的庙底沟类型，就是个花花世界。良渚玉文化追随着仰韶彩陶文化的踪迹，回到中原以后，往西北去的良渚玉文化又带来了青铜文化。带了玉琮过去，带了青铜刀回来，带了猪狗鸡过去，带了马牛羊回来，带了文化认同的良渚化世界过去，连同个权力认同的王权国家一起回来，一个土生土长的玉文化的越禹过去，变成了西化的青铜文化的戎禹归来。这样一来，青铜文化在中国完成，反倒形成了一个更加完备的世界体系，中国成了青铜文化的集大成者。青铜时代，从它的兴起到世界体系的形成，有这样一种说法，大致如下：约五千年前，青铜文化的浪潮兴起于西亚，泛滥至北非、中亚；约四千年前，青铜文化经由中亚游牧文化波及东亚；约三千年前，青铜文化向东向西，分别发展，遍及整个欧亚。青铜文化向东进入中国，同另一个来源的文明体系进行对话，与世界的另一部分结合了；向西进入古希腊，使青铜文化本身，开始了革命性转化。青铜文化之于古希腊，出现了一种否定的精神，否定了王权国家，以此开启了城邦民主制的政治文明。而青铜文化之于中国，则是青铜时代王朝化的世界体系的完成。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