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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德)贝托尔特·布莱希特,殷瑜

出版社：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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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圣贤启示录试读：

洋溢着中国式辩证法智慧的德国散文

德国作家贝尔托特·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的散文集《易经》（本书译为《

变易之书

20世纪20年代，布莱希特在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同时，阅读过大量中国古代哲学的德文译本，其中包括汉学家卫礼贤（Richard Wilhelm）翻译并解释的《易经》。学者们在布莱希特流亡时期的文字档案中，发现过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易经”二字。这是人们见到的他第一次关于“易经”的记载，估计是1934年他流亡丹麦之初写的。1939年5月25日，他在《工作日记》中第一次提到《易经》这个书名。布莱希特自流亡之初，便开始了一系列语录式散文写作，并统一命名为《易经》。

20世纪70年代以后，研究者逐渐意识到，不了解中国古代哲学，很难真正理解布莱希特的作品。布莱希特的散文集《易经》开始受到学术界普遍关注。人们试图从它入手，进一步探讨布莱希特文学创作与中国古代哲学的关系。然而，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出版布莱希特文集时，出版家把书名改为《墨子/易经》，这一改动给人们的判断带来麻烦。凭着良好的汉学知识，曾经对布莱希特与中国古代哲学关系这个课题作出开创性贡献的韩国学者，时至今日也未见对布莱希特的《易经》与中国《易经》的关系发表看法。以墨子学说表达马克思主义分析

德国学术界关于这个问题，迄今为止有三种说法。第一种说法认为，布莱希特的《易经》与中国《易经》没有关系。布莱希特所用的“易”这个概念，其含义不同于中国《易经》的“易”。他的目的在于创作一部以墨子学说为依据的“行为学手册”。他只是借用《易经》这个书名，表达他对墨子学说的研究心得；并进一步在墨子这件“外衣”掩盖下，表达他对当前重要政治事件的马克思主义分析。这种说法最初见于出版者为布莱希特《易经》写的后记。基于这种判断，出版者将书名改为《墨子/易经》，突出散文与墨子思想的密切关系。这个判断的重要依据是，书中多数散文的主人公都被命名为“墨子”。

但是，这种观点是片面的，因为书中有部分散文还涉及其他中国哲学家的思想。我国学者卫茂平教授曾指出，散文中还提到比如孔子、庄子、列子、老子等人的思想。何况散文中的主人公也并非都称墨子，还有不少以中国姓氏命名的人，如卡梅（马克思）、艾福（恩格斯）、米恩列（列宁）、倪恩（斯大林）、徐叶（黑格尔）、费胡旺（孚西特万格）、金叶（布莱希特）、胡易（希特勒）等。受列宁辩证思维之启发

主张第二种说法的人，首先应注意到布莱希特对“易”这个概念的翻译不同于卫礼贤。布莱希特用德语单词“Wendung”代替卫礼贤的“Wandlung”。这些学者注意到，布莱希特在研究中国古代哲学的同时，阅读过列宁在苏联推行“新经济政策”的一系列论文。他认为，列宁关于从“战时共产主义”向“新经济政策”转变的论述，充满了辩证思维的智慧和胆识。在他看来，两种译法虽然都有“变易”的意思，但“Wendung”的释义更侧重于“转变”、“转化”，更突出事务变易的渐进性、阶段性，更能反映事物从量变到质变的辩证法。事实上，布莱希特的《易经》散文里，有一篇标题为《米恩列关于登高山的比喻》的短文，它就是从列宁当年论述“新经济政策”的《评论家的短评》中摘引来的。“计谋”实为“春秋笔法”

第三种说法与第二种说法有相同之处，它首先关注的也是布莱希特翻译“易”的概念。不过其论据是来源于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德国阶级斗争形势的变化，即革命者从魏玛共和国时期的公开斗争，转变为法西斯时代的隐蔽斗争。随着阶级斗争形势的变化，革命者为了避免损失，保存实力，必须转变斗争方式。这种转变既需要勇气，也需要智慧。这种主张认为，布莱希特用“Wendung”代替“Wandlung”，正是受了革命斗争方式转变的启发。这种说法的有力证据，是布莱希特流亡国外之初，写过一篇题为《描写真理的五重困难》的文章，号召并动员德国知识分子转变斗争方式，运用计谋与法西斯势力进行周旋。“计谋”（List）在德文里是个贬义词，释义为“狡诈”、“狡猾”。布莱希特根据《孙子兵法》，把它改造成一个褒义词。他说的“计谋”，实际上指的是孔子的“春秋笔法”，即寓褒贬于一字之差，迷惑敌人耳目，揭露敌人的真相，使真理得以在世人面前广泛传播。“历史观念”解读欧洲时事

我认为，布莱希特之所以用“Wendung”代替“Wandlung”，是为了表达他对“易”这个概念更精确的理解。《易经》不是一般地讲事物运动变化的规律，它从时间观念入手探索天地人盛衰沉浮、生长收藏的规律。用西方现代哲学概念来说，《易经》对事物发展变化的描述，还具有“异时性”的特点，或称“历史观念”，即随着时间的变化，事物的存在状态也发生变化。根据事物发展“异时性”的特点，人们考察事物，不仅要有“变易、变化”（Wandlung）的观念，还必须有“转变、转化”（Wendung）的观念，这样才能精确理解事物从彼一时到此一时的变化过程。

布莱希特被《易经》所蕴含的辩证法深深吸引，在流亡途中一边研读中国古代哲学，一边运用中国传统哲学笔法，陆续写下自己对欧洲重大政治事件和哲学问题所进行的马克思主义思考和分析，从而明确自己的行为指南。书中几乎每一篇散文，都洋溢着中国式的辩证法智慧。不过书中正文无一处直接用“辩证法”这个词（只有一次用于标题），而是代之以“大法”（Die Groβe Methode）。在他的《易经》中单是以“大法”命名的散文，就有十篇之多，如《论大法》、《何时产生大法》、《大法的差别律》等。东方智慧带来的“思维体操”

布莱希特研习和吸纳中国古代哲学，并把自己的心得运用于文学创作，表现了难能可贵的热情。他最初接触《道德经》时，立刻被其中“将欲取之，必先与之”、“大道废，有仁义”、福祸相依、柔能克坚等辩证的思维方式所倾倒。墨子“断指存腕”这样的辩证法思想，一再成为他剧本表现的主题，曾经在评论界引起不同解读和热议。他在与朋友交谈时，也常常用“予子冠履，断子手足”这样的比喻，表达他对事物的取舍。

在他的剧目《大胆妈妈和她的孩子们》的对话中，可以看到《庄子·盗跖》对“忠信廉义”的批判、《庄子·人间世》“材之患”的脱身之术等中国哲学元素，并产生了令人瞠目的艺术效果。剧本初次上演，便让那些不熟悉中国哲学、习惯于西方美学理论的评论家，立即经受了一场陌生艺术思维方式的冲击。《易经》里的“身退道不退”、“韬光养晦”、“以退为进”的思想，启发他创作了《赫拉提人和库利亚提人》、《伽利略传》、《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帅克》等优秀剧作。正如他的音乐家朋友汉斯·艾斯勒说的那样，中国哲学为布莱希特的文学创作提供了许多有益的“思想启发”，这使他的作品洋溢着浓郁的哲理趣味、耐人寻味的东方智慧，给酷爱哲学的德国观众提供了许多思维愉悦和审美享受。他的散文集《易经》就是这样的作品，被学术界誉为“思维体操”。变易之书

指出关键之处

墨子（Meti）正与孩子们一起闲聊，此时，一个男孩突然走出门去。片刻后，墨子也出去了，他看见那个男孩站在花园里的灌木丛后哭泣。经过他身边时，墨子淡淡地说道：风声太大，没人会听见你哭。返回时墨子发现，那个男孩已经停止哭泣了。这个男孩已经认识到，墨子指出的哭泣原因就是关键之处，即：被听见。

开发土地和剥削人1

墨子说：在卡梅（Ka-meh）大师出现以前，人们认为，财富来源于对土地的开发利用。卡梅大师教育我们说，财富来源于对人的剥削。并非森林带来收益，而是因为人们被引导着去砍伐森林；并非棉花带来利润，而是采摘工、纺纱工和织布工创造了利润。森林和棉花是人们用来从其他人身上获取金钱的工具。

墨子说：卡梅认为，织布机的情况是这样的：如果织布机被改良，一台织布机旁的五位纺织工可以织出比现在多百倍的布。但是并非这多织出的布带来了利润，而是那五位纺织工。原因如下：生产一个产品需要劳动时间，此时产品的产值是固定的。购买织布机的人也购买了工人，或者进一步说，他购买了他们全部工作日的劳动力。产品生产的所需时间内，织布机、棉花、工作间、机油和劳动力产生的成本是固定的。布匹生产所需的时间内，借助织布机、棉花、工作间、机油和劳动力生产出的布匹所带来的产值是固定的。如果所有生产要素的成本与产出相同，那么利润从何而来呢？生产布匹所需的所有要素中，劳动力是唯一可以被扩展的，利润自此而来。每日用于生产的劳动力所需的成本（用于支撑工人每日劳动的必需品有食物、居所、衣物）低于他们劳动的产出。因为无论纺织工工作一个小时还是一天，他需要的不会更多，因此他的劳动力是产出最多的商品。

开发土地和剥削人2

倪恩列说：古代的人们想要开发土地只有通过利用他人才能实现，当今的土地开发则变得简单多了。现在人们利用土地来剥削他人。

倪恩列说：能否废除对人的剥削取决于土地如何才能最简单地得以开发利用。假如对人的剥削已经被废除，而对土地的开发还很困难，那就会产生饥饿与死亡。现在对人的剥削没有被废止，饥饿与死亡出现了。工具的拥有者和人力的租用者为了能够剥削他人转而开始限制对土地的开发利用。

有人说，假如对人的剥削可以被废止的话，它早就被废除了。说这种话的人毫无道理。剥削他人总是那么令人压抑，但是它却无法被废除。

画家之言

画家说道，公共利益高于个人利益，许多人觉得，似乎一个新时代诞生了。也许应该说：对于特指的许多人来说，似乎一个新时代来临了。这句话经由他们阐释后，公共利益似乎成了许多人的利益，它应该高于那些少数人群的利益。如此，这句话就有了一个华丽的外表。人们普遍认为，画家要执行这句话不会太容易。但是不久便发现，画家做这件事并没有感到如何困难。他并非仅仅或者特别要求少数富人把多数人的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他要求大多数人中的每个人都要把公共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工人应放弃足额工资，为大家修建道路。小农应放弃索要充分的牲畜价格，为大家提供便宜的牛羊……如此，这句话看上去就不那么华丽了。人们发现，国家的境况是这样的：某人的利益只有通过损害他人才能获得，损害他人利益越多，个人的利益就越大。工厂越大，所挣的钱就越多。一切照旧，这句华丽的句子没改变任何东西。许多人并非需要这句华丽的句子，他们需要的是彻底改变所有关系，即对于个人来说，从多数人身上抽取利润是不可能的。如果画家从个人那里夺走他们所拥有的、可以获取利润的商店、工厂、租屋和田地，并将它们交给许多人，所有关系就会发生改变。一个国家如果采取了这样的行动，个人的利益与许多人的利益就不再对立。个人所获得的利润越多，集体利益也越多。但是，尽管有各种警告和华丽的句子，在画家统治的国家里，一切依然是颠倒的。

需要改良者的改良

人们告诉墨子：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想要进行改良。

墨子说：我所见过的反社会者们试图凭一己之力进行社会改良，尽管这种改良只是给他们自己带来了好处。那些发现政变有困难的反社会者们经常变得病态，他们的行动也毫无意义。但是，这仅仅意味着，人们无法清楚地看出他们行动的意义。这些人也是凭一己之力的改良者。

陈国废除了不平等，几乎不可能出现人压迫人的现象了。尽管如此，这里依然存在着反社会者。他们被特别对待，为了不让他们凭借自己的力量制造伤害，人们孤立了他们很长一段时间。过去是将他们监禁在特别的大楼里，现在则是所有的有社会意识者们对他们采取回避的态度。他们被判处去改造公共设施，有些则要进入司法程序接受审判，他们必须为自己的罪行寻找缘由，如果确实有罪，就会被公诉。他们与自己的师长以及某些社会机构的负责人对簿公堂。当他们完成改造后，抑或能够证明他们的建议是不可行的，他们的劳役就结束了。如果是后者，他们大多会被委派去从事那些他们批评过的事务。

墨子曰，让劣者从事改良工作可以让他们自己被改造。

做自己应做的，让自然做它应做的

苏国群雄争战。倪恩列（Nien-leh）支持铁犁工匠一方，他认为他们能够帮助这个国家。可以期待的是，铁犁工匠们会尽最大的努力并最好地造福于所有其他的老百姓。倪恩列说，如果仅仅农民们付出双倍的努力，那么收成只能稍许增加一些。相反，如果能提供足够的犁，那就会收获良多。彼时有两种犁，一种是传统的木制犁；另一种新型的犁则由铁锻造而成，并且是在有权势者所有的大型铁器作坊里生产出来的。但是这种铁犁投入使用的比例较少，它们制作成本高昂，只有用于耕作大片耕地时才能发挥优势，并且还需要马匹来牵引。而简陋的木制犁则由农民们自己制作并使用，这种犁只能用来浅浅地翻地，使用者皆为贫穷的农夫，他们仅拥有少量土地，产出的粮食不足以糊口。他们必须经常前往大农庄劳作以获得收入。许多农夫的儿子进城去，他们来到大型铁器作坊或者其他的作坊谋求工作。土地无法养活的这些人中仅有一部分能由城市来养活。人们对耕犁的买卖设置了严格限制。首先，大农庄的数量很少；其次，生产耕犁的大制造商们必须保持耕犁价格居高不下。他们并非通过增加耕犁销售量来提高利润，而是主要通过加强对伙计们的压榨。随着贫穷的农夫儿子们持续逃离乡间，铁器作坊伙计们的薪水也变得越来越低廉，他们的生活因此也变得穷困不堪。

在倪恩列的帮助下，铁犁工匠们驱逐了耕犁大制造商，掌握了权力。

驱赶耕犁大制造商的时候，贫穷的农夫们支持了铁匠们，随后铁匠们则支持农夫们驱赶大农庄主。此后，贫穷的农夫们立刻瓜分了争夺来的田地。

倪恩列在获取权力之前曾经教导人们说，土地首先要用铁犁来耕作。有些人对此话的理解是，他似乎马上要取缔小型农庄了。但是当他和铁犁工匠们一起接管权力后，他却做了相反的事。他将土地给予了贫穷的农民，将铁器作坊交给了作坊伙计们，每个人获得的份额是他们凭借己力可以掌管的。如此这般，小片土地的数量有了显著增加，而这些土地面积太小，不适合使用铁犁。倪恩列仅保留了少量大片土地和他的弟子们一起经营。

哲学家萨对倪恩列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他说，倪恩列和其他人一样，权力削弱了记忆力，已达到目的者则遗忘了很多东西。

倪恩列回答道，我已经教导过他们，现在轮到他们来学习了。他们已经听到我的教导，现在是他们积累经验的时候了。

倪恩列嘲笑了所有那些认为可以通过某一天颁布的法令来结束几千年造成的穷困局面的人。他继续走自己的路。

不久后出现了这样的局面：铁犁工匠们驱赶走自己的压迫者后，开始尽可能多地生产铁犁，他们不过问铁犁的价格。同样，地主们也已被驱逐，他们的土地现在由国家或者是无数单个的农民来经营，他们其中一些人或多或少拥有了充足的土地和用于拉犁的马匹。对他们来说，购买铁犁并不值得，因为他们的土地面积太小了。那些赤贫的农民们没有马匹，只能挨饿。于是他们又前往那些生活相对富裕的农家，干些农活以获取报酬，或者为了借用马匹。一段时间后，他们又开始变得不满，仇恨对象是那些生活富裕的农民。

倪恩列未采取任何举措来应对这种仇恨，相反，他还对此煽风点火。铁犁工匠们派人下乡宣传铁犁，他们劝说农民们尽可能地联营，以便将土地连成大片，这样就值得使用铁犁了。他们以信贷方式给那些听从劝告的农民们送来了铁犁。对于那些生活富裕的散户农民，他们不给予贷款，而且向他们供应铁犁的时间漫长。我们和贫穷的农民们是一体的，他们平静地说道，我们铁犁工匠也并非人人拥有自己的虎钳，没有它是无法制造铁犁的。

倪恩列说：你们想要土地是为了获得谷物，现在交出土地也是为了谷物！也就是说，如果你们交出你们的小片土地，就会得到更多的谷物。这就是真相。

不久，大片的农庄形成，规模比过去农庄主拥有的还大。又过了一段时间，生活富裕的农民们也不得不加入这些大型农庄，因为他们花钱也找不到劳动力了，而且由于老旧的木犁翻地不佳，他们的田地产出的谷物太少。如此，倪恩列实现了自己的设想，而他采取的方式是：他做自己应做的，让自然做它应做的。

正义之美德

在有些国家，正义被大肆赞美。人们猜测，在那里实现正义尤为困难。许多人不考虑正义，因为他们要么太贫穷，要么极其被轻贱，以至于无法保有公正之心，或者除了把正义理解成对他们自身的帮助，不再有其他的理解。为自身索求的正义没有太大的价值。这些被压迫者很少被视为正义之友而受到褒扬；他们缺乏无私精神，这是因为他们自身饱受困顿和被压迫之苦。其他人的正义反而会招致怀疑：他们仅仅获得片刻的满足，现在又开始为自己接下来的数周或者数年操心了。他们担心出现能保障他们一直吃饱的状况，这会使那些受到不公正待遇的人愤怒。又有其他一些人开始为那些他们想要剥削的人的权利奔走。

在管理良好的国家中，并不需要特殊的正义。在那里，公正者不会有非正义之举，正如控诉者没有痛苦。在这些国家，正义被理解为创造性的活动，是一种生产过程，而这一过程平等对待各方的利益。

正义之行为引人注目，代价昂贵，实施者或者是他的追随者付出良多。

一位好的斗士

数学家达画了一个不规则图形，然后让学生们计算该图形的面积。按照所学的知识，学生们把图形分割成三角形、四边形、圆形以及其他图形，这些图形他们都能够计算面积，但是无人能够完成计算这一不规则图形面积的任务。此时，达老师拿出一把剪子，把这个图形剪下来，放到秤盘上，然后他把一个容易计算出面积的四边形放到另一边的秤盘上，从这个图形上他剪下若干长条，直至天平两端平衡。倪恩列声称，达是数学学科的一位好斗士，并要求自己的学生们面对自己的专业领域时，要效仿达老师。

更换方法

墨翟说：有人看见苏国的三位百姓与加国的三位百姓斗殴。经过长时间的争斗，苏国的两位百姓被打死，加国则有一位重伤，一位轻伤。于是，苏国唯一幸存下来的那位逃走了。苏国似乎完败了。但是很快人们便发现，苏国那位百姓的逃亡改变了一切。加国的那位敌人独自追踪他，因为他的同伴受伤了，而他却最终被苏国的那位男子凭一己之力杀死了。苏国的这位男子毫不停留，返回了争斗场所，不费吹灰之力杀死了自己的敌人——那两位受伤的加国男子。他完全理解了这样一个道理：逃跑不仅仅是失败的标志，也可以是获得胜利的一种手段。

墨翟又补充说道：人们也可以因此称苏国的那位男子为辩证家，因为他认识到，从某种角度来说，敌方并不统一。彼时，三个人皆能战斗，但是只有一个人能够奔跑。也许这样说更恰当：敌人作为整体仍有战斗力，却只有三分之一的人能够奔跑。这一认知造成了他们的分化。

国家不需要特殊的美德

如果远征计划不佳，就对参加的军队设定过高目标，目标执行力度不够，那么就需要士兵们具备特殊的勇敢。将军们的愚蠢无法企及之目标，士兵们应该运用他们的特殊勇敢来达成。

美德亦是如此。面包和牛奶价格高昂，工作收入微薄，抑或没有工作可做。此时，穷人就得展示他们特殊的美德，不可偷盗。在这种情形下，人们听说，富人们纷纷表示赞同美德，不偷盗，甚至在他们的圈子里追踪那些公开偷盗之辈。他们追踪偷盗之辈，这是否表明他们赞成美德？这并不能说明他们赞赏美德。每一种情况都有自己特殊的道德信条，这些信条必须首先得到人们的重视，而所有其他妨碍这些特殊道德信条得以实施的戒律则应废除。在我们刚才描述的情形下，只有那些致力于让人人都能买得起食物，并使特殊美德无须存在的人才有资格说，他赞同美德。

任何一个需要特殊美德的国家都是管理糟糕的国家，这一规律普遍有效。

研究认知的极限

墨翟反对人们过于热衷研究认知的极限。他说，在各个领域确定被视为障碍的认知极限，目的是为了延展这一极限，这一点十分有用。了解人的眼睛能够看到的大小事物的极限，进而发明器具改善人的目力，这是十分有益的。而哲学家们谈及认知时，同样向前走，但是走得不远。他们不关心多或少的问题，而是关注全部或者没有的问题。艾福老师曾说，对于能够掌控的东西，人们尽管可以大胆地谈论对其的可能认知。如果种植小麦，又能预言命运之幽暗，那么也可以谈论自然可以被认知的可能性。那些想要知道得越多的人，基本上都不愿知道得太多，因为他们不愿知道刚才上面所说的内容。他们仅仅想通过语言，不借助实验，就做出决定，这个决定就是这种态度的后果。他们只是试图将一堆词藻罗列起来去表达某种必然性：一切可以被认知抑或没有什么可以被认知。那些所运用的词汇不会改变其原有含义，而这一结果的某些规律也一直可以被应用。他们大多时候对没有什么可以被认知这一观点有兴趣（此时一切可以被认知的也无法说明任何东西）。如果他们将词汇排列后得出的结论是，剩下的事物不可被认知，这并非表示他们不再希望人们对这些事物继续产生兴趣，而是要对人们的行动产生影响。他们不容欺骗，不抱有幻想，遇到这样的情形便会极其怀疑某个可供人们盲目信仰的神祇或者神灵的存在。他们只是淌着汗，用所有的疑惑和他们的科学知识来反驳那些真正怀疑者们的诘问，即世上没有外部而来的神灵之影响，因为人们无法认知神的存在。他们说道，如果人类无法认知，又岂能要求神灵们让他们可以被人类认知？他们宣称，不会通过这样的思考来麻痹人们的行为。他们要求，即便人们无法认知，也要采取行动。他们轻蔑地指出，事实上人们的行动在继续。他们皱了皱鼻子说道，对于人类的所有行动来说，这些半盲目的、不充分的认知已经完全足够。哪些认知还不足够，他们当然不会回答。

范子的比喻

作家范子和一位同事前去参加一个葬礼。这位同事感伤于不能再同死者交谈，面对幽暗的墓穴心生反感，他考虑片刻后说道：我和你一样，不太相信神灵的存在。但是为何就不可能在某处存在一种精神力量，它会在宇宙中发挥能量。在这样的猜测中我未见任何荒谬的东西。范子立刻笑答道：为什么在平桥城的福西井胡同四号没有住着一位姓鲁的先生？这样的推测中我未见任何荒谬的东西。

关于苏的谈话

金叶向郭讲述他在苏国见到的一桩诉讼案。一个农夫进城去，想要在铁匠铺找份活儿干。有一家人让农夫住到了家里，因为这家人的儿子出门去了，家里正好有地方。农夫答应，只要那个儿子一回来，他就搬走。但是儿子回来以后，农夫却没有搬走，因为找房子很困难。房屋的管理部门现在控告这位男子，但是法庭没有做出判决，而是委托房屋管理部门为这位男子找住房，并且他们自己也承诺去找房子。金叶称赞说，法庭已经认识到，搬出一间屋子就意味着搬进另一间屋子。郭说，如果真能这样做，那当然很好，我们面前的这个国家就变成了大师们之前要求的那样。但是我知道，苏国有很多事情并未按照大师们的要求去做，所以我不相信这个故事是真的。你想，如果事情都以这种马虎的方式来处理，会出现什么样的局面呢？金叶答道，这些事情似乎就是以这种马虎的方式来处理的。也许会出现你说的那种局面，然后会怎样呢？

郭说，我不相信这个故事。金叶说，这是我亲眼所见。这是有人表演给你看的，郭倔强地说道，因为你当时在场，所以人们就决定这么办了。金说，即使这事情只发生过一次，并且是因为我的缘故，能找到这样理智的解决方式也是很大的功绩。如果你听说，某地有位男子，他跑得比其他人都快，他这么做的原因只是因为你站在旁边，这难道不是一项很大的成绩吗？

在巨大的人群附近，个人的思想会发生变化。政治家司叶发现，如果听众数量众多，那么他面对这些听众所讲的内容与他在家所准备的不同。哲学家们将此视作身体行为。他指出，演讲者在演讲前，心脏的跳动会随之调整。被告在法庭上也大多会努力使自己与法官的说法保持距离，如果不成功，他就会做出附和法官意见的举动，只是因为法官（似乎）代表了许多人的意见。

危险一般比逃离更持久。

脑力劳动者对变革的兴趣

费胡旺问：除了对变革的普遍兴趣，脑力劳动者对此还会产生什么样的兴趣？墨翟说，我们先把医生们拿出来加以分析。每个人都知道，医生数量太多，以至于他们的收入不高，但是医生数量又太少，以至于病人们无法得到好的医治。许多医生的就业情况不佳，所以他们只得在短短数年内仓促地结束学业。挣钱最少的是那些接待病人最多的医生，因为大多数病人很穷。穷人遭受疾病的折磨最大，得到的医治也最差。他们的医生没有时间去进修。他们忙着用错误的医治方法去治疗，以至于没有时间去学习正确的方法。而药物的使用方法则由药商来确定。开给病人的药并不是对他们进行最好的治疗，而是花去他们最多的金钱。最糟糕的是，医生对于如何抵御疾病无能为力。他们只有在为剥削者争取更多的利润方面对国家有影响力。或者这可以通过那些对人们有利的措施实现，但是更多时候是通过那些对人们有害的措施实现的。医生们说，对他们而言，每个人都是一样的。面对送到他们那里的病人，医生们把他视为一个与平时不同的、赤裸的、没有行为能力的躯体，没有过去与未来。病人的疾病根源没有被消除，只不过出现了这一根源的后果，即疾病。

医生们的定位在战争中最为清晰。他们无力阻止战争，只能将破碎的身体各个部分缝补起来。而我们的城市中一直战争不断。

卡梅说，当蚕吐丝是为了熬过自己作为蚕的这段日子，它就成了一个真正的苦力。

不要构建世界观

墨翟说，在经验基础上得出的种种判断交织在一起，一般与得出经验的过程不同。各种评判的统一并不能提供事情过程的准确图景。如果过多的评判交织在一起，那么要追溯到过往就变得很艰难。一个完整的世界提供了一个图景，但是这张图景却无法包含整个世界。如果评判的目的是为了掌控相关事务，那么将评判与经验联系起来胜过将各种评判联系在一起。墨翟反对构建过于完整的世界观。

金叶的医学理论

墨翟讲道，金叶曾经学过医科。他说，在大法的基础上他产生了以下的想法：面对身体出现的某些疾病，人们尝试用那些在健康人身上引起相似疾病现象的方法来治愈。发烧之类的疾病可以用那些引起发烧的方法来治愈。人们可以把生病的身体视作可以自我痊愈的肌体。人体内出现了一种对立，它试图在疾病（对立中代表糟糕的一方）中达到这样一种状态，即符合身体对它提出的要求。支持这糟糕一方的手段可以让人恢复健康，这些手段全面帮助疾病发展并使它控制整个身体。

墨翟偶尔会讲述金叶的这个理论，因为它似乎很好地向他呈现了一幅革命的画面。

操纵的艺术

倪恩列教导说，如果在一条狭小的道路上行车，需要注意前方车辆，否则很容易撞上去。如何注意前方行驶的车辆呢？要注意在前方车辆前面行驶的车辆。要注意前方车辆行驶道路上的一切障碍，这会影响到它的行驶和停车。人们似乎也是在跟随前方车辆行驶，如果有什么挡住了它的去路，它就得停车。如果有东西挡住了在我前面行驶的车辆，我也必须停车，因为它不是独立的。不断地自问前方车辆行车依赖什么条件，这一点很重要。

爱人们相互了解

墨翟说，对于许多人来说，朋友们脑海里对他们留下的印象也许不够高大。他们的虚荣心没有看到，爱他们的人创造了新东西。人们应该和那些对他们有好印象的人交往，为了不辜负这个好印象，人们就能变得更好。但是如果要忍受好印象被辜负，事情就会变糟。因为如果原型没有做好自己该做的事，爱他的人就会报复，不是报复在印象上，而是报复在原型身上。

老人的无助

老人的无助会为他们赢得照顾，这种无助在于，他们无法再信赖自己的说服力，而必须依靠自己的权威。他们的经验赋予他们提出各种建议的权利，但是他们经常遗忘了自己的经验。他们不够强大，无法赢得爱，因此他们就得依赖过去获得的爱。他们只能低声谈话，因此如果他们在场，人们就只能沉默。因为思路不通畅，他们的发言冗长。因为没有人爱他们了，他们表现得像个暴君。因为不久后就将死去，所以他们没有耐心。因为无法验证任何东西，他们疑心重重。他们经常回忆过去获得的经验，因为今后再也无法获得新的经验了。他们能够给予的裨益很难获得，而他们带来的损害却很难阻挡。对待他们要用特别的友善才行。

墨翟谈骗子的圈套

墨翟听说：墨翟喜欢讲述骗子们的圈套，人们发现，骗子的伎俩和能力让他很开心。是这样吗？

墨翟是这样为自己辩解的：能力和伎俩使我开心。如果有伎俩和有能力的人能在你们的国家里行骗，那我就必须在伎俩和能力被用于骗术的地方让自己为伎俩和能力感到愉快。不用我放弃自己的愉悦，你们完全能够从我这儿获得好的表演。

墨翟说，思考跟随困难而来，而先于行动。

罗问：你能谈一下书籍吗？哲学是否是思考的结果，然后在书籍中呈现出来？墨翟答道：不，我们不想谈论哲学，而要谈论哲学研究，这是可见的行动。我们想以群众为出发点。群众说：这个人和那个人是哲学家，他像哲学家一样死去，他对自己的太太讲话时像个哲学家，他面对国家时像个哲学家。罗说：群众说，这个人和那个人像哲学家一样沉思冥想，说话不清晰，思考遥远的东西，不能干。墨翟问：群众说这话的时候用的是尊敬的口吻吗？罗说：不是，他们口气很轻蔑。让我们回到前面一种人那里，人们提及他们时是认可的语气。他们把哲学变成了一种行动，一种有益的举动，这是他们和后一种人的区别之处。

米恩列（MI-EN-LEHS）关于登高山的比喻

铁犁工匠和贫穷的农夫们在米恩列的帮助下掌握权力之后，他们并不能立刻实现自己的计划。他们前进的步伐似乎减慢了，有时甚至还得倒退几步。这一景象对于许多远观者来说是无法忍受的。每当铁犁工匠们在以米恩列为首的无产者团体的带领下遭遇失败，或者为了避免失败而推迟一项计划，那些看客们就开始嚷嚷说，铁犁工匠们背叛了他们的原则，团体让一切照旧，毫无进展。这些人把革命视作一次性的行动，就仿佛是跃过一道岩石缝隙，只能是成功或者失败，如果失败，跳跃者就会身亡。米恩列说：

我们想象一下，有一个人想要攀登一座又高又陡、迄今为止尚无人探险过的山峰。我们假设，他成功地克服了闻所未闻的艰难险阻，攀登到了前人未到达的高度，但是他并未到达顶峰。他现在处于这样一个境地，如果向以前选择的方向移动，这不仅艰险，而且不能实现目标。他必须返回向下走，去寻找新的道路，尽管这样很无聊，但是这提供了到达顶峰的可能性。从我们想象的这位攀登者所处的世人从未到达的高度向下爬，这比向上爬更为艰险：此时更容易滑倒，向下爬时更难观察落脚的地点，而且不再怀有那种向上攀登时即将要到达目的地的高昂情绪。攀登者还必须用绳索系住，用冰镐挖出几处地方以便固定绳索，这些都会花费一些时间。他不得不以龟速向下爬，越来越远离目标。他不去看这种危险的、折磨人的向下爬的行为是否最终能找到一条充满希望的迂回之道，在这条道路上，他可以重新安全地、迅速地、笔直地向前行，最终成功地抵达山顶目的地。

处于这种境地的人已经到达了一个闻所未闻的高度，让他花几分钟时间来调整一下沮丧的情绪，接受这一点难道不是很自然的事吗？如果爬山者听到了山下传来的、那些从安全的远处举着望远镜观察这危险的向下攀登行为的人们所发出的声音，攀登者用来调整心情的时间必定更长，次数更频繁，而且他的心情会更沉重。攀登者的行为不能被称作“刹车”，因为刹车的前提是有一辆之前计算好的、被调试过的车辆，一条铺得平整的道路和调试过的动力装置。而爬山时没有车辆、没有道路，根本什么都没有，没有之前调试好的东西。

从山下传来了幸灾乐祸的声音。一些人直接表达自己的幸灾乐祸，他们嚷道：他马上就要掉下来了，活该！谁让他这么疯狂？另一些人则试图掩盖自己的幸灾乐祸，他们的行为类似犹大之举动：满脸忧愁地望向天空，怨叹道，我们的担忧被证实了。我们难道没有穷尽一生来制订这一攻克高山的正确方案吗？我们难道没有提出暂缓登山直至完善这一计划的要求吗？我们当时激动地反对这一登山线路，这个傻瓜现在也离开了这一线路（你们看啊，看啊，他返回了，他在向下爬，他忙活了几小时，就为了倒退几英寸。以前在我们要求系统的准确计划和标准时，他用最恶劣的语言骂了我们）。我们当时热火朝天地评判这一无意义的举动，并且警告每个人不要给他提供支援和帮助，这些都是出于对这一伟大登山计划的热爱，目的是不使这一伟大计划出丑。

幸好我们想象的这位处于上面列举条件中的登山客无法听到这些怀有登山想法的“真朋友”的声音，否则他会感到恶心。据说，恶心对保持头脑清醒和脚步稳健不利，尤其是在高山上。

米恩列的投票

米恩列所在的苏国被强盗般的加国袭击，而在掠夺成性的叶国有一位加国的敌人。于是叶国给米恩列的国家提供了武器和食品用于抵御外敌。苏国的百姓对于是否要接受这一帮助犹豫不决。米恩列立刻说道，对于如何命名和如何行动，现在得区别对待，然后必须要双管齐下。因为他无法亲自参加听证会，于是他寄了一封信，信中写到，我请求你们替我投上赞同票，我赞同接受叶国的强盗们手中的资助和武器。

倪恩（NI-EN）的呼吁

倪恩的几个学生说道，倪恩的呼吁由于糟糕的赞扬而变得暗淡无光。因为焚香环绕，人们无法见到图像本身，于是说，这里一定藏了些什么。其他人说，我们首先赞扬的是那些赞美者的赞美行为，因为需要许多赞美。通向前方的道路隐于黑暗中，因为这条道路之前从未有人走过，而引导者们无法总有证据来证明他所提建议的优越性。从未见过种子发芽的饥饿的人们被叫去播种。他们一定相信，人们是要强迫他们把满手的谷粒撒出去，把土豆埋到泥土里。

一项建议，涉及倪恩的别名

卡梅的一位学生建议，不要称倪恩为伟大者，而是称他为有益者。但是现在发出这样的赞扬还为时过早。有益者这个称号已经存在很长时间，不包含任何荣誉，因此现在关于他很有益的说法不再能让人相信他能够领导大家。从领导者身上人们得知，他们非常懂得为自己谋取利益。卡梅的这个学生不久就认识到了自己建议的不合适。他说道，原本我是希望有益者最终被视为伟大者，而这一点倪恩已经做到了。

倪恩谈学习

苏国的铁匠把新的工具送到乡间时，人们首先要学习如何使用这些工具。起初很多工具都被毁坏了。不久就有这样的声音响了起来：应该先教人们使用，然后再把工具送过来。倪恩阻止了这件事情。他说，把自己的东西毁坏了才能学好。（他很快理解了“好”概念，因为这个国家没有太多时间。）

一次，铁匠们给边境的伐木工们送去了大功率的锯子，这些伐木工之前一直都用斧子砍伐树木。伐木工们不相信这些锯子，起初用它来砍伐软木质的、树干很细的树木，锯的时候感觉是在切黄油。他们很吃惊，于是选择了软木质的粗树木。当他们发现这也很容易锯断时，他们开始用它来锯硬木质的细树木，结果发现这些也很容易被锯断。伐木工们欣喜若狂，拖来了质地最硬树木的树根，架起了锯子。锯子不再那么容易地能把树根锯穿，而且开始发烫，当然最后树根还是被锯开了。他们喜出望外，又把锯子架到了一块巨石上，这次锯子当然就被毁坏了。

几位伐木工伤心地去首都找倪恩，想要一把新锯子。他们羞愧地向倪恩描述了锯子是如何发出刺耳的响声并且被毁坏的。“锯子送过去的时候没有老师陪同吗？”倪恩笑着问道。“当然有，”他们说道：“我们现在想起他们来了。”“他们没有叫嚷吗？”倪恩问。“他们的声音没有锯子的声音响。”伐木工们答道。倪恩说：“你们会得到新的锯子，我很喜欢你们。如果我们没有像你们一样去尝试一些不可行的事情，我们永远都发明不出能够切割最硬树木的树根的锯子。”

那些抱怨某些弊端却不提及那些可消除的弊端起因的人可能是有害的

现在应该绝对没有人被拦着不能对那些无从避免的弊端表达自己的伤怀之情了。这些弊端经常只是对他们自身而言是不可避免的，通过大声表达的伤感，他们强调了这一不可避免性，还使得那些知道如何消除弊端的人也随声附和。必须禁止他们把似乎不可避免的局面弄得极其伤感，否则他们的抱怨声会使那些正遭受弊端之苦的人们丧失勇气，这反而声援了那些制造痛苦者。例如，源自特定所有关系的痛苦被抱怨为不可避免的、“永坠痛苦深渊”的痛苦。通过这样的抱怨，那些通过他们的所有物引起痛苦的所有者们就会获得自然力量的表象，这一表象相当受他们的欢迎。他们会变成巨大的、自然的以及无从躲避的力量，是受冻者们面对的寒雪，是忍受地动山摇者们面对的地震，这种力量无人能够阻挡。

认识暴力的困难

许多人已准备好去抵抗施加于无力还击者身上的暴力。然而，他们能认出暴力吗？

有些暴力行为很容易被认出来。如果因为鼻子的形状或者头发的颜色而被人践踏，这种暴力行为对大多数人来说是显而易见的。即便把人关进令人窒息的监狱，也能从这个堡垒上看到暴力。

我们到处可见外貌严重受损的人们，这些人似乎被钢条鞭笞过，还有一些人三十岁的年纪却看起来像老人，这里就无法看出暴力的痕迹。人们住在洞里，年复一年，这些洞穴不比监狱舒适，从里面出来的可能性不会比离开监狱的可能性多，当然，这些洞穴门口没有站着监狱长。

遭遇此类暴力者的数量远远多于那些某日被人殴打或者被扔进某些监狱的人的数量。

糟糕的时代

墨翟曾读过下面这则故事：一位革命者接受了一项死亡使命。当他离开时，他已经支持不住了。“你害怕吗？”他的陪同者问道。他回答说：“是的，我害怕。”“你害怕的话为何不返回呢？”他说：“我的恐惧是我自己的弱点，我的死亡却是一件公共事件。”

墨翟说，人们不允许自己屈服于恐惧，这样的时代是糟糕的时代。然而很多人喜欢为了集体而赴难，在这个集体中，个人可以兼顾自己和集体。

保护与掠夺

古时候，魏国的贵族们对农民们大肆压榨。当邻国的贵族来袭，魏国的贵族们就拿起剑保护农民们不受侵犯。掠夺同时也是保护，保护就是掠夺。贵族的奴仆们被安排住在农庄里，他们可以取用那里的东西。贵族们和农民们的行为里包含了一些矛盾性的东西。贵族们殴打他们的被保护人，农民们耐心地等待他们的折磨者。

观察这些矛盾可以引导出好的解决方法。如果有足够多的农民认识到，贵族们全都是掠夺者，他们只是因为抢劫时不统一才发生内讧，那么先前只是驱赶了本国贵族的农民，他们就会纠正自己原来的错误做法，通过利用贵族们之间争夺利益的矛盾，进而将所有的贵族都赶走。如此一来，掠夺的行为就彻底消失了。

写史之难

魏国的王侯造了一座堤坝以抵御洪水，几位史书撰写者于是对他的仁爱歌功颂德。他们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魏侯用武力强迫那些对洪水无所畏惧的人去建造堤坝，这些人没有田地。魏侯为了建造堤坝，不断需要大笔的税收。因此也许可以这么说，魏侯是为了收入才建造了这座堤坝。另外几个史书撰写者考虑到了这点，于是对魏国王侯进行鞭挞。这些人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堤坝可以很好地抵御洪水，魏侯则投入了很多精力来将人力整合起来，并进行有效分配。

这两类史书撰写者都缺乏大法（Groβe Methode）。

魏国那些被保护的人有可能变为被掠夺者。当他们听到洪水破堤而出，于是省吃俭用拼凑出捐税。魏侯一边建造堤坝，一边索要钱财。但是在史书的描述中却存在着矛盾和非此即彼的情形，因此史书撰写者们只能进行这样或者那样的选择。

聪明脑瓜的愚蠢使用

作家费胡旺对墨翟说：有头脑的人不会参与你们的争斗，最聪明的人认为你们的看法是错误的。墨翟答道：聪明的脑瓜可能被愚蠢地使用，使用者既有当权者，也有脑瓜所有者本人。恰恰是为了支撑最愚蠢的抑或是最不可能持久的观点或活动，所以人们才租用聪明的脑瓜。最聪明的脑瓜不是致力于认知真理，而是致力于如何通过谎言去获取利益。他们追求的并非是自我喝彩，而是他们肚皮的掌声。

脑力劳动者们的敌对者

脑力劳动者们为何不赞同变革？费胡旺问道。墨翟说，他们面对变革没有用头脑思考，而是用了肚皮。他们担心，由于我们敦促他们填满物质和知识的仓库，会干扰他们的主要任务，即填饱自己的肚子。他们认为，一项任务必然会妨碍另一项任务。他们生活在产生贫困的体制下，他们自己制造贫困并对此产生惧怕之心。他们看到，只有少数人能够生活得很好，却没有认识到，这种少数人的好生活是在当前坏的体制下和多数人的坏生活基础上生成的。他们把这种体制视为自然的和无法避免的。他们说：为何花朵应以异于现在的方式绽放呢？他们忘了，花期过后是异于花朵的果实，这同样是自然之物。

关于思考

墨翟教导说：思考是人对待他人的态度方式，它很少去研究其他的自然现象，因为人类走向自然会不断地走一些弯路，期间经过同类。面对所有的思想，人们必然会寻找自己的同类，走向他们抑或离开，然后才能理解他们的影响。

人类的命运

墨翟说，人类的命运是人。

关于思想王国

整理秩序的某些思想，将不同的思想分门别类的思想，这些都可以与政府工作人员的行为进行很好的类比。起初设置政府工作人员是将他们定位为公仆，不久他们就变成了公众的主人。他们应当为生产创造实现的条件，却侵吞了生产所有。通过利用不同思想间的某些矛盾，他们俨然以主人身份自居。为此他们听从有权力者，而非那些有助益者。

可以将思想王国与一般意义上的王国进行类比，墨翟轻蔑地说道，它们都充满了可憎的压迫。除了压迫，没有其他的秩序了。特定的群体走向权力，让所有其他的人臣服。重要的不是功绩，而是出身和关系。有助益者被迫做了有权力者的奴仆。谁一旦拥有了权力，就把所有正在追求权力的人踩在脚下。某些煽动性思想的积累被毫不留情地阻拦。可以这么说，思想王国与它所在的王国完全相同。

很大部分的思想将自己的存在归功于它们为他人的效力。鉴于此，这些思想的存在才有意义。这套检验体系已经完全腐败，关系决定一切。特定的思想是独一无二的，仅仅为了宣布这个王国的永恒性才存在。它们日夜证明，此事是自然的一部分，不可更改。如果这些思想在执行公务中变老或者发福，它们就会偶尔被其他年轻的、更有活力的思想所代替，这些思想会用新词汇来代表这一古老王国。

关于利己主义

杨楚教导说：如果有人说，利己主义是坏的，这就会让人想到，这个国家的状况是，利己主义产生了不好的影响。我认为这个国家的情况很糟糕。

如果商人将低廉的商品出售却能索要高昂的价格，如果能够强迫一无所有者为了极少的回报而艰苦劳作，如果能用利润阻止人们的发明活动，如果能保持家人的依赖性，如果用武力能够达成目的，如果欺骗有用，如果狡黠带来利益，如果正义招致损失，那么人就是自私的。如果不愿见到利己主义，人们不必用言语去反对它，而应该创造一个不需要利己主义的环境。

反对利己主义的言论意味着，想要保持使利己主义可能滋生甚至变得必需的环境（如果人多而食物太少，那么要么所有人饿死，要么有几个人活下来，而这个行动是自私的）。

如果自私不针对他人，那么反对自私也不能获得什么，而反对缺乏自私之心也许可以有所得。糟糕的环境既可能源于一些人的自私之心，也可能源自另一些人的缺乏自私之心。不够爱自己者，不为自己设法获取一些东西使自己变得可爱的人，不为自己搞到香皂洗浴的女士，不为自己获取知识使自己接受教育的男士，不保养自己而是让自己变得恶心的人，他们用自己的愁苦污染民众。

生活在潮湿洞穴却感到满意的人，因辛劳而过早地弯下了自己脊梁的人，不太愿意去了解的人，他和那命令他住进潮湿洞穴的人，把他的脊梁压弯的人，让他远离知识的人一样，呈现给民众的是一幅野蛮的图景。

如果想要爱自己，而这种自私又不会针对他人，那就必须创造一个能让这种真正的自爱生长的环境。

关于万物皆流1

政权更迭前夕，拓慈观察到，铁器厂的企业主们无法再继续剥削铁匠，他们即将失败。铁匠们过去经常通过拒绝劳动来强迫工厂主提供更高的报酬，但是他们现在却敦促工厂主们继续这种剥削行为。此时，工厂缺乏铁原料，而工厂主们害怕无法再从政府那里获得制造战车的经费，因此车间停产了。对于铁匠们而言，生活意味着被剥削，现在他们担心自己的生活了。他们愤怒地驱赶工厂主，据说是因为工厂主们拒绝继续剥削行为。

关于万物皆流2

我发现，没有什么东西是完全消亡的，已经死去的亦如此。死气沉沉的石头呼吸着，它们自身发生着变化，也改变着外部环境。甚至没有生命的月亮也运动着，它将光亮投向地球，尽管这是异样的光线，它决定着坠落之物的轨迹，引发海水的潮起潮落。只要它惊吓到了见到它的人，哪怕只有一个人，它就不是死的，它活着。尽管如此，我发现它在某种形式上是死亡的。如果把所有关于它活着的要素归拢在一起，这些要素太少且无法归纳，因此人们一般称它为死的。假设我们不这么做，如果我们不称它为死的，我们就失去了一个名称，这个词语同样也是死的，我们将自己所见进行命名的可能性也不存在了，因为它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并非是死的。我们应考虑到它的双面性，将它当作一个死亡的非死物来对待，当然更多的是偏向其死亡性。它从某种角度来说已死亡，这一死亡性绝对且无法更改，但是它并非从任何角度来说都已死亡。

关于粗鄙的唯物论

墨翟说，某种大胆的肤浅有利于研究，它面对复杂无所畏惧。我请大家注意医生，他们很有用，同时也很肤浅。谁会想到去将疼痛的头颅打开，或者将一条胳膊截肢，扯出神经组织和肌肉，然后将其用钢丝固定在一个假手上？这其中就包含了思想的某种粗鄙。对繁复的恐惧使许多人麻痹，他们认为发生的一切都是必须的。但是在发生的事情中，往往只有部分是必须的，其他部分可以被省略或者采用其他方式来进行。米恩列在改变一切时，从未管理过车间，或者手里有很多钱，或者去打听如何将牛奶送进城里。他不害怕繁复，没有将一切发生的事视为必须，这样车间才能运转起来，资金得以周转，牛奶也进了城。

关于团体1

米恩列说，只凭自己的良心，只听从自己的思想，每次尝试失败后爬回自己的洞穴，总是冲向新事物，总是留着自己做最重要的事，只从信念出发，只喜欢危险，这些事可以在团体以外做。在团体里面可以通过斗争获得胜利。

米恩列说，相信自己的力量，这大都意味着也会相信或者首先相信不熟悉的人们突然爆发的力量。那些不认可自己熟悉的人的人们，则大多会认可自己不熟悉的人。没有这些不熟悉者构成的人群，什么事也办不成，但是个人凭借这些不熟悉的人群，也办不成什么事。团体则是将熟悉的、可找到的、认识许多人的、找人的这些人群放到不熟悉的人群中去。

米恩列说，正如必须会走好棋一样，人也必须会犯错误。如果一只猫犯了错误，并从屋顶上跌落，它必须能够摆脱困境。个人经常会因为某一个错误而失败，团体则不容易失败。它敢于尝试更多的事，因为它不会因为单个错误就遭受失败。

农民领袖将剥削者和他们的奴仆排除在外，把全体人民视为一个整体，这个整体可以废除剥削。许多工人将大工厂的代言人视为一个整体。但是米恩列只把团体视为一个真正能够行动的整体，是起义的行动者。他说，代言人和全体民众为了让自己形成规模，需要起义，然而他们并没有做好思想准备。民众和代言人所了解的情况并非一样多，他们行动时则参照自己所了解的内容。团体所知道的多于所学的，它不知道所有的事，却也能采取行动（较少按照指示）。

米恩列说，民众的发展缓慢而又不均衡，遗忘了很多，学了许多错误的东西。个人的发展方向各异，他们雄心勃勃，复仇欲强。团体的发展十分稳定，它积累经验，考验人们，让他们尝试，将一切集中起来。

关于团体2

萨大师教导说，解放之来势犹如火山爆发。兰曲教导说，解放发生时犹如突袭。米恩列教导说，爆发和突袭，二者皆需要。

在分析中，他发现了巨大动荡的来临，因此他建立了团体。

萨大师指责米恩列大师用让民众掌权做借口，但实际上是他来掌控民众。米恩列讲了个故事：我认识两位男子，他们住在同一栋屋子里，但是住在不同的房间。年长的那位睡在一张舒适的床上，年轻的那位睡在一张皮垫子上。大清早，年长者把年轻者从香甜的睡梦中摇醒，而此时年轻者还不愿意醒来。吃饭时，年长者经常把年轻者爱吃的拿走。如果年轻者想要喝点酒，他从年长者那里只能得到水或者牛奶。如果他偷偷弄了点会喝醉的米酒，年长者就会在大家面前用尖刻的语言嘲笑他。如果他生气地回嘴，就得公开赔礼道歉。上午时分，我看见年长者坐在马上，从后面驱赶着年轻人。有一天，我向年长者问起他的这位奴隶。这不是我的奴隶，他惊恐地说道，他是位冠军，我正为了他最重要的一场赛事而训练他，他雇用我来训练他的礼仪，我才是奴隶。

为了了解谁是主人谁是奴隶，米恩列说道，我建议去问一下，谁从这个关系中能获取更大的利益。

铁犁工匠们在米恩列的帮助下驱赶他们的主人时，他们需要一些导师来管理工厂。这些导师坚信自己的重要性，要求获得巨大的支持。米恩列尽管过度劳累，病恹恹的，吃得少而简单，他还是习惯性地向铁犁工匠们建议说：给这些讨厌的家伙送去最好的鸡和最新鲜的牛奶！然后他轻轻地坐过去，狡猾地环顾了四周，说：还有你们最不耐烦的鄙视！

关于难以理解之物的魔力

难以理解之物会产生某种魔力。脑力劳动者和登山者一样，经常喜欢难以攀登的山峰，它可以给他们提供展示或者发展自己艺术的机会。在运转糟糕的国家里，脑力劳动者似乎是最有用的，那里需要他们的艺术来将荒诞的原则解释为最好的。甚至无法攀登的山峰也不是完全无法攀登了，如此之高人们也爬上去了，还带着一些完全无法理解的哲学家们的语言：其中的某些语言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有意义的。此外，脑力劳动者们知道，思考时必须尽可能多地考虑一些东西，也就是说，必须尽可能将形形色色的东西随身携带，包括那些不清楚的、在民众中也是模糊的，还有那些宽泛而又不清晰的事物，但是却能使他们的思想稳定下来。反之，陷入一般思考的小人物也并非不乐意去断言：一切事物都纠结在一起，思考并不是万能的。他头脑里的混乱就是现实世界中的混乱。从他的立场出发，这个世界恰恰经常是最难理清秩序的。为何应该去整理他的思想呢？

关于尊重

小市民们想要消除社会地位带来的优越，但是社会地位的不同应当保留。花匠要求，拥有更多或者凭借自己的地位损害他人或者获得更多利益的人，不能借此从民众那儿要求更多的关注。但是这样的一个人，无论他是否提出这样的要求，他无论如何还是获得了关注，这一点难道不清楚吗？尊重之必要性

尊重那些给人们带来益处的人是好事。如果获得了尊重，他就会更好地给人们带来益处。当一个富有经验者发言时，房间里必须保持安静。如此，认为自己的建议会被人采纳的这位发言者就会好好考虑这些建议了。引言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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