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静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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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古都城建城传说与政治文化(中国人民大学汉唐研究丛书)试读：
总序
中国人民大学汉唐研究丛书，是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中国古代史学科建设的成果。
汉唐两朝，以其大一统的格局、强盛的国力、开放进取的时代精神、应时而变的制度活力，在中国历史上具有特殊的地位。从汉到唐，是中国古代大一统政治文化由奠基到鼎盛的发展时期，对中国政治传统的形成影响至深。唐代是中国中古历史的转型期，唐以后的政治文化出现了许多与此前不同的因素，构成了中国政治文化传统中新的源流。汉和唐作为中国历史上较早时期的盛世，在中国传统史学中一直受到关注。自宋以来，一直到清朝，就多有学者将汉唐看成一个整体进行研究，提出了许多值得重视的政治文化命题。但在1950年代以来的史学研究中，存在断代分割的趋势，即秦汉史和隋唐史被分割成两个断代，而少有人将其作为一个整体进程放在中国古代政治文化发展演变的大背景下提出问题。局限在传世史料中按朝代分别进行研究，产生了许多深入的研究成果，但也使汉唐时期历史研究的问题空间在萎缩。近年来，由于新史料的出土和研究视角的转换，汉唐研究领域也呈现出新的学术转机。如汉魏简牍和吐鲁番文书的陆续出土，汉唐间各种石刻史料和天一阁藏明抄本《天圣令》的发现和整理刊布，都为汉唐制度和社会史的研究提供了新的学术增长点。在国外，中国传统文化一方面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但是另一方面也存在着对中国历史文化片面的理解，缺乏对中国文化复杂性的认识。国外学术界对中国传统文化加强了解和对话的需求，对以汉唐为中心的中国中古史的研究提出了新的要求。
中国人民大学有重视历史和传统文化研究的办学理念和优良传统。历史学院自2004年成立汉唐研究中心以来，围绕“中国古代史”国家重点学科的建设，已经形成了一支相对整齐的研究队伍。列入“中国人民大学汉唐研究丛书”的，主要是本中心研究人员的学术专著和论文集，涉及汉唐间历史发展进程中各个方面的论题，目前已经出版了《唐代中书门下体制研究》（刘后滨）、《汉唐文化与高昌历史研究》（孟宪实）、《秦汉法律文化研究》（孙家洲主编）、《秦汉统一战略研究》（黄朴民）、《秦汉魏晋南北朝史学史稿》（李小树）、《汉唐盛世的历史解读》（孙家洲、刘后滨主编）、《唐宋变革期枢密院研究》（李全德）、《汉魏法律与社会——以简牍、文书为中心的考察》（韩树峰）等著作。随着相关研究的进一步展开，本丛书将继续出版下去。
这套丛书的出版，是在中国人民大学211工程、985工程建设项目的推动下启动的。历史学院中国古代史学科的建设，尤其是以汉唐研究中心为依托的相关课题的研究，得到了多方面的关心指导和帮助。中国人民大学前任校长纪宝成教授对中国历史和传统文化研究的高度重视，给我们的研究以极大的鼓励。汉唐研究中心顾问田余庆、沙知、吴宗国等著名学者也给予了鼓励和支持。所有这些，都是我们要深表感谢的。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汉唐研究中心2012年3月
绪言
国都，是国家的权力中心。在中古中国，它首先是政治中心，亦即作为权力的象征，其次才是军事防御。《左传·庄公二十八年》云：
凡邑，有宗庙先君之主曰都，无曰邑。邑曰筑，都曰城。孔颖达疏：“大者皆名都，都则悉书曰城。小邑有宗庙，则虽小曰都，无乃为邑。邑则曰筑，都则曰城。为尊宗庙，故小邑与大都同名。”[1][2]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宗庙是宗教与政治上极其重要的建筑，作为国祚所系之所，它与社稷匹配并列，共同分享象征的重要地位，[3]成为早期城市的两大祭祀中心；而国家的典礼祭祀便以帝王和都城[4]为中心展开。由此可见，这段文献深刻地表达出古代中国在礼制上[5]对国都的认知。在某种程度上，它反映了中古都城所体现的礼制文化传统。该传统又由于中古社会的礼治特性而得以绵延不绝，从而使得政治、礼制意义在古代中国都城的选址、规划、建设中要远远超出其他因素。在王朝建设中，都城承载着国家意志和政治意蕴，不仅成为王朝政权正统的符号，而且因其修建多在立国之初，在某种程度上也成为王朝政治的方向标。
的确，在古代中国，从来就很难看到一个城邑是因为当地手工业、商业的发展达到一定的规模、繁荣到一定的程度而自发地产生城邑建设的需求的。中古中国大多数和主要的城邑，都是统治者寄身的行政中心和政治堡垒，而不像西方古代与中古的城市，经历了自然的发展，成为工商业和贸易的中心、市民阶级的历史舞台。李约瑟（Joseph Needham）注意到这种差别，并把它们上升到文化的基本问题上去，认为在中国文化与文明当中，从来没有城邦的概念，也绝无由城[6]邦产生的文化。
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便在于传统中国礼治社会的特性。这种文化特性使得历代统治者在王朝建设中逐渐形成共同的政治理想与遵奉。这就是以周代的典章制度为圭臬。尽管对他们来说，周代的典章制度早已成为遥远的历史记忆，但正是这一点给了历代统治者以政治利用的机会，他们大多以“周制”“周礼”的名义，将当下王朝政治的切实之需融进所谓的周代典章制度之中。这是为了确定、施行王朝新的典章制度的合法性和合理性。因此，我们便可以看到大多王朝在建国之初，或要推行新的政策之际，对“周礼”相关记载的讨论便会在朝堂上重新喋喋不休。其实际动机便在于此。
同样的情况，在都城的建制中也不例外。一言以概之，古代中国城邑建设的历程是对《周礼·考工记·匠人》所载制度的趋合、迎合，乃至调适的过程。一《周礼·考工记》：中古城邑建构的模本《考工记》的这段文献是这么记载的：
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市朝一夫。……经涂九轨，环涂七轨，野涂五轨。[7]……环涂以为诸侯经涂，野涂以为都经涂。（图1）图1 《三礼图》中的周王城
资料来源：（宋）聂崇义纂辑，丁鼎点校解说《新定三礼图》，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第115页图。对此，一般解释为：都城九里见方，每边辟三门，纵横各九条道路，南北道路，宽九条车轨，左侧（东面）为祖庙，右侧（西面）为社稷坛，前面是朝廷寝宫，后面是市场和民居，朝廷宫室、市场占地一百亩。……（城内）南北大道宽九轨，环城大道宽七轨，野地大道宽五轨……用王都环城大道的宽度，作为诸侯都城中南北大道宽度的标准；用王畿野地大道的宽度，作为（公和王子弟）大都城中南北大道宽度[8]的标准。
作为齐国官书的《考工记》，现学界多认为其主体内容编纂于春秋末至战国初，部分内容增补于战国中晚期。城市考古的资料表明，春秋战国时期的都城多采用两城制，目前东周时期的曲阜鲁故城的情况跟上引文献所载最为靠近，该城平面近似长方形，东西最宽3.7千米、南北最长2.7千米，面积约10平方千米。城墙外11～30米有城濠，其中西、北以天然洙河为城濠，东、南为引洙河水的人工挖掘的城濠。共有11座城门，其中东、西、北三面各3座，属于“旁三门”，南面[9]有两座城门。实际上，还应有一座南城门。城内共发现纵横相交的10条街道，其中横贯东、西中门并与通向南东门相交的丁字形大道，是该城址最重要的交通干道。此外，在今曲阜周公庙大型夯土建筑基址所在台地前的中央大道两侧，有两组大型建筑的夯土基址，这两组建筑基址大致左右相对分布，其后有穿宫城而过的东西大道将这两组建筑与后面的大型建筑基址相区隔。这个布局很可能即为《考工记》所说宫前“左祖右社”。故而《考工记》上引文献亦多被认为是根据曲阜鲁故城的布局而构建的城邑规划管理模式。
这种城邑（国家）管理模式的采用反映了他们对周代礼制——一种理想政治的向往、冲动。但是，从实效性来看，这也是一个政治监控模式的摸索过程。国家权力的掌管者给这种监控、统治披上一层所谓等级、礼制的面纱，从而使这种模式传统化，同时也就理所当然地合理化、制度化了。
换言之，统治者借此成功地将城邑建筑作为政治组织形式的象征，并赋予权力等秩的核心内容。“礼和建筑之间发生关系就是因为当时的都城、宫阙的内容和制式，诸侯、大夫的第宅标准都是作为一种国家的基本制度之一而制定出来的。建筑的制度同时就是一种政治[10]上的制度”。这种传统一直延至后世，在《唐六典》和《唐会要》中可以看到非常系统的这方面规定。
这些规定在都城建制中首先体现的是有关礼制的因素，若从都城的整体平面布局来看，这主要集中表现在宫城数量和位置、都城的南北中轴线和东西大街、市场位置的变更以及居民区的安排等方面。而其变化则体现在对“左祖右社，面朝后市”的变更，以及里坊的出现与反复。但是，如前所言，这个城邑管理系统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王朝的更迭而适时调整。它们在中古都城建制系统中被人为地赋予了诸多指代，成为王朝法统合理性的重要表达，而且通过对前朝都城建制相关因素的取舍，昭示着当朝者的政治文化取向。
正是中国城市考古工作的深入开展，推动了学界对该课题的认识[11]。下面我们不妨对上述元素在中古历朝都城的传续略作梳理。二礼制的传承与嬗变：中古都城布局演变
宫城作为帝王的居所，在都城建制中尤被赋予极其特殊的意义。从宫城的数量和位置来看，东周列国都城的形制主要是“两城制”，即以宫庙为主的宫城和以平民工商业为主的郭城。两城有的并列，有的是宫城处于郭城的一隅。以社会阶层来区划居住区的“两城制”的[12]城市规划，是东周城市的新特点。秦汉时期则出现多宫制，从目前考古材料来看，最早使用多宫制的都城是秦咸阳，西汉长安城继之使用。尽管东汉都城雒阳简化为南北两宫制，但是多宫制已经成为中古都城建制的一个传统而时隐时现，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在于多宫制所蕴含的特殊的政治文化意义。
曹魏邺城时期，开创了一种新的城邑布局模式（图2）。新出现宫城与都城北垣相重合的规划，此即所谓邺城体系。六朝之后，隋唐[13]长安、洛阳，亦循此制。其中央政府尚书台和议事场所听政殿（即常朝），成为中央权力运作的真正所在。于是，宫殿区以日常政[14]务的常朝与礼仪性的大朝文昌殿在宫内并列，是为骈列制。宫城内有以文昌殿为核心的外朝（大朝）；以听政殿为核心的内朝（常朝）位于文昌殿之东，为处理日常政务之所，是曹魏政权的中枢。衙署出现集中的趋势，主要的衙署分布于内朝之南，如相国府、御史大夫府、奉常寺、大农寺等。其宫殿区形成两组宫殿群，各有出入口：大朝区为文昌殿阊阖门；常朝区为勤政殿司马门。这种布局的出现是[15]跟东汉时期的政治形势密切相关的。东汉时期，内朝尚书台成为国家政务的中枢，事实上的中央政府。《后汉书·仲长统传》云：“光武皇帝愠数世之失权，忿强臣之窃命，矫枉过直，政不任下，虽置三公，事归台阁。自此以来，三公之职，备员而已。”唐代李善注云：[16]台阁谓尚书也。东汉时，大将军的权势超过丞相，在于有“领（录）尚书事”的职衔，掌握了实权。曹操的职位为费亭侯、司隶校尉、录尚书事，掌握了实际政权。理解东汉时期的政治形势，就能理解曹操的邺城宫室何以要突出实际的中央政府尚书台和议事场所听政殿。曹魏邺城之宫城将内外朝东西并列，乃当时政治情势的产物。图2 曹魏邺城平面复原示意图
资料来源：徐光冀：《曹魏邺城的平面复原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中国考古学论丛——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建所40年纪念》，北京：科学出版社，1993，第424页图二。
曹魏邺城民坊所占面积大大增加。“里”主要分布于金明门——建春门东西大道之南。邺城在规划时设置了戚里、长寿、吉阳、永平、思忠等坊。《魏都赋》称“其闾阎则长寿、吉阳、永平、思忠。亦有[17]戚里，寘（置）宫之东”。
曹魏邺城改变了秦汉以来都城多宫制所致宫殿分散的状况，是中古中国都城规划的一个新现象，给后世都城布局以重大影响。
黄初元年（220），曹丕称帝建魏，定都洛阳（今洛阳市旧城东）（图3），开始了对东汉雒阳城的新建与重建。曹魏政权重点修复北宫，起太极殿，采取了单一宫制，即宫城位于全城中轴线北端“居中建极”。居中建极的宫城上应北极星，这是中央集权得以强化的表现。单一宫制意在树立中央皇权的绝对威信，这显然是汲取曹魏邺城两宫[18]并置的经验。此外，魏文帝曹丕在洛阳城西北隅建百尺楼。《水经注·榖水》载“魏明帝（曹睿）于洛阳城西北角筑之，谓之金墉城”[19]。这也是来自邺城三台的经验。曹魏又将东汉旧城北城墙加厚至30米左右，并在西城墙北段、北城墙外侧增筑马面，改建大夏门，其意恐在于加强宫城的防卫。而城内高台、城墙、马面、护城河等完备防护体系的形成，则标志着它的成熟。图3 东汉雒阳城平面布局图
资料来源：〔日〕五井直弘著，姜镇庆、李德龙译《中国古代史论稿》，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第208页图20左。
西晋受禅于曹魏，同样以洛阳为都。至永嘉六年（312）晋室南迁，曹魏、西晋以洛阳为都共93年。西晋沿用洛阳此前宫室、城垣建制。
曹魏邺城大朝区的文昌殿、端门、止车门、正南城门永（中）阳门为一条直线，已具备邺城中轴线的意义。到了洛阳时代，因为单一宫制建制的出现，使得此后都城的两条轴线益发变得重要。具体言之，北接宫城的南北中轴线，以及外朝之南的东西大街成为都城两大参照坐标系。衙署列置于南北中轴线的两旁，而东西大街则甚而逐渐演变成都城的政治广场。此二者的相对关系使得《考工记》所言“面朝后市”出现变化的可能性。
太和十七年（493），北魏孝文帝令司空穆亮、尚书李冲、将作大匠董爵负责经营新都洛阳，命青州刺史刘芳、中书舍人常景等确定新都宫殿、门阁之名。太和十九年（495），北魏正式自平城（今大同）迁都洛阳（图4）。洛阳自西晋南迁废弃后，经过180余年再次成为国都。
北魏洛阳城由宫城、内城、外郭城三重城垣组成。宫城、内城基本在魏晋洛阳城旧址上重建。
宫城内夯土台基密集，全部宫廷建筑均集于其中。宫城南——横隔了一条宽约40米的东西大街（东阳门至西阳门），街北到北魏晚期几乎都被皇室征用。东西横街南、宫城南门阊阖门有南出大街铜驼街，宽约42米。街道两侧发现了大面积建筑台基，据文献记载，这些建筑属中央官署的司徒府、太尉府、将作曹以及太庙、太社、国子学等。太极殿、阊阖门、铜驼街、宣阳门、洛水上的永桥至南郭城外圜丘，构成北魏洛阳城的中轴线。中轴线虽在内城偏西，但基本上宫城处于居中位置，所以，北魏洛阳城总体布局依循了择中立宫、官府外设、左祖右社等都城建制原则。显然，可以称之为“祖述周官”。图4 北魏洛阳城平面布局示意图
资料来源：〔日〕五井直弘著，姜镇庆、李德龙译《中国古代史论稿》，第208页图20右。
北魏洛阳城内城城垣依旧，城门略有变更。其城门的名称和位置都继承了魏晋时代的旧制。它在沿承汉、魏、晋的所谓“九六城”的同时，又以此为内城，在其四面扩展城区，修建了大于旧城五倍的外[20]城。此即北魏洛阳的外郭城（图5）。《魏书·世宗纪》记载景明二年（501）“九月丁酉，发畿内夫五万人筑京师三百二十三坊，四旬[21]而罢”。图5 北魏洛阳城郭城设计复原图
资料来源：宿白：《北魏洛阳城和北邙陵墓——鲜卑遗迹辑录之三》，《文物》1978年第7期，图版肆。
为了管理迁徙到汉文化区的游牧民族，北魏政府参考汉文化的里闾制，以里坊制来规划洛阳城郭城。里坊制由此也具备了游牧民族的文化特性，成为洛都新创的一项重要内容。
洛都新创的另一项内容便是宫南置市。此前汉文化都城采取的都是《考工记》所载“面朝后市”的布局。西汉长安城的东市、西市便在北宫、桂宫之北；东汉雒阳城实行的是两宫制，其南市则在南宫之北、北宫之南。而北魏洛阳城则一反其道，于南郭城设四通市，西郭城、东郭城分设大市、小市。而内城中魏晋时的“金市”已经废弃，在该地筑佛寺，金市就是汉晋以来“面朝后市”的所谓“后市”。这与阳渠的继续使用以及伊洛水道运输于当日之经济政策及营造便利有关，兼之洛河永桥的设置与利用，使得伊洛水旁成为市场繁荣的地方[22]，宫南、城南置市也成为自然之事。由此，在中古中国都城建制中也随之出现了市场在宫南的新布局。“宫南置市”与里坊制都成为洛都新创的重要内容。里坊制的出现开启了中国古代都城建制中注重居民区划分的时期，“宫南置市”的新布局不仅使得宫城地区居民更为简单、安全，而且也使得都城的功能区更为集中便利。实际上，它们都是拓跋鲜卑入主中原以后在都城建制中的新创，始于北魏平城，[23]洛都一仍其旧。
南方地区的东吴政权在都城的择址上同样在寻找着法统的法理支持。但是，在都城建制上尚未能与中原地区的都城建制相关联。自从司马氏政权偏安东南之后，这一状况才开始发生变化，南渡的政权试图保持跟此前西晋政权的维系，以证明其政权法统的延续性与正朔，其中自然也包括都城建制的内容。于是，从东晋开始，南朝诸政权便不断地对建康城的布局加以改造，以期趋同于西晋洛阳城。这其中不仅包括都城的平面布局，而且包括将都城所在营造成天下乃至宇宙中心的政治文化认同。一言以蔽之，便是集中体现在模仿西晋洛阳城和里闾制的实行，以及仰模玄象与拟则宸宫。而建康地区形胜与洛阳的雷同也使得这一切有了可操作的基础。
永熙三年（534），以洛阳为都的北魏分裂为东魏、西魏。在北中国东西对峙的两个政权，在都城的选择和建制上采取了截然不同的措施。西魏径直采用了西汉长安城为都，而东魏则在原曹魏邺城之南新建了邺南城。后者“宪章前代，模写洛京”，按照洛阳城的模式营造新城，且在都城营建的过程中巧妙地利用了图谶，并使之成为具体的现实。两个政权在都城建制上的不同，反映了统治者各自的政治文化取向。他们的这种政治文化取向又被取代他们的后继政权所承袭。
杨隋代周之后，隋文帝兴建大兴城。大兴城采取“居中建极”建置宫城，皇城在宫城之南，二者相毗邻共用一墙。皇城南出有一中轴线和一东西大道，郭城则采取里坊制的规划。可见，在隋大兴城的规划中，前述邺城体系——宫城与都城北垣相重合的建制，时隔南北朝之后又出现在大兴城的规划中，成为隋文帝的选择。而宫城“居中建极”、中轴线以及东西大道和里坊制在郭城的采用都是源自北魏洛阳城的建制。显然，其中前三者又是远承曹魏洛阳城的建制。在隋大兴城的建制中，皇城与宫城南北共用一墙相毗邻则是大兴城的新创。这些元素在隋初更加有机地融合在都城的建制之中，也成为此后中国帝都的基本规划。
唐政府基本继承了大兴城的建制，延续了前代帝都的规划，并没有出现太大的变动。永徽年间，高宗政府全面整修郭城并重建了城观[24]（城门楼）。郭城的修筑使得长安城成为一座完整的帝都，这不仅是对前代帝都建制的完善，而且也是初唐政府对隋代礼制继承的一个表现。实际上，贞观八年（634），唐太宗于宫城东北修建的永安宫（次年改名大明宫），其择址及名称同样延续了隋代的规划理念。而此后兴庆坊的兴庆宫则因原为唐玄宗藩邸，玄宗登基后遂以之为离宫。开元十四年（726）以后，进而扩建成为皇帝听政之所。显然，这只是唐玄宗个人政治命运的变化对它产生的影响。从高宗时期便已开始的向两市附近的坊以及向春明门至金光门的街道两旁蔓延的店铺，成为冲破长安城里坊制度的导火索，也非有意的政府行为。一般认为这是长安城工商业发展的自然趋势所致。
上述大兴城规划的基本原则在隋炀帝的洛阳城中得以再现。不过，炀帝更为巧妙地利用洛阳的具体地形另择新址，修建了更为壮丽的宫[25]室。同样的，如同唐政府对大兴城的继承一样，唐政府也全盘照用了炀帝时期的洛阳宫室制度，在武则天时期甚而还建造了天枢，进一步发挥炀帝营造洛都的意图。[26]
唐宋之际，长安—洛阳政治文化轴心逐渐消失。经过五代政权的反复，北宋政府终于定都汴京（开封）。开封城的宫城模仿唐代洛阳宫殿，其意便在于看中隋唐洛阳宫殿在天下秩序中的政治文化意蕴。
从上面对中古都城建制的梗要梳理可以看出，在中古中国，都城布局的演变实即礼制的传承，而这又成为政权合法性的重要符号。中古时期，城邑建筑的出现大都呈现出由外而内的构建方式，是为了迎合、配合统治阶层对某地区、对一定空间范围内实施权力统治的需要而建筑的。一切都是空间化的，不管是在物质还是在精神的层面上。空间的配置问题与政治经济目的密切相关。于是，某种特定形态的建筑开始出现。建筑的艺术与权力、神性和力量的表达相关。宫殿、教堂以及有权势的人都采用巨大的建筑形式。建筑表现力量、统治和上[27]帝。它的发展长期围绕着这一中心。居中建极、南北中轴线、宫前东西大道、外郭城中里坊及市场规划、左祖右社等元素成为中国古代城邑建制中重要的礼制元素，成为历代王朝法统建设的一个重要构成与表达。在这个历史过程中，拓跋鲜卑修建的洛阳城给中古中国城邑建设带来一股新风，也奠定了此后城邑建设的基调。此即宫前置市以及里坊规划的出现与延续，一如前述。
可见，《周礼》中的相关记述已经成为中古都城建设实践的理据。恐怕这是中古中国独特的政治文化现象。三天子之城意蕴的构建
但是，对于中古中国都城的规划以及建设者们而言，完成了这些所谓礼制的元素，他们的任务是否也便即告完成了？
上述中古城邑建制中的礼制元素通过对地理形胜的选择而得到具体的履践，进而成为一种可视的物质存在，由此城邑所在形胜也就成为礼制的组成，并成为城邑建制的有机部分。换言之，中古城邑不唯有其内部布局的变化规则，郭城所包围的诸元素与城外周围的地理、人文环境，特别是与山川、陵墓以及宗教建筑（如石窟寺、寺观）等的相对关系，一并成为后继政权效仿的元素。相比较而言，前述中古城邑建制中的重要礼制元素，只是城邑建制中的“小布局”；而后者皆与城邑所在形胜的具体情状息息相关，可称之为“大布局”。实际上，若从大布局入手则更能全面地凸显城邑在政权建设中所承载的政治意蕴和国家意志。而恰好是这一点在以往的研究中鲜有触及，上述[28]元素多被割裂开来单独讨论。无疑地，大布局需要我们从更为广阔的视野来思考上述城邑内外诸多元素的关系。
但是，我们发现，对于帝国都城而言，如果对形胜的要求也只是停留在与都城附近山川、陵墓以及宗教建筑（如石窟寺、寺观）等相对关系的模仿，却仍然远远不够。因为这尚不能从根本上体现中古中国帝都在天下政治文化秩序中的意蕴。
众所周知，“君天下曰天子”，帝王即是天子。一般认为，将帝王称为天子始于周代。周天子是西周和东周国王的称号，他们自认为是上天的儿子，故称周天子。自秦始皇起，天子又被称为皇帝。其权[29]力受命于天，所谓君权神授，“帝王之兴，必俟天命”，“俟天休命”，顺乎天而享其运，他们代表上天来管理宇宙及帝国的社会与政治秩序。而都城为帝王居所，因此，帝王的居所也就自然而然地跟天宫之中（天心）相比拟了。天心，亦即北极星空，所谓宸宫。
于是，他们便会把帝都所在营造成天下的中心，即“天下之中”；[30]同时也会依照“天心”宸宫的布局来营造帝都。此二者成为中古都城建制的共同话语，成为后者所代表的政治文化的一种最基本的表达方式，进而成为中古中国政治文化秩序的重要构成，并对中古社会产生深远的影响。
政治制度与政治环境等要素制约形成地理空间结构，是为“地缘政治结构”；反之，这种地缘结构又对地区政治的动向有着重要的影[31]响。我国西北高、东南低的地势和黄河、长江两大河流的东西横亘以及崤、崡二山的南北纵横不仅影响其地域性的人文状况，更影响了历史上的政治格局。河洛文明的早熟使得中原地区成为文化正统的标准，崤、崡二山的南北纵横又将北部中国分成关中和关东（河北、山东）两大地域。于是，北方地区便自然形成西安、洛阳这两个地域政治中心。长江的天险使得江南一带在保持地方特色的同时，成为中原政权得以偏安的场所。地域的不同，产生了人文的地域性差异，对政治格局的影响同样深刻。这就是政治格局出现南北、东西对峙、鼎[32]峙的由来。即便是一统天下，其存在之事实并不能忽视。这种地缘政治结构使得上述地区的政权都各自在寻找政权正统的表达方式，以昭告、号令天下。
中原地区成为传统政治文化的正统，其表现便是洛阳地区为“天下之中”共识的形成。它集中表现为“河出图，洛出书”以及洛州阳城为“地之中”——即“天下之中”的确定。其中“河出图，洛出书”是谶纬文献中出现得最多的帝王受命神话和祀典，是帝王接受天[33]命的符瑞，成为政权正统的象征所在。通过天人合一以及天人感应说，它与洛阳为“天下之中”成为合二为一的命题。
何为“地中”？《周礼》称“以土圭之法测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谓之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时之所交也，风雨之所会也，阴阳之所和也。然则百物阜安，乃建王国焉”[34]，不仅明示求地中的方法、地中的特殊性，同时也明确指出“地中”是建都立国的根本原则。那“地中”又是在何处？所谓“地中”即古阳城，位于洛阳东南约60华里，即今河南省登封市告成镇，其[35][36]经纬度为北纬34°23′51.48″，东经113°08′44.19″，唐时属于洛州。从现有文献记载来看，阳城为“地之中”是在“周公卜洛”之后才确定下来。周成王五年，欲宅京洛邑，便先派遣召公到洛邑堪舆相宅。召公既相宅选址后，周公亲自到洛阳卜宅营建成周，遣使将卜宅的结果告知周成王。这就是“周公卜洛”的故事，其详见载于《尚书》。其中《召诰》载“太保（召公）朝至于洛，卜宅。厥既得卜，则经营”[37]（图6）。《洛诰》又载：“若翼日乙卯，周公朝至于洛，则达观于[38]新邑营。”《洛诰》还记载了周公卜洛的过程：“我（周公）乃卜涧水东、瀍水西，惟洛食；我又卜瀍水东，亦惟洛食。伻来，以图及[39]献卜。”相传卜洛之外，周公旦还到阳城测日影而确定阳城是大地的中心。因为在阳城“土圭之长尺有五寸，以夏至之日，立八尺之表，[40]其景适与土圭等”，符合《周礼》所载“地中”日景的要求。图6 太保相宅图
资料来源：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钦定书经图说》。
但是，事实上同一纬度日影的情况皆如此，并非只是阳城这般。这个比例数字的确立，必定是人先选定地中（人谋），然后在所选地中的位置测求表景比例，而不可能是先有表景比例，然后再按照这个[41]比例去找地中。这个表景比例不可能是先验的（鬼谋）。换言之，这是一个以果为因，彰显先天命定的典型案例，其意恐是欲以先天命定的理由来支撑其统治天下的政治合法性。
这显然反映了周公阳城测影是一有意为之的刻意行为，意在达成某种特定的政治目标。这个政治目标的内容为何？有学者认为，周公到阳城测日影的原因是，周公想迁都中原，周代统治者就做出了阳城[42]位于“中原”的舆论，取天下九州中心的意思。实际上，所谓[43]“地中”是指当时国土南北的中心线而已。由此看来，周公阳城测影应是营建洛邑的一个重要内容，恐非空穴来风。即便并非事实，只是传说而已，但这个传说所蕴涵的思想史意义也应同样切实地影响着传统社会。
西周时，洛阳一直是陪都，到东周时，“平王立，东迁于洛邑”，洛阳才成为真正的国都。起初成周选择洛阳，将它营造成“地中”，意在利于王国统治东部疆域。至此，洛阳为“地中”的说法才完全称得上融入王国的政治，充分发挥“地中”在国家政治中的作用。而这也意味着中古中国长安——洛阳政治文化轴心的正式建立与实践。
正因为上述《周礼》的相关记载，使得国都建于“地中”——即“天下之中”成为传统社会建国的必要选择，并沉淀为一绵延不绝的传统。此即《吕氏春秋》所谓“古之王者，择天下之中而立国”[44]。关于周公卜洛，《史记》载道“成王在丰，使召公复营洛邑，如武王之意。周公复卜申视，卒营筑，居九鼎焉。曰：‘此天下之中，[45]四方入贡道里均。’作《召诰》、《洛诰》”。更为言简意赅地道破了此举的政治意义。
洛邑，作为传统社会确定的“天下之中”，最初又专名以“中国”一名。“中”就是天下之中，“国”是指都城。后来被广泛使用，所指范围逐步扩展，由中央之城扩展为中央之国，又扩展为中央诸国，又扩展为华夏诸国。“中国”由此也成为一个很特殊的具有相对性的地[46]理概念。可见，周公卜洛并定“地中”的营洛模式对后世王朝产生了何等深刻的影响和启示。这也是中古中国的历代政府在今河南省登封市告成镇（古属洛州）建造周公测景台的主要原因。
为了营造洛阳为天下之中的事实，中古中国的历代政府还制造了告成镇周公测景台“洛州无影，与余不同”的神话。无须多言，从天文学的角度来看，这种现象只能出现在南北回归线之间的地带。洛阳位于北纬34°37′06.43″、东经112°27′15.44″，在北回归线之北，一年之中都不可能出现“无影”的现象。既然洛阳、阳城所处纬度位置断不可能出现无影的景象，故而可知周公在阳城所立之测影台必也是结构机巧。这就是巧妙地利用石台的构造，使得其上石表的影子在夏至[47]正午之时并不落在地面。在洛阳之所以出现这样的天文建筑以及观念，其意图是要在夏至之时，以“无影”的方式显示这里便是“地中”，此举显然跟中国古代将洛阳视作“天下之中”的政治观念密切相关。《新五代史》卷五八《司天考》载：
古者，植圭于阳城（今河南省登封市告成镇北部），以其近洛也。盖尚慊（嫌）其中，乃在洛之东偏。开元十二年，遣使天下候影，南距林邑，北距横野，中得浚仪之岳台，应南北弦，居地之中。大周建国，定都于汴。树圭置箭，测岳台晷漏，以为中数。晷漏正，则日之[48]所至，气之所应，得之矣。文中的岳台，即《玉海》卷一六二《唐浚仪岳台》条所言北宋东京[49]“宣德门前天街西第一岳台坊”。由此可见历代统治者对建都“天下之中”的属意。而这正是因为此前洛阳为天下之中的观念根深蒂固与深入人心，所以五代后周政府才想方设法地将都城开封构建成新的“天下之中”，以取代原先洛阳的政治文化意义。
都城在帝国天下秩序中居于重要地位，居天下之中成为古代中国政治秩序的核心原则。秉承以都城皇权为中心而建构天下政治秩序的[50]原则，成为历代王朝的政治理想模式。该政治理想模式也成为历代王朝建立政权正统性的重要法则。换言之，定都于天下之中，成为中古中国历朝历代政权的首选；都于天下之中，便可向天下昭示王朝法统的正统性。这应该是历代定都洛阳、迁都洛阳的政权建立王朝于天下政治文化秩序之中的重要举措。
除了耳熟能详的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之事，曹氏集团从邺都到洛阳的转移也能说明。曹氏集团将汉献帝迁都许昌兼具现实意义与象征意义。显然，这一方面便于自己控制，可以挟天子以令诸侯；另一方面也使得皇帝与传统意义上的帝都分离，从而破坏了洛阳在天下秩序中作为帝都的中心地位。在此基础上再营建邺城，通过网络天下人物于邺都，首先让邺城与文化制度上的中心符合，力图按照汉代洛都为天下中心的政治结构图示，塑造一个新的中心政治秩序，以显现自己[51]无可比拟的正统性和合法性。可见，曹氏集团也曾试图将邺都营造成新的天下中心，此举显然由来有自，其灵感来自中古中国都城一贯具备的政治文化意蕴。但是，该尝试显然不能令其满意。这也是为何曹丕终究还是选择在洛阳称帝的原因所在。
同样的事情仍然发生在邺城。北魏分裂之后，其中的东魏政权西迁至邺城，为了填补邺城作为天下之中的空虚，在新筑都城的过程中，巧妙地利用“河出图，洛出书”的图谶，甚而将都城规划、营建成神龟的样式。若置于当时政权对峙、鼎立的政治格局中，新兴的东魏政权以此彰显政权正朔的心思顿显。若再进而考虑到该图谶与洛阳为“天下之中”的关系，由此也可益见帝都择址于天下之中的重要性。不过，定都关中长安的西魏政权以及江左的南朝诸政权在都城的选择和建制上也以各自的方式在展示着共同的政治目的和野心。
西魏政权占据了北中国长安——洛阳政治文化中心的西端，同时直接以汉都长安为都，径直全盘接纳了汉都长安在天下政治文化秩序中所蕴含的象征意义。而江左政权则巧妙地利用“东南有天子气”，同样尝试着将帝都营造成天下（宇宙）的中心，以期确定帝都在天下的中心地位。
因为长江天险的东西横亘，东南地区遂成为一个独立的政治地理单元。对此，神话故事早有叙述。《淮南子·天文训》载：“昔者，共工与颛顼争为帝，怒而触不周之山，天柱折，地维绝。天倾西北，故[52]日月星辰移焉；地不满东南，故水潦尘埃归焉。”该神话多被用来解释中国的地势，但是如果考究其缘由在于共工与颛顼争夺帝位，则这种表述恐还应包含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两大地域的政治集团竞逐问鼎天下的意味。这是跟长江下游地区政治经济的高度发达分不开的，近年来该地区考古工作的进展便深刻地揭示了这一点。
分布于太湖流域的良渚文化，在距今5300年至4200年前，便已具备了高度的文明状态。此刻良渚文化已进入犁耕稻作的农业时代，手工业趋于专业化，琢玉工业尤为发达；玉琮等大型玉礼器的出现揭开了中国礼制社会的序幕；贵族大墓与平民小墓的分野显示出社会分化的加剧；刻划在出土器物上的“原始文字”被认为是中国成熟文字的前奏。同时，良渚文化还发现了中国同时期规模最大、建筑水平最高的古城遗址，总面积约290万平方米，被称为“中华第一城”。这都标志着5000年前的良渚文化时期已经进入了成熟的史前文明发展
[53]阶段，它甚而影响着以后的夏商周时代。
正是东南地区文明的高度发达，使得该地区的政治集团成为一股不容忽视的力量，并对黄河流域的政治力量构成压力乃至威胁。这一切集中体现在谶语“东南有天子气”的应运而生。该谶语在古代社会长期流传，不仅成为古代有识之士对天下政治格局的看法，而且还深刻影响着黄河流域政权对东南地区的政策以及东南地区政权的建设[54]。而长江下游地区成为南渡偏安政权的首选之地恐也难脱与此谶语的关系。事实表明，“东南有天子气”一语也确实成为东南地区政权正统建设的舆论支持和理据。
在天成象，在地成形。正如卡西尔所言，“天空是神圣秩序最明显的展现，这种神圣秩序可以作为同一个根本形式，以恒定的等级，从天空一直追寻到地上。特别是人的各类（政治的和社会的）实在的秩序。在最多样的存在领域中，上述相同的根本形式都得到了体现”[55]。在天宫诸星辰中，因为北极星在天宫中相对位置固定不动，众星看起来在围绕着它运动，北极星成为天宫的中心，所以也就被视为[56]帝星，对应人间的天子，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配合着“天下之中”“天子”等政治概念，在营建国都时，象天法地、象天设都成为中原诸政权的一个重要法则。亦即将帝都与天宫对应起来，将帝王所居的宫殿与天极对应起来。这一点江左政权也不例外，此恐与配合“东南有天子气”的谶语有关。
中国人对于天文方向的专注具有十分悠久的历史。中国北方新石器时代遗址的考古发掘证明，在公元前五千纪人们对墓葬和居址方向[57]的选择已经注意到太阳位置的周日变化和季节变化。河南濮阳西[58]水坡45号墓诸遗迹天文学含义的发覆，不仅给我们展示了新石器时代仰韶时期天文学所达到的高度，而且也给我们披露了中国传统天[59]文学政教合一的基本特点。山西襄汾县陶寺遗址是中国黄河中游地区以龙山文化陶寺类型为主的遗址，其年代约公元前2500～前1900年。从考古发现来看，陶寺不仅是一座典型的城邑，而且是一座气势宏大的都邑，应该就是“尧都平阳”之所在。2003年，陶寺发现一大型圆体夯土建筑，发掘者推测其功能与观天象和祭祀有关[60]，或倾向于认为它是一个集天文观测和自然崇拜仪式为一体的建[61]筑。如果此推测成立，那么该圆体建筑就应是中国最早的观象台。而陶寺“观象台”的发现也证实了早期社会“观天授时”活动的存在。这些考古发现都让我们难以断然否定早在新石器时代在城市的修建中，便已注意到运用天象、拟则天象（天宫）。具体如何，仍有待今后进一步的发现与研究。现阶段，我们暂时仍通过文献进行考察。
根据文献记载，在都城的修建中，是从何时开始注意到与天象相契合的？
虽然一般认为将帝王称为天子始于周代，但是并没有文献明确表明此时的都城建筑与天象相契。《逸周书·度邑》载周武王称“定天[62]保，依天室”。《史记·周本纪》亦云：“王（周武王）曰：‘定天保，依天室，悉求夫恶，贬从殷王受。’”对此，张守节《史记正义》解[63]释道：“定知天之安保我位，得依天之宫室。”此处天室意指天室山，即嵩山，而非依照天上宫室模式建都；天保也非借指天之中枢北极星。换言之，所谓“定天保，依天室”指的是安定天命，于天室山营建新都城，而非指象天设都的建都原则。
有趣的是，就现有资料来看，象天法地、象天设都的都城建设见于“东南有天子气”之域。春秋时期，伍子胥在修筑吴都阖闾大城（今苏州市）（图7）时便采用象天法地的原则。《吴越春秋》载：图7 吴都阖闾大城平面示意图
资料来源：于希贤：《法天象地——谈中国古代城市仿生学》，《百科知识》1998年第12期，第48页图。
〔伍〕子胥乃使相土尝水，象天法地，造筑大城，周回四十七里。陆门八，以象天八风。水门八，以法地之八聪。筑小城，周十里，陵门三。不开东面者，欲以绝越明也。立阊门者，以象天门，通阊阖风也。立蛇门者，以象地户也。阖闾欲西破楚，楚在西北，故立阊门以通天气，因复名之破楚门。欲东并大越，越在东南，故立蛇门，以制敌国。吴在辰，其位龙也，故小城南门上反羽为两鲵鱙，以象龙角。越在巳地，其位蛇也，故南大门上有木蛇，北向首内，示越属于吴也。[64]从上引文中可知吴都规划中“象天”的内容也只是都城陆门、水门各八，分别象天八风、法地八聪，并未见其与天宫发生何种关联。阖闾大城位于水网密布的长江三角洲、太湖平原，水道纵横交错，水网间有一个个高出水面的土墩。水网与其间土墩的交错就像龟背上的纹路。伍子胥筑城时因天时就地利，仿照龟的形态，把营建的国都取象于湖沼水网上的龟纹，街坊布局犹如龟背纹路，城池外形模仿龟背外缘。因其兴城建都意欲振兴自强，称霸中原的主题思想明确，所以，还将[65]龟尾和四足位置的城门分别称作有破敌意义的名称。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更愿意将伍子胥修筑的吴都视作一个“洛出龟”的意象。若此，则顿显吴国以都城为天下之中的机心。此举与后来东魏修建邺南城的用心无二。
从文献上看，明确有此说的是吴越城。《吴越春秋》载：
越王（勾践）曰：“寡人之计，未有决定。欲筑城立郭，分设里阎，欲委属于相国。”于是范蠡乃观天文，拟法于紫宫，筑作小城，[66]周千一百二十二岁，一圆三方。则范蠡筑城用紫宫（紫微宫）为模式来修筑小城（宫城）。亦即此时已明确地将最高统治者的居所比拟为紫微宫。
但是，目前从考古材料上可以确定的则始于秦都咸阳。这座都城的规划设计者找到了天极阁道绝汉抵营室，即“天极——银河（阁道）——营室”的天象图式，并将地上的宫殿群与之相对应（图8、9）。这就是秦咸阳与渭南诸宫苑规划模式的由来。此已为学者所揭橥。
具体言之，在该模式中，咸阳宫象征天极，也就是北极星，阿房宫象征营室宿，并通过渭河桥（阁道）连接起来。因为在天象中，营室宿对应宫室或宗室。《汉书·天文志》云：“营室为清庙，曰离宫、[67]阁道。”《晋书·天文志》云：“营室二星，天子之宫也。一曰玄宫，[68]一曰清庙。离宫六星，天子之别宫。”又云：“阁道星，天子游别[69]宫之道也。”渭水则象征银河，其上的渭河桥象征阁道，并逐渐形成“三桥”的组合。图8 秦咸阳、阿房宫与天象对应示意图
资料来源：李小波、陈喜波：《汉长安城“斗城说”的再思考》，《考古与文物》2001年第4期，第64页图四。图9 秦咸阳规划模拟宇宙天象示意图
资料来源：陈喜波、韩光辉：《汉长安“斗城”规划探析》，《考古与文物》2007年第1期，第71页图二。
秦都咸阳按天象布局，史料记载与星象吻合，从古至今已为共识，[70]对汉长安产生了深刻影响（图10）。汉长安城的布局基本上可视为以北宫居中，其余四宫与之相接的格局。其城南为南斗形，北为北斗[71]形。在星象图上，若将北斗七星、北极星、勾陈、紫微右垣星座[72]连接起来，可发现与汉长安的实测图惊人地相似。亦即，汉长安城布局模仿紫微垣、南北斗已毋庸置疑。图10 汉长安城与天象对应示意图
资料来源：李小波：《从天文到人文——汉唐长安城规划思想的演变》，《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2002年第2期，第62页图一。
秦咸阳象天极阁道绝汉抵营室的规划，影响了其对地面形胜的选择。《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载：
三十五年……〔始皇〕乃营作朝宫渭南上林苑中。先作前殿阿房，东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万人，下可以建五丈旗。周驰为阁道，自殿下直抵南山。表南山之颠以为阙。为复道，自阿房渡渭，[73]属之咸阳，以象天极阁道绝汉抵营室也。
关于秦在营室宿所对应的渭南地区的具体规划，《三辅黄图》卷一《咸阳故城》条载：
始皇廿六年，徙天下高赀富豪于咸阳十二万户，诸庙及台（章台宫）、苑（上林苑），皆在渭南。秦每破诸侯，彻其宫室，作之咸阳北坂上。南临渭，自雍门以东至泾、渭，殿屋复道周阁相属，所得诸[74]侯美人钟鼓以充入之。秦将宫室安排在渭河之北，而诸庙、台、苑则在渭河之南。后者便为营室宿所对应的建筑，其中除了清庙之外，生人居所亦可在其列。这就是天极——银河（阁道）——营室的天象图式在都城规度中所对应的建筑类别。由此也开创了中古中国都城建制中多宫制独特的天文意象与政治文化象征。秦咸阳的这种规划模式及对形胜的设计对后世产生深刻的影响，此后我们可以发现这一思路在汉长安城、隋洛阳城的都城布局上仍得到承继。
天文与人文、政治交互影响，此即化而成文天下，成天下之治。[75]汉儒董仲舒《春秋繁露》有云：“为人君者，其法取象于天也。”由此进一步强化“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之谓。通过天人合一、天人感应说，人间的“天下之中”与天宫的“极星”对应起来，将帝王所居的宫殿与天极对应起来，以达成“俟天休命”的格局。此二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在此格局中，显然其关键是将帝王居所对应天极。这正是那些没有定鼎中原的政权同样也要将其都城拟则天宫的原因所在。其目的是不仅要借此将帝国与“天”对应起来，而且要使得帝王确实成为“天子”，从而将“天”、帝国与王权（皇权）相互对应起来，确立帝国在天下政治秩序的权威性与合法性。由此一来，通过这一系列权威因素的构建，古代中国的君主与士大夫共同把都城选址及其建设发展成构建皇权权威性的象征系统。它成为王朝政治话语系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代表该王朝的政治权威性以及在天下观中的地位。
在中古都城建制中，“象天极阁道绝汉抵营室”的模式成为帝国都城规划的首选，且经久不衰，便与此有莫大的关系。
需要注意的是，中古中国都城在形胜的选择上，除了“象天极阁道绝汉抵营室”模式的影响之外，有时还会根据谶纬或者堪舆术的需要，在都城建制的规划中赋予相关元素。因此，都城对于帝国的缔造者也就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在这种意识形态之下，帝国的缔造者相信这些元素的构建将会保佑和巩固帝国统治与政治的正常秩序。
由此可见，中古中国的都城实际上也已经成为一种强烈的政治的象征性符号，其背后蕴含着复杂的政治文化因素。
因为国都是意识形态的象征，是天子统治天命所定疆域的中心。国都的位置和设计不但必须符合历史先例，而且必须符合中国人用来[76]适应上天和自然意志的各种象征性的制度。要言之，作为帝国正朔建设的重要一环，中古中国都城的建制包括礼制的因素，以及都于天下之中、象天设都和图谶等内容。关于其中涉及的礼制元素，长期以来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之一，且多有斩获。相比较而言，关于定都天下之中以及象天设都，学界虽亦有研究，但是，对此并未有较为深入的探讨。而中古中国都城建设中出现的谶纬，则一直未能得到应有的关注和解读。事实表明，这些所谓“礼制之外”的元素已经成为中古中国都城建制谱系中重要的历史主题，成为中古都城建设共同遵循的主要模式。它不仅始终影响着中古中国都城的建制，而且在帝国的政治文化秩序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这正是中古都城“礼制之外”的元素所要表达的，也是本书想探讨的主要内容。
本书重点梳理了东魏邺城、六朝建康、隋大兴与洛阳以及赵宋汴京与临安等都城布局的“礼制之外”的元素。在这方面，曹魏邺城以及元魏洛阳城，只在相关篇章中述及，不再也已毋需做进一步的专门剖析。显然，秦咸阳宫、汉长安城布局与天宫对应模式的准确解读，为建康城、隋洛阳城的研究提供了长时段的历史场景，同时也使得该模式的变化有了清晰而完整的对比。为此，我要感谢对此问题持不同意见的学者，正是他们的讨论使得我对该问题的认识更加深入，也更加坚持在本书中的看法。
[1] （周）左丘明传，（晋）杜预注，（唐）孔颖达正义《春秋左传正义》卷一〇，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第291页。
[2] 《春秋左传正义》卷二七《成公十三年》，第755页。
[3] Arthur F. Wright，“The Cosmology of the Chinese City，” in The 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ed. by G. W. Skinner，Stanford，1977.此据叶光庭译《中国城市的宇宙论》，载〔美〕施坚雅编，叶光庭等译《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北京：中华书局，2000，第44、53页。
[4] 袁济喜、王猛：《从都城与王权观念重新审视曹魏集团的文学活动》，《暨南学报》2012年第3期，第91～92页。
[5] 李孝聪：《中国区域历史地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第199页。
[6] 〔英〕李约瑟：《李约瑟文集》，沈阳：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1986，第61页。
[7] （清）孙诒让撰，王文锦、陈玉霞点校《周礼正义》卷八三、八四，北京：中华书局，1987，第3423～3478页。
[8] 可参闻人军译注《考工记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第130，84～89页。
[9]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曲阜鲁国故城》，济南：齐鲁书社，1982。案，本文关于鲁故城平面布局的描述参照了孙华《曲阜鲁国故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规划（2011～2030）》。
[10] 李允：《华夏意匠》，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5，第40页。
[11] 结合考古材料对中国古代都城建制的演变及其阶段性特征多有研究，诸如俞伟超：《中国古代都城规划的发展阶段性——为中国考古学会第五次年会而作》，《文物》1985年第2期，第52～60页，后收入所撰《先秦两汉考古学论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第34～53页。徐苹芳：《关于中国古代城市考古的几个问题》，载《文化的馈赠——汉学研究国际会议论文集（考古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第36页。刘庆柱：《中国古代都城考古学研究的几个问题》，《考古》2000年第7期，第60～69页，后收入所撰《古代都城与帝陵考古学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2000，第25～35页。
[12] 徐苹芳：《关于中国古代城市考古的几个问题》，载《文化的馈赠——汉学研究国际会议论文集（考古卷）》，第36页。
[13] 郭湖生：《台城辩》，《文物》1999年第5期，第71页。
[14] 郭湖生：《魏晋南北朝至隋唐宫室制度沿革——兼论日本平城京的宫室制度》，《东南文化》1990年第1期，第14～20页。《文选》卷六《魏都赋》李善注：“中朝，内朝也。汉氏大司马、侍中、散骑诸吏为中朝，丞相六百石以下为外朝也。”参见（梁）萧统编，（唐）李善注《文选》，北京：中华书局，1977，第99上栏～下栏。
[15] 郭湖生：《论邺城制度》，《建筑师》2000年8月第95期，第55页；郭湖生：《魏晋南北朝至隋唐宫室制度沿革——兼论日本平城京的宫室制度》，《东南文化》1990年第1期，第14～18页。
[16] （宋）范晔撰，（唐）李贤等注《后汉书》卷四九《仲长统传》，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65，第1657、1658页注释（三）。
[17] 《文选》卷六《魏都赋》，第102页下栏。
[18] 关于魏文帝所建百尺楼在洛阳城的方位有西北隅和东北隅两说。具体讨论详（魏）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卷一《瑶光寺》条，北京：中华书局，2000，第58页。
[19] （北魏）郦道元著，陈桥驿校证《水经注校证》卷一六，北京：中华书局，2007，第39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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